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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四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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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1月30日第241期
热点研究
求 实 略论“五十天”
一、“五十天”的由来
二、“五十天”的背景
三、“五十天”及“人权灾难”
四、关于“五十天”的几点讨论
（一）毛、刘在“五十天”里有分歧吗？
（二）“五十天”的矛盾主要不是官民矛盾
（三）反右运动与“五十天”的比较
结语
浩劫墓碑
冯锡刚 文革中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
争鸣
樊建政、董国强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的“斗鬼”风潮
金大陆 文革初期复旦大学“斗鬼”风潮：不是“个案”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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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略论“五十天”
求 实
一、“五十天”的由来
“五十天”是在文革史研究领域对运动初期一段过程通俗、简明的表述。李雪峰从被任命兼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到被罢官前后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说他犯了“五十天”的路线错误。1966年7月26日康生在北大的讲话中指斥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五十天来犯了错误。具体“五十天”是从哪天算起，李雪峰说他也不清楚。只是自己估计从他6月3日主持新市委工作至江青、陈伯达7月22日到北大活动，整整是五十天。
五十天，可以不拘泥于具体的天数和起始、终止的时间，应该认为是6月初派出工作组到7月下旬工作组被撤回这段五十天左右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在当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显然，这“五十多天”是针对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强调党对运动的领导，派出工作组的这段时间。
虽然毛在大字报中提出五十天的概念比康生晚，但目标直指刘少奇，更有权威性、针对性和重要性，被接受被引用也更为广泛。于是，在文革的过程中，在后来文革史的研究中，“五十天”成为了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于这个历史阶段，已多有研究者叙述。本文仅试图就一些有影响的重要事件及某些观点作一浅析。
二、“五十天”的背景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上海《文汇报》隶属中共上海市委，属于全国发行的综合类报纸，对于刊登文艺评论性的文章，一般不会引起中央报刊和其他地方报纸的关注。而且，这种矛头直接对准北京市级干部、民盟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吴晗，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此后当得知了毛泽东的态度后各报才纷纷转载。这也是彭真主管的北京市委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罪证之一。
在发表姚文元文章的同一天，杨尚昆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此后，罗瑞卿、彭真、陆定一陆续遭到整肃，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错误”，并撤销了他们的党内外职务。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江青通过林彪邀请部队四位政治思想工作和文艺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到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对文艺方面的问题谈了一通看法，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了那次会后整理的《座谈纪要》，并将《纪要》的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外，他还加写了诸如“……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内容。这个《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并加按语说《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整个文艺战线。从此，江青开始走上文革的舞台。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解放孙悟空”。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召开的扩大会议还没有结束，江青等便在党报上集中发表文章，煽动社会舆论。
5月8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关锋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以很大篇幅发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把攻击矛头集中地直指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邓拓、吴晗、廖沫沙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文字都带着强烈的煽动性，掀起了一股猛烈攻击北京市委、大抓“三家村”的狂潮。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中毛加写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如：“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一些类似的话都强调说明了要进行一场革命的必要性。
这一段时间的政治舆论，足可以引起偏激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积极主动投身运动之中。
这些舆论也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批判的邓拓于5月18日服安眠药自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5月21日被停止工作后，23日上午被发现自缢身亡。
三、“五十天”及“人权灾难”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发动。北大聂元梓等人5月25日矛头直指校党委的大字报，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指示6月1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并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在最具权威的舆论工具《人民日报》6月2日公开刊登聂等大字报的同时，由关锋执笔，报告给毛并得到首肯和称赞的评论员文章 公开号召造党委的反，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立即在全国引起了空前的反响。特别是在学校中年轻幼稚、充满革命理想和激情的青年学生立即响应，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一两天之间，全国的大中学校便贴出了大量大字报，矛头指向校领导和教师。
显然，这将造成北大和很多单位党政班子集体瘫痪甚至垮台。为了体现党对运动的领导，维持正常的社会和工作秩序，刘少奇主持中央采取了传统办法，派出工作组加强或代行党委职权。
工作组的派出，以北京市为例，是非常仓促的。邓小平对此做过说明，在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当时旧市委垮了，新市委工作人员少，各大、中学校学生和教师纷纷要求新市委派人领导运动。新市委只好向各方面求援，学校工作组一种是新市委直接派出的，一种是在新市委要求下，中央各部门、河北省及“四清”工作组抽调的干部，临时集合起来，由新市委派出的，还有一种是在市委要求下，由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门派出的。
鉴于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混乱局面日趋严重，中共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从6月5日起加快派遣工作组的进度。到6月中旬，北京地区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有工作组进驻。
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没有做出过普遍派工作组的决定，更没有发出这方面的文件，但迫于面临失控的局势，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纷纷效仿北京市的做法，自动向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
派出到各单位的工作组并没有统一的运动口径和步骤，似乎主要看上一级组织的态度，或者是自己对于运动领会的程度。
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筹划的文革，矛头主要是对准党内当权派。而刘少奇和多数党组织负责人显然不理解也不赞成这一点。刘少奇等人所理解的文革，是反右加四清的模式。他们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自毛主持制订《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以来，刘已经深知毛搞运动主要关注的目标是当权派（只不过他不知道，他才是主要目标）。刘是按照毛的精神主持运动的。从派出的工作组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大多首先指向了当权派。
如：既然毛支持聂元梓反党委，给出的信号便是要对学校的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进行整治、批判。
工作组按照毛肯定的聂元梓矛头指向校党委主要领导的样子，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等纷纷宣布党委主要领导停职反省。
一些中学，也是把矛头对准了当权派。如北京师大一附中、师大女附中等，校领导也都“靠边站”，受到批斗。
也有些国务院所属的部委和省市地方派出的工作组是保党委的，如入校仅4天的北京邮电学院的工作组因保护院党委的罪名被一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赶走。在重庆大学，重庆市委工作组6月8日进校之后，肯定校党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委”，不准贴校党委和党总支的大字报，出现了“压制群众运动”的现象，但在形势的急速变化下，重庆市委很快就紧跟形势，于6月21日宣布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给重大派来第二个领导批判“郑思群黑帮”的工作组，最后导致郑思群含冤自杀。
实际上在这五十多天里，出现的情况很复杂。6月10日毛泽东在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 这里，毛又提出了“右派”的概念，这必然使得工作组除了在进驻单位有反党委和保党委之分，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还有把矛头主要对“下”，对有历史“污点”或在以前运动中有“问题的人”及“成分”不好、“出身”不好的人，重点针对这些人以抓右派作为运动目的。
作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有保党委、反党委、保工作组、反工作组、既反党委也反工作组、反学术权威，还有主要针对下层的政治贱民“牛鬼蛇神”等等。
这里不一一举出例证，总之可以看出当时“运动”的混乱程度。
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的政府，都不愿意、不允许存在一个无法无天、无任何制约的社会。一个影响很大的事件使中央采取措施对当时的无序状态有所遏制：
6月18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避开工作组，将五十多位教师、干部、学生拉出来批斗。虽然6月3日中央同意转发北京新市委的八条指示中就有“不准打人，污蔑人”，但仍出现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行为。工作组发觉后立即予以制止，扭转了局势。强调乱打、乱斗的做法是错误的，是有害于革命行动的行为，被坏人利用了。
6月20日党中央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简报转发全国。刘少奇在为简报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6月2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明确指出：“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会议精神的逐级贯彻，使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一定的控制。
一些人在当时文革小组控制的舆论蛊惑下，自作主张，随意限制人身自由，动手打人，污辱人，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而在法律已经失效的情况下，要想制止这种犯罪，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只能用当时严厉警告的话语，上纲上线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 。从这个角度说来，是具有合理性的。特别是对于当时被斗、被打、被侮辱的人，是一种变相的保护。
清华蒯大富反工作组是又一案例。在其反工作组的大字报上，主要是一些空洞的口号，充斥着极左、偏激的语句，比较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关于李世权事件，摘录如下：
奇怪的李世权事件。
大家知道，在工作组进校两天后，李世权铤而走险，竟贴出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我们认为，这决不是疯狗跳墙,也决不可能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这是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征兆。对于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我们把他从公寓里拖到阶梯教室开斗争大会，工作组同志百般阻拦不让开，并提出三条：①让大家知道。②让大家都写大字报.③我们一定处理李世权事件.
