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 天》第二三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10月30日第235期
本期目录
一瓣心香
杨友松 怀念几位早逝的同学
魏亚南 冥诞缅怀——写在告别人世的大弟魏亚光78岁生日之际
徐兴海 父亲文革中曾自己“游街”
生逢乱世
纬 子 浩劫中的五家老邻居
附录 父亲的眼泪
周连春 晒霉与一条人命
孙中才 小梨儿
刘 琦 住院病人“家庭出身”风波
华 渝 庆“九大”游行惹出的风波
李中石 为生存我曾当过“南郭先生”
李海清 我的一次“投机倒把”
——————————————————————————————————
【一瓣心香】
怀念几位早逝的同学
杨友松
文革爆发时我正在重庆医学院读书，是70级（1970年毕业）。我在医疗5班，共有二十位男同学，我们这个班很奇特，在“左得可爱”的文革时期，全民大搞阶级斗争，互相撕扯相互比左，同一个班的同学成为你死我活的“仇敌”已成常态。可是我们医疗5班的同学，不管他家庭出身是红是黑还是灰，基本上和平共处，“阶级斗争”不起来，据说年级领导在文革初期曾将我班定为“反革命班”。幸好文革的斗争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各级领导很快陷于“造反有理”的汪洋大海，然后又是群众组织间的派性武斗，我班也没有一人是任何一派的“铁杆”。大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文革。不幸的是现在已有五位同学离开了我们，占全班同学的四分之一，令人扼腕叹息。此外还有一位虽不同班也意外早逝的同学（医疗4班的周同甫），因“家庭出身”问题而成为我同病相怜的好友，也一并将我的回忆附于后面。
（重庆医学院70级医疗五班欢送参军同学〔穿上军装后回来告别〕的合影。本文写到的已去世同学在照片中有：二排右3赖钦良、右1葛以平，三排左2魏正贵、右1邱庭辅、左3周同甫）
在“阶级路线”压迫下早逝的德明
我班第一个逝去的同学是张德明，简阳人，矮个子，背微驼，显得人更矮，面带菜色，毫无生气。他几乎没有衣裤可换，冬季衣衫单薄，他的布鞋肯定是他母亲做的，鞋头都穿破了。他常常咳嗽，说话嘶哑又费力，我们都以为是衣服单薄冷着的。我问他请助学金没有，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去问生活委员，他悄悄告诉我张德明出身地主，申请助学金通不过。之后，我再不敢轻易去关心同学助学金之类的问题，关心谁，那可涉及到“阶级立场”的根本问题。
这样一位赤贫的“狗崽子”，数理化水平相当不错，大学一年级学的数理化基础课，有什么困难他都可以帮助你解决，我有一些做不来的作业，常常请他代劳。
1966年9月下旬，我们学校学生乘火车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张德明和我、吴训和等同学坐在一起，由于他不停地咳嗽、吐痰，引起周围同学的不快，难免冒出几句责怪话。张德明起初尽力忍耐，道歉，最后还是斗不过病魔的折磨，越忍越咳，越咳痰越多。惹得四邻不安，怨声载道，甚至有同学要将他赶到车厢接头处。
从北京回到学校不久，德明就住院了，同学们忙着搞文革，很少有人去关心他。
1967年夏天，大家躲武斗离校，等回校后，王佑夫同学告诉我们德明去世了，他是得喉癌去世的。在他最后的日子，只有王佑夫关心陪伴着他，他死后家里没有来人，又是王佑夫为他料理了后事。
多年后，我和吴训和想起当年火车上的事很内疚，我们都没有想到他得的是喉癌，本来我们应该多理解关心他，反而责怪他，真是问心有愧。当然，这是现在的忏悔，在当年那种情况下，你对一位出身不好的人施与同情，是很难有这种觉悟和勇气的。
（图为1966年3月我们班在重庆杨公桥7807部队军训时合影，第二排右2葛以平，后排左2起杨友松、赖钦良、魏正贵、邱廷辅，右2张德明。）
少说话多做事的阿贵
魏正贵同学（见上面军训照片后排左4）也是英年早逝。他是一个少言寡语与世无争的人，很像鲁迅笔下的闰土，于是大家都叫他阿贵。如果他不是个子高，谁也不会注意到他。
阿贵同学在班上默默无闻，大一时学校要庆祝1966年国庆，我是文体委员，曾安排他在表演唱“五好红花送回家”中饰演不说不唱的群众，阿贵不声不响地默认了。
他的表演基础差，开始站无站相，坐无坐相，面无表情，因他个子高，在节目中很显眼，他表演的好坏要影响节目的质量。因此，大家反复教他如何表演，他也不断地练习，有几次刘革命同学模仿他的动作表情，引得大家哄堂大笑。阿贵脸红了但没生气，虚心接受意见认真改进，晚上在宿舍仍在比比划划。最后在演出时，阿贵表演很到位，反倒是刘革命出了问题，他本来饰演五好战士父亲一角要唱要说，结果演出前两天突然变卦不演了。因为平时我对刘同学性格有所了解，为他准备了B角，避免了节目流产。
文革中，我和阿贵被派去轮班看守被转移到重庆医学院关押的原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阿贵换班时总是提前到来，主动为任书记打饭，他说话轻言细语，对任书记从不训斥。我见任书记睡在水泥地板草席上怕他生病，就与阿贵商量给任书记改善一下，阿贵二话不说，就去找兵团头头解决，很快他和几位同学就把木床、棕垫、床单送来，极大地改善了任白戈书记的生活条件。事后，我称赞了阿贵几句，他说，母亲告诫过他：做人要少说话多做事。
毕业后，他分配到乐山地区，我到凉山美姑县乡下，互相不通信息，他的离世也是偶然得知。
上世纪80年代初，张双禄同学在武警四川总队乐山医院任泌尿外科医生，有一天他到乐山市中心医院办事，在路过太平间时，看到工人推着一辆载有尸体的推车过来，不知是否是天意，张同学鬼使神差地走过去，不经意翻了一下死者盖布上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魏正贵”，死因“急性肝坏死”。
双禄大吃一惊，是魏正贵同学，还是同名同姓的人？魏同学才30多岁啊，不会是他吧？双禄赶紧掀开盖布，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看清死者面目，瞬间呆立在那里。推车工人见状忙问，兵哥子，是你熟人？双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是我同学。
说完，他用布将阿贵的头遮住，与工人一道默默地将阿贵送进太平间。当时我们班只有双禄一人最后送了阿贵一程……
乐于助人的“地主儿子”阿赖
前面提到张德明同学是地主出身，我班另一同学赖钦良（见3页军训合影后排左3）也是地主出身。其实据他高中同学讲，他的“地主”父亲在老家中江，就是一个靠给人挑水为生的人。
我很喜欢赖钦良同学，善良忠厚，乐观豁达。他身强体壮，乐于助人。我更佩服他的不卑不亢，自强不息的品德。在学校建毛主席塑像时，他总要我与他抬条石，每次他都把木杠上的绳套移到他那头，自然，条石的大部分重量都压在他肩上。我感到他见我体弱，有意要帮我，只有傻子才会选力弱的人一起抬石头。我们都喜欢赖钦良同学，大家亲切的叫他阿赖。
1967和1968年躲重庆武斗，阿赖却不回中江老家而滞留成都，他经常到另一个也“出身不好”的同学周同甫在桂花巷的家吹牛，有时也约我与他同去，每次阿赖都要调侃说，老杨，走，到烟花巷找同甫耍。同甫听他把桂花巷故意说成烟花巷也并不在意，反而互相开玩笑寻乐。
阿赖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据钟佑泉回忆，1971年8月她和同甫分配到甘孜石渠县，某日经三岔河进山。次日早晨，他俩正要上车时，一个声音高叫同甫，转头一看，是医疗五班的赖钦良同学！原来他与医疗二班的李云清同学双双被打发到了邓柯！在那种环境下同学相见，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四个同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尤其同甫与钦良同学，医四和医五班本在一个大班上课，文革中一起步行串联，后来又在一个连队，感情很深。这时车上其他人都已坐在车上等他们，师傅催促同甫他俩上车，四位同学只得分手。车开出去好远，他俩转过头去仍看见钦良同学手里抱着棉袄，直追着他们车后奔跑，嘴里喊着什么。同甫苦笑着咕噜了一句：身体还好吔，跑啥子嘛！眼里已是泪光闪闪！
