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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米家农: 我与“九一三”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9月 29, 2019 8: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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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九一三”
(1981年)

米家农

我叫米家农(家庭排序“介”字辈,起名米介祯,战争年代曾用名李珂平),1922年5月9日(农历四月十三日)出生在山西省文水县南徐村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南徐村也是武则天的家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则天纪念馆”就在南徐村——作者注)。家中有父母,两个妹妹(后病故)和我。家中还有伯母、哥哥(同父异母)、嫂嫂、侄女、侄儿。哥哥1938年参加县大队,后病故,姐姐在我6岁时已出嫁。房八间,土地约40亩。没有雇佣长工,土地全部自种(农忙季节临时雇请短工)。(左图:米家农女儿为其父遗稿整理后自印几十本分送亲友的《我与“9·13”》封面。)
1937年抗战开始我参加革命,当时15岁,迄今已44年。这44年的历程是:战争生活15年(抗日战争8年,解放战争4年,广西剿匪2年,抗美援朝1年多);战后仍在军队工作,搞练兵和政治运动计19年(被关押审查10年)。我所以15岁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家里没饭吃到共产党队伍里找出路,也不是为做官(战争出生入死谁也不敢说自己能活下来,更不会想到当官)。我参加革命完全是奔着共产党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理念来的。
在部队,我认为自己是位合格的战斗员,因为从1937年抗战开始一直打到日寇投降;解放战争从东北打到两广,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我参加了两个(辽沈、平津),打过各种大仗、小仗、硬仗、恶仗100多场。战斗中我没有贪生怕死,没有畏缩不前。艰苦岁月,我没有低头,没有屈服过。1957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7号命令授予我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勋章号码07065),二级解放勋章(勋章号码05095)。
可是,1970年9月,林立果秉承林彪的旨意,打着“调查研究”的幌子来广州,在接机的人群中我的直接领导介绍了我们认识。在以后的近一年中他先后四次到广州,都住在民航广州白云机场,我接待了他,照顾了他,因此被卷进九一三事件中。对林彪的宣传和对林立果的接待,是我政治糊涂敌友不分,犯下方向路线错误。这次错误成为我的耻辱,断送了我30多年血染的光荣和政治生命,铸成我人生的悲剧。
我痛苦,我悔恨,我后悔莫及。这份资料是我28年前在狱中写的,它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和立场(现在要我写不仅写不出来,连想都想不起来了)。我没有违反国家宪法,没有触犯国家刑律,我更不是叛徒、特务、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分子!可是我竟失去人身自由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我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政治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我始终认为是属于党内路线斗争范畴的问题。对于错误,我不后悔,因为我是个军人,只知道尊重上级服从上级,服从命令听指挥是军人的本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我这个凡人没有可能先觉先知,所以我有错认错,不叫屈不后悔。
我所以顽强地活下来,就是想看看历史给“九一三”个什么说法。因为这个说法不仅牵涉到我的人生,还牵涉到中国的历史怎么评价的问题。现在我已90岁,是个风烛残年来日无多的老人了,我至今没有盼到,失望的同时感到一个人的政治命运的归宿,是喜还是悲要受很多因素制约,不是个人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都留给历史吧。我这一生并不企求获得什么荣誉,只要自己“无愧人生”,只要别人能在我死后说“这是个好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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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我的政治悲剧(节选)

米家农

前言

1981年我被关在北京秦城监狱中写的两本个人历史资料《我的政治悲剧(1971-1981十年回忆录)》和《林彪事件中我的问题(我向中央专案组的检查交代笔录》。当时写的动机和目的是,等我死后留给妻子(万万没有料想她猝然走在了我的前面)和儿女后代的一份遗产,让他们知道了解我的历史和问题,带着一份情感慢慢地仔细看,多联想与资料中交代的事实,联系思索分析评论达到理解吧。
我没有要翻案、申诉、上诉和否认的想法。
因这两本资料是在28年前(我还不满60岁)写的(现在要我写,我是绝对写不出的,连回忆都讲不出来的),它贵在是我的切肤经历并反映出当时我的真实思想认识观点与立场。为保持原始历史情况的真面目,现在要复印时,不能用现今的思想观点认识方法作修改或重写,只能对文中的错字、错句,用错的标点符号或忘记拉丢的人名、地名给以修改、更正和填补。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不能吹嘘自己有先知先觉的“天才”、“政治觉悟”能预防和不犯这样的错误,那是做不到的。我犯错误,我不懊悔。我的政治历史错误问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我是反革命吗?让历史、时间和实践做最后的结论吧。(右图:文革前期的米家农。)
一句话,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叶落归根,做一草芥平民,“顾全大局,无愧人生”。
如果上帝还给时间机会的话,我打算把1982年被释放出秦城监狱后,与妻子(她的政治历史问题,完全是我把她拉下水的,她是冤屈的,没有听她的话,是我陷害了她,我应当罪该万死)两人曾按照党章法纪组织原则规定手续,两次赴北京上访中央纪委、总局党委纪委陈述和申诉、上诉,与陆续向上级党组织呈报过的书面文字资料尚保存的底稿,也整理复印出来,一起供阅者看与评议用。

2009年5月16日,纪念(妻子)艾生仙逝一周年

疑惑不解

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灾难与痛苦,反省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但是经过几年的反复思考,我不认为我的问题,已经触犯国家刑律构成犯罪。我认为我的问题,是属于党内政治路线斗争性质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带有一种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我不认为我的问题触犯刑律构成犯罪呢?林彪、林立果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发动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和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的罪恶阴谋,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过。林立果及其一伙死党,从来没有向我透露过。我曾多次向中央专案组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立的中央纪委报告过,如果我对组织有丝毫的隐瞒,组织上查出后,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定罪惩罚。
我的问题主要有:1.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年中,曾先后四次窜到广州时曾住在白云机场,我提供了吃、住、用、行、安全、保密条件,掩护了他在广州为林彪篡党夺权搞的阴谋活动;2.我执行了总局刘锦平(中国民航总局政治委员)、李一民(民航总局后勤部长)为林立果在广州所谓搞技术革新盖房子,由广州民航垫出2万元给广州空司的指示;3.我积极参与了把陶铸在机场附近白云水库沟里的别墅向军区、市委要来修复为林立果住用的据点;4.竭力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大肆宣扬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把宣传队搞成为林彪、林立果大造舆论的宣传工具;5.我参与了林立果一伙在白云机场搞的一些活动。林立果没有住白云机场以前,我与他不认识,没有接触过。他们是在刘锦平与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龙道权(政委)指示下住在民航的。
(下图:“九一三”之前都不知将会有大祸临头。右边高个是米家农,另二人是局长与副局长。)
我不禁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向自己提出来:在当时的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遇到像林立果这样身份的人来到白云机场时,不接待成不成?历史唯物主义者要讲究实事求是!当然,如果像今天在现时的党中央三令五申下是容易回答的。何况那年代除了不正之风外,还有上级让做好对他的接待工作的具体指示要求呢。下级对上级的指示要不要执行呢?总局领导指示垫出2万元(因为并不知道他真正搞的是什么阴谋诡计)能不执行吗?在工作中类似这种业务工作性质的指示,是经常会碰到的,“九一三”事件前中央并未宣布过可执行也可不执行。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然讲究实事求是,遇到具体问题就不能否定实事求是的原则。我虽然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但是对组织上最后的结论和定案,我是绝对服从的。
在林彪自我爆炸、自取灭亡以前,我没有认识到我紧跟追随他们的行动错了,更不曾想到自己追随林彪、林立果是犯罪的行为。……万万想不到在短短不及一年的时间内,竟把我经历艰苦困难革命战争34年的斗争历史毁于一旦,付之一炬,竟使我在一生中铸成莫大的人生悲剧。
…… ……
1971年9月13日凌晨3点钟,我正在酣睡中,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我伸手拿起话筒,听出是林虎(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声音。他说:“我现在把空军参谋长梁璞打来的一个电话指示转告你,找纸和笔记录下来。”我准备好纸笔后,边听他讲边记录:“从现在开始,不管是空军、民航还是海军,所有的飞机一律停止起飞。只有得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总长、空军吴司令、海军李作鹏五人的命令才能起飞。没有他们的命令是不能起飞的。”林虎又重复讲了一遍,问我听清没有。我说听清了。他要我(将)记录复诵一遍,经校对无误。
我立刻给(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王斌挂电话,把林虎传达的梁璞的电话内容,按照记录向他作了传达。王斌说,他马上到调度室去进行布置,把预定天明后准备起飞的航班和分散在各地正在进行作业任务的飞机,一律停止飞行。
清晨,我正在吃饭时,电话铃声又响了,广州空司作战值班参谋通知,要我立即去广州空军指挥所开会。我当即要来汽车向黄花岗飞驰。到了指挥所,我看到在场的人有林虎、焦红光(广州军区空军副政委)、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还有几位是广空副参谋长、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林虎传达了他和焦红光在广州军区开会时得到的命令:“凡驻广州地区的陆海空三军部队,从现在起一律听从广州军区首长直接指挥,各单位与北京没有指挥关系。”稍顿,他又说:“至于是什么原因,军区首长没有讲,广州军区常委正在开会。王璞司令员在广西,已打电话给他,要他乘汽车快回来。”林虎传达完,其他的人都没有说话。这个会开了不到五分钟,但气氛显得十分严肃和沉静。
我在返回白云机场的途中,不禁沉思默想起来。黎明前那次接到林虎转梁璞的电话,脑子曾有点感觉和疑惑。因在朦胧中,没有当作一回事认真地多想,估计还不是因为试验氢弹停飞,不然就是福建前线、台湾海峡发生什么新的情况,从战备需要考虑停航。方才又听林虎传达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规定就不同了。驻广州地区的陆海空三军统一直接归广州军区首长指挥,与北京停止指挥关系。这样的规定过去还没有过。这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样规定必是有原因的,不然就不会这样规定的。
回到机场后,我直奔调度楼下边会议室,通知管理局常委与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来开会,传达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规定。当我将要传达完的时候,王斌从顾同舟那里汇报他参加总局关于做好国庆专机运输安全会议情况回来。王斌给我说:“顾同舟没有时间,没有汇报,把会议文件留给他了。”他又说,“顾参谋长要我们把机组的情况摸一下,做点准备,以便有任务时准备执行。”我当时没有多思考,认为是广州空司参谋长(顾同舟)给局长(王斌)交代的,可能是军区有这个意思的,随口说了句:“好嘛!”没有表示异议。我传达完后,王斌在会上说:“六大队回去先摸一摸,配备几个机组,机长要飞过夜航的。每个机组要有领导干部,等晚上我们找你们一起研究。”
晚饭后,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又通知民航管理局在家的几个领导干部去开会,我与王斌、高天雄(民航广州管理局副局长)、崔双记(民航广州管理局副局长)四人乘一辆车同去的。林虎、焦红光、顾同舟都在指挥所。林虎重申了上午传达的广州军区的指示规定,并要求严格按照大军区的命令执行。王斌提出顾同舟上午告诉他摸一摸机组情况和有任务时准备执行的问题,顾同舟没有吭声,林虎、焦红光也没有表态。我们四个人离开指挥所到大楼下面门口时,我对王斌说:“你提的让准备机组的问题,顾同舟怎么没有吭声呢?林虎、焦红光也没有表态。我看现在的问题是保证飞机不起飞的问题,而不是要作起飞执行任务的准备。我的意见回去后不要再找六大队研究机组情况了。”王斌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回去负责通知六大队。自此以后再没有提过机组的问题。
在上午我从调度楼下会议室回到办公室时,“这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不禁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我顺手拿起电话,想找程兆贤(刘锦平秘书)询问一下,思忖他在北京对情况一定会了解的。电话接通后,我问他飞机停航的原因是为什么,他只是说:“具体情况搞不清,听说空军的一架飞机不见了。”他说,刘锦平住在医院,他要上医院看刘锦平去。别的情况他也不了解。
晚上,我想起顾同舟借去我的《毛主席同广州军区领导干部谈话记录》小本子已经好几天,还没有还给我,便打电话找他要。他说他正在指挥所值班脱不开身,小本子在他家里放着,等以后派人给我送来。我问他为什么停止飞行,他说他不了解情况和原因。我问他福建前线台湾海峡方面有什么情况,他也说不清楚。
航班停飞三天,没有听到一点消息。我心里的疑惑虽然没有消失,但时时想着总有原因,一定要按照广州军区首长的规定命令执行,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但是没有怀疑和料想到林彪、林立果的头上会出问题。
9月16日下午,刚上班不久,王璞与焦红光到白云机场87号办公楼找我和王斌。他俩说,跟随林立果经常到广州的空军司令部(情报部)的副处长王永奎几个人,在13日(要)来到广州,拐了民航的一辆北京吉普车,不知道开往哪里去了,问我同王斌知不知道。我俩听了感到异常的惊诧,这样事在他俩来查问之前,一点儿都没有发觉。王斌当即向候机大楼宾馆要电话,找服务员刘均池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经了解情况是,9月13日下午,王永奎在(北京)火车站给刘均池打来一个电话,要小刘开吉普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机场。(9月15日)刘均池开着汽车到了(广州)火车站,看到除王永奎外,还有空司另一个副处长许秀绪、翻译陈伦和、汽车队长老王和两个穿空军服的姑娘(据说其中一个是空司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女儿)六个人。汽车一停,他们便相继上了汽车。由许秀绪驾驶,经过解放北路民航售票处门前时,王、许对刘均池说,他们上黄花岗广州空司大院还有急事去办,要小刘搭送旅客的汽车先回机场。从此,他们便把北京牌吉普车拐走,再没有来过。刘均池也没有向我们报告过,就这样被蒙蔽了三天。
王璞、焦红光走后,又接到广州军区电话通知,要我与王斌即往军区指挥所去,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找我俩有事。到指挥所后,丁、刘询问了王永奎等拐汽车的经过及去向。我俩把王璞、焦红光查问的情况向他俩作了报告。刘兴元冷淡地说了一句:“借飞机也给吗?”丁盛当面交代了几件事:管理局的领导干部住、吃、办公集中到一起;不准一个人单独召集开会或找干部个别谈话;不准调动干部工作或派出人员上北京去;航班飞机从17日开始恢复,售票处对乘飞机的旅客查验身份证明,军区政治部派一个工作组(保卫部长石勇在场)住在白云机场,协助民航进行。
出了门下台阶时,丁盛在后面没头没脑对我说:“老米!你是一个老团政委出身啊,要经得住考验啊!”顿了一下,他又补说了一句:“回去问你爱人好!”当时我看到在这种异样气氛和场合,不便于向他探听什么消息和情况。但在这次谈话中,我从刘兴元不快沉闷的神色中,丁盛说话虽微带笑容,但丝毫不露馅的话语中,却没有听出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的线索。从王璞、焦红光查问王永奎等拐走北京吉普车与丁盛、刘兴元谈话的情况看,很明显地说明林立果出了问题。不然,经常跟随林立果的这帮贴身人怎么会仓皇地来到广州,又不敢同我们见面,还嘱咐刘均池不要让我与局长王斌知道他们来广州。如今又不知他们到哪里去了。难道这还不说明林立果已经出了问题吗?但还是没有料想到林彪的头上会出问题的。
晚上,我与王斌一起找刘均池又询问了关于王永奎一伙拐骗吉普车的经过。小刘还谈了9月9日中午发生的一个可疑的情况。那天本是参谋长王宝珊在候机楼值班,因为他要去听丁盛传达毛主席的谈话指示,我已经听过代他值班。王永奎与李伟信要乘当天的班机回北京去,我到候机楼经过宾馆顺便拐进去看一看。我坐在会议室候着,却不见他们出来。过了一会儿,我仿佛听到王永奎在走廊说话的声音,但没有见到人来。刘均池进来告诉我说,王永奎和李伟信已下楼到候机室小卖部去了。他俩为什么要耍这个计谋手腕呢?据刘均池说,他们带着一个穿空军服非常漂亮的年青女人(我到北京后,听专案组在谈话中说那个女的是广州空军技术五团的,也是林立果的一个姘头,那天王永奎、李伟信要把这个女的带北京去)要上北京,他们怕我看见这个女的。所以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我诓出宾馆,然后让刘均池把那个女的绕着候机大楼侧面先送到飞机去。另一个奇异的事情,顾同舟的老婆张亚青带着女儿要乘空军的一架伊尔18飞机上北京去,怕在候机室被人看见,她躲在宾馆楼下门内休息,等到中午飞机临起飞时,直接奔停机坪上了飞机。
从上述这些现象和征兆,不禁引起我的留心和注意。对每天来的报纸,首先翻开看一看有没有关于林彪的消息和报导。慢慢的发现《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中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消息报导中对林彪的提法有改变。过去经常提的最突出和响亮的一句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现在突然把其中的“林副主席为副”抹掉了。虽然没有看到和听到中央对这一提法改变的文件和通知,但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报刊广播一向的这句提法的改变决不是偶然的或没有原因的。
还听到一个情况,据说王永奎、许秀绪等开着吉普车没有到广空大院,而是直奔技术五团,以后的去向就不知道了。王斌告诉我,他在候机室碰到王璞的秘书,探听发生了什么问题。王秘书神秘地给他说了一句:“发生了不敢想、想不到的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一点边际。
9月18日晚上,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维英、丁盛的秘书陈宏康与焦红光一同到机场,找我与王斌提出要到宾馆去看看。我俩领着他们到了宾馆三楼,让刘均池把所有房间的门都打开,三楼共有十多个房间,过去都是林立果及其一伙到广州时占用的。我们到宾馆时,也只是到会议室,他们占的宿舍房间,我们是不进去的。因为他们在谈话中经常暗示和提到保密的话,我们也害怕他们万一丢一件东西,或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就不好了。这次从李维英他们对林立果所有存放的东西逐一进行检查的神态中可以看出,不容置疑,可以肯定林立果出了问题。但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还是摸不清楚。他们检查结束后,当即要驻景泰坑的高炮10师保卫科长带半个班,把三楼严密看管起来,把林立果的东西全部封存。从这件事,我意识到林立果的问题有可能与林彪有牵连。我揣摸恐怕林彪也出了问题,如果林彪没有问题,他们对林立果的东西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
9月23日深夜,接到王璞的电话通知,指定我与王斌、李心从、高天雄、崔双记于24日到广州军区参加一个学习班,没有说是什么学习班。
早饭后,我到沙河军区指挥所作战室集中,参加学习班的共有四五十人,大部分是军区副参谋长、副主任、后勤部副部长以上干部。穿空军服的只有广州民航和空9师的领导干部。我寻思,一定是学习中央有关林彪、林立果的问题的文件,民航和空9师是林立果在广州立足活动之地,所以指定民航与空9师的领导干部来参加这个学习班。房间的门窗全部关闭起来,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默与异常的肃静。8时许,丁盛主持宣布开会,由李维英宣读“中共中央57号文件”。宣读时,个个都凝神屏气,集中精力静听着。读过一遍后,丁盛面孔极其严肃,声音低沉地说,稍休息两分钟,大家把脑子冷静一下,再读一遍。听了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自9月13日凌晨通知为什么要停飞和陆海空三军统一归大军区指挥等许多迷惑不解的疑问都已得到解答。所谓不敢想、想不到的问题,林彪叛党叛国,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罪行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任思忠(广州军区政委)宣布了学习编组名单与保密纪律的要求规定。我们小组学习地点被安置在军区大院内的“留园”宾馆。由政治部宋副主任参加领导,还从42军、省军区、后勤部抽了三名干部充实民航小组,原通知带生活用具住军区,后来又改为白天到“留园”宾馆学习,晚上回原单位了解情况和照顾安排工作。
听过“中共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之后,犹如当头挨了沉重的一棒。真是想不到,不敢想的问题终于发生了。从1970年9月下旬开始,林立果曾先后四次窜到广州住在白云机场,无庸置疑,我是陷进去了,心如乱麻,惴惴不安。回顾我自参加革命后,特别是调空军工作20年中,一直灌入耳际的多是对林彪的狂热吹捧与庸俗的宣扬。万万没有料想林彪竟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坏蛋。我当时思想上负担沉重,认为自己犯的不是一般错误,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属于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无疑会受到行政上被撤职,党内受到严重处分,在群众中进行批斗后送农场劳动改造。但还没有想到会失去人身自由,隔离审查,更没有想到会逮捕关押,拖了十年至今尚未作出结论。
9月25日下午,我在“留园”接到李维英的电话,他说李某在军区招待所不见了,要我查问一下她是不是跑回机场去了。李某是上海空军医院的女护士。7月初,李伟信提出要民航指定一个政治、技术条件好的护士负责林立果在广州时的医疗保健工作。我表示广州民航找不出这样条件的人,空军多大范围大,你们能调一个放在广州民航专门负责他的保健工作是可以的。李伟信说,他要向林立果请示研究决定。我曾把这个问题在常委办公会上汇报过。时间很快,没有几天他们便把李某从上海空4军调来广州,调动手续搞得都很完善,因为他们有权,当然是容易办理的。李某到广州后,李伟信把她带到白云山上,照护林立果去了。林立果离开广州后,李某回到机场。当时从医疗保健技术考虑出发,后勤部把李某送广州军区总医院进修学习,以便提高其技术水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军区把李某从总医院调出进行审查(这个情况在李维英打电话前没有告诉我)。晚饭后,我从“留园”回到机场,便把李某在军区招待所失踪的情况给秀香 讲了,她说,李某下午曾来过,到公共汽车站不久,派人去还可追回来。我当即派人到汽车站把她追找回来。李某提出她要求直接与任思忠谈话。我把李某的意见用电话反映给李维英。他说李某可以住在机场不动,任思忠第二天找她谈话。事后,我听秀香告诉我,李某在与她谈话中说,5月份林立果那次来广州时,她就从上海乘火车来过广州。李伟信把她从火车站直接送到山上,林立果在6月初离开广州时,李伟信又把她送上火车回到上海。这样,真相即已大白,李伟信提出要广州民航为林立果固定一个保健护士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他们早已设计好一个圈套,早已预定好要把李某弄到广州供林立果玩耍。李某早在林立果到上海时已姘居过了。从这个事例,也可以看出两面派林立果与他的死党李伟信真是奸巧人,养汉老婆假装正经。实际上,是一个披着一张人皮的恶狼,狡黠精细,奸诈伪善,不知糟践了多少纯洁善良的女孩子,真不知羞耻到何等地步。
由于林彪、林立果的问题,自己被卷进去犯了错误,情况是极端的错综复杂,这可真是搞政治而犯了政治错误,因革命而犯了革命的错误。这种错误又不同于其它性质的错误,例如工作失职,道德品质败坏那些方面的。这种错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在是无法避免和难以预防的。错误已经犯了怎么办?经过辗转反侧,内心激烈痛苦的斗争,只有按照中央文件中所指出的,忠诚老实地把自己的问题向党交代清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同林彪、林立果划清界限,痛定思痛,痛改前非,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告别亲人