我们要问工作组，斗争反革命的大会不让开，却拼命扩大他的影响(反动大字报保留到十二日上午十点，到处转抄)。关起门来自己处理，我们怀疑这是否有问题，我们坚决要求工作组把李世权放出来，让全校同学开斗争大会,糊里糊涂过关是不行的。
…………
工作组领导同志反复说：真理在我们手里，政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把理由说充分，他们自然不神气。他们以此阻止我们开斗争会，不让游街示众,甚至以此来阻拦我们开斗争现行反革命李世权大会，好像那些顽固的保皇派也能和我们一起坐下来进行说理斗争。我们不会上当的，我们知道，在我们向保皇派反击时，他们跟踪监视围攻、开黑名单、摄黑相片、造黑档案，对我们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从来没有和我们讲道理，更谈不上什么平等。今天我们抬头了，工作组却口口声声要我们同黑帮摆事实、讲道理，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真理，他们能听进去吗？……
这里蒯大富说到的李世权，是清华大学物理课的实验员，所谓李世权写的反动大字报，也有说是一条标语，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不要说公开“反对”，任何人对于毛泽东流露出丝毫不敬或冒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对于这样的大字报或标语，书写者若不是工作组的保护，听任落到一些极端偏执的群众手里，在那时崇拜毛到疯狂地步的情况下，被殴打致死也是可预见的。
对李世权的保护，刘少奇是知情与认同的。他在7月29日大会上宣布撤出工作组的讲话中仍然表示赞同工作组的做法，认为“反对毛主席也不一定是反革命”，“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的人揍，公安部门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保护几个月再作结论。”
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少奇主持文革运动的“五十天”是“将文革运动初期的人权灾难发展到一个高峰”，确实这五十天在政治上迫害了很多运动积极分子。虽然这些运动积极分子是响应运动发动者的号召，他们的过激言行可以理解，但是搞运动，目的就是寻找被整目标，整人。蒯大富等人本来不是工作组的目标，但他主动反工作组，还表示要夺工作组的权，这就使工作组不得不把他列为被整对象。这同样是可以理解的。
文革史研究者对“五十天”迫害反工作组的人多有叙述，但对当时一些激进的学生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反动学生”等，造成政治、精神、特别是肉体的迫害与摧残着墨不多。而恰恰是工作组明令制止乱打、乱斗，对这些被整的人给予了保护。刘少奇经历过严酷的暴力革命，生死见得多了，本可以选择对个体生命的漠视。但此时对于李世权的保护，反对打人的态度，与其后的暴力狂潮中毛泽东对暴力的纵容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刘少奇主持文革“五十天”运动使人权灾难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剥夺学生和知识分子人权方面欠下了一屁股债 ，那怎么解释对李世权的保护和对乱打、乱斗现象的明令制止呢？这是保护人权还是践踏人权？
北京市文教系统大学组根据24所高校所作的初步排队统计出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1%)。显然这是一个很高的比率。要注意到这是在运动初期，所谓批判从严，若戴上“敌我矛盾”的帽子要在运动后期从组织上甄别、认定。对此，刘少奇在7月29日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作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下，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 《极端年代的公民政治》一书中说：北京师大一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 。这主要是受到懵懂、偏激的中学生冲击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其后都被定为“敌我矛盾”，把这个账全都记在工作组头上是偏狭的。不能否认工作组存在对偏激学生批斗人的鼓励与纵容，这与毛泽东提出的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 的判断有关，特别是有毛的指示：“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以后分类排除。” 因此要落实毛的判断与指示，搞成了类似四清运动的“上楼洗澡”“人人过关”。
即使是遭到工作组批斗的“反革命分子”蒯大富也表明“没有什么书面决定或通知，说给你戴什么帽子，根本没有” 。当时没有诸如让他签字等对罪名的认定手续，这也是一个运动后期再做结论的例证。
工作组撤出后，由于这些“右派”没有经过组织落实，也就无需平反便一风吹了。至于周恩来专门去清华给蒯大富平反，仅是特例，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工作组的撤出，是毛泽东7月18日回京后表示对运动的进展不满意，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7月24日、25日，毛泽东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提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毛泽东一做出明确的表示，刘少奇等立刻服从，并于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撤销工作组。
在党领导一切的体制下，党委瘫痪，工作组撤走，出现了无政府状态。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66〕395号文件，宣布中央于6月20日批发的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文件是错误的，撤销了这个文件 。这之后批斗中凶残的打人、侮辱人格、践踏人权的现象比“五十天”严重得多。清华大学工作组撤走不到一个月，就有两人被迫害自杀，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教授被揪斗，被强行用旧戏装的蟒袍玉带乌纱帽装扮起来，用绳子牵着，打着锣鼓，喊着“打倒反动权威”的口号，在清华园内游行示众。校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也惨遭殴打、侮辱等残酷的迫害 （主要是血统论红卫兵所为）。那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在工作组撤出几天后被殴打折磨致死的。
刘冰当时就忧虑：1948 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土地改革运动中崇拜群众自发性，“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出现那种倾向，重复那种错误呢？在我思想上一直挂着这个问号 。此一时彼一时，此时毛号召造反，要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五十天”后的暴力狂潮席卷整个社会，造成那么大的生态灾难，已经不是简单的错误问题了。
工作组撤销了，刘少奇主持的文革初期的“五十天”运动画上了句号。但事情并没有完。对于毛泽东，“五十天”的重要性在于刘少奇在这期间犯了“路线错误”，随后毛主持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从组织上解决了刘少奇地位的问题，把他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为最终打倒刘少奇，取得了关键一步的胜利。
四、关于“五十天”的几点讨论
（一）毛、刘在“五十天”里有分歧吗？
不少人认为，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是毛、刘分歧的总爆发，这导致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与刘少奇的下台。
毛、刘在“五十天”里有分歧吗？具体有什么分歧？
建立新政权后，刘少奇在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反“冒进”、农业政策（三自一包）等问题上的态度现在看来都是相对正确的。但当时被毛认为“右”了。刘一经受到毛的批评或发现毛的不赞同态度，就以公开的自我批评或检查的方式承认错误，表明与毛的一致。不仅仅是刘，周恩来、陈云等都是如此。在党史中被认为于1964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关于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问题发生了“重大分歧”，也不过存在于几天时间。刘尽快找到毛当面检讨，又在主要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上公开做了检查。
在文革的“序幕”中，无论处理彭罗陆杨，还是通过“五一六通知”，刘都表现出对毛旨意的遵从。
一般都认为，“五十天”中毛、刘有了明显的分歧。对此，下面按时间顺序罗列1966年五十多天里毛、刘与运动相关的事情。
5月2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用相当大的篇幅，检讨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犯的缺点和错误。他从1927年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定《二十三条》时不主张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讲话很长，主要表现为要紧跟毛的部署，保持革命晚节要多学习 。从这里看不出与毛有任何分歧。用再一次总结性的检讨表明毛的正确和要保持与毛的一致性。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研究拟派：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当时正调任高教部副部长）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革命。
这一决定当场即由周恩来电话请示了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
6 月 3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要不要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的问题。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对派工作组也都没有表示出不同的意见。这样会上就决定，要派工作组下去。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特意要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把这次会议的决定向毛汇报。
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去杭州向毛泽东作汇报。
