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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四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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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2月28日第242期
本期目录
〖赵伯彦专辑〗
生逢乱世
赵伯彦 在红色风暴中挣扎求生——清华附中一个“右派学生”的自述
高中毕业面临三重忧虑
山雨欲来
他们知道底牌
学校领导首先被“卸磨杀驴”
“右派学生”之路
工作组与红卫兵的博弈
风向陡变
红卫兵大权在握
“十六条”让我有了救命稻草
“右派学生”与“黑帮”都被剥夺选举权
我拒写检查之后
“八一八”前后
全家被驱赶出京城
批“反动路线”时回校的见闻
忆郭兰蕙君
我们也去串联
一月巨变
一口气看完《出身论》
军训团主持控诉会
山头林立与派性之辨
我们那个“百万工农”战斗组
风声鹤唳中我家再遭遣返
“形势大好”中的世道艰辛
大联合与毕业分配
肃杀风与忠字潮
清华武斗时的附中两派
“阶级报复”与“二十年之约”
我家遭到第三次遣返
师尊殒命
清华“七二七”前后
换房波折
曲终人散各奔东西
编读往来
240期、241期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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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在红色风暴中挣扎求生
——清华附中一个“右派学生”的自述
赵伯彦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遗稿《我的文革生涯》第一部分《梦断京华》。现标题和文中小标题都是本刊另拟的。文革时作者是清华附中高中毕业生。现在都知道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诞生地，但一般人并不清楚当年清华附中学生中属于干部子女那种红卫兵的人只占少数，更多的学生只是被政治运动所裹挟，而且其中还有本文作者这样属于“专政对象”的“右派学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家庭因父亲有“资本家”与“右派”双重贱民身份，竟在文革前期遭到三次驱离北京的遣返（1966年“红八月”由红卫兵、1967年由父亲单位的造反派、1968年由父亲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这样不同类型但都“忠于毛主席”的掌权者执行）。有过那样的生存困境与刻骨铭心体验的人，极少有人写出自己的亲历与感受。感谢作者的亲属与同学提供了作者的遗稿，为历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亲历者证言。
作者简介：赵伯彦（左图为遗像），1946年12月25日出生于河北省辛集县。1960年从北京北长街小学毕业考进清华附中，高中毕业时遭遇文革。1969-1971年到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1971-1977年调陕西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当工人。1977年与白瑞琴女士结婚，育有一女。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进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陕西工学院（现陕西理工大学）任教。1991-2006年在北京联合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任教。2021年10月13日病逝。
1960年9月，由部长蒋南翔领导的高教部指示北京的各大高校开始设立附中并面向全市招生。当时我正值小学毕业，又正在沉迷于学习游泳，听说清华大学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就第一志愿报考了清华附中，并顺利被录取，进入该校初中603班学习。1963年，我又考入清华附中高中学习，直到1969年1月离开该校到陕北插队，在清华附中学习生活了八年半的时间，后两年半是在校参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近观清华附中，在《百年校史》中刻意回避掉了文革这段重要历史，这也当是母校的悲哀。如今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已渐入老境，为使文革不被后人遗忘，更为了防止真实的文革历史被别有用心之徒篡改歪曲，使另类文革借尸还魂、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贻害后代，我觉得在有生之年，把我辈所经历的真实文革历史记录下来，留供后人分析参考，借以识别当今社会的种种文革回潮乱象，避免上当受骗，重蹈文革老路，实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高中毕业面临三重忧虑
1966年春天，我们高三学生进入了紧张的考前复习，但是我却一点儿也紧张不起来。原因是有三个挥之不去的忧虑时时困扰着我，使我无法静下心来。
要想说清楚我的忧虑，首先就必须说到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就是所谓“党的阶级路线”。因为这个“党的阶级路线”正是我几年来所有忧虑的根源。
在我的记忆中，阶级路线就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样一段话。
1965年4月4 日，《人民日报》在回答读者提出的“在学校中应该怎样对待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的问题时指出：判断一个学生政治上是不是进步，主要应该看他本人的实际表现，不能以他的家庭出身作为主要根据。同年7月，周恩来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随即，《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的社论，要点是：首先，不能忽视一个人的出身；其次，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第三，要“重在表现”。
这应该就是文革前“党的阶级路线”最权威的表述了。对此，刘小萌先生评论道：
“这就充分说明，即便是在纠正偏差的场合，当局也是把青年的家庭出身而非本人表现放在第一位的。至于公开提出‘绝大多数剥削阶级子女是可以改造的’，更是将这部分人群置于明显低于其他同龄人的屈辱地位。可见，这类宣传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其说是缓解了贱民子女承受的政治压力，还不如说是在他们与其他青年之间划出了一道更为深峻的鸿沟。”
岂止是鸿沟！这个“阶级路线”，简直就是套在孙悟空头上那个“紧箍咒”。正是它，让我多年来忧心忡忡、时刻胆寒，在“红八月”中还险些丢了性命！
第一重忧虑是出身的烦恼。
记得1960年暑假，当我接到邮递员叔叔送至我家的落款为清华附中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时，因为知道考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大喜过望，把信封里的录取通知书和清华附中学生会的祝贺信翻来覆去看了个够。忽然发现信封里附带还有张纸，原来那是一张学生登记表，表内有“家庭出身”一项需要填写。
“家庭出身”这东西之前我从没接触过，也绝对不会想到它与日后的入团、升学、就业等等重大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小学的课本上，我认识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祖师爷孔子，知道他老人家的教育理论中有一句名言是“有教无类”。也就是说，不论什么人，只要是愿意上学，老人家都肯教他们。如此说来，出身自然就跟上学扯不上关系。我还从看过多遍，自己都能唱其中名段的评剧电影《秦香莲》中知道，就连陈世美这个家境贫寒的农村小子，都能凭着满腹经纶，进京赶考中了状元。以此推之，只要肯学，就有学上，学得好了，就有好前途。这乃是古今之理，与这“家庭出身”哪里有半毛钱的关系？
话虽是这样说，既是填表，也得认真。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立刻得意地奉上录取通知，报告喜讯，一并也把登记表呈给父亲，请他填写。老人家高兴过后，拿起那张表看了，犹豫了一下，在出身那栏填上了“职员”二字。我从父亲的犹豫感到了似有不妥，因为父亲青年时便只身离家到北京开泰皮革庄学徒，出徒后自己开业，逐渐做大，到公私合营时已经是新泰制革厂的经理（老板）。照此来论，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商人才对（在当时商人就是资本家的同义词，二者都无贬损之意。后来才废掉商人称呼，并且把资本家变成了一个罪恶阶级的代名词）。但我转念一想，父亲在公私合营以后是晨光农药厂的副厂长兼车间主任，后来又在厂供销科工作，填职员好像也属合理。反正当时对出身问题没有概念，也没觉得是什么大事儿，以后就在各种表格中一直把出身填成职员，直到文革之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主要是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步发展演变，我逐渐意识到了出身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只要是在单位供职，家庭出身就是职员那么简单。同学之间私下在议论某某出身是地主，某某出身是资本家等等，经我仔细推敲，明确感到我的出身应该是资本家，而非职员。但我依然按职员填报，主要是怕突然改了，会招致隐瞒出身、对组织不老实的嫌疑。那时候经常发下各种调查表让学生填写，这种表格特别令人反感：不管是调查什么，也不管调查内容与出身有无关系，总会列出一栏让你填报家庭出身！这不是明摆着出那些出身不好同学的洋相？填表方法也讨厌，总是把一张全班的总表在各行座位之间顺序传递。我因自己心虚，就特别注意那些据说出身不好的同学。于是发现他们中间好几个人总是空着这一格不写，先传给别人，等到都填完了快要交表时再匆忙补写上去，生怕被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件多么令人尴尬的事！我在为他们感到悲哀和不平的同时，暗自庆幸老爸当初为我写的职员出身真是救了我。也暗下决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把出身改成资本家。
转眼到了高中毕业，高考报名就是个迈不过的坎儿。但我还是决心把这件事留到高考填报志愿时再说，反正人家做的调查档案里面肯定写得清清楚楚，又不看你自己说的，我又何必自找没趣儿呢？一想起这事我就如同一个偷了东西的小偷，表面无所牵挂，实际一天到晚心事重重，生怕哪一天组织找上门来，给我个难堪……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还背负着另外一宗原罪，就是我父亲在当年还曾被划为右派，这是后来才听老爷子说的。据说当年在工商联开帮助党整风的会，大热天儿的打几次电话硬把老爷子从车间叫去，他来到会上什么都没说，只是喝了碗水，就赶回厂子抓车间的生产去了。可是到了最后收网时，动员老爷子说是划右派上面有指标，现在名额没够数，让老爷子顾全大局，顶个人头，并许愿说很快就会摘帽云云。就这样半哄半骗硬是把老爷子划成右派，随后降职降薪，地位一落千丈。虽说很快摘了帽，但工资从两三百降到一百，职务从副厂长、车间主任一撸到底成了科员。更有甚者，到了文革中竟然说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摘帽是当年彭真搞的，现在彭成了黑帮，摘帽自然也不能作数……这世界上可还能找得出这么无耻的说法吗？我只记得那一年暑假好长，一放暑假家里就送我回河北辛集老家去玩了，临近开学父母一再来信说是推迟开学，我也就乐得在乡下逮蝈蝈儿，扑蜻蜓，玩得不亦乐乎，真个是乐不思蜀，全然不知家里发生了如此巨变，直到文革抄家时才知道。
第二重忧虑是入团的困惑。
申请入团在当年是每个青年学生的必做功课，尤其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入不了团便无法通过高考的政审关。我至今清楚记得一个长我几岁的二哥的同学给我做的生动说明：人家录取考生时翻开你的材料第一篇一看：出身资本家，还不是团员。得了，结束了。至于你的成绩如何，看都不看就直接把你的报考材料放到“不予录取”那个堆儿里去了。当时他是拿过来一本书，边演示边说。虽然当时听了令我极为沮丧，这却是我后来了解到的高招录取流程的最生动的也是最真实的描述。从我考入清华附中那一天起，父亲就对我将来成为大学生寄予了无限的希望。老爷子文化不高，只读了初中一年就出来学徒。我父母没有女儿，五个儿子中我学习最好，他认为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所以他从我上高中开始就不断向我强调入团的重要性，那真可说得上是苦口婆心，情真意切。平日威严庄重的老爸甚至不惜自贬身价，有一次竟然违心在家里现身说法，为我开展起了今昔对比的爱党教育，举例叙说什么他自己当年做买卖有多么艰难，现在比当年强多了，咱家也是党和新中国的真正受益者云云。虽是言不由衷，但老爸的爱子之心，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实在令我深深感动。其实我又不傻，何尝不明白这里面的利害得失？只是入团这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首先是认知上的排斥。申请入团的第一目的不管你如何粉饰，对于出身平常，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其实就是为了增加政治筹码，为通过高考政审打下基础。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但是你又绝对不可以这么说。你必须说成是为了更好地改造人生观世界观，为了更好地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必须说得跟真事儿一样，越革命越好。说白了就是必须说假话。当时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也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可我却一直认为这其实是件极其丢人的事儿，是心口不一，人格分裂。我曾经想过各种理由说服自己，却是终于难以自欺，申请书也就一直拖着没写。
更加让我抗拒的是申请入团的那个过程，冗长而且艰难。你必须时不时地去向组织汇报思想，作为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你得构想一条蜿蜒曲折的心路变化过程，先要说自己原先受到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思想是如何如何的不堪，最好给自己脸上多抹些屎，越臭越好，但帽子尽管戴，可千万不要漏出半点触及本质的事实。然后讲述在组织的引导教育下，通过谁谁和谁谁的启发开导，通过哪些事情，如何一步步认清了家庭的反动本质，遂决心与家庭划清界限，又是如何通过各种狗屁破事儿——如果实在没有，就是编也得编造些事由儿，说明长辈们的丑陋面目，然后上挂下联，先批判爷娘老子，直接骂他们个狗血淋头，接着再联系自己，深挖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思想老根儿，论述如何自觉而且痛苦地改造自己，历尽艰辛，这才有了些许进步，其间经历了怎样怎样的思想斗争，甚至是与爷娘老子发生直接的激烈冲突也是在所不惜。当然了，这也不能全凭嘴说，都这么说岂不乱套？最好是还有事实加以佐证。我一好友刘某某在申请入团期间有一日突然头裹绷带来校，且白色纱布上洇出红红血迹，据说是坚决要与老爸决裂被打的。姑且不论事情真假，就凭着这份执着，这般坚忍，可知这里面含了多少申请入团者深藏心底的无奈与酸辛！其实他出身才不过是个小业主儿，还属于团结之列。为了入伙儿，竟然需要送上带血的投名状！可不悲乎？
