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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四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3月30日第244期
本期目录
〖知青专辑3〗
书海泛舟
张 化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十年后的评说》选读）
生逢乱世
赵伯彦 黄土情缘
魏光奇 后泉插队琐记与财务收支情况
李正权 我的工分册
忻 田 边境农村插队生活琐忆
冯敬兰 18天定终身的“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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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十年后的评说》选读）
张 化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141－15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3月版。原文有四条尾注，现转换为更方便读者查看的脚注。
作者简介：张化，女，原籍山西，1952年生于迪化（今乌鲁木齐），1965年考入南京九中读初中，1968年12月底到江苏省高淳县永宁公社插队，后参军，转业后进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理事。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等党史著作的写作。她的这篇论文构思动笔较早，写于文革结束后不久，查阅史料详实，论述心气平和，在知青研究领域是不可多得的开拓之作。她本人及这篇论文在全国知青特别是知青学者中颇有影响。法国学者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大陆中文版经由她审读同意而顺利出版。不幸她退休后不久病倒，在丈夫与家人的精心呵护下顽强地与病魔抗争，生命奇迹般地延续着，但已丧失研究与表述能力，卧病多年后在2023年底逝世。（图为张化未患病前聆听初中老师讲述时的留影）本文是在她患病初期由友人用电脑重新录入的。文中引用了习仲勋的原话：“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张化进一步论述：“在这里他讲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伤害和磨炼。无疑，这是正确的。如果脱离开伤害去谈磨炼，就将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磨炼，是积极的，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反对和避免的？”（作者简介由张化的初中同学、党史学者邓伍文撰写。）
曾经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经沉寂了。对于这样一个一度牵涉到千家万户，对一代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人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反思、探索，以期得出一个公允的评价。有的人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予以否定；还有的人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不仅不应否定，还应继续坚持。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党史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同志。
（一）
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五十年代。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已经把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提出了当时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同年九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时，他发出了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知青上山下乡是与我国人口多、城镇就业困难和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的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广阔的边疆地区需要建设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青年。
一九五五年起，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到一九五七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达七万九千多人，回乡的更多，在一九五八年，由于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加职工，知识青年也不需要下乡了，这一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必须提到的是，在这些下乡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他们那种以大局为重，排除习惯势力的阻挠，立志改变农村、边疆落后面貌的思想境界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佩。
在六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除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首先，它是由于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关系过于简单化。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其次，自建国以来，长期忽视计划生育，造成人口比例失调，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使我国人口多、就业难的矛盾更趋突出。城市里每年不断出现的大量的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的压力，使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次，六十年代初，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也就显得更加必要。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一项工作。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配置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与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知青上山下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国情的影响，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认识上和工作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的知青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城镇部分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一个时期里，这一工作表现出了连续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紧迫性。如果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理顺经济关系，即使不出现“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做法仍然会继续下去。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总的说来，政策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显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任意歪曲历史的作法。有些人因此而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连同知青上山下乡一起给予否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而那种以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为前提，认为应该继续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作法的观点，也是欠妥的。
（二）
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严重的混乱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以及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参加红卫兵，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国，在社会的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
一九六七年第一季度，随着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连，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是此时，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断作乱，已经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分辨不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使他们仍然滞留在学校之外，与社会上各行业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到处揪斗“走资派”，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极度混乱的七、八、九三个月。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于是，停课已久的各学校在领导班子不健全，缺少教材和经费，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始了所谓复课闹革命。当然，复课闹革命只是流于号召。在各地方给中央文革的简报中有如下反映：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有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一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复课闹革命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了招考制度，大学停止招生以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一九六六、六七两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行分配。大量积压的毕业生，是使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并成为学校恢复教学的障碍。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把毕业生分配问题作为“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作了如下反映：“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毕业生分配问题虽然突出，但是在当时社会严重动乱，许多地区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无论在动员组织方面还是接受安置方面都是缺乏条件和力量的。因此，虽然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旬，出现了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先例，但却未能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一九六八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更加显得紧迫，积压在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是一九六六、六七两届，加上一九六八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共达一千余万人之多。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大多数地区陆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也就到了不得不解决并有可能解决的时候了。同年四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对于毕业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个面向”，当时工矿、基层的情况如何呢？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近百分之十；一九六八年在一九六七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百分之四点二，只相当于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招收新工人的。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所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一九六八年七、八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透过这种已经变形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三届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一九六八年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使得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运动的直接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
