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二三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12月30日第239期

本期目录

〖山西文革专辑6〗

风云人物

李苏江 山西文革风云人物评点

全国唯一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
文革帮派理论的殉道者——王谦
短暂辉煌的失意政客——刘格平
扛着枪杆子造反的军人——张日清
最先将炮口对准山西省委的造反者——袁振
山西名气最大的帮派头子——陈永贵
引发“四一四”风潮的女干部——刘志兰
平衡两派的操觚手——谢振华
组织名称不祥本人下场很惨的枭雄——杨承孝
乱世治世都不失自我的仁者——段立生
崇拜英雄任侠尚义而又青涩的中学生——刘灏
与下台省委书记打官司的退休干部——李辅
播火于山西铩羽于山西的外来者——邢晓光
跋
孙 涛 省委第一书记的传单
孙 涛 文革后期的刘格平

史林一叶

弓和平 略述晋中文革两派的形成及派斗的发展
晋中两派分裂的历史背景：“十月事件”
造反派因对任、王、张的不同看法分成两派
陈永贵按中央精神的表态加剧两派对立
从晋华厂看晋中两派
“七月会议”后两派冲突激化
晋中革委会成立后两派矛盾继续激化
结语

生逢乱世

索奋起 文革中奉命保护陈永贵
——我亲历的1967年平遥 “八七”“八九”事件
弓和平 张怀英陪同陈永贵亲历1967年平遥事件

——————————————————————————————————
【风云人物】

山西文革风云人物评点

李苏江

作者简介：李苏江，山西左权人，生于1946年。大学本科学历。曾做过教师、记者、编辑。曾在榆次担任政府副秘书长、卫生局党委书记等。

对那场噩梦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十年来我所思甚多，要说的话也甚多，曾写过十篇对文革述评的短文，冠以《闲话文革》之名。那都是针对领袖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感而发，“闲话”的是顶层与全国文革。近几年来有幸读到有关山西文革的三本书，分别是孙涛的《虔诚与疯狂》、石名岗的《文革中的山西》和段立生的《坎坷当歌》。这三本书基本上勾勒、反映了山西尤其是省城太原的文革全貌。作者们以事写人，以人叙事，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把文革中山西风云人物的表现、遭际、起落、变化、结局，均叙述得基本完整清楚。由此，我产生了说一说书中写到的几个风云人物的冲动。现在我将他们付诸笔端，逐个点评一番。限于档案尚未解密，那三本书中披露的资料不足，因此对这些风云人物的点评不可能完全准确，也可能有错谬。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不揣鄙陋，见笑于方家。

全国唯一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

卫恒，文革开始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按照领袖的理论，文革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一书记，名副其实的当权派，走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按领袖的实践，是整一整再说，于是卫恒首当其冲，躲不开，跑不掉，这是卫恒悲剧命运的首要原因。
山西省委与卫恒，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文革中始终没见可以证实“走了”的证据材料。其实山西省委和第一书记卫恒是紧跟领袖的，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比较“左”的。我曾参加过农村四清，亲眼目睹了工作队是怎样强行没收了农民的自留地和自己开垦的小块地。这能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领袖说有，谁敢说没有？从全国来看，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都被整成了走资派，连一向紧跟领袖的陶铸、王任重、李井泉等也不例外，卫恒自然在劫难逃。说到走资派，其实是个梦话，是个伪概念。直到文革结束，也不曾听到哪个人是以走资派定罪的，无论是伟大领袖当局，还是英明领袖当局，都没有。唯独卫恒死于走资派的帽子下。（上图为卫恒遗像）
卫恒们是紧跟领袖要把文革搞好的，文革伊始他们就有样学样，抛出了两个靶子——所谓黑作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赵树理和三反分子、副省长王中青，积极响应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刚一发动，卫恒们就罢了六十几个各级领导的官，努力紧跟，亦步亦趋，天日可鉴，这怎么也不能同走资派联系在一起吧？但他们还是被当做走资派冲垮了。根本原因是卫恒、山西省委压根儿就没弄清文革究竟要干什么，怎么干，因此动辄获咎，步步被动。其他省份又何尝不是如此？文革中我们经常高喊紧跟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其实，哪有什么部署？还不是走一步看一步，叫人如何紧跟？
悲剧的第二原因，是整了袁振，结下了大仇，偏偏出了个不要命的替袁振抱不平的中学生刘灏，与卫恒决死到底。第一个给卫恒贴大字报的是刘灏，带领组织几次三番炮轰、批斗卫恒的是刘灏，冲垮省委的也是以刘灏的兵团为主力的造反派。推原论始，根子就在袁振。至于刘灏、袁振，在点评他们时自然会给他俩留一席之地。我们还是来说卫恒。
华北局与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把袁振打成阴谋家、野心家、伸手派，有无道理？没有一点道理。袁振无非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给自己所在的省委提了几条意见，既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又没有提出自己的路线、纲领，怎能说成是阴谋家、野心家，外加一个伸手派？
不过这也怪不得华北局及卫恒和山西省委。这是由于那时的党内政治生态已经不容许异议，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谁敢提意见，就整谁。庐山会议就是思维定势，晋中的“十月事件”也是如此。可刘灏不懂，他就认定了卫恒，与卫恒死磕到底。
卫恒悲剧的第三个原因，是他被以王谦为主的同僚当心猛捅了一刀。二把手王谦联合其他七八个常委，以卫恒私自用省委名义与造反派签订一份海报为由，一面向中央告状，一面逼迫卫恒检讨，要卫恒公开声明错误，并撤销允诺。这让卫恒颜面何存，威信何在？卫恒左右不是，动辄得咎，其难堪、痛苦、无奈、悲凉的心境，我们已无从知道，但他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为什么王大任和武光汤与造反派签署协议就没事，轮到卫恒就这么大动静？同僚的背叛，让卫恒在焦头烂额中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实在是压死卫恒的最后一根稻草。
卫恒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肯定的。这条从中央来的路线，省委、卫恒怎能不执行？但他们不知道这时领袖正在造中央的反。正是执行了这条路线，才招致了被划为右派、反革命的广大的大中学校师生的不满，从而在中央媒体的宣传鼓动下起来造反。不过我们公道地说，山西省委执行这条路线是有考量、有保留的，因而形成的后果并不严重。这可能是刘格平出来夺权时，最早造卫恒反的山大“八八”、党校“东方红”、太工“红旗”等著名造反组织犹豫不决的原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不该反对，该不该批判？应该！这条不让人说话的路线，是习惯思维的产物，是反右派的重演。如果按这条路线办，中国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可惜，与之对立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不是让人们好好说话，说真话说实话，而是放纵人们乱说、瞎说，进而乱动、乱闹，乱折腾，以造成“天下大乱”的形势。我们相信卫恒和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一样，夹在不让说话与可以乱说乱闹乱折腾之间无所适从。这就是大多数领导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原因。
卫恒，我近距离见过。中等个子，说一口乡音很重的晋东南话，口头表达能力似乎不佳，不像王大任出口成章，也许是在特定环境下有口难言。卫恒是个勇于担当的高级干部，他能在五一广场保守派和造反派大起冲突之时，高喊“同志们！向我开炮，把矛头对准我！”这一喊，大义凛然，气吞山河！卫恒之所以这样高喊，是为了规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但也足见其大局观念和应付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以及一个领导干部的非凡气概。
卫恒是个敢于承担责任、不恋栈权位的共产党员。当他被王谦等逼到难以负责时，毅然提出辞去第一书记职务，其他人恐怕难以做到。不过这也暴露了他软弱的一面。卫恒在造反派的淫威面前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拿着断臂的领袖塑像和蒋介石的肖像，说是从卫恒家抄出来的时候，卫恒大声疾呼：“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这种勇气是这样级别的领导中少见的。
纵观文革短短几个月中卫恒的表现，可以看出，一方面卫恒竭尽所能努力领导文化大革命，极力紧跟领袖的战略部署，尽可能地满足造反派的意愿，并不是一味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对于侮辱人格、蓄意陷害、摧残身体的恶劣做法，卫恒敢于奋起抵制，坚决反对，表现出应有的胆略和骨气。在造反派批斗时，他不低头，同时拒绝弯腰。“一·一二”夺权后的1月15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的批斗大会上，卫恒把强行挂在他脖子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纸牌扯下来，扔到地上。造反派强迫卫恒低头，卫恒厉声大喊：“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绝不向坏人低头！”当造反派扭着他的双臂强行让他低头时，卫恒愤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卫恒这样喊，也许以为这样对干部的残酷摧残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吧，所以他要奋不顾身地捍卫毛泽东思想。可悲的是领袖在这阶段的文革部署并不支持卫恒，卫恒实在是一厢情愿。卫恒忠于职守，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当他被造反派扣留不放时，他厉声说道：我还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我要为全省负责，为党中央负责，你们必须马上放我回去！在造反派面前如此坚强的卫恒，一身傲骨，即使是王谦那样的硬汉也做不到，但王谦有傲气。卫恒生活作风俭朴、严谨，文革中那么多的揭批材料没见有人揭出他这方面的问题。卫恒的夫人，我见过一次，矮个子，长相普通，穿着朴素。是省总工会的一般干部，并未夫荣妻贵。
与在中央文革高压下愤而自杀抗争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卫恒是在文革中极力紧跟领袖却被批斗折磨致死的唯一的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死后还被污为畏罪自杀。一位省委第一书记不明不白地死去，不能不惊动中央高层。经过周恩来的命令、协调，调集北京、上海专家解剖检查，最后证实卫恒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然排除了他杀，但如果不是多种因素夹击，走投无路，卫恒何至于死呢？运动过后，还不是官复原职，甚至更上层楼？
卫恒命不好。“迫害致死”是最公允的说法。卫恒被迫害致死后又迎来了多舛的命运，他的平反之路异常艰难。卫恒先后经过四次下文平反，但前三次都要留些“尾巴”，直到第四次才彻底平反。这大概也是唯一的被四次平反的省委第一书记吧。可怜的卫恒他已无从知道这一切了。
卫恒之死还有一迷团：造反派抄卫恒办公室，发现有几沓10元面额的人民币，每沓上面分别写着彭真、安子文等人的名字。此事惊动了中央，中央派人向卫恒调查，还有太原市委的一名干部在场做记录。但调查结果怎样，中央那个机构没说。此事万无造假之理，可只有过程没有结果。有人猜测卫恒之死与此有关，也只是猜测而已，整个一个现代版的烛影斧声。
从领导山西文革到被文革置于死地，总的来说卫恒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身份，他忠于党中央，忠于自己的职责；他原则性强，组织纪律观念强；他光明磊落，勇于担责，从不委过于人；他只有公过而无私过；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受过严格党性锻炼的共产党人。惜乎，像卫恒这样的好干部既不容于领袖，也不容于被领袖煽动起来的造反狂涛。在他丧命之前还在检查中表明紧跟领袖搞好文革的决心呢！讽刺莫大于此吧！

文革帮派理论的殉道者——王谦

文革开始时，王谦是山西省的第二号人物，任山西省省长，是山西太行派的领袖。王谦以强硬、霸道著称，是民间口头上说的硬汉子、狠角色，王谦这种性情倒是与他伟岸魁梧的身躯相配，给人以威风凛凛的感觉。王谦这种深入骨髓里的性格特点，在文革的乱局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右图为王谦1967年初在太原造反派的批斗会上，看押他的是奉命支左的军人）
在卫恒抗不住造反派长达17个小时的折磨纠缠，被迫在兵团、工人兵团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后，王谦竟然策划以他为首的8名省委常委联合给中央领导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和李雪峰写报告，状告卫恒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建议撤销卫恒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王谦这种背着卫恒这个顶头上司向中央告状的行为，很容易被视为“非组织活动”。卫恒与造反派签协议根本不是什么丧失原则的事，此前不是也有王大任、武光汤与造反派签过协议的事吗？为什么王、武二人没事，卫恒就是严重政治错误？王谦能联络八人，把省委多数常委集结在麾下，足见其强势霸道到何种程度！当卫恒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表示要辞去第一书记时，王谦却恶狠狠地说：不同意你辞职，你就是死也要死在第一书记的位子上！从这句话来看，像极了上级对下级的答复，然而正好相反，王谦才是下级。
1967年1月29日，当造反派把与王谦、王大任、贾俊关在一起的卫恒押走时，王谦竟然说：送第一书记上路，永别了！可悲的是王谦一语成谶。
尽管第一书记的位置腾出来了，但没有王谦的份，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因为其时领袖已经安排了刘格平来夺山西省委的权，王谦二号走资派的命运已铸就。
王谦的霸道，在他后来终于成为第一书记时更发展到指鹿为马的地步。他在批谢振华、曹中南时，错把段立生、邢晓光等人写给谢振华的九条建议当作谢振华的“黑九条”大张挞伐。当段立生向他说明那是段自己的建议时，王谦竟然说：谢振华看过就是谢振华的。一副“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的蛮横嘴脸。当段立生反驳说“毛选谢振华都看过，是不是也是谢振华的”时，王谦不敢接茬了。事关领袖，王谦再霸道，也知道惹不起。接下来的情景如何，三本书都未道及，不过可以想见王谦被反问时是何等的尴尬。
我曾同王谦有过简短的交谈。那是1973年的一天，我在经纬厂的火炬塔下偶遇王谦，我不由地说了一声，这不是王谦吗？王问我：你认识我？我回答，“卫王王”还能不认识？那时他显得很有风度，依然挺拔伟岸，不怒而威。王谦在后来的运动中惨遭毒打迫害，在大寨的批斗会上被打得直吐绿水，在坐监狱时还被杨承孝用匕首在大腿上捅了一刀。王谦在文革中吃过苦，受过罪，但对文革其情不移。因为王谦有严重的帮派思想。
什么是帮派思想，迄今为止，没有人论证过，但是这个词语在一度时期使用频率极高。也许有人会说帮派思想就是“四人帮”思想。我认为大错，“四人帮”有自成体系的思想吗？显然没有。也许这个问题很多人明白，尤其是中央高层和专业理论工作者明白，但他们就是不说，或者不说破。他们认为这样有好处，就是可以为尊者讳。其实说明白并没有什么不好，可以彻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我看，其实帮派思想就是秉持并死抱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那帮人的思想。如同“跟着林彪、‘四人帮’造反起家的人”一样，也没有人说明白，或是不想说明白。我们这代人是从那时候过来的，有谁是跟着林彪造反的？更不用说“四人帮”了，中央政治生活中形成“四人帮”时，早已不允许群众造反了。其实在文革中，人们都是跟着领袖造反的，领袖是造反的红司令不是当年的经典口号吗？用林彪、“四人帮”来代替领袖是瞒天过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来已久，到文革形成了理论体系。诸如把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看作是异己的思想、急于求成的乌托邦思想、阶级斗争贯穿社会主义社会始终的思想、反修防修思想、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想、“党内资产阶级”思想以及“走资派还在走”思想等等。
王谦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理论的追随着、执行者、维护者、始终不渝者，是这个帮派体系中的殉道者。早在建国初的1950年，王谦就在他的地委书记任内试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作为新生事物上报华北局及中央。此事受到刘少奇的批评，但领袖却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后来的所谓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国各地农村都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名称是王谦的发明，应该是王谦的专利。王谦在后来之所以能够实现担任第一书记的夙愿，就得益于此。因为领袖亲口说过：就是那个搞农业合作化的王谦吧。可见王谦深获君心。在之后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空想理论及实践中，他更是马前卒和排头兵。文革后期王谦复出后紧跟“四人帮”的步伐，批谢、曹，推行学大寨的极左做法，在实际工作中践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覆灭后，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时，王谦以帮派思想为指导，“划大线，切西瓜”，把反对“四人帮”的人打成“四人帮”的人，实属颠倒黑白，这就是山西特有的“倒清查”。王谦一向自负，以为自己才力无双，不想大意失荆州，在补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时，堂堂省委一把手竟然落选了！这不能不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罕见的一例。
山西著名的“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就是王谦一伙维护帮派体系、帮派思想的典型例证。太原化肥厂的张珉、赵凤岐、张耀明和罗建中等人是那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而又很有独立思想的人。显然“五七一工程纪要”曾经给了他们以启蒙，因而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日渐怀疑和强烈不满，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来否定它。张赵等人，是较早觉醒的民间人士。在代表他们的思想观点的《论现状》文章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理论上给予了鲜明的否定，它是投向帮派体系思想的匕首。在文中他们处处把矛头对准江青等人，而对领袖则极力避开。只要读过《论现状》的人，无不认为它是讨伐“四人帮”的檄文。事发后，江青直接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对这样一个敢于反对帮派思想的集团，王谦像被挖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一样，痛恨无比，于是奉江青之命，撇开专政机关，竟然亲自指挥破案。经过一系列的深文周纳，在“四人帮”早已覆灭的1977年，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的罪名罗织成狱，但幸好由于公检法方面一些深明大义的老人的坚持，最终将此案管辖权由王谦指定的由太原市公安局刑侦，市中院一审，改变为由山西省公安厅刑侦，由省高院一审。虽然按王谦的旨意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张珉、赵凤岐和罗建中死刑，张耀明无期徒刑，其余人等分别被处以十五年、十年、八年有期徒刑。而张赵等人一上诉，案子就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此案在胡耀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的过问催促下，最终于1979年2月给予平反。但王谦却置胡耀邦关于春节前放人、让同志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的批示于不顾，一直拖到2月4日（正月初八）才释放张赵等人。
1975年底、1976年初发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同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都是历史上令人难忘的大事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王谦的帮派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表现。1976年5月11日，山西省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誓师大会，王谦在讲话中对邓小平提出了七项指控：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目、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罪魁祸首、党内最大的死不改悔走资派、中国的纳吉、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总后台，并带头高呼“坚决打倒邓小平”“与邓小平血战到底”的口号。会后王谦阔步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火把游行像火的长龙蜿蜒游曳在省城的大街小巷。
客观地来看，这场运动既然是领袖发动的，那么以领袖的一手遮天，各省不能不表态，但怎么表、表到什么程度，是很有区别很有讲究的。正如《文革中的山西》执笔者石名岗先生所说，王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创造了全国第一。王谦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还另有创造：为了表现自己鲜明的帮派思想、帮派立场，王谦指使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李慰编写了两本书。一本的书名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由出版社出版发行三十万册，在全国影响很大。另一本的书名是《反面教员邓小平》，可惜还未出版，就因“四人帮”被粉碎而胎死腹中。由此可知王谦在这场祸国殃民的运动中是多么的主动、积极，是冲锋陷阵争抢头功的帮派先锋！在清查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运动中，王谦忠实地执行“四人帮”的旨意，自觉地站在与人民为敌的一边，严重地残害了觉醒的一代精英。这是王谦身在帮派体系中、帮派思想严重的必然。
王谦的帮派思想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革命战争年代结成的太行派，到了建国后依然存在，王谦就是这个派别的代表。在向中央告卫恒的状并逼迫卫恒检讨的省委八个常委中就有六个是太行派。王谦的帮派思想更重要的是其对现实的考量。那就是上与“四人帮”相呼应，下与陈永贵结帮。在山西的清查“四人帮”运动中，王谦另立标准，把所谓反大寨作为清查的依据，以帮派思想搞清查，在全省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他还把不选他当四届人大代表的一些人作为重点清查对象，千方百计要将这些人打成张赵集团的成员。对于1976年8月23日游斗王谦事件，更是列为重点的重点，非要把那些人置于死地。
王谦在山西的倒行逆施，特别是他与“四人帮”和陈永贵的帮派关系，引起了中央的关注。1980年中央派霍士廉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免去王谦的职务，调离山西。邓小平对即将到山西赴任的霍士廉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邓小平的话可谓一语中的，揭示了王谦帮派人物的本来面目。
人们常说盖棺论定，指的是人们对于死者的最终评价。王谦是自己对自己做了盖棺论定。王谦在临终前曾说：“现在回头看，我认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从指导思想到方式方法，是完全正确的，是百分之百正确的。那么三分错误出自哪里呢？是走资派的干扰破坏！”这是要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殉葬吗？