就这也不能算完，只要还在组织甄别考验期间，你就得继续把思想改造进行下去！比如之后又有过哪些反复，这里面同样也可以编造些事由儿，至于在心明眼亮者看来是否恶心下作，绝对不要去想，否则你很可能因无法抗拒自己内心的谴责而崩溃。你还要说明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你的认识如何，将来准备怎样进一步改造锻炼自己等等，除了勤于汇报思想，你还必须在行动上不断地有所表现，并尽量要装成无意中让旁人看到，当无名英雄那是傻子才干的事。
我看着班上那些入团积极分子整天价找人谈思想、交汇报、做好事、表忠心，满脸严肃、一本正经、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表现自己，心里着实为他们感到悲哀，我自己的入团欲望也在这悲哀中一步步地被磨灭消沉。我坚信自己做不出这种种不堪之举，无法通过组织的考验，更别说战胜那些竞争对手。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费事？不入团就是了。只是每当回家，面对老父的谆谆教诲，只能口是心非地哼哈应对，看着老人家那充满期待的目光，心里充满了对他的深深歉意却又无法明言，当时心中苦闷可想而知。
虽然是我亲手斩断了自己的入团之路，我却又绝非那种抗拒思想改造、自甘落后之人。初一那年，由于初次住校，又是恰逢全国饥荒，十四岁大小伙子，定量只有二十八斤半，糖肉油近乎绝迹，肚里少有油水，实在饿得不行，难免就干些逃学旷课、不守纪律、抓鱼摸虾、偷瓜摘枣、不择手段四处觅食之事，成了班里的后进少年。从初二开始，受到新班主任和高中派至我班的学生辅导员的激励教导，我就开始处处约束自己的顽皮天性，努力向着先进榜样学习。加之学校逐渐加强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那些革命理论、励志名言、血泪控诉、今昔对比、忆苦思甜、英雄事迹等等真是管事，渐渐使得我对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深信不疑，并决心以实际行动为这美好蓝图添砖加瓦。思想进步了，行动也自然跟上。什么遵守纪律、勤奋学习、帮助同学、努力劳动、争做好事、认真值日等等，我都是一以贯之。初三那年到冷泉农场劳动，我还成了代表年级在全校大会发言的劳动标兵。即使在高二我断了入团念头，我依然以思想上真正入团要求自己，对于毛老太爷和敬爱的党，那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奉若神明，绝无半点不敬和稍许怀疑。虽然今天看来这些都属于“洗脑”的结果，那时却真的是一个无知少年献出的不夹杂半点私心的绝对赤诚。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同学的真实情况。
关于入团，在刘小萌所著《文革前的“阶级路线问题”》一文中看到如下的一段话：
1964年，路金栋（共青团中央书记）强调，为了贯彻阶级路线。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入团，必须掌握从严。……总体来看，至文革前，共青团组织的新成员堪称纯上加纯。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 基本被排斥在团组织之外。正是其政治地位每况愈下的一个突出反映。
北京社科院的李伟东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统计，我所在的高63（1）班54 人中，团员24人，非团员28人，2人不详。24名团员中，高中入团7人，其中高一期间入团1人，高二分班后入团6人，按照出身，本班红五类出身18人中16 人是团员，干部子弟全部为团员；26个中间群体出身同学中10个团员，3个资本家出身同学中1个团员，1人不详；8个黑五类中没有团员。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入团实属妄想，没写申请倒是英明之举了。
第三重忧虑是对前途的迷茫。
1966年夏我拿到高中毕业证后，却半点也高兴不起来。出身不好，又不是团员，学习成绩虽尚属上乘，但能否通过高考的政审关，我已经是心知肚明了。
这是一个早就想过无数次的问题。初中时我认识一个郑姓高三好学生，经常来宿舍给我们大谈政治局势、革命理想，我们全都对他心存崇敬。可他高考却没被录取，去了农场，听说原因是出身国民党军官；还有一个张姓高中好学生，是北京市数学竞赛第一名，结果由于父亲在台湾而高考落榜，他不服气，跑到高教部讨说法，备受批判。说是最后去了南口农场，实际是1962年被抓，发配新疆石河子劳改农场，1978年才平反回京。万邦儒校长曾经以此人作为反面典型，告诫我们要一颗红心，多种准备，无条件接受党的挑选——潜台词就是告诫出身有问题的学生要识趣认命，不要抗拒，以免招灾惹祸。
高一我所在的高63（4）班，全部是从本校初中考进来的学习较有潜力的学生，到了高二开学，学校突然来了一次重新分班。高一年级四个班的学生重新组合，分成两个预科班和两个普通班。我被分到了高63（1）班，是普通班。虽然没有公布分班的具体标准，家庭背景肯定是能否进预科班的重要依据。后来据当时的教导主任冯玉中回忆，分班时学校内部掌握的标准是：能否上清华大学的保密专业。因为大学保密专业有政审，比如无线电专业、高能物理专业。虽没说要求出身，但要审查。比如有海外关系的，家里是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有“杀、关、管”的，那肯定不要。因为到1966年那预科就是直接要升清华大学的。
在那几年，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毛泽东在1962年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对地主资本家的声讨也一浪高过一浪，什么四川刘文彩地主庄园收租院泥塑、天津三条石工人血泪史以及北京粮老虎发家史、东来顺发家史、同仁堂发家史等等，各种形式的阶级控诉和忆苦思甜铺天盖地而来，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告诫不绝于耳，“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的口号震天响，生生把“阶级敌人”污蔑、丑化成一群穷凶极恶、青面獠牙，家藏变天账，夜磨杀人刀，时刻不忘复辟变天的嗜血魔鬼。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哪里还有我们这些人的上升空间？同期热映的表现军垦“战士”备受中央首长悉心关爱的《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把军垦农场美化成浪漫富饶的北国江南的《军垦战歌》两部纪录片则暗示了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学生的未来出路和命运。当时看了，我还真有点热血沸腾、跃跃欲试的想法，本来嘛，如果高考落榜，无颜见家中父老，还不如远走高飞，效法张骞、班超，到边疆闯荡一番，何况那电影儿里的景物看着不错，充满了浪漫，适合我放荡不羁的性格。1967年初，听了新疆建设兵团来的人的血泪控诉，我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原来跟劳改犯人相差无几，电影里展示的全都是些无耻的骗人鬼话！
分班以后，不仅是我，大部分出身有点问题的学生都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大家嘴上不说，行动却有所显现。有几个学生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与我交好的戴建中动员我也去做，说是将来下到偏僻农村，缺医少药，得个“绞肠痧”（阑尾炎）就能要命。有人去夜游香山、长途远足十三陵，以锻炼体魄，应付未来的艰苦环境。其实那些拼命争取入团者，也只是在绝望中胡乱抓挠，希望能争取到一线生机，幻想能有奇迹出现。
此时的我已经是不抱任何幻想了。既然无力抗争，也只能听天由命。只是这一旦揭锅，如何去面对老父那失望的表情，成了我心中唯一的纠结。
有一篇名为《我所知道的文革前高考的阶级路线及“政审”》的文章，现从中摘录出文革前三年的高校录取中出身不好的学生所面临的惨烈状况，这也是今天的年轻人所绝对难以想象的：
1963年，强调阶级斗争了，招生的阶级路线趋紧，新生中出身不好的比例明显下降。
1964年，四清运动开展，阶级斗争全面升温，高校招生的阶级路线突然全面收紧。出身不好的考生几乎完全被拒之于高校门外，只有极个别的高级统战对象的子女被录取。当年各高校已无权招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只有省里才有权决定录取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
1965年，基本承袭了上年的阶级路线，但有少许松动。如果说1964年高校的门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是完全关闭的话， 1965年则是开了一个小小的缝，这个缝小到只有很少的人受惠，这些人一方面要接受家长的供养，另一方面又要痛骂自己的家长以示“政治正确”。因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的第一关就是和家庭划清界限，当然，仅此还远远不够。
只可惜，在出身、入团和高考升学这三个影响人一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块温情脉脉的面纱下，进行着的却是绝对“唯成分”的暗箱操作。可怜当时天真幼稚善良的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满怀虔诚的赤子之心，一直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争取，对这阳光下隐藏着的罪恶，竟是毫不知情！
这公平吗？
出身不好，入团无望，进大学更是别想，上山下乡就在眼前。在这三重忧虑的困扰和挤压下，我哪里还有学习的动力？高中后两年，除了按部就班的上课学习，晚自习我更多的时间是在五楼的大阅览室里翻报纸、看杂书，转移和排解心中的郁闷，捎带也窥测一下政治方向，《鲁迅全集》是我翻看最多的书，鲁老先生语言尖刻犀利、一语中的、不留情面、藐视名人权贵的独特文风深深感染着我，我开始用剖析批判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包括曾被我认为不可触碰的那些金科玉律、伟人天才、至圣神明。人活一世，纵然抑郁不得志，可也总要活得明白嘛。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几个月之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我的这些深深的忧虑竟被一扫而光，全都成了小事一桩，变得无足轻重了。
山雨欲来
三年饥荒过后不久，就刮起了一股批判风。什么评太平天国《李秀成自述》，批翦伯赞的“超阶级历史观”，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批周谷城的“反动唯心历史观”，在文艺界也在批什么“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论”等等，挖出了一批大毒草电影，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逆风千里》等，于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颠倒黑白、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风渐起，直至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批“三家村”，目标直指各界知名人士，直批得万民噤若寒蝉、目瞪口呆，谁也不知下一个又要批谁。
与此同时，全国还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始作俑者是军队。1963年兴起的“学雷锋运动”虽然是借了为人民做好事之名，尊毛的意味已经很浓。接着又推出了王杰、欧阳海、刘英俊、蔡永祥等一大批学毛著英雄人物，及至以后兴起的全军全民学毛著活动，则彻底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毛俨然成了绝对真理的化身。《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据说一共印过50多亿册，超过了世界人口之和。同期出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向人们证明着毛泽东是中共革命历史上的唯一不犯错误的正确代表，是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伟大救星，是引导革命航船无往不胜的无敌大神。
至此，文革的爆发已经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其实，文革这个提法从1963年已经出现，当时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大家认为运动局限在文艺领域。到了1966年，运动有了愈演愈烈之势。在这股红色浪潮裹胁之下，我们这些尚未成年，涉世不深，又对未来充满期望，一心向上的年轻学子，自然是深信不疑，拼命紧跟，生怕落后半步。我因为身处逆境，对政治多了一层关心，经常去翻看那些批判文章，可只能看到一家之言，无法判别是非。只是觉得文章有点儿以势压人，过于专横，不许人家说话。对于包括雷锋在内的那些英雄人物，我倒是常有质疑。总觉得这些人如果继续健在，或者脱离了部队这个特殊环境，未必就还是英雄。但这也只是有时想想，不曾深究，更不敢道与旁人。对于毛老太爷，那时依然是尊崇备至，不曾也不敢有半丝怀疑。
当时流行一句励志的话：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曾经令广大青年学生热血沸腾，下定决心跟着毛主席革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话其实不是对我们，而是对“他们”说的，这个“他们”就是干部子弟。因为那是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向基本全部是干部子弟的中国留苏学生讲话时说的。闹了半天，人家是自家人关起门儿来对自家子弟说私房话儿，根本就没咱们平民小子什么事儿！（图为1966年风暴来临前夕春游八达岭时同学们留影）
干部子弟一直在各方面都受到特殊照顾，特别是高干子弟，他们大多跻身名校，入团入党升学这些在我们眼中难以攀爬的险峰，对他们来说却是稀松平常、如履平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再自然不过的小事。清华附中自然也不例外，贺龙元帅的公子贺鹏飞从四中毕业高考不理想（据说各科平均20多分），就来附中再读一年高三，然后就顺利升入了清华大学（各科平均30多分）。录取通知书却又不写明专业，他去大学问，人家给了他个自选机会，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了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在强化阶级斗争教育，贯彻阶级路线的大趋势下，学校为干部子弟搞单独军训，作内部形势报告，在他们中间树立标兵，优先任命他们为班、团干部，处处优待，呵护有加。甚至在本班一起极为普通的学生推搡冲突事件中，由于一方是高干子弟，另一方就被全校通报，最后受到记过处分。由于过度偏袒还引发了全班几个下午的停课辩论，校、党、团领导齐刷刷上阵围剿，最后以平民子弟全面噤声告终。这件事就是清华附中有名的“娄熊事件”，后面还要专门说到。但是这些优待政策远不能满足高干子弟的胃口，他们追求的是对平民学生的绝对压倒优势。这些被红色接班理论培育出的小野心家们要的是对学校的绝对控制权，将来要的是升学、工作、掌权接班的绝对优先权，各种利益分配的绝对垄断权。
