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1
《柳青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摘录
柳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活动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假检讨，假老实，假规矩
文化大革命初期，柳青匆匆忙忙地在群众会上作了个没有触及灵魂的假检讨。检讨时声泪俱下，佯装痛心，想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蒙混过关。在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发起总攻击的时候，柳青不但不亮自己的灵魂，检查和清算自己的错误，反倒以“客人”自居，摆出一副等待挨斗的架势，说什么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二、四处活动，争取同情，转移斗争锋芒
柳青说他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像赶集卖鸡蛋的，担一担子鸡蛋，别人敢碰他，他不敢碰别人。这是柳青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精神状态的自我写照。他对自己的问题全采取“保”和“包”的态度，同时也不揭发别人的问题。不“碰”别人，正是为了更牢靠的“保”自己，让别人“脚下留情”，不碰翻自己的“臭鸡蛋担子”。运动初期，他仍以“客人”的身份回到西安作协，以为运动搞上几天就过去了，就可照样躲到他那皇甫村的小天地里去。因此对运动十分冷漠，内心虽也预感到这一关不太好过，表面却镇静无事，每天傍晚总是躺在躺椅上喝茶乘凉。对革命群众写的大字报，若不是揭发自己的就不去看。
当群众开始贴他的大字报了，在会上点他的名了，他便慌了手脚，再也坐不住了，大会小会，会上会下，明里暗里，四处进行活动，急忙表态，解释、申辩并说明情况，争取同情，妄图转移斗争锋芒，扑灭革命的火焰。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林默涵等人的罪行公之于众之后，柳青急忙写出一张应付表态的大字报，他怕“黑线”追到自己头上，在会上反复申明他和这些人没有来往，并说什么 对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早就有过抵制，云云。当作协内的革命群众揪出大叛徒、反党分子柯仲平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之后，柳青又在会议上或大字报上应付表态，极力为自己开脱，说什么很早就看清柯仲平是流氓骗子呀，解放后没什么关系和来往呀，等等，闭口不谈以往如何吹捧柯仲平的事，不揭柯仲平的三反罪行。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采的大毒草《从生活到艺术》不作政治上的批判，妄图用“鬼打鬼”的办法，把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争论的邪路上去。
旧西安作协是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文学团体，是修正主义阎王殿，十几年来忠实地执行了周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西安作协主席团成员就是周扬这条黑线在陕西的代理人。对这些问题柳青从不作老实的检查、交待和清算。当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们的时候，柳青“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会上会下到处散布舆论，说什么他像生产队里的干部，是“烂了的队委会委员” （说的多轻闲，俨然是个小卒，是受害者），“不是当权派”、“不是执行主席”、“不是驻会作家”、“不了解机关情况”、“很少回西安作协机关来”、“很少开主席团会议”，“揭发和交待不出问题”如此等等，总是层层设防，步步为营，拼命固守，千方百计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妄图把自己同这个修正主义阎王殿分开，洗得一身清。当群众批判他的《创业史》《狠透铁》时，他便在下边对群众散布，说：“《创业史》没啥问题，有问题还能翻译成法文？翻译七八国文字？”“《狠透铁》不是毒草，倒是我的一大发现，它反映了关中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只是“调子不高，阶级斗争写的不够”。当作品中的问题实在诡辩不了时，又说：“村子里确实有这个事情，是我顺便写出来的，未加仔细考虑。”堂堂的大作家，竟然装疯卖傻了！对群众大字报上揭发的问题，他以查记录核对事实为名，暗中策划，欺骗和蒙蔽部分群众叫他们出面写大宇报，替自己反击说话。当群众揭发他在皇甫村的“别墅”中过的那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时，他又站出来说：“那是座破庙。”“皇甫村是‘别墅’，‘正墅’在哪里？”“有人说我那儿比常宁宫（疗养院）好，常宁宫是砖墙，我那儿是土墙嘛！”并经常在群众中散布：皇甫村的社员对他如何好，等等，企图以此表白自己，蒙蔽群众，用软办法封群众的口，转移群众的斗争锋芒。
柳青的爱人是作协的干部，长期被他当作私人秘书使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群众提出，应同柳青一起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柳青想尽各种理由，几乎找遍了作协的所有革命群众，百般纠缠、解释，迟迟不叫来。柳青关心的根本不是国家大事，根本不是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是个人小家庭里的坛坛罐罐和个人的《创业史》。他总想争取群众的同情，叫自己的爱人在家里维持自己的“小摊摊”，看守自己的“臭鸡蛋担子”。
三、维护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李若冰为首的西安作协旧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是西安作协这个裴多菲俱乐部旧统治机器的维护者，是资产阶级旧秩序的承袭者，它仍然代表着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阶级利益。它是被一些人用作打一批保一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具。柳青就是这“保一批”中的一个。
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在力图破坏革命势力保存反动势力时，是互相合作的。柳青和旧文革小组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怎样纠集一起相互合作的？办法多得很，试举几例：
组织所谓“小战斗”。旧文革小组组长李若冰等人，为了达到打一批保一批的目的，在群众中定了好多“条条框框”，先“打”什么人，后“打”什么人，什么人可“打”什么人不可“打”。他们利用柳青这个尚未倒台的偶像，欺骗和蒙蔽了一些群众，组成一股“保柳派”势力，作为保他们这伙人的头道防线。当群众起来揭发柳青的问题时，这伙人眼看自己的“计划”、“目标”要被群众扰乱，慌了手脚，急忙出面策划，利用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的革命感情，组织一场“小战斗”，用写大字报“曲射炮”的办法，揪住一些群众的小辫子，暗示群众转移斗争锋芒，把群众镇压下去，使柳青得以喘息之机。
小骂大帮忙。柳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消极对抗，态度恶劣，假装规矩。旧文革小组组长李若冰有时也看不过眼，不得不在会上“批评”几句。群众说，这是小骂大帮忙，骂是更好地“保”，一点不错。会下，柳青常找李若冰交谈，表白自己，说什么《创业史》《狠透铁》没问题，他过去多次运动都没挨过整，等等，想法设法笼络李若冰。于是李若冰“保柳”的信心更足了，认为柳青不可能是四类干部，上几次群众会就可“解放”，居然对柳青说：“文化大革命的担子很重，担不起，你要帮助。”柳青摸清负责人的心底之后，自然放心得很，经常向文革小组献计，渐渐成为文革小组的后台之一。
出谋划策。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柳青见保自己的文革小组岌岌可危，快要垮台，暗地里出谋划策，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他直接或间接地向李若冰授意：“要把运动的步子放慢点，运动时间长着哩，中央可能有新的精神。”（幻想捞救命的稻草）。“×××不能搞过头了，不能打成黑帮。”“牛鬼蛇神应该靠边站”，学生进作协串连，柳青担心文革小组产生对立情绪，反复安顿：“不敢对立起来，态度要好，要顺着来。”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柳青背地里煽风点火：叫文革小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并叫搞运动的“大事记”，梦想对革命造反派进行“秋后算账”。
当和事佬。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柳青担心保自己的文革小组瓦解垮台，极力在文革组织成员中间周旋，调和矛盾，千方百计地做工作，说什么“李若冰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这个运动由李若冰搞好一些”。叫文革小组中的某些成员“向李若冰交心”“消除误会，不要误大事”，紧密配合，以便控制斗争形势，稳住阵脚，巩固保守势力，达到保自己的目的。
最后一招。经过几个月的揭露批判，文革小组所执行的资产阶极反动路线宣告破产，革命造反派已在斗争中形成壮大。但是旧文革小组及其保护下的一些人，并未死心。此时，柳青使出了最后一招，竟然利用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保自己。他的爱人把保存多年的某领导同志的两封信件，拿给别人看。柳青还在某些人中间制造舆论，说他儿子和×××谈过《创业史》的问题，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如此等等。这样就使这些互相利用互相包庇的人，有了希望，柳青这条粗腿可以抱得住了。
（原载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主编的《文学战地》1967年第1期）
～～～～☆～～～
附录 2
《柳青的“哲学”》（摘录）
柳青的人生哲学，是资产阶级的市侩哲学，是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一切以“我”为主，以“私”字为核心。他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是个谨小慎微的伪君子。他说，他晚年就是为了三件事：一是同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联系，二是写好《创业史》，三是教育好孩子。除此之外，什么党的事业，革命的利益，什么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他全然可以不必为之伤脑筋。在他的生活中，他怕的就是干扰他安静的艺术生活，干扰他写《创业史》，碰翻他在长安县的“小摊摊”。他曾说过，在皇甫村，每当听到从西安前来接他开会的小卧车的声音，他就写不下去了。他经常声称自己不习惯用“政治术语”，而喜欢用什么“文学语言”解释生活中的某些事物，阐述某些道理。在谈到他的人生哲学时，他阐述道，一个人要有一个主攻方向，比如从绥德到米脂，你就要一个劲走下去，不要走十里停一停，看看热闹，为人家劝架，忘记了主攻方向，这样就永远达不到目的地。他所谓的“主攻方向”、“目的地”是革命事业吗？是党的事业吗？是共产主义事业吗？否，是他的《创业史》，是他的个人私利或个人“野心”。他把个人的一切，放在党的利益之上，置于革命事业之上。