10日至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这两次会，议论的内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文化革命是政治斗争”等原则性看法，但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没有提出具体意见。会上对运动的计划、安排等等没有展开具体讨论，因而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
会上没有专门讨论工作组问题，只是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时候，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但这时北京各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已经派出。毛没有明确要求撤回。
会上，毛泽东说：“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根据这一精神，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6月13日发出联合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实际是让大中学生停课半年搞运动。毛泽东还提出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 。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取消，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
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毛有比较明确的表示，刘、邓即照办并付诸实施。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刘少奇在会上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他还说：“工作组派下去被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刘少奇还在深夜先后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了师生们张贴的大字报。这都表明刘对毛意见的认同和遵从。
6月30日，刘少奇与主管工业的负责人讨论后，向毛泽东提议，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等基层单位，由上级派工作组领导。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后，7月2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让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去他那里开会。刘少奇不知毛回来，听到后就去了，走到门口，被挡了驾。
23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其中提出“采取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仍表示同意。
24 日晚8时半，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丰泽园开会，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大区书记参加，独独不通知刘少奇和邓小平。据说少奇听到消息马上赶到丰泽园，看到外面停着很多车子，就没有往前走。另一种说法是，他走到门口，警卫不让他进去，只好回去了。此次会议，毛表示要撤工作组。
25日毛召集会议，仍然以撤工作组为主要议题，在毛泽东已经作出决断的情况下，刘少奇等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服从和执行毛泽东的决定。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
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
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29日，北京市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周恩来、刘少奇也先后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
8月1日，刘少奇在毛提议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作报告。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对前一段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
通过以上重要事项流水账式的罗列，看不出毛、刘有什么分歧。刘也未有独断朝纲的做法，凡是正式下发的文件，都是要通过毛的同意。毛早就对此有相关的严厉要求 。在6月初去杭州时刘也请毛回京主持工作。但不知道毛在南方有何重要的事情，毛只是表示暂不回京。这就给了刘少奇“犯错误”的时间与空间。
有研究者认为，毛表示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而刘派了工作组，这就是分歧。但是要注意到派到人民日报社和派到北大的工作组是毛同意的。总不能说向北大派工作组是正确的，派到清华就错了吧？毛可以随意做出前后不同的表示，但作为统领全国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不能有那么大的随意性。而且，直到7月23日，毛泽东还同意“采取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这难道不是表明毛对派工作队（组）这种做法还是认同的？
“五十天”中，刘少奇丝毫没有曾与毛泽东争论四清重点时的态度，对于运动重点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给予了高度认同，对其女儿所在学校表明了运动针对当权派的指导意见，由此也显示出与毛的一致性。
事实上只要毛表示了明确的意见，即使意见不合常理，也没人不执行。不能认为对于工作组的问题毛指斥了刘便认为毛、刘存在分歧。如果认同毛发动文革主要是为了彻底倒刘，那么，无论刘怎么做，总是会犯“错误”的。
文革运动谁都不知道怎么搞，也没有人敢反对，刘、邓宁愿认为自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也不敢质疑、不能非议毛搞的这个运动。事实上从1958年初批“反冒进”起，中央政治局委员已很难与毛泽东平等地讨论问题了，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中央政治局的上级。对此邓小平概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注意到刘少奇“一周向主席汇报一次”的表述。毛还有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的信息渠道。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在中央文革和中央发生的事情。有时一天要通好几次电话，有时是我打给她的，有时是她打给我的。主席在那个时候对运动还没有具体指示，对刘少奇、邓小平决定要向学校派工作组，主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意见。只是通过江青在电话跟我说，叫陈伯达、康生、关锋、王力和我都要经常去学校看看，了解一下运动的进展情况。把我们所看到的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告诉他。”
毛亲自发起这样大的运动，按理说会随时关注。若发现与刘有分歧，不合己意，要解决分歧，可以在第一时间向刘作出指示，要其更正。然而，在那五十天里，他这样做了吗？
（二）“五十天”的矛盾主要不是官民矛盾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社会当时存在着大量矛盾。官民矛盾是造反者积极投身运动的主要动力。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这样说。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群参加运动的出发点和动力是不同的。
“五十天”中积极投身文革运动的年轻人，主要源于洗脑教育的成功、舆论工具的蛊惑。
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再到“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从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到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从文艺界的大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再到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已经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1966年3月，毛泽东在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与会成员整理的向总政党委汇报的会议记录时，同意提出文艺界已经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此之后，他又陆续提出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
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经学校教育、舆论宣传，造成的极左思潮在年轻人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政治热情又是青年学生最典型的特征，他们单纯，处于理想主义的激情和革命化、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狂热之中。他们自诩为新社会、新世界的创造者，肩负着埋葬帝修反的历史使命。
在当时闭关锁国的封闭环境中，大大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弱化了他们比较、思考、选择的能力，使他们容易不假思索、习以为常地听信各种宣传，接受各种迷信，积极参加要他们参加的文革运动。
在他们的思想里，参加文革即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表现，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和英雄主义、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
“造反领袖”蒯大富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
我那时的思想意识确实比较激进的。在平常思想改造的过程中，经常发表些“左”的言论。我会经常批判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显得自己非常革命的样子。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发表以后，我写了学习“九评”的文章，题目是《出身好也要自觉改造》。文章登在《新清华》头版上。《新清华》是清华大学校党委办的周刊，在校内影响很大。文章就是说阶级斗争怎么尖锐，不小心的话就会被阶级敌人腐蚀了。那篇文章也暴露了我很多“左”的东西，现在看很可笑。但那时就是那么一种思想基础，文革中很自然地就更“左”了。
