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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四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4年1月30日第240期
本期目录
〖江西文革专辑2〗
书海泛舟
余汝信 江西：野战部队入赣（《风暴历程》选读）
一、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不满
二、野战部队奉命入赣
三、程世清赴京受命
四、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抚州事件
五、毛泽东关于江西问题的谈话与省革委会的成立
尾声
东澄宇 我在1968年江西南昌“四七意见”前后（《三代启示录》选读）
“家庭出身”重新成为问题
为探索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上书毛泽东
忙于大联合与征兵工作
不经意间一次对话埋下后患
刘培善将军在京西宾馆自杀
程世清在江西刮起“三查”风暴
一个抱憾终生的插曲
发表“四七意见”和《四二二宣言》
上京告状失望而归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半个世纪后听蔡松林的讲述
南昌红卫兵寿终正寝
关押毒打中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登台批斗我的竟是她
被游街时永生难忘的一幕
附录一 “四七意见”
附录二 《四二二宣言》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东澄宇同志在省委三届八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南昌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 四起现行反革命案件的案情简介和复制样本
编读往来
边犊：2023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二件事
宗庶：2023年涉及文革内容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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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江西：野战部队入赣
（《风暴历程》选读）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余汝信著《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上册第六章第五十二节。该书已由新世纪出版社于2021年8月出版。
一、毛泽东对江西省军区不满
1967年1月江西省军区介入地方支左时，军区负责人为：司令员吴瑞山，政委方志纯（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兼，第二政委林忠照，副司令员倪南山、胡定千、罗元炘、李国良，副政委陈浩、邹日晴，参谋长杨上堃，政治部主任殷及夫。下辖南昌、宜春、九江、抚州、上饶、吉安、赣州7个军分区和景德镇市人民武装部，及江西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师师部位于南昌市，代号6797部队，1966年7月由江西省公安总队改编而成，辖步兵第一、二、三团，为一小师。师长陈昌奉，政委李志杰。
1967年1月26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发表夺权通告，宣布自当日下午四时起，夺了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的一切大权。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到会讲话，对夺权表示支持，并承认“前省委烂掉了，是修正主义司令部”。但因江西夺权并未得到中央承认，此后省军区以“中央未表态”为由，否定了这次夺权。
2月4日，省、市造反派和各省赴赣串联的红卫兵，驻省、市人民解放军十万余人，在南昌市人民广场举行“造八一建军节反”大会。大会发布“造反声明”，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公开宣布彻底砸烂八一起义纪念馆、改变一切以“八一”命名的街道、公园、商店的名称。5日，《江西日报》刊出《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的社论。
2月8日，省、市造反派十万余人召开批斗方志纯大会。吴瑞山出席并代表省军区讲话。因大会对方志纯等施用挂牌、下跪等体罚，省军区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否定了这次大会。4月23日，省、市造反派再次召开批斗方志纯大会，省军区拒绝大会邀请，没有派代表参加。
3月14日，省军区在省体育馆举行万人大会 ，副参谋长周子韬作《关于南昌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报告》，重申串联人员立即返回原地和解散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提出要对造反派进行整风。该报告经录音复制，分发到全省各军分区、人武部。
3月15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率领工作组到达南昌，帮助指导江西文革。工作组其后陆续取缔了一些造反组织。
4月20日，省、市造反派举行“彻底批判周子韬‘三一四’黑报告大会”。省军区拒绝派代表参加。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瑞森代表书记处候补书记郭光洲、黄先等七人发言，指周子韬的报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痛加批判，指出江西省军区某些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吴瑞山、林忠照自此次大会后在全省各地掀起一个“反刘（瑞森）高潮”。
4月29日，刘培善、吴瑞山去福州军区汇报江西文革情况。福州军区党委根据汇报作出指示：①江西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②《十个为什么》打中了要害，必要时可公开点刘瑞森的名；③当前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是一股反革命逆流，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搞起来的，要顶住，不开枪就好办；④要注意巩固部队，注意防止内部坏人跳出来；⑤平反工作要抓紧，越抓紧越主动。
5月15日-21日，江西省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刘培善、林忠照否定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称周子韬3月14日报告“基本精神是好的”，称造反派“他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想把解放军整垮”，“这是逆流的表现”。
5月24日，毛泽东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5月20日编印的《快报》第2213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一文，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5月30日，周恩来电告江西省军区传达毛泽东5月24日对江西问题的批示。迫于压力，6月2日，吴瑞山代表省军区被迫签字接受造反派组织新洪都反逆流联络站在4月13日向军区党委提出的“五项要求”。 6月7日，在人民广场举行的大会上向造反派作检查。刘培善、吴瑞山、林忠照坚持不承认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被造反派绑架，于6月11日被押送到北京，“交给中央处理”。
6月13日，刘培善等在北京拍电报给省军区党委，要求责成各军分区、武装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6月6日通令，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武斗事件的发生。从5月底开始，江西发生多次武斗事件，至12日已重伤1200余人，死亡10人。农民也已进城参加武斗，武斗规模呈扩大、升级之势。6月20日，周恩来在京接见刘培善、吴瑞山，对江西作出六点指示：不要上街游行；不准武斗；不准乱抓人；不准扰乱铁路运输、车运、航运；农民不准进城搞武斗；不准开枪、夺枪。6月28日，江西农学院造反派与南昌莲塘联络总站发生武斗。6月29日凌晨，省大联筹 从省军区所属部队抢夺枪支弹药，组织六批数千人前往莲塘增援造反派，造成死伤数百人的严重流血事件，赣州等地也同时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6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致电江西省军区转省大联筹，令其立即停止夺枪的错误行动，退出军事机关，并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返回原驻地，听候中央派员处理。并称，“我们已命令江西军区不许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如果双方任何一方不这样做，不听中央的话，就要犯极严重的错误。”
二、野战部队奉命入赣
6月30日晚12时至7月1日凌晨3时，周恩来、康生、萧华、张春桥、戚本禹第二次单独接见江西造反派赴京控告团部分代表时，周恩来称，“军区可以承认错误，军分区、武装部也不一定听，他们现在已控制不住了。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在查，死的人不但要抚恤，而且军区要负责任，军分区、武装部责任就更大了。”当代表谈到军区负责人转到地下找不到时，周就问：“你们跟江西军区负责人哪几个接触比较多？你们认为哪几个比较好讲话的？哪几个比较坏？”代表们称：“陈昌奉同志比较好，6月7日开会时，有些战士不明真相，要去冲会场，陈昌奉同志拦车，差一点被压死。”周连连点头称：“我认得，长征时我们很熟。”代表又说：“还有罗元炘同志，他也是靠近造反派的，但他现在已经没有实权了。”周称：“那没有关系。”
周恩来的讲话表明，中央对江西省军区主要领导已不存信任，使用中央可以掌控的军事力量以解决江西问题，已迫在眉睫。
7月以前，在江西境内的野战部队，仅有年初从浙江调入的一个步兵团，即南京军区陆军第二十军步兵第一八○团。该团代号6300部队，于3月3日奉命入赣，进驻鹰潭地区，担负防空降、防暴乱任务。
此外，还有空军一个师即空二十四师驻江西境内。该师代号7294部队，师部位于南昌市郊向塘基地。师长王子祥，政委鲁鸣。
7月3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次日，毛泽东批：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再定为宜。
两天后，毛泽东改变主意。7月6日，毛阅军委办公厅7月4日编印的反映江西赣州武斗严重，要求中央派部队前往制止的《群众来信摘抄》第55号，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次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
以上官方资料表明，在7月6日或之前，中央已决定调陆军第二十六军一个野战陆军师，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地区的三支两军。7月6日，毛、周又决定由广州军区调一个野战陆军师师部及部分部队，管赣南地区的三支两军。
7月9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广州军区命令：陆军第一二一师组成一个精干的指挥所，率步兵第三六二、第三六三团，于7月16日开赴江西赣州执行支左任务，部队到江西后，政治思想工作及行政管理、供给等归广州军区领导，支左工作归江西省军区领导。7月11日，根据总参谋部指示，广州军区令陆军第一二一师师长张序登等人去北京接受关于江西支左的任务。周恩来等和总参首长接见并作了指示。
7月16日，陆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师部（6810部队），率所辖步兵第三六二团（6812部队）、第三六三团（6813部队），由师长张序登、政委于厚德率领，从广东粤东地区调驻江西赣州、吉安地区。入赣后，上述师、团代号不变。该师师史称，“1967年7月，我362团派往江西吉安，363团被派往江西赣州‘支左’。当时的吉安、赣州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派系斗争严重，仅赣州的‘六二九’事件，就屠杀268人，重伤千余人，关押上万人。我部进驻后，立即展开工作。首先是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劝说农民回乡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其次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广大受蒙蔽群众，孤立坏分子；再次是努力做好善后工作，掩埋死者，抚恤家属，接待群众，调查两派情况，协助分区独立分队抓革命、促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开展拥政爱民活动。还组织了300多人的工作队，深入各县调查研究建立县一级领导班子。很快就平息了动乱局面，恢复了生产，受到了上级的表扬。1967年10月10日，广州军区向我师驻江西支左部队发出贺电。”
7月16日，济南军区陆军第二十六军第七十六师师部（6011部队），率所辖步兵二二六团（6012部队）、第二二七团（6013部队）、第二二八团（欠二营，6014部队），由二十六军副军长杨栋梁及该师师长张元和、政委许洪云率领，赴江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7月19日，师部率第二二六团抵达南昌县莲塘（师部后驻青云谱干休所。二二六团驻南昌市省财校）。第二二七团位宜春，第二二八团（欠二营）位九江。1968年5月底，所辖炮兵第二五六团（6015部队）归建，进驻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步校。入赣后，上述师、团代号不变。第二十六集团军军史称，“6月，军委命令我第76师赴江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该师（欠炮团、坦克团、第228团2营）于7月16日从莱阳、马格庄站乘火车开进，7月22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全师分布于南昌、青云谱、宜春、九江等5市、3专区、36个县、261个厂矿企业。部队广大干战在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情况极为复杂、斗争极为激烈的情况下，坚持‘四不’政策，为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制止武斗中，坚决执行上级关于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规定，坚持说服教育，有的同志不幸牺牲。”“8月19日，第226团6连4排护送南昌县蒋巷区部分学生和群众回乡。途中横渡赣江，行船遇险，危急时刻，4排舍生忘死进行抢救，同当地群众一起救起50多人。抢救中，排长李文忠、副班长李从全、战士陈佃奎英勇牺牲。”“10月2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4排以‘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以‘支左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号召全军向他们学习。”