柳青深于世故，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与己有利者则干，与己无利者就不干，明哲保身，个人第一。他身为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根本不过问单位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也不过问文艺界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而是离群索居，逃避现实。他自己也承认“怕负责任，怕牵连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企图超出一切矛盾”。他用资产阶级的市侩观点，去总结各种经验教训，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处人行事。西安作协是典型的裴多菲俱乐部，修正主义的阎王殿。前作协主席柯仲平是个大叛徒，反党野心家。早从延安时起，直到一九六四死，写了二十年反党长诗，在陕西乃至西北文艺界招摇撞骗，专横跋扈。柳青对此不是不知道，然而长期躲避，不但不作原则的斗争，反而一味吹捧，趋炎附势，进行政治投机。甚至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在作协假批判柯仲平的会议上，柳青仍然依仗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守一（前陕西省委第二书记）包庇的调子，对柯仲平进行开脱和恭维。
柳青个人的小天地是谁也撞不得的，触犯不得的。他平时主张不介绍经验，不接见记者，不拍照，如果演讲也不要录音，看来是十分自谦的，不爱出风头的。其实这是唯恐事后惹出“麻烦”来。当有人公开批评他的《创业史》时，他的这些禁令忽而解除了，不由得赤膊上阵，气势汹汹，大用笔墨相讥，不惜调动、指挥《延河》编辑部，亲自出马组织和修改反击的稿件。这分明是在保自己，而他竟美其名曰：“保卫党的文学事业。”
柳青经常劝导部属，不要给人家“抬轿”，但却默受别人给自己“抬轿”。
（原载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主编的《文学战地》1967年第1期）
～～～～☆～～～
附录3
柳青在长安的十四年（调查报告）
西安作协、西北大学、西安交大 联合调查组
（原《文艺战线》）编者按：本期发表了由西北大学（筹）、西安交通大学（总）、西安作协红色造反队联合调查组写的《柳青同志在长安十四年的调查报告》。供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研究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参考，并希望引起讨论。
柳青同志在《讲话》发表以后，基本上站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一边。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号召，深入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出了不少的努力和探索，写出了《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比较成功的作品。
柳青同志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有一定的抵制，对于周扬的某些修正主义文艺观点，作过批判和斗争。应该说，柳青同志的基本方面、主流是比较好的，是应当予以肯定的。西安作协红色造反队对柳青同志经过批评、教育和帮助，已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解放了他。
但是，柳青同志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错误。五八年至六二年间,放松了思想改造，曾一度埋头创作，对社会活动、政治斗争不够热心，有脱离群众，脱离火热斗争的倾向。柳青虽然对中国赫鲁晓夫——周扬文艺黑线有所抵制，但斗争不力。我们希望柳青同志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改造世界观，坚持深入贫下中农，坚持文艺创作的工农兵方向，做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
以文艺革命为开端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全线崩溃。在文艺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后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进行了大批判、大斗争、大进攻，揪出了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目前广大工农兵和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乘胜追击，进一步深入开展对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十年代和十七年的文艺黑线的大批判，进一步深揭文艺界阶级斗争的盖子，彻底扫除长期盘踞文艺界的一切牛鬼蛇神，并在深入的革命的大批判中，重新组织文艺界的阶级队伍。
在对文艺黑线的大批判中，要坚定地依靠广大工农兵，依靠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对于那些参加革命以来，曾比较努力地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并作出一定成绩的、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而不同程度受过周扬文艺黑线的蒙蔽和影响、犯过一些错误的文艺工作者，只要他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们也要尽力地争取、团结、帮助他们，与他们一道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孤立、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才能胜利完成文艺界斗批改的任务，才能最终组织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
柳青一九五二年秋，到长安县安家落户。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三年四月，担任长安县委副书记；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参加皇甫村的统购统销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写成《创业史》第一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二年，写《创业史》第二部初稿；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参加当地两期社教；一九六五年，继续写《创业史》第二部；一九六六年六月到西安参加文化革命至今。
长安十四年，是认识柳青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我们从七月七日开始，陆续在长安县委，引镇、澧浴、王曲等区委，皇甫公社及该公社的罗家湾大队、胜利大队等地，利用个别谈话，开调查会等形式，向县委、区委、公社、生产队的部分干部和革命群众，对柳青在长安十四年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三次为期十五天的初步调查。
（一）基本情况
一、在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表现
一九五二年秋，在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来临，一场伟大变革即将暴发的前夕，柳青来到长安县。一九五三年三月，到皇甫村安家落户。下来后，他能积极深入群众，参加农村实际工作。在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能站到贫下中农一边，较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在王家斌（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的模特儿）互助组的转社过程中，表现尤其突出，群众都反映说：“那时候，老汉（群众对柳青的亲切称呼）可把力出扎咧！”
在农村工作中，柳青的阶级路线是明确的，对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是清楚的。能积极支持贫下中农向阶级敌人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展开斗争，对来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各种妖风邪气也有所抵制。
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运动中，高家湾不法富农高怀玉，欺骗群众，转移粮食，破坏统购统销。群众反映了这个问题以后，柳青坚决支持贫下中农，召开大会，对高怀玉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最后将高依法逮捕。柳青常说：“阶级斗争嘛，可不能叫他们抬头！”
王家斌初级社，政治基础较好，是长安县成立最早的初级社之一。这个新生事物一诞生，就显示出她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一户单干富农见有利可图，也“积极”要求入社，王家斌和其他一些社员想：“富农土地多，收进来有啥不好？”就把这个想法告诉柳青，柳青狠狠批评王家斌：“你真糊涂，咱们穷，可以变富嘛！他地多，将来还不是咱们的？”王问：“啥时可以收他们呢？”柳青说：“不要急嘛，现在发展咱们的集体经济，等社巩固了，把他们都挤到拐角里去了，再来收拾他！”他们研究、教育贫下中农，不给富农做短工，不受他的剥削。果然把这个富农搞得狼狈不堪，抬不起头。贫下中农痛快极了，都说：“这回真把富农挤到墙拐角去了。”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一文中说：“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受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柳青正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七年，王家斌所在的胜利大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度有所抬头，有些人不务正业，贩兔成风，从中渔利，严重影响了集体生产。这股歪风也刮进党内来，柳青看到这种情况，亲自到胜利大队给党员做了两次报告，对贩过兔子的董××进行了严肃的思想教育。又和党支部一起，发动贫下中农，对自发思想特别严重的赵××进行揭发批判，重点帮助。于是煞住了贩兔的歪风，对社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一九五八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德生的秘书孟服南（当时任长安县委第一书记）在长安大刮“浮夸风”,如搞过度密植、过度深翻地等。柳青很不同意，同当地区、社、队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抵制，使皇甫公社减少了浮夸风造成的损失。
一九五九年夏收以后，长安县委布置各公社把所属大队的劳力、畜力集中使用，搞大兵团作战。这样来回调动很大，浪费劳力不少，严重影响生产，群众很有意见。实际上是一平二调“共产风”的一种表现。这时，柳青正修改《创业史》第一部的第三稿。当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给县委提出建议，指出这样做，给社员、干部带来不少困难，是不恰当的，应停止推行。后来，县委也放弃了这个办法。
一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敌人掀起一股反华逆流。胜利大队的地主分子大搞复辟活动，进行反攻倒算。地主分子王彻九，领着儿子认他的地畔子，向生产队要他的碌碡和槐树；地主分子郭福侠准备了变天账；地主分子董廷策也叫喊：“有一日天睁眼，我就要持刀杀人！”对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柳青说：“整理材料，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坚决打击！”他和队干部、社员群众一起，对地主分子王彻九等人进行大会揭发和批判斗争，粉碎了敌人的猖狂进攻，提高了社员的阶级觉悟。
