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二三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11月30日第236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魏光奇 文革时期读书生活漫忆
读书风气的兴起与思考文革有关
书的来源与读书群体
1968年的读书对我们思想的影响
插队后读书的新高潮与新思考
社会调查与知青辩论
结语

书海泛舟

叶志江 《走出文革》第五版说明

争鸣

张光渝 江青、戚本禹知道毛泽东说张霖之是走资派吗？
——求实先生与余汝信先生商榷之我见

史实考订

王海光 “九一三”事件循时考（修订版）

编读往来
234期作者杨向东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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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文革时期读书生活漫忆

魏光奇

说明：本文原于1997年以对话体形式（丁东提问我回答）在《华人文化世界》杂志发表，2003年恢复原稿形式，发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增刊。后来有网站登过，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发过。现补充了1967年在武清、宝坻做有关插队问题社会调查的内容。
作者简介：魏光奇，1950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66届初中毕业生。1969～1972年在山西沁县后泉村集体插队，此后在长治市一个工厂做工6年。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先后在河北大学历史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任教，2015年退休。

前些年在《中国青年研究》上看到杨健撰写的《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和追寻“68年人”的几篇文章，激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杨文中提到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的“二流社”，我曾是其介入者之一，如今回忆当时自己和周围同学的读书生活，觉得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期北京部分中学生从红卫兵向知青过渡的思想历程。

读书风气的兴起与思考文革有关

文革中北京中学生读书风气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同一些青年对文革起源和性质的思考有关系。
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我16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北京中学文革的特点是运动初期血统论盛行，在毛泽东和江青等人支持下最先兴起的红卫兵（即后来所谓的“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骨干，推行血统论，讲“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面走上社会抄家破“四旧”，另一方面在学校内揪斗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在运动中受到排斥，其中一些人受到迫害。10月以后，由于老干部纷纷被打倒，“老红卫兵”开始同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为首的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和对抗，但在学校中仍坚持血统论。而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同学则开始组织起来，自称“造反派”，批判血统论，将之指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中学的主要表现，这一派1967年春天发展成为“四三派”。当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也都曾讲话批判血统论，故“四三派”对他们、对中央文革极有感情，将之视为自己的支持者。我参加的组织即属于“四三派”。
血统论是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为敌对阶级，而将文革要打倒的“走资派”说成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对此“四三派”实际上难以接受，起码在潜意识上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一方面家庭背景同那个“敌对阶级”有着各种直接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遭受着“走资派”子弟们的迫害。此外，在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中，一些虽未受到政治迫害的工农子弟及“非红五类”子弟（如我父亲是小学教员，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也能感受到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自己同干部子弟的巨大悬殊和差距。
这样，少数素来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四三派”学生就试图对文革作另外的思考，其基本思路是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将亿万人卷入其中，原因在于它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即“特权阶层”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样，文革就首先被看作是一场社会斗争而并非仅仅是共产党内的权力和路线斗争，而所谓“走资派”也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特权阶层），如当时《四三战报》上发表的《论新思潮》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
在1967年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权威的时代背景下，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要从新的角度探讨文革的起源和性质，最初还不敢也不愿逾越毛泽东的有关理论和谈话，他们还力图要从毛泽东的有关文字和谈话中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如毛泽东在文革前的一个批示中曾有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曾称1967年的“一月风暴”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曾对《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节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发表评论，说这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所有这些，当时都被拿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产生新的特权阶级的理论根据。
不过，这些毕竟不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主体，毕竟不能支撑起一种对于文革起源和性质的新理论。所以，还须进行其他的理论探索。此外，当时一些“老红卫兵”已经开始批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批判“195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抨击斯大林的“大清洗”，这也激发着一些“四三派”的理论兴趣。我们的读书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由于读书的目的明确，就是想要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所以当时对于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记得自1967年5月起，我陆续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马、恩、列的著作。此外，还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道，抄录了不少有关的材料，并趁下乡劳动之机进行社会调查，向老乡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
1967年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此后，北京中学各校在领导军训的解放军组织之下搞了各派“大联合”，提出“复课闹革命”，急风暴雨式的运动过去了。在成立革命委员会进行权力分配时，不仅当时同“联动”已经难以分清的“老红卫兵”没有占上便宜，自认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和“与中央文革心连心”的“四三派”在“伟大战略部署”之下也同样处境艰难，有些学校被抓了“坏头头”（如28中）。“四三派”因此开始有了被利用、被叛卖的感觉，不少人不理解，少数人则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开始了读书。从这时起，“四三派”和“老红卫兵”的一些人也开始有了些接触，交流读书心得。
到了1968年，北京中学“四三派”和“老红卫兵”中部分人研读社科书籍便形成了一个小气候。

书的来源与读书群体

读书的人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甚至出现了手抄本。大致说来，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互相传阅的书有这样几个来源：
一是文革前出版而又躲过1966年秋“破四旧”浩劫的私人藏书。如那时我翻过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就是一位同学家的藏书，一本考茨基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第5册和另一本介绍美国实用主义的译著是我自己文革前从旧书店买来的；
二是从各类图书馆流失出来的、当时被封存的书籍，如当时我们一派的一个宣传队有几个同学住在学校图书馆，通过他们就搞到了一些书；
三是文革当中，从干部家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即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社科类译著。
此外，当时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他们临行前将许多书籍当废品卖掉，爱读书的中学生们便抓住这一机会，到海淀区邻近各高校的一些废品收购站以0.26元一公斤的废纸价格去买书，我和一个朋友闻讯后，也各出10元钱，合买了一麻袋书籍和文革资料。我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专科本科，1978年直接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而我最初所读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4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一麻袋书中的两本。还有一本插队后成为我们娱乐食粮的《外国名歌200首》，也是这次买的。
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和探讨政治社会问题为联系纽带的“沙龙”式群体，“二流社”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据我记忆，“二流社”的形成不晚于1968年夏天，这个名字是它的反对者、嘲笑者给起的，我至今搞不清它典出何处。
这是一个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从组织聚会这个角度说，一零一中的任公伟可以算是它的核心，在任的周围，有他们学校“毛泽东主义公社”的一批人，较活跃的如贾平、文智奇、孙小平、王以平等，鲍国路（柯云路）个别时候也参加过“二流社”的聚会，但他与任公伟等人不和。除一零一中的学生外，经常参加“二流社”活动的还有三十五中的孙康、常汝奇、郝仁，清华附中的甘铁生，八中的华有群，四中的范文辉，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北外附中的我和杨志拴等。此外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罗雪珂等人也介入过“二流社”的活动。（图为当年在十三陵水库的一次活动留影。左起第三人〔穿短裤者身后〕是本文作者）
“二流社”的活动方式和内容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陶然亭、中山公园都聚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三天，自带大米挂面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愉快。“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任公伟等部分活跃者曾搞过一个分工，计划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研究，我和杨志拴负责经济。但不久大家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
当时人们介入各种群体，相互交往往往是多边的。除“二流社”外，当时对我读书有过影响的还有四中的赵京兴，他的女朋友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的，故戎雪兰、张雷等人与他也有交往。我和杨志拴通过戎雪兰、夏柳燕与他结识。赵京兴在文革运动中不是活跃分子，但他读的书多，思考的问题比较深。他喜欢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推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写过一个“哲学手稿”，是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从培根到费尔巴哈，借给我们读，但当时我哲学修养太差，可以说看不懂。不过他对我的读书生活有影响，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开始读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书，读杨献珍、关锋的哲学著作，读文革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并作了详细笔记，对西方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一点了解。赵京兴当时也有他的经济观点，认为应该搞地区分工，实际上是反对公社式的自给自足。我插队后的1969年春天，师大女附中的张雷还专门从晋中榆次来到晋东南沁县我们知青点，同我们讨论赵京兴的经济观点。

1968年的读书对我们思想的影响

1968年这一年的读书，我感觉收获是很大的，归纳起来，是形成了几个对后来思想发展长期有影响的看法。
其一是通过读一些革命史的书，如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等，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较切实的了解，坚信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仅仅由少数人策动的政治纠纷，文革也绝不仅仅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和路线斗争，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基础。当时我周围的几个同学都对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的一段评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段话我至今犹能记忆：“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从那以后直至今天，我在观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时，仍然总是不由得想起恩格斯的这段话。
其二是对于从前一年就反复思考和讨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了一个自己当时觉得能够信服的答案。这同阅读南斯拉夫德热拉斯（今译吉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系。德热拉斯曾是南共联盟的领导人，他的这本书著于1958年，文革前作为“灰皮书”的一种，有中译本。1968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甚广（据说20年后曾又一次在北京高校中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后来才看到了铅印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只具有使得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集权统治”的腐朽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被改变、被推翻。德热拉斯的这种观点同当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有某些合拍之处，对于文革中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非“红五类”学生来说，以及对于感受到了与干部子弟之间存在巨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那些工农子弟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时，我和我周围的同学都曾经因接触到这种理论而感到十分兴奋，觉得顿开茅塞，觉得自己一年多来反复思考的文革起源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当时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的与《新阶级》观点相通的书，还有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此外，《赫鲁晓夫主义》《震撼世界的十天》《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等有关国际共运的著作，流传也比较广泛。
其三是开始在政治信念和社会改革信念之间找到了一种联系的纽带。当时，我们这些“四三派”中的思想活跃者，都很重视探讨文革中自己同“老红卫兵”这一“特权阶层代表”进行斗争屡屡失利的原因，在这一方面，受到了“省无联”思潮的很大影响。“省无联”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组织当时被认为是“极左”组织，1968年时已经被查禁，但它有一些文件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如《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等。“省无联”有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解放后由于三大差别的扩大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修正主义”化，乃是我国“官僚特权阶层”的土壤，“造反派”同“保守派”进行斗争之所以失利，原因就在于对方有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它认为，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实行社会改造，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彻底铲除这种社会基础，“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种观点，是红卫兵中的极左思潮向知青中的农业乌托邦思潮过渡的中介和枢纽。我们当时对这种观点极为信服，由于持有这种信念，所以1968年底去山西农村插队时豪情满怀，认为这是将反对“特权阶层”斗争引向了深入。

插队后读书的新高潮与新思考

插队后我们的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们带着两大箱书来到晋东南沁县，此外还不断通过其他各种渠道找书看。如我的朋友丁东和杨志拴趁县里组织知青参加“审书”之机，从县师范学校偷出了好几本被封禁的书，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
当时，志同道合的知青时兴村与村之间的串联，大家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惬意得很。与此同时，我们与在内蒙古等地插队和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情况和知青集体建设情况，所有这些，都推动着我们读书活动的深入。那一时期，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夜读》写道：“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这是当时我们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毫无渲染夸张。
在农村插队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1968年读书中形成的那些信念发展成了一整套的农业乌托邦思想。晋东南地区的农村十分闭塞，一到那里，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穷二白”。老百姓一年只分300斤左右的口粮，许多人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裳，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包括干群关系在内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存在着原始的民主制度。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从具体的种植计划到买卖牲口，都要经全体社员讨论，队干部无权专断。在我们当时看来，这后一个方面便是“白”，即没有城市中那种根深蒂固、难以铲除的“修正主义制度”，可以在这张“白纸”之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建设一种一方面是经济发达的另一方面又是平均的、民主的新社会。
我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过去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都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要消灭“特权阶层”，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由是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以社会分化严重为标志的“修正主义制度”已经难以改变，因此“造反派”在那里斗不过特权阶层，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在“一穷二白”的农村建设新社会，同时发展经济。这样待到农村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旧城市时，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就可以下手彻底改造旧城市，彻底消灭特权阶层，向共产主义过渡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赞同“农业学大寨”，钦佩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更钦佩那些亦工亦农、多种经营搞得好的社队。晋东南长治县有个南呈大队，社队工业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发达，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比大寨还具有吸引力。
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大概坚持了只有两年就破灭了。随着亲身深入农村生活，很快就感觉到，农村并不是一张白纸，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处于城市、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当时搞军队“支左”，不正之风已经非常严重。我们亲眼看到，县委、县革委、武装部、农机站、种子站、粮站、化肥站、信用社、公社……所有这些“公家”（亦即国家）无不将触角伸向农村，伸向农民，如同一个个寄生虫，紧紧附在农村这个机体上吸血，光是高征购这一项，就搞得农民肚皮也填不饱，哪里还谈得上经济发展，哪里还谈得上制度建设？
意识到靠“农村包围城市”来消灭“特权阶层”的道路走不通，农村对于我们来说便失去了神圣性，失去了吸引力，便只有劳动场所的意义了。1971年后，知青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我也于1972年10月去了长治市的一个工厂，思想方面也开始了新的探索。

社会调查与知青辩论

关于红卫兵向知青过渡的思想历程，还有两个情况值得一提。
一是当时思想活跃的中学生开始注重搞社会调查。
还在1966年，毛泽东青年时与萧三徒步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事迹就已为红卫兵们所熟知、所景仰，而那时对青年毛泽东的模仿在中学生中蔚然成风。人大附中的“老红卫兵”徐浩渊据说曾化装成乞丐去搞农村调查，这件事当时连“四三派”的同学们也钦佩。在这种风气下，当时不少思想活跃的中学生都搞过不同形式的社会调查。
1967年12月，听说“运动后期”要插队，我和杨立华、杨建元、王新、涂海燕、单大昌等几位同校同学一起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武清县、宝坻县搞了一次社会调查。那里有一批1964年插队的天津知青，基本上都属于初高中毕业后曾在家待业的贫民子弟（当时称“社会青年”）和因“出身不好”而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也有例外，如在宝坻县插队的侯隽就属于高中毕业后自愿插队。侯隽我们也见了，她自己住在一间房子里，坐在炕沿与我们交谈，我当时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感觉，觉得她很孤独、很可怜。
当时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农民一个男劳力出工可以养一家人，知青却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武清县眷兹村的知青们给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农民不需要因回家探亲停工，一家人的衣、鞋都由妇女做（知青自己买鞋穿，一双就要几块钱），农民家庭的老人、孩子都不是吃闲饭的，他们可以打猪草、拾粪，养猪、养鸡、种自留地，可以搞其他家庭副业，等等。
他们的这个解释，使我体察到当时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而对于这种经济结构来说，只有家庭组织才最有适应性。这批天津知青基本上都是男生，他们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娶不上媳妇，天津城里女人当然不嫁他们，当地农村女人也不嫁他们，因为他们在当地属于最贫穷的人。
回北京后，我们把这些情况写了一个“调查报告”，送到国家计委，一位姓于（余？）的官员（副主任？）接见了我们。他说这些情况他们也知道，但没办法。他告诉我们，文革两年积压下的城市中学毕业生已有N多万（具体数记不清了），城市工厂、商店和各地国营农场只能容纳很少一部分，大多数人还是要插队。
一年后，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1971年我们在山西沁县插队期间，我和同村同学杨志拴又去了一趟武清县眷兹村。一进村，就看到有城市人模样的女青年抱着小娃娃站在街旁，一问才知道，有些男知青已经解决了婚姻问题，娶的就是我们这批1968年以后插队的“小知青”。当时天津学生有不少插队到内蒙、山西，通过亲属邻居介绍，一些女知青与他们结婚，然后转插到了武清、宝坻，总算回到了天津附近，尽管还是插队。
这次社会调查，除了了解与城市知青插队有关的一些问题外，也接触到了当时当地农村的一些情况。例如，一个村的知青向我们谈到了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说一个地主家好打牌而人手不够，“三缺一”，长期雇佣一个二流子来凑手，解放后划成分，这个二流子因寸土皆无且受雇于人，理所当然被划为雇农。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的感性了解，冲击着过去政治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教条。
所以插队后，尽管我们坚决拥护学大寨，但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阶级斗争”方面并不左。1969年底冬闲回北京，我和杨志拴从沁县经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步行去大寨参观，沿途又就精简机构和社队工业问题搞了一次社会调查。
二是一次影响较大的关于农村问题的知青辩论。
在1969年底、1970年初，经过了一年多插队生活的知青们趁冬闲时纷纷回到北京，过去思想活跃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此时谈论的已经不是文革的政治斗争，而是农村道路、农村政策问题了。
1969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因父母下干校而借住在黄以平家，我去找她时结识了黄。黄以平是一零一中老高二的女生，人能干，又随和善良，同当时中学生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她家房子宽敞，父亲是位开通的老科学家，对年轻人的交往持不干涉态度，这样，一场关于农村问题的辩论就在她家展开了。
辩论的一方主将是一位1964年就到内蒙古临河插队的老知青，名叫张木生，另一方恰好是“二流社”时期我的朋友任公伟等人。这场辩论不久就受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注意，不得不中止了。张木生发言的正场我没有赶上，只参加了后面一场，但很快就看到了由任公伟等人记录整理的张木生的发言稿。
不用说，张木生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插队5年多的老知青，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显然要比我们这些1968年底才去插队的新知青们熟悉得多。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上不去的原因不是“四清”和文革反复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不行。除此之外，他的发言还涉及庐山会议问题以及其他更具敏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如他最后说：“……现在文学艺术不能繁荣，教育复旧，互相联系，完全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的反映，一旦解决了，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文化就会大繁荣……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能往下说了。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
我当时农村知识尚少，又正沉浸于农业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这场辩论，在当时各地各派的知青中影响极大，此后一年多中，在知青中出现了一股研究农村和农业问题的热潮。后来1988年的一期《海南纪实》上曾有一篇文章记述过这件事。