9月26日下午,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厚德到“留园”找我,与他同乘一辆汽车到沙河军区指挥所。他告诉我,王斌曾找任思忠反映我听了“中共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后,思想上有顾虑,态度上有问题。因此任思忠要他找我一同去谈一谈。
这次谈话在指挥所任思忠的宿舍,只有我们三个人,谈话气氛比较自然和谐。任思忠说,我们过去在一个部队中工作,是老战友,老熟人,他今天是站在军区领导的角度,又从比较熟悉的老同志的立场上谈问题。实际上,他是从关心的态度出发来启发我和开导帮助我。他俩谈话的态度诚恳爽直,指出要我消除思想顾虑,不要考虑个人的得失。对与自己有牵连的问题要主动彻底交代和大胆揭发,不要躲躲闪闪。特别要注意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做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傻事,那样会造成后悔莫及的。他们告诉我,顾同舟派他的老婆把“毛主席同军区领导干部谈话”记录送到北京给林立果,军区对他采取隔离审查。同时我在听传达时,规定不准作记录,我不仅作了记录,还把记录借给顾同舟,这是不对的。于厚德说,军区派人检查顾同舟的家时,从他的保密柜中查出我的记录本,放在军区保密室存放着。
从他俩的谈话中,我还听到一些过去不知道的有关林立果的情况。林立果年龄不大,却非常的坏。生活糜烂腐化透顶,道德堕落败坏,品质恶劣到极点。据说被他玩弄和糟蹋过的姑娘相当多,有的被他玩过后抛弃了;有的怀上孕,有了孩子;有的被逼着打胎;有的因为被他玩弄过后不要了,精神受到刺激发疯了。从他的东西中清查出很多进口的避孕工具和药品。他外表伪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实际上,他满脑子里成天想的是女人,像这种人还有什么思想精力学习和工作哩。李某就是他在上海的一个姘头。他们还谈到林立果成立一个秘密组织的材料,这个组织非常的严密,参加条件很严格,并订有加入组织的誓词、纪律等规定。我听到后,不禁感到大吃一惊,他们谈的这些情况,林立果一年中曾先后四次来广州,我在与林立果及其一伙的接触中,竟然没有发现。也说明我政治上、思想上迟钝麻木到何种程度,像我这样糊涂愚蠢的人,怎么能不掉到陷阱里去呢?
这次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态度热诚,语重心长,对我的帮助很大,使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的严重性,要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找责任、找原因、找教训。这样与林彪、林立果及其死党划清界限,彻底决裂,主动揭发他们的罪行,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才有好处。
从沙河回到军区大院“留园”时,已经5点多。王斌他们已经先回机场去了。军区常委决定在白云山上为广州军区空军师以上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办一个学习班。我们参加军区学习班的归到白云山学习班去继续学习。我决定回家去一趟,取几件换洗的衣服及日用品。更主要的是回去看一看秀香与孩子,不知道这个学习班要多少日子结束,心中感到不美满的是分开20多天,她刚从武汉回来,还没有在一起生活过,交谈过。于厚德说,给王斌打个电话,让她把东西带来即不要回去了。无论如何,我必须回家去,与妻子作一告别。秀香虽然还没有听到中央57号文件精神的传达,也还不知道林彪、林立果的问题,但从9月13日以后十多天中,出现的各种令人疑惑的复杂微妙现象,联系到林立果一伙一年中多次到广州住在民航,与我们不断交往的关系,自然对她也会产生深切的忧虑和无情的压力。我如果不回去一趟,她看不到我,那会更增加她精神上的沉重和不安。(上图:“九一三”之前的米家农与妻子吕国贤〔秀香〕。)
果然,不出所料。我还没有到家,秀香在房子里听到汽车响声,赶快领着小儿子快步跑出来迎接我。我下了车发现妻的面颊上浮着一层忧虑的神情。一见面,仿佛是过去出差久别归家来似的。她骤然转忧为喜,急忙上来亲切地从我手中把皮包接过来,紧跟着我一同上楼进了卧室。
她动作轻快地为我泡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她那一对明亮的黑眼珠深情地盯着我,关切地说:“王斌他们早就回来了,就是没有看见你,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
我理解她为我担忧的心情,微笑着宽慰她说:“我怎么能回不来呢?任思忠临时通知找我谈了谈,谈话时间不长,路上来往时间不短,所以回来时间晚了一点。怎么,你又不放心了,是不?”我接着把军区决定将学习班扩大搬到白云山上去办的情况,和取上东西还要返回“留园”吃完饭,军区集中派车上山的情况告诉了她。在机场门口碰到王斌他们已经又上军区去了。我说,我是特意回来看看她和孩子的,没有什么问题,要她与孩子放心。
秀香的耳朵聚精会神听我说,眼睛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好像要从我的眼神里和脸色上寻觅到一点些微的症状,以便猜测出一定是出了什么重大的问题。她看我没有谈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便凑近我的跟前,用祈求的神色低声问:“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哪?你给我说一说不行吗?”我苦苦一笑,无可奈何地说:“林彪、林立果都完蛋啦,都死啦。”
凝目思索片刻,我发现妻的脸上布满了愁云。我们的小儿子年龄虽然不大,却很懂事。他自我下了车,陪着他妈出来接我,一直跟着上楼进了卧室,没有说一句话。显然看出孩子的情绪也是低沉,愁眉不展,再不像往常每当我回到家时活泼蹦跳,问长问短。今天却一声不吭,只是站在大人旁边,默默地瞅着爸爸、妈妈的忧虑面容和不安的神色。他那幼小纯洁的心灵里恨不得想替父母分解一点忧愁和分担一点负担。但他不知道,这不是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只能是心有余而无力罢了。
秀香想把小儿子支使出去,单独想从丈夫口里探问点消息出来。她用商量的口吻对孩子说:“小儿子,你到自己房间去呆一会儿,让我与你爸爸说一会儿话,好不好?”懂事的孩子,心想也从爸爸口里听到一点解愁去忧的话,但听到妈妈提出来要他退出去的意见,小儿子还是没有吱声,精神上背着沉重的负担,遵照妈妈的意愿,乖乖地听话地转身缓缓地退出去了。
房间内的空气,寂静而沉闷,秀香贴近我的身边,以哀求央告的神色,悄声对我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给我谈一谈嘛。”一瞬间,我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浮过一丝隐痛。这时,我很怕接触到她的眼睛。两人的生活与命运结合多年的诚挚感情,我深切地知道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射出的光芒像锥子一样的锐利,好像隔着胸膛可以看透我的心血的吞吐。多年来,她从我的日常些微的神色举动中,便能够窥测出我心的秘密,要想瞒过她的那双慧眼是不可能的。我俩从第一次见面认识开始,我对她的那双晶莹似珠美丽动人的眼睛,从来是瞧不够喜不够的。但不知为什么,我今天却害怕碰到我永远喜之不够、爱之不尽的那双大眼睛。面对眼前的妻面,真是内心矛盾重重,思绪万千,不知如何回答与满足她的要求呢?我的胸膛里憋闷得简直出不上气来,心中犹如刀绞一般难忍。我不如实告诉她,她与我一起生活患难与共24年,我从良心上、夫妻深厚的感情上对不起她;如按文件内容具体讲,这又为党的保密纪律所不允许。况且我因为听传达“毛主席与军区领导干部谈话”时作了记录已受到军区党委的点名批评。这次传达文件开头又特别强调了这一条,提出如有泄密的要执行纪律。我想来想去,秀香也是一个经过20多年的老党员,又不是一般的干部,她会理解与谅解到我内心的难处的,她不会过分责怪我的。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漏也说不过去的。我还是把事先想好的话,又重复一遍:“林彪、林立果全完蛋了,都死啦。”这样虽然没有照中央文件讲得那么具体,但听到林彪、林立果都已经死了,完蛋了,那就说明这两个家伙都出了问题。至于具体问题是什么,我想听中央文件传达只是时间问题,像林彪这样大的问题,党内17级以上干部不要很长时间就会听到传达的。秀香对问题的反应是很敏感的,不需要我多讲,她不会再追问下去的。
我俩深情地注视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我定睛端详着妻忧郁的面容。她心灰意懒噙着泪花瞥了我一眼,突然提出一个我没有意想到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吗?”我不禁一怔,发现她脸上有浓重凄苦的表情。我心想,即便问题再严重,也还不会严重到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的那种地步,我们又不是反革命,只是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再重的处分,也不过是撤职,开除党籍罢了。我感情凝重地宽慰她说:“怎么能不会在一起呢?不会严重到那个地步的,过几天,学习班一结束,我就会回来的。”
人的感情,悲痛之情往往溢于言表,两行亮晶晶的泪珠随着话音,从妻的眼眶中滚了出来……我忧虑地望着她那饮泣吞声痛楚的神色,竭力想安慰忧心忡忡的妻子,我局促不安地安慰她:“不要担心害怕,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向党忠诚老实地交代什么问题。我们犯了错误就改嘛!要相信党的政策,党会给我们出路的,会给我们饭吃的,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会在一起的。”
秀香蹙眉沉思了一会儿,她极力抑制住眼泪,表现出难舍难离的感情,用恳求的目光对我说:“你在家吃过饭再走吧!”我望着窗外默默出神,不由得心中浮过一些隐痛,鼓了一下勇气,小心翼翼地说:“时间不早了,王斌他们恐怕已到军区哪,不在家吃饭呐,去晚了他们会等得着急哩。”妻的面颊露出一种仿佛今天分开后,就再也难以在一起生活的那种深情和忧虑的神色。她又苦苦哀求道:“阿姨都已经把饭菜做好摆在桌上了,你就与我和孩子一起吃过再走吧!”其实,在这种浓郁的悲怆气氛中,谁还能咽得下一口饭菜呢,只不过是借此拖延一下时间,夫妻、孩子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以表在忧虑中亲人之间眷恋不舍的深厚感情而已。
我当时实在没有料想到,这一次夫妻间之别竟成为迄今已音讯中断十年尚无重逢指望的告别。我寻思:反正用不了多少天,我就会从学习班回来的。对秀香再三挽留吃过饭走的情意,没有重视和尊重。我犹豫了一下,心想多呆一会儿也得走,还是趁早点走吧,不要影响大家等我的。我固执地说:“天不早哪,司机还在门口等着。你让我走好了,学习班一结束我就回来!”边说边拎着皮包站起来,也没有得到秀香的表态,就步履沉重地向外走。
秀香与小儿子紧紧跟着我下了楼,把我送出门上了汽车,从此依依惜别了爱妻和娇儿。哪里曾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成了无期的阔别。这是超过刑法治罪的一种极其残酷的、野蛮的精神刑法。十年中被“隔离审查”、“逮捕关押”,从那次告别与亲人断绝十年音讯的历史实践证明秀香的预言:“以后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吗”。她的话是不幸而言中了,这就是历史。
从失去自由后,在十年漫长痛苦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每当忆起与妻儿告别的情景时,负疚之心深深刺痛了我。我对不起妻对我的恳切挽留同她和孩子一起吃饭的盛情苦求。我有罪,夜阑人静,久不能眠,陷入极度痛苦中,后悔莫及。我深切盼望有朝一日,愿向她母子俩当面认错和接受责备。
从秀香问我“以后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吗”话中,我不禁联想起在共同的生活中,使我认识到她的思想比我解放,看问题的眼光比我邃远。1971年7月初,我俩在一次交谈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发的“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记录”学习体会中,秀香提出两个问题征求我的看法。一、在“记录”中斯诺曾向毛主席提出对宣传“四个伟大”提法的看法。毛主席回答斯诺说,他对“四个伟大”的提法很反感,并连说“讨厌(嫌)、讨厌(嫌)”。秀香说,“讨厌(嫌)”一词在中国人的使用习惯中带有骂人的含意。“四个伟大”是由林彪提出来的 ,主席是知道的。可是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中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贬语呢?如此看来,毛主席对林彪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设想: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毛主席发出号召,说林彪反对他,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应当怎么办?二、她感到江青这个人不正派,不像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她要我谈谈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
我立时感到她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不一般,表现了特别的大胆,有个人独到的见解。但是又不好回答她的提问。我当时不仅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思想也没有她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正是林彪、江青得势的那种情况下,不仅不好回答,脑子也不敢往这方面想的。像谈论这样的问题,如果稍微露出一点风声,那是要犯杀头灭门之罪的。我不仅不敢想,对这方面的问题也不愿意去多想。我不加思考地抱着敷衍了事与含糊应付的态度说,毛主席不会发出那样的号召的。林彪是“一贯拥护”毛主席的,是毛主席“亲密战友和最好的接班人”,这些已经都写进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这还能有疑问吗?至于对江青的评论,虽然我心里对江青也有认为她不正派的感觉,但不如秀香那么大胆爽快地把观点亮出来。我认为这样的问题,只能是夫妻俩关起门来,在耳朵边低声议两句。我还不放心地再三叮咛她,对这方面的问题,到外面可不能乱谈论的,以免招惹麻烦和是非出来。……
妻当时虽然不知道有个什么中央57号文件的精神,但她已揣摩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后果。经过苦思苦想,已经考虑到我们由于林彪、林立果出问题的牵连,对我们家庭生活的命运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经受了历史的灾难,经过痛苦的时代反省后,我与秀香比起来,我虽然仍处在囹圄之中,不禁感到非常的羞愧。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我过去在24年共同生活命运中,对她的美德认识不够,没有发挥她的长处,使她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有更大更好的协助。这是我至大的懊悔与痛惜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想只要案件问题了结之后,在我俩晚年的生活命运中,还会有时间与机会发挥她的长处的。
(9月26日)晚上,军区派一辆大巴士客车把我们十多个人送到白云山上。“学习班”住在山巅上的白云山庄宾馆,这里曾是周总理招待印尼总统苏加诺住过并与他会谈的高级宾馆。文化大革命前白云山没有被封闭时,多半是广州交易会开幕期间有钱的商人上山下榻清静避暑。如今山上除了警卫守山部队已再看不到其他行人游客,白云山庄内除少数几个看管人员外,服务人员都已下山。昔日房间内的各种摆设和高级的用具、卧具等也都封存起来。为了学习班设此,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处临时派出服务人员和派车送上用具,保证住、吃生活。
学习班共有50多人,广州军区党委专为广州空军军、师两级主管干部与广空司、政、后机关领导开办的。军区派出副政委訾修林带着政治部宋副主任及干部、宣传部两名部长具体主持领导。
9月27日上午8时,军区领导干部丁盛、任思忠、訾修林与广空王璞等上山主持学习班开始。宣读了中共中央57号文件,这是我在“九一三”事件后第二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因为在沙河军区指挥所曾听过一次,心里已经有了点底,所以这次听后,不像初次听时感到意外惊异与无法理解。
军区党委为什么要专为空军部队(包括民航)干部开办这个学习班呢?丁盛、任思忠在讲话中说,陆军部队的军、师领导干部还不知道林彪的问题,中央57号文件还没有向他们进行传达。军区党委考虑到林彪、林立果在空军部队中的影响及流毒大,经请示中央批准先召集空军军、师主要领导干部传达学习中央57号文件。学习班地址为什么要选在白云山庄呢?他们说,主要是学习中央57号文件在白云山巅既保密,又清静。白云山是广州的著名风景区,每年特别在春节、清明、国庆期间从港澳回广州到白云山游览风光的人特别多,络绎不绝。白云山庄是在山巅根据特有的地形而修建的一座宾馆。有大小不同、高矮不平、依山傍水、形式多样的各种房间,没有楼房高大建筑物。房间用花岗石自然建筑材料建成。宾馆院内呈现出风景优美、幽静清雅的园林风光。由于地势高,夏季气候比市区凉爽,山上树木丛生,空气清新,真可谓休息胜地。学习班的伙食标准相当的高,军区对空军干部有特殊的补贴照顾,主副食花样多,质量高,菜肴清香可口。军直服务社派人在山上经售香烟、水果及各种日用品,服务态度热情,供应周到,为学习班造成少有的优良条件。
学习班以空直、7军、12军及民航分编四个组。民航组我依然是组长,王斌为副组长。学习方法:在听传达中央文件的基础上,以组为单位进行座谈讨论,揭发林彪、林立果及其死党的罪行事实,并联系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进行交代。发言时间不受约束限制,可长可短,讲完了过一会儿,又想起来还可再讲。发言人思想上不感到有压力,相互之间也没有横眉竖眼,追问指责,会议情绪活泼,心情舒畅。我的问题多,可以说是小组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970年9月林立果到广州起,我便与他及其死党有了关系,与他们来往接触多,对他们的活动事实耳闻目睹了解的也多,所以我发言的次数与占的时间也多。我自己心里也清楚,在小组内我的问题不仅多,且性质也比别人严重,我陷得最深。从个人在民航所担负工作说,我应负的责任也最大。我认为参加军区主办的学习班,是军区党委给我揭发林立果及其死党在广州搞阴谋活动罪行事实与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的一个机会。我不能把党给的这个良好机会错过去,辜负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不能辜负军区党委对我的关心与期望。我在小组敞开思想作过多次的发言,有的时候小组开会半天的时间被我独自发言占用了。我把与林立果及其死党一伙一年来接触中所知道情况和问题,毫无隐瞒和保留地全部端出来。小组内大家对我的发言是比较感兴趣和注意听的。连王斌都个别给我说:“你把问题都兜出来了,有好些情况我都不知道。我对你的态度和发言比较满意,咱俩继续一块工作下去,把过去损失了的挽救回来。”我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出来后,思想上立时感到如释重负,显然感到原来精神上的压力和身上的包袱减轻了,心胸也觉得开阔了,头脑比在“留园”学习班时清醒了许多,与大家在一起也有说有笑了。个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由本人整理写成书面揭发交代材料交上去。有的材料由两个人一起回忆整理出来共同署名上交的。
国庆节前,任思忠上白云山给学习班讲了一次话。他说,学习班的时间不能拖得过长,因为部队还有许多工作等着领导干部回去做。部队中的思想动荡不定,反映出的各种问题较多。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在这里学习,争取早一点回去把部队工作抓一下。军区常委决定学习班在国庆节期间不休息,把伙食搞好些,放映一场新电影片子,争取把对林彪、林立果的罪行事实尽快揭发完,学习告一段落。国庆节那天晚上,在白云山庄门口放了一场京剧舞台新片《沙家浜》。从看过这场电影以后,迄今十年再没有看过电影。
10月2日上午,学习班乘巴士客车下山到流花桥友谊剧场听刘兴元传达中央57号文件,这是我在十天内第三次听这一文件的传达。这是由广州军区与广东省委共同组织的,有军队与地方干部参加。广州军区又在广空招待一所办了一个学习班,参加人员为团长、政委及机关正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包含广州民航的干部在内,湖北、河南两省未来),他们这是学习的第一天,参加了听中央文件精神的传达。
传达报告会由丁盛主持。刘兴元在传达中央文件联系到广州的情况时,曾提到有的单位的宣传队为歌颂吹捧林彪、林立果,编唱“我们是一支战斗小分队”的歌曲。他虽然没有点名,我意识到这是指的广州民航的宣传队。丁盛在会上宣读了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决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交代问题的通知,中央军委任命华国锋为广州军区政委的命令(他还形象地扳着指头,一个一个名字地念着说,我们广州军区现在已经有六个政委了)。他还讲了他刚才接到周总理在电话上谈的一个情况,根据空军作战部长鲁珉投案自首交代:江腾蛟、王维国 以答应他当空军副参谋长的条件,要他驾驶飞机乘毛主席的专列经过上海时进行轰炸扫射、妄图谋杀毛主席的罪恶阴谋。鲁珉不忍心下毒手干害毛主席的这一罪恶勾当,但是不干他会受到报复的。他让他老婆用一种药水故意把眼睛搞坏,因眼睛有病不执行这个罪恶勾当,又避免遭到江腾蛟一伙的毒害。林彪、林立果一伙施行这种卑鄙无耻、穷凶极恶、丧尽天良的毒辣手段,妄图谋害毛主席的罪恶阴谋。听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情况令人发指,引起(我)极度愤怒。
林彪一伙的罪行事实越揭越多,因而学习班也就不可能结束了。由于林彪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的罪行事实的揭发,学习班对与林彪、林立果一伙有瓜葛关系的人,必然要被划进重点审查对象范围之内。无疑广州民航与我一定是被审查的重点单位和对象。
10月6日,军区党委为了把林彪、林立果的反党反革命罪行事实揭深揭透,决定把白云山庄学习班与黄花岗学习班(位于广空招待一所)合并为一个学习班,继续揭发与交代问题。当天,在暮色初降时,我们乘巴士车离开白云山庄,晚上到达黄花岗一所。
广州民航参加黄花岗学习班的干部50多人(缺武汉军区两个省的干部),编为一个大组,两个小组。到黄花岗后,虽然还没有参加学习,但与民航的人见面以后,神情有点异常,同志间的态度与气氛使人明显感觉不同以往。我与王斌的学习组长被抹掉了,大组组长由军区派来的一名干部(广东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某某)担任,副组长为高天雄、黄明华(兼小组组长)。很显然我与王斌、李心从已被划进为有问题的重点对象了。
10月7日上午,下山后第一次进入学习会议室。组长刚宣布说开会,王斌一言未发,顿时哭天抹泪地嚎啕大哭起来。好像他完全是一个上当受骗者,仿佛他受了极大的冤屈似的,哭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他这种装模作样的丑态,使我从心里感到厌弃,有话可以讲嘛,为什么要耍这个花招呢?可是居然也有个别的人出面为他解脱,王曙故意把他打扮成一尘不染的佛教徒,在一旁肉麻地帮腔说:“不要难过嘛,有话大胆地说嘛!”一唱一和,像煞有介事,一场双簧演得真是不错啊!实在令人恶心!
到黄花岗学习班后,在小组会上我没有发过言。每天趴在桌上写揭发交代材料。除了有人向我提出要答复的问题外,我是不讲话的。我也看得出来,学习班的气氛和斗争的热度一天一天地升高,组里人员对我的态度也在急剧地变化着。我好像已经成了一块满身是病菌腐烂的臭肉似的,许多人不敢靠近我。过去经常接近和来往关系密切的人也一反常态,骤然变得关系疏远,仿佛不认识一样的。我主动找他们讲话时,态度冷淡,佯佯不睬,吱吱唔唔,不愿搭理。真好像昔日是往来频繁,而今日则变成冷眼相遇,人情冷如冰霜,宛如西伯利亚的寒流一样,使人感到侵肌彻骨悲痛难言。从学习室回到宿舍,除孤孤单单的一人外,再无别人接近我,使我在精神上的压力感到特别的沉重,夜不能寐,吃不想咽,除了不断地猛抽烟之外,脑子乱成一团,躺在床上半睡半醒,模模糊糊,也不知道是睡是醒,浑浑沌沌地呆下去。我心里很明白,别人不愿意接近我,对我采取不屑一顾的原因。我也自觉地把自己“固步自封”起来,不愿意去给别人增添麻烦和惹是生非。我横着心即便要判死刑,我也要自己一个人硬着头去死,决不牵连或往别人身上洒一点鬼魂去。
在一个小组学习虽说都是民航的干部,但以往因为工作关系,有的人经常接触,有的人接触少,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有些人对情况不了解,在会上难免要提出一些疑问或质问;有的人也会幸灾乐祸或讥讽讪笑的;甚至个别的人有意对着我高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些我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与我一起追随过林立果参与过活动的人,却硬是昧着良心,乘人之危搞落井下石,胡说什么我是“有野心”,“在旧社会剥削人,新社会还想压迫人”,横眉竖眼地斥责我是“企图把水搅浑”,我简直一点也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些不知所云的话,让人听了真是啼笑皆非,只能忍气吞声地咽下去,不理睬而已。
10月14日晚饭后,我歪倒在床上边抽烟边思考问题的时候,忽然听见房门被缓缓推开。我坐起来一瞧,看见邓明一蹑着脚蓦地闪了进来,满脸挂着惊慌怕灾祸沾身的不安神色飞快奔进我身边,悄声细语地说:“啊呀!好我的老首长啊!不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哪,你还不赶快交代问题吗?”还没等我开口回话,他已经扭转屁股流星快步地迈出门槛走了。不管他是有头无尾,还是无头无尾,他的这种举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我想他可能还是出于一种善意想规劝帮助我一番的,可惜他胆小如鼠,连个回音都没有听着就匆匆忙忙地溜跑了。
我在黄花岗学习班的九天中(10月7日至15日),写出揭发与交代共有50多个问题的材料。12日上午,学习小组在焦红光旁敲侧击的煽动下,对我展开了火力极其猛烈的围攻质问,提出许多问题要我当场回答,我实在无法回答。军区宣传部孙部长坐在我的左侧,两次要我对小组里有人提的问题作出答复。我说答复不了,以沉默不语对之。下午学习开始时,大组组长比较讲理,他提出给半天时间,让我到隔壁一间空屋里学习毛选作一番准备后,另找时间再答复。一直到13日吃晚饭时我没有理出个头绪,头昏脑胀,越想越乱,想来想去,无法答复。
10月13日,周总理陪同埃塞俄比亚老皇帝海尔·塞拉西到广州进行访问。晚上,学习班集合到军区大礼堂听总理向驻广州陆海空三军的干部讲话。到达会场后,总理因为过分疲倦身体不好,临时改由李先念代表总理和跟总理到广州的华国锋讲话。会议由刘兴元主持。李先念首先讲话,他说总理已经作了准备同大家见面讲话的。但是因为总理的工作太忙,没有得到休息,所以身体不舒适,委托他(来广州参加交易会开幕的)和华国锋(负责召集中南区经济协作小组会议来广州,同时因最近军委任命华国锋为广州军区政委,借此机会与广州部队的干部见见面)代表总理与大家见面讲话。李先念讲话时间不长,简明扼要,着重讲了林彪叛党叛国的问题,对林彪的问题的认识态度与党的政策,提出因林彪的问题中陷进去和有牵连而犯有错误的人应当主动向党揭发和交代问题。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他也犯过“二月逆流”的错误,只要检讨改正,党是会信任的。他在讲话中联系点了顾同舟的名,他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就是党的政策。
华国锋讲话,宣读中央57号文件,以中央文件为依据联系讲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和情况。他说,林彪由秦皇岛乘空军一架三叉戟客机起飞准备投靠苏修去,结果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坠地,机毁人亡,林彪自取灭亡。林彪的叛逃只带走他的老婆叶群,儿子林立果和空军的刘沛丰,连他的女儿林豆豆都不跟他走。这个事实说明林彪已经是到了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地步。……事情发生的当天晚上,总理把住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从直升飞机上缴获到的周宇驰一伙准备逃跑带走的各种文件和东西。华国锋说,文件中有一个特大的信封,上面写有一个顾字,里面装的毛主席与广州军区领导的谈话记录。吴法宪看了说这是顾同舟写的。毛主席到长沙时,卜占亚曾参加听了毛主席的谈话。这份记录是驻长沙的空军18师的干部听卜占亚传达主席谈话时的记录。顾同舟派了陈伯羽到空军18师索取后送北京的。黄永胜看到这些东西后,一屁股倒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好像个撒了气的皮球似的。还搜查到林彪不仅妄图谋杀毛主席的罪证,还有他们准备把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要一网打尽的证据。他们对每个政治局委员的住址都绘了图,派有专人跟踪盯梢监视行动。林彪让林立果通过空军的王飞与黄永胜、吴法宪发生联系,传达林彪的指示号令。“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希望黄吴李邱能主动交代他们的问题,但是一直等了10天,他们都拒不向中央交代问题。黄永胜还在家里关起门来销毁证据,他的儿子要帮他烧,他都不准接近。最后,中央对他们不得不采取停职隔离交代的措施。犯了错误应当怎么办?有两种态度,一种像黄吴李邱的态度,这是不好的。另一种态度就是要积极主动揭发林彪的罪行与交代自己的问题,像汪东兴的态度,在陈伯达的问题被揭出后,汪东兴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他参加过林彪一伙召开的会议和活动,他发觉自己陷入林彪的泥坑犯了错误。他立即向毛主席作检讨,并几次在中央办公厅会议上主动作检查。由于他对错误的认识检查交代态度好,依然得到毛主席和中央对他的完全信任。华国锋在联系讲到广州地区的情况时,不点名地指出有的单位因为宣传队长没有流眼泪,就以他对林立果没有感情被数次开会进行批判。他虽然没有指名,但我认为他指的是民航。华国锋的讲话比较长,联系具体问题多,使我了解到中央文件上没有的关于林彪叛逃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对犯了错误应采取的态度,只有向党忠诚老实主动揭发与交代问题,才能取得党的谅解和信任。我一定要遵照中央文件指示来办,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华国锋讲完后,刘兴元与丁盛分别在会上表了态。刘兴元说他与黄永胜是“儿女亲家”,关系来往密切,他要很好地进行检查。丁盛说,他与李作鹏在军事学院学习时是同学,但没有交往接触。与黄永胜、邱会作过去曾是一个部队的,私人关系熟悉,来往密切。每次上北京开会时,不仅要到他们家里去串门,还要请吃饭。他表示也要进行检查交代。我听了心里想,这两个人这算什么表态,空空洞洞,轻描淡写,不着边际,一滑而过,给人一个他们好像是多么的轻松爽快、极不严肃的感觉,对与会干部毫无一点启发教育作用。
我的座位是7排8号,既靠前又适中。我对台上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是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坐在台上的人也极易发现我。当华国锋讲话中间,丁盛抬头朝台下一看,忽然斜着眼瞟见我了。我看出他脸上的神色不正,露出一种惊讶的面孔。稍过一小会儿,我看见他把脑袋贴近任思忠的耳朵咕唧一阵,任思忠随即抬起头朝我坐的位置了望一下。我心里思度,这可能是在议论我呢。又过了一会儿,任思忠起来朝后台去了。紧接从后台来一个人把坐在我前面的焦红光叫到后台去了。三天后,我被关进沙河监狱。我想起来了,从那天听报告时丁盛的神色,与任思忠的嘀咕,又把焦红光找走,一定是对我的问题在进行研究,认为我的问题严重,但没有想到我也来参加这个会议,来听李先念与华国锋的讲话,当发现我以后便表现出一种吃惊的神色。
14日上午,小组座谈李先念与华国锋的讲话。会上的气氛从一开始便使人感到又有新的紧张猛烈的升级,发言时雷鸣电闪,来势很猛。我一看这种势头只有俯首帖耳静听,准备挨批挨斗,接受追查斥责。果然问题亮出来了,质问我托吴都章买过“窃听器”没有?买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并说董崎托吴都章买过袖珍照相机胶卷作了交代,要我也作交代。还质问我:愿意向汪东兴学习呢?还是要固执地走黄吴李邱拒不交代被“隔离交代”的道路呢?有的人也指出王斌在下山后第一天的会上,不交代问题,先痛哭流涕企图博取别人的同情而滑过去的态度。还点出李心从的消极沉闷、默默无语的态度。李心从自下山后经常捂着肚子,不参加集体学习活动,在宿舍躺着,好像病重无法参加和坚持到学习室似的。我当然是众矢之的,是小组内的重点对象和靶子。