一九六二年五月，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他批转的中央财经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公然鼓吹“三自一包”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单干风”。长安县有些地方发展也较严重。皇甫村干部压力很大，柳青就鼓励他们，要顶住这股黑风，他对当时皇甫公社书记王培德说：“如果你感到不行的话，给我说一下，我就不写作了，跟你到队上去跑。你出面大胆搞，不要怕，有问题咱们共同商量。”他还给其他干部说：“眼光放远一点，困难是暂时的。”启发他们巩固集体经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柳青和皇甫公社的干、群一起顶住了这股妖风。所以皇甫公社未发生严重问题。
一九六三年，柳青参加长安第一期社教。工作中，他和孟维纲等同志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在高家湾做了试点，效果很好。当时的工作队队长乔惠昌说：“忆苦思甜，（贫下中农）光流眼泪，不揭发问题。”竭力抵制和反对柳青、孟维纲他们的正确作法。柳青和孟维纲坚持与乔斗争，使忆苦思甜活动在各队得以推广。后查明，乔惠昌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不久，即被我公安部门依法逮捕。和柳青同期的社教干部说：“柳青所在的罗家湾大队，是大家公认的工作较深入，四清较彻底的生产队之一。”
这期社教后，一九六四年春天，反革命分子董志英（原县委监委副书记，后逮捕法办）组织了一批没有参加社教的干部，在子午公社以搞社教复查为名，搞翻案，并图谋全面推广。柳青在皇甫公社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他对基层干部说：“这不能干！”他又给长安县委写了信（原信现存长安县委档案室）要求制止，才使翻案风没能蔓延。
一九六四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社教中提出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臭名昭著的“桃园经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西北地区的代理人刘澜涛亲自蹲点的长安社教（在长安叫“大社教”）,尤其是“二十三条”未下达的前半期，就是实践这条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在这条反动路线的控制下，有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看得漆黑一团。柳青反对这种错误估计，他对社干部说：“建国十几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干部80%是合作化运动中出来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当然，有错误要承认，有缺点要改正，但不能看成一团漆黑。”胜利大队的工作组，组织人斗争了王家斌（胜利大队党支部书记），和王家斌一同办互助组时的积极分子，大多都被拉出来陪斗；一个和胡宗南结成干亲的姓麻的女人还打了王家斌一个耳光子。柳青从北京开会回来，十分不满，就对好几个干部讲：“不应当把农村干部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整。”事实证明，王家斌是个忠于党的事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干部，现在还担任着胜利大队党支部书记。
二、和群众的联系
十三年来，柳青和农民群众始终保持着基本联系。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在共同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艰苦奋斗中，他和贫下中农建立了较为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先后在皇甫公社、团结大队、罗家湾大队过组织生活，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一直坚持讲党课，对党员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并同支委经常研究党员的活思想，及时给以帮助。
柳青关心群众，关心的是群众的思想，关心的是走哪条道路。和柳青接触较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同志普遍反映说：
柳青对群众的思想工作抓得紧，挖得深，做得活。在王曲第一个初级社（即王家斌所在的初级社）的创建中，柳青对基本群众曾挨家挨户地动员，做思想工作。
初级社成立的第三年，雇农社员董炳汉看到自己地里的麦子长得很好，心里变了卦，想退社搞单干。柳青同社干部一起三番五次地对他做思想工作，进行新旧社会对比，启发阶级觉悟，终于使董炳汉迷途知返，在大会上作了沉痛的检查。这对教育全体社员、巩固第一个初级社起了很好的作用。贫农高怀荣想起柳青和他谈心的情况时说：“柳书记像个算卦的，一下子就说到骨头里去了。”一度自发思想严重的董青文说：“多亏柳书记批评，不然我要犯大错误。”
办社期间，柳青经常早出晚归、废寝忘食，有时还熬个通宵。有一次，王家斌的初级社出了问题，他十分着急，正逢滈河涨水，柳青的哮喘病又严重，基层干部孟维纲再三劝阻，并表示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柳青还是执意要去，最后由孟把他背过河去；整整熬了一个通宵，解决了问题，才回来。
柳青关心集体经济。他把《创业史》第一部的全部稿费和版税一万六千元捐献给王曲公社，办了一个农业机械厂。
此外，他还深入群众，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共同研究，提出了不少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行之有效的好建议。如：
治理滈河。滈河经常泛滥成灾，河床改道，淹没庄稼，是王曲公社一大自然灾害。柳青到长安后，就吸收群众意见，提出治理滈河的方案，把河道掏深，岸边筑堤，固定水路，仅王曲两个生产队就因此保住了土地二百余亩。
建立生产点。王曲一带，农民居住集中，耕地距村庄远，且多在高原上，送肥、收割、打场都不方便，造成劳力和粮食的极大浪费（有人从拉麦的路上扫回的麦粒达三四斗之多）,柳青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建议把饲养室、打麦场搬到田间。其优点是送肥方便，节省劳力；夏收秋收减少运输量；也不浪费粮食。这个方法，行之有效，群众十分满意，县上还在皇甫村开了现场会，在全县做了推广。
打机井。胜利大队有九十多亩旱地，浇水非常困难，不能保证稳产。柳青积极建议，在地旁打机井，安水泵，抽水浇地。打井期间，柳青每天来井边几次，有时还亲自下井，和社员共同研究，克服了泥浆喷射、流沙过多等困难。水井打成后，这九十多亩旱地保证了稳产。
集中居住。王家斌所在的胜利大队，原来居住分散。一家一块庄基，占地二亩多，打一圈围墙，墙外再种一圈树，歇集体的土地，再养一群鸡，吃集体的庄稼。柳青建议：大家住在一起。现在每家只占四五分地；一街两行，也整齐美观。既有利于集体生产，又利于群众生活。
这次我们在胜利大队调查时，突出地感到，群众对柳青的印象很好，感情较深，许多贫下中农都关切地问：“老汉的病（柳青患哮喘病）今年犯来没？前几天，我们都想去看看他呢！”
（二）简单的结论
我国文艺界十七年来被一条又粗又长的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专了政。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周扬，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操纵与支持下，拒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作家深入工农兵，把文艺界的许多单位变成了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的裴多菲俱乐部。而柳青还能基本上遵循毛主席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教导，主动来长安县安家落户，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这样做，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一种抵制。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是应当肯定的。
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战士，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路线。十四年来，柳青在农村阶级斗争中的基本表现证明，他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坚持了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为巩固集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抵制了来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单干风”、“翻案风”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农村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基本上站在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是柳青在长安十四年的基本方面，是他的思想、工作与生活的主流。
必须指出，柳青虽然早年参加革命，但世界观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在长安工作、生活的十四年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甚至是很严重的。
在对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上，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土，柳青还能辨别真伪，对错误的东西，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是，出于种种私心杂念，对上至中央、下至长安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没有能够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敢”字当头，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反对，往往只是提出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进行坚决的抵制。这种对待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思想和做法是十分错误的，作为共产党员的柳青，必须认真地触及灵魂，进行深刻检查。
干部参加劳动，是我党防修、反修的一个重要揩施。柳青在长安十四年中，却不能经常性地坚持参加劳动，这是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柳青在不少情况下，常以上级、领导者的身份自居，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比较缺乏。
柳青初到皇甫村时，住在“中宫寺”（一座年久失修的破庙），生活比较艰苦朴素。可是后来他没有抵制住文艺界“三名”“三高”政策的侵蚀，生活慢慢起了变化。尤其是《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进一步滋长起来，逐渐脱离群众，放松了思想改造，走了一条下坡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柳青敲响了整钟，使他得以悬崖勒马。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满怀热情地希望柳青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总结、检查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和教训，带着自己的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好地“斗私，批修”,勇敢地站起来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
1967.8.