短暂辉煌的失意政客——刘格平

刘格平在文革中创造出了可谓无比的辉煌，那就是在全国首开夺一个省大权的先河，而且得到中央支持和承认。通常的说法是上海是首夺，但这个说法不是事实。实实在在，山西是在1967年的1月12日就实现了夺权，山西的“一·一二”夺权确实是“全国第一夺”，刘格平领导了这一行动，因此而名声大噪。
刘格平入党很早，1922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和周恩来同一年；资格很老，是甫一建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级别很高，是行政三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是同一级别。当时山西的一、二把手才行政八级。但文革前的他，只是山西一名副省长，显然是一个高职低配的失意人物。刘格平是回族人，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家民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1960年，因反地方民族主义败下阵来，被发送到山西，实际上是打入冷宫。刘格平在历史上拒绝在反共启事上签字，不按中央指示办理出狱手续，硬是坐穿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牢底。这一行为为他赢得了独特的声誉。刘格平是不甘寂寞的人，自然坐不惯冷板凳，随时准备待时而起。时逢文革乱世，高度的政治敏感使他看准了领袖要打倒刘少奇的用心，出头的日子到了。于是1966年的11月，他给领袖、林副和康生写了一封信，陈述当年“六十一人”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出狱之事。其中自然是极力表白他是如何的气节凛然，而刘少奇是如何的招降纳叛。领袖正好可以借此作为大炮弹而炸开一条血路。
其实这件事情领袖是再清楚不过的，那是当时的党中央批准的，有案可查的。但领袖揣着明白装糊涂，硬要给刘少奇栽赃。刘格平此举自然深合领袖之心。1966年11月，领袖就吩咐中央文革的人说：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把他叫到北京来，同他谈一谈，然后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左图：毛泽东接见刘格平）这时山西省军区的政委张日清做出了军队支持造反派的决定，领袖让刘格平回去取得张日清的支持。有了军队的支持，刘格平的腰杆硬了，他联合同是失意人物的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领导干部成立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又召集了25个群众组织，在荷枪实弹的军队支持下，于1967年1月12日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的权。1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翌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上述通告，并配发社论《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刘格平因此红遍全国，个人的形象灿烂辉煌。张日清被誉为全军支左的一面红旗，是一颗冉冉升起的红星。
刘、张二人都自恃根基很深，后台很硬，二人性格也都很倔强。不然刘格平不会拒绝执行中央指示而坐穿牢底，张日清也不会在军区党委12个成员都一致反对时却坚持己见。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合作共事，不起纷争实在是很难。果不其然，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刚一个多月，两人便打起了内战。
“四一四”事件，是刘、张矛盾的公开暴露。1967年的4月14日，省城太原贴满了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之后紧跟着就出现了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三人的所谓红色风暴，人们简称其为“炮轰刘、陈、刘”。“四一四”事件表面上是将炮口对准了刘、陈、刘，实际上是刘格平对张日清的宣战。但当时事情却扑朔迷离，明里有三人来电、四人声明，全是阻止炮轰刘、陈、刘的，袁振还亲口嘱咐兵团司令刘灏不要炮轰刘志兰。对于“四一四”，无论是孙涛的《虔诚与疯狂》，还是段立生的《坎坷当歌》，都没有说清楚，唯有石名岗执笔的《文革中的山西》引用太原工学院红旗头领李青山的博客，点明了真相。那就是中央有个“四月会议”，在这次会上刘格平得到支持，张日清、刘贯一、刘志兰受到批评，再加上刘志兰是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刘格平的妻子丁磊要插手政务，很难过刘志兰这一关，故而刘格平特地从北京打电话给丁磊，布置炮轰刘志兰以及刘、陈、刘。之所以放过主要人物张日清，可能是由于张名声太大，从策略上考虑的原因。从此山西形成了以刘格平、袁振、陈永贵为一方，以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为另一方的两股势力，双方各自操纵支持自己的群众组织，在山西的文革舞台上厮杀了好多年。
刘格平最为辉煌的时刻，是1967年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七月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该纪要肯定刘格平是正确的，张日清是错误的，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则交给群众批斗；支持刘格平的红总站、兵团、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支持张日清和刘、陈、刘的红联站是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在纪要中公开给两派组织如此定调定性，主观客观上都激化了两派矛盾，是以后几年山西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领袖发话了：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六十九军的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为了显示领袖对刘格平的全力支持，刘格平随即又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当然省军区第一政委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刘格平此时正处于“时来天地皆同力”的顺境。刘格平挟“七月会议纪要”之威，开始他独霸山西的一系列举措。他一方面对张日清作为穷寇狠打猛追，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作为敌我矛盾，多地多次残酷批斗，另一方面，决心彻底摧垮红联站以及同红联站相同观点的其他群众组织。那时的山西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杨承孝的山西工人决死纵队为主要打手的刘格平派系，在省城太原、晋中平遥、太谷等地展开了一系列疯狂的打砸抢，红联站下属各组织面临被打垮的局面。人们为此胆战心惊，惶恐不安。这股打砸抢抓抄的戾气，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对一派的大扫荡，真枪真炮的武斗随之轮番上演，整个山西局势不稳，动荡不安，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其中最为惨烈、影响最大的要数“九五”事件。1967年9月5日，在刘格平的鼓动与策划下，以决死纵队为主力的红总站对红联站的最后堡垒太原十中“七一”进行了血腥镇压，打死太钢工人李成义、十中学生孟玲玲，还名为“镇压反革命暴乱”。一时舆情大哗，刘格平的残暴激起了奄奄一息的红联站强烈反弹，省城大多数市民同情红联站，憎恨刘格平。那时有所谓“马路兵团”，就是太原街头的群众，倾力支持红联站，大骂决死纵队是“决匪”。仅仅过了半个月，红联站就在五一广场演出了大型歌舞剧《晋阳红旗颂》，纪念抗暴斗争半周月，矛头直指刘格平及其御用组织红总站。这部歌舞剧以后一直演了一百多场，极大地振奋了红联站的士气，刘格平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九五”暴行，是之后导致刘格平垮台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刘格平支持、纵容对他本人狂热、无耻的吹捧。“七月会议”后刘格平如日中天，威风八面，大树特树刘格平在山西的绝对权威的有心人出现了。中国人的一大悲哀在于：任何时候都不缺乏歌功颂德者，吹喇叭抬轿子是对这类人的形象称呼。红总站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就有这样一个或一些人，他或他们为刘格平写了一本书（小册子）《踏遍青山人未老》，对刘格平进行了空前高度的、极为肉麻的吹捧，“小册子”的作者以林副制造现代迷信的语言和行文特色，挖空心思地神化、美化刘格平及其妻子丁磊，多处称刘格平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须知这样的称呼当时只有江青和林副才配有！“小册子”歌颂刘格平“对我们伟大的祖国，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闪射不可磨灭的光辉”；作者竟然慨叹“我们无论如何写不出他的完美高大来”！书中称丁磊是“红岩上的红梅”“只次于太阳的亮度，银河系外还没有被更多人发现的特大明星”……谁说学理工的人缺乏文采？这本“小册子”作者的谀词、颂词极为丰赡，完全可以同林副、柯庆施之流比美。这本“小册子”一面世，就遭到了红联站的猛烈批判，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感。刘格平被老百姓戏谑地称为“山西的土太阳”，刘格平的名字也被改为“刘未老”，丁磊则被称为“丁红梅”“丁明星”。此书的写作犯了天下大忌，像这样毫无顾忌地厚颜无耻地包装一个人，中国难道会容忍有第二人吗？刘格平的辉煌很快将暗淡退场。
1967年12月，中央再次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时称“十二月会议”。离上次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不过几个月，山西的局面在这次会议上来了个大反转。前次力挺刘格平的康生，这次对他极力讽刺挖苦，当场质问刘格平脸红不脸红。这都是《踏遍青山人未老》惹的祸。会议的要点有：成立新的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以六十九军副军长谢振华为组长，剥夺了刘格平领导军队支左的权力；为“九五”事件平反，批判《踏遍青山人未老》。会议虽然保留了刘格平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但他头上的光环消退了，对军队的事情无从置喙了。刘格平从一个失意政客到咸鱼翻身，取得的辉煌仅仅二年，可谓短暂。从1968年到1969年的7月末，刘格平虽然名义上还是山西的最高领导，但他已经不能再发号施令，人们已不把他当回事。两派该打还是打，该斗还是斗，只有六十九军出面才能解决问题。但碍于刘格平的地位，六十九军也不能放手掌控局面，因而全省依然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战乱不休。1969年7月23日，中央发布解决山西武斗问题的布告，时称“七二三布告”，同时任命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为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兼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军队的强力威压下，混乱才得以制止。刘格平由暗淡而退场，继续当失意人物去了。
领袖认为刘格平能掌握局面，事实是刘根本掌握不了。不独刘格平掌握不了，文革初期大出风头的贵州李再含、山东王效禹、黑龙江潘复生，哪一个长久了？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领袖的葫芦里究竟装着什么药，哪是他们能够领悟得了的？说到这里，自然不免想到领袖晚年看人识人的能力实在不敢恭维。选了个林副当接班人吧，险些让人家的儿子暗杀了；又选了个王洪文吧，领袖自己也觉不称心；又选了个邓小平吧，邓坚决不给领袖面子；最后选准了华国锋吧，领袖尸骨未寒就让华国锋把领袖的老婆、侄儿给抓起来了。这哪里像是在战争年代知人善任的领袖？大概是晚年的领袖“运去英雄不自由”吧。
在结束此文时，忽而又想起刘格平在其辉煌时的谎言。那是在“七月会议”上，当康生、关锋严厉批评山西的专政委员会时，刘格平竟然说他不知道有专政委员会之事。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时，我本人就在现场，曾远远看见赫然端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刘格平。刘格平撒谎脸不红心不跳，正应了文革中常被引用的一句语录：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刘格平撒谎，康生、关锋信吗？根据常识是不会信的，但当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要假装相信。政治乎？政客乎？

扛着枪杆子造反的军人——张日清

领袖的造反心结很重，早在延安时期，领袖就讲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文革乍起，他这段没有选入语录本的语录被传出来，并被谱曲编成了歌。先是学生们唱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肩起造反的大旗，横扫一切，接着干部、工人、商业职工、农民都卷入了这场大劫难。大革命时期有一首歌唱道：“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说的是各界都有救亡的责任。文革此时工农商学都有了，唯独无兵。大约是要填补这个空白吧，张日清扛着枪杆子杀出来造反了！
张日清，福建长汀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入党，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编入新四军，全程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历史上最高职务是军政委，是资格很老的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军队高官，时任山西省军区政委，是开国少将。
（左图为1955年张日清被授予少将军衔时的标准像）
我们现在已无从知道张日清是抱着怎样一种心态介入文革的了。当然张日清也明白军队出来造反，兹事体大，不可贸然行事。他召开军区党委会，13名成员中12人反对，只有张日清一人同意。但即使如此也难以动摇他出来造反的决心。张日清表示向中央军委各打各的报告。其他人打了没有，不得而知，张日清肯定打了。张日清就在1967年的1月12日，扛着枪杆子伙同刘格平等造反、夺权。当天夜里张日清派兵保卫刘格平的住宅，同时撤去了省市委的岗哨，以便造反派进入夺权。刘、张在中央——不仅仅是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夺权成功。1967年2月27日领袖阅林副报送的张日清的《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此文发表在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山西夺权成功，张日清起了主要作用或关键作用。有句话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一句话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日清当时就是这么干的。首先把原省委领导投入监狱，其次把支持在省委领导下搞文革的群众组织头头抓入监狱，这些组织随即树倒猢狲散，再次把虽曾带头造省委反、但在夺权时犹豫退却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抓起来，使他们的组织溃散。张日清还派出部队武装示威，一辆辆汽车上站满了荷枪的士兵，有没有实弹，不得而知，以此威慑他认为不拥护他们的群众组织。那些群众组织在造省委反时，是多么的意气风发，是如何的斗志昂扬，勇往直前，“敢把皇帝拉下马”，但一遇到兵，就毫无反抗的余地，只有乖乖束手就擒。俗话说兵凶战危，谁不怕啊。
随后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更是无法无天，一反公检法三家各司其职，互相制约的先进合理制度，想抓谁就抓谁，山西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好像与之前造反的时候是两个世界。在刘格平、张日清——主要是张日清的武力威逼下，最先造山西省委反的山大“八八”、太工“红旗”不得不公开向领袖“请罪”。张日清不管你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不听我这个造反派话的，我就行使武力。张日清凭借枪杆子这个硬家伙造反，无人敢撄其锋芒，他因而志得意满地说：“别看卫恒是第一政委，他调不动我的一兵一卒。”张日清说的是实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是惯例，但这个第一政委是虚职，无权调动军区的部队。张日清武力介入山西文化大革命，逐渐在全省形成了“拥军派”和“反军派”，几年来武斗不断。
虽然没有看到刘格平向中央状告张日清的资料，但想必是有的，不然不会有“二月会议”和“四月会议”对张日清及刘、陈、刘的批评。张日清已经明知中央对他和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的批评，“四一四”炮轰刘志兰及随后的炮轰刘、陈、刘是中央文革的意见，但张日清始而三缄其口，继则坚决否认，甚至当太原六中32111的史纪礼在五一广场公开披露后，张日清竟还断然说史纪礼造谣。张日清这样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可以说“四一四”是山西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的起点，拥护刘格平、袁振、陈永贵的一派由于得到了刘格平的透底，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日清和刘、陈、刘，而被张日清刻意隐瞒中央“内部精神”的一派，认为“四一四”是个大阴谋，而反对炮轰刘、陈、刘，实际上是支持张日清。有人认为，刘格平向支持自己一派的群众组织透露中央内幕，是泄密，而张日清坚决否认，是组织纪律性强的表现。这种说法太幼稚了。刘、张的不同做法，其实反映出来刘格平的老谋深算和多年历练出的官场手腕，在这一点上，因张日清一直在军中任职，对地方情形相当隔膜，显然太稚嫩了。可怜天真善良、涉世未深的红联站的学生们直到“七月会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但他们当时不怪张日清，反而把怒火引向刘格平，说刘格平故意隐瞒真相，是引导红联站犯错误。这就不公允了，可见派性是多么的可怕。
刘格平和张日清都是强势人物，都想一人说了算。张日清明明是刘格平的副手，可偏偏就不把刘格平放在眼里，再加上刘、陈、刘站在张日清一边，使张日清觉得自己势力大，频频向刘格平叫板，这是刘、张不能共事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张日清手中有枪，自以为靠着枪杆子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两人争什么？争权！为了一己之权，闹得不可开交，只能由中央出面解决是非。对刘格平和张日清，领袖只能二者选一，权衡得失，领袖选择支持刘格平，这个杀向刘少奇的重炮不能丢，给“七月会议”定了调子。
“七月会议”以后张日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乱哄哄的山西基本没他什么事了。如果张日清遇上的不是刘格平，如果张日清不是太擅权，兴许不会落得那样下场。可惜假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只能是渔樵江渚上的沉重叹息。

最先将炮口对准山西省委的造反者——袁振

山西的文革幸而有个袁振，又不幸有个袁振。要评点山西文革的风云人物，袁振是不得不说的一人。
山西文革之所以开展得轰轰烈烈，山西省委之所以很早就受到冲击，最后导致瘫痪，跟袁振首先把炮口对准省委实在关系太大。最早造省委反的造反组织之所以分为兵团、红联站，袁振是两大组织分野的关键人物。这就是“幸而”和“不幸”的来由。（右图为文革初期的袁振）
袁振是一位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人物。文革前奏的舆论准备，给人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袁振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时机到了。于是这位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在华北局会议上给省委提了三条意见：一是省委按彭真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下发的通知是错误的，二是省委给部分干部发放马恩列斯著作是冲击学习领袖著作，三是组织出版《傅山画集》是为封资修张目。这三条意见都是事实，至于认识大可见仁见智，可以在充分发表意见，深入讨论，交换意见后实事求是地给出结论。然而当时的思维定势决定了只要你的意见有违上级领导的看法，你就是反党。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案例。于是袁振此举被华北局打成阴谋家、野心家、伸手派，反党集团。我们现在仔细分析一下华北局的这个结论。袁振有没有野心？看来是有的。他提的三条，以当时的政治标准来衡量，哪条都够山西省委喝一壶，袁振下的是死手。惟其如此，大家才认定袁振有野心，他惹起了众怒，于是对其群起而攻之。当时对袁振的批判是怎样的严厉，何等的激烈，火力又是如何的猛烈，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面世，我们不能推测，但袁振迅速败下阵来，低眉顺眼、俯首下心承认自己是阴谋家、野心家、伸手派，是反党集团。袁振就算是有野心，但冠之以野心家却失之武断；华北局会议是党的会议，在会议上公开提出意见，何来阴谋之说？又怎么可以称之为阴谋家？至于伸手派，是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创新，人家提意见，又没有伸手要官，而且仅袁振一人，何能成派？因此华北局会议的结论不能成立。但在组织对个人的争斗中，个人永远是失败者。袁振由开始的气昂昂到后来的灰溜溜，前后相比令人唏嘘。
袁振的服软，不是真心认错，而是为前途和下场计。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清算，华北局会议后，袁振率先在太原市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说：“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还进一步沉痛地说：“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袁振这些自打嘴巴、自我污名的做法，并不能够得到省委的怜悯，省委随即派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动员市级机关干部揭批袁振伸手派、野心家的罪行。贾俊随后被任命为代理市委第一书记，袁振被撤职。
事情往往有其偶然性。太原五中的高三学生刘灏有个同学是袁振的儿子袁南征，刘灏偶然听说了其父袁振的事情，出于对同学的义气，他直接找到了袁振，经过一番交谈，刘灏确信袁振是冤枉的，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是走资派。我们不明白稚嫩的中学生刘灏是怎样做出这个判断的，但从此刘灏矢志不渝地为袁振鸣冤翻案，一往无前地咬住卫恒不放。
又一件偶然的事情接着出现了：十三冶金公司的一个工人，偶然在太原街头看到了刘灏为袁振翻案的大字报。他曾在鞍钢工作过，袁振是那时鞍钢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这个工人很尊敬佩服袁振。由此他与刘灏结识了。这个工人即后来山西省夺权时担任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的杨承孝。
刘灏和杨承孝，一个是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学生造反派，一个是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造反派，汇聚在一起为袁振翻案不遗余力，常使山西省委难以招架。有了刘灏和杨承孝的支持，袁振从服软转为强硬。他一反自我污蔑、自我作践的态度，变为控诉揭发批判，经历了硬、软、硬的过程。对于袁振的前后变化，当时有人曾公开指责袁振是叛徒，理由是你袁振既然反对省委就应该坚持自己的意见，可是在强大的压力下，你经受不住考验，承认自己是野心家、伸手派，你不是背叛了自己吗？所以你是叛徒。这番论证，逻辑上没有不通，但这毕竟是党内斗争，不是敌对政权之间的关系。袁振是叛徒这个说法曾提到“七月会议”上，那个文革顾问康生为了支持刘格平和袁振还专门为此做了一番辩解。刘灏成立了以他为司令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杨承孝成立了兵团决死纵队，后来独立出来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决死纵队。这两支队伍、特别是兵团可以说是“袁家军”，他们炮打省委，冲击省委，批斗省委领导，目的全在为袁振翻案。袁振作为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高级干部，也经常及时给予这两个组织以指导。山西省委之所以很快被冲垮，进而瘫痪，就是因为在袁振问题上陷入泥淖。山西省委在袁振问题上可谓进退失据，左支右绌。继续揭批袁振，那时已不可能；给袁振平反，山西省委又做不了华北局的主，十分被动。再加上最早造省委反的山大“八八红旗战斗队”、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省委党校“东方红”以及在这些组织支持帮助下成立的工人造反组织对省委的冲杀，山西省委在被夺权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兵团是不顾一切誓死为袁振翻案的赫赫有名的一大派组织，可是在造反派中有相当多的组织和兵团的观点不一，他们认为袁振是不是革命的，也应该在运动中接受检验，但刘灏坚决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不能容忍对袁振的任何怀疑。正是在这个节点上，省城同是造反派的组织分裂为兵团和红联站两大派。在后来的山西文革舞台上，这两大派一个阶段互相仇视，大打出手，一个阶段又相互合作，共同作战。
山西夺权前，经过兵团百折不挠的折腾，华北局在兵团的裹挟下，居然委派局候补书记张邦英到太原公开宣布为袁振平反。袁振幸而有个刘灏，终于伸冤雪耻；刘灏却不幸为了袁振，而被定为“三种人”。世事公平乎？公正乎？最早造反的领导干部没事，学生却有事，世事殊难逆料！
山西夺权后，主要矛盾是刘格平和张日清的互斗，袁振问题不再突出。他任职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副主任，级别和文革前相当，但也只是作为刘格平、陈永贵一派的成员存在。袁振也没有逃脱关进学习班的命运。领袖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乱得不可收拾的山西，大乱总是得不到大治。最后只有采取领袖办学习班的办法，前后两次把山西两派的后台及两派头头禁锢在学习班解决问题。但领袖的话不可能一句顶一万句，有时一句也不顶。学习班解决不了山西的问题，最后还是军队全面管控局势才稳定下来。不过袁振命好，有人提携，1975年复出，调任承德市第一书记，虽然低配了一级，但终究是出来工作了。袁振是山东人，与同是山东人的万里历史上有共同工作的关系，由万里提名，袁振得以出任安徽省委副书记，恢复了职级。说袁振命好，还真好，在安徽最终任省顾委主任，成了正省级。

山西名气最大的帮派头子——陈永贵

山西文革的风云人物中，官做得最大、名气也最大的，莫过于陈永贵。陈永贵由一介农民做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副国级。我们绝不是说农民就不可做这等高官。俗话说英雄不问出身，刘邦不过一混混，朱元璋只是一乞丐，但都逆袭为皇帝……陈永贵做大官只管去做，但是不是应该顾及名声？可此公高官我自为之，至于名声好坏，顾不到许多。农民的狭隘思想加之以文化不高，格局不高，见识有限，尤其是文革的乱局，使他总脱不出拉帮结派的做派，因此必然成为对立的两大派中自己一派的总头领。陈永贵的文革经历，人们耳熟能详，本文不拟详述具体事实与经过，重在于“评”。在评点中对事实只举其荦荦大端者。
说陈永贵是山西最大的帮派头子，其中的帮派主要是指“十月事件受害者”帮派。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十月事件”，是党内的一个争端，但以苏区反“AB团”、延安整风、反右、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形成的整人思维，认为挨整者就是反党。其实这个争端实质上是以晋中地委和时任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为一方，以前任县委书记张怀英和陈永贵为一方的对大跃进认识的分歧而来。大跃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空想的乌托邦，是对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大破坏。显然晋中地委和张润槐是对的，而反对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张怀英和陈永贵是错的。错的一方利用党代会选举，私下活动有意少投张润槐的票。此事引起晋中地委的愤怒，于是在1964年9至10月，晋中地委召开了四十多天的扩大会议，张怀英和昔阳县的部分干部被定为“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张怀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8名在昔阳县委、县人委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被调离昔阳。由于张怀英在昔阳工作期间一直信任陈永贵，依靠陈永贵，陈永贵对其有深厚的感情，自然坚决站在张怀英一边。对于晋中地委这样处理问题，陈永贵非常不满。而且晋中地委一位副书记在批评张怀英时说的这段话很伤人：“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500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这个副书记也真欠考虑或者是水平太低，这样说无异于直接往参会的昔阳县委候补委员陈永贵脸上吐唾沫！公平地说，张怀英、陈永贵的宗派是确实有的，而反党则是不存在的。晋中地委把选举事件定为反党，确是错了，而且把任井夫、王振国牵连进来，处分了那么多人，实属不当。晋中地委对此事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就是它在昔阳已经形成宗派的基础上扩大了宗派，巩固了宗派，紧密了宗派，使陈永贵一头扎进这帮人中成为头头。
很快，不到两年，陈永贵报仇的机会来了。文革的逻辑就是凡是挨上一级当权派整的人，都会成为炮轰、打倒当权派的炮弹。于是“十月事件受害者”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被请出来，借出来，抢出来，作为重型炮弹发射出炮口，把晋中地委，甚至把山西省委都轰了个人仰马翻。陈永贵作为这一帮人的头头，自然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一边，是这一帮派的掌舵人。任、王、张是山西夺权后刘格平派到晋中组成晋中党的核心小组的，陈永贵因此加盟刘格平，随即入了简称“红总站”的刘格平的御用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大帮派，并始终是这一帮派的后台和代表。在1974年批谢、曹时，陈永贵又成为“四人帮”在山西的依靠对象。虽然邓小平说过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那是指组织而言，在思想上陈永贵当时确乎与“四人帮”一鼻孔出气。
陈永贵是在一路造反活动中，成为山西最大的帮派头子的。陈永贵造反是全面造反、逐级造反，从昔阳县委到晋中地委到山西省委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哪一级的造反都没落下。山西的造反派从1967年“四一四”开始，逐渐形成了“拥军”和“反军”两大派，陈永贵就是继刘格平之后“反军”派的头子。（上图为陈永贵以昔阳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同奉命支左的军人一起率队游行）
陈永贵手下的帮派对山西省委、晋中地委的领导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昔阳先后召开的两次学大寨会议上，把王谦打得直吐绿水，打残了赵雨亭的胳膊，打得刘开基的手连脸盆都端不起，晋中地委副书记苗枫直接被打死。为了帮派利益，陈永贵可以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大寨之所以成为农业生产的典型，领袖之所以有“农业学大寨”号召，是很难离开山西各级党委的发现、培养、宣传、推广的，很难想象没有各级党委的倾力支持，偏处一隅的小山村大寨能名扬全国。如果说晋中地委整过陈永贵的宗派，他造地委的反似乎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他造省委的反就没道理了。我们知道，领袖之所以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就是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把大寨推荐给领袖的，从此领袖的心中才有了大寨、陈永贵的概念，随后才有了响遍全国的大寨和声望日隆的陈永贵。
谢振华曾救出过被围困中的陈永贵，也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缄口不言，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其保密。但陈永贵却在江青的支持下伙同王谦夺谢振华的权，在江青支持下批谢、曹，狠招迭出。在此不得不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多说几句。称其为历史问题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而是历史耻辱，历史丑闻。堂堂陈永贵，历史上竟然参加过汉奸组织“新亚会”，还定期为日本人做汇报……如此这般问题若出在别人身上，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但是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为了维护领袖面子，陈永贵居然不仅平安无事。而且还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其后更是加官晋级，成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可见政治无道理可讲，只看需要。
陈永贵在文革中派性十足。就连周总理都直言不讳地说，陈永贵有派性。在王谦主政山西时，老百姓说山西有个“昔阳帮”，原因是昔阳的干部遍及全省。那么“昔阳帮”帮主非陈永贵莫属。陈永贵啊，你为全省多少造反组织张过目，撑过腰，多少个造反派组织打着你的旗号，披着你的虎皮，以成其事，以售其奸？两派各为其主，各为本派，势不两立，山西因而多灾多难，民不聊生。当然这不能都推到陈永贵头上。如果不是文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将值得全国农村永远学习。
陈永贵是一个有本事、能吃苦、肯奋斗、有先天禀赋的农村基层领导。他虽然不识多少字，可讲起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1963年，我在榆次听过他的一次报告，整个报告条理清楚，逻辑性很强，重点突出，没多余的话，甚至没语病。当下我觉得此人太不简单，对其很是敬佩。他在领导大寨农业生产中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不参与政治，尤其不参与帮派，他将以全国著名劳模的身份终其一生。