就是这位随时都像雷锋一样助人为乐的好同学，命运对他实在不公。我根本不相信他出身地主。文革中他老爹在家乡日子很不好过，怪不得阿赖到了成都也不回家，同甫的家几乎就是他的家。因为出身不好，他与云清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甘孜邓柯。没想到阿赖与同甫、佑泉三岔河一别竟成永诀。
没过几年，艰苦的生活环境，忘我的工作，阿赖得了肝硬化回重医治疗，在学校老师同学悉心治疗下，病情大有好转。有天夜里，阿赖父亲陪伴他，液体滴完后要再加液体，本来这件事应由护士操作，但赖父不愿深夜麻烦护士，他已经熟悉了护士加液体的操作。于是，他将床头柜上一瓶液体倒进了输液瓶。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他加进的不是生理盐水或葡萄糖液，而是用作保暖的装进瓶里的热水。等情况了解清楚后，为时已晚，热水里的细菌进入血液后大量繁殖，引起了败血症，阿赖最后死在他人生梦开始的地方。
被撤职的“文攻武卫”司令“邱老虎”
邱廷辅（见3页军训合影后排左5）是我妻子的泸州老乡，也是幼儿园、初中和大学的同学。廷辅长得熊腰虎背，高大威猛，皮肤黝黑。他说话刚直，争强好斗，独来独往，颇有“虎气”，同学给他取了一个绰号“邱老虎”。他是体育尖子生，曾获四川省中学生运动会跳高比赛冠军，进大学后，中国撑杆跳高前辈沈昆南教授见廷辅健壮，让他改学撑杆跳高继承自己的事业。当时重庆高校只有沈教授会这项运动，使得徒弟老邱在高校比赛孤独求败无敌手。但有一项运动——投掷手榴弹，他非但不内行，简直“玩的是心跳”。在下连军训时，按说老邱体壮力强，扔手榴弹应是“小儿科”。谁知他扔手榴弹（练习弹）不是向前，而是朝天上扔，手榴弹几乎是直上直下，吓得周围同学“抱头鼠窜”。解放军教官多次训练纠正他，虽说改进不大，但扔出的手榴弹已经落到可以不炸死自己的地方了。后来的实弹考核，教官还是不敢让老邱参加。
文革初，他外出串联独闯天下，每走一处都有故事。他从河南革命回来，同学们才发现，他还带回了革命果实——他高大的身后有一位小巧玲珑的河南美女，大家默默为这位小姑娘担心。嘿，别小瞧这位河南小妹妹，当两人有事吵起架来，各自操起方言对骂，小姑娘声音又高又尖，语速越来越快，根本听不懂她的河南话。老邱自然用泸州土话对阵，说快了也听不完全。我想他们两人争吵的话互相都听不懂，怎么了结？不过，老邱在她面前空有一身武艺，争吵的结果，往往是老邱缴械投降，息事宁人了事。世上真是一物降一物。
不久，老邱被选为“文攻武卫”司令，相当于重医的“城防司令”，他经常头戴藤帽，手持钢钎，身后簇拥着一大群武装人员，好不威风。随着重庆武斗升级，钢钎换钢枪，邱老虎也有些害怕了，在枪林弹雨中他毅然劝走了河南小美女。他后来对我们说，幸好遇到武斗，不然这个歪（四川话厉害）女娃子甩不脱。
1967年5月，重医兵团一些人到潘家坪招待所与歇台子解放军汽车18团抢了一些枪支回来，老邱有一支半自动步枪，有一天，不知何事与室友张宗樵争吵起来。吵着吵着，老邱大怒，操起上有刺刀的半自动对准张同学。在场的同学一见势头不对，忙着劝解。老邱的泸州老乡吴训和急得大喊，邱廷辅，枪口不要对人，不准对人！老邱一听，不但不放下枪支，反而端着刺刀又向吴训和冲来，情急之下，我一把将训和推出门外并关上木门。老邱见训和躲开，用刺刀对着木门狠狠刺了几下，木门顿时被戳穿了几个窟窿。很快兵团领导赶到，立即缴了邱老虎的枪，将他带走撤了他司令之职了事。
此事发生之后，我调到《东方欲晓》报，后来又到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与邱很少见面。毕业分配，据说老邱的女朋友在雅安云母厂工作，就分配他去了雅安。因他是独子，后来根据政策他与爱人又调回了泸州。
上世纪90年代，我已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神经科工作。没想到有一天中午，邱老虎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说是来看看我，使我非常感动。他还是大大咧咧，心直口快，给我讲了许多他自己和同学的故事。我才知道他在泸州红十字医院当外科主任。老邱给我讲了一件事，童同学是他们医院的书记，有晨练的习惯。有天凌晨5点多钟起床在医院跑步，那天下着毛毛雨，路灯已坏，地面湿滑。在黑暗中，童同学脚下一滑，重重地摔下台阶，他忍住伤痛慢慢走到门诊走廊一条长椅上躺了下来。一个多小时之后，老邱经门诊外出买早点，听到长椅上有人呻吟，他过去一看才发现是老童。老邱立即问询检查，发现他脉搏微弱气息奄奄，判断老童是脾破裂内出血。老邱急忙将童同学送到急诊手术室，为他输血并做了脾切除，才使童死里逃生。老邱说平时他都爱睡懒觉，不知何故那天他早起，如果再晚半小时，童的性命能否保住就很难说了。这件事我在同学聚会中得到证实，大家都称赞老邱危难见真情。我相信这是天意。
2000年后，我却听到邱老虎去世的传闻！我不大相信，他如此强壮的身体，有什么病会击垮他？后来噩耗得到证实，据说他死于前列腺癌转移。廷辅是外科医生，他怎么大意了呢？
反对整同学的好班长葛以平
葛以平（见3页军训合影第二排右2）是我的高中同年级同学，是另外一班的班长，人精瘦干练，皮肤黑黑的，讲一口带北方味的四川话，他祖籍虽然是河南，但同学私下都称他为老陕。在高中我知道他学习好，垒球也打得棒，有一次我们班和他们班打垒球，他投出的球又平又快，狠狠地击中了我握棒右手的中指，很快中指肿了起来不能动弹。以后每逢冬天，我受伤的中指仍然要痛。
进大学后，以平没有升官，仍然原地踏步当班长。以平是一个老实善良、善解人意的人，学校文艺汇演，我想表演相声，但在班上找不到搭档。正当我想放弃时，以平毛遂自荐愿当我的搭档。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演过什么节目，自然对他的能力将信将疑，通过排练演出，我们说的《女队长》《我和班长》等相声，不但学校汇演获奖，还代表学校在7807部队演出，颇受战士欢迎。我对他的文艺天赋大为惊叹。
在文革初期，年级领导召开了几次各班干部的秘密会议，要学生干部在同学中划左中右，要监视划入右的同学，将他们的黑材料整理汇报。甚至提前指定几个同学是右派学生。可年级领导万万没有料到，在参会的学生干部中，也有正直善良勇敢无畏的人，他们冒着风险，将整人计划透露出来了。消息一出，石破天惊，掀起千层浪，直接导致同学造年级领导的反，批斗指导员张继功的“端午事件”。“端午事件”的发起人和主持人，就是透露会议内容的学生干部葛以平、刘绍英、刘晋萍等。从此，我对以平敬佩有加，他真正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在学校，我与以平一直关系很好，只要我们回成都，互相串门吃饭吹牛是经常的事，我母亲对以平的印象很不错。毕业以后，以平分配去了雅安，我去了凉山美姑，虽相隔千里，我还是时时想念他。上世纪80年代初，我接到以平从雅安来信，说请我联系到省人民医院儿科进修，我找到医院管进修生的领导为他争取名额，但由于申请进修的医生很多，只有安排在下一年。于是我把这一联系结果告诉了以平，以平心有不甘，专门从雅安来到我家，向我母亲（当时在省人民医院任妇产科主任）表达希望早一些进修的意愿。我母亲听了他的心愿，亲自找医院领导商量，几经周折最后将他进修时间提前到当年底，并给他医院发了通知。当我将这一喜讯写信通知以平后，却迟迟没有回信，直到一月后接到他的回复，说已经到重庆儿科医院进修去了。当时我很生气，我和母亲为他的进修费了不少功夫，他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跑到重医去了，使得我们还要给医院领导解释道歉。于是，我写了封信对他发了一通牢骚，他看了这封信肯定不高兴，这件事影响了我俩的友谊，从此他再也没到我家来了。现在我很后悔，选择到哪所医院进修是别人的权利，重医儿科医院比省医院早通知进修，以平选择回母校进修有何不可？当然，如果他早点告诉我到重医，我们不会那么被动，即使这样我也不应该去指责他。常言道世上没有后悔药，但我仍然为自己当年的冲动与轻率懊悔。