原载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红色造反队、西北大学文革筹委会等主办《文艺战线》1968年第1期（总第四期）
～～～～☆～～～
附录4
对柳青问题的审查结论
柳青（原名刘蕴华），男，现年56岁，陕西吴堡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参加革命，原任西安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行政十级，1970年5月送省五·七干校审查。
审查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入党问题，经查，柳青于1936年12月经董学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属实。
二、关于怀疑1935年集体加入国民党问题。经查，柳青1935年在河南开封参加豫陕两省学生集训总队三个月属实，但未发现集体参加国民党。
三、关于柳青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由大连到延安一段历史问题。经查，柳青于1947年12月经组织调动，由大连到延安，途中十个月，未发现被捕等问题。
四、关于检举特嫌问题，经查属重名重姓，予以否定。
五、关于怀疑柳青曾参与卫立煌起草“反共演讲稿”问题。经查，柳青于1940年9月初随袁晓轩、何挺一等人从山西前总回延安途中经过晋东南与卫立煌防区属实，但未发现柳与敌机关和卫立煌发生过联系。原怀疑应予否定。
六、关于执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和与文艺黑线头目周扬等人的关系问题。经查，柳青在西安作协任副主席期间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曾赞赏和传达过刘少奇1956年4月在全国作协第二届理事会期间所提出的“要做有学问的作家，不要做土作家”的黑指示，推行过旧中宣部和全国作协关于作家实行自给，推行高稿酬的修正主义黑货；积极支持和参与筹办《延河》，推行修正主义办刊路线，在对反党分子柯仲平的反党问题批判中态度暧昧，斗争不力；1957年在回答英国资产阶级记者格林关于“胡风有罪无罪”的提问时说：“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为格林所利用，造成极坏影响，是严重政治错误；柳青与文艺黑线头目林默涵、刘白羽和反党分子柯仲平来往较多，关系密切，但未发现柳青参与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
经研究，柳青上述问题已审查清楚，予以解放。
陕西省革委会原省级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
中共陕西省革委会杨梧五·七干校领导小组
1972年5月3日
～～～～☆～～～
附录5
柳青悼妻诗
咄咄复咄咄，长安夜机耕。独坐望南山，不眠念故人。
结发未深知，相偕皇甫居。汝下乡三年，虽苦志犹坚。
四年忽思迁，非为恩爱浅。我鏖背水战，成败皆不移。
权威有歧见，远近流谗言。夫妻同庭院，口角朝与夕。
汝怨我固执，我谓汝幼稚。五年汝离职，攻读在我侧。
古今中外篇，马列与巴托。八年我初成，汝已是同行。
寸步形影随，体贴则入微。风声略草动，嘱我惟谨慎。
人讥我小人，汝知我任重。谁料趁大乱，庞涓陷孙膑。
牛棚非猪圈，宁死树党性。棚外汝重义，煎逼即轻生。
水落石自出，我重见天日。呜呼汝有灵，如何得安息？
～～～～☆～～～
附录6
听柳青谈“样板戏”
李旭东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题为“和柳青谈戏”，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柳青和戏剧几乎是绝缘的。他很少看戏，更没有公开谈过戏。记得有一次，他的大女儿问他一辈子看过几出戏？柳青噘起胡髭，认真地扳起指头数。数着数着，他自己也笑了：“嘿嘿，连十个指头都用不完。”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看戏”这个特点，使他省去了很多麻烦。在那“言必称样板”的时代，他竟对“样板戏”不置一词，岂非怪事！于是，在许多场合，有人逼着他对“样板戏”表态。他总是沉静地、用略带遗憾的口气说：“我在乡下住着，身体又不好，没看过嘛！”“我从来不看戏，也不懂戏！”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可是，在私下多次交谈中，我发现：戏剧演出他可能看得不多，但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他读过不少。莎士比亚的剧本，他读的是英文原著。哈姆雷特那段有名的独白：“生存还是死亡……”他能用英语背下来。在闲谈中，他经常提起契诃夫的《两姊妹》《樱桃园》《万尼亚舅舅》，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高尔基的《底层》和莫里哀的一些名剧。中国的古典名剧《西厢记》《桃花扇》等他也很熟悉。他津津有味地背诵《桃花扇》里的那段“哀江南”，简直是一唱三叹，赞不绝口。“五四”以来的名剧本《雷雨》《日出》《白毛女》等等，他都认真读过，经常发表些自己的见解。慢慢地，我品出味儿来：他并不是绝对地不谈戏，而是不愿谈当前的戏。
当时的中国文坛，八亿人民八出戏，“样板戏”被捧到吓人的高度，它和神圣的经典、法律一样，稍有非议就可能大祸临头。柳青的“罪名”已经够多的了。他没有必要在家破人亡、生命垂危的时候，再加上一条“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他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事有凑巧，一九七一年初，我从干校“毕业”。原单位属于“裴多斐俱乐部”，已被砸烂，我就被塞到省京剧团搞创作。（天哪，这真是历史的误会！）我们创作组按照样板戏的经验，“三结合”的方法，“三突出”的原则，在艰苦地“编写”剧本。那种滋味，简直是活受罪！由于是同乡，又有父辈的一些老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又在一个学习班，所以，我常去柳青那里闲谈，说话比较随便，有时也发发牢骚，想听听他的意见。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可敬的老师和前辈。但他总是淡然一笑，要不还是那一句：“我不懂戏，也不懂你们这戏剧创作！”要不就顾左右而言他。
但我并不甘心，仍经常向他诉苦，说说我的体会和看法，他总是耐心地听着。一两个月以后，记得是一九七一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在小南门外那座简易楼上的小房间里，他终于敞开谈了。啊呀！这时我才知道，他对“样板戏”做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只不过不愿公开谈论罢了。
他说：“好几次了，我想给你谈，总下不了决心，文化大革命中，我有不少教训，增加了许多见识……”
我勉强笑笑，点点头，表示谅解……
我想把他这次和以后多次有关“戏”的谈话大意，追记出来。我不愿让这些宝贵的思想由于我的碌碌无为而泯灭。这些在黑暗之中的思想火花，对于柳青的研究者和有为的青年作者，会有一定的裨益。
一
一开始，他就激动地说：“样板戏”这个提法首先就站不住脚，就是抹杀了文艺的特点。我们搞行政领导工作，需要树立典型，取得经验，以点带面。这些先进的典型，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其他地方学习这些典型的经验时，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时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现在农村学习先进典型的经验，就有些生搬硬套，这样要吃亏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照搬苏联的经验吃了多大的亏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嘛，这是个普通的常识嘛！行政工作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文艺创作了。文艺创作如果没有独创，没有个性，没有特色，没有风格，文艺也就不存在了。把某些作品捧上天，封为“样板”，就像服装工厂裁衣服的样板一样，得照着套裁，那不雷同化才怪！
“样板”和“典范”是两回事，他曾以问答的形式写道：
“问：人们常说某一部特别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学习的典范。‘典范’这个概念具体地来说，是什么意思？
“答：我理解，可以称为典范的作品，总是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仅很高，而且是结合成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人们要学习的是如何达到这样高的水平的那种创作精神或者说创作方法而不是重复它的主题，模仿它的结构、形象和语言。
“问：样板和典范是不是一个意思？
“答：不是一个意思。样板是一种实体，如书记的‘样板田’，商店橱窗的样品。而典范则是一种精神，是创作方法，是有流派的，现实主义有现实主义的典范，浪漫主义有浪漫主义的典范。”
他说过，把戏称为“样板”，是违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列宁说：“文学事业最不能机械地平均、标准化……”所谓的“样板戏”，就是文艺作品的“标准件”。所有不符合他们这个标准的作品，都是残次品、废品、毒品！都在排斥打倒之列。这是毁灭文艺的作法。这不但扼杀了一批作品，而且毁了文艺事业的一代新人。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文艺上将会造成很大一段空白。
二
他说，“样板戏”的指导者的文艺思想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文艺创作不必从现实生活出发，受现实生活的检验。他们所谓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是图解他们的政治意图，完全用不着受现实生活的约束。他们给“样板戏”总结了那么多经验，唯独没有深入生活的经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接触过生活。所以，其艺术效果总是造作的、夸大的、虚假的，不合生活逻辑的。
比如，歌剧《白毛女》里的杨白劳，是个勤劳、善良的农民嘛！他总是乞求东家的怜悯。就是这样一个逆来顺受的老佃户，最后硬是叫地主黄世仁逼得走投无路，喝卤水自杀了。这个人物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很有典型意义。现在，样板戏芭蕾舞《白毛女》，把杨白劳“喝卤水自杀”改成了“抡扁担拼命”。到底哪一种处理更能激起观众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哪一种艺术效果更强烈？改编者认为，写杨白劳喝卤水自杀就是对贫下中农的丑化和污蔑，抡扁担拚命才表现了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的反抗。这是庸俗社会学，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歌剧《白毛女》中的贫下中农，有各种典型，大春、赵大伯就是坚决反抗地主阶级的典型嘛！喜儿也是嘛！为什么要作品里的所有的贫下中农都一律变成一副“样板”面孔呢？现实生活是这样吗？所有的贫下中农、人民群众觉悟都那么高，都那么坚决反抗，还要共产党作什么？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领导群众投入到解放自己的斗争中去。
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天命观念，对农民的思想毒害很深。革命工作之所以艰难，不仅仅是因为敌人的强大，而且也因为教育组织自己的队伍，清除反动的和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我们队伍里的影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许文艺作品触及这些问题，不真实地夸大农民的自发反抗，这实际上是否认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否定了歌剧《白毛女》里杨白劳的形象，也就是否认了文艺必须历史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后来，又谈起了反映解放后农村生活的“样板戏”《龙江颂》。他读了剧本，看了电视以后对我说：“嘿，你看人家这英雄人物，无父无母、无子无女、无兄无弟、无亲无故，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食人间烟火，专说革命话，专干革命事。这号英雄人物，咱们一般人能学得起吗？咱们没这条件嘛！”