“五十天”里，由中央文革掌握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不断发出极左、偏执、极端的信号，怂恿青年学生“造反”。 从下面简单摘引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与信息可以看出其对于指导运动，鼓励、鼓动学生造反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5月25日贴的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此大字报随即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同日，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篇社论称：“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社论要求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
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的社论，社论说，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爆破手”，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村黑店炸个粉碎。我们就是要当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把一切牛鬼蛇神打个落花流水。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社论将北大党委书记等称为资产阶级保皇派、保皇党，称北京大学的斗争是革命派与保皇派、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社论说，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向一切人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社论首次提出了在群众中划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问题，鼓动“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代表“中央声音”的极端言辞造成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形势，学生们的情绪更加高涨，行动更为激烈。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这就是发生“六一八”北大斗人事件的起因和被斗的50多人中没有陆平的原因。
掌握在中央文革手中的《人民日报》，进行了系统而有密度的宣传攻势，连续发表文章，这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这些充满偏执、暴力色彩的语言比任何其他文件和形式都更具有动员群众的威力，蒯大富质疑党委、反工作组的勇气和动力，都是来源于报纸社论。他说：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去了，旗帜很鲜明，是保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不过我很快就感觉自己不对头了。当时研究《解放军报》社论、《人民日报》社论啊，左一篇右一篇连篇累牍，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孟家驹和我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我们的立场很快就转变了，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肯定是质疑的态度了。
在《清华蒯大富》中，蒯大富自述：
当时我们整天研究社论啊，研究来研究去，一条一条对照，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不一样，我们就按照中央的指示，经过分析，发现工作组的所作所为，竟然和彭真挥舞的五条大棒相同，我们觉得问题非常严重！于是从中央的报纸上，抄下一些段落，来批判工作组的五条大棒，写成《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
蒯大富的情况不是个例，全国各地无数青年在报纸社论的影响下积极投身运动。当时的政治环境从上到下，充满了空洞、荒谬的口号。到处批判的是没有“资产”的“资产阶级”，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不知所云的“修正主义”。只有这一种声音的充斥，足可以使思维方式简单、肤浅、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这种政治环境的营造，是运动治国、运动治人的需要。
“五十天”内，无论是斗、打那么多无职无权的老师、教授，攻击出身不好的同学、教师，还是积极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委、反工作组，这些激烈批判斗争的对象，大多与运动积极参加者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看不出是社会矛盾和官民矛盾的反映。至于文革前确实存在的社会矛盾和官民矛盾，文革中的爆发主要出现在“五十天”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的“奉旨造反”“借旨造反”时期，如一些对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借这场运动来争取改善自身的境遇，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在反右派、“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受过批判处理的一些人，也借这场运动的到来，为改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处理，起来造反、要求平反。
可以理解，在亿万投身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人是根据个人各种具体的利益诉求来参加运动的。而文革造成的社会、官民矛盾总爆发，表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这些都不在“五十天”讨论的范围，不做赘述。
（三）反右运动与“五十天”的比较
一些研究者把“五十天”与反右运动相提并论，似乎有几分形似。
文革初期派出的工作组，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认为运动主要是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这“五界”里进行，目标是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支持和保护他们的党政领导。这使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与反右派运动和“四清”运动相近的做法。这些被动挨整的目标大多老老实实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运动，不按工作组的意旨办，甚至“跳出来”反工作组的“造反者”，无疑就成了新的“右派”。
反右和文革，青年学生都是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他们作为运动的主角，似乎有着共同的命运。但是这些“五十天”的新“右派”与1957年的老“右派”有更多的不同。
以北大为例，比较前后发生的两个有影响的事件。
在反右运动中——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署名为“一些团员和青年”的学生，在大饭厅前的墙壁上张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团委询问北大是不是有出席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果有，又是如何产生的，希望团委回答。这是说若已经有了代表，则质疑未经选举的代表的合法性。接着哲学系的学生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题为“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这两张大字报，揭开了所谓的“五一九运动”的序幕。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全校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大字报，如有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教授治校的，有要求公布或废止个人档案的等等，提出了许许多多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的敏感问题和重要问题。还出现了辩论会的形式，一些人把饭桌当作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北大党委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代表党委讲话。他在讲话中认为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则是提意见的有效方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江隆基因被认定反右不力而调任兰州大学，文革初期在当地党委与工作组迫害下含冤自杀）。5月26日《光明日报》、27日《文汇报》报道了北大的“五一九运动”，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学生纷纷起来仿效北大学生的行动。
反右开始后，北大划“右派”716人。“五一九”事件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在文革“五十天”中——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此后，发生了前所述及的北大学生乱打、乱斗五十多位教师、干部、学生的“六一八”事件。这个事件被当时的工作组定为“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
再对当时有影响的辩论会做一比较——