失去自由

10月15日下午,小组继续讨论李先念与华国锋的讲话。约3点钟,座谈刚开始,办公室派人来通知我与王斌到招待所南楼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我站起来要离开座位时,他看到我的《毛泽东选集》放在桌上未动,告诉我要把书带上。我当时没有意想到去参加会议与带不带“毛选”有什么联系。事实上,我将要很快失去人身自由的命运,这个工作人员他当然是完全知道的。
进了会议室,除当中大长条会议桌两边的椅子空着外,四面靠墙的凳子已经挤得满满当当都是人,他们多为年约30岁左右着空军服的身强力壮的干部。这时候,我也没有在意这会有什么问题的,以为他们是学习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来参加会议。围着桌子坐着先到的人,有空12军军长解耀宗、空35师政委刘健、空18师政委于斌。会议桌里面一头坐着广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正在与解耀宗拉呱聊天。我找了一张空椅子坐好,点燃一支香烟,边抽边思索:这是要开什么会议呢?怎么没有看到学习班和军区的一个领导干部呢?我又寻思:可能等参加会议的人到齐了,首长们自然会到的。这些是我根本不需要操心的,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等着吧。
过了约20分钟,按照他们预定名单上指定来的人已经到齐了。干部部那位小个子副部长开腔说:“军区党委决定,你们十个人参加另一个学习班去学习。门口已经准备好汽车,现在就出去上汽车走。”他的话音尚未结束,靠墙坐的那些年轻人簇拥着出去,挤撞着先登上汽车。有的人提出说到宿舍把自己的东西取上。王副部长说,不要回去取了,以后有人会给你们送去的。
上汽车后,我找了一个空位坐好,发现身两旁一边坐着一个抢先登上车的人,紧紧地摽着我,我不由得抬头把车内浏览一遍,看到凡是到“另一个学习班”去学习的人,个个都与我的处境一样。他们也是每个人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人保着驾。这时候,我好像猜出一点什么秘密花招和看出点什么破绽。难怪乎刚才在会议室是那么一种紧张、沉默而又有点恐怖的气氛呢,原来围靠四墙的这班人是负有特殊任务和使命的。
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姜部长说不上在什么时候,他也登上了巴士大客车。车厢里人满满的,空气很闷热,日头西晒,强烈的阳光照射进车内,更增加了车内的热度。但气氛却异常的肃静与冰凉,没有一个人吭气。很明显,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着每个人的心,都在暗暗猜想:这是要上哪个学习班去呢?但还没有猜想到会被送到剥夺人身自由的地方去。
汽车对着黄花岗正门开出招待所,向右拐向沙河开进。我通过车上的玻璃窗观望外面沿路的情景,怎么又向沙河去呢?这是要到军区指挥所去吗?不对。另一个“学习班”怎么会在沙河指挥所呢?我们这伙人也不像是应该到指挥所去的人。猜想不出车要开到哪里去。俗话说:傻柱子赶集,不知道路。那就随着大伙儿走吧,准不会错的。
汽车经过动物园、沙河镇大街后进入通从化去的公路上,我两眼直勾勾地眺望着大地和天空,车窗外面的来往行人、车辆和五光十色的景物。经过军区指挥所汽车并没拐进去,继续向北走,再往前是陆军某医院,汽车没有停,继续往前走。再往前面是什么地方,我就不熟悉了。汽车逐渐靠近白云山麓,走了一段后离开公路拐到一条乡村土路上,又走了一段后,远远看见出现一片房舍,但不像村庄,房子也不整齐。有几个人正在挖坑补埋水泥柱和增架铁棘蒺藜网。我不禁倒出一口冷气,这可是一个极不寻常和不简单的地方啊!
汽车开进铁丝网大院内,在一栋两层楼房的门前停下。除广空保卫部姜部长下车外,其他人都坐在车上没有动。车门紧紧地关闭着,每个人身旁边那两个保镖人当然在履行着他们的职守。虽说没有把手伸进我们这些人的胳膊上架着,但靠得很紧,唯恐这些“罪犯”跑脱似的。车厢内的气氛显得更加沉闷,寂然无声,仿佛在战斗打响前的那一霎那严肃紧张的气氛一样。一瞬间,我心里不禁泛起一种难言的滋味。在这种极其严密的“保护”下,我们在车上就关禁了一个多钟头。
太阳落山了,姜部长转回来站在汽车门口,手里拿着一张纸,他照着纸上的名字叫喊,叫到谁,谁就下车去,两个保镖的紧跟着下去。下了车直朝向南面的台阶下去,往哪里去当时还摸不清。大约每间隔10分钟放一个人下车,我是第六个被放出车的。夜幕已经开始降临,向数十米之外已看不大清楚了。向朝(南)走约200米才看出是一个高墙,上架有电网,大铁门套有小铁门,门前立着两个哨兵,警戒森严的小院落。我过去没有到过监狱,监狱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心中还在不免纳闷,自己问自己:这是不是就是监狱呢?岂不知果然就是人间地狱。
监狱的小铁门打开了,我钻进小铁门被带到左侧的一间小屋内。一个操湖南口音年约30多岁着陆军服的监狱官气势汹汹地说:“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部掏出来!”我遵照他的命令把所有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他不相信,又把手伸进我身上衣服所有的口袋摸了一遍,确实再摸不出一点东西,便把两个小本子、四张孩子的相片、钢笔、一串钥匙和一盒火柴没收,只把一盒香烟还给我。这是我从出世以来,也是参加革命队伍后第一次遭受搜查,尝到失去组织上信任所受到的歧视、冷漠和人格上受到污辱的痛苦的滋味。
顷刻间,命运便失去了主宰。我被搜身检查后带进监狱小院内东面的一个小门,“哐啷”一声被投入第5号牢房,又加一把大铁锁,牢门关上了。从此,我便被关进了监狱,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而这个监狱不是日本人的,不是国民党的,不是美国人的,是共产党自己的监狱,关的是共产党员,是跟着党南征北战地战斗了34年的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
不及15平米的囚牢内,除了当头吊着的那盏通宵不灭明亮缭绕刺眼的电灯泡外,整个牢房都是一片死寂阴暗发黑的。我不禁心潮起伏,思绪极度烦乱,背靠壁墙陷入深思之中:今天下午导演的这场政治悲剧一幕一幕浮在我的脑海。我参加共产党34年了,但从来不曾听说过党对自己犯了政治错误的党员采用这种诓骗的伎俩投进自己监狱的做法。我不理解,很不理解。即使需要隔离关押的话,国有国法,党有党纪,为什么不当面讲清,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拙劣的手法呢?我真的不知道党章党纪的哪一条,国家法律的哪一条上有这种诓骗做法的小字注释呢?一个共产党员一旦失去了组织对他政治上的信任,事实上也就是他的政治生命将要终结和新的历史悲剧的开端。一个党的组织既然认定这些党员失去了政治上的信任,违反了党纪国法,应当按照党纪与法律手续出示证件来“逮捕关押”,或者公开说明或个别说明为什么组织上要采取这种措施。被关押的这10个人都是经过党数十年培养教育的共产党员,只要说清原因,即便不说原因,不要采用诓骗办法,我想也是容易理解和能够接受心服的。想不到出生入死一辈子,到晚年竟落得这样结果和如此可悲的下场。一阵寒冷寂寞之感骤然袭来,令人有多少难言苦衷啊!抚今追昔,如箭穿心,一切都完了,只能听候发落,只有坐以待毙。

沙河监狱

晚上9点多钟,监狱的卫兵从牢房门上的小洞送进一碗又凉又咸的面条。这是奔劳折腾了多半天给的生活待遇,连一口开水都不给喝,实在无法吞咽下去。幸运的是香烟没有被没收,我向卫兵要了几根火柴又吸起烟来了。在这种窘困憋闷的绝境中,香烟好像成为唯一能帮助我消忧解闷的物质与精神结合的食粮,使我心慌意乱的心情得到一点安定似的。我在默默地暗思,难道我参加党34年的党龄就此付之一炬吗?我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了吗?速度之快,时间之短,犹如秋风扫落叶,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一个幼年参加革命,16岁参加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困难与残酷战争环境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就这样被投进关押敌人的共产党的监狱中,陷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完全绝望的境地。
深夜11点多钟,黄花岗招待所派人送来我的皮包和一套卧具。那个凶恶搜身的监管员跟来,把我皮包里的东西检查一遍,把刮胡刀搜走。
我把牢房扫视一番,准备选一个适当的地方把卧具摊开铺好。从今晚开始,这里就是我的栖身之处了。阴冷潮湿的牢房,进门两侧是直通铺的大木炕(床),除了木炕(床)就没有多大地方了,全房间也不过15平方米。每一边的木炕(床)边沿标着1、2、3、4号码,那是说每个木炕(床)上按规定是四个人的位置。如果犯人关满的话,这一间小小的牢房要关八个犯人。牢房顶里面靠墙有一个小洗脸盆和倒脏水(同时用做小便)的小水泥池,地下放一张小条桌和一把椅子,就再也没有立足活动之地了。牢房里只关着我一个人。我把卧具铺在一面木炕(床)上,另一面空着的木炕(床)就成为我踱步活动的场地了。幸好牢房内房顶比一般房间要高一些。靠院子的墙上面开着两个小窗户,人站在木炕(床)上举手钩(够)不到窗户边。由于牢房的门窗长年严密封闭,不通风,不见阳光,阴暗潮湿,飘着浓厚难闻的霉气,四壁墙上乌黑,霉菌黑迹斑斑,有一股冲人扑鼻的腐臭气味。木炕(床)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还有零散的地瓜干。看样子多年没有关过人,也没有打扫过。房顶上和四角布满了蜘蛛网,蚊蝇成团,嗡嗡地飞叫;老鼠成群上窜下跳,结伙嬉闹,活动猖獗。老鼠不是一种,有大有小,有黑色与黄色的,它已经不怕人了,白天经常溜进溜出,夜间爬在门上磨牙齿,干扰捣乱,对人的威胁最大。有一天半夜里居然钻进我的蚊帐内,乱窜乱蹦,把我惊醒,吓我一跳。
监狱规定,牢房的灯泡通宵不灭。灯光强烈,刺得眼睛无法睡觉。(我)经常成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多半是天将黎明时,打个朦胧。一次,我把一张旧报纸罩在蚊帐顶上,想遮挡一下刺目的强烈灯光,不承想为一张旧报纸,挨了哨兵一顿凶。
牢房内用点凉水特别的困难,洗脸盆上安装着一个细小的水龙头。拧开龙头点点滴滴地流出一种浑浊不清的黄水,含有较多的泥沙。清早洗脸接一盆水要费好长的时间。据说水的来源是利用从山上流到池塘的雨水,修了一座水塔抽上去供水。被关押的人解小溲不让上厕所,让撒到水池内流出去。小便次数多了,不用凉水冲洗,必然会有异味,恶臭难闻。我几十年中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清早起床首先解大便。在牢房为这个事我可真发怵,敲门呼喊哨兵打开牢门上厕所,可不容易啊!憋得实在难受,有两次曾因腹疼泻肚拉在裤里。小牢房的气味本来就已经龌龊难闻,这样更是臭味熏人,令人恶心呕吐。简直太不讲仁德了,这与过去的旧监狱有何区别呢?厕所在门旮旯放置一口大水缸盛水,大便后可用脸盆冲洗便池。洗衣服也要到厕所用缸里的水。我们被关押在沙河监狱期间,幸亏碰上的是冬天,如果在酷热的盛夏,不知要经受多大的折磨。
监狱中另一种折磨人的精神刑法,就是大铁门的震动声音。每天深夜哨兵来往出入时,故意把铁门铁锁撞击出“哐当、哐当”震耳欲聋的响声,使人听到顿时心惊肉跳,肝胆俱裂似的,许久许久不能平静下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搞呢?我猜想这样搞可能为他们壮一壮胆量,显示出监狱的森严威风。
我开始被关进牢房的头十天中,没有出去放过一次风。专案组头四天没有找过我,我也不知道我应当干什么好,只有等候定罪刺配发落。好几间牢房只看一份报纸,等传来时已过期好几天了。
牢房特别的阴冷潮湿,夜间盖一条薄棉被,冷得实在受不了。后来我发现一个取暖的巧妙秘诀,有太阳的好天时把被子晾外面,利用太阳光晒一晒,为棉絮增加热度,这样夜晚盖在身上感到特别的温暖。
牢房里没有开水喝,这对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折磨。多年来我养成一个爱喝水的习惯。如今不要说喝茶,连开水都难以喝到。一栋房道里只有一个旧竹壳皮不保温的水瓶,一天供一次水。干渴得实在难以忍受时,我向哨兵要水喝,只倒给半碗,润一润嗓子。后来蹲监狱的日子长了,慢慢地也就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环境。
伙食,每天八角标准。一个月结一次账,由个人交粮票菜金。主食大米、大锅菜,质量很差,不卫生。偶尔吃一次白面,多是吃包子。早餐稀饭馒(窝)头,有时候给一个面包。一日三顿,都是冷饭冷菜。每人发给两个瓷碗,可以放在牢房内。但竹筷子不行,吃完饭要交出来,撂到牢房门口墙根地下。
经过一些日子的观察,了解到这里原是广州军区法院。监狱位于大院内的西南角,四周砖墙围着,墙上端架有电网。进了大铁门是一天井式的院子,当中竖着一个瞭望台。有三个关押犯人的牢房的走道,每个走道内有10间房子,每间房子约14平米,其中9间作牢房,一间是厕所兼冲凉洗澡房。走道的后门通向后院放风地和晾衣场。医务人员有两女一男,从附近陆军医院临时派来的,工作态度比较好,每天经常背着药箱来回巡诊,为了预防感冒,有时送感冒茶喝。
监狱专管生活的一位管理员工作态度好,经常为被关押的人外出采购香烟、水果、日用品,结算伙食账。请理发员剪头,提热水摸(洗)澡等事务都是由他一个人干。(他)年约30多岁,广东口音,工作实干,态度和蔼热情。
人在一个环境里生活习惯了,另换一个新地方开始是不适应的。何况由一个自由人突然变成失去自由的人,更会有明显的不同感受。正如专案组那个穿空军服姓周的小个子责问我的一样:“你也不想一想你是什么问题吗?如果是一般问题的话,还会把你请到这个地方吗?”不管他的话是嘲弄也好,斥责也好,还是辱骂也好,事实也是如此。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在监狱熬了一个月以后,由最初的心慌意乱,变为反正是凶多吉少,只能听天由命去吧。