结语

1972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我们这些曾经思想十分活跃的红卫兵和知青大多上了大学，其中不少人后来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看法渐趋理性，过去的不少观点和看法都已被放弃。不过另一方面，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一段思想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也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痕迹。
可以说，不了解我们的那一段思想历程，就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一代人。而这种“痕迹”在我看来，首先是独立不依的探索精神。在当时那样一个提倡盲从和迷信的年代里，我们这些“68年人”没有被卷到“红海洋”里去随波逐流，没有做当时“官文化”的奴隶，始终在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这种精神在我们身上至今犹存。
此外，通过那一时期的读书和实践，反对“官本位”和主张“民本位”渐成为我们头脑中一种较为稳定的思想特色。对于社会不平等、对于特权腐败，我们永远难以容忍；而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平民百姓我们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因而关心他们的利益疾苦，习惯于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待各种问题。这种“民本”倾向，在我们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工作方法甚至习惯爱好、言谈举止等各方面，至今处处都能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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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走出文革》第五版说明

叶志江

《昨天》编者按：叶志江著《走出文革》一书第五版于2023年自印300套，已经陆续分赠友人。
（图为作者近照）

我在第三版的后记中曾说，这《走出文革》一版再版，和一般意义上的再版是不同的。每次都会增添近十万字的新内容，甚至有较大的删改，如同iPhone手机的不断推陈出新，“合乎目前电子产品不断更新，或曰升级版的潮流”。
和两年多前印发的第四版相比，《走出文革》第五版增添了下列文章：

《走出文革》第四版的读者评论
《走出文革》第二版（溪流版）编者后记
《走出文革》第五版说明
给马国馨院士的一封信
朗读者紫檀大姐
从科学馆到生物馆
地铁祥子
邓小岚的音乐之路
几度夕阳红
纪念梁颂辉
谦谦君子李仕林
我和《读者》
母亲节的思念
何凤书
约翰•威克斯
桨声灯影里的生日派对
疫情时期的华尔道夫
从春天做到冬天的梦
名家诗人话魔都疫情
阿毛被隔离了
东施效颦
纪念白尼尔
猫的智商
智取老虎机

共约7万字，其中，《走出文革》第四版的读者评论一文约2万4千字，占了三分之一之多。是从收集到的十几万字的读者评论中摘选的。这些评论“满腹经纶, 海阔天空, 古今中外, 人文科技, 社会风潮, 个人命运, 大背景, 小故事…（群友秋叶无尘语）”，曾引起一片喝彩之声，对《走出文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和《走出文革》第一版（校友版）一样，《走出文革》第四版的发行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而且如读者所言，这本书已经“走出清华”，被更多的读者所注意了。《给马国馨院士的一封信》和《朗读者紫檀大姐》这两篇文章便是和第四版的传播有关。
由于第四版的发行量较大，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各地志愿者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福州和美国等20多个城市设立了30多个分发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向3000多个读者送去了这本书。特别是清华校友沈玲，已近八十高龄，为了让读者尽早收到《走出文革》第四版，在三九严寒和十年一遇的沙尘暴天气中，她肩背手拉，上公交、走胡同，先后两次送书。许多读者收到书后含泪目送她远去的背影，感动不已。校友连果义有诗赞之：京畿飞黄尘，门牌何处寻？送书为“走出”，苦了有心人！
令人伤感的是，一个时代即将落幕。《走出文革》第四版出版后的两年中，故事中的不少校友相继离世，唯有我们的故事或许会留存于世。这一版收录的《地铁祥子》《邓小岚的音乐之路》和《几度夕阳红》等六篇文章便是悼念这些离世的校友。
这两年多中，影响人类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新冠疫情的蔓延和抗击。《疫情时期的华尔道夫》和《从春天做到冬天的梦》等四篇文章记录了我在疫情时期的经历和思考。
古人曰校书犹是扫落叶，随扫随有。这一版继续做了近百处文字上的订正。个别文章增添了若干文字，如《1978，进京赶考》一文中，关于1977年邓小平召开科技教育座谈会时究竟是谁向邓提出恢复高考的叙述中，补充了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的名字，又如《两个冒牌理论家的半世纪缘分》一文中收录了周泉缨在2022年12月去世后我的悼念：

曾经试错难顿悟，除却必胜不足云，
一生褒贬懒回顾，半缘修佛半缘君。

在我们这一代人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对大多数人而言确实是“一生褒贬懒回顾”，但那真实的人生经历依旧让人留恋，无论是痛苦的还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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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

江青、戚本禹知道毛泽东说张霖之是走资派吗？
——求实先生与余汝信先生商榷之我见

张光渝

《昨天》网刊2023年9月30日第233期刊载求实的《关于“张霖之就是”的再考》，就文革前毛泽东是否点名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走资派”的问题，向余汝信先生提出商榷。
余汝信先生在《〈戚本禹回忆录〉指谬：关于张霖之问题》（《昨天》第75期）一文中提出，广泛传播的毛泽东在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与刘少奇就“走资派”概念产生争执，毛在回答刘“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问题时，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这一说法证据不足，在文革进程中始终无人知道张霖之被毛主席点名，因此可能是讹传。
而求实先生认定毛泽东对张霖之的点名是有出处、有人证的，应当确有其事。
我作为张霖之的后辈，亲历了父亲文革中被江青、戚本禹先后点名为“彭真死党”，最后惨死于造反派关押毒打的全过程，也在近二十多年中对父亲的一生，特别是文革遭难的历史做过一些研究。看了余汝信、求实两位专家对毛泽东点名张霖之一事的商榷，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我的看法：即使毛泽东真的在文革前说过“张霖之就是（走资派）”的话，江青、戚本禹在主导诬陷迫害我父亲的时候也不知道。
坦率地讲，我对毛泽东点名我父亲一事很早就表示过疑惑，原因是出自我当年的亲身经历。1998年，当我从11月20 日《南方周末》上看到《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那篇披露毛刘争执，毛将我父亲点为走资派的文章时，感到十分意外——毛主席文革之前就点名我父亲为“走资派”，我们为什么从未听说过？我父亲知道自己是第一个被伟大领袖点为“走资派”的人吗？
十几年前，我在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在光天化日之下扣押殴打张霖之，是手握江青‘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尚方宝剑。当时没有任何一方造反派知道毛泽东点过张霖之的名，江青、戚本禹也从未公开传达过这条‘最高指示’。如果当时社会上有人知道毛泽东曾说张霖之是走资派，马上会掀起轩然大波，成为造反派打倒张霖之的第一理由，整个京城都会知晓。但我们作为文革过来人，作为张霖之的家属，当年却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江青首先拿我父亲开刀，似乎与这句话有关，这一句话是顶得上江青‘一万句’的，但这件现成的武器她偏不公开使用，除非她当时也不知道，否则就是别有心机。”（《关于父亲的各种说法》，写于2007年）
至今，我的疑惑依然存在——如果真有这句话，为什么打倒我父亲时他们不公布，不使用？
如今看了求实与余汝信两位研究此事的不同结论，综合他们的见解，我且从毛泽东说“张霖之就是”确有人证（求实先生说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的前提出发，论证江青、戚本禹当年并不知道这个点名。
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煤炭部群众组织代表，首次提出：“张霖之不是我们的人，他是彭真死党！”但她并未说毛主席点名张霖之为“走资派”。
12月18日，我父亲从黑龙江返回北京，他是当年9月因病经周总理批准到东北疗养的。回京后第二天，他主动到北京矿业学院听取师生的批评意见，接受批判，从此被扣留，再没有回家。
1966年底，江青认为煤炭系统对张霖之的揭发批判和斗争火力不够，要戚本禹到矿业学院鼓动学生们加大打击张霖之的力度。戚本禹于12月24日到矿业学院发表了煽动性极强的讲话。从这天开始，我父亲遭到了不断升级的游斗示众和暴力殴打，中央文革在煤炭系统的耳目还将批斗照片上送戚本禹。不到一个月，我父亲就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死于矿业学院。（见《杨克同志在张霖之同志平反昭雪大会上的发言》，1978年11月，手抄记录稿；《王元昌同志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铅印发言稿）
事实上，从江青发起对我父亲的诬陷攻击开始，咬定的罪名就是“彭真死党”，从未提到毛泽东亲点我父亲为“走资派”。
求实先生引用戚本禹回忆录的内容，证明江青、戚本禹及其他领导人都知道毛泽东对张霖之的点名，并因此决定打倒张霖之。我对此有异议。
且看戚本禹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是如何说的：江青在1966年12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说：“有个走资派，毛主席点了他的名字了，可还没有受到批判。”戚本禹又说：“江青在会上就要我去发动群众批判张霖之，总理也同意我去，他要我把为什么批斗张霖之的道理向群众讲清楚。”（《戚本禹回忆录》（下），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第522页）
问题是，戚本禹把为什么批斗张霖之的“道理”讲清楚了吗？他告诉学生们张霖之是毛主席亲自点名的“走资派”了吗？
请看他当年在矿业学院的讲话记录：“你们炮打张霖之的行动是革命行动，煤炭部的对面就是北京饭店，你们给煤炭部写的大字报刷的大标语把煤炭部变成了大字报大标语，对面的外国人都看见了，揪斗张霖之震动了世界！”“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你们的炮火还不够猛烈，要集中火力狠狠地打击！”“要冲向社会，冲向煤炭部，要把主要斗争矛头主要斗争方向对准煤炭部甚至比煤炭部更高的，要狠狠地斗！”学生代表问有没有张霖之是彭真死党的材料？戚本禹答：“材料你们自己找，不要死材料，要活材料！”
第二天，12月25日，一个司局级的煤炭部造反头目表态：“戚本禹同志在矿院的讲话对我们来说是动员令”，“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见《王元昌同志在煤炭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大会上的讲话》，1978年11月，铅印发言稿）
戚本禹在矿业学院煽动学生们对张霖之“集中火力”“狠狠地斗”的时候，突出的重点是“彭真死党”的罪名，他要学生找“活材料”，就是要他们逼供信。造反派向戚本禹表决心，也是要“百分之百”把张霖之打成“彭真死党”！
我敢肯定地说：当年矿业学院师生和煤炭部机关干部职工没有一个人听到过那条“张霖之就是（走资派）”的“最高指示”！这些人中至今还有不少健在者，希望能知道他们的说法。
戚本禹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文革前就在与刘少奇的争论中点名张霖之是走资派，但却不说明信息和史料来源，让不知底细的读者以为戚本禹当年鼓动打倒我父亲时就知道毛泽东的这个点名。戚本禹将自己一个事后转引者装扮成亲历者或揭示者，这是他的小聪明，小伎俩。
文革后公开转播审判江青实况，江大闹法庭出言不忌，但在审理张霖之被迫害致死案件时，她却以“不清楚”“不知道”等言辞搪塞，只字不提张霖之是“毛主席点了名”的“走资派”，这是为什么？她还有什么避讳吗？
戚本禹说江青因为感觉煤炭部批判张霖之火力不够才派他去加油添火。其实，公布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才是最强大的“火力”，还能连带上刘少奇对张霖之的“包庇”，他们为何不干呢？
综上所述，毛泽东文革前点名张霖之为走资派，出于与刘少奇当面冲突，回答他“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追问时脱口而出的。这首先是他对我父亲已经有不满之意（此事另论），但是这种内部激辩之语还形不成正式组织结论，只要毛不再进一步深究，就没有人去传达落实。1964年底，江青、戚本禹也还没有进入决策层。这就是我父亲在被诬陷迫害致死的全过程中无人知晓、或者说因种种考虑无人说破他曾被毛主席点名为走资派的原因。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说他是从江青口中知道毛泽东点过张霖之名的，但他在回忆录中并没有说他自己何时何地向何人公开宣布过这个点名。实际上，他是用出狱后才得到的历史资料，为自己诬陷迫害我父亲找借口推罪责。而江青在被公审时自我辩护，却没有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一案中用那个点名为自己开脱，因为她不知道有这个点名。
因此我说：江青、戚本禹文革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对我父亲的点名。如果有人认为江青其实知道这个点名，但她故意不说，另起“彭真死党”的炉灶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这就属于“猜心术”了。更何况，她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已经捞不到“政治资本”。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在二十年前的另一篇文章《悲愤的结局》中写道： “即使毛泽东并没有点张霖之的名，毛刘这次冲突也决定了包括张霖之在内的全党干部、党员甚至全国人民的命运。”（写于2003年）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走资派概念的辩论，以刘少奇认错告终。无论这个辩论是否包括我父亲的定性，文革开始后江青、戚本禹挑起的诬陷迫害，才是我父亲冤死的直接原因，而毛泽东、刘少奇的冲突是我父亲遇害的大背景。
这就是我的看法。
最后，对余汝信、求实两位专家对我父亲被点名的历史考证表示感谢。他们的文章使我有机会更多、更深入地思考和了解这个问题。谢谢！