早在1964年7月，他们曾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1965年2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1965年5月和1966年4月，他们两次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运动，大搞阶级教育（如清明节扫墓）活动、“两忆三查”活动。1966年5月，预65（1）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等人对校长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提出意见，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他们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
学校领导没有料到，这些学生凭借多年练出的政治嗅觉，依仗从父母处看到、听到的以及大院子弟之间传递来的中央精神和内部消息，已经意识到：踢开校领导，自己掌权的机会来了。
他们的第一口，恰恰就咬向了一贯悉心呵护他们的学校领导。
他们知道底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讲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批判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所谓“阴谋反党集团”），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的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当时只传达到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过了一年，1967年5月16日才向社会公开。1966年时老百姓并不知情。但消息灵通的清华附中的干部子弟却是捷足先登，闻风而动，开始私下联络，商讨行动计划，组织自己的队伍。其主要观点就是指责校党支部长期搞阶级调和，打击干部子弟，包庇白专学生，是个“烂掉的组织”。
这个消息一经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在多数人看来，这纯粹就是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人忘恩负义的举动，再加上附中领导自1963年以后，学生入校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新生观看清华大学常年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特别是其中的反右斗争教育，“反对本单位领导就是反党”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工商业者们“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在一派诚恳祥和的气氛中应各单位领导的邀请真心提了些意见建议，竟不料中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之计，被反诬成“猖狂向党进攻，妄图变天”，结果被大批打成了右派。况且清华附中在万邦儒校长主持下6年来办学成绩斐然，已经成了全市的一流名校，这样的校领导怎么会是烂掉的组织呢？所以全校师生态度几乎一致坚决拥护校领导。
校领导自然不甘坐以待毙，也采取多种措施来应对干部子弟对教育路线的批评，比如召开全校的讨论会，在讨论中通过语言诱导来化解矛盾；改组学生干部，把闹得凶的同学清理出学生干部队伍；在学校工作部署上紧跟形势等。但是，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的红卫兵不依不饶，不断向校方施加压力，还利用自己干部子弟的身份优势，不断上书中央，“告御状”。
昔日的宠儿指望不上了，学校开始另选依靠对象。一天，班主任丁老师把郑光召、戴建中和我叫去，说是班上要进行反击，让我们站稳立场，好好表现，经受组织考验等等，于是，我无意中成了保校领导的积极分子。
其实，我的表现并不积极，甚至可以说是消极，只是与郑、戴二人接触较多，观点一致而已。这两人文才都好，对政治也都热心，特别是郑光召，也就是后来的作家郑义，在文学、体育、社会活动方面都是全校知名人物。由于1966年初他成了我的入团联系人（当时班里团支部给没入团的都安排了联系人，包括我这个没写过申请书的），接触就多了起来。戴建中则一直是我好友，平日里形影不离，对许多事情也都观点一致。我这个积极分子实在是沾了这二位的“光”。
当时我和老戴也分析形势。我对局势的看法是：干部子弟们肯定是有来自上层的内部消息，否则不会有如此举动。正因为他们知道“底牌”，所以心里有底。而且他们是有恃无恐——反对了，就一步登天，反错了，凭着自己根红苗正，学校也奈何他们不得。我们则恰恰相反，明知道对方知道底牌，也不可能同意对方观点。因为对方说学校包庇我们打击他们，这实在是倒打一耙、反咬一口，也就决定了我们明知学校历来是他们的利益维护者，也只能保校领导。这既是维护相对的正义，更是为了自保。至于利害得失，也有估计：保错了，对方绝对不会放过我们。保对了，也未必得到校方的回报（据事后戴建中说：“当我们保校党委的时候，万邦儒就说，‘我们要注意，为什么现在一批干部子弟反对我们，我们重点培养的人反对我们，而一些右派学生，如郑光召、戴建中，现在保我们，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校党委的决议，这个决议现在在我的手里。”）。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郑、戴二人不同，那二位当时还心存幻想，有入党、入团的追求。这种追求我一直认为是正当的，没什么不对，但我对入团已经心灰意冷。再说了，马上高考了，岂能现上轿子现扎耳朵眼儿？临时再争取也不赶趟呀。基于这种认识，我可以说是表现消极。除了常跟老戴一起交换看法、分析局势外，我对外从不讲任何看法，更不写任何文字东西，“积极”二字实在是高抬了我。天地良心，我一无言论，二无文字，三无行动。我生生是吃了他们的“挂落儿”，被冤枉的呀！（图为1966年春游时部分同学与万校长〔前排中〕合影）
形势发展极快，令人目不暇接。
5月29日，清华附中干部子弟在圆明园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6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天我校高三毕业班原计划进行的毕业考试也停课未考。
6月2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虽然大字报通篇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在大字报纸后面预留了一定的空白，以便支持大字报观点的同学签名，当时一共有100多人在上面签了名。
６月３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领头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刘涛、元帅贺龙之子贺鹏飞、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黎风、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等高干子女。
6月4日，团中央派两人来附中了解情况。与我同班的红卫兵头目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下：
“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6月5日，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下：“王铭找了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熊钢找了薄一波（副总理），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而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宋维栻也到清华附中看了大字报，他时任大军区级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
６月６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干部子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其中不乏高级干部子女。
6月8日声援达到高潮。当天下午，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附中，组长是章建华，实际领导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兼海淀区中学文革工作队副队长刘晋。
红卫兵的亮相时机把握得如此精准，与高层的动作如此合拍，斗争艺术如此高超，曾经令大部分懵懂学子无比叹服。但是我始终认为，这绝不是凭着他们自己吹嘘的什么阶级感情深厚、路线斗争觉悟高、政治立场坚定，因为这些东西从来就不曾存在。原因只有也只能有一个，就是他们凭借自己独有的政治优势，不但背后有“高人（高级干部）”指点，还可以随时翻看“底牌（内部文件）”。这明明就是为人不齿的“出老千”（在游戏或赌博中弄虚作假）行为呀！
进入6月份，大多数人也都逐渐看清了这一点，直接与红卫兵对立的明显减少，大家都在观望。工作组一进校，大家又都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工作组身上，希望亲人工作组来后能了解事实真相，秉承公道、主持正义。岂知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一切善良的期待统统落了空！
学校领导首先被“卸磨杀驴”
6月8日工作组进校后，实行了与校领导“背靠背”的政策，不握手、不交谈、送饭不吃、招呼不打，态度异常冷淡。这令校方感到无所适从，也让旁观的师生心里蒙上一层不祥的阴影。
9日晚上，在饭厅前面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初次露面的刘晋表情冷峻，语气严厉，宣称受团中央胡克实委托来支持革命左派，揭附中“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盖子”。讲话中刘晋借他在十九中领导工作组的经历，明里暗里指责附中对抗运动，斥责附中领导“只知有蒋（指蒋南翔），不知有党”，对递条子质疑的学生也是严辞驳斥。当时有物理老师张能光为会场照相，刘晋当即严厉斥责：“想干什么！指望以后报复？！”吓得张老师仓皇而逃。其实，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真实原因是当时团中央已经断定身兼高教部长和清华大学校长要职的蒋南翔要倒台了。不明就里的全校师生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一顿训斥下来，渐渐全场哑然，无人再敢吱声，有人打个哈欠，竟被红卫兵当场指着厉声训斥。老戴说他被吓得几十年以后还保持着当众打哈欠从不敢张嘴的习惯。大家都被工作组的来势汹汹吓坏了。只有红卫兵备受鼓舞，狂热的口号声响彻初夏的夜空，带给惶恐无措的师生阵阵寒意。
事后知道，当夜郑光召便到红卫兵处宣布“投降”，并受到对方的“欢迎”。
10日清晨，宿舍楼下一声“打倒万邦儒”的吼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起来一看，全校形势已经大变。我痛苦地意识到：局势已经翻转，他们赢了。接下来便是继续长时间的卧床思考。在我看来，如果说校领导有错误，那就是过度执行阶级路线的歧视政策，把历朝历代培养人才的“唯才是举”变为建国以来的“唯出身是举”。这与红卫兵坚持的反校领导的“理由”截然相反。虽说这也是中央授意，形势所迫，但今天领导们代人受过，也是事所必然。但问题是突变在即，我该怎么办？我万不能接受的是：如果清华附中这样的领导属于“烂掉了”，那全北京的几百所中学岂不是都烂掉了？这可能吗？这合乎逻辑吗？把这些校领导全部打倒的后果又将是什么？思考的结论是：什么都不说，继续看吧。
接下来的几天，看清形势的全校学生悉数倒戈，大字报铺天盖地，纷纷起来拥护工作组，批判校领导，真个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又恰似“树倒猢狲散”，哪管对和错？几乎所有以前保过校领导的教职工都受到运动的冲击，就连炊事班班长刘宗友师傅都脖子上挂个写有“刘忠狗”的围裙，被初中小红卫兵用木枪押着扫地。我所在的高63（1）班也在11日斗争了本班班主任丁淑慧老师。斗争会由红卫兵头目宋柏林主持，全班学生一阵狂呼口号，把丁老师吓得瑟瑟发抖，狼狈不堪。
这期间有一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就是斗争丁老师当天下午，我班一帮同学忽然想到要去给丁老师和万校长家贴大字报。当时是由郑光召带头，人数十多个人，我混迹其中，想看看事态会如何发展。有认识路的学生带路，先去了丁老师家。丁老师在家，见到我们嘴唇直打哆嗦，话也说不利落。好像有人训斥了老师几句，贴没贴大字报不记得了。我因为心怀愧疚，所以一直闪在后面，不敢面对老师，只在院子里打了个转儿就出来了。
之后到了万邦儒校长家，万不在，家中只有校长夫人和儿子。夫人很有风度，见我们来了不卑不亢，毫不惊慌失措，面色平静并不多言，显得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只是主动礼让我们这群“暴徒”进屋。公子万军只有七八岁，低头拿着笔坐在桌子前面，看也不看我们。桌上铺了一张纸，仔细一看，写着:“爸爸，我要和你划清界限”之类的几句话，令人看了好不心酸。稚子何辜，遭此荼毒！我不忍再看，赶紧走出房间。众人看了也都默然，匆匆离去了事。这次行动虽然没有太多过分举动（后来有人回忆说那天在万家贴了大字报，还踩上了人家床，我却没见），但终究属于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甚至还有充当鹰犬，造孽表功之嫌。扪心自问，那心态实在是卑劣之至。每当想起校长的家人，特别是万公子，心中总是充满了负罪感。但愿不要对他的幼小心灵带来太大的伤害。
从6月17日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所谓的批斗会，每当揭发出万校长的一条所谓“罪状”，便会厉声质问：“你居心何在？”万稍一解释，底下就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叫他说不完个整句儿，什么“打倒万邦儒”“万邦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万邦儒老实交代”等等，时不时还加上段毛主席语录，诸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固到后来，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根本不容被斗者分辩。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万邦儒出身地主，自知这是他的个短板，对忠实执行阶级路线不敢有丝毫轻慢，历来对干部子弟都是百般呵护照顾，如今面对这些学生的狂扑乱咬，真不知作何感想。
口诛笔伐倒也罢了，其间的暴力虐待更是层出不穷。大会多在晚上进行，被斗者端端站在几盏大瓦数电灯泡下，任凭强光炙烤和趋光聚拢来的蚊虫叮咬又不敢躲避和拍打，极为痛苦，时不时还有人上来强按低头，有一次居然有初中红卫兵从后面冲上来把一桶冷水兜头浇下，惹来众人一阵惊呼。实在令人发指！
在此期间，有人发出“通令”，让万邦儒和韩家鳌（副校长）自费买若干张大字报纸次日几点之前交到某班供对其批判用，他们也只得遵命执行。有一天中午，我正在三楼教室凭窗远眺，忽听得一声清脆的耳光声从楼下传来。低头向小马路上望去，只见吴裕良副校长正低头靠边儿急速离开，后面几个初中红卫兵看着他的背影正在狞笑，其中一人在得意地端详扬起的右掌……
这期间几乎所有老师都受到了残酷斗争。据说教导主任冯玉中老师不堪批斗之苦，曾经拿了根上吊绳子消失了几天。由于实在撇不下家中妻小，终于没有死成。就这回来还被红卫兵训斥一顿，问他为什么不去死！（图为1966年6-7月间清华附中学生批斗冯玉中老师）