追逼诱供

被关进监狱三天,专案组无人询问过,也不告诉被关在牢房里要做些什么,我也想不出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要揭发要交代问题,我在学习班已写过一本揭发交代材料,我写的草稿,小组派几个人帮我抄出的。如今在牢房里要再揭发交代嘛,口头讲见不到专案组的人。写书面的嘛,钢笔被收走了,又没有纸,也没有个桌凳,怎么写呢?专案组也没有告诉写,只有听候处理吧。
进牢房的第四天中午,从学习班押送来监狱时在汽车上靠我左右两侧坐的保镖二将,突然来牢房把我带到监狱铁门外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他们什么问题也不讲,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要我交出“窃听器”。这个问题因为在学习班小组里已有人提问过,所以他们来提出要“窃听器”,我并不感到突然。我回答说“没有”。仿佛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凿无疑的证据似的,质问我:“你让吴都章买的呗。”我说,我没有让吴都章买过那个东西,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窃听器”是个啥样子的。那个姓周的脸色立时雷鸣电闪般地说:“你敢把话说死吗?”我说:“当然敢肯定这样说。”他看我没有照他主观所想象的得到答复,便气势汹汹地把钢笔、纸往我面前一摆:“你写在纸上吧。”我毫不犹豫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了:“组织上如果查出我确有此事,我愿接受最严重的处分。”他接到手里一看,气急败坏地说:“今天就这样吧,你还回去好了。”这是我被关进监狱后的第一次提审,前后不过15分钟,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
专案组从这次提审后,对我的态度略有变化,以后不再那么过分凶恶了。他们还给送来一张小桌和一把折叠小椅,钢笔也退给我可以使用了,但不用时要交给卫兵放在牢房外面,给了一沓子稿纸。再也没有把我带到铁门旁那间小房子里提审过,断不了还派人进牢房看一看,拉呱几句。从他们的话语中得知同我一天被关进来的人,都在继续写揭发交代材料,说我的态度不积极主动。我想我已经是失去自由的人了,再讲什么话,他也是不会相信的,只好缄默不语好了。我也开始每天继续写揭发交代材料。
专案组六个人,其中两个负责人,一个姓王,胶东口音,开始时专案组人叫他王主任,后又喊王政委。过了几天又来了个满口镶金牙齿、年约四五十岁,说话河南口音的人,不知道是个啥职务的干部。一次,专案组把我带到监狱东南约200米远的一栋二层楼下紧西头一间房子里,从此以后每次找我谈问题都在这里。他们反复给我交代所谓“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的政策,动员我交代问题,还指出说王斌和秀香的态度好,我的态度不如他们好。隔了两天,另一个搞专案的干部,听说是军区文工团的政委,突然来到我的牢房,与专案组说的话如出一辙,也是同一个意思。他们看我这个人不吃硬的,采取压的办法是得不到东西的,于是对我的态度有时软,有时绵延,有时软硬兼施。我也从他们的话音中听出来,专案组对我所写的揭发交代材料是不适合他们的胃口的。我思忖他们想从我身上能挖出林彪组织发动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我的天呀!我如果知道的话,不是不交出去;我是实在不知道,没有法儿交出去。经我反复说明,我看出来他们是不相信的。
一天上午,“专案办公室”亲自出面了,把我带到北面坡上一间摆有文件档案柜的房间里。一进门,一个年约40多岁、身穿陆军服的机关干部,脸上阴云满布,瞪了我一眼,几乎是咆哮起来大声说:“老米!你听着,”随手把一份中央57号文件翻开念了一段有关政策的话,接着用指头“当、当、当”地敲打着桌子,斜着眼睛,冷漠威严地瞅着我声嘶力竭地说:“党的政策你是了解的,我给你又念了一遍,快点把计划交出来。”我说:“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没有告诉过我。”还没有容我讲完,他的火气更冒大了,一挥手:“你不交出来,你回去好好地想一想吧。”这种突然袭来的指供逼供,就如一阵风似的连五分钟都没有就结束了。
两天后,大金牙要找我向专案组交代问题。当我离他还有20多步远,他站在楼门口望着我,满脸挂着讥笑,皮笑肉不笑的神色,阴阳怪气地讥讽说:“你要搞唯物主义嘛,不要搞唯心主义哪,要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嘛。”我不懂他讲的这些哲学名词,没有答理他。
进到楼下西头一间房子后,他们已经把桌凳摆好。把我安置一侧,专案组六个人成一个马蹄形把我围起来。还破例为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面前桌上。面对此情此景,我沉默不语,一桩桩往事不禁浮现在眼前。想不到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起参加党20多年,跟着党爬山涉水,打了15年的仗,今天竟落到被审讯如此悲惨的境地。由不得心头涌起一阵酸痛,没出息的眼泪实在难以抑制地从眼眶里淌出来了。我左思右想,心尖犹如刀绞一般的疼痛和难过。一种极度烦乱的思绪与万分感慨的心情不免一起涌上心头,仿佛忘了周围存在的一切,无所顾忌忍不住地痛哭起来。在失去自由的10年中,我在别人面前只流过这一次眼泪,其它次数的泪都吞咽肚里了。我流泪决不是为了冀求博得别人的宽谅与怜恤,主要是个人的感情实在难以控制住了。30多年政治生活与斗争经历的教育,我深深地理解党的原则、政策和纪律的,我是实在被逼得没有一点法儿和出路,由于精神受折磨,人格受歧视与污辱,难以抑制的眼泪倾尽了潜伏在我心头的一种郁闷委屈难言的感情。
当悲痛和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后,我把林立果及其死党散布过的有关江青的问题作了口头交代。关于江青的问题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联系到她与毛主席关系问题,在此以前只提过有这个事,但没有讲过具体内容。过去中央也有“不准扩散”严格纪律的规定,专案组虽曾多次要我交代,但我没有敢讲。我再也想不出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向组织上交代过。但是专案组听了我的交代后,并不感到满意。大金牙白了我一眼,似笑不笑,似恼不恼,冷冷地奚落说:“看你那么的伤心悲痛,我们还以为你要交代什么重大的问题呢,原来讲的是这个问题。其实,你不讲,我们早已经知道了。人家早就交代了,比你讲得还要详细哩,已经写成材料。听办公室说,把这个材料准备上送北京,我们打算借来看一看。”从专案组人员的谈话中即可听出来,对我的指供逼供由有关江青的材料转移到要我交代林彪的武装政变计划,这与前几天“专案办公室”直接出面找我的目的是一样的。
翌日,专案组两个着陆军服的年轻人又来牢房与我聊天,给我解释“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的政策。我听懂他们的意思,目的还是动员我交出林彪的计划。他们还像煞有介事地举了一个例案想说服我,惠阳地区对两个犯了贪污公款罪的分子,由于两人的态度不同,所以对他们的处理结果也不一样。一个贪污一万多元,由于态度好,能主动坦白交代,交出赃款,得到宽大处理。另一个人虽然只贪污了几百元,但由于他的态度不好,拒不交代,结果被判徒刑。他向我苦口婆心不厌其详地反复讲解,帮我打消顾虑。他看我不吭声,不表示态度。他又说,当然林彪的问题也不能和这个案件相比了,但态度好坏体现了党的政策。
更为可笑的是他冷不防提出说,我还保存着一张蒋介石的大像片,捕风捉影到了何种地步。我听了不禁愕愣一下,感到莫大的惊异。再浑蛋也不能浑到那个地步。这是对我人格上、政治上莫大的污辱,立时气得我半天张不开口,目瞪口呆起来。过了好一阵,我说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进行检查嘛,如果搜出有的话,判我什么罪,我决不会有半句怨言的。他看我的情绪异常的激动愤慨,才又婉言说:“这是听飞行六大队有的人说的,我们问你一下有没有?”他这一说倒把我给提醒了。我是有一套新华社在1960年印发的《人民公敌蒋介石》照片。六大队在搞“两忆三查”教育时,我曾给他们展览用过,难道保存新华社印发的新闻图片也成了我的罪行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过了一段时间,专案组对我的个性可能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对我的态度软硬兼而有之。每隔几天来牢房看一看,在谈话中流露出他曾到我家里去过,谈及小四很懂事,以解除我对孩子的惦念。有时规劝我到后院去放放风,不要老呆在牢房里,时间长了人的身体是吃不消的。专案组六个人中态度最骄横傲满的穿空军服那个姓周的,自以为了不起,脸色犹如夏天风暴来前的天空,沉重而灰黑,雷声滚滚而来,从我心头压过。他那种少有的得意、趾高气扬劲儿,令人一看便感到想恶心呕吐。另一个就是大金牙,有时他说两句表示关心和冠冕堂皇的话,但经常是充满讥讽轻蔑的态度,还表示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一次他给我说:“我们这些人虽说过去都没有搞过专案工作,缺少专案经验,但我们有信心,一定要把这个任务圆满完成。”那就是警告我说,你不把林彪的计划交出来,那他是决不会收兵的。
那两个曾向我解释“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政策的专案组员,一次向我提问说:“林彪的问题在部队中早就传开了,连战士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呢?”我听了后,肚里觉得怪好笑的。很想反问他几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呢?既然连战士都早已知道,那为什么报纸、广播还一直不停地宣传他呢?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还要让他乘飞机准备逃跑哩?后来,我瞅了瞅这两个年轻人的憨厚稚气的脸孔,真是既天真又无知,对他们提这些问题有什么意思呢?我只好摇摇头苦笑说:“战士都知道,我却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比我灵通呗!”
一天下午,军区干部部那个矮个子王副部长与另一个也可能是个部长级的干部给我做打通思想工作,用说教灌鸭子的方法,整整讲了一个下午。还是从“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谈起,目的还是动员我交出林彪搞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与专案组不同的地方,就是增加了听起来似乎是表示关心,又似乎是要挟的内容,向我指出:“不主动交代出来,不仅本人被遣送农村交给群众管制和监督劳动,剥夺公民权,更严重的是还要影响你的子女和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出路。”意思就是从我开始,以后子孙万代永远不得翻身。这次谈话在场的有三个人,王副部长讲话不多,有时插上几句,大金牙在旁边坐着也是只听不吭声。主要是那个初次见面的人喋喋不休地循循善诱着,要我反复思考,主动把“计划”交出来好,拒不交代不好。直到晚饭时间过了好久,他的话还未说完。别人给他说已经开饭了。他说不忙,等谈完再说。真可谓有耐心和做到仁至义尽。临离开时,他还抱着莫大希望的态度问我:“怎么样?交代还是不交代呢?”我只能说:“凡是我知道的,我一定向党交代清楚,感谢你对我不厌其烦的帮助。”

孩子的信

被关进监狱后,虽然失去人身自由,与世隔绝。除从专案组人员谈话中流露出三言两语有关小儿子的情况外,意想不到居然能收到孩子写给我的几封信,这是在处于囹圄羁押中精神上得到的最大的欣慰。
在军区沙河监狱中,我先后共收到过孩子们写的九封信。小儿子的信二封,娜娃写的六封,健儿写的一封。奇怪的是唯独没有接到过远征的信。后来从娜娃的信中得悉,她已把我写给她的回信分别告诉了两个哥哥,并说远征跟着部队参加野营拉练去了。由于“九一三”事件发生得突然,三个大的孩子都在部队服役,离开家三四年了,父母究竟是因为什么问题被卷进去,他们确是一点也搞不清楚。只是小儿子给他的姐姐娜娃写了信才知道的。她又给两个哥哥写信通知他们,对孩子们说这也是非常突然和根本料想不到的。从小儿子的第一封信和转来娜娃写的信中,我发现秀香也被“隔离审查”的情况,家里只剩小儿子和保姆了。由于家中大人出问题,保姆肯定不会继续呆下去的,只剩孤孤单单的一个孩子了。我对孩子的生活与精神上所遭受的意外打击心里感到异常不安。我当即给小儿子写了回信,并把娜娃的信一并捎回去,要他设法通过专案组转给秀香。我把孩子的信除娜娃写的第一封信外都抄下来保存起来,经常看一看。专案组那两个陆军干部转送孩子的信是负责任的,给予很大的帮助。(右图:米家农夫妇在“九一三”之前与三个孩子的合影,后排左是女儿,中间是小儿子,右是大儿子,还有二儿子在部队没有回家。)
在接到的九封信中,孩子们没有一句埋怨责备的话。当然他们不了解情况,也无法具体表现出自己的意见。他们主要是听了中央57号文件后,依据中央文件的精神从正面开导帮助我。他们不直接指斥责怪,反而使我更感到内疚和极大的不安。由于失去自由的处境,信写的不能过长,像这样的重大问题,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表示认错,向党揭发与交代问题,坚决与林彪、林立果划清界限,争取尽快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当时我梦魂萦绕、辗转反侧和昼夜不安的思想负担是,担忧小儿子与女儿经受不住这样意外突然和沉重雷击的。我想搞不好的话,他们幼嫩纯洁的脑神经经受刺激后引起神经错乱或神经分裂症。特别从娜娃写的信中提到,当她得知父母出问题的消息后,也不知父母究竟是什么问题,思想上的负担特别沉重,每天晚上都作梦,当醒来时泪水淌湿了枕巾。小儿子信中提到他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整日想念爸爸、妈妈,为父母提心吊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过去一直生活于政治条件优越、革命生活气氛浓厚的家庭中,从他们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类似这种风浪打击的。晴天霹雳,一场预想不到,无法预防和无力抗御的灾祸,骤然劈头盖脸地朝他们猛袭而来,如何能经受得了。在以往政治运动中有些老同志被卷进政治风暴以后,他们的子女的脑神经因受过分的刺激而得了精神分裂症的并不乏其人。在家庭里从大人对孩子应负责任来说,我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我思想上为孩子忧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归家后连个立脚点都没有和前途出路怎么办?由于我和秀香都被陷进去了,根据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对犯有错误老干部的家庭生活处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干部生活命运的处理,肯定我的家会被从现住的宿舍赶出去的;由于父母的问题,一定会株连到孩子的问题,肯定部队是不会再让孩子继续呆下去了,会作复员转业处理的。部队上因政治条件问题被转到地方上,不要说在城市,就是到农村参加劳动,也不会受到欢迎和政治上信任的。两个大的已经是党员,年龄大了,还可以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女儿和小儿子怎么办?女儿的好胜心特别强,在部队服役两年已被提为干部,处处不落后,经常受表扬,只是因为年龄不够党章规定条件,所以党组织问题还未解决。由于父母问题的株连,这一下组织问题也成为梦幻泡影了,对孩子思想上的打击也是不轻的。小儿子还在上小学,将来入团、升学从经济上有问题,连自身生活的维持自立都有困难的。四个孩子分在四处,即便到一起连个家都没有的。父母都被“隔离”起来,都不准会面的。虽然能通封信也是经专案组批准和协助才行的,但也摸不到准确地方在哪里。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是很难说的,是遥遥无期的。过去虽说有几个在艰难困苦与残酷战争环境中患难与共建立起诚挚友谊关系的好友,但是党的原则与政治原则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与秀香出问题的情况下,应当想到与谅解到他们的难处,不应当再有什么要求与希望于他们。想来想去,给健儿写了一信,提出一个恳切的要求,因为他是我与秀香的最大的儿子,希望他在父母的问题没有结论之前,把弟弟、妹妹团结起来,帮助弟妹们度过这一艰难困苦的历程,勇于把这个沉重的担子挑起来。
不按党的政策,不讲起码的人道主义,自以为了不起,飞扬跋扈和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人,不是没有的。那个姓周的心太狠了,他妄图抓住我与孩子骨肉之情的弱点,从我身上榨取到他们经过指供、逼供、诱供得不到手的材料。他两次威胁我说,如果不把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交出来,就不把我给孩子写的信发出去。我说,我确实不知道,并不是不交出去。他又更进一步威逼说:“你要再不交出的话,我们就在你的信上批上几句话,告诉你的孩子说你的态度不好,拒不交代问题。”我对他的这种极其恶劣的态度和怪论,听了后感到非常的气愤。我心里想,你太愚蠢了,你想用这种拙劣的伎俩就想把我制服吗?我是一个有3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不是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我真的知道的话,用不着采取违背党的政策的这套伎俩逼迫我的,刁难我的,我自会主动向党交代的。专案组另两个着陆军服年轻人,没有这个穿蓝裤子的人的鬼心眼多。他们态度诚实,说话也不傲气。天气凉了,向家里取衣服,每次要钱和粮票,我都是请他俩帮助办理,得到爽快的答应和帮助。还能把家里小儿子的一些情况,多少告诉我一点儿,在精神上给以一点慰藉。

不走绝路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我要揭发和交代的问题的材料全部写完。我没有保留,没有隐瞒。我认真地作了回想思索,凡是我知道的,参与过的,或耳听到的,看到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件事都按照时间、地点、什么人、什么事写出来。我谈的关于有关江青的材料,专案组当时说他们早已知道,但是还要我写成文字的东西。在他们的指令下我照写了。甚至连专案组指供、逼供、诱供要我交出的“关于林彪的反革命政变计划”,我也捏造了一份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从黄花岗学习班到沙河监狱的专案组、专案办公室及那两位副部长一个下午的谈话诱供,我虽每次都表明自己不知道的态度,但他们说什么也是不相信的。看样子,不交出来,他们是绝不能绕过去的。专案组大金牙已表示了决心,不搞出来决不收兵了结;不交出,他们会轮番不停地追下去。在被逼得实在无路可走的绝境下,我根据林立果及其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曾向我散布过的流言蜚语,用主观分析的方法编造出一份“林彪搞武装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向专案组交了差。使我感到奇怪和心里好笑的是,“计划”交了以后,不但没有受到追问查对核实。两天后,还受到了大金牙的表扬赞赏,他对我当面说:“你写的那份材料,我们专案组看过后作了研究,认为你写的这个材料的方向和路子是对的。”我听了真有点哭笑不得,只好忍着痛把牙和血一齐咽进肚里去。我心里完全明白,我捏造的这个“计划”只能应付沙河监狱专案组的指、逼、供的权宜之计,一旦送到上面去,立刻就会辨出真假的,是根本经不起对照核实和检查的。自此以后,我觉出自己的精神面貌与初入狱时有了不同的变化,专案组找我谈问题的次数也少了。
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完全剥夺了自由,整天被关在昏暗阴冷潮湿的小牢房内。材料要写的都已写完,无事可做,无话可说,无对象可谈,又无书报可看。但是大脑并没有休息和平静下来,依然紧张地劳动和不停止地思考问题。考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孩子们今后怎么办?二是我犯了错误怎么办?两个问题有时分开想,有时合在一起想。想过来,想过去,我决不能走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可耻的死路。死在人的一生中这是最后的归宿结局。生老病死,这是人在一生中的自然法则,谁也无法抗拒和改变的。死的方法有多种,但绝不能自掘坟墓,自找死亡,也就是说,是自杀的死路。回溯在15年的战争岁月中,我曾前后大小参加过百十次的战斗,在硝烟炮火密集的枪林弹雨中,经历过像攻锦州、辽西大虎山阻击、攻打天津这样的大仗恶仗,极其残酷的战斗,出生入死,没有被打死,侥幸活下来了。过去没有死,时时准备了死的,万幸熬过来了。如今在和平的环境中,在政治运动中,自己消灭自己,自取灭亡,那是最大的不幸和悲剧。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被敌人打死,而自己走向死亡绝路,不仅是奇耻大辱,也是永远都洗不清的,做不出正确结论的;而且在亲人中,不能得到妻子和儿女的谅解和宽恕的,给他们将会造成不堪设想的痛苦的。
我细想起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回到广州的那年,秀香听到她在建国学院时一个诚挚同学许桂莲,在银行工作,也是在一次政治运动中跳楼自杀,曾引起她的莫大怀念和悲痛。我记得我俩对这个问题曾议过,相互打过招呼和告诫,两人取得一致认识:我们在今后即或有那么一天,不管谁遭遇到多么大的天灾人祸,碰到什么意外的想象不到的或不可抗拒的政治灾难,我俩是决然不能走那条自杀绝路的。如果谁要走了那条路,那就是背叛了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将永远也不会想念他。因为自投绝路的人不想念活着的人,他把两人在过去几十年中生死患难与共同建立的家庭感情完全抛弃了。他虽然死了,活着的人,对他还有什么值得怀念和留恋的地方呢?
我反复思考过,林彪事件在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以来50年中,是一个罕见的历史案件。因林彪的问题被牵连和陷进去的人,决不只是我一个人,也不是少数的几个人。它牵连的人相当的多,涉及到的单位和范围也很广。这个案件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易一下查清,但我相信党组织对这个案件一定会搞个水落石出,最后得出一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的结论的。我完全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历史的。党的政策使我从问题发生的初期,当时思想上、精神上的忧心忡忡,萎靡不振,束手待毙,逐步转化到胸心开阔,精神振作,耐心等待和听候组织上的结论和定案处理。
我面对历史,面对现实,面对铁门铁窗,透过小洞看到未来的光明,煎熬忍受和度过眼前的苦难。我要做一个虽犯有错误,但历史是清白的共产党员,即便需要死,也要死得清白和光明正大。古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相信,迟早总会有一天,我们全家人会团聚在一起的。

告别广州

1972年的元旦,是在沙河监狱里度过的。这也是失去自由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元月14日下午3时,专案组把我带到监狱东南面100多米处的一栋单元平房的会客室。刚迈进门槛,坐在里面的军区副政委肖元礼不知他的火气从哪里来的,一句话也没有说,立时横眉竖眼,声嘶力竭朝我干叫着:“我问你,你长的是红心,还是黑心呢?”我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有理睬他。我心要:一个军区的副政委,什么道理都不讲,如此简单粗暴,简直没有一个军区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和地位。
我靠近门口坐在一张椅子上,看到在场的还有军区政治部宋副主任,保卫部长石勇和专案组的大金牙及老王。肖元礼的火气稍有平静后,态度也好一些了。他说:“我们是受军区常委的委托来与你谈话的。接到中央的通知,决定你到北京去。看你有什么要谈的没有?”我说:“没有。”肖元礼又说:“你有什么要求和意见,还可以讲嘛。”我依然说:“没有,听从中央的决定和安排。”我寻思,对这一通知,上北京去,既感到突然,又感到不突然。按我的想法和希望,我愿意到北京去。我想到了北京,党中央所在地,到了毛主席的身边,不管受什么罪,吃什么苦头,是不会离开党的政策的,总会比这里要好的。
肖元礼看我没有意见,不说话,他把头扭向宋副主任询问有什么意见。这个大块头斜着三棱角眼睛冷冷地说:“我们是老相识了,没有什么说的。”简直纯粹是多余无用的废话。石勇态度柔和严肃地面向我看了看,朝肖元礼低沉地说:“他的几个孩子在部队表现都很好,吕国贤对问题交代的态度也比较好。”然后,他又把头转向我,以关切的口吻说:“到了北京后,把自己的问题好好地向中央交代清楚,至于家属的工作不要惦念,组织上会安排的。还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要求,什么时候动身,怎么走法?”他说:“今天就走,听组织上的安排吧。”
我回到牢房后,老王和那个姓周的接踵而至,给我说:“把东西拾掇一下,吃了晚饭就动身。”我发现床铺上放着一套棉军装和一双皮毛鞋,问:“这是哪来的?”老周说:“这是从你家取来的,还带来100元钱和100斤粮票,给你保存着哩。”我给他俩说:“我那一串钥匙带北京没有用处,请帮助转给家里,把孩子的相片和刮胡子刀盒子带上。”他一直呆着不走,我简直腻烦透了。
我心潮起伏,思绪紊乱,神思恍惚,心情沉重,脑袋发胀,两耳呜呜直响,眼睛昏暗不明,对面前的东西,一切都看不清楚。我不禁回想从去年10月15日被用诓骗的伎俩投进监狱起,到今天(1972年1月14日)要离开时止,在这座狭小、阴暗、潮湿、肮脏、蚊蝇蜘蛛老鼠成团成群,霉气臭味熏人的牢房里整整地折磨煎熬了三个月。这段历史在我的一生记忆中将留下难以忘怀的一页。我对广州并没有什么留恋不舍的地方,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我感到最不放心与惦念的是我的小儿子今后怎么生活下去?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父母都已被剥夺自由,他哪里会想到他的爸爸今天晚上就要被押解离开广州的,从此之后恐怕一点音讯也难以听到了。我临离开广州之前,不仅没有见一面的机会,也没有给孩子写几句话,留一张条子的自由,肯定专案组是不会把真情实话告诉他的。孩子是父母的骨肉,想到孩子不免引起切肤之痛的难受。一个天真纯洁没有经历过任何世故的孩子,他还时时抱着与爸爸见面的希望,岂不知这已成了梦幻泡影。如果小儿子不知道我要离开广州的消息,也不可能写信告诉他的哥哥和姐姐。从此以后连这么一丝微弱的联系也被彻底割断了。历史的无情将会给人们造成多么沉重和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打击,预料到这将是我们一家人的悲剧的开始。当然,我对秀香的挂念不弱于对孩子们的份量。亲人音讯的隔断牵动了我的心弦,她现在在哪里?当然她不到北京去,但是她的处境不会比我好的,她的身体不如我。我相信她为了她的儿女们会刚强地活下去。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人的命运在封建主义时代是听天由命,如今自己的命运也还是不能做到由自己来掌握和主宰。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一个党员离开了党是寸步难行的。正在茫无头绪默想入神的时候,管理员挺热情地亲自端来几个热气腾腾的肉包子。这是我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的最后一顿饭,也是与广州告别的一顿饭。管理员辛勤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照顾了三个月,他知道我要离开广州,最后算了伙食账,我一再向他表示谢意。
…………

(以下删去“到达北京”、“丰台生活”两小节。)