引发“四一四”风潮的女干部——刘志兰

刘志兰，1917年生，北京人，北师大女附中学生，早年参加过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二·九运动，运动中积极活跃。与追求进步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刘志兰后来投身延安，入抗大学习。刘志兰长相很美，是那种不可方物之美。我曾近距离同她交谈过，那是1967年，她已经整整50岁了，但皮肤白皙光润，脸上毫无皱褶，一头白发反而更衬托出她的童颜，想其年轻时候大约是古书上说的倾国倾城，无怪乎当初有延安几大美女之称。她的美即使与民国影星胡蝶、香港影星夏梦相比也毫不逊色。刘志兰说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京腔京韵，十分动听，只是烟抽得很凶。刘志兰有一个身份很有名，那就是为抗日殉国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遗孀。左权牺牲后，刘志兰与左权的秘书陈守中结合。
刘志兰的造反起因于在包头钢铁厂的一段公案。那时陈守中任包钢党委书记，刘志兰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二人联手将包钢党委副书记兼总经理杨维打成“右倾分子”。此事陈、刘夫妇站在极左路线的立场，肯定是错的。1960年甄别时，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指示陈、刘为杨维平反，遭到陈、刘的拒绝。李雪峰对这对夫妻看法不佳。1965年陈守中被调到太原市任副书记，明显是降职使用，刘志兰随夫到山西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也不是什么要紧部门。二人其时可谓失意者，对此陈、刘夫妇对李雪峰怀恨在心。
可好文革来了，那可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的时候。陈、刘的失意身份被同样是失意者的刘格平看好，于是在刘格平的带领下，趁乱杀出，夺了山西省委的权，陈守中成为核心小组成员，刘志兰则当了核心小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二人一时成为文革新贵。核心小组成员相当于省委书记处书记，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则相当于省委秘书长，位置要紧，实权在握，两人都升了官。
不知刘志兰同陈守中如何谋划，或陈守中是否知情，三本书都未道及，只知道刘志兰派兵团太原六中32111的几个学生到天津炮轰李雪峰，刘志兰还给那几个学生带了路费。想不到李金渭、刘大康、史纪礼等几个中学生头脑很清醒，他们听《红旗》杂志的记者王志刚说李雪峰到天津来是领袖的战略部署后，不仅没有炮轰李，反而贴出了支持李的大标语。李雪峰对此十分感激，还邀请他们中的几人在天津玩了几天。天津之行如此收场，刘志兰未免大失所望，以慢待李金渭等表示不满，这成为促使兵团发起“四一四”炮轰刘志兰及稍后炮轰刘、陈、刘的动因之一。对刘志兰来说，此举可谓偷鸡不成反折把米，但对山西文革的影响十分深远。山西文革的造反派就是从“四一四”发轫，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两派派斗、武斗不断，局势几度反复，不能说与此无关。（左图：1967年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后，太原炮轰“刘、陈、刘”一派残酷批斗陈守中、刘志兰夫妇）
刘志兰受党培养多年，身为厅局级干部，让人诟病之处，还在于不讲情义。谢振华主政山西后，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进程，刘志兰被安排为山西医学院党委书记。段立生是红联站的核心人物，是反对炮轰刘志兰最坚决、支持刘志兰最坚定不移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与刘志兰关系很不一般。段立生在清徐县委担任副书记时分管知青工作，当时有推荐上大学的政策，他把一名右派分子的儿子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到医学院，没想到刘志兰拒收。段以为凭他同刘志兰的关系，当面去说不是问题。但刘坚决不买账，两人僵持不下。段立生不信邪，他想了一个绝招，不给清徐县二十多个推荐到医学院的知青办理粮油手续。票证制度下没有粮食关系将寸步难行，这意味着这二十几个人吃不上饭。以此相要挟，刘志兰才不得不让步，最终录取了那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对于这桩官司，段立生在书中说那是刘志兰的党性和段的人性之争，谁都没有错。段立生性善，不愿说刘志兰的坏话。真的都没有错吗？否！刘志兰党性何在？中央明明有政策给“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出路，刘志兰顶着不执行，是党性？段立生及红联站一直坚定地支持刘志兰，你刘志兰在工作上给予段立生以方便不是合乎情理的吗？又不是让你违反规定给段立生办私事！在这件事情上刘志兰不仅没有党性，而且没有人性。按说刘志兰同彭老总的关系不错，她应该同情彭老总，可是在包钢杨维的“右倾”平反问题上，刘志兰却坚决维护庐山会议精神。凡此都说明刘志兰是极左分子。极左分子既没有党性，更缺乏人性。

平衡两派的操觚手——谢振华

到1969年，几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小到县城中，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不过这两派早已不是造反和保守之分了，而是军队干部或者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各自支持的两派，或者说两派各自支持的军队干部或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之分了。两派各自都说自己是领袖路线的执行者，都指称对方是反对者。这时文革中形成的派性早已深入到各群众组织的骨髓，一切以派划线，一切以派为准则，派仗不断，武斗不止。“九大”已经开过，形势依然纷乱。中共中央为此发出一系列的布告、命令，派军队强行干预，大局才得以扭转。六十九军和谢振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主政山西的。谢振华的主要功绩是稳定了山西局势，恢复了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开始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左图为主政山西时的谢振华）
谢振华的这一功绩虽然得益于中央雷霆万钧的严厉举措，但也是谢振华居中平衡两派的结果。当时为了实现大联合，主张所谓“一碗水端平”，能不能端平这一碗水，学问很大，讲究很多。明明有倾向，但让人又看不出来，反而时时处处显得公正、公允、不偏不倚、平正之状可掬，使对立面挑不出毛病，抓不住把柄。处理两派矛盾，调和两派对立，弥合两派分歧，这一切都考验着主政者的胸怀和政治智慧。谢振华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在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被明令调离山西，无人掣肘的情况下，他挟中央处理山西问题“七二三”布告的威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雷厉风行地强制解散了所有的武斗队，拆除了武斗工事。收缴了武器弹药，两派的派斗只好偃旗息鼓。谢振华主政山西四年，全省局面基本稳定，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全由于谢振华善于平衡两派。当时山西的两大派阵线分明，一派为红总站，一派是兵团和红联站。要稳定山西，红总站方面决死纵队的头目杨承孝必须予以严厉惩处。该人恶行累累，民愤很大。但只处理杨承孝，担心引起红总站的不满，而兵团、红联站大都是学生娃娃，没有首恶。为了达到平衡，把汤建中这个在兵团没有任何职务的所谓“高参”拿出来顶数，杨承孝处死，汤建中判处无期。一死一判，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为了安抚两派头头，谢振华把红联站的段立生，兵团的刘灏和宋捷，红总站的黄锐庵和吴春久以及红联站观点的李辅等先后都安排为县级领导职务，让他们各自去干他们的本职工作。谢振华深知，要搞好两派的平衡，从根本上消除两派仇视，就要引导这些派头头为工作考虑，把心操在工作上，鼓励他们在工作上谋点子，出招数。谢振华是那种实事求是的人，他排除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干扰，注意落实那个阶段的农村政策，他指示《山西日报》刊登段立生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情况给他的信，信的发表，引起很大反响，对于抵制农村极左势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由于谢振华在平衡两派时执两用中，并善于引导两派头头投身实际工作，在他主政的四年中，山西的两大派总的来说相安无事，各方面都平稳安定。他被江青、陈永贵夺权后，山西派性再起，闹得不亦乐乎。
谢振华老红军出身，江西崇义人，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团政委，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血与火的淬炼，是开国少将。在文革的前三年，谢振华冷静观察，沉着应对，对问题从不轻易表态，即使是领袖发出“六十九军在山西的地位很重要，要给六十九军的同志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的最高指示后，仍然坚守不轻易表态的立场。当时大家都明白，六十九军和谢振华是不支持刘格平及其一派的，可不满的人却抓不住谢振华的把柄。这一明智的做法，为谢振华日后主政山西打好了根基。
谢振华长期在军队工作，对地方并不熟悉，但主政山西后显示出他对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卓越领导能力。他一切从实际出发，针对当时的形势，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决策。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造成的危害，谢振华决心剥掉大寨的极左色彩，他在大寨公开讲大寨是“先公后私”，而不是什么“大公无私”。这样讲，既比较符合实际，又给学大寨中的极左思想、极左做法降下了温度，虽然捅了马蜂窝，摸了老虎屁股，但却落实了那个阶段的农村政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得到实惠的是农民。
谢振华平衡两派最让人称道的，是在对待陈永贵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处置。陈永贵是山西一派的后台，利用历史档案材料，很容易就能整倒陈永贵，这可是天赐良机。但谢振华没有落井下石，他料到那样做，必然会引起红总站派的反弹，山西政局将又会乱得不可收拾。另外必须维护领袖威望。因此他按照组织原则上报北京军区转报中央，陈永贵才逃过一劫。不曾想谢振华的与人为善换来的是陈永贵的以怨报德，在江青发起的批谢、曹运动中，陈永贵一马当先，对谢振华实施无情打击。
由于谢振华的思想和行动一直站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引起了坚持极左路线和帮派立场的江青和陈永贵的不满。他们诬称晋剧《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以此为突破口妄图打倒谢振华。当时公布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不愧军人气魄的谢振华针对那些无理指责，来一句顶一句，义正辞严地予以反驳，丝毫不落下风。也许是佩服谢振华的胆魄，也许是对这次会议的不满，当时就有“谢振华舌战政治局”的说法。
谢振华主政山西当然也不是没有失误，有的还是明显的错误。但这些失误错误要放在当时的大形势、大环境中来认识。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特别厉害的整人运动，它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把许多无辜者打成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牛鬼蛇神、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等，被打死的、自杀的、打残的、关监狱的、戴帽的，还有什么这个反共救国集团，那个反党团伙，被残害的、被荼毒的，何止成千上万！其时冤狱遍于全省，冤魂遍及天宇！虽然这个首要责任应由领袖来负，但谢振华作为山西省党政军的一把手，责任也不可推卸，他没有像抵制极左的农村政策那样。他那时只要手稍微松一些，就会有不少人免遭迫害。把从中央办的学习班回来的干部中的大多数下放到农村，有的甚至举家搬迁，后来又倒流回来，折腾了半天，除了浪费了国家钱财，又给下放干部窝了一肚子怨气。此事跟中央无关，纯系谢振华的失误。1969年底，把全省的大专院校全部疏散到农村，不到一年，又全部迁回原址，又折腾了一回，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在清算武斗头头时，也有不够谨慎不够准确的时候。我曾经参加过在五一广场召开的公判大会，在宣布傅海鹏死刑时，突然传来一声高呼：冤枉啊！可傅海鹏还是被枪毙了。罪名是策划指挥武斗打死人。后来经过复查，傅当时根本不在太原。
谢振华即使有上述错误和失误，但总的来说他对山西是功劳有贡献的。这源于他心中始终装着民生、民瘼，一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谢振华无愧于共产党人的称号！无愧于老红军、老革命的一生！
谢振华晚年的一个选择，更让他名留青史。谢振华是在沈阳军区副司令任上获得平反的，后来升任昆明军区政委，其间参与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为国家建立了新的功绩。在中央撤销昆明军区时，安排谢振华到成都军区任职。但谢振华为了安置好昆明军区的人员，主动要求留下来。这一来，到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时，谢振华与上将军衔失之交臂。这不能不说是谢振华军旅生涯的一大遗憾。但他心中装着别人、唯独不考虑自己的高风亮节，让人们感佩不已。中央领导对谢振华此举十分称许，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八十周年大会时，谢振华在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亲自搀扶和陪同下出席了大会，并代表老红军讲话。谢振华的结局是山西文革风云人物中最完美的。
谢振华因一部戏《三上桃峰》而在政治局被批，最终免去职务，实在令人费解。批来批去谢振华并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遭此贬谪？一致的看法是“四人帮”和陈永贵的问题，我认为不是根本原因。这件事情根子在领袖。文革发展到当时，军队干部已不适宜担任地方职务，但这又不宜明说，借一部戏让谢、曹离开，是不露痕迹的办法。不是有领袖“到此为止”的话吗？意思是：人家已经离开了，还批干嘛？

组织名称不祥本人下场很惨的枭雄——杨承孝

杨承孝，名满三晋，谤满三晋。枪毙杨承孝的场景，在几十年后仍然是人们的话题，有不少人撰文谈论那天是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看杨承孝游街的，有的还描绘杨被五花大绑的表情。这说明杨承孝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是如何的记忆深刻。如果谁对此有兴趣的话，可以找鞠克光的《挥之不去集》看看。杨承孝这个十三冶金建筑公司的二级半电焊工，在没有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下起而造反，说明此人有胆量有见识，不甘庸碌，是那种敢于在乱世搏取功名富贵的人物。能够拉起一支队伍来，并作为队伍的头领，说明此人具备组织、动员的领导潜质，同时有威望，能服众。因此我们不能把他看成是只懂得揎拳捋袖、赤膊上阵、冲锋陷阵的草莽。
杨承孝文革前对一些人一些事，就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同情彭老总，敢于为彭老总鸣不平，对导致三年困难的原因看法也很正确。这说明杨承孝的本质是好的。
那么他为何成为打砸抢的头子，武斗的策划者、组织者，被称为“决匪”头领，被人们不齿呢？是文革，是法制被践踏、道德被冲垮、纪律被搁置、人性被泯灭的文革。在无所束缚的文革中，人性中的“恶”被极大地激活，被无限地释放出来，恶人、恶行便大行其道。杨承孝有胆有识，有威望有能力，做恶人，行恶事，就比其他人“出类拔萃”，再加上后来权力对他的腐蚀，该杨最终落了个恶行累累，谤满三晋。
杨承孝造反的动机缘于袁振。杨承孝在鞍钢工作过，那时袁振任鞍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袁的一部鞍钢宪法，深得领袖称赞，而且声名远播，日本人、德国人都对它称道不已。这说明袁振是能干的企业领导者，杨承孝对袁振很敬佩。得知袁振文革初期的遭遇后，杨承孝为袁振鸣不平，加入了专为袁振翻案的刘灏的造反队伍，这说明杨承孝很有正义感。
随着文革的发展，杨承孝的造反队伍越来越大，不甘人后的杨承孝便独立出来，自树一帜，名为“山西革命造反决死纵队”。这个造反组织的名称不知是哪位高人的主意，有历史感，有文化含量，但太原老百姓认为不吉祥，这个名称可能由“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转化而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共产党抗战前为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在山西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武装，也称新军。之后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决死队下分四个纵队，故习惯称决死纵队。这个名称的含义很明确，就是要同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信念坚定，不惜以死相拼。杨承孝仿效这一称谓，有决心赴死的意味。“既然你决心去死，那么就成全你”。有市井传闻说，也许杨承孝就因为这个名称而死定了。是也？非也？也是一家之言。
在“一·一二”夺权中，杨承孝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在那个混乱的时刻，最早造反的太工“红旗”明确反对，也是最早造反的山大“八八”犹豫不定，最终退出。也许他们的考虑不无道理，诸如造反、保皇阵线不清，刘格平等领导干部身份不明，说穿了是他们不敢，在胆量上他们输给了枭雄杨承孝。杨承孝担任“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可谓长材捷足者先登。从一名普通工人到一个很有气势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再到全省权力机构的中心并且是这个权力中心的一把手，前后反差之大，令杨承孝开始飘飘然。他占据省委领导住宅作为决死纵队司令部和他自己老婆孩子的住处，出门有轿车，身边有保镖，喊一声地动山摇。
文革暴发户杨承孝在权力的作用下，人性中的善念随风而去，恶性随即滋长。不久发生的所谓“四一四红色风暴”催生了刘格平妻子丁磊操控的“红总站”，杨承孝的决死纵队是其中的中坚力量。在其后的山西文革舞台上，红总站、兵团、红联站三足鼎立，争斗不已，武斗频繁，而几乎每次大的行动都有决死纵队的参加，并且在其中唱主角。著名的打砸抢平遥，踏平山西农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厂武斗，“九五”攻打十中，冲击、查封山西日报社，或是决死纵队唱主角，或是决死纵队打先锋。决死纵队这时已经变成专业武斗队，杨承孝成为武斗司令。该组织被叫做“决匪”，杨承孝被称为“决匪头子”。太原的母亲们哄小孩子睡觉时就说“决匪来了”，可见杨承孝给人们造成的恐惧感是何其可怕。（右图：当年小报上刊登的杨承孝〔左〕与陈永贵〔中〕等在商量如何武力镇压对立派的照片）
杨承孝的恶行发展到逼死人命。太原迎新派出所民警李希哲，给杨承孝贴过大字报，揭露杨的家庭历史，触怒了杨承孝。杨承孝私设公堂亲自非法审讯李希哲，嗾使手下用钢鞭、木棒、三棱皮带轮番毒打李希哲，把李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痛不欲生。杨承孝打开窗户对李说：给你一条生路！诱使李跳楼身亡。这个时候的杨承孝心中的良知已完全泯灭，正义感消失已净，整个一个丧失人性的恶魔。
杨承孝走到这一步，跟刘格平、丁磊的“调教”有莫大的关系，在需要暴力解决问题时，他们总是把杨承孝推在第一线，充当马前卒。这促使杨承孝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取代了造反总指挥部的权力，杨承孝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常委，而且真正掌握权力的是核心小组。杨不是党员，自然无缘核心，他已不能像夺权初始那样叱咤风云，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显然有失落感，还很郁闷。于是在1969年1月，杨承孝竟然宣布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呼喊“把一切权利统统夺回来”。杨承孝此举对山西、尤其是省城震动很大，很多群众组织和很多人以为第二次文革又来了。但这时领袖对他培养率领的造反派已经深恶痛绝，对他制造的乱局也已经失悔，特别企盼“大治”。杨承孝此举显然不合时宜，没有泛起多大浪花。
像杨承孝这种“不断革命”的群众领袖最终将“被革命”，是迟早的事。1969年中央针对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的发布，意味着山西必须结束内乱。而结束乱局的手段往往是拿人头祭刀。杨承孝的末日来到了。其时上自中央政治局下到山西省委都一致认为杨承孝是害群之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必欲去之而后快。因此该杨从北京学习班返晋时就被控制，下火车后即被带走关押。一年之后的1970年8月，以山西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公布了杨承孝的罪状，杨承孝随即被判处死刑，在太原乱石滩毙于枪下。一代枭雄杨承孝谢幕了！
杨承孝乘着文革的风云成为山西文革舞台的风云人物，又在文革风云的挟裹下成为枪下鬼。文革造成了杨承孝的悲剧，文革的悲剧又是谁造成的？

