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论坛
现在的时间是 周四 3月 28, 2024 4:29 am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1 篇帖子 ] 
作者 内容
 文章标题 : 李大刚: 我经历的空23师在九一三事件前后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2月 12, 2011 1:33 pm 
离线
Site Admin

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帖子: 2854
我经历的空23师在九一三事件前后


李大刚



100年前农历辛亥年的由武昌起义引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泛深入人心。40年前农历辛亥年的由林彪出逃引发的“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使更多人从崇拜的狂热中觉醒。

上周看到了一位战友在网上写的 “九一三事件的23师“,引起了我的灵感。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以及“大小舰队”之类的事情虽然没有直接发生在西北地区,但因为我们是空军部队,多多少少也属于“灾区”范围之内,肯定受到一些影响,现将我直接经历和看到、听到的情况向战友们做一叙述,希望能帮助老同志回忆往事,帮助年青同志了解点知识。

我是1968年2月从北京东城区入伍,1971年3月提干,任临潼场站调度室调度员,当时调度室编制在场站,工作和管理隶属于属于师司令部作战科,对上面一些事接触、了解多一点。

1970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传达之后,全军以至全国都掀起了野营拉练的热潮。因为空军部队的老飞行人员、营以上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陆军转过来的,热情格外高涨。通过拉练锻炼了部队,密切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分批拉练之后部队进入了飞行训练高潮。临潼机场两个团67团、69团,除了平时外,有时连周日也搭上,不光有正常的夜航,还经常飞拂晓。因为前些年(1966至1970年)一个是突出政治、搞学习;一个是为战备搞疏散和挖地道(23师受到表扬)耽误了不少训练时间。

4月份,按中央文件要求,分批向各级干部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并进行了批陈(陈伯达)整风学习。在那个年代,1961年以后入伍的干部别管当什么官都是行政23级,唯一能在众人面前显示干部身份的就是听文件传达。当时学习传达文件经常分级,能先听到的人,好像抬高了自己的身份,有一种政治和心理上的荣耀感,其实很多文件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作战部队有职务明确的中队长、大队长、团长或营、连长、排长之分,机关除了科长算明确的副团级干部外很多都不十分明确,就连副科长一会儿算团,一会儿算营。参谋、干事、助理员算连级,技师等按领导和干部部门的意志订,但有一条是法定的,订高订低都不长和不降工资。

师里按文件精神分三批,科团和18级(享受县团级,基本上是没有职务的老飞行人员)以上干部一批;连以上干部一批,上述人员传达的中央文件点了陈伯达和李雪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代司令员)的名;剩下的排级和一些技术干部学习报纸上的文章,进行正面教育。我们这些刚提拔的干部无所谓,而一些老一点的同志,技术职称和不明确级别的干部心里特别不好受,70年代初期,不少干部提干两三年就升任连级了(包括参谋、干事)。我们司令部侦查科判读员李耀尔同志1950年入伍,行政19级,是全空军的业务尖子,因为判读员属于职务不太明确的干部,所以只能和我们这些刚提拔的干部一起学报纸,老李是云南人,说话很买慢,带点口音,他学习发言时感叹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了20多年兵了,还享受不到连级待遇,可悲呀!”

虽然当时公开的报纸上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只提“×××一类的“政治骗子”,可稍微爱关心“政治”的人都知道这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但在一般人心目中总感觉陈伯达是个文化人,文化大革命前期比他大的都批了,这也不算个什么。至于庐山会议上黄、吴、叶、李、邱的问题,因为中央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下面也不知道。

4月份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中美掀起了“乒乓外交”,7月14日发表了尼克松将要来年访华的公告,人们的思想更相对趋于平静,部队训练、演习和其他工作都正常进行。