1957年5月23号，北大法律系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并安上了麦克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参加了辩论，这里仅简述几点她的发言要点：个人崇拜与社会制度有关；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进步的标准是能不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动社会进步。不能的话，就是反动；斯大林在后期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是反动的。他杀了那么多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错误，二次大战不一定打起来；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只歌颂正面，而对阴暗的一面避而不谈。如果都对现实满意的话，如何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胡风问题，信中写文艺界领导者的话，不足以作为罪证断言是反革命，从法律观点来看，法院也尚未判决，这个案子这样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个案子搞了这么久还不宣判的……她还顺便谈到了青年人应该怎样生活，认为人的特长要充分发展，个性真正解放，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友爱地生活等等。
1966年6月24日晚清华大礼堂。辩论内容是：工作组此前通知化902班的文革组长蒯大富说王光美要来参加讨论会，但是“王光美说来没来”。蒯大富顽强地要求工作组把这件事解释清楚，怀疑“说来没来”是“阴谋”。在会上不厌其烦反复叙述他们去强斋拜访工作组的经过，讲他们如何如何坚持要工作组解释清楚这件事。说他们在工作组所在地的强斋“等了五分钟”，有什么人进进出出；然后说“又等了五分钟”，此时又是几点几分了，又有什么人出出进进。“等了五分钟，又等了五分钟”之类的话，很能抓住现场群众的情绪（会场上低年级同学居多），以至掌声、叫好声、鼓噪声不绝，一阵高过一阵。蒯大富一战成名。
下面，再对比以大字报等形式表明个人观点的片段，以当时的风云人物各两人为例——
1957年，林希翎(人民大学，被称为第一学生右派)：“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谭天荣(北京大学，曾被毛赐予学生领袖称号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让那些一辈子不动脑筋的人去发神经病吧！”
1966年，聂元梓(北大，被毛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毛称蒯司令)：“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现在，权在工作组手中，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文革与反右运动的宗旨和目的完全不同，但运动模式大体相似。但在不同时期，同是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青年学生，又有本质上的不同。林希翎、谭天荣等“右派”，大多有着美好的愿望，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为从根源上解决官僚主义等问题，他们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仅呼唤社会民主，还呼唤精神、思想的自由，个性的解放。这是他们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普世价值在自觉不自觉地展现。而聂元梓、蒯大富之类的运动积极分子，是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狂热信奉者。他们只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毛路线捍卫者，他们决不会同情那些“阶级敌人”所遭遇的政治迫害和歧视。聂对所谓“牛鬼蛇神”要干净彻底消灭、蒯要夺工作组的权及如前所述他对李世权的态度，表现出他们深入骨髓的斗争观念和对人权的蔑视。他们的思想理念，没有任何的社会进步意义和价值。1957年“右派”和1966年极左分子，分别代表着文明与野蛮，绝不可同日而语。把蒯大富之类主动反工作组被整治，比喻为1957年右派，这种混淆会对后人造成误导。
有研究者认为，“五十天”的所谓右派与1957年有一点大不同。他们没有1957年少数顶级右派那样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脑子里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公开宣传灌输的那些意识形态。但是他们的抗压能力，却远远超过1957年右派。
显然，这是指有代表性的风云人物蒯大富对工作组的重压不屈服。
那么1957年的“右派”分子是如何表现的？举例如下——
先看前所述及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反右期间，开她的斗争会很不容易，党委从全校找了一批能说会道的积极分子，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并经过排练之后才召开几千人参加的斗争会。但在斗争会上，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断被林希翎驳倒。主持斗争会的人无法，只得领着群众高呼口号，才能将她压倒。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被弄去劳动改造，受到了异常残酷的对待。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复查右派问题，人民大学党委把林希翎右派改正的决定派人送去给她时，派去的人以为她会感激涕零，谁知她却不甚理睬。于是这人便把平反决定带回去了。这样，林希翎变成了很少几个没有改正的右派之一。
还有文章认为，林希翎的右派问题得不到改正，与一个小官僚主义者有关，也与林希翎本人刚愎的个性不无关系，如果她对1957年自己言行造成的影响有几句检讨，事情的结局就可能两样。1980年4月《关于林希翎右派问题复查情况汇报》最后说：“根据林希翎1957年的言行，当时定她的右派是正确的，不属错划。林在被划为右派以后的二十多年来，又一直不认错，仍坚持原来的立场观点，因此，林希翎的右派问题不能改正。”
再看北大学生林昭。1957年鸣放期间，林昭因支持一名叫张元勋的右派学生，于当年秋天被打成右派，判“劳动改造”3年；1960年10月，林昭计划发行《星火》（民间刊物），只发行一期，就被查获，以“反革命罪”被捕；1962年初，林昭病情较重，狱方准其保外就医。但林昭拒绝这一好意，声称要把牢底坐穿；后被母亲强行带离监狱，保外就医其间，林昭声明“随时准备重新入狱”；1962年7月，又致信北大校长陆平，呼吁他效仿蔡元培校长，营救被迫害的学生；9月，在苏州与右派分子黄政、朱泓等人商量并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同月，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要求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公安机关于1962年12月23日再次拘捕林昭。1963年6月18日，林昭写《绝食书》云：“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同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1965年3月6日，再次绝食。林昭还向《人民日报》、副总理柯庆施等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基于林昭的不屈服，法院于1965年5月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1968年，公安机关以林昭在苏州成立地下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等罪名，将20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林昭4月29日被执行死刑，年仅36岁。此事就发生在文革中——这也是对所谓当时的“大民主”“结社自由”的绝妙讽刺。
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风骨，抗压能力，还是思想内涵，两个1957年的“右派”弱女子的格局与1966年所谓新“右派”的蒯大富等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云泥之别，高下立判。
结语
一说到“五十天”，一般想到的是蒯大富等反工作组被政治上打压，想到的是刘少奇造成了人权灾难。换个角度，梁思成、刘冰及社会上成千上万的所谓“牛鬼蛇神”在工作组撤出后的无政府状态中，受到红卫兵残暴的打、斗，他们又会怎么看工作组时期？
这里无意为工作组开脱。即使是对于尖锐地反对工作组的人，也不能用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剥夺人权的做法。
通过运动治国、运动治人，从来没有任何的正当性、合理性。“五十天”中工作组搞运动，领导运动，当然要否定。蒯大富等人，敢于反对代表党的工作组，首先自恃根红苗正，别人都不如自己革命，不如自己更能把运动搞深搞透。无论是反还是保工作组，都是积极开展这场大规模整人的运动，只不过是对如何整人，整哪些人，整到什么程度有不同的理解与考虑。从这个角度说，蒯与工作组的冲突、缠斗，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都是应否定的。
现在看来，文革“五十天”，除了文革的发动者有自己的目的，对于其他人不过是荒唐的瞎折腾。
在本文的叙事过程中，笔者尽量不用“造反派”这个概念。因为首先反工作组、反党委的“造反”者在这个时段还没有形成“派”，即还没有成立组织形式。其次，此后的造反派人员成分、诉求、目的很复杂，不在“五十天”的讨论范围。
有一种说法，把“五十天”称为“刘氏文革”。这是不妥当的，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要注意到刘从来没有发动文革运动的主观意图，完全是听命于毛，在毛不给出具体意见，要其相机行事时，才按照以往搞运动的经验和传统运动模式行事。
认为或论述刘等人与毛的“权力斗争”，及刘与毛有公开的“分歧”，是对毛泽东权威的认识不足。刘等人与毛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关系，都是被毛可以“用一个小手指就能打倒”的人，怎敢与毛有什么斗争、分歧？还是要再领会一下前所述及的邓小平的这句话：“制度是决定因素……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
毛发动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对于“群众”的积极参与，都不是什么群众与官僚阶层的矛盾（即所谓官民矛盾）的爆发，而是运动的发动者为达到其目的，以他的权威，组织机构的运作（如文革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舆论的宣传鼓动开展起来的。
极端低劣的物质、政治生态环境，与人们迫切要求改变的愿望，这才是中国社会多年以来的主要矛盾。这不能靠搞运动，只能通过其后的改革开放加以解决。
2023年11月5日初稿
7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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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文革中郭沫若迭遭丧子巨痛
冯锡刚
热诚讴歌文革的郭沫若，在动乱的前期，以过古稀之年，竟迭遭痛失爱子的惨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还当从文革之前的岁月说起。
一
1963年5月，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二个儿子，正在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就读的郭世英，因“Х社”事件而遭拘捕。