审查交代

到丰台的第三天晚上,专案组首次与我照面。同我谈话的有三个人,皆着陆军服,其中一个年约40多岁的操东北口音的人(也是丰台点专案组与我打交道的主要者)问我:“到北京几天了?”“三天。”“到北京来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没有来北京前思想上还有一点顾虑,现在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在毛主席身边交代问题,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挽救。我一定完全彻底把自己的问题向党交代清楚,争取尽快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他说:“好嘛,以到北京为准,不管在广州交代过没有,把自己的问题和揭发别人的问题,重新写成材料交组织上。”他问另外两个人有什么意见,那两个人说“没有”。这次谈话的时间不长,态度和蔼,问题简明扼要,给我初步的印象是,感到比广州专案组那些人的政策水平要高。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把主要思想精力集中于写材料的工作。从早到晚,脑子一直不停地想,手不休息地写,边想边写,想一阵写一阵。写得精力感到困乏时便点一支烟提一提神;头脑发胀时,到卫生间拧开水龙头用凉水浸一浸头,或者在房内踱一踱步,然后继续再写。我所写的这些材料,在广州时都已经写过,没有未交代的问题。我又把自1970年9月与林立果及其死党认识以来一年中的所见所闻,又进行了仔细的回忆,不论是自己的,还是揭发别人的,在广州写过的基础上重新写的,力求把问题写清楚,让组织上看懂。从我记忆以来,还没有写过这么多的材料,手腕写痛了,手指头写肿了。这也是对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罪有应得的一种特殊惩罚。
经过十多天的埋头伏案,脑与手不停顿地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交代与揭发材料的工作。写一份交一份,专案组看后,从中挑出10份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材料,在问题提法、语句和文字结构上作出修改,又让我重新誊抄了一次交给专案组。我思想上完全解除了顾虑,以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向党进行交代和揭发,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和隐瞒。
大雪下过后的一天下午,阳光和煦,我被领到专案组办公室。一位年约60多岁身着陆军棉衣的领导干部找我谈话,在场的有专案组负责人和我到丰台检查东西的那个干瘪的老头。他首先说,他是受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的委托与我见面的,要我谈一谈我认为自己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说话还未开始,秘书进来向他报告说有电话找。他出去接电话后,干瘪老头问我,认不认识这位首长?我说不认识。专案组的人插了一句:“他怎么会认识他哩。”与我谈话的这位领导干部,听他讲话的口音像湖南、江西人,院子里停放着两辆吉姆轿车,其中必有他的一辆,还随身带着秘书,说明他不是一般的领导干部,但我脑子里过去对他没有印象。
他打完电话回来,我继续接着谈,谈了约有半个小时,把从林立果到广州开始几个有关主要问题简略说了一下。谈完后,他问我:看见过毛主席对刘子厚的检查报告的批示没有?我说没有看见过。他当场告诉专案组的人说,把登载有刘子厚的检查报告主席批示的《中共中央文件》给我学一学。他又转向我说:“你到北京后写的材料是以一个一个问题分开写的,现在再把这些分散的问题经过挑选思考写成一个综合交代材料出来。”还问我有什么话想讲,我说没有。他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因为时间关系,还要准备找别人谈,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谈。谈话至此结束,共用了40分钟。这是我到北京后,中央专案领导小组第一次派人找我谈话,也是最后的一次谈话。
一天,专案组拿着我写的《关于向广州军区、广州市革委会要求把陶铸在白云水库沟里的别墅拨给民航修复使用的材料》找我说,他们拟把这份材料录成音给中央首长听一听。但是我写的材料长,他作了删改,压缩为录音时间不超过5分钟。让我重新誊抄一次,作一点准备,录音时照着这份经他修改过的材料念。
翌日上午,把我带到专案办公室。卫戍区部队的那个副团长来叫我,要我戴上军帽,他还帮我把军容军纪整理一番。到了办公室,我看到他们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把我安置在靠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就坐,面前放着一个送话器。斜对面里边角落坐着一个摄影的人,照相机安在三角架上,镜头正对着我,相机距离、角度也都对好。旁边沙发上坐着两个人,专案组负责人和那个干瘪的老头儿。我按照专案组修改过的材料对照送话器念了一遍,录了音,对面的照相机“咯嗒、咯嗒”地拍了照。其实,我写的材料并不长,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嫌长,还要代笔修改呢?
我在丰台的10个月中,专案组对我的态度一直是平稳的,有关我写的材料进行审查修改与我打交道的都是那个负责人。但是有一天晚上,专案组的另一个年约三十七八岁的人突然满脸怒气雷鸣闪电地向我大发一顿雷霆,莫名其妙气势汹汹斥责我:“你是什么错误呢?你是犯了罪。”他边说边把茶杯用力往桌上放,震得直响,好像不这样就显不出他的赫赫威风似的。实际上,从我到丰台与他初次见面到离开丰台,他从来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我真摸不清他的这股无名火是为什么引起的,他的这个怪脾气是从哪里冒出的。专案组的另两个人始终没有吭声,我看他俩看他发火也露出一点惊讶的神色。人处于失去自由的囹圄的情况下,遇到这种浑人有理也说不清,只能忍气吞声默言不语罢了。
在丰台期间与我接触较多的是专案组那个为我修改材料的人,他把毛主席对刘子厚的检查报告上的批示(留底抄在《毛主席语录》末页上)抄给我。但没有把《中共中央文件》给我看,我没有看到刘子厚的检查内容。他以关心的态度告诉我要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批示,指出学习时要与自己的问题联系起来,应该怎么办才会得到较好的学习效果。过了几天,他还找我谈过一次话,要我谈谈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后有哪些体会。我把自己的学习认识谈了后,他还诚恳地指出说:毛主席的这个批示,主要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毛主席指出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要想下贼船必须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二是毛主席的批示还包含有一个下贼船的时间问题,就是说要在半年的时间内,刘子厚从庐山会议上揭发出陈伯达的问题,到他向主席写检讨报告刚好是半年,把自己的问题主动向党交代清楚,才能取得党的宽大处理。他还谈到对问题应抱的态度,指出:是自己的问题不要往别人身上推;不是自己的问题,也不要硬往自己身上揽。要实事求是,问题是多大,就说多大;大不要说小,小也不要说大。自己也用不着担心,别人的问题,你不说,组织上也会查清的。这次谈话采用漫谈聊天的形式,谈了有一个多小时,我感到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对待与帮助犯错误的人,而不是以势压人的那种傲慢和骄横态度,令人心里感到舒畅和甚受感动。在丰台的10个月中,他对我的态度一直如此,没有发过脾气。自我的问题被立为专案以后的10年中,他是对我采取启发帮助的唯一的专案工作人员,在我脑海留有深刻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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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米家农: 我与“九一三”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9月 29, 2019 8: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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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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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亚疗”

国庆节后,我病倒了,高烧体温39度多,重感冒。昼夜被烧得迷迷糊糊,晕晕眩眩,经常说呓语。躺了十来天,经医生悉心治疗,也不见好。
1972年10月18日晚饭前,专案组通知我说,吃饭后准备搬到另一个地方去,让我整理拾掇一下自己的东西。……
…………
汽车行了半个多小时后,开进一座掩映在浓密的树荫里的大门,院内花木茂盛,电灯光明亮而强烈刺眼。我心里暗暗猜测,这儿是什么地方呢?下车后,我被带进一栋大楼,从东门进去,通过长长的走道到西面的12号房间。房屋建筑相当考究,铺着柚木地板,墙壁下半截涂着浅绿色的油漆,上面是白色,向阳的南面墙全部是大木格玻璃,罩着大幅的天蓝色府绸窗帘布,屋顶上挂圆罩的吊灯,靠门的墙脚根还安装着一个微弱光亮的地灯。墙里面一角是洗脸池,洗脸池上面是一块大玻璃镜和放牙具、香皂、毛巾的玻璃架。室内摆着一张单人钢丝床,床上铺着洁白的卧具。床头放着一个精致的小床头柜。营具有一张三斗桌,一把钢架靠背软垫椅和一个钢架玻璃茶几。茶几旁边放着一个新花暖瓶,一个白搪瓷痰盂。从房间摆设看这不是一般的机关单位或招待所住的地方,从进了楼道的门口看,有些房间已被先来者占用,房门口坐有着陆军服的干部在监护着。无疑,这就是离开丰台要转移来的新的“隔离点”。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正在猜想纳闷的时候,进来一个年约40多岁皮肉白净脸上挂着几颗麻子的干部,他态度和蔼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来时有人谈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告诉我说:“到了这里以后主要是,有问题需要继续交代揭发就再写材料,没有问题时就抓紧时间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接着把旁边站的四个负责对我的监护人员一一作了介绍。他说,有什么需要办理的事情可以同他们讲。还把10元人民币给我,说明这个钱是作为个人向办公室借支便于买日用品使用的,花完了可以开条子再借。后来听监护组的人介绍,这个干部是北京军区通信团的副参谋长。而对我负责监护的这一批年轻人都是从通信团抽调来的连队基层干部。
他们走后,我感到头晕脑胀,身上发烧,四肢酸疼,没有脱衣服便躺倒床上盖着大衣睡了。正在昏沉的时候,又进来一个人(北京军区保卫部的干事)问我身上不舒服吗,我说,感冒发烧。他告诉监护人员请医生来给我诊断开药。我服完药,喝了一杯热开水,又躺在床上浑浑沌沌,似睡似醒,一觉睡到天亮。
这个“隔离点”的规定与丰台点不一样,没有不准被隔离人员与监护人员说话的规定。他们也说:“不准说话,那不把人给憋死哪。”这些年轻人爱拉爱扯,不仅说话,还大声说,大声唱,满不在乎。说起来没有个完,海阔天空,任意闲聊,瞎混日子,浪费时光。经过几天以后,我从他们的口中听到许多的新闻和情况。
这个环境优美好似花园的大院,原来是亚洲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了对军队系统与林彪案件有关系的领导干部进行“隔离审查”而设的点。对外的名称是“北京军区第四招待所”(又称北京军区香山招待所),招待所的全部工作人员(管吃、住、医疗、车辆等生活事项)与监护人员都是从北京军区所属各个部队临时抽调来的。招待所行政上总的负责人是北京军区的检察长(11级干部)和保卫部的谢副科长,还有五六个干事,组成一个行政办公室。监护人员男的从军区通信团和驻天津的66军抽调的连排基层干部(1973年5月通信团人员撤走,全由66军负责);女监护人员是从北京军区所属各医院抽调的医生、护士担任。被“隔离审查”的对象编为四个男队和一个女队,都住在“亚疗”院内的三栋(每栋三层)大楼内。每个队有“隔离”对象十多人,每个人一个监护组,一个监护组四个人(女组五个人),仅监护人员即达300多人,女监护人员有五六十人。监护人员在开始两年每三个月轮换一次,后来改为半年轮换一次。女队监护人员由办公室直接领导,男队成立一个总支,总支的负责人为66军榴弹炮团的吕副政委,粉碎“四人帮”后换成一个满脸大麻子秃脑袋的佟副政委,都是已50多岁的老头。队设有队长、指导员和几个专门领班的干部。监护人员原来都是连排基层干部,要求是党员,没有战士,条件还挺严格的。后来从1976年起可能因为担负这个任务的时间太长了,三个月至半年轮换一次,有些人都前后两次监护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还要多长时间才能结束,谁心里也没有个底,便一个监护组由全部是干部变为三个干部插一个战士。到1978年干脆变为组长为干部,监护员全成为战士。我在“亚疗”的五年多,前后共轮换过120多个监护人员,结识了不少的朋友。
…………
我初到“亚疗”时,被安置在南楼一层12号房间,住了十多天以后被调整到楼道东头2号房间。房门正对着楼梯的上下道口。在“亚疗”被“隔离”的女人都在南楼三层,她们每天到外面放风活动,或上医务室去看病、洗澡,只要上下楼道,必须要经过我的门口。那些女监护人员虽然经常发出尖嗓子叫喊:“把门关上!”但我这个组的监护人员都满不在乎,听到那些女孩子喊急了,就把门掩一下,一般情况下则慢慢腾腾,还没有等到掩门时,女的已经到了门口。男监护人员反而不耐烦地叨咕一句:“你咋呼个啥?”时间长了,多数女孩子们也不像一开始那么认真了,能过得去就成哪。我坐在房间内离门口楼道也不过几步远,一次瞥一眼,日久天长,瞥得时间长了,当然看得就清楚了。何况她们放风活动场地就在楼东面围着水池转悠踱步。我上医务室做理疗和洗澡经过走廊时只隔着一层大玻璃窗户,看得也是一目了然。这些被“隔离”的女人大多数是五六十岁的,她们大都身穿军装,但没有缀红领章,冬天出去放风活动时披着棉大衣,我只看见过一个有20多岁穿毛料西装的女人。我没发现一个认识或见过面的女人,有几个女的头发已经灰白,像老太婆似的,在外面走起来身子挺得笔直,步履轻快,精神满好。有的40来岁的女人还来回弹跳着。她们的精神面貌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寻思,人家这些女的都没有挂出忧愁容颜,难道一个堂堂的男人还整天愁云满面吗?不行,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活下去。1976年8月底,从大楼外面躲地震搬回时,那些女的全搬到中楼一层去住了,但是也还能经常看到的。1977年夏,一次我洗澡回来经过食堂走廊窗玻璃看见一个上穿白衬衫、下着蓝裤的女人正在快步走动,没有看到脸面,从背后看她的身姿体型、走路步伐很像秀香,我顿时不禁一怔,心中疑惑:“难道秀香也被送到这里‘隔离’起来了吗?”那次我看到在外面一起放风活动的有三个女人,另两个是穿陆军服的老太婆,第一次看见这个穿空军蓝裤子的女人。后来我每天都要去医务室理疗烤电,40天中数十次举目瞭望观察,但是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穿白衬衫、下着蓝裤子的女人。
(右图:米家农在狱中思念妻子时写的诗。)
“亚疗”点由于被“隔离”的对象多,居住条件不像丰台一个人住一个单元,管理也比较松散。一层楼住着十多个“隔离”对象,共用一个厕所,上厕所的人来往不断,经过房间门口时必然会照面的。到外面放风活动时,南、中、北三个大楼的“隔离”对象都要到院子里,虽不在一起,但总看到的,只是不能接近和直接说话罢了。我在“亚疗”看到认识的人有:王璞(广空司令员)、解耀宗(空12军军长)、查全伦(广空政治部主任)、陈伯羽(广空管理处处长)、王秉璋(空军副司令员、七机部部长)、刘丰(武汉军区政委)、韦祖珍(广州军区政委兼广西军区政委)、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维国(空4军第一政委)、陈励耘(空5军政委)、鲁珉(空军作战部部长)、何汝珍(空军干部部副部长)、张发云(空军政治部秘书处长)、黄志勇(总政治部副主任)。这里被“隔离”的都是穿军装的人,很明显陆、海、空三军干部很齐全。我初到时曾看北楼出来放风的一个穿便服戴眼镜年约40多岁的人,还在远处望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胖子,很像丁钊(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政委)似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两个人都看不到了。我在“亚疗”五年多,但从来没有发现过刘锦平(民航总局政委)、江腾蛟(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党办主任)和顾同舟(广空参谋长)的影子。我心里揣测,这些人的问题比我们严重,没有在“亚疗”点。
…………
在困难的环境中,也是为了将来组织上对问题结案处理后更困难的处境作思想准备,我经常不断提醒和告诫自己:现在是失去自由寸步难动的人,千万不能疏忽大意啊!今后的条件只有坏,不会像过去好的,对困难环境与生活中的困难想得多一些,思想准备得充分一些,要吃苦啊!吃苦啊!我对生活中离不开的三件东西:手表、眼镜、假牙特别精心注意爱惜,不要损坏。损坏或缺少其中任何一件东西,预料将来的处境不仅再想置买新品有困难,即便修补也有诸多困难。没有表,更大的困难是生活中不知什么时间,糊涂过日子。没有眼镜,不仅不能写字,连书报都看不成。牙齿本来就很不好,如果把假牙齿再搞坏,吃饭都不方便。我也察觉到自从失去自由后抽烟过多了,将来抽好香烟没有条件,抽次烟对身体的害处更大,我决心戒烟。从1973年5月1日至12月31日戒过八个月,一口也没有吸过。后来实在憋闷得难以支持了,从1974年元旦又开始抽烟,但把数量从一天一盒压缩到四天一盒,一直坚持到1978年5月29日。从1978年5月29日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把烟与茶算彻底甩掉了。

中央文件

1973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被召到办公楼的会客室。在场的有在丰台见面的那个干瘪老头和专案组的两个人,他问我:“认不认识卜占亚?”我说:“认识,过去曾在一个部队工作。”接着,他递给我一份《中共中央文件》。我打开想浏览一下文件的标题和内容。他说:“现在不要看,这份文件发给你,可以带回宿舍里看。”他顿了一下,又说:“最近湖南省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关于批林整风的检查报告,后面附着卜占亚的检查交代。中央对湖南省委的报告作了批示,经毛主席看过在上面划了圈,作为中央正式文件转发下去。现在组织上给你单发一份,你知道中央为什么要把这个文件发给你吗?”我说:“这是党对我政治上的关怀,中央为了教育和挽救我。”他最后说:“好嘛,你把文件带回去看吧。”
我回到宿舍,立即趴在桌上手不释卷贪婪地把中央文件从头至尾看完,然后又逐段逐句地仔细看了第二、第三遍。联系自己的问题主要考虑:一、中央对待在林彪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和态度;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应当坚决迅速与林彪决裂,彻底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继续革命。卜占亚写的“我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及罪行的检查交代”,是作为一个在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能认识检查交代的样板。
我以卜占亚的检查交代的错误事实与我的问题作了具体对照,我认为只是由于各人所处的环境、工作地位与角度的不同,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和具体情况不同,但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他的问题有些在性质上比我还严重,如“九一三”事件发生一年后还把《湖南日报》为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按林彪的提法作了原则性的错误修改,把下面对他的错误的揭发材料扣压、销毁,不向中央上送。他虽然不同于我与林立果有直接关系,但他与黄吴李邱的关系特别密切。他的家属也陷进去了,到北京到处活动。我看了中央文件后,认为卜占亚之所以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像我这样被“隔离审查”,除了本人检查交代、认识与表示改正所犯错误之外,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得到中央领导的直接帮助。湖南省委对卜占亚进行批判帮助外,还把他调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谈话帮助,没有这一条也是回不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中央决定把我调来北京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当然也是一种教育挽救的方法,不管采取哪种方法,只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条件,让继续革命就是我的最大愿望。我下定决心向卜占亚学习,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
我的另一个错误是,误认为“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已经一年半过去了,中央专案组对与林彪有关系的人的问题已经查清了,将要转入结论处理的阶段。中央在这个时候转发湖南省委报告及卜占亚的检查交代,并把文件发给被“隔离审查”的干部看,这还是第一次,其意义也就是促使被“隔离审查”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以卜占亚为样板,把自己的问题向党彻底交代清楚,就可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经过十年时间迄今为止还未作出正式定案结论,证明当时的认识是没有根据的,是不正确的,只是个人的主观愿望与一种幻想而已。
4月初,专案组的另两个工作人员又把我召到办公楼,给我读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内容是经毛主席批示转发“中共中央恢复邓小平同志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与党组织生活的决定”。毛主席批示的大意,我现在还隐隐约约记得是:邓小平的问题与刘少奇的性质不同,我早就说过他不是叛徒、特务。在中央苏区时他曾被王明路线定为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反党派别,当时由张闻天起草写的文件。邓在战争时期协助刘伯承同志指挥作战是有功的。就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也不能说他就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如对苏谈判他是坚决顶住了的。下面是中央的批语与邓小平的检查报告。
读完中央文件后,专案组问我有什么没有听清楚的地方,我说中央的文件内容我听清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林彪炮制的《“571工程”纪要》的内容是什么?我不知道,请专案组告诉我是否可以?他们表示这个问题不好答复,等请示上面以后再说。事实上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我在反复思考,半个月的时间,接连传达学习了中央的两个文件,都是关于对犯有路线错误领导干部的问题的处理内容。这是当时的理解。中央的报刊上陆续披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靠边站、“打倒”和销声匿迹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的名单,虽然没有公开公布过他们是什么问题。但根据我多年搞政治运动的经验和敏感,只要上了报纸与广播新闻报道中有了名字,那就是说已被“解放”了,已经站出来了,或者说已恢复工作了。我天真幼稚地幻想着,因林彪问题而陷进去犯了严重错误的人的问题,也该处理了。我到北京后在丰台写完交代揭发材料以后转移到“亚疗”,除春节前有人找我写过旁证材料外,再没有人找过我,需要查证的问题基本上搞清了,就等候组织上的处理吧。
我在“亚疗”前后有两个专案组负责我的问题,这两个专案组都是地方干部。1972年10月至1973年3月是一个专案组,为我在广州沙河监狱和到北京后在丰台写的有关江青私生活豪华、作风不正派的材料,曾找我谈过两次话,严厉批评我把林立果的死党散布的有关江青的问题写成揭发材料上交,这是严重的错误,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他在谈话中表现出很气愤的感情,当即把我写的两份材料从已装订编号的档案材料中抽出来退还给我,要我自行处理销毁。要我另补写同样页码的材料交给他插进去,还责令我写一个“检讨”报告。他的这些要求,我当时都照办了。自此以后不久,1973年4月开始专案组换成那个脑瓜谢顶的了,直到1978年5月29日被关进监狱止,五年多除了为写旁证找过我以外,从来没有找我谈过有关我的问题,也没有查证核实过一次材料,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审查”的。所有这些情况,使我的错觉加深了,误以为中央对在林彪案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快要进行处理了。这一时期,中央报刊发表的有关犯了错误的干部应当如何正确认识与对待自己的问题,没有犯错误的应当如何认识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我的思想情绪也逐渐稳定安静下来,把思想与精力转入一边学习、一边等候组织定案处理。

时不我待

被剥夺人身自由一年多,经过沙河监狱和丰台、“亚疗”两个隔离点的磨炼,对这种“动物园”式的环境与生活基本开始适应。……着急、忧愁、害怕……都是无用的。“亚疗”的窗玻璃白天没有用布帘苫上,外面人员来往有什么活动都可以一目了然。每次到外面放风活动中,可以看到因与自己犯了同一性质的错误而被“隔离审查”的身穿陆、海、空军装的男女干部,使我想到因林彪问题被卷进的人是相当不少的,“隔离”点恐怕也不只是这一个地方。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一个人的问题是比较容易处理的。但牵连到这样多的人,又都是高级干部,中央在处理时一定是非常慎重的,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而且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个人着急是不行的,这是应当理解的。到“亚疗”也用不着再重写交代揭发材料,专案组无所事事,既不找我核对查证材料,也不找我谈话。一天三餐、两睡、一放风之外,便是与报纸打交道,再不然就是与监护人员聊天,长期下去,这也不是办法。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也不能把宝贵的时间白白地荒废过去。没有自由的人,能干什么呢?想来想去,只有学习。每天读书,练习一小时书法,写《我的回忆》(三本)和13本读书笔记。可惜转到秦城检查我的东西时,监狱不准我保存凡是我写的笔记(共16本)与其它记录材料,全部没收给销毁了,使我感到非常的痛心和难过。我认为这是极不人道的做法,不符合法律和宪法规定的。我坚持把16本的塑料皮壳保存下来既作纪念,也表示对监狱的愤慨抗议。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正在酣睡中,突然被大楼的震动摇醒了,睁开眼睛一看,房间还在摆动,看腕上的手表,时针正指向3时45分。我坐起来准备下床,监护组长老赵说:“地震,地震,不要动!”我寻思,既然明知道是地震,为什么不要动,难道还准备让楼房倒塌压死吗?然而自己已经失去人身自由,遇到这种情况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再躺回床上待命。过了约五分钟,楼道里大声喊开了:“快起来,所有的人赶快到外边去躲地震。”各个房间里的人蜂拥往外跑,我趿着鞋,搬了一把椅子抱上衣服,跟着老赵出了大楼一路向西南面跑。黎明前,天色一片漆黑,四周啥也看不清楚。只听到“亚疗”院墙外面,从夏庄和军区大院方向传来大人喊和小孩叫的哭闹声、牲口的嘶鸣声,狗的狂吠声,汽车的马达声,车轮的滚动声等一片逃难似的嘈杂声。
我们在一块苹果地的几棵大树下坐下了,我在黑暗中沉思默想,不知地震的中心位置发生在哪里?根据人体的感觉和楼房摇晃的角度推测,反正离北京不会很远的,遭受的损失一定轻不了。
天亮后,我们四队被“隔离”的十多个对象都在西南面这块苹果地分散坐着,每个人的距离不超过十来步。我西面坐的是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北面是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东面是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一个一个都沉默不语地坐着抽烟,眼睛东张西望观望着景色。不一会儿,从西北面高山巅上飘过来一层一层的浓厚大块黑云,接着便是一阵倾盆大雨而至,人们的衣服顿时淋浇了个湿透。雨一直不停地下着,天也凉了,身上有点发抖,在露天野外实在无法呆下去了。大队总支通知可以带我们到大楼前走廊下面避雨休息,但不准进楼房。怪有趣味的是一个队16个“对象”一个挨一个都对着自己住室的门口坐着,摆了一大溜,除了不能说话,同在一起没有什么区别的。后来允许快步进房取干衣服换上,以免生病。早餐和中午饭都是由监护员打来在走廊下吃的。雨越下越大,苍蝇、虫子飞来飞去特别多,又通知可以进房休息一下,不得脱去衣服,把房门敞开,发现地震动静,便于立即起来往外跑。一个下午就这样平静地拖过去了。
1976年10月6日上午,我到外面放风活动时,听到“亚疗”北面的夏庄传来敲锣打鼓的热闹声音。开始没有听清,后来听到“打倒四人帮”的口号。谁是“四人帮”?又听到“打倒王张江姚”!我虽然处在囹圄中没有人身自由,但内心却蕴藏着无限的喜悦和期望,因为专案组是知道我是反“四人帮”的,虽说我在路线斗争中因工作关系犯了站错队的错误,相信党会理解并给予我改正错误机会的,一句话,相信自己会得到“解放”,重获自由的!与世隔绝五年多,人格遭受的侮辱、歧视,精神上的痛苦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现在总算熬过来了,让我有了指望和盼头。
我等啊,盼啊,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过去了,期待着专案组找我谈话。可是,专案组始终没有来……我面对的依然是冷若冰霜的面孔,冷酷无情的态度。对我依旧实行“六不政策”(不谈话,不查证,不见面,不结论,不定案,不处理)。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马拉松”式地拖下去。拖啊,拖啊!也不知道要被拖到哪年哪月哪日,才能拖出一个最后的结尾,也许要拖到生命停止呼吸的末日!