乱世治世都不失自我的仁者——段立生

历数山西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都知道其中有一组是著名的“段、刘、宋”（段立生、刘灏、宋捷），段立生居首，由此可知段立生的名声之大。段立生虽然没有当过红联站的一把手，却是红联站的灵魂、代表、旗帜。他在乱世有名，在治世有成。不论乱世还是治世，他都不失一颗仁者之心。
段立生在文革初期奋而造反，是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是被逼的。这说明他不存在作家孙涛所说的“虔诚”，也不具备当时很多年轻人都有的“疯狂”。他不是那种趁乱成就一番事业的奋斗者。他有自己做人做事的操守，他坚守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用老百姓的话说，段立生做人是个好人，做官是个好官。（左图：段立生著自传《坎坷当歌》封面）
段立生好在哪里？在那虔诚又疯狂的年代里，段立生同情之心、善良之心不昧。段立生对把他划为“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愤恨不已，而他们班的支部书记、也就是班主任黄惠蓉无疑是划他为“右”的直接责任人。学生们造反，首先造的就是这些支部书记的反，因此20多个班的支部书记除黄惠蓉外都被造反学生打入了“劳改队”。黄惠蓉何以能独善其身？是段立生的恻隐之心、仁义之情，保全了黄。黄的丈夫陈仲平因为右派问题，运动一开始就被关进了“牛棚”，他们的四个孩子尚幼，如果将黄也关入“牛棚”，四个孩子将无所依傍，必然衣食不继。想到自己年幼时，母亲离开自己时的恋母情境，段立生心中老大不忍。他说服了其他人，硬是放了黄惠蓉一马。几十年后，中央党校出版的《陈仲平传》还对段立生的善举称颂不已。
段立生是造反派，但他没有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一触即跳，一跳就暴”的所谓“造反派的脾气”，他那柔弱的内心是另外一方天地。他更像一名恂恂儒者。段立生中学时期在老家祁县中学读书。1966年11月，祁县中学的书记被斗得受不了，到省委党校找段立生避难。面对这个在中学不曾直接接触过而且有走资派嫌疑的落难者，段立生的急公好义之心油然而生，他接受了这位书记并照拂他的生活，让其在省委党校呆了一个多月，躲过了祁县中学第一轮的文革冲击，避免受到挂牌游街和坐喷气式的屈辱。在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对群众有关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布置在学生中划左中右的责问支吾其词，拒不认错的时候，段立生虽然内心气愤，但不为已甚。他坚决阻止了外校学生当时要带走王的要求，坚持安排还没吃饭（已到下午两点）的王吃了饭，才让外校学生将王带走。王大任复出后见到段立生又是感谢又是夸奖。对当年的事情，段立生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件很自然很平常的事，是本能的人性反应，是传统教育使然，谈不到感谢。在当时的环境中，对王书记是一种无奈，对我是一种考验。”
对段立生所说的“本能的人性反应”，我以为他指的是人的善性，而非人性中的兽性。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很多人的人性里表现出的是恩格斯说的人的兽性。像割断张志新喉管的人，在严凤英自杀身亡后非要剖开她肚子的人，把晋中地委副书记苗枫活活打死的人，他们本能的人性反应是什么？在被煽动起来的激情四射的年月，借革命之名行蹂躏、虐杀之事的不知凡几。段立生能坚守人性之善，实在是难能可贵。在他认为自然、平常之事，我却以为很不普通，尤其是那无法无天的年月。在刘格平血腥镇压红联站下属十中“七一”的严酷时刻，段立生不避凶险，蹈身危地，其大勇可赞；在多人劝说下，为不使红联站连根被端，不让刘格平们有更多的说辞，段立生寅夜离去，其大智可叹！红联站在“一·一二”夺权的关键时刻没有冲在前面，表现出犹疑，感到不解，说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造反组织政治上的不成熟，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话不是妄言。然而它也说明了段立生们的品行是纯真的，他们思想上不掺杂其他杂念。在武斗盛行时期，段立生坚决不搞武斗。当他在文水看到武斗造成的国家财产损失情况时，对江青支持的所谓“文攻武卫”的怀疑，坚定了反对武斗的决心。
谢、曹执政后，出于稳定局面、平衡两派的考虑，先是把两派的头头下放农村插队，继而又把他们逐个提拔起来。段立生插队在清徐县，最初被提拔为公社副书记，后来是共青团县委书记，最后任中共县委副书记。
做了官，段立生是个好官。何以言之？段插队时在城关公社平泉大队，他和其他几个插队干部组成插队干部驻村工作队，他担任组长。这虽说不是个官，其实也是个官。当上这个官，段立生就行使权力。他从改善生产条件入手，发动干部群众开发沼泽滩。由于符合实际，群众拥护，摒弃那种学大寨中的虚招，不到20天，“百亩沼泽地变为格成方、堰成行的标准稻田。”有一本书中写到“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栽上了葡萄、桃树和苹果，成了后来平泉最大的果园，经济上的收益区”。平泉村是蔬菜生产供应基地，对肥料的要求很高。段立生利用自己在群众组织中的威望和人际关系，努力开辟肥料来源，为村里解决了大问题。他这个不起眼的小官，想的干的是村中的大事。
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泛爱众而亲仁”。这就是千古以来的仁义道德。那时段立生不一定熟悉孔老夫子的这两句话，但他宅心仁厚，是这样做的。平泉村的刘二维患严重的胸膜炎，送医院后已处于昏迷状态。只有注射青霉素才能救命。但文革中即使连县医院也没有这种抗生素，让家属自己找。救人如救火，慈悲心肠的段立生主动承担起找药的任务。他一天两次骑自行车往返清徐到山大二院，相当于骑行160公里，而且从早上四点滴水未进，跑了12个小时，累得几乎脱水，终于把药送到医生手中，救了刘二维一命。同村赵双维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后，情绪极为狂躁，要死要活的。济人急难的段立生二话不说，带他找山大二院内科主任、全省著名的心血管专家王加玑给他检查，并科学地给予疏导，使赵双维活下去的信心大增，至今还健在。他为平泉村打了三眼机井，彻底解决了灌溉问题。他顶着“省革委常委”的头衔，从省里争取回几万元资助款，使平泉村新盖起学校和供销社……这是段立生当不算官的小官的德政。可见只要心里装着人，就能做好事，做好人，做好官。
段立生被任命为城关公社副书记后，他想的不再是平泉一个大队，也不只是城关一个公社，他想的是全省农业、农村和农民。他根据自己两年来在农村工作的体会，认为要让广大农村和农民生活得好一些，必须要有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社队干部及社员群众思想觉悟水平的政策，坚决抛弃那种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做法。为此他给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寄去他写的一篇调查报告，提出了他的意见和建议。不久这篇调查报告由《山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出来，并加了编者按。按语对段的调查报告评价很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段的这篇文章至少说明三点：一是谢振华引导造反派头头把心思用到工作上来的办法大见成效；二是段立生已经不是一派的头头，而成为农村基层的干部；三是段立生胸怀很大，格局很高，敏锐地抓住了影响农村经济的极左倾向，并大胆地开出了医治的良方，是真正为农村、农业、农民着想的“小官”。这篇调查报告可以看成是为民请命书。
1973年，段立生被任命为团县委副书记的同时，又提拔为县革委副主任，随后又任县委副书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他分管全县的农牧、水利，兼管知青和青年工作。在水利建设上，他主导的白石河小流域治理工程给清徐人民谋下了福祉，漫山遍野的葡萄园、葡萄山庄因之而布满白石沟流域。这一成果到八十年代还被作为典型，迎来了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带领的全国小流域治理观摩交流大会代表。在县级副职任上，段立生助力清徐县办起了水泥厂，一下子为清徐县要来了50辆拖拉机。那时的农机是分配供应的，不需要花钱，但非常紧俏。一下子要回来50辆，那是震撼全省的。这些事体现了段立生在其位谋其政的做官之道。
最能体现段立生做官之道的莫过于他对知青群体关怀、爱护的大爱之心。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插队知青吃不饱饭的问题，段立生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想尽办法让他们吃饱，让他们改善伙食。他找门路从屠宰场弄来卤肉油，他担着风险让知青超吃库存粮。在知青招工、上学的大事上，段立生更表现出他的人道情怀。1973年全省有一次事后被人们称之为“突击招工”的事情。具体到清徐县，就是县知青办突然接到通知，要求全县在两天之内完成以往几次招工的指标和名额，过时不候，指标作废。段立生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同小可，稍有松懈，就要影响不知多少知青的命运。他作为分管领导，果断下令县知青办24小时上班，命令各公社电话、喇叭通知在村、在家的知青，县广播站也同时向全县广播。急事急办，特事特办，致使招工指标一个也没作废。其中一个身高不太理想的姑娘被招工单位退了回来，段立生想尽办法，又让招工单位招了回去。20多年后，段立生在太原街头与这位姑娘邂逅，已经是中年妇女的当年那位姑娘紧紧握住段立生的手，称他为“大恩人”。段立生生就一付慈悲心肠，有扶助弱小的真性情。一位叫做龚怀强的知青是右派之子，但本人表现优秀。当时推荐上大学的政策中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条，龚符合这条政策，但却被招生单位山西医学院退了回来。段立生仗义执言，当面找该院党委书记刘志兰说情。可刘志兰全然不念当年红联站对她的支持，拒绝了段立生。段无奈，只好采取“卡刘志兰脖子”的手段，迫使刘志兰低头。
段立生做官，可以说把一腔热血都倾注在工作和事业上，他当年的那颗赤子之心，至今犹为清徐县的干部群众称道。
既然段立生是这样一个好人，这样一个好官，为何被定为“三种人”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三种人”。陈云给符合下面三种情况的人定了一个调子：一、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靠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竭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粉碎“四人帮”以后，明里暗里进行帮派活动的人；三、打砸抢分子，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和幕后策划者，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这就是三种人。其中第一种就很有问题，“追随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事实上没有，有的都是积极响应领袖号召造反的人，那时还根本没有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等到这两个集团形成后，造反早已偃旗息鼓了。陈云这样讲，实在是为领袖讳。这样一来。命题就有些伪。伪命题当然不能算数。“靠造反夺权升了官，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显然段立生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从插队干起，靠的是实干、苦干，逐级成为县级领导，而且只干好事。他明显不属于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也令人不解，“帮派思想严重的人”，首先须弄清什么是帮派思想。从文革开始，一直到被叫停，发动、领导文革的思想始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且正是这一思想催生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帮派。那么什么是帮派思想，不是很清楚了吗？如陈云这样的革命家，当然不会张冠李戴，他还是在为领袖讳。第三种情况，段立生根本不沾边。可见把段立生定为“三种人”实在是毫无道理，而且毁了一个可以成长为负更大责任的好干部的人。
段立生一生坎坷，入了一次党，却被开除了三次，定为“三种人”，把公职也丢掉了。但好人有好报，他凭借一颗仁爱之心，依靠得自天赋的聪明和农家出身的吃苦耐劳精神，最终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企业，还兴办了“艺缘斋”书画金石屋，进入此室，浓郁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段立生以此自娱同时娱人。但在创业的过程中，段立生走了一条艰难困苦的道路。这期间饱含了多少辛酸啊！但毕竟段立生挺过来了，晚年他生活得衣食无忧，自在、潇洒、顺心、适意。可他再不能为大众谋福祉了，是不是内心还有一丝落寞？
段立生是人，但不是圣人，他也有明显的缺点。作为山西一大派的派头头，段立生是有派性的。这表现在他对张日清、谢振华的情感上和评价上，表现在为刘志兰遮掩上。我们要求一派的头头没有派性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有派性不能是非不分。段立生在他的《坎坷当歌》一书中，做了很多反思，也做了很多自我剖析和自我批评。有派性随后又跳出派性，正是段立生的真实之处，过人之处。人说段立生传统，为此他没有被打成“张、赵反革命集团”。但也真正是这传统，使他流于小而昧于大，他似乎至今不明白他在文革初期的“右派”帽子是领袖赐予他的，如果领袖不发动文革，哪来刘邓抓右派？
段立生，走好自己的路，你虽败犹荣！

崇拜英雄任侠尚义而又青涩的中学生——刘灏

“段、刘、宋”，轮到点评刘灏了。刘灏在文革初起时，是太原五中高三的学生。太原五中历来是精英荟萃之地，它在全省招生，各县市的拔尖学生，它尽可以优先录取，说它藏龙卧虎并不夸张。果不其然，在文革的喊杀声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在太原五中升起，他就是刘灏。刘灏之名，在文革中的太原可谓家喻户晓，用旧小说的话语来说，叫如雷贯耳。
刘灏胆子大：胆大到最早与其他人一起成立炮打省委指挥部，最先把炮口对准山西省委——大学生不敢，工人不敢，机关干部不敢，中学生刘灏敢；胆大到首先把矛头指向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口出狂言：“刘灏老子要找卫恒小子！”贴出题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刘灏的这些举动在当时尚不十分明朗的文革情势下，无异于石破天惊。刘灏敢为天下先，跟着的人们群起而上，把山西省委冲了个七零八落，致使省委瘫痪，为领袖指示刘格平趁乱夺权创造了条件。一个少不更事的中学生何来如此之胆？按当时的习惯语言来说，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说刘灏对中央精神吃得准，对领袖的心思摸得清，恐怕令人难以相信。要说刘灏有勇无谋，是山大王式的莽汉，也不符合刘灏的为人。要解析刘灏这个人，还是要从他的行为入手，这就不得不说到袁振。
刘灏之所以有如此胆量，盖源于他的英雄情结和“侠义”精神。刘灏是高三学生，本应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学习成绩优秀，是上重点大学的苗子。老师动员他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那可是全国第一的军事院校。令老师大惑不解的，是刘灏说他的第一志愿是北京电影学院。老师急切地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他崇拜英雄，做不了英雄，就要扮演英雄。当他得知袁振一案后，确信袁振是冤枉的，必须为之伸冤。正是这两者，使他无比执着地为袁振翻案，也可以说是为此“不惜两肋插刀”，“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刘灏这是虔诚呢还是疯狂？按作家孙涛的解析，两者都有。
（左图：1966年底刘灏在造反派大会上讲话）
从文革开始造反到“一·一二”夺权这一段，刘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袁振翻案。刘灏与袁振发生交集，始于袁振的儿子袁南征。刘灏与他是同学。从袁南征口中得知袁振的情况后，刘灏决心弄清这一问题。在造访袁振并与袁振深入交谈后，刘灏认为袁振是冤枉的，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绑在了袁振的战车上。起先，刘灏为袁振两次赴京，向中央递送申诉材料，但每次都泥牛入海。找上层无果，刘灏认识到还是得靠自己，必须使自己变得足够强大，那就是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胆子大得出奇、又有谋略深厚的高参的策划，刘灏直接找到省委第一书记卫恒，逼卫恒批准他成立造反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而且得到一笔经费，还被准许进驻市委招待所作为造反指挥部。钱有了，地盘有了，于是以五中“井冈山”为基本队伍，吸收六中“32111”、七中“115师”，还有山西大学的一些大学生，刘灏竖起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大旗，拉起了全省第一个跨行业的造反队伍。至于兵团司令那当然非刘灏莫属。
兵团成立后，刘灏率领人马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揪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长王谦、省委常务书记王大任等省委领导，在全省开了揪斗领导干部的头。刘灏这样做，就是逼迫省委给袁振平反。刘灏认为晋中“十月事件”中被定为反党性质的宗派集团的头领任井夫、王振国和张怀英同袁振一样是被黑省委错整的，因此采用借、骗手段从劳改、劳动工地把三人弄出来，让他们揭发省委的问题。我很难从三本书中看出文革的大环境、大趋势对刘灏的影响，只能看到他为袁振伸冤翻案的发疯似的狂热。在“一·一二”夺权前夕，华北局来人宣布给袁振平反，刘灏好像放下压在身上的石头一样感到轻松愉快，以至于连在刘格平家组织、策划夺省委大权的会也因漫不经心而缺席。
袁振与刘灏非亲非故，袁振对刘灏也无恩惠可言，刘灏不要命地为袁振翻案，为袁振一人，与省委和卫恒死磕，是其任侠好义性格使然，是其执着的性格使然，认定的事就要坚持到底，九牛也拉不回。刘灏不允许任何人怀疑袁振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反对对袁振的任何不敬。前面曾提到的炮轰省委指挥部，在把矛头对准省委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看待袁振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分歧可从直接表述的口号中看出来，刘灏们的口号是“炮轰省委，支持袁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些人则提出“炮轰省委，澄清袁振”。以刘灏的性格，当然无调和余地，于是两股力量只好分道扬镳。此举使山西省城的造反组织分成兵团和红联站两大派，对山西文革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刘灏更不能允许兵团内部与他看法不同的人。太原六中有个学生段建中，最初是兵团的政委，因为在袁振问题上与刘灏有分歧，竟被开除出兵团。段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觉得文革乱世凶险，力劝儿子远离是非，最终段建中当兵去了，山西文革舞台上没了他的身影。从文革后的这些人的命运来看，段的选择未始不是好事。
“一·一二”夺权后，全省人人皆知的最早造反者、在冲垮省委中立下头等功的刘灏和他人多势众的兵团，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反而屈居于曾是兵团下属的杨承孝之后。杨是省革委常委，刘灏只是个委员，在刘格平为主任的制止武斗办公室副主任名单里，刘灏也排在杨承孝之后，这也给以后兵团与决死纵队的反目埋下了根子。在“四一四”炮轰刘、陈、刘，实际上是对着张日清的所谓红色风暴中，或者是偶然，或者说得到袁振的示意，刘灏及其兵团与杨承孝及夺权后刚成立的红总站一起，成为刘格平的重要力量。“七月会议”刘格平大获全胜，论功行赏，刘灏被增补为省革委常委。为进一步笼络刘灏，刘格平招刘灏到其家单独谈话。此刘给彼刘传授了两条官场秘诀：一是不要管钱，二是说过的话不能承认。老革命家刘格平竟然如此厚颜无耻，着实让人吃惊，听者刘灏确实一头雾水。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刘灏还真用上了这手。在红联站“九五”遭镇压后，刘灏那颗侠义的心促使他大张旗鼓高调与刘格平、红总站、决死纵队公开决裂，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格平。不曾想，中央文革支持刘格平的电报随后即到。刘灏无奈，只好按照刘格平的“教导”来一个说了的话不承认。因过于明显，刘灏落得个“风派”、投机商的骂名。
刘灏一直以来有一件心事，就是上大学。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前，袁振找刘灏谈话，许给他太原市革委常委的职务，刘灏心中暗自嘀咕：原来造反可以做官啊！做了官还能不能上大学啊？这说明刘灏的造反绝不是为了做官。袁振平反后，刘灏觉得大功告成，一度不再热心造反活动。只因为“七月会议”兵团被封为革命左派，激发了他的英雄梦，因而他跟着刘格平、红总站在“七月会议”后参与了对红联站的大扫荡，并且趁机收编了不少因处境险恶而退出红联站的下属组织，兵团势力大增，兵团工总司应运而生。
促使兵团与红总站反目成仇的原因，大约有两个：一是刘灏的军人家庭，且作为老军人的父亲谆谆嘱咐他任何时候都要跟着解放军。“七月会议”后山西的文革形势很鲜明，以刘格平、陈永贵和红总站、兵团为一方，斗争矛头对准张日清和军队，以红联站为一方则坚决支持张日清为代表的军方，在全省形成了拥军派和反军派。老父亲的教诲，不能不对刘灏的立场产生影响。二是刘格平和红总站以及杨承孝的所作所为，让刘灏心生反感。尤其是1967年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对刘格平提出激烈批评，并剥夺了刘的支左领导权后，刘灏开始慢慢转弯子，有意同刘格平、红总站拉开距离，同时向红联站示好。刘灏彻底与刘格平、红总站、特别是决死纵队决裂，是1968年的并州饭店武斗。这次武斗动用枪弹，死一人，伤数人。社会上传说：大水冲了龙王庙，兵团打了杨承孝。实际上不是误会，是两家观点对立的必然结果。事后查明，这场武斗与刘灏无关，是下面的人搞的。但刘灏对对方的不满必然会影响到下面。
刘灏作为一个中学生，头脑中的淳朴之气正盈，身上的天真之状正浓。淳朴天真使他具有起码的是非心，同情心。他心中的善念时时在提醒他勿为已甚。因此在那浊流遍地的时日，能抗住心中的恶念，留下许多令人慨叹的善举。如他不同意斗老师，把遣返外地的老师接回来；给太原六中打招呼，让他们放过某一位老师；在揪斗晋中地委书记王秀锦时，假意揪走而放走；帮助安排田家英之女曾自到太原北郊区插队，那可是田家英啊，刘灏担着血海般干系啊！
（上图：文革后期担任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时的刘灏）
刘灏青涩稚嫩，他响应领袖号召参加造反，直接的动机就是为袁振翻案。他没有想着造反做官，在尘埃落定之后，他想的是上大学。他没想过入党，在李顺达的提醒下，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多么单纯的一个高三学生啊！
刘灏造反、住学习班、被隔离审查逮捕……跟其他造反派代表人物一样，都受了些磨难，在那样的大环境中，刘灏不可能出于淤泥而不染，不可能独善其身，但刘灏没作恶，这使想整他的人抓不住把柄。可只要人家瞄住你，也不费什么事。王谦落选把刘灏推入了灾难。段立生说事先并未串联，并未刻意不选王谦，但王谦落选了。也许段立生只管到自己，对他人不知？常识上是不可能的。
中央规定不从中学生中划分“三种人”，但具体到哪个省那个人就不好说了。刘灏这个中学生最终被定为“三种人”，着实冤枉。

与下台省委书记打官司的退休干部——李辅

2013年，文革结束将近四十年时，已经退休的榆次区图书馆职工李辅，同已经下台的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因为文革掀起一场笔墨官司。原因是李立功在其所著的、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往事回顾》一书中对李辅有如下描述：“带头抢省委、省人委的公章，抢机关档案，带头冲击军事机关。”李辅认为，书中以上内容，不仅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甚至将其描述成无恶不作的人。于是李辅将李立功和中共党史出版社诉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立即停止发行侵犯原告名誉权的被告著作《往事回顾》，并收回有关书店尚未出售的该书；判令二被告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在国家级报纸和山西省报纸上刊登更正声明并公开致歉，在该书再版时对书中的错误予以纠正；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一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此事一出，不论是往事如烟的文革，还是退休职工状告下台的省委书记，更不论一元的精神损失费，在当时都引起了轰动效应。一方是权倾一时的封疆大吏，虽已下台，但余威尚在，一方是区级政府所属图书馆的退休职工，人们都翘首以盼，但觉得这官司根本无可打赢。事实上也是，法院深知此案体大，在立案上就横加拦截，连案都立不了，何言打官司？然而此举重重地折辱了李立功一番，一元钱的精神损失费使李立功更是显得一文不值。（上图：李辅近照）
李辅是谁？他虽然不如段立生、刘灏、宋捷、杨承孝等名声大，但也不容小觑，他是省委机关造反组织“七一公社”的头头，是后来省革委的委员、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逐渐恢复秩序后，担任过襄汾县委书记、平遥县委书记、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农委副主任，官做到了副厅级，比段、刘、宋的官都大。据有人考证，著名作家柯云路的电视剧《新星》中李向南的原型就是李辅，他是一个改革家。在这一点上，他比段、刘、宋的名气大。
李辅青年时期的求学之路漫长而曲折，从他由晋北的应县到晋中的太谷农校，再入太原的省委党校可知。省委党校毕业后李辅分配在省委政研室工作。政研室是省委的参谋和智囊，要求工作人员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优秀的书面表达能力，李辅恰恰具备这两条，年轻的李辅跟着省委可谓前程似锦。不料文革来了，李辅造反了，而且成为头头。李辅舍弃前程造反的理由很直接，很正当：他看到了领袖说的我们党内的阴暗面。比如省委在晋祠宾馆开会大吃大喝，通宵打麻将，内部演出已不公开演的古装旧戏。省长王谦的夫人葛植青吃馒头不吃皮皮，吃饺子不吃边边……当时的李辅不能容忍这些阴暗面，这些腐败现象，响应领袖号召起来造反。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年轻的机关干部李辅并没有造反做官的念头，他是真真切切为了虔诚的信仰，是为了“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在“一·一二”夺权的关键时刻，李辅由于痛恨刘格平曾经有过“生活腐化”和“地方民族主义”问题，而劝太工“红旗”李青山不要和刘格平搞在一起，他本人和他的组织也没有参加夺权。因此李辅根本没有抢省委、省人委公章，也没有抢档案、冲击军事机关，更不用说带头了。
李辅在山西两大派的斗争中，持红联站观点，与打砸抢的杨承孝和决死纵队、红总站势同水火。直接的表现是在活捉杨承孝的戏剧性事件中有他的身影，在山西医学院被对立面围攻时，侃侃而谈，镇定自若，引起红联站中学生的敬佩。除此之外，对李辅头几年在文革中的表现，三本书都语焉不详。李辅的出彩是在谢、曹主政期间和文革后霍士廉担任省委书记期间。1970年李辅从中央办的学习班回到山西，被安排到太原市阳曲县大盂公社辛庄大队插队。机关干部插队到农村，据说学的是江苏许世友的经验。李辅后来担任了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这期间，粮食产量从上年的92万斤增加到150万斤，是上年的1.63倍。李辅还冒着政治风险，为在“四清”中被错误定性为“走资派”整下台的大队原支部书记等三人平了反。这说明李辅是一个能干事、敢担当的人。
李辅的品德和能力引起省里注意，1971年5月李辅被直接提拔为省委政研室副主任，进入厅级领导职务。这年年终，李辅到襄汾县担任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兼县委第一副书记，主持县委工作。在襄汾期间，李辅与学大寨的极左势力做了坚决斗争，否定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做法，扭转了产麦区却种红高粱的愚蠢行为，迅速改变了襄汾县的落后面貌，使襄汾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由于李辅是红联站观点，是谢振华、曹中南重用的人，在王谦、陈永贵搞清查时，被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被撤销职务，遭到无休无止的批判斗争。用李辅的话来说，就是他在襄汾工作了三年零八个月，被批斗了三年零九个月。
王谦因坚持帮派思想，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被调离山西后，由霍士廉接任省委书记。霍到临汾调研时，发现为李辅鸣冤的呼声很高。霍士廉通过开座谈会了解到李辅的情况后，不禁疑心大起：“还有这么好的干部？”霍士廉又向有关领导包括王谦当面问询，都说李辅没有问题。有感于李辅那颗为民的心，霍士廉任命李辅为平遥县委书记。霍在向总书记胡耀邦以及习仲勋、宋任穷等书记处书记汇报工作时，谈到了李辅。说李辅在文革初期造过反，较早觉悟，没干过坏事，也没打砸抢，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表现很好，受到群众赞扬。中央三位领导明确表示：“像李辅同志这样，仍要作为党的优秀干部来培养。”与此可见李辅的问题是通了天的。
李辅在平遥县委书记任上干了三年，成了一颗“新星”。当他正要全力推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造福平遥人民而大展宏图时，却在“清理三种人”中被划为“三种人”出局——出了政治、仕途之局。像李辅这样“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被堵死了当官的路。中国古代社会有忠臣奸臣之分，而忠臣总是被奸臣陷害，特别是在戏曲和演义中如是。难道这也是中国特色？李辅在两任县委书记任上，勇敢地同“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山西官方与民间都看在眼里，但恰恰是这样的官，被打成“四人帮”的人，还有比这更讽刺、更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吗？无怪乎李辅心有不甘，感到冤枉，不断上访。最高上书到总书记胡耀邦，胡两次圈阅，未做批示。原来贵为总书记的胡耀邦也有难言之隐，因为他认为所谓“三种人”问题是党中央犯错误造成的，应区分责任，不应过多地追究下面的青年人。党内某些老人抓住胡的这个态度，攻击他包庇“三种人”，消极抵制清理工作。当时实际上是党内老人掌权，胡耀邦这个共产党的良心、明白人，无力实现自己的主张。李辅不服，通过人送给薄一波上访材料。薄一波这位极有权势的老人过问了李辅的事，让人给李立功传过话。按说党内大佬干预，事情总有眉目，但依然石沉大海。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县官不如现管。山西在李立功治下，李立功说了算。还有个说法，叫做破家的县令。一县之长可以很容易地把一个家庭灭掉，一个省的一把手要冤枉一个人那更不在话下。这些痼疾何时得以打破？
李辅，一个四十出头的、有潜质的年轻干部就此被开除党籍，投闲置散，政坛的一颗新星陨落了！我看过李辅所著的《所思所忆七十年》，为李辅的遭遇慨叹，为李辅的命运不平。除此而外还能如何？
评点李辅，我直接的感觉是：山西多了一个“三种人”，少了一个好干部。

