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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三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12月30日第238期
本期目录
〖陈虹专辑〗
书海泛舟
陈 虹 风暴中的小草——十年断忆
序
“红色恐怖万岁”
“千万别回头……”
寻人启事
附 陈辽 《寻人启事》寻到了人
“做贼”心不虚
“哭吧！”
“天无绝人之路”
那个绿色的身影
恩人杭老师
风暴中的小草
⒈ 她走了
⒉ 她哭了
⒊ 她嫁了
⒋ 她疯了
1976年1月20日晚8时
陈 虹 写在《听梯楼日记》出版之际
昨日心迹
陈 虹 34封书信背后的故事
生逢乱世
陈 虹 水落石出的一桩“疑案”
附 唐振常 “疑案”读后
陈 虹 我在寻找……
编读往来
徐小棣补充唐志强生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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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风暴中的小草——十年断忆
陈 虹
《昨天》编者按：这是作者陈虹（左图为近照）对文革时期个人（当时她是南京的中学生）与家庭（她父亲是当时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大黑帮”“叛徒”的著名剧作家陈白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编）遭遇的一些片断回忆文章结集，因目前这类题材的著述很难正式出版，只好请朋友帮忙于今年10月做成了自印书分送亲友。其中的《那个绿色的身影》一篇曾在《昨天》196期（2022年3月30日）发表过，但考虑到作为十年回忆的整体效果与读者阅读的方便，仍予保留。
作者简介：陈虹，女，1948年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序
这里全是碎片，零零散散；
这里全是泪水，点点滴滴。
记忆是有重量的，不承想它竟那样的沉重，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历史是有魂灵的，不承想它竟那样的顽固，萦绕心中久久不散。
那时的我们什么都不懂，浑浑噩噩，与世浮沉；
那年的我们刚满18岁，青春从这里开始，又在这里结束。
感谢伍文兄的鼓励和支持。
终于打开了这扇记忆的闸门，终于掀开了这面历史的帷幕——
我在寻找，寻找自己的愚昧和无知，迷惘和困囿；
我在寻找，寻找黑暗中曾经出现过的那一丝丝人性的闪光；
我在寻找，寻找被时代的车轮碾压得东倒西歪的小草；
我在寻找，寻找那一代人绝非“无悔”而是“无奈”的蹉跎年华。
闸门一旦打开，便再也无法关闭；
帷幕一旦掀开，便再也无法合拢。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终于从懵懂中清醒了过来；
作为苦难的亲历者，终于从彷徨中明白了过来。
将这零零散散的碎片留给后人看看吧，
将这点点滴滴的泪水说给后人听听吧——
但愿那段灾难一去不复返，
但愿那段荒谬不会再重现！
“红色恐怖万岁”
第一次见到这幅标语，是在1966年8月的南京。它垂直悬挂在鼓楼广场边的食品公司大楼上，足有十米多长。一个个鲜红的大字涂写在整匹的白布上，字的周围是点点滴滴的血迹，用颜料画出来的血迹。
食品公司位于南京中山北路和中央路的交叉口上，它的楼上是鸡鸣酒家——南京的一家非常有名的餐馆，运动开始后就已停业了，不知标语的制作者是怎么爬上去的，是怎么从窗户里将这条标语挂出来的。它的位置处于广场的中央，无论从哪个方向过来，一眼便能望见它。
那一年的夏天酷热难耐，40多度的高温将柏油马路晒得像是棉花一般，一脚踩上去，鞋底粘满沥青，乌黑乌黑的，怎么刮都刮不干净。骄阳之下，那六个血淋淋的大字也如同晒化了一般，每次经过它的下面，总是感觉到有股血腥的气味扑面而来，有种粘稠的东西落在头顶上。
那年的我刚满18岁，什么是“恐怖”，以前只在电影上看到过——警车飞驰，警笛狂叫，一批批共产党人被拘捕，被枪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如今难道又要重新上演那令人胆寒的一幕？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它是“红色”的，而非“白色”的！
它的红，红得刺眼，红得惊心。——满眼看到的旗帜是红的，墙上张贴的标语是红的，臂上佩戴的袖章是红的，满耳听到的歌声也全是“红歌”……一支支游行的队伍呼啸而来，一辆辆游街的卡车呼啸而去。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范学院副书记李敬仪夫妇被批斗殴打折磨相继惨死，从北京也陆续传来有校长、老师被打死的恐怖消息……
我的母校——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也已不像学校了。说得好听点，有似军营；说得难听点，如同“山寨”。从大门到操场，插满了五颜六色的旗子；从教室到礼堂，贴满了形形色色的标语。没有上课的铃声，只有操练的哨声；没有悦耳的读书声，只有震天的喊杀声。校长被剃了阴阳头，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书记被打得浑身是血，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每次上学之前，父母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定要慎言慎行；每次放学回家，双亲都要反复询问，生怕有丝毫的不测和闪失。毕竟年少，少不更事；毕竟单纯，纯如白纸。我说，我想加入红卫兵，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还说，我想加入造反兵团，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告诉我“恐怖”二字的深刻含义。他坐过牢，受过刑，那是国民党的监狱，那是“白色恐怖”下的殊死搏斗。“今天的形势如此混乱，往后的发展很难预料。记着：不要参加任何的群众组织，不要发表任何的时政主张。”
这是父亲第一次与我成人般的谈话，他可能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果然，不到一个月，他即被两名彪形大汉押至北京接受审查了。他的厄运开始了，我们全家的厄运也开始了。
——“恐怖”，永远是针对受害者而言；“红色”，也永远是针对黑色者而言。
二女中的办公大楼被一群自称为“革命小将”的学生们占领了，她们俨然成为了“一校之长”！此前的全校选举我也参加过——当选者不论水平，不看资历，全凭出身的优劣与高低。父辈的成分还不能算数，一直要往上推到祖父、曾祖父、甚至是高祖父那一代。于是乎越穷越光荣，越贫越革命。
新上任的领导者是位初中生，个头不高，嗓门挺大。她的就职演说不仅有深知灼见，且高瞻远瞩，竟让所有的在场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提出了一个在校园内、在同学中，分清阶级路线、站稳阶级立场的最实际的做法：教室内的座位，不再按同学的个子高矮进行排列，而是按“家庭出身”的不同进行划分！
什么叫一呼百应，什么叫唯马首是瞻。我所在的高二乙班，可谓一马当先，于全校拔了头筹。次日的清晨，当我像以往一样推开教室的大门时，一下子惊呆了：昔日那一排排的课桌和课椅，已经被重新排成了三组圆圈——桌子在中间，椅子在周围，大家不再面向黑板，而是如开圆桌会议般地围坐在一起。哪里是我的位置呢？尚在疑惑，即被清楚告知——从左至右，分别是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我低着头走向了最右边的那圈桌椅。
十年浩劫结束后，曾有人提议编辑出版一部《文革词典》，以防后人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凶恶残忍，不明白那些“专有名词”的荒诞不经。遗憾的是，这一想法和巴金先生的建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一样，未被重视，未被采纳，于今只得自己去一一加注了。
红五类者，指成分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由于“根红苗正”，他们享有一般人所享受不到的权益，无论是入团、入党，还是加入红卫兵，都不会有任何的障碍。
红外围者，顾名思义是指本人在其成分上或出身上差了那么一点点——或为教师，或为医生，或为记者，或为职员……为此，他们的后代不能入围“红色”的圈子，不能佩戴红卫兵的袖章，只能“外围”而已。
至于黑五类，那是指“黑”到底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后代。后来不知是何人，认为“黑五类”范围太窄，没有将所有的坏蛋们全都包括进去，于是又扩大为“黑七类”——加上了资本家和黑帮分子。
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坐在了属于我的座位之上。尽管一个月前我还是响当当的“红五类”，但是随着父亲的被审查，被批斗，一夜之间立马变换了颜色，成为了“黑七类”中的一员。
不能不赞叹那位新上任的造反司令其决策如此之伟大——这样一分，泾渭分明；这样一排，立场鲜明。这是否应该作为二女中的“红色恐怖”的开始？我不敢肯定，但起码是鱼目再也不能混珠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一句俗语，也是一句实话——她的第一把火确实熊熊而炽烈，引来不少外校的造反组织前来学习和取经。至于她的第二把火，则无疑要被史学家们载入史册了。
“二女中，这个校名既不响亮又没特色。我宣布：自今日起，它将改名为‘燎原红中’！——像燎原大火一般，红遍南京，红遍全国！”高音喇叭中的声音尖啸而刺耳，全校的师生们都在屏息而听。
“为了纪念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我宣布：本人不再叫×××了，我将彻底地与原来的那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一刀两断！”她的叫喊已近声嘶力竭了：“为了证明我胸腔里的这颗红心永不变色，从今天起，我改名为……”
“红色”终于覆盖了整个学校，覆盖了所有同学们的心。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被《光明日报》的文章改名为“宋要武”；两个月后，整个二女中将要迎来一场全校性的改名换姓运动！那位造反司令的叫喊，让人热血沸腾，也让人惴惴不安。这场风暴必定是燎原大火，必定是波澜壮阔。“快快行动起来吧！扫除一切封建意识，扫除一切崇洋媚外，以自己的真实行动向党中央汇报，向毛主席汇报！”她的声音回荡在校园的上空，穿云裂石，震耳欲聋。
——那幅血淋淋的标语“红色恐怖万岁”，不知为何突然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毕竟年幼吧，虽说心中充满恐慌，但当时的我还是低估了它的威力，却又高估了同窗学友们的智商。
班会是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按照以往的次序，先从左边的第一桌开始表态。红五类毕竟是红五类，她们争先恐后地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红色接班人。吴同学的发言最为精彩：“我的这个姓非常令人懊恼，不管起个什么名字，只要一加上‘吴’，意思就大变了——吴军，变成了‘无军’；吴兵，变成了‘无兵’……我怎么对得起革命后代这个光荣的称号啊？”她双手一挥，有似斩钉截铁：“我决定了：从今往后再也不姓吴了，改姓‘红’，我要永远红下去，世世代代红下去！”好一个亮相，好一个登场，一瞬间，教室里“红”成了一片——红兵、红星、红彪、红剑、红宇、红心……几乎囊括了所有带“红”字的词汇，她们全都不要自己原来的姓了。
红五类表完态度后，红外围紧跟其上。作为“二等公民”，她们不敢向上一桌人看齐，只是同意改名而不改姓。于是乎毅、勇、捷、健、雷、鹰等等一大批带着雄性而阳刚色彩的词汇出现了，无一不是“巾帼不让须眉”，无一不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任务便也很快完成了。
我该怎么办？自知逃不过这一劫，脑筋便一刻不停地在飞转。同学秋坐在窗户旁边，她是红五类，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去“追风”的人，我佩服她的勇气，更钦羡她的不从——“这是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没有什么不好……”她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秋天代表着衰落，代表着颓败，这不是一个革命者应该喜欢的季节。”对方有些咄咄逼人。
秋的回答铿锵有力：“我生在秋天，喜欢秋天，连毛主席都写下过这样的诗句——‘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采桑子•重阳》中的名句，对方顿时无语了。
我似乎从她那里获得了灵感，也获得了勇气，于是便照猫画虎起来：“我也不需要改名字——我生在雨后，天边出现一道彩虹，父母希望我能够像它一样……”
“胡说！”一声怒吼打断了我的话，“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我没有屈服，坚持着把话说完：“别忘了，毛主席也曾写诗赞美过它——‘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我很得意，以为这首《菩萨蛮•大柏地》同样会使对方哑口无言。
哪知我错了，忽略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怎么能够与秋相提并论，她的父亲是军人，而且是部队中的高级首长。我呢？地地道道的黑七类，父亲的名字早已被打上了叉叉，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
我输了，只好乖乖地让步：“那么将‘虹’改成‘红’，总可以吧？”对方勉强地点了点头，一场改名的红色狂飙总算结束了。
那天放学后，我又经过了那条悬挂在鼓楼广场上的大标语的下面，血淋淋的几个大字，仿佛要吞灭了我。——“恐怖”吗？就是要让你惧怕。“红色”吗？就是要让你接受。
接下来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开始了：批判，揪斗，抄家，体罚……
红卫兵们问我：“你敢不敢直接对你的父母喊‘狗娘狗老子’？”我没有吭声。
红卫兵们吼我：“今天就是要把你的威风煞一煞！——你这个‘白专道路’的典型！”我没有抬头。
我被指定一天两次打扫教室的卫生。我扫地，她们吐瓜子壳；刚刚扫完，她们又吐了一地。
我被指定为班里的批斗靶子，每逢上面有了什么新的指示，我必须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曾经有过如何如何的反动想法……
我被“红色”笼罩着，被“恐怖”包围着，日复一日的煎熬，终于让我明白了，它为什么要“万岁”，要“万万岁”。
“一代青年人啊，毁了整整一代青年人！”这是父亲看到那幅标语后的叹息，无奈而又悲戚。但我真正明白它，却是到了而立之年以后。