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以外，还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想不断拉平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他从个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改造知识青年的经验绝对化，对于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倾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要缩短”，阶级斗争应该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以后，联系到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认识，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的主张，把同工农相结合，作为“再教育的根本途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考虑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认为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学校的设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想法也体现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 广泛地加以宣传。它反映出毛泽东试图通过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一）它是一轰而起，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在毛泽东发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后，各地方不区别具体情况，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乡，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同时，不管本人和家庭的情况如何，一律要下，搞所谓“一锅端”“一片红”。从一九六八年底开始的头两年中，有四百多万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下到农村和边疆。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批知青下去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很多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地反映到中央。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根据福建李庆霖反映知青问题的来信，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言辞间可见毛泽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境。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当年，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但是在当时，“规划”没有实现，政策仍是混乱多变，以至于有些地区又制订出什么“牛年招工，马年下乡”和“先下乡，后招工”之类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土政策”。一九七六年二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是直到他逝世，也未“解决”。一九七八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就是对这种大轰大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
（二）在“大批判开路”的精神压力下，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的做法。在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报纸上一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 并且表面化地把这个问题作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动员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到了所谓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作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迎着阶级斗争风浪破土而出的共产主义幼苗”，一再拔高。“四人帮”及其死党，针对周恩来提出的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和邓小平提出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的讲话，进一步把所谓“拔根”与“扎根”提到了“复辟”与“反复辟”，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高度，再次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向极端，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三）它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有些地方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有的地方在城市郊区举办了知青场队，发展多种经营，但被批评为“下乡不离城”“下乡不务农”“违反大方向”。有的地区把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由于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
从以上几点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反修防修的思想指导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运动。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
第一、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
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少培养了一百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二百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人才深谷”。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中断教育，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等作法。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得后果更加严重。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头两年，只有一小部分青年能得到升学或就业机会，大部分青年都下到了农村、边疆。“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八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共达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一些年后，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即使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因大多数人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文化基础很差。同时，由于“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思想的广泛流行，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这是长时间来教育质量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使我国人才整体在一个时期内，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严重不足，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不易跨越的障碍。事实证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拉大了我国与正处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一百多亿元。虽然这些钱有一半支援了农垦事业，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到了一九七九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
对于大量的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补助五元，多子女下乡的家庭，负担尤其严重，给许多知青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造成很大负担。知青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提前步入社会生活。上山下乡的实践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锻炼，使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的甘苦，学到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对于农村和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社会阶级——农民有所了解，并且逐步感受到和继承了我国民族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但是，这种收获对于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事实证明，脱离文化教育，离开文化素养的提高，孤立地谈论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不仅不利于青年正确地实行思想观念的变革，在思想上、精神上、个性上健康地全面发展，反而易受各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知识青年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困境中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但是，这种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的状况，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过早地丧失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不能不说这是在一个时期里一部分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原因。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也许有人会谈到上山下乡对于青年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而肯定它的合理性。习仲勋同志说过：“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在这里他讲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伤害和磨炼。无疑，这是正确的。如果脱离开伤害去谈磨炼，就将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磨炼，是积极的，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反对和避免的？别林斯基说过“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的话，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点，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是在肯定其悲剧性质的前提下，认为这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但是，决不等于承认这种磨炼，就否定悲剧的性质。
从以上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体现出政治运动的特点，对于这种把知青上山下乡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作法应该给予否定。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他们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起、建设着诸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创办社队企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热心地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的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的逆境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坚持在农村和边疆，在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历程中起着骨干作用。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在解放思想、搞活经济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的情况下，试图主要通过知青上山下乡来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作法是不成功的。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之所以突出，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的破坏，也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重要工作上的失误。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来，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和改革，在一个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要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我国在解决城镇知青就业问题上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经过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比较，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党和政府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所有制，着重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全国共安排了二千六百多万人就业，我国长期存在的就业难的矛盾基本上得到缓解。在全国范围内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逐步结束，“知青上山下乡”及其运动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为了消除给我们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党和国家在艰巨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下决心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在知青工作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当时仍在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的绝大多数返回了城市，或在当地得到妥善安置。