2023年10月6日

【史实考订】

“九一三”事件循时考（修订版）

王海光

修订说明

本文最初刊发在余汝信编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事与辨析》一书中（香港新世纪出版公司2013年出版）。
笔者认为要不使历史叙述沦为“小说家言”，比较靠得住的做法还是长编考异法。所以取用“循时考迹”的体例，梳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过程，是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工作。本文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林彪、叶群活动方面，关于林立果“小舰队”方面则较为简略。这些年来，关于林彪和“九一三”的研究又有一些新史料披露，笔者也有些新的认识和理解，可为修订之用。修订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补充修订，一是扩展了前言部分。补充了“九大”之后中央政治的演变过程，探讨了文人集团和军人集团冲突的基本线索，简书了毛林体制脆断的制度逻辑；二是根据一些新的史料，在文中补充和修订了一些条目，增补了林立果和“小舰队”方面的一些材料。在史料选取上秉承小心求证态度，对回忆录类的口述史料尤其警惕，以求多种史源材料的相互印证。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是20世纪最复杂的政治事件之一，以其突发性为世所罕见，坊间各种“阴谋论”的传闻谣诼经久不衰。在林彪携家人夜奔外逃的背后，有着历史发生学的复杂性，周恩来称为“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毛林体制的最后崩盘，其前因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年前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建立的毛林体制，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附庸型体制，动议突兀，组合草率，制度化程度很低，从成立伊始就埋下了始乱终弃的因子。毛泽东开展文革所凭借的两股力量，林彪为首的军事系统军人集团和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笔杆子集团，在执行毛的文革路线中多有龃龉。在中共“九大”的政治版图中，全国山河“一片绿”，军队干部遍布朝野上下。毛泽东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作为“九大”路线的口号，强力稳定社会，重建国家体制，打开国际交往，调整毛崇拜方式，重整三年“天下大乱”的山河。在这个新旧政策转轨过程中，军人集团与文人集团的矛盾加剧，进而形成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冲突。毛林体制由此发生了巨大的政治裂痕。在随后的批陈整风的政治操作中，毛林体制先天不足的固有弊端一并发作，中央内部的政治裂痕越来越大，高层政治生活中弥漫着各种不安全感，终于在“九一三”以林彪夜奔之举宣告彻底崩盘。这是多重因果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九一三”事件发生带有祸起萧墙的突发性，义正辞严的口号政治与隐秘阴暗的宫廷权斗相互交错，高层政治关系与高层家庭关系交织在一起，最后在猜忌和恐惧中“暴雷”，林家子女成为了拨动历史偶然性的两颗小石子。关于林彪、叶群和子女的家庭关系，天穹的《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是价值很高的文章，非知情者不能道也。高度政治化的家庭是很难有幸福感可言的，但能够成为历史发生的偶然性因素，还是家国天下的体制使然。文革中毛林体制始乱终弃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从体制嬗变的角度，毛林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间节点：
一、毛林体制的逆变。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人集团选择张春桥为突破口，越线打击文革笔杆子集团，得到了几乎全体中央委员拥护。毛泽东大为震怒，揪住抢先出头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为靶子，激烈批判“反九大路线”，军人集团被迫检讨。会场上一呼百应的阵势，使毛泽东意识到了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认定军人集团难以承担“继续革命”的重任，决心调整军队势力独大的政治格局。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受到毛泽东庇护的文革新贵集团地位蹿升，军人集团地位下降，并对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构成了挑战。这些政治关系变化，构成了“九一三”事件得以发生的错综复杂而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中央高层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江青的关系，中间的军委办事组诸人和林彪、叶群的关系，下层的林立果和“小舰队”的关系等等，形成了重叠交错相互影响的多条线索。
二、毛林冲突的激化。1971年4月15—29日召开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实质是一次批陈整军会议。会议将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冠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名，在政治上彻底打倒；将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也打入了反“九大路线”之列，撤销职务并改组了北京军区。会议真正的重头戏是军委办事组。会前，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的涉事者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书做出严厉的批语。会上，又责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做出检讨，并让张春桥等人帮助修改过关。周恩来代表中央对他们做出定性：“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毛泽东对黄、吴、叶、李、邱表示，他们的问题至此了结了。会后，中央的政治状况比较平静，炮制“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林立果们也松了一口气。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三、毛林关系的崩盘。毛泽东在8月15日至9月12日出京南巡，一路与各地军政要员谈话，要他们守纪律听指挥，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打招呼。在这29天中，已经平静下来的党内矛盾重新激化起来了，交织着各种恐惧和误判。9月7日，北戴河林彪家族从不同渠道得知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部分内容，叶群、林立果贸然认定林彪接班人地位不保，三中全会要处理林彪问题。林立果铤而走险，回京召集“小舰队”团伙，策划暗杀毛泽东的政变计划。12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林立果以为事泄，非常恐慌，安排南下广州计划。当晚，林立果乘坐256号三叉戟专机返回北戴河。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乘坐该机仓皇外逃，在外蒙古大漠机毁人亡。一夜之间，中国政治版图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断裂。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过程中，各个行为主体的关联度很高。如有毛泽东的南巡方面，周恩来的中央政治局方面，黄、吴、李、邱的军委办事组方面，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方面，北戴河的林彪及叶群、林立果、林立衡方面，林办工作人员、警卫人员、服务人员方面，北戴河8341警卫部队方面，北京西苑机场方面，山海关机场方面等等。各个行为主体的思想行为，又会影响着其他行为主体。在林彪一家中，林彪、叶群、林立果、林立衡的思想行为逻辑就大不相同，对同一事件的认识很不一样，相互间的沟通问题很大，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事情很多。最高家庭的关系好坏，必然会在政治上反映出来。这种家-国关系在毛家、林家都有同构性。
因为林彪事件的复杂性，当前披露的关键材料不足，真实发生的情况和主观臆断的东西混杂在一起，梳理起来颇为不易。虽然坊间各种议论多多，但学术含量不高，一些基础性的学术工作还没有做，以至于各种说法相互矛盾，莫衷一是。有些事情说起来有鼻子有眼，细究起来又查无实据。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时间线索为主轴，整合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选择有可靠根据的材料，循时考迹，去伪存真，以期整理出一个“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基本脉络。笔者认为，在重峦叠嶂，迷雾重重的历史丛林中寻找路径，时间关系至为关键，如果能够把时间关系梳理清楚了，史实考证工作也就有可以循迹的依托了。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
笔者试图从时间线索入手，整合这些年来的研究成果，根据有凭有据的可靠材料，循时考迹，理出一个“九一三”事件发生的脉络来，为学界同仁和社会上感兴趣的同好人士，提供一个实证研究的工作基础。
“循时考”所做的“九一三”记事的梳理工作，原稿主要是集中在毛泽东南巡和林彪家族的互动关系上，适当地前伸后延。本稿向前延伸到“批陈整风”运动，重点放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的“批陈整风”，实则是“批陈整军”。毛泽东无疑是要实现党内“团结”的，但他实现“团结”的手段是“斗争”，或曰“批评与自我批评”。“批陈整风汇报会”就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杰作。实际情况是，“批陈整风汇报会”后，党内的“枪杆子集团”和“笔杆子集团”的矛盾并没有消弭，在一定程度上还更对立了，两个“集团”之间相互猜忌的不安全感更强了，林立果为头的青年军人的敌对情绪更为强烈。这就为“九一三”的发生做了铺垫。
本文在时间线索上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1年4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开始，到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前；第二阶段主要是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南巡到9月12日回京的29天；第三阶段主要是“九一三”事件，即1971年9月12日毛泽东回京到9月13日林彪携妻带子出逃的过程；第四阶段主要是讲林彪出逃后的处置和高层人事变动等等。
在编写体例上，试图在同一个时间段中，展现出不同历史现场和不同人物的思想行为，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这些年来新发掘的档案文献、权威书籍和口述史料。取材尽可能准确详实，一些很难确定的存疑材料也存之，可列举不同说法。
“循时考”只是笔者掌握的材料进行的一个初步梳理工作。其方式是把早期文献和新发现材料，文本史料和口述史料，公开书籍和文件资料，进行参照比对，存同去异，求其准确可信。因为许多关键材料阙如，人们对一些材料的认识也会有不同，所以特别欢迎识者的指正和批评，完善补充，以期能够形成一个更详实准确的版本。

第一阶段：批陈整风汇报会

1971年4月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共中央、各地方及军队负责人共99人参加，正在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3月被迫写出的书面检查，传达和学习了毛泽东批评他们的有关批示。会议对陈伯达继续进行批判，兼及李雪峰、郑维山等人。在分组会上，吴法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私下串联活动被知情人揭发，周恩来得知后控制了事态。
4月19日晚，林彪、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叶群从机场直接到会场，散布说“毛主席要林彪同志回来加强对会议的领导”。4月20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泽东有关批示送林彪阅，但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
4月29日，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作总结讲话。总结对陈伯达定性严厉，称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总结指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主义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强调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周恩来讲话后，全场鼓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跑过来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紧紧握手，表示团结。 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本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林立果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主任（叶群）。后来估计（1）（2）可能大。 4月23日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开会讨论了中央批陈整风会议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会上，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都顺利过了关，林立果也松了一口气，随后到广东一带活动。
5月1日，林彪、叶群出席了天安门庆祝活动。晚上，毛泽东、林彪一同出席天安门城楼的招待会。放了一轮烟火之后，林彪说身体不适，向毛泽东请辞。林彪走后，叶群到休息室与毛泽东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叶群出来后非常高兴地同黄永胜等人说：主席同我谈得很好，谈笑风生地说了很多问题。 回家后还埋怨林彪走早了。
5月20日，林彪找周恩来谈话，讲党内团结和党内高层的政治安全问题，要周考虑并请示毛泽东。林彪想的办法有四条：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四不”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的做法。“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和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绝不可以托辞执行命令而推卸责任。第三，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23日，林彪经过两天思考，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报告了上述四条。林彪信中特别讲道：“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叶群担心惹祸，立即给周恩来联系，阻止了这封信的发出。
5月31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中发[1971]39号）。通知要求下发到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的谈话中说，过去需要搞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崇拜得过分了。“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
6月3日上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姚文元、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林彪本不想参加，是被叶群逼来的，会见时又独自一人枯坐大厅角落。这是林彪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参加外事活动。
7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 “七一”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社论由张春桥执笔，经毛泽东审阅。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并不点名地批判陈伯达是“口称‘小小老百姓’实则大大野心家的人物”。社论没怎么提林彪 ，引起林系军人们的反感。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说“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组织人编写“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为林彪歌功颂德。 周赤萍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书，在军内广为发行。
7月10日
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进行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熊向晖了解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得知中央下发总参的军委办事组五人的检讨，连熊向晖这一级的干部还都不知道，毛勃然大怒，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7月17日
林彪、叶群从北京回北戴河，此行很大程度是要避开北京的政治斗争。吴法宪、陈绥圻等到机场送行时，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不讲，与往常完全不同。
在北戴河的林办工作人员有：李春生（林办秘书）、宋德金（林办秘书）、李文普（林彪警卫秘书，挂名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刘吉纯（林办警卫人员，挂名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倪煜（总参二部参谋）、蒋葆生（林彪保健医生）、陈占照（林彪内勤公务员）、张恒昌（林彪内勤公务员）、杨振刚（林彪司机）、慕宗文（叶群司机）。随卫林彪的是8341部队二中队160人。
7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到广东等地活动，参与策划组织推广空九师 “安全飞行经验”的 “安全现场会”，有四个军区空军派人参会。王飞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大肆鼓吹“安全经验”是林立果放的“第二颗政治卫星”。 下旬，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陈伯羽、程绪珍等到深圳、尖沙咀活动。7月30日，林立果回到北京。
7月底，毛泽东要政治局委员看一本名叫《何典》 的清代鬼怪小说，特别指出了书中四句话：“说嘴郎中没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黄永胜专门把书寄给叶群。
8月1日
《人民画报》七、八期合刊和《解放军画报》七、八期合刊，刊登了江青1971年6月9日在钓鱼台亲自拍摄的林彪捧读《毛泽东选集》的大幅免冠照片，题名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作者署名“峻岭”。《人民日报》发表消息称：“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照片发表后，叶群与江青互通电话表达庆贺。 林立果说：现在空气缓和了，好转了。
8月5日
叶群胸部有肿块，怀疑得了乳腺癌，从北戴河回京到解放军三〇一医院检查。次日检查结果出来，认为肿块是良性的。
8月8日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周离京陪缅甸总理奈温赴广州期间（9-11日）的中央日常工作分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详细介绍了康生的病情。会后，周恩来要吴法宪到毛家湾找叶群，向叶群要回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副“龟虽寿”的字。周说：康生病了，情绪很不好。他向毛泽东建议，写几个字慰问康生。毛想起他给林彪写的这幅“龟虽寿”的全文，要周找来作为摹本。会后，吴法宪拉着邱会作一起去毛家湾找叶群取字。在毛家湾，叶群、吴法宪、邱会作、胡敏四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谈话内容比较散，有广州给林彪盖的房子问题，林立衡与张清林的婚事，还议论了黄、吴、叶、李、邱的问题在三中全会上能否再端出来，开四届人大怎么过关等等，问林彪有什么指示。叶群说：林彪不慌，你们慌什么。现在离开四届人大还早，我们还回来过国庆节，豆豆准备过了国庆节就结婚。吴法宪说，庐山会议后他在空军工作愈来愈困难，要求叶群告诉林立果帮助做点团结工作。叶群表示同意。谈话至次日凌晨3时。
8月9日
9时许，叶群乘飞机从北京回北戴河，黄永胜夫妇、吴法宪夫妇、邱会作夫妇到西郊机场送行。北戴河，林立果开车去山海关机场迎接。
8月12日
下午，周恩来到毛泽东处请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毛泽东提议在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周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一致同意会期安排在国庆节后，并拟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决定于近期内，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李先念、纪登奎五人去北戴河林彪处做一次工作汇报。