“千万别回头……”
那是1966年的初冬，我的母校——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的校园内，揪斗老师的狂潮逐渐趋于平息，代之而起的是又一个新高潮——红卫兵大串联，走出学校，走向社会，学习全新的斗争经验，经历更大的革命风暴。
由于运动之初父亲即被押赴北京接受审查，一夜之间我便由“红五类”变成了“黑七类”。尤其是作为名人的后代，父亲的“反党罪行”已是路人皆知，一条条、一桩桩，均以大字报的形式，由北京贴到了南京——是那种姓名被打上了大红叉叉的大字报，是那种每个字如同斗大一般的大字报。
串联之风的兴起，终于将我从连续不断的“低头认罪”中解救了出来。那些飞扬跋扈的头头脑脑们，或是被更高一级的“×××造反总部”荣任了更为显赫的职位，不屑再与我等小鱼小虾们周旋了，又或是争先恐后地挤上了南来北往的火车，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旅游。
此时班上的主政者，换成了被称作是“二等公民”的“红外围”，她们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既惊又喜地坐上了领导的宝座。之所以叫做“红外围”，顾名思义是出身差了那么一点点——“红卫兵”者不够格，只能“外围”而已。以班长C为例，就因为其父是1948年参加的革命，便不能算作是“革命干部”的后代——按照当年的那个不成文的规定，想要真正成为“红五类”之一的革干子弟，其家长必须得在1945年之前加入共产党。但不管怎么说，她们毕竟要比我等“黑”字头的人强上许多，而且早已同《世说新语》中的管宁一样，跟我等“割席断义”了。
那天，老班长C又重新走上了讲台，一本正经地主持了一个班会，商议如何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紧随前行的红卫兵们，去参加大串联，去经风雨见世面。似乎是有些自知之明吧，讨论的结果有些出人意外——她们没敢效仿“根红苗正”的“红五类”们，理直气壮地去乘坐不要钱的火车，去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是一致举手通过：以步行的方式，前往江苏省邗江县方巷大队，学习和取经。
方巷大队，是文革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将军亲手树立起的一个典型。1966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让毛泽东思想在农民群众中深深扎根——方巷大队大讲毛主席著作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章，同时配发了《引导广大农民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社论。自此，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方巷大队，瞬间名闻遐迩，成了一杆高高飘扬的红旗。
那天的我，一直默默地坐在教室最右边的角落里——这是被指定的“黑七类”们的位置，听着台上的发言，想着自己的心事。运动初起时，我曾与班上的一位好友结伴去了北京，并荣幸地与成千上万红卫兵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毛主席的接见。返回南京不久，父亲即被“揪”出，“走资派”“文艺黑线人物”“反动作家”……帽子一顶又一顶，罪行一个又一个。于是我的下场便可想而知了——先是被迫交代我那次北京之行所隐藏着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接着便是勒令交还往返的火车票钱，因为我俩的身份无权享受只有红卫兵才具有的乘车不花钱的待遇。这笔钱最终到了哪里，我不得而知，就如同她们借着“破四旧”的名义而抄走的许多财产一样，是不言自明的了。
“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吗？”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是班长C，她用手指着角落上的我问道，目光亲切而友善。我愣住了，是在喊我吗？伴随着她的声音，还有她周围的那一片齐刷刷的目光，没有错。
说实话，当时的我差点掉下眼泪。文革以来，我以“另类”的身份生活在这个冰冷无情的教室里，昔日的同窗情谊不见了踪影，代之而起的是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唯有“红外围”们，对我稍许客气些——想必，一是自知上一辈没有“红五类”那么“红”，因此也不敢像她们那样狠；二是停课闹革命之前，我毕竟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得到众人的敬仰与钦佩。因此私下里会偷偷地表示一下关心与同情，虽然仅止于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我已感动不已。
那天“红外围”们的商议与讨论，时间并不长，因为没有任何的异义。于是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行走的路线和安排，以及途中的一切注意事项，很快便确定了下来，而那声“想跟我们一起去吗”便是发自于此时此刻。我急忙站起身来点头，拼命地点头，生怕错过机会般地频频点头，生怕是在做梦似地使劲点头。
如诗般的豆蔻年华即被打入“另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如火般的青春理想竟被扼杀殆尽，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遭遇？为此，我受宠若惊，我惶惶不安。
出发的那天是几月几号，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家一起帮我将被子和脸盆打成一个背包，背在背上；出发的当天走了多少公里，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彼此互相搀扶着，先到镇江，然后摆渡过江，于对面的扬州上岸，此时这一带的长江上尚无横架的桥梁……
上个世纪的扬州城破烂不堪，进入城内，是一条笔直的马路，名叫国庆路。它既狭窄，又肮脏，行人和车辆不分彼此，挤挤撞撞地挨在了一起。马路两边是店铺，低矮又陈旧，似乎是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货架上和墙根外排列着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同样是灰蒙蒙的，没有一丝亮色。我走在队伍的最后，一步不落地紧跟着前边人的步伐。一式的装备，一式的行囊，一式的齐肩短辫，一式的昂首挺胸……没有戴袖章，因为不敢冒充红卫兵；没有穿军装，因为不敢冒充军人后代。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谁都没有讲话，是因为故作严肃，还是因为旅途疲乏，已不得而知了。周边的行人竟也熟视无睹，甚至都没斜眼瞟一下我们这支司空见惯的学生串联队伍——当年这样的学生队伍实在是太多了！
杂乱而拥挤的国庆路究竟有多长，已经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是，它并不沉寂与暗淡，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和形形色色的大标语将它“装扮”得令人目炫，叫人眼花——“打倒”“炮轰”“砸烂”“油煎”等等熟悉的字眼频频于眼前闪过，鲜红的“××”们几乎占据了整个墙面……
我的心一下狂跳了起来，噩梦般的灾难一下子又重现在了眼前——“千万，千万别……”我在暗暗地祈祷，祈祷上天保佑我，千万不要出现被打上叉叉的父亲的名字！
然而，最惧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是一所已经停课多日的小学校园，大门外，围墙边，成为了露天的菜市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交通为此而阻滞，我们一行人也为此而停下了脚步。
是因为擦汗吗？还是因为喘息？稍一回头，我竟一眼瞄到了不远处那片白色院墙上的大字报，其中一张署名为“揪叛徒战斗队”，它的全部内容竟然是密密麻麻的被他们“揪”出来的叛徒名单，而父亲的名字亦赫赫然地出现在了第三排的位置上！
那时已经掀起了“揪叛徒”的高潮，许多曾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囚禁过的老干部，甚至只要是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几乎全部被罗织罪名，栽赃陷害，成为了被造反派任意揪斗凌辱的“叛徒”，冤狱遍布全国。父亲为此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1932年，刚刚20岁出头的他，于家乡参加了地下组织，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入狱，判了五年的监禁。文革结束后，一包又一包的摞起来足有半人之高的“交代材料”终于归还给了他，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它们阅读完毕，也才终于理清了他的“叛徒”罪行之所在。
第一，为什么当时你的领导——那些老牌的布尔什维克都叛变投敌了，而你却毫不动摇？第二，为什么出狱后，你躲进上海的租界内，国民党政府竟然能放过你？……
对一个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青年学生的猜疑，让人无言以对；对那一个个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的无知之问，更叫人哭笑不得！——活着走出牢房，就是叛徒，否则敌人怎会放你一条生路！这就是当年的“逻辑”，被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定律”！
父亲面对的是堂堂的中央专案组，其成员均为清一色的北京大学的高才生。
他无语了，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自己的“交代材料”！
那次步行串联时的我，对于这一“叛徒”罪名毫无所知，只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时的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前边的同学们，快走，快走，千万别回头，千万别回头！”——我怕她们会看见这张大字报，我怕她们会当场将我驱逐出她们的队伍，让我再度回到那冰冷而黑暗的境遇里……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发生，队伍很快又继续前行了。班长C还是打头阵，“准队员”的我还是压队尾。穿过国庆路，转至邗江县，进入方巷大队……
文革终于结束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同学们经常在一起聚会，而我也曾不止一次地询问过邗江之行中的一幕又一幕——扬州，国庆路，菜市场，学校围墙……班长C摇头说，没有看见；其他的人也都异口同声，没有注意。
是真话？还是假话？——有可能，她们没有那么敏感；有可能，她们没有那个眼力。我不想再去追问了。我相信即便她们看见了，也不会再来伤害我这个昔日的同窗——曾经在一个教室里孜孜学习过的同窗，曾经在一个校园里畅想过未来的同窗……我感谢她们，毕竟“洪洞县”里还有一些好人，毕竟“红色恐怖”下还留存了一些善良的头脑和纯洁的人性。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是因为心悸而难以忘怀？是因为友情而铭刻在心？扬州的国庆路，血腥的文革史，本该翻篇了，却又久久翻不过去！
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能做文章的题目吗？——有人说没有诗意，有人说肯定要被退稿。但我不想改，我的本意就是为了寻人，就是想尽快找到那个曾经帮助过我、帮助过我们全家的好人。
他叫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亦不知晓。为了便于大家帮助寻找，我必须得把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故事详尽道出——
时间，应该是在1968年的6月，具体的日子，则是省级机关发工资的那一天。地点，就在江苏省文联的办公室里——不过，那时叫“革命委员会”，门框上赫然挂着的就是这个牌子。
我怕记忆有误，又特地去翻看了一下父亲的日记——那是他自从被揪回北京后，坚持在牛棚中写下来的——1968年9月1日：“玲来信说，省文联自4月起冻结工资，月发80元生活费；两个月后改为100元。家中生活费用紧张，而玲寄我之钱未减，是颇伤脑筋的。”
不瞒大家说，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全部线索了。
当然，话还得从“头”说起——我的父亲和母亲原来都在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工作，1966年初被逐出京门，发配金陵。为什么？凡是过来人都知道，早在1964年，一场被称作是“文化小革命”的风暴就已经在文化界的内部着着实实地席卷过一番了。夏衍挨批了，田汉被整了，就连我们所居住的作协宿舍中的许多老邻居们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卷起铺盖卷返回了老家：赵树理、康濯、周立波、艾芜……我家是最后一个走的，时间为1966年的1月28日。
那天非常冷，前来南京下关火车站迎候我们的是作家海笑——他当时的身份是江苏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心里不免嘀咕，北京是全国的首善之区，待遇好，有暖气，为什么不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名作家留在全国作协的领导岗位上，偏偏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让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来到南京？”……是啊，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呢？要知道，母亲的命运比父亲还要惨，她只是因为身体衰弱，离京之前竟被强迫办理了“退职”手续，那年她才48岁。
然而，更惨的事情还在后面——迁到南京才四个月，那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风暴就于中华大地席卷开来。这时的父亲又在哪儿呢？正在太湖边上的吴江县“体验生活”呢！一辈子不会写工农兵的他，为了“脱胎换骨”，刚一报到完毕，就向省文联的领导提出了这一要求。
接下来，有他的日记为证，日子是这样度过来的——
5月10日，省文联以长途电话，将他从乡下召回南京参加学习。
6月4日，省文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数日内大字报多达500张以上。