他又说你再看看人家戏里那些贫下中农，一个个都是“样板”。全是一样的觉悟、一样的水平，说话也是“一哇声”（说到这里，他模仿着剧中人的台词）：“我们贫下中农，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大伙都说，淹三百，救九万，我们干！”我《创业史》里的贫下中农比人家这差远啦！觉悟高低不齐。就是梁生宝也有缺点，也还不够成熟。他是在办社过程中，在党和群众的教育下逐渐成熟的。四部写完，他也达不到“高大完美”。
他问我：“你也常下乡嘛，你在农村见过人家戏里的这号脱俗的英雄？这样整齐的贫下中农吗？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吗？”
三
他认为，这些戏的指导者的美学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
有次，他问我：“我在西安日报社门口的橱窗里，看见《沙家浜》的彩色剧照，那些新四军穿的什么衣服、笔挺笔挺的？”
我说，“那都是高级料子、的确良！”
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噢！那时候能有那么好的衣服？”
我说：“这你就不懂了。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在舞台上不能显得窝窝囊囊，衣服皱皱巴巴的，要精神抖擞，要‘帅’。江青指示，要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这‘的确良’就是手段之一。不光郭建光穿的确良。你看那严伟才的毛呢裤子，棱棱不倒，能削萝卜。李玉和原来长着串脸胡子，平时还爱喝口酒，近来，胡子也不许长了，酒也戒了。”
他笑着问：“这又为什么？”
我说：“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要高大完美。串脸胡子，有碍观瞻；喝酒更是不良嗜好，更不能允许在英雄人物身上存在。”
柳青张圆着嘴，“噢”了一声，慢慢地说：照这么改下去，这些英雄人物就高大完美得像服装店里的衣服撑子喽（服装模特儿）。这就是他们的美学思想。他们懂得多少实际生活？可对这一套最熟悉。这就是脱离实际的、抽掉实质内容的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你想想看，这些新四军战士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风餐露宿、出生入死。刚打完仗，负了伤，衣服让汗水浸、雨水淋，战火烧烤，还有着弹痕血迹。穿着这样的衣服，让今天的青年人看了，觉得先辈们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打下这个江山不容易啊！我们今天更应该继承革命传统，努力工作，建设好社会主义！是这样更有教育意义呢？还是穿着高级料子更有教育意义？到底哪种服装更美呢？我不是主张自然主义，我不反对戏剧服装在忠实于生活的基础上适当地美化。但是，这种美化不能脱离历史真实、脱离生活实际、脱离特定的典型环境。
他说，这不仅仅是服装设计的小问题，这反映了他们的美学思想。你看，那几个戏里的英雄，都长个“英雄相”，拖个“英雄腔”，他们都自以为很美。实际上，有打动人心的美的感染力吗？
最后两个“样板戏”《平原作战》《杜鹃山》问世以后，我们又在一起谈论。我说：“在艺术上他们已经快‘技穷’矣。现在连‘空中飞人’‘机关布景’都搬上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舞起了古代侠客的‘三节鞭’和‘流星锤’。再发展下去，恐怕要来‘炮打美人’‘真牛上台’了。”
他说：人民的斗争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们脱离人民，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头脑贫乏得很哪！只能搞些“把戏儿”，搞些“雕虫小技”。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是条死胡同，必然走向穷途末路。她（指江青）不是吹牛要搞三十个“样板戏”、三十部电影吗？哈哈，不到一半就已经没猴耍了。
四
他认为，“样板戏”的经验是提倡“标语口号化”。他说：“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这句唱词，现在都变成报纸的通栏标题了。说是如何如何好。这是句形象化的艺术语言吗？这是标语口号嘛！样板戏的经验里说，文艺作品一写进这种语言，比如“胸有朝阳”“五洲四海插红旗”等等，作品的主题、英雄人物的境界猛地一下就提高了，就化腐朽为神奇了。真是活见鬼！
他又说：《海港》这个戏，我从头到尾听了几遍，没有发自人物内心的真实感情嘛。情节结构、人物、语言是虚假的、造做的。“斧凿痕迹，比比皆是”。这是在直通通地唱政治、唱社论。对观众不是感染，而是硬性灌输，是填鸭式的教育。这个戏能流传下去才怪呢！
把这些树为样板经验，让大家都照办，就是提倡浅薄，提倡标语口号化。这是毁灭艺术的作法。
五
一九七一年初，我们按照上级指示，正写一个沙家店战役时期群众支前送粮的剧本。这本是柳青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早写过的题材，在群众中已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当时的样板戏，哪个不是从“文艺黑线”时代的作品里“脱胎换骨”“点石成金”而成的？搞京剧创作的，当然要走“样板”道路。
为此，创作组的成员，曾几次访问过柳青。他仅简单地谈了小说的创作过程，一再表示：“小说没写好，当时我还不成熟。”至于改编剧本，他还是那句老话：“我不懂戏。”
有次，他见我情绪很灰，关切地问：“怎么样？日子不好过吧？你说说，你们那剧本是怎么个生产过程？”
我如实告诉他。我们虽下去几个月，搜集了一些素材，主要还是靠小说和现成的历史资料。会演的日期很紧，也不允许你长期深入生活。我们从选材、提纲、初稿、排练稿，都要经过领导层层审查，还要发动剧团的群众普遍讨论。领导和群众都是按样板戏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意见当然不少。我们把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尽量吸收，让领导和群众都满意。但是很难做到。因为有些意见是互相矛盾的；有些意见如果照办，那得重写一个剧本……我们只有听意见的义务，很少有解释的权力。像“当权派”似的，成了“众矢之的”。
柳青深表同情，叹口气说：“唉，你们真是受罪啊！”他又问：“你们写作品的时候，自己激动不激动？”
我说：“开始构思的时候，有些片断还曾经使自己激动过。但像这么折腾几回，就弄得人头大如斗、麻木不仁了。觉得原来所占有的素材都用不上了。熟悉的东西不能写，要写的东西不熟悉，只好靠瞎编。最后简真有些厌恶了，巴不得赶快摆脱。”
柳青说：这就是那“三结合”，能把人整死。毛主席说了嘛：“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不是在别人的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嘛。作品是要反映出作家对生活的独到的见解。艺术上要有独特的风格，别人不好插进去。这里有些并不是政治原则的分歧，仅仅是风格不同，也就很难合作到一起。我看，你们的领导、作者和群众，都对这些生活缺乏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深切的体会。都是从样板戏那几个干条条出发去改造那点仅有的素材。比较起来，你们作者掌握的素材要比他们都多些。可是，你们自己的感受又反映不到作品里去。这哪里是搞文艺创作嘛！你们这是个作坊嘛，按照“样板戏”这个“标准件”搞复制品。他用深为惋惜的眼光望着我，长长地出了口气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生活环境当然比你们艰苦。可是创作环境要比你们强得多，哪有这么多清规戒律！要是那时候也搞样板戏，就出不来那么一批作家，那么一批作品。你们在这个时候搞文艺创作，真是不幸。你能不能离开他们，想办法离开这个剧团，扎扎实实地到生活里边去，抽时间好好看些书，为将来作准备：这种日子不会多长。不要等将来国家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什么准备都没有。这种“三结合”的创作，最后要磨得你爬到地下走路，作品磨得一点棱角都没有，一点特色都没有，这才罢休。把精力这么浪费掉，真是可惜！
他又说：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不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完全按行政那一套去指导文艺创作，想当然地乱说一通，还要让别人尊重他。这能搞好？他说起他在皇甫村的时候，某一位领导同志去看他，他们吃饭时候，这位领导对《创业史》提出了批评，说：“你这小说写的是关中地区的事，关中主要产小麦，你怎么写成种水稻，代表性不强，要改呢！”柳青摊开双手，对我说：“我和这种人能说出个啥名堂来？我只好‘噢噢’应承着，请他多吃些菜。”
一九七六年初，我在长安县农村下乡，到县上开会时，顺便看望他。他问我：“剧团给你布置写‘反走资派’的剧本了吗？”我说：“说了。这次省上农业学大寨调演，都要求写走资派。”他脸色严峻，嘴上用很大的劲说：“顶住！不要写！可以不写东西嘛。给党搞搞实际工作也好嘛，帮助生产队多打些粮食，把社员生活提高一些也是个贡献。不要写那些戏，欺骗群众，糟踏自己，何必呢？”
六
一九七三年，柳青对“样板戏”进行了公开的但是巧妙的抨击。
这年的三月和八月，省上有关部门开了两次创作会议。会议结束前，准备请几位老作家出来讲讲话，谈谈创作经验。
讲不讲呢？柳青反复考虑，并征求几个人的意见。他问我时，我说：“算了吧，别讲啦。现在谈创作，你不提‘样板戏’‘三突出’能行吗？要不跟着捧场，稍微表示点异议，就可能招来大祸。你有病，完全可以借病推托。”
柳青在屋内踱着步。他慢慢转过身，眼睛盯着我，果断地说：“不，我要讲。我不能光沉默。有这么个机会，不讲，就是对广大青年作者不负责。至于怎么讲，我再仔细想想。”
他讲话那天，我因事没有去听。据说，人到的很多，反映也很强烈。会后，我听到很多作者反映，他讲得很深刻。但是，也有人反映：“柳青讲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那老一套，没有新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提样板戏、三突出？什么意思？”我把这些反映告诉了他。他脸上现出满意的微笑，说：“谁说我没提？我提了呀！我说：‘这几年的戏，我身体不好，没看。’哼，我不能让‘样板戏’‘三突出’这些词汇在我的文章和讲话里正面出现！我想了很久，才想出个‘这几年的戏’来称呼它！我没看嘛，你能把我怎么样？实际上，我后边讲的那么多，都是批驳样板戏的经验的。有心人能听出来的！”说到这里，他激动了，眼睛瞪着，脸上的肌肉在颤抖，忿忿不平地说：“哼，要是让我放开讲，我能把他的屎批出来！”
大会的发言，都印成了材料。唯独柳青的讲话没有印。
现在，从参加过这两次会议的同志的不完整的记录里，也可以看出他的讲话的锋芒所向。他通过谈文艺的特点，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反复强调“样板戏”经验里所没有提及的深入生活的重要性。针对“样板戏”产生的过程，他说：“毛主席讲实际生活是‘源’，文艺作品是‘流’。总不能从这本书里吸收20%，那本书里弄30%，这个地方弄40%，那个地方又弄10%，拼凑起来成一部新作品。不可以这个样子，由于已经是成品了，是‘流’而不是‘源’了。不能把东木头市的桌子挪到北大街改成沙发，然后去卖。这个事情是不允许的。不允许把别人的东西拿来改头换面而作为自己的作品。”
他告诫青年作者：“文学作品的质量最后决定于作品的细节。细节就是对于人物、场面、景物的具体描写。一般的文艺作品，往往是细节赶不上去。有的作品故事组织得不错，但不能引入入胜，不能感动人，这就是细节描写不成功。在写细节问题上，没有一个可以仿照的样本，要靠自己深入生活，靠实践。所有人的经验，都不能照搬。”“我们写小说、剧本、诗等，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有时客观形势的影响，你不能写好，那就等能写好时再写。”
当时，“反潮流”这个问题，正被“四人帮”的宣传机器搞得混乱不堪。他旗帜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反潮流。”“革命工作者，无论搞什么的，包括搞文艺工作的，在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不能不承认客观存在。要主客观一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举例来说：要搞创作，就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这是‘实事’，谁也脱不开。要扎扎实实、老老实实地去做，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欺骗自己和别人。”