除上述两师外，7月中旬，步兵第一八○团奉命负责上饶地区及景德镇市的三支两军。
时江西辖南昌、景德镇两省辖市及六专区。综上所述，入赣野战部队部署为：第七十六师负责南昌市、宜春（包括萍乡市）、九江（包括九江市）、抚州专区；第一二一师负责吉安（包括吉安市）、赣州（包括赣州市）专区；第一八○团负责景德镇市及上饶（包括上饶市、鹰潭镇）专区。
三、程世清赴京受命
7月31日，驻守于胶东半岛、领率机关位于烟台市的陆军第二十六军政委程世清 ，受命赴京，接受调任江西三支两军第一把手的重任。
程世清晚年回忆称：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时半，从济南打来电话，说是杨得志司令员要同我讲话。我拿起听筒，一听声音就听出是杨司令员。他说：“刚才接到总理电话，要你立即到北京去，中央决定你到江西去工作。目前，江西形势很乱，由你带七十六师到江西。”我说：“不是已确定杨栋梁同志去了吗？”他说：“你到江西就在那里工作，杨去‘支左’，待形势好转后，再同部队一道回来。”我请示说：“‘支左’是一定要去的。到江西工作，恐怕搞不了。请您向总理提一下好吗？”司令员说：“现在这个时候，跟打仗一样，还提什么意见呢！”我回答说：“坚决执行命令。”接着他说：“下午有一架飞机到烟台接你。”我说：“那好，我马上回烟台，再见！”
…………
下午两点半，一架专机飞到了烟台机场。我只带一个警卫员和一个旅行袋走上了飞机。
我们的飞机下午四点三十分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杨栋梁同志和秘书王鹤寿同志来接我们，住进了京西宾馆。
当天夜里，杨栋梁同志介绍了江西情况，武斗在全省正盛行，南昌同各地市、县城乡处于隔绝状态，两派仍严重对立。部队（七十六师）已于六月末由杨率部到达江西南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师部和二二六团驻南昌西郊，二二七团驻九江，二二八团驻宜春、萍乡。广州的一二一师正在开赴江西途中，他们准备驻在赣南。杨栋梁那里有一部电话，可直接同南昌师部联系。杨说：“周总理直接领导江西的文化大革命，指示及时具体。总理对江西情况了如指掌，事情好办。”（图为程世清1955年被授予军衔时的标准照）
大约是八月七、八日晚，由总理主持召开了一个解决江西领导问题的会议。到会的有总政的萧华主任、福州军区的刘培善政委、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江西省军区的吴瑞山，还有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同志，再就是我和杨栋梁同志。
总理指示说：“毛主席、党中央非常关心江西问题。首先要解决领导问题，中央决定：成立江西革筹小组，改组江西省军区。并决定程世清同志为革筹小组组长，党的核心小组长，主持全省工作。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司令和政委。江西两个支左师、原江西独立师统属于省军区领导。革筹小组是……（略），中央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
总理指示后，我向总理请示说：“我提点意见好吗？”总理说：“好哇！”
我说：“一、我当省军区政委，不兼司令员，由杨栋梁同志任司令员；二、调二十六军二十五师政委文道宏同志任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由济南军区从洛阳步校调三十名干部去江西‘支左’；四、我在二十六军的秘书调给我。”
我提了这四点意见后，总理说：“不当司令，真有不愿当官的开明人士。你这四点意见，我都同意。”总理接着指示：“请杨得志司令员办，今晚即打个电话给济南。”
江西革筹小组于第二天，即在京西宾馆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总理指示和中央的决定。初步地研究了江西形势和问题。
以后几天，我们又多次去江西造反派在京住地了解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
当时革筹小组成员：杨栋梁、文道宏、陈昌奉、罗元炘、刘瑞森、黄先、郭光洲、万里浪和我九人组成。核心小组，除万里浪外，都是核心小组成员，因为万不是党员。
八月十七日上午，我们带着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乘飞机离京，机上革筹小组成员大家心情激动，喜笑颜开，都在想：走上新的征途，接受新的考验，如何解决江西的具体问题，担子极重。
在飞机上，万里浪曾多次向我提出：革筹小组到南昌后，不要住在省军区，那里不安全又没有住处，要我们住到洪都机械厂 的招待所，说那里既安全，设备也好。我严词加以拒绝，我看出他别有用心，后来的种种事实表明，他是想控制革筹小组为他们服务，我对他的警惕是正确的。
…………
我们的飞机于八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到达南昌洪都机场降落。八月的南昌，热浪滚滚，欢迎我们的群众，人山人海，在烈日下向我们挥手致意。我看到许多人是汗珠和泪珠流在了一起。他们期待已久的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代表终于来到了。但是，他们更加关心的是，能否在江西正确地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地实现安定团结呢？我非常了解群众此时此刻的心情，八月的洪都，天热人更热，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必胜的光芒。我也更坚定了，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
四、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及抚州事件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其中第一至第三条称：
（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例如：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联络总站），打死打伤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同志为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同志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文道宏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应对所犯错误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检讨。
（二）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的制止保守组织中个别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指战员的错误行为。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应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革命利益为重，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检查和改正了就好。要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
（三）中央决定着手成立以程世清同志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单由各方面协商产生，报中央批准。杨栋梁、文道宏、鲁鸣、罗元炘、陈昌奉等同志，以及黄先、刘瑞森、郭光洲等同志，可先参加筹备小组，并开始工作。筹备小组统一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并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条件。
第六条前所未有的特别提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
（六）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革命的群众武装，是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国家财产、维护革命秩序、制止坏人杀害左派群众的强大力量。今后，军分区、人武部，决不准以任何借口把枪支弹药发给或变相发给保守派；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即便是中央的决定，在江西一些地区，还是遭到了顽强的抗拒，甚至武装抵制。8月下旬，发生抚州事件。据程世清回忆称：
省革筹小组奉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到江西才五天，即八月二十一日，以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 为首的一小部人煽动抚州七二一铀矿近两千人，武装向南昌市进攻。二十一日上午，他们占领了离南昌市三十多公里的温家圳大铁桥。
八月二十二日，我亲自打电话找夏绍林讲话，他两次不接电话。最后，在晚上又一次找他讲话，他才拿起听筒，我向他讲了五条：一、我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你们是知道的；二、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进攻南昌呢？！三、限你们于二十三日上午，将全部部队撤回抚州；四、我们派到抚州去的侦察班，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五、你们要作检讨，送来南昌。夏回答说：“你们是什么人？我们还要看。进攻南昌，我不知道。撤回部队，我管不了。”他把电话一放不说了。
二十四日综合情况如下：一、温家圳战斗激烈，互有伤亡。南昌群情激昂，纷纷涌上温家圳的公路上，要求全力出击，革筹小组门口，人山人海。二、南昌又发生抢枪，部分警卫连队的武器被抢一空。三、南昌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又开始打砸抢，汽车被抢一空。四、二十四日派去抚州上空散发中央文件和省革筹小组告抚州军民书的飞机，被地面击伤。
革筹小组到江西才六天，为什么会出现抚州这样的问题呢？南昌的混乱是抚州问题引起的。革筹小组每天二十多个小时在紧张地工作。
二十四日下午三时许，有三个穿军装的手持短枪的人，撞进我的住房。一进房门，连开三枪。声言：如果不派部队去温家圳增援，就要冲击革筹小组并赶走革筹小组。我一面向他们说明情况和政策，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这种恶劣行为。我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他们不敢说，就溜走了。后来查到是几个战士，就让他们复员了。
我们来到南昌八天八夜没有休息了，饭也吃不下，眼睛都熬红了。我看看室内的温度计已升到零上四十度。打开洗澡间的水龙头，水温足有六十度。洗了一个澡，躺在床上睡着了。起来后，头脑清醒多了，就想起主席说的“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教导。此时此刻，在江西，在南昌什么是主要矛盾呢？想了好久，想到了是抚州问题。
抚州，在革筹小组来到南昌后，用武装进攻南昌，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不但不听，反而采取对抗行动：一、击伤散发传单的飞机；二、武装进住温家圳，打死打伤多人，造成南昌混乱；三、解除了我们派去的七十六师侦察班的武装并扣押了人员。这种行为已大大超出了两派武斗的性质。指挥这种罪恶活动的是抚州军分区的司令员——夏绍林。
这是一种武装叛乱。这是当时对形势分析的结论。
二十五日情况进一步恶化。上午十一时开革筹小组会议，我把上述情况的分析和结论，向大家讲了我的意见，并提出：一、派七十六师一个团进驻抚州。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七十六师团部带两个营沿昌抚公路走，一个营走便道从西边进驻抚州。二、见到抚州武装人员，不准开枪，多做宣传工作，并带好宣传工具（如扩音器等）；万不得已，只准朝天开枪，不准打伤一个人。三、部队到了抚州，不要开枪，多做宣传工作，维护社会秩序，禁止打砸抢。立即派出一个营进驻乐安七二一铀矿，集中武器，防止破坏。四、为了不让南昌市人员进入抚州，由七十六师在昌抚公路温家圳大铁桥处设岗卡，阻止车辆、人员通行。为了防止混乱，准备出一个布告。我说，这样做有三条好处：一、使南昌迅速解围；二、解决了抚州问题，很可能很快解决全省的武斗问题；三、同时解决了七二一铀矿问题，保护了该矿不受损失。如果抚州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全省即可开始收缴武器，形势就会完全改观。最后，我又强调说：“最担心的是开枪问题，要部队进行严格的教育，宁肯自己有伤亡，也不能开枪。”
大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解决江西的问题，一致通过。一边命七十六师积极准备，同时要严加保密。
同时在当日（二十五日）下午三时，我直接向总理汇报了江西的上述情况和省讨论提出的措施。总理听完我汇报后，指示说：“一、完全同意你们对形势的分析和采取的措施。二、这样一举三得，很好。三、无论如何要保护铀矿。四、部队去抚州是做宣传工作的，不是去打仗的，防止开枪死人。部队一开枪，就要死人，就没有理了，要特别注意。五、你们起草的告抚州地区宣言书，我改了几个地方。总理一字一字的把改的地方告诉了我。六、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二十六日下午四时三十分部队出动。为了防止出大问题，省革筹小组决定：由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和鲁鸣等负责同志亲自指挥，七十六师师长、副政委同二二六团一同去抚州。十时，我又把部队的位置、任务、应注意事项、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南昌情况，一一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说：“你们关于解决抚州问题的部署、措施和应注意的问题，我已报告了主席，主席都同意。我再告诉你们两点：一、部队一定不能开枪，主要做宣传工作。二、一定要把夏绍林抓住，不要让他带着电台逃到山区作乱。”我放下听筒后，即把总理指示用摩托车送到杨栋梁同志那里去。
直到二十七日下午，抚州部队行动仍没有消息。部队应在二十七日上午到达抚州。我心里十分焦急。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总理打来一次电话问情况，我说：“没有消息，可能是通讯问题，部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我很放心。”总理说：“你有把握那很好，我也放心。”
直到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杨栋梁同志从抚州发来第一次电报。电文略称：按计划推迟了行动，原因是夏绍林在沿昌抚公路两侧设有埋伏，在东山一带以机枪封锁路口，在三处顽抗，我方伤亡十七人，其中亡副连长一人，我未发一枪，即进驻抚州，军分区死一干部，情况待查。抚州秩序良好，商店开始营业。全市未出现打抢现象。我以两个营进驻七二一矿，未发一枪，目前正在集中武器。
我收到这份电报如获至宝，精神和肌肉突然松开了，高兴万分，赶忙打电话给总理。我将上述电文念给总理听，总理一边听，一边说好。总理听完后说：“江西的问题打开了局面，向你们祝贺！我放心了，马上报告主席。”我说再见。
南昌市群众听说顺利地解决了抚州问题，七二一矿问题，个个兴高彩烈，自动走上街头游行庆祝，写快报和标语。
抚州和七二一矿问题的解决，具有全省性的重大意义。为此写了一份宣传解决抚州问题的传单，同“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文件一并用直升飞机向全省主要城镇散发。后来证明，效果非常之好。