起来揭发批判的还有不少“革命师生”。这些人或是恍然大悟、义正辞严地控诉，或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地声讨，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心里清楚得很，校领导们哪里有什么“罪恶”？万邦儒二十八岁当校长，六年来勤勤恳恳、夜以继日，抓教学、抓运动队、搞调研、定规划，经常是我们睡觉了对面校长办公室还亮着灯。真算得是忠实执行上级的教育路线，包括阶级路线，带领全校师生把六年前刚刚草创成立的清华附中办成北京市数一数二的名校，中学生运动会的奖杯只差一个就被附中囊括，每年四十几个学生考入清华的高考佳绩全国仰视，今年的目标是近压师大女附中，远超上海第六中学。那可都是全市和全国的公认老大！如今“出师未捷身先死”，只是凭了毛的一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就和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大、中、小学千千万万校长一道，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黑帮分子……
几场批斗会下来，令人大开眼界。无中生有、捕风捉影、颠倒黑白、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指鹿为马、恩将仇报、无限上纲……都得到了充分演绎。
我充分领教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捎带还想明白了另外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在清华大学常年举办的“反右展览”上，我遍翻长条桌案上堆放的大量揭发批判材料，竟然找不到右派恶毒向党进攻的确凿证据！—— 想来当年的右派也是这样被“炼成”的吧！
想明白的同时，新的问题来了。在当初斗争丁老师和斗争万校长的会上，我不是也在高呼打倒他们的口号吗？老实说，当时心情还有些激动，觉得这次站错队是被他们带到了沟里，他们被斗争也是该着他们倒霉。我觉得这样想的可能还有不少人。对此作何解释？无法解释。我承认当时我就是人格分裂，两个小人在心里打架，一个说他们是被无端冤枉的可怜人，你不该落井下石；另一个告诫我说你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党是不会错的。况且校长和老师的事情与你何干？细说起来，你才是阶级路线的受害者，怨恨校领导的应该是你才对呀！在理智与良心和服从与自保之间，我和多数人一样，都选择了后者。而这恰恰就是运动能够顺利开展的“群众基础”。
就在斗争万邦儒校长的一天早上，从广播里听说了中央决定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消息。学生们对此反应不一，红卫兵们热烈拥护，因为他们坚信半年后出台改革后的高考招生制度肯定对他们更有利。红卫兵吴某某（女）等人还带头在教室里扔书撕书，一边撕还一边破口大骂，说是这下可断了“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们”的大学梦。也有群众跟着撕，以表示拥护革命。其实原来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不少人心里着实难受：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只是不敢流露罢了。我当时不在教室，无缘目睹此撕书盛况（也有人说是焚书），事后闻听此讯反倒是如释重负，心中暗想这下可总算是免除了高考落榜无颜面对老父老母的尴尬局面。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一推迟就是十一年，更没料到十一年后我等原本高考录取无望的“孝子贤孙们”中的不少人竟然咸鱼翻身圆了大学梦！当时欢呼雀跃的吴某某之流反倒最终与大学无缘……
七斗八斗之下，万邦儒们虽仍不肯认罪，实际上已经被彻底“批深批透、斗垮斗臭”，他们的名字在大字报上被倒着写，并打上了红色或黑色的叉，以后就干脆呼之为万狗、韩狗等等，眼见得成了“死老虎”“狗屎堆”，大家对批斗会也渐渐失去了兴趣。此时的红卫兵又开始搜寻新的迫害目标，准备狠整他们痛恨已久的“右派学生”了。
“右派学生”之路
6月21日，在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21名委员全部是红卫兵头头，这是红卫兵坚持对工作组抗争的结果。工作组希望“文革会”应该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红卫兵恰恰相反，他们把这看作只是掌权的第一步，接下来要由干部子弟把持学校的一切权利，对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和老师实行彻底专政。我班革委会成员宋柏林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在我们学校，起码有50%是发自内心恨的。”
22日写道：
“在我们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校里，是资、小资占70%以上，所以好像是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
23日写道：
“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的人可能不太合适吧。”
“对右派学生，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
“这些人在学校里是改造不了的。”
几十年后我读到宋柏林这段日记时，依然深深为之震撼。宋的父亲真不愧是“老革命”，斗争经验堪称丰富，寥寥数语就稳准狠地击中了我们的要害。出身加表现，等于右派学生，我们真是无可辩白。这父一代子一代的，真个就是想趁着文革之机联手来个“毕其功于一役”，张开阶级路线的密眼儿大网，对我等孑遗“黑五类子弟”来个一网打尽。事实上，虽未见文，在当时我就已经深刻感受到了其强大威力。自文革前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对出身不好学生的歧视做法，现在已经加码。先是收缴了我和戴建中以前从北京火车站买的两把工艺品蒙古刀，接着又开始放风说是当年的娄熊事件是出身不好学生对干部子弟的仇视和疯狂报复，又说当年郑光召介绍小业主出身的刘喜鸿（外号老肥子）入团是混淆阶级阵线，居然还编造出一个“郑大棒子带着校卫队拦截袭击从圆明园开会返校的红卫兵”。这都哪儿跟哪儿呀！我那时天天与老郑厮混，怎么没见？还有一个姓常的工作组员，此人来自湖南，是个极左分子。他好像不属于团中央工作组的体系，整天混迹在我们高63（1）班学生中，鼓吹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套极左理论，论证阶级路线的正确性、合理性、必要性。按照这厮的狗屁理论，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天生就背负着剥削家庭固有的的原罪，“尔等老子喝了工农血汗，背了先烈的血债，现在尔等孝子贤孙还能有学上，这对工农子弟是何等的不公！这已经是党对尔等的天大恩赐，所以只能感恩戴德，岂容再有非分之想？”
于是我们感受到压力与日俱增，班上同学渐渐避开我们几个，我们也不敢与别人过多接触，生怕一不小心哪句不合时宜的话被人听到汇报上去招灾惹祸。一天，我翻出年初参加人民代表选举的选民证对戴建中调侃：“这可能是我此生唯一的选民证了，真应当好好保存。”对方报以一丝苦笑。至此“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之势已成，只是时机未到，因为工作组遵照团中央的战略部署，目前坚决不让斗争学生。至于是否准备“秋后算账”，我却不知。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６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是《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一篇就是后来遗祸全国的《造反精神万岁》。在红卫兵眼里，工作组已经不再是当初帮助他们翻身掌权的亲人，而是成了他们进一步造反夺权、大展革命宏图的绊脚石。现在他们迫切希望立刻踢开工作组，亲自掌权操刀。
当时在各个班里都成立了由红卫兵组成的核心组，每天在核心组指定的小组长主持下让全班学生分四个小组学习文件和展开讨论。这个事情看似平和，却是非常无聊：听过一篇文章后，每个人都要轮流发言表态，表达对当前政策衷心的拥护，还要装出一脸的虔诚，东拉西扯地讲出些个条条道道来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虽然这事儿不难，我也会。但我觉得这实在有损人格，始终心里非常抵触。别人明明清楚我是怎么想的，我也清楚每个人都是怎么想的，却还让大家聚在一起轮流说一番违心的屁话，这不是欺负人吗？话语权都在你们当权者手里，我敢说半句反对的话吗？我想说的不敢说，你们想让我说的我又不愿说。我不说话，“夹着尾巴做人”还不行，难道还非得摇着尾巴当狗？于是我所在的小组便频频出现这样一幕：每个人都说了一遍，只剩下我了，主持人看着我问：“还有要说的吗？”我却面如止水，佯作不知。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
一个多星期下来，我次次如此，给他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后一天，小组长赵某某实在忍无可忍，当众斥责我“态度非常恶劣”。会下也有好心的同学劝我：“人人都发言，你就也发个言又怎么了？”好在这次之后，这种无聊的讨论会也停止了，于是也就没了下文，我也暂时保住了自己固守的“晚节”。
这期间老郑又出事了。好像是为了庆祝毛泽东的一个什么讲话，这老弟废寝忘食地加班画了一幅宣传画，那画好大！贴满了教学楼门厅的整面墙。不料为了渲染出伟大领袖红光满面的艺术效果，老人家头上的红颜色用得多了点儿，当天就被人指责为“狗血淋头”。这下儿可不得了！绝对是反革命行为。顿时各种声讨谩骂铺天盖地而来，老郑立马儿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名字也立刻变成了“郑狗光召”，有的时候还是“郑匪光召”，还打上了红叉。平心而论，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老郑其实也是非常革命的。他在高二就导演了号称“小东方红”的全校大型文艺演出《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非常轰动，电台还专门来录了音，他还在历届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屡拿奖牌，为校争光。在班上举行的文艺批判会上老郑也是左得可以，堪称批判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先锋。再加上积极争取入党，勇于剖析思想，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运动，简直就是进步青年的典范，与我这种落后分子相比，岂可同日而语？现在沦落到如此地步，只能以四个字概括：不识时务。一个“大资本家出身”就已经注定了你的“贱民”地位，老的一代已经被打倒，成了专政对象，可也不能后继无人呀，就指着你们这些“孝子贤孙”们父罪子承，为贱民队伍传宗接代呢，你居然想凭自己的努力逃出这张大网，可能吗？老戴多次告诫我，少和老郑接触。一则他名气太大，搅在一起难免要吃挂落儿，二则这家伙思维活跃，难以捉摸，有诗人的浪漫气质，可别哪天突发奇想，良心发现，来个“大义灭亲”，把咱们私下说的话虔诚地交代出去……所以非常时期，还是不跟他接触为妙。我也觉得此话有理，就基本断绝了与老郑的接触，于是老郑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事后才知道，当时他连戴个表示效忠毛泽东的主席像章都被红卫兵禁止。他一发狠，把像章直接别在了胸脯的皮肤上，最后长好了，留下一个大伤疤。其当时的苦闷，可想而知。事后再看，我们想不吃挂落儿其实也是痴心妄想。红卫兵早已排定了高63（1）班四大右派学生的“座次”。直到红卫兵倒台，郑、戴、刘、赵的排序始终未变。正所谓“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看你哪里逃！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倒也罢了，可这把刀整天悬在头上，又迟迟不落下来，不免使我们几条待宰之鱼恐惧之中又难免心存一丝幻想：您到底要宰几个呢？毛老太爷不是总说要团结95%，打击5%吗？我班人数52人，按5%计，右派学生当有两个半多点，郑、戴二人似乎没跑儿，肥子和我似在可杀可赦之间。为此老戴极为烦恼，可谓惶惶不可终日。为解心中疑虑，我和老戴专门拜访了工作组头头刘晋，想要探探工作组的口风。介绍了个人情况后，老戴诚惶诚恐地问刘晋：“您看我们是右派学生吗？”刘晋态度虽和蔼，却只是泛泛说些勉励的话，无非是什么有错就改，来日方长之类。对戴的关键提问则不置可否。由于心病未除，出来后老戴依然愁眉苦脸，我说你他妈傻啦？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不知道？还用得着问他！为“稳定军心”计，我星期天回家时特地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后面松树上折了一把松枝，又写了一封鼓励的信。太露骨的话不敢写，也无非就是我们既要修正错误，也要坚持真理，要向先烈学习，勇敢面对现实之类，有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我把信连同松枝一起送给老戴，以示我会和他同舟共济，并肩战斗。老戴看后心情似有缓解。老刘和我差不多，一脸的无可奈何之相，我内心虽然焦虑，外表却装得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怕也不能让红卫兵们看出来。那时的心情，我坚信，没当过右派学生的人绝对是无法真正领会的。
工作组与红卫兵的博弈
从6月下旬开始，工作组与红卫兵之间就开始了权力博弈。
６月下旬，团中央书记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工作组根据团中央的安排，在打倒了校领导，成立了“文革会”之后，似乎就打算把附中的运动纳入正轨，重建党、团组织和各级行政机构，以便重新恢复学校的教学功能。
红卫兵的打算却是彻底掌权，接下来要以附中为基地，以阶级路线为武器，大造声势，逐步建立全市乃至全国的革干、革军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弟联盟，对黑五类子弟实行彻底、全面的专政，最终一举登上政治舞台，接老子的班。
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偶然从６月９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发现了毛泽东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便有了６月24日红卫兵的惊世之作《造反精神万岁》。为诱使工作组上钩贸然批判，还故意不点明这段话的出处。事情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造反精神万岁》被定性为“反动”。上司“克实同志”命令工作组反击。但办事老成的刘晋深知红卫兵诡计多端，后台很多很硬，做事深不可测，在上司不断催促下犹豫再三，终于没敢公开进行批判。当红卫兵在７月４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中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刘晋应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为了挽回颓势，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刘晋一方面于7月15日突然在清华附中成立排除了大部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和工作组组长章建华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７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红卫兵虽然不服，由于局势未明，只好表面上保持与工作组相安无事，暗地里四处串联各校高干子弟，建立校际联盟，互通高层动向，并随时问计于各自家长，研究行动策略，同时埋头编写应对各种可能突发局势的文章，积极准备反击的弹药。工作组也依然表示支持红卫兵。刘晋7月19日还在大会上说：“谁要是说红卫兵是假左派，我坚决不答应！”