播火于山西铩羽于山西的外来者——邢晓光

说到山西文革的风云人物，不能不说说邢晓光。一是他不在山西上学和工作，是一个外来者；二是此人是聚众向山西省委造反并夺了省委权的核心人物。
邢晓光，清华大学学生，文革初期响应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领着十几个人，叫做首都赴晋大队，来到山西“点火”。批判山西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他们煽动、鼓动起来的。邢晓光能言善辩，口若悬河，是文革这样的运动的天然宣传家。他个子不高，黑黑的，圆圆的脸，戴一副眼镜，眼镜后面是灼灼闪光的慧眼。文革开始，领袖唯恐天下不乱，鼓动大串联，让首都的大学生到全国各地当“钦差大臣”，比如聂元梓去上海，邢晓光们来山西，都是领袖在提线。这些被派到外地的“天子门生”，对领袖有十二分的虔诚，对文革有十三分的狂热。他们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自勉自励，以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气概，在所到地区包打天下，硬生生把中国搞了个天翻地覆。他们有私心吗？没有，有的只是一颗忠于领袖的心。邢晓光就是这样一个人。
凭着忠于领袖的红心，凭着对文化大革命的疯狂，邢晓光同兵团、红联站把山西省委逼到了绝处，最终支持刘格平等夺了山西省委的权。夺权时发布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就是邢晓光起草的，由此可以看出邢晓光在山西文革中的地位和能力、能量。1967年的2月1日，刘格平派邢晓光等三人赴京向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汇报“一·一二”夺权后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这时候的邢晓光有些像春秋战国时候的士，一旦说动人主，马上会身价百倍，出将入相。可邢晓光毕竟是一个有是非观念的大学生，当他看到刘格平种种乖谬的做法时，他犹豫了，退缩了，从刘格平的座上客转而站到了刘格平的对立面。以邢晓光的才情能力，必然会成为刘格平的劲敌。（上图：文革中的段立生〔左〕与邢晓光〔右〕）
果然在五一广场的万人大会上，邢晓光把吹捧刘格平的小册子《踏遍青山人未老》批得体无完肤，使刘格平颜面尽失。在红联站“九五”抗暴中，邢晓光在当天下午还在十中七一大楼中，而且发誓与七一大楼共存亡。后来在马尚文以邢的目标太大，被抓后对红联站士气影响太大为由劝说下才离开十中。十中“七一”守楼时曾使用的“臭气”，就是邢晓光等从太原制药厂搞来的。邢晓光为了领袖的号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他把虔诚与疯狂演绎得有声有色。
后来不知是何原因，邢晓光离开太原，去往长治。在长治，邢晓光站在支持反刘格平的“联字号”一边，这时已经到了1968年。这年的1月16日，邢晓光与李顺达等晋东南地区革委会领导由太原返回长治时，遭到对立面“红字号”的伏击，将李顺达等人和一百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劫持，邢晓光赫然在列。为此，清华大学井冈山领袖蒯大富致电刘格平，要求释放邢晓光。可见邢晓光在蒯大富心中的位置。
吊诡的是邢晓光毕业后分配到他文革中叱咤风云的山西。当时在谢振华主政的山西，文革的风浪已归于沉寂，谢振华实在是不敢招惹这位闯将，邢被打发到了晋东南。晋东南的当权者不敢把他留在长治，他最终被分到晋东南的属县襄垣县。多少年后有个熟人在太原偶遇邢晓光，喊了声他的名字，邢晓光腼腆地说他现在叫邢刚。
在山西文革这个大舞台上，邢晓光始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主沉浮；继而被流放边远，用非所学，甚至不敢以原名示人，反差何其大耶！这可应了领袖引用的一联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耶？非耶？
邢晓光后来命运如何，是不是遭池鱼之殃，不见有人说起。不过，文革已成过往，搏击文革风云的人物，其翅膀岂能不被风云折羽？

跋

山西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不可胜数，而我只评点了十三位。原因在于其他人的资料太少，比如“段、刘、宋”中的宋捷，他是赫赫有名的兵团政委，但三本书中，他的事迹着墨很少，使人无从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只知道他在榆次市使赵公社插过队，连他的结局也没有，这就无法评点了。另外属于红总站方面的人资料更少，比如东风兵团的头头黄锐庵，只知道他也被划为“三种人”，事迹实在是太少。再比如赫赫有名的电业兵团司令、红总站的一把手郝庭云，也着墨不多，只知道他一鳞半爪。文革中，有一条大标语流传甚广——“革命委员会好，东风政府坏，打倒丁磊，气死哈派”。这哈派，就是以郝庭云为头目的红总站。郝，用山西话来读，音近似哈。而哈，又与哈巴狗相联系，故哈派就是丁磊的哈巴狗。三本书都没有对哈派做过解析，我造次多嘴，但确是如此。我所依据的三本书，都是红联站、兵团方面的人或是他们观点的人所著，他们对自己方面的人和事熟悉，故兵团、红联站着墨就多。对于对立面他们或是不很了解，或是不愿多说，怕说多了惹出麻烦吧，故阙如甚多。这个说法，都是我的揣测之词，也许不是这样。
年近八旬，眼花耳聋，敲打键盘，眼看屏幕，实在是为难自己。然而看了这三本书，总觉得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不避繁难，写下这些文字。知我，罪我，其在春秋。

——————————————————————————————————
【风云人物】

省委第一书记的传单

孙 涛

在我的《虔诚与疯狂》一书中，惨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1965年1月，党中央决定，由卫恒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12日，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刘格平，奉旨造反，组建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并任组长，同时组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由工人造反组织山西决死纵队司令杨承孝任总指挥，一举夺取了中共山西省委、省人委（即省政府）大权。1月15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五一广场召开了批斗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原省长王谦、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和刚由省委派驻太原市委任工作组组长后转任太原市委书记的贾俊等四人的群众大会。
会后，这四位原省、市委领导，即被杨承孝率人劫持，囚至决死纵队设在太原迎新街十三冶三公司办公楼内的总部。后又将卫恒单独关押在该楼310房间。1967年1月30日，卫恒不明不白地惨死在这间囚室内。
在《虔诚与疯狂》一书中，我叙述了这位冤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些心路历程。
官史有如下记载：

1966年7月18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做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动员报告。表明了他与省委要积极领导和参与这场大革命的决心。

那么，省委第一书记心底又是怎么想的呢？
原《山西日报》总编吴象的后人为其编选的文集中，吴象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1966年8月初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卫恒赴京参会，住在北京饭店。当时吴象被调至《北京日报》任第二把手，卫恒约吴象见面，两位老战友说了许多心里话。吴象先说自己对这场大革命不理解。卫恒也向他掏出了心里话：
“你以为我理解？同样很不理解。但你我受党教育多年，应该懂得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要做出各种各样的牺牲，接受多种多样的考验，不理解的就得不断地去理解。”
领导干部中这种对那场大革命不理解也要努力去理解去执行的信念，在个人迷信弥漫的政治环境中，在当时很有代表性。
所以，1966年11月21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组织批斗时，在造反组织的八条协议上签名同意，就是这种心态使然，表现出他愿与造反的革命小将们一道，积极地、自觉地、努力地参与文化大革命。
回到省委后，卫恒签名的举动被省长王谦和其他常委批评，他遂于11月23日让办公厅为他印发了一份署名传单，标题是——

我最恳切的要求
革命师生 革命职工
革命干部对准我猛烈开火

这是当时政治生态的产物，也是当时这位省委第一书记要积极地、自觉地、努力参与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表现。
传单全文如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红色造反团》提出的八条《协议》上又擅自以个人名义签了字。在重大问题上采取这种做法，不仅是又一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又一次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的原则。毛主席说：“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的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我正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而且八条《协议》本身有许多是直接违背中央有关规定的。我对待革命群众的要求，采取了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极不严肃的态度，如果不彻底立即改正，势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斜路上去，这是我怕群众怕革命的大暴露。
我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于我所犯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感到非常痛心，我正在准备做彻底的检查，并要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现在最恳切的要求：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对准我的错误进行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并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猛烈开火，帮助我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上来。

卫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那么，那个时代什么才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不妨再看看《人民日报》的表述。
刘格平领导“一·一二”夺权成功后，《人民日报》即于1月25日发表社论表示支持，指出“这是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以卫恒传单结尾的那种表态和愿望，和《人民日报》对当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定义对照一下，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卫恒，与要打倒这个旧省委为造反目标的刘格平们，虽然都是党内高干，可怎么能走到一起呢？
1983年，党中央给刘格平做出审查结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
1985年6月27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了《关于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
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了。两位党内高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都在积极地、自觉地、努力地去理解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刘格平持矛，卫恒持盾，他们都没错，是那个时代错了。
省委第一书记当年的这份传单，让今天的读者了解了当年一位省委第一书记不理解也要努力去理解、努力去执行和努力将自己投入运动中的复杂心境，比我去分析、探究、描写一通省委第一书记当年那种虔诚而无奈的心境，更真实，更有分量和说服力！
卫恒是带着对那场大革命深深的不理解，却又对其不敢有怀疑和反对的一腔忠诚，尽力想领导好和融入那场革命造反的浪潮，却又被那场革命造反的浪潮彻底吞没了的悲剧人物。
2022年12月8日，我将这份传单原件捐赠给山西档案馆保存。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风云人物】

文革后期的刘格平

孙 涛

文革后期，在北京中组部招待所住着一个慈眉善眼的老干部，服务员们只知称呼他老于，他们听所里领导说，老于是个大干部。他们对老于照顾得十分周到。
1976年7月28日黎明，老于觉得天摇地晃，以为自个儿犯了头晕病，便起床寻药吃。后来就听见楼道里人声嘈杂，有两个女服务员进来，非要搀他出去，将他安顿在院里一间小车的车库里，说是地震了。那阵子，不仅是老于，连中南海里的毛主席，也不知道河北的唐山，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地震。
那时服务员们都不知道，老于就是文革前期大名鼎鼎的刘格平。有关方面为了他的安全，安排他住宿时，用了个姓于的假名。
刘格平住在北京，有两件大事。一是要看病，二是要向中央申诉，要求给他一个政治结论。文革前，刘格平在宁夏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虽然平反，安排到了山西，还给了个副省长，但有职无权。他的资格比省委书记老，行政级别比省委书记高，却无具体工作可干。
文革开始，刘格平立了一大功，那就是揭发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
中央令他进京，周恩来总理当面向他布置，尽快在山西成立一个小组，把山西的工作抓起来，而且，还强调让他出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意思。刘格平领命返晋，于是便有了 1967年1月12日的向省委夺权的伟大胜利，中央表态支持。（上图：刘格平臂戴着造反派袖章接见群众）
刘格平领导群众组织造反夺权，也成了全国的表率。再往后，山西政局不稳，派斗不止，中央又派军队干部来山西掌权，刘格平便靠边站了。向“黑省委”夺权后，山西工作没搞好，他是第一责任人，他又成了犯错误的干部，与妻子一道，被发配到唐山瓷厂，成了这个工厂的工人。
刘格平人生大起大落，但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人也将叛徒的帽子扣到了他的头上。身体有病要看，政治上要中央还他一个清白，他认为比看病还重要。然而，中组部安排刘格平住下了，看病的医院乃至医生也都给他安排好了，但政治结论一事，却杳无音讯。
唐山大地震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北京。毛主席病重，在中央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派出部队去救灾。刘格平堂堂三级高干，此时无职无权，不能为唐山人民尽力，唯有心系唐山亲人了。他的老伴和爱女，母女俩都在唐山，她们还能生还吗？几天后，刘格平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先落下又提起，老伴从唐山死里逃生，跌跌撞撞赶到北京，在中组部招待所的那间小车车库，扑到了丈夫怀中。她告诉老于，他们的爱女，被砸在唐山倒塌的住房墙下，走了，痛苦地永远走了……老伴尚未说完，刘格平已痛不欲生。但他是老革命了，没有哭，只是紧紧地抱住了老伴。
招待所的服务员们，都同情这个老汉，说他真是一个坚强的老汉。
摘录一些资料如下：
196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态支持刘格平领导的山西 “一·一二” 夺权，指出：“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1968年4月9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职工总司令部编辑出版的《工总司》报载有《刘格平23人叛徒集团简介》，称：“刘格平的23人叛徒集团，比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更阴险，更狡猾。前者登报，后者不登报。刘格平为首的23人叛徒集团，是金条买通国民党，而未登报就自首叛变的，在自首书上，刘格平是第一个带头签名的。到目前为止，这23人叛徒集团中，留下11个，已都承认，是铁的事实，时间、地点、人证、物证俱在。”
1979年9月15日，山西省委召开全省清查审处会，刘格平等65被定为“四人帮”在山西的骨干分子。
1982年5月，刘格平给中央送上《我的申述和请求》，讲到文革初他进京受到周总理和其他国务院领导、中央文革小组领导集体接见，总理对他直接布置：“是毛主席要你站出来，所以这次就叫你来了。”
1991年，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中国的山西》一书，在第五章“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将山西的“一·一二”夺权定性为“阴谋篡党夺权事件”。
1999年，在刘格平老家河北沧州孟村大堤东村，建起“刘格平陵园”。同年，《刘格平文集》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赵雨亭革命生涯》一书。书中记载，“1966年12月上旬至下旬，江青、康生等人两次电召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进京，指使他篡夺中共山西省委的权力。”
1967年，在山西的“一·一二”夺权那场革命中，副省长刘格平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仿佛两个阵营前拼杀的勇士，刘格平持矛，卫恒持盾。
1983年，中央给刘格平做出“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1985年卫恒被山西省委彻底平反昭雪。
当后人需要为历史涂脂抹粉时，历史就能变得无其矛，无其盾了吗？
功过是非各自说。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大约都是如此。
——————————————————————————————————
【史林一叶】

略述晋中文革两派的形成及派斗的发展

弓和平

文革时，山西省晋中专区辖榆次、寿阳、盂县、平定、昔阳、和顺、左权、榆社、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孝义、中阳、离石、临县、文水、交城、汾阳等县，中共晋中地委与晋中专员公署设于榆次。
文革中山西两派斗争激烈，晋中当时是山西文革的焦点。

晋中两派分裂的历史背景：“十月事件”

要了解文革时的晋中群众组织为什么会分裂成两派，必须了解其主要的历史背景：1964年的“十月事件”。
最初是因昔阳县委书记的调动：1961年，昔阳县委书记张怀英调到文水担任县委书记，昔阳调来盂县县委书记张润槐。张润怀于1917年出生于盂县北下庄乡箭河村，祖父辈从定襄窑头村逃荒到盂县。张润槐到任后正值反五风运动（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化风），张润槐把反五风运动引入了高潮。张润槐本人文化水平不高，做事认真，工作方法简单，说话直率，得罪了不少昔阳干部。当时的老区还有解放战争遗留下的宗派、山头主义，如昔阳原属晋冀鲁豫边区，盂县属晋察冀边区，当地人排外思想也严重。到了1963年9月25日中共昔阳县委第五届党代会召开，361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新县委委员时，张润槐虽然当选但少了四十二张票，选举结果送到地委，这本来应是正当情况，可地委书记知道后十分恼火，认为是张怀英暗地捣鬼，随之省委派人来昔阳调查。
1964年4月免去了张润怀昔阳县委书记职务，正赶上四清运动，省委、地委决定昔阳为四清运动重点县，调省人事局局长李文亮（昔阳人）代理昔阳县委书记并兼昔阳四清工作团长。约半年，昔阳又换成原跃先（时任寿阳县委书记，榆社人）任县委书记，随后抽调晋中地委机关和寿阳、晋华等地的骨干1500人，组成新的四清工作团赴昔阳开展四清运动。四清在农村最初是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这时又变成了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四清工作团政委兼团长是晋中地委副书记卜虹云（昔阳人），副团长是地委副书记苗枫兼地委秘书长（襄垣人），负责大寨四清的是地委副秘书长张子仪（河北井陉人）。
1964年9月，晋中地委开了四十多天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任井夫（原中共晋中地委委员、专署副专员，曾任平遥县委书记，孝义人）和王振国（地委委员、地委副秘书长）。王振国原在文水任县委书记，因他俩给上级写信反映地委书记的问题，得罪了新任地委书记。当时张怀英从昔阳调文水任县委书记，地委让他揭发整理王振国在文水所犯的错误，张怀英经调查了解认为王振国没犯大错误，所以没按地委指示去办。地委原是批判“任井夫、王振国反党集团”，因张怀英不按地委对王振国揭发，地委在昔阳问题上对张就有看法，于是把张怀英也加到“反党集团”中，会议免去了任、王、张的职务，定为“任、王、张反党集团”，并且牵扯了晋中各县近三百多干部。会后把任井夫送到忻县劳教砖厂劳动改造，昔阳二十多名干部被调到外地工作。此事后来被称为“十月事件”。晋中地委把“任、王、张反党集团”材料报到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华北局和省委领导看了材料后都认为不是反党，是宗派活动。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后，为了紧跟中央部署，山西省委、晋中地委召开会议，安排各县各厂矿企业开展文革运动，晋中地委还效仿中央批判邓拓、吴晗、廖沬沙的“三家村”，把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打成“晋中的三家村”。8月18日领袖在北京接见红卫兵及革命师生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晋中地委领导也紧跟照办，在榆次北门外用大卡车拼接成主席台，地委书记身穿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率领地委领导及军分区首长接见榆次各学校红卫兵组织。随后时任地委书记率先在地委机关院内，给地委副秘书长肖寒贴出大字报，揭发肖包庇“任、王、张”反党分子。随后派人到平遥、文水发动群众批判任井夫、张怀英。
随着文革的发展，红卫兵运动兴起，平遥的红卫兵组织去忻县劳教所批斗折磨任井夫，致其两脚溃烂，骨骼严重变形。张怀英被免去文水县委书记，省委安排张怀英去大同四清工作队任副队长，在大同期间张因病住进大同医院治疗。文水组织群众将其从医院揪回去斗争，数次批斗中对张怀英施行二十多种刑罚，多次吊打，在残酷拷打中张怀英昏死过去三四次，肋骨被打断三根，他的老婆和幼小女儿也受到牵连被批斗。