“要实事求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有的时候不容易，要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要牺牲生命。要坚持实事求是，有时剩下一个人了，也要坚持，不动摇。要坚持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我看来，不符合实事求是，是带着市侩哲学气息的。凡是要实事求是，凡是不惜一切地坚持真理的人，就不能有投机心理。投机，有投大机的，有投小机的，投机心理是由个人主义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两千年以前的诗人屈原，是封建社会的，他敢于坚持一种信念。要坚持真理，一定要是为人民的，而不是为自己的。如果为自己坚持什么，那是非倒霉不可。屈原当时是站在祖国人民的利益上的。我们今天要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一面。鲁迅在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中，他坚持真理，他完全是为人民和革命的。我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觉得，像在泥泞道路上走着一样，要一步一个脚印，要经得起一切考验。”
七
一九七一年夏天的那个夜晚，柳青第一次公开给我谈论“样板戏”时，他也谈到：这几个戏，情况不一样，要具体分析。有些戏原作基础好，是从生活中来的。有的是别人写的，江青盗名欺世，窃为己有。这些戏还没有被那些人完全磨光，将来可能会流传下去。比如《红灯记》《沙家浜》等。
深夜，他送我出屋时，仍兴奋地谈论着。在下楼梯的拐弯处，他扶着水泥挡墙，望着夏天的夜空：天顶漆黑，只有几颗星星，那么小，那么远，发出微弱的光。天边泛出淡红色，那是古城西安的灯光反照。他沉吟有晌，说：“这些戏能不能流传下去，还要看那些人在政治上将来能不能站得住……”当时，我政治上比现在还要幼稚。我说：“人家是党章上都写明了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她又有那样特殊的地位，会在政治上站不住？”柳青笑了。停了会儿，他长出了一口气，望着夜空，慢慢地说：“我看，他们怕站不住啊……”
这句话给我震动太大了，我今生今世永远忘不了。
果然，不到一个多月，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从此，我对柳青更加敬仰了。
一九七六年冬，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的病房里，我又和他谈起戏来。那时，他已病势沉重，离不开氧气了。他从床头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郭兰英同志演唱的歌剧《白毛女》和王昆同志演唱的秧歌剧《夫妻识字》，简直赞不绝口。我和音协的一位同志惋惜地说：“王昆同志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多年没有演出，嗓子已大不如过去了。真可惜。”柳青大不以为然，摇着头，固执地说：“好着呢，怪好听的。我听着可亲切呢……这么多年没听过这么好的戏了……”我见他那黑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这笑容充满着欢欣，充满着对未来的希望。这是我和柳青同志最后一次谈戏。
（原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大写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2月版，193-206页。）
——————————————————————————————————
【浩劫墓碑】
伟大的民间思想家杨伟名
邢小利
一
1962年，在陕西户县，有一个小人物，突然在那个时代站了出来，发出异声，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历史。即使多少年后，再来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仍然要被那个小人物瘦弱的身躯所发出的强大的声音所震惊，不，准确地说，是惊呆！
这个人叫杨伟名。事情发生在1962年春天。这一年杨伟名三十九岁，是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图为杨伟名在为村民读报）
这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时任咸阳专署专员的王世俊说：“1962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大地上，人们已经历了长达三年的饥饿与严重的物资供应困难。造成这严重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正是由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急躁盲目，发动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严重地背离了客观现实，从而酿成了严重经济困难的恶果。” 面对如此困境，人们不能不思考。杨伟名和大队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他们不能不相信，但他们就在现场，因此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水丰土厚，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民谣说“金周至银户县”，说明户县是一个好地方，是关中平原上的白菜心。这一年虽然也有一点旱灾，但灾害程度并不特别严重。七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和大队会计杨伟名三个领头人，在讨论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不自觉，都想到了当然也是看到了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讨论，问题越来越明晰，办法也越来越明确，于是，他们三人形成了若干条关于如何走出困境的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然后呈送上级，作为来自一线的报告和对问题的思考办法，供上级研究参考。
为什么文字稿要由杨伟名来写？因为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这三个大队干部中，杨伟名虽然职务最低，但他文化水平最高。这个后来被称为《当前形势怀感》或称《一叶知秋》的宏文，仅从题目来看，就颇有文人气息，自然其中也更多地融铸了杨伟名的思想。
杨伟名，1923年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先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后读四书五经，他生性聪慧，学习认真，能背诵古文五十余篇，从而奠定了较为深厚的文字基础。后来因为贫穷辍学，他一边种庄稼一边坚持读书，借来邻居好友的课本自学，有高小、初中和师范的课本，也有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平时爱看书看报，善于动脑子、想问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 1949年2月，杨伟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户县解放后曾任副乡长。当年冬，组织调他到咸阳地委干校学习，因妻子阻拦未去，自行回家脱党。1957年重新入党。从合作化时起，他一直担任村会计，后来当选村党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热心会计工作，业务熟悉，工作主动。”
户县县委在1962年9月26日的这个《调查和处理情况的报告》中，还提到了杨伟名性格的一个特点，“好学习，爱争辩”。“好学习”当然是肯定的话了，“爱争辩”在当年那个文化环境中，则意味丰富，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强的贬义，但用在这里显然也不是褒奖。总之说明杨伟名对问题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见解，并不随波逐流。其实，从这个“爱争辩”的性格中，联系杨伟名一生的行状，我们也可以看出杨伟名有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而这，正是古往今来读书人的一个鲜明特点。
所以，杨伟名写的《当前形势怀感》看起来似乎横空出世，其实有他自身的性格和思想逻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杨伟名并不盲从，而是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从1960年开始，针对当时极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写了十几篇文章和批评建议，加起来有十几万字（有的文稿已在文革中焚毁，《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中除《当前形势怀感》外，另收有九篇针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文章）。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建议，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有人概括并评价杨伟名的文章和标题有这么几个特点：“篇篇平实而主题重大；娓娓道来，说理从容自信；常识着眼，比喻生动，而不失深刻；极富预见性、建设性；精神自由，独立思考。”
杨伟名在写《当前形势怀感》之前，正在写《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这个时候正值春荒，青黄不接，甘肃、河南、安徽、山东等省饥民大量涌进比较富庶的关中平原（包括户县），各地饥情和怨情也跟着涌到杨伟名的面前。此时，杨伟名“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他无法从容不迫而委婉地向上提出意见了，因此，《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只写了“三谈”，他便辍笔，开始了《当前形势怀感》的思考和写作。
《当前形势怀感》共分十三部分：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烦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十三、后记。
“前言”开宗明义：“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做‘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
杨伟名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期”理论，近似于后来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所有的观察、判断和政策选择都基于这一理论。
很多年后，历史学者雷颐评价《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时高度称赞，称“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
二
一个人之进入历史，是因为这个人的作为，当然也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对其进程中那些必不可少的环节的选择。人与历史，历史与人，是一个交织互动的过程。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见证了1960年代初那个或明或暗、复杂多变的历史时刻，那个特异的历史时刻也因为这一篇雄文，显现出了它斑斓多姿以及某些诡异的气象。
