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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武建华: 林彪叛逃后我奉命做的几件事
帖子发表于 : 周三 6月 20, 2012 11: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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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后我奉命做的几件事


武建华


 一、我专程赴北戴河安排非常时期林立衡的安全问题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经过这次会议,林彪在党内领导人的排列中上升为第二位。这就涉及对林彪的警卫规格问题。林彪的警卫工作,原先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有关规定,应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为明确林彪处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派有关负责干部去同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商办,听听她的意见。
  叶群认为,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警卫工作,应由中央、军委两个警卫部门分管比较合适。最终叶就此去报告了林彪,林处的警卫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8341部队除北戴河原有的守卫部队,又从北京调去部分随卫部队,由姜作寿大队长带队,并派张宏副团长到北戴河主管这件事。
  从“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了解的情况得知,原先林立衡并未随同林彪到北戴河,一直照常住在北京。直到1971年9月6日,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要她同正在谈恋爱的张清林以及为林立果选的美女张×马上到北戴河来,说要他们陪首长(指林彪)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前回北京。
  9月7日上午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还有空军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杨森处长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
  刚住下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57号楼他的住地密谈。林立衡由此心情紧张,坐立不安。9月12日下午,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林彪贴身警卫李文普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靠近他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林彪)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李文普感到突然,不相信。他对林立衡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能行吗?”林立衡见李这个样子,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接着,林立衡又找到从总政治部调来在林彪处工作、挂名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谈。刘又同秘书宋德金商量怎么办。据宋德金说:刘吉纯把他拉到偏僻处,悄悄对他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怎么办?”我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动向随时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据李文普说:12日下午,我从北戴河空军疗养院办女儿参军当护士的事回到住地时,96楼的气氛就比较紧张,几个人问我到哪里去了?并称我们认为有人把你害了呢。就在这时,林立衡又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一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我心中没有底,还是问她有什么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这事不好办。
  12日晚饭前,林彪和叶群一起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礼,要李文普准备照相。叶群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接着说:“那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
  12日晚饭后,林立衡知道林立果从北京回来了,正在林彪房里密谈。她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林立衡叫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再到林彪门外细听。张恒昌回来告诉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交给我?”
  
  林立衡听后,决定去8341警卫部队报告,她要李文普注意林立果的动向,她自己带着杨森处长,穿过小树林,到了58号楼警卫部队值班室向张宏副团长报告。
  林立衡跑得气喘吁吁地说:“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今晚已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