博弈双方可谓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借用一句7月22日宋柏林日记里的话：“目前似乎进入了相持阶段，都在‘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决战”。
在与工作组斗法同时，红卫兵依然念念不忘积极推进阶级路线的初衷。
７月１日北大附中“红旗”（“红旗”是由北京大学附中干部子弟成立，类似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组织）纪念建党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受邀参加。“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
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造反歌》，歌词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7月20日，我高63（1）班红卫兵以“齐向东”笔名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该文被全市乃至全国的红卫兵组织迅速传抄、翻印，后来又被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报》转载，迅速流毒全国。因为有案可查，内容不再多说。这篇整版长文火药味极浓，语言极端蛮横露骨，把共产党宣传的阶级路线中迷惑、麻痹人的面纱、外衣、裤衩统统脱光，赤条条一丝不挂，暴露出其凶暴残忍的真实面目。文章把“黑五类子女”骂了个狗血淋头，把接班掌权舍我其谁的主子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该文比后来风靡全国的血统论的“对联”和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都早了不少，堪称推行血统论的急先锋。看到此文，我倒是见怪不怪，因为之前的高考录取政策以及入党、入团、招工、入伍等各种政策实际上就都是严格照此执行的。只是心中暗想，此文如今流毒全国，不知又有多少无辜之人，多少良善家庭将会惨遭灭顶之灾了！“齐向东”成员主要是几个中央级、大军区级干部的子弟，文章执笔人据大家说是当时驻英国代办的儿子、“娄熊事件”的一方当事人熊某。
7月20日，“齐向东”跨班斗争了高63（2）班“反动学生”郑国行。工作组虽然反对斗学生，但因为郑贴过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所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默许妥协了事。同期“齐向东”还斗争了该班班长王加强，进而还想挖出个“高63（2）班反革命小集团”（宋柏林7月24日日记）。至于为何舍近求远，不先来斗争我班这几个“右派学生”，我想可能是他们认为我们几个已是囊中猎物，随时可整，高63（2）班红卫兵势力太弱，需要他们去打开局面；或者是觉得我们罪恶未彰，材料不够（实际从6月开始我和戴、刘就没有任何公开言论和行动了），需要进一步搜集材料、罗织罪名，才好稳准狠地击中我等要害。详情不得而知，反正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用红卫兵的话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其他班级好像也屡有斗争学生的事情发生，初中就有四名刘姓同学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其中一人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之女。
权力的博弈也同时在与附中一墙之隔的清华园里展开。校长蒋南翔被打倒后不久，以清华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几个人向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为后台的工作组发难，于是被打成了“反党分子”。由贺龙之子贺鹏飞任组长，刘少奇之女刘涛、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李黎风、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等一批高干子女组成的清华大学文革领导小组立刻配合工作组对他们进行“围剿”，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辩论轰轰烈烈。我和老戴曾去看过两派在清华大礼堂进行的辩论会，凭着我们在附中的经历，总觉得老蒯他们这是以卵击石，凶多吉少。但不知是贺鹏飞们和工作组手段不够老辣，还是反对派大学生的思维过于敏捷，斗争策略过于高明，“蒯贼”久打不灭，陆续又生出了一些战斗小组与贺鹏飞、王光美们作对，竟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期间还有附中的红卫兵刘刚等人到大学刷“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声援蒯大富。这些错综复杂的局面真是令我摸不着头脑。其实我们自己正在焦头烂额，哪里顾得上去深究清华园里的玄妙？
风向陡变
7月27日，一早起来，发现红卫兵连夜贴出了一批大字报，其中有红卫兵的《三论造反精神万岁》，对这种狗屁文章我只是粗略一扫，懒得细看。无非是一堆口号的罗列，外加一串杀气腾腾的威胁谩骂。其他的却令我大吃一惊：竟然都是炮轰工作组的！到底怎么了？他们不是一直合穿一条裤子吗？工作组不是对他们有恩吗？仔细看了一圈，我有了初步结论：一定是这帮家伙又得到了什么内部消息，知道工作组不行了！这算什么？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翻脸不认人？偷看底牌？投机取巧？出老千？……总之找不出好词儿来夸他们。吃惊归吃惊，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表示。只是心中暗想：这帮家伙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下我等日子恐怕会更加难过了。随他去吧，如之奈何？反正这又不是第一次！
7月28日，工作组已经不知所踪。下午，两车红卫兵从北展开会回来，嘴里不知在反复唱着什么，唱到最后是一声恶狗般的狂吠。个个一脸凶相。仔细听了几遍，原来歌词竟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他妈的蛋！”我心想：你们他妈的才是混蛋！骂人算你的本事？当然，也只能是心里想。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大批中央领导出席的“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红卫兵头头们都去参加了。我听了现场转播，印象深刻的是：北京市委宣布工作组撤消了；周恩来传达毛主席说文化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刘少奇说，文化革命怎么搞，你们问我，我也不晓得；大会结束时，毛泽东突然现身，没有说话；周恩来带领全体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的结论是：工作组败了，红卫兵赢了，他们开始彻底掌权了，我们的苦日子来了。
清华园里也有了变化：
8月4日晚，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陈伯达等来到东大操场参加辩论会，说是辩论，主要是让之前还在做绝食斗争并被工作组关押半个多月的蒯大富亮相发言，并由周恩来宣布为他平反。陈伯达说话口音很重，基本没听清说了什么，董必武说老革命在这次运动中要保持晚节，邓小平不讲别的，只是当众带头呼了几句口号。当时我就非常吃惊：咸鱼居然还能翻身！看来这场博弈也是工作组输了，反对派赢了。
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工作组是什么人？那可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呀！他们背后站的都是老革命家，刘少奇都来看过大字报，做过指示，刘的夫人还是工作组的顾问！历来的运动都是党大获全胜，他们能出错吗？他们可能出错吗？红卫兵、蒯大富这帮毛头小子懂得什么？凭什么他们能打败工作组？这与我的常识不符呀！我一贯的座右铭是“活得明白”（还有下半句是“死也要死得明白”），可现在偏偏是死活闹不明白。最后只好自我安慰：谁胜誰败重要吗？反正不管谁掌权我都是“贱民”！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去他妈的！
多年以后，陆陆续续得到一些补充消息后我才渐渐明白过来，原来这股风的风头正是出自万民敬仰的毛泽东主席，是他老人家把风刮起来的！
文革之初，毛泽东始终住在外地，派工作组的决定虽然请示、报告过毛，工作组人员的选派、运动的指挥、突发事件的临机处置等等，却都是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具体操作。毛只是在外地随时听取汇报，观察动向……
7月18日，毛泽东返回北京，第二天就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7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到清华看望蒯大富。
7月26日晚，在北大群众大会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组，宣布今后一切权力归“文革会”；清华附中红卫兵闻风而动，连夜“哥们儿之间翻脸”，造了附中工作组的反。
7月27日，中央文革宣布罢了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周杰的官。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展出席海淀区中学革命左派与周杰辩论会，江青表态支持中学生造反，附中红卫兵趁机递上论“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托江青转交毛泽东。
7月31日至8月1日，周恩来在清华和人大会堂，两次长时间与蒯大富面谈，蒯大富说，“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其实就是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
可是，即便当时我们就“活得明白”了，又能怎样？手握尚方宝剑的红卫兵能饶过我们吗？我们根本无力反抗，充其量也就是落得个“死得明白”罢了。
红卫兵大权在握
团中央垮了，工作组滚蛋了，尚方宝剑到手了，此时的红卫兵春风得意、热血贲张，感觉立下了不世之功，现在大权在握，决心要大干一场了。
为了显示自己革命，这帮自诩根红苗正的公子、公主们在8月1日组织了全校学生横渡昆明湖。第二天我进宿舍撞见宋柏林回来取东西正要出门——自打当上红卫兵要员，他极少回宿舍，不知每晚在哪儿“刷夜”。我问：“听说毛主席给你们写信了？”
见右派学生主动发问，宋的回答有些结巴：“啊，是，只是，还没拿到东西。”
8月上旬的一天，高63（1）班红卫兵小组“齐向东”的袁某某（济南军区政委之子）找到我，拿了一张文革前出版的《新清华》小报，上面刊登了文革前一篇清华学生的自我思想批判，他对照着给我分析为什么我和干部子弟想法格格不入。结论是三条：“阶级偏见、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心理”，让我按照这三条给他写一份检查。事发突然，我一时想不好对策，就暂时应了下来。
事后一想，明白了。这帮家伙是在为整人做准备呀！前面说过，我们很早就做过分析计算，我班人数52人，按5%计，右派学生当有两个半多点儿，小数不计，两个没跑儿，四舍五入，三个正好儿。郑、戴二人铁定是稳坐头两把交椅，肥子和我似在可杀可赦之间。现在袁某人只来找我要检查，不找那三位，显然是为显示他们宽大为怀，想放我一马。说来也是，右派学生排座次我是老四，加上我不就超了？我又和“齐向东”的宋柏林、袁某人同宿舍两年，虽然无甚交流，也无冲突。平时我也算是谨言慎行，找不到我与红卫兵作对的罪证，今日之举，当是袁某人对我法外开恩呀！这根橄榄枝我接还是不接？
过了几天，正值到处对那个混蛋对联辩论得热火朝天之际，晚上，袁某人突然驾临教室，无端对“狗崽子们”厉声斥责一顿，接着依照郑、戴、刘、赵的次序喝令站起来，每人问两个问题。场面如下：“某某某，站起来！”于是应声起立，“你什么出身！”于是如实作答，“你是不是混蛋！”——最后这个是问题吗？还他妈用问吗？这明明是在仗势欺人！可明知如此，也只能回答“是”。当然，各人回答内容相似，口气却不同。我答得短促坚定，面无表情，双手叉在胸前作自卫状。见此阵势，“革命群众”们也迅速配合，呼啦一下将我等包围，七嘴八舌地声讨指责，也不知他们这愤怒的表情是真是假。有人大吼一声，挥掌打掉我交叉着的手，我一看却是曾经与我交情不错的一位，地主出身。哎，为自保计，情非得已，理解。怎能怪他！
只听得革命群众们在周边七嘴八舌，嚷成一片，恰如群鸦绕树，又似蛤蟆吵坑。我无心细听，只顾着自己不要露出狼狈之相。这帮家伙能说什么呢？无非是故作姿态，表现一下，力争与我等切割罢了。稍后人群散开，我忽然看见那三位难兄难弟都蹲在地上，有的埋头裁纸，有的奋笔疾书。近前细看，写的却是我恨透了的那副倒霉对联！
“写这干啥？”
“他们（红卫兵）让写的。”
“写多少？”
“一百幅（每人）。”
“干什么用？”
“明天到体育学院去贴，还得把一个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贴到自己床上。”
“谁用谁写，别管他们！”
没人理我，我就独自回宿舍了。路上心想，怎么没找我？看来袁某人真是想把我另案处理了。可这一百幅！那哥儿仨今儿晚上别睡觉了。奇耻大辱呀！
次日醒来，天已大亮。想起昨晚之事，我赶快来到隔壁宿舍，见只有肥子哥睁着眼合衣躺在床上。
“一夜没睡？”肥子笑而不答，眼盯着正上方贴着的一条下联。
“我看看！不错，贴得挺正。”肥子依然无语。
我不忍继续调侃，径自去洗漱吃饭。从饭厅出来，见校内已经空空，想必大队人马已经开赴体院。我也向体院方向走，想去看看热闹。进了大门沿着右侧小马路走了不久，迎面过来一人，一看是初中同学刘平东。当年刘和张晓宾等与我不错，常在一起聊天及复习功课。刘、张都是大院干部子弟，想来他也必是红卫兵无疑了。昔日同窗学友今日偶遇，谁也不说话，面面相觑竟形同陌路。接着又想到和张晓宾高一还是一个班，关系依然很好，我还去过他家（因他发烧我送他回家）。那时都不问出身，但我听说他是铁道部某司局长之子。高二分班后他说要不是分班，他还准备当我的入团介绍人。如今时过境迁，他已贵为红卫兵大头目，经常出入中南海或钓鱼台，前途无量，我竟沦为右派学生。凭什么？就凭一个出身。可那明明是与生俱来，胎里带的，与我何干？以此论罪，又是何等荒唐！
继续前行，到处空无一人，看不到辩论会会场，觉得无趣，于是打道回府，独自在教室里去写那份倒霉检查。
写检查这事极难。因我平时不注意改造思想，政治词汇运用不熟，人又自负，认为自己政治上很进步，没啥毛病。如今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思想反动，确有“罪恶”，真个是做到了“瑜中求瑕，屎里觅道”。憋了半天，绞尽脑汁，搜索枯肠，无中生有地给自己扣了半天帽子，在横线本上写满了四页纸，也只是论证出了自己可能有阶级偏见一条。再往下，想写阶级仇恨，不但没了词儿，也不敢再写了：
自己列举事实，亲自分析论证，硬说自己确实有阶级仇恨，还想着搞阶级报复！他妈的我自己有病呀？这分明是自己挖坑儿埋自己嘛！回头白纸黑字的往红卫兵手上一交，让谁看这都是铁定的反革命呀！枪毙的份儿都够了，直接一枪毙了得了，还用费劲写他妈什么鸟检查？！
这套逻辑也真够逗的：“为了让自己不当右派学生，你就得自己证明自己确实是右派学生。你要是不肯自己证明自己确实是右派学生，别人就真的要把你打成右派学生。你要是自己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右派学生，别人就可能不把你打成右派学生。”