已经同当地农民结婚的知识青年基本上得到照顾，以后，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国家作出了给自一九六二年以后下乡的一千五百万插队知青计算工龄的决定。知青工作中的遗留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国国民经济还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仍然存在。因此，支援边远落后地区建设，向农村和边疆输送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必须进行。近几年，党中央继续号召知识分子发扬五十年代知识青年的“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采取多种形式支援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大批年青有为的知识分子自愿地奔走边远落后地区参加现代化建设，成为我国知识界的一种可喜现象，这与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主要不同点在于，这种“结合”已经具有新的涵义，它既不单纯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更不是为了“接受再教育”，而是作为工农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在深入实践，与群众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输送。同时，“结合”的形式更加多样、灵活，联系实际的范围更加广泛，更加注重实效。这种结合，不仅是建设农村、边疆的需要，也是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走上成才之路的需要。它将使“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精神，在更高的水平上和更广的范围内转化为振兴不发达地区建设，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物质力量。我们切不可因为历史现象表面上的“回流”或“趋同”，就简单化地“向前比”或“向后比”，忽视了知青上山下乡在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我们目前许多作法与过去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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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黄土情缘
赵伯彦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遗稿《我的文革生涯》第二部分。遗稿的第一部分《梦断京华》已在本刊242期以《在红色风暴中挣扎求生——清华附中一个“右派学生”的自述》为题发表，可参看。
下乡后第一个“杰作”
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我按照通知，把我的行李和自行车在指定日子送到北京火车站托运，出发日子到了，好像是1969年的元月13日，二哥说要去车站送送我，我没让去，因为头天他就一直伤心，还掉了泪。听人家说过送行场面，火车一开下面就哭声一片，我怕他动感情。
上了火车，该走的人都到了。别人忙着跟家人告别，我坐在车厢里，见还有个孩子也没人送行，一问，原来就是那个给老毛写信判断林彪是赫鲁晓夫式人物而被抓的清华附中初中生陈凡。他说刚被放出来几天，要不是插队还关着呢。我问他在里面挨打了没有，他点点头没说话。我说这回明白了吧，就你聪明？还以为就你发现了真理？不是别人傻，是有些话知道了也不能说。他点点头苦笑一下。
车到西安，车站的职工还列队给我们表演“忠字舞”，整个儿一傻呵呵。在铜川见识了烟煤和小米饭。去延安坐的是帆布篷大卡车，走的全都是黄土路，颠簸异常。运输学生的车队在滚滚黄烟中行进，躺坐在车上每个人都成了土猴子。
傍晚到了延安，有人招呼去看宝塔山，我一路坐车已经被颠散了架，哪儿也不想去了；次日车把我们拉到一百几十里外的延川县永坪川冯家坪，大家下车翻山走了大约二十多里地，来到了清平川的关庄公社。这一天是1969年的1月17日，当晚分散到附近村庄过夜，我第一次住进了真正的陕北土窑洞。
次日集中到公社窑洞前的空地上参加公社举行的欢迎仪式。在等待大家集中的过程中，忽然看见“坛子”（谭宝贵的外号）等几个女生从山坡上下来，当她们下一个小土坡时，“坛子”突然腿一软扑倒在地。大家赶忙扶起，却已经走不了路了。她一直患有关节炎，估计一路劳顿身心俱疲，这一下可能摔得不轻。于是临时被安排到一间窑洞中将息。
附中这批来插队的，以“老兵”居多，卜大华便被工宣队选成了领头的。欢迎会上老卜代表学生发了言。郝兆安听过发言跟我说，他注意到了卜大华通篇没有提到扎根一辈子的事。我心想这还不是明摆着的吗，这种穷乡僻壤，谁不想早点离开，傻子才想呆在这儿一辈子！可以理解。
忽然想起该去看看“坛子”怎么样了，同时心里还闪现出一个奇怪而大胆的想法，便赶忙一个人向她所在的窑洞走去。
进门一看，里面无其他人，只有“坛子”躺在床上。我略作寒暄便直入正题：“你现在还能站起来走路吗？”
“休息休息还行吧。”
“不管行不行，记住，千万别站起来。这一路的情况你也都看见了，不用我说。现在是能好一个好一个，只要你不站起来，剩下的都不用你管，我们可以把你弄回北京。”聪明的“坛子”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想了想，同意了。
从“坛子”那儿出来，我找到梁胖子（梁强）和郝机动（郝兆安，因在校食堂吃饭时，他常因配份菜不够而要另买一份机动菜而得此外号），把我的想法一说，他们也都同意。此时各村来接学生的老乡都到了，这在十里八乡都是多年不遇的新鲜事，来看热闹的老乡极多。我们被分到了离公社二十里地远的岔口大队第二小队，共是四男六女，除了一男两女是初中的，其余都是附中高中同学。和来接的老乡见了面，我们的随身小件行李立刻被老乡们分别拿走了。
有一个社员和我同行，在路上他问我是不是自愿报名来的，还说要是他说什么也不来。我说我是被赶得没有办法才来的，因为是初次接触，详细情况我也不便多说。到了村子里，已经是晚饭时间。队里早已准备好了晚饭，是荞麦面饸饹。这东西说不上太好吃，只是一路上老是面包粉肠，再不然就是小米干饭。现在连汤带水能吃口热的，感觉还挺好。
“坛子”是被人用架子车拉到村里的，按照我的嘱咐，她一直躺着。
送我们来的工宣队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他们需要到有学生的各村巡视一遍。等到他们来时，我们就说这儿的条件你们都看见了，我们连自己生存都困难，更照顾不了“坛子”，你们随便安置她好了。工人一听急了，赶紧做思想工作、摆大道理，但我三人已经商量好了，任你说破天，就是绝不吐口，坚决不要。另外几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中的李焕荣是井冈山的，其余的在学校都是温和派，大家彼此无仇。到了农村以后还要和衷共济，自然也不会得罪我们，向着工人说话。可能工人也明白其中缘故，虽然彼此明戏，但是双方谁也不能说破，只能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那年代时兴扣帽子打棍子。一言不慎，被对方抓住辫子就是麻烦。在学校你工人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到了这儿天高皇帝远，谁怕谁呀？僵持了大半天，他们见我们态度坚决，无隙可乘，无奈答应“研究研究”，回了公社。两天后，电话打到队里，让队里在指定日子送“坛子”去永坪与他们会合，带“坛子”回北京。
按照约定日子，由老乡护送，“坛子”骑着生产队准备的毛驴，梁、郝、我和一个初中女生李焕荣，翻山越岭把“坛子”送到三十里地外的永坪镇，在那儿与坐汽车从延川县城过来的工人会合，工人把她连同行李带回了北京。看着远去汽车扬起的黄尘，我为自己这下乡后的第一个“杰作”暗自得意，感到心情无比畅快。一来帮助了好朋友一把，二来也给工宣队添了点恶心。叫你们狗眼看人低，为点儿补助款欺负我！
“坛子”的陕北多日游自此结束，雏凤还巢了。我们的插队生活也从此开始了。至今我还留有“坛子”骑着小毛驴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照片（见上图），历史文物。
初识岔口村
延川县地处黄土高原，据说这厚厚的黄土层是四万多年来由西北风带来的沙尘堆积的结果。面积大而平整的叫做塬，比如西安到延安路上经过的洛川塬；塬经过长年水流冲刷，形成的长条状平地叫梁，比如从铜川来延安路过的宜君梁；塬或梁经长期水流切割和风暴侵蚀、塌落，会形成顶部为馒头状、连续分布的黄土山，当地叫做黄土峁；黄土极易被洪水冲走，露出下面的岩石层。长年不断的水流形成一条条河流，窄而短的叫沟，许多沟里的水汇聚形成宽而长的河流叫川。延川县就属于黄土峁地形，全县有几条自西向东走向的大川，比如永坪川、文安驿川等，我们插队的关庄公社所在的清平川夹在前两条川之间，它们都在延川县城附近汇合，进入延水河，最后注入东面的黄河。
清平川全长大约120多里，我插队所在的岔口村位于川的中上游，距离县城90里，距离关庄公社所在的关庄村20里。根据我的理解，村子名叫岔口，是因为它位于两条河的交汇处。一条是主川，从上游三十多里的张家河方向过来，另一条从南面流过来，我只知道那边距离最近的一个村子叫关家河。岔口村依山而成，大部分人都是住的土窑洞，是在半山上挖出来的，有些土窑洞有上百年的历史；也有少数用石头砌成的石窑洞，建在平地上。全村人口也就是一百几十口人，村民几乎全都姓张，显然是由一个家族延续下来的子孙。全村人同属一个生产大队，但是分成了两个小队，我插队所在的是二队，因为更加靠近上游，也叫后队，有60多口人；一队也叫前队，人多一些，可能有百十来人。
这里交通闭塞，川道里只能通行架子车，道路依山形成，都是黄土路。晴天河里水很浅，河底是细沙，很容易淌水通过，雨季水很大，路就断了。东面的延川县城太远，距离最近的集镇是永坪，向北要走30里地，翻两架山。当时村里的老人有些还没有见过汽车，传说中的火车他们只能去凭空想象。吃水靠的是全村唯一的一口水井，位于村子中央，水质不错，井不深，用一根三米多长的杆子勾住木桶就能打上水来。这里没有电，夜晚照明点的是麻籽油灯或者煤油灯，还有人用从油矿泥池里刮来的废石油点灯。粮食主要是五谷杂粮，靠驴拉或者人推的石磨和碾子加工。队里养的牛是犁地、耙地用的，养的羊主要为村民提供羊绒和羊毛，羊绒捻成毛线可以织毛衣，羊毛可以擀成毡做褥子，羊粪是主要的肥料来源之一。做衣服用的是自己织、染的土布，穿的鞋是自制的布鞋……总之，这是个与世隔绝、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村。
到岔口村插队的二十多人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十多个初中生基本都是老红卫兵，分到了前队。分到后队的共是四男五女（原来是十人，谭宝贵即“坛子”已经回京），李三明（男）、李焕荣、雷娜是初中的，其余都是高三同学，包括我、老梁、郝机动三个男生和张颖、刘楠、归枚三个女生。四个男生住进了半山上的土窑洞，五个女生住在山下的一孔石窑洞。做饭的灶房是山下村子中央原来当做大队部的一孔石窑洞。
我们四个男生住的是半山上一个全新的土窑洞。八九米深三米来宽，门窗是新做的，墙壁是用黄土掺入麦皮抹平的，土炕上铺着新的席子，锅灶俱全，门窗都是新的，窗户纸也是新糊上的。显然，为了安置我们，生产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当年留影，左起：赵伯彦、郝兆安、梁强）
房东是一个七口之家，男主人叫张振邦，身体不好，长年不能劳动，村里照顾他，开个小卖部，卖些纸烟、食盐、杂货之类，原价买卖，队里每天给记2分工，女主人四十来岁，姓惠，好像叫惠玉明，是四几年的党员。他们家有一个老太太和四个女儿，大的十四五岁了，小名叫梅儿，村里人就管他家大人叫梅儿大的和梅儿妈的，老二腿有残疾，走路有些跛，名字忘了，老三叫凤儿，生的眉清目秀，就是个子矮，像是营养不良。还有个最小的只有两三岁，叫个青儿。
这就是我最初了解的岔口村。
农村人没见过大世面，初来乍到的我们立刻成了他们争相观赏研究的“稀有动物”。时值冬闲，村民们没事干，我们住的窑洞就成了村里年轻人频繁光顾的地方，每天窑洞里总是聚集着不少人。开始交流很少，我们问他们什么他们就回答什么。他们很少说话，只是愣愣地看着我们，主要是观察我们的言行举止、穿着打扮、行李铺盖，从中获取想知道的各种信息。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些学生都是北京“大干部”家的孩子，是毛主席叫我们来农村锻炼来了，来看看老百姓生活得咋样，住不长，以后都要回到北京去的。凡是他们看到或听到的，很快就会作为新闻传遍全村。
离家事事难
因为是初来乍到，很多事情都需要适应，当务之急是尽快开始正常的生活。开始几天，是生产队派人给我们做饭，可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很快提出要自己做饭，队长答应了。开伙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我们插队是有安置费的，大概是每人250块钱，这里面包括了建房费、医疗费、农具费、灶具费、生活费等等，真正我们能直接动用的钱其实只有生活费一项，每人每个月好像是10块钱，给10个月，主要用在买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上。买粮要赶上驴车到20里地远的关庄公社粮库去买，供应的粮食每人每月45斤，也是供应10个月，大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麦子很少，小米也不多，主要是玉米和豆类。这10个月的粮食都是我和来来（大名张建来，队里的记工员兼会计）一起去买回来的，我也就此学会了赶车。我们初来乍到，会做饭的人基本没有，都是跟当地老乡现学。好在当时农闲，大家互教互学，各尽其能，很快就学会了磨面、烧火、做小米饭、蒸窝头、擀面条等各种基本生活技能，算是能自己独立生活了。
来来是村书记张建业的弟弟，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但是很能干。
冬天也是青黄不接的年月，粮食虽有，却无蔬菜。只有老乡偶尔送来的一点腌制的酸胡萝卜可吃。无奈中，大家去三十里地之外的永坪镇赶了一次集，买了些肉、菜暂时应急，又在村里买了些鸡蛋。彼时已近年关，副队长张怀仁来问我，过年村里家家都要做豆腐、蒸糕，如果我们不会，队里可以派人替我们做。我说我们不会做，也不打算做。他听了没说话走了，没想到后来他拿个筐子，去到各家每户收了两三块豆腐给我们送来，足足装了一大瓦盆。还有老乡给我们送来蒸好的黄米年糕等等，原来这儿的老乡这么热情淳朴！真的教人感动。
烧的也成问题，烧柴的灶火费柴不说，经常是只听到炉膛里火苗子呼噜噜响 却开不了锅。我和老梁根据自己想象改动了几次灶火，也没什么效果。有一次包饺子吃，饺子下到锅里，加劲烧了40分钟愣是没开锅，结果一锅饺子变成了片儿汤。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看见家家供奉灶王爷很不理解，现在才切实体会到了这位老神仙的重要。不愧是一家之主！
实在没辙了，老梁提出要去买煤。
漫漫运煤路
煤炭在陕北其实不缺，地下不深处就有煤层。可是当地人穷，烧不起煤，所以煤窑很少。听老乡讲，最近的煤窑离永坪还有七八里路。岔口离永坪翻山30里，可那是只供人走的小路，用车拉煤得绕路45里走供架子车通行的大路，中间还要翻越一座山。这样算来，来回就是一百多里！当时我一听就心里犯怵，可是梁、郝二位意志坚定，我也不好泼冷水。马上就要过年了，时间紧迫，在腊月二十七八，我们三人备足干粮，清早踏上了拉煤之旅。
中午赶到了永坪，跟人打听去到几里地以外的煤窑，买了两块大炭（当地把煤叫做石炭），每块三百多斤，合计就是七百来斤！回到永坪，想到家里没有菜吃，又买了六七十斤萝卜，已是下午，于是返回。这下空车变成了重车，三人合力连拉带推，待走到十五里外的冯家坪时，天已擦黑，不能再走了。恰好公社的社部大院就在公路边，便去投宿。北京学生处处受优待，人家对我们很热情，不但留宿，还给我们提供晚饭，是小米干饭，和公社干部一样，吃多少就给你蒸多少，当然是要交钱和粮票，可见当时的公社干部生活也是十分清苦的。当时值班的是公社的武装部长，两年后知道他叫马玉宝，他说他对北京学生印象很好。
来时知道山沟里道路泥泞，所以次日赶早拉车上路，想赶到泥土化冻前能走到山根。不想天公不作美，刚拐进山沟，一场鹅毛大雪不期而至，只好冒雪前行。及至到达山下，雪越下越大。此时坡陡路滑，单人上山都困难，推着七八百斤东西的车子上去更是别想。好在来时带有绳子和小镢头，于是先把大块的煤敲碎卸下，鞋上缠好绳子防滑，先把空车推上山顶，又一趟趟往返，身背肩扛往山上倒腾煤块。天都黑透了，才把所有东西都运上山顶。此时雪倒是停了，可下山路上积雪足有一寸多厚，怎么办？我说没辙了，不能走了，翻下山去可不得了。可那二位说没辙也得走，郝机动自报奋勇在前面驾车，我和老梁在后面推。不料刚一起步，那车不用推就顺着坡道冲了出去，越走越快，拉都拉不住！
完了！我和老梁呆立在原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是两三秒钟，根本收不住脚的郝机动把车猛一拐，车把顶上了左侧的崖壁，车停了。好险啊，右边就是深不可测的山沟，翻下去就是车毁人亡！郝机动这条命算是捡回来的。
惊魂甫定，三人都没了办法。我说坚决不能再冒险了，先回村去，以后再说吧。于是背上萝卜，一步步捱下山来。走在沟里，四下白茫茫一片，也看不清来路。走了好远，总感觉不像来路，疑惑是错走了岔路，又折返回来打着手电仔细观察有没有岔路，直走回到山根下确认没有，这才又往沟外面走。