  张宏立刻将此情况通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副局长张耀祠,报告了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总理。由此揭开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的序幕。
  9月14日下午5点多钟,我正在中南海参与紧急战备值班,忽然接到汪东兴同志的电话,他要我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去一趟。见面后他跟我说:林彪他们已在外蒙古摔死了,总理交代要保护好林立衡的安全,防止林立果的余党乘机搞暗害等报复活动。安全措施要注意隐藏一点,做到内紧外松。目前先住在北戴河,以后有什么变动听通知。你现在就收拾一下速去北戴河。
  当晚我就乘火车,于15日凌晨3时左右到达北戴河车站。姜作寿大队长派车把我接到北戴河紧挨着林彪住地的57号楼。林立衡住在56号楼,离我不远。住下来以后,我把中央领导交代的任务,告诉了姜作寿大队长。我们一起分析了北戴河当前的情况,研究了不动声色地保护好林立衡在北戴河的安全措施,有利的条件是把林立衡的生活、活动,置于原林彪活动的警戒范围内,不与外来人员接触,一切生活照常。就这样又在北戴河住了10天左右。
  大约在9月27日,我接到汪东兴同志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把林立衡和他未婚夫张清林,一起妥善地护送到北京玉泉山住一段时间。我即和姜作寿大队长研究回京路上一系列安全保障问题。我们研究决定火车要用一节公务车,沿途要加强对公务车的警戒,最大限度减少与路人的接触。在北戴河上车和北京站下车时,汽车要开到站台上,直接进入火车和离开公务车。在姜作寿大队长带领下,配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携带速射武器及手榴弹等,严防路上发生袭击事件。从北京火车站到玉泉山,林立衡等两人乘防弹保险车,前后有警备车随行。9月28日,我同林立衡等离开北戴河,一路按警戒方案执行,林立衡也主动地配合我们的工作。当日晚饭前,到达北京西郊玉泉山,一路顺畅无事。
  玉泉山,在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西。全国解放后,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这里盖了几幢平房,为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工作、开会、休养准备的。林立衡与张清林分别进住玉泉山5号楼的两套客房,设备一应俱全,在小餐厅用餐。
  住下以后,我在电话上向汪东兴同志报告,林立衡已安全抵达玉泉山。他叫我同林立衡谈谈。我说如果能有个女同志同她交谈更方便些。他说好吧,我叫谢静宜去!我跟林立衡介绍了玉泉山的情况,告诉她中央安排她在这里住一段时间,有事可找中央警卫局主管玉泉山工作的李钊副局长。过了两个多月,李钊副局长告诉我,他遵照指示,把林立衡、张清林陪送到北京卫戍区一下属单位暂住。
  二、参与清查林彪在北戴河和毛家湾的文件
  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嘱咐,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我们先后到北戴河和北京毛家湾,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到北戴河的有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赖奎处长、中央办公厅政治部王歆秘书和我三人。
  我们是1971年9月15日到达北戴河的,当时林彪处的工作人员已集中到另外地方学习。我们没有找他们接头,是由主管那里警卫的姜作寿大队长带我们到林彪住地96楼的。
  为了准备党中央领导人去北戴河开会、工作、避暑等活动,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央警卫局就派人去北戴河开始经营。当时设置了一个小的机构,对外称“中直机关干休所”,对内实际上是中央警卫局驻北戴河管理科。当时负责人是警卫局服务处副处长何明孝,他带领一批干部和相当一部分勤杂人员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
  首先在那里安置了二十多位经过长征到达延安,后又经西柏坡随中央机关进城的红军老同志。他们当年在长征路上,曾为党中央挑过文书档案,为中央领导人做过饭,饲养过马匹,做过大量的勤杂工作,为人民做过贡献。进城后因年纪大、文化低、身体有病等原因,不能继续分配工作,就被安置在北戴河,结婚成家,抚养后代,安度晚年。
  何明孝在那里主要是做好各项基础设施工作。在北戴河海滨西区建设起中直机关避暑区。先后接管了旧社会外国人在这里避暑的“英国府”、“美国府”、“吴(佩孚)家楼”、“段(祺瑞)家楼”等若干楼房、别墅,进行房屋维修、道路铺设,完善水、电、通信设备及海滨浴场拉起的防鲨鱼网,并根据当时需要,又盖了部分平房。
  1959年到1960年,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借北京建筑人民大会堂的机会,利用剩余的建筑材料和在北京施工的队伍,在北戴河又修建了大会场、小会场、俱乐部、餐厅、电话总机、车库等公用场所。此后,又在联峰山下为林彪新建了一处比较宽大的住房,编号为96楼,林彪就是从这里仓皇叛逃出境的。
  我们进入室内,仔细察看了卧室、起居室、会客厅、值班室等处。有些地方显得相当凌乱,门窗、柜橱有的半开半关,书、报、杂志以至文印、信件等到处堆放,有些纸页、办公用品散落在地毯上、墙角边。可以想象,林彪在叛逃时是多么慌乱的。
  面对眼前这样杂乱的情况,我们确定与文件有关的物品,以秘书值班室为中心,逐屋先搜罗集中起来。我们从林、叶的卧室、起居室、书房到会客室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用房,一间一间的清理,桌子、橱柜、枕边、床下,片纸只字都不放过。
  集中以后,我们又仔细地进行梳理,分清急缓予以处置。就在我们进住96楼的第二天,我们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八”。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件材料非常重要,马上派专人急送北京中央办公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