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涉及郭世英的文字，是陈明远提供的郭沫若1960年11月18日致他的信：
您跟世英、民英的通信，他们两人拿给我看了。近年以来，你们交了好朋友，推心置腹，相互切磋学问，探讨文艺与哲理的问题，我很欣慰。你们年轻时期就这样好学不倦，将来大有可为。但是，世英提出要整理你们的通信，搞出一本《新三叶集》送去公开出版，我觉得没有必要。本来不过是随笔写来的私信，自己留着看就可以了。须知现在的许多想法，并不一定都正确，将来可能还要改变，特别在哲学方面的文字，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反复修改。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对于自己更应严格要求，不能任性。这个意见，我已经跟世英、民英都谈过。最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也不同意世英的做法，我就放心了。请您再给他写封信，加以劝告。祝好！
这封信，不但透露出郭世英和郭民英（主要是郭世英）的思想情趣，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了解郭沫若当年心境的有意味的材料。
（左图：50年代初周恩来与郭沫若全家游颐和园留影。前排三个孩子右郭世英，中郭民英）
众所周知，《三叶集》是五四时期郭沫若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集，三人相互就文艺（主要是诗歌）问题交换看法。1920年出版后，以其对浪漫主义的鼓吹而在读者特别是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才华横溢的郭世英对于父亲当年性情真率、汪洋恣肆的文字及其文学上的实绩，无疑有着极大的向往。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憧憬着父辈的辉煌业绩，想要弄出一部《新三叶集》并渴望公开出版，是顺乎自然的。
饱经沧桑的郭沫若对此事的反应颇为复杂。一方面，作为过来人，他完全理解青年的渴求，对于郭世英他们“这样好学不倦，将来大有可为”，深感欣慰；另一方面，也正是作为过来人，郭沫若强调“现在早已不是五四时期”，“尚未成熟的东西，万不可冒失地拿出去发表”，“不能任性”。郭沫若自己当然明白，当年结集出版《三叶集》也未必自信是“成熟的东西”。这种告诫，不但含有“早岁那知世事艰”的人生喟叹，更有对现实的清醒把握。远的不说，只要看看在写这封信的四个月前召开的第三届全国文代会上，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亦步亦趋地鼓吹“掌握毛主席所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努力表现我们伟大的英雄时代”，即可明白。
郭世英和陈明远在通信中就文艺问题表述了怎样的观点，因第一手材料的缺乏而难下判断，但从陈明远在此前后与郭沫若通信中对文艺问题的讨论可见端倪。郭世英是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他后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深受郭世英影响的中学生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这真是切中肯綮而十分形象的评判。
现在还难说郭沫若的作派对郭世英的艺术情趣乃至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但郭世英以“文化屏风”这个看来颇为不恭的比喻来评判当时郭沫若的文化功能，无疑是见出了这位文坛泰斗在公众场合与家庭生活中扮演着不尽相同的角色。
郭沫若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自诩为“党喇叭”，一刻不停地为党的文艺方针鼓吹呐喊；另一方面，作为在文学领域多所建树的一代文豪，毕竟难以泯灭诗人的情趣，这种情趣对于郭世英的潜移默化是可以想见的。
郭沫若的声望和地位，无疑也为郭世英拓展视野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据郭世英的同班同学周国平回忆，“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博闻强记的天赋，好学深思的习性，以及芸芸众生无法获得的信息资源，郭世英显得异乎寻常。
郭沫若正满心喜悦同时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位年未及冠的爱子的成长。
1961年秋，郭世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于名冠京华的101中学高中部，考入外国语学院，后因故休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真是一个致命的选择。以郭沫若的睿智，不难察觉到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在当时远没有自然科学更易于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当时的高中毕业生，亦远没有如今早早划定文理的不同发展方向，临到报考的一刻方予选定的不在个别。那么，是1962年相对宽松的氛围令人忘乎所以，还是开明的父母终究要尊重子女本人的选择？
跨入北京大学的校门，即便在当时也是一种很大的荣耀。如果不是时运不济，郭世英原本可以学有所成。结果，这位深受俄罗斯文学熏陶，不乏民粹主义影响的学子, 却是一脚跨入了地狱之门。就读未满一年，1963年夏季，郭世英被迫中断学业，放逐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劳动。
事情的缘由须从“X社”说起。
1962年岁末或1963年年初，郭世英与101中学的同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的张鹤慈，以及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结成诗社。另有一位101中学初三学生牟敦白，此前与郭世英结识，参加过一次“X社”的聚会，又因与郭世英多次通信，案发后亦遭到牵连。
与郭世英结社的并非同班同学，而是同校的年龄相仿的几个年轻人。其性质也并非有人说是命名为X的哲学小组。牟敦白回忆唯一的一次参与“X社”的聚会，记得郭世英以老大哥的口吻向他介绍：“你看，这就是我们，X社的成员们。”张鹤慈对社名的解释是：“X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它的涵义太多了，无穷无尽。”这与一些文章中解释X为“探索哲学领域中的诸多难题”，不尽相同。
如果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的话，那末这句鲁迅亦颇为欣赏的名言，在郭世英这些有着太多的“智慧的痛苦”的学子身上倒真是得到了验证。曾看到过“X社”成员手稿的周国平回忆，“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双亲在1957年遭到厄运的牟敦白，因着世态炎凉而过早尝到人间的悲辛，他对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郭世英颇觉不解，询问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世英的回答是：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多少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为了什么？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牟敦白对郭世英追求的“个性解放”印象十分深刻，说是前后不下数十次提及，几乎是言必称“个性解放”。于立群也以为爱子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郭世英对母亲的诉说是：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何况我写的东西不供发表，也不可能发表。都是人，都有追求。
他不明白他与父亲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代。
郭世英和他的诗友的文字未能留存下来（或许作为“罪证”仍尘封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库里），但我们仍可以从诗友能回忆得起的唯一一句似乎大谬不然的诗句，来窥照这位郭沫若爱子当年的心境：
没有希望永远是没有没有希望。
这群对现实氛围深感窒息的文学青年，在文学的切磋中，不可能不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指点激扬。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犯忌的话题，万里的儿子和罗瑞卿的女儿从当权的父辈那里可能都有概略的了解，但比较起来，还是周国平的回忆更确切些，虽然也还是概略的，但那是当年亲聆后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他极其真诚，可以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对一个圈外的同班同学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他在“X社”里会如何放言高论。摘引几句1962年4月郭世英致父亲信中的肺腑之言，以见一斑：
谁有权“相信”自己未加思索的思想呢（虽然这只是口头的“信”而已）﹗“一颗求真的心”这就是一个革命者最可宝贵的财富。
最本质的问题应该是对待真理的态度问题吧？只有思想的自由，才有真理的出现。
纪律也可以解决学术问题吗？
思想的自由才是发现历史必然的必要条件。
真正犯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的，是那些对人格不予以起码的尊重的人，是那些阻碍思想的自由发展而阻碍历史前进的人。
郭沫若在复信中表示“我能体谅你的心情”，甚至一再肯定“能同情朋友，自然好”，“对朋友有真情是好的”，对爱子的不合时宜的言论并未过分责备和一意规劝。
“X社”的这些涉世极浅而又真诚任性的青年学子，他们的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在毛泽东1962年9月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警告的情势下，无疑成为“阶级敌人争夺青年一代”的绝好例证。还在“X社”事发之前，张鹤慈因其“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北京师范学院勒令退学；孙经武服役，因有不合时宜的言论而遭隔离整肃；金蝶则已移居香港。1963年初夏，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时代高压的诱导下，有人不失时机地向有关部门检举告发了“X社”的离经叛道。
郭沫若和于立群原本想要庇护爱子, 以视察和游览的名义携郭世英外出。告密者将郭世英对双亲的不恭之词和盘托出，令郭沫若和于立群大为恼怒，遂决定“大义灭亲”。
对于那些有着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公安人员来说，对付这些乳臭未干的青年学子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出于内心的恐惧也好，幡然悔悟回头是岸也好，抑或识时务者为俊杰也好，“X社”的成员无一不交待自己的“反动”思想。