本人体质较差，这一路梁、郝二位出力都比我多，此时已经累得够呛，加之所带干粮昨天已经告罄，整整一天都没吃东西，现在只好拿出生萝卜充饥。此时我倒是余勇尚存，独自背起那口袋萝卜，深一脚浅一脚三人一起赶路。过河时因为我身上负重，人家从冰上过去了，我却踩破了冰面一脚陷进河里，水虽不深，半截棉裤也都湿透了。后来棉裤又结了冰，走起来咯吱吱作响。但此时又累又饿，已经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是机械地向前迈步，想赶快回到自家土窑洞里，吃饱了睡上一觉。
终于到家了，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众女生迎了出来，原来她们在家也没闲着，当天在家里炸油糕。可惜火烧的太旺，中间她们又跑出去扒着墙头看村里人娶媳妇，不料半锅油着将起来，及至发现用盖子压灭，油已经成了沥青状，用不成了。此时疲乏至极的我们已经管不了许多，胡乱吃些赶紧睡了。
次日醒来，已是大年初一，老梁发起了烧，定是连日冻饿劳累所致。好在他母亲是医生，他来时带足了药，自己吃了药，躺在炕上发汗。瞧这个年过的……饺子都没吃成！（右图为当年在窑洞前留影，右为赵伯彦，左为梁强）
又过了四五天，老梁痊愈，我们也都歇过劲来。想着扔在山上的那一车煤，望着山上未化的积雪，实在犯愁。忽然成保（大名张学恩，村支部委员）到房东家串门，听说了，立刻叫上来来，一起去给我们拉煤。
有人支援，我们自然也不能闲着，大家立刻全体出动，赶着去帮忙推车。成保他们是骑车去的，我们紧赶慢赶到了山下，却看见他二人已经快从山上下来了。
怎么回事？这么快！近前一看，原来两个人面向车身，各自扛住一个车把，车尾部抵住地面，人、车、地之间形成一个三角稳定支撑。车把每放低一下，车子重量落到车轮上，车子就顺坡溜下来一截，他们也就势向后退下来一步，如此周而复始……哈！下山原来竟是这么简单，既稳当又安全——这就算是陕北老乡给我们上的“再教育”第一课吧。
成保算是村里的“能人”，都说前两年农村兴起赌博风，他跑出去耍“明宝”（一种赌博方式），靠着用磁铁作弊，挣了不少钱。
老乡眼中的“北京学生”
慢慢地，老乡眼中的北京学生不再是整体的清一色，变得色彩斑斓了。
进村后不久，我们就跟初中的李三明分了灶，原因是听人说他是刚从学校的“学习班”出来。其实这种事如果放到以后，在插队学生里也是司空见惯的事。具体原因各异，可大的动因不外有三：或是互不了解，沟通不畅；或是习惯不同，缺乏配合；再或是条件所限，不想互相拖累。这种分灶也大都是通过协商和平解决的，事后彼此也无芥蒂，我们就是这种情况。
可事情到了老乡眼里却不一样。他们见三明孤零零一人自己开伙，便认定是受了我们的欺负。初来乍到，老乡们虽不好当面指责我们，可同情弱者是人之常情。于是每到饭点儿，便有老乡请三明去家里吃饭，最后三明干脆就在一户老乡家里入伙，从此免除了做饭之苦，结局也算圆满。
事情虽过去，老乡对我们却有了看法，加上当初我们借口不管，硬是把“坛子”弄回北京的事，未免觉得我们几个做事不近人情。
好几个年轻后生提起前队的学生每人捐出二三十块钱帮助队里买耕牛，探我们的口气，我明确告诉我们不捐。
又过一阵有后生们来告诉说是前队学生斗争了队里的一个富裕中农老汉（土改划成分在陕北其实很宽松。岔口基本都是贫下中农，全村只有一个富裕中农，原因都知道），并说居然站上了人家的锅台！我说这算什么，放到北京还敢打人呢。他们难以理解。要知道，那老汉在村里也算是德高望重，是许多人的长辈……
总之，在这个封闭的小山村，北京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老乡们都看在眼里，并且很快传得家喻户晓，他们就是通过这桩桩件件了解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并形成自己的看法。
但山民们总是以宽厚、包容的心态看待所有这一切，每当有其它村子的人路过说起其它村的北京学生如何如何，他们总是说：“我们村的学生一满（全都）好着哩！”
我的体会是，只要你平等待他，让老乡觉得你看得起他，他们就会加倍对你好。好淳朴的山民们！
“二把刀木匠”
有了煤，饭好做了，可烧起来很费，细究原因在于陕北的灶火是凭借烟囱的吸力进风，火苗只是随着风从锅底滑过，传热效率很低，而且进风量小，燃烧不充分，燃料烧不透，浪费太大。再说了，这些煤烧完了还不是难办？于是我想自己做个风箱。
我在老家农村用过风箱，原理也不难懂。上初中时学校开过木工课，加之文革期间做曝光箱和看人家做箱子时有心学技术，有了点木工基础，插队时也带了些木工工具，所以心里不怵。
把这打算去跟队长随随一说，他说你还会做风箱？木料队里出了，白送你。当即领着我来到一孔窑洞，指着横架着的一根圆木说就是这根。我一看上面还挂着一头剥了皮的死驴，就问这驴怎么回事？他说是刚刚老死的，准备去卖。我说那就干脆卖给我们得了。他说你们要吃，不要钱，也白送了。嘿！
随随是本村木匠老丁的儿子。老丁是外地人，娶了本村张家寡妇就随了张家姓，改名叫张崇丁。随随名叫张建丁，算是顶着两家的姓。
别人收拾驴肉，我便着手木工。虽然我只是个二把刀，但仗着年轻大胆和已经掌握的那点三脚猫技术，自己琢磨着，什么弹线、开板、割缝、粘板、锯榫……全都是照猫画虎，摸索着干。折腾了七八天，居然就把风箱鼓捣出来了。我立刻把灶火整好，一试，火苗直冲锅底，还挺好用！不论烧柴烧煤，不但省，火力还倍儿冲。这下可是解决了做饭的大难题。这个风箱一直用到了我们离开。
从此我在村里得了个外号“赵木匠”。
梁强在村里行医，不但看病还送药，来请的人络绎不绝。原来村里倒是有个挂名的“赤脚医生”，但属于“自学成才”那种，因为患过小儿麻痹成了跛子，村里照顾才把这活儿交给他，根本无法跟老梁的家传医术相比。时间一长老梁也得了个外号“梁大夫”。
村里人不讲究发型，年长的大多是光头，留发的就是周边剃刀一刮，头顶用剪子剪齐完事。放到今天可能引领潮流，可在当时极其难看。李焕荣爱开玩笑，经常当面叫他们锅盖，有时还叫马桶盖。有孩子来串，我就用推子给他们改成寸头。慢慢大人也来找我理发，我就又多了一个活计，给村里人理发。
甲午家的狗老了，我和雷娜帮他打死，皮子留给他，肉送给我们吃了。
甲午人到中年还没娶婆姨，估计打光棍了。他还有个弟弟叫守班（大名都想不起来了）。老子叫张崇敬，老汉负责给队里种菜。
冬闲无事，村里年轻后生没事就到我们窑洞里闲聊。开始只是站或坐着，渐渐熟了，干脆上炕躺着。时间一长，我们身上都出现了虱子。这就叫入乡随俗吧！想不随都不行，没辙。
春来农事忙
过了十五，天气渐暖。农活也开始了，最初主要是给近处地里送粪。掺上土的羊粪一担八九十斤，还要担着上山。一天几趟下来肩膀压得生疼，累得够呛。
队里的“二道毛（老乡对十多岁的孩子的称呼）”们都跟我混得很熟，晚上常来找我闲聊。有时聊得很晚了，就拉着我连夜一起去山里送粪——送粪地点从低到高都设置了堆粪的“粪池”，半夜去送可以倒在低处，省力。
干了几天，队里给我们定了工分。四个男生我是八分，其他三个八分半。女生好像都是七分。男生里我力气小，这倒也公平。
地皮化冻了，便开始了掏地，也就是翻地。掏地从最远的地块开始，清早天不亮，带队的骝骝（大名张建骝）就在井台上敲“钟”（其实就是一截钢管），呐喊一声去哪里哪里，带什么家具，大家就睡眼惺忪地出来，三三两两向山里走去。
先到的人在地头抽旱烟，看看人都到齐了，骝骝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两下，掖到腰里喊一声：“搂造（开始）！”众男女便一字排开挥动老镢头开始掏地。
掏地没有技术，是纯力气活。山坡地上事先撒了谷种，每人占据水平的一行，一个跟着一个，一个比一个高一点，呈阶梯形水平移动，一镢头一镢头把黄土翻松，种子也自然就埋进了土里，等到下了雨就会发芽了。
黄土的质地干燥松软，也没有碎石，况且是坡地不用弯腰，掏起来并不费力。只是地实在太多，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总是这种重复的机械劳动，无休无止，到了收工时我们个个都累得骨软筋酥。这还不算，还得利用休息或回来路上砍些柴背回家做饭用。手上磨起了泡又被挤破，长好了再磨破……最后结出厚厚一层老茧，手指都变成了带棱带角的，握拳都握不紧了。
山里干活枯燥无聊，于是大家边干边聊，张家长李家短的逮住什么说什么，不时地带出点开玩笑的荤话脏话，高兴了就有人扯开嗓子唱上一段——原来陕北民歌就是供人们山里受苦（干活）时解心焦用的，内容都离不开男男女女，那是为了提精神鼓干劲，曲子音调高亢是为了便于隔着山头互相呼应——因为合作化之前大家各自种地，相隔很远。
可也是的，这大山沟里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生活，人们拿什么填充头脑呢？古人云，食、色，性也。老是有人认为是低级趣味，是愚昧落后。可饮食、男女不正是构成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吗？鲁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主张说的不也是同一个意思吗？这就是老乡们所见、所想、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所说的“朴素感情”。离开这些，让他们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他们感兴趣吗？让他们谈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那跟他们有关系吗？老乡们真可爱！
同时我还弄明白了为什么陕北人头上毛巾在前面打结，而河北人毛巾在脑后打结而且尽量遮住脸——陕北人主要是掏地挥动镢头时防止头上落土，河北人是为了遮挡阳光和便于随时扯下毛巾擦汗。
开春青黄不接，老乡在山里吃的饭很差，大都是黑红色的高梁面饼子，喝的是小米汤或者压成片片的黑豆和小米一起熬成的“钱钱饭”。长人（大名张建忠，是骝骝的哥哥）总是让我吃他的饼子，我一推辞他就问：“是不是吃不哈克（吃不下去）？”次数多了我一烦，真的就吃了他半块饼子。吃完还说挺好，也不拿我的窝头让他。从此他吃饭再也不让我了。说实在他那饼子太难吃了。高粱面里还掺着谷叶子，嚼着扎嘴，咽下去拉嗓子。以前老说穷人吃糠咽菜，老乡说糠是谷子皮，很硬，人消化不了不能吃，都是用来喂猪。谷叶子人能消化，磨面时掺进去倒是能吃。
每天要留一个人在家做饭。做饭也不轻松，天不亮就要去牵驴，因为是三户人家共用一头驴，去的晚了可能就被别人牵走了。天一亮就开始磨面，因为驴是几家共用，应该每次多磨出些来。一个人要赶驴、扫磨、箩面……非常紧张。磨完面立刻开始做饭，主要就是窝头，同时烧些开水，切些咸菜。这一切都要赶在十点多钟以前完成，由队里送饭的人集中起来担到山上给干活的人吃。到了下午，又要张罗晚饭，大家收工回来吃了，又要洗锅刷碗打扫。由于时间紧，粮食磨得不干净，时间一长，存下了很多玉米麸、麦麸、豆子麸之类，老乡们看了觉得可惜，就有人建议我们养上口猪。我、刘楠和雷娜就专门去永坪赶集，花30块钱买回来一口半大猪，于是做饭的人又增加了一项任务——喂猪。算起来，做饭一点也不比上山干活轻松，不但啰嗦，还是义务的，没有工分可挣，所以谁都不愿做饭。不愿做饭又不能不吃饭，于是就只能轮流做。
种完谷子又种糜子和各种豆子、套黍（高粱）、玉米、洋芋（土豆）、小麻（经济作物，雌雄异株，种子可榨油，皮沤了可以剥麻搓麻绳纳鞋底）、芝麻、棉花……主要都是五谷杂粮。总之队里有种不完的地，赶上什么节气就种什么，长年不停。这一切都由有经验的独眼老队长张进福安排调度。
张进福也算是村里的能人，经多识广，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延安当干部，日子过得很殷实。美中不足的是丧妻无子，续娶了一个关家沟的寡妇，还带来两个孩子阳平和太平，孩子没改姓，都姓关。村里人都说张进福在村里有好几个相好，但是这与我无关，我只觉得那是个很不错的老人。
五月端午要到了，家家要吃粽子，队长问我是不是派人也帮我们包？我又是说不会包也没材料也不包。于是队里照方抓药，每家收三个粽子给我们送来。没说的，收下开吃。粽子是软黄米的，加了很多枣，很好吃。其实到了过节那天，张进福家的孩子太平还专门叫我去他家吃。不但有粽子，还有荞麦面凉粉和半碗炒鸡蛋——那孩子成天泡在我窑洞里，跟我很铁。
端午过后还不见下雨。陕北人靠天吃饭，不下雨山里的种子就发不了芽，时间一长就彻底瞎了。这可急坏了村民，队长随随来说，马上到五月十三了，传说那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磨刀需要蘸水，于是就会下雨。为了哄老爷高兴下力气磨刀，就得求雨。为此队里要杀一头猪上供求雨，买猪钱需要各家凑，上完供根据出钱多少分肉，希望我们也凑一份子。虽说这属于迷信，可猪肉的诱惑难以抵挡，我想肉少了不够吃，多了又费钱，就说要一副猪肝吧。随随说那就按本地规矩，一套心、肝、肺，算一斤肉钱。真便宜！
还别说，关二爷有求必应，上完供没过几天就真的下雨了。
张自明家狗生了窝狗崽，送给我一只，是黑白花的。真好玩，大家都喜欢。
张自明人很精明，嘴也能说，老爱跟我开玩笑，我们关系不错。听说他打窑洞时挖出来几十斤铜器，都拿到回收站当废铜卖了。估计可能是青铜器，放到现在可是价值连城。
岔口村应该是有些历史文化背景的。村民各家窑洞前都有用青石板支成的台子，他们说这些石板都是从山上古墓里挖出来的。我在山上也见过几个这样的墓坑，还帮张学仁从墓坑往他家抬过石板。据老乡说，那些古墓里的人比现在的人高大，墓里没有值钱物件，只有些坛坛罐罐，大多数是碎的，没人要。放到今天，估计那些坛坛罐罐都是文物，比石板更珍贵。离开岔口以后，我还听一个张家河的老乡说，跛子打萝卜窖，还挖出了一“坛子”银元宝。
随随队长找到我说，队里每家都有自留地，是不是也给你们分些？别人都不表态，我和老梁决定要。于是分到了一块阳坡地和一块阴坡地，加起来我估计足有两亩。有了地却不知道种什么，最后阴坡地种了西葫芦、冬瓜和水稻等，都是老梁妈妈寄来的种子，我还种了些烟叶和小麻。种阳坡地时到了栽红薯季节，地整好了没有红薯苗，又不想出钱买，红薯苗是各家在热炕上培养出来的，交给队里可以算工分。我仗着跟老乡关系都不错，舍下脸来，时不时去各家拔些人家多余的红薯苗子，好歹总算是栽上了。
汗滴禾下土
地种的差不多了，就开始锄地了。远山的谷子实行粗放管理，不施肥，全靠轮休轮种培养地力。锄地也只锄这一遍，下次再来就是收割了——这叫靠天吃饭。赶上风调雨顺，谷穗子一尺多长，天旱得厉害了就没什么收成。锄谷子主要作用是除杂草、松土、保墒和分苗。这是个技术活，要求所有地皮都要锄到，杂草要斩草除根，谷子苗大约隔七八寸留上一棵，既不能伤了要留的苗，还不能留成双苗，用老乡的话说是“谷子地里卧下鸡，还嫌稀”。这就要求眼尖、手准、干得快。有些草长得跟谷子差不多，很难分辨，不小心就锄了苗留下了草。有一种“白草”韧性极强，锄头砍不断，我觉得可以拿来造纸，而且根串着根，长势极旺，一长一大片，把苗盖得都看不见了，锄起来特费劲。我干活心细但是手慢，经常落到大部队后面，只能汗流浃背奋力追赶。好在二道毛们喜欢跟我凑在一起聊天，看到我落后了，就帮我锄上几锄。由于整天紧握锄把，慢慢手又变得伸不直了，苦哇！老乡们自称“受苦人”，真是名副其实。
村里有个小水塘，是早年打个土坝截住一眼泉水形成的，归岔口和关家河两村共有，专门用来浇灌旁边川道里的四十亩园子地。主要种植辣椒和胡萝卜，还有少量韭菜、洋柿子（西红柿）、白菜等。春天别的没有，时不时能分些嫩韭菜，腌了吃不错，其它村可没这好条件。
锄罢谷子锄玉米、套黍、豆子等，锄玉米又跟锄谷子要求不同，间隔两尺左右才留一棵苗。用老乡的话说是“玉米地里卧下牛，还嫌稠。”锄起来那就是大刀阔斧一路砍杀。
夏日炎炎，天气太热了，山上光秃秃，也没个遮阴处。送饭时带来的水根本不够喝，我又爱出汗，常常渴得难受。实在受不了了，就自告奋勇去山下沟里担水。老乡也照顾我，指给我哪里有泉眼，怎么下山。下山找到泉水先喝个饱，再担一挑上来给大家喝。
郝机动倒是心无旁骛，每天不言不语跟班劳动，吃穿都不讲究。时间一长，越来越像个本地老农。老乡提起，无不交口称赞。李焕荣调皮，仿照老乡的说法，给机动起了个“雅号”——贫下中农好后生。我感觉挺像的。
李焕荣爱取笑别人，老乡也送她个外号——李猴儿。也挺像。
河柴救急
柴禾也有好坏之分，有一种“狼牙刺”柴烧起来火力硬，可是容易扎手。我的大拇指关节被扎过一回，长时间不好，还化了脓，只好跑到关庄公社医院开了一刀才好。柴草都长在地边、崖畔、山沟等人不易到达处，老乡都是捡着好烧的砍，手也快。我们三个没经验也没本事，不管好坏什么都要，经常是折不断的榆树条子、砍不开的榆木疙瘩都背回来了，就这也经常供不上烧的。没辙了我就经常上山把锯带上，趁着休息爬上树去锯些树枝背回来。那时有个运动叫“割资本主义尾巴”，老乡们山里树木都归了公，所以也没人管我，李生永老汉还经常指点我哪个枝子可以锯。
李生永也是入赘到岔口的，他们唯一的男孩子叫随女，可能是姓随女方的意思吧。这孩子很文静，在外村上高小，估计将来是个有出息的。
后来下了大雨，河边堆积了好多洪水冲下来的朽木渣子，这些碎木渣子有大有小，都糊了一层黄泥没人要，说是没有火力。我们的风箱却能烧，火力还不弱。我借了个铁耙子搂吧搂吧捡大些的担了好多回来，烧柴算是解决了。
说起河柴，当地老乡有个传说。说是有一年发洪水，黄河畔上一个老汉蹲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边看洪水边抽烟。磕打烟锅时把脚下的石头磕掉了一块，仔细一看那石头原来是一块糊满黄泥的大石炭，老汉拉回家去烧了几年。现在知道，在上游神木、府谷一带确实发现了大煤田，煤层厚度达到十来米。
小屯跟我说他小时候满山都是梢林（树林），密得钻都钻不进去，在林子边上捡点枯树枝就烧不完。经过了四几年胡宗南进攻放火烧山和五八年大炼钢铁砍伐树木以及强调以粮为纲毁林造田，才最终变成了现在的秃山。
可我却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黄色秃山跟那传说中的绿色青山联想起来。老乡说是真的，不但有梢林，还有好多狼呢。当初单干时，男人出去受苦了，狼就到村子里找吃的。有时在窑洞前打转，吓得婆姨们不敢开门。现在村里有个婆姨叫狼女，就是被狼咬过。不错，我确实见过这个婆姨，一个大伤疤从耳际直到嘴角。
八仙过海