1998年夏天，在四川省人民医院放射科工作的付凯同学告诉我，他给以平做了CT检查，发现是晚期肝癌。这消息如晴天霹雳，我急着去看他，没料到他做完检查就回雅安去了。成都同学准备约好一月后到雅安去看他，没想到等到的是他消化道大出血去世的噩耗。我的老同学，我们的老班长，就这样静静地走了。
却忆同甫泪沾巾
我和同甫在大学不是一个班的同学，但我们住的寝室门对门，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在一个优生汇聚的班级，仍然显得出类拔萃。我和同甫是成都老乡，他是川大教师子弟，就读于名校成都七中，我是川大学生的后代，就读于成都十二中（原川大附中），其实两所中学相距不远，中间只隔着成都工学院（现属川大）。据说成都七中老师骂学生的话是，谁不好好学习，以后只有考川大。我们老师鼓励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以后争取考上川大。
同甫姓周（见2页欢送同学参军照片后排左3），高中阶段已崭露头角，他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一个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他曾是成都地区数学竞赛魁首，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他身高臂长体格健硕，是打篮球的好手。我们入校不久，便知同甫高考入学成绩全年级第一，他高考的分数远超当年北大、清华录取线。当大家还在拼命学习外文时，他已经流利地阅读俄语原版的《斯大林传》了。但因他的父亲是川大中文系一研究唐宋文学的讲师，反右时被内定右派，1964年四清中又被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时川大的四清是省委宣传部长亲自领导的，影响很大。在当时，就像同甫如此优秀的学生，沾了上这类“家庭出身”问题，不要说清华北大同济复旦不敢录取，就连七中不屑考的川大也不敢收留，最后他的档案落到重庆医学院，如果不是钱惪院长和陶煦教务长惜才拍板，同甫恐怕会虎落平阳被犬欺。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理解当年会有这等荒谬现象，文革以前，按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理论，人分几等，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城市贫民）属第一等；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是黑五类属末等，其子女很难享受正常的入学、工作、入团、入党和晋升的权利；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是麻五类，属于可以团结争取改造的对象。所以，升学不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黑五类子弟要升学，考试成绩几乎不能帮助你。如果，你的档案里有“不宜录取”，你就是高考状元也等于零。我们年级有几位家庭背景与同甫相似的同学，都是经钱惪院长和陶煦教务长拍板才获得了入学的机会，钱院长和陶教务长是这些同学的大恩人啊。
改革开放后，一次同甫告诉我，当年我们能考取大学的主要原因，是1965年党的阶级路线相关政策有所松动，对黑五类子女中政治表现好学习好的学生，可以适当地择优录取。加上当时四川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康乃尔，坚决贯彻党的正确阶级路线，使得一些所谓出身黑五类的考生有机会跃过龙门。
据同甫本人讲，他的志愿原本是学数学或理工科的，由于前述的原因能进重庆医学院就已经不错了。我与同甫家庭背景相似，爱好相同，同属被钱院长收留的学生。但我又与他有区别，他进重医是高才低就，我入重医是撞到大运。不过对我来说，要是放到现在，我与同甫不太可能成为同学，他应该在985双一流大学风生水起，而我只能去二流的大学混个文凭。我能与同甫同校，并成为朋友，这只能说是缘分和运气而已。
开初，同甫引起我的注意和佩服是在1965年学校庆祝国庆节的文艺晚会上，演出前我组织同学排练了六个节目，自信满满地等着获头奖。谁知由同甫、君眉和陈廉领衔主唱的《毛主席诗词大联唱》横空出世，完胜所有节目，获国庆文艺晚会一等奖。虽然我的梦碎，但我心服口服，从此将男高音同甫、君眉记在脑里，把女高音陈廉留在心中。以后同甫和君眉成了我永远的朋友，陈廉成为我终身的伴侣。
家庭背景和爱好相似，并不是我们成为朋友的主要原因，应该讲是我想和他做朋友。同甫的高大俊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又有篮球天赋，这些优势当然是我佩服的地方，其实真正吸引我的，并想与他交朋友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同甫博览群书，知识面广，但很谦虚，严谨睿智，不失幽默，为人忠厚，不怀心计。同甫交友不太介意家庭出身，也不在乎学习好坏，只要你忠厚诚实，即使你是黑五类子弟，也可以做他的朋友。我可能还算不上是他的密友，没有觥筹交错，没有如影随形，没有滴血盟誓，也无生死相依。我们的来往并不算多，只要聚首却算得上是敞开心扉，互不设防，敢吐真言，值得信赖的真朋友。
在文革时期，同甫和我可以谈起自己蒙冤倒霉的父亲。他与我曾沿着成都长顺街，互相倾诉各自爱慕的姑娘，从深夜谈到天明。我们也曾同游峨眉山，在洗象池仰望星空畅谈人生，在松涛声中我记住了他的人生感言：“人生有何求？但愿友朋尽酒欢，醉卧美人膝尔。”此话虽略显颓丧，但也见他的雅士境界。同甫敢于示我1966年串联时写的一首诗，寓有忧国忧民忧自己的情绪。诗的全文我忘了，现在得到他夫人佑泉发来的原文，抄录如下：
一九六六年自北京返川途中有感
冠盖京华客梦奇，却叹风尘起素衣。
苍天雨霖泽海内，黄帝子孙燃豆萁。
思蜀无计谁堪乐，脱颖有日我自期。
长河浩渺飞车过，沧桑万古竟斯须。
这首诗现在读来很正常，但在当时“妄议”文革是要有勇气和担风险的，所幸知晓的人没有告密。现在想来，当年同甫对文革的思考比我们深刻，他的良知勇气和远见卓识的确令人敬佩。
其实同甫处境尴尬，他所在的医疗4班，是重庆高校的模范，党的未来干部的摇篮。我们年级同学中只有两个党员，有一位就是同甫的同班室友，班上其他同学基本上是共青团员，根红苗正。有如同甫出身不好政治上又是白丁者，好像班中遍寻不着。他仿佛陷入革命的汪洋大海，不可乱说乱动，要想伪装积极，又引以为耻。我们医疗5班与同甫班完全不同，我们班同学有点瓜（傻），出身好的如刘常琪、刘永义、王志刚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党的革命接班人，出身不好的有如赖钦良、张德明及我等，默认黑五类原罪认真改造。同学之间没有以出身划界，成天嘻嘻哈哈，打成一片，搞不起阶级斗争，也没有人去告密，领导批评我班干部政治觉悟很低，在搞阶级调和。同甫恰恰喜欢我们这个觉悟低不折腾的“和谐社会”，与我班许多同学成为好朋友，还经常参加我班活动。