造反派因对任、王、张的不同看法分成两派

1966年10月间，省城太原造反派开始联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矛头直指山西省委。当时山西两大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太原中学生为主，简称兵团）、太原红色造反联络站（以太原大专学校学生为主，简称红联站）在批山西省委时发现了“任、王、张反党集团”一案，认为这是冤案，是省委和晋中地委迫害干部造成的重要罪行之一。被冤枉的“任、王、张反党集团”成员看到了曙光。
为了保护该事件的主要成员，当时红联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派人到忻县劳教砖厂把任井夫救出来，转移保护，据当时太工红旗参与搭救的当时人讲，忻县劳教砖厂不敢放人，又不敢惹省城来的造反组织，于是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去搭救任井夫的人打条子“借”出了任井夫。张怀英，王振国也被山西省造反兵团和红联站接到太原。任井夫、张怀英、王振国被红联站和兵团安排住到太原五中，等待时机返回晋中。
1966年12月下旬，随着文革运动的进展，为了避免造反组织以抢黑材料为名冲击各地县保密机构，省委文革办公室发文给各地、县，把机密档案和干部人事档案转移到安全地方，中共晋中地委责成地委副书记苗枫（襄垣人）、地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弓国栋（寿阳人）负责与军分区和驻地部队联系存放事项。
1967年1月4日早晨，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和北农机（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战斗队赴晋分队，联合太原造反组织和晋中造反派，冲进晋中地委，抢夺了中共晋中地委档案室并查抄了地委书记王绣锦的住宅，此事件造成晋中地委工作陷于半瘫痪状态，此事件也震动了整个晋中地区。
1月12日，太原造反派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等二十五个组织，联合起来夺了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权，成立了以杨承效（即杨承孝）、宋捷、朱永康、张建国为首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于1月14日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宣告山西省和太原市党政财文大权由总指挥部接管。1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刊载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领袖阅过这个通告后批示支持。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日，榆次造反派组织联合在榆次体育场批斗了省委领导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及晋中地委领导王绣锦、谢子和、卜虹云、苗枫、王荣等。会后晋中文工团造反组织还编了秧歌剧《进城去看斗卫恒》，内容是住在近郊农村的夫妻俩闻讯榆次城里要开会批斗省地县领导，男人骑着自行车带着老婆进县城，“体育场里斗卫恒，还有那个胖贾俊……”
1月31日，榆次的东方红纺织厂（原晋华厂改名）革命造反联络站、东方红职工子弟学校燎原战斗队，榆次一中的驱虎豹战斗团、杨家岭野战团、红旗战斗兵团、虎山行战斗团、中南海警卫团、革命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晋中军团、红卫纺织机械厂播火兵团、太原烈火金钢挺进纵队驻晋中支队、山西晋中荣复军人疗养院革命造反大队、晋中财贸干校红旗战斗队、榆次革命青年造反兵团、晋中粮机厂工人赤卫队、晋中粮机厂红色造反队、榆次二中红色造反联络站、晋中红色造反联络站、晋中财贸干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士战斗队、山西卫校革命造反兵团、山西轻工业学校东方红兵团、晋中地委反到底战斗队、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晋中军团铁路分团、晋中造反有理兵团、晋中工业企业联合公司捍卫毛泽东思想兵团、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风雷联络站晋中分站、首都赴晋造反大队晋中支队、榆次插队青年卫东战斗队、晋中永红纺织厂革命造反联络指挥部、东方红无产阶级联合造反大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红卫支队、山西工人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晋中军团红卫分团等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夺了地委和晋中专员公署的党政大权（在此前有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组织了“一·一八”夺权，但因军队没介入给予支持而无效）。这次夺权后成立了晋中地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并选举首都赴晋大队负责人李玉昌任总指挥，后来有东方红纺织厂（晋华）织布车间工人王××，晋中水利局干部李兆田相继担任总指挥。2月11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文承认晋中总司夺权。
2月5日，得到平反的任、王、张受山西省总指挥部指派，回到晋中参加总司工作，他三人积极配合总司工作，总司对他三人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以任、王、张为主的硬骨头兵团（该组织成员大部分为1964年“十月事件”中被整的原晋中各县干部）也是总司的支持者，而且发起总司的主要组织一中“虎山行”是坚定支持任、王、张的。
可是参加总司的原地委个别造反组织及晋中军分区个别领导对任、王、张三人持有不同看法，因当年地委批“任、王、张反党集团”时，军分区政委崔冰是地委主要成员和积极参与者，原地委机关参加总司夺权的组织部分成员也是当年整任、王、张的骨干分子。在此前的1月23日，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和兵团派出车成林（决死纵队负责人之一）带人到晋中专员公署公安处要任井夫的黑材料，就遭到晋中军分区阻止，并抓了车成林。
最初任、王、张参与总司工作，与对他三人有成见的人矛盾还不突出，但任、王、张把原受他三人牵连受到迫害（十月事件）的三百多人组成硬骨头兵团后，这些人大部分是晋中各地县的领导和基层干部，他们的出现对各县及晋中会有影响，而且随之各县要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这些人理应进入新的领导班子。军分区首先反对，原地委机关参加总司组织的干部也大为不满，认为这些人是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的。任、王、张认为这些受害者本身是原地委和各县干部，他们的问题得到平反纠正就可以参与新成立的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工作。
3月底，总司原地委干部和晋中军分区同任、王、张产生了严重分歧，首都赴晋造反大队晋中支队写了篇《晋中总司与请出来的革命干部实行三结合的惨痛教训》大字报贴在了榆次北门外，大字报内容很快传遍了晋中各县。作为在晋中支左的军分区却在暗箱操作，他们把由军分区操控的造反组织头领约到晋中军分区进行秘密谈话，布置等待时机炮轰任、王、张。
晋中总司内部的分歧在晋中地区引起强烈反映，晋中总司主要骨干组织一中“虎山行”是榆次地区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其主要负责人赵瑞华、刘顺义派人去晋中各县了解对任、王、张的态度，去各县的人员将调查情况汇总在一起，一中“虎山行”准备根据晋中形势发展表态支持任、王、张。4月初晋中地委机关大院各部门造反派组织在行署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针对任、王、张问题进行辩论，行署民劳安（民政局、劳动局、安置办）造反组织负责人侯敢（原名侯世绵，平遥人），在会议上表态要求支持受迫害站出来的革命干部任、王、张，反对任、王、张的地委机关其他部门造反组织进行了反击，会议在争吵中不欢而散。
4月16日，总司地委机关一造反组织在地委机关院内贴出了炮轰任、王、张的大字报，总司其他一些造反组织紧随其后，把炮轰任、王、张的大字报贴满了榆次各个街道。作为总司骨干组织的一中“虎山行”率先表态支持受原地委迫害的革命干部任、王、张，并把收集到的原地委主要领导参加革命简历和任、王、张参加革命工作的简历、出身写成大字报贴满了地委院内和榆次各个街头及榆次北门外，还把大字报内容印成传单到各地散发，大造支持任、王、张的声势。
晋中因任、王、张事件分成两派，总司内部也分裂了。估计当年炮轰任、王、张的群众至今也没弄明白，突然对任、王、张开炮，并不是因夺权后的权力分配，也不是对当时的晋中形势有了分歧。
山西夺权后，刘格平被誉为全国革命干部的榜样，张日清成为全军支左的旗帜，但这二人之间的矛盾逐渐升温，以刘格平、袁振、陈永贵为一派，张日清、刘贯一、刘志兰、陈守忠为一派，矛盾越来越尖锐，斗爭也越来越激烈。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山西工人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支持刘格平，山西省红联站支持张日清、刘贯一、陈守忠、刘志兰。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决死纵队为首的组织于4月14日炮轰刘贯一、陈守忠、刘志兰。5月份成立的晋中总站支持刘格平，总司支持张日清。晋中因任、王、张问题分成的两派，与省城因刘、陈、刘问题分成的两派，搅和到了一起。晋中的炮轰派是指炮轰任、王、张，太原的炮轰派是指炮轰刘、陈、刘，而炮轰任、王、张的，一般是支持张日清和刘、陈、刘的，炮轰刘、陈、刘的，一般是支持刘格平和任、王、张的。

陈永贵按中央精神的表态加剧两派对立

1967年1月20日左右,北京来昔阳串联的红卫兵风雷小分队煽风点火，鼓动昔阳七八个造反组织夺了昔阳县委、县人委的党政大权，县委书记原跃先在造反组织夺权后从县委楼上跳下自杀。
2月5日，以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牛发和为首的劳动模范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派联络站并加入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部。
2月10日，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忠、陈永贵、徐志远（原忻县地委书记）、刘志兰（陈守忠夫人），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后来增补六十九军副军长谢振华为山西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昔阳夺权后局势混乱，陈永贵看到心里很着急，给周恩来打电话反映情况，周恩来对他说，县委瘫痪你要把县委权掌起来。陈永贵说他一个人不行，周说你找几个老干部帮你掌权啊。陈永贵于是找了老干部王贵科、赵满仓、李韩锁、王富元等，联合昔阳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于2月11日成立了昔阳革命造反指挥部，陈永贵被推选为总指挥。新成立的昔阳革命造反指挥部在昔阳武装部的支持下，于2月12日接管了昔阳县党政大权，此后昔阳县就在陈永贵带领下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5月7日下午四点多，赴京参加了“五一”观礼活动后返晋的陈永贵从太原来到榆次，先去了晋中军分区，与政委崔冰、司令员陈尔云、政治部主任郭炳章及其他军分区领导干部见面，讲了他这次参加“五一”观礼情况。负责晋中支左的军分区政委崔冰给陈讲了当时晋中（榆次）文革的形势，陈听了后表示他是支持张怀英的。晚上六点由郭炳章陪同在军分区食堂吃晚饭，当陈与郭坐到餐桌前等上饭菜时，陈的后面站着一个军分区助理员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饭菜端上来后，陈正要拿筷子夹菜，那个助理员就念毛语录，陈停下筷子，他就不念了……这样反复几次，陪同吃饭的郭也不吭气。陈那顿饭几乎没吃就告辞去了晋中地委招待所。
下午六时多，榆次地区某学生造反组织，通知其下属各校造反组织的学生们晚上去地委（晋中）院里小招待所，通知说陈永贵参加北京“五一”观礼回到太原，今天来了榆次住地委小招，咱们去见见。晚上八点多，学生们陆续去了地委小招，不一会聚集下几百人，大部分是榆次各校的学生（中学生为主）。那时派性分化还不十分明确，所以持不同观点的学生都来了。
大约晚八点多，一名榆次一中的学生从招待所里出来讲，陈永贵同志一会儿出来与大家见面。他又说，去年国庆节大寨“铁姑娘队”代表贾××在天安门城楼上由周总理带着去见了毛主席，毛握着贾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意思是问候陈永贵好）。一会儿陈永贵出来时，大家要喊“永贵好”。下面的学生齐声答应好。（上图：1967年“五一”陈永贵率山西代表团在京参加观礼活动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握手）
约十分钟后陈永贵出来了，他披着棉军大衣，头上扎着白毛巾，脖子上吊着旱烟袋。他用浓重的昔阳口音讲了在京“五一”观礼情况，随后讲对晋中造反组织夺地委权的支持，接着讲了对晋中当前形势的态度。在讲到他支持张怀芵时，下面群众稍为骚动了一下就安静了。陈讲完后，有二中红联几个女学生当场表示她们不再轰炮轰任、王、张了，改为支持任、王、张。
5月8日上午在榆次体育场，由当时夺了晋中地委和专员公署大权的晋中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组织榆次各单位群众组织，欢迎陈永贵。
陈永贵在欢迎会上先讲了他进京观礼的情况，随后对晋中总司举行欢迎他的大会表示感谢，接着话峰一转，讲起了他对晋中形势的看法，表示他支持张怀英同志，他现在支持张怀英，原来支持，将来也支持（他只讲的支持张，没说其他人）。陈永贵讲完话后把手中麦克风交给主持会议的晋中总司负责人李兆田。
这时台下反对任、王、张（炮轰观点）组织的群众对陈永贵讲话感到不满，开始喊口号并骚动起来，支持任、王、张现点的群众组织也喊口号，台下局面开始混乱起来了，台上负责音响和喊口号的晋中文工团演员马继武，从李兆田手中要过麦克风对台下喊话，企图维持场面，由于台底下两派群众的呼喊声太乱，马继武一着急跳到主席台的桌子上，呼叫台下别乱。下面的人看到马继武跳到桌子上，就更加混乱了。后来马继武因跳到桌子上而被支持观点一派称为“跳桌小丑”。
陈永贵在混乱中被人从后台引走了。陈永贵在欢迎会上的表态迅速传遍了晋中各县，支持任、王、张的群众组织听到陈永贵讲话倍受鼓舞，持炮轰观点的群众组织对陈永贵讲话大为不滿，并视陈是任、王、张的后台，是晋中形势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会后总司主要组织一中“虎山行”领导人刘顺义、赵瑞华立即召集支持任、王、张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开会地址在一中三十五班教室，会议经过商谈，决定在总司的和不在总司的支持任、王、张的组织联合成立晋中批刘邓联络总站，站长由赵瑞华担任，副站长是经纬纺织机械厂工人王金海，地委民劳安干部侯敢。会后晋中电影公司怒火纵队写了九评“我们为什么支持任、王、张”的评论文章，文章很快传到晋中各地县，在晋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晋中总站的名声响彻晋中和太原大地。从此晋中总司称为炮轰派，晋中总站称为支持派。两派很快影响到晋中各县，各县组织在支持和炮轰任、王、张问题上选择了各自的站队，此后各县都有了总站、总司不同观点的大型组织，随着矛盾的加深，两派武斗逐步升级。

从晋华厂看晋中两派

榆次的晋华纺织厂，当时是山西省乃至华北地区最大的国营纺织厂，在文革初改名为东方红纺织厂（简称东纺）。厂里在1966年11月相继成立了东方红纺织厂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东联”）、东方红纺织厂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队（简称“捍卫”）。从该厂两派的分化组合可以看到当时两派错综复杂的情况。
晋华厂两派开始都是炮轰任、王、张的。“东联”本应是支持陈永贵和任、王、张的，因晋华厂1964年也搞四清运动，当时晋中地委副书记卜虹云是晋华四清工作团的政委兼团长。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四清中晋华被整的人员和所谓“出身不好”的群众大部分参加了“东联”。那时候基层群众对厂里问题还大致清楚，对社会上的问题一般就跟着头头走了。他们的总指挥吴晋增（东方红纺织厂消防队班长）是榆次总司主要头目，总司里炮轰任、王、张的组织多，他也成了炮轰派，还把“东联”带到社会上成了榆次以至晋中最有影响的炮轰派（炮轰任、王、张）的组织。
晋华厂的另一派“捍卫”，以党团员、贫下中农、四清积极分子（有参加昔阳四清工作的成员）为主，“捍卫”是由军分区某些人授意和操纵成立的，在晋华工作的军分区家属基本参加了“捍卫”，在文革中属偏保（或造反精神不强）的组织。1967年1月22日左右，“捍卫”在其头头栗×年（襄垣人）带领下冲进晋华党办厂办，困住厂领导宋明远（襄垣人，曾任佳木斯市委书记，1964年调到晋华纺织厂任党委书记）、智枫等，宣称夺权，要求交出党政印章，相持到晚十二点，晋中文工团造反组织红艺兵团高举红艺大旗冲进厂东门，表示对“捍卫”夺权的支持，后来得知是军分区有人通知他们来的。那晚因栗×年思想保守，夺权流产。2月份“捍卫”领导改组后，联合该厂“大公无私”“精兵团”等组织成立了东方红纺织厂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东指”），到原晋华招待所设据点，常有榆次一中学生来帮助工作，这几位学生后来都是一中“反到底”的骨干。晋中军分区政委崔冰在1964年整“任、王、张反党集团”时，是晋中地委主要成员之一，是支持整任、王、张的，所以晋中文革夺权后，崔不想让任、王、张翻案及进入新组建的总司。“捍卫”不是炮轰派（总司）组织成员，但是“捍卫”主要负责人多次被约到军分区，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郭炳章及其他军分区首长给分析晋中形势，并对炮轰任、王、张进行部署。这样炮轰任、王、张时“捍卫”就成了急先锋，比总司的组织还积极。
所以，在1967年7月之前，晋华厂两派在社会上都是炮轰（炮轰任、王、张）派。
“东联”组织的最大盟友是支持任、王、张的一中“虎山行”，可“东联”在任、王、张问题上与“虎山行”观点相左，不过1967年“七月会议”后“东联”受挫，“虎山行”帮了“东联”的忙，让他们在任、王、张问题上转向。1967年10月份“虎山行”头领鼓动陈永贵去晋华礼堂对“东联”群众讲话说“东联”是左派组织。头一天老陈给“东指”（主力是“捍卫”）的群众讲话时说了“东指”是左派组织，隔了一晚他可能弄不清“东联”和“东指”的关系。
“捍卫”主要头目根据形势的变化，加上炮轰派（总司）不接纳他们，他们也在7月初改为支持任、王、张，但其内部还是分裂出数百人成立了“七七兵团”继续炮轰任、王、张。“捍卫”大部分成员为军分区家属和四清骨干人员，其内部虽然在对社会的观点上有分歧，但在厂里观点是一致的。
晋中军分区的领导最初对陈永贵是支持的，只因陈表态支持张怀英，军分区才转变了对陈永贵的态度。各县武装部受军分区领导，所以各县武装部基本是支持炮轰派（总司）的。军队在晋中支左一碗水端不平，晋中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昔阳武装部除外）支持总司派，使晋中两派矛盾加剧，从贴大字报互相攻击到街头辩论——榆次北门外是两派辩论的战场，当时居然把城里平时在家烧火做饭的老太太及闲着的中年妇女和早已退休平常在北门外晒太阳耗时间的老大爷也发动起来了，街头辩论他们是主要观战者，也许是支持任、王、张的总站派方面有雄辩者，或者是出于对任、王、张等曾蒙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干部的同情，这些老头老太太和社会闲杂人员的政治观点倾向了总站派，因他们无领导无组织，被戏称为“马路兵团”。
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人员辩论中开始互相推打，进而开始用钢钎、木棒互相攻击。由于驻晋中军队和军分区明显倾向炮轰派（总司派），两派矛盾白热化，武斗逐步升级，1968年开始动用枪械。武斗使双方人员死伤不少人，两派隔阂越来越深，朋友、战友、同学之间因对任、王、张是炮轰还是支持的不同态度而反目成仇，有的夫妻因派性离婚，父子母女因派性而产生家庭矛盾……

“七月会议”后两派冲突激化

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7月4日至8月5日召开解决山西问题会议。晋中方面参加会议的有智生元（山西省军区副政委兼晋中核心小组代组长）、郭炳章（晋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王振国（中共晋中核心小组副组长）、任井夫（中共晋中核心小组成员）、张怀英（中共晋中核心小组成员）、徐志远（中共忻县地区核心小组组长忻县地区革委会主任）、李兆田（省革委委员，晋中总司负责人，水利局干部）、喻振祥（晋中元四造反纵队成员）、王金海（晋中总站负责人，榆次红卫厂经纬纺织机械厂工人）、赵瑞华（晋中总站站长，一中学生）、吴晋增（晋中总司负责人，“东联”司令）。
主持会议的中央首长态度鲜明地站在刘格平、陈永贵这派一边，使张日清和刘、陈、刘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特别是会议期间7月19日晚上二十二点十五分，康生、关锋向参加会议的山西两派代表传达了领袖最新最高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跟六十九军说一声，站在刘格平同志这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会议以支持张日清这一派组织铩羽而归，支持刘格平这一派组织欢呼胜利结束。
7月30日晚十一点多，晋中总司闻讯北京解决山西问题会议情况后，把掌握晋中党政财文权力交给了晋中总站。在7月30日晚上总站学生组织“二十八团”组织了三十多人，欲乘晚八点多的火车前往北京，去揪军分区政委崔冰回榆次批斗，因上车后被总司方面发现而阻挡……火车被迫停车近三小时。
8月5日晋中总站在红卫厂（原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礼堂召开榆次总站所属组织头目及骨干分子大会，传达了北京解决山西问题会议纪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赵瑞华等参加了会议。8月11日以后驻晋部队分别表态支持各地、县、市刘格平这一派，支持张日清和刘、陈、刘的总司派逐渐将权力交给总站派。
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7〕263号文件，即领袖批示“照办”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简称“七月会议纪要”），山西省核心小组印了十几万份分发到全省各地。支持刘格平的造反组织借着“纪要”的贯彻，打击了支持张日清和刘、陈、刘的造反组织。这时正赶上武汉“七二○”事件后全国掀起的“揪军内一小撮”高潮，山西各地军分区、武装部，除支持刘格平的昔阳、左权、祁县、太谷、盂县武装部没受到冲击外，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军分区、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受到批判。
“七月会议”消息传到平遥，在平遥武装部主要领导人支持下的平遥总司感到形势对其不利，于是在8月3日集结武斗人员，8月4日向平遥总站发起攻击，在攻打平遥总站占据的城墙东南方向时，平遥中学学生田礼不幸中弹身亡。
8月6日，平遥总司攻进城，把平遥联络总站三千多名职工干部包围在平遥城隍庙院内，一场恶性武斗即将发生。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一波前往平遥制止武斗无效，武斗随时有升级的可能。此事件惊动了中央，周恩来知道后，让陈永贵前往平遥制止武斗。
8月6日下午陈永贵从北京回到榆次，听了平遥情况的介绍，第二天八点多由军分区司令员陈尔云陪同前往平遥。六十九军驻祁县4656部队派出营教导员杜平带领数十名战士担任保卫工作。平遥城墙六道门，平遥总司占领了五道门，陈永贵、陈尔云从那道总司没控制的城门进了平遥城。平遥总司得知陈永贵的到来，速派人包围了陈永贵所去的地方。
周恩来得知陈永贵在平遥被包围，命令六十九军代军长谢振华带一个营的士兵前往平遥解救陈永贵……
8月10日，在榆次北门外用汽车组搭成主席台，由中共晋中核心小组召开了欢迎陈永贵从平遥解决武斗胜利归来大会，驻榆次部队和榆次各群众组织近万人参加了会议。
8月11日，榆次县1965年到农村插队的城市青年（初、高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等问题未能升学或安排工作的学生）数百人住到榆次招待所，要求解决他们在农村的各种困难并要求返城安排工作。中共晋中核心小组和刚掌握了晋中党政大权的晋中总站，派出中共晋中核心小组成员、总站副站长，民劳安（民政局、劳动局、安置办的合称）办公室负责人侯敢，前往榆次招待所与插队生对话，由于插队生提出的一些要求不符合当时的有关政策，侯敢无法答应，遭到围攻。消息传到总站，总站的个别组织集合了数百人围住招待所要求插队生放出侯敢，双方发生冲突，致双方十余人不同程度受伤。这些文革前的插队青年不少人也成了总司派。
1967年9月12日到9月17日，山西省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大寨召开，会上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报告。为迎接这次现场会，昔阳县革委会专门组织工程队在昔阳县城通往大寨的公路途中城南河上，用水泥钢筋修建了一座漫水桥（原来过河需涉水过）。出席现场会的有山西省核心小组领导刘格平、谢振华、曹宗南、袁振、徐志远、张怀英、任井夫等。在现场会期间，还把原省、地、县“走资派”押到南寺坪大戏台进行批斗，参加学大寨现场会的各地代表没有去参加批斗会。被批斗的有王谦、王大任、赵雨亭、刘开基、王绣锦、卜虹云、谢子和、苗枫、连荣德、郭振山、籍希俭、王忠海，张哲生、肖岗、刘松青、王荣、张润怀及昔阳原县委领导杨培春、李千周、郝文元等。批斗会前按省、地、县顺序把被斗的所谓走资派揪到台上，批斗会开得很残酷，每个被斗者由两人反扭胳膊腰弯九十度。
开完会后，为显示“革命的义愤”，被斗的干部好几个都是被从台上踢到台下，踢下台的干部有的趴在地下好一阵起不来。原地委副书记苗枫被揪斗他的学生踢到下体要害地方，当即昏了过去。因昔阳医院无法治疗，派人用吉普车送回榆次，到了专区医院，医生听说伤者是走资派苗枫，拒绝接受，无奈送到位于榆次南关的县医院，县医院当时医疗条件差，苗枫因伤重无法治疗，含冤去世。
在批斗会的第二天，住在昔阳原县委院内的原地委副书记王忠海到县委食堂打开水，进了食堂看到地上用来切菜切面的木头大案板上面放有菜刀，把手中拿的温水瓶放到地上，抓起案板上的菜刀就向自己脖子抹去……幸亏被人发现夺下菜刀，但颈部已伤，流血不止……
这些省、地、县被揪斗领导大部分是于会前半月就被弄到昔阳，在大寨等村接受劳动改造。这次残酷的批斗会使几个被斗者伤痕累累。
“七月会议纪要”下发后，刘格平没有掌握好时机与反对他的造反组织解决矛盾，而是借会议纪要对那些反对他的造反组织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9月5日红联站部分成员要求刘格平解决问题，在原省委大门口拦截刘格平乘坐的汽车，被省里领导人认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引发了红总站、决死纵队等组织对十中红联站的武装围攻，并开枪打死二人，其中一人是十中15岁的女学生孟玲玲，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
这一事件的发生再次激化了山西两派冲突，晋中也不例外。当年11月27日，“东联”组织人员攻打了“东指”（捍卫）位于栈房街南口的晋华招待所的据点，使“东指”多人受伤。