环境艰苦，“军”心不稳。慢慢就有人想各种办法离开。张家河的高干子弟王铭不久就调走了（其实只是拿着调令来打了个转），有的人跑回北京去想办法，有的让家里帮着找关系，有些没办法的没事就到集镇上游逛生事，有的在村里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渐渐关于北京学生的恶劣传闻在老乡中散布得到处都是。
永安家邻近我们灶房，他家老母鸡丢了，怀疑是我们偷走吃了。后来发现了死鸡，是掉茅坑里淹死了，一场误会。
永安姓秦，老子是禹居公社书记。能选择安家岔口，说明岔口是个好地方。
邻村关家河学生打架险些动了刀子，公社来人把外村来帮着打的几个学生带走了。听说当事一方学生叫黄毛，工读学校来的，很厉害。
楼河村的一个附中初中学生被抓进了县大狱，说是因为组织什么“反革命小集团”，在学校就挨整，这次听说是受去了内蒙的孙立凡同学的牵连。十六七岁的孩子啊！因言获罪，竟无端被关了六年，把个好孩子一生都毁了。
跟大华也联系上了。他是在家里听短波收音机被告发进了街道的“学习班”，来插队路上又受到同车红卫兵的歧视，所以干脆跟外校学生一起去了下游距离岔口25里的大张村，彻底避开了附中学生。探子横行，这都什么事儿啊！
其实陕北农村政治环境倒是非常宽松，贫下中农什么都敢说，根本没人管。刚来不久就有个老汉问我见过毛主席和林彪没有，我说见过。他说那个林彪明明长一副奸臣相， 毛咋拿他当接班人？我笑着说这话放在北京可是杀头的罪过！老汉说我一个戳牛沟子（牛屁股）的，怕它个球。
跛子和小屯的老子是当年的老红军，现在老汉给队里放驴，村里人都叫他老李。我觉得奇怪：跛子和小屯都姓张，怎么老子姓李？后来一打听才明白——其实他大名叫张崇礼，因为天生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村里人就给他起个外号“老李（礼）”。
老乡说解放前川道里种的都是大烟（罂粟），给边区政府交公粮也是交的大烟。村里上些年纪的人都抽过大烟，连二道毛们也能给我讲解怎么割烟收烟。关家河王树德老汉跟我说每年收了大烟就运到山西去卖，卖完了再把山西老财抢上一票才回来过年。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老是有人找老梁要止疼片吃——因为那药里含有鸦片。
无奈小虫何
正是农忙季节，村里闹开了伤寒病。先是太平病倒，后来还传染了哥哥阳平的婆姨，最后居然三明同学也得上了。这病来得很凶险，据说是由跳蚤传播，症状主要是高烧、发冷，病灶在消化系统。看着三明盖着棉被独自躺在炕上，实在可怜，我也只能时不时给送点吃的、问候问候而已。多亏有老梁给拿些药吃，慢慢将养。好在有惊无险，最后大家都痊愈了。病好了，人却虚弱得厉害，好长时间才渐渐恢复元气。
村里跳蚤贼多。不但各种动物身上有，还串得满地都是。这东西比虱子厉害，虱子藏在衣缝里可以找出来挤死或者把衣服放开水里烫死。虽不能彻底杀灭，也能缓解一时。可跳蚤一跳一尺多高，随时都可能钻进裤腿里，迅速在腿上咬出一大串包，一路向上直达裤裆，真是痛苦至极，更别说它还传染伤寒！做饭烧火时我仔细观察过，不到一分钟腿上就能发现一两只跳蚤，都是从地面跳上来的。为此我夏天从不穿长裤。
冬天虱子，夏天跳蚤，满身是包，不挠忍不住，越挠越痒，挠破了还会化脓感染。每个插队学生都是伤痕累累，无可奈何，苦不堪言。老乡们可是怎么过的？
麦收时节
远处山地庄稼基本锄过了一遍，麦子也泛黄了，青壮劳力开始割麦。剩下近处庄稼留给婆姨和老汉们去锄，近处主要是川地，平整而且肥沃，需要精耕细作。要施肥，还要锄两遍。老汉们虽然干活慢，可责任心强，锄地质量好。
麦子都种在山上，稀稀拉拉，一撮一撮的，比平原麦田那种麦浪翻滚的景象可相差太远了。可老乡说今年雨水及时充足，这就算是好麦子了。要赶上大旱年份，能收回种子就不错。陕北农作物以杂粮为主，原来是麦子产量太低的缘故。山坡上割麦子不用弯腰，割起来很快。割下的麦子当天就得打捆担回场院晾晒，担麦子要求一口气担到场院，一路上担子不能落地，怕损失麦粒儿。有人说担二百斤麦子十里地不换肩，我却不信。一担麦子是两捆，每捆最多五六十斤，哪里到了二百斤？下山回来走的很多是之字形狭窄山路，人得经常调转方向，可扁担却总要保持在外手，否则麦捆子顶上立崖就可能把人别下山去。所以需要经常换肩，中途不能歇脚倒是真的。
收麦期间又在老乡家吃了回荞麦凉粉外带炒鸡蛋，是在谁家忘了。
大锅饭难题
都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还真是这么回事。吃饭一直困扰我们。条件优越时尚且有马勺碰锅沿的摩擦，如今条件恶劣就更少不了各种不如意。概括起来，主要就是两条——沟通不畅和责任不明。
大家都有文化，又都是一起来的，本当是和衷共济互帮互助。吃饭做饭这点事，虽然啰嗦琐碎，却也不是大事，有事儿七嘴八舌大家商量，有活儿七手八脚共同干了不就结了？可偏偏不行。吃晚饭本是交流的最好场合，吃又是共同感兴趣的最佳话题，可各位食友收了工进得灶房，不言不语端碗就吃抹嘴就走，也不评价饭菜好坏，也不探讨做饭技巧，更不提改进建议和日后打算。貌似谦恭礼让，实则倍感压抑。互不交流，闷声过日子，各自心思全靠猜，时间一长，两口子都得分手，别说是同学了。
轮流做饭，就必须讲究配合默契。不但当天的饭尽可能做好，还得给接班的创造条件。你若不留出第二天的粮食，别人怎么接手？
出事是必然的，只在早晚上说。轮到猴子接班，起晚了没牵上驴，一看米面皆无。我原想给她帮忙磨面，没去干活，可没有驴，谁也没辙。没小丫头不敢干的，蒸了一锅麦麸子饼就送给取饭的了。中午我俩吃的是麸子饼蘸蜂蜜，蜂蜜是跟村里老乡买的，俩人边吃边笑。
干活的回来了，有的黑着脸，有的偷着笑，归枚举着拳头小声说了声“抗议”。后来刘楠说她都吃得吐了。
晚饭还是麸子饼，就这也没人说话，涵养真高！
不能不说了，我说这做饭一天一轮有问题，这可不行，改成一周或者一月一轮吧！
没人反对也没人赞同。那就从我做起！我先做上一个月，后面你们瞧着办。
这一个月确实辛苦，牵驴、磨面、担水、做饭、刷洗、清理……一个人实在忙，我干脆搬到灶房里睡。好在猴子不爱干活，在家时常能给我搭把手。
条件所限，送饭只能是窝头，晚饭是小米饭和面条换着吃。当地有一种蔓小豆，据说产量比较高。磨成面掺上少量白面可以擀面条，还不难吃。只是这擀面条是个技术，豆面发粘难擀，擀厚了还不好消化。我是求村里婆姨们代劳，什么梅儿妈的、强儿妈的、永安妈的都帮我擀过面。强儿妈的技术最高，她在面里加进去些沙蒿面（也可以加榆树皮面，但效果不如沙蒿面好），能把面擀到半透明状，切出来比北京切面还漂亮。下到锅里一开就熟，调料好些非常好吃。可惜我们只有油和盐，偶尔有点韭菜，酱油、醋都免谈。
强儿妈的是梅儿妈的亲妹妹，丈夫张建斌常年在青海格尔木打工做饭，一家人都属于精明强干的那种，日子也过得殷实。
安家费花得差不多了，成保是管安家费的，一天来给我们交代账目，忽然说要去厕所，我和三明就吃着早晨刚打下来的“露水枣”等他。村里枣树非常多，那种小而且红里透着黑的枣又脆又甜。都吃了半碗了，还不见成保回来，俩人赶紧去看。却见他蹲在那儿满脸虚汗！扶回窑里一问，原来他想打肚里蛔虫，吃了核桃大小一块敌百虫，中毒了。我们束手无策干看，老乡们赶紧出去请附近的土大夫。又是针挑手掐又是喝绿豆汤，能想到的法子都用上，总算保住了性命，在家养了半个来月才出来活动。好危险，真愚昧！用老乡的话说是，坎或（差点儿）把老虫给打下来。
话说回来，就算是没文化、不懂得，可要是在城市里，他至于这么干吗？这就是陕北农民的生存状态。
一天中午，我在炕上养神。三明带进个人来，说这位就是黄毛（在关家河打架斗殴那位工读校来的知青头）。我赶紧起身寒暄让烟，上炕靠在被子上。海聊了一会儿，看他客客气气的，不像是好勇斗狠的那种。我说你的事（指打架）听说了，现在到了这么个穷地方，要是再因为打架折进去，弄不好再判上几年，还想不想回北京了？跟你们村学生合不来，这儿离着你那儿不远，没事就上我这儿来待着不好吗？他听了似有所悟，以后就逐渐成了我这儿的常客。
一个月的做饭熬过来了，吃得好坏没人表态，反正我是尽力了。后面我该好好劳动去挣工分了，目标是挣够基本口粮工分，分多少钱小意思，总不能倒找钱。
我交差了，别人却照旧，还是一人一天轮流做饭。原有的问题自然也照旧。
不久，归枚转走去了山西。
此时已经开始秋收。
饭是做麻烦吃容易，庄稼是种麻烦收容易。时间不长，各种庄稼就陆续收回来了，印象深的是收玉米。因为靠近地边七八米范围里，玉米棒子基本全没有了。老乡说这都是兔鼠子吃的，靠里面有的玉米被拖进地下，我知道这是鼹鼠的杰作，当地老乡把这种善于打洞的地老鼠叫“哈灰”。还有些玉米棒子被啃掉不少，都说这是被獾啃的。看来这些害兽对庄稼的侵害真够严重的，可好像老乡们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都属于必要损耗。既然老天造就了世上万物，这世界就是大家共有。有人吃的，也就有它们吃的。联想到当年打麻雀的失误，似乎也有道理。
斤、斗之分
场院里几乎天天分东西。这里分粮食不是论斤，而是论斗。这在全国好像是个独特现象。我注意过，一斗麦子五十几斤，一斗豆子近七十斤……反正种类不同的重量也不同。开始觉得这太复杂太落后，直接论斤多简单？时间一长似乎明白些了。不但斗和斤的换算会造成很大误差，斗本身也有问题。二队分粮食自用的斗是五六十斤，一队可能是七八十斤，各个村斗的大小还不一样，可集市上交易公认的斗却是统一的。比如一斗小米公认是三十几斤。这种量具的混乱和体积与重量之间换算的不一致，看似造成了麻烦和误差，其实这对农民却恰恰是有利的——这就使公家难于掌握和控制农民准确的分粮数目。在上面看来，这容易导致下面瞒产私分，可站在农民角度看，这反而是便于保护自己的切实利益。联想三年饥荒，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可陕北人不但自己饿不死，还救助了不少逃荒过来的各地饥民，是不是多少也得益于这个斗呢？值得探讨。陕北老农聪明啊！
其实在陕北还有一个度量单位上的混乱，就是土地面积。干活时我经常问队长这块地有几亩？可队长的答复却是几垧（读“赏”音）。山地的边界依地形地貌而成，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极难丈量。单位再不统一，就又增加了一层统计难度。为了搞清楚，我搜了一下，答案如下：
现代和古代的换算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亩和垧之间的换算，有些一直延用至今，下面所说是现代用法：
垧：土地面积单位。
各地不同——
东北地区：大垧＝15亩，小垧＝10亩；西北地区1垧＝3亩或5亩。
看了这个结果，大家肯定更糊涂了。糊涂就对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不就是便于控制民间吗？民间坚持使用垧这个模糊不清的土地面积单位，不就是为了让政府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地吗？我的地我自己清楚就够了，你政府搞那么清楚干嘛？
粮食越分越多，口袋根本不够用了，我和老梁开始学着用柳条编盛粮食的“筒子”。这种筒子是圆柱形的，不复杂。编好了里外用黄泥糊严实晾干，就能装粮食了。有多少种粮食就编多少个，大小都有。
终于……
又出事了。还是猴子做饭，还是没东西好做。这回不是麸子饼，是晚饭煮了半锅带皮豌豆，可不是北京见到的菜豌豆，灰色的，皮很厚，比麸子饼更难吃。
不久老梁就提出分灶。谁都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不说话就是不反对，就是同意。这时候再来讨论什么原因、谁的过错已无意义，确实维持不下去了。此时供应粮买完了，生活费也用完了，就是分东西，简单。
跟队长一说，队长派张崇德老汉来给主持分灶。老汉来了说，就算是亲兄弟最后也有这么一回，开始吧。
不争不吵，老汉怎么说就怎么办。三下五除二，分完了。
猴子、老梁、机动和我一起，刘楠和雷娜一起，各自起灶。
快该种麦子了，队里要买头牛。大牲口交易的规矩是由中间人跟牛贩子和队长双方分别捏指头，我很好奇在旁边看。价钱谈好了，队里除了付给对方二百左右现钱，外带要用一头老牛顶二十块钱。一头牛才二十块钱！人家说牛皮还能卖十块钱呢。我觉得便宜，跟老梁一商量当即买下，第二天把老牛牵到个没人地方杀了。牛肉太多大伙吃了个够，三明、黄毛都跟着吃，刘楠说机动还送了一块给她们。牛皮放在灶房外面被狗扯坏了，最后只卖了三块钱。
大家吃了肉，我却得了个外号——“杀牛贼”。
没过多久，一天傍晚，机动突然提出要跟我们分灶。真是莫名其妙！说得我一头雾水。这家伙是怎么想的？就凭咱的交往、咱的关系，怎么会走到这步？我知道机动是个心里有准主意的人，既然说出口了，就断然不可能收回。看他虽然语气平静却是态度坚决，一定是仔细盘算过才决定的。老梁也是个颇为自负的人，这时自然也不会放下身段挽留，我也只好顺其自然。唉，没有不散的宴席，由他去吧！只是五六分钟，第三次分灶就这么定了。可究竟这是为了什么呢？
过几天，机动搬走另住了。
后来听插队知青们说，分灶在各村知青中其实是很普遍的。这和生产队的“大锅饭”是同一个道理，一旦有人觉得分开更好一些时，自然就会分开——这才是分灶的根本原因。
秋收秋种
收红薯了，队里分的连带自留地收的，在灶房地上堆了好大一堆。于是红薯成了我们那段时间的主粮。猪也抄上了，只要是听到猪一拱门，立马就给倒出去半筐红薯：“咂吃克（给，吃去）！”这猪跟上我们也算是有福。不但是散养，吃的还都是正经粮食，将来肉肯定好吃。人、猪、狗都吃，最后这一千来斤红薯一点没剩。
分了些棉花，老乡都是用来纺线织土布，我们觉得没用，就在炕上堆成一堆晾着。不料后来三明躺炕上抽烟溅上了火星，瞬间一个大火球腾空而起，棉花烧了个精光，只剩下一层烧黑的棉花籽儿。
从园子里分到不少的辣椒，穿成了好几大串挂在窑洞前，红红的煞是好看。
还分了几百斤胡萝卜，都堆在灶房炕上，这是明年的主菜。我们不会腌酸菜，也没有萝卜窖，怎么保存是个难题。
红枣分了两麻袋（只分了这一次，第二年就没分，可能政策又变回去了）。正赶上秋雨连绵，等到想摊晾时发现已经烂了不少，最后基本全让猪和狗吃了。
陕北农村月月有节，还都有讲究。七月十五的说词是“荞面科图羊腥汤（荞麦面疙瘩羊肉汤）”。队里专门杀了两只羊，可羊肉分到手只有几两，没什么劲。恰好有二道毛在河边抓到了鳖，我们六毛钱（两盒“红舞”烟）买过来吃了顿红烧甲鱼。以后这也成了买鳖的“官价”。
雨一停，就开始种麦子了。麦地大多选在远处山坡上，种麦是三个人一组。第一个人一只手举着鞭子，嘴里吆喝着牛，另一只手掌着犁沿着等高线往返犁出沟来，一个小孩拿个装有麦种的木升子紧跟在后面，走一步就向前方犁出的沟里抛上十来粒麦种，随后一只脚踩在那撮麦种上把土压实，同时向前抛出下一撮麦种……第三个人脖子上挂个装粪的斗子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把一捧捧的粪土扔到那一撮撮麦种上面把麦种盖住。斗子里的粪拿完了就赶紧跑到附近的“粪池”里，跪下弯腰，双手迅速把斗子里装满粪土，再跑回来继续拿粪……等到牛累了，大家就原地坐下陪着牛休息一回儿，然后继续。
我就是那个去“拿粪”的。这活儿不能说很累，可实在是太脏。因为那个粪真正是人粪尿摊在地上，然后把浸透了汤汁的黄土刮拢在一起形成的。抓在手里黏黏糊糊，恶心就不说了，吃晌午饭的时候，又没有水洗手，只能抓把黄土搓巴搓巴抓起干粮就吃。真是……不能想，也没法说。
刘楠跟我说她也是那个“拿粪”的。
为了攒够工分，“拿粪”的活儿我从开始一直干到了最后。
种麦子结束，天气也冷了，最后一项农活就是种荞麦了。这活简单，用不着我们参与。就是撒上种子赶上牛把地翻上一遍完事，收多收少全凭老天了。
至此一年的农事彻底结束。老乡们说今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景，还说这是托了学生们的福。我也粗略盘点一下，红薯不打账，各种杂粮林林总总每人不下八九百斤。这些粮食应该算是多还是少呢？
对比我的河北老家，据那里的人说，他们可是不管收多收少每年每个人原粮360斤——陕北这儿的粮食应该算不少了！不，是太多了。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老乡吃的干粮里面还要掺进去谷叶子呢？
我的猜想，可能是上一年打的粮食没有这么多，我们是赶上了个大丰收年？也可能是山里人劳动强度太大，自然也比平原的人饭量大？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需要卖粮食。
虽说是山村经济自给自足，可必要的花销总还是有的。买盐、买灯油、买酒、买茶叶、买日用品、看病，请匠人开磨（把已经磨钝的磨盘齿打锋利）、箍石窑、做水桶、修门窗，工分少的（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出粮钱，婚丧嫁娶送彩礼、请客、请吹鼓手、做棺材等等，都是用钱的地方。还有就是据说在冬闲期间农村盛行赌博，那是无底洞，但没人给我们说，都是暗中进行。
农村没有别的进项，老乡说，有粮就有钱，粮食就是钱。需要钱了唯一办法就是卖粮。就连公社或县里开会需要交钱，也是队长卖粮食解决。那时一斗小米好像能卖三四十块钱。
农活都结束了，我问张进福，一队学生都住进新窑洞了，这个冬天是不是也该给我们打窑洞了？张进福说，你们现在住得好好的，操心这事干啥？咱现在就把话撂下，你们早晚都是个走。不怕，哪个要是走不了，我保证好好给打上几眼窑洞，不能少了你们的住处。
明明给了建房费，队里却不给建房，原来他们是这么想的！
早晚都走，可凭我这出身能往哪儿走呀？
快过年了归心似箭
农活已完，学生们就都准备回北京了。
三明、刘楠和雷娜陆续走了。机动不走，留在村里过年。我、老梁和猴子开始杀猪。
张学仁是村里杀猪好手，把猪给我们收拾得非常干净，给了个猪头当报酬。
短时间内消灭一百多斤的一口大猪也不容易。粗枝大叶地把整片的肉片下来留下，全部猪骨架子剁巴剁巴加上两块酱油膏炖了一大锅。把机动和黄毛也都叫了来参战，机动还打回来三斤散白酒。当晚五个人在灶房里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吃到最后酒喝光，锅里只剩了一个汤底儿两个猪蹄子。那叫一个豪爽！好似到了梁山聚义厅……反正在我回北京之前猪肉全部消灭光。
胡萝卜得存好。老梁有本农业知识的书，我俩按照书上说的办法，挖了个坑，把胡萝卜大头朝下码进去用土一埋，上面再放些带刺的树枝子，据说这样能长时间存放，猪也拱不了。事后证明这法子不错。第二年回来萝卜一点没坏，吃了好几个月。