第二阶段：毛泽东南巡

8月15日
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南下中南、华东等地巡视，就庐山会议“没有完”等问题向沿途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为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周恩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进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8月16日
1. 毛泽东南巡：抵达武汉
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昌车站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汪东兴谈话。
2. 北戴河，周恩来等向林彪汇报工作
上午，周恩来带领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主要谈国际形势问题。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分别谈了宣传、党务、生产、军事等工作情况。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林彪作了“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还提出总参要多设几个副总长。黄永胜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亲自组织班子修改林彪的“8·16”指示，送林办审查。叶群电话上告诉黄把“重要指示”改为“指示”。
8月17日
毛泽东南巡：武汉
毛泽东在武汉与刘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省委书记、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王新和汪东兴谈话。
（1）文献版《毛泽东传》（以下简称“文献版”）记载的毛谈话内容：毛说：“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五十年来，没有分裂过。”“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我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如‘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马克思、列宁呢？还有恩格斯呢，斯大林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是不对的。通常一句只能顶一句，有时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2）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下简称“汪东兴版”）记载的毛泽东谈话（节选，文字段落上有处理——下同）：毛泽东先问刘丰关于湖北、河南的情况，接着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接着又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
毛在讲述了中共的历史后， 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人纷纷检讨自己犯了错误。）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毛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 改了没有？没有改。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举汪在中办检讨例）。
毛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
毛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
毛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毛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毛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
毛继续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以上的人。
8月18日-20日
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未见资料披露。
8月20日
中共中央批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批准并在中央批语上增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要求引起重视。《纪要》是根据7月15日至31日广州军区召开的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讨论精神写成的。反映了军队三支两军人员中存在骄傲跋扈、好大喜功、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等错误行为；有些人存在着特权思想，不尊重、不支持已经成立的地方党委。指出：这些现象必须加以改正。
8月21日
毛泽东南巡：武汉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他与刘建勋、王新、刘丰的座谈讨论情况，毛与他谈话。
文献版：毛说：“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又说：“如果不是他（指林彪）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的，为什么四个人（指黄、吴、李、邱）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8月22-24日
毛泽东在武汉活动未见资料披露。
8月25日
毛泽东南巡：武昌
毛泽东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从北京找到武汉，晚上毛与华谈话。
（1）文献版：毛泽东见华国锋戴着毛泽东像章，说：“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又说：“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
（2）汪东兴版：毛泽东先问华国锋现在忙些什么，然后不无严肃地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给华简单讲述了党史后说：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毛接着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六号简报时）毛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在谈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时）毛说：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毛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8月26、27日
26、27日，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学院“据点”13号楼召开了一次“整风会议”。周宇驰分析当前形势是“由明争转入暗斗”,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各自发展自己的力量。为此，要求“舰队”从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过双重组织生活。其中心意思是要大家注意对付“突然性很强的斗争”。
8月27日
1. 毛泽东南巡：武昌
下午2时，刘丰去看准备赴长沙的毛泽东，毛与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1）文献版：在刘丰送毛泽东上火车时，毛又给刘丰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在毛与刘丰谈话后，刘丰曾请示毛：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毛明确告诉刘丰，谈话不忙传达，也不要告诉其他人。
（2）汪东兴版：（刘丰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又再次给刘丰谈党内的路线斗争，点明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又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还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很快又把话题转回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再次提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在庐山，五天时间我写了七百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把三十八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谈到军队的问题时）毛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就是那三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谈到掺沙子的办法）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毛泽东接着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再次给刘丰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毛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毛又说：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有时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也是一句顶一万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还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开二百来人的会议。毛还对刘丰讲：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毛还人给刘丰找《国际歌》歌词，同刘丰等一起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给刘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
（3）邱会作版：（1990年，邱会作在武汉见到刘丰，刘丰给邱说了他当年见毛的情形）刘丰去看毛时，表态说：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听主席的话，跟主席革命到底。“我认为，如果因林彪副主席的讲话影响了主席的健康，我建议林副主席在适当的小范围内，向主席做个检讨。”毛听了，非常兴奋，拍着大腿说：“你说的好！这个意见在北京是没有人提的，黄永胜是不会提的！你的态度很好，在九届三中全会会上，就由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希望你实践自己的申明，表里一致应当是一切共产党人的态度，但这不容易做到，更不容易一贯做到。”刘丰很激动地对邱讲：我是在劫难逃啊。如果没有“九一三”，我也自身难保。主席让我在九届三中全会上，把林的问题提出来，这不是找死吗！？我提吧，林不会放过我；我不提吧，主席更不会放过我。
2. 毛泽东南巡：长沙
夜，毛泽东专列抵达长沙。毛泽东当晚与华国锋，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谈话，汪东兴也参加。毛问上午提前飞抵长沙的汪，是否向已奉命抵达长沙的刘兴元（广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韦国清（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传达了他前几天的谈话内容。汪说传达了。毛说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汪东兴版：毛首先给华、卜谈党史，讲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又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带着在座几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接着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目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毛泽东要专列上的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毛带领大家一边唱一边讲解。（唱三大纪律第一条）毛说：这一条非常重要，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唱三大纪律第二、第三条）毛说：这两条问题不大。（唱八项注意第一条，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毛说：这一条也很重要。对待群众是不能耍骄傲，特别是我们的高级干部。我批示的济南军区的那个报告上说了：“把自己看成一朵花，把别人看成豆腐渣”。（唱八项注意第二条公买公卖、第三条借东西要还）毛说：这两条问题都不太大。（唱八项注意第五条“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毛说：这条问题大。当了班长、排长、连长，不得了啦。听说还有骂人的，甚至有打人的。听说不是有人把连长打死了吗？这就是和打人、骂人，教育不妥有很大关系嘛？我们讲要遵守纪律，一定要有自觉性。（讲到部队的教育和练兵问题）毛说：过去我们部队里搞军事训练、制式教练。从单兵教练、排教练、连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了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的军队成了“文化”的军队了。（谈到在军队开展的“三好”运动）毛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注：指林立果）。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
毛最后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要做到步调一致，经常商量商量，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嘛。还有一条，不要骄傲，就是不要骄傲自满，有军阀作风的一定要坚决克服掉。
⒊ 北京：周恩来处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稿和会议召开方式的改进意见〔包括不公布代表名单、会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和预备会议等〕。次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商定事项。
⒋ 林立果从北戴河回北京
上午，林立果、刘沛丰回北京。林立果来北京“治牙”。
8月28日
毛泽东南巡：长沙
晚上9时，毛泽东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汪东兴参加。
（1）文献版；毛说：“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的，引起了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 。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2）汪东兴版（节录）：正式谈话前，毛泽东先分别问了刘兴元、丁盛的简历，还问了一些部队的情况。然后开谈。毛对刘兴元、丁盛说：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在谈及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历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后接着说：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对刘、丁、韦等人强调说：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接着说：犯了错误，就做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的。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对韦国清说：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在听完刘兴元、丁盛汇报后，毛强调说：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人，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把谈话又转向“天才论”，说：《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讲学习问题）毛说：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毛对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说，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毛说：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进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毛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8月29日
毛泽东南巡：长沙
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昨天毛泽东与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后，他们进行了座谈讨论。刘、丁、韦在座谈会上检讨了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毛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又对汪说：你发言被人利用，这是事实。在湖北检讨以后，我对你比较放心了。你没有什么问题。毛还说，光读马列主义的书是不够的，还要读点历史，读点经济学，读点小说，读点哲学史。接着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金瓶梅》，这都是文学作品，很重要的，是反映政治性的小说，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完美，写得很好，语言也很生动活泼。嘱咐汪东兴把这些话向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等人传达，另有机会时向政治局传达。
当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的特急电报。
8月30日
毛泽东南巡：长沙
毛泽东去南昌之前第二次召集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
（1）文献版：毛一开始就说：“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 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 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这一次比前九次 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作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我说的这些超过九十九人会议总理那个总结的，不过是作个人意见提出来。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不太好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吧？可是一说不行又慌了手脚。起先有那么大的勇敢，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你看才几天嘛。翻来覆去的，说明他们空虚恐慌。既然有理为什么要收回呢？”
他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他最后说：“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2）汪东兴版：（大家汇报了这两天学习主席指示的情况）毛说：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作。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和历史后，毛又再次强调说：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又说：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说：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打石头。我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毛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毛专门强调他的谈话与批陈整风会议是不同的）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