同甫真心喜欢我班有几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文革前下连军训，在我班的集体照中有他；文革中，他与我班同学结伴，游了两次峨眉山；逃离重庆到成都躲武斗，我班几位同学经常到他家蹭饭吃，巡回医疗队我们班集体照中就他一个外班人；我班毕业照他居然站在后排中央。同甫也曾与我班王佑夫、赖钦良、钟显明结伴，沿着红军长征路步行串联，体验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他们四人从重庆出发，穿越贵州，走进湖南，终点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四位同学豪气冲天，餐风浴雪，跋山涉水，攻克艰险，从1967年1月22日至2月22日耗时一月，硬是靠双腿走到毛主席的诞生地韶山冲。同甫将长征途中一幅幅画面，都详细地记录在他的《步行串联大事记》中，书中还留下了一张当年红卫兵刻印的重庆——遵义步行路线示意地图。 这本大事记和所摄照片为我们和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为现在研究文革史的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
可能没有几个同学会像他那样，直把“他乡”当“故乡”吧。可以想象同甫已把自己当成我班人，我们班也把他看作自家人。听老田后来说，文革后期他和同甫是很想到我们寝室去玩的，但他们的内心活动，被班上一位极左同学感觉到了。那位同学对老田说，我晓得你们两个很想过去耍，想去就去嘛，怕啥子？听那位老左同学一说，同甫和老田彻底不敢到我们寝室串门吹牛了。
文革时，群众一般都要参加某个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都视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为保皇派或右派。群众对政治的认识肤浅，尤其是年轻人，极易被利用。最高领袖或中央文革的每一句话都要引起各派的激烈斗争，从文斗到武斗，从冷兵器斗直到枪炮坦克斗，武斗不知吞噬了多少无辜百姓的生命。同甫心中有数，从不正式加入派性组织，他可以用漂亮的楷书抄写毛主席语录，中央文件和革命口号，积极参与画巨型毛主席光辉形象，参加欢呼最高指示发表的游行，加入文艺宣传队演唱革命歌曲等活动，但其他派性活动避而远之。同甫对文革的认知，对自己可为或不可为的选择是非常理智清醒的。他就告诫过我，出身不好的人，不要去参加派性活动。他说我写派性文章，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以后说不清跑不脱。这些忠言也是我脱离《东方欲晓》编辑部的重要原因。同甫才华出众，但他毅然选择了陶渊明的“独善其身”，宁做凡尘布衣，不当乱世枭雄。他在十年文革中始终是个逍遥派。
虽然同甫在学校谨行慎言，克己复礼，但1971年毕业分配仍没逃过厄运，军宣队将他和佑泉发配到边远艰苦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我和陈廉被分配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在离校前夕，他见我情绪颓丧低落，就安慰我说，我们的女朋友，本来可以留在内地汉区工作，但她们宁愿跟我们去蛮荒之地吃苦，也不抛弃我们，有红颜知己作伴，此生足矣！听了他的劝告，我的心豁然开朗。
从此，同甫与佑泉开始了长达10年的石渠磨练。他们艰苦的生活工作经历，乐观奋进的励志故事，都在佑泉的《初进石渠——高山送飞鸟 松风寒如夕》《石渠十年——识破人间事 去来两逍遥》及《母难日》等文章中有详细生动的记叙。读了佑泉的这些文章，看了他们当年在藏区石渠的老照片，使我联想起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电影《牧马人》中的主人公——在西北牧场劳动改造的右派许灵均和矢志不渝爱他的姑娘李秀芝的故事。同甫和佑泉夫妇就是现实中的牧马人。
（图为周同甫在石渠留影）
用“金子总会发光”来描绘同甫的后半生是恰当的。机遇是送给有准备人的礼物，同甫十年磨一剑，终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机遇。1979年他考上了四川医学院（即华西医大）儿科的研究生，毕业后又到美国进修学习，由于他优秀的学术成就，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上世纪80年代末，同甫不再“独善其身”，开始“兼济天下”。他在华西医大这个高端平台上，提出选拔人才改革教育模式的详细规划，得到领导的重视，1986年他被委任为华西医科大学教务长。随即他励精图治，积极推行医学教育改革，1988年被任命为华西医大主管教育的副校长。2000年华西医大并入四川大学后，由于同甫思想新锐，能力出众，他又被任命为四川大学副校长（被他婉拒），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同甫乘上了改革开放的“高铁”，从“黑五类”子弟到985院校和省教育厅的领导。同甫的人生在文革前后的巨大反差，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图为担任博导后的周同甫）
十多年前，我与同甫共赴广西南宁评审三甲医院，他曾与我秉烛夜谈。那晚他精神特别好，对建国以来很多重大事件，都谈了他的认识，他的真知灼见，为我指点迷津、化解谜团，使我进一步理解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那天晚上是我们推心置腹的长谈，聊到天空发白，他还邀请我与他同游桂林山水。
真没有想到这是我与他最后一次通宵畅谈。天有不测风云，未曾料到，2009年3月，一件小小的眼科手术发生意外，使健康的同甫昏迷不醒，最终于2012年12月3日，我敬佩的朋友同甫驾鹤西去。至今，我都不相信、不愿接受他的离去。据说悲剧发生前一小时，他还在与博士研究生通微信，指导博士生写毕业论文。如此才华横溢，博学敬业，心地善良的同甫，在事业的顶峰不幸意外离去，让人悲痛惋惜万分。
烟花易冷，周郎苦命。烟花将自己的生命，照亮了黑夜，灿烂了夜空，短暂的生命化为永恒。同甫，你清苦艰辛而又倔强奋进的一生，如同一簇绚丽的烟花，永远在我心中绽放！
2022.1～2023.7
——————————————————————————————————
【一瓣心香】
冥诞缅怀——写在告别人世的大弟魏亚光78岁生日之际
魏亚南
作者简介：魏亚南，1944年生，汉族，原籍辽宁省清原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首届毕业生，中共党员。从事新闻工作50年，先后任《齐齐哈尔日报》《人民日报》及海外版编辑、记者，驻香港首席记者，所写《副总理验锅》《大兴安岭的搏斗与沉思》等作品先后获得中国好新闻一等奖丶特别奖，著有《中国自然保护区》《北国纪事》《南国风光》等书籍。
这是一个晦暗的春天，我们兄弟姐妹因三年疫情未能见面，为照顾大弟魏亚光的病体，决定回他所在的老家齐齐哈尔相聚。
在家乡，几次饭店聚餐和家庭聚会，尽享亲情之乐。不料疫情汹汹，众人先后染疫，相继病倒，没想到大弟住进了医院一病不起。当我们再次返回故里，亚光已经不治，于2023年5 月25日撒手人寰。
魏亚光，生于1945年，卒于2023年，今年农历七月十五日鬼节本来是他78岁的生日。这几年疫情蔓延，为防止被新冠疫病传染，他一直严防死守始终未阳（被传染）。这次见他因染疫病倒，我曾悔恨聚会乐极生悲。他说：“不怪大家，兄弟姐妹都来看我，我很高兴！”他甚至还想应我之约到北戴河小住，与我恳谈叙旧，想不到一切这么快都成泡影。世事难料，人成古今，不胜唏嘘！