8月底,69团去贵阳组建50师,68团因驻训的三原机场没有夜航条件,二大队来临潼逐步恢复夜航训练。

9月12日晚,轮到我值夜班,虽然是周日,但67团的夜航训练将近0点才结束, 68团二大队准备第二天天亮后开飞。我做完当天飞行的各种登记的工作后就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夜里几点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给叫醒,总之还是深夜,我迷迷糊糊地抓起电话,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在调度训练班的同学,兰州军区空军调度室的值班员甘世清,只听他说:“告诉你,现在所有飞机都不能起飞。”我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马上回了他一句:“放狗屁,三更半夜,哪有飞行,你是不是脑袋有毛病了。”他没有发火,一本正经地说:“我告诉你了王仲齐。”说完就放下电话。接完电话之后,我本来想继续睡觉,后来一琢磨,不行,明天68团还有飞行,跟他们说一下吧,于是抓起电话给68团值班参谋去了电话,当时68团二大队是临时替代的参谋,一个老通讯员值班,他听完我的电话后回答说,“净空了,明白。”我这时候才有了一个净空的概念。(第二天在值班日志里还是把军队术语“净空”两字写成“禁空”)本想继续睡觉,转念一想,向指挥所也说一下吧,于是给师指挥所打了个电话,值班的参谋(姑且隐去姓名)听完我的电话后,“嗯了”一声就给挂了。

13日6点,气象台观测报告记录:临潼机场云量10个,云高3000米,东南风3到4米,能见度大于10公里,这绝对是个飞行的好天气。我刚起床,就接到师长的电话,他说,“天气这么好,今天为什么不让飞行?”我赶忙报告说,上级调度部门夜里来电话不让起飞飞机,他一听非常生气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我赶忙解释,我夜里就向指挥所报告过了。后来才知道指挥所的值班参谋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回事,更没有什么观念,接完我的电话又继续蒙头大睡了,起床后还跟没事人似的。那天除了飞行团空地勤和场站后勤保障人员外,当天早上需要下部队跟班的司、政机关人员都不知道,有的还去了外场和飞行团。事后要不是该参谋人缘好,平时工作兢兢业业,肯定要受处分。

当天上午,师指挥所收到上级指示,说是为了防止敌人机降,在跑道两头内300米处和中间各停放汽车一辆,在草地迫降场平行位置上摆放三排旧油筒。跑道上设置障碍物在1969年11月紧急战备时摆过一段时间,进入70年代后就撤了,现在又让摆,大伙琢磨是不是北方边境形势又紧张了。下午作战科张学谦科长陪同驻地陆军47军的作战处长来到调度室,详细观看了挂在墙上的机场平面图,张科长说,陆军要进驻和我们共同保卫机场,叫我们做好配合。后来他们也没有再来。事后了解,47军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没有什么行动。我估计是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同空军关系密切,当天很多情况也都不十分清楚明了,上级为防止意外,准备要采取一些措施,事后看来问题也没那么严重,所以未实施。当然像北京34师所属的西郊、沙河、南苑机场,南空15师的硕放机场,广空9师的沙堤机场等可能跟我们的待遇就不一样了。

“净空”开始几天,离我们机场24公里的西安民航机场也没有起降的飞机,十天后从无线电里知道它们有飞机开始起降了。部队除了在机场跑道上摆放障碍物之外,没有别的行动,各单位每天不是政治学习就是搞生产劳动,中间传达了一次上级指示说是为了节约闹革命,今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就不举行群众游行了。不游就不游了,我们也不在北京,大伙对此也没多想。

9月20日,根据中央的最新精神,排级干部集中学习上半年连以上干部学习过的批判陈伯达的文件。全师4月份没有听到文件传达的排级干部全部集中在空着的老69团机务大队楼里听文件传达、批判,还让揭发,当然更强调保密。我入伍前住在中央机关大院,陈伯达是机关的主要领导,虽然他以毛主席“大秘书”的身份在中南海工作和居住,但在院里也经常能看见他。他的两个秘书和我们家住一个楼,见面管他们都叫“叔叔”,至今他们和江青、陆定一等的秘书还因为写回忆文章,写书,整天找我查资料、在我办公室转悠,他的小儿子至今和我还在一个院住。文革初期,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机关院里接见外地造反派时,我多次当面听过他讲话,作为红卫兵还给他站过岗,维持过治安。陈伯达是机关领导中唯一爱跳舞的,1964年前,周六晚上经常来机关跳舞,为此,很多女的都给他张罗。他跳舞的礼堂也是院内的学生俱乐部,平时周六下午学校只一节课,机关为了怕孩子们到处乱“疯”,就开放俱乐部,供大家读书、娱乐。如果晚上他跳舞,俱乐部下午就不开放了,为此孩子们因“这件事”对他很烦。此外他家庭关系和个人桃色事件的传闻大伙也都有耳闻。学习时,有一个北京老乡说,陈伯达在你们院,你可以揭发点,主持讨论会的直工科袁科长听到这个信息,赶紧对我说,最好有新的揭发材料。本来我想瞎侃两句呢,后来一琢磨,做人不要墙倒众人推,少说为佳,再说现在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政治上的事,咱只看见表面,具体很多事你也不知道,最好别跟着瞎掺和,这帮“政治骗子”(那时我们背后都爱管政治部的干部叫“政治骗子”,熟悉的当面也这么叫。因为当时确有个别政工干部,嘴巴上呱呱奇谈,而个人做得却另是一套,还有的飞行干部在技术上装糊涂,停飞改做政工后靠嘴巴青云之上)见识少,今天需要你,让你说,明天说不定为自己的另外的需要又怎么瞎联系呢。于是我说,他们大人的事,我也不太清楚。并按照文件精神和大伙的同样口径,按程序做了批判发言。