毛说：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做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的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毛说：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7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看了看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韦国清说：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毛接着谈起中苏关系）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毛又再次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毛最后说：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3）邱会作版：卜占亚后来对邱说：接下来我们几个就开会，研究主席的谈话。主席说：“我的讲话你们不许给北京讲，也不要传达，但可以在常委之间吹吹风。”主席究竟是希望我们传达，还是不希望传达呢？大家一致认为毛是希望传达的，我们应该传达。 于是广州军区就在湖南韶山滴水洞整理了谈话记录，9月5日，召开了广州军区党委扩大会，向广州军区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毛长沙谈话的主要内容。
（4）丁盛版：毛主席这次谈话的问题重大，我还当面问了主席：“主席，您讲这样的这么多重大的事，我们回去要不要传达呢？”主席说：“你们回去可以吹吹风。”所以主席说完话（大约是8月31日）后我们（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就到韶山滴水洞，整理出主席在长沙的谈话纪要，之后，就回各省传达。此外，由于毛主席在与我们谈话时特别强调团结，强调纪律，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带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我们领会主席这样做具有重大的含义，所以还在长沙时我就打电话回广州，让机关转告在部队中大唱这两首歌。
（5）迟泽厚版：毛泽东在长沙“吹风”。 8月28日，毛泽东在九所六号楼单独接见韦国清。29日，接见刘兴元、丁盛。30日，集体接见了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和卜占亚，汪东兴列席。9月1日，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五人一起去韶山滴水洞，在那里住了两天，大家共同回忆几次接见时毛的讲话，由卜占亚执笔写出记录整理稿，共复写六份，五人每人一份，作为内部“吹风”的依据；另一份寄给汪东兴。
8月31日
毛泽东南巡：南昌
当天，毛泽东决定去南昌。汪东兴坐飞机打前站，通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到南昌谈话。下午17时30分至19时30分，汪东兴给许世友，韩先楚，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三人传达了毛在武汉、长沙的谈话内容。程世清听了以后说，周宇驰等曾到江西来与程讲了好多问题，问汪能不能向主席报告？汪说：你可以直接向主席报告。
晚10点多，毛在住地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进行了第一次谈话，时间一个小时左右。
毛谈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谈了他在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特别讲到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的说法是不对的，也讲到南京军区等的工作。
汪东兴版：（毛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陈独秀搞分裂，有81个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毛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南京与上海、浙江的关系问题，程世清、许世友分别作了解释）毛接着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毛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最后，毛又提出了学习的问题，说：现在有个口号，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9月1日
毛泽东南巡：南昌
毛泽东患了感冒，全天休息。汪东兴按照毛的指示，组织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几人座谈讨论毛昨日和他们的谈话。
9月2日
毛泽东南巡：南昌
毛泽东准备离开南昌，临行前要见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因他们打猎去了，找来耽误些时间，只谈了40分钟。毛询问他们昨天讨论的情况。他们说：听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起了哄，犯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午饭后，毛离开南昌。路上走了近13个小时，抵达杭州的时间是9月3日的零时。
在南昌期间，程世清曾向毛报告了林家的情况。程世清的汇报有三点引起毛的注意：一、7月份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女儿林立衡给程世清夫人讲的“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
汪东兴后来说：他感到从南昌开始，毛的行动就有些异常了，和往常不一样。
9月3日
毛泽东南巡：杭州
毛泽东专列到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停放。毛泽东找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二十军政委兼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委书记、二十军军长兼省军区代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书记陈励耘谈话，谈话一个多小时。
（1）文献版：毛说：“那个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八届十一中全会，有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立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2）汪东兴版：（毛向他们简单询问了一下当地情况，很快把话题扯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毛问陈励耘：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找了八个人，其中有你一个。陈励耘很紧张，慌忙解释。毛又说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的问题：那份简报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谈到对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错误的人）毛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接着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指叶群等）阻止了。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毛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毛再次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要大家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就是强调团结嘛！学马克思主义就要讲团结，没有讲分裂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首先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不一致就不能得胜利。再一条即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对人要和气，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搞军阀作风。毛又说：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毛接下去说：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再次讲到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毛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又谈到军队问题）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再一次说：对林要保。同时又批林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毛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3）陈励耘版：“9月4日凌晨，主席专列到杭州，在车上主席批评我在庐山是吴法宪串联的8个人之一。我说我有错误。主席讲了庐山斗争的性质和三条要求、三个办法（‘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
3日，在南方陪同毛泽东巡视的汪东兴，将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谈话的五份记录稿，专送周恩来处。这些谈话记录稿是汪东兴和华国锋追记，经过毛泽东阅批过的。周恩来次日收到。
9月4日
1. 次日毛泽东南巡：杭州
9月4日-7日，毛泽东在杭州的活动未见有资料透露。
9月4日，汪东兴向南萍、陈励耘等人传达毛前几次的南巡讲话的内容。
2. 北京：周恩来处
周恩来收到汪东兴专门送来的毛泽东南巡沿途谈话内容稿。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黄永胜、邱会作参加。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湖南长沙等地参观。
3. 北戴河：叶群、林立果
18时多，林立果、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 处长）乘飞机回到北戴河。林立果去林彪处谈话。
19点多，叶群对李文普讲：首长打算18日去广州，要李做好准备。还说，北京待不住了，国庆节前要开四届人大，召开三中全会，在三中全会上要找庐山会议的后台，找后台就找到首长头上了。黄、吴、李、邱他们跑不了。过两天让林立衡、张清林、张宁他们也来，一起去广州，跟去的工作人员也要有个安排。林立果对李文普说：去广州的事不要同别人讲，事关重大。
9月5日
1. 毛泽东南巡：杭州
汪东兴和南萍等人继续学习并座谈毛泽东的南巡讲话。
2. 广州军区召开“吹风会”
9月5日下午，广州军区召开了军以上干部的吹风报告会。由广州司令丁盛主持，政委刘兴元传达，主要是8月27日、28日、30日毛泽东在武汉和长沙接见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的三次讲话内容。报告会从下午开至22点半左右，传达了5个小时。会议主持者再三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提到“林副主席”的次数明显减少。会议严格规定纪律：不准记录、不准传达、不准上报。主要是防范各军兵种按各自系统报告北京上级机关。
3. 顾同舟向于新野报告毛南巡谈话要点
深夜23点半左右，于新野打电话找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打探“吹风会”消息，记录了顾回忆的“吹风会”上通报的毛泽东谈话要点。第二天，周宇驰来电话，要顾同舟整理一份文字记录稿送来。
4. 林立衡在空军报社发表讲话
空军报社副总编林立衡在空军报社讲话说：“我到空军来，天天摔跟头。我的名字可以改为‘斗斗’，也可以改为‘逗逗’，要乐观。……首长身体很好，以前作战时负了伤，内部有四颗子弹，不是要害，内脏很好，但睡觉不好，有时精神很痛苦。他那么大的年纪，但他有坚强的毅力，看了很令人感动，他比一般没有病的老人内脏还要好。……有这样的身体也不容易。首长强调乐观，给我题字‘要乐观，坚持到底’。”
9月6日
1. 李作鹏在武昌得知毛南巡谈话内容
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从长沙到达武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来看望，告知了毛泽东在武汉与中南各省负责人的重要讲话。让李作鹏大受震动主要的有两点，①提出了“三要三不要” 原则，②不主张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问题。他立即形成了三点认识：①庐山会议的问题还没有完结；②政治上纲的“罪名”比以前更高；③矛头更明确地指向了林彪。李作鹏回京后，将毛在武汉谈话分别通报给了黄永胜、邱会作，要他们不告诉叶群、吴法宪。 黄永胜当晚就告诉了叶群。吴法宪晚上与叶群通电话，抱怨李作鹏不告诉毛南巡讲话内容。
黄永胜实际上比李更早知道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5日，黄永胜到周恩来处谈工作时，就看到铅印的主席南巡中讲路线斗争的讲话记录摘要稿。叶群也从许世友夫人田普那里了解了部分情况。
2. 周宇驰驾机去北戴河报告
下午，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机从北京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于新野记录的顾同舟通报的毛泽东与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要点。晚上，周宇驰以林立果的名义给顾同舟打电话，要顾将毛泽东谈话整理出来送到北京。
于新野在办公室对程洪珍（空军党办秘书）说，现在处于“一等战备”。打电话告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贺德全要随叫随到，打电话通知在京外的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赶快回京。
3. 北戴河：林彪处
叶群晚上给林立衡打电话，要她带着正谈恋爱的未婚夫张清林、林立果未婚妻张宁明天来北戴河，“陪首长去大连住几天，国庆节回北京。”
晚19时，林彪对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不要豆豆来北戴河，来了也不能见。我身体不好，是病人，不能干事。以后有什么事也不要告诉我，谁也不要讲文件，包括叶群在内。”林接着又说：“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事，有事的话叫叶群和李文普处理就行了。”陈将这些话马上转告了李文普。
9月7日
1. 北戴河：林彪处
7日上午9时左右，林彪给内勤公务员说：“过几天我们要动一动，你们要照顾好我的身体。‘十一’要上天安门。‘十一’以后还要开‘人大’，身体坏了不得了。”
林立衡、张清林、张宁、杨森（空军政治部保卫部副处长，随卫林立衡）一行于上午10时50分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11时20分到山海关机场。
中午12时，林立衡一行到北戴河林彪住地，住在56楼。林立果住在对面的57楼。去见叶群前，林立果找林立衡谈话，让刘沛丰守着门，然后当着周宇驰的面对林立衡说：“现在情况很紧急。昨晚主任要乘三叉戟飞机逃到苏修去，首长不肯跑，被主任逼得同意了。他们硬要我调飞机，我借口来不及调，推迟了一天，今天早上把周宇驰从北京找来商量怎么办。首长见了周宇驰，抱着他哭，说：我一家老小都交你了。”周宇驰也说有此事。林立果还说：“我们过去是盟军，这种时候，我不能忘了你，就让主任把你骗来了。”“这件事只有首长、主任、我和周宇驰知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张清林。如果不是我告诉你这件事，你今天坐的三叉戟把你带到苏修了，你还不知道呢！”林立衡大吃一惊，问为什么要逃跑，林立果说：“主任干了许多坏事，怕把她抓起来。”还要林立衡在林彪面前帮他说话，说如果情况紧急，她也得跟着跑。林立衡表示同意。 这是林立果第一次告诉林立衡要逃跑的事情。林立衡非常惊恐。随后，就把林立果说的情况告诉了张清林、杨森。他们都很紧张。
李文普版：7日上午11点多钟，林立衡和张清林、张宁加上空政保卫部专做林立衡警卫工作的处长杨森到了北戴河，住进56号楼。到达不久，林立果就把林立衡接到57号楼他的住处密谈。这时林彪、叶群告诉我要见林立衡，我去57楼，周宇驰挡在门口，不让我进。我告诉他“是首长要见豆豆”，周宇驰才让我进去通报。
下午14时许，林立衡、张清林、林立果、张宁一起去见林彪、叶群。时间约20分钟。
林彪看到张宁、张清林，很高兴。叶群问他满意不满意时，他表示：“满意，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很好！”
见过林彪、叶群后，林立果又把林立衡拉到57楼他房间里单独谈话。林立果讲：主席最近在南方各地找各大军区头头打招呼，要开三中全会批判叶群“夫人专政”，还要把军委办事组叶、黄、吴、李、邱都整掉。批叶群肯定要批到首长身上。他很怕像刘少奇、陈伯达那样坐牢。首长身体关在监狱里能活几天，就连我们也会像刘少奇、贺龙、罗瑞卿的孩子一样关在监牢里。主席这样做也够冒险的，这么大把年纪，为了搞掉自己树起来的接班人，跑到全国打招呼，也不怕军队起来造反，全世界的政治家都不敢这样干。现在，黄、吴、李、邱一个个急的在家里哭。总理现在也跟江青一边了，来告急说要保副，怕保不住了。叶群要跑到苏联去当寓公。林立果还说，主席利用完了军队，现在重用文人整军队。中国现在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封建的，搞的是专制集权。现在主席活着，谁也不敢讲话，主席一不在，谁讲话也不管用了。将来肯定要打内战的。主席一贯好政治冒险，58年搞大跃进惨败，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武斗，不是靠了军队，差点亡国。现在又和美国拉关系。林立果吹牛说“主席身边也有我的人”。现在不止空军听他的，陆军也掌握了不少部队。他在空军有个敢死队。还有一套班子在东山秘密机场，可以掌握全国情况。林立果还说：跑出去有把握，他能控制住34师（专机师），可以瞒着吴法宪要胡萍调动飞机。可以跑广州，广州都是四野的部队，都会保护首长的，不行了随时跑香港。也可以跑苏联。三叉戟飞机从这里起飞，只要40分钟就能到苏修，已派人到苏修联系，有三万美金存在国外。他已经计划好航线，沿线都没有高炮和雷达。如果不跑，最好的结果就是像苏联那样，形成三驾马车的局面，就是江青、总理和我们。林立果说这几天他都没睡觉，像做梦一样。还试探地问林立衡是否要跑，并说，实在要跑，你也得走。 这是林立果第二次告诉林立衡逃跑的计划。这次谈话直到下午17点多，林立衡才回到她住的56楼。
其间，张清林、杨森担心她出事，让8341部队姜作寿大队长去56楼查看林立衡回来没有，还找到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要刘把叶群、林立果抓起来。刘不敢相信他们的话，即找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李文普汇报。李文普压根儿不信，说不要听他们的，没那回事儿。林立衡回来后，批评张、杨沉不住气。晚上，林立衡找刘吉纯去，问他们都给你说了什么，还问你给别人讲了没有。林立衡说：叶群、林立果在外面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呆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还说：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日还要上天安门。等过几天再说。刘吉纯与林立衡商定，她在里，刘在外，密切观察动静。
晚饭时节，林立果又找到林立衡说：我们研究决定今天不跑了。跑不跑，这一个礼拜是关键。我准备回北京一趟。
2. 周宇驰驾机回北京
下午，周宇驰自己驾驶直升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晚6、7点钟，周宇驰到空政党委书记江腾蛟家里，给江看了毛泽东与广州军区丁盛等人谈话要点。对江腾蛟说：现在情况很严重，看来要对首长下手了。能否让陈励耘（空五军政委）想点办法，可是立大功的事。
9月8日
1. 毛泽东南巡：杭州
8日晚上，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把专列从笕桥专用线转移到别处。9时许，汪东兴找陈励耘没有找到，遂告诉陈的秘书办理。9日凌晨，毛的专列从以往停放的飞机场专运线，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专线上停放，并给主车和餐车上搭了防晒棚。汪东兴后来说毛调车的理由是：①有人告诉毛，杭州有人装备飞机；②有人说毛的专列停放地点妨碍他们走路；③接待毛的人员反映了一些可疑情况。 汪列出的这三条理由都十分牵强。
2. 北戴河：林彪处
上午6时许，林彪起床后出去转车。这是他到北戴河的第二次转车。早饭后，林彪要内勤找林立果来谈话。林立果一进客厅，林彪就大声说：“老虎，好朋友，请坐，请坐！”。
11时左右到13时半，叶群到林彪的客厅里谈话。内勤听到叶群说：有人搞她的材料，说她是特务，她主任也当不成了，要林彪救救她。还说，她想要两个小孩马上结婚。
林彪对李文普说：准备去大连住半个月，到27、28日回北京过国庆。下午，叶群对服伺林彪的内勤陈占照讲：“十一”快到了，要把首长的身体搞好，上天安门是政治大事。
15时半，林立果又来到56楼找林立衡。说：已说服首长不跑了，现在还要说服主任。我们又决定了一个新方案：现在主席在上海一带，在我们空四军的地盘。要江腾蛟、王维国去暗杀毛。暗杀后就借主席名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江青、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都扣起来，然后说是张、姚暗害主席。现在就这么两条路，要么逃跑，要么搞政变，或者两个方案同时进行。如果政变失败就逃跑，如果政变成功，就再飞回来。万一不行，还可以打内战去。国家要乱了，就是我们不下手，别人也要下手。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他还说：他是这两天得到主席要秘密开会的情报后，才准备行动的。林立衡问他：首长也知道暗杀主席吗？林立果迟疑了一下说：他也同意。他现在不想活了，什么都听我的。但我也没有下决心。我回北京好好想一想，再摸摸情况。“十一”前做好准备，一切都看过了“十一”。（这是林立果第一次给林立衡说他要刺杀毛泽东的计划。）在林立果去飞机场前，专门又过来给林立衡说：情况有变化，主席已经离开了，原来的行动计划都要改变。我们准备在“十一”后行动。就看主席整我们到哪一步了。 据林办工作人员后来揭发，下午三时半，林立果对林立衡说：黄、吴、李、邱准备在开政治局会议时枪杀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扣起来搞政变。
当晚，林立果从北戴河乘飞机回北京，对外说是去治牙，要林办工作人员对林彪保密。近10时左右，林立果从北京打电话给叶群、林彪报告安全到达。 第二天，叶群又给邱会作夫人胡敏打电话说，最近“老虎”回京“治牙”要保密。
当天，北戴河96号楼一切如常。叶群给江青打电话，代表林彪问候，给江青送去几个西瓜，请江青尝尝。江青很高兴，回电感谢林彪的关心。下午，叶群从北戴河与黄永胜通电话90分钟；晚上10时以后，又与吴法宪通电话35分钟。当晚，北戴河林办放香港电影《日出》。
3. 北京：“小舰队”和“九八手令”