  接着我们又把值班电话记录和近期对外来往的书信函件以及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材料,一批批送回北京中央办公厅。我们还在叶群用的保险柜里发现军队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等绝密文件。后来从工作人员那里知道,这几件绝密文件是叶群在9月11日,从毛家湾调来北戴河,准备把它带走的重要文件。
  从某些信函中我们看到,我们军队中,有的高级干部的夫人,纯粹为了拉关系、套近乎、攀高枝,千里迢迢写信给叶群,恭维奉承林彪、叶群,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了,使人看了不禁心惊肉麻。
  林彪在北戴河的文件材料等,经我们清查后,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派人全部接回北京保管。我们在北戴河十多天的清查任务也就结束了。
  我们回到北京,已经是国庆节了。王歆因事换成中办机要局处长葛振基,国庆节我们没有休息就赶到毛家湾“林家大院”。大院分成西东两院: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所;东院是林办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东院有一幢三层楼房,除几间办公室外,文件、图书都在楼上。文件集中放在二层的一个大间内,按照文件保管的要求,登记、分类、编号,有序的分存在橱柜中。我们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印发的文件以及各部门、各单位印送参阅的各种文件基本上未动。只在日常办理的现行文件、材料、案件中查询异常的问题。对这样的材料,我们都是一件件筛过的。因为工作量大,要求急,我们不仅不休息,还得加班加点,每天搞到午夜前后,在警卫部队食堂吃点挂面、馒头片、咸菜等,饱肚就可以了。
  这时,在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的林彪专案组已经成立,专案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是纪登奎和汪东兴。他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我们拣索出来的文件,初时一件一件地送到专案组,后来改成一批三五件地送给他们,其中不少是党内高层干部属于人际关系方面的材料。
  我们在林彪处清查文件,时间久了,也看到、听到一些新鲜事。
  
  奇特的办公方式
  林彪同中央别的首长不一样,自己不看东西,所有的文件、材料、电报等都由秘书选出来以后讲给他听。他则端坐在沙发上或在地毯上踱步。他一边听,一边手里摆弄着一盒精制的高级火柴。他擦着一根火柴后,立即将它吹灭,把刚熄灭了的还冒着白烟的火柴头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就扔在下边。然后他又擦第二根、第三根,地毯上、茶几上,他扔下火柴杆已有几十根了,然而他还继续擦。连在批件上划圈都由秘书代劳。这种办公的方式,在“林办”叫做“讲文件”。
  “讲文件”有很多要求和规矩。选文件时,要选最重要的;有些可以积累起来,待材料丰富后再专题讲。讲文件时,只能讲大意,不能照文件念,如果照念据说林彪听后由于紧张而出汗,那就砸锅了。林彪听秘书讲文件,都是由内勤临时去叫,秘书不能擅自闯进去。讲文件,不要敬礼。林彪说:“我一见人敬礼,就紧张,就出汗。”讲文件时间不能长,一天讲两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次一二十分钟,最多不超过半小时。
  庞杂的秘书班子
  毛家湾内工作人员知多少?听起来并不算多:秘书有6人,林彪贴身警卫人员2人,医生2人,林彪内勤2人;叶群内勤3人,加上通信员、管理员、汽车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勤杂人员,一共二十来人。但实际上,叶群常调人来“帮工”。看书的、写字的、做诗及修改诗词的、抄写的、裱糊字画的、照相的、做文章的、“找人”的(选美)、收集图书的、抄录整理卡片的、绘制图表的等,加起来比正式的工作人员多得多。
  借助图表学习,可以提纲挈领,加强记忆,比较符合林彪提倡的“走捷径”的一贯思想。至于后来把绘制图表弄得一发而不可收拾,则要归之于叶群了。在一段时间里,叶群要求把许多学科的知识都反映在图表里。许多人分别在编写、绘制、裱糊,日夜忙碌着,简直在“林办”办起了一个连续作业的小作坊。
  林彪的卧室、书房挂满了字条
  在林彪卧室大板床头部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卷装裱好了的条幅,是林彪自己用毛笔书写的八个大字: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还有,林彪写给叶群已经裱糊好了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据说后来查到,林彪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写了四条“克己复礼”。
  1974年1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将林彪书写的有关题词以及翻查卡片等,汇编为《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林批孔用。
  除此之外,林彪还根据他自身的“生活实录”,或从医书上翻到的,或从身边工作人员日常讲到的,用毛笔写了许多字条,横七竖八,挂满卧室、书房等处。
  笑一笑十年少
  愁一愁白了头
  吃鸡蛋会内热
  吃芝麻可生黑发
  喝茶叶会升高体温
  地瓜吃多了膀胱出汗……
  剑拔弩张的上下级关系
  所谓上下级就是指叶群和她面对的那些工作人员。叶群的为人,借用“林办”秘书宋德金《我在林彪办公室的前前后后》中的话说:归纳起来不外是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好说假话、生活奢靡。
  我目睹到她借着手中权力及“文革”混乱之机,大肆收掠图书、文物、组织学术班子,要人没完没了地抄写诗词、绘制图表以及无休止地“选美”等都可反映出她的这一秉性。
  对于叶群,一般来说是在“林办”工作时间越长,对她了解越多,印象也就越坏。
  叶群对工作人员的态度,正像张云生秘书在《毛家湾纪实》一书中说的那样:我觉得太憋气,一个“首长”夫人,一个外界某些人帮助吹嘘得十分“谦虚”和“热情”的“林办”主任,竟是这样蛮横无理!