案子处理得非常之快。1963年6、7月间，郭世英尚未读完第一学年，即被放逐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这是一种尚有若干人身自由的改造，显然是照顾到郭沫若的声望而从轻发落。张鹤慈、孙经武则没有这般幸运，以“反动学生”定罪劳教。
这个案子无疑惊动了中央高层。（周恩来亲自过问此案，多少也与郭沫若的儿子卷入有关。据说对郭世英的从轻发落是出于周恩来的指示。）这个案子之能触动中枢神经的警觉，一是“X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
毛泽东是否与闻此事，现在尚无第一手材料可以证实。但是人们不难从毛泽东后来的许多言谈中做出某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毛泽东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又特别是对其中的文科教育的非难，对如何防止“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殷忧，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极端关注，对高级干部——当权派的严密注视……如此等等。在嗣后一二年间，毛泽东与他的亲戚，同样在大学就读的毛远新、王海容有过多次谈话，其中对高干子弟的思想动向的关注，对教育制度的非难尤其值得深长思之。
郭世英显然是给自己的父亲惹下不大不小的麻烦。在这座“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的背后，竟庇荫着这样一株周身上下透出“封资修”气息的“毒草”。郭沫若不能不想到人们（当然主要是高层领导）如何看待这个事件的因果关系。好在这么多年自己一直以诗文为领袖歌功颂德，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坛进入多事之秋，文坛泰斗之家也进入多事之秋。这年秋天，发生了郭民英的录音机事件。追根溯源，事情得从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说起。
196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一份反映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亲自抓曲艺工作的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毛泽东痛切责难：“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批示，肯定了周扬的汇报，提出“统一认识，拟定规划，组织队伍”的方针。会后周扬主持代中央起草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文艺战线的指示》，所提十条是对1962年拟定的“文艺八条”的明显否定。在“文艺十条”的起草过程中，发生了文艺界“迎春晚会”事件——两位部队文艺工作者以目击者的身份，上书中央，揭发2月初由剧协主办在政协礼堂举行的迎春晚会，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意识的大展览大暴露”。这对于几乎年年都参加政协举办的迎春晚会的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自然吃惊不小。后来郭沫若当众检讨，说是“对于文艺界的歪风邪气，自己不能说没有责任”。3、4月间，中宣部长陆定一据此严厉抨击文艺界。于是就有了文联各协会的“小整风”。文联批判秘书长阳翰笙，剧协批判主席田汉，这两位都是郭沫若多年的知交。“小整风”搞了二十多天，文联和下属各协会均向中宣部写了整风报告。5月初，中宣部据此拟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的草稿。蹊跷的是，6月27日，毛泽东居然在这份并非通过正常工作顺序得到的草稿上写下了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则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是对周扬等人的当头棒喝，自然也使郭沫若深感震惊。1949年以来，郭沫若一直担任全国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成为双栖重镇。郭沫若以政治活动家的敏感，作出事后证明颇有远见的自我定位：视文联主席为象征性的荣誉头衔，一切尊重周扬（事实上周确实是文艺界的实际掌门人），对文艺界的种种纠葛多采取置身事外的超然态度；尽心尽力筹划中国科学院的各项事务，甚至不惮亲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之劳，称得上是殚精竭虑，当仁不让。这种判然有别的定位，也正从某种意义上折射出毛泽东对待自然科学及其专家与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及其专家的迥然有别的态度。郭沫若崇拜毛泽东，郭沫若也深知毛泽东。
毛泽东的两个批示看似突兀，其实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在做出第一个批示的两三个月前，毛泽东多次责难戏剧界“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家员丫环”，“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到了这年11月，毛泽东两次点名田汉掌管的剧协机关刊物《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宣传牛鬼蛇神”。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向热心戏剧改革的剧协主席田汉不但被摒于事外，而且在闭幕总结报告中遭到点名批判，被拿来开刀祭旗的是他创作于1961年的《谢瑶环》。这部通过主人公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命运来让观众取得历史教训的剧作，再一次显示出剧作家的艺术良心。郭沫若忧心忡忡地对其忘年交说，像田汉这样“为民请命”是要倒大霉的，甚至会有杀身之祸。后来田汉在文革中瘐死狱中，也是不幸而言中。康生在会上别有用心地提到1930年代田汉在南京坐牢的历史，诬指为“自首变节”。这更使郭沫若心惊，因其虽未入过狱却有1928年流亡日本而与中共失去组织联系的一段经历。他不无恐惧地说：有人造我的谣，我也会遭到批判。
这年7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第480次会议。会议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加强对正在展开的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的领导。使郭沫若感到幸运的是，毛泽东在接见五人小组的谈话中，特意指示要保护郭老、范老（文澜），后来还加上翦伯赞，以明确政策界限。
郭沫若以热情洋溢的歌功颂德与谨言慎行的趋时紧跟而获得保护。但阶级斗争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灾祸还是再一次上门，这次落到郭民英的身上。他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1943年11月出生于重庆，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
郭氏的子女中还真不乏有音乐天赋的，他和安娜的孩子郭志鸿便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钢琴家。不过郭民英未能顺利毕业，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生不逢辰。事情的起因是一件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小事，但在当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走向。1964年的某一天，民英将家中的一个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们一起欣赏古典音乐。这本是一桩有助于增进学业的好事，结果却犯了忌：一是有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就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言，录音机乃稀罕之物，人们的普遍心理是愈穷愈革命，反之自然是富则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了；二是宣扬所谓“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有悖。作为郭沫若的儿子，在文艺界已进入多事之秋的1964年，不但难以享有干部子弟的荣耀，甚至较之工农的子弟也很少有任何优越感。罗瑞卿的女儿点点，那时节不过是十来岁的少女，居然也能感受到对郭沫若“不以为然的时代氛围”，坦言“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共产党内存在着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的风气的影响”。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因素，一位知情的学生于这年9月1日上书毛泽东，以时兴的阶级斗争观点反映中央音乐学院存在的“严重问题”。关于此信的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辑者有如下概述：“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服务，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是学校教学工作上只教继承，不教批判，或者‘抽象的批判，具体的继承’，以及技术至上，主科的个别教学，无法对教学进行细致的检查和监督。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分极其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学校的办学方针也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的指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此信的摘要之后，于9月27日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落款之后又加写了两行文字：一行是“古为中用，洋为中用”，一行是“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学生的信显然不是可以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八个字来概括的，而做出“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的估计倒是反映了毛泽东对文艺界和教育界现状的判断。