晋中革委会成立后两派矛盾继续激化

当时掌控山西局面的中共山西省核小组成员之间也产生了分歧，尤其是刘格平和谢振华矛盾逐渐加深，谢振华的观点倾向了红联站这一派，作为山西军队支左的主要领导，他的态度就是驻晋部队的态度。
1967年12月中央又召开了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月，总结山西夺权以后局势不能安定的原因及经验教训，指出“七月会议纪要”以后，刘格平不能正确对待山西两派群众。会议开了一个月，会议情况传回山西，红联站听到批评刘格平的消息，受到鼓舞。刘格平作为山西省的第一把手，没有与1967年1月支持他夺省委、省人委大权的张日清搞好团结，也没有与山西省军队支左的主要领导人谢振华搞好团结。刘格平与谢振华的矛盾逐渐激化，影响到山西两派之间的斗争也在恶化。
1968年9月下旬，晋中总站和总司两派代表在北京的解放军后勤学院签署了大联合和三结合协议，9月28日省革委批准了成立晋中革委会，设常委二十一名（暂缺两名）：王振国、宋志明、芦炳生、张哲生、刘汉儒、刘新田、陈尔云、王金海、黄金彪、王乃德、吴晋增、李兆田、邱高旺、刘顺义、刘燕飞、胡金锁、刘生毅、张健、周世刚，其中主任王振国，第一副主任刘新田（107师政委），副主任陈尔云（晋中军分区司令员）、刘生毅（军分区政委）、刘汉儒（原专署商业局长，总司观点）、宋志明（原文水县长，总站支持的干部）、王金海（晋中总站负责人）、李兆田（晋中总司负责人）。总站派和总司派实现了对等掌权。随后，10月10日寿阳县经晋中革委批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11月6日榆次县成立了革委会，晋中其它县也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或革筹委。
新政权建立后晋中形势理应好转，但两派之间的矛盾没有彻底解决，省里的领导互相还在暗斗，影响到下面也无法团结。当时晋中主要领导王振国是总站派，总司派一直不甘心受王的领导。
1968年5月7日，阳泉矿务局造反派组织“大联合”在支左部队的安排下，到寿阳防字103部队仓库“抢”了寿阳县武装部存放在103库房里全县收回来的民兵武器。5月25日，军管寿阳公检法的支左人员把存放在原公安局治安股的三十多支手枪发给寿阳“野火兵团”（总司派）。5月26日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煤炭会议上，红总站阳泉煤矿组织“六二八”头目梁保贵在会上当着中央领导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的面，指责山西军队支左不公平，批评谢振华一碗水端不平，支持阳泉的造反组织“大联合”武斗……当场受到江青的严厉批评。梁保贵返回阳泉即被定为“坏头头”抓起来。此事发生后，在山西支左的军队领导借机开始在全省抓总站方面的“坏头头”。本来晋中局势已基本稳定，6月19日榆次两派发生磨擦，引发武斗，总站红卫厂（该厂有个军工车间负责组装新式机枪）红卫兵团动用二三十挺机枪袭击了总司占据的榆次电影院，打死晋华工人冀晋太、田桂明。11月份，驻太谷的后字8333部队（支持总站）的宣传队野外拉练路经和顺，遭到当地总司派组织的袭击，使十多名战士受伤。
1968年冬，晋中形势进一步恶化，炮轰派（总司）开始组织各种形式的武斗队，设立据点，在榆次的晋中线务段、晋中棉麻公司、东方红纺织厂大礼堂及晋华南食堂都是炮轰派的主要武斗据点。支持总司的军队暗地里给他们配备各种枪械。在这种对总站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下，晋中各县核心小组负责人认为自己是经省、地核心小组批准的新的党委机关，对控制局势的能力过于自信，多次召开会议，让总站人员安心工作，抓革命促生产，如有总司方面无端挑衅要尽量避免磨擦，以防矛盾激化。然而事与愿违，各县总站派几乎都被总司派用武力逐出了所在县城。1969年2月，榆社县核心小组和革筹委在榆社总司派的武力攻击下无法办公，当地总站观点的骨干数百人被逐出榆社县城，正逢恶劣天气，大雪封山，在逃亡的路途中使好多人冻伤致残。寿阳县核心小组和革筹委被当地总司派成立的群专队用武力赶出县城，县核心小组和革筹委只好移到草沟村办公。3月份寿阳核心小组和革筹委在草沟召开全县三干会，会议期间正逢苏联侵犯我国珍宝岛消息传来，县核心小组和革筹委组织与会人员近千人在3月22日游行抗议苏修的侵略罪行，游行队伍途经寿阳北城坪时遭到总司派群专队袭击，造成数十人受伤，二人被打死，被抓获的人中，有多人遭殴打致残。随后总司派群专队又袭击了草沟、潘沟村，使总站派多人重伤。迫使寿阳核心小组和革筹委带领人员流亡太谷、太原，躲避对方的攻击。
随后汾阳、文水、交城等县总站派被总司派用武力轰出自己的家乡。因太谷、平遥两县总站派势力大，尤其是太谷驻军七个部队支持总站派，被逐出各县的总站派只好逃到太谷、平遥。
1968年11月份，原总站骨干郭锐锋、温泽以署名“一把火”写了篇对当时榆次地区局势的分析，贴在北门新华书店北墙，大字报一经贴出就震动榆次，很快大字报内容传遍了晋中各个县，这张大字报影响了晋中各地，其它县相继出现了总站观点人员以“一桶油”“一捆柴”“一根火”等署名写的大字报。支持“一把火”大字报的群众被总司派和当时的支左部队称为“一把火”组织。榆次形势在进一步恶化，榆次县总站负责人王世荣（时任榆次县革筹委副主任）与其他负责人商量，决定把榆次县革筹委所驻的原县委机关作为防御据点。
1969年2月，东方红纺织厂“东指”骨干深夜被总司派人员绑到晋华体育场毒打，他老婆在家受到总司派看守人员的侮辱，此事的发生引起了“东指”群众的震怒，“东指”的女工也感到了恐慌。“东指”的领导也感到“东联”的威胁会逐步升级，“东指”群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找驻厂支左的部队领导也得不到解决，于是决定“东指”骨干和部分群众住到地专招待所。
3月24日下午，总司派的“东联”组织近千群众游行抗议“苏修”侵略珍宝岛事件，途径小北门路时与住在榆次县委楼上的总站派发生磨擦，打了起来，“东联”有六人（一人是司机其他为干部）被捉去关押到县委楼上，关押期间东纺干部王松青不幸死亡。
5月11日，得到支左部队支持的总司调动汾西矿务局、汾阳、平遥、文水、交城等县武斗队联合行动，动用武器攻打了总站派占据的榆次县委大楼和地专招待所，袭击了晋中粮食局仓库、525库、粮机厂、面粉加工厂（里面基本为本单位值班工人），攻打中总站方面十几人中弹死亡，被俘后又被枪杀或殴打致死十几人，伤数十人。此事件被支左部队领导谎报中央，说河南、陕西、河北有武斗组织来榆次参加了晋中总站的武斗队，占领了国家粮库等。实际上“五一一”事件中没有一个外省来榆次参加武斗的人受伤、死亡或被俘。总站的人被打后到了太谷住下，其中也没一个是外省来参加武斗的人。因为根本就没有外省外地武斗人员参与。
为了对榆次地区总站的组织进行武装镇压，总司方面和个别支左部队领导编造总站成立了“十三县联防指挥部”准备袭击总司在各县的据点，并诬称总站为“六十八军”。“五一一”榆次总站遭到血腥镇压后退到了总站占优势的太谷县，6月26日受太谷县革委安排去农村帮助生产队割麦子，路经太谷、榆次接壤的孟高庄村，遭到总司武斗队伏击，总站十二人被打，死伤六人。
1969年4月，介休总站派组织人员（以中小学生为主）游行庆祝“九大”胜利召开，路经总司派的据点遭到袭击，打死十几人，伤三十多人。7月4日在太谷到榆社之间的红花岭，榆社两派发生了一场遭遇战，榆社属总司派的人员被打死十二人，俘虏六人。7月23日中央发布了制止山西两派武斗的《布告》。7月30日上午十点多，由飞机在空中对各县散发了“七二三”布告，随后军队进入两派的据点开始收缴武器。太谷是由刚从陕西换防来山西的一个属于总后勤部的部队承担收缴武器任务的，随后在太谷、平遥各县被打出来的总站派人员陆续返回各县。
1970年全国展开了“一打三反”运动，山西在“一打三反”的同时还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在清队与一打三反运动中，此前发生过的大小武斗都受到清算，晋中的武斗事件不管当时发生情况如何，责任基本都推到总站一方，并且还有莫须有罪名加到总站一方。据笔者所知，在晋中办学习班期间，把总司方面发动的武斗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把总司的骨干分子安排到学习班，用各种刑罚整治总站的人员，有人受不住残酷折磨而寻了短见。寿阳这个当时十七万人的小县，清队、一打三反运动中用各种方式自杀的即有87人。总站派部分成员还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死刑，榆次分别在1970年2月27日至1971年3月间召开了几次公判大会，枪毙了原总站骨干王世荣（晋中职工兵团司令、榆次县革筹委副主任，转业军人，榆次造纸厂供销科干部，榆次王都人）、郝怀智（榆次药材公司党支部书记，转业干部，文水人）、王变喜、孙云波（榆次二中初中学生）、牛三娃（榆次糖酒公司职工，县造反组织核心人物，榆次永康人）、孙俊（经纬厂保卫科干部，榆次王村人）、王振龙（晋中物资局工人）等，总站方面另有数十人被判死刑缓期执行或有期徒刑。他们的罪名有的是小错说成大罪，有的是没罪加成罪名。
榆社县核心小组组长路成和（原县委常委、城关公社书记），1968年底就到千里之外的北京住进了中央给山西办的学习班，1969年学习班迁到石家庄，他仍住学习班不让回山西，对1969年7月4日发生的红花岭事件（榆社县两派在太谷到榆社之间的红花岭发生的一场武斗，榆社属总司派的人员被打死十二人）他毫不知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把武斗打死人的责任算到路成和头上，把他给枪毙了。据当时目击者回忆，路成和被五花大绑押到城北一河滩上，打了三枪！事隔一月，陈永贵在昔阳邻近的和顺视察工作，看到了枪毙路成和的布告，大为震惊，他作为当时的省核心小组主要成员，居然不知道判决路成和的死刑（当时死刑权下放到省一级，判了死刑的人要在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常委会上讨论）！陈永贵乘车去了省核心小组，当时省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谢振华不在，陈永贵见到另一负责人曹中南，他问曹关于路成和判死刑的事怎不通知他，曹中南解释不清。

结语

文化大革命是那个特殊时代发生的一场灾难性的政治运动，积极参加的群众都是被蒙蔽和被利用了，因对某些问题有不同观点，群众分成两派，随着运动的进展，上层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军队支左，使两派群众矛盾加剧，朋友、夫妻、同事、同学因观点不一致导致家庭分裂，朋友成了仇敌，同事互不来往。上层把群众当棋子摆来摆去。两派群众都为那场运动付出了代价！文革就是运动群众，整群众，让群众互斗，从破四旧开始到夺权分成两派，就是群众在互斗，尤其是部队支左导致派性加剧，武斗升级。武斗停止后，群众又继续因一打三反、揪“五一六”，对立情绪加剧。“四人帮”揪出来后，两派许多头头又成了“三种人”，在晋中文革中名声较大的两派头头吴晋增、李兆田、黄金彪、王乃德、王金海、侯敢、刘顺义、赵瑞华、武风祥等，都是抱着一颗忠于领袖的红心，紧跟领袖，听领袖的话，按领袖指示办的群众组织带头人，文革前他们是本单位、本学校的好干部、好工人、好学生，结果呢？文革十年，就是让群众残忍互斗的十年。

2021年10月4日草于北京

——————————————————————————————————
【生逢乱世】

文革中奉命保护陈永贵
——我亲历的1967年平遥“八七”“八九”事件

索奋起

文化大革命中，山西两派的斗争异常激烈。当时有个说法：“山西的焦点在晋中，晋中的焦点在平遥。”发生于1967年8月7日的平遥“八七反革命暴乱”事件，由于陈永贵卷入其中，牵动着中央，轰动了山西，直接影响到晋中两派的命运。对于平遥总司（兵团派）和联络站（总站派）两派的人来说，更是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时光走过数十年，当年的红色狂涛早已逝去，两派已无对错之分，群众都是革命的，斗来斗去都是受害者。然而，“八七”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当时的实情究竟是怎样的？亲身经历的当事人不少已离世，而在世者由于各种原因，鲜见有人站出来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反而是一些局外人在文章与书中，凭搜集到的一些当年派性宣传资料或事后的道听途说，甚至仍带着派性色彩的主观臆断，在陈永贵身上大做文章，做出各种各样违背历史真相的描述，让人看了不由得摇头叹息。
在摇头叹息之后，我作为当年平遥总站派著名红卫兵组织“倒海翻江”的“司令”、“八七”事件的亲历者，在古稀之年决定不再沉默，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坦陈如后。

一、关于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

要说陈永贵与平遥“八七”事件，就要说“八四”平遥一中学生田礼之死；而要说田礼之死，就必须说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纪要”。
1967年7月12日至8月5日，中央召集山西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等人和省城造反派头头到北京，连续召开5次会议，以解决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内部和社会上两大派之间对立斗争的问题，史称“七月会议”。平遥两派无人被通知到会，但事关切身命运，都派人住在北京，随时了解会议情况并把信息不断传回来。
随着会议的进展，形势对平遥总司越来越不利。7月19日，在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被中央定性为“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北京传来了毛主席关于山西问题的最新最高指示：“六十九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六十九军同志们说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
消息传来，支持刘格平的总站派欢欣雀跃，总司派垂头丧气，但内心强烈不满不服。在北京，晋中总司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在会议上念了一个条子，希望中央“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在平遥，总司在武装部支持下调动大批农民进城，决心在会议结束前把联络站摧垮，以达到一派掌权的既成事实。在这种背景下，平遥城武斗迅速升级。
按当时的武斗实力，因为总司有武装部强力支持，联络站根本不是总司的对手。在短短的二十几天里，联络站各分站逐个被砸，六道城门总司占领控制了五道。联络站被逼到平遥城东南城隍庙和平遥一中窄小的角落。
我那时率领省农机校“倒海翻江”红卫兵据守总站所在地城隍庙。我们是联络站一支“响当当”的骨干力量，同学们“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战斗。 “抽出骨头擂战鼓，洒尽鲜血顶逆流”是我们当年的战斗口号。
总司为迅速摧垮联络站，决定孤注一掷火烧城隍庙。他们准备了木柴汽油，布置好队伍，做出了实施的具体方案。据农机校我的同班同学、对立派“燎原兵团”司令王宗伟多年后告诉我，他当时在总司也参加了会议。他知道我和不少同学就在城隍庙，为避免我们受伤害，便找借口离开会场，深夜到武装部汇报了情况。武装部部长和作战科长邹忠诚虽然是总司的铁杆支持者，但考虑到火烧城隍庙的严重后果，遂到总司严厉制止了这一行动。可惜我当时不知道王宗伟以及邹忠诚办了这么一件大好事，在“八九”摧垮总司后安排学生们拉邹忠诚到农机校批斗，下令通缉王宗伟同学并“开除学籍”，做了不少诸如此类深陷极左和派性的蠢事。
8月初，“七月会议”结束。平遥两派都知道，总司的后台张日清败了，联络站的后台刘格平胜了。尤其在晋中问题上，会议纪要“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组织”，无异于给总司敲响了丧钟。
总司当然不甘心失败。尤其是坚决支持总司的平遥武装部领导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种现实。他们决定8月4日发起攻击，把联络站最后控制的平遥城南门和城东南这一段城墙拿下来，然后总攻城隍庙。
这一消息立即被联络站知悉。8月3日晚上，联络站的学生们被调往城墙上守卫。城南门是联络站唯一控制的出入平遥城的大门，则调派武斗力量最强的佛殿沟煤矿工人守卫。
8月4日，总司打响了夺取平遥城东南城墙和南门的战斗。

二、“八四”田礼之死

田礼是平遥一中学生，总站派“东方红”红卫兵组织的成员。8月3日晚上，他和许多学生一道上了城墙。8月4日晨刚吃罢早饭，总司向联络站据守的平遥城东南最后一段城墙发起进攻。当时双方手持的武器还是棍棒大刀长矛，开始只是扔砖头石块对打。联络站这面有人使用小平车里胎做的弹弓发射砖头石块，总司一时未攻过来。
不料，总司从魁星阁处突然开了土枪。枪声一响，学生们慌了，掉转头潮水般从南城墙上跑下一中。田礼和农机校的学生刘志贤、杜晋英三人跳到一中天桥南一户人家的后院，发现通往前院的门锁着，出不去。在危急关头，刘志贤用手托举杜晋英越墙而逃，他和田礼则被冲过来的总司武斗队用刀和钢筋棍一顿乱砍乱打而倒在血泊中昏死过去。等总站闻讯派人去抢救，田礼已断气，被抬到一中大成殿旁医疗室。看到田礼被打得遍体鳞伤，头颅血肉模糊，同学们失声痛哭。 刘志贤被抬到平遥人民医院，确认头部被砍8刀，身上6处捅伤，右肋下一刀直入肺部。因伤势严重，随即送往祁县部队野战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现在长治市退休）。
田礼被打死，联络站群情激奋，立即贴出“为田礼讨还血债”的大标语。总司見状撤回原地，没有继续攻打城隍庙。
那么田礼究竟是被谁打死的？总司为掩盖真相，大肆散布田礼是自己跳城墙摔死的。联络站在两派对立的情况下也无法查明凶手。
1969年“七二三”布告下达，部队收缴武器，两派大联合。之后我被平遥县革委会派往辛村公社郭休村抓了一段农村社教运动。我不怕苦累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该村支部书记张生贵、民兵连长张青豪和许多村民虽然都是总司一派的，却和我相处得很好。再加上大联合后省里有政策，规定两派武斗中打死人互不追究，所以说起1967年8月4日那场武斗，他们坦然承认是武装部把他们村民兵调进城里的，由平遥一针厂总司本派的工人带他们登城。8月4日，他们从城墙东南角奎星阁那里发动进攻并冲下一中。总站的田礼（他们是事后知道名字的）和另一名学生是他们打的，但没想到会打死，也说不清具体是谁致命的。这是田礼之死的真实情况。
然而一些并不了解当时真相的人所写的平遥这一段文革史中，仅凭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与道听途说，就记载说两派是因开会游行发生冲突，说田礼是自己摔死的，甚至还说总司也摔死一人（但说不出名字）。这是很不应该的。

三、陈永贵和平遥“八七反革命暴乱”

8月4日，田礼在总司挑起的武斗中被打死，联络站星夜派人赴京，把“平遥告急”的消息传到已近尾声的“七月会议”上，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8月5日“七月会议”结束，8月6日陈永贵奉周总理之命返回山西，前往平遥处理武斗问题。在一些作家学者笔下，说陈永贵带着派性到平遥，进城“径直”去了联络站，“一屁股坐在联络站一边”。这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8月7日，陈永贵在六十九军驻祁县的4656部队教导员杜平等人陪同下，由该部队几十名战士徒手（不带武器）护送到平遥。我听杜平讲，当时经过城北门和西门，看到武斗队员林立戒备森严，遂绕到南门。看到南门大开，陈永贵决定从南门进城。
陈永贵和杜平都是第一次到平遥，根本不知道城里的具体情况。杜平问陈永贵进了城往哪里去？陈永贵说：“哪里喊毛主席万岁就往哪里去。”结果进了南门走到鸡市口，西边衙门街由总司占据，鸦雀无声。东边城隍庙街由联络站据守，看到军车和解放军，就像看到救星来了，大呼：“毛主席万岁！”于是，杜平指挥军车拐向城隍庙街进入平遥一中。
当时我和总站的领导得知陈永贵来了，立即从城隍庙跑到一中与陈永贵见面。许多群众（绝大部分是联络站的）也拥来，看到陈永贵和解放军，齐喊：“永贵好！”“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陈永贵面对大家发表讲话，基本内容一是讲他奉中央指示来平遥处理武斗问题，二是宣传“七月会议”精神，讲省里要支持刘格平，晋中要支持任、王、张，支持总站，要在这个基础上大联合。人们激动万分，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正在这时，总司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平遥一中和城隍庙包围过来。南城墙上双方已开打，从一中看得清清楚楚，并且传来枪声。杜平一看这种情况，极为紧张，问哪里安全？我在旁边说过马路到城隍庙，那里安全。杜平立即下令转移。他让陈永贵坐到吉普车里，又指挥两个战士爬到车顶上护卫，迅速从一中转移到城隍庙外院。
下车后，杜平命令战士们封锁城隍庙大门，然后和陈永贵随我们进入城隍庙西侧的内院。内院有个二层楼，楼上是平遥县剧团的办公室。陈永贵到办公室坐下刚缓了口气，杜平从后窗户发现街道对面房顶上也有了武斗队，而且架着机关枪。他问那是什么人？我说是总司的。杜平立即让把两个放文件的立柜移过去挡住窗户。这时发现，城南门已被总司占领，城隍庙周围除南面的一中还在联络站手里，东西北三面均已被总司武斗队包围。
面对这种局势，杜平作为护送陈永贵的部队指挥官，无疑对陈永贵的安全负全责。部队战士不多，又不带武器，杜平此时压力极大。他铁青着脸，命令战士们手挽手死守城隍庙大门，同时命令我率领学生和造反派上房顶，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守卫城隍庙。杜平说，永贵是中央派来的，绝对不能出现半点闪失。他要我们不惜流血牺牲，坚决保护陈永贵的安全。
此时，陈永贵临危不惧，利用剧团的高音喇叭，用浓重的昔阳口音，说他是奉中央指示来平遥制止武斗的，要求总司群众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站到总站革命左派一边，支持刘格平，支持任、王、张。陈永贵的讲话完全是按照“七月会议纪要”的内容进行宣传的。纪要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下发，陈永贵是一位忠于毛主席的农民代表，他这样讲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平遥总司无法接受“七月会议”在晋中问题上的结论，曾在会议结束时递条子，强烈要求中央派人来平遥，“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话”。他们没想到中央派来个陈永贵，而陈永贵本来就是支持任、王、张，支持晋中总站的。当时总司除少数头头外，群众还不知道“七月会议纪要”内容，所以认为陈永贵完全站在总站的派性立场上说话，是搞派性。他们群情激奋，怒不可遏，团团包围城隍庙，高喊“砸烂联络站，活捉陈永贵”等口号，向城隍庙发起进攻。我们在城隍庙房顶上揭起瓦片当武器，连续打退总司的数次进攻，直到天黑。
当晚，杜平和陈永贵决定向省里和中央告急。杜平亲手写好电文，派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出其不意地冲出平遥城下西门，到达祁县4656部队，给省核心小组和中央发出陈永贵在平遥被围攻的告急电，请求采取措施。
8月8日零点刚过，新华社记者在平遥城外借用铁路电话，向新华社山西分社报告“陈永贵在平遥被困”并迅速转告北京。
中央得到消息，周总理十分震惊，随即电令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把陈永贵接出来，保证陈永贵的安全。
也是在8月8日当天，陈永贵虽然被围困，但他并没有张慌失措，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文革中的山西》书中说陈永贵“不肯接见总司的人员”，说陈永贵头脑发热如何如何，根本不符合事实。事实是，陈永贵一方面了解双方武斗和田礼被打死的情况，一方面派人到总司，请总司领导来剧团办公室见面，协商解决问题。
当得知总司代表已到城隍庙门口时，我奉命去引进。为显示总站高昂的斗志，给总司头头一点颜色看，我手里特意拿了一把大刀，走到城隍庙大门口。然而我看到的不是总司的头头，而是六七个不认识的老头。原来总司头头心虚不敢来，派了几个老头来探听虚实。我好扫兴，但还是从城隍庙大门口把他们领上内院二楼见到陈永贵。
陈永贵和他们一一握手，给他们讲“七月会议”精神，讲中央对山西晋中的态度，要他们回去告诉总司领导认清形势停止武斗，和晋中总站站在一齐实现革命大联合。老头们听了陈永贵的话连连点头。随后，我又把他们送出城隍庙。陈永贵还是耐心等总司的头头见面，但一直没等来。
不过那几个老头回去后，总司也停止了攻打城隍庙，双方只在高音喇叭上对攻。当天晚上我们仍然爬在房上守卫，直到天明。
然而当晚的太原就不宁静了。刘格平、谢振华等省核心组领导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平遥总司围攻陈永贵是“反革命暴乱”，安排部队和调集太原造反派奔赴平遥解救陈永贵，平息暴乱。
8月9日，谢振华亲率六十九军全副武装的一个营开到平遥城外，在汽车驾驶室顶棚上架着机关枪绕城示威。同时带一个连的战士手拿《毛主席语录》进入平遥城内，在城隍庙让陈永贵换上军装，乘军用卡车出平遥城到达祁县。陈永贵脱险。
随即省城来的上万名造反派浩浩荡荡开进平遥城。