6月25日，工作队进驻省文联，负责人高玉书警告他说：“你是黑线上的人物，要为子女们想一想！”
7月——8月，写交代材料，共十余份。
8月27日，出现了第一张点名质问的大字报：“陈白尘，谁派你来江苏的？你来江苏干什么？”并要求立即将“大黑帮陈白尘”押回北京审查。
9月9日，省文联召开批斗画家亚明的大会，并施以武斗。会后通知：“全体党员留下。”但父亲这个老党员被排除在外。
9月10日，小组长滕凤章找他谈话，询问对大字报及不让参加组织活动的想法，他以“相信党、相信群众”回答之。
9月11日，中国作协造反派来人，将他揪回北京。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长达七年之久……
人是被带走了，可父亲的工作关系已经转到了南京，尤其是每月的工资，还得依然由省文联发放。但是母亲不愿去领，她说那个滋味就像是“乞丐”，她怕看到那一个个鄙视的目光，和一张张凶神恶煞的脸。为此，这一任务便当仁不让地落在了我的头上——谁让我是家中的老大呢！于是一到每月的×号，我便要亲自跑一趟省文联，先是签字画押，然后再捧回那个装有父亲工资的牛皮纸袋。
有一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堂堂的江苏省文联怎么会“坐落”在当年国民党的总统府里呢？——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开辟成“旅游景点”，寄寓其内的机关和单位竟也多达数十家。记得省文联是在一进大门的右侧，那是长长的一排厢房，很简陋，也不宽敞，门窗涂成大红色，既“时髦”又俗不可耐；估摸着这几间平房，搁当年最多也不过是给卫兵住的吧？……可能是因为从小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对于“总统府”三个字，我打心底里没有好感——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命令是在这里下达的，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密件也是从这里送出去的……为此，我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对于它的全貌，压根儿不曾细细观察过。
其实，母亲当年之所以将这一任务交给我，还有一个原因——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它的附近。那时叫二女中，现在改名梅园中学。只要腿一迈，骑上自行车，三五分钟就能完成这项“重任”，并让全家衣食无虞了。父亲的工资究竟有多少——他虽然拿的不是“文艺级”，算不上“三名三高”，但是按照“行政级”来说，也属于“高干”了。因此直到1968年的4月之前，我们全家的生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于是我——“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每天便忙着“干革命”：红卫兵当不上，就找上几个“志同道合”者，扯起一面旗帜，投奔了南京的“P派”……
这时远在北京的父亲，日子可是越来越不好过了——“黑帮罪”与“走资派罪”，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上是“魁首”与“干将”；但是自从全国掀起“揪叛徒”的狂潮，他的命运便急转直下，大有“永世不得把身翻”的下场与结局了——谁让他1932年也被捕过，且活着走出了监狱！……于是乎，自1968年的1月起，对他的审查终于升级了——中国作协的原班人马全部撤走，换来的是“中央专案组”的精兵强将！再后来，他们派人来到南京，将我们位于中央路141—2号的家给抄了；再后来，父亲的工资和可怜的一点存款也全部给冻结了……（右图：当年陈虹悄悄借来军装，只敢在家里穿上留个影。）
记得那天，当母亲从我手中接过那只比以往轻了许多的工资袋时，半天没有说话——这个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终于发生了！八张10元的票子，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如同带了电，谁也不敢去触碰一下。我明白母亲的难处——这只是父亲原来工资的三分之一；而她自己呢，自从被强迫退职后，早已没有了任何的收入。
该怎么分配呢？首先必须保证父亲——他独自一人在北京，除了吃饭、穿衣、抽烟等等开支外，每月还得交6块多钱的党费，不能让他受苦，因此40元的生活费照寄不误；其次是大妈——也就是父亲的大嫂，自从大伯去世以后，父亲胸脯一拍，承担了下来，为此每月10块钱的补贴也必须雷打不动；剩下的呢？只有30元了——母亲，我，再加上弟弟和妹妹，他们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小学，一骨脑全是消费者，挣不来一分钱！……我似乎就是从这一刻起，才突然长大了，我明白了这个家的今后，明白了今后将要面临的一切。
怎么办？总得活下去啊！于是先卖衣服——皮大衣、棉大氅、呢外套、料子服……凡是能够值点钱的，统统用被单一裹，送进了寄卖行；接着再卖家俱——书橱、饭桌、沙发、衣柜……除了睡觉的床以外，也几乎被变卖一空。那是什么年代？人家不把你当成是被打倒的“有钱阶级”就已万幸了，还敢谈价钱吗！其结果，无一不是三文不值二文地转了手，为的是换回几张救命的钞票。我记得其中有两个书柜，属于非常贵重的漆器家具——白色的柜面上雕刻着五颜六色的仕女，婀娜多姿，飘飘欲仙。为了它，当年父母千里迢迢地从北京带到南京；为了它，父亲将其放在客厅当中最显著的地方，里面摆放着线装版的全套《古本戏剧丛刊》——这是他的命根子，据说全国也才有几十套。但是母亲还是咬着牙，让我用板车拖走了，一个才卖了20块钱……
鲁迅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实说句真心话，我们家可要远远地比他们家还倒霉——政治上的歧视，经济上的困顿，暂且不去说它了；单拿远亲近友来谈吧，也几乎没有一个！——谁让父亲18岁就离开了老家，特别是搬到南京才仅仅四个月，还没来得及一个个联系亲友，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当时的我们，真叫举目无亲、孤立无援啊，就连借贷都找不到人家！
弟弟那年还不到15岁，他看见有些孩子帮助拖板车的人拉纤，一趟可以挣一毛钱，于是便央求妈妈给他做个铁钩子去为家里挣点收入。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个营生了——从玄武门到鼓楼，是一个大斜坡，板车爬上去是非常吃力的，于是车老板便会雇些孩子来帮忙：纤绳的一头用铁钩子勾住车帮，别一头背在身上，就可以助他一“肩”之力了。而我们家当年就住在这个斜坡的最底端，等活干的孩子站在马路边，每天都有一大群。母亲哭了，我也哭了，弟弟平时在家连衣服都不会洗呀……
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我的任务照常是出入寄卖行，弟弟的生活照常是蹲在路边“馋涎欲滴”地看着别的孩子挣钱……我们学会了早早吃晚饭，然后关着灯说话，为的是省下一丁点的电费；我们也学会了缝衣服、补袜子，就连眼镜腿断了，凉鞋带折了，都能自己给焊上。至于父亲的日子，更是令人心酸，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中午在食堂吃饭，只有0.15元的白菜，又买了0.10的汤，颇感浪费。晚间去对门的小店，二两饭，一碗汤，仅0.10元，颇廉。”
……6月份到了，又该去领父亲的工资了。我同往常一样，走进了总统府的大门，走进了位于右侧的那间挂着“江苏省文联革命委员会”招牌的办公室。让我签字的人是谁，我真的记不住了；他长什么样，我同样没有一点印象——这能怪我吗？当时只想快快离开，连头都不愿抬。要说印象，似乎只有这样一点点：年龄嘛，大概可以叫他“叔叔”；穿着呢，一身灰布中山装，左臂套着个红箍。——唉，等于没说，这样的装束在当年的中国足有成千上万，谁敢有丝毫的异样，必遭灭顶之灾！
但我对他说的话，却记到如今——那是一口气说出来的，没有丝毫的磕巴：“一个月只给我们80块钱的生活费，实在不够用。我家还有一个大妈要养活，而且我自己很快也要下乡插队了……”这话是真的，二女中已经开始动员了，依照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根本不可能留在城里，只能下乡当农民了。但我当时为什么会说出这番话来呢——是乞求吗？母亲知道了，绝对不会饶过我；是告怜吗？这明明是“与虎谋皮”，怎会有结果！……但不知怎的，当时我就这样一脱口便说出来了。现在想想，还真有点后怕——不理睬我，那是轻的；如果因此给父亲再扣上一顶帽子，说他“妄图”想干嘛干嘛，还不是轻而易举的吗？要知道总统府的大门外贴满了“揪叛徒”的大字报，那上面可是清清楚楚地写着父亲的名字，还打着硕大的红叉叉！
我低着头，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并时刻准备着招来一顿急风暴雨式的批斗。但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静静的，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是这样？……”停了停，他又说道：“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家中还有一个大妈。好吧，再多加20块钱……”
那天，我像胜利者一样飞快地跑出了总统府的大门，又飞快地跑回了自己的家中。100块，整整100块呀！我兴奋地将它们交到了母亲的手中，我盼望看见她的笑容，看见年幼的弟妹们的笑容……但是，那天的我，独独没有记住那位给我钱的人长什么样，也没有问他姓甚名谁。
依理推断，这位“叔叔”绝非一般的“革命群众”；他有权，起码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重要领导，否则又怎么可能私自做出决定，一下子就给“大叛徒”陈白尘多发了20元的生活费？如果真是这样，他又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立场”问题，他难道不怕“引火烧身”吗？
想不明白，整整40年过去了，还是想不明白。为此我要写出这篇《寻人启事》——不管他在后来的整党中是不是被定成了“三种人”，也不管他是否忏悔过自己的这段“造反”生涯。历史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不仅为了那救命的每月20块钱，更为了在他的身上竟然还残存着那个年代绝对不允许有的“人性”。
拜托了，一切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时间：1968年的6月；地点：省文联办公室；年龄：40岁左右；身份：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领导……
书于2009年6月
改于2023年8月
附：
《寻人启事》寻到了人
陈 辽
2009年12月31日，我收到同年第4期《芳草地》，立即阅读。目录中有一篇《寻人启事》，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陈虹。她是已故知名剧作家陈白尘的爱女，她刊登《寻人启事》寻谁呢？阅读之后，方知在“文革”期间，也还有感人的人性存在。
1968年6月，原来已下放到江苏省文联、时已被“揪”到北京挨批斗的陈老，仅发给他80元生活费，只有他原工资的三分之一。但陈老一个人在北京，吃饭、穿衣及日常生活用费，每月就得40元。剩留的40元，要负担他的夫人金玲（已退职，无工作）、两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他的大嫂（陈虹称她大妈）五个人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先卖衣服，再卖家具，再卖书刊，最后到了无物可卖、难以为生的地步。于是，陈虹在代领生活费的时候，向当时省文联的负责人诉说了家中的困难。“但奇怪的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屋子里静静的，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一个低低的声音传到我的耳中：‘是这样？……’停了停，他又说道：‘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家中还有一个大妈。好吧，再多加20块钱……’”
须知，当时的物价，一分钱一斤青菜，二十元可买2000斤青菜呢，这可是笔大数字呀！但是，陈虹只记得那位叔叔：年龄：40岁左右，身份：（省文联）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领导。“这位‘叔叔’绝非一般的‘革命群众’；他有权，起码是‘革命委员会’中的一名重要领导，否则又怎么可能私自做出决定，一下子就给‘大叛徒’陈白尘多发了20元的生活费？如果是这样，他又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呢？这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立场’问题，他难道不怕‘引火烧身’吗？”为此，在事隔41年以后，陈虹写了这篇《寻人启事》，拜托“一切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们”，帮她寻找那位“叔叔”，“不仅为了那救命的20块钱，更为了在他的身上竟然还残存着那个年代绝对不允许有的‘人性’。”
这是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但是《芳草地》在读书界虽然很有名声，于南京读到它的人却可能有限，而且原为省文联工作人员的健在者更有可能并不知道有《芳草地》这本杂志。而我，则是《芳草地》的在南京的读者之一，虽没有直接受过陈老的教导，却自认为是陈老的私淑弟子。1958—1961年，我在省文联工作过四年；“文革”期间我虽在省委宣传部，但省文联在“文革”中的情况，我还是知道一些；现在，既已看到了这篇《寻人启事》，我则有义务帮助陈虹教授找到那位给“大叛徒”陈白尘加钱的“叔叔”。
2010年元旦，放假，我决定寻人。从打贺年电话开始，一个一个地问询那位“叔叔”是谁。经过一整天的寻找，到晚间九点钟，我终于找到了陈虹教授要找的那位“叔叔”——他便是江苏有点名气的工人作家刘国华！
我是从问询1968年6月江苏省文联“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是谁开始“寻人”的。经历过文联“文革”全过程的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周正良同志告诉我：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春成立后，原省级机关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成立了“大联合委员会”。1968年6月，省文联两派群众组织也成立“大联合委员会”，并未成立“革命委员会”。陈虹所说“革命委员会”，可能记忆有误。之后，我又问询了几位同志，都说是省文联“大联合委员会”，非“革命委员会”。