队里结算了，我挣了九百工分。口粮分是八百，多出的一百分可得十块钱。这就是我一年的劳动所得！结算立马兑现，很快就拿到了钱。
陆续要走的都走了，只剩下了我。
事后听大家回忆，都说当年知青回北京不容易，一路车费得三十多块钱不说，为了巩固上山下乡成果，阻止学生“倒流返城”，车站给北京学生卖票还得看公社介绍信。刘楠她们是听到消息提前跑了，好像老梁为此还用肥皂刻了个假章，三明和他持假介绍信回去的。我没走是因为没有路费，兜里就有分得的十块钱。
艰辛曲折返京路
没钱就想没钱的辙。我去了一趟大张村找到大华，他也正为回京的事犯难，同样是因为囊中羞涩。
大华比我惨多了。大张村每十分工分才值一毛钱，他每干一天才挣七分半。粮食才分了300多斤，这还是政策照顾，他们队知青按两个人分口粮。他苦干了一年，分文未得还得倒出粮钱。兜里也是才有十块钱，还是家里给的。
我俩于是对着地图商定了一条东渡黄河的路线，并约定了启程日期。回来就着手准备干粮，还从机动那儿拿了些他自己灌制的荞麦面粉肠。
我清早出发，步行25里到大张会同大华，便一起踏上征程。翻过一座山，涉过永坪川便进入清涧县境，再翻一道山，下到沟里，就见有老乡在沟底开采石板。走出山沟，就见到较大的清涧河了。这是黄河支流，河道较宽，河底及河岸全是青石。陕北老乡说，陕北有“四大名产”——“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清涧石板远近驰名、用途广泛，不但可以用来箍窑、垒墙、铺路，还可以制作碾盘、磨盘、灶台、锅盖、石桌等多种生活生产用具。开采、加工石板也是当地一项重要产业。
翻了两座山，走了60多里，傍晚时分，终于赶到了清涧县城。这是座要塞式的石城，屹立在清涧河高高的河崖之上，一看即知易守难攻，应是兵家必争之地。向河滩望去，一队骆驼在落日余晖中缓缓行进，给古县城平添了几分苍凉。当晚没钱住店，就在清涧汽车站长凳上忍了一晚。次日上午一问，此地没有去河口的班车，但是当天有一辆供销社的卡车去河口方向，目的地是40里地外的一个仓库，客货都运。能搭一段是一段。花四毛钱搭上，车到了地方，二人下车继续赶路。
虽然离河口只剩下30多里，可这一路都是山间小路。此地离黄河不远，山也变成了石山。下午走到一处，路基下面突然一阵震耳欲聋的排炮炸响，紧接着硝烟升起，雨点般的碎石从天而降。原来是走进了老乡采石的雷区！吓得我俩赶忙紧贴崖根躲避，炮声停了很久才敢走出。当晚投宿在河口大车店，宿费三毛。次日赶到黄河渡口，已经有众多男女在等候渡河。临近晌午船工们才到，大家先在船工指挥下向上游拉船七八百米，交纳三毛钱船钱上了船，便开航了。接近激流区了，船工们喊起号子奋力摇桨冲过了激流。
过了河就上山，而且是我们前所未见过的大山，重重叠叠一眼望不到山顶，这就是著名的吕梁山。这里不通汽车，山上几乎没有人烟。只能凭双腿翻山越岭。走到太阳落山，仍未翻过山顶，必须要找农家借宿了。我们紧赶慢赶，终于看到路边有几户人家，心里踏实了，见有一家正在院子里推碾子，立刻进去要求借宿。山里人确实憨厚，没费口舌就同意了。这是新婚不久的小两口，婆姨先给做了锅杂面吃了，就搬上铺盖去邻居家借宿，男主人陪着我们过夜。天晚借宿好像也是山区常态。陕北人就说“谁个出门也不捍着（背着）窑走路，走到哪里住哪里”，这在平原地区可是不可想象。从青年农民口中得知，这里以前野狼很多，住户很少，现在只有六家，是同姓，山溪两侧一边三户。意外的是，他们在文革中竟也分成了两派，至今仍有芥蒂。黎明告别，想给主人付点饭钱，人家坚决不收，只好给留了两盒烟和几斤全国粮票。
下山三十里，终于上了从义牒到石楼的大路。原以为这里应该有长途汽车可坐，不料不但没有，连过路卡车都见不到。无奈只好步行奔向一百二十里外的石楼县。出发时带的干粮已经吃光，一路却连个饭馆都没有，这可大大出乎我们意料。走到下午三四点钟，实在饿得撑不住，腿都软了，只得找沿路人家求助。明明属于要饭性质，还要硬充面子，说是找不到饭馆，能否跟您买些吃的？问了几家都说没饭，只能舍下脸继续打问。终于有一家给了几个黄米面菜饺子，算是救了急。
天擦黑终于到了石楼县城。饭馆都早已打烊黑灯。好在已经饿过了劲没感觉了。大华眼尖，看到两辆天津号牌的卡车正在挪车。赶紧去问能否搭车。司机说是单位派出来支援山区的，明天要去离石，并答应捎我们一程，说好了明天一早来找他们。真是想睡觉就有人递枕头！二人大喜过望。
时值寒假，二人钻进一个小学校，在教室课桌上忍了一宿。虽然长夜难熬，但想到有顺车可搭，依然倍感欣慰。天刚亮就找到司机，趁着人家准备的空当胡乱买了些吃的，就搭上便车出发了。
一路走走停停，下午到了离石附近一个叫阳泉曲的小火车站下了车。这是个货运站，走上站台，恰好看见一列向东走的货车刚刚启动，我们不假思索就扒了上去。敞篷车厢里拉的是矿渣，两人坐在上面，忍受着刺骨寒风，注意着沿途站名。晚上七点左右车停了，一看站牌是榆次到了，赶紧下车。
到了候车室买了两张到阳泉的短程票上了趟慢车。一路提心吊胆，生怕被查到赶下车去，还好一路无事。车是到衡水的，凌晨我们在石家庄下来，趁乱钻车底混出了站，腹中饥饿，赶紧去找饭馆。
买馄饨时看到四个学生模样的，一问是北京到山西插队的，也是回北京没钱买票准备混车。于是六个人合作一路。看看石家庄站戒备森严，不好进站，就沿着铁路来到货车调度场，观察了半天，看到一列向北的货车像是快开了，哥儿几个就迅速爬了上去。车厢里只装了少量炉渣，大家正坐下静等，一个工人爬上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原来我们爬车被他看到了。
只得以实相告。那人犹豫了片刻，说你们坐下别露头，这车是发丰台的。看来工人弟兄心眼不错（也可能是见人多管不了）。
列车开动，也是走走停停的。车帮很高，车一停大家就坐下或蹲下，以免被人发现。时间一长觉得无聊，哥儿几个犯了烟瘾，可谁都没烟没火儿。幸好我还剩下一盒宝成烟，火柴却只有一根了。我问谁有本事把烟点着？火车上风这么大，万一被风吹灭了可就没办法了。一个孩子说看我的！当即脱成个光膀子，把绒衣套在头上，另一孩子从前面把衣服拉出一个空间，他在里面还真的把烟点着了！每人先抽上一根，然后就轮流换着抽，不让烟熄灭，直到把一盒烟抽光。
车到丰台，正好见站台上很多人在等去城里的郊区火车。于是大家都上了车。车到永定门就该下车，那里比较好出站。可我和大华心存侥幸，一直坐到了北京站。想去补张票，人家看我们像是插队的，给扣住了！
被带到了办公室，非得让我们补票。我们说是一路扒的货车，他说货车也是国家的，也得买票。这不是扯吗？好在已经回来了，也不怕了。就是没钱，爱咋咋地。扣了我们够两个钟头，我们把插队的苦诉了一通。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把我们放了。
走出北京站，见长安街上华灯明亮、光线柔和。终于可以回家了！百感交集，复杂心情难以言表，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等汽车时盘算一下，这一路历时六天，徒步跋涉二百几十里，饥寒交迫、艰辛曲折，真不易啊！
摸摸兜里，还剩两块八。
重回岔口村
在京盘桓数月，但“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二哥结婚了，大嫂喜添千金，都是喜事。但是我却住处成了问题。他们的家都是一间屋子，虽然哥哥们不说，我也知道北京对我来说，已经是“他乡”了。于是春节过后不久，我就重新返回了岔口。
其他人还都没回来，我把二哥结婚时收的礼品如镜子、脸盆等送了些给房东，又给他家些粮食，顺便就在他家搭伙吃饭了。
过了些日子，大队书记张建业找到我，说是大队成立了一个木业组，考虑我会点木工，让我去那里干活。这么好的事我立刻答应了。
成立木业组是因为村里私人树木都归公了，为了防止政策变化，大队需要抓紧把这些树木处理了，好变现成大队可以支配的财产。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山里把树木伐倒，剥掉树皮，解成厚板背回村里，等自然干燥或者烘干后再根据需要开解成不同厚度的板材。另外也有些做箱子、柜子、箍桶之类的活。
木业组共是四人，我是个“学徒”，其余三位都是本村的木匠——后队的老丁（张崇丁，随随队长的老子）、前队的张进茂和张凤骝。
老丁七十来岁了，木工手艺是最好的，什么活都拿得起来。张进茂年富力强，性格随和，是木业组的组长。张凤骝话不多，干活踏实。跟着这三位师傅，我逐渐学会了各种木工手艺。
干活休息时，张进茂说起来当年的小片开荒。1959年吃食堂把大家都饿结实了，1960年春天实行了个小片开荒，其实就是放开不管，誰种谁收，就是单干。每天他带上一块饼子上山掏地，一干就是一天。饿得两腿发软也不敢停。结果当年就是个大丰收，家家都不愁吃喝了。可惜只单干了一年就又回到生产队了。
我也问过房东家：
“人家劳力多的老说你们这些劳力少的占了他们的便宜，你们觉得生产队好还是不好？”
他们两口子都说，别看我家劳动力少，分开单干肯定也比现在过得好。当初单干时就没听说过哪家饿肚子的。
看起来，在这里合作化还真的是不得人心。
我们伐的树木原来很多都是张凤骝家的。我问他你家的树咋这么多？他不回答，只是说了句：“要是大家都像我张凤骝这么种树，岔口人早就发了。”
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对树木归公的怨气。
5月份，从北京派下来一批驻队干部，后来听说派来的干部共有1300多人，全都住到有知青的各个村子。他们的任务就是管理插队知青，都是从北京各个机关抽调的，深层原因据说是陕北知青里面多有高干子女，他们回到北京诉说了陕北农村的苦状，引起了高层重视，于是就有了这次“干部下放”。我们村来的干部叫“老徐”（具体名字我一直不知道）。听人说老徐是农业口搞蔬菜种植的干部，好像他也有子女在下乡。
木业组里存放的木料太多了，大队就又派张伟老汉和后生二顺来帮忙解板。解板在陕北叫“拉方”，就是两个人用一把双向开齿的大锯把木料破开。这活看似简单，却是个技术活，需要两个人默契配合——一个人向怀里拉锯时，对面的人要把锯稍稍抬起一些，顺势送出。这样两人配合好了，不但锯得快、人不累，锯出的木板质量也好。
张伟老汉不明此理，跟我一起拉方时，死死地按住锯不让锯抬起来，好让自己那边锯下的快些。我一再跟他解释技术要领，老汉就是不听。我越是把锯向上抬，他就越向下按，跟我较劲。最后我坚决不跟他搭伙了。
其实这老汉挺能干的，会种西瓜，还种了一片旱苇子端午节卖粽叶，算是开拓型人物。就是人太固执，自以为是。看什么都不顺眼，成天嘟嘟囔囔，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
二顺是个好后生，人聪明、干活不惜力。我俩一起拉方，我怎么说他怎么干，很对我的脾气。我俩配合，活干得又快又好，没人能比得过。
本村老陵（宗族墓地）里有一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大柏树，这次也被伐倒了。队里派我和二顺上山去干了半个多月，把大柏树解成了寿材。老丁掌尺，分成了十来副棺材料子——柏木在当地可是做棺材最好的料子，各村老乡听到消息都赶来买，很快就抢光了。总共卖了四千来块钱，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书记张建业把钱全都放到我箱子里保管，有零有整的也不记个账（他不识字，全凭脑子记），看来对我还挺信任。
粗一点的柏树枝子，被三位木匠买去箍了水桶。据说柏木水桶最耐用，自然价钱也贵。
剩下的细枝碎叶，我花三块钱买回来当柴烧，足足烧了半年。柏树柴油性很大，点着了向外直溅油星子，确实好烧。
这件事我每每想起来都觉得是一种罪过。千年古柏啊！不知道是老张家哪一代老先人种下的。都够得上是文物的宝贝，就这么毁在我们手里了。
各得其所
三明回来了，很快被大队派到延安的建筑公司当民工，这也解决了他单独起火做饭的难题。
机动去养牛了，每天起早贪黑。刘楠由队里安排跟着羊倌满囤去放羊，雷娜身体欠佳，干不了重活，就在家给刘楠做饭。
老梁回来时正赶上公社搞“红海洋”运动，要求各村在公路边的墙上刷写革命标语口号，老乡们大多数字也不认识，干这劳什子也不知是抽的哪门子疯。老梁写的一手好字，刚好用上。大队就把这制作标语的活派给了他：每天拿白灰粉刷墙壁，再用红漆写上标语。
夜里狼钻进村子，把张进茂家的半大猪咬死了，他拿到木业组来，我看他意思是想让我买下，就花十块钱买下来，跟老梁改善了伙食。
知青中的女生张颖领着对象一起来到村里，她结婚了，正在联系调动。队里就把她安排到村里的小学校教娃娃们念书。那“学校”我去看过，说是小学，其实就是里外两间窑洞。十几个娃娃分成三个年级，外间一个班，里间炕上一个班，地下一个班。给一个班上课时，另外两个班就自己看书写作业，跟放羊也差不多。
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队里对插队学生们的关心照顾。队干部们跟老乡们的看法一样，我们这帮学生根本就不是干农活的料，早晚都是要远走高飞的，人家根本就没有指靠我们。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比我们看得更清楚。
没过多久，张颖就转走了，是我送她去的永坪。
送走张颖回村的路上，碰到几个北京初中学生。他们问我你一个人来永坪就不怕被人抢了？我说我身无分文有什么可怕的？他们说他们老在永坪转悠，都是几个人一起去，人少了不安全。我看他们带着两根棍子，就像没事去街上找事的。一路聊得高兴，走到他们村口，非请我去他们住处玩，还说要留我吃饭。我看他们冰锅冷灶的，也是凑合过日子，就喝了点水坐了会儿告辞走了。
到了夏天，该收麦子了。村里的木料也处理的差不多了，大队就停了木业组的活儿，大家各回各队参加麦收。这几个月我收获不小，不但挣到了工分，还学到了木工手艺。
夏天一过，该种白菜了。我见队里的白菜又小又不包心，回北京时已经专门去种子商店买了些白菜种子，这时经队长同意，跟管园子的张崇敬老汉一起把白菜种子种到地里。秋天收获时大家见白菜比原来好多了，都很高兴。
队长跟我说，你们吃菜也不多，以后队里就不再给你们分菜了，要吃什么菜去园子里跟张崇敬要就行了。
意外收获
有消息说，为了支持上山下乡运动、改善陕北知青的插队环境，北京给陕北无偿支援了一批农业生产物资。其中有拖拉机、抽水机、发电机、钢磨等等。要知道在供应紧张的当时，这类东西都是由当地物资部门严格控制的紧俏货，没有过硬门路，有钱也没处去买。现在有这等好事，安排有知青插队的村子当然高兴，都希望能从中分得一份。
可是正式通知下来却变了，大意是说是粥少僧多物资有限不够分，况且有的东西运输中有损坏的，需要地方上贴钱修理，所以还是得由村里出钱购买，卖得的钱再研究个公平的分配办法——这显然就是地方政府的土政策。
这一来大多数村子只能瞪着眼干看了。东西都想要，可他们是真的没钱。平常干部到公社或县里开个会，都是卖些粮食去交会务费，哪有能力立刻拿出大笔的钱买东西？
可是这难不住岔口村。我箱子里就放着卖柏木寿材的四千来块钱。有钱就是牛气，张建业立刻从我这把钱拿去，花了三千多买回来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开回村里，老乡们都高兴坏了，男女老少都赶来围着看——毕竟这是岔口人拥有的第一台机器。
更高兴的事还在后面。过了些日子，上面把买拖拉机的钱原封不动又退回来了。原来有人告到北京，北京那边不干了，说我们无偿支援知青上山下乡的东西你们怎么能拿来卖钱？陕北这边顶不住，只好退钱了事。最后那些物资如何分配不清楚，只知道岔口没争没抢没托关系也没花钱，凭空得了一台拖拉机，真是捡了个大便宜。老乡们都说这是沾了北京学生的光，我觉得其实更是托了老张家先人的福。如果没有那棵大柏树（改成板材做成棺材卖的钱），这拖拉机还不知归了谁家。
拖拉机并没有用来耕地，而是用来跑运输。此时在上川的楼河村已经开了炭窑，大队就用拖拉机专门给社员们拉炭，小屯和阳平当上了驾驶员。其实在山区土路开拖拉机是很危险的，稍不留心就可能出事。后来大队用退回来的拖拉机钱又买了一台钢磨，算是缓解了村民们烧煤和磨面的困难。
村里的炭毛子
楼河村的炭窑已经开办了不少日子，我很想看看，就跟上小屯拉炭的拖拉机去了一趟。
炭窑非常简陋，窑口是青砖砌成的，像是一口深井。旁边安了一台柴油机带动的卷扬机。一个工人开动卷扬机，不停地用一个巨大的牛皮水斗从井里把水吊上来倒进排水沟，看来矿井里是不断有水流出。估计他们是买不起或者买不到抽水的水泵，只能这么凑合。
正在看，忽见一个人一脚踩着水斗的边缘，一手抓着吊索从井下升上来。到了井口，他敏捷地一步跨出，站上了井沿。只见这人仅穿一条小裤头，浑身湿漉漉的，从头到脚沾满煤灰，像是个黑人，只有眼睛和牙齿看到几点白色。头上绑着一盏喷着小火苗并冒着黑烟的电石灯，活脱脱一个地狱出来的小鬼。这就是老乡口里的“炭毛子”，也就是掏炭工人。
那人也看见了我，忽然跟我打起了招呼。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队里的猴臭。这猴臭大名叫张安邦，是我们房东张振邦的亲弟弟，四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婆姨，指定是一辈子打光棍了。
几年后，我在延安听张振邦的女子梅儿来说她二大死了，死于肝硬化。临死他唯一的愿望是想吃上一口白糖，为此梅儿跑了两趟关庄供销社，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尽，也没能从供销社买出一两糖来。说着说着梅儿就哭了。
不久，村里另一个炭毛子出事了。这人叫张进仁，是我的干活搭档二顺的老子。我跟上二顺去他家窑里看了一回，他说是被突然塌落的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皮压伤了。要不是旁边的人救援及时，就没命了。
此地的石炭分为上中下三层，厚度比较薄，每层只有三十来公分，总共也就是一米左右。炭毛子们在这样低矮的坑道里掏炭只能是躺着干，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自己没有一点自我保护能力，完全是听天由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两片石头夹一疙瘩肉，人埋了还没死了，人死了还没埋了”。
张进仁在家将养了半个来月，稍好些又回炭窑去干活了。