尚难断言这个学生在信中是否直接点了郭民英乃至郭沫若的名，但信的批判锋芒所向，郭民英是无可避易的了。纵然“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但毛泽东已明白无误地表态“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那末可供郭民英选择的，只有洗心革面。毛泽东确乎一言九鼎，但要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极其真诚的艺术情趣洵非易事。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难，面对热衷“封资修”、崇拜“洋名古”的指责，郭民英的内心感受极大苦痛，竟至逐渐为一种类似忧郁症的病痛所折磨。到了1965年的春夏间，郭民英竟无意继续学业，终于黯然神伤地离开了衷心向往却又带来心灵创伤的中央音乐学院。7月2日，正与夫人于立群作“井冈山巡礼”的郭沫若给秘书王戎笙写信，其中主要是谈爱子转学的事：“关于民英的学校，我们打算让他转学人大。这对他可能好些。另有信给民英，如他愿意，请您费心为他办一办转学的事。拜托拜托。如不能转相当年级，我们的意思，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以入何系为宜，请为考虑。”之所以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可能是考虑到这是一所以研究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重点文科大学，对于久已弃置理工科的郭民英较为合适。他在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已有数年之久，真可以说是功亏一篑。郭沫若和于立群为爱子能完成高等学业，不惜一切，“即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其时郭民英已经22岁了。
郭沫若夫妇为着爱子的前程，真是用心良苦，无奈郭民英经此打击，已是心灰意懒，不愿从头开始学他并不感兴趣的专业。考虑再三，还是入伍。那年头，解放军在国人的心目中威望极高。毛泽东在1963年年底发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号召后，郭沫若即在翌年春赋《满江红·向解放军学习》：
革命功臣，谁当数凌烟第一？
无疑问，武装部队，咸推巨擘。
头上三山凭荡扫，人间百垢教湔涤。
是阿谁亲手铸成之？毛主席！
三句话，标原则；八个字，具威力。
好作风奠定了新中国。
战士人人谙文武，寰球处处称无敌。
六亿人、都向解放军，勤学习！
但郭民英已经22足岁，且又以疾病折磨为由中断学业，真要入伍又谈何容易。据罗瑞卿的女儿透露，郭沫若夫妇亲自登门拜访其时重权在握的罗瑞卿，向这位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求助。考虑到郭民英自幼向往海洋，很快就不费周折地安排去了经过挑选的地处舟山的海军部队。
郭民英入伍之后，一度对海洋生活感觉新鲜，又以擅长音乐，成为当时很紧缺而实用的文艺宣传人才。郭民英锻炼得日见坚强，成为了中共预备党员。文革开始之后，纵然部队并不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因而相对稳定，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更何况像郭民英这样的名门之后，不能不关注白云苍狗般的时局。
到了1967年早春，时局愈益动荡。整个春季，郭沫若仅在3月下旬有过一次出席某友好国家招待会的外事活动。这位受到毛泽东明令保护的国务活动家，似乎也从公众场合消失了。在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等一大批老革命家纷纷落难的情势下，郭沫若宦海沉浮实在难为世人所关注。
也正是在这个暮云沉沉、愁城四望的时节，4 月7日，郭民英饮弹自尽，结束了年仅24岁的生命。何以轻生？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发之举。
郭民英之死确实是难解之谜。在那样一个年头，自杀不惟难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多半要被视为“反动”之举，因而也多半要招来恶名声。郭民英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
很难剀切指陈郭民英之死的直接缘由，惟其如此，才真是透露出这个曾经徜徉于音乐的海洋、洋溢着浪漫主义情怀的青年，对混沌现世的迷茫、绝望和厌弃。爱子自戕的深层原因，郭沫若应该清楚，但是这种痛楚又能向谁诉说呢？
三
在两年的劳动改造中，郭世英的意趣确乎大变，对于原先钟情的哲学已不再在意，而对日日伺弄的棉花栽培则发生兴趣。1965年秋，在自己并不乐意的情况下，经不住双亲的劝说，他终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重续学业。他期待在植物栽培学方面经过深造之后，重新返回农场。
殊不料，不到一个学年（正与当年就读北大哲学系一样），文革开场。借大串连之机，郭世英特意去西华农场访旧。因着身负“前科”的包袱，郭世英自然就成为文革的逍遥派。
1968年3月，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等三人遭到诬陷，发生所谓“杨余傅事件”。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4月19日，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伙人公然绑架郭世英，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这伙人要郭世英招供什么呢？他作为置身事外的逍遥派，自然不可能是有关这场运动本身的任何纷争。毫无疑问，这伙人敢于绑架刑讯，症结在5年前的旧案——“X社”事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X社”的几名成员中，张鹤慈与孙经武以“反动学生”论处，判处劳教，而作为骨干的郭世英却从轻发落。因此，他们要追究的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要说父亲庇护儿子，这自然是并不稀罕的事情。但是郭沫若虽贵为副委员长，却并非可以决定此案审理判决的政界要人。所以，这伙人的追究若不是出于有预谋的指使，便是为当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时代氛围的激发，颇想干出一点耸人听闻的大事来。
以周恩来当时的处境，刑讯逼供者确有因当年过问此案而敢于将矛头指向他的可能。这年6月初，毛泽东在与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到要打倒陈毅的外语学院某组织，周恩来即插话：他们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接着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因为有可能涉及周恩来，郭沫若未听从于立群迅即以爱子遭绑架一事径直向周恩来反映的建议。但说在4月19日至22日这3天中郭沫若有外事活动面见周恩来的机会而未置一词，这似乎不合实际。据《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记载，周恩来在此期间确有过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与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另一次是约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中罗两国间的三桩大事。这样性质的外事活动，似乎没有郭沫若参与的可能。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有关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三小时前，郭世英从三层楼上的关押他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
这一打击，较之年前的郭民英之死，对郭沫若来说更为深巨。郭民英的自戕从表象看毕竟还不是外力的直接击打所致，而郭世英则是在遭到连续数日的刑讯逼供后，不堪凌辱的抗争。因为有着“前科”，还要被扣上“畏罪自杀”的恶名。悲愤难忍的于立群当即病倒。她责备郭沫若何以不及时向总理反映。这位与周恩来有着四十余年战友情谊的古稀老人，回答是：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这就表明，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处境甚为清楚，对郭世英一案可能引出的关涉也很清楚。只是他难以预料的是，爱子竟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毕竟是有着深广阅历的政治活动家，郭沫若在家人面前强忍悲痛的泪水，默默地伏在硕大的办公桌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期间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地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本，以寄托对爱子的哀思。笔者看到过曾经刊登在一家刊物上的手书影印件，笔迹刚劲，一丝不苟。字为心画，人们透过这些墨迹，不难体味郭沫若书写这些日记时的心情——见字如面，如坐晤对，倾听爱子的心声。
1964年5月11日
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都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流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
1964年8月7日
去年今天，我到了棉田队，好快啊，整整的一年了！
…………
我想家，但是这如果只是基于人性论的观点的想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家，这是一个革命的家。
一年结束了，只不过是结束了一个开始，道路还长远得很。只有坚持不懈地改造自己，才有可能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
1965年2月7日
回到了家高兴了一会，却又马上觉得没事可做。怎么？这不是个革命家庭吗？但我总觉得这和我离得那么远。心里总出现农场劳动的情景，但我在这里却在享受着，在……
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投入战斗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
这些日记，异常真实地记录着郭世英在农场劳动期间的思想情感发生变化的历程。“X社”事发的时候，郭世英才22岁，一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从未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在时代的高压下，在家人尤其是父亲的劝说下，以为自己的思想真出了问题。在整整两年的艰苦劳动中难说脱胎换骨，却也是意趣大变。郭沫若对爱子的转变自然深感欣慰——“他又重新对我抱有希望了”。惟其如此，才会痛感爱子的屈死罢——这大概正是不同于民英之殇的所在，而这又正是使郭沫若格外感觉悲痛之所在。郭沫若后来在致郭世英北大的同班同学的信中说：“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 ‘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并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
纵然如此，郭沫若在爱子屈死不到半年，重又振作精神，赋诗填词，继续讴歌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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