  “你新来,还不适应。”老赵安慰我说:“这叫下马威,我们都经历过。你这还是小意思,我们碰上的比这还厉害,这种情况今后还会有,你要做好准备。这确实叫人受不了,但有什么办法!咱们给首长当秘书,首长的地位非同一般,主任和首长联在一起,弄不好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我们忍一点也就算了!”
  我刚才有什么错?主任发那么大的火,有什么道理?总得讲点理吧?
  在主任面前,还能讲什么理?我们的经验是,不管她说你什么,你不能解释,不能和她争辩。你越解释、争辩,她对你越火,因为她认为你是不尊重她,不服从她。何必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老赵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虽然不能使我完全信服,但在这样特殊的环境里,也确实不能不注意。久而久之,我也慢慢“适应”了。你叶群耍威风,我“惹不起躲得起”,避开锋芒,忍辱负重。真的,何必自讨没趣!
  其实,张云生遇到的是一件不大的事。一天下午,赵秘书告诉他:等一会儿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来见主任,我去接待一下。你在办公室看文件听电话,办公室里千万不能离开人。
  事情就这么巧!李讷来时坐的钓鱼台的小汽车,被叶群打发回去了,叶群把李讷留下来,想和她好好聊一聊,然后用自己的专车送她回去。谁知李讷要走时,叶群的车外出加油还没回来。仓促间,赵秘书从毛家湾火速要了一辆车到人民大会堂应急,把李讷送回去了。这件事本可了结了,大家都从中接受教训,改进日后的工作就是了。可是,叶群偏要指责张云生没有管车子的事是错误的,是失职的,是临时思想等等,而张云生则认为这种强加于人的无理指责是无法接受的。
  从许多类似事件看,这是众多工作人员一致的心声和共同应对叶群的良策妙方。
  在毛家湾两个月紧张而忙碌的工作,到了1971年年底顺利结束了!我们清查以后,林彪处的全部文件都收回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搬到中南海西楼去了。
  三、清查处理林彪毛家湾的遗物
  1973年2月,中央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办公室纪登奎、汪东兴提议,清查处理林彪在毛家湾的遗物。此事,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执行。汪东兴同志交代我把这件事抓一抓。
  林彪在毛家湾的遗物,“九一三”之后,一直由负责林彪警卫的8341部队二大队六中队看管。现在要处理这些物品,少不了熟悉这些情况的同志。经研究,先后组成以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六中队指导员刘志升等同志参加的清查处理物品小组。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组的人也有调整变化,但于仁堂一直清处到底。
  “林家大院”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一条胡同里,沿胡同有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墙里是一个占地面积约1.9万多平方米的大院子,建筑物的面积为1.1万平方米。
  西院是林彪、叶群的住宅。那是经过改修的新式平房。四周环绕着一条宽阔的回廊。林彪乘坐的大红旗防弹轿车,可以直接开到回廊里,在屋内上下车。既防风避雨,又有利于安全保卫。林彪占用住房四间,一间作卧室,两间作会客室,还有一间专供林彪“晒太阳”。叶群占用三间,一间卧室,一间会客室,还有一间“学习室”。林立衡和林立果各占两小间。其他还有文娱、体育等活动场所。
  怪癖的林彪卧室
  林彪怕风、怕光,房间的窗户都紧闭着,还挂满厚厚的窗帘,室内显得很阴沉。林彪的心情和身体都比较好的时候,就到卧室旁边,专门设计建造的“晒太阳”的房间坐坐。这间房子屋顶很高,从顶上直到房前的窗子,都安装着大块进口的石英玻璃,能透过充足的紫外线。
  林彪卧室的墙上挂着温度自动调节的设备,保持恒温,一般在21摄氏度左右。房间正中央,安放着一张6尺宽的大板床,因为林彪有油漆过敏症,所以这张床是白木制成的。林彪怕水,就连抽水马桶里的水声他都害怕,据说他听了流水声就要拉稀。这样林彪房间马桶的水就被封起来了。“林办”把侍候林彪、叶群生活的人叫“内勤”。林彪要方便时,“内勤”就在他睡的大板床中央,挖了一个圆洞,洞下安放着便盆,每天林彪起床时,由“内勤”把板床上的圆盖拿掉,林彪就蹲在床上行方便,从不到厕所去。
  林彪喜欢清朝宫廷里遗留下来的乐器“八音琴”,俗称“八音盒”。在林彪的卧室里就放着一只比樟木箱略小的雕花箱子。打开箱盖,启动开关,“八音琴”就会奏出古老而悠扬的乐音。除卧室外,在会客室、书房等处都放有“八音琴”。我们清点了一下,林彪、叶群从故宫博物院“借来了八只”大小造型不同的“八音琴”。
  在林彪书房中间,还摆放着一只大的蓝花瓷缸,里面插满一卷卷字画,就在我们移交前,工作人员还把字画放到书房的长地毯上展开,近距离地观赏数次,大饱眼福,尤其是对《清明上河图》的那些生动描绘,更是牢记不忘。