亚光比我小一岁，小时候我俩个头儿差不多，穿戴都一样，多数时候形影不离，人们都以为我俩是一对双儿。其实我俩性格却有些不同。
他胆大，天不怕地不怕。在白城念小学时，一天妈妈带我俩回家，蹲在路边买菜，我站在旁边没动地儿，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路中央东张西望看风景去了。突然，一辆三套车的马惊了狂奔而来，妈妈惊叫着想扑过去拉他，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眼看着大弟一下子被卷倒在马匹和车轮之下，满大街的人惊恐地狂吼喊叫。很快马车绝尘而去，众目睽睽之下，满身尘土的大弟从车后毫发无损、一眼不眨地站了起来，人人都惊叹：“这孩子命真大！”
他有主意，想干啥就干啥。那会儿全市只有一个室内游泳池，供训练运动员用，人们游泳都要到嫩江和劳动湖里去，时有溺水消息传来。学校和家长都怕孩子们被水淹着，严格禁止我们野浴，他却偷偷去嫩江学游泳。每当我想到在湖里淹死的张国清和从江水中打捞上来的陈大可同学，心里就害怕，自己不敢下水，也担心亚光被水淹，想通过向爸爸揭发制止他学游泳。见他游泳回来，我就用手指甲划他胳膊，指着划痕告诉爸爸：“亚光又下水了！”爸爸疾言厉色地训斥他也是白费，他依然故我，该下水还是下水，到底学会了游泳。
我看他在嫩江游得欢，也试着下了水。慢慢也会游了，他就鼓励我横渡嫩江。我在他的陪伴下游到江心，也许是水凉，抑或是紧张，一只腿抽筋了。他说没事儿，架着我一只胳膊把我搭上岸。
他聪慧，脑袋比我好使。我喜欢文学，常让他帮我抄诗歌，没想到后来他比我记住的还多。他学习比我好，考大学时，我们所在的中学老师替他填志愿，报考清华大学，想为学校增光。高考第一天他自觉没考好，第二天就不想去考场了，爸爸妈妈好容易说服他继续考试，结果发榜，没去成清华，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
也许是鬼节生人，他命运多舛。特别是大学三年级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66年，运动初期他便被打成了“小鬼”“绊脚石”，从此厄运不断。那时有的意志薄弱的同学，在工作组的高压下自杀，他却没有在意，挺了过来。随后，我们东北林学院和他们哈工大的几个同学结伴，踏上了风雪长征路。走到半路，听说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他说什么也不继续往下走了，背着个被写着“逃兵”的行军锅半路上了火车，赶回哈尔滨参加运动。
他身陷文革，祸起萧墙。回到哈尔滨正赶上学校红色造反团讨论新生的省革委会问题，魏亚光大字报嬉笑怒骂，辩论会妙语连珠，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叫好和拥戴。那会儿大弟的威信可高了，一些女同学更是仰慕他。大妹妹去学校看望哥哥，女同学争相接待，问长问短。（图为大学时留影，右魏亚南，左魏亚光）
由于几个要好同学陆振彪、魏录元等，因怀疑新政权潘复生亮相不充分，被打成反对省革命委员会的反革命。魏亚光挺身而出，不惧高压顶风演讲，倚马可待写大字报，轰动校内外，成为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被推举为炮轰派的头儿，自此成为捍卫省革委会仆从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被对立派暗中绑架，投进监狱。
他人在狱中，影响在外。激烈的两派斗争残酷无情，对立面挟政权（革委会）之威，把魏亚光以反革命罪第一次抓进监狱。除了我和爸妈探监外，许多校友、派友都去公安厅示威要人。大弟收到很多衣物用品，记得有一件物品是用白毛巾包着的一块红色亚光牌香皂，寓意白色恐怖笼罩着魏亚光的一颗红心。我还为他的被捕写了一篇《纪念弟弟被捕一周月》的文章，被炮友们贴得哈尔滨满街都是。
他第一次出狱，是为了两派大联合，周恩来总理点名释放了他们被抓的人。我问他：北京总理会见,有何印象？他说：尽说些没用的,回忆他年轻时到过沈阳和哈尔滨的情形,东拉西扯……除了要求联合,其它什么态也不表,和稀泥!不过他认为，在那种情势下，作为一国总理也只能这么做。
他爱动脑筋，遇事较真铆死理。1968年，大弟第二次被捕入狱，罪名是居然批驳林副主席的“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顶峰论”。这些言论被室友告发，这次他被正式逮捕，接着就是残酷批斗。我亲眼见他被五花大绑挂牌批斗、游街示众，结果险些被炮轰派堵车救人。应当说这次他是罪莫大焉，直接针对的是二号人物林副主席，一般都认为这下完了。不料冥冥之中不但保住了一条性命，竟然还出得狱来，只落得推迟两年毕业，随便打发分配了。揭发他反革命言论的同班同学王盛会，负疚难捱，卧轨自杀，写了一封遗书向他深表歉意。事后亚光对我说：“盛会和我一个寝室，因为出身不好，平时就唯唯诺诺，胆小怕事。捍联总抓住他的弱点，逼迫威胁他揭发我，他是不得已呀！我从来没怪过他。”
在校搞文化大革命三年，他竟然有两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与他同监的哈工大教师朱育诚，后来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是我的领导。他告诉我：“你弟弟在监狱里可遭大罪了！”因为不认罪，魏亚光在监狱里绝食，被反剪双臂扣在水泥地的铁环上，因为不断抗议，多次遭到毒打，身体落下重疾。
他命运多舛，长期被控制使用。毕业了，这样一个学生分配到地方，其遭遇是可以想象的。大弟被分到老家齐齐哈尔一家电子工厂，却很快当上了厂长。为了调动技术人员积极性，保证航天用的高可靠零件的质量，他把自家的房子让给了厂里无房的工程师。他还积极申请加入共产党组织，报上去迟迟不批，为了不影响一起上报的人，他退出了入党申请。大弟知道如此的遭遇和不公，盖因政治不受信任，人们提起他，常用的一个词是“造反派头儿”。就这样，他多年替文革背黑锅。直到1984年调查“三种人”有了结论，才特别发文给他：“经查魏亚光文化大革命表现良好，没有不当行为，不是三种人。”
是啊，文革中几乎一直被专政，有的是拘禁、批斗、迫害和毒打，哪里会有什么不当行为，更谈何“三种人”！即使如此，他得不到半句抚慰，更无平反一说，斗得应该，放得有理，查无实据，宽大处理。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算是白蹲了，苦头算是白吃了，世人的白眼也白受了！公道在哪儿？公理何在？
文革是一场十年无休止的上头夺权下面自残的政治大乱仗，挨整受害的不光有当权派，也包括站不完队、请不完罪、流不完心酸泪的底层民众。目前类似运动暂时处于休止状态，不知什么时候还会像火山一样喷发……
临终魏亚光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不断摇着我的手……我想，他是让我替他说出一生的不公不道吧？特写此文，愿吾弟天堂安息，那里没有烦恼！
2023年8月31日于北戴河新区
——————————————————————————————————
【一瓣心香】
父亲文革中曾自己“游街”
徐兴海
游街是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过，不只是文化大革命中有，早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起来了，“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农民押着地主分子在街上游行，以示惩戒，将之示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谁会自己游自己的街？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是的，我亲眼看到父亲自己游自己的街。