五、毛泽东关于江西问题的谈话与省革委会的成立
9月17日，毛泽东南巡途中在南昌听取了江西省革筹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关于江西文革情况的汇报，对江西的工作表示肯定。
毛泽东在谈话中称，“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毛还称：“六、七、八月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当汇报到抚州问题时，毛称：“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抚州问题实际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当汇报到人武部、军分区情况时，毛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那有哪么多赵永夫、谭震林？”“你们先把武装部干部训练一下。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营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对于江西省军区搞“四大”，毛称：“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啦！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带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
程世清回忆称：“我们根据主席指示，部署了全省第二步工作。省革筹小组决定：一、继续收缴武器；二、迅速成立地区、县、公社、厂矿、学校、机关等革筹小组，解决领导问题，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县以上的由省批；三、整顿城乡社会秩序，恢复交通运输、征粮、征税，整顿市场；四、做好两派团结工作，继续开办干部、头头的学习班，积极创造条件为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五、对原保守组织的人员，提出五不准：1.不准歧视，一视同仁；2.不准打击报复；3.不准扣发工资，欠发的工资一律补发；4.视情况准予参加领导班子；5.一切旧账都不算，团结起来，一致对敌。这五条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认真落实。”“在上述有利形势的推动下，省从十一月开始部署第三步工作；一、准备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二、到一九六八年五月前，将全省从地区到基层单位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三、认真地抓一下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订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规划；四、提出狠抓阶级斗争，进行‘三查’，查走资派的阴谋活动，查叛徒、特务，查牛鬼蛇神和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活动，整顿市场。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等。”
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杨栋梁、黄先、于厚德、万里浪。主任、副主任五人中，军队代表占三人。常委26名中军队代表占10名，除程世清、杨栋梁、于厚德外，还有文道宏、鲁鸣、罗元炘、陈昌奉、丁士采（福州军区步兵学校政委）、许洪云、李鹏（六十师副师长）。
当时江西辖南昌、景德镇2个市和赣州、吉安、抚州、宜春、上饶、九江6个专区。1968年1月成立省革委会后，陆续成立了各市及专区革委会 。其中赣州专区革委会由在赣支左的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区副政委刘云任主任；吉安专区（改名井冈山专区）革委会由原吉安地委副书记王士昌任主任；宜春专区革委会由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化东任主任；抚州专区革委会由原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胡惠之任主任；上饶专区革委会由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倪南山任主任；九江专区革委会由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王长川任主任；南昌市革委会由原南昌市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于德韾任主任；景德镇市革委会由原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华任主任。（图为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的1969年7月5日九江专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第30期简报）
以上8个专、市级革委会一把手，地方干部6人竟占75%，军队现役干部2人仅占25%，地方干部所占比例之高，全国罕见。
作为文革期间主政一省、大权独揽的军人，世人对程世清的表现褒贬不一。惟从以上专、市一把手的背景来看，估计人们对程在地方干部解放和使用问题上，还挑不出什么大毛病。不止于此，有论者还客观评述道，对于落难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陈云，“程世清对这两位决定着‘文革’后中国面貌与命运的最重要级人物，不但是客气的，而且加以了妥善的保护。” 文道宏的秘书武永平告诉笔者：“中央将邓小平、陈云等286位老干部疏散到江西，其住所地都是在76师的驻防地以内，如邓小平、陈云、童小鹏都在6012部队的驻防地：王震、帅孟奇、林默涵、廖沫沙等都在6013部队的驻地，他们没有谁受过部队或其他人的批斗或虐待。其中四川、武汉的造反派曾数次来江西要揪斗邓小平，都因程世清明确反对，部队保卫措施得力，其企图未能得逞，武汉的造反派因不听劝阻，还叫程世清下令关了几天，押送出境。”
尾声
入赣支左的野战部队后来的演变情况大致如下。
第七十六师，1969年10月奉命划归福州军区建制，受江西省军区领导指挥。1969年12月改称第八十八师，各团分别改称步兵第二六二、二六三、二六四团和炮兵团。1975年4月划归陆军第二十九军建制，调离江西。
第一二一师，1968年12月离赣归建。广州军区陆军第五十五军第二一五师，进驻江西接替一二一师的三支两军任务。
第二一五师原驻广东台山县，代号6979部队。根据军委命令，第五十五军于1968年11月至12月调至广东粤东地区和江西赣南地区，接替第四十一军的防务和其在粤东、赣南担负的三支两军工作。第二一五师师部率步兵第六四三团（欠三营）、六四四团（欠三营）进驻赣州地区；步兵第六四五团（欠三营）、炮兵第五四四团（欠榴炮营）进驻吉安地区。入赣后，二一五师师部代号改为0484部队，步兵第六四三、第六四四、第六四五团及炮兵第五四四团代号依次改为0485、0486、0487、0488部队。1969年10月奉命划归福州军区建制，受江西省军区领导指挥。1969年12月改称第八十九师，各团分别改称步兵第二六五、第二六六、第二六七团和师炮兵团。1975年4月，划归陆军第二十九军建制，并进驻上饶、鹰潭地区。
步兵第一八○团，1971年3月奉命离赣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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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在1968年江西南昌“四七意见”前后
（《三代启示录》选读）
东澄宇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未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三代启示录》第十八章“红色政权的反动与‘四七意见’”，现标题与小标题都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东澄宇，男，文革爆发时为江西南昌七中1966届（高三）毕业生，曾任该校红卫兵井冈山兵团主要负责人、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常委、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南昌七中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接着又在江西发生了抚州“八二四军事叛乱”事件 。
文革“新生红色政权”的组成与文革前阶级路线的回归，让我对文革的前景感到困惑。
1967年9月，我班同学王鸿钧带了一些同学找到了程世清家里，给他提意见，说他对抚州“八二四”事件的“叛军”和报复造反派的保守派处理不力。程非常恼火，拍打着乒乓球桌说：“你们还是娃娃，这些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相信省革筹小组。你们赶紧复课闹革命，没有交枪的话赶紧把枪交了！”在程世情眼里，红卫兵都是娃娃，啥也不懂，却喜欢瞎掺乎。他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心里天然地亲近保守派。由于刚来江西，立脚不稳，而且是奉召来支持造反派的，暂时当然不会对我们表现这个倾向，只能说到这个份上。说完他就匆匆和秘书往外走了。他老婆追着他的背影说：老程，你不要发脾气嘛，他们都是学生，好好说嘛。尔后，她对王鸿钧说：他也没有什么文化，脾气性格也不好……她的意思是让红卫兵小将原谅他。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基本状况：没有理论素养，在长期的政治漩涡中，混就了适者生存的政治权术，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还习惯于仗势压人。他们很难不跟要求公平正义的普通民众发生对抗。
“家庭出身”重新成为问题
1967年10月，省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决定将南昌七中作为全省试点单位，率先成立革命委员会。按照理想主义的标准，我们认为南昌七中成立校革委的条件并不具备，主要是教师和干部互相还在勾心斗角揪小辫，没有上得了台面的人。可是上面按照现实主义标准衡量，南昌七中内部的政治稳定性在全省出类拔萃。上面派出营教导员高某率6012部队机炮连赴校组织军训，帮助我们成立革命委员会。高教导员非常欣赏我，说要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1967年12月，南昌七中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报给南昌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意见是我任校革委会主任，左同学任第一副主任，李校长任第二副主任。批复下来却是让左任主任，李任第一副主任，我任第二副主任。
关于我在省、市、校革委会任职的酝酿已反复几次，我从内部渠道知道一些情况。蔡松林（江西造纸厂干部，江西省革命工人总指挥部总指挥，省革委常委）讲，程世清在省革筹小组提出要有一个中学生担任省革委常委，大家的意思是在南昌二中与南昌七中选一个，说白了就是在我和张行阳之间选一个。当时，林文森老师在大联筹教育革命联络站（后调省革委教育革命办公室）工作，听到过相关讨论对我不利，经常会特意回校给我透露一些。说来说去还是我的家庭出身：祖父是工商业兼地主，父亲又是从台湾来的“特嫌”，叔叔尚在台湾，再加文革前我的政治不及格。实则张行阳条件更糟，有一个哥哥在台湾任职，只是他一直隐瞒得非常好，无人知晓，所以让他当了常委。1967年12月30日，中央批准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我被安排为省革委委员。文革“十六条”规定的“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的阶级路线不管用了，文革前以“家庭出身”定左右派的阶级路线又回来了。这样一来，推翻文革成果，镇压文革闯将只是迟早的事了。
没多久，我就陆陆续续听到各个学校、专县与我类似的情况，出身不太好的红卫兵造反派头头倍感压力。
成立江西省革委前夕，《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派出记者采访许多单位，准备推出系列报道。南昌七中自然是重点采访对象，尤其是在解放干部、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掌握政策方面，可说是有口皆碑。一个女记者抱着极大的希望找到我，千方百计启发我，可是我却什么都不想说。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天边浓浓的乌云滚滚而来。在这种大喜大庆的时刻，我怎么会和一个素不相识的记者讲这些？我唯有推托，象征性地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女记者抱着极大的耐心，足足和我泡了一两个小时，最后还是非常失望地无功而返，最后《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报道中对南昌七中几乎是一带而过。
为探索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上书毛泽东
1967年年底传闻毛泽东提出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的问题，万自强说南昌五中同学讨论哪个国家可以率先走向共产主义，最后的结论不是社会主义大本营的中国，而是万恶的帝国主义头子美国！
总体来说，红卫兵中积极思考者，普遍对文革的结局感到悲观。怎么办呢？出路何在？看着身边胜似亲人志同道合的同学，我心有不甘，也万分不舍。苦思冥想的结果，就是毕业分配，集团转移，走向社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探索走向共产主义的路径。但是时至1967年底，还根本没有毕业分配的音信。于是我决定上书毛泽东。
1967年11月底我写了一份倡议书，倡议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扎根某地，形成一个小社会。这是我后来形成“共产主义袖珍特区”设计的思想萌芽。这份倡议书贴在学校小便池旁边的大字报专栏里，陆续有些同班同学和别班同学签名，也有一些低年级同学签名。我的印象中，本班同学几乎都签了名。于是我就将这份倡议书改成申请书，寄给了省革筹并转毛主席。原文如下：
申 请 书
省革筹并转最最敬爱的党中央、毛主席：
我们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今天我们向您申请：请把我们这一伙革命青年当作机关枪一样，放到三大革命运动最激烈的地方去，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都是优秀的井冈山儿女，经受了两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风雨的洗礼，经受了最激烈最复杂的阶级斗争风浪的磨练，承受着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和熏陶。今天我们怀着一颗火热赤诚的红心，向党保证，向伟大统帅毛主席宣誓：只要您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就一定战胜那里形形色色的敌人，在那里生根开花结果，让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插上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清楚地看到，过去许多毕业生在旧学校虽然毕业了，但一投身到社会的阶级斗争的风浪里，便迷失了方向。不少人吃不消艰苦的劳动，经不住生活的磨练，因而保守颓废消沉不学无术，恼人的软弱无能。这些人辜负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哺育抚养，辜负了毛主席的殷切期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锻炼中成长的，我们这群毕业生绝不做以往的懦夫，我们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奋勇冲杀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线。我们要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后人做个生动朴实的榜样。