那么，1968年6月，江苏省文联“大联合委员会”由哪些人组成的呢？“文革”前省文联创作组成员之一、新时期的知名作家庞瑞垠告诉我，他记得的有七人——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三人：刘国华、喻继高，还有一位他记不清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三人：欧阳网锁、白得易、杨秉岩。还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另一群众组织代表一人：姚以铮。同是省文联创作组成员的王立信同志，证明了庞瑞垠说法的可靠性，并补充说明：一派群众组织中的另一代表为徐学前，他是省文联主席李进的司机。这样便可以肯定，省文联“大联合委员会”共由七人组成：刘国华、喻继高、徐学前、欧阳、白得易、杨秉岩、姚以铮。我再问询了别的同志，确证这一名单无误。
省文联“大联合委员会”的负责人又是谁？提供情况的庞瑞垠、王立信﹑周正良等同志一致回答是刘国华和欧阳网锁。他俩的分工是，刘国华主内，管财务；欧阳主外，管对外联络事宜。那时（1968年），欧阳才30岁左右；刘国华是年38岁（虚岁），因为他原是工人，吃过苦，看起来显老，所以在陈虹眼里“四十岁左右”。我问询过的庞瑞垠、王立信、周正良等多位同志，全都认为能够个人做出决定，给陈老每月增加20元生活费的，只能是刘国华，再无其他人。刘国华何以能在“文革”年月里，冒着丧失“阶级立场”的风险，决定给陈老每月加二十元生活费的呢？熟知刘国华同志的人都说：这事发生在刘国华身上，并不奇怪。
刘国华，1931年出生，江苏灌云人，中共党员。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参加了工作。先是在码头上做工人。他身强体壮，二百斤一包的粮食，一下子即能扛在肩，踩着跳板，送上船去。由于他工作积极，表现好，很快入了团，并担任团委书记。他文化不高，但热爱文学，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有诗集《海边的诗》、儿童文学集《海边游》出版。1960年5、6月间，江苏省文联成立专业创作组，刘国华作为工人出身的作家被调入。同时调入创作组的还有陆文夫（小说家）、凤章（小说家、散文家）、刘振华（小说家）、赵沛（儿童文学、传记文学作家）、王立信（小说家、剧作家）等同志。可见，刘国华在1960年已不是等闲之辈。1966年初，陈老被中国作协下放到江苏省文联，刘国华与陈老相识。当省文联揪一小撮“走资派”时，刘国华是“保守派”。他认为省文联主席李进同志有错误，但不是“走资派”。江苏“一月革命”“夺权”后，省文联有两派群众组织，刘国华是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虽然当时两派群众组织都卷入了“极左”潮流，但刘国华还是比较讲政策。他从不搞“武斗”，并对“走资派”做可能条件下的保护。1968年省文联“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他被推选为负总责的两位负责人之一，比较得人心。因此，他一听陈虹诉说家中的困难后，立即决定给陈老增加二十元生活费，是符合刘国华“文革”中的行为逻辑的。
“文革”后期，刘国华即要求回到连云港市工作。先是在《连云港报》任编辑；新时期到来，他任连云港市文化局副局长、连云港市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文联第四届委员、第五届名誉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第四届名誉理事等职，并出版了《海洋探奇》、小说集《海边的故事》、戏剧曲艺集《拔河》、电影文学剧本《没有文字的信》（已拍摄发行）等。散文《银色的大地》获全国“祖国海疆征文银帆奖”一等奖。1988年，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十分可惜，由于他青年时重体力劳动超负荷，留下了隐疾；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又劳累成病，刘国华终于在2003年9月因病逝世，享年72岁。
但是，好人做了好事毕竟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当陈虹教授在《芳草地》上登出《寻人启事》后，只不过一天时间，陈虹要寻找的那位“叔叔”，即刘国华就被众多同志找到了。
【此文由陈辽先生生前提供，向其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做贼”心不虚
那是1968年的夏天，那是“造反派”们开始于全国范围内深挖“阶级敌人”的时日，那更是父亲被专案组的反复审查逼迫得痛不欲生的日子。
这一年，他的专案组升级了——中国作协的原班人马全部撤走，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专案组的“精兵强将”。父亲很是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这应该是件大好事，多年来的审查总该有个水落石出了！”
然而，仅仅几个“回合”便让他彻底失望了！
——这是第一次“提审”：
“1926年你在上海参加国民党时，于区分部担任什么职务？”
“党务干事。”父亲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们。
“胡说！——是支部书记！”组长拍桌子了。
“国民党从来不称‘支部’，也无‘书记’的名称。”父亲耐心地向这几位自称是北大的毕业生们做着解释。
“你不要欺负我们年轻，以为什么都不懂，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组长腾地站了起来，他暴跳如雷了。
——这是第二次“提审”：
“你在监狱里还有什么罪行？”
“全部交代过了，再无隐瞒！”父亲坦然地回答道。
“放屁！你每天不是都在看报纸吗？”对方开始骂人了。
“看报纸有何罪？”父亲被他们搞糊涂了。
“你看的是什么报？”
“《申报》。”
“《申报》是什么人办的？——资产阶级办的！你难道不知道？”对方如同抓到了把柄，异常得意起来。
“不读《申报》，难道还能读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当时还没创办呢！”父亲当时真想回击他们一下，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这是第三次“提审”：
“你说你出狱后写了一篇《还乡杂记》痛骂国民党，他们怎会饶过你？”这次是一个小白脸开的腔。
“我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里，国民党是不能随便进去抓人的。”面对着这些没有一丁点历史常识的年轻人，父亲再次耐心地向他们做着解释。
“造谣！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难道不是互相勾结？——你在美化他们！”于是又一顶“帽子”被不由分说地扣在了头上。
…………
“提审”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专案组的态度越来越凶狠——“你硬！你硬！看你这一百几十斤重的身体还能熬多久！”他们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那天是第几次“提审”，父亲已经记不清了。但他被对方抓住了“把柄”，足以致他于死地的“把柄”——他实在是记不清自己出狱的具体时间了！组长得意地露出了奸笑：“你这是在隐瞒重大的历史问题！”这“隐瞒”二字的背后，谁都明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已是花甲之年的父亲又哪里能够回忆得起来呢？他陷入了痛苦之中，记忆空白的痛苦之中。他请求专案组能否提供一点线索，哪怕是一丁点的提示。最后总算是开了大恩，送来了一篇他于当年写下的描述出狱时情景的散文《还乡杂记》。文章中写道：“……来到车站，买到一份报纸，打开来便看见电影艺人阮玲玉自杀的消息。”他一跃而起，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当晚一封“密信”迅速地寄往了南京。
阮玲玉是中国30年代的著名影星，1935年的春天留下了令人心碎的遗书“人言可畏”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上海的所有报纸几乎都于次日刊登了这一消息。父亲将它写在了自己的文章里，本意应该是悼念这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为她的死而感到惋惜。不承想三十余年之后，竟然成了一株救命的稻草，从凶狠的专案组手中救下了自己的一条老命。
寄回的家书只有一句话：“请火速帮我查找载有阮玲玉去世消息的旧报纸。”为何说它是“密信”，自从父亲被造反派揪回北京后，便被剥夺了与家中通信的自由，不管是寄出的信，还是收到的信，都要经过他们的严密审查。
我敬佩父亲的勇敢，是他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且“违法乱纪”了——为了捍卫做人的正当权利，他有如机警的哨兵，随时随地寻找着能够向南京投寄信件的机会。在去干校之前，他多采用“遮人耳目”的方法——或借外派劳动的机会，或借看病取药的空隙，避开监视的目光，以最快的速度将事先写好的家书投入到早已侦察好的邮筒之中。庆幸的是，当时的“无产阶级专政”虽说已是无所不在，但是路边的邮筒竟被遗漏了下来。于是乎父亲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总是能够“安全”地与母亲保持着数天一信的联系。
这封求助信，以同样的方式很快便到达了母亲的手中。她为父亲的处境焦虑不安，更为自己无法完成任务而心急如焚。——去档案馆或是图书馆查找资料，当时必须要有单位的介绍信，作为一名早已被强制退职的“家庭妇女”，尤其是“反动分子”的家属，她无计可施，她一筹莫展了。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正在为此事而愁眉不展，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正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M,她的母亲与我的母亲是幼时的同窗，此时和同学们一起来南京搞外调，为的是查寻她们学校中的“走资派”的历史罪行。
M年长我一岁，臂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因为两家数十年来的交情，M没有拒绝母亲的邀请，当夜即同我在一个床上抵足而眠了。出于好奇，我向她一一询问北京的有关消息；出于信任，她则向我一一道出此行的任务和目的。
她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叠空白的介绍信，还有一枚粘着红色印泥的公章。“这就是我们造反司令部的大印，有了它通行无阻，有了它万事亨通！” M一脸的骄傲和自豪。
“给我看看，”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枚大印，“不是用胡萝卜刻的吧？”我开了一个玩笑。——这是实情，因为造反的大旗铺天盖地，听说有些战斗队为了省事，更为了省钱，便自己镌刻起了公章，竟然也能以假乱真。
“你摸摸看，咱们的大印可是真的，堂堂正正从专门的店里刻来的！”
我的心突然一跳，一个卑下的念头涌了上来——“你们的公章和介绍信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为自己的私慝感到脸红，但是想到父亲，等待救援的父亲，我只能咬着牙这样去做了。
M那令人刮目的身份立刻让她忘乎了所以——在那个年代，能够有这样的权力，能够拿着公章与介绍信到处闯荡的人，是值得炫耀的。于是她连问都没问，直接递过来几张空白的介绍信还有那枚中间刻着五角星的大印。“拿去吧，我这儿多的是！……”
有些心虚，但只是一瞬间的工夫。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和母亲开始了自己的行动——我不知道做贼的人是否会慌张，我们二人虽说大汗淋漓，但不是因为怕露馅，而是因为怕完不成父亲交代的任务。我们先去省公安厅和省档案馆，了解到了过期报刊杂志的收藏地点，就在南京图书馆的期刊部，位于颐和路2号。解放前那里是陈群的私人藏书处，而陈群则是当年汪伪国民政府的内政部长。
那张盖着红色大印的介绍信果然管用，不仅一路畅行无阻，而且一路笑脸相迎。——那时还没有颁发身份证，更没有人脸识别的验证，于是我们母女二人冒充着××造反司令部的大员，大摇大摆地（实际是故作镇定地）出入于门禁森严的政府要害部门。
不像人声鼎沸的公安厅大院，也不像人来人往的档案馆大厅，南京图书馆的期刊部竟然来客寥寥，静寂无声。
阅览大厅里光线很暗，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不知是来自于那些陈年的书报，还是来自于这座年久失修的建筑。一本本承载着历史变迁与时代风云的报纸被堆放在不同的架子上，侧面用线绳装订起来，封面和封底则用牛皮纸加以保护。管理人员看过我们的介绍信后，叫我们填好单子——即所需查阅的报纸的名称和时间。没过几分钟，管理人员便将它们送到了我们面前。
此时的我，第二次经历着“做贼”的感觉，母亲的双手也一直在颤抖，颤抖得几乎无法翻开那一摞摞整齐堆放在桌子上的已经成册的报纸。但这绝不是心虚，而是一种神圣，一种庄严，一种有生以来从未体会过的感觉。
找到了！没费多少时间便找到了！阮玲玉香消玉殒的消息被各大报纸刊登在了头版头条，那是1935年3月9日的报纸，父亲得救了！
我偷偷地吻了一下那张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谢谢你，谢谢你，是你让我们找到了这张报纸，是你让父亲免受了一场无枉之灾！
母亲没有像我一样冲动，她急忙收拾好随身的物品，将我一把拉起，跑出图书馆的大门。我明白，她要于第一时间报告给企足而待的父亲，她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这封信寄往千里之外的北京。
由于父亲失去了通信的自由，母亲寄出的所有家书便都成了“公开信”——它们无一不被专案组拆开后逐字逐句地加以审查。一次仅仅因为信封上写了“陈白尘同志收”，父亲便遭到了严厉的训斥：“警告你的老婆，至今还没有同你划清界限，竟然称你是‘同志’！”
的确，与父亲偷寄家书的困难相比，母亲为父亲邮寄信件则是更加不易了。我不能不佩服母亲的“穷则思变”，她竟然想出了这样一个极为巧妙的办法——
回到家中，她立即紧闭门窗，并且拉上了窗帘。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汇报》，又从厨房里端来了一碗米汤。接着便用竹签蘸着那碗米汤在报纸的空白处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一行字——一行谁也看不见的字。
“这是干吗？”我惊愕了起来。
母亲抬起头，望了望我：“只要拿酒精一涂，就能显现出来。这是你爸干地下工作时教会我的……”
我的心因为紧张和激动而狂跳不已，母亲那娴熟的动作，足以证明这一秘密通信的方式，已经行使过多次了。
那天是我主动要求去邮局的，我要亲手将它交给柜台，我要亲眼看着盖上当天的邮戳。母亲的谨慎让我不得不再一次地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没有将这张报纸装在信封里当作平信寄出，而是用张厚些的白纸将它裹成个卷，当作印刷品处理。白纸上写着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旁边再贴上2分钱的邮票。“越是简单，越不会遭到怀疑。就算是专案组拆开了它，也会认为是家人在督促你爸学习报纸上的社论！”母亲低声向我解释道。