杨伟名的命运也因《当前形势怀感》而大起大落，在时代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颇具历史内涵同时也尽显民间知识分子人格光辉的悲剧。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高层来说，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来自基层今曰“现场”的情况反映和建议，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出于一个基层干部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杨伟名把《当前形势怀感》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文章寄出后，开始的反映是积极的。1962年6月，杨伟名接到了咸阳专署专员王世俊的来信。信中说：“最近又接到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很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多反映农民的实际情况。”
6月，西安市长刘庚给省委办公厅转去《当前形势怀感》，要求“送给省委，研究处理”。
6月底，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复信杨伟名：“你们的来信，我早已收到了，确实因为忙，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但是我以为我还是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了您的来信。我把你们的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乃至中央如实做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同时鼓励他们，所提意见“不管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宣教动态》副页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当前形势怀感》。
7月底，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这期间，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读了这篇文章，即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墉和户县县委副书记曹文青找杨伟名座谈。随之，杨伟名被聘为咸阳地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通讯员。
1962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一个重要年份。8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毛泽东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的希望……毛泽东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毛泽东为《当前形势怀感》做了阶级定性后，形势发生逆转。
8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当前形势怀感》，送省委常委阅。之后，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咸阳专署副专员杭尚増、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受命先后四次找杨伟名等三个署名党员谈话，批评来信中有“错误观点”。
10月11日、25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两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当前形势怀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0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得更加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10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求我们以‘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从9月初至中共八届十中会会前，户县北街七一大队进驻了一个由省地县社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四级工作组。在连番谈话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三人中最年轻的大队长赵振离，从没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大场面，最早表态认识错误了。支部书记贾生财起初还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来也表示知错认错了。杨伟名没有认错，他反复思考文章的立论和论据，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最初一次谈话时，他神情自若，而且甚为自信地表示自己的认识没有错。工作组把杨伟名视为重点对象。他们先从全大队23名党员入手，逐个谈话，接着，又在社员群众中进行“调查”，个别谈话，开座谈会，指出搞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全村党员和大多数社员一致表态，要集体化，不要“单干”。杨伟名陷入孤立。最后，经过极为艰难的思考，他写下了一纸检讨书，名曰《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也许，经历了“三年困难”，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对此前狂热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都有自己的感受包括反思，所以，处理杨伟名等三人的最后结论，县委、地委和省委的监委意见一致，认为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党的上级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党内不给纪律处分”。
此后，支部书记贾生财调离七一大队，到竹器社任厂长；原大队长赵振离接任支部书记；杨伟名依旧做原来的文书、会计等工作。
但是，杨伟名从此再未写过一篇文章，尽管他仍然保持着读书看报的爱好，却不写文章了。他平静地生活着。早年，他娶有一妻，不幸于1953年病亡，给他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刘淑贞，起初生活中也有一些矛盾，经此事变，刘淑贞性情也大变，变得温和柔顺，孩子们也变得更为懂事。沉默中的杨伟名，这时才似乎感到了家庭的宁静和温馨。前妻生的一双女儿长到十岁时，照了一张全家照，他赋诗一首：“一胎两女喜孪生，不幸离母襁褓中。居鳏孤楚难抚养，乳娘分忧感衷情。流水光阴匆匆过，双双各长十齿龄。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敛露笑容。”诗中的“乳娘”指的是后妻。这首诗写的平静，似有陶渊明诗的淡泊宁静，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处境和某种心绪。“居鳏孤楚”，幸有“乳娘分忧”，“流水光阴匆匆过”，到了“今朝”，“愁絮收敛露笑容”。
有一年，杨伟名和队干部没收了一户社员的边角地，那位社员堵到他家门前破口大骂。杨妻忍不住来了火气，杨伟名却不急不躁，先是劝压下妻子的火气，然后别出心裁地泡了一壶茶水，端出门放到骂人者面前，意思是你尽管骂吧，骂得口干舌燥了，喝口茶再接着骂……
相对平静地过了四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僻居乡村的杨伟名，因为一桩意料之外的事件被卷了进去，进而结束了他的生命。
三
文革开始后，贾生财和赵振离成为“走资派”，被批斗被夺权。杨伟名因为《一叶知秋》被造反派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他家的大门两边，被贴了白纸对联：单干单干，才能发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鲁晓夫祖宗。杨伟名被揪去与“地富反坏右”排为一列游街、批斗，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灾难羞辱面前，杨伟名却颇有定力，过春节时，他把造反派贴在他家大门两边的白纸对联撕掉，用水清洗干净后，然后用红纸写下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换上。不仅如此，他在大门两边的围墙上也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南边是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北边是他写的七绝一首：“砥柱触天立中流，时光如涛荡泥土。无私无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
1967年10月的一个傍晚，杨伟名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叫刘景华，西安冶金学院六六届毕业生，当年25岁，陕西丹凤人。其时，他是“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下属的“刘澜涛专案调查团”的负责人。刘澜涛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则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有“叛徒”嫌疑，刘景华负责调查整理刘澜涛的材料。刘景华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我就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领导红卫兵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我的信任，我坚决执行。”
刘景华组建起十二人的调查团，到西安南郊长安县细柳公社姜仁村开始调查。姜仁村是1964年“四清运动”时刘澜涛选择的“蹲点村”，1967年9月，刘澜涛被“军管会”拘押，押到姜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调查。在姜仁村，刘景华翻阅了大量揭露刘澜涛的材料，尽管他是无条件执行上边交给的任务，但他总是有自己的头脑的，他对材料有自己的常识认知和逻辑判断，他先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怀疑却无法找人交流，就又继续翻阅刘澜涛的其他材料，结果发现了刘澜涛“包庇户县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的材料。刘景华得知刘澜涛不仅没有处分杨伟名，而且指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墉亲自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不仅把杨伟名的《怀感》刊登在《西北建设》杂志上，还破例聘请杨伟名为该杂志的农民通讯员。刘景华当即找到《怀感》阅读。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不读则已，一读，他深深地被杨伟名《怀感》的立论和论据所折服，所感动。刘景华自述读后感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 一个农民，竟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竟然有如此不凡的手笔，他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
1967年10月的那个黄昏，刘景华只身来到户县。下了火车，刘景华寻到县城西北隅杨伟名家，叩开门，先自报家门：“我叫刘景华，西安冶院学生。”杨伟名警惕地问：“你找我是……”刘景华从黄挎包里取出一份红卫兵小报，上边印着《怀感》全文，也印着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另一版是批判刘澜涛包庇《怀感》与杨伟名的文章。刘景华说：“我想找你谈谈。”杨伟名把刘景华请进了屋里。