我们清楚地知道，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还远没有改变，无论是新疆、内蒙和西藏，无论是贵州、云南还是黑龙江，那里数不尽的宝藏等待着我们去挖掘，那里的荒山野岭等待着我们去开拓。我们是革命青少年，正是身强力壮，正是斗志旺盛。只要我们高举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战下去，一定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党保证，向伟大统帅毛主席宣誓，我们要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要叫荒山上工厂林立，野林里牛羊成群，稻菽千重浪。我们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代红色大庆人，大寨人。
我们清楚地看到今天的阶级斗争，还是那样的激烈复杂尖锐，成群结队的野狼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我们的革命事业，企图时刻颠覆我们的政权。对付这些敌人，只有用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将他们统统戳穿打死杀光！打出一条血路，打出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红彤彤的康庄大道。今天我们以坚定无比的信心向党保证，向伟大统帅毛主席宣誓：我们整装待发，以革命的战争消灭反革命的战争，用革命的枪杆子镇压反革命的枪杆子，时刻准备着，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杀出去，让鲜红的太阳，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遍全球。
热血滔滔，心潮激昂，我们有多少话要对党对毛主席讲。我们这伙毕业生，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养大成人的。我们恳切希望，请把我们这群革命为本，造反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忠实红小兵，放到阶级斗争最激烈、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青春，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献给党，献给无产阶级事业——壮丽辉煌的人类解放事业、空前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求党把我们——井冈山的优秀儿女，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造反大军作为一支野战部队。这支部队既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军，传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军，又是生产劳动大军，英勇善战攻无不克的革命武装大军。哪里最需要、最艰苦，我们就像一把熊熊的火种撒到哪里，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向哪里，使那里的人民最热爱我们，使那里的敌人最痛恨害怕我们，使那里的无产阶级政权千秋万代永葆鲜红的颜色。
最最敬爱的党啊，最最敬爱的毛主席，这就是发自我们内心的最强音，这是无产阶级坚强战士的雄心壮志。烈火炼真金，真金留下，渣滓滚开。我们要使自己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为党为人民献出宝贵的光和热，我们不愿待在温室里，躲开劳动人民，躲开工农大军而碌碌无为、无声无息地死去。接受我们的请求吧，派我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派我们到边疆去。无论是新疆、内蒙和西藏，无论是贵州、云南还是黑龙江都行！
我们深深地知道，祖国的边疆处在反帝反修的最前线，那里的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复杂，那里的斗争最艰苦最能锻炼人。我们生要生在暴风雨中，死要死在斗争最艰苦的行列里。我们这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军，这支传播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军，这支生产劳动大军，这支英勇善战攻无不克的革命武装大军，一定能在那儿扎根，一定要叫边疆处处开红花，一定能使阶级敌人闻风丧胆，一定能叫红色政权代代不变色。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绝不会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我们懂得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最最敬爱的党啊，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这伙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革命青年向您请求，请您接受我们的决心和要求吧。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南昌七中革命委员会高三（2）班革命同学
1967年12月11日《火线战报》头版刊登了这封信，并且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井冈山儿女志在四方——为南昌七中革命小将高声喝彩》。文章说：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屡建丰功的南昌七中高三（2）班红卫兵战友，最近上书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昂的革命精神，坚决要求到三大革命运动最激烈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昌七中高三（2）班革命战友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为他们高声喝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人的思想革命化。南昌七中高三（2）班的红卫兵战友们，以他们的革命行动表明了他们坚定不移的踏上了这条广阔的革命大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关键是“要斗私批修”。南昌七中高三（2）班的红卫兵战友们，以他们的革命行动表明了，他们在斗私的激烈斗争中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这个评价并不过分，早在1967年2月，我们班已经开始了“斗私批修”（只是没有用这个提法），比毛泽东“要斗私批修”指示公开发表还早半年。我清楚地记得，我拟了一副对联贴在教室门口。上联是：批判修正主义养命法，下联是：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横批是：破私立公。不过，说我们的行动是“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也言过其实，当然这都是那个年代的语言习惯。
后来，中央办公厅将我们的信转回省革委，省革委给我回了信，让我们安心复课闹革命。他们没有发现我们申请书的真正意义，根本不是毕业分配，而是一群“新时代”的“新青年”渴望践行共产主义的开创性探索。我对官员的政治敏感性和共产主义信仰几乎完全丧失信心。“肉食者鄙”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忙于大联合与征兵工作
1967年12月30日，中央批准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1月11日召开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会，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同时促进各单位大联合。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独立师（6797部队）师长陈昌奉时任省革委常委，分在我们红卫兵大组，常常给我们讲当年他们参加革命时患左派幼稚病的情况。当年受苏联的影响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文化的红军战士闹不明白什么是知识分子，于是又来讨论知识分子的标准。有的说是写毛笔字的，有的说是挂钢笔的，有的说是穿长袍马褂的，有的则说是穿西装的。肃清托派好一阵子了才明白是要反对托洛茨基，有的人则把托洛茨基说成是拖拉机……
1968年1月省革委会议一结束，我又忙于筹备、召开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红卫兵南昌军区首届政治工作会议。我主要负责起草决议和帮助南昌卫校实现大联合。决议涉及五个问题，主要是前三个问题。节选如下：
一、大力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各级红卫兵组织必须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力开展“谈心”、“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经常召开讲用会，并像解放军那样建立一套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制度，特别要注意在基层班级建立一个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抓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全面落实条条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件头等大事，必须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马列主义革命学风，经常用毛泽东思想检验自己的言行，做到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要打倒反动的实用主义的恶劣作风，打倒学了不用，说了不做的恶劣作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各级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直接影响到本组织的政治素质，影响到本组织是否能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因此，各级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要根据自己的水平，有计划地每天至少用两三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最新指示和读报，努力改造世界观，加深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运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领导方法，斗争艺术，放手发动群众，大胆指导运动……历史证明，那些脚踏实地，理头苦干，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投身阶级斗争大风浪的人，是最有希望的人。而那些只会大吵大闹，不肯勤奋学习，不愿多思考的人，只能是历史舞台上来去匆匆的过客，昙花一现的人物。
二、打倒派性，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没有联合的地方和单位，要打倒派性，促进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联合了的地方和单位，要打倒派性，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对于犯过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相信他们能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识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此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不要揪住不放，而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方针。
三、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建立起一支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保证。因此，各学校一定要把从思想上、组织上整党、整团、整顿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组织当作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来抓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必须立即提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学校的议事日程上来。以整党、建党为中心，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完成。整党，必须从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大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入手，把那些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坚决清除出党，同时吸收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红卫兵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整团和整顿红卫兵，整领革命群众组织也是这样。要做到思想整顿在前，组织整顿在后，充分发动群众，搞好试点，运用四大，打一场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的人民战争。
决议结尾部分写道：“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太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定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上述三个问题，实际是对红卫兵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最低政治纲领的规划。这是我心血的凝练，可是没人能够理解，甚至没有几个人会认真读完这份决议。