这里的石炭，每百斤中炭七毛，上炭和下炭含的石皮多些，六毛。炭毛子是按掏炭多少挣钱，刨去给炭窑和生产队交的，每天也就挣十来块钱。可这也比干农活强多了，为了摆脱贫穷，他们也是拼了。
谁不怕穷？谁不想多挣钱？听老乡说那时有北京女知青都嫁给了炭毛子。
石炭，这深埋地下的“黑色金子”，既是大自然的丰厚馈赠，也是炭毛子们血汗、健康和生命的结晶，更是老乡们对富裕生活的期望。他们实在太穷了！
随遇而安
麦收过后，我感觉工分挣得差不多了，也就很少上山干活了。没事就在窑洞里看看闲书。老梁下乡时带来了一箱子书，文学书、政治书、农业书等等，什么方面的都有，还有一本《外国民歌200首》。
马克思的哲学类书籍，我翻了翻感觉枯燥无味、晦涩难懂，恩格斯有一篇关于社会发展进程方面的书仔细读了一遍，觉得还有点意思，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看后感觉挺有意思，但女主人的思想感情让我难以理解，《新约全书》没有兴趣通读，没事就翻看一段，把内容也知道了个差不多，《东周列国志》成了我跟村里二道毛们晚上的谈资，《外国民歌200首》里的歌我学会了一半以上……总之，这些书成了我那段时间的精神食粮，伴随我度过了无数无聊而且漫长的插队时光。
没事时我也对这段插队生活做些总结，总的感觉是来陕北插队比起去其它地方好多了。
首先一条，就是这里确实自由。干活是自由的，想干就多干点，不想干就歇着，没人管你。兵团就不同了，不但要天天上工，还得完成每天的劳动定额。
生活是自由的，起早起晚没人管，吃多吃少没人管，怎么吃也没人管。高兴了我可以一顿炒上十个鸡蛋吃个够，犯懒了可以焖上一锅小米饭吃上两天。这种无拘无束的日子我感觉挺适合我。
最重要的是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在当时可是稀缺资源。北京就不用说了，单位和街道都是无休止的开会、学习、清查、检举，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就在当时，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大家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自上而下掀起了抓“5·16”分子的狂潮。运动一直延续到林彪倒台，全国有大批人被波及。当时有个说法是：“5·16是个筐，什么人都能往里装。”那时的运动可以说是无远弗届，就连去了建设兵团的附中学生，都有被搞成“反革命”被斗争、专政的。而我们来到陕北农村，也就远离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这里不讲思想改造，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解放全人类，不讲成分出身，更没有互相监视、检举揭发那一套。看什么书、说什么话、想什么问题，都没人管。这就够了，自由比什么都宝贵。这里虽然称不上是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可总算得上是个安全的政治避风港，多年的运动已经把我烦透了。我觉得鲁迅的《自嘲》诗就像是说给我的。在北京，我是运交华盖、到处碰头，如今住进了山村土窑洞远离了政治风暴，也算是逍遥自在、自成一统了。
身在岔口村，有时我也想想岔口的前途。我总觉得这里的条件其实不错，虽然地处山区，可这儿的山是厚厚的黄土，不像其它地方，全是石头。既然历史上满山树木，自然就有恢复的可能。眼下虽说都是水土流失严重、寸草不生的黄土山包，可只要荒上几年让它长草，等到地力恢复了，水分存住了，然后种些枣、核桃、栗子、苹果等，就不愁换不来钱花。
想归想，我也明白，在当下体制下，这些都绝无实施的可能。其实老乡们又何尝不比我清楚，只是没有办法而已。
困难当然也有，最主要的就是没钱。但这也不是没法克服，我们把萝卜、辣椒等卖了些当零花，有时拿些粮食跟老乡换些蜂蜜、鸡蛋、苹果等改善伙食，后来我干脆把从北京带来的自行车卖了三十块钱，算是暂时解决了花销问题。
粮食很多，有些粮食比如高粱、麸子等我们根本不吃，我就跟村里张学仁商量，合伙买了一口半大猪，养在他那儿。我们多出些粮食，他多出些人力，养肥了杀了吃肉。村里人知道了都说我傻，可我倒觉得张学仁跟我很合得来，就算粮食吃点亏我们也不在乎。
张学仁也是村里的能人。他人瘦瘦的，像个大烟鬼，也从不干农活，就在家里抽烟喝茶。但是他交往很广，平时跑出去做点小生意，给买卖牲口的撮合生意搞搞价钱，帮小炉匠打下手拉拉风箱，冬天上山用自制的毒药蜡丸药杀狐狸等等，总之什么都干，看着日子过得还不错，想必自有来钱的路子。
村里又伐倒了一棵大槐树，主干九尺多长，做两副棺材还有富裕。张进茂叫我去拉方。我点名叫二顺一起干，说好每人记三天工分。结果只用一天半就干完了，看来包工还是能激发人的干劲。
强儿妈的看我总闲着，就商量让我帮她家做柜子，条件是管饭，给我过工分。我就在她家干了二十来天，她每天给我擀杂面条吃。
一天，他们家里来人了，是要工钱的。原来强儿大的在青海格尔木当包工头，没给下面人发够钱，卷款跑路了，现在人家找到家里来了。那人在他们家呆了两天才走，也不知道最后是如何了结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包工头卷款跑路的事。
强儿家的活干完了，村里人纷纷来找我给他们做风箱。于是我就专门干这个活儿。三天做一个风箱，给我算三十分工分，外带一只鸡（肉归我，鸡毛做风箱用）。家里没养鸡的我也不计较，人家总会想法子给我些个补偿。
这段日子过得不错。
秋天，猴子回来了。她是去山西联系调走的事，已经差不多了，她是来村里等消息的。
村里来了电影放映队，这在当地可是大事。山民们常年没有任何娱乐，十几里地以内的人都赶来看。其实片子都是老片子，放映机是靠脚踏发电机带动的，效果极差。可老乡们看得津津有味，有的人追着放映队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能连着看很多场。
天气冷了，猪也养肥了，张学仁把猪宰了，我们分了一半。于是我们专门举办了一次小型联欢会。除了我、老梁、猴子、黄毛，还请了关家庄的知青孙立哲，猴子还请了她关庄的一个女同学，恰好在延安出民工的三明也回来了正赶上，大家晚上大吃一顿，吃饱了就唱歌儿，自娱自乐了一回。
元旦之前，猴子办完调动手续去了山西。老梁跟她顺路，回了北京。村里分红了，我依然是分了十块钱。为了犒劳自己这一年的辛苦，我花七块钱从邻村高家塔买回来十只公鸡，跟黄毛一起迎接1971新年。
冬闲无事，我就白天看书，晚上跟二道毛们打扑克消遣，就这么稀里糊涂混了一个多月。
吃百家饭
转眼到了春节，我帮他们干过活的那些老乡，纷纷请我去家里吃饭。经常是我还没起床，炕头就坐着几个来叫我吃饭的人了。于是他们就排出日子，让我轮流去吃。
老乡家的饭通常就是油糕和烧肉。先端给你半碗酸菜粉条子，再摆上一盘子油糕和油呼兰（一种用黄米面发酵后，做成中间带孔的圆饼，经油炸过）和一大碗烧肉，吃饱了再端给你半碗米酒。
烧肉讲究是越肥越好，要求达到“四指膘”。肉皮涂上蜂蜜再油炸过，红红的煞是好看。所用的酱料不行，是豌豆做的，比北京的黄酱和甜面酱差远了。每片肉起码是二两以上，我吃两片就够了。可是对于常年不知肉味的老乡，这就是最好的东西。一顿能吃五六片。油糕和油呼兰就着酸菜吃，别有风味，也耐饱。所谓的米酒很像是略带酸味的棒子面糊糊，其实那是用一种叫做“酒谷米”的粮食做的。有小炕桌的人家很少，所有吃食都放到一个红漆木盘里端到炕上。我坐在炕上不会盘腿，老是岔开两腿，很是不雅。
陕北农村家里请客，女人和孩子是不能上炕一起吃饭的。孩子端碗饭去外面吃，婆姨就蹲在灶台后面的灶火圪崂去吃，一边吃还得操心着给炕上的客人端菜添饭。一开始我很不习惯，再三邀请女主人一起来吃。时间一长见没效果，也就习以为常了。
老乡家很少有白面馍吃。白面在这里很是金贵，只是在擀杂面时会掺进去一些。另外就是清明节时陕北婆姨会制作一种花馍，叫“花花”，也叫“子推馍”，据说是为了纪念忠孝两全的历史名人介子推的，这名字听着就有文化。做花馍是陕北婆姨的拿手好戏。为了节约，她们把精白面包在外面，里面用比较黑的次面。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她们能将发了酵的白面捏成各种形状的花馍。工具只是梳子、剪子、锥子、镊子等日用品，辅料则是红豆、黑豆、红枣、花椒子和食用色素等。蒸出来的花馍栩栩如生，尤如艺术珍品，令人爱不释手，舍不得马上吃掉。
黄家疙瘩水库
过完春节，县里开始了兴修水利运动。上面派下来民工指标，是去永坪附近的黄家疙瘩水库工地打坝。派给岔口去两个人。出这种民工是纯义务，没有报酬。村里除了给派去的人记工分，还要给民工灶每天每人交一斤小米。在古代这应该叫做无偿徭役。
三明头年出了一年民工尝到了甜头，这回就拉着我一起去。村里派谁都是派，我俩又不是好劳力，自然也没意见。
到了工地，见张家河的一帮知青也来了。大家都是附中同学，见面格外亲热，就都住进同一间窑洞。
水库工地人山人海，干得热火朝天。不但白天要干，晚上还得倒着班挑灯夜战。夜里几盏大灯在山头上一开，整个工地照得亮如白昼，吸引得几只大雁哇哇叫着在灯光里飞来飞去，不知到哪里落脚。
我们每天的活就是用架子车从高处装了土，顺坡溜下来往大坝上倒土。活不累，也没危险。可就这我们也不好好干，一天下来也拉不了几车土，找个机会就扔下车子跑到一边去侃大山了。工地上的干部也不管我们，可能是看我们人多，又不知道我们北京学生的底细，所以就睁只眼闭只眼，由我们去了。到了最后，干部们觉得我们不但不干活，还戳在那儿碍眼，把别人也带坏了，于是就指定一段排水渠给我们去挖。这样把我们和其他老乡分开，至于我们干不干活他们也就再不过问了。
说是没危险，其实也有。主要是在山根下取土，就怕上面的土塌方伤人。所以得让有经验的老乡在上面随时观察，发现有裂缝出现及时提醒，消除隐患。我们去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就有一个年轻后生被塌下来的土块压死了。那时农民没有工伤劳保那一说，人死就死了，悄无声息，活着的照样干。
其实这种拍脑袋一哄而上的水利工程纯粹是劳民伤财。黄土高原的洪水含泥量极高，几场大雨一下水库就淤满了，根本蓄不了水，充其量就是能淤出些肥沃的平地，可以种几茬好庄稼。就这也是得不偿失，洪水一大，土坝被冲垮，没几年地也被冲坏了，还容易造成下游的水灾。1977年夏天延安的大洪水，就是一场大暴雨从延河上游下过来，造成大大小小的拦河土坝一路垮塌，汹涌而下的洪水冲垮了延河两岸的大片房屋和王家坪新修的大桥，淹死了大批居民。说是天灾，实为人祸，损失极为惨重。
民工灶每天开两顿饭，顿顿是小米干饭，里面撒些盐放些洋芋（土豆）和胡萝卜块。民工饭管吃不管饱，吃得慢了再去盛可能就没有了。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次先盛小半碗赶快吃，吃完立刻再盛上一满碗。这样不但人能吃饱，跟我跑来的小狗也有吃的了。
晚上哥几个睡在窑洞里热炕上，自有说不完的话题。山南海北的，一聊就聊到很晚。有一次聊得饿了，还偷拿老乡家的黄豆炒了来吃。
工地上来了一名北京知青，是被专政队送过来的，外号叫坏枣儿，据说是跟女知青不清不白，被别人告发了。我们不明就里，也不跟他多搭话。这家伙倒是积极表现，整天拉上车奔跑如飞。可这也没能救得了他，没过几天，快要开斗争大会了，就把他一绳子从工地绑走了。
开的是一个保卫上山下乡成果的大会，附近的北京知青都来参加，工地也放了假，叫我们去开会。
会场设在一个学校大操场上。开会了，有人在主席台上讲话。我们都在旁边聊天，没注意讲些什么。忽然听扩音喇叭里高声喝道，“把破坏上山下乡的坏分子马玉宝押上来！”就见两个警察冲出，从主席台上抓出一个人，五花大绑捆了起来。那时逮捕人都是采取这种突然袭击方式，而且都是五花大绑，被捆的人双手都快碰到后脑勺了，真够狠的。据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震慑敌人。此时只见马玉宝在台上弯腰弓背汗如雨下，两腿瑟瑟发抖，真的被吓坏了。
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个马玉宝不是冯家坪公社的武装部长吗？我们去年拉煤时还在他那儿过了一夜，跟他还聊过天呢。怎么就给捆起来了？
接下来就是主持人数落马玉宝的“滔天罪行”，详细的也没听清楚，大意就是跟女知青不清不楚，破坏了上山下乡运动。这在当时可是重罪，听说是东北建设兵团有红二代女知青被当官的强奸，告状告进中南海，周恩来下令严惩。已经有几个团长为欺负女知青都被枪毙了。赶上了风头，估计这回够马玉宝喝一壶的。
散会了，两个警察就把马玉宝架起来往远处停着的卡车上带。此时两旁已经站满了愤怒的北京知青，主要是女的。只见她们呼喊着一拥而上，雨点般的拳头落到马玉宝头上和身上。见此情景我立刻想起了北京抄家打人的场面，心说就算他有事，自有国法来惩治。他又没直接欺负到你们头上，至于这么下狠手吗？事后听说这些人还不是光用手打，很多人手里都握着石头。马玉宝上了汽车也没去监狱或者看守所，直接拉到医院抢救去了。
在水库工地干了一个多月，没等工程结束，感觉工地领导都不待见我们，我们就都回队里去了。后来听村里人说工地派人来村里催粮并要求换人，村里说我们派去的知青在村里都是好样的，难道你说知青不好？你们再要人还是派知青去。来人一听这话，粮食和人都不要就走了。修水利的差事也就此免了，村里很高兴。
三明照猪
春天了，村里出了个新规定：为了防止猪跑出来啃食秧苗，决定各家的猪必须圈养，跑出来就要罚。为此还派三明专门负责在村里“照（看）猪”。
说来这照猪是个好营生。不用干活，每天只要拿根棍在村里转悠两趟就把工分挣了。只是这也是个得罪人的事，一直以来，各家的猪都是满村随便跑着的，省心省事还可以节省喂食，所以谁家都没有猪圈。现在忽然要求圈养，有院墙的人家可以用石板把门口拦上，没院墙的就只能把猪拴起来。况且全村人亲戚套着亲戚，得罪一个就得罪了一群。谁好意思真的去管去罚？也正是出于这层考虑，村里才把这惹人差事交给了三明。
开始三明也干得不错，见到他出来，村里就立刻响起一片婆姨们“儿罗罗罗”的唤猪声。一听到这声音，大猪小猪都以为开饭时间到了，纷纷一溜烟跑回自家吃食去了，一时间这成了村中一景。村干部们见三明把猪管住了，心想还是北京学生铁面无私不讲情面，这下真是找对了人，很高兴。
可偏偏村里一帮孩子把这当成了乐子，非得闹出点事来。一天我正和三明躺炕上聊天，一个孩子风风火火跑来说下面坪里有猪了，赶快去看！三明立刻从炕上跳起，提了根半截扁担就跟了出去，我叫都叫不住。
我站在窑畔上向远处望去，只见一群孩子把一头半大猪围在中间，任凭猪尖叫着左冲右突也难以逃出重围。少时三明赶到，举起扁担就打。那猪左闪右躲，一个没躲开，被三明抡圆了一扁担打在腰上，顿时就趴倒在地。
猪还在吱哇吱哇狂叫，声音传出很远。可眼见得两条后腿拖着一动不动，已然没了知觉，只剩两只前腿还在不停扒地。完了！这猪不顶事了。
晚上张凤刚窑里的找来了，那婆姨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咋把我的猪打死了？说话中间就抹开了眼泪。她家对三明确实好，我们刚来那阵，看三明一个人吃不上，请他吃过好几回饭，这是我知道的。
三明能说什么？祸事已经惹下了，还能咋地？道歉？这是道个歉就能了结的事吗？那可是好几十块钱的东西，是她一年的指望，是当家婆姨的心尖子！那个场面实在尴尬，这个二杆子三明！
张凤刚婆姨抹着眼泪走了，张凤刚老汉把猪杀了，自己没出面，叫婆姨给三明送来一碗做熟的猪肉，三明也再不干照猪这份工了。
匠人、行吃的、黑户
二队保管窑的大弹子锁钥匙丢了，张进福听说我会配钥匙，就让我给配。没有钥匙坯子，我就找个铁片连砸带锉，做了一把钥匙，把锁修好了。队里给记了一天工分。过了两天成宝来找我，说是他认识的小炉匠求他了，想跟我学学给弹子锁配钥匙的技术，如果学会了，就能给他增加好多生意。
这有何难?在我这是雕虫小技，玩玩而已。又不怕他抢生意，当时就教给了他。小炉匠也属于匠人一类，整日价走村串家，给人修修配配，挣点零钱糊口而已。虽不起眼，却能给老乡们解决不少生活难题。
陕北农村还活跃着不少各种手艺人。有泥（粉刷）窑的泥水匠，修磨、箍窑的石匠，箍桶、做家具门窗的木匠，漆箱柜、画各种图案的画匠，擀羊毛毡的毡匠，打造农具的铁匠，熔化银元打造手镯的银匠等等。只要是过日子需要的技艺，只要是能挣钱养家的营生，都会有人去做。这些匠人大部分都是外乡人，很多都是在老家吃不上喝不上跑出来讨生活的。那时平原地区控制得严格，这些人都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在取缔之列。其中有些人可能还属于有历史问题的“旧社会残渣余孽”，在老家是管制对象。多亏有陕北这种管理松弛、民风淳厚的地带，这些人才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虽然苦，可他们乐意。陕北人也需要他们、欢迎他们。这些人也给陕北人办了不少好事。比如西红柿（当地叫洋柿子）、红薯等作物品种，还有各种农业生产技术，很多都是外地人传进来的。
除了匠人，每到冬春两季，村里还经常有“行吃的”光顾。“行吃的”是陕北话，就是要饭的。“行吃的”都是同一种打扮——一身破衣服，背个口袋，拿根防狗的棍子，走到窑前说一声“给吃上口吧”。老乡说“上头人（指北面绥德、米脂、榆林等地的人）”生活很苦，每年都有下来要饭的。当时要饭在很多地方都是被禁止的，认为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而且平原地区的社员粮食控制那么紧，也没有多余的给人。陕北人不然，虽然自己也苦，可只要有行吃的上门，绝对不会让人家空走。一般是端出一合（一升的十分之一，读作格）粮食倒进来人的口袋。我想这个“规矩”其实是来自穷人之间互帮互助度过饥荒的生存需要，多年来形成的乡风民俗。
这些流动人口大都称自己是“黑户”，或者叫“腰别户”。就是没有户口，有户口也是别在自己腰里走到哪带到哪的意思。在全国城乡严格推行户籍制度的当时，他们是自生自灭、游离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一群人。