山西路邮局距离我家只有两站路，其营业大厅并不大，前来办事的顾客也不多。不知为何我却突然紧张起来，两眼不停地向四处张望，生怕被人看出一丁点的破绽。
顺利，一切都非常的顺利，顺利到我似乎还没完全品尝到其中的乐趣——在一天之内竟然三回假冒“革命群众组织”，这是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虽然不是偷东西，内心却像在“做贼”，紧张而又刺激，忐忑不安却又自鸣得意。
“哭吧！”
那天，是1968年的11月26日——我告别了南京，告别了家人，前往百里之外的农村下乡插队。
那天，是一辆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停在了学校的大门口，没有鲜花，没有锣鼓，静悄悄地将我们载往了那个不可知晓的远方。
那天，是在东郊的中山门外的城墙边——汽车停下了，一个声音从驾驶座位上传了过来：“哭吧！”他没有回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车上所有的人在说。
车厢中顿时沉寂了下来，没有任何的反应，更似乎是没有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仅仅几秒钟之后，便爆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哭声。没有丝毫的掩饰，没有丝毫的伪装，是释放，是宣泄，是压抑许久之后的喷发。
一群女校出来的青春少女，本该是在父母面前撒娇的年龄，本该是于同伴之间发嗲的年华，如今却被强迫着告别亲人，告别校园，背着各自的行囊，茫然无措地去响应一个远不可及的伟大号召，去实践一个不容质疑的宏伟蓝图。储存了多日的无奈、不解、难舍、惶惑，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无法遏制，无法阻拦。
“哭吧！”这声音是那么清晰，却又低沉而凝重。
此前的20分钟——即从学校到中山门的这段路程，车厢里的人似乎都在聆听着彼此的心跳，猜测着彼此的心情。没有笑容，没有交谈，木桩般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开车之前学校没有举行欢送仪式——位于居民小区中心地带的校园，被告知不能影响周围居民的休息，于是带着沉默，带着肃静，带着更多的凄凉与颤栗茫茫然地上路了。
毫无例外，我也哭了，忍耐了多时的泪水汹涌而下，但是只敢饮泣，不敢出声——我没有这个资格，更没有这个权利。身为“黑帮”子女，一夜之间被打入了地狱，只能忍气吞声，只能逭死朝夕。
那是1966年的9月11日，父亲被两名自称为中国作协造反司令部的大汉押赴北京接受审查。临出门时，父亲转身向我们高声喊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他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的坚定信念。当时我没哭，我牢牢地记住了他的话。
那是不久以前，我将家中的最后几件家具装上了平板车拉往寄卖行。这是第几次去变卖，已经记不清，只知道家中除了睡觉的床和吃饭的桌子外，几乎是四壁皆空。当时我没哭，因为父亲嘱咐过我：“你是老大，要照顾好体弱的妈妈和年幼的弟妹。”
那是1968年的11月20日，我怀揣户口本独自前往派出所办理迁户手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我的名字便从上面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是南京人了，再也不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了，成为了异地他乡的一个农民！当时我没哭，我不想让那位民警看到我的眼泪。
…………
然而，此时的我却哭了，那积攒多时的泪水，似乎就在等候着这一时刻，就在寻找着这一时机，它再也控制不住，滚滚而下了！
说不清，这汹涌的泪水究竟是为何而流。是哭自己多年来的梦想被彻底破灭？——那是大学的校门，只差一步便可迈进的大学校门；那是五彩缤纷的未来，正在向我频频招手的未来。如今则只能掩耳盗铃般地去相信，此行的终点将会“大有作为”，此行的目的将会“改天换地”。我哭，是哭自己没能完成父亲的嘱托？——年仅48岁的母亲，因受父亲的牵连，被迫从中国作家协会退职，没有了任何的收入；年幼的弟妹们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小学，懵懵懂懂一无所知。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失去了生活依托，如今他们只能站在人行道上悄悄为我送行，却又只能拭泪，不敢出声……
车厢中的哭声经久不息，忽高忽低，忽强忽弱，我不知道其他的学姐学妹们在为何而流泪——小H的背包里放着她心爱的橡皮筋和鸡毛毽，初一尚未读完的她年纪实在太小，以为收工之后照样可以和同伴们一起玩耍。小D的双手紧紧抱着一件新织的毛衣，她说，这是她妈妈将自己身上的毛衣拆掉了，为她重新结织的，家里穷，没钱买新的毛线。小S的书包里鼓鼓囊囊，自小丧失双亲的她，由兄嫂一手带大。“记着，来信！”大哥追着已经发动的汽车频频叮嘱：“信封信纸都放在你的书包里，邮票也都贴好了……”
“哭吧！”驾驶员的声音已经被淹没了，它是那样的轻微，却又是那样的有力，如同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搅动起了一场情感的轩然大波：啜泣，呜咽，嚎啕，恸咷……是因依依不舍的亲情？是为念念不忘的课堂？又抑或是伤感那一去不复返的豆蔻年华？数月之前，大家还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畅想着未来，编织着梦想，但所有的一切绝非眼前的这一现实，这一迷茫……
数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山门外已是一片繁盛的景象，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尊巍峨的辟邪石雕昂首矗立在城门边的石基上，它是南京的标志，更是南京的历史与骄傲。
我一次次地走过那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是追忆？是凭吊？一时难以说得清晰。
就是这里，就是辟邪所踞峙的这片草坪的周围，当年的我们曾经在此短暂停留，当年的我们曾经在此放声痛哭。尽管那时的我们，只知道悲，还不知道痛；只知道忧，还不知道伤。但是我们把泪水留在了这里，留在了家乡的土地上。悠悠岁月，岁月悠悠，我至今能够清楚地找到它的位置，却再也找不到那位让我们尽情痛哭、尽情宣泄的驾驶员的身影了。
他始终坐在方向盘的后边，一动不动；他始终除了“哭吧”二字外，再也没发出任何的声音。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年龄。但我知道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一颗炽热的心，一颗做父亲的心，一颗会流泪的心……
那天是1968年的11月26日，那天的太阳还没升起，在薄薄的晨雾中，在料峭的寒风下，十数辆公交客车在他的带领下，悄悄地停靠在了南京中山门外的城墙边上，大约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天无绝人之路”
当年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几个要好的同学自愿组成一个小组——我们称之为“家”，这个“家”便以集体户的方式，落户于那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村庄。
1968年11月26日，我们这个“家”，也同无数个“家”一道，走上了茫茫的迁徙之路，经过数小时的颠簸，终于抵达了江苏省丹阳县胡桥公社向阳大队石中生产队。下车时一共有5个人，然而仅仅一夜的工夫——即次日的清晨，就只剩下3个人了。
L是初二的学生，此前并不认识，临行之际不知为何加入到了我们这个“家”中，可能是一时找不到伴儿吧，被学校硬行“搭配”了进来。哪知第一个“不辞而别”的竟然是她——她悄悄告诉生产队长，因为行走匆忙，没来得及迁户口，此刻必须返回南京去补办。就这样，她一去不复返了，且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此聪明的手法是谁教给她的呢？我们这些年长她几岁的学姐们真的是甘拜下风了。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也并不懊恼，因为当时的我们完全没有这个胆量。
W的离去是打了招呼的。她的“请假”理由是，自己正在口腔医院补牙，预约好了下一次的治疗时间是明天上午，为此她必须要赶回南京。我们都默默无语，长时间的默默无语，谁都没有想到，看病也是一种逃避的方法，而且是一种非常机智的方法。
至于生产队长，他的态度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何乐而不为”。其一，5个人的安置费已经到手了，他是只赚不赔；其二，生产队里的个人收入是凭工分来计算的，人不在，他不需支付一分钱。更何况，在欢迎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社员大会上，他脱口而出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里地少人多，本来大家还有一碗饭吃，你们来了，就只剩下半碗了！”——的确，这是江南农村的现状，原本就已食不果腹的农民，打心眼里是根本不愿意再增添几张吃饭的嘴的！
就这样，5口之“家”一夜之间变成了3口之“家”。我们默默地扛起锄头，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开始了和当地农民争抢饭碗的生活。他们一天的工分是10分，我们这3名知青，拼死拼活才能挣到5分工。而石中生产队的壮劳力，一天的收入也只有6分钱。
“天无绝人之路。”P和S比我乐观，她俩时不时地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是的，她们不需要接济家里，相反，家里每月都会贴补她们。
第一年队里分红，刨去实发的口粮和柴草外，我们的全部辛苦才换来了几元钱。但她俩高兴无比，立即跑到镇上的饭馆里饱餐了一顿，而我却像捧着金元宝一般交给了母亲，母亲哭了，哭得很伤心。
果不其然，第二年的开春，坚信“天无绝人之路”的她俩也相继离开了生产队，找到了自己的生路——打回老家去！于是乎，老家的乡亲们不仅百般地照顾她们，而且不多久就让她们穿上了印有“安全生产”四个红字的工作服，彻底转换了之前的农村户口。
那天，当我目送着她们坐上飞驰的列车奔向新的生活时，泪水止不住滚滚而下。老天为何独独为我安排了一条“绝人之路”——既无后台，又无退路，只能孤零零地守着这个一瞬之间由3口之“家”变成的1口之“家”。
苦，不怕；穷，也不怕；怕的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此时的我毕竟只是一名刚刚走出校园的中学生。当初，为了落实领袖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各地政府均为下乡知青们拨发了一定的安置费，然而我们5个人的这笔钱全都进入了生产队的小金库，不仅没有为我们盖过一间房，就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置办过。
一年多来，我们这“家”人一直居住在一间已经荒废的破房子里，它的主人数年之前已经携妻带子迁往青海去了。摇摇欲坠的房子，上下两层，仅以薄薄的木板相隔，下面吃饭，上面睡觉，而木板间的缝隙之大，足可清晰地相互观望。楼上与楼下，没有楼梯相通，仅有一架摇摇晃晃的竹梯依在墙角之处，没有扶手，没有护栏，必须手脚并用才能上下。房子的门窗开在正南面，而那年久失修的门板和窗户同样破烂不堪，数步之外都能将室内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住房结构，在丹阳一带，可谓家家户户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别人家的楼下还要养猪，而我们知青连人都养不活，也就没有这位“二师兄”相伴了。（上图为陈虹在当农民时拍的唯一照片，衬衫还是临时借来的。）
那是P和S走后的两个多月，生产队开始养蚕了。队长敲开我的家门通知道：“经讨论决定，将征用你家的一楼当蚕室！”他的解释是，蚕宝宝怕油烟，而孤身一人的我，他们都知道，吃饭只吃白饭，不炒菜，不沾油腥，下饭菜一般就是8分钱一斤的萝卜干，更多时间是在饭里撒点盐……于是乎我的这间“寒窑”不由分说地成为了公房——我睡楼上，蚕睡楼下，比邻而居，比户而卧。“记着，夜里不能锁门，我们要定时来喂桑叶！”我茫然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地问队长，以前队里养蚕安排在哪里？夜间不让锁门又如何保障我的安全？队长连头都不回，大手一挥：“就这样定了！”——我是“黑帮”子女，是改造对象，命运终于将我逼到了“绝人之路”上。
我写信向母亲求救，体弱多病的她颤巍巍地跑到位于南京市委大院里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去反映，得到的答复只有一句：“要相信贫下中农！”无奈的我只得擦干眼泪，村前村后到处找，总算找来一块木板，封住了上下楼的那处空隙——亦即摆放梯子的那个空档，用钉子死死钉牢，早起拆掉，天黑再钉上。
一天，两天……我在恐惧中度日，在惶悚中熬煎。终于，我等来了一封信，等来了一丝希望——
那是正在上海郊区金山县巡回医疗的表哥寄来的信，他得知我的处境后，冥思苦想终于琢磨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既然招工无望，升学无望，只得另辟蹊径了！他当时在新农公社卫生院蹲点，认识了附近新民大队的一户人家，也是他长期医治的一户患者。男主人姓冯，女主人姓方，大家都叫她方妈妈。两口子待人极其诚恳热情，唯一的遗憾是膝下无后，甚是孤单。表哥壮起胆子与他俩商量起了一桩大事：能否收下我这个走投无路的女孩子，并以此结为干亲。夫妻俩喜出望外，尤其是听到了我的遭遇，便连连点头，“让妹妹放心，只要她不嫌弃我们，我们一定把她当亲人看待。”表哥在信上说，他相信这对老夫妻的为人，也让我相信他办事的慎重与认真。于是，他开始忙碌起来，马不停蹄地去办理迁移户口的一系列手续。
来自金山的信函一封接着一封飞到我的手中——第一封，告知生产队的公章已经盖到了；第二封，告知大队的批文已经到手了；第三封，告知县里的红头文件已经发出了……我欣喜若狂，我夜不能寐，分分秒秒盼望着能够早日脱离苦海，能够过上平静无虞的生活。我相信那对老夫妻一定是个善良的人，我更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也同样会在我的身上应验。
方妈妈开始为迎接我而做准备了。上海一带的农民都擅长织布，织出的土布不仅牢固而且美观。果然没过多久我便收到了一个邮包，里面是一块由红色和蓝色线条夹织在一起的花布。当年的市场，棉布和粮食一样，是按人头供应的，一人一年才能领到2尺半的布票，只够做条裤衩。我收到这个包裹后欣喜万分，立即寄去了一张毕业时的照片，在它的背面恭恭敬敬地写上了一行字：“送给亲爱的干爸干妈！”