后来到了90年代，我小女儿徐劼在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从学校回来，问我：“老师布置作业，让问问家长：文化革命中最难忘的是什么呢？”我说：“是我亲眼看见你爷爷自己游街的场景。”父亲自己游街那一幕，我永远不能从脑海里抹去。
那是1968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还在轰轰烈烈之中，我从读书的陕西师大回蓝田，那时家住在县城里的毛家巷。有一次，我从西街下来，往南走，突然看见一个人，从毛家巷转出来右转，向着西街走来，和我正好对面。这个人戴着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上面写着字，看不清高帽子上面写的字；高帽子扣着，看不清他的脸。那时候游街的人多了去了，我没有太在意。突然，那个游街的人随着锣声喊道：“打倒徐树滋！”（图为徐树滋遗像）
“打倒徐树滋”这声音太熟悉了，徐树滋不是我父亲的名字吗？我一下愣住了，谁在喊呢？定睛看时，那人正是我父亲，是父亲自己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再仔细看，高帽子上面写着的也是“打倒徐树滋”……我一下子手足无措，被定身术定在那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向前后看了一下，父亲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跟着，啊！是自己“押解”着自己游街！几年不见面了，想不到这样的场合见了面。父亲苍老了，那样憔悴，本来就佝偻的腰，低垂着，头快要挨着地了。
我瞬时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心里像被刀子捅了一下，在流血。我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动不得了。
我的父亲徐树滋，曾用名森林。1911年生，1991年去世，享年81岁。父亲是山东青州市高柳镇皇岭人，弟兄五人，排行老二。1946年来到陕西蓝田，是蓝田县城关中学的地理老师。
一、父亲是出色的地理老师
说父亲是出色的地理老师，不是我说的，是父亲的学生说的。
有一位听过我父亲地理课的学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来来去去城关情》，回忆在蓝田城关中学读书的经历，文中很生动形象地描写了我父亲，以及他的地理教学，是这样写的：
我于1979年的早春二月，插入了城关中学第一届文科补习班。当时班主任是闵广民老师，历史与地理老师分别是德高望重炉火纯青的刘景洋老师与徐树滋老师……
说到蓝田的地理学术权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弯腰驼背、须发皆白、走路颤巍巍的徐树滋老师。地理徐的一首绝活，简直彻底地把学生给镇住了，他在黑板上用粉笔不出三分钟就画出了每个省的轮廓，每个省的轮廓画完了，中国雄鸡般的大轮廓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在黑板之上了。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光凭这一点，你就可以想象这位地理老师的地理基本功有多么扎实厚硬了。当然徐老师不光会干这，要是光能干这的话，他何以能成为万众瞩目的地理学术权威？徐老师是山东益都人……他讲课明显的山东口音，但学生都能听懂。
这篇文章引自“毛竹散文”，自“杏坛讲坛”2018-10-24，作者不清楚。
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蓝田城关中学杨异兴校长就把我父亲从东街小学请回到城关中学，担任高考补习班的地理老师，算是找对了人。对于父亲的地理教学，几十年来师生有一致的定评。
父亲有自己钟爱的事业——教书，他全身心地投入了，高考补习班的学生们都很努力，因此不断有高考的好成绩出来，父亲把这看作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我有一次回家，正好有一位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来看他，像这样的时候，是他最高兴的了。上个世纪70年代的父亲虽然因为脊柱弯曲，腰挺不起来了，眼睛的视力只剩下了0.2，但是五脏六腑都无大碍，那是他最舒心的时期。
父亲的学生、西北大学费秉勋教授为我父亲撰写了一幅含名联，赞颂我父亲为教育做出的贡献：
树蕙百亩掩萧艾
滋兰九畹香山河
这幅对联将我父亲的名字分别作为上、下联的首字，用了《楚辞•离骚》的诗意:“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兰、蕙，均指香草。树蕙、滋兰：培育香草。九畹，一说“十二亩曰畹”（见王逸注），一说“田三十亩曰畹”，见许慎《说文解字》。 掩萧艾：铲除恶草。掩：剔除，遮掩。萧艾：艾蒿，臭草。常用来比喻品质不好的人。
我的中学校友、曾任中共韩城矿务局党委书记的胡大选，从我一篇小文中看到我父亲的照片，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上初中时，我非常喜欢地理课。看到你文中的照片，清癯的面容，很有吸引力的声调，一笔画就一幅地图……徐老师上课时的形象一下子在我的脑海里活了起来。我一直很热爱地理知识，至今还订着《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这与当年受他老人家地理课的影响不无关系。
蓝田城关中学物理老师田润永的女儿田雅文回忆说，1962年中印冲突剧烈时，徐老师专门就中印边界问题向全校做过一次报告。一开始，徐老师就在黑板上画出了中国和印度的地图，画出了麦克马洪线，加上徐老师的讲解，这样一下子就清楚了中印边界问题是怎么一回事，明白了印度是如何一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印象太深刻了，就是几十年之后，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我妹妹徐爱蓝的工作单位是陕西省混凝土构件厂，有一位工友打听到我妹妹，找到她，很激动地说：“我是蓝田城关中学毕业的，是你爸爸的学生。你爸爸的地理课上得嫽扎了（方言：好得厉害），讲到哪里，地图画到哪里，和出版的地图上的一模一样。凡是与那地方有关系的人物、河流、物产、交通，样样都提到，不差分毫。真是太厉害了！”
他们说的，正是父亲地理课教学的特点，那就是直观、生动、形象，无怪乎学生印象深刻。
我上小学和在蓝田城关中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些城关中学高年级的学生见着我，都拉着长腔，模仿着山东口音喊：“马里亚纳海沟。”这个海沟在菲律宾东北、马里亚纳群岛附近的太平洋底，海沟最深处的地方达6～11千米，是已知的海洋最深处。这是世界地理的基本知识点，父亲教学时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学生们听过之后都会记忆深刻，所以会学着我父亲的山东腔，喊着“马里亚纳海沟”，那个拖长的音调，抑扬顿挫。我开头听到了不习惯，觉着这些学生对父亲不敬，但是后来也就习以为常，父亲上课时就是那样的腔调，重要的地名总是以山东益都（后来改为青州）老家的口音唱出来，而不是说出来。所以学生记得牢。
我父亲没有业余爱好，一心在地理教学上，对业务的精通，蓝田县无人超乎其右倒是真的。