8日9时至10时，周宇驰找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尚搞一份苏联航班地图。尚搞了一份从北京飞往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的航行标图、伊尔库茨克和恰克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当天交给了周。
8日下午，于新野电话通知在云南的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立即回京。周宇驰给鲁珉谈话说：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主席南巡找了很多人谈话，讲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很厉害。现在是用四方面军整一方面军。三中全会是分桃子的会。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抢班。
8日下午15时，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由上海来北京。
8日晚21时48分，林立果与空司党办处长刘沛丰、空司党办秘书陈伦和乘机到达北京，负责专机的空军副参谋长胡萍和周宇驰前来接站，林立果对他们说：主席最近病得很重，现在上面斗争很复杂，首长为了安全决定要离开北戴河，要赶快准备两架飞机。首长对参谋长非常信任，在重要时刻一定要保卫首长。并给胡萍出示了林彪的“九八”手令。手令是用红铅笔所写，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月八日”。 （这是“手令”第一次出现）。周宇驰要胡萍给准备两架飞机，一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
8日22时，林立果、周宇驰在空军学院“舰队”据点 ，给空军副参谋长、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出示“九八”手令。林立果说，要坚决把反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的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的由你和周宇驰负责。他们都在钓鱼台，好搞。估计南边江腾蛟那里没有什么问题，就看你们这里了。机不可失，一定抢在他们动手之前。王飞表态说：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8日23时至次日凌晨，林立果、周宇驰把江腾蛟召到西郊机场工字房开会。林立果给江出示了林彪“九八”手令，要江去上海地区动手，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几门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并说“首长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办法：“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硕放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林立果又部署找人研究“把油库烧着而又不至人发现的办法”。
林立果离开西郊机场后，又赶到空军学院的“舰队”据点。
4. 于新野到杭州密见陈励耘
于新野由北京飞往杭州，途径上海给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打招呼，下午赶到杭州。20时许，于新野到医院与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刺探毛的活动情况。
陈励耘讲：“8日晚20时，我住在空军医院，王明鑫（陈励耘秘书）说，‘于新野要来见你’。我因对他们早有怀疑，说他来干什么，我不见！王说：‘对这些人也难办，不见，搞不好会得罪他们，于新野既已来了，要想办法把他整走。’这样我说那就见一下吧。晚上9点多钟，于新野由苏锡欣陪同到医院来，我只握手，未问好，态度冷淡，一直未说话。于主动问我：‘主席给你们说话没有？’我想这家伙真是来搞主席谈话的，我回答说‘没有’，他以不相信的口气说：‘真还没有给你们谈吗？’我也不高兴地说：‘主席已经点了我的名哪，说我是吴法宪组织的8个人之一，我还要向主席检讨呢！’于的情绪显得有些紧张。我加重语气说，主席要我们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是要我们守纪律……于以故作镇静的口气说：‘不是还讲了庐山是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吗？不是还讲了三个办法（即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吗？’我很震惊，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广州军区常委早就传达了，还说了不要把儿子放在身边，老婆不要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很明显了吗？我随即说，‘是啊，就是要谨慎，要守纪律咧。’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主席什么时候给你们谈呢？我不耐烦地说，我怎么知道，主席老年气管炎，说话都气喘，谁知道什么时候谈！这时医生要我接电话，我趁机对于说，我有事要去办，不说了。于走到屋子中间，无可奈何地说：‘我明天上午8点就走了。’我说，好吧，不送你了。……晚10时10分，汪东兴主任向我传达了调车（去绍兴停放）任务。我回警卫值班室，完成了调车任务，到9日凌晨4点睡下了。上午9时，王明鑫叫我起床，说于新野上午8点钟走了。我说，走了就好。”
9日下午，于新野从杭州回上海，让上海小组蒋国璋通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到巨鹿路招待所见面。于给王说，如果毛泽东在上海有什么讲话，请提前给他们通点气。
9月9日
1. 毛泽东南巡：杭州
（毛泽东今日活动未见有资料透露）
2. 北戴河：林彪处
9日，北戴河96楼比较平静。海里有人游泳，山上警卫森严，“林办”的人都像平常一样各忙各的。
上午8时许，林彪把叶群召来谈话，谈到11时。叶群、林彪告诉林立衡：立果回北京了，要她不要走，过几天要带他们去大连。
中午，叶群给秘书讲：四届人大要召开了，首长准备把中美关系的来龙去脉系统研究一下，要毛家湾林办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如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之间所有口信来往，中央工作会议发的文件和简报，总理同基辛格会谈的简报，以及二部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编的国际问题资料。
下午，林立衡找林彪内勤张恒昌、陈占照两人说：主任（叶群）的政治地位可能要下降，现在情况很反常，你们要注意一点，提高警惕，有什么情况报告她。内勤说：林彪前些日子身体不好，这几天不知有什么大事，与叶群、林立果谈得很多，精神倒好了。
林立衡找刘吉纯了解情况。刘说：林彪要他去大连看房子，叶群不同意。叶群要北京捎布料、皮鞋和冬衣等东西来。还说周宇驰从来没有到过林彪处。林立衡将林立果走前讲的情况告诉了刘吉纯，要他提高警惕。
下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林彪想在国庆节前动一动，到南方去，要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把飞机准备好。专机师为此行准备了五架飞机（一架拉汽车和飞机梯子，一架拉警卫部队，一架拉电影机和电影片子，一架随从人员乘坐，一架林彪、叶群用）。
当天，叶群从北戴河与黄永胜通电话3次，最长一次通话80分钟。与林立果通话5次，共151分钟。
3. 北京：林立果密谋政变
9日凌晨1时左右：林立果在空军学院“舰队”据点，召集空军党办副主任刘世英、刘沛丰、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李伟信等人开会，给他们传阅了“手令”。林立果讲：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这里就是指挥部。”已经报告过首长。准备在国庆节前后解决问题。先在政治局摊牌，必要时包围钓鱼台，胜败在此一举。
随后，林立果又从空军学院赶到西郊机场“据点”，继续同周宇驰、江腾蛟开会，继续策划谋杀毛泽东、攻打钓鱼台的行动，商量了几个办法都行不通。晚上，又回到空军学院“据点”继续商议。晚23时，于新野给林立果、周宇驰汇报了去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
4. 顾同舟将整理的毛南巡讲话吹风会记录稿报送林立果
下午17时，顾同舟派他妻子搭乘34师的飞机到北京，给林立果送毛泽东与广州军区负责人的详细谈话记录。（顾同舟按照周宇驰6日晚的电话要求，于7日借来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的笔记，花2天时间整理出了一份广州军区毛南巡讲话吹风报告会的详细文字记录稿，长达50页。9日下午，顾妻坐空34师的飞机专程到北京给周宇驰送去记录稿。）晚23点多钟，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说，林立果他们看过材料了，询问了顾本人对吹风会的看法，还说最近不去广州了。
5. 周宇驰要三北地区雷达部署图、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
1. 毛泽东南巡：杭州-上海
中午，毛泽东决定离开杭州到上海，并要许世友赶到上海来。在调车的时间里，毛泽东与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及白宗善（空五军军长）又谈了半个小时。白宗善因值班上次没有来见毛，毛这次专门叫他来。
（1）文献版：毛对他们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他又说：“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2）汪东兴版：毛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九届二中全会，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军队干部的团结，战备问题等。毛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春秋时期齐鲁两国长勺之战时曹刿论战的故事。毛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下午15时左右，毛专列出发，晚18点前抵达上海。汪东兴在临行前通知了王洪文（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并要找许世友过来。
毛泽东专列到上海后，没有去顾家花园，停西郊吴家花园的支线上，离虹桥机场一二百米。王洪文、王维国（空四军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来见毛，许世友没找到。晚18时起，毛泽东与王洪文、王维国、汪东兴一起谈话，将近2个小时。
王维国所记的毛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讲：快要开三中全会了，军委办事组可能还要做检讨。在谈庐山会议问题时，谈了吴法宪上蹿下跳。还说黄永胜这个人不熟悉，还是当总长之后，才见过几次面。在庐山上，他们一是害怕，二是硬干。还谈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后半段有错误。但毛说：不过军委办事组与陈伯达不同，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了。意思是军委办事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还讲了许世友的事和其他问题。
2. 北京：周恩来处
周恩来主持修改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之后，致信毛泽东“已写出初稿”，拟从十一日起，由政治局确定几名成员（注：即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德生）以十天时间改好送审。信中还说：在四届人大召开前有几件事要请主席批示，方好着手准备：一、国庆节前是否需先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二、可否在三中全会宣布将陈伯达永远开除党籍？三、三中全会上可否补选几名中委？毛阅批：“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3. 北京：“舰队”
周宇驰要程洪珍绘出钓鱼台地图。随后去西郊机场，中午在西郊机场同王飞、胡萍谈话。周宇驰还从空司作战部要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二、三级机场的情况资料。另外，昨日向雷达兵部技术处索要三北地区的雷达探测表和开关时间表，向空军情报部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索要周边国家广播台的频率表，也都送交到周宇驰手中。
下午，林立果回到北京毛家湾家中。
晚22时许，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李伟信（空四军秘书处副处长）到空军招待所。林立果、周宇驰同他们专门从洛阳叫来的43军127师师政委关光烈密谈。 林立果说：现在上头斗争很激烈，要开人大了，开人大之前要开三中全会，找你来是请你调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他给关光烈看了放在塑料夹子中的林彪“八九”手令。关说：个人调不动部队，必须要总参下令才可以调动。林立果说，黄永胜再过几天也没权了，我们都不敢找他。关光烈还看到林立果带来的另一封用红铅笔写的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林彪”。关光烈内心不认为这是林彪写的，但没有表示出来。
4. 北戴河：林彪处
上午，张清林、张宁到秦皇岛山海关游玩。林立衡因身体不好没有去，到林彪处谈话。林彪说要全家一起去大连，时间要等林立果回来后再定。
林立衡从林彪处出来后，找到林彪内勤公务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要他们偷听林立果、叶群和林彪谈话。证实周宇驰来北戴河没有见过林彪。陈、张说：他们谈话的情况很秘密，我们不敢去听，只听到主任（叶群）哭的声音。林立衡说：叶群、林立果要害首长，可能要逃跑，你们要保卫首长，设法偷听情况，他们真要跑时，给我通个消息，我通知8341部队。林立衡还问，林彪是否见过周宇驰，是否提出要调三叉戟飞机。陈、张说：周宇驰肯定没有来过。林彪开始要坐火车，后来听林立果说三叉戟飞机好，就要坐最大最快的飞机。
上午，刘沛丰坐飞机到北戴河，带来了叶群要的衣物、麻袋、全部照片及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与叶群密谈后，又急急忙忙返回北京，带回叶群捎给黄永胜的一小包物品。
下午和晚上，叶群到林彪处谈话。内勤听到叶群谈杨成武倒台，还谈到38军，抱怨林彪是炮筒子，自己没主张，光知道放。她还说：各大军区是不会跟你走的，许世友也是跟主席的，也不会和你一条心。
下午，叶群给李文普说：过两天要去广州，要他有充分准备。首长给黄永胜写信，让林立果回北京去做黄、吴、李、邱的工作，做好了，怎么走由林立果在北京安排。
当天，林立衡与刘吉纯碰了一次头，两人都没发现新情况，只听说林彪要去大连。 李文普告诉林立衡说：去大连是叶群提的，要让林彪养好身体，“十一”好上天安门。
叶群布置林办的秘书们商量给林立衡、张清林操办结婚的事情。
当天，叶群从北戴河与黄永胜通电话5次，最长一次135分钟。与邱会作夫人胡敏通话一次，60分钟。与林立果通话一次，50分钟。
9月11日
1. 毛泽东南巡：上海
上午10时左右，许世友来。毛与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
汪东兴版：（许世友说他到大别山军垦农场去了，形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不要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然后回到谈话主题上。）
毛泽东先提了几个问题：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然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地等待嘛。
毛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哪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做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
许世友表态说：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毛说：不见得吧。让许讲一下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许说不上来，给毛打哈哈。
王洪文汇报说：上海的五、六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席的问题座谈了一次。说我们突出地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心里就嘀咕。论天才的语录我们也认为是中央搞的。还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就火了。这个简报是错误的，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主席那里谈过了。
毛泽东说：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他接着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毛泽东还给许世友、王洪文讲了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
这次谈话到11点多钟。毛泽东让王洪文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下车时在车门口见到王维国。毛与王握了手。
送许、王等人走后，毛泽东命令马上开车，谁也不通知，先发前卫车。12时半，毛泽东专列从上海开走。
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在锦江饭店的这顿饭吃到16点多，席间听说毛走了。
饭后，许世友坐飞机到南京，在南京车站上等。专列在南京停了十几分钟，毛休息，未见许。后继续开，一路不停。
毛泽东专列的回程时间：18时35分抵达南京，停车15分钟；21时45分抵达蚌埠，停车5分钟；12日0点10分抵达徐州，停车10分；2时45分抵达兖州；5时抵达济南，停车50分钟；7时40分抵达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车15分；13时10分抵达北京丰台站。
蚌埠以北属于济南铁路局地段。专列过了蚌埠后，上海铁路局向王维国报告。22时许，王维国打电话给周宇驰，说：毛泽东从上海走了，简单报告了毛泽东在上海讲话的一些情况，告诉他们军委办事组可能还要在三中全会上作检讨，要他们有所准备。
2. 北京：周恩来传达毛指示
周恩来与参加毛南巡谈话后返京的华国锋谈话。 华国锋是8月25日奉命前往武昌、长沙等地参加毛泽东谈话的。
20时，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周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之前，先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全会要补选中央委员，如姬鹏飞等。还要补选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因为陈伯达倒台了。
3. 北京：林立果的西郊机场密谋
中午至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和王飞、关光烈等人在西郊机场开会，谋划攻打钓鱼台，还到钓鱼台附近观察了地形。林立果提出让空司警卫营硬冲，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借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等办法，大家认为行不通。给林立果提出林副主席召集会议搞，林立果也认为不行。最后一筹莫展。会后，周宇驰交给王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即“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说：这是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来的林副主席给黄总长的亲笔信，必要时你给他送去。 晚23时，于新野给关光烈说，没你的事了。关光烈立即坐次日早班火车回到部队。
晚20点30分时，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四人在西郊机场工字房开会，再次策划刺杀毛，提出用四〇火箭筒配合火焰喷射器打专列，在硕放桥用炸药炸专列，派伊尔-10轰炸机进行地面攻击等方案。林立果给空军作战部长鲁珉看了林彪“手令”，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老鲁到硕放机场，把那个桥一炸，来一个第二个张作霖事件。中间就可能把张、姚搞掉一个。如果还不行，可以让空五军派伊尔-10轰炸机炸。”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22时许，周宇驰接到了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已离开了上海。林立果非常沮丧，宣布会议散场，刚才说的全部作废，不能说出去。鲁珉对卷入这场阴谋非常害怕，让当医生的妻子用浓生理盐水把自己眼睛搞坏，挂急诊住了医院。
4. 北京-北戴河：调动飞机
上午9时，广空管理处处长陈伯羽来京给林立果、周宇驰送毛泽东接见丁盛等人的讲话材料。周、林对他说，林副主席要到汕头去。16时又说，不去汕头了，要去广州。
13时，周宇驰给胡萍布置调动飞机的事情。要以国庆战备疏散演习的名义把34师的大飞机都调走。还打算把13师的大飞机也都调走。
北戴河，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打电话给北京毛家湾林办，把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全军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文件送来。说：“首长要准备研究一下战备问题。”叶群还给李文普说想去广州，李回答说广州太热了。 林彪给身边内勤人员说，要去大连。
5. 北戴河：林彪处
中午12时半，林彪找叶群谈话，时间约一个半小时。
林立衡找内勤陈占照，要他偷听林彪、叶群的谈话。陈说：他在走廊中听到叶群哭着说：“现在人家说我是特务，我要逃走。”林彪说：“我有什么办法，你走就走吧！”
林立衡找李文普打听林彪、叶群情况。李说：林讲这次坐飞机要看地形，在空中转两三个小时，人不要带太多。叶群说这次到大连不带秀才，部队少去一个中队。叶群和林立果、黄永胜通电话很多，一般不经过秘书。还问李在外面能否听到。林立衡问李：叶群和林立果会不会跑？李答：叶把东西退回北京不少，忙着在十一后在北京办婚事。现在没有什么迹象，有事情他负责，部队我和刘吉纯都能掌握。
当天，叶群从北戴河与黄永胜通电话3次；与吴法宪通电话一次，27分钟；与林立果通电话5次，共150分钟。