然而，表哥的第四封信却迟迟没有收到。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足足等到夏末时节，才盼来了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回复：上海市公安局的有关批件没有拿到——想将户口迁进上海比登天还难！
我那可怜的干爸和干妈失望了，他们想拯救我于水火的善良之心也付之东流！我的沮丧同样如此，我默默地请人将那块布料缝制成了一件棉袄罩衫，天天穿着它，日日摸着它。它让我于孤寂之中感受到了二位老人的温暖，它让我于绝望之下感受到了二位老人的慈爱，还有那刻骨铭心的救助之恩与援手之情！
“天无绝人之路”——我相信这句话。是的，看得见的路被堵死了，但是那条看不见的路，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头！
那个绿色的身影
远远的，远远的，一个绿色的小点渐渐地清晰了起来。——绿衣，绿裤，绿帽，绿色的自行车，在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上驶近了，又驶远了……
不知为何，这一相同的梦境竟于数十年间反复出现，它是那么清晰，又是那么模糊——现实中的这位邮递员，我不仅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就连他的面容也不曾近距离地观察过。
2019年5月，学生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聚会，地点特意安排在了当年我当知青时插队落户的地方。我明白他们的善意，更理解他们的好心——为了圆我的一个梦，为了帮我寻找曾经的足迹。
很遗憾，那天的发言让他们失望了，既无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也无战天斗地的激情回忆，我只是轻轻地讲述起了那个如梦如幻的绿色身影——“背井离乡的日子，再苦，不怕；再累，也不怕；唯独想家，那份寂寞与惆怅，无论如何也排遣不去，只能将全部的期盼集中在那个远远的绿色的身影上，翘首以望，企足以待……”
是因为不放心体弱多病的母亲？自从父亲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揪回北京后，她便独自支撑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是因为自己的身边没有了伙伴？她们先后以各种方式离去，剩我一人留守在举目无亲的村子里……八年的岁月，留下的最深记忆似乎就是对家书的等盼，那是伫立中的望眼欲穿和期待中的忐忑不安。
邮递员叫什么名字，我一无所知。村里人都叫他小霍，姑且就用这两个字来代替吧。我不知道他投递的范围有多大，每天要骑多少公里的路程，但是只要不下雨，都会看到他那健壮的身影，听到他那忽远忽近的车铃声。（上图：陈虹〔前左〕与父母和妹妹劫后重聚时留影。）
那是中午11点钟的光景，远远的，有似天边，一个绿色的小点出现了。绿衣，绿裤，绿帽，绿色的自行车，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歪歪扭扭地骑过来了。这时的我正在山坡上劳动，不由自主地放下锄头，引颈眺望，目不转睛地眺望……他驶进了村子，又驶出了村子，渐行渐远了。我不能去追赶他的自行车，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的。更何况作为“黑帮子女”，尤其是批判父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出现后（《昨天》编者注：1970年5月底《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英雄汉——批判反动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点名批判陈白尘写于1935年的历史话剧剧本《石达开的末路》，诬其影射攻击了红军。文章作者署名“钟岸”，即中央专案组写作班子的化名），大队干部找我谈过话，必须“认真改造”，必须“划清界限”。于是只能等，度日如年地等，度时如年地等，等待队长吹响下工的哨子。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和小霍从未接触过，始终是默默地等待，远远地张望。但是信封上的两个邮戳告诉了我——南京的那个是前一天下午5点盖上的，后一个是县邮政局的，时间为次日上午7点。也就是说，小霍一点都没耽搁，不到24小时就送到了我们村上，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当今的快递，更不要说是在交通极不方便的穷乡僻壤。
那一封封带着母亲的体温和泪水的家书，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清冷而孤寂的夜晚。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和社员们一起挥汗插秧，母亲的信来了。她告诉我，她挂念远在湖北干校劳动的父亲，也心疼远在异土他乡插队落户的我。她决定，家中再也不买西瓜了，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与我们患难与共……
我的眼泪簌簌地往下落，既为家人的相濡以沫，亦为自己的鞭长莫及。我不知道这一封封的家书母亲是从哪里寄出来的，是街边的邮筒，还是邮局的信箱？但我知道，它们是小霍骑着自行车送来的，上面有他的汗水，也有沿途的灰尘。
小霍不仅送信，也代人寄信。邮局远在镇上，相距15华里，于是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项任务——只要将信封好，贴上邮票，放在村中的小学校里，便万无一失了。这里是一座废弃的庙宇，被借作一个初小“复式班”的课堂。门边靠墙摆放着一张缺了条腿的桌子，桌面擦得干干净净，左边摞着的是小霍送来的邮件，右边码着的是村里人托他邮寄的书信，一清二楚，井然有序。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小霍定下来的吗？我不知道，但每个人都在认真遵守。
已经记不清我从那张桌上取回过多少封信又寄出过多少封信了，但是其中的一封却是永生难忘——那是1969年的年初，正在北京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父亲，因为对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便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一再强调，自己绝非反对，因为高中毕业的女儿已经前往农村插队落户了。但是对方不相信，硬要说他是“帝修反的应声虫”。情急之下，他写信向母亲求救，母亲的信第二天便到达了村上。我心领神会，当夜复之，并直接寄往北京，寄往父亲手上。信封的下端，详详细细地写上了我的地址——江苏省丹阳县胡桥公社向阳大队石中生产队。
那天中午一下工，我便迫不及待地奔往小学校的门口，桌子的右边空荡荡的，小霍已经将待发的信件取走了。我的心放下了，却又马上拎起，一分一秒地计算着小霍的行程——应该已经骑到通往公社的大路上了……应该已经回到县邮局的大厅里了……信封上应该已经盖好了邮戳……那个装着它的大邮袋应该已经送上了北行的火车……多么难熬的时间啊，父亲的安危悬在了小霍的手上。他哪里知道，这封看似平常的信，不仅是我响应伟大号召的“证据”，更是为父亲洗清罪行的“铁证”！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了，我在为父亲整理日记时，才看到其中的一页：“虹儿的来信救了我，终于免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批斗会。”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了宽畅的柏油马路，邮递员的坐骑也由自行车变成了新式摩托。站在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口，学生们簇拥着我，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我在张望，情不自禁地向着远方张望，似乎那个绿色的身影仍然会出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书于2019.6
恩人杭老师
他叫杭保法，此前我并不认识他，他也同样不认识我；整日被封闭在偏远的村子里，甚至无从知道在胡桥公社的办公大院里竟然存在着一个“教改组”——相当于今天负责教育工作的教育科、教育处等相关机构吧，而他则是教改组的组长。
那是1972年的一天上午，生产队长突然通知我说：接到公社的电话，让你明天早上9点钟去建山中学参加考试。我一头的雾水，但也隐隐得知此时一些高等院校及中等专业学校开始招生了，难道我能拥有这样的资格？——一个被冠以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美名”的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死活也不敢相信。
那是1970年的5月24日，权威党刊《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英雄汉——批判反共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一文，作者化名为“钟岸”的中央专案组，硬是颠倒黑白，将父亲创作于1935年的一个剧本说成是“配合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梦想工农红军也像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一样，走向他们的‘末路’”。为此他被戴上了“反共作家”的帽子，并被诬蔑为“国民党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
1932年即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父亲，从此被断送了政治生命；作为他的女儿——那天当大队书记闯进我的家，将那本《红旗》杂志摔在桌上时，我也即刻明白了一切，明白了自己的未来……
建山中学距离我居住的村子足有30多华里，于是我找到了一个借口，跟队长请了半天假：“路太远，下午我先动身去公社，那里有我的同学，住上一夜，第二天再赶往建山参加考试。”队长点头了，他茫然于我被点名参加考试的背景与后台，而同样茫然的我，则是想通过此行，彻底了解一下这一茫然背后的真正实情。
那晚，就在离公社不远处的朱家村里，我和学姐F谈了整整一夜的话。我第一次听到了杭保法老师的名字，第一次知道了公社教改组，也才真正搞清了这场招生考试的来龙去脉。
F年长我一岁，是名副其实的高三毕业生，当年已经填报了高考的志愿，只等着步入那个令人心跳的考场。不承想文革爆发了，彻底毁灭了她们那一届——当然也包括后来的我们这几届学生们的全部梦想，被一股脑地送往了农村。
我好奇地问她：“明天你也去建山中学参加考试吗？”她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是胡桥中学的民办教师了……”
那场对话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缓缓的讲述，悠悠的回忆，终于让我知道了一切——
杭保法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名师范生；杭保法是哪里人，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由外乡入赘到丹阳。1970年，F正在胡桥小学为一位身患疾病的老师代课，一天杭保法找到了她。
“去胡桥中学教书吧，我已经在县教育局为你申请到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他开门见山，却又不容对方置喙。
F吓蒙了——她有自知之明：父亲的右派身份，使她同我一样，成了知青点中的“留守人员”，其他的同学们或是去参军，或是进工厂，唯有她没有任何的出路和办法。民办教师虽说户口仍旧在农村，但是毕竟能够摆脱繁重的农活，领取到一份足以温饱的工资。为此，她惊讶，她疑惑，她不敢想象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落到她的头上。
“我不能误人子弟！”她反反复复地强调说，“我自己仅仅是名高中生，怎敢去教和我同样学历的高中生！”
“我了解你的水平，你能胜任，一定能胜任！”杭老师的态度坚定而果断，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
F告诉我，不多久便过年了，她回南京看望病重的母亲，老人家身患癌症已经开始转移了。没有想到正月初六的那天，一位不速之客敲开了她家的大门。来人自我介绍道，他是胡桥公社的一名干部，出差来宁办事，受杭保法老师之托，一定要亲自登门拜访，并希望F能于开学之前赴胡桥中学报到，高中年级的英语课将全部由她一人担任。
因为母亲的病情日益加重，F没有答应他。不承想数月之后，当F回到生产队时，公社的副书记竟然找到了她，而且当着众人的面批评道：“县教育局在等候你的答复，为什么迟迟不见你的身影？”
F讲到这里时，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没有想到，杭老师是如此的真诚，竟然搬来了公社的副书记，我不能不答应他了！”
……不需要再讲下去了，我终于明白了杭老师的用心——“我看好你们！看好你们从南京来的知识青年！”这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的目的，就是想借着这批珍贵的资源，将胡桥的教学搞上去，将胡桥的中学办得更加出色。
F没有辜负杭老师的信任，仅仅两年的时间，胡桥中学的教学水平就已在全县名列前茅了。于是他终于又有了这个大胆的决定：借着1972年丹阳师范学校公开招生的机会，命令在胡桥公社插队的所有高中生一律前去应试，一律前去候选。
不论家庭出身，不讲政治背景，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犯了大忌，足以让他丢掉饭碗的大忌。但他勇敢地去做了，毫不犹豫地去做了。于是那个电话也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里，而我这位已被掩埋了多年的“出土人物”，终于走进了久违的考场。
试卷很简单，就是写一篇作文《向贫下中农学习》。我回忆了自己下乡以来的一件件往事，虽有诸多的不遂，但贫下中农们的善良与至诚还是令人感动不已。我是第一个交卷的，走出考场，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约莫一个月后，一阵喧闹的锣鼓声传到了村子里。队长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第一名，咱们村的知青考了第一名！出状元了，货真价实的状元啊！”我将自己反锁在屋子里，我想笑，痛痛快快地大笑一场，但是满脸都是泪水，蓄积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泪水……
7月过去了，8月也即将结束，然而让我望穿双眼的丹阳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却迟迟没有消息。同学S考上了该校的化学系，她答应我入学后帮忙去打听。