二、我和父亲有关地理知识的对话
我和父亲有很多对话，但是有几次印象特别清晰，都围绕着地理知识。父亲对没有去过的地方，竟然也能够如同相声中报菜名那样熟稔。比如对陕西行经河南如何到达湖南的路径，他虽然没有走过，但是也如数家珍。
1966年12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中央号召红卫兵串联，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向全国。我参加我们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68级2班同学组织的“红号兵”步行串联队，步行几千公里。从西安南郊的陕西师范大学出发往东南，历经陕西的长安、蓝田、商县、洛南、丹凤、商南，进入河南省界，先是西峡，途径内乡、镇平、南阳、邓县、新野，又进入湖北省境，走过襄阳、随县、随州、嘉鱼，到达湖北省会武汉。再入湖南省界，先到岳阳，再到湖南省会长沙。再一天，到湘阴，再一天到韶山，那是毛泽东的故乡，当时称作“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后来有机会，我把我们行经的路线告诉了父亲，父亲说：“这是一条最短、最直捷的路线。”他细说什么地方什么地形，什么地方要过什么水，什么地方有什么物相、物产。我吃惊了，问父亲：“这些地方您去过？”回答说：“没有。这都是地理书上有的。”我真佩服父亲能够把这么多地方的情况搞得这么清楚。
我受父亲的影响，十分注意地理有关的知识。比如我上个世纪70年代在陕西最北面的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全榆林地区十二个县，我走过十一个县，只有府谷没有去过。我把这告诉了父亲，父亲说：“那你去过的是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绥德、神木、子洲、吴堡、佳县、米脂、清涧。”父亲于是把这十一个县的地理位置，交通路线，从西向东地说得清清楚楚，就像是心中有一幅地图。
我后来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经常出差，比如函授辅导，古迹考察，还有系上组织旅游等，走过陕西省98个县的大部分县城，没有去过的是陕北的府谷、志丹、安塞，汉中地区的镇巴，安康地区的白河、紫阳。就像现在年轻人说的“打卡”的意思。父亲听我说过后，可以画出陕西省地图，并把我没有去过的县城全部标出来。这使我不得不从心底里爱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出色的地理教师。
三、父亲的快乐时光
父亲教地理课，根据教学需要，创造了许多地理教学仪器，比如和地球仪相配套的经度纬度仪，当你给定一个经纬度，就能测出是什么国家和地区。再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城关中学还没有地球仪，我父亲就自己制作。
秋天的一天，天气凉了，母亲准备把褥子、被子都拆洗、换置一下。但是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却怎么也找不到棉花芯子，只剩了被面。父亲回来了，母亲问他，他说：“我用了。”母亲急了，问：“你用到哪里去了？”父亲回答：“拿去做了地球仪了。”原来是用去做地球仪的芯子了。母亲干急没有办法，只好花钱再去买一床棉被的芯子，那时家里钱很紧张，所以妈妈很生气。
父亲广泛地吸收学生，创办了地理兴趣小组、天气预报小组、蓝田天气谚语收集小组。在学校实验室北面建立了气象站，有百叶箱、风向标等仪表，学生气象员像模像样地活动起来了，每天都向全校师生发布天气预报。准不准？反正学生的预报发布在蓝田气象站预报之前，比照一下就知道了，我觉得还是蛮准的。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学生的积极性。这些学生都可以参加晚上观测天象的活动，父亲讲北斗七星，讲银河，讲牛郎织女，等等许多故事。学生都痴迷于课外活动带来的快乐与收获。（图为徐树滋夫妇晚年在蓝田城关中学留影）
我参加了蓝田天气谚语的搜集，跑到乡下去，向老农请教，搜集到不少，挺有趣味的。比如：“王顺山（古称玉山，又有陕西‘小黄山’之美誉，位于蓝田县城东20公里的蓝桥乡。南依秦岭，北邻灞河，顶峰为玉皇顶，海拔2239米）戴帽，伙计（长工）睡觉。”再如：“白雨（暴雨）不过犁沟”“白雨三场”。我试着用这些谚语预报天气，还是挺准的。
父亲因为表现突出，1958年被蓝田县选为陕西省教育战线先进分子，到省城西安去开会，那都是十分荣光的事情。后来，还被送到临潼疗养院休养了半个月。从疗养院回来，胖了，红光满面的。
城关中学有口技表演，是从我父亲开始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庆祝节日时，在学校操场的南边的土舞台上，我父亲表演口技：坐火车。他模仿火车启动、刹车、停车、报站、到站，调动口、唇、舌、喉、鼻等发声器官，模仿火车的出气、吐气，惟妙惟肖。那时我还没有见过火车，只是觉得父亲表演的，和电影上的火车声音一模一样。我父亲再一样拿手的表演节目是口琴。他在晚会上表演口琴独奏，能吹那么多歌曲，而且口琴吹出来的声音带有复音，节奏感特别强，尤其是进行曲。我被震住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练习过口琴，却吹得那么声韵昂扬，高高低低，有板有眼。那时父亲虽然已经五十岁了，但那是他青春洋溢的时候。
父亲也会唱歌，是男中音，我听他唱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是我问起当年日本鬼子到了山东以后，是怎么个情况。他手抖起来，浑身打着哆嗦，我吓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的恐惧过，激动过。他说：“可怕，太可怕了！活人硬硬的被打死、戳死，一条一条的挂在树上，简直太可怕了！”他又昂扬起来，随声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唱得声音激越，自己打着拍子。我明显感觉得到，那种惨烈，是怎样刺痛着他的心。
父亲还有一样拿手的，就是捞水桶。我们家住在县西街的时候，院子里有一口井，吃饭、洗衣就用辘轳从井里打水。我经常打水，但是，十有一二会把水桶掉在井里。这时候，就喊父亲来捞水桶。父亲从后屋房东家借来捞桶的特殊工具——有着几把钩子的长绳，丢到井里，晃荡几下，觉得沉沉的，就拉上来，水桶就被捞上来了。我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一直学不会捞水桶，却总是把水桶掉到井里。
四、父亲的艰难岁月
父亲上个世纪30年代毕业于济南师范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中等师范，那个时候是很高的学历了。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父亲和母亲逃难来陕西，第一站是秦岭北麓的眉县槐芽镇小学。
母亲崔敬之（1919～1998年）（见下图），山东淄博临淄皇城镇店子村人。母亲小学文化程度，就这也是她争取来的受教育权。在她小的时候，女孩子是不上学的。外婆让她学习摊煎饼，她摊着摊着不耐烦了，丢下铲子，说：“我不学这个，我要读书！”外婆把她没有办法。我的外公跑点小生意，跟着部队，部队走哪里跟到哪里。外公回来了，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就对大女儿（即我母亲）说：“你写几个字我看看。”母亲知道机会来了，不可错失，于是工工整整地写了几个字。外公一看，蛮像个样子的，就说：“好吧，你可以上学了！”我母亲欢天喜地。外婆也不知道女儿什么时候学写字的。