思忖再三，我认定这个检查绝不能写。还是那话儿，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就是右派学生吗？早死晚死都是个死，检查我还就不写了，随你怎么办！想清楚了，茅塞顿开，神清气爽。去你妈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自从出了那个混蛋对联，我就常常由不得心里想要骂人。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他妈的“阶级仇恨”？老实讲，仇恨是真的。说不仇恨别说红卫兵不信，连我都不信！你们丫的往死里整我我还夸你呀！仇恨就仇恨了，可我该算是个什么阶级呢？丫红卫兵们又该算是个什么阶级呢？
“十六条”让我有了救命稻草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我仔细研读，记住了这几条：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
“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可真是“久旱逢甘霖呀”！对照附中，对照我们的现实处境，条条都是“救命稻草”！最后那条虽然不大有利，就算是真的后期处理，可起码也能解解燃眉之急！心潮澎湃，我简直想冲出去喊万岁了。闻此喜讯，老戴的心情也好了起来。二木成林，二人成双，合在一起，办法就多了一倍，胆子大了一倍，心情也好了一倍。报纸上不是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 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吗？凭什么咱们难受让他们开心？咱装也要装得开心点儿，让那帮王八蛋难受难受。
但现实立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当天就听说高二女学生杨某某因为不堪红卫兵批斗侮辱，卧轨自杀了！听说1957年反右运动时，因为卧轨事件频频发生，从西直门开出的火车经过各大学院，不但降低速度，车头还设置了特制挡板。这次据说杨某某是倒在了两根铁轨之间，这才侥幸捡回一命。命虽然保住，还是脸上破了相，残了三根手指。
看来稻草也难救命。“十六条”讲得明白，毛泽东的“回信”里也让红卫兵团结同学，他们怎么还敢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呢？我和老戴决定去上告。
在西安门大街有个国务院群众接待处，我们去了一看，人山人海。登过了记，又等了半天，来了个人带我们进了间空屋子，他纸笔未带，只拿了一张“十六条”的报纸。我们亮明身份，说出来意，介绍了附中形势，着重讲了红卫兵的倒行逆施，还提到了刚发生的学生卧轨自杀……任你说，他只听。问紧了，就拿出“十六条”来搪塞你。照本宣科，绝不多说半个字！临了儿，老戴又提出了我们最为关心的那个问题：“您看我们是右派学生吗？”回答连刘晋都不如，竟然是冷冰冰的四字真言：“我不知道。”我们心中尚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只剩下深深的绝望。跟这种东西多说无益，起身回府。老戴情绪更加低落了。
终于，老戴痛苦地递给我一张纸条，上写：“我要写检查了。”
我沉默良久，说：“再挺一下看看吧，要不，你退一退，我顶前面，如何？”
老戴低头不语。我想想也是，座次已经排定，叫他如何退，我又如何顶？罢了！我也写个条子：
“把我以前给你的东西还我，以后如有必要，可以揭发我，但要如实说。”
还回来了——就是那封信和一把松枝。我当即把东西扯碎，扔了。于是，只剩了我和肥子为伴，老戴也成了“孤家寡人”。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在教室黑板上看到，对我们四人的称呼升级了：不但在姓的后面加了“狗”字，名字上还打上了叉！当时大家对此都已经麻木，谁也没说什么。
“右派学生”与“黑帮”都被剥夺选举权
8月12日，按照“十六条”，红卫兵重新选举了“革命委员会”，选的方法无非就是沿用至今的“萝卜选举”，当选者也必是红卫兵的各大头目无疑。名曰“民主选举”，还他妈“巴黎公社式的”，实乃婊子立牌坊，屁股蛋子擦粉，大家都懂的。但是，为表示庄严隆重，也得杀牲祭旗。选举之前，红卫兵头目卜大华在播音喇叭里“庄严宣告”：以下十人没有选举权。细细听来，自校长万邦儒开始，副校长、教导主任等等依次排起，我班四大右派学生一个不少，我“有幸荣坐”第九把还是第十把交椅，记不清了。
宣布完毕，众人都激情洋溢，蜂拥到楼下去投自己那“庄严而神圣的一票”了，房间里顿时空空，环顾四周，只剩了我和肥哥两名“异类”，连那郑、戴二“狗”，亦不知到哪里去“向隅而泣”了。忽听得门外走进一人，抬头一看却不认识。那人来至近前，柔声问道：
“同学，下面是在选举吗？”
“是啊，选革委会。”我答道。心想，原来是个外校学生。
“那你能不能给我讲讲，这革委会是怎么个选法？”
“你想听吗？我可是右派学生。你要敢听，我就敢讲。”
“噢，右派学生啊！”
来人面露惊诧，后退两步，掉头走了。肥子转过头来，我俩相视而笑。
悲乎？乐乎？怒乎？无奈乎？开心乎？我心自知。五味杂陈，独缺悔和怕。
我拒写检查之后
次日上午，袁某人来找，我心里一沉。
“检查写好了吗？” 他问道，总是那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表情。
“写了，还没写完。”
“怎么还没完？”
“写不下去了。”
“怎么了？”
“我分析过了，阶级偏见可能是有，偏见嘛，不自觉的。我自己认为是对的，实际上偏了，这个难保。可阶级仇恨和阶级报复，肯定是没有。”
“甭管写没写完，有多少算多少，现在就给我吧！”袁有些不耐烦了。
“写了的也没了。我想着肯定通不过，就胡乱一放，现在找不着了。”我也把心一横：早晚得有这么一出，翻脸就翻脸，豁出去了！
“什么……好，好！你等着！”他勃然变色，扭头快步走了。
等就等着。谁怕谁呀？……返回教室，我立刻取出那四页检查稿撕碎。
中午回到宿舍，我拿着根钉子，正准备往墙上钉，好在我那上铺的床头挂一张毛泽东像。门开了，袁某某走进来，在房子中间站定。
“赵伯彦，我代表班上核心组，向你宣布三条通令。”依然是盛气凌人。
“你说。”
“第一条，每天由你负责打扫楼道。”
“第二条儿呢？”
“命令你写一百幅对联交来，并把下联贴到自己床头。”
正说着，盛某某也回来了，此人高大魁梧，号称班上“四大块儿”之一，出身可能不济。为了入团，喜欢逢人就勾肩搭背，脸凑过来生拉硬扯跟你谈思想、套近乎，口臭阵阵袭人，透着的假。文革开始后，他就投靠了红卫兵。此时见主子袁某驾临，也跟着坐下来听，并摸出个小本子开始记录。
“还有呢？”我边说边钉钉子。
“第三条，出校门要跟核心组请假，没有核心组批准不得擅自离校。完了，听清了吗？”
“这第一条可以考虑，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人人都有必要，你们也有必要。对联谁爱写谁写，我不写。出校门也用不着请假。”
“你就这态度？”懒得搭理他。我放下钉钉子的体育课用的手榴弹，挂好了相片儿，躺下了。
“你拿个手榴弹想暗害谁？”我鼻子里哼了一声，懒得理，不值一驳。
袁某扭头出了门。不大一会儿招呼来几个高三其他班的学生，都是红卫兵。我也全认识，有两个还曾经是同班学友，平时关系都还不错，其中解某某曾是我初中一块玩儿惯了的“铁瓷”。待到众“好汉”分别在东西两边床上落座，袁某开始细数我的“滔天罪恶”及“恶劣态度”，说到忒不靠谱处，我也偶作反驳。不料这却激怒了旁边的一名“家丁”。可能是嫌我“打主欺狗”？
“赵伯彦，今天你这态度可是极为恶劣！我警告你，必须端正态度。”一直做着记录的盛某突然爆发，犹如被刨了祖坟。
我斜了他一眼，心想你不就是条狗吗？记录你妈的个屁！
“怎么着，你还敢躺着，下来！”见我不尿他这壶，这厮竟来了气，三两步窜过来顺梯子爬上我躺着的上铺，开始往下掀我。
“大块儿”确实孔武有力，心也歹毒。我一个抓握不牢，被他横着掀过床栏，栽将下来。情急之下，我闭眼挥臂往空中一捞，只听得嘎嘣一声，我双脚落地。定睛一看，却是扯断了晾衣服、毛巾用的铅丝。若非铅丝给力，这下儿朕非得跌个鼻青脸肿！
此时我光着双脚，全身上下只穿了一条裤衩儿。这也无妨，架子不能倒！于是叉开双腿，两臂交叉胸前，昂首挺胸，怒目而视，强作威武不屈状。
“你还不服？”盛某猛力一推，我站立不稳，倒向西面的床铺。躺坐在那里的众位“好汉”扬起尊足将我接住，再一齐发力猛地蹬出，我就又冲向了东面，东面“好汉”们如法炮制，我又被蹬回到西面。如此反复两三下，我才又勉强站定，重新“敛容亮相”，摆回了原先“威武不屈”的“英姿”。
袁、盛二徒开始对我展开围攻，年深日久，说了些什么我已基本忘光。只记得袁某说的一句：“谁不知道你赵伯彦是万邦儒手里的一棵好苗子呀！”我也是回敬他轻蔑的一哼。心说，“苗子？还万邦儒手里的？到你红卫兵窝儿里去找吧，多的是！还轮得到我？”
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你看他这儿。”
我低头看去，见是初中同学解某某，正指着我胸口部位。只见那里突突突突狂跳不止，清晰可见。众“好汉”们纷纷凑过来看，围攻力度随之稍缓。未几，下午上课铃声响起。（红卫兵掌权后，作息时间依规定执行，头头不限。）
“走吧走吧，上教室去。”随着解某一声招呼，众人鱼贯而出，奔教室去了。我心中暗想，还是老同学仗义，亏了解某，不然还不定怎样收场。
人去楼空，我去到盥洗间一口气冲了十几盆凉水。返回宿舍，静坐良久，心情稍有平复，回忆刚才的“盛况”，泪水竟兀自涌出。正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心想，我招谁惹谁了？连狗都敢来咬我！不行，这事儿不能算完。别把我当软柿子，我得反攻！
顺便提及，四十多年后，高63（1）班同学聚会，听到有“齐向东”参加，我懒得看这些嘴脸，更无交情可言，拒绝参加。有与会者说，袁某某进门就声明：“我没打过人。”天地良心，没错。盛某也没打我，掀下床而已，总之我没挨打。可这出儿到底该算什么呢？
穿好衣服，又去擦了把脸，我也直奔教室。当即写了一纸“意见”，内容大致是“齐向东”的所为多有与“十六条”精神不符之处，望加注意。还抄录了“十六条”中于我有利的一两段话。交给了坐在讲台旁“当值”的核心组女将尤某某。该女好像还不知何故，端详了一会儿，将“意见”贴到一张大字报纸上，在旁边批道：“这是赵伯彦写给核心组的意见信，希望持有相同观点人积极发表看法，给核心组提意见，帮核心组改进工作。”（大意）
还别说，接着就陆续有人找我来询问原因，了解情况。记得的好像有梁胖子（梁强）和刘狐狸（刘先利）。我来者不拒，一律以实相告，很是博得了一些同情，还有人（梁强等）真的就提了些意见。这下儿可好，“齐向东”威风顿减。在“齐向东”耐心“等蛇出洞”的这段时间里，我等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他们总得装装样子嘛！再说袁大公子也懒得再来搭理我这块“茅坑里的石头”，怕臭了手。那三条狗屁通令也没人来“监督落实”了。我和肥哥反倒愈加猖獗，班里活动想不参加就不参加，成了“无人管”。游泳倒成了我俩每天的必修课。倒是我想起曾经说过可以考虑打扫卫生，就拉着肥子倒了一回楼道垃圾箱。反正闲得难受，正好活动活动。我可得言出必行，不能落给人话把儿。这是老子愿意，不是你们丫强迫的。
不是我爱骂人，那时红卫兵的张狂程度今天的人绝对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全文照抄一段话请大家自去体会，看看这帮孙子到底该不该骂：
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要当家做主人，任何出身不好的人在我们面前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我们要批判一切旧制度，打击一切反革命，我们要“神气十足”，“作威作福”，要以高姿态出现在高 655 班。我们要喝斥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不准翻天，如若乱说乱动，立即镇压！凡出身非工农革干子弟者，我们可以随意找来谈话。他们在我们面前必须矮三寸！任何非工农革干子弟对我们必须尊重一些，不准恶意中伤！我们工农革干子弟还要敢于做工作，和群众紧密结合。谁要有思想问题，我们最有责任去工作！我们要成为高655班的革命先锋，任何革命工作都要成为全班的榜样！我们有责任，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主人！懂吗？我们是主人！（清华附中高655班 核心组（即领导小组），做顶天立地的人，1966 年8月）
“八一八”前后
忽一日我回宿舍，看见我睡的床上多了一幅对联，上下联分别立贴在两根床柱上，上书“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横批内容忘了，横贴于上铺床侧边，这下儿好了，这不像是贴给睡在上铺的我，倒更像是贴给睡在下铺的赵某的。此刻赵某正坐在“对联门”里面的床上运气。见我看着对联窃笑，苦笑着小声咕哝道：“这他妈是哪个混蛋干的！”其实我倒不是笑他，我只是觉得贴对联的这位缺脑子，害人也该想清楚怎么害呀！冲着我来呀，怎么还串开“街坊”了？
第二天下铺的赵某就搬了家，搬到旁边的空床上。我也嫌原床腌臜，跟着也搬到同一空床的上铺。其实此时别人都已经陆续搬离，原因各异：或是荣升成了头目，另有了“府邸”？或是以搬家明志，表明不屑与右派同处一室，同流合污？或是做了亏心事，怕我半夜加害？还是我摔死的几条长虫把谁吓着了？详情不知，都是我猜的。风传有红卫兵晚上抱着木枪睡觉，不知真假。此时宿舍里只剩我俩。虽然有缘同为室友，以朕的“待罪之身”，他怕沾我的包儿，我也知趣儿不跟他套近乎。大家相安无事就好。
岂料“树欲静风不止”，那天我记得清楚，8月17日，“八一八”的前一天嘛！晚上回到宿舍，已经全楼熄灯，屋里没人。抬头只见我卧榻之侧，墙上糊满了各类对联、标语、口号之类，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内容，那个混蛋下联不用看想必也是有的。我自费买来挂墙上的主席像已被收走，床铺亦被踩踏得凌乱不堪。见状朕顿时“龙颜大怒”，这回轮到我说“这他妈是哪个混蛋干的”了。怎么这回贴上边儿来了？小子变聪明了？哎，人家是在暗处，没辙。忍了罢！我无计可施，爬上床去收拾起来。忽然手触一个硬物，拿起一看，却是个语录本儿，不是我的。心想其主人必是案犯无疑。且压在枕下，看谁来找。朕也来他个守株待兔。睡到后半夜，有了动静。睁眼偷看，却是下铺的赵某正在满床乱翻。一会儿，好像想起来了，直起身来看我，几次欲言又止，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我却一动不动，黑暗中四目相对，看着他百爪挠心的窘状，我差点儿笑出声儿来。忽然门外急匆匆闯入一人，催问道：
“你怎么还不下楼？马上就要发车了！”听声儿是刘某某，也是个跟着哄的。
“糟了，我语录找不着了！”
“哎呀，别找了，跟别人借一本儿吧！快走，赶不上了。”
第二天，趁我不在，这位室友也搬走了。朕开始了“独坐龙廷”。
搬走也对。否则彼此心照不宣，如何相处？其实我对这位室友从无半点儿恶感，此人绝非盛某那种“爪牙”“鹰犬”之类。老实巴交的，胆子也小，不敢得罪人。八成儿这也是受奸人胁迫，无奈之举而已。这年头风声吃紧，人人自危。他教你干，你敢不听？他妈的这是什么世道，人都被逼得变态了！
“八一八”散朝回来，有幸面圣的几个红卫兵头目欣喜欲狂，如同吃了雀儿屎，个个儿都被傻叉群众们围得个水泄不通，听他讲，虔诚感受那激动人心的神圣一刻，与他握手，指望自己也跟着沾点儿圣光灵气儿 。听说有握过圣手者居然十几天不曾洗手，说是怕跑了原味儿！我懒得听，也懒得看，更别说握手。
真的疯了。红卫兵们疯了，全北京疯了，全国都快疯了，有人还幻想让全世界也跟着全都疯了！
“八一八”我记住了几件事：
领导人都身穿军装；师大女附中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她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毛泽东对她说“要武嘛”；林彪作主旨讲话支持红卫兵造反；刘少奇排名靠后了，好像是从老二退至老八。当时觉得，这些与我似乎都无关，后来发现，我大错特错了。
附中远离城市，消息来源只有报纸和广播。接下来几天，只是听说王府井有红卫兵在剪瘦裤腿儿，剁尖头皮鞋，剪女人长辫子，剃男人“大背头”，砸老字号的牌匾，改旧有街道的名称，捣毁寺庙的佛像，焚烧历代的书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还跑去观战助威。报纸上也大呼“好得很”。我们正自顾不暇，没兴趣关心这些。由于无人来管，我每天主要是和肥哥到清华园里游泳，以期练好身体以备将来的考验。那两三天总是看到原来同班的女生郭兰蕙手搭扶梯，久久伫立池边，一站几个小时，却从不下水。我当时只是感到她在班上应是属于被孤立与被伤害的，不过也并未多想。谁知后来她竟服毒自杀了！此是后话不提。
由于本人的龙榻实在是被糊得“金碧辉煌”，看上去太过眼花缭乱，已不适合睡觉。我便又移驾至对面的上铺，诺大房间朕一人独处，卧榻之侧无人酣睡，更无闲杂人等前来惊驾，朕在此无人骚扰聒噪，好不逍遥自在！
一日，见老戴正在教室外通道里张贴他的巨篇检查。三楼的东半边儿已经贴满，正沿着楼梯走道向四楼进发。我心里明戏，这叫以多取胜。写的越多越没人看，不过是表个态：我认怂了还不行？