那是一个晴天霹雳，那是一个万箭穿心！——录取名单上没有我，原因无他，而是政审没能通过，父亲的“历史问题”已是板上钉钉了！
应该是在意料之中，但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在意料之中。已经记不起自己是怎样度过那个漆黑的夜晚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便来到旷野之中，狂奔，不顾一切地狂奔，奔着奔着，不知怎么竟奔到了公社的所在地——胡桥镇上。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公社的办公大院，也是第一次走进那间挂着牌子的教改组办公室，更是第一次见到那位久闻其名的杭保法老师。他四十开外，个子不高，清瘦而干练，身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地地道道的农村小知识分子的模样。但是眉宇之间流露出来的稳重与谦和，又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不仅让你一见如故，更让你推诚布信。遗憾的是，因为乡音的关系，我一直以为他姓“韩”，便一边喊着“韩老师”，一边冲了过去。
他不是我的亲人，我却把他当成亲人一般地哭诉起来；他不是我的故交，我却毫无遮掩地将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就这样，我认识了他，认识了让我终于能够挺直腰杆走进考场的他。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却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之下。
他扶我坐了下来，就像是早已预知到了一般，任我哭，任我诉，一直没有打断我。后来他终于开口了，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认识你，却早在几个月之前了。”他告诉我说，我在考场上写的那篇作文《向贫下中农学习》，他非常喜欢，也非常欣赏，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将其编入到胡桥中学的语文阅读课本中去了……
这件事情后来得到了印证——那是文革结束之后，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走进了南京师范学院的校门。报到的第一天，一位来自丹阳的新生突然拦住我：“你叫陈虹？你在丹阳待过？”我点了点头，他高兴地大叫了起来：“就是你！——我们学过你写的文章，在我们的高中阅读课本中！”
……那天的杭老师只是轻轻地提到了这件事，但是却让我忘记了委屈，忘记了悲伤。我相信杭老师一定看到过那本《红旗》杂志，也一定看到过丹阳师范在我外调材料上的批示，但他没有提及一个字，只是反复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啊！”一片诚挚，一片真心。
回到村里没几天，亦即9月1日开学的前夕，我突然收到大山学校送来的聘书——聘请我为该校的民办教师。我惊呆了，不是惊呆于此等好事的从天而降，而是惊呆于杭老师的守信以及办事的神速。那天临别时，他悄悄地问我：“愿意留在你们大队当一名民办教师吗？那里有一所‘戴帽子’中学，只是条件差了一点……”当时我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没有将此话当真。
杭老师是怎样从县里搞到这个民办教师名额的，我不知道；他又是怎样和大山学校商谈好了的，我同样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像做梦一般走上了讲台，拿起了课本，成为了一名被学生们簇拥着的老师了。所谓“戴帽子中学”，是当地的一种俗称，指本为五年制的小学又增加了两年的初中课程，成为了七年制的学校。于是我包揽了除英语和数理化之外的全部初中课程，甚至包括音乐和体育。
每月16.2元的工资，让我彻底摆脱了清苦困乏的生活；教师备课室旁的那个5平方米的小隔间，让我彻底摆脱了与蚕共寝的尴尬日子。我努力地工作，认真地教书，只为报答杭老师的爱护与相助，只为不辜负杭老师的信任与嘱托。一年之后，大山学校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了，在全县的作文比赛中竟然夺得了第一名的桂冠！
那天，杭老师翻山越岭来到我们这所深藏于大山之中的学校，他激动极了，紧紧握住我的手，一个劲地说“谢谢”。这是我第二次与他见面，他身上穿的还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那天的我有点不知轻重，甚至是得陇望蜀了，竟开口向杭老师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去县城进修吧——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的质量，我应该去充充电了……”此时的F已经报名参加了丹阳县外语教师培训班，正在丹阳师范读书的S也即将拿到毕业证书了。我知道在丹阳第一中学里同样办有一个语文教师培训班，于是我开口了，毫无顾忌地开口了，我没把杭老师当作外人，只是当作亲人一般地开口了。
他愣住了，半天没有说话。看他的表情，似乎是已经预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我不能不答应你，这是正当的要求……”他将眼光移向窗外低声地回答我，“但是，你这一走就回不来了！——你是被长期埋没在了这里，无人知晓；一旦走了出去，就会被发现，就会……”他停了半天，终于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你再也不可能回到胡桥来了！”
说实在的，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频频地向他摇头：“不会的，不会的……”他笑了，笑得很勉强：“我看好你们！看好你们这几位从南京来的知识青年！”他脱口而出的竟然又是这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停了稍许，他又补充了一句，声音却很低很低：“……我没有看错你们！”他笑了，带着骄傲，带着自豪。
一切的一切真的如杭老师所料，一年之后当我从丹阳县语文教师培训班毕业时，丹阳县第三中学的校长立即将我“抢”了过去，从此我便再也没有回到大山学校，回到胡桥公社了。虽然身份仍然是民办教师，户口也仍然在乡下，但是毕竟又重新寻找到了那朗朗的读书之声和浓郁的书香之气了。（上图：陈虹〔右2〕在丹阳一中培训时留影。）
杭老师很少来县城，但他会时不时地托人捎信，问候我们几个在县城进修和工作的知青。他说，他高兴，高兴于我们的进步；他说，他欣慰，欣慰于我们最终的解脱。
那是秋末的一天，杭老师突然出现在三中的校门口，其神态像是有急事，甚至都没进屋喝上一杯热水。“你能不能抽空回一趟胡桥，去看看留在村上小学校教书的X……”“她怎么了？出事了吗？”我焦急了起来。X是我们的高三学友，不仅俊秀貌美，而且出类拔萃，只可惜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同样埋没在了乡下，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守在荒山野岭之中。杭老师为她争取到了一个民办教师的名额，但是村上的小伙R却用自己的真情实感俘虏了她的心。杭老师就是为了此事而特地跑到城里来找我的，“我不便与她谈论这种事情，你去劝劝她，千万不能结婚，千万要争取回到南京。”
我惊愕了，不是惊愕于杭老师的“多管闲事”，而是惊愕于他的这份发自内心的真情——这是一个自己也出生于农村的人应该去关心的事情吗？这是一个受到众人尊敬的教改组组长应该去阻拦的事情吗？但是杭老师偏偏这样去做了，偏偏违背了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这样去做了！那天的他大汗淋漓，那天的他气喘吁吁。
……数年后文革结束了，我们这些曾经被杭老师“看好”的知青们全都回到了南京。一天，突然接到杭老师的来信，他说他出差来南京，想顺路看看我们几位曾经为胡桥的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的孩子们。
那天父亲早早地等候在家中，当墙外的门铃刚刚响起，年逾七旬的他立即起身迎了出去。父亲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杭老师，是你救了她们，救了她们这几个孩子……”
杭老师依然穿着早已过时的中山装，他拘谨了起来，“千万不能这么说，千万……”他不停地搓着双手。父亲一脸的严肃，含着热泪说出了心中要说的话：“我钦佩你的心胸，敬仰你的为人，你是真正地爱护她们，像长辈般地爱护她们……”
杭老师不好意思低下了头，“我是心疼她们的遭遇，我是珍惜她们的才华……”他腼腆得不知所以，我却流下了眼泪。
风暴中的小草
强风暴雨来临时，刚刚走出校门的学子们，尤其是豆蔻年华的姑娘们，成了一株株东倒西歪的小草。她们涉世尚浅，她们纯真无邪；她们将“广阔天地”当作花园般地闯了进来，不承想这里阡陌纵横，道路崎岖。她们挣扎，她们颠跋，她们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条求生的道路，曲曲折折，蜿蜿蜒蜒，有遗憾，有懊恼，有悔恨，有无奈……最终，却又随同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而烟消云散！
⒈ 她走了
W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连同户口一起迁回她的老家河南新乡去了。如果她能预见到再过几个月南京的知青们就会迎来集体大返城的喜讯，她还会走吗？可惜，1975的春天，我们都还没有这个“高瞻远瞩”的预测功能。
望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禁不住思念起了以往的星星点点。
在我们这个集体户的户口本上，她是户主，在我们这个县的知青当中，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当年的她可谓红得发紫，广播电台的小喇叭中经常能够听到她的名字和她的那些动人“事迹”——或是背着药箱跋山涉水为贫下中农看病，或是为了医治疑难杂症在自己身上寻找穴位……从早到晚与她生活在一起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些“故事”都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谁也没有去说破，“家”中出现了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模范，我们脸上也都增添了不少光彩。
W登上光荣榜，应该是下乡插队的第二年。此时几乎所有的知青们都骤然清醒过来——广阔天地是难有作为的，穷乡僻壤是没有出路的。于是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大家纷纷为自己寻找到了各式各样的“后门”和退路。一批人当兵走了，一批人进了工厂，还有一批人回到了爷爷那一辈的老家，那里的同宗乡亲们，哪怕是出了五服，也都会将其当作家人一般接待的。
W是怎么打算的，我不知道。但她下乡后的一系列举动，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愿意去解。
我们落户于生产队的第二天，她便请假走了，说是口腔医院有预约，要去补两颗蛀牙。等到她再次露面时，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不承想，没过几天，她又请假了，说是老家的姑姑即将生产，她得回去照料，等孩子满月后再回来。
这一次，她是非常守信的，不仅准时回到了生产队，而且肩上还多了一个画有红十字的药箱。“我跟姑姑学会了针灸，可以当一名赤脚医生啦！”她满脸堆笑，兴奋异常。
因为有了这个药箱，她从此不再下田了；但是村里村外很少看见她的身影，听到的回答每每是“去公社了”。公社有公社的卫生院，公社有公社的护士和医生，她去那里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也不愿意去打听。
有一天，她从背包中掏出一袋百合，足有六七个。“没想到还挺贵！”她嘟囔了一句，随即又补充道：“百合有润肺的功能，可以治疗阴虚和燥咳。”
又一天，她带回来一大包枸杞，一颗颗肥大饱满，红得耀眼。“它的作用是滋肾补肝，可谓上好的药材！”就像是生怕被人偷走，她将其锁进了自己的箱子里。
这些药材，抑或说补品，决不会是从医院拿出来的，因为她始终都没申请到赤脚医生的编制，那是需要考试的。直到有一天生产队长来家中——“今天碰到公社×书记，他让带话给你，说是他的‘老母’病情大有好转，感谢你送去的药……”当地的土话管老婆叫“老母”，于是我们这才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了她为什么能够当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
但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这么“优秀”的一名知青，为什么屡次工厂招工或学校招生都没有她的名额。她一次次地嚎啕大哭，一次次地捶胸顿足，连我们都不免同情起来。后来从他人的口中才隐约得知，公社及大队的领导班子中均存在着派系矛盾，而W一次次上门服务的书记只是其中的一派。于是乎，只要这派一提名，另一派便坚决反对，而W的结局，也只能是末位淘汰，向隅而泣了。
这样的打击，着实能置人于死地。W悄悄地“隐退”了，她去了哪里，我们不得而知。那是1972年，丹阳师范学校招生的那一年，同样收到考试通知的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和她一起去的建山，她和我一起进的考场。然而数天之后，当报喜的队伍来到村里时，带来的不仅是我荣登榜首的消息，还有W那羞于见人的成绩。那天，她将自己关在楼上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便再次不见了踪影。
此时我们“家”中的另外两名成员P和S都已各自寻找到出路，离开生产队已有两年多了，形单影只的我多么希望W能经常回来和我说说话，作作伴，乃至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然而，我打听不到她的下落——有的说，她在另外一个大队当代课老师；有的说，她继续在各个公社宣讲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和精神……
一天，她突然回来了，满面春风地回来了，说是想念自己的村子，想念自己的同学了。我忙不迭地从灶台后面捧出一个瓦罐，里面装的是家中腌制的咸鸭蛋。那是母亲听说我的房子被充作他用后不准起火烹饪，便托人给捎了过来。这么珍贵的东西，平常根本舍不得吃，这不，“有朋自远方来”，正好庆贺一番。
哪知道，这时的W刷地变了脸：“你竟然在偷偷地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贪图享乐的生活！”她指着那一枚枚已经切开的鸭蛋，油汪汪的鸭蛋，有些声嘶力竭了。