2月里，我又忙于大规模的征兵——我任南昌市征兵领导小组副组长，给各个学校分配征兵指标，协调各方面关系。我内心非常纠结：一是我自己要不要力争参军；二是要不要把最好最亲密的同学送进部队。我当然想参军，可是我的家庭出身、海外关系摆在那里，部队不太可能接受。如果我要坚持参军，只会让各方面非常尴尬，参军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最后在纠结与忙碌中，硬生生地错过了参军的机会。如果不把最好最亲密的同学留下，我今后岂不是孤军奋战？被关起来后连一个送牢饭的都没有？可是留下他们又如何？……最后，还是狠下心将能够送走的统统送走。
南昌七中164名同学应征入伍，其中有万自强、谢昌成等一批骨干。我班同学幺庆逸想去参军，可因其父问题，接兵干部不同意接受。学校征兵领导小组组长王鸿钧向我介绍，幺的父母的关系像是黄世仁和白毛女的关系，是少爷和丫鬟的关系。我第一次摆出领导的架势，训斥接兵的部队干部：“黄世仁迫害了白毛女，难道白毛女还要承担责任？你们站到什么立场去了？!”接兵干部给我说得一脸通红，终于接受了幺。
不经意间一次对话埋下后患
入伍同学2月下旬离昌。春寒料峭的站台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鞭炮声中，满载着身着绿军装同学的闷罐车，徐徐开动了。新兵们带着惜别的惆怅和对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向往，向我们挥手告别，一个个猴子似的抓住铁栏杆，趴在窗子上，激动不已地高叫：
“弟兄们，再见了！”
“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到了部队我们就会来信！”
我笑了，笑得好勉强，眼眶一热，潮乎乎的，视线模糊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大家庭正在分崩离析的落寞。我惟恐自己失态，赶紧别过脸，低下头，若无其事地擦一下眼角，旋即抬起头，发现女同学们一个个地眼睛像熟透的桃子，泪水涟涟，有的手里还攥着手绢……
回到学校宿舍，我坐在桌前木然地瞧着窗外，心里涌起无边的沉重浪潮。
韩某进来了，冲我莞尔一笑，我却笑不起来。
“将来这些当兵的同学回来见你，”韩某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沉重和失落，快活地说，“都要向你敬礼——报告首长！”她俏皮地向我行了一个军礼。
我苦笑了。
她见我郁郁寡欢，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
“你还在难过！”
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了点头。
“你怎么会这样难过？”
我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战友们都走了，就剩下我……”
（上图为当年欢送参军同学的合影，后排右4戴军帽者为东澄宇）
文革进入了第三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要扫尾了。实质性的革命目标根本没有实现，思想理论方面也是一笔糊涂账。原以为文革是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思想理论方面，则要做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具体规划，让中国人民以至于全人类都目标明确，步伐整齐地向共产主义迈进。可现在却连真正民主的政体都没有建立起来，反而造成了不同观点群众之间难以消解的深仇大恨。单纯而富于理想的学生们真心按照马列主义原则去观察与研究社会问题，希望能加以改变，却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狂热，要“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上来”。我们的目标如此的飘渺，眼前的危险却如此的现实，围剿我们的力量一步步地缩紧包围圈，在大搏斗即将发生时，这么多战友却离开了我，一百六十多名应征入伍的同学，基本骨干都在里面。这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坚强的骨干啊！
韩某不可能明白我内心的这些想法，我也不会和她探讨和倾吐这一切。她犹豫了许久问我：
“女同学中……有没有你的战友？”
她的声音很轻，期待地盯着我。我实在不善于体察女孩的心理，何况沉重的失落感压在我的心上，也无暇观察揣摩。
“没有。”
我并没有骗她。我心目中的战友，不仅要有深厚的感情，为了同志甘愿牺牲，而且要有相当的理论基础和政治胆略，为了正义与信仰不惜赴汤蹈火。女同学中，我根本没有发现这种意义的战友。
我就那么简单地回答了，甚至没有想一想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也没有在回答之后看一看她的反应。
参军同学走后，学校冷冷清清，我的心一片落寞。眼看天边的乌云滚滚而来，独守阵地等待敌军来袭的悲壮如浓雾一般笼罩着我。
刘培善将军在京西宾馆自杀
没几天我就接到了在福州军区当兵的一位学妹来信，说福州军区上下都说江西大联筹是反革命。她们四个女同学原本学的是收发报，后来知道他们是大联筹的，就让她们干护理员了。她们非常气愤，还和老兵打了架，让我向程世清报告——因为程也是福州军区副政委。我知道程的基本态度，别说我向他报告很困难，报告了也没有用。后来（5月）报纸上已经连篇累牍地批判我们，等同于把我打成反革命了，她又给一个女同学来信，让她转交一封信给我，说听到将我打成反革命，非常难过沉重，相信我不是反革命。
周恩来早已批评福州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都根本不买账，在中央文件明确大联筹是革命左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要坚持把江西大联筹打成反革命!
最典型的事就是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1955年授中将军衔）之死。（图为刘培善将军）
刘培善于1967年3月率工作组到南昌，对江西省军区前期支左工作中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及调动农民进城武斗等错误负有责任，受到中央批评。在中央要求下，6月7日在南昌人民广场面向十万群众做了公开检查，但在福州军区深受孤立。
1968年4月，中央让福州军区党委在京西宾馆办学习班，主要领导仍然顽固对抗中央。在军区党委扩大会上有人写信检举刘培善，批判他是阴谋家、野心家、反军夺权。在周恩来面前不得不转弯的刘培善，面临福州军区党委凶神恶煞的集体围剿，甚至有人对他粗暴凌辱，大打出手。在十万造反派批判大会上都没有挨过打骂的将军，却在中央眼皮底下被军区战友一顿好打。他既不敢反抗周恩来再做翻案，又顶不住朝夕相处的军区同事战友打骂，绝望中于1968年5月8日晚在宾馆锅炉房上吊自杀，终年56岁。
对刘培善自杀的真相，毛、林、周应是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不仅如此，为了安抚福州军区，以后在程世清下台后，还将福州军区副政委佘积德调任江西省委书记。这种状况下，还谈什么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了掩盖刘培善被军区逼死的事实，福州军区向下传达时统一口径为：中央通知军区主要领导去参加活动，因没有刘的名字，刘自感绝望而自杀。
程世清在江西刮起“三查”风暴
各地纷纷传来红卫兵造反派受压的消息，而程世清在大会小会的讲话更是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时不时地拿红卫兵造反派的家庭出身说事，要抓造反派中阶级斗争新动向。我按捺不住又给江青写信反映此类情况，包括福州军区对待江西大联筹的敌对态度。
1968年，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清理阶级队伍，名义是清理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根据历次运动的规律，清理谁不清理谁都由领导决定，等于给程世清们一个打压造反派、整人立威的机会。这运动的号角一吹响，得到了热衷于在历次运动中整人者的热烈响应。
省革委常委蔡松林后来告诉我，省革委常委开会时对提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口号有争议。有人认为对造反派不宜提清理，好的提拔重用，不好的搁置一边或者办学习班。程世清因而用“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代替清理阶级队伍，实际上主要还是整造反派，并且在许多公开场合支持保守派。当时除了洪都，所有工厂都是老保占绝大多数，所以程世清的讲话引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清理阶级队伍的口号一出现，尤其是程世清在江西拼命地煽风点火，我就感到一场对造反派的残酷围剿已经开始。
1968年2月16日，在程世清的高压下，江西省大联筹召开万人大会，全面掀起了“三查”运动。1968年2月23日，程世清在南昌市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讲话，大谈阶级斗争。他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很多造反派组织被五类分子子女掌握了领导权，以极“左”面貌出现实行反夺权、破坏大联合，挑拨军民关系，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2月24日，程世清在江西新华印刷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讲话，又说造反派开始衰退，走向反面，警告要对他们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进行严厉打击。
1968年3月4日至10日，省革委召开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再次动员“三查”。这次会议上，南昌五中的倪××说，五中成分好的同学参军走了，剩下的成分不好的占绝大多数，他们这些成分好的根本不是对手，要组织一个学习团到省委党校和师范学院学习对付多数派的经验，让工农子弟掌权。省委党校的赖××更是理直气壮地说，欢迎大家查我的出身、社会关系以及各种问题。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保证自动辞职，让成分好、没有问题的人来干。省革委常委周升炬、蔡方根，一个要我批判“迎春兵”的大字报，一个要我揪出李国俊。他们认为我理应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打手，指哪打哪，根本不知道我非常鄙视他们，非常反感所谓“三查”。说这些话的都是造反派红卫兵。
3月25日，刚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三个月的原粮食厅厅长韦新被揪了出来。全省“三查”已是烈火熊熊，气焰逼人。程世清警告说，造反派不能压制保守派，并且引用斯大林的话说，转弯的时候总有人要从车子上甩下来。后来他甚至公然说，不准老保翻天是压制群众、包庇坏人的口号，就是要让老保翻天。不少人躲过了1966年文革初期的劫难，这次却在劫难逃，绝望而生恐惧，只好自杀了事。
1968年1月安远出了个“迎春兵”，写了份大字报，批评省革委，被省革委定为反革命大字报，而且由此将反对省革委的江西医学院造反派“万山红遍”战斗组也定为反革命，再由此牵扯上了文革初期江西赫赫有名的学生领袖车文枢。
车对我说，程世清来到江西后，曾想让车任省革委常委，车竟然看不上眼，甚至派了两拨人前往山东调查程世清支持保守派的情况，程世清当然十分恼火。
1968年2月，程世清找车文枢做了最后一次谈话，让车谈谈对他的看法。车竟然不识时务，说程对造反派分而治之，挑拨离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程举起杯子靠了靠额头说：好了，你可以走了。程终于决心抓捕车文枢，砸烂“万山红遍”，以此为突破口清算造反派。
抓捕车文枢的当晚（3月14日），蔡方根通知我到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开会，要各个学校刷写大标语支持抓捕车文枢的“革命行动”。与会的各校红卫兵头头没有一个反对的，许多人还有些兴奋不已。因为车从1967年2月挨整以来没有什么作为，而后却纠集组织第三势力和大联筹分庭抗礼，我们都对他非常反感。但是，这样制造反革命，开始抓人关人的行为，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团沉重压抑的乌云。看来，这是一个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车文枢文革初期是江西红卫兵造反派的领袖，其他任何人和他相比，犹如星光于月光，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枪打出头鸟，他被军区揪住不放，没完没了的检查，所以，一旦军区无暇顾及他的时候，他自然溜之大吉，给后来者提供了舞台。这些后来者，在他眼里又不入流，自然瞧不起，必然要重拉队伍，另起炉灶，造反派分裂就势所难免。
每次开会对我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要不要传达？“三查”要不要搞？我自己历经血一般的红色恐怖，时间过去一年多，要由我来进行“三查”，将一个个可怜虫再一次塞入绞肉机……我做不出来。蔡方根是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负责人，又是省革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一次次催促我做“三查”的典型，嫌我校“三查”冷冷清清，让我将南昌七中革委会副主任、名列我前一位的李国俊揪出来！就在三个月前，我们不同意李当二把手，市革筹硬要将他提为二把手，还在报上发表文章为其评功摆好，现在竟然要我抛出李来打开“三查”的局面！在政治冷血动物的心目中，将一个人吹上九天和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别人的政治生命和肉体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张牌，根据自己的需要随便怎么出！蔡的吩咐我可以漠视，但程世清泰山压顶似的催逼可以顶过去吗？眼看江西阴风四起，令人毛骨悚然，绞肉机已在隆隆作响，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塞进去，变成血肉模糊的肉饼被吐出来……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均出现历史回潮的现象。父亲来信说，武汉的百万雄师在闹翻案，康三司也在开会蠢蠢欲动。万自强来信说，南昌有人说“一、二、三、七中领导班子有问题”，都流传到福州军区了。江西造反派私下说：“去年（1967年）周子韬做黑报告，今年程世清做黑报告。”“三月黑风又来了。”程世清得知有这一说法，勃然大怒，在大会上咆哮：不是黑风，是红风，是东风，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风！
我对省革委常委张行阳说，我对程的报告有意见，要找程辩论，请他转告。张让我自己找，可我找程难度很大，不易找到。
一个抱憾终生的插曲
3月底，万自强给我来信，寄来了一些小报资料：北京揪出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并以此为突破口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都讲了话，喊出了“不准老保翻天”“誓死保卫红卫兵小将”的口号。张春桥召开上海数十万军民大会，传达了以上领导的讲话。万自强参加了大会，吃了兴奋剂一般难以自持，立即动员我杀向社会，反击右倾翻案风。
我一接到此信，更是异常激动。文革以来，给我造成了一种可悲的自信自大症——只要是我认为有问题的，一定有问题，要不了多久，中央文件、首长讲话、两报一刊社论、“最高指示”就会印证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可以冲出去！这次我又对了！