10月5日,《参考消息》头版下方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文章内容是,“当时苏联某领导人出访回国,其他领导人去机场迎接后立即返回,可能是为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件。”看到这条消息后大伙猜想《参考消息》登消息历来也是有选择的,什么异常事件,是不是又揪出坏人了,净空快一个月了,还不让飞行肯定是军队内部出了问题,我往黄永胜和吴法宪那都想过,但没敢往副统帅林彪那想,因为那是副统帅,党章规定的法定接班人,公安“六条”保护的,那个年代,这在人们脑袋里是根深蒂固的,想都不敢想。实际上中央在9月18日就发了关于林彪出逃的57号文件,黄永胜、吴法宪等已停职反醒,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已主持军队日常工作,但文件只传达到省、军级,我们是师级单位当然不会知道,有的领导还问我们北京兵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10月12日(周二)上午,突然接到通知,部队连以上干部、飞行人员、维护飞机的地勤人员(包括战士)都到大礼堂开会,而且单位不许留值班人员,实在需要有人值班的部门,由其它后勤单位的排级干部帮助照料。(因为临潼机场是西安西关民航机场的固定备降场,必须24小时值班,领导安排气象台的排级测报组长帮助听电话,他看见我们新提拔的干部也去,表情上显得很不愉快,实际上调度员不管什么级别,在这件事上肯定要介入)。

当天下午,当我们排队进入听报告的大礼堂时发现礼堂门口站岗值勤的和以往不一样,不是警卫连战士,而是部队的团级干部(事后知道团以上干部前一天已听过传达),而且过去凡是大规模活动时各单位总是先互相拉歌,这次全没有。会议也没有主持人,只有平时很少见面的姚长川军长一个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在主席台中间。开会时间到了之后。他拿起文件就宣读“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刚听完前几句时,几乎所有当时听传达的人事后都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脑袋大了,以为听错了,估计当时全中国对政治感兴趣的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可能基本都是如此。文件传达后,军长要求各单位进行几天讨论,并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传达的义务,谁要是泄漏出去不管职务高低一律给予处分。虽然上级要求的很严,但还是发现有个别地勤新战士把这一消息告诉自己在其他单位同期入伍的老乡。有的老乡听到后作为新闻告诉了自己的班长,班长以为是造谣立刻汇报了上去,也有的老乡为了显示觉悟高,自己向领导做了汇报,结果这几名地勤战士都受到了行政警告处分。实际上20天之后这些文件都向全军和全国所有人员都传达了。不知这几名战士复员时处分给取消了没有,要不然真是太冤枉了,在那个年代,档案里有个处分复员回家,找工作肯定受影响。我的老乡,警卫连驻守军械库的班长任红福,听到班里战士反映后马上汇报到连里,连里逐级上报,他受到师里通报表扬。为此,他入党时间也提前了,几个月后入党填表时,虽然林彪事件已经公开,但他还是享受原来可能没有的评价,“觉悟高、政治敏锐性强”等好的词语。我们见面时还拿这事同他开玩笑。