8月24日，倚仗毛泽东钦赐的尚方宝剑，借助城里红卫兵在社会上猛冲狠打的神威，受清华大学红卫兵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之邀，以清华附中为首，纠集12所中学的红卫兵两千余人，高呼“横扫大学生书呆子习气”口号，浩浩荡荡杀入清华大学造反。在西大饭厅围殴了抓到的最大黑帮、党委副书记艾知生之后，抓来一批中层以上干部和“反动权威”，强令拆毁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他们抄黑帮和反动权威的家，批斗、毒打校级、院系级干部，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据说还蘸着地上的滩滩鲜血书写了“狗血”二字。暴徒们拍照、记录对立面大学生的姓名、文章，接着撕毁大字报，借口是“内外有别”。一番打砸之下，科学圣殿清华园顿成地狱。我班“娄熊事件”当事人熊某此时又成了西大操场黑帮批斗会的主角。我亲眼目睹了该好汉威风八面的熊姿：艾知生等黑帮们在主席台上跪成一排，熊某挨个踢着他们的臀部逼其把“狗头”从钢筋栏杆的圆洞中伸出，此时的熊公子活脱脱一个日本军曹。我无心情再看，转身离去。岂料两天以后该熊姿又在附中充分展现，还配上了日本战刀和歇斯底里的煽动性演讲。那时他残害的对象已经变成了“右派学生”。
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这次联合行动，恰恰体现了干部子弟一家亲。他们的头目几乎全部是高干子弟，他们编的对联上联“老子革命儿好汉”就是他们为高干子弟这个整体特权阶层提出的利益诉求。
虽然一直标榜红五类是革命主体，但是可以称“好汉”的却只有革干、革军子弟中老子级别更高的那一小撮。斗争“阶级敌人”时，这一小撮显然力量过于单薄，需要拉上工人、贫农、下中农，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起干，好汉自己当头头，发号施令，让他们工农充当打手去干脏活儿累活儿，可分赃时还得是尊卑有序，只给他们扔上几根骨头啃啃而已。否则狼多肉少，如何分得过来？这还得是运动来了方才这样，平常日子里，工人、贫下中农还得从主力军退回到他们这一小撮权贵的压榨对象中去。因为“黑五类”分子已经被巧取豪夺得成了赤贫，况且经过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黑五类”大多被杀被关被管，残留人数也很少，纵然剥皮挫骨，又能所值几何？只有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头上才能刮下更多的油水来养肥这帮“好汉”。只是可以实行之，不可以明示之。好在经长期愚民政策，这些工农早已变成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无脑走卒、驯服工具，饿死也不会造反。“造反有理”？别弄错了，那只是权贵们的专利。
全家被驱赶出京城
这是段痛苦的记忆。
1966年8月25日，中午，正在午睡的我被说话声打断：
“赵伯彦，下午你回家一趟。”睁眼一看，却是那位核心组成员张某。
“什么事？”我心中骤然一紧。
“今天在你家要开个批判会，批判你爸爸妈妈。”口气很平淡，说完他就走了。
我没有动，一种不祥的预感泛起：家里肯定出事了！能出什么事？他们都是低调做人的，为什么要批判？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行，我必须回去。回去了，我还回得来吗？火烧眉毛了，管它呢。我慢慢起身，把口袋里的一叠饭票和一些零钱塞到被子里，离开了宿舍。
边骑车边想，回想着批判会曾经见过的各种情况，推断着最坏最极端的可能。想累了就停下，推着车走一段。头脑里像过电影，却始终理不出头绪。进了豁口，见新街口大街上一切如常。我又拐入德胜门内大街，边走边看。看见了一个大门门口聚了一大群人伸头张望，不知里面在干什么。又走了一段，见一个蒙黑头巾的老太太挎个包袱在前面走，两三个穿军装拿板儿带的红卫兵押着，后面也是一大群人。
是抄家？我猛然想到了红楼梦里查抄贾府的故事。可那是小说呀，如今还会真的有吗？胡思乱想着回到了西华门的家门口。那是个小四合院，只有我们和三叔两家人居住。只见红漆大门紧闭，旁边墙上贴了个什么小纸条标语。我在马路对面看了半天不见动静，这是开批判会的样子吗？我不敢敲门，怕万一真是抄家，我骑着的这辆飞利浦自行车也得被抄走。想了想，把车骑到了故宫午门锁上，往回走的路上又不放心，就又取回车，往回骑到上次西安门上访去过的国务院接待站，自行车锁到里面的免费存车处，走着回了家。
按过门铃，三婶儿开了门。见我就说你可回来了，昨天下午街道的人带着红卫兵把你们家抄了，还打了人，现在都给弄到北长街小学去了。你怎么办？要不给你做饭先吃点儿？我心乱如麻哪里顾得上吃？正在询问详情，门铃又响了，进来三个红卫兵，是六中（现在跟二十八中合并了叫长安中学）的。一见我就说你就是那个清华附中的？正找你呢。开门进屋只见里面翻得个乱糟糟，西面里屋掘开个几尺深的大坑，不知是为了找金条还是找变天账。其实我家各次运动捐献了几次金银财宝，汉口还有个大伯靠老父常年接济，还时不时需要给老家频繁造访的各路亲戚迎来送往，三年困难时期来我家“做客”的多时可达一个班，每天全家到饭馆去买早点弥补（开始饭馆还没要粮票），我妈被饿得体重只剩六十多斤。日损月耗的，看上去是老样子的家，只剩个空壳，瓤儿早空了。我只见过十几个金戒指想必已被抄走，哪里还有什么财宝埋在地里？他们倒空一个皮箱，一边往里面塞衣服一边指着最小的那个孩子对我说你先跟他走。
这孩子大不过十多岁，也戴了个红箍儿。他推上了我妈骑的德国羚羊自行车（后来这车再也没见过）和我一起来到我的母校北长街小学，我的大哥、两个弟弟都在，老父老母和八十高龄的姥姥被关在一间教室里看不见，几个女一中（现在的一六一中）的红卫兵负责看守。大哥先跟我论证了他对抄家支持的态度，女兵儿们又跟我胡诌些政策之类，让我表态。我心想，拿着鞭子让人表态？没意见！有意见顶他妈蛋用？一会儿，我上幼儿园的小侄子也被送过来了。一窝儿端呀！事儿他妈做绝了。
说话间有个女兵儿问同伙说那个王兰启现在怎么样了，我知道那是小学为我授业最后三年的班主任老师。想必此刻王老师也正在几个女魔头爪下受难。眼下这座解放前的昭显庙改建成的小学校真个成了索命勾魂的阎罗殿。
天晚了，兄弟几个躺在一片课桌上，谁都不说话。跟我过来的那个小王八蛋又来找茬儿。这小子年岁不大，狠毒奸坏学的一样不少。先是问我们家有几个电表（钟），然后去隔壁找我爸对质，对不上茬儿再来问。纯粹就是找个茬儿欺负人，说不定还打了老人。过会儿又搬个椅子坐在教室门口儿，说什么你们的好日子到头儿了，都把你们送回老家去之类。见我们不出声儿，越说还越来了劲儿。我听着心烦，就坐起来。
“谁让你起来了？你给我躺下！听见没有？躺下！”这孙子喊了几声，见我不理他，冲到我面前，扬起了皮带。
“那你就躺下吧！”大弟弟怕我吃亏，在旁劝我。
我面无表情，还看着他。皮带抡过头顶，软塌塌垂了下来。
“你欺负小个儿。等着！”小王八蛋扭头出去，叫来了四五个女“老兵”。
“叫他躺着他不听！” 女老兵儿们嘴唇动动没言语。看了会儿，我还是不动。
“他爱坐就坐着去吧！”其中一个说，扭头儿都出去了，小王八蛋也跟出去了，再没露面儿。
又过了好一会儿，来个人叫我们来到学校门房，那里有几个男红卫兵在等着，是六中的。其中一个问我：
“你是清华附中的？你是不是右派学生？”
“不是。”
“你再说一个！那边电话里都说了。”
“不是！”我口气坚定。
于是不问了。此时门口停下一辆大客车，父母和姥姥也被押了出来，我见老人们除了妈妈被剪了头发，还看不出受有重伤，于是稍稍放下了心。全家一起上了车，车上堆放了从我家拿来的一些被褥衣服之类。几个押送的红卫兵男女命令司机开车直奔北京火车站。幸而一路无事，当晚坐上了火车。
火车开动，我躺坐在车门处的被子堆上，听着车轮与轨道有节奏的撞击声，心情像是掉进了冰窖。全完了。这岂止是抄家？这是扫地出门！这一家老小以后可怎么办？
此时我还不知道，第二天北京就成了杀人如割草的人间地狱。要不是我家被抄得最早，又是当日离开，还不知我家几人要遭毒手。单说第二天，8月26号的北京火车站，被扫地出京的地主资本家们得被迫从站成两排的红卫兵夹道中通过。这些可怜的人边走边忍受两侧如雨点般落下的板儿带和棍棒，命大的可能熬到终点钻进车厢，稍弱的半路上纷纷一命归西，被收尸队拉到火葬场便走完了他们生命的旅程。
我的同学陈某某曾回忆了1966年8月27日下午她在八宝山公墓院子里看到的情景：
“…我们正在焦急等待外地赶来的亲属，突然间从小院大门开进来一辆卡车，在右侧车门踏板上一个女红卫兵跨着车门站立，她标准行头，一身旧军装，腰束军用皮带，头戴旧军帽，斜背军用挎包，左臂鲜红的红卫兵袖章。只听得她一声呼叫，跑出来一个工作人员，男性，四十多岁，他没有问什么，只是站在一旁听候着。从后面车厢里跳下来三四个男女红卫兵，他们打开后挡板，开始往地上扔人。妈呀！原来车上全是死人，满满一车，他们每拽下一人，就往地上一扔，很快就横七竖八地摞了一个小山一样的人堆。我从窗口往外一看，全血呼啦的，衣衫不整，男男女女，没有小孩，有看着年纪大的，堆在地上像烂柴禾堆一样，太吓人了！他们动作麻利，不一会装卸完毕。那领头的女红卫兵对低头站立的工作人员说：‘家属表态，不留骨灰！’说着，车已倒出大门，开走了。那个工作人员拿来了两块苫布，盖在人堆上。我一看，好嘛，其实旮旯里还有一堆，因为有东西苫盖着，一直没注意……”
这些暴徒，与纳粹何异！
再说后来的抄家，抄我家的六中和女一中红卫兵，头头都是家住中南海的大官子女，后来都是全市出了名的杀人狂魔！哪家手下断送的冤魂都不在少数。后来围剿“联动”时，六中还成了联动暴行的展示地。我亲去看过：牢房在最里边校园西北角，西邻中南海不足百米，东距天安门不过一站，绝对是皇权腹地天子脚下。那牢房是个窄小的过道间，里面各种刑具齐全，西面白灰墙上据说用人血写成的“红色恐怖万岁”字已变得黑红。被杀的除了街道按照公安局给的名单“提供的”“牛鬼蛇神”数目不详外，还有本校老师、工友和学生。人死了，还叫活着的凑近了面对着死者说：“老兄先走一步，老弟随后就到。”不知历朝历代，可有这样杀人的规矩？老工友最后是用开水浇死的，叫徐沛田。那个被打死的学生才上初二，叫王光华，是我大弟弟同学，住得离我家不远，公私合营前家里开的砖瓦铺。只是因他私自外出串联，回来便遭了本校六中红卫兵的毒手。正是：
“统帅城头挥手日，草民棒下断命时！”
我家老人们得脱此难，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好险！
至于我家为何最早被抄，据说居然是因为我家早先与街道居委会关系不错，街道常借用我家房子开会，混得熟了，便常有干部晚上来家看电视，听说那时整条街上只有三台电视。渐渐来得频繁，我妈不胜其扰，就有时找个托词谢客，如此便得罪了他们。此次奉市里授意“按名单索骥”抄家，这些家伙第一个就把红卫兵引到了我家。谁想阴差阳错，我家竟因得罪小人而因祸得福，家虽被抄，只因走得早了一夜，人却无恙。真是上苍保佑，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岂止如此，后来才知道，还有险恶的一劫，也在浑然不觉中被我躲过了。
回到老家后的事情不再细说，说多了都是泪。只要想想一大家子人被扫地出门，吃穿住等各项用度如何解决，便自然心知肚明了。村里人不知情况，也没太过为难我们，大队先借给了些粮食凑合着。家里有三爷爷两口，我爸是他从亲爷爷那儿过继的儿子，于是住在他家。各处亲戚闻讯也有的派孩子过来接济些粮食，生产队分菜也分给我们。有的人见我们过来，不说话，把刚分到的菜放在地下就走了。大家不明就里，所以不敢和我们说话。须知那时农村很苦，旁人接济也是有限。好在当地产梨，我们就买两毛钱一筐的破梨来补充粮食的不足，凑合着活命而已。队里也让我们干活，挣点工分儿。
我在地里干活儿休息时，听贫协主席周乐善讲当初（解放前）农忙时给大户人家帮工，干活儿的白面馒头烙饼面条儿换着样吃，管够，绝对比主儿家吃的强。现在他光棍儿一条，每年“够不够三百六（毛粮）”。粮食不够吃，净指着平日刮些硝土熬成硝，冬天卖给做炮仗的换俩钱儿买粮食。这可是贫协主席！他要是有儿子在附中那就是个“大熊猫儿”！要说北方这些小地主真是够冤的：一辈子舍不得吃喝，牙缝儿里攒俩钱儿买成地，临了儿混了个地主，小帽子一戴，得！还他妈永世不得翻身了。找谁说理呀？早知道吃了喝了不好？就算是赌了抽了浪了嫖了，也都比盖房子置地强不是？说不定这会儿也当上他妈贫协主席了。
国庆节前，大哥不肯坐以待毙，跑回了北京，村里领导假装训斥老父几句也再没深究。10月上旬，大哥打来电话，说是北京形势有缓，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在街上散发“十点估计”传单，宣传政策制止打人；周恩来讲话说“不能把脏水泼到别人家院子里”，大哥叫我们回来。我想附中红卫兵我清楚，他们会宣传政策制止打人？周说我们是脏水，您就说我们是他妈大粪，能回去也是好的。于是决定我和二哥（他原来住厂子宿舍，后来也被单位送回了老家）先回去。老人和弟弟们等等再说。
批“反动路线”时回校的见闻
10月下旬我回到了阔别两个月的北京。此时我几乎是身无分文，坐慢车早上从永定门火车站下车，为省下几毛钱车费，我想步行到学校去。路上发现公共汽车下来的多不见查票，就大着胆子也去蹭车。在老家也听说了大串联的事，见车上外地人极多，都不买票，知道是串联学生。因为不知道北京的形势，我中途在师大下车看了一圈儿大字报，只见都在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事儿，不得要领。又到清华大学转了一圈儿，也是如此。回到附中，只见教学楼前人声鼎沸，不知在干什么。我心中胆怯，不敢近前，还是先看大字报。大字报说什么的都有，我因在乡下被封闭太久，一时理不出头绪。忽然看见同班的李建午，此人小学曾与我同班一年，人不错，很低调。我就过去搭讪，试探问道：
“你对咱学校的运动怎么个看法儿？”
“那肯定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呀！”
噢！反动路线，这么说红卫兵不掌权了？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此前我是全家被红卫兵扫地出门轰出北京的，心里真的有点儿惧怕红卫兵。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我又来了点儿精神，就挤到人堆儿里查看情况。忽听得有人叫我，一看竟是老冤家“齐向东”的袁大公子。他问我：
“这阵子你去哪儿了？”声音比当初缓和了许多。
“我回老家了，家被抄了。”心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你们不说，六中红卫兵从哪儿知道我是右派学生的？
老袁也不再多问，说：“现在大家都去外地串联了。你不能串联，可以下厂或者下乡。你要是去我现在就给你开介绍信。”早先那副凶神恶煞的嘴脸居然不见了！
“我不去。”心说我囊中空空，能去哪儿呀。扭头儿回了宿舍。
虽说时隔两月，宿舍里依然老样儿。我爬上床在被子里一摸，离开时塞进去的一叠饭票和十来块钱居然都在。看看已到中午，我直奔食堂，馒头夹麻酱一口气儿干了它四个。从昨天下午在石家庄吃了碗八分钱的馄饨，一直扛到了现在，我真的是饿急了。
此时我急于找到那几个同党，想赶紧问明这两个月以来的情况，可惜都不在。转悠了两天，总算遇到了可以说上话的，是高63（2）班的徐某某。他老爹是清华著名的“反革命教授”，他也在被整之列。我听他一说，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8月25号下午我走后，26号上午学校竟然发生了打人事件！红卫兵打的，打得极为惨烈。不少班都有人被打，他也被打了，是被我班“齐向东”的人拉过去打的，被打的还有高63（2）班的郑国行、王加强等，女生刘某某和张某某还被剪了头发。高63（1）班我的那仨同伙儿被打得非常重。他们现在都不来学校，不知道在干什么。现在中央文革批判资反路线，学校已经乱了套了。此刻我才猛然明白，原来竟是冥冥之中神佛保佑，阴差阳错地暗助我逃过了一劫！