捉刀代笔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热切地期待盼望,急切地等待,一天一天地终于等到了1978年,已经又等盼了两年半了。3月23日,专案组把我召到办公楼会客室谈话。这个专案组从1973年4月接替上一个专案组,五年里除地震前偶然有几次为写旁证外,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的。这次破天荒的找我谈话,我抱着满腔的热望快步登上楼梯,准备接受专案组的谈话。进到会客室,专案组那位个子矮胖、头发灰白稀疏的人,手里拿着一叠子材料眯缝着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说:“今天找你来为的是,你在丰台写的两份综合材料在文字上作一个压缩。”我没有听清楚,问了一句:“怎么压法?”他把材料递给我说:“原来写的有40多页,现在把它压缩成不超过3页。”我说:“压缩得过短了,恐怕说不清问题。”他说:“那没有关系。”至于为什么要压缩,压缩的目的是什么,他一句话也没有多说。我寻思,初到丰台时为“陶铸在白云山水库里别墅”的那份材料专案组也压缩过,但直截了当说明为录音送中央首长听。这次压缩又是为什么呢?可能也要为送中央首长看,对我的问题该结案了结吧?我心里还是想能探明他让压缩材料为了啥,又说了一句:“压缩可以,但文字太短了怕问题说不清楚。”他说:“你先拿回去压嘛,压缩好后,我们再看一看嘛。”我始终没有听出一点他要我压缩材料的真情实意是为什么,作为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对象,处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便于多问,只能叫你怎么做,你就应当老实听话照规定去做。我脑子里也还抱着盼望“早日结论定案处理”的愿望和幻想,便答应说:“我压缩完成不成,再送专案组审查吧。”他问坐在旁边的另一个专案组人员有什么意见,那人摇摇头说:“没有。”
他又拿起一沓子纸问我说:“还有什么?”我说:“问题发生过去已经八个年头了,恳切盼望组织上能早一点作出结论和定案处理。”我只讲了这么一句,他没有容我讲下去,斜眯缝着眼瞥了我一下,冷淡地说:“你要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嘛。”我看他极不耐烦和冷若冰霜的态度,心里立时凉了半截,由初来时的热切期望顿时变为梦幻泡影,站起来离开会客室。
我回到房子里把原来写的材料翻看了一遍。由少变多,没有那么可写的东西硬要多写困难,但是把40多页的材料压缩成3页,还要说明问题,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把长篇的材料作大幅度的大压大砍,何况这又是属于政治案件问题的材料,如果不把问题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是不行的。我硬着头皮,趴在桌上憋了两天,压来压去,压成4页,再无法可压了。就这4页,也还只能是个空架子,没有能够说明问题的具体事实内容。因为这是专案组为了他们的需要指定让这样写,我是被“审查”的对象,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一个不允许说话的动物,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处事,那有什么办法呢?只能遵照专案组的需要和规定去执行吧。
我把压缩好的4页材料上交专案组,两天后又把我找去。还是那个矮胖子首先表了个虚态,他说压缩的基本还可以,但还比要求多一页,而不是3页。他把我压缩过的材料摆在我的面前。我一看材料纸上已被他用铅笔作了删改,有的段落被划掉了,有的地方另增加了文字,原来的材料已被他改动得面目全非。除已修改之外,他还指出有些地方应当怎样写,有的地方应当增加什么,这可能是他不便于亲自动手下笔的问题,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太露骨了。他还故而佯装着“建议”、“商量”,好像是“关切”的一种口气,提出写成六个问题,甚至问题的先后顺序摆法、写法都表达出他的意思。我原来压缩稿上写了4个问题,他又让把顾同舟告诉王斌叫民航准备机组和顾同舟借我的《毛主席同广州军区领导干部谈话记录》笔记本两个问题也增加上。他真有一套高招,既使你按他的意思写,又不使你感觉出是他强加于你的。他最后还满有把握地说:“这样再重新写出来,一定不会超过3页材料纸的。”
我一边听他讲,脑子里一边在暗自思考琢磨:他为什么特别强调材料不超过3页呢?闭口不谈要把问题交代清楚呢?我自己都感到无法再已压缩的地步,只多出一页。他还又费心机亲自动笔下手删改,还不厌其烦地具体指点我如何写法,但又不爽快坦直开门见山说明把40多页压缩成3页的目的为了什么,却费嘴费舌地采用误导、暗示、旁敲侧击的方法,使我照着他的指点写,他的这种做法实在令人费解。
我对他对一些问题的提法是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的。我对他这种手法感到有点大惑不解,但又不便于当面提出异议而弄僵,只小心翼翼地试图就比较重大的问题陈述一下自己的意见。我刚张开口,还没有等我说下去,他的脸上顿时挂上了一层冰霜,冷言冷语,似是而非地既是质问,仿佛又是肯定的回答我。他强词夺理、含混不清地说:“宾馆里有冲锋枪,这不是搞政变是干什么?六大队不是已经准备了机组名单吧?这不是搞政变又是干什么?把主席的南巡谈话记录借给顾同舟,这不是为林彪一伙提供情报又是干什么?林立果接见广州民航各省局、大队的干部时说广州民航是坚强的战斗堡垒,还要准备把广州的民航干部输送到全国去,这又是干什么?”我当时看到他的火气那么大,不便于多说话了,说了也没有用处。只插了一句:“我只想把情况说明一下供专案组进一步了解。”他把眼一白,振振有词地说:“我们也在搞调查研究嘛。”又把我给冷冷地堵回来,根本不准我开口说话。
又过了一天,专案组的两个人在五年多第一次亲自深入到我房子里,他们一反专案办公室工作的惯例,伸手要我重新誊清的3页材料。那个矮胖子先把材料拿在手里仔细地看了一遍,边看边念叨着:“好像同原来的不一样?”我回了一句:“一样,怎么会不一样。”他看完后,急切地问我:“那一份底稿呢?”我原来是不准备把他修改过的底稿再给他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亲自来我房间收材料的。因为按习惯到“亚疗”5年多,从来都是办公室有两个年约40多岁着便服的女保密员到各个房间收材料。我把底稿放在抽屉里,更没想到他当面提出要经他删改过的底稿。我又不会说假话,便说:“底稿已涂改得看不清了。”他说:“拿出来给我。”我迟疑了一下,心想不给他也不行,开始没有说已处理掉的话,现在又改口说已经销毁了话,也不合适。我心情极不痛快地拉开抽屉取出来递给他。与他一同来的专案组的另一个从不多说一语的人说:“这个底稿留得也没有用处了。”我心里想:“既然没有用处,你们为什么还要收去,你们没有用处,我留着将来可有用处哩。”
专案组把誊清好的材料与他删改的底稿收走后,我对他们这种做法忿懑不平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下来。脑子里曾一度燃起的能够得到早日结论处理的希望熄灭了。我点着一支香烟,坐在椅子上边抽边沉思默想,他们要我把材料硬压缩成这个样子,那里还像一份交代问题的材料呢?确切地说,倒很想是给自己拉了几条罪状的判决书。他们这样搞,其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耍这样拙劣的花招呢?这既不符合党的政策,也是违背专案工作纪律规定的。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越想越感到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有些蹊跷的,对他们产生了许多的疑惑。我虽然没有亲自搞过专案工作,但参加革命几十年,对专案工作的一些有关规定和纪律还是知道一些的,他们把我当成一个完全无知和不懂事的小孩或愚蠢到顶的大傻瓜。岂不知他们的这种做法完全是违背党的政策和专案工作纪律的。
他们自以为把经他亲手修改过的底稿收去就可以掩人耳目的,就可以把被“审查”的人置于死地而不得动弹。他们自以为搞得很聪明,超人万分的聪明,好像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被审查本人亲笔写出的罪行交代材料,黑字已经写在白纸上,签了名盖了章,还会有差错吗?还能逃脱得了吗?仿佛他们已经充分掌握了确凿无疑的铁证,他们有十足的理由对被“审查”对象想定什么性,就定什么性,想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把人打倒在地,再踏上两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当时,对他们这种奇异的伎俩,我虽然已经有所怀疑,但是还没有摸清这种不正常做法的底细。他们把誊清的材料索走后,也再没有找过我。我相信专案工作人员一定会按照党的政策和专案工作纪律办事的,所以我依然同过去一样,每天抓紧学习,耐心等待组织上的结论定案和处理。三个月过去后,他们搞这一套手法的答案终于出来了,他们原来是搞的捉刀代笔,趁人落下深渊,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为采用突然袭击,遮人耳目,使人预想不到,防不胜防,投进监狱做准备。

突然袭击

1978年5月29日上午10时,我刚从外面放风回到房间等待理发员来刮胡子的时候,“亚疗”监护大队总支负责人佟麻子从11号(房间)出来进了我的房间,通知说:“你准备要搬家,把个人东西整理拾掇一下,我们准备了一点绳子和麻袋,派两个人帮你收拾捆绑一下。”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搬到后面大楼去,后来又细想,不对,在“亚疗”大院里搬家还用得着绳子和麻袋吗?从楼道里传来佟麻子的说话声和监护人员的嘈杂声,看样子,搬家的还不是我一个,有不少人要搬家的。我不禁感到有些纳闷,这又要让搬到哪里去呢?“九一三”事件后已经快八年了,转移到“亚疗”也五年多了,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了,为什么还一直迟迟不做结论,不处理呢?监护卫兵名义上是帮助整理东西,实际上是监视检查,把所有的东西,衣服、鞋袜、日用品,甚至一本书籍,一支铅笔,一条肥皂,一盒蚊香,一包香烟、一盒火柴都作了详细登记。这一举动可不寻常,这是为什么?从广州转移到北京,从丰台转移到“亚疗”时都还没有过这种一一登记情况,但我的思想麻木迟钝,脑子里还没有意识到会被关进监狱去。
我上厕所时发现楼道里凡是被通知搬家的“对象”门口,突然都由单人监护变为双人盯梢,即便上厕所也是跟着两个人。大楼的气氛变得十分严肃紧张,犹如进入临战状态。我中午饭吃不进去,只喝了一点菜汤。午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合不上眼睛,脑瓜里嗡嗡地鸣叫。从监护员的神色和楼道的紧张气氛,使人感到有许多不正常的疑惑,办公室的检察长、谢副科长和多日不见的几个保卫干事不断地出现在楼道里来回溜跶。听到人们上厕所来往的脚步声,咳嗽声,好像全楼道的人的心绪都不安定似的。我不禁纳闷思考:这是要干什么?准备把我们又要送到哪里去呢?结论处理,不像;送另一个“学习班”去,不像;送农场去劳动改造,有可能,但又不完全像;送监狱去吗?已经被“隔离”8年了,实际上,在这里没有自由与到监狱有何区别呢?为什么拖了8年不处理,如今又要送监狱呢?既然要送监狱去,为什么也不谈话说明呢?共产党做事情是光明磊落的,党的政策从来是公开的,为什么现在处理问题,都是采用这种隐藏鬼祟的办法呢?即便犯了杀头之罪,按照法律处置也还有一套法律程序和手续呢,对这种神秘的做法实在难以理解。在广州时从学习班进监狱采用的是诓骗方法,可那是“四人帮”掌权时期,无话可说。如今不仅案件审查了八年,且粉碎“四人帮”也近两年了,粉碎“四人帮”前后,同一个专案组从来没有把他们调查材料、人证、物证同本人见过面,这种做法符合专案审查规定和法律程序吗?
下午3时,通知了搬家的“对象”开始离开“亚疗”。这栋大楼被转移的有七个人,第一个人是刘丰,他住在我西面的14号房,往外走必然经过我的门口,从我门口过去的还有何汝珍和一个穿陆军服的干部。我是第六个,最后一个是解耀宗。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需要十多分钟,我离开“亚疗”时已4点多钟。汽车周围站着一群人观看,有监护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还有公安警察和专案组的女保密员,但就是没有看到专案组的那个矮胖子。所乘小轿车的车牌已不是军用的,换成地方牌子。我上了汽车后,两边各有一个公安警察紧紧地挨着监护我,前面也有一个公安干警,连汽车老司机都身着公安警服,一共有三个公安干警押着我。
汽车开出“亚疗”后,顺着公路往北开,经过北京军区大院门口附近拐向东面,一直飞驰着。这一带我过去没有来过,具体是什么地方搞不清楚。看见公路两侧都是大片的菜园地,男女社员正在地里劳动,无疑这是属于四季青人民公社。沿途所经之地,根据车行方向位置判断和路标标识是空军学院的北面、海淀区。过了人民大学后,汽车又拐向北行,出市区后进入一条郊区狭窄的柏油公路,路两旁有零星的工厂、集体单位和稀落的村庄。麦田开始秀穗,长势喜人,有的人正在小坎水田里插稻秧,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绿油油的大片禾苗了。从房墙、路标上经过的地方,写着太平庄、昌平、小汤山等地名。汽车穿过小汤山小街时,看见一群一群簇拥着放学回家的中学生,显得很热闹。熙熙攘攘说笑着,好像鸟儿在自由飞翔,鱼儿在水里游荡。他们是多么的自由快活,令人不胜羡慕之至。过去曾久闻北京小汤山地名,但没有来过。小汤山是北京郊区有名的洗矿泉热水澡的疗养之地,原来就在这里。
出了小汤山,汽车继续向北奔驰着。从车窗眺望北面,远远地是一座大山。过了一段东西走向的铁道,直奔北面大山之麓前进,隐隐约约地看到大山的脚跟下有一片高大的建筑物,好似一座小城镇似的。我心中不禁猜测,这是什么地方呢?附近也没有村庄,看见有三三两两的着公安干警服的人在公路上散步,看样子是刚吃过饭正在消食呢。我估摸着,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我们要搬来的新“家”。
汽车飞快地开进了大院,院场开阔,车不停地一直往里面钻,开到有两个持枪战士站岗的深门洞也没有停。警卫战士拉开里面的大门把车放进去,沿着里面两个大院墙夹着的水泥路继续往里开,开到汽车再无法往前走的一个小门前停下了。我发现“亚疗”的谢副科长和楼道的一个领班员也在门口站着,还有两个公安干警。我从车上瞥了一眼,这个地方有四个大院,每个院里有一栋凹字形的三层楼房,路东面院内还有一栋二层楼,围墙不是很高,但墙顶上架有电网,虽然看不到碉堡炮楼,但给人一个阴森威严的感觉。车在门口稍停了片刻,我下了车被带进西北院内的一个小门。进了小门是一条狭窄的人行小道,西面是三层大楼,东面是一个长条的特殊建筑物,一个小铁门挨着一个小铁门,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犯人放风的场所,立刻让人感到呼吸困难,喘不上气来。
从狭窄的人行小道往里面一直走到尽头,过了大楼向西拐,从一个铁门进入大楼,我被带到一个房间里。房内有一个长条桌,桌前面放着一把木椅,地上乱堆着我的两个提包、马搭子和装书的几个纸盒子等东西。我被指定坐在木椅上,后来才知道这房间是监狱的提审室。
隔了一会儿,“亚疗”谢副科长和一个保卫干事进来问我这些东西数目对不对,我说对的,他拿出登记单据让我签了名,表示他们把人和东西都无差误地移交给了监狱。“亚疗”看管我们这些人的任务到此算是完成交差了。这时候,“亚疗”专案组三个月以前让我压缩材料并亲自动手捉刀代笔的那个矮个子突然进来,东张西望地在人群中溜了一圈,也没有吭声,一晃又钻出去了。他的出现使我完全明白了,三个多月大惑不解的答案找到了。他原来采用诱供、暗示、旁敲侧击、亲自动手大删大改,捉刀代笔,又亲自问我把有他修改笔迹的材料底稿要走。这一串拙劣伎俩都是为了今天的“突然袭击”作的准备。我真没有料想到我们共产党内竟还有这种人。
晚上7点零5分,进来一个年约40多岁身着公安警服姓杨的汉子,站在长桌里面正中的位置上,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后,他严肃地宣布说:“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逮捕。”说过递给我一张“逮捕证”,要我在上面签字。我依照着在上面签了名。看了一下手上的表,时间是1978年5月9日19时零5分。
所谓戏剧性的宣布“逮捕令”的仪式结束后,两个监管员拎着一套黑色“囚犯服”和短袖白布衣、裤头进来放在我面前,要我把身上的军装和所有的内衣换下来,穿上监狱的衣服。我寻思,这座监狱真的不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监狱,不仅外观森严壮伟,内部设施也不简单。就连监狱工作人员都比广州沙河监狱的那些人有气魄,有办法,高明一招,对囚犯用不着哼哈动手摸来摸去,进行不文明的搜身,而是采用脱身换衣的办法,除了肉皮剥不下来,身上的什么东西也隐藏不住的,干脆彻底。其经验可谓之丰富矣。
换好“囚犯服”之后,又进来两个女士,把我身上衣服中比较贵重的东西,如手表、钢笔、钞票等当面作了清点登记。从此,我戴了十年时间,秀香给我买的“奥美加”在这里分手了。她俩又对我一问一答地进行了一份简历表登记,这样入狱手续即算完成了。
一切“逮捕”手续办完后,我被带进二楼中间,牢房铁门上漆有白字“204”阿拉伯字码,这可能表示二楼4号牢房的意思。白漆号码下面贴着一张小白纸卡片,上面用钢笔写着“7811”,这便是我的“囚犯代号”。被投进监狱之后连姓名都不准使用了,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用自己的名字都被取消了。我猜想,所谓“7811”代号的来历,可能是我是在1978年被关进来的第11名“罪犯”而起的这个代号。监管员“哐铛”一声把牢房第一层门拉开,里面又露出第二层粗铁栏杆门,铁栏杆上自带一把大铁锁,“进去吧。”自此,我被正式关进了铁牢。
牢房的面积约为15平方米,地下放着一张窄条矮脚的小木床,床腿与床板钉在一起,睡觉不老实的人,一滚动就会滚到地下去,因为和小凳子一样不过一尺高,不会摔死的。床上有一条旧白布棉被,一条垫褥,一条小床单,一个小枕头;一个墙旮旯有一个矮水泥台子,放着两个小搪瓷饭碗,一个塑料小勺(规定不准使用筷子),一小块肥皂,一小袋牙粉,一叠粗手纸,一个铁壳旧暖瓶。这就是全部生活用具和用品,用完之后,每月末发一次肥皂、牙粉和手纸,全部加一起不超过五角钱。囚房的一角还有一个小卫生间,刚能挤下一个马桶和一个水泥池。牢房有两个很高的小窗,即便站在凳子上也看不到外面的。窗户上装置着粗(比大拇指粗)铁栏杆,铁杆间隙伸不过一个拳头,一层铁丝网,还有一层毛玻璃铁窗。人即便爬到窗户上也还是看不见外面的东西,太阳光也照不进来。斗室之地,里外六层之隔的铁门铁窗,层层紧闭密封,关得水泄不通,空气也不流通。铁门下面一尺高的开有一个小口,平时关着,开饭时刚好能伸过一个碗打饭打菜。铁门上面有一个像硬币那样大的圆孔,上面贴着一层玻璃,这是专供楼道警卫来回观察监视囚犯动静瞭望用的。夏天从外面放风回来,一进牢房的铁门,立刻感到比外面的温度要高数度,热得浑身冒汗,憋得喉咙喘不上气来,呼吸紧促困难。冬天室内空气恶浊难闻,巴掌大的两片暖气,冻得身上发抖,只是早晨和天黑时放暖气,白天手脚冷得伸不出去。关在囚室里不仅长年累月不说一句话,连个人面都看不到。关了几年,脑子被关得迟钝了,舌头硬了,喉咙声带发不出音了,平时使用的语音忘了,嘴巴不会说话了。我试图自言自语地练习说话,但被楼道的卫兵干涉制止了。说实在的,还不如关在动物园里铁笼的各种动物的处境好哩。同样都失去自由,但它们天天有游客去观望哩。现在只有险恶浸入我寂寞的灵魂,死一样的孤独窒息着我仅有的一丝呼吸!每天在囚室只能在深夜听到凄厉的风声和猫头鹰孤独哭叫声。白天偶然见之一面的是那些脸色毫无表情的警卫和凶恶的监管人员。囚禁在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有什么办法呢?也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冲出这紧关着的牢笼,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丝阳光!
囚徒,时代的囚徒,特定历史阶段和特殊条件下的囚徒!我虽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但我没有触犯国家刑律构成犯罪,我没有犯罪!我相信时间,相信历史会作出最后的公正结论!我要活下去,要高瞻远瞩!为了我的政治历史,为了入党时的信念,为了党和人民,为了未来活下去!