其实陕北还有一种真正的黑户。这些人大都是三年大饥荒和历次运动中逃亡出来的幸存者。他们没有户口，都是在甘泉、富县、黄龙等地的深山老林里，自己挖窑洞居住，自己开荒种地，过着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这种人我只是听说，没有见过，真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陕北，这片广袤博大的皇天后土，以她宽厚、包容、仁慈的胸怀，当年曾经给共产党人提供了立足生存之地，如今她仍旧养活着众多的“化外之人”。这些人虽然不受政权待见，可终究都是我华夏子民。这片黄土地眷顾着他们，愿上天也保佑他们！
不当孩子王
公社在楼河办了一所中学，三明去那里教学了。他劝我也去，说是那里好多课都缺老师，张家河等村子的好几个附中学生也去了，凭着附中学生的功底，咱们要是好好在那儿干上几年，肯定能带出些成绩不错的学生。
我拒绝了。说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附中的三年文革中我看到的老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太让我寒心了，我可不想当了老师，将来再赶上个什么运动被自己的学生整成孙子。
三明去教书不久，大约是3月底，上面又来了去延安出民工的任务。恰好黄毛所在的关家河也有民工任务，我就和他一起去了延安。
征用民工的单位叫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民工是由延川县组织的，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我不清楚，应该是有报酬的用工关系。我们这些民工有三四十人，来自延川的各个公社，县里派了一个姓冯的干部带队。
民工没有报酬，只管吃饭干活，主要的工作就是挖土方。开始是在杨家岭后面沟里用架子车填埋楼房地基，干了一阵，又转到马家湾的柴油机厂后面山上挖蓄水池。这里的活比生产队清闲得多，八小时工作，中间干干歇歇，实际也就干半天多点，星期日还放假休息，可以去逛逛街。
这种民工生活其实是挺乏味的。民工自己开伙，自己干活，跟外界没有接触，身在城市，其实与世隔绝。身上没钱，上街也没法买饭和看电影，最后街也懒得逛了，星期日也只是躺在工棚里大伙闲聊。干了一个多月我俩就烦了，到了4月中，我俩请了个假，搭旁边化肥厂去永坪的顺车回了生产队。
突如其来的招工消息
回到村里，立刻听到一个重大消息：公社通知各队知青去永坪医院体检。
这绝对是好消息。谁都知道，当农民是个人就行，不需要体检，招工才要体检。通知都去体检，最大可能就是要招工了，而且数量不小。
长期笼罩在阶级路线的阴影下，我自插队以来从没想过还会有被招工这样的好事，也做好了长期扎根农村的无奈打算。可是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依然是怦然心动。不管如何，先去体检了再说。最不济不就是空欢喜一场吗？
体检之后，民工也没心思出了，我二人立刻返回延安跟冯领队说明情况，扛上行李返回了村里。
很快就有消息了。分到村里的第一批招工名额是铁路一局电气化队，要两个人。村里把我和三明报了上去，很快公社通知，三明通过了，我没戏。公社让再补报一个人，这回村里报了机动。机动找到我说，你没去成，我去顶替你，这合适吗？我说有什么不合适？这么好的机会，能走一个是一个，谁走我都高兴，都走了才好呢。走的越多，我的机会不就更多了？
5月底，三明和机动走了。陆续又有一些招工名额，什么单位已经记不清了，但没有分配给岔口。张建业对我说，不要急，村里知道你出身差、年龄大，以后凡是招工，我们都先把你报上去，人家不要你就再安心等着，下回咱们再报。
这话真是令我感动！在全国都强调阶级路线、强调出身的当时，出身差、年龄大居然成了优先推荐的理由！我颇有身处世外桃源的感觉。谢了，岔口老乡！
刘楠交给我十块钱，说是机动委托她转交的，这肯定是他领到的第一笔工资。谢了，好兄弟！
此时的我，只有耐心等待。表面不急，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村里给我使劲，可谁知道招工单位是不是也不在乎我的出身呢？只能看运气了。
8月，老梁回来了。他说他在西安的姑父正在为他联系调动的事。
又有招工名额了，是延安地区百货公司，只要女的。村里推荐了刘楠，9月，她也顺利地走了。与此同时，雷娜病退回了北京。
终于，我的机会来了。这次的招工单位是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这就是我和黄毛去出民工的那个公司。老梁说这个公司是他姑父主管的单位，他要想去很容易，但他不去。他希望去与医学有关的华山制药厂。他不想去，我却是饥不择食。不管哪儿，能出去就好。经过村里推荐和单位见面，我通过了。同时被招工的还有在张家河插队的杨力明，他是我初中和高一的同班同学。
集合地点是延川县城。村里派来来赶上驴车送我，黄毛一路把我送到县城。
在开往延安的卡车上，杨力明告诉我，他刚刚从美国之音的报道得知，有一架中国飞机在外蒙古坠毁了。当时没在意，后来得知，坠毁的是“亲密战友”林彪的座机，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由此我也记住了，我离开岔口的日子是“9.13事件”之后的两三天。
如此算来，从1969年1月到1971年9月，我在岔口插队时间共两年八个月，不到三年。以我的条件，这在广大知青中插队时间算是短的。个中原因，自然离不开岔口老乡的帮忙照顾。可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首先是陕北有明星效应。陕北是革命老区，延安是革命圣地，通过1949年以来的大力宣传，知名度极高，无人不晓。陕北还有名人效应，陕北插队学生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指示后的第一批，而且去的是北京知青，自然就被格外关注。于是，陕北插队知青的先进事迹成了当时的宣传重点。清华附中就出了生产队长丁爱笛、赤脚医生孙立哲、农业科研能手朱果利三个知青典型人物。陕北还占了一个“穷”字，无论是以往的宣传，还是知青反馈回北京的消息，都在强调陕北的贫穷艰苦落后。于是“全国知青中陕北最苦”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陕北知青中，老红卫兵、红二代占了很大比例，其中不乏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通天人物，知道的如周恩来的侄子、董必武的儿子等。正是1970年初周恩来听了他们反映的延安插队知青情况，引起重视，才有了1970年3月国务院召开的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才有了之后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对口支援延安，发展“五小”工业，支援延安的工农业建设，在延安建起了化肥厂、钢厂、水泥厂、柴油机厂、无线电厂、丝绸厂、毛纺厂、手表厂、卷烟厂等，才有了1248名北京干部来陕北管理北京知青，并送来了拖拉机、播种机、扬场机、铡草机、磨面机、背式喷雾器等大批物资。
这些都使得陕北插队知青在全国上山下乡知青中占据了突出位置，也使得解决陕北知青问题成了上山下乡工作的优先任务。其中特别是北京干部的作用不可忽视。这些人分散下放到生产队里，住窑洞吃派饭，艰苦而且孤独。他们都是拉家带口的，自然盼望着早日回北京跟家人团聚。可怎么才能回去呢？按照正常人的思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尽快把这些北京学生都分配出去。知青都走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让他们继续留下的理由。在他们的干预下，当时陕北招工主要面向北京知青。
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陕西有招工的需要。除了在延安新建的“五小”工厂招收了不少知青，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之后，国家开始了三线建设。很多工厂内迁到关中、陕南一带的山区。他们也需要在陕西大量招收工人。
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在这多种因素作用下，就有了1971年春天开始的陕北知青大招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粗略看法，说不清哪种因素为主。但事实上陕北知青的分配确比其它地方早了很多，解决得也最彻底，他们算是幸运的。
五十年后再回首
2019年1月12日，北京知青赴延川插队五十周年新春团拜会，在昌平龙脉温泉宾馆举行。到会的900多名老知青如今都已经是六七十岁老人。团拜会红火热烈，多年老友相聚一堂，畅谈往事、互叙别情，自然少不了一番感慨，也自然回忆起当年黄土地上陕北老乡对北京知青的厚重深情。
在回家路上，小外孙问我：
“姥爷，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
我含糊应道：“五十年前天下大乱，姥爷在北京没有工作，和今天见到的爷爷奶奶们一起到陕北乡下当了几年农民。这就是上山下乡。”
小外孙听得一脸茫然。
是啊，该怎么跟孩子说呢？应该让他们知道这些吗？再过一二十年，孩子们还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叫做“上山下乡”的运动吗？他们对这段历史还感兴趣吗？
历史，应该就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前人一路走来留下的足迹。不错，在不同人嘴里，会对历史作不同的解释，会得出不同结论。可只要保留住事实原貌，后人就不难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被误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留下上山下乡的真实记录，是绝对必要而且必须的。
（图上第三排右3郝兆安〔戴眼镜者〕），第四排右1赵伯彦，右2谭宝贵）
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计划经济下的无奈之举。
古代没有上山下乡的说法。小说里有的充军、发配之说，是专门针对犯人的；近代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可那是穷人走投无路时逃生自救的主动行为。而涉及至少上千万青年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却是政府强制、学生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上山下乡并非始于1968年，也不全是文革动乱的结果。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作为一项长远政策提出来了。
1955年，农村合作化、城市工商业改造都已经完成，全国的户籍制度和统购统销政策都已经建立。毛泽东说：“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64年1月，席卷全国的大饥荒过去不久，经济正在恢复，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说：“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
1965年8月25日，文革前夕，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说，在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只能安排500多万人，还有600多万人要安排他们就业，计划今后15年内安置1100-1200万人上山下乡。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
（图上第一排左3卜伟华，左4卜大华，第四排左1赵伯彦）
从1962年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城镇人口下乡，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掀起高潮之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达到129.28万人。
1962年-1979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总人数是1776万人。
纵观这段历史可知，在农村实行合作化、城市实行国有经济、全民吃大锅饭的情况下，长期生产萎缩、物资紧缺，政府无法提供足够的城市工作岗位和生活资料，迫于无奈才有了上山下乡政策。至于农村天地是否“广阔”，去了是否可以“大有作为”，其实都是宣传、粉饰之辞，并不在当局实际考虑之中。
1968年底，经过了全民“造反”、“全面内战”、工厂停产、学校停课、铁路停运、运动不断、社会不稳、人心涣散的三年大折腾，政府实在没有力量安排在学校滞留待业的初中、高中六个年级的“革命小将”在城市就业了，留在城里又怕他们生事、影响稳定，于是就有了老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战略部署”。当初的“大有作为”此时变成了“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宣传动员的话怎么说，并不重要，其实还是无奈之举，只是无奈之前要加个“更”字。
五十年来，对上山下乡有过各种积极评价。“与工农结合，脱胎换骨”说、“改天换地”说、“大有作为”说、“反修防修”说、“为国分忧”说、“激情洋溢”说、“峥嵘岁月”说、“青春无悔”说等等都是，去年居然还有“学者”鼓吹重新让学生上山下乡！当然也有“悔不当初”“不堪回首”“苦难深重”之类的消极说法。
可历史是理智的，也是冰冷的。只讲事实，并不夹杂个人的道德观念、感情好恶。只要把事情摆明，如实记录下来，是非利害得失后人自会评判借鉴。这也正是历史的公允之处，而不是被哪家所专有、独占。
我说，文革中的大规模上山下乡，是专制体制导致的结果，是文革的衍生品，是一场民族灾难。
知青本人是受害者。插队是自愿报名的说法已经无人相信，沦为笑谈。作为公民本应享有的受教育权利、自由居住权利、择业权利，工作自由、迁移自由，都被强行剥夺。困在农村几年，生活无保障、前途不可知、亲情被割裂、贫穷潦倒，白白耗费大好青春。回到城市，大部分知青年龄、体力、知识、技能、工作经历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成为社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很多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败下阵来，早早下了岗，成了收入最低、生活最苦的一群；离家多年亲情疏远，在家族内部，还难免受到父母、兄弟姐妹的轻视、排斥，抬不起头；名为知青，却独缺知识，无能力教育后代，愧对家庭；多年颠沛流离，子女缺乏系统、正规教育，长大了难以成材，及至老年，很多人还得受子女啃老之苦，晚景堪忧……面对今日严酷现实，何谈当年岁月峥嵘、无怨无悔？
不错，知青中也有佼佼者。附中就出了几个国家级的“先进典型”。至于后来高考得中、事业有成者，更可以举出很多。有人就把他们的成功算作插队的“伟大成果”大力宣传，并以此证明上山下乡运动的英明正确。这种宣传从未停止过，我却不以为然。这些人或是得益于能力强，或是得益于机遇好，或是凭自身努力成为典型，值得夸赞自不待言，可旁人却无法效法。况且这些典型人物，最后也都纷纷离开“广阔天地”，另谋发展了。“传奇事迹”留下，人走了，农民依然穷困，农村照样落后。“大有作为”从何谈起？不插队他们同样会成功，或许出息更大。
知青的家庭是受拖累者。自愿送子下乡无从谈起，都是被迫。哪个父母愿意子女离散、天各一方？不插队，没工作，无非多双筷子，日子紧巴些。插队了，牵肠挂肚不说，还得经常接济生活费和路费，一点也没省下，花费更大。无须论证，当年北京站知青专列开动，站台上哭声一片，就说明了一切。
农民是被迫接受学生的，实际是国家向他们转嫁负担。农村粮食本来就紧缺，家无余粮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在地少人多地区。农村以生产队为结算单位，多一个人就多分一份口粮的道理，他们怎会不懂？凭空多了十来张嘴，他们为什么“欢迎”？陕北民风淳朴、老乡宽厚包容，这份深情厚谊知青自会铭记在心，可这并不能证明农民都欢迎知青从他们碗中夺食。我认识成都的两姐弟，插队不到一年，弟弟就在与当地农民的械斗中丧了命，农民也被知青烧了房，可见矛盾之深。
民族的损失更大。当年一代知青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又都受过正规教育。在中学教育远未普及的当时，都是发展科技经济、建设国家的宝贵生力军。他们本应继续积累知识才干，或学习或工作，接续前人的事业，为民族发展出力。不料被投放到穷乡僻壤，一耽误就是几年。学习中断、知识无从应用、才干无从施展，造成全民族知识断代、人才断档。文革结束之初，百业待兴、百废待举之际，这代青年中竟找不到合格人才，不得不紧急恢复高考，重新培养。知识是需要代际传承的，中断不得。1977年虽然恢复了高考，可再想重拾中断了十来年的学业，谈何容易！文脉中断，怎样培养出高质量人才？恶果至今仍在，民族知识水平的整体下降影响的又岂止是一代人！
打住。文革之罪、上山下乡之罪，遗祸无穷，无法弥补。只能付诸文字，留此存照，警示后人。但愿引为借鉴，让它从此绝迹，永不再现。能如此，则子孙幸甚，民族幸甚。
2019.4.6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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