又过了两天，忽见肥哥来学校，我赶紧邀他来我的“养心殿”询问详情。他说那天先是“齐向东”熊某站在教学楼主席台上，手举日本战刀，声嘶力竭地作了一通城里女红卫兵抄家被杀的煽情演讲，少时便有尤大小姐冲进教室尖声狂叫要向“狗崽子们”讨还血债。于是“革命群众”们群情激奋一拥而上，把哥儿仨团团围住，鞋底子板儿带一通狂打猛抽。据肥哥讲，那些女生感情丰富，边哭边打，塑料凉鞋底子极硬，抽在背上钻心地疼。可毕竟女生劲儿小，虽疼却伤不到筋骨。男的不然，理智或心善些的知道哥儿仨无辜，或缩在人后诈唬，或上前意思一下，点到即止。也有那急于表现的，真下狠手。老郑伤得最重。主打的王某某，校运动员，板儿带翻飞，抡一下一道血印子，有一下板儿带铜钎子头儿恰嵌入脊骨缝里，可能伤到了骨髓。只打的三人灵魂出窍，跪地低头只顾保命，哪敢抬头乱看？打了足有一两个小时，人都累惨了，才有红卫兵头子卜大华慢步踱来，说是还是要讲政策嘛，止住了众人。又把三人训斥一番叫正确理解群众的革命行动和阶级感情，丢下些纸，叫他们伏地先写检查。下午又被押着到雨后满是泥水的操场上一边跪着拔草，一边被校内各班红卫兵轮番毒打。老郑知名度高，也就被打得最重。甚至还有初中红卫兵把他脑袋踩到泥水里连踢带打。到了晚上，老郑脊背反弓抽搐，尿中带血，都是酱油色儿的。敢是被踢伤了肾？看看病危，看押的红卫兵才放哥儿仨出来，戴、刘二人被红卫兵拿棍棒押着，合力用板儿车推送老郑到清华校医院急救，人家白衣天使见是红卫兵押送来的，救死扶伤的革命热情骤减，只是给老郑背伤处打了针封闭了事。虽然受到冷遇，哥儿仨却也受益匪浅。因为当晚他们看伤之际附中又在五楼大教室疯狂打人，哥儿仨总算逃过了此劫。后来据老戴讲，二次挨打最是难熬，因为之前伤口已然结痂，再被打开那才疼得钻心。老戴还说，他和肥子后来脱身上血衣时，是互相对泼了十几盆凉水，等到血痂泡软了才脱得下来，若是直接脱，岂不成了秦桧发明的“披麻戴孝”？老郑名气大，打也挨得最重。他上午下午已然被暴打两次，当晚若是再打，性命堪忧！这也就是老郑，强壮如牛，硬生生挺了过来，才得以转危为安。此后又关押了哥儿仨两三天才放。听他一讲，又掀起衣服，见他虽经两月之久，背上依旧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看得我背后直冒凉气。肥子说亏了我不在，得以免遭毒手。若是依着先前我那股子犟劲儿，当场丢了性命也未可知……后来我还听有人风言风语说是谁谁挨打最怂，我看这怂的才算是聪明。性命攸关处，谁敢不低头？难不成搭上性命才是英雄？
我问肥哥现在如何打算，他跟袁某人说的一样，出身好的能开介绍信出去串联，我们这样儿的只能下厂或下乡劳动。老戴不知所踪，老郑有时能看见。
忽然他又说到，学校里还死了人，是物理老师刘澍华，就是“八二六”那个晚上在附中五楼大教室暴打黑帮时，他被当作“大流氓”挨了打，想不开当晚跳进清华浴室的高烟囱里摔死的，因为是直立跳下，两条腿骨都插入了腔子，人都短了一截。此人原籍甘肃，出身贫苦，只他一人在京打拼。他这一死，家里留下寡妻幼子瞎爹，极为凄惨。此事旅美学者王友琴女士有专著详细介绍过。再有就是高二女生郭兰蕙，就是我和肥子在游泳池边见她之后不久。她是回家路上喝了来苏水（又有说是喝了敌敌畏或福尔马林的）。后来她妈把她送到医院，附中她们班的女红卫兵头头周某听说了，带了人去跟医生说此人是右派学生，思想极其反动。医生听了惧怕红卫兵不敢抢救，她就躺在医院太平间地板上干熬。人还没死，身体已然开始溃烂，七天后才痛苦死去。她服毒死亡的过程我后来见到过不下四个版本，按照红卫兵卜大华的说法，他们做得可算是关怀备至、仁至义尽。其他版本虽然细节处说法不一，却都是极为凄惨。总之，共同的事实是：在红卫兵当政的清华附中，在他们如日中天之际，就在他们斗争学生正狠，将要大规模打人之前，她，高二女生郭兰蕙，一位十九岁的花季女孩，服毒死了！
听此噩耗我喉头一阵发紧，又想起了两个月前那清华西湖游泳池边的一幕：那身穿泳衣久立不动，扶栏伫立凝视湖面的身影，犹如一尊不可侵犯的女神雕像。
郭兰蕙啊，你竟是这样去了！
忆郭兰蕙君
鲁迅曾经写过《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称女性为“君”的，除了日本人，我只见过此一例。这个“君”字，我想当是含有鲁迅认为该女品德高尚，心存崇敬之意。我觉得以郭兰蕙同学的平生所为，“郭兰蕙君”这个称呼当不为过。
郭兰蕙是我高中分班后印象最深的一位女生。
刚分了班，有人指着一个女生说，这位性格有些怪异。有人说她曾晚上独自窗前静立几个小时，不知想些什么。我观此女，腰身纤细，短发齐肩，戴一副紫边眼镜，穿一件花格衬衫。倒也没甚特别，没有在意。但后来发生的两件事，却深深打动了我，令我对她刮目相看。
第一件就是附中有名的“娄熊事件”。
该事件的起因说来极其简单。分班不久，我班的娄某到食堂吃早饭，当天恰逢我班学生在食堂值日打饭，娄某见打菜的熊某菜勺子哆哆嗦嗦，心中不快，就说了两句。熊某不服，两人呛呛起来。娄伸手推搡了熊一把，其实不重。其他同学见状赶快拉开。这本是件平常小事，只因附中校规较严，早上发生的事儿，当日上午课间操时管校务的张老师就特地提出批评。本以为事情完了，岂料晚上自习课将下，各班广播小喇叭通知别走有事。接着万校长讲话，说我班的打人事件很恶劣，性质严重，要严肃处理云云。当时班上就炸了锅，七嘴八舌，说是平常小事一桩，已经批评过了，何必又要小题大做？莫不是看着熊某老子官儿大（时任驻英代办），这次想来个借题发挥，显示校方重视阶级路线？恰好纸笔都有，于是众人凑词儿，由我执笔，立刻写了张大字报，标题我记得是“这是为什么？”三十几个人签上名字，次日一早就贴在了食堂黑板上，以示抗议。岂料这下儿捅了马蜂窝，校领导闻讯如临大敌，我班下午专门停课讨论，校级领导们多人驾临观察记录，还有其他班的干部子弟也来旁听助威。辩论了两三个下午，因有领导压阵，班上干部子弟一方渐渐占了上风。平民学生们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纷纷被压服，到食堂大字报上涂掉了名字。我和老戴见势不妙，也赶紧默不作声，不再争辩。只有郭兰蕙君还在据理力争，却已经显得势孤力单，绝难力挽狂澜了。最后万校长作总结发言，语重心长告诫大家要谨言慎行，还专门举出反右斗争有大学生口无遮拦，被打成右派的惨痛教训，显然是在对我等平民学生施以警告。
1968年我和老戴专门就这件事把“万狗”传至四楼图画教室问过（此处称呼老万为狗像是大不敬，其实是叫习惯了，一时间难以改口。时至今日，郑、戴、刘、赵我们哥儿四个仍在以“某狗”互相戏称，却也都不以为意，这也可算是文革余毒罢）。他说起因是那天晚上，主管附中的大学领导邢家鲤闻听了此事，专门找来强调说现在（1964年秋）贯彻阶级路线形势吃紧，熊某又是高干子弟，若是把事向上一捅，上面怪罪下来怕吃不消，强令老万严肃处理此事。于是才有了老万晚自习后那个小题大做莫名其妙的讲话。这也印证了当初我等的估计不错，真的是那个狗屁阶级路线闹的。
第二天再看那贴在食堂黑板的大字报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俱被涂去，唯有三人名字赫然在目，就是我和老戴以及郭兰蕙君。老戴问我怎么办，涂不涂名？我想事已至此，涂了也是顽抗到最后的三人，学校若有黑名单，那上边早已记了一笔，涂又与不涂何异？况且人家女生尚且不惧，先前已经为我等撤退抵挡了一阵，现在我等先逃，留下她一个名字孤零零在那儿，岂不太不仗义？就说不要涂，放在那儿，看他们怎么办！过了几天，黑板消失了，不知是谁收走的。后来学校还真的给了娄某一个记过处分。
事儿虽过去，郭兰蕙君却留给我深刻印象。老戴和我遇事尚可互相帮衬壮胆，她一个女生，独自一人与众人辩论抗争，毫不退缩，坚持到了最后。这需要有何等的勇气与胆量？可见此女心存正义，刚直不阿，真女中豪杰也！想那时的学生，不管真的假的，哪个不是积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她鄙视这些俗人媚态，兀自特立独行，不肯同流合污而已，又何怪异之有？
第二件事，就是到了高二期末，先是化学考试，试卷发下只有半分多钟，坐在我后面的郭兰蕙君就已起身，把一张写上名字的白卷放上讲台，人却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到考俄语时，她又是如此。教俄语的高清才老师问：
“怎么不答题？”
“不会。”
“会多少答多少！”
她理也不理，依旧开门去了。
成绩下来，郭君其他成绩都还可以，唯有化学和俄语两门成绩是零分，按照规定留到了下一级。我想，她绝对不是成绩不行无奈留级，因为能考进清华附中，学习就都是各学校拔尖儿的。必是看不惯班上干部子弟飞扬跋扈，又可能觉得班里俗人太多，不屑与我辈为伍，所以决意断然以“留级”方式离开此班。
傻丫头啊！就算你是愤世嫉俗，自我清高，又何必如此？全校如此，舆情使然。难道去到新班，情况就能好转？但是，我依然对她的勇气和决心深感钦佩。我想，依照当时的环境，我等俗人，都在各自奔波忙碌，为了争取自己那小小的生存空间，稍稍改善一下自身的处境，都在尽心竭力，有的甚至是低三下四，曲意奉迎，更有不惜做出种种不堪之举者。反观郭兰蕙君，宁折不弯，拼着性命也要坚守心中保有的一方净土，视死如归，绝不改变自己一贯清高的那颗恒心。这样的刚烈女子，当今社会又能有几人？虽然不足效法，难道不该对这一奇女子心存深深的敬意吗？
有时我想，若是那几天我估计到她可能发生不测，近在咫尺，过去开导几句，或许她也不会寻此短见？但随即就打断了思路，否定了此举。一则当时男女生之间极少讲话，我不可能过去与她交流。再者就算当时劝她活了下来，以她纤弱之身躯，刚烈之性情，又如何能捱过那血肉横飞的“八二六”之劫难？到那时，受苦受辱不说，她又岂肯继续苟活？看来，此举竟是郭兰蕙君当时最好的抉择了！
于是我又想，这或许当初就是个错误？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世人也难懂她。只是因了某种不知的原因，来到世上度劫历难，现在劫数已满，如大观园里的芙蓉仙子，重又回了本就属于她的世外天堂？
我也再不纠结。
打开电脑，搜到郭兰蕙的名字，凡提到她的死，都只是寥寥数语而已。有人说她服毒是在8月20日，是个星期六，起因说是班上红卫兵头子通知她下周一接受批斗，她想不开便寻了短见。日期我未曾核对，其实那不重要，因为众人早已将她忘却。但我却坚信她几天前在游泳池边就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今日这段文字，就算是我对她“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郭兰蕙君，我不愿用“一路走好”这句俗语套话敷衍你，因为你走得不好。你孤芳自赏，离群独处，如深谷幽兰，摒却一切世俗的熏染，独自耐受袭来的风雨，只为知你懂你者送出一抹淡淡的幽香。你洁身自好，不惧强暴，拼却十九岁豆蔻年华，似流星刺破这沉沉黑幕，甘为长夜前行者辟出一束隐隐的微光。
放心走吧，郭兰蕙君。这世上不值得你留恋，也别在意旁人的“品评”。你洁来洁去，去得决绝。你不曾亏欠任何人，反是这世界亏欠了你太多太多。但愿在那个彼岸世界里，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恃强凌弱，没有人世间的一切虚伪、庸俗和烦恼，愿你在天堂快乐。
我们也去串联
在北京的日子也不好过。手中饭票本就不多，看看要完。十来块钱不敢乱花，与哥哥们还没建立联系，父母亦无消息。一日来到西单，摸出在对面宿舍暖气片底下捡到的一枚袁大头（想是红卫兵抄家遗留）进到银行，见出卖金银首饰的很多。金子80块钱一两，合到现在是三块多点儿每克。我看了半天，见银行收金银并不审查身份，当即递上袁大头。人家也不细看，随手递出一块钱。拿着白来的钱，我顺着西单大街一路走去，买了五六个炸糕吃了个饱。两个多月了，我掺糠拌菜，荤腥未沾，今天算是解了馋。后来还是那位高63（2）的徐某在大学的串联红卫兵接待站帮忙，他见我狼狈，送了一个免费吃饭卡给我。我如沐天恩，每日到清华荷花池旁边员工食堂凭卡蹭饭，从此才算有了稳定饭辙。
我又想起了还有辆车存在国务院接待站，赶紧去找。都两个月了，哪里还有？查了半天，说是被我二哥单位来人取走了。原来那时自行车都有号牌，那辆车登记的是二哥的名字。我去到二哥单位，二哥刚回来上班不久，不便出面。我去找厂子里一问，革委会的人说这车不能给，也说不出个充足理由。我跟他吵起来，他说那你不行回学校开个介绍信吧。我回学校一看，办公室只有红卫兵头目邝桃生在。跟他一说，他说革委会的章刚被反对派抄走了，红卫兵的章行吗？我说有章就行。拿了介绍信，又去找厂子。清华附中红卫兵名气不小，那边见是红卫兵的章，不知我的底细。虽不情愿，也还了车。加上二哥骑的一辆“凤头”，这算是我家被抄以后仅剩下的两件值钱的财产。
忽一天在附中见到老郑，略叙别情之后，又看了他背上的伤，比老肥子的更加恐怖。还看了他胸前那个别主席像章留下的大疤，令我唏嘘不已。他说他老母若不是及时逃离北京回了老家，恐怕也难逃毒手。眼下他也正在为着不能出去串联烦恼。我拿出一个纸条儿说，你看这个行吗？
原来我有一天无事可做，在教室后面小壁橱里翻看红卫兵印的一些宣传品，里面见到了那个“十点估计”，说的是运动中要讲政策之类的话。我心里说，你们在校内打人，校外装大个儿的，真是当了婊子还想着立他妈牌坊，把好事儿给占全了。转念一想，不管怎么说，这东西在社会上也算起了点儿好作用。起码少打死不少人，也算他们积了点儿阴德。柜子里还有几份红卫兵准备寄给外校介绍他们准备成立“红卫兵战校”和介绍红卫兵的组织结构之类的东西，最后落款儿是清华附中红卫兵，还盖了红卫兵的章。我看落款儿与正文之间还有些空白，灵机一动，就裁了下来。心想兴许能弄成个介绍信，只是空儿窄了点儿。
老郑一见，犹如得了宝，连说行，行。我说窄了点儿，再说落款儿是铅印的，而内容只能手写，细心点儿就能看出破绽。他说没事儿，看我的了！拿了宝贝匆匆走了。
很快就有了消息，老郑兴冲冲拿了几张免费串联火车票来，把肥子也找了来。说是介绍信极好使，票已经拿到，后天就走，他那在清华大学土建系当老师的二哥等三人也打算借光儿一起同去。定好了在北京站见面的时间地点，让我赶紧准备。
这下儿我又犯了愁：兜儿里只有十来块钱，不够呀。除了二哥刚回来上班不几天，家里人大都失了联系，联系上也没钱。如之奈何？忽想起大哥的女友在王府井信托行工作，第二天硬起头皮去找，还真行。这位未来大嫂听我说要去串联，没打磕绊儿，当时给我拍出来二十块钱（那可是她大半个月的工资），还说我爸妈也回北京了，并告诉了地址。
第二天，收拾行装。深秋季节，可怜我在学校只有夏天短衣服，虽有件长袖上衣，这一出去不知到哪，肯定还缺条长裤。一眼看见盛某床上有条长裤，立刻拿来，心想叫你狗仗人势欺负老子，裤子归我了。离了学校，先按照大嫂说的地址去看老爹老妈，找到新家一看，只是大半间一个小屋，刚够二老睡觉。见我妈正在烙饼，原来是村干部护送他们二老回来。刚到不几天。老爸单位已经收留他去上班了，弟弟们还在老家。家里啥都没有，也没钱。生活必需品还没顾上找街道去讨要，烙饼的家伙事儿都是借来的。听得我好不悲凉！说了会儿话，时间差不多了，我吃了老娘烙的半张烙饼，匆匆去了火车站。
于是长达两个月的串联之旅就此开始了。
有时候我也奇怪，五十年前的事情细节回忆起来竟是恍如昨日，历历在目。其实实在是当时诸事太难，件件刻骨铭心，真的是受了大刺激。
呜呼！我等何辜？遭此荼毒！
这次串联，我们共去了南京、上海、庐山、广州、桂林、南宁、湛江、贵阳、重庆、成都、绵阳、西安等地。刚开始，老郑还革命热情高涨，在南京满大街去刷标语，欢呼老毛最新指示发表。后来见没有什么蹦头儿，消息也不灵通，便打消了念头，一心一意参观游览起来。由于有老郑的二哥一路相陪，他见多识广，带我们去了很多不错的地方。本来还想从贵阳去趟昆明，但中央通知停止了串联，所有人只准往回走，不能再去远处，所以未能成行。这次串联，绝不同于现在的拉练式旅游。我算是开了眼，也调整了心情。只是这一路虽说住在接待站，吃饭每天只交三毛钱，但出去玩儿总还是得有花费。我知道自家底细，兜儿里的钱从不敢乱花半毛。从重庆开始，就开始零零星星跟当地借些路费，待到了西安，基本到了弹尽粮绝，已是不得不回了。肥子也花光了钱，我把仅剩的六块钱两人平分，回到了北京。此时已经到了1966年的年底。回想抄家以来的最后这四个多月，我竟然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混过来的。
到了北京先去找家。此时我弟弟们也已经回来，家又搬了，住养廉胡同里面三小间平房，是东房。院儿里连我们共有四家，都是老北京人，都是忠厚人家，从不歧视我们，大家相处不错。只是老父虽然上了班，却不发工资，只发给全家每天每人三毛钱的基本生活费，这如何够花？幸亏还有二哥每月的四十二块工资接济家用，将就维持。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粮票。我家离京期间的粮票要到西城粮食局去领，家中人锐气已挫，竟一直无人敢去领取。跟我一说，我说怕他怎地，立刻前去。只见排起了队，想来与我家遭遇相似者大有人在。粮票领回来听老娘讲述近来情况，还是喜人事少烦心事多。最烦人的是混蛋政策：父母的口粮定量还只卖给粗粮，明显的受人歧视。
学校里依然很乱，偶然机会我结识了郑国行，就是给工作组贴大字报被红卫兵打成反动学生的那位。一聊还挺投缘，他说他住在大学宿舍里，我便跟着他去了，住到了大学宿舍区，什么斋记不清了。这里是造反派清华井冈山的老巢，老蒯等头头时常得见。有一次国行“传讯”曾在附中工作组坐镇的刘晋，刘晋按时来到。我看他一脸谦卑之态，全没了工作组时的神威，心想看来人都不过如此，这厮走上麦城还不如朕。其实国行叫他也不过就是问问当时被工作组整治的内幕，大家都很客气，他却怕得不行。
过些日子，郑国行和郑光召想跟着清华井冈山天安门纵队去成都“支左”，我正闲得无事可做，便跟着又去了四川。
和全国形势一样，当时成都已经出现两派之争。以造反派自居的清华学生去了自然是站在造反派这边，当起了钦差大臣。到得那里二位老郑倒是整天跟着出去不知干些什么，很是起劲。我那时其实还分不清这些派别、组织、人物与四川麻婆豆腐、赖汤圆之间的区别，加之囊中羞涩，怕花钱哪儿也不敢去。待在西南局只管着替大学生发些传单、找人卖卖二分一张的清华《井冈山》小报，干些杂活儿。一天三顿饭基本就是开水冲过的辣萝卜条和米饭。到了春节，一群从成都五中找来的卖报女初中生为我包了回汤圆，算是过了年。转过年儿来形势趋紧，态度偏向产业军的成都军区已经介入可能快抓人了。我们就赶忙“逃”回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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