秦城监狱

被打入牢房三天,没有出过铁门。这三天简直要把人憋闷死了,好像把人装在一个铁罐子里燥热憋闷得出不来气。第四天上午,被第一次带出牢房到楼下提审室,检查清点个人的东西。监狱的五个男女工作人员把我的所有东西全部打开,一件一件地进行翻腾,衣服的每一个大小口袋、袜筒、鞋垫、茶叶筒、香皂盒、香脂盒、香烟盒毫无遗漏地都打开,甚至把所有的书籍、笔记本不厌其烦地一页一页翻遍,如此认真的工作作风,我还是初次见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他们把东西分作四种类型来处理:一种是准许我在监狱里还可以继续使用的东西,毛巾、牙刷、香皂、肥皂、搪瓷口杯、洗衣粉、衬衣、衬裤、背心、裤衩、袜子、布鞋。但衬裤、裤衩、解放鞋的所有带子全部抽出来。香脂、小镜子、瓷茶杯、茶叶筒不准用。一种是由他们收缴登记保存使用的衣物及贵重东西:全部新旧军衣、毛衣、毛裤、皮毛鞋、包袱皮;手表、钞票、粮票、钢笔、圆珠笔、铅笔、纸张及未写过字的本子、书籍。孩子的四张照片,本来那个30多岁的女工作人员给我说可以带的,趁女的出去后,又被监狱的老东西给收去了,一点人道都不讲。一种是当面摔到地上准备销毁处理的,16本写满文字的笔记和《我的回忆》,墨水、鞋油、鞋刷、火柴、蚊香等。一种是药品,由他们转交卫生所;还有八盒未开口的香烟,由他们折价处理。我感到心疼的是把我的五年辛勤劳动写的16本笔记全部撕毁,由他们付之一炬。已经成了罪犯,心疼有何用处,又有啥办法呢?
检查清理完东西后,还让放了半小时的风,这是第一次放风。监狱大楼四周筑有砖墙围着,各大楼中间被砖墙隔开,墙顶端架有电网,防止犯人跳墙。从牢房出监狱大楼要经过五道铁门,这五道铁门是牢房两道,楼道口、楼梯口和出进大楼门口各一道,每道铁门上都安装有大铁锁。其构造之坚固严密,真谓之地狱世界矣。凹字形大楼中间和大楼旁侧建有犯人放风的特殊场所,狭长条的一块地方建有容纳十个人的放风场。放风场像豆腐干似的一块连着一块,中间用砖和水泥墙隔开,每块活动场装有铁门,犹如一个不及十平米的铁桶,每次放风只能像驴推碾子一样转圈子。冬天被关在里面如放在冰箱里,夏天如进火炉蒸笼一样的烤热。冬天放一次风,全身都被冻麻木了,手脚被冻得红肿,我过去好了的冻疮又复犯了。夏天被热气烤得汗流浃背,热得喘不上气来。放风格笼被高墙包围着,一面紧靠电网高墙,中间墙顶上是卫兵来回走动进行监视的走道。每次放风时,从牢房门口到楼道、楼梯口、大楼铁门口、转弯处、放风格笼口摆着一溜监管员和卫兵盯着犯人进去,把铁门一关,等放风结束时才照原样出来,回到牢房去被关锁起来。总之,按监狱的严格规定,政治犯之间是绝对不准照到面影的。
我被关在北面中楼的二层204牢房,这一层共关着五个人。蹲牢房初期有一段时间是很不习惯的,不仅与世隔绝,与外界彻底中断关系,连自然界的草木景象也接触不到了,太阳光也享受不到了,连说句话的对象都没有了,手表也被没收了,试想囚笼里的悠悠白天和耿耿长夜如何熬得?一天生活中,时候是上午还是下午,连个子丑寅卯都搞不清楚。夏天铁框毛玻璃窗打开半格,利用太阳射进牢房的光影测计时间,如遇阴、雨天气和冬天把铁窗关闭起来,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几十年用表掌握时间生活习惯了,乍失去表确实难过的,心里充满了无法排解的寂寞和悲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孤寂和痛苦!从此我的处境空前恶劣起来了,加在我身上的各种折磨手段也升级了。在长期的摧残下,我的身心几乎到了崩溃的程度。
一个人只要在心脏没有停止跳动或失去知觉之前,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人格受到侮辱和精神上受到摧残。失去自由的十年中,从被蒙、哄、诓、骗到投进牢房,七年多的隔离审查后再次被正式“逮捕”关进监狱,又蹲了三年多牢。这三年里我遭受的嘲弄、斥责、刁难、辱骂、虐待等任意侮辱人格的事实在太多不堪计算了,还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结束此等磨难。
在过去十年里,被关押、被“隔离”,被投进黑牢,步步升级!我躺在矮脚窄木板床上辗转反侧,每当不能入眠就不断剖析自己,回味、咀嚼这场文化大革命,好似放电影似的,多少光怪陆离和莫名其妙的事让人深思……
我被关进秦城后,只是在检查个人东西的那天,监管员告诉说:“在监狱里不准在墙上乱写乱画,不准高声说话和嚷叫。”其他还有什么规定、制度与纪律都没有说。我问了一句:“现在什么时间,上午几点了?”他不仅没有告诉我,反而倒问我:“问这个干什么?”
可想而知,他们对我们这些政治犯,不管是谁,具体问题是什么,只要关进这座大铁笼里,他们的态度就是嫉恶如仇的敌对。实际上他交代的“不准乱写乱画,不准说话”,完全是多余的废话。我能写能画的工具(钢笔、圆珠笔、铅笔、毛笔)全部被收缴去了,我用什么东西来乱写乱画呀?牢房的铁门铁窗昼夜严密关闭,空气都难以流通,根本见不到一个鬼影子,我找谁说话呢?由于三年多的单人关押,我舌头硬了,竟然已经不会说话、算数,这是多么的惨无人道!
我被关进囚笼初期,饭不想吃,水不想喝,觉睡不着,头晕晕眩眩,感到浑身疲乏,好像生命快要终止了似的。
监狱医院位于狭窄的水泥路东院内,楼下设有:内、外科、理疗、透视、化验、牙科(能镶牙、补牙),凡不需要送市内复兴门外医院的病犯都可以到此诊治。我镶牙、补牙曾多次去牙科,医生是位50多岁的上海女大夫,头发虽已花白,但工作精神与医疗作风比较好。
从关进来的第二天上午起,医生就天天来为我看病,头几天我并没有要求服药,问我有什么病,我也没有告诉医生,然而每次看病他都主动说:“我给你开点药吧。”我也不表态,也没有问他开什么药,治什么病,心想反正你给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后来我见他没有什么恶意,逐渐建立了信任,才陈述病情。一次看病我说我有湿疹皮肤病,问医生有没有“肤轻松”软膏?这是天津生产的特效药,在“亚疗”曾向医务室要多少次都说没有,托监管员外出买过多次都没有买到,据说在市场上也算是一种紧缺药。我也不抱什么希望只是随口向医生说一句,医生看了一下我身上的湿疹,第二天果然带来一支“肤轻松”软膏给我。
他又问我还有什么病,我把上述的吃、睡与精神症状说了,他说:“这些症状初进这里的人开始都有的,等过一段日子就会好的。”这个医生年约50岁,从言谈举止看像个世故的社会老油子,但工作态度还是挺认真的,说话态度比较和蔼。他这句话对我有启发,这是一个人在逆境中的必然反应。
被“隔离”、“关押”失去自由的十年中,未转到秦城以前在广州沙河、北京丰台和“亚疗”的七年中,虽然也曾碰到过歧视、嘲弄、刁难、蛮横无理等令人难堪或极不愉快的事,我都这么忍受过去了,没有与监护人员口角过。就是转到秦城监狱的头两年,我依然要求自己恪守这三条约法,……他们从一开始对我的苛刻、刁难、故意寻衅、斥责、发脾气、虐待、蛮横无理训人等我都忍受了。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什么环境说什么话,既然已经成了“罪犯”,还有什么可讲究的呢。夏天洗脚把腿伸进肮脏的水泥池涮一涮;冬天北京水凉,我就不洗。一个冬季除两周洗一次澡外没有洗过脚。
失去自由的十年中,从被蒙哄诓骗投进牢房,七年多的“隔离审查”,再次被正式出示“逮捕证”,关进监狱,又已经蹲了三年多。所遭受到的神情严厉、嘲弄、斥责、无故发脾气、百般刁难,蛮横无理,训人,骂人,任意污辱人格,实在不堪忍受的虐待,算是已经尝尽了。迄今为止,还不知道受到什么年月才能结束。
1980年元月15日开始,发了一支圆珠笔,一个笔记本,除了看书外,也准许写点个人学习的东西了。从9月27日到1981年1月31日,我把被监狱销毁的我在“亚疗”时写的《烽火熔炉》、《二十四年》、《政治悲剧》三部分初稿(又写完了),每部分约10万字左右。(右图:1981年9月28日二儿子到秦城探监时所照,照片下边是米家农所写说明。)
1980年1月1日下午,儿子健来看我了。我明确告诉孩子,林彪、林立果一伙搞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计划与妄图谋害毛主席的问题,我是不知道的。我对我未来也向孩子们作了预示,一种真正的实事求是的,按党的政策给出路的处理,与孩子们团聚一起度过晚年。另一种是被判刑或无声息地关押下去,或者到刑满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结束晚年。长期的与世隔绝,耳目闭塞,生活孤独凄惨和阴暗狭小,潮湿霉臭,空气混浊的环境,已经习与性成,我思想上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把各种困难想得多些,严重些,把受折磨的时间放得长一些,继续经受新的磨难和严峻的考验。
从女儿1980年6月4日来过后,一年多了,孩子们再也没有来过。暑往寒来,又是一年多过去了。自女儿探监以后,与家庭断绝九年的关系恢复了又中断了……十年严寒酷夏的苦熬苦挣,能活过来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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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我的检查交代
(1980年8月20日)

米家农

1970年9月,林立果到达广州住在民航机场开始,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我在追随林立果篡党夺权的活动中,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九年来,经党组织对我采取了“隔离审查”、“逮捕关押”和教育挽救。粉碎“四人帮”后,对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中,揭发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大量罪恶事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开展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后,认真系统清理、检查我在这场十分复杂和十分尖锐的路线斗争中所犯的政治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寻究根源,总结经验与教训,痛定思痛,痛改前非是非常必要的。我自15岁起,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参加革命开始,经党数十年的培养教育,万没有料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犯了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实在有愧于党和人民,也对不起过去艰苦战争岁月中一起战斗流血牺牲的战友,令人甚感痛心。现将我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及罪行事实检查交代如下。
一、十个月中林立果四次南下广州,为林彪篡党夺权,搞串连阴谋活动,我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并掩盖了他的阴谋活动。
1.我与林立果的认识和结合
1970年9月下旬,林立果秉承林彪的黑旨意,打着所谓搞“调查研究”的幌子窜到广州,住在白云机场候机大楼小宾馆。这是我与林立果认识和接触的开始。这年林立果曾两次到过广州。第一次是9月下旬至10月2日,约住了10天。第二次是11月初至27日,住了20多天。1971年5月至7月,他又先后两次到过广州,这两次他本人和死党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住在白云山上,但其吃饭和生活用品仍由民航供给。他的随从人员还是经常不断地来往于白云机场。
林立果到广州的初期,我把它仅当作上级交给的一项临时特殊任务领受承担的。民航总局和广州空军的首长都有交代和具体安排。刘锦平(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和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都指示过,要把接待林立果的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注意搞好对他的生活照顾,要保证安全和对外保密。在经济开支上,王璞给王斌(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讲过,广空拟拿出两万元给广州民航,作为对林立果的生活开支使用。经陈伯羽(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转达和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广州空军党委常委已经研究,规定林立果住在广州的生活开支费用,统由民航开单据向广空报销。我当时心里琢磨,看来林立果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儿不简单。空军的一个副参谋长(胡萍)亲自驾驶一架伊尔18型专机护送到广州;专机落地,又立即受到广空司令员、政委领着参谋长、主任和处长亲临停机坪迎接。林立果在空军是一个闻名和“杰出”的人物,又是林彪的宝贝儿子,和由他亲自派下来的,真是够格的。林立果不去住到广空已经为他准备好的竹丝岗招待二所的一栋小楼房,而要住在机场民航,这也说明了林彪对民航在政治上的信任。我寻思:我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做好对林立果的接待工作,千万不能出一点儿差错、漏洞。我与王斌商量决定(向常委作过汇报),挑选和指定得力干部和精明的服务员负责招待他,保证搞好他的饮食、住宿、生活供应和安全。再增添一点车辆辅助交通工具的不足(广州空司已给他派了两辆轿车和一辆北京吉普车,他们说人多不够用)和按照他提出的要求尽量办理好外,还得把他的那些随从人员也照顾好,使他们都感到满意。
2.林立果在白云机场搞的阴谋活动
从外表看,林立果这个人装得道貌岸然,少言寡语,好像一本正经。据我观察和服务人员反映:林立果和他的死党周宇驰、李伟信及程洪珍、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等一伙(刘沛丰和于新野是1971年6月林立果临离广州前才到的)与外面人员来往接触和活动情况是,顾同舟和陈伯羽是他们经常的不速之客,关系异常的密切。林立果在宾馆先后接见过的人有:广州空军和总局的一些领导干部,广州空军党委常委,广空司政机关的部、处长和总局机关到广州的部、处长;空军驻广州地区的一些军师部队和南京、武汉空军一些部队的领导干部(其中少数人还同他们一起吃过饭);空军司、政、训练三大部到广州参加空9师现场会的部、处长。林立果一伙外出活动的规律及特点是,他们多是单人(林立果出去时,一般是双人,多由周宇驰陪着)自己开着汽车出去。他们都会驾驶汽车,不要广空和民航派的司机。他们的活动经常是神出鬼没,忙忙碌碌,常来常去,鬼鬼祟祟,出没无常。其中尤以李伟信的行动更为突出,神秘莫测,日夜活动,频繁不停。有时碰见面,问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只是含糊其辞地应付流露一句,上广空去,或说到技术五团去,或说去沙堤(空9师驻地),其余别的话就再不说了。实际上他们究竟到哪些地方去,同一些什么瓜葛来往,干一些什么勾当,除了他们自己外,外人是不晓得的。他们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个个守口如瓶,密封不漏。他们平时除翻译陈伦和经常留在房间里守电话和看管东西外,其它的人多是除吃饭和睡觉回机场外,大部分的时间经常是开着汽车到外面去活动。
3.我追随林立果活动的思想演变过程
在1970年6月以前,我多次上北京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时,曾听到空军首长和空军机关的一些干部对林立果的不断赞扬和宣传,也看到过他为空军党委起草的“作战文件”,在脑子里对他产生一个好感的印象。1970年8月,副局长高天雄从北京参加总局召开的会议回到广州,在常委会上传达说,吴法宪、王辉球在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对空军各大部的领导干部讲,林立果是受林彪的派遣委托,为了加强空军的建设来的,各大部对林立果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和执行。9月,自林立果来到广州我同他认识和接触之后,他的外貌仪表、待人接物、伪装的一种假象,又把我给迷惑了。当时误认为这个人还有两下子。我心里想过,不然年纪那么轻,为什么能当空军的作战部副部长,又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呢。
1970年11月14日,“616”飞机发生事故后,通过一些事情的处理与接触的反映,使我对他产生一种感激和敬意的心情。由于事故的发生,我当时身上的压力感到很大。周宇驰在电话上向我转达说,林立果原已决定一二日内回北京,因广州民航出了事故,他决定推迟离开广州,以表达对广州民航的安慰和关心。我听了后,顿时深受感动。事故善后工作结束后,林立果又主动提出要把广州民航作为他贯彻关于进行路线教育指示的一个试点单位。我情不自禁地感谢他从政治上和工作上对广州民航的支持和关心。11月27日,他临离开广州的前夕,接见管理局常委时又夸奖和赞赏广州民航“突出政治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他还甜言蜜语把广州民航称为他的“家”,并假惺惺地说,他以后还要常来这个“家”的。死党周宇驰跟着在旁边趁机卖乖插话说:“有人讲,摔了飞机就一切等于零,北京如果有人要拿这次事故刁难广州局的话,到时候立果会出面说话的。”王斌就势赶热接上说,我们想到空9师“学习取经”去。听说他们的经验对外保密,请立果为我们搭个桥。林立果立时装模作样得意洋洋地说,空9师的经验对别人保密,但对广州民航是不保密的,对你们可以无保留地全部开放。1971年5至7月,林立果又先后两次到广州时,接见了广州民航所属各省(区)局和各大队的领导干部。这次,他又花言巧语地把广州民航封为他的“根据地”。7月初,他到空12军前还在机场宾馆单独接见了我(李伟信在场)。他询问了广州民航听到有关上海的一些情况和订阅《文汇报》的反映。他还给我透露说,有人提出准备把王洪文抬出来当接班人。我曾暗自沉思过,他竟然能够把这样的问题讲给我听,这说明他对我已不同于一般的人看待了。自林立果住广州民航起,我与他挂上钩以后,他的死党周宇驰和于新野在1971年的上半年曾零星地给我散布过一些流言蜚语。谈过的问题主要内容有: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两杆子”(指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争权斗争;有关江青的生活豪华、不正派和作风霸道;吴法宪在华北地区批陈整风会议上犯了错误;林立果同55军军长、政委的谈话内容等。我听了这些小道消息以后,曾暗自推测他们敢于把这些属于中央最高领导层极端机密的情况泄漏给我,一定是得到林立果点过头的。不然,他们是不会给我讲的。这也说明了林立果对我的信任。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潜移默化,一天一天地慢慢地与他同流合污了。我为林立果在广州活动住在宾馆提供了各种方便,并掩盖了他的阴谋活动。我当时还错误地认为林立果是林彪的代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他住在广州民航,我能够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派下来的人,做些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务工作,这是我对党应尽的义务,是义不容辞的,也是我的幸运。如此发展,最后我竟陷到不能自拔的境地。

二、广州空司为林立果盖房工程中我应负的责任
1.事实经过
1970年11月,我接到刘锦平的电话指示(他的秘书程兆贤传达)和民航总局后勤部长李一民写的信。他俩说,总局拿出两万元钱和材料,为林立果在广州搞技术革新盖房子用。要广州民航把款、料垫出交给广州空司管理处长陈伯羽,待房子工程竣工后,由广州民航后勤部向总局后勤部结账。这个任务我接受了。我把它交给了广州民航后勤部长赵德保承办。听说,这项工程是由林立果、周宇驰和王璞、顾同舟、陈伯羽一起研究、勘察选址、设计、定点的。修建工程由顾同舟、陈伯羽负责组织施工的。广空高炮10师部队参加了修建。1971年3月中旬,我临去总局开会,当工程快要结束前,陈伯羽曾带我上白云山去看过一次。我看到高炮10师部队正在工地施工。我又上去过两次。一次是听说林立果在山上拉肚子病了,我与何本支一起上去的。没有让进房子,只在外面的凉台上呆了一会儿,也没有见到林立果本人。另一次是刘锦平到广州,我陪着他上去过一次。林立果没有在广州,只看到王永奎和许秀绪在山上。这栋房子的地址,选在广州空军技术五团驻白云山顶峰部队的营房旁边,环境清静幽美,凉爽隐蔽。还有空军部队为其守卫警戒,真是保险安全无虑。房产由广州空司管理。我没有到现场以前,只是听说为了搞技术革新用。但上去看了之后,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为了搞技术革新盖的,实际上就是一栋小别墅。1971年9月初,赵德保给我讲,广州空司派人拿着工程修建开支费用单据跟他们结账来了,花了是7万元,不是2万元。他在电话上问我怎么办,给不给结账?我当即明确答复说,这个账现在不能结,刘政委和李部长两人交代的都说是2万元,他们超过了这样多,咱们无权负担这个责任。待我向刘政委和李部长报告请示过以后再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刘锦平与李一民报告请示,“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

2.我应负的责任
我的错误就是领受了总部交给的任务。按照刘锦平和李一民的指示,告诉赵德保把2万元款交给陈伯羽。广州空司盖房子工程修建费超支了那样多,我不知底。陈伯羽从未向我露过底。我没有同意结账,我也没有在工程竣工单据上签过字。这是财会账簿制度的手续嘛。盖这个房子的用途起因和勘察选点、组织设计、施工等我没有参与过。广空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人给我讲过。至于为什么要民航出2万元,绕了个弯子交给广州空司,为林立果搞技术革新盖房子,刘锦平和李一民也都未曾给我讲过。

三、向广州军区、广州市革委会请求拨给民航和修复使用白云水库沟里房子工程中我的错误
1.提出为林立果建房的始因与经过
1970年12月,局长王斌给我说,他考虑到林立果以后会经常要来广州的,如果继续在候机大楼的小宾馆住下去,是有诸多不方便的。他打算向总局要点钱给林立果另盖一栋房子,作为他再来广州时专用。王斌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答应他说同意。1971年1月初,总局后勤部修建局长张宝田和副局长陈仲仪到达广州。经商谈后,他俩欣然同意,爽快答应。总局拨款出料,由广州民航负责选址、设计和组织施工修建。至于总部答应给多少钱,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因为是王斌和他们商谈研究的。
1971年2月周宇驰到广州时,我便把上述情况给他讲了。他立时很感兴趣,问到陶铸在机场东侧白云水库沟里有一栋别墅的情况(候机室服务中队曾拉到沟里搞过战备演习,他是听服务员讲才知道这个房子的)。他问我去看过没有,我说没有去看过。他提出要去看一看,我就陪着他一块去看了(王斌这时正在北京开会不在家,我把沟里房子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他)。周宇驰回北京后,他又把情况给林立果汇报了。他又打电话到广州说(经陈伯羽的口转告的),林立果同意把水库沟里的房址、产权要过来,至于怎样修复,等他以后到广州看过再定。我按照周宇驰的电话,一次趁着军区首长到机场迎接专机的机会,我向广州军区丁盛司令员、任思忠政委和黄荣海副司令员(兼广州市革委会主任)提出请求,把白云水库沟里陶铸、林西和广州市城建局长的三栋房子(门窗、墙壁、地板已遭到严重破坏),拨给民航修复管理使用(因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已经划给了广州市邮电局,王斌从北京回到广州又与作战部王部长进行了交涉),得到军区首长和广州军区司令部同意后,又经广州市革委会批准办理了正式手续,把房产拨给了民航。1971年5月,李一民到广州时,王斌领着他到现场去看过,得到他的支持和称赞。6月初,我还领着刘锦平也去看过。王斌把这项工程情况向常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后又定由王斌和副局长高天雄负责领导组织施工。我曾思量过,这个房子的地基、四面墙顶和水电管线都是原有的,只是把陶铸的那栋(主房)花钱多一点,另两栋照原样修缮好即可。另外,新增建一点服务员的住房和伙房,这样比新建房子花钱要省得多。修复工程于1971年8月开始动工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正在施工中,我和王斌去现场告诉把工程停下来。
2.我的错误
(1)1971年2月和5月,我曾先后陪同周宇驰和林立果到房址的现场勘察过,并在常委会上传达了林立果看过房子后提出修缮方面的意见。
(2)我主动出面向广州军区首长和革委会主任提出请示,把水库沟里的房子拨给民航修复使用。
(3)我审查过后勤修建处搞的修复施工图纸。
3.我对这项工程积极态度的思想动机
2月间,同周宇驰到房址的现场察看时,我听到他称赞沟里的环境清静优美,还自言自语地低声叨咕了一句“这地方首长来也可以住的”。我领会到他说的“首长”指的是林彪。这就促使我要把这个房子修缮好的思想。另外,听说空4军在虹桥机场建有一栋别墅。林彪到上海时,别的地方都不去,就住在虹桥机场。我心想如果这房子修好的话,林彪来广州时能够住上一次,也算是为民航增添了一份荣誉。