四、平遥“八九平息反革命暴乱”

山西省革委会把8月7日平遥总司围攻陈永贵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组织太原各大造反派约万人之多，于8月9日晨乘坐数百辆汽车，紧随部队之后，浩浩荡荡开赴平遥。其中红总站首领杨承孝率领的十三冶“工人决死纵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钢筋棍，尤为剽悍。在部队接走陈永贵后，太原造反派开进平遥城“制止武斗”平息“反革命暴乱”，全面摧毁平遥总司。
作战方案是在城隍庙里县工会会议室研究制定的。整个行动由“决死纵队”的杨承孝和太原“红总站”的郝廷云指挥，并非如《文革真迹红色割剧战》等文所说“在陈永贵等人指挥下”。
我参加了作战方案的研究。具体由平遥联络站派人给太原造反派带路，分头包围总司的所有据点，于九时左右发起全面攻击。
攻击的重点是总司总部所占据的县政府大院。我负责带领最厉害的十三冶决死纵队从大门进攻。南城的总站头头梁启栋带领另一支造反派从背后二小学那里进攻。决死纵队冲进大院，见人就打，好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总司干将、平遥一中“11·26红卫兵”头头任培德认识我，挨了两铁棍抱住我大喊救命。还有我校“燎原兵团”的几个学生也奔我求救。我和他们虽是对立派，但此时动了恻隐之心，便向决死纵队头头说他们几个是学生，让他们走吧。于是，放他们逃了出去。其他总司的人一个个挨打后举手当了俘虏。省城来的造反派人多势众，杀气腾腾，平遥总司自然被打得落花流水。
8月9日下午2时许，总司被全面摧垮，除少数人跳南城墙逃走外，许多人做了俘虏，被集中抓到天主堂和一中北操场等几个地方关押受审。支持总司的武装部部长连一民不在平遥，逃过一劫。作战科长邹忠诚被抓起来游街批斗，惨遭毒打。
8月 10日，陈永贵回到太原。次日晚，省革委组织太原各造反派及驻晋部队，在五一广场召开了15万人参加的“声讨平遥反革命暴乱大会”，庆祝“八九”胜利。大会发出通告，宣布平遥武装部领导连一民、邹忠诚为反革命分子，平遥总司首领被定为坏头头。平遥联络站借机对全县总司派进行大清洗，总司头头和许多骨干被抄家、游斗、办“学习班”。平遥一片“红色恐怖”。
我和平遥武装部两位一直同情并暗中支持联络站的干事，奉命乘吉普车到平遥武装部政委连一民的老家武乡县蟠龙镇去抓连一民，结果扑了个空。
在当时高压态势下，总司许多群众“反戈一击”参加了联络站。平遥乃至整个晋中形成总站一派掌权的局面。
我和我校的“倒海翻江”红卫兵因“八七”保护陈永贵有功，事后陈永贵为我们的战旗和袖章亲笔题字“倒海翻江”，并在城隍庙与我们合影留念。“倒海翻江”宣传队还应邀到大寨昔阳进行了演出。
陈永贵还为田礼题字“田礼烈士永垂不朽”。联络站以此在城隍庙院里为田礼树立了纪念碑（以后被拆除）。

五、简短的总结

1. 1967年中央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在康生、关锋等人操纵下，形成支持总站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决议。决议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以中央文件下发执行。但这是平遥总司和背后支持的武装部不能接受的。在这种形势下，平遥联络站乐于坐待胜利成果，而总司孤注一掷发动武斗，意在凭武力优势摧垮联络站，达到本派掌权的既成事实。这是平遥“八四”武斗发生的原因。
2. 在“八四”武斗中，平遥一中学生田礼是被总司的人打死的。田礼之死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在“七月会议”结束的时刻，周总理派陈永贵到平遥处理问题，引发总司反对和围攻。
3. 陈永贵到平遥宣布支持刘格平，支持任、王、张，支持总站，是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批示“照办”、中央批发的“七月会议纪要”精神，但在总司看来就是搞派性。总司群众围攻城隍庙“活捉陈永贵”，意在把陈永贵控制在手里，逼他改变态度，并非要加害于他。
4. “八七”总司围攻城隍庙，并没有如事后某些文章宣传的那样开重机枪放小钢炮，也没有把城隍庙攻下来，不存在“殴打陈永贵”的事实。
5. 陈永贵被围困的信息是六十九军4656部队和新华社记者上报省革委和中央的。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出现夸大严重性的成分，并非陈永贵所为。
6. 把平遥总司围攻陈永贵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中央文革支持山西核心小组做出的。当时显然受武汉“七二○”事件影响，意在借省军区政委张日清被批判之机“揪军内一小撮”。平遥武装部领导因“八七”事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在山西开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先河。
7. 8月9日太原上万名造反派到平遥“平暴”，是山西省革委组织调动的，是作为省革委领导成员的太原造反派头头杨承孝、郝廷云具体指挥的。谢振华、陈永贵当时已离开平遥，并没有参与这场行动。
8. 把平遥总司“八七”围攻陈永贵定为“反革命暴乱”，把武装部和总司领导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坏头头”，把“八九”称为“平暴”，伤害了无数人。这是文革动乱高潮中的特定产物，无疑是错误的。
9.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下达文件为1967年平遥“八七反革命事件”彻底平反，是正确的、必要的。
10. 一些人撰写的山西文革中涉及平遥事件的有关文章、书籍，在平遥事件上未能真实记述，甚至仅据一些道听途说丑化陈永贵，把历史责任归咎于陈永贵，是违背事实，极不公正的，应当予以纠正。

2018年1月于介休

——————————————————————————————————
【生逢乱世】

张怀英陪同陈永贵亲历1967年平遥事件

弓和平

1967年中央召开的“七月会议”后，消息传回山西，传到晋中、平遥，平遥总司是支持张日清这一派的，他们不愿接受中央“七月会议纪要”精神，尤其是支持平遥总司的县武装部部长连一民，根本接受不了这个要他们强行转变支左立场的上级精神。
平遥总司在武装部的支持下占领了平遥城大部分地方，六道城门有五道被总司控制着，支持刘格平这一派的平遥联络总站被围困在城隍庙一带地方，城门只控制了南门一道。
平遥总司为迅速摧垮联络站，决定火烧城隍庙，他们准备了很多木柴和汽油，布置好队伍做出了实施的具体方案。当时参加平遥总司会议的平遥农机校“燎原”主要头头王宗玮，感觉城隍庙围困着不少总站的人，为避免伤害更多的人，他找借口离开会场到武装部，找到武装部作战科科长邹忠诚汇报了情况，邹忠诚是总司的支持者，但考虑到火烧城皇庙会带来严重后果，速到总司制止了这一行动。
按照当时两派的实力，总站是抗不住总司的，因为总司有武装部的支持，“七月会议”期间总司已把联络站基层二十多个分站砸毁。“七月会议”对总司不利的消息传来，总司决定8月4日发起攻击，把联络站最后控制的平遥城南门和城东南的城墙拿下来，然后总攻联络站据点城隍庙。
8月4日，平遥联络站的中学生田礼在总司进攻城东南城墙的武斗中被打死，联络站速派人进京，把《平遥告急》的消息传到已近尾声的“七月会议”上，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这时，在平遥武装部主要领导指挥下，8月6日调动平遥农村万名民兵进城，把平遥联络站近千（一度被传为三千）群众围在城隍庙内。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一波前来制止无效，大规模流血冲突爆发在即，新华社记者向中央紧急通报了平遥情况。周恩来知道后当即通知陈永贵前往平遥制止武斗。
当时陪同陈永贵亲赴平遥处理事件的张怀英书记，后来回忆了他所亲历的情况。因他所写回忆录未能出版，笔者谨将其回忆录中的有关内容转述如下。
（左图：陈永贵与张怀英〔左2〕）
陈永贵于1967年8月7日从北京回到榆次，在中共晋中核心小组连夜听取了平遥情况的汇报，第二天早上八点，晋中军分区司令员陈尔云提出协同陈永贵去平遥解决武斗，临行前陈永贵叫张怀英陪同去，张怀英同陈永贵同乘一辆吉普车，路上陈永贵问张怀英，这次去估计是什么情况。张怀英说有两种可能，一是比较顺当，因为毛主席批示的“七月会议纪要”已明确了解决山西问题的方向，让支持刘格平。反对刘格平的大多民兵是受蒙蔽的，他们是不愿搞武斗的，又有军分区司令员在，只要我们方法得当，武斗是可制止的；另一种是不顺当，民兵是武装部调来的，他们要坚持他们的观点，这就不顺当了。陈永贵听了“不顺当”三个字，就说，那“不顺当”能把咱们怎样？张怀英说，怎样倒不会怎样，不过还得让部队来解决。陈永贵听了，想了一会儿说，那也有道理。
由于沿途有人拦车告状，到了太谷驻军一个团部，已是中午十二点。部队团长向他们谈了平遥情况，平遥城六道门，民兵已占了五道门，只有一道门能进去，团长建议，今天先不要进去，先派人去疏导，明天再去，不然太危险。陈永贵说不行，我奉中央命令来解决武斗，平遥城里有三千人被围困，如果真打起来，这三千人就危险了，另外平遥县委书记王东耀支持我，被他们关押三天了，三天没吃饭，有病也不让治，不能因为我一个人的安全，不顾大家的生命。
面对这种危急情况，张怀英也有些犹豫，张怀英对团长说，老陈要马上去，那就去吧，不过你们这里要准备一下，一有事我就给你们打电话。
临上车，团长对张怀英说，老张要小心啊！张怀英回应：你们一定把部队准备好。团长说这没问题。
从太谷出发后，陈永贵对张怀英说，进城后要通过广播通报三条，第一条我们是徒手来的，没带武器，二是陈永贵奉中央命令来制止武斗，两派都放下武器，三是两派都派代表在一块开会协商解决办法。
从太谷出发到平遥，晋中军分区司令员陈尔云让他的秘书和警卫员坐他的吉普车在前面走，他与陈永贵同乘一辆车，陈永贵与陈尔云、张怀英一起商量这三条办法，取得了一致。三人商量进了平遥城住在那里，陈永贵说，现在力量大的是平遥总司，政治上得势，人马少的是平遥联络站。关键是平遥总司，平遥总司能放下武器，问题好办了，我看咱们住到平遥总司，劝说他们放下武器。陈尔云司令员不同意，说：现在平遥总司头头已经知道老陈是支持刘格平的，有对立情绪，住到平遥总司安全没保障，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办？张怀英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就住到平遥总司，他们也不敢把老陈怎么样。陈尔云说：不行！平遥武装部近来不听话，我们下过几次命令，民兵不准进城，他们借口是民兵自动进城，就是不听，住在那里危险。陈尔云说，我坐车先行，你们随后再来。
陈尔云走后，陈永贵情绪有些异常，他低着头闭着嘴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问张怀英：陈尔云这个人靠住靠不住？他是军分区司令员，为何管不了武装部？我们住到平遥总站，他们会不会借口武斗起来，今晚安不安全？张怀英说，陈尔云是支持张日清的，但这个人是老实人，他不会同意武斗，更不会拿你的生命开玩笑，陈尔云说平遥武装部不听他的话，是真的。因为军分区实权在政委手里，各县武装部都听政委的话，陈尔云也无可奈何。陈永贵听了张怀英的话，情绪才稳定下来。
下午五点半，陈永贵、张怀英从南门进了平遥城，城墙上没有平遥总司的，也没有平遥联络站的。他们的车过了鸡市口，路经平遥总司占据的衙门口，鸦雀无声。当陈永贵坐的车行驶到平遥联络站占据的地盘，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一波、晋中军分区司令员陈尔云也来到这里，刚下车，从一里外叭叭地向他们打来三枪。陈尔云说这地方不能住，虽然在高处但目标太大。
陈尔云司令员建议转移到平遥联络站据点城隍庙。陈永贵他们到了城隍庙，平遥联络站的群众看到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永贵好”等口号，联络站的负责人下来与他们见面，进了庙里，平遥联络站负责人为了更加安全，引陈永贵等人去了城隍庙里一座二层楼，这座楼是平遥晋剧团办公的地方，在楼上陈永贵与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一波、军分区司令员陈尔云、晋中核心小组张怀英商量广播稿内容，空军某部开来两辆军用吉普车，每辆车上有四五个军人，六十九军驻祁县4646部队派营教导员杜平带十几个战士也来到平遥。他们说刚开车进了城门，平遥总司就把城门封锁了，城墙上占满了民兵，现在是全城戒严不准进出。
了解到这个情况，陈永贵、张一波等人感到情况危急，但还是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计划行事。陈永贵通过平遥联络站的高音喇叭广播了预先写好的三条内容。
一个小时后平遥总司没来人，晚上八点平遥总司把城隍庙三面包围，城隍庙外围的房顶上架起了机枪，城隍庙里，平遥联络负责人索奋起感到危险随时要来，为了保卫陈永贵等领导的安全，他带领人爬到城隍庙房顶上守护。
陈永贵等仍设法派人与总司方面联系，总司方面派人来了，来的不是总司头头，而是五六个总司观点的老头，是总司方面派来探消息的。平遥联络站负责人索奋起到城隍庙大门口把他们接进来，陈永贵同他们热情打招呼并一一握手，给他们讲了三条通告的内容，并让转告平遥总司头头，他是奉周总理指示来平遥制止武斗的，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纪要”要求支持刘格平。让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同联络站站在一起，实现革命大联合。几位老头连连点头，说回去一定转告平遥总司头头。但他们回去后就没音讯了。
陈永贵又利用剧团的高音喇叭，用浓重的昔阳口音，说他是奉中央指示来平遥制止武斗的，要求总司方面放下武器停止武斗，站到革命左派总站这一边来，支持刘格平，支持任、王、张。在当时，陈永贵的讲话是完全按照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纪要”精神进行宣传的，纪要是经毛主席批示“照办”下发的，陈永贵是一位忠于毛主席的农民代表，他这样讲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平遥总司无法接受“七月会议纪要”关于晋中问题的结论。当时除少数平遥总司的头头外，大部分群众还不知道有个“七月会议纪要”，他们只知道陈永贵本来就是支持任、王、张，支持总站的，也不相信中央会让陈永贵来平遥解决两派问题，所以认为陈永贵是站在总站派性立场说话，是搞派性，他们群情激奋怒不可遏，团团围住城隍庙，高喊“砸烂联络站，活捉陈永贵”等口号，向城隍庙发起进攻，联络站群众只好站在城隍庙房顶上，揭起瓦块防守，连续击退总司数次进攻，直到天黑。
省军区副司令员张一波和晋中军分区司令员陈尔云感到情况不妙，今夜要发生武斗，在这里安全没保障，他俩建议陈永贵化装一下，然后想法把他送出城去。陈永贵不同意，他说我亲眼看到上千群众被包围在这里，我怎能留下他们不管呢！
晚上九点多，张一波副司令员再次劝陈永贵化装乘夜间想法出城，陈永贵还是不同意。张怀英在剧团办公室给驻太谷某部队打电话，打了一个小时打不通。张一波副司令员对张怀英说，劝劝陈永贵，想法化妆从城墙上吊根绳子爬下去，否则没有安全保障。张怀英说这个办法不可取，平遥总司已把六道门封锁，城墙上还有游动哨，如果他们认为是平遥联络站有人想逃跑，开枪打，怎么办？陈永贵是奉中央命令来制止武斗的，武斗没有制止，陈永贵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临阵脱逃，这有损陈永贵的形象，他绝对不会接受。张一波副司令员、军分区陈尔云司令员觉得有道理，放弃了让陈永贵溜走的打算。
陈尔云司令员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赶快给六十九军打电话，让部队来。张怀英说打了一个多小时，打不通，估计是电话线给切断了。张一波副司令员说再试试。张怀英又打了一个小时，到了凌晨一点多，还是打不通。张怀英对张、陈二位司令员说还是打不通，电话被切断无法同外界联系上了。
当时张、陈二位司令员情绪有些紧张，陈永贵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张怀英建议派人坐车冲出去。空军两个干部和4646部队教导员杜平自告奋勇，愿意冒这险。由张怀英起了个电报稿，让他三人出发，他三人接过电报稿，开上吉普车从南门冲出去，到了祁县4646部队给六十九军军部打通了电话，报告了情况，六十九军接到电话立即向北京发报。这封电报凌晨三时送到尚在北京的刘格平手里，刘格平立即向周恩来汇报。正巧在平遥采访的新华社冯东书等三位记者，看到平遥围困陈永贵的情况，也通过平遥火车站的电话向新华社汇报了，新华社领导也马上向周恩来汇报。
周恩来向六十九军下了三条指示，一、六十九军派一个武装营把陈永贵营救出来；二、军队进城不准开枪；三、不要收缴民兵武器。
这一夜陈永贵和张、陈两位司令员没睡好觉，第二天，天一亮，陈永贵和省军区张一波副司令员、军分区陈尔云司令员站在楼上往外观望，只见城隍庙四周房顶架着机枪。过了一会儿爬在机枪跟前的人站起来一个，陈尔云一看，认得是平遥武装部副部长。陈尔云用手指着说，操你娘的，我将来饶不了你。
早上六点，陈永贵在高音喇叭里又讲了昨天讲的三条。
上午八点，六十九军一个团参谋长带领一个武装营进了平遥城，民兵见是解放军，没敢阻拦。团参谋长和营长见了陈永贵他们说，他们是奉命来接他们出城的，他让陈永贵和张怀英换上军装坐在战士们中间。
到了太谷驻军某团，张怀英因急性胃肠炎住进太谷医院，陈永贵住到部队。
8月9日，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奉中央命令解决平遥武斗问题，经太谷时谢振华让陈永贵同去平遥。
太原支持刘格平的红总站、兵团、十三冶决死纵队等组织近千辆汽车，三万多人，头戴柳条帽，手拿钢筋棍，开到了平遥城。谢振华让一个营的战士乘汽车，车上驾着枪，围着平遥城转了一圈，然后命令一个连的战士手拿毛主席语录先进了城。为了避免流血事件发生，谢振华利用太原去的群众组织，分别把民兵包围，缴了武器然后解散。最后只剩下平遥总司的司令部，司令部楼上也架着一挺机枪，红总站人不敢上去，怕发生流血事件，谢振华同陈永贵商量，准备派一个神枪手把平遥总司的机枪手胳膊打伤，然后让红总站的人冲过去夺下机枪，让红总站的人冲进去摧垮平遥总司司令部，这样可避免死伤。此举尚未实施，红总站一个人从房顶跳下去夺了机枪，群众组织一涌而上，平遥总司司令部被摧垮。
（上图：所谓平息平遥“反革命暴乱”后大量印发的宣传品）
谢振华向中央报告，一枪未打一人未死，平遥武斗事件彻底解决。为此，谢振华受到中央表扬。
8月10日在榆次北门外用六辆大卡车并排组成台子，召开欢迎陈永贵大会，陈永贵讲了他在平遥遇险情况，他讲了中央“七月会议纪要”主要精神。晋中总站站长赵瑞华主持了会议，任井夫、张怀英、王振国出席了欢迎大会，会后在榆次城举行了游行。
8月10日晚陈永贵到了太原，第二天省革委组织太原各造反派组织和驻晋部队，在五一广场召开了十五万人参加的“声讨平遥反革命暴乱”大会，庆祝“八九”胜利，大会发出通告，宣布平遥武装部部长连一民、政委王廷文，作战科长邹忠诚为反革命分子，平遥总司负责人为坏头头。平遥联络站借机对全县总司派进行大清洗，总司头头和骨干被抄家、游斗、办学习班，平遥处于红色恐怖中。平遥总司受到镇压后，许多群众反戈一击，脱离总司加入联络站。平遥成了晋中地区唯一由总站派掌权的局面。
1967年8月13日《山西日报》发表了《平遥反革命暴乱真相》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评论《彻底粉碎张日清军事政变阴谋——再论打倒山西的陈再道》。

2023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