第三阶段：“九一三”事件

9月12日
1. 毛泽东返京：丰台谈话
12日13时10分，毛泽东专列驶抵丰台。应召前来的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已经等候在此。毛在车厢里与他们谈话，内容与前差不多。
16时多，毛泽东专列驶抵北京站。随后，毛泽东乘车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休息。
毛泽东这次南巡，8月15出发，9月12日回京，共计29天。同各地党军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
（1）文献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找了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九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他最后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2）汪东兴版（节选）：毛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接着转到要谈的主要问题，还是从党的历次路线斗争谈起。毛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5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5个人（指黄、吴、李、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毛说：我的办法就是打石头、掺沙子、挖墙脚。问在座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纪登奎回答说：算！）毛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毛强调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3）李德生版（节选）：我们在1971年9月12日12点，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了毛主席。汪东兴同志也在座。他先问了我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 “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这时，毛主席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说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他们不发“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我在一次会上提起过，毛主席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他一直记得这件事。毛主席又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这句话已等于点林彪了。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一项任务：调一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一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
（4）吴德版：谈话开始，李德生向毛主席汇报了他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李德生汇报时我们就看出毛主席显得很不耐烦，毛主席说霍查“他是左派，我是右派”。这样，李德生不再汇报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很多，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还讲了庐山会议后的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措施，以及华北会议问题。毛主席讲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后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过十次，张国焘搞分裂后，党内多次有人搞分裂，但都未能把党分裂了。毛主席说：路线决定一切。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毛主席说：庐山会议是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出简报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庐山会议显然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称天才”。毛主席说：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了头嘛！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会议的事情还未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主席还问我们说这第十次是不是路线的问题。毛主席说他在陈伯达搞的论天才的材料上加批语，在济南军区、三十八军的报告和其他文件上加批语是甩石头；从中央和各大军区调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掺沙子；派李德生、纪登奎到北京军区是挖墙脚。毛主席批评了把自己的老婆安排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做法，虽然没有点名，但完全可以听出是指向林彪的。毛主席还点名批评了黄永胜。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我说：主席，我还在6号简报印发前签了名字。6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犯了政治错误。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毛主席随后的谈话好像是说“这是个反革命集团”或“是个反革命的行动”这样一类的话，因为紧张，没有听得很准。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说：你讲得对，吴忠有忠。毛主席还询问了北京市批陈整风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汇报了一下。毛主席反复地说：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5）吴忠版：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
16时多，毛泽东专列驶抵北京站。随后，毛泽东乘车回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休息。毛泽东这次南巡，8月15出发，9月12日回京，共计29天。同各地党军负责人的谈话共13次，平均每两天多谈话一次。
⒉ 北京：周黄吴李邱
周恩来：上午11时睡觉，17时左右起床。饭后，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参会者是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的部长们。
黄永胜：12日上午在西山看文件。中午12点20分，与北戴河叶群通电话25分钟。下午办公。晚19时30分，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直到15日晚才回西山。
吴法宪：12日从西山回空军大院。看《政府工作报告》草案，并着手准备九届三中全会上的检查材料。21时，与空政文工团的6名指导员谈话。22时许，接周恩来电话，追查山海关机场256号飞机的事。23时许，接叶群调飞机的电话。23时30分同秘书、警卫员一起到西郊机场。直到13日下午随李德生去人民大会堂。
李作鹏：12日下午与晚上在西山办公，处理这些天积压下的海军文件。22时30分以后，处理完工作。23时许，接周恩来电话，处理山海关机场问题。
邱会作：12日下午16时去西山办公。17时叶群给邱会作打电话通话15分钟。晚21时在京西宾馆开国防工业领导小组会。13日凌晨2时回总后。接到周恩来通知，去人民大会堂四川厅开政治局会议。等至早6时会议开始。
3. 北京：256号专机组
12日上午，空34师副政委潘景寅将挑选的256号机组和703号机组的人员名单，报送胡萍。256号专机组共9名成员：驾驶员潘景寅；100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任第一副驾驶、三中队（三叉戟飞行中队）中队长康廷梓任第二副驾驶、三大队领航副主任李成昌任领航员、100团通讯副主任陈松鹤任机组通讯员、三大队机务中队副队长机械师邰起良任特设师、三大队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任机械师、机械师张延奎任机械员、师服务队魏秀玲任空中服务员。
12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在西郊机场研究南下计划。16时，周宇驰通知胡萍立即准备首长明天到广州的飞机。共计有：三叉戟2架、伊尔-18飞机2架、安-12飞机1架、安-24飞机1架、云雀直升机2架，还准备将大飞机都调去。林立果当晚先乘专机去北戴河，明早接首长走。
驾驶员潘景寅接受任务后，要给飞机加油16吨，实际加油15吨。此行采取的是紧急出动的方式，没有让256号飞机到调度室、气象台办飞行手续，也没使用256的代号，胡萍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将256号三叉戟专机，改称客机机号252号。一些相关部门也不知道飞机的去向。
19时40分，256号三叉戟飞机载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和两个女兵直飞北戴河。20点15分飞机降落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与刘沛丰驾车去北戴河林彪处。
4. 北京：“舰队”南下部署
12日傍晚，周宇驰找江腾蛟、王飞到空军学院，部署南下广州的行动。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还说：“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明天早上7时至8时，林彪从北戴河、黄、吴、李、邱从北京同时起飞。要保证黄、吴、李、邱安全上飞机，带上空军参谋长梁璞。
18时许，周宇驰告诉李伟信：明日有架大飞机去上海，另外还有两架大飞机直飞广州，一架林彪他们坐，另一架黄、吴、邱、李和其他人坐。你们乘依尔─18去上海，到了上海再去广州，设法请飞机上的警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找人小组）、教导队的人一起去广州。要李伟信把这一情况，通知上海空四军，再转告王维国一句话“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晚22时许，蒋国璋给王维国报告了李伟信来电话要调找人小组和教导队等情况。
21时许，王飞、于新野在空军司令部邝任农副司令的办公室，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河7人开会，研究第二天南下广州的计划，拟定了第一批随从南逃的名单有20多人，确定了编组方案。对黄、吴、李、邱、梁璞等人，愿意去固好，不愿意去也要强迫他们去。王飞还从警卫营搞来30支手枪、两支冲锋枪交给于新野。
23时30多，周宇驰在接到林立果外逃电话后，立即通知王飞，“暴露了，不搞了！”王飞当即宣布南下会议作废，销毁了南下名单，编造了对外的口径。
5. 北戴河：林彪处
12日上午，林彪要李文普收拾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李文普立即联系了大连市接待处。
下午，李文普在平台乘凉，林立衡来对他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李文普知道林立衡与叶群母女关系不好，姐弟感情平淡，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情看多了，反问道，你有什么证据？林立衡说不出来。这事也就过去了。
叶群午休后给在北京的林立果通电话，通完话后到林彪处去。15点多，叶群要林立衡、张清林来见林彪。领着林立衡、张清林到林彪面前，说：“张清林求婚，豆豆同意了，今天晚上就举办一个‘订婚仪式’。”林彪说：“很好嘛！祝贺你们订婚啦！”工作人员给林彪、叶群、林立衡、张清林照合影。叶群给张清林单独谈话，哭着对他说：林立衡精神不正常，要他好好爱护她。在林、张回56楼前，叶群又赶过来，告诉他们说：林立果知道你们订婚，来电话说今晚一定要赶回来祝贺。
17时，叶群从林彪客厅出来，对内勤公务员说：“明天早晨6、7点钟我们去大连，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走的早一些，天气不热。你们准备一下东西。”
18时，林彪给李文普说，准备明天早上去大连。同时告诉叶群通知周恩来，他要坐飞机“运动运动”。叶群对她的内勤也说要明早走。
晚饭后，叶群为林立衡、张清林举办订婚仪式。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和工作人员一起观看。
20时许，叶群又找林彪谈话，约一个小时。林立衡去偷听林、叶谈话。听到叶群说：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望也不高……。没有听到林彪声音。 20时半，叶群清理了自己的文件，撕毁一些文字材料和选美的照片。
21时多，林立果从山海关机场回到北戴河96楼。对林立衡简单表示祝贺，顾不上多寒暄，就与叶群扎进林彪住处，三人一起密谈。林立果、叶群来回进出多次，神色紧张。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
林立衡在走廊上拉住林立果问明天到底去哪里？他匆匆说：“去广州，军阀混战。”
22时许，林立衡把李文普拉到外边说：叶群和林立果要逃跑，把首长也搞走。让李文普报告8341部队，阻止林彪上飞机。李文普仍然不相信，问她有什么证据，首长说去大连，他没有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林立衡又找刘吉纯，要他到8341部队报告。
22时半左右，刘吉纯找来 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林立衡对姜说:叶群、林立果欺骗首长，要挟持首长逃走，先跑到广州，然后去香港。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果说北京已经大乱了。还说这件事林彪不知道，她要中央警卫团把叶群、林立果扣起来，保护林彪。（这是林立衡给中央的第一次报告）。
姜作寿感到事情重大，立即回值班室将情况电话报告给了在北京的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同时，还报告给了在北戴河主持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张宏亲自听了林立衡的讲述后，也向张耀祠做了报告。张马上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又报告给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张耀祠指示部队：一、派专人严密监视，继续观察；二、要组织好部队；三、要准备好汽车；四、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姜作寿上到96楼周围观察，未见异常。
林立衡向8341部队报告后，仍回96楼继续看电影。林立衡不在期间，林立果、叶群多次找她，问张清林去哪里去了。22时半，叶群又来林彪客厅谈话。23时，林立衡去见了叶群。叶群说明天早上去大连，要她和张宁早点睡觉。
刘吉纯回96楼后，给林办值班秘书宋德金告知了刚才陪林立衡向8341部队报告的情况。前一天，刘吉纯已给宋德金悄悄讲过林立衡说的叶群和林立果要挟持首长走的事情。宋大吃一惊，认为不可思议，怀疑是林家又闹家庭矛盾。
23时22分（另说23时30分左右），叶群给周恩来打电话，说林彪要“动一动”。周恩来说夜航不安全，还说要去看看林副主席。叶群慌张地阻拦说，总理不要来。一来林彪就紧张，就出汗。
23时30分左右，林彪打铃找内勤，说不休息了，准备夜航到大连。 叶群叫李文普到林彪处。林彪已穿戴整齐，对李文普说：今天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说：一会儿吴法宪飞机到了就走。从林彪处出来后，叶群让李文普马上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李文普感到事情很反常，心中无底，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询问去哪？胡萍很不耐烦，要他不要问，便挂断了电话（注：此时吴法宪正在西郊机场追查256号飞机）。这时，林立果到叶群办公室给周宇驰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催促李文普赶快调车上来。李文普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打电话，通知首长马上就走。林立果不让秘书联系警卫部队。 随后，刘吉纯也向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报告了今晚林彪要走的情况。
内勤张恒昌将林彪马上要走的情况报告林立衡。林立衡立即到值班室找李文普，要他阻止林彪上飞机，刘吉纯、宋德金在场。林立衡出门时碰到林立果，他匆匆说：“现在就走。到广州去，军阀割据。”林立衡又找到正在看电影的林办秘书李春生说：叶群与林立果要绑架首长，要他提高警惕。随后林立衡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张清林、杨森。
23时30分左右，8341部队得知林彪今晚要走的消息后，张宏再次给北京张耀祠报告。张耀祠指示说：林副主席要走，你们就跟上去，到飞机场酌情处理。 部队紧急开会作出安排：一方面立即派出于仁堂等人乘吉普车先去机场，控制飞机不要起飞；一方面紧急集合六中队全副武装待命，做好随卫林彪的出发准备。23时40分左右，8341部队在山上住的两个分队背着背包紧急下山。23时45分左右，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派出副大队长于仁堂等7人乘吉普车出发去机场控制飞机。
23时30至40分许，叶群让林立衡回去整理东西，马上就走。林立衡、张清林、杨森、张宁四人坐车下到56楼。杨森和林立衡即去8341部队二大队队部报告，请求部队采取措施，把叶群、林立果扣住。张宏即给北京打电话，请示张耀祠。张耀祠指示说：情况不明，现在不能扣他们，要林立衡也跟他们走。林立衡十分着急，直接给张耀祠通话说：千万不能让他们上飞机，我死也不能跟着走，你们快点拦住他们。通话期间，门外枪响，8341部队拦截林彪车辆。此后，林立衡没有再上去，藏身在二大队的58楼。
23时50分左右，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谈话后，决定马上出行。林立果没找到林立衡，告诉内勤要林立衡坐叶群的车走。23时55分左右，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上96楼，林彪大衣、帽子未带，光着头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坐在林彪身边。第二排林立果坐在林彪前面，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李文普坐在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汽车行至56楼，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答：很快就到。行至58楼，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扬手拦车，叶群喝令司机加速冲过。李文普此时已经意识到他们这是要叛逃，思想斗争激烈。开过100米后，李文普喊司机停车，跳下车来，问车内：“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林立果向他开枪，李负伤倒地，开枪射击车门。 中队长肖奇明见状，向车上还击两枪。警卫部队追至距离车7、8米处，汽车门没有关上又开跑了。以每小时100多公里速度向山海关飞机场疾驶。
听到门外枪声后，张宏在电话里向张耀祠报告了林彪等人跑的情况。张耀祠要张宏赶快去追。张宏带人乘一辆吉普车，姜作寿率8341部队30多人一辆大卡车向机场追去。肖奇明带6、7名战士乘吉姆车追赶，零点13分，有一辆拉油罐的火车由东向西开，到机场时，三叉戟飞机刚刚起飞。
同时，林办工作人员刘吉纯、宋德金、李春生、张恒昌拉着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乘坐一辆伏尔加轿车，也直奔山海关机场，到达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
当天（连同晚上），叶群从北戴河与黄永胜中午通电话1次，19时半，叶群通过军委总机一号台找黄永胜，因黄去大会堂开会未能找到。25分钟；与邱会作（胡敏）通电话2次；与吴法宪通电话1次；与林立果通电话3次。叶群还与空军机关的一些人通话7次，共114分钟。
13日凌晨，林彪飞机起飞后，林立衡又在北戴河两次给北京张耀祠打电话。第一次打电话报告说听到山海关机场飞机起飞的声音，第二次打电话问飞机截住了没有。（张耀祠）
整夜，林立衡、张清林、杨森与陆续从机场回来的林办工作人员及部队干部谈了情况。部队加强戒备，林办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
13日上午，林立衡几次让姜作寿请示张耀祠，打电话找毛泽东和周恩来。下午，周恩来给北戴河打电话，林立衡向周报告了事件发生的大概情况。
6. 北京：周恩来
12日20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黄永胜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部的部长们参加会议。
22时30分左右，周恩来得悉北戴河8341警卫部队的电话报告：林立衡报告说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出逃，还调来了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中央领导们都知道叶群与林立衡母女关系紧张。周恩来询问黄永胜，林家又闹什么矛盾了吗？豆豆与叶群最近关系怎么样？黄永胜回答，没有听说有什么矛盾，叶群还在张罗给她找对象的事。 周恩来指示北戴河8341部队密切注意，随时报告。
23时许，周恩来给吴法宪打电话，问是否调了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不知道此事，打电话查问空34师师长时念堂，得知三叉戟专机被调到山海关去了，是胡萍副参谋长调去的。平日专机调动是要吴法宪批准的，吴立即打电话追问胡萍。胡萍谎说这是试飞训练。吴法宪要胡萍立即把飞机调回北京。5分钟后，胡萍又报告说飞机发动机油泵坏了，正在检修。吴法宪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飞机修好后马上飞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吴法宪又给胡萍打电话，传达了周恩来指示，并要胡马上传达给潘景寅。
23时许，周恩来打电话给李作鹏，查问山海关机场下午有没有到一架空军飞机。23时10分，李作鹏报告周恩来：有一架下午20时多来的空军三叉戟飞机。周恩来当即下达四点指示：不同意林彪夜航；如林要飞夜航，请他到机场后给周电话；飞机要有周恩来的指示、黄永胜的指示、吴法宪的指示和李作鹏的指示才能放飞（四个人中一个人）；已告吴法宪到西郊机场作必要准备。李作鹏立即给山海关场站做了传达。23点45分左右，周恩来又打电话询问三叉戟飞机号码。
23时20分，叶群与周恩来通电话说，林彪要“动一动”，是“天上动”。 周恩来问：你们调飞机没有？叶群谎说还没有调飞机。周恩来立即判断这里有问题。 给叶群通话毕，周恩来立即给吴法宪、李作鹏分别打电话：要吴以气象原因劝阻叶群调飞机；要李控制住在山海关机场的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下令才能放飞。
吴法宪随后接到叶群电话，说林彪要到大连去，要吴派飞机于13日8时到山海关机场。要胡萍去，也欢迎吴去。吴推诿说：派飞机要请示总理。
吴法宪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请示周恩来，去西郊机场进一步追查飞机调动的问题。23时40分，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即召集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党委书记胡萍、34师长时念堂、师政委马兰藻、师参谋长龙振泉到候机室，责问专机飞到山海关的事情。胡萍一边谎称不知调飞机的事。一边暗中派人通知了在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周宇驰，让周离开机场。
吴法宪在西郊机场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找256号驾驶员潘景寅。在找潘景寅期间，周恩来打电话给吴，告诉他：林彪那边已经动了。吴法宪在电话中给潘景寅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没有我的命令，三叉戟飞机不准起飞；二、那边的首长到了，总理要给他讲话。并要潘景寅保证做到。潘在电话里满口答应。
李作鹏在周恩来没有告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凭着老参谋人员的职业敏感，对照周恩来此前对256号三叉戟飞机布控的电话指示，给山海关机场场站连续打了几次电话，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
当吴法宪把潘景寅的表态电话报告周恩来时，周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 林彪他们从北戴河跑到机场最快也得40多分钟。据说吴法宪当时曾给周恩来建议，用汽车堵塞山海关机场跑道。如是，林彪他们是走不出去的。
9月13日
1. 山海关机场
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航空兵5师，当天机场还有一架上午从北京来的伊尔-14飞机。256号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后，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滨通知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对外只讲252号，不准讲256号。林立果走后，随行的程洪珍、两个女兵留在机场。
当晚，驾驶员潘景寅要机械师李平把油加到17吨（加满是21吨），这是到广州的油量。因飞机与山海关机场场站油车的接头不配套，当晚未能加上油。
22时多，256号机组人员召开机组例会。潘景寅讲评后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明天航线到什么地方，要听空司胡萍副参谋长指挥。要机组人员明天6点起床，6点半吃饭，到机场准备飞机。
23时，机组人员休息。潘景寅与李海滨、程洪珍在调度主任室聊天。调度主任室里装有三部电话，其中一部是红机子电话。
23时30至40分（应是接近0时），胡萍从北京打保密电话给潘景寅。潘接完电话，马上让李海滨要两部油车。0时5分左右，潘景寅到宿舍叫醒3位机械师，要他们起来准备飞机，但没有同时叫醒其他机组人员。然后又回到调度主任室房间。
13日0时3分左右，8341部队一王姓干部用北戴河和机场的直通电话通知李海滨，告诉他有几辆车去机场了，要机场把车卡住不许走。李海滨告诉潘景寅、程洪珍这一情况。程洪珍给北戴河、北京分别打电话查问。
13日0时6-7分，吴法宪给潘景寅通电话，说飞机起飞必须要总理批准。
13日0时8-9分，胡萍又给潘景寅打电话。潘接完电话对李海滨讲，就说是飞机来训练，坏了。
13日0时15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到机场停机坪距离百余米）。
从12日23时到13日0时6分，李作鹏接连4次给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打来电话，布置周恩来控制256号飞机的指示。场站领导非常重视。13日0时20分，站长潘浩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打电话向李作鹏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回答：“可直接报告总理。”潘又问：是否可以把李的指示告诉34师副政委、256号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李作鹏答：“可以。”通完电话后，场站各领导分头执行。
13日0时22分，3位机械师为飞机做完了起飞准备，油车刚到场准备加油时，林彪汽车疾驶停到飞机左后方。第一个下车的是叶群，第二个是林彪。他们顺着飞机随机携带能够折叠的便梯爬上的飞行员舱门。刘沛丰先上机，林彪没戴帽子，跟着叶群后面爬上的飞机。潘景寅从调度室径直登上飞机。邰起良在停机坪给调度室打电话，催促机组人员到场，随后登机。林立果最后一个上飞机。待其余的机组人员跑出来时，飞机已经强行滑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
尾随林彪汽车的8341部队于仁堂等人赶到机场后，拉住场站参谋长佟玉春，要他立即设法阻止飞机起飞。此时，飞机已进入跑道。佟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向空中开了三枪，机场全部灯熄灭。256号在一片漆黑中，仍强行起飞。时间是0点32分。
在林彪汽车后追赶的8341警卫部队随后几分钟到场。飞机滑行灯未开，机舱门未关上，紧急起动，迅速滑出，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盖口。
13日0点32分，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一片漆黑的情况下，驾驶员潘景寅单独一人把飞机开上了天空。
机上人员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林彪司机）；驾驶员潘景寅、特设师邰起良、机械师李平、张延奎。
没有上机的256号机组人员有：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领航员李成昌、通讯主任陈松鹤、服务员魏秀玲5人。从北京随机来的程洪珍和两个女兵也没有上机。
8341部队姜作寿大队长、张宏副团长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他们到调度室向北京报告了飞机起飞时间和飞行方位。随后控制了没上飞机的其余人员。
2. 北京：周恩来
13日零时35分，汪东兴分别从张宏、林立衡打来的电话，得到了林彪等人乘飞机跑了的消息。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周恩来去游泳池毛泽东处，亲自向毛泽东报告了今天发生的一切情况。
13日凌晨1时许，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来电话说，林彪飞机向西北飞了30多分钟，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入内蒙古，问是否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请示毛、周。毛泽东说：不能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有办法的事。汪东兴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此时是1时12分，林彪专机已起飞40分钟。在空司监视林彪专机飞行航迹的李德生，向周恩来请示处置办法时，周也向李转达了毛泽东的放行意见。
凌晨1时55分，林彪飞机从414号界桩上空飞越中蒙边界。
凌晨2时多起，周恩来亲自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布置紧急战备。各地机场、海军由陆军接管。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的指挥。
周恩来指定吴忠和卫戍区部队负责执行北京地区紧急战备戒严令。13日凌晨，北京附近各机场奉命封闭。吴忠命令进驻机场的戒严部队：真枪实弹对准跑道并设置障碍物，如有飞机强行起飞，立即开枪开炮;将所有飞机上的油料全部抽出来，加派岗哨看好油库。确保万无一失。13日凌晨， 8341部队接管毛家湾林彪办公室。
凌晨3时多，空军司令部来电话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跑了，向北飞行。汪东兴立即报告给毛泽东、周恩来。毛、周当即决定，要空军派飞机拦截，不能让它飞出去。
在3685号直升机跑了以后，毛泽东从中南海游泳池秘密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对外的联系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所有的文件由周转交给他。
周恩来在接到林彪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即令“今天晚上的各种飞行都停止，包括部队的夜航训练”。同时，要求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要林彪等人飞回来，说不论在何地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林彪座机不予回答。空军为周恩来在东西郊机场安排了两架专机，做了出发准备。吴法宪遵照周恩来指示，电话通知空军指挥所，立即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调度室传达这一命令，立即停止各种飞行。
林彪座机飞出国境后，周恩来下达了全国禁航令：所有空军飞机，包括民航飞机，没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合命令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
凌晨3时许，北京沙河机场又跑了3685号直升机后，周恩来立即将吴德找来，紧急通知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北京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定吴德、吴忠负责执行。周恩来亲自向他们部署了保卫北京和党中央的各项措施，把38军112师、炮8师、坦克6师划归卫戍区指挥。
13日晚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18时04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当晚致信毛泽东，汇报以上工作情况，并附送空司一份获悉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一军用飞机坠落起火的电文。

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司指挥）及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
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 ），其它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
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十三）日凌晨六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北空、北京军区、卫戊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
敬祝主席安康！