四、声嘶力竭保林彪,狂热吹捧林立果
1.借搞路线教育,为林彪大唱赞歌
1971年1月,我按照林立果的布置,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路线教育的指示,办了两期干部学习班(第一期是我主持的,第二期由副政委李心从负责)。学习班还学习了陈庆军带到广州的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发省军级)周总理在九大对林彪的历史“功绩”评价的专题发言。整个路线教育的学习内容,集中和突出地宣传了林彪的所谓“英雄历史”,“一贯正确”“光辉榜样”和“捍卫接班人地位”问题,为林彪大唱赞歌和歌功颂德。
2.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1971年8月,我在广州局直一次干部会上(70多人参加),作了一个所谓“向林立果学习”的发言(我的发言提纲是根据王璞7月在空9师现场会上的讲话,和周宇驰5月在管理局干部中心学习组介绍林立果的有关材料,由办公室张春堂综合整理成的。九一三事件后已上交广州军区)。这个发言,通篇是胡说八道,荒谬绝伦,流毒很深。我除了吹捧林立果外,还讲了当前有一股所谓有人反对林彪的逆流问题(这是从林立果7月在汕头与55军军长杨绍良、政委钱光第谈话记录中来的)、并提出说要顶住这股所谓逆流。我还荒唐愚蠢地说,要以毛主席提的“五不怕”精神,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我当时讲这个问题的思想动机是,根据林立果给我散布的针对“有人准备要把王洪文抬出来当接班人”而讲的。王洪文这个人,我从来未见过。但以往从民航、空军一些人的传说谈话中,听到不少有关他在上海的劣迹和霸道、极不正派的作风。听说要把他抬出来准备当接班人,我是不服的。事也凑巧,他与广州民航发生了一件有牵连的事情。1971年这位上海“工总司”的头目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途中经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的服务员不认识他,没有另外特殊招待他,引起他对广州民航的不满。回到上海后,他立即给康生写了一个报告,诬告广州民航候机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至今还用“红卫兵造反派的粗暴动作”对外宾旅客进行宣传演出。康生当即把王洪文的报告批转给吴法宪。7月初,吴法宪在空军学院千人干部学习班大会上传达中央外事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讲话时,大动肝火,当众宣读了康生的批示和王洪文的报告,严厉斥责了民航。我认为,王洪文这个人当接班人是不适当的。
3.我受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影响和冲击的开端。
1970年8月,空军在北京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声势浩大的“三代会”。大会开幕前首先播放了林立果在空直机关的“讲用报告”录音,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向林立果学习”的吹捧讲话,陈绥圻(吴办主任,吴老婆)代表吴法宪在空直机关大会上敲响的“向林立果学习”、“向林立果致敬”等定调宣扬的口号,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在主持“讲用报告”会上的开幕词、闭幕词。刘锦平在“三代会”上播放录音时作了动员讲话,显得异常的热闹和隆重。嗣后,又听到吴法宪说什么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为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的奇谈怪论。民航总局党委也不落后,紧跟着根据录音全文整理出“讲用报告”的记录本,和空军领导人的吹捧宣传讲话记录,印发到下面要传达组织学习。上面搞的这一连串的紧张活动,使我不由地对林立果产生了一种“好感”和“学习”之意。
4.两次“取经”与登峰造极
1970年12月和1971年7月,广州民航先后两次派人到空9师参观“学习取经”。第一次是1970年12月初,王斌在常委会上主动报名带队和副局长崔双记去沙堤机场参观“学习取经”。他们回来后,局直召开大会宣传介绍了空9师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所谓“先进经验”。空9师提出了什么“学习林立果首先要培养对林立果的感情”,没有“讲用报告”本子,就发动群众人人动手抄,口号是“抄一份对林立果的感情就增一分”;一些基层单位还采用业务对口方法,介绍了空9师空地勤各类人员和所谓学习典型经验。我虽然没有去过空9师,但我是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的。我告诉办公室把查全伦翻印的在白云机场存放的“讲用报告”铅印本,下发给各单位1000多本,解决学习没有本子的问题。第二次是1971年7月,由参谋长王宝珊带队去沙堤参加空9师的现场会。王宝珊回来后,照例又向常委作了学习汇报。他说,现场会由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副司令员林虎和参谋长顾同舟主持。林立果为广空出谋划策,对会议进行了指点,并派人作了具体的帮助。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广州空军所属的军、师单位和广州民航派代表外,还有南京、武汉和昆明空军一些部队的负责干部。空军作战部、空政组织部和空军训练部的三个副部长率领处长、秘书近20人出席会议。现场会的气氛,充分表达了对林立果浓厚的敬仰之意。广州民航在这股狂风浊浪冲击和蛊惑人心煽动下,认为广州民航是受到林立果信任的,并被称之为“家”和封为“根据地”的一个单位。在学习林立果这个问题上,当然不能落后。我在这种紧跟追随和不甘掉队的思想支配下,头脑发热膨胀,推波助澜,发展到登峰造极。我竟然荒唐可笑地提出什么要搞所谓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周年的讲用活动,并批转了湖北省局和第16飞行大队的一些所谓学习典型材料。1971年5月底,我还干过另一件愚蠢荒谬的事情。程兆贤当着刘锦平的面给我说,他已经给办公室张春堂作过布置交代,要他把林立果在广州民航的几次谈话接见记录和活动纪事注意收集起来,以免失落。他说给我也打个招呼,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我答应他说,好嘛。我也给张春堂说过,照程兆贤布置的办。
5.我对宣传队的错误
管理局的宣传队不是编制序列的正式单位,仅是一个为了应付总局的文艺会演,临时组成的宣传文艺组织。宣传队的领导干部和成员,都是从各单位和刚入伍新兵中挑选来的。共80多人。1971年3月正式成立,“九一三”事件后,于9月26日解散。其寿命仅有半年的时间。管理局常委分工,由副政委李心从和政治部副主任王曙勃负责领导。
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是:1.由于我对林彪、林立果的狂热追随和大肆宣传、庸俗吹捧的流毒影响,造成宣传队对这一对政治骗子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青年人的纯洁心灵严重受到政治毒素的污染。2.在我的授意下,宣传队搞过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和林立果假仁假义给宣传队送人、送录音机、送马列著作六本、学习辅导材料和接见后写过“效忠信”荒谬愚蠢的活动。3.我还打算按照刘锦平1971年5月到广州时召集宣传队干部和骨干分子开座谈会提出的,宣传队参加总局文艺会演后不解散,要继续办下去,把宣传队还要办成一个所谓抗大式的学校。
五、受极左路线流毒影响的检查
我主持广州民航局的工作期间,受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在对人的问题处理中,发生冤假错案肯定是有的。因我远离工作岗位已经9年多,且手中又无材料可查,现仅凭回忆和用力沉思,粗浅检查到的错案类型有: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思想言论错误问题,被停飞、错误定性处理的;因参加文艺演出喊错口号,被错定为反革命性质处理的;审查干部和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误定性处理的;以所谓“恶毒攻击”言论被错误定为反革命案件而受拘留、逮捕或判刑处理的;由空军和总局直接掌握的全国“两航”起义人员叛逃专案有牵连的。
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是:有宁“左”勿右,认为严比宽一点保险,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怕发生空勤飞行人员叛逃政治事故;偏听偏信,定案前缺乏亲自动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对事实证据反复仔细查清搞准,对人的处理不慎重,不负责任;对有的人在处理中,与上级领导机关发生有不同意见时,提过两次意见不被采纳,就不坚持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衷心接受党组织对我的严格审查、定性、定案和处理结论。我坚决遵守1938年5月5日(16岁时)在延安入党宣誓时向党旗举手宣读过的“服从组织”誓词,自觉地听从党的一切指示号令和安排。党如果还能给我一条出路的话,我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一个遵纪守法的老百姓。

附录1
我的申明
(1980年8月31日)

米家农

我认为,我写的有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揭发交代材料,均应以1980年8月20日上交的《我的检查交代》为准。凡在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应作废或重新审理。理由是:
一、因为过去是在“四人帮”当政时期写的。当时办案原则和专案组人员反复交代的政策,是“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现在以天渊之别的三中全会提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衡量,两者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且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相违背的。
二、过去写的材料,是当时在围攻挨斗和指供逼供情况下写的,还有一些材料是由专案组指定问题,具体内容及规定写法,和经他们修改过以后又责令重新誊清上交的。显然这些做法都是与党的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合的。
三、我的思想认识糊涂有责任。过去曾抱有一种幻想和侥幸态度,误认为“不管问题有多大,只要专案组提出需要,叫写就写,说明态度好,能得到宽大处理”。至于材料是否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由此可能引起会产生其他别的什么不良后果则考虑得不够。为了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对过去那种不符合实事求是违心的做法,我现在应当主动向组织上申明改正过来。


附录2

对1980年8月31日写的《我的申明》的补充说明
(1980年9月15日)

米家农

一、“凡在过去”时间是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不包括1980年2月27日以后,公安部、总政保卫部新的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写的材料。
二、过去“围攻挨斗”是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州军区学习班。
三、过去“指供逼供”举例主要有:
1.1971年冬,被关押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中,专案组数次指供逼供我写的“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这个材料我当时在被逼供情况下瞎编写出的。
2.1972年2月,丰台专案组为了制作供中央首长听的录音“关于陶铸别墅情况”那份材料,是经专案组指点修改两次后,又要我誊清和念的。
3.1972年春,亚疗专案组把我在广州、丰台写的有关涉及江青的合订档案中抽出退给我让销毁,又要我重新编写材料补进去,并责令我另写一份“检讨”附上。
4.1978年3月,亚疗专案组把我1972年2月在丰台写的综合交代材料和另一份材料(关于毛主席同广州军区首长谈话指示记录和王斌传达顾同舟让准备机组问题)给我,要我大加压缩。规定我把数十页压缩到不超过3页。我压来压去,说不清问题,还有4页。上交专案组后,从问题观点、顺序和写法暗示我写成一个“关于我参加林彪武装反革命政变”的交代材料。专案组对我写的第一稿(压缩稿)作了大的变动修改,要我重新誊写为3页。专案组亲自到我的房间里把材料收走(这是从来没有的),并当面把经他亲手修改过的原底稿也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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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我与外孙女的对话

米家农

录入者舒云说明:2010年6月5日,米家农之女娜娃和她的女儿开车接我去太原见米家农。之后我收到米家农与外孙女对话的文字记录整理稿,原稿未署对话时间,谈话中米家农说他近90岁,对话时间应在我见米家农之后。

我女儿娜娃1969年1月刚过完15岁生日就当了兵,在部队一直表现很优秀,1971年5月提干,可以说这样的孩子在部队是很有前途的。可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我被牵扯了进去,因我的问题女儿受到株连,被部队处理转业,孩子的前途毁了。(右图:米家农出狱后与夫人吕国贤安度晚年。)
娜娃担心自己的女儿知音将来也受我的牵连,1999年在小音音16岁的时候,她卖掉了房子送孩子到澳大利亚留学。现在音音长大了,学成回国了,她对我的问题感到不解,甚至有些迷茫。围绕我与“九一三”,我们祖孙作了一番对话。

知音问:姥爷,您看我现在也长大了,在国外学习也毕业了,由于很小就离开家,家里好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尤其是您的事让我感到很神秘。我只听说您过去犯了错误而且还很严重,到底是啥错误?我现在是有澳洲身份的中国人,就我们祖孙俩,你能不能没有顾虑地给我讲讲,我不会乱说的。
米家农答:可以,你长大了,我也老了,我的问题也想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不知道你想了解啥?你就问吧,现在国家政治昌明了,我也都快90岁的人了,没什么顾虑。
问:什么是九一三事件?
答:就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林立果父子的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地爆炸,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事件”。
问:林彪是干什么的?林立果又是干什么的?
答:林彪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是党的“九大”写入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当时是军委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问:他们摔死和您有什么关系,是您驾驶飞机吗?您好像不会开飞机呀?
答:当然不是我驾驶的飞机。
问:不是您驾驶的飞机,他们摔死和您有什么关系?
答:他们摔死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的工作与他们有关系。
问:您见过林彪吗?
答:见过。
问:林彪和您说过些啥?
答:傻孩子,你看姥爷是谁呀?我这个小官能和他那么大的人物说上话吗?我说见过,是说他在台上作报告我在下面听报告的时候见过。
问:既然你们连话都没有说过,林彪都不认识您,您怎么算“林彪死党”?(上图:米家农与外孙女对话。)
答:话不能这么说,我和林彪虽然没有直接来往,但从抗日战争起就在他手下,解放战争从中国的最北面打到中国的最南面,也一直在他手下,我确实崇拜他,宣传了他。
问:这不奇怪,谁崇拜一个人不说这个人的好话,不说好话还叫崇拜吗?再说宣传能说是犯罪吗?那个时候全国都宣传林彪,您不宣传不同样是错吗?
答:我也这么看。
问:您第一次见林彪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答:我第一次见林彪是1938年3月在延安“抗大”学习的时候。林彪在山西前线负伤回到延安,伤口治愈后,一天上午“抗大”全体师生集合于延安城东的一条山沟里,副校长罗瑞卿主持说:欢迎校长林彪与全校师生见面讲话(教育长许光达、训练部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都到了)。
林彪当时主要讲抗大的教育方针,提出了“少而精”的教学原则。因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前方的需要,教育时间不能过长,教育内容不能过多,要尽快培养出干部输送到前线部队,让他们在战斗中去实践去学习去提高。
此后,林彪经常参加抗大的集会活动(如毛主席给抗大讲课,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和从前线回延安的各部队主要领导给抗大作专题讲课,还有重大纪念日和世界学联代表团到延安的集会等)。
我当时在抗大四期二大队四队学习,二大队分六个队,一至四队多是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学生,五队是女生队,是所谓母女同班学员(当时较出名的是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母女),六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队(队长是原红9军军长何畏)。大队长是冯达飞(红军时期的军长,皖南事变被国民党杀害),全大队驻延安城旧府衙门内。
问:这么看,您与林彪只是上下级关系,我不明白您的问题怎么那么严重?
答:主要还是和他儿子林立果有工作接触。
问:姥爷,“九一三”的时候您在哪里工作?
答:民航。
问:您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答:我是军人,而且从1938年参军起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部队。
问:民航,顾名思义就是民间航空,民间航空应该是地方性工作,你这个军队参加进来干什么?
答:民航是地方性工作,又不全是地方性工作,因为飞机航行在空中。空有高空、低空之分,离地一尺就是空中,准确地说,离开地面就是空中。领空和领土一样都是国家的主权,保卫国家主权是军人的职责,所以过去民航实行军、地双重管理。
问:军人的任免不是部队下的吗?听说您的任命是国务院总理下的,为什么?
答:那时候军队高级干部的任免都是周总理直接下的。
问:从管理权限看,据我所知国家总理任命书只下到正部(正省)级干部,民航广州管理局是个什么级别的单位?
答:军级。由于机构设在广州,就叫民航广州管理局。不了解情况的人很容易误叫为“广州民航管理局”。
问:这有什么不同吗?
答:当然不同,民航广州管理局是中央政府驻中南地区的民航管理机构,下辖广东(含海南)、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省各民航系统和四个飞行大队(团)。当时全国分六大行政区,民航依行政区在总局属下设六大管理机构,民航广州管理局就是中南地区的机构。如果叫“广州民航管理局”的话,就仅是广东或广州当地的机构了。
问:军级就是部(省)级吗?
答:过去有“省军级”的说法,中央发文件看文件及政治待遇民航广州管理局和省级是一样的。
问:您刚才说您的问题主要是和林立果工作接触,林立果是军委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是管打仗的,而您是管民航的,你们工作的性质都不一样,再说您比他大20几岁,又不是同时代人,按理不会成为朋友,您怎么和他的关系那么密切?
答:你说的不错,我们不是同代人,不是什么朋友,更谈不上什么私人交情。主要是他打着工作的旗号来广州,广州空军领导安排他住在白云机场,并指示我们做好保密、服务、配合好工作,我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能不样样出面吗?他的来头这么大,接待好不好不仅仅是我们的服务水平问题,还涉及到我们单位的管理和干部职工的素质,我当然希望样样使他们满意。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满意了,从公来说,我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任务;从私来说,他回家就是在林彪面前说起我们,也不会说我们很多坏话。
问:你是怎么认识林立果的?
答:他1970年9月下旬来广州,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政委龙道权来机场接他,一是广州空军首长亲自来接机,我这个下级干部要出面;二是听说来人是林彪的儿子,由空军副参谋长胡萍亲自为他驾着伊尔18专机,感到不一般。我们过去不认识,王璞为我们作了引见(王璞在东北的时候是林彪的警卫团长,是林彪看着长大的,他们很熟)。
问:林立果在空军,您在民航,他在北京,您在广州,民航就是半军事化管理也没有战斗任务,您和他应该没有直接的业务关系吧?
答:是的,我们没有直接的业务关系,只是因为他们住在白云机场。我对他就是接待服务,使我们的接待服务能很好地配合他们的工作。
问:接待服务不就是生活照顾吗?既然是照顾生活,“配合工作”也不外乎是把生活照顾好点,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是了。顶多外出没有车派部车,办事没人支使个人什么的。
答: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问:做服务接待的人配合工作能复杂到哪里去?他的工作又不归您管,您也插不上手哇?
答:问题是广空司令员、政委要求我们“配合工作”,又没有明确规定配合的范围,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只能是他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他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问:您与林立果1970年9月下旬才认识,到“九一三”发生,严格说还不到一年。这一年他一直住在白云机场吗?
答:不是,这一年他一共来过四次,也许第一次接待比较满意吧,以后来也都住在机场。
问:你们是正常服务吗?
答:什么意思?我们当然是正常服务,而且是正当服务。
问:不要误会,林立果没有向您提出什么特殊要求吗?比如组织个什么团队,演练个什么活动,或者搞什么名堂什么的。
答:没有。那个时候正宣传他在空军里的一个“学用毛主席著作报告”,说他是“天才”。他给我的印象是一本正经,很正面。平时见面很客气,这也许是装的,但确实没有向我们提过分的要求。
问:照这么说,您和林立果没有啥呀,您的问题怎么严重到要坐牢?
答:问题是林立果的问题严重,我的问题自然也就严重了。
问:说他想谋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政变,是真的吗?
答:你问我,我问谁?
问:他们想谋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政变,你知道不知道?
答: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要知道,无论支持或反对,我总会有反应啊,我什么反应都没有能像知道的人吗?
问:照这么说您被抓起来,不是因为您参加了他们的行动?
答:当然不是。毛主席在我心中威望那么高,我怎么可能会参与谋害毛主席!就是发现有人这么做,无论他是谁我都会坚决与他作斗争的。我们对林立果就是服务接待,让他们吃好睡好提供工作方便。不过,说他想谋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政变,我是一点也没有察觉出来,所以军区领导找我谈话说到这件事时还把我吓了一跳。
问:既然林立果没有拉您,您也没有参与他的反革命活动,问题应该不大?
答:我虽然不知道林立果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因为他要害毛主席,我照顾这个恶魔的生活,而且他要干什么我就配合干什么,这能是小事吗?这能说得清吗?
问:也是。共产党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吗?一审查不什么都清楚了?我想怎么也不应该把您列为“林彪死党”,更没理由抓起来关进秦城监狱呀?
答: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可能是审查吧。
问:您是不是“九一三”发生后就被抓了?
答:没有。“九一三”发生后,广空副司令来电话命令所有飞机停飞,我还以为是福建前线有战况呢,直到9月24日听军区传达中央57号文件我才知道是林彪死了。9月27日广州军区领导找我谈话,谈完话当天就不允许再回家(我请两小时假回家拿生活用品),归队后军区直接送我去广州白云山,参加在那里举办的“知情人学习班”。
问:那时候还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吧?
答: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虽说是“学习班”,但从那一天起,不让回家,不让和家人见面,不能随便外出,个人已经没有自由。
问:学习班结束就被关进秦城了吗?
答:没有,白云山学习班结束后又去了黄花岗学习班。1971年10月15日,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的沙河监狱。
问:那时候就逮捕了?
答:没有。
问:没有正式逮捕怎么能关进监狱?这怎么连起码的法律概念都不懂?
答: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吧。
问:您就是从沙河监狱转移到秦城监狱的?
答:也不是。在沙河监狱关了三个月后,1972年1月16日被转移到北京丰台总后勤部第三招待所,1972年10月18日又被转移到北京“亚疗”(国际学生联合会亚洲学生疗养院)。我是从“亚疗”送到秦城监狱才宣布逮捕的。
问:这么转来转去,您是什么时候正式被逮捕的?
答:1978年5月29日。
问:1976年不是“四人帮”垮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吗?怎么他们垮台了您反而被捕了?你们军人不是反对“四人帮”的吗?
答:我怎么能知道呢?反正我是1978年5月29日从“亚疗”送到秦城监狱后,当天宣布逮捕的。
问:您1971年10月15日前在学习班,1971年10月16至1978年5月29日这几年转来转去的日子算啥?
答:隔离审查。
问:隔离审查和逮捕入狱有什么不同?
答:叫我说除了叫法不一样和穿不穿囚衣外,实质内容没什么不同。同是单独关押,同是没有人身自由,同是当作犯人对待,你说隔离审查与坐牢有什么不同?
问:法律是很严肃的,中国怎么这么儿戏?姥爷,您觉得委屈吗?
答:这话看怎么说,说不委屈吧,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参与,把我列为“林彪死党”,一关十年,真觉得委屈;但要说委屈吧,林立果谋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政变,对中国来说是天大的事,我接待他,他要什么我满足他什么,这不是支持他反对毛主席吗?起码也是个不清醒的糊涂虫。这么看,遭受这场磨难应该是不委屈。
问:听妈妈说,当初中国组建空军的时候并没有您,是您自己要求到空军的。如果不到空军,不仅没有这场灾难,在陆军还有可能被提拔到大军区领导岗位上。您后悔吗?
答:你妈妈也是听一些叔叔阿姨私下议论,跟着人云亦云。我一个军人能说自己想在陆军就在陆军,想到空军就到空军吗?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1950年组建空军是整师整团部队换军种,当时没有我们部队自然就没有我。我是1951年四野直接指名下命令单调到空军参加工作的。至于说后悔不后悔,我明确地说“不后悔”。水泼到地上能收回来吗?事情是自己做的后悔有啥用,所以我不后悔。
问:姥爷,我们也不生活在一起,您现在的生活待遇到底怎么样?
答:很好,很好。虽然我现在领的不是工资仍然是几千元的生活费,但够了,我很知足。最让我满意的是看病让我享受红军医疗待遇,因为我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看病实报实销;住院需要请人护理时,费用也由国家负责报销。
问:姥爷,刚才您都说现在政治昌明,您有没有想过翻案?
答:没有,我不翻案。1982年1月出狱的时候我就立下不叫屈,不后悔,不翻案的“三不”原则。(下图:米家农带外孙女重返他曾被关押的“亚疗”。)
问:为什么?不平则鸣,既然您没有犯法,把您关进监狱就是不对的,现在您完全有理由翻案要求重审。
答:算了,这不是个小事情。涉案的也不是我一个,这个事关系我国党史军史怎么写的大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很多,都等着中央解决。“九一三”作为历史事件,那么大,那么复杂,能期望一下子解决吗?所以我顾全大局,因为中央再好也不是马上能办到的。重审又怎么样?我都90岁的人了,还能给我官复原职吗?刘少奇(国家主席)说的好,“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林彪事件到底是个什么事件?历史会作出公正评价的,也许我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不要紧,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我是个什么人,历史也会给我合适的评价的,一切都留给历史吧。反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问:姥爷,您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挺难得又挺神秘的,不仅让我了解了您的所谓“错误”,还让我了解了您的人品,解除了我对您的许多误解,我敢说很多事情妈妈都不知道。
答:你妈妈他们知道一些,但知道的不详细,我一向是个语拙不喜欢讲太多话的人,就是经常和家人交流,三言两语,很多地方也讲不清楚。
问:我觉得您应该写出来让亲人、后代了解您,免得大家不了解情况胡想乱说。不管中央什么时候给您平反,起码先让亲人、亲戚给您“平反”。别忘了,儿孙都以前辈的光荣为自己的光荣的。
答: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你让我想想……



原载《昨天》电子杂志 第138期 2019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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