第二天,所有听过传达的人员都集中进行讨论,大楼外有人站岗,无关人员不许进入。我们组在老69团团直二楼最东南的房间。全组十几个人,没有“四野”出身的干部。组长是作战科孙树永参谋(10天后在新69团组建时升任作战科副科长,后为23师参谋长,转业前为兰空司令部参谋长助理),孙启宗副师长也在我们组。讨论时大家一致对林彪一伙阴谋政变叛国出逃表示极大的愤慨,尤其对文件所讲的他们妄图谋害毛主席的行径更是义愤填膺,赵荣庆(师目标引导组组长,1945年入伍的临汾旅老战士)同志哭出了眼泪。当时我们感到老同志就是觉悟高,对毛主席的感情就是深。也有个别人情绪挺激动,语言挺丰富,怎么挤也没见留出泪来。

空军部队是建国后在陆军的基础上组建的,人员来自各个野战军,文革开始后由于林彪成了副统帅,报纸上凡有重大事件表态的文章或事情,属于原四野部队刊登的相对多。我记得23师原来有个出身“塔山英雄团”的政治部曲副主任,动不动报纸、杂志上就登他的文章(文章肯定是写作班子写的,有的他本人未必知道)。加之个别从四野来的同志说话也不注意,大会、小会张嘴“林总”,闭嘴我们“四野”如何如何,使得其他野战军来得同志平时嘴上没有他们硬,所以在讨论会上有来自其他野战军的同志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四野”。一个原“二野”的老同志气愤的说,本来进攻时先在敌人阵地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和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的“一点两面”战术。战斗中为了队行疏散,减少伤亡每个班分成三个小组战斗,每小组三至四名战士,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采取此起彼伏跳跃前进互相掩护的“三三制”战术,以及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四快一慢”等战术,我们入伍时在部队就广泛应用,怎么现在都成了林彪和他们“四野”发明的了,其他老同志也发泄了对报纸过份宣传四野的不满。在我们组的孙副师长虽然来自三野,听到这些发言后立即明确表态,说,批判林彪的矛头不许指向“四野”,几个野战军都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不能把林彪的问题同“四野”联系起来。这才使讨论又回到了正题。我当时感到,孙副师长水平就是高,否则人家怎么当师领导了(孙启宗副师长两个月后调任到“重灾区”34师任副师长)。

1971年10月底,文件传达到所有人员,部队全体又进行了半个月的学习讨论。这时,最让大家高兴的是上级宣布,取消了每年年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评比。

从1960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部队每年年底都要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到“文革”时期这一活动达到了顶峰。也成了各级干部和战士们最头疼的事。

“四好连队”的评比按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部队起码要有一到两个从1961开始,一直年年都评上的标兵单位,即使这个单位当年出了事故,年底也要编一个坏事变好事的经验材料来介绍。结果使这个单位的干部战士趾高气扬,极大影响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的情绪。我在警卫连当兵时,我们连很多人都讨厌汽车连指导员,因为汽车连是连续多年的“四好连队”,经常出席空军、军区空军先进大会,他回来后向其它连队传达会议精神时神气十足、耀武扬威,好像整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全是他们连做的。这个指导员在我印象中很不好,有一次,讲到他见到林彪时的感想时,用的语言很肉麻,超出了时代的正常区域,即使是造反派歌颂领导人的文艺演出时也没有用过。为了吹嘘林彪身体好,竟然拿周总理做反面陪衬,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与会干部战士的反感。这个人后来我提干后一直没见过,估计谁也不敢常用他。

“五好战士”的评比麻烦更是多。因为规定“五好战士”的喜报春节前都要由各单位寄回战士的家中,大家都很在意,如果说一个班只评一两个还好说,可规定的是一个班必须大部分都要评上,还要必须有一两个人评不上,为此班长、排长想尽办法做工作,才能把每年的这项任务应付过去。空军部队虽然飞行人员都是干部,但规定不代“长”的也要参加评,我们部队飞行人员(包括领航员、通信员、射击员)很多都是建国前入伍,每年部队也要把喜报给他们寄回老家,还规定为了保密,喜报不许提“五好飞行员”统一写“五好战士”,弄得老家人都说他们工作肯定没干好,快40岁的人了还是个战士。有的飞行人员儿子、女儿都当兵了,同老子的喜报同时寄回家,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所以上级一宣布“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评比取消,可以说上下没有不高兴的。