我内心涌动着一种气势磅礴的豪壮之情，很想起草一篇文章，从人类解放的高度，论述社会主义阵营“继续革命”的方向、路线、步骤。考虑再三，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一是手头资料太少，二是容易触犯“老人家”“红太阳”，还会让敌人抓住把柄，将我们打成“反三红”的反革命。想来想去，只有以意见的形式出现，并且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与任务发表意见，改善一下周围的环境，使得包围圈松动一些。
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抱憾终生的插曲。
1968年4月5日下午，我在学校小阁楼起草文件（即“四七”意见），女同学韩某手里拿着一封信，是万自强寄给我的，从楼梯下面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来，兴高采烈地问我，可不可以让她看这封信。我不想停笔，就同意让她看。当时入伍同学的来信，是留下同学共同的精神财富，大家都传看分享。
不料她看着看着突然“啊”的一声叫了起来……
我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只见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愤怒，伤心，尴尬。
“怎么了？”她还在盯着那三张信纸，手已瑟瑟发抖，“到底什么事？”我有些慌乱。
她将信塞到我手里，早已泪流满面。我赶紧看完万自强的来信，暗暗叫苦。原来他在信里为“反右倾翻案风”的“大好形势”高兴不已，却捎带着将韩某狠狠地挖苦、奚落了一番。在他看来，韩某就是时刻梦想复辟往昔天堂的精神贵族。这无疑给已经向我多次表明彻底转向革命的韩某一个当头棒喝，将她绚丽缤纷的情感寄托打个粉碎。
韩某是红军后代，父母都是老干部，可谓根红苗正。她文革前是班干部和团干部。文革初期，工作组指到哪里她打到哪里，伤害了许多师生，包括她衷心爱戴的班主任宋美蓉老师。因为“血统高贵”，被工作组选为校文革和校红卫兵的头头。造反派翻身后，她由批斗者变成了被批斗者。她父母被打倒了，也是天天接受批斗，弟妹也和她一样。我当上头以后，全校批斗保守派的风潮基本上刹住了。不仅如此，我还对许多不肯放过韩某的同学做了说服工作，使她得以解脱，并批准她加入了井冈山兵团。应她的请求，我还到外校做工作，阻止红小兵继续去她家抄家骚扰，因此她对我格外感激。后来有些保守派想拉她另立山头，她还向我做了汇报。成立校革委会之际，有些师生不同意我当一把手，我班同学谢昌成同姚卿义还以302部队（即我班）的名义刷出大幅标语“东澄宇是我校最坚定最成熟的革命左派”，写大字报说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韩某也是积极支持、热烈鼓动者。
此刻，面对信中指责、奚落韩某的那些话，我很不以为然，而让她看到这封信，我更是尴尬不已。
我喃喃说道：“我写信向他解释，你不是那种人。我马上给他写……”
我不明白，万自强为什么这么讨厌戒备她。有好几次，韩某都在我面前对他赞赏有加。我两手不自然地翻动着万自强的来信，仿佛能从中翻出一些对她的赞美。
韩某擦了擦眼泪，仍然低着头，委屈地说：
“那天你说，女同学里没有战友，回去以后我都哭了几天……”
我没想到这话会这样伤害她。可是承认她是我战友，也实在违心。我一说如何才能防止和平演变，她就说：那些事哪是我们考虑的？有毛主席在，让我们来想这些事？岂不是不相信毛主席？文革前她就这么说我，实则是批判我不相信毛主席。谁戴得起这顶帽子？文革证明了我的担心，她很佩服我，可是她还是不会去想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事。这样的人，怎么称得上战友？可是我要是如实说，岂不是叫她更伤心？我只好缄默。
“其实，你可能不知道，”她犹豫着，欲言又止，“许多男同学都和女同学好上了，相互之间都留了照片……”她可能有些羞涩，仍然低着头。
我的大脑，仿佛一片空白，什么也没听进去。
“你晓得么？”听到她的追问，我猛地醒悟过来，她在等我回话。某女同学要了某男同学的照片，还给他写信，还有×××……
怎么了？她说这些干嘛？有个女同学还要了我的照片哩，难道这就是战友？我朦胧地意识到了她所谓异性战友的含义……扯淡，这就叫战友？咳，糟糕！我怎么没向那个女同学要照片呢？要是她果真有那个意思，我不向她要照片，岂不是伤害人家？咳，乱弹琴！想这些干吗？是时候吗？“三查”已经开始，横扫牛鬼蛇神的惨剧又要重演。别的单位已经在揪斗“牛鬼蛇神”“乌龟王八蛋”，有的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帝修反别动队”。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人心惶惶，我安慰他们说，只要我们在，不会乱揪斗，历史上交代过的问题，档案中有的问题，一律不揪斗。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一般错误决不批斗。可是我们一个中学能抵挡得住全省、全国的狂风恶浪？人的权利，人的尊严又在遭受严重的蹂躏。人民要么变成“牛鬼蛇神”或镇压“牛鬼蛇神”的打手。要么造反、战斗！我选择了战斗、造反。可是，对手是强大的，又是那么复杂……在这关头还想什么儿女情长!
我强压对她的怜爱，板起脸，训斥道：
“不要瞎议论，瞎猜想，那都是同学之间的正常友谊，同学的感情最纯洁……”
此时此刻，我只能严厉地约束自己，只能这么说，没想到，我竟再一次伤害了她，而且会让她又反过来一再伤害我……
时过半个多世纪，因为要出版《三代启示录》，担心有关文革的描述有出入，我将文革部分发到高三（2）微信群征求同学意见。许多同学纷纷反对，不是因为我的叙述有偏差，而是让有关同学“情何以堪”！大概韩某读到了以上描述，在群里郑重其事地声明：在文革这段时间，她并没有和班上同学发生过感情交往。我不屑于反驳，而今只想说，我以上叙述没有半点添油加醋，只会少，不会多！有同学多年后笑对我提起韩某经常在我身边，而且对我的评价高于一切同学，许多同学都有感觉，唯独我本人浑然不觉。
发表“四七意见”和《四二二宣言》
1968年4月7日，在下乡支农地点——南昌县三江镇召开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负责人会议，讨论我起草的《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关于省市目前运动的几点意见》，简称为“四七意见”。开会时，我向大家介绍情况，做战前动员。有些师生害怕犯错误，有的则担心承受不起政治风险，然而我却轻率地说服了多数人同意发表“四七意见”，而且几乎没作大的修改。只是左新焕觉得“四七意见”中一段林彪警告军人的话会触怒程世清，我把它删了。但我却觉得这段话特别过瘾，就是要刺痛程，回校组织人员抄写大字报时又把这段话加上去了。
“四七意见”在南昌市大街小巷张贴，并印成传单向外发送。
“四七意见”讲了八个问题，中心是批判右倾翻案风在阶级路线、极左派、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方面的反映。
4月9日晚上，林文森老师到我住的小阁楼。他已经借调在省革委教育革命办公室工作，刚从专县调研教育革命回来，对我谈了许多历史回潮的现象。南城中学成立革委会，红卫兵司令因家庭出身小贩，没有结合进革委会，一个司令部普通“参谋”，贫农出身，反倒进了革委会。学校民怨鼎沸，这个“参谋”也不服气，对林说：这就叫阶级路线吗？我不理解。你把我的话转告程政委。抚州地校一个学生，是“32111”的头，带队打58次列车，档案都有记载。可是他分配到一个小学后却马上进入革委会，许多原来造反的老师都排不上号。林说他有一个小本子，记录了好多类似情况，我要他给我看，他不肯，怕我抄去出问题，他负不了责。同班同学罗泰来说，斗争韦新时，发现他在《毛主席语录》里夹了一张纸条，是他写的“忠而不信，岂能无怨”几个字。大家要韦新解释，他说，我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却遭受不信任和打击，怎么能没有怨气呢？许多支持造反的干部都被当作黑手揪出来，支持保守派的干部却没有触动。罗的家长是粮食厅的，应该对韦新比较了解，至少有足够的了解渠道，我要罗深入调查韦新，如果揪错了，我们给韦新翻案。后来罗听风声紧了，赶紧回了支农点，就没有下文了，估计也是家长怕惹火烧身。
“四七意见”11日贴上街，马上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受压的造反派、红卫兵奔走相告，齐赞“四七意见就是好”。12日晚上，抚州地校一个造反派红卫兵就来七中找我反映老保翻天的情况。由于平息抚州叛乱是杨栋梁直接指挥，所以他们咬牙切齿地嚷着要“向杨栋梁讨还血债”。他们学校评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造反派红卫兵一个也评不上。
13日晚上，盛义南要我给清华大学金国栋写信，附上“四七意见”，请他想办法转交江青。金后来回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指出全国普遍出现右倾翻案风。
这两天，江西大联筹的机关报《江西战报》有一个记者经常来找我，对我说过两件事。一是发表周恩来讲话时，将他说的“不能老保翻天”用红笔框起来，说是不符合程世清的精神，予以删除。二是万美香向他们传达，大联筹常委会决定反击“四七意见”，要《江西战报》明确表态。
程世清本人并没有立即公开反应，因中央要反“右倾翻案风”，指出2、3月有股翻案黑风，程却硬说是红风、东风、无产阶级专政之风。他怕被揪住辫子，本拟于3月底召开的省革委形势座谈会，因中央反“右倾翻案风”的号召临时取消，说明他心里有鬼。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不见中央有什么新的压力，只是我们在底下闹，他就开始反击了。
4月16日，程世清在一次大会上点了我的名，由此我个人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焦点。我班有同学提议为我的问题发一个声明，去信让参军同学钟××写一份材料。钟是校文革主任，可说是保守派的首领，回信感谢我们对他的宽厚，表示支持“四七意见”。并说：关于东澄宇的问题，班上同学都有发言权，不一定要我写材料，我支持为他发声明。姚××来信抄写了许多毛主席语录，全是关于正确对待革命委员会、谦虚谨慎、正确看待主流非主流方面的。万××说，如果我去北京告状，没有住的地方，可以去找他的师傅。
省市造反派、红卫兵担心我们挺不住，每天川流不息到南昌七中来。有的是煽风打气，更多的是来反映各单位支持和反击“四七意见”的情况，还有不少人是来观风向、听情况的——许多人就在我们会议室、接待室交流情况。那段时间的日日夜夜，我们学校仿佛成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斯莫尔尼宫，熙来攘往的都是到七中来寻找革命真理或了解形势动向的人。许多同学都有一种拯救文革舍我其谁的救世主心态，还掺杂着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情怀。
在这种万分复杂的心态下，我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份更有分量的理论性更强的文章，一个纲领性的宣言。正好4月22日是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我就起草了《四二二宣言》讨论稿。左新焕修改删除了许多他认为容易引起麻烦的部分，而且不允许我再补回去。可是，讨论稿已经印了很多，而且流散出去了。后来《火线战报》为了揭穿我们的“狼子野心”，却把我的讨论稿也刊登出来！结果适得其反，大家都说讨论稿更有水平，理论性更强。
4月21日晚，省革委第二把手、第一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坐镇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召集全市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命令各校反对“四七意见”。在仅有长江航空技校（原南昌红卫兵司令部骨干成员单位）明确表态反对“四七意见”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决议，将我开除出大中红司，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万里浪说那是核心小组做的决定，他也不知道。
这就是报应。头年我坚持要把南昌红卫兵司令部联合进来，大家不同意，今年果然成为反对我们的敌人。3月14日晚开会决定抓捕车文枢，也是在这里开了同样的会，我也没有表示反对。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只要领导表态了，即使班子成员全都不同意也不会公开对抗，因此上级领导和第一把手的意见就是班子的意见，班子的决议就是上级领导或第一把手的意见！中国的领导班子是上级或第一把手的表决机器！中国国民的奴性在文革中敢干敢闯的红卫兵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第二天早上，南昌二中的邵小东到我在南昌七中的住处——小阁楼向我通报了这个情况，我想也许是张行阳让他来告诉我的。毕竟张和我还有些感情。我听后，心情异常沉重，收拾好行装，准备去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味道。
这天是4月22日，是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成立一周年，学校借庆祝周年之名举行示威游行。久已喑哑沉闷的南昌街头突然走来了一支整齐划一的两千余人的队伍（新进了几百名66级小学毕业生），口号震天，脚步动地，压抑已久的人们十分振奋，有的人把手掌都拍红了，有的则放起了鞭炮。（上图：南昌七中在文革中的一次游行）
我们借势发表了《四二二宣言》。
上京告状失望而归
也许是这一原因，程世清不敢对我立即下手。晚上，经大家商议决定，让我赴京告状，南昌十三中的刘满和陪同我前往。大家的意见是如果中央表态要我们认错则罢。我们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各打五十大板，最后还是以我们检讨收场。
王鸿钧卖鲁迅《匕首集》和《林彪语录》赚了一些钱，给了我二百元，罗泰来回家拿了五十斤全国粮票给我。为避免在南昌火车站被抓的风险，王鸿钧和一个初中同学护送，刘满和骑自行车载着我绕到向塘火车站上车，经上海转赴北京。
24日到上海以后，我去虹口机场找了万自强，姚卿义、郭仁杰闻讯也出来见了我。我将情况一介绍，万非常难过。将我送到站台，我已经控制不住，热泪盈眶，不敢面对他。直到火车开动了，我朝下瞥了一眼，他已经转过脸，低下头，不知是否也在流泪。
4月26日一早到北京，我直奔中央文革接待站江西接谈室。一位四五十岁胖胖的军人接待了我，答应将我的信和材料交给江青办公室，安排我住和平里接待站，等待江青召见。
去住处的路上，只见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大字报、传单，几乎都是全国各地的告急求援的呼声，以及来京求见的各地造反派红卫兵。红色政权建立后，造反派被压的局面并没有改善，反而雪上加霜，由此可见成立红色政权完全是匆匆上马，吃了夹生饭。在地质学院看到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洋洋洒洒千万言。可见大家对中国的前途都十分忧虑迷茫。
4月27日，我们去北京钢铁学院见了一个大学生。他说，目前中央斗争很激烈。前几天，几位老帅联名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罢免江青。清华大学两派也打得一塌糊涂。在目前情况下，中央没有精力解决地方问题。
等了两天没有动静——其实我一到北京就明白，江西没戏。相对而言，江西算是最稳的了！广西、四川、贵州、河南、陕西、福建到处都在镇压造反派，北京也打得不亦乐乎。我想找蒯大富，通过他和中央联系，他却在忙于本校的武斗。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到北京来了上百号人，和我们同住和平里接待站。广西保守派武装起来对造反派大开杀戒，许多造反派全家杀绝。有一个人全家十二口人死了十一个。另有一个几岁的男孩，父母都被杀后被其他造反派带到北京来。有一个女红卫兵全家四口，也只剩她一人。这位女红卫兵和我年纪差不多，平时谈笑如常，只是在漫无边际地等待中央首长接见时唱歌，边唱边流泪。没有钱粮，饿了两天。我临走时给了他们一些粮票和钱。