3. 256号飞机的越界飞行
13日0时32分，林彪座机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飞机先是244度起飞，沿京山航线，向西南方向飞，后慢慢转到西北方向。到0时46分时转到310度，飞行高度3000米，飞行速度500多公里。飞机到达承德上空再往北飞，起飞后14分钟后，从山海关机场雷达消失。在河北迁安上空又继续增加到345度，然后向回修正方向，稳定在325度的出逃航线上。此时，飞机的实际位置已经偏离预定航迹120公里。
256号飞行轨迹极不规则，一个仅70度转弯动作，实际上用了将近20分钟，超过平常十几倍的时间。似乎表明了驾驶员选择飞行方向的艰难和被动。从飞机起飞开始，飞机的无线电通话设备就没有打开过。
1时53分至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标进入蒙古。
雷达显示，256号飞机飞出国境之后，飞行速度明显减慢，而且高度也下降到2500米，飞机航行轨迹也出现左右弯曲的现象。 中国军方雷达跟踪飞机进入蒙古国200多公里处看不到了。
2时27分，256号飞机在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附近贝尔赫矿西南14.8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迫降时自行坠毁，引燃草原大火。机上人员九人全部死亡。
4. 周宇驰乘直升机外逃
13日凌晨1时许，周宇驰匆匆赶到空军学院，对于新野、李伟信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林立果打电话说他们要走，叫我们也争取走，现在只能用直升机跑了。周宇驰找到他的飞行教练员203团三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给他看了林彪手令，谎称吴法宪搞政变，毛主席下落不明，要到北戴河给林彪报告。 陈士印说他飞直-五没把握，带领他们到沙河机场，另找来了直-五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周宇驰先后给飞机驾驶员、飞机机械师、调度长、汽车连连长等人显示了林彪“手令”，骗取了3685号直-5型直升机，并给飞机加了油料。
3时15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乘3658号直升机起飞，驾驶员陈修文、副驾驶陈士印。飞机起飞后，北飞南口、怀来、张家口方向。西郊机场电台呼叫3658号。周宇驰在飞机前舱，用枪胁迫驾驶员飞往蒙古。空军张家口机场起飞歼击机进行阻截，因歼击机速度太快，未能发现目标。陈修文、陈士印意识到周宇驰等此行是叛逃，遂利用歼击机在空中阻截的机会，暗中调整了罗盘方向，操纵飞机飞回了北京附近。
当周宇驰意识到3658号飞机又飞回北京时，飞机在空中已经飞行了2个多小时，再飞不出境了。周宇驰要飞机撞击钓鱼台，飞行员拒飞。飞行员企图把飞机降落在西郊机场、沙河机场，都被周宇驰阻拦。
6时许，3658号直升机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公社井峪大队地界。驾驶员陈修文在飞机降落时被周宇驰枪杀。副驾驶陈士印操纵飞机降落，诈死逃生。在当地干部群众赶来后，陈士印即在当地给空军司令部打电话，报告周宇驰是叛徒。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下飞机后，跑了一阵，知道走不脱了，撕碎了林彪的“手令”，约定一起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放了空枪，向当地驻军和民兵自首。
周恩来命令吴忠立即派出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到发事地点，迅速控制了直升机迫降现场，带走了李伟信和陈士印。李伟信向卫戍区来人供认，他在林立果身边工作，吴法宪搞政变，林彪到乌兰巴托求援。来人不信，掴嘴斥为“放毒”。
在3658号直升机上查获大量文件资料和武器物资。计有：林彪“九八”手令，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叶群与黄永胜的情话录音，9月12日王飞、于新野等七人拟定的南下的31人名单，北京飞往乌兰巴托的航行标图，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9月13日早上三架飞机的起飞时间，伊尔库茨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广西、湖南、福建、江西等地22个机场的简况表等14件谋叛的证据材料；中共中央有关批陈整风的若干文件；国防科研有关核武器和导弹的绝密资料；枪支7支，子弹若干；美元3万元，人民币600余元，林立果定期存款200元；还有录音机、照相机、书信、照片、笔记本等。
5. 北京：西郊机场/空军指挥所
林彪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命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指挥所代替他坐镇指挥；派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监视）吴法宪；派纪登奎前往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坐镇。
周恩来要吴法宪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随时待命。
凌晨1时多，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来到西郊机场。林彪飞机先是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不久雷达跟踪不到了。西郊机场指挥室非常紧张，吴法宪频繁给周恩来通电话。胡萍对飞机突然向北方飞也出乎意料，情绪极为沮丧，用手在脖子上比划杀头的意思。指挥室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凌晨2时左右，吴法宪给空军指挥所、北京空军、沈阳空军传达了周恩来下达的禁航命令：没有毛、林、周、黄、吴、李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还要北京军区空军打开所有雷达，不准任何飞机进北京。当面命令34师师长时念堂立即向各部队传达，西郊、南苑、沙河机场的飞机不准起飞。
0时40分，空军指挥所接到总理办公室通知，李德生来空军指挥所指挥。值班指挥员空军副参谋长白云、参谋长梁璞，向李德生汇报了三叉戟飞机的飞行状态，飞行高度3000米等情况。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曹里怀、邝任农、薛少卿和副参谋长王飞也来到空指。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林彪专机驾驶员潘景寅联络，要他飞回来。吴法宪在西郊机场也呼喊潘景寅回来。但始终没有听到回音。
256号专机飞出国境后，降低飞行高度，在中方雷达上消失。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最后消失的位置。周恩来向李下达了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空指立即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了这一禁空令。从1时56分到2时20分左右，传达完毕。接着又指示各军区空军，增开雷达，加强对空监视。
3时22分，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给空指报告说：沙河机场3时15分跑了一架直升机。空指迅速查明，周宇驰、于新野拿着“林副主席手令”调动了飞机。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这一新情况。空指的总空情图板显示飞机往张家口方向飞，空指拟派张家口机场的飞机拦截，并上报周恩来。
3时45分，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指示说：“一定要把直升机迫降下来，不听就打它下来，决不能让它飞走。”北京空军接连出动8架次歼击机拦截。
4时许，雷达发现直升机从北折返回来，空指立即布置高射炮部队进入战斗状态，阻止飞机进入城区。直升机在飞越清河后在十三陵上空盘桓，空指又命令起飞歼击机进行空中搜索。
4时50分，直升机飞至官厅水库上空。
5时，周恩来指示：无论如何不能让飞机进城。空指立即转告北空。
5时30分左右，直升机在海淀区上空向西北飞去。周恩来指示，要尽量逼飞机迫降。15分钟后再次指示，无论如何都要把飞机搞住，不能叫它跑了。
6时半左右，3685号直升机在空中盘旋3个多小时，航油耗尽，迫降在北京怀柔县境内。
空指接到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吴庆彤电话，传达周恩来指示：“禁止飞行的命令，同样包含民航的国内外班机和其他飞行。”
上午8时，空指进行交接班。李德生指示：1.晚上的情况要绝对保密，不得泄露；2.空指加强战备值班；3.全国雷达部队加强主要方向的警戒；4.机关各部门立即清点人数，汇总报告；5.3685号直升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处理，空军不要插手。
中午，李德生、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将专机师团以上干部召集起来讲话，要大家忠于毛主席。
6. 林彪座机坠毁的现场勘查和坠机原因认定
13日17时30分，蒙古官方人员首先到飞机失事现场勘察。15日上午，苏联方面到坠机现场拆走了发动机、黑匣子等物件。下午18时，中国使馆人员第一次到现场勘查，次日9时再次到现场勘查，并埋葬死者。
坠机现场：飞机从北向南迫降，地面首先出现了29米长、2米多宽，呈现S形的擦痕。右侧同时出现与擦痕相平行、长度一致的深20公分的沟槽。擦痕消失处再向南30多米，出现大片焦土燃烧区。这个区域南北长600米，北面宽50米，南面宽200米，呈倒梯形。区域内，草地全部烧焦，飞机残骸散落，南端是遇难者尸体。现场有7支59式手枪，两把微型冲锋枪，43发子弹。据航空专家分析：256号飞机在接地之后又跳了起来，高度在10米以上，在空中向右翻滚的同时爆炸起火。
从坠落地点向南500米处出现遇难者尸体。9具遇难者尸体在50米范围内分为三堆。最南端的是驾驶员潘景寅、叶群；向北12米是林彪和3个机械师，邰起良、李平、张延奎；再向北32米是林立果、刘沛丰及林彪的司机杨振刚。他们都没有穿鞋和戴手表，集中在机场左边门旁，说明做好了场外迫降的准备。机上人员死亡没有直接受到爆炸的影响。有的并没有直接摔死，只是摔晕了，后因大火和缺氧造成的窒息死亡。
坠机原因：中国空军专家权威分析意见是，飞机并非击落，而是在场外迫降过程中，因为剩余油料太多，迫降动作不成功而自行坠毁的。
256号飞机在西郊机场加油15吨，在山海关机场两次加油均没成，起飞时的燃油约12.5吨。沿途以3000米高度低空飞行，估计平均时速670公里（一说500多公里），每小时耗油量比正常高度大，接近5吨（平常情况下每15分钟耗油1000到1200公斤），到该地的剩余燃油估计约2.5吨。到乌兰巴托不够，迫降又太多了。又由于缺乏导航资料，搞不清自己的位置，不得不就地寻找迫降场（实际上离迫降地60公里就有一个简易机场，但飞机没有发现）。三叉戟飞机是下单翼飞机，在野外迫降时，机翼不可避免地要与地面摩擦。在飞机接触地面时的高速摩擦产生的高温，使机内油箱剩余燃油发生爆炸，造成飞机解体并燃烧。由于油箱爆炸，形成右机翼根部大洞（未穿透）。
1971年10月，蒙古国成立飞机失事调查小组，与苏联军事专家合作，研究飞机失事原因和遇难者身份,并去坠机现场再次勘查， 11月20日形成文件《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结论是: 256号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机驾驶员失误造成的。曾任蒙古国家历史档案馆馆长的历史学家朝伦・达西达瓦教授，曾利用这份调查报告和相关材料撰写了《林彪元帅之死》一书,于2007年正式出版，补充了一些调查报告上不曾言及的重要细节。如“黑匣子”问题。该书称，飞机坠毁后,蒙方和苏方先于中国人抵达现场，在征得蒙方同意后，苏方拿走了“黑匣子”。

第四阶段：林彪出逃后

9月14日
1. 中国驻蒙古使馆
8时30分，蒙古国外交部紧急约见中国驻蒙使馆许文益大使，通报中国有一架军用飞机深入蒙古国境内坠毁，机上9名乘员全部死亡。蒙方要中方对此作出解释。
中国驻蒙使馆立即与国内联系，因通信线路不畅，迟至12时20分才报告给了国内。
18时许，中国驻蒙使馆收到国内指示。主要内容：1.对失事飞机误入蒙古国对蒙方表示遗憾；2.指示许大使亲往现场视察，勘察失事原因；3.死者骨骸要求带回、遗留文件物品转交我方；4.飞机残骸可拍照取证。
2. 北京：周恩来
下午，周恩来接到来自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获知林彪等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要汪东兴立即向在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随即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
晚上，周恩来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了林彪一行在外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周恩来代外交部起草了致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特急电文，要求转告蒙方：对中国失事飞机坠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及其它遗物。
3. 山海关机场的滞留人员的善后
滞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上的人员，要求由海军把他们接走审查，不要送交空军。怕空军对他们杀人灭口。周恩来指示李作鹏：由海军负责，将他们接到北京，进行审查，并将他们的揭发交待材料直接报送周恩来。李作鹏将此事交给海军保卫部处理。
9月15日
1. 中办派人到北戴河林彪住地清查
林彪、叶群等出逃后，北戴河林彪处的工作人员集中到另外地点学习。
9月1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汪东兴派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武健华、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处长赖奎、中央办公厅秘书王歆三人速去北戴河，保护林立衡安全，清查林彪住地的文件。15日凌晨3时，武健华一行到达北戴河林彪处。16日，清理出一张32开白纸上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九.八”。马上派专人急送中央办公厅。 这是在周宇驰带上3685号直升机的那份“九八”手令之后，又发现的第二份“九八”手令。
2. 空军学院发现写有《“五一七”工程纪要》的本子
“舰队”13号小楼的管理员王兰义晚上去小楼，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屋内乱七八糟，12日送来的午饭基本没吃。立即派人整理打扫。餐桌上放有两本书，两个本子。拉链本写的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但他们此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看不懂本子上的东西。打电话找于新野、程洪珍等人，都找不到。第二天王兰义把本子拿走了，收存在家。
10月6日晚，空军学院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王兰义感到他拿的这个拉链本子事关重大，心里很害怕，于当日午夜两点将本子交给了他的直接领导，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政委殷古风手上。殷不敢擅自做主，和学习班主任常平一起，将其交给了中央处理空军问题的5人小组中的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曹里怀。10月8日，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本子，附有王兰义的证明材料，层层呈报给了周恩来。
9月16日
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张春桥、姚文元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周恩来修改，补充了其中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的政策部分。
9月18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林彪出逃的通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林彪出逃的通知。即中发【1971】57号文件。
“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机迫降。从直升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9月21日
晚23时30许，周恩来听取刚刚奉召回国的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关于林彪坠机现场勘查工作的汇报。 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军代表李耀文、副部长韩念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以及李德生、吴法宪、空军副司令员兼民航总局局长邝任农等一同听取了汇报。
9月22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及在京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通报林彪飞机坠毁情况并附外交部向蒙古方面交涉电文。
9月24日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离职反省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刘贤权等在场。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离职反省。
随即，周恩来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
9月28日
8341部队护送林立衡、张清林从北戴河到北京玉泉山
本日，武健华按照汪东兴的电话指示，一路严密警戒，妥善护送林立衡和她的未婚夫张清林到北京，安排在玉泉山5号楼居住。
林立衡在10月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林彪、叶群的亲生女儿，对他们，我不是做殉葬人，就是做掘墓人。”“我一定要控诉罪恶的家庭对我的种种迫害，我对他们没有丝毫的留恋，只有深仇大恨。家破国兴，特大好事，这使我感到无比自豪和欣慰。”
10月间，林立衡在玉泉山写了《对九月十三日事件前后的回忆》和六份揭发林彪的材料等，上呈给毛泽东和中央。
两个多月后，林立衡、张清林转移到北京卫戍区下属单位居住。
在以后的审查过程中，中央和总政给林立衡定性为“起义人员”。根据是： 1971年9月7日、8日，林立果就把谋杀毛泽东不成就去广州另立中央，再不成就去苏联当“寓公”的计划告诉了林立衡。林立衡“当时怕林立果对自己下毒手，都曾向林立果表示‘跟你们走’”。林立果8日晚去北京后，林立衡虽然反对林立果的行为，却因林立果对他说过“首长也同意”而不敢当面劝阻父亲制止林立果的活动。9、10、11日三天，林立衡都在林彪身边。是有机会给他讲的。她知道林立果到北京从事谋害毛泽东的行动，但没有及时向中央检举揭发。直到9月12日夜，林彪、叶群、林立果要跑了，才去8341部队报告。所以，中央和总政认为她是“起义”。
9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0月1日
中共中央以“为了加强战备，防备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同时也是为了实行中央前几年就已经考虑的节日庆祝方法上的改革”为由，取消天安门前的庆祝集会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会，代之以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国庆游园联欢活动。这是建国22年来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庆祝国庆。此后，毛泽东再没有上过天安门城楼露面。
10月3日
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
通知一，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通知二，成立中央专案组：“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9月14日
1972年2月12日，毛泽东突然休克。
凌晨，毛泽东突然休克，生命垂危，经抢救得以复苏。经过这次重病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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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234期作者杨向东订正

234期《我与罗广斌、杨益言在文革前期》一文中，有关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上公布“红十条”时由“周恩来宣读”的提法有误，经读者指出，决定做如下修改，原38页第4自然段——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召开了解决四川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我和杨益言都出席了。那次会议主要由周恩来宣读和讲解《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后来所称的“红十条”。会前在等待中央首长时……
删除其中这句：“那次会议主要由周恩来宣读和讲解《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后来所称的‘红十条’。”
同时，将前面第36页第5自然段——
我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从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上的记载看，一次是4月17号，一次是4月25号，最后就是5月7号，中央宣布“红十条”那个文件那天晚上。我保存了中共中央当时印发的原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这份原件，没有那个红色刊头，只是个“内部文件”。还有个收件人的注明：西师八三一，杨向东。签名的时间是 1967年5月9号。也就是说文件发到我手上是5月9号，在5月7号晚上周恩来宣读讲解的两天后。
相应改成——
我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从我保存下来的笔记本的记载看，一次是4月17号，一次是4月25号，最后就是5月7号，中央宣布“红十条”那天晚上。当晚的大会由周恩来主持，文件是由陈伯达宣读的，他的口音很难懂，他读一段，王力用普通话“翻译”一段。最后萧华、江青、周恩来都讲了话。我保存了中央当时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原件，没有那个红色刊头，只是个“内部文件”。还有个收件人的注明：西师八三一，杨向东。签名的时间是1967年5月9号。也就是说文件发到我手上是5月7号晚上周恩来他们讲话的两天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