10月底新69团组建。

11月中旬经上级批准部队开始了正常的飞行训练,前后整整停飞了两个月。12月中旬到第二年7月中央陆续下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部队没有大批停飞,只是分批集中学习。

其它几点事

1、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现在不少文学著作、回忆文章中都经常提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全空军所有部队都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其实这与事实不符。林立果的所谓“报告”是他就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后,于1970年7月31日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上的发言,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人们肯定要称为“报告”。吴法宪在会上讲了,“空军的一切林立果可以调动,可以指挥的话。”但这些讲话并没有在全空军正式进行传达和学习,空军也没下过文件,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也是一时激动,想巴结一下林家父子。他不傻,因为林立果毕竟不是全空军公开树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只是一个机关的副师职干部,公开学习传达他的报告,从哪条讲都名不正,言不顺。事后他也觉不妥,虽然没有公开收回,但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响。下面所看到的基本上是“手抄本”,各部队只有个别对政治关心的人看到“手抄本”后,因林彪儿子的特殊身份,只是议论一下而已,就像当年看其它“手抄本”一样,(70年代初期由于可看的书籍少,“手抄本”盛行)没看到时想看,看到后也都没太当回事。我也见过林立果讲话的“手抄本”,主要分为三部分:(1)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2)抓革命促生产(3)中国要强盛。学毛著、抓革命促生产是文革时代一个时髦的特色,林立果那时也不可能例外。中国要强盛,除了建议研制垂直起降和短距离起降的飞机以及空九师飞行训练安全经验总结外,在关于军队建设、战略上的思考以及现代化方面所讲的基本上是二战时期苏联战将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以及华西列夫、马诺廖夫等人回忆录讲过的内容,(他们的著作当时因为战备需要,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内部限量发行)。23师从来没有传达过这个报告,也没有在正式场合提过林立果的名字,“九一三”前,师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在1973年兰空批林整风学习时,一个所谓上“贼船”的李副政委的检讨中专门讲了,“23师一个师级干部,从外地出差拿回一个手抄本与李贤荣政委商量要给党委会干部们读一下,李脑袋迟钝,表示,不是正式材料,上级也没有通知,不能传达。”

据庄荣海回忆,“九一三”之前69团做过传达这个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是当时的团政委姓张,(后来不久他得急性心脏病没有抢救过来去世了)召集全团空地勤人员在地勤食堂,大家是坐的小板凳听他传达的,还有吴法宪的讲话说他是“天才,百年不遇的天才……”等等,因为听的人很多,是向全团传达的。凡是听过的人都可以回忆起来。但是会后没有进行讨论。

从以后的批林整风学习反映出的材料看,除了极个别少数有林立果真正死党的部队外,很少有部队正式进行过学习传达和宣传,起码在兰空范围内没有听到,否则1973年兰州军区范围内部的批林整风学习早给曝光了,大军区不可能放过你。

2、关于在23师追查的问题

1971年10月底,兰空调度室来电话问我们,你们师的运-5直升机去南方训练,现在在光化机场是谁批准的。因为8月底,老69团调防去贵阳时,副团长兼参谋长韩洪才给留下了,他闲着没事干,在运-5中队带新飞行员训练复杂气象飞行。临潼复杂气象天气少,他在我们调度室做了了转场去南方的飞行计划,航线还是我们和他共同选的呢,临潼——城固——达县——重庆白石驿——贵阳——昆明巫家坝。“九一三”时,不知怎么给困在了湖北光化机场。那天是柳位星(去年6月份去世)值班,他接电话后告诉了指挥所。一会儿值班参谋来电说,师领导说了这是我们师定的,调度部门不要管。我们汇报兰空后,兰空值班参谋讲,空军首长问,23师的两架运-五小飞机为什么去那么老远训练。小柳赶紧又汇报。两小时之后董江河师长直接给我们朱洪柱主任(今年5月份去世)打电话说,要向兰空认真汇报,运-5去南方训练,是师党委开会研究定的,因为临潼复杂气象少,训练运输机飞行员条件困难等。我们主任照直汇报,几天后指挥所还来电话问,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精神。实际后来再也没见什么音信了。