这么多地方，死了这么多造反派，中央竟然没有一点明确态度，只是任其发展。刚成立革委会是“新生红色政权”，总不能马上又来罢官吧？“新生红色政权”绝大多数落在军人手里，军人的拿手好戏就是杀人。杀造反派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当年杀地主老财、国民党一样轻车熟路。正好又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造反派认为自己是革命群众、无产阶级，走资派就是今天的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想到在一些“红色政权”掌权者的眼里则恰恰相反：造反派才是今天的国民党反动派……正是这种形势让程世清变得有恃无恐。
4月28日早上，我们再去中央文革接待站。接待我们的解放军首长一见面就说：怎么搞的，委员和主任闹起了矛盾？年轻人容易激动，毛主席讲现在正是红卫兵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我十分委屈难过，没让他说完，顶了他一句：红卫兵都是年轻人，我不相信所有的年轻人都会犯错误。我只是提了点意见，就要压我们，还说我们犯错误，想不到北京还这样。说到这里我竟然热泪模糊，声音哽咽，赶紧掉头就走，打道回府。
回南昌的途中，我想见一见父亲。30日到达武汉，父亲已经知道我闯下了天大的祸，见面后一脸凝重，久久地沉默无语，唯有劝我回南昌后认错检讨。他知道我不会认错检讨，也不知道认错检讨能不能管用。
路过九江，我们去了九江电校。电校和南昌七中算是铁哥们，1967年为支援我们还牺牲了一个红卫兵。魏志明也算是我小学、初中的校友，他豪气冲天地说：我们派两挺机枪去给你们守大门，看哪个敢来抓你们。
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5月1日我回到南昌。从九江乘火车到南昌，沿途到处都是反对“四七意见”的标语大字报，南昌更是铺天盖地。省军区组织解放军和工人武装指挥部（简称工武部）游行，支持省革委反对“四七意见”。军人们大权在握，组织这样的行动真如家常便饭。
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离昌的这些天，支持和反对“四七意见”的已起尖锐冲突，波及全省：冲击会场，包围工武部，甚至有的人还刺伤了新华社记者。
支持“四七意见”的以各中等学校红卫兵为主，他们人数不多，但冲劲十足；反对“四七意见”的主要是由官方操纵的各造反派组织，实际上他们大多都是支持“四七意见”的，只是迫于程世清的淫威，不得不做出姿态。这些都是他们亲口对我们同学说的，因而只是虚张声势并无行动。后来（1968年12月14日）《江西战报》刊文揭露说，表面反对“四七意见”的主力军洪都机械厂井冈山兵团和革委会4月15日开会，第一、二把手张羽、吴景伯都表态支持“四七意见”。
为了震慑四七派，5月3日省大联筹调动汽车465辆，将揪出来的1400余名“三查”对象化装游行。为了增强震慑力，还派了工武部战士荷枪实弹列于车旁，许多被打成“四七意见”“大黑手”“黑干将”的人已经列于游斗之列。
泰山压顶般的高压恐怖，使我们南昌七中井冈山兵团也出现了分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道义与利害面前，不少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害。高三（1）班（301部队）少数人，大概有十来个人组成所谓红28团，高三（3）班（303部队）大概有二十来人，组成“红色政权保卫连”。前一部分人还有点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的意思，认为大势不可违，总算有些政治因素。后者纯粹是投机，因为这部分人基本不参加运动，一直是在健身、弹琴、下棋。和他们一起干的还有别班的几个人。其中高二（4）班的蒋宇衡亲口对我说：“我不晓得对还是错，我只觉得‘四七’会输，万一你赢了不要整我。”高三（3）班的文之清则说：“这时不干，还等什么时候？干赢了，我们掌握毕业分配大权，干不赢又不折什么！”
这类反对者的人数在兵团内部约占2-3%，成不了气候。
省革委派了6012部队机炮连进驻我校。原来带队到我校支左的几位领导都没来，大概是碍于情面，另换了一个洪参谋长和张营长领队。许多老战士退伍了，换了许多刚入伍的新战士。
市革委主任于德馨到我校来做报告，要师生将我揪出来。他是市人委一个投机造反的干部，也是“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当年求我们退还市委房屋时，追在我屁股后面，满脸谄笑，程世清来赣后又是程政委长程政委短地叫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同学们自然不把他当根葱，和他展开激烈辩论，让他气急败坏，嗷嗷直叫，下不了台。
有一天，6012的部队长——许团长来到了我们学校。他和我是老熟人了，一见面就笑吟吟地揪着我的耳朵说：“小东，怎么回事？几天不见，就捅出这么大的一个窟窿来？”
我满怀委屈地对他说：“我们只是提意见，错了你可以批，我们可以改。为什么造谣生事，弄出那么多黑手后台，还有美帝苏修……”
许团长只是奉命行事，讲不出多少道理，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
半个世纪后听蔡松林的讲述
为了尽可能还原“四七意见”前后的历史真相，2023年11月7日、8日，我再次找到原省革委常委蔡松林，请他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他经历的有关情况。兹将他的描述转述如下——
1968年2月份的一次常委会上，万里浪读过几封赣州、吉安、分宜造反派的来信，反映当地保守派反攻倒算，造反派挨整的情况。程世清非常恼火地说：“你不要把这些破鞋子烂袜子拿到这里抖！你又没有做调查研究，听他一面之词。”扶植保守派，镇压造反派是程世清的阶级本性与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无奈是中央文件明确了他来江西必须支持造反派，他为了获得这个升迁的机会，不得不在前期支持造反派。一旦稳住了脚跟，他就要收拾造反派，他怎么会不知道各地保守派反攻倒算，造反派纷纷挨整？万里浪读这些信，他当然要批。万憋了一肚子气，其他造反派常委也憋了一肚子气，可是没人敢顶，文革中的造反精神已经丧失殆尽。为何如此？地位不一样了，时势不一样了。
蔡松林还想说服程世清和其他常委。他负责江西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组织了八个调查组调查江纺、化纤厂、麻纺厂、肉类加工厂等八个工厂“三查”的情况。这八个工厂“三查”对象基本都是造反派，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历史问题，说明揪出来的造反派并不是牛鬼蛇神。蔡松林把详细的调查报告分发所有常委，碍于程世清的态度与专横，几乎没人敢发声。
程世清大概还想争取蔡松林与万里浪，3月份的一天夜晚，通知他们到肉类加工厂开会，参与处理支持造反派的省革委委员卢明义。蔡松林没有脱产，仍然在工厂上班，赶到肉类加工厂时会开得差不多了。他上楼时被三道岗拦着不让上，被熊是生发现，一把把他拉过去，对岗哨说，他是省革委常委，是来参加会议的。然后告诉蔡，把岗的全是老保，参加会议的也都是厂里的老保。蔡进会场以后一会儿，程世清就宣布撤销卢明义厂革委主任职务，推翻厂革委，由保守派头目原保卫科长重新组建领导班子。程世清说完以后，先让万发表意见。万却诗意般地说道：大江东去，泥砂俱下，不足为奇，表示拥护。然后问蔡，蔡要求到另外一间房单独和程谈。因为卢明义在日伪时期任过职，不好为其说话，蔡只好采取迂回战术，阻止保守派头目组建领导班子，说他是韦新小舅子。程通过肉类加工厂的人证实了这一事实，就宣布不再由这个科长主持工作，让保守派与造反派联合重组领导班子。保守派、走资派开始打进领导班子。
散会后下楼梯，蔡松林批评万里浪的诗意表态。万说不了解情况，蔡说我都给了你材料，万说没有仔细看。
通过这件事，程世清认清了造反派的软弱性，越发肆无忌惮。此后，程世清带蔡松林与万里浪到几个工厂，当着他们的面公开号召老保翻天，揪出混进造反派里的牛鬼蛇神，也不再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俩也只能同程世清坐在车里的时候，软绵绵地表达一些不满而已，丝毫也不能阻止程世清反攻倒算的坚定意志。
有一次程世清带蔡松林、万里浪到解放路一个工厂处理造反派头头李忠平。他俩骑自行车到程家，再从程家坐吉普车去这个厂。程世清不但宣布撤销了李厂革委副主任的职务，甚至要开除他两口子的工作。回程家的路上，蔡说两口子70多元，没有了工作，人家全家怎么生活？程指责蔡松林不能当指挥员，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为开除两个人的工作找理论依据。蔡顶撞道，不让我当，我就不当嘛。一路大家沉默无语，到了程的家里，留他和万吃午饭，蔡不吃要骑自行车回去。程世清火了，你还批评不得？我下面的团长师长都挨过我的骂！蔡再次顶撞道，我不是你的团长师长，是中央批准的省革委常委！程一时语塞，其妻刘秋萍赶紧过来打圆场，拉住蔡不让走，说：不要理他，他在部队太久了，养成了军阀作风。程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算是给双方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留下来吃，喝了两杯酒，睡了一整天，也可说是借酒浇愁。后来，程世清指示南昌市革委会主任于德馨将这两口子调到其他工厂当工人，总算是保住了饭碗。
在镇压“四七意见”的问题上，除了程世清、杨栋梁、温道宏三个军队干部，其他省革委常委基本都不同意。领导干部，包括其他军队领导，如于厚德、丁士采、陈昌奉，都认为对红卫兵小将应以教育为主，群众代表则基本反对镇压。程世清指派温道宏和李登云给八个群众代表办学习班，目的就是让他们转弯子。学习班在温道宏家里办。经过他们好几天的软磨硬泡，威逼利诱，八个人开始分化。首先是涂烈、蔡方根支持镇压，他们看到了保守派翻天势不可挡，不转弯子就要被甩下车（这是程世清在大会上公开讲的）。他们为自己寻找的心理和法理依据就是保卫红色政权——不只是保卫程世清！进而汪桂荣和周升炬就态度含糊暧昧，等于附和镇压。但因为没有支持镇压，所以可以心安理得。尽管如此，万里浪、蔡松林和学生代表陈全生、张行阳四个仍然坚持反对镇压。这一段时间谣言满天飞，说我们要谋杀万里浪，又说我们有美、苏、蒋的背景，还说我们有头上有皱纹、嘴上有胡须的黑手，甚至说我们有武装电台。根本没有人想到堂堂省革主任会造谣！另外一方面，程世清又说我们要抓他们这些头头，为安全起见，让他们住进江西宾馆。因为报纸连篇累牍描绘“四七意见”有黑手、后台，领导干部为了避嫌，只好对程世清的镇压三缄其口。就这样，整个造反派头头和全体省革委，被生拉硬拽上了镇压“四七意见”的战车。
关于“四七意见”后台、黑手的谣言一直持续到1969年，只是因为形势变化，黑手的形象有所改变而已。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黑手主要是指原副省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黄先和省革委常委、福州步校政委丁士采，以及省革委副主任、大联筹代表万里浪等。程世清的心理依据是：中学生根本写不出这种意见，肯定有高人指点和代笔，然后依据平时的怀疑来推测谁是黑手，但没有确实证据，只好“画像”代指，大家心知肚明，起到敲山震虎作用即可。这两个谣言经我一反驳，非常尴尬，眼见得我还要借机大做文章，于是决定从外部动手术。
1968年5月12日夜直至翌日凌晨，程世清召开省革委常委会，决定实施抓捕。也是程世清发话，其他人没有公开反对就算是通过了决议。蔡松林说，省革委常委全部集中，一个都不许走，或许是怕通风报信。程世清充分体现了他军人的素质，调用临近七中的一间房作为蔡方根前线指挥所——省革委就在七中马路对面，已经够近的了。派到南昌七中的侦察人员，不时反馈有关我的信息，说我在开大会，批评毛主席著作。当场一个常委就叫起来：这还得了，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深更半夜，常委们困得不得了，黄先闭着眼睛说：一股小小的暗流——大概以此撇清后台的嫌疑吧。蔡松林说，在把我抓起来以后是帮教还是专政上也有分歧，程世清为了顾忌民意，交代“前敌”总指挥蔡方根，抓到我以后不准打。
1990年春节，蔡松林到福州去看望处于半监禁状态的程世清，程问蔡能不能见到万里浪和东澄宇。蔡说万里浪不一定见得到，东澄宇可以见到。程说你代我向他们问好，说声对不起，当时不该那么整他们。蔡说，这是因为你自己被关了这么多年。不然的话，你哪里会向我们道歉。程还说了句：过去我打日本鬼子，现在吃日本鬼子。原来他女儿已嫁给日本人，大概在他窘迫时有所接济。（右图：程世清晚年在家中）
——以上根据蔡松林的描述。
为了确保事实的准确无误，我在2023年11月8日上午还把这段文字发给了另外两个当事人：蔡方根及其妻倪根菊。下午我致电倪——蔡方根视力听力不如她，由她表达他们夫妇的修改意见。倪说：“我们没有修改意见。我都快八十了，记不得那么多。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写这些东西，好像大家都是坏人，就只有一个人好——大概是指蔡松林吧。我的观点就是造反派也有坏人，保守派也有好人。你们当时那样搞就是不符合大方向。上午我就把蔡松林骂得狗血淋头。”
由此可见，他们对上述文字实在挑不出毛病，所以我也就放心发出来。时过五十余年，他们也早已沦为“被压迫阶级”，却仍然否定“四七意见”和尔后的洪都“反复旧”，把他们的行为美化为“捍卫红色政权”。我第一次到蔡方根家，他将那本写有否定“四七意见”的回忆录送给我，却又当面向我道歉。今天再度面临历史的拷问，他们还是受不了。可见，良知与本性仍然在时不时地啃啮他们的良心。
省革委常委从基本反对镇压“四七意见”到基本附和默认镇压，揭示了一个团队、民族、国家如何由善变恶的内在真相。
真相一：执牛耳者绝大多数都强而恶，不然的话也无法脱颖而出成为一把手。
真相二：在恶的统治者面前，绝大多数人都是绵羊。
真相三：恶的制度——缺乏有效民主制衡的制度，必然造就颠倒黑白的罪恶。比如，明明是程世清号召老保翻天，造成一心捍卫红色政权的造反派受压和反抗，却倒打一耙说是造反派颠覆“红色政权”！造成这种罪恶的同时，他们极大地扫荡了社会的道德风气，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真相四：在这种罪恶的恶性循环中，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养成良知、良心，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些造反派之所以造反，不是基于道义信仰，而是基于利益立场。当他们好不容易摆脱受压的地位，有幸跻身于统治阶级时，他们不能不变为恶，为虎作伥。
四个真相指向一个根源，那就是心性之恶。统治者永远不愁分而治之、各个击破。
南昌红卫兵寿终正寝
蔡松林说，抓我的那一天晚上，他一直睡不着，总觉得不妥——毕竟他掌握了许多造反派受压的情况。我不明白的是，那些对我比较熟悉的红卫兵战友何以如此缺乏正义感，甚至没有一点唇亡齿寒的敏感？蔡方根、周升炬、陈全生是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负责人，他们是大学生，我和张行阳、王克恕是中学生代表，我们六人组成司令部核心组，彼此都很熟悉。南昌市革委会成立时，要我们推举一人任市革委副主任，还是我一锤定音，推举了蔡方根，按说蔡对我是有感情的。我从北京回来后，蔡还找了我，和我笑眯眯地谈心，只要我不再坚持斗下去，不要我检讨，还是老战友。刚过几天，他就带队抓“老战友”了！抓到我以后，为了证实没有抓错，他还来看了我一眼，这时的他已不是笑眯眯的弥勒佛，而是一脸萧杀的钟馗。
抓捕人员全是持枪的工武战士，兵分数路，由“红色政权保卫连”的人员（其中有一“女将”张晓言）带路扑向事先踩好的点。抓了我和左新焕、李国俊、王鸿钧、盛义南还有“要革命不怕死”战斗队的教工。之所以抓这个组织，据说是根据上面划定的框框，这个组织成员可以和美帝苏修蒋帮以及印尼反动派联系上。
几十年后，万里浪亲口对我说，“四七意见”没有什么问题，但“四二二宣言”有一句口号“老保老机滚下台，一切权力归决派”，让他反感。可见这句口号把许多造反派头头赶到程世清一边去了。我们当时只有二十岁，也是年轻气盛，缺乏政治经验，远谈不上什么策略。或许，我应首先找常委中的红卫兵代表探讨，然后再找工人代表，但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因为绝大多数人仍然会屈服于程世清的政治高压和武力镇压。