  贪婪奢靡的叶群卧室
  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好像走进了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左边靠墙是一长排红木制作的玻璃橱柜,摆满了珍贵的文物古玩:有青铜器皿;有古瓷瓶壶;有玛瑙翡翠;有象牙雕件。在右边和中间的墙上,挂满了国画,有仕女、有山水。当然,文物的数量远不止这一些。在“林家大院”后进,有一条二三十公尺的长廊,密密麻麻地陈放着字、画、古玩等,总计有1000多件。在这批国宝的旁边同时摆放着一件字据:一张文革初期由林彪、叶群派人以“101”的代号开给故宫博物院的“借条”。
  诡秘的林立果卧室
  在叶群的卧床旁边,有一个床头柜,上面安放着一架红色的保密电话机。她经常紧闭着房门,和黄永胜打长长的电话。做儿子的林立果,便千方百计想要窃听他们通话的内容。在叶群的卧室外边一个隐蔽的屋角里,林立果另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林立果偷听、偷录过叶群的多少电话,无从查考。但是,他秘密保存着几盘十分重要的录音带,准备有朝一日,只要他把这些不可告人的电话录音放出来,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就会让他牵着鼻子走,对他俯首帖耳。可是,林立果的如意算盘终究没有实现,这几盘被缴获的录音带,后来在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成了黄永胜、叶群等人的部分罪证,也是他们一伙丑恶行径的最真实的自供状。
  林立果的房间里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一架进口的高级照相机,装着一个望远镜头,从取景框里看出去,一千公尺以外的树木、房屋等清清楚楚地移到了眼前。只要调整好相机的清晰度,一按快门,远处的风景和人物,就会缩短距离,像在近处一样被摄入镜头,而且被摄的对象根本不会察觉自己已经被别人偷拍了。
  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打开A箱,里面是一部录音电话机。到了一个地方,接上线头,就可以通话。万一林立果外出不在,“联合舰队”或“分舰队”的成员仍然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重要内容都可以录在录音带上。林立果回来后,一按机键,就可以听到全部来电录音。另一只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电话的。像这类电话机,在海外早已有之,但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却是新鲜玩意儿,所以类似这样的物件,后来都移交公安部技术部门参考去了。
  林立果很少来毛家湾这里睡觉,即使人在北京,也经常睡在西郊机场招待所和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他回到毛家湾,往往要搞一些不可告人的名堂。他的行动非常诡秘,为了不让人发觉他的出入规律,他很少走前门,而是经常坐着毫不引人注目的北京吉普,从后边的小胡同拐进后门。他的房间紧贴着后门,一走出天井就可以上下车。所以,他来来去去确实有点神不知鬼不觉的味道。
  除此之外,还有电影放映室、台球室、图书室、战备地下室和叶群用的游泳池等。这一类可供他人继续使用的场所,清处时,均保持原样未动。
  清查处理小组根据上级指示和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如下处理原则:凡属林彪的礼服、勋章、奖状及战争年代使用过的重要物件,一律转送党中央有关机关存储;凡是“借”来的文物古玩等均查清来源,完好地归还原主;凡搞不清来源底细的各种高档的字画、古玩等物件,均移交故宫博物院酌处;有些有价值的唱片与音乐磁带以及林立果搞来的各式各样的新技术产品,分别移交中央有关部门,如文化部、公安部等单位参考使用;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废品杂物统由机关事务部门处置。
  经过分门别类、登记造册、严格手续、亲自交接等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在1974年的春天办完了这件事情。事后,给汪东兴同志写了报告,汪看后又送请周恩来总理阅示。周总理最后批交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阅。
  毛家湾林彪住地,最终于1977年3月移交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使用。
  (作者为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


《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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