3、老69团调防贵阳问题

九一三事件公开传达不久,师里盛传,老69团组建的50师是林彪在南方另立中央的产物,传了段时间也没见上面有什么正式说法。

文化革命初期,部队正式传达过,“调动一个排都要毛主席批准”,老一点的同志可能都知道。实际上任何时候组建一个师这么大的事,都必须要有中央军委主席的批准才能奏效。从目前中央正式公布的材料和纪实文学著作看,林立果只是有个人的各种计划设想,并纠集他自己小圈子的几个铁杆死党干点偷鸡摸狗、小打小闹的事情而已。林彪根本没有权利调动部队,黄、吴、李、邱连林立果之流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都不知道,他们脑袋里可能连想也没敢想过。正如吴法宪在晚年回忆录中说的“不要说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林彪要调动和指挥空军,也要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除了毛泽东本人外,谁都不能够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事实上,林立果只是调动了指挥了空军司令部机关和下边部队的个别人而已,根本就无可能指挥调动空军任何一个军、师、团、营、连、排。珍宝岛事件后,69年底到71年,空军在全国东南西北陆续组建了46至51等师。泱泱大国,进入现代化战争时期,“要准备打仗”(最高指示),组建几个空军部队,看看地图,从整个战略部署来讲,应该是太正常不过了。

4、林彪选女婿传闻

1970年,在《空军报》社任副总编辑的林豆豆来到23师(我没见过),听说是给《空军报》物色干部,林豆豆还戴着口罩。师里给了几个人材料,之后也遥无音讯了。“九一三”后,传说是林豆豆来选丈夫,我认识,并整天打交道的67团作训参谋朱国华(飞行3号通信员)也是候选人之一,大伙都这么说,最后也无下文。此事我纯属道听途说。林豆豆2000年前后调进我们单位对门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5、兰州军区的“批林”学习

1973年,兰州军区部队所属部队开展了联系本单位实际的批林学习。还是分级传达。我记得西北部队“所谓”上林彪“贼船”罪行最大的是总后西安办事处主任白辛夫(正军职,同时在陕西省委兼职),说他是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死党”。其他人有,驻临潼47军政委刘凌(“刘”没错,“凌”字不一定对),主要罪行(错误)是47军在广州军区时“刘”跟司令员黄永胜太紧,打击军长黎原。我前段时间看了《黎原回忆录》,发现黎原到了北京后,除了因为同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受点牵连外,与新部门的领导班子之间关系也很紧张。

兰空是李副政委,好像还有一个王副政委和副司令,主要问题是他们在南京空军任职期间支持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一派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江苏省很乱,分成三派,“红总”、“八二七”、(俗称“好派”、“屁派”其实都是普通群众组织)以及“促联派”(中间派)。加之大军区机关和驻宁院校也开展“四大”,(野战部队正面教育)军队与地方的派性连成一起。南京军区空军与大军区支持的造反派不一样。我记得1967年夏天,北京街头到处贴着由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传达的“最高指示”,许世友是战将,必须要保的大字报。九大、十大许世友进了政治局,划线肯定要以他为中心。这样南空先是政委江腾蛟,后是“刘、于、刘”都“倒了霉”。就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因为在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时说过点过火的话,导致他1979年自卫反击战前被临战换将,遗憾终生,就是晚年进入中顾委后还受到攻击(摘自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虎将王必成》一书)。

其他大干部的后果可想而知,当然江腾蛟后来的问题另当别论。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派性问题延至今日,我目前负责一个内部展览,上周接待了10个80岁以上叫“叔叔”的老人(都为离退休的省厅级干部),他们上午看展览会,中午聚餐。走后我细琢磨,原来“文革”时他们都是一派的中坚力量,现在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或映射攻击另一派人员。看来这一派性问题只有等他们百年后才能消失。

在李副政委的检讨中(我们是听师领导传达的文件),讲了,“九一三”前,23师政委李贤荣在党委会上不让学习林立果手抄本,他非常不满意。这时我们才知道这件事。其实兰空李副政委等和林立果及其死党们也没特殊关系,无非是认识“死党”或紧跟形势而已。