5月13日早上八点左右，被抓的王鸿钧放回学校，发现礼堂里聚集了几百个同学，百分之八十是初中生。于德馨正站在台上拿着话筒说话。于说：“‘四七意见’是反三红的反革命逆流，这是肯定了的。这一点你们现在许多人可能还不能理解，但是以后你们会明白。希望你们之中有更多的人能尽早明白，能够尽早和东澄宇划清界限，揭发批判他的错误言行。”王听了十几分钟，实在不耐烦，跳上台去，夺过他的话筒说：“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说的什么有后台，反三红，全是谬论，没有一句是真的。现在我们还有两个同学没有放回来，我们坚决要求他们放回我们的同学！”学生们群情激愤，有人呼吁去省革委请愿，有人说要去救出我和左新焕。大家呼啦啦涌出礼堂，要走出校门，采取行动。王鸿钧自己却被“反复辟大军”的小兄弟保护着拉走了，一伙群情激愤的学生群龙无首，不知道如何统一意见和行动。机炮连战士全部出动，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将已经集合的同学驱散。我想，如果100多个骨干没有参军入伍，或许没有这么容易驱散。
以此为转折点，南昌的红卫兵被彻底打断了脊梁骨，南昌的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深深地埋下了红卫兵对文革、理想、信仰以及党和领袖背叛的种子。
我们垮台后的两三个月内，整个南昌七中进入军管状态，每个班派一个解放军坐镇，组织同学揭发批判我，所谓的洪团长就是七中的太上皇。军人执政的显著特点就是重用干部子女——多半都是原来的保守派，韩某积极主动靠拢洪，洪喜出望外，正愁撬不开我的“老窝”，找不到愿意揭发批判我的同学，因而让韩进入了学校临时领导班子。她接受洪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说服王鸿钧和我划清界限。王仍然住在学校医务室三楼那间房里，两块黑板就是他和温天放、彭圣涛几个人的床铺。他不愿意去教室，天天窝在房间里，由于他是班级（302部队）总勤务员，所以同学就天天来他房间聚集。解放军天天逼着同学发言，大家都沉默以待。王鸿钧每天要主持班级同学开会，同学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东拉西扯，军人一天到晚沉着脸，大家都非常憋屈，王鸿钧尤甚。他实在不想做这个负责人----洪也说不能让他负责。他考虑让哪个保守派取代自己合适，想来想去觉得邹凌生比较忠厚老实，起码不是忘恩负义、落井下石之辈。
有一天，二十来个同学齐聚他的房间——我们班原本47个同学，入伍12个，只剩35个同学了，部分同学很少来校。王说，今天大家都在，目前这个形势，我不能再担任班级总勤务员了，大家无记名投票选个人。我推荐邹凌生担任，这个同学比较忠厚老实，不会害人。第一次投票，还是王的票多于邹。王说：这种选举结果报上去也不会批，希望还是选邹。心事重重的同学们没什么好说的，只能重新选举，结果邹的票多于王几票，于是王正式卸任，由邹接任。
11点多钟了，其他同学回家吃饭去了，唯独韩某和甘小蓉没有走，还坐在作为床铺的黑板上。王问他们为什么不走，甘挽着韩的胳膊笑说：“有一点事要找你。”王打扫完房间，说：有什么事，说吧。韩说：“洪团长让我带话给你，不要你检讨，不要你揭发批判东澄宇，只要你写一份声明，不用毛笔写，用钢笔写都可以，贴在学校图书馆旁边、贴在教室外面都行。只要你声明和东澄宇划清政治界限，就可以分到工厂甚至可以留校工作。”王鄙夷地说：你告诉老洪，他找错了人，让他到高三3班去找人写！韩没有死心，等了一两分钟，还不走，王说，我要回去了，要锁门了，你走不走？王的态度生硬冷漠，甚至透着几份鄙夷，韩十分委屈，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说，都这样了，马上就要分配工作了，你起码要为自己着想吧。王说：随他的便！我不在乎！
有一天，韩鼓足勇气发言了——她起码要给洪一个交代，也给全班同学包括王鸿钧做个榜样。她说：“我早就发现东澄宇是现行反革命。”她刚一开口，有个同学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啊，你还这么哇（南昌方言：说的意思）？”这个潜台词谁都明白——几个月前，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时，她就坚决支持我当一把手，而且她是和我来往最多的女同学，有事没事经常来到我身边。班上同学大多心知肚明，唯有我浑然不觉。韩无言以对，一脸通红，只有打住。
王鸿钧后来告诉我，此后韩再也没有来到他的房间，可能退出了临时领导小组。洪没有亏待她，让她以干部待遇调去安福农场，后来又以工农兵学员名义上了清华大学。
初二（3）班的女生小朱同学，父亲是军队干部，文革初期也曾伤害过一些老师同学，后来加入了王鸿钧弟弟王鸿凯的组织，王鸿凯对她十分喜欢。她非常想参军，王鸿凯担心她参军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王鸿钧就没让她当兵。小朱感到压抑不满，借着反“四七意见”的机会反戈一击，因此得以进入学校分配小组工作。可她又想帮一帮王鸿钧。学生的简历堆放在洪的办公桌上，凡是拟分配去工厂的简历放在上面，拟分配去农场的都在下面。有一天，她趁人不备将压在下面的王鸿钧的简历抽出来放到上面。洪发现后到她的办公室来问：谁把王鸿钧的简历放上来的？当然没有人承认。他把王的简历放到下面去，朱又放上来，大概，洪心知肚明，也没有再说什么。王和朱后来都分配到农场，大家心目中的杰出领导王鸿钧为兵团战士，低了四个年级的小朱为武装排长。朱在一次溺水事故中勇救数人，英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居然成为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团成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宴，后来分配到南昌钢厂任团委副书记。
关押毒打中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南昌七中革命委员会垮了。我和左新焕被关押在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北京东路校区）正对大门的教学楼。我一个人单独囚禁于最高一层东头一间教室，由工武部负责看押，江西工学院调查团负责审讯。
一抓进去，我的头尚且被衣服蒙住，即遭到一顿毒打。5月天，我只穿一件纱背心，手榴弹、冲锋枪、手枪枪口直戳我的肉体，任凭我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却一边打一边说：“谁打了你？谁打了你？”我不明白这些红卫兵、堂堂大学生，平时打老保一个也不敢出来，打自己的战友何以如此残忍无赖。我和他们不但没有怨仇，而且他们经常向我们求援。据蔡松林后来告诉我，当时程世清交代蔡方根不要打我，可这些昔日的战友转眼间就对我痛下杀手。从他们身上，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恶狗般的奴性。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民群众非常容易充当统治阶级的鹰犬，即便他们也讨厌统治阶级。就像两军交战，双方将士并无仇恨，可是在统治阶级的强迫驱使下，他们却要拼命厮杀，将对方置于死地。
第一天我即被打得爬不起来，尔后这种毒打就如家常便饭。好在我惯于锻炼，咬着牙忍着剧痛站了起来，坚持每天做操。累累内伤，天阴发作即隐隐作痛，直至1973年才完全治好。后来校医蒋仲鸣告诉我，我的及时锻炼比吃药治疗都管用——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药给我，甚至连一点点红药水都没有。不然的话，恐怕这伤病会影响我一辈子，至今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江西工学院调查团丢下一些纸笔，让我写交代材料。我满怀悲愤，写了一份声明：
毛主席语录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声 明
一、我没有杀人、放火、放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行。我热爱毛主席，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为了打好第五回合而起草“四七意见”。按照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普通学生。我没有犯罪，更不是反革命，我是什么人？应该相信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会下结论。
二、“四七意见”的好坏，应该由广大革命群众鉴别。是毒草可以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教条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毛主席语录）把我驳倒了，我一定认错。十六条指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应该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副主席也教导我们说：即使是对于走资派、地富反坏右，也要用文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触及灵魂，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反对逼供信。
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
东澄宇 5.13
我写了许多材料，可是没有交代“帝修反后台”的材料，他们对上面无法交代，于是他们只有深挖细找，还是没完没了要我写。单独囚禁，睡在单人课桌拼起的“床”上，没有枕头，没有席子，没有换洗衣服，没有牙刷毛巾，没有手纸——我过了将近二十天这样的日子，直到我一再请求，才允许家人送来一些日用品和换洗衣服。每天八两米饭，运动不足，再加浑身疼痛，也不敢做太大的运动，最大的问题竟然是排泄。武装看守的值班室在西头，他们一般就在大厅聊天打扑克，上厕所需要高声报告，他们却不愿过来，以至有一次我便秘二十余天，最后胀得难受，坐立不安，竟忍不住要用手指去抠，结果还是抠不出来。
毒打、批斗、审讯、没完没了地写材料，是我囚徒生活的主要内容，愤怒、惶惑和渴盼就是我的全部感情。我总以为一切都是偏见误会，只要说清楚了，写清楚了，一切均可冰释前嫌，大家都可以回到毛主席路线。我总以为同学们必然像电影、小说中的革命者那样，在顽强斗争，奔走呼号，省革委马上就会下令释放我。我每天白天黑夜做着这样的梦：同学们冲开集中营的大门，打着红旗冲了进来，韩某欢笑着雀跃着叫着我的名字向我冲过来……梦醒后泪流满面，心潮起伏，悲痛之情久久无法平息。
6月8日，我无意间看到左新焕妈妈拭着眼泪回去，深有感触，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祖国是多么可爱，南昌是多么可爱。
我坐久了，会起来走一走，或凭窗远眺。看啊，一片山青水秀，绿草如茵，杨柳随风摇摆，微风和煦，池塘里的水波粼粼闪光。远处的工厂烟囱林立，轻烟冉冉升起；一片高楼大厦，依树傍水。牛儿在悠然地吃草，孩子们在游泳池里嬉闹。远处的喇叭，不时传来毛主席和党中央振奋人心的声音，传来世界各地祖国各条战线的喜讯，传来悠扬或激昂的歌声，让我沉浸在莫名的感动中。我贪婪地呼吸窗外沁人肺腑的新鲜空气，浮想联翩。
我想起了许多许多这样的清晨，想起了许多许多这样的情境。和同学们在一起，和战友们在一起，在这样的清晨叙谈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叙谈自己美好的理想，叙谈我们之间的思想、工作与学习。这过去的一些情景，回想起来多么令人怀念。
我渴望自由，我更有战斗的理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我一个人失去了自由，又有什么可惜？为了可爱的故乡永不变色，我们宁愿受尽各种屈辱风霜，也不怕犯错误，做检讨。我知道，只要我们干革命。总难免要犯错误，难免受挫折，难免做检讨，甚至难免被别人误解，打成反革命，臭名远扬。然而，这一切能使自己革命战斗意志衰退，从此一蹶不振，成为叛徒逃兵吗？这样活下去不是更没有意思吗？不！为了人民的江山更加壮丽可爱，更加灿烂辉煌，在世界的东方永放红光，我仍旧要革命，要战斗。这就是一个忠于毛主席，忠于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战士的自白。
第一个登台批斗我的竟是她
6月22日，我被押回南昌七中批斗。
一个多月过去了，学校已成人间炼狱，50%的教工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一人疯了，三人自杀，学校一片阴沉沉的萧杀。我看到了班上部分同学，除了熊国钧对我笑了笑，几乎没人敢看我一眼——白色恐怖让昔日亲如家人的同学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屈辱和茫然。花园一般美丽温馨的校园，如今陌生恐怖得令人心颤。我带着惶惑不解的惊悸，试图解读这座熟悉的校园和比亲人还亲的同学，却怎么也解读不明白。
蒋宇衡和高三（3）班的徐斌扭着我两臂做“喷气式”。两个月前，要我搞赢了不要整他的蒋宇衡在我身上过足了拳头瘾，还有几个初中的保守派无赖跑过来七手八脚在我身上施展了一番拳脚，我之所以说他们是无赖，是因为我和他们根本无仇，据说其中的杨洪元后来死得很惨。
我已经给打麻木了，并不感到特别痛，可是我的心在痛苦地呐喊：难道这是我的母校？这是我的同窗？我放过了多少保守派头头，我不允许打他们，可是他们还是要打我这个只以笔和嘴战斗的同学。
批斗会开始了，第一个登台发言的竟是韩某！
真个是当头一棒，刹那间把我打蒙了。关在工学院的日日夜夜，经常梦到同学们打着红旗潮水般地冲来解救我，欢呼声口号声惊天动地，就像攻打巴士底狱和冬宫。冲在最前面的就是韩某，她笑着喊着流着眼泪朝我奔跑。即便没有睡觉，也时时刻刻幻化出这种情景。此刻，我却被红卫兵战友反扭双手，揪住头发，强按着跪在地下，忍受着嬉笑者的踢打，听着韩的批斗。她原本温柔悦耳的声音，变得无比尖锐刺耳。我不相信是她，不由得扭头看一看，是她，原本纯洁无邪十分可爱的面容，此刻却是义愤填膺十分可怕。此情此景，犹如一把匕首劈面刺进我的胸膛。随着她慷慨激昂的揭发，抑扬顿挫的分析，那刀在我心里狠狠地转动着，搅动着，这把声控激光刀耍得那么高明，那么柔韧有余——以至于我心头那处最痛、它就朝哪处扎。
她熟悉我，她知道什么言辞最能伤害我。她知道简单的粗暴的指责伤害不了我，于是引用了她掌握的大量事实，尽情地嘲弄我这个“东克思”的贪婪、野心。把我研究反修防修的理论企图，“恰如其分”地说成是怀疑、否定毛主席的罪行，把我团结保守派的事实，巧妙地说成是笼络人心，为登上权力高峰做准备。这样，在全校师生面前，把众所周知的、我曾遭到大多数人批评的东郭先生行为——解脱她帮助她的行为，解释得如此天衣无缝！在同学面前，她必须给自己恩将仇报背信弃义的行为阐释一个说得过去理由。她知道这个理由在同学面前过不了关，但至少在自己心里可以过关。我简直惊呆了——还有什么谎言比这更卑鄙！她知道我“当官”的全过程，其中包括她心悦诚服的支持。她知道我要按照人类解放的要求，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一旦达到了目的立即退隐。她知道我的内心世界，可这一切，她并不说。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对我的形象做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歪曲。于是我不仅应受到世人的唾弃，自己也应该觉得罪该万死！我平时是那么信赖她的纯洁，以至于此刻都不能对自己的良知做出判断：究竟她是一条美女蛇，还是我自己确实就是一个如她描绘的罪该万死的反革命？
我无法相信，一个平时天真烂漫的少女，竟能如此长期地在我和全校师生面前伪装自己？不可能！那么该怀疑的就是自己了！难道我真是那么可恨的反革命？我革命的自信与尊严被她打了个粉碎，我失去了自我，甚至有些怕她。我就像一个真正的罪犯面对女神，可怕的是，女神的形象中有魔鬼和白骨精在浮现，让我疑惑彷徨，不知所措。
还有一个人的批判将我彻底地击懵。左同学，我亲密的战友，这个曾说“我们这些人中只有东澄宇最有希望”的人，他登台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我了，口口声声东小丑……
这次回校批斗，让我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现实——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脊梁骨被彻底打断了。红卫兵死了！
这个由造反激起的澎湃巨浪刹那间摔成了飞扬的水沫无言而去。我痛彻心扉，久久无法面对——那些可爱可亲的风华少年，那些以天下自命的同学，他们的正义、热情、理想连同造反精神和灵魂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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