那天，她没有吃饭，甚至没有喝一口水，转身便离开了。这是我与她的最后一次见面，之后则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了。直到1975年的春末，她是真正地走了，远远地走了，离开了她曾经落户了七年的村子，离开了她曾经宣讲过多次的会场；是迫于无奈，还是迫于无望，没有人知晓……
一晃20多年过去了。那是一次昔日同窗的聚会，W来了，从河南老家来了。一件蓝布衣衫，一只花布提包，双耳挂着一对常见于农村妇女佩带的金耳环；没有了当年的傲气，也没有了当年的豪气，一下子竟没将她认出来。她很少开口，一直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我向她点了点头，她向我笑了一笑，等到大家排好队准备拍集体照时，却不见了她的身影……
⒉ 她哭了
论颜值，她明眸皓齿，靡颜腻理，这是一致公认的；
论才华，她聪明绝顶，出类拔萃，同样是一致公认的。
她，便是公社教改组组长杭保法千方百计想要保护的X；她，便是我曾经受命前去劝阻千万不要在农村结婚的X。
她是货真价实的高中毕业生，不像我们——学龄上还差着一到两年，只能算个“四舍五入”的“冒牌货”。
在校期间，我就仰慕她，百分百的北大、清华保送生；下到农村后，我更不止一次地想去请教她，问数学，问外语，问一切课本中不懂的知识。
然而一年一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去过她插队的地方——距离我的村子并不太远，最多十几华里吧；但不知为何，就是没有迈开自己的双腿。
现在想来，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怕“同病相怜”吧。她的处境与我差不多，父亲被隔离，被审查，自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狗崽子”，实实在在的“黑五类”。“同病”者除了“相怜”还能说些什么呢？罢了，罢了吧！——这是其一。
至于其二，那无疑是眼前的处境。同伴们一个个地都找到了出路，只剩下她守着空房，守着孤灯，与我一样过着无声、无趣，且无盼望的日子。相见时又能说些什么呢？还是罢了，罢了吧！
那是1975年的秋末，我已调到丹阳县第三中学教书了。一天杭保法老师风尘仆仆地跑进城来，交给了我一个任务：“麻烦你抽空回一趟胡桥，去看看X，千万要劝阻她，劝阻她不能在乡下结婚……”这是真的？我有点懵了——心目中的学霸难道要扎根农村？心目中的美神难道要下嫁农民？
杭老师爱才，这是尽人皆知的，X的民办教师职位，同样是他千方百计争取来的。他是我们的师长，更像我们的父亲，他对我们南京知青的关爱与佑助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拜托你跑一趟，我不便与她谈论这些事情。”杭老师的焦虑与急切让我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放心吧，”我向他点了点头，“明天就请假回去。”
X的村子位于丘陵山区，我先乘车到胡桥，然后再翻山越岭，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X那茕茕孑立的无助与狼狈，我于心中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路上，眼前不断闪现出的是这样一幅景象：破败的房子，颓圮的院落，还有那杂乱无章的房间，空空如也的灶台……两年前的我，就是这样生活的，孤独与寂寞已经让人失去了对一切美好的兴趣和追求。
……村子里寂静无声，家家户户都在吃中饭，就连躺在树荫下的狗都懒得起身，望了望我，又继续倒下睡它的觉了。
X的家在村子的东头，不费多少力气便找到了。一是因为村子小，没有几户人家；二是因为知青的住房，多少都会同村子里的其他人有些区别。
然而，当我走近时，竟一下子怀疑了起来——房屋不仅不破败，而且修饰一新；院落不仅不颓圮，而且整洁干净。屋檐下悬挂着风干的家禽和金黄的玉米，藩篱内种植着各种各样的新鲜蔬菜……难道我走错了院门？正当踟躇之时，房门打开了，X欢蹦乱跳地跑了出来，红扑扑的脸上挂满笑容，没有丝毫不快的影子。
进得屋内，更是让人惊愕——一切井井有条，一切干干净净；窗上挂着窗帘，床上铺着床罩，就连墙角的脸盆架和梳洗用具也都摆放得整整齐齐。
X指着桌上的饭菜，“一起吃吧，我也刚刚下课，回到家里。”
“有人给你烧饭？”我惊讶地问道。
她指了指窗外，一个身影在晃动。好像是在晾晒衣服，竹竿上那一件件印着小花图案的衬衫，不要问，就知道是谁的了。
“他……他就是……？”我突然笨嘴拙舌起来，不知应该怎样开口。
X则没有丝毫的羞怯，大方地对着门外喊道：“小R，快进来，我的同学来了！”
小伙子搓着手走了进来，害羞地低着头，一声不响。“他是队里的记工员，干起活来一把好手……”X在继续地介绍着他，满意二字写在了脸上。
“这饭是你烧的？”我明知故问，想尽办法和他打招呼。
他终于抬起头，“嗯”了一声，我这才看清他的长相——又黑又瘦，满脸都是青春痘……至于五官，我几乎都没看清楚，那张让人不敢直视的面庞已经分散了我的所有注意力。
天仙一般美丽的X怎么会看中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不敢问，更不敢在她的面前流露出丝毫的疑惑。
X似乎是明白了一切，她滔滔不绝地讲起小伙子是如何地帮助她，是如何地将她从绝望中拯救出来——他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家庭出身，也从来没有问过她父亲的现状；在他的眼里只有这个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只有这个让人心疼无比的女学生。
那天我是怎样同X告别的，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连杭老师交给我的任务也全都忘在了脑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回家的车上，眼前闪动的都是X的那张笑脸，洋溢着满足，洋溢着幸福。
然而，仅仅才过了几个月，一个惊人的喜讯从天而降——省委书记彭冲同志下达指示：省内的所有知青一律以招工的方式返回各自的城市！这是彪炳千秋的大业，这是造福万家的大举。一时间，各个公社的办公大院里人头攒动，熙来攘往，办手续的，迁户口的，还家具的，寄行李的……个个手舞足蹈，个个喜笑颜开。
我是拿到体检报告后，直接去的公社，招工单位是南京公交公司电车场，我将于31路无轨电车上当一名售票员。队伍很长很长，所有的人都在耐心地等待，没有加塞的，也没有叫嚷的，这一天来之不易，大家似乎都在静静地享受这一时刻的幸福，细细地咀嚼即将到来的欢乐。
公社的办公大院没有围墙，我一边随着长长的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一边漫不经心地四处张望。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她似乎在打听，又似乎在追问，走过来，绕过去，一直在彳亍，一直在徘徊。没错，是她，是我的同学X！
我知道她是为了什么而来，也知道她是为了什么而不去——这次集体返城有一项明文规定：凡是与农民结婚者，一律不在招工范围之内！
我看到了，X的肩膀在抽搐，X的双手在颤抖，她在哭，她在流泪……我想过去安慰她，但是挪不开步子；我想过去为她擦干眼泪，却又犹豫再三趑趄不前。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走了，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踉踉跄跄地走了；远处没有看见小R的身影，她一定是瞒着他一个人来的。她不愿意伤害他，于是一个人偷偷地跑来，又一个人默默地回去了……
光阴如梭，一晃20年过去了。终于从同学那里打听到了她的消息：而立之年的她总算调回了南京，在一家幼儿园工作；小R开货车跑运输，可以经常与她团聚；他俩的女儿遗传了她的美丽，也遗传了她的聪慧，在国外的一所著名大学读书。她没有遗憾了——女儿终于帮她圆了那个数十年前的美梦，久久萦绕在心间的美梦！
我没有去看望她，只是在心中默默地祝福她，真心实意地祝福她……
⒊ 她嫁了
再次见到L，已经是相隔七八年之后了。
那天我正在写毕业论文，她敲门进来了。右手牵着一个小女孩，六七岁的模样，很认生，一直躲在她的怀里。我的母亲急忙起身，不住地问长问短，而我却如同石雕一般僵立着，始终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没有久坐，很快便告辞了。母亲埋怨我，不该这样对待客人，更何况还是自己多年的同窗学友。我定定地望着门外，不知该如何回答母亲，更不知该如何回顾这段并不久远的往事。小女儿健康可爱，说明她的婚姻平稳安定；其本人体态丰满，说明她的生活平和安康。我放心了，也释然了，一切的一切都让它过去吧，无论是焦虑，还是悲伤，无论是反抗，还是妥协，都已成为历史，被埋藏在厚厚的泥土之中了。
L是家中的独生女，而且是领养来的女儿，一生未曾生育过的养父母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宠为童话里的公主。家中虽然并不富裕，但是20岁之前的她，没有吃过一丁点的苦，没有受过一丁点的委屈。然而1968年的那场上山下乡的风暴不可能绕过她的家门，左藏右躲还是没能逃脱居委会的巨掌，被强制着迁走户口，送往农村。
这时距离我们插队下乡，已将近半年之后了。我不知道她是如何面对这“大有作为”的日子的，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去接受这种欲哭无泪的“再教育”的，只知道没过多久她便逃了回来，又重新躲在父母的羽翼下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
可怜的双亲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但他俩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没有门路，也没有后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长吁短叹，却想不出任何的办法来。
一天，她突然写信给我，说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要同我商量。我向生产队请了两天假，飞快地跑回了南京。
我母亲陪着L坐在家中等我，她双眼呆滞，面无表情，似乎刚刚哭过。“她的父亲想让她嫁人，听说对方能够帮她迁出农村户口……”母亲低声地告诉了我全部原委，我一下子也惊呆了。
L的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工人，在一所保密的军工厂里当厨师。究竟是哪位“高人”帮他想出了这个点子，又帮他找到了这个具有“超人”功能的准女婿？L终于抽抽搭搭地道出了全部的经过。
那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据说这都是因为当年的苏、美两国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于是一系列决策也都制定了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现有的国民经济做一次重大的区域性的布局调整——针对东部“一线”地区和中部“二线”地区的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的政策；对于西部的“三线”地区，则进行重点的开发和建设，使之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
L爸爸所在的工厂被列入了第一批搬迁的名单之中，不少设备与技术人员都开始了这一战略性的转移。时至70年代的初期，这一重大的部署已逐渐扩大到了普通的工人，于是乎L爸爸的择婿目标有了定位，也有了明确的人选。
牵线者是谁，我不知道。L讲述这一切时，几乎哭成了泪人。毕竟是受到过11年的正规学校教育，毕竟是阅读过无数的歌颂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文学作品。她气愤于自己的父亲竟然以区区40块钱便将她“卖”掉了，那是对方给的彩礼——当年，一个普通的工人能够拿出这么多的钱也实属不易了。她说，她连对方的面都没有见过，只看到一张1寸大小的模模糊糊的照片；她说，一切都口说无凭，她怎敢相信自己的户口能够顺利地迁至三线地区的某个城市之中。
那天，母亲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开口，只是最后悄悄地问了一声：“你从家中逃了出来，父母知道吗？”L的泪水又流了下来，我知道她是在破釜沉舟，她是在背水一战。母亲到底有些经验，她当即做出决定：让L跟着我去丹阳躲一躲，插队的村子虽小，却可容她藏身。她俯下身子问道：“这就是旧戏中所说的‘抗婚’，你能坚持得住吗？”L勇敢地点了点头。
次日一早我们便动身回到乡下，对外称她是我的表妹，专程前来看望我的。第一天，第二天，平安地过去了；第三天，第四天，也没有什么动静。但是第五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身着中山装，一副城里人的模样，他东张张，西望望，什么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L紧张了起来，“此非久留之地！”当天下午我便将她送上了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
在车站，她低低地哼起了一首歌，作者是南京五中的知青任毅，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它曾被苏联莫斯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过，作者为此曾被判死刑。
蓝蓝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扬子江畔，
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长虹般的大桥，
直插云霄，
横跨了长江；
威武的钟山，
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
再见吧家乡，
金色的学生时代，
已载入了青春史册，
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多么漫长，
生活的脚印深嵌在偏僻的异乡……
她哭了，我也哭了，没敢放声，只敢抽泣。
回到南京后，L没敢回家，怕父亲逼着她立马成婚——拿了人家40块钱的彩礼，不能不讲信用啊。这时是我母亲救了她：“就在我家住下吧！再苦，再难，也不多你一张嘴！”
L在我家一共住了多少天，我不知道。只是听说母亲将她当作亲生的女儿，关怀备至，体贴至极。那是一天的傍晚，大门外突然传来叫喊声，并且伴着粗野的漫骂和恶毒的叱责。围观者越来越多，又是敲门，又是砸窗，母亲无可奈何了，L也只好说了声“对不起”，低着头默默地走出了院子的大门。
她终于嫁了！嫁给了那个她根本不认识的人！此后多年她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我也听不到有关她的任何消息，只是隐约得知她并没去三线，而是在南京当了一名靠着丈夫养活的家庭妇女。
能怪L的父亲吗？他是救女心切。能怪L自己吗？她是走投无路。那天，她牵着女儿的小手从我家离开之后，我和母亲都久久没有开口，也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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