11军检讨的一个是军长姚长川,问题是林立果真正的“死党”“小舰队”主要成员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团级)原来是36师的干部(姚为第一任师长),于新野来西安时姚长川接见过他。另一个是副军长张伟良,他在南空担任8师师长时紧跟军区空军支持“错了”造反派。听师领导传达时讲,姚的检讨避重就轻,张的检讨深刻,在会上痛哭流涕(其实张伟良副军长在1969年11军组建时就来到西安,那时林立果的小舰队还没形成)。批判学习结束时,师领导说,军长还是军长,张副军长来飞行时,地勤还要扶梯子,要扶好。

除了白辛夫我不知道外,学习之后这些干部还都是原职原位。张伟良1977年就当上了兰空参谋长。姚长川因为江青说过一句,“姚军长是儿童团”的话受了几年影响,开始降为兰空副参谋长,后来评能力还是当上了正职。

6、追查拍照片事件

1971年上半年,23师用飞机在空中给“总后西办”的不少仓库拍了照片。1972年4月份一天,戚汉卿参谋长把作战科曹振通副科长、保密室保密员罗守保和我叫到师指挥所,说,“去年我们师的飞机给总后西办拍了不少照片,现在经查,总后西办主任白辛夫是邱会作的死党,白叫我们拍照片是为林彪集团服务的。有关部门叫我们查出是谁给23师下的指示,目前问了些人,都说不知道,师首长研究认为,上级这方面的指示一般都是从作战科、指挥所、调度室来的,现在曹瞎子(曹科长外号)你负责翻阅作战科、指挥所一年多来的所有电话记录(当时师指挥所由作战科负责值班),小王你翻阅调度室一年所有电话记录,值班日记。小罗查找保密室的归档文件里有没有线索。三天交活。”人想表现自己的欲望大多数人都有,我也不例外,听了参谋长的指示,我感到很荣幸,心想,调度室老同志不少,师领导把任务专门交给我一个新调度员,最好能查出点问题来,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回到单位后我立即找出了调度室一年所有的电话记录本、值班日记。连续两天从头到尾一篇不拉地翻看了三遍,结果想找到的信息什么也没得到。4天后,我们三人在指挥所一碰头,结果都是一样。戚参谋长听完汇报后也没再说什么。几个月后,我问曹科长那事什么结果,他说他也没听说。

1998年,曹科长来北京给孙启宗副师长过70大寿时,还主动和我提了这件事。

白辛夫后来也没太怎么样,拍照的事估计是正常工作,也不是什么阴谋,如果真与“政变”有关,早曝光了,早就有专案组进入,一查到底了。

现在想起来,按正常程序,陆军需要空军协助拍照等工作时,他们需要向总参申请,总参把任务下到空军,之后作战部门一级一级下达,最后由11军作战处把任务下达给师作战科(指挥所),一般情况下调度部门先不介入。就是不走大程序,邻居帮忙,也要过11军这道坎,起码军级单位要对军级单位,人情也要军里享受。作战科接到任务,经师首长批准,下达给飞行团。飞行团制定详细计划后再把任务区域报调度室,我们再上报,并进行安全调配。飞行团对这种飞行很重视,科目直接定为“任务”。实施中,军指挥所超短波收听,雷达38团全程认真跟踪,试想,这么重要的一次飞行任务,最后查的结果是不知道任务由谁下达的,想起来都可笑。我估计,“九一三”后各级干部都怕跟林彪集团染上一点边,发现问题,互相推诿、互相包庇,能装糊涂就装糊涂,雷声大雨点小。有的可能还敢撕电话记录本(那时候的电话记录本都没页码)否则,这么大的事查找时各单位一把手怎么都不挂帅呢?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林彪的事件很多都不了了之,何况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随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受战友文章的启发就啰嗦这么多。文中涉及个人亲身经历的内容准确。道听途说的供消遣、参考。推理、判断的纯属个人观点,一家之言。真实的历史还是由历史学家们考证、评判吧。


页首
 用户资料 发送Email  
 
显示帖子 :  排序  
发表新帖 回复这个主题  [ 1 篇帖子 ] 

当前时区为 UTC - 5 小时[ DST ]


在线用户

正在浏览此版面的用户:没有注册用户 和 2 位游客


不能 在这个版面发表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回复主题
不能 在这个版面编辑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删除帖子
不能 在这个版面提交附件

查找:
前往 :  
cron
Powered by phpBB © 2000, 2002, 2005, 2007 phpBB Group
简体中文语系由 PHPBB中文翻译小组 维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