一灯如豆，杨伟名与刘景华，一个乡间的农民知识分子，一个大学生，在那个夜里，因为谈得投机，所以一见如故，有资料说是两人“促膝相谈”，不知东方之既白。（右图为当年杨伟民用过的油灯）
作家陈忠实曾为杨伟名的思想和事迹所深深震动，亦为刘景华其人其事所感动，生前念兹在兹，先后多次走访户县，从知情人那里了解杨伟名，后又远走广州寻访劫后幸存的刘景华。“原想写块稍大的东西，却终未成事”，但“这两位陕西乡党的伟迹一直搁在心底，竟成一种纠结”，后来“做退一步想，把就我所知的事迹记述下来” 。据陈忠实记述，刘景华只身到户县，与杨伟名一共见过两次，一次是“促膝相谈”， 一次是“长谈”。具体谈了些什么，未见资料记载。笔者见到另一则记述，似乎是事后采访刘景华的记录：“刘景华说，那个冬日的夜晚，我们的促膝长谈，使我受到了不少教益。我发现，我们国家的机器运转失灵了，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名演员，全国像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舞台，正在演着一幕又一幕的闹剧、悲剧。我们这一代人被愚弄了，野心家正愚弄着我们这帮青年，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觉悟，甚至正在为他们的阴谋得逞而卖着命，我们党的领导权，正被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们把持着。从我们的谈话里，我看到广大党员中，我们的人民中，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大多数人ー旦觉醒，也绝不会跟着盲从，他们的阴谋或迟或早会被揭穿的。”
无疑，杨刘二人的谈话，由于都能面对真正的现实，面对真的问题，而且两人都有自己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思考，“英雄所见略同”，也就都有了互相感动和互相激励的效果。他们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知音。
见面结识之后，刘景华和杨伟名还有多次通信交流。两人的通信后来在灾变中被焚毁。据陈忠实记录，“仅我能看到的资料”，“杨伟名此时已不顾个人安危，公然指出‘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说学习《毛选》的口号‘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教条主义，说‘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这是杨伟名和刘景华交谈和信件的只言片语，总算留下了一些见出杨伟名的思想锋芒的珍贵文字” 。
刘景华和杨伟名在两次见面交谈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其时，红卫兵造反组织正式给刘澜涛形成“叛徒、走资派”的结论时，不仅专案组和造反头目意见完全一致，中央文革也有了明确的表态，但刘景华竟然发言说“刘澜涛不是叛徒”。刘澜涛被定性为叛徒的材料上报中央，刘景华被严重警告。刘景华不服气，又到户县和杨伟名交谈倾诉。英雄相惜，英雄也互相鼓舞。刘景华与杨伟名见面后，回去竟写了十余张反对和否定文革的大字报，张贴到了西安的钟楼。西安钟楼是西安的中心，是那个时代各方关注的聚焦点，因此也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地和信息传播力最强的地方。刘景华的大字报立即引发惊天动地的反响，同时很快也被揭走。接着，刘景华被逮捕，被判处死刑。但不知因为何故，却没有立即执行。刘景华被囚整整八年，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释平反。此是后话。
刘景华被捕后，在抄家时，发现了他和杨伟名的通信。造反派“跟踪追击”，又揪出了“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造反派给杨伟名定的新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刘景华的黑后台”，而且是“杨刘反革命集团”。霎时间，乌云翻滚，户县县城到处贴满了揭露“杨刘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又一次被翻印，广为散发，成了红卫兵批判杨刘反革命集团的重型炮弹。
杨伟名被批斗，也被“武斗”。陈忠实记述：“批斗地点选定在城关公社院内，造反派质问并声讨他和刘景华的‘反革命言论’，却不准许他回答，更不允许他申辩，干脆不容他开口。红卫兵造反派要他向毛主席下跪，他不跪。造反派搧他耳光，用拳头捶打他，用脚踢他，从背后踢到他膝盖弯里，他跌倒了也跪下了。杨伟名的妻子放心不下，又去不了批斗现场，只好让女儿杨新慧去。杨新慧不敢到批斗现场，偷偷躲在后窗，看到这样一幕：杨伟名膝盖跪着的竟是铡草的铡墩（底座），而且垫着烧焦的煤渣。女儿看到乱拳乱脚乱打乱踢的景象，吓得逃走了。这样的批斗连续两场，时在1968年5月5日和5月6日。和批斗中被打罚跪等身体所受的折磨摧残相比，更致命的是杨伟名在造反派的叫嚣声中得知，刘景华已被逮捕，且判了死刑。” （上图为杨伟名故居）
杨伟名和妻子当晚双双自杀。时在1968年5月6日夜。他俩当时说过些什么，想过些什么，已经无人知道。但可以知道的是，他俩已经决心从容赴死。
作家陈忠实记述：
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两个女儿至今清楚地记着当晚发生惨剧的过程和细节。杨新民告诉我，五月六日傍晚，被整整批斗了一天的父亲回到家中，吩咐他把两个出嫁的姐姐叫回来，却不说有何事。妻子已做好晚饭，杨伟名不吃。杨伟名夫妇和两个出嫁的女儿、儿子杨新民在一个简短的全家团圆见面之后，便安排三个儿女到右边卧室休息睡觉。他们夫妇常住左边隔间卧室。杨伟名的女儿告诉我，弟弟新民尚未成年，父母让睡就睡着了。姊妹俩觉得蹊跷，根本无法入眠，随后听到厨房有拉风箱烧锅的响动，她俩便来到厨房，见母亲在灶下烧锅，问母亲，天这么晚了烧锅干啥。母亲说烧开水。她俩更奇怪了，说电壶（暖水瓶）里有开水呀。母亲便不耐烦，让她俩少管闲事快去睡觉。姊妹俩也未再追问便回屋去了，却依旧难得入眠。不久又听到木楼上有响动，姊妹俩又问谁在楼上干啥。母亲说她取个东西，又催她俩睡觉。到半夜时分，刚刚入睡的姊妹俩被一阵很痛苦也很大的呻吟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跑到父母卧室前，推门推不开，门反插着，煤油灯也被风吹灭了。大女儿杨彩英情急之下从后门出去爬上后窗，砸破窗玻璃进入屋内，闻见呛人的农药味，慌乱中点亮煤油灯，看见父亲杨伟名和母亲刘淑贞并排躺在炕上，已无声息，两人的胳膊还挽在一起……我听到此，做记录的手抖得写不成字。
姊妹俩随后才明白，母亲烧水是为了净身，父母的卧室地面上还留着泼洒的水痕。父母从内到外都换穿了一身干净衣服。母亲上楼是取剧毒农药，木楼是作为生产队的保管室沿用着，既存有种子，也有杂物，还有杀虫除菌的剧毒农药。姊妹俩懊悔不迭，曾有疑心，却仍然粗心大意，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从杨伟名被批斗完回家，到他和妻子双双烧水净身换干净衣服，再到他们夫妇喝下剧毒农药，整日整夜都下着雨。第二天，在某个公社造反派干部吆喝着“杨伟名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声响里，杨伟名被潦草下葬的时候，雨下得更大更猛了……
四
笔者注意到，1962年10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做的《对户县三个党员“当前形势怀感”的初步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对杨伟名的身份有一个界定，说“杨伟名虽然长期没有脱离农村生产，但由于他的中农出身，又有一定文化程度，带有旧知识分子的特点” 。
“带有旧知识分子的特点”确实一语中的，也颇能解释杨伟名这个人的精神特点和价值指向。“旧知识分子”过去称“读书人”，今称知识分子。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现代叫法）也罢，读书人（传统称呼）也罢，他们尽管身处时代不同，性格各异，但能称得上知识分子或读书人的，都有一个共同的也是基本的操守和精神特点，那就是人格独立，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这种操守和精神是代代承续的，所以也有“读书种子”一说。种子承载着一个物种最根本的生命特质。有什么种子，就开什么花，结什么果。
杨伟名，无疑是一颗“读书种子”。刘景华，也是一颗“读书种子”。
这个世界上，亿万年来，曾有多少生命存在过？有多少物种曾经灿烂地活过，后来又消亡了？以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高山，在海底，还是在黑暗的地心，连种子也没有了一颗。彻底地消亡了。
想到这里，不由让人黯然神伤，痛彻肺腑。
据说，自然界的物种，正在以每小时三个物种灭绝的速度消亡。
人呢，特别是人的精神呢？人的物质生活似乎比过去好了，人的平均寿命似乎也比过去长了，可是，从古至今，有多少人的精神消亡了？那些精神的物种，我们今天还能看见吗？尤其重要的是，那些精神的种子，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还能找见吗？
比如“读书种子”。
当年，燕王朱棣发动所谓的“靖难之役”，其实是篡位之战，那个高参道衍和尚姚广孝，曾请求朱棣，称看重气节的方孝孺不会轻易归顺，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列传》记载：“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明白作为士林领袖的方孝孺的分量和影响力，故当初是应允的，“成祖颔之”。
但是，朱棣最后还是杀了这个“读书种子”。为什么？因为这个“读书种子”不听话，换句话，不为我用。杀了，用的是“磔”刑。“磔”是一种极刑，先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张志新也是被割断了喉咙。
方孝孺接下来被恼恨不已的朱棣残暴地诛其十族。既有亲属一网打尽之后，朱棣意犹未平，旷古未闻地“将其朋友代为一族诛之”，凑成了“十族”。李贽《续藏书》说方孝孺十族一共被杀了八百七十三人；此外，更有千余人被发配、充军。
有人说方孝孺“迂”或“愚”，我却觉得，放在那个时代，放在那个环境，方孝孺坚持了一个“读书种子”的良心。他宁死不屈所捍卫的，是正统，是礼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和社会应有的正义。什么是“读书种子”？这就是，这才是。
什么是种子？种子就是一个已死的生命转世的可能，就是希望和未来。
什么是“读书种子”？“读书种子”就是人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肉体死了，但灵魂不死，精神不灭，就是种子。精神还可以转世，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方孝孺死了，死得悲惨而壮烈。一个活着的“读书种子”绝矣，但那一颗精神的种子却没有死。此后的历史，尽管是沉重的历史，也不能够忘记他。历史——他的时代的敌人，清代文人记下了他的言与行，载入正史。这个言和行，体现了“读书”的精神，也记下了“读书种子”之为“读书种子”的精神，这就留下了一颗不死的精神的种子。
何谓方孝孺精神的种子？朱棣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只此一段，只此一点，不从，不屈，难道不就是精神的种子吗？
精神不死，精神的种子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精神的种子没有了，这个世界就只会留下一种声音。金蟾蜍没有了，就只剩下黑蟾蜍的叫声。
有了种子，即使这个世界暂时是一片荒凉，但它总有一天会绿起来的。种子不绝，非洲西部的黑犀牛总有一天还会从水中跃起。
种子是昨天，也是明天；是孤独，也是旗帜；是号召，也是希望。
因此，从大历史的眼光看，1962年的杨伟名和他的《怀感》，虽然只是一点星火，在阔大的夜的天幕上，其光可能显得极其微弱，但它却是一个昭示某种精神不灭的存在。因为它的光的存在，又照亮了另外一个光的存在，那就是刘景华这个光的存在。无数的光点串连起来，我们才能看清历史的天幕有多么浩瀚，看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轨迹。
1979年4月，中共户县县委为杨伟名平反昭雪。以后新编的《户县志》和《陕西省农业合作简史》，都选入了杨伟名等三个共产党员署名的《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