令外婆头疼的还有一个问题：大女儿不肯缠脚。外婆担心女儿不缠脚，嫁不出去怎么办，大女儿硬气地说：“不要你管。”我小时候经常给母亲踩背，揉脚，我看到母亲的脚很奇怪的样子，大拇指以外的四个指头紧紧地缩在一起，压着大拇指。就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说：“那是缠脚缠的，家里非要缠，我非不缠，最后弄成这个四不像的样子。”
那时的学校对教师是聘任制，父亲先受到陕西眉县的聘任，学期结束了不续聘了，就又到陕西省蒲城尧山中学任教。1945年，我就出生在蒲城。1946年冬，我一岁的时候，父亲接受新的聘任，从蒲城尧山中学迁往蓝田简易师范教书，举家随迁至蓝田。父亲后来相继轮换着教书于蓝田简易师范、蓝田城关中学、蓝田师范学校、蓝田城关中学、蓝田东街小学，又回到蓝田城关中学。就一直待在蓝田，一待就待了四十六年。
1964年，我考上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这一年的年底，12月12日，妹妹徐爱蓝去了大荔农建师，当了农业工人。
1965年3月，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参加了泾阳县云阳东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身份是“社教”队员。这年的6月，收麦子的时候，我回到蓝田，到了城关中学，却找不到父亲。我就去找母亲，母亲也找不着。后来有好心人说，你妈在西关。到了西关，到处打听，回答的人的神情都怪怪的，最后还是有人告诉我：去大队的牛圈里找。找到牛圈，见到了母亲，她失魂落魄的样子，问我：“你回来干什么？”才知道母亲和姐姐徐爱光被赶到了牛圈，在牛粪旁边挤了一块地方，以简易木板搭棚安家。母亲说，父亲被社教工作组专政了，关在中学的“牛棚”里。牛棚本指饲养牛的棚子，文化大革命时期把有历史问题、工作问题甚至“思想问题”的各种受害者诬称“牛鬼蛇神”，所以把隔离审查羁押他们的地方都叫做“牛棚”。我急急忙忙赶往城关中学，到后边操场，见到荆梅丞等老师在劳动。荆老师看见我，急忙摇手，意思是让我走开。我愣住了，怎么回事？监管的社教队员过来了，很严厉地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找我
父亲徐树滋。”他说：“不行！”我质问：“我也是社教队员，懂得政策，为什么就不能见面？”他招呼了几个人，把我赶走了。我大声呼喊，但是无济于事。
父亲为什么被关进“牛棚”？是因为父亲1937年暑假，在山东当老师的时候，上江西庐山参加童子军课程培训，被蒋介石接见了。童子军是什么，就是小学生的体育课程。蒋介石接见又是怎么回事？蒋介石这时上庐山避暑，就问：“山上还有些什么人？”回答有这么个培训班。蒋介石来了兴趣，说接见一下，并且一起照了相。完后，这个培训班的老师就被要求集体宣誓加入了国民党。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父亲被揪出来的原因还有更厉害的——“军统特务”。为什么说是军统特务？父亲爱听收音机，同住一排的荆梅丞老师有一个“红灯牌”的收音机，那时候还是稀罕物。父亲教地理，需要了解世界的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动态，就经常去荆老师那里去听收音机。这件事被揭发出来，升级为收听台湾的广播，接受蒋介石的指令。批着斗着，找不到什么新的罪名，没有后续的子弹了，就说他们两个是“军统特务”，是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军统特务。调查来调查去，总是落实不下来，父亲他们就一直被关着。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被揭发的问题越来越多，总是说不清——没有的事情怎么能够说得清呢？就被继续批斗，被说成态度不老实。
母亲为什么被扫地出门？母亲说：“我小时候，在老家参加过石友三的部队，宣传队的，现在被作为日伪成员批斗。”我想起，母亲会唱京剧《苏三起解》，音色很美的，可能就是宣传队那时学会的吧。原来，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石友三就已由济南潜往天津，与日军及其走狗汉奸殷汝耕进行勾结，成为日本鬼子的走狗。母亲就是那时候参加的石友三部队。
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又投靠过中国共产党，但又先后背叛，被时人称为“倒戈将军”。母亲又怎么知道石友三的底细，怎么能把自己的问题交代得清楚呢？怎么才能撇清和石友三的关系呢？
1968年12月，伟大领袖号召城里的居民不要吃闲饭，到农村去。同时也为知识青年下乡开了先路。这时候，父亲被隔离审查，监管的人已经由社教工作队队员换成了文革的造反派。风声越来越紧，被戴的帽子越来越大。父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让我母亲赶紧落脚个地方，一旦自己坐牢，或者被开除，我母亲安顿了，他就会安心一些。
我们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被遣送回山东老家，要么当地安置。可是怎么可能回山东呢？几十年没回去，谁知道什么情况？情急之中，姐姐接受一担红薯的彩礼，嫁到了张寨，母亲随着到了张寨，都当了农民，好歹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姐夫张军前，很本分很可靠的人，后来去了铜川三里洞煤矿，当了掘进队的工人。（图为在姐姐教书的蓝田大寨公社张寨小学的合影，前排父母亲，后排右起徐兴海与姐姐徐爱光，右3起是姐姐的三个孩子张宏峰、张秀丽、张秀贞）
妹妹徐爱蓝在大荔农建师，每月有27元的工资。父亲被关进“牛棚”以后，工资停发，只给生活费。妹妹就每月给我寄5元钱，替补父亲不能再给我寄钱所留下的空白。那时的5元钱起大作用，我买书、零花的问题就解决了。
父亲自从社教运动进了“牛棚”，家里的粮食就紧张起来。母亲说：“你爸整天劳动，能吃得很。”姐姐就每个星期烙一个锅盔，送到城关中学去，交给监管的人。妹妹听到这个情况，就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然后逢年过节的时候，扛着几十斤的面粉袋子，从大荔坐汽车、火车，送回蓝田。还有一回，妹夫王金成从西安整整弄了200斤面粉，扛着拖着拽着，硬是整回了蓝田，送到家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折腾的，想想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母亲下放到张寨这一年，弟弟徐斌海才9岁，每天挎着笼子去几里外的向阳公司的工号，和一群孩子一起等着锅炉出煤渣，从里边抢出没烧尽的煤核来，供家里做饭用。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在农村，母亲和姐姐、弟弟相依为命，才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我1968年毕业分配到部队农场，专门回家，父亲还被关在“牛棚”里，我没能和他告别。
五、我回了趟山东老家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使父亲的过去被我知道了。事情缘起于我1967年7月回了一趟山东老家。
1967年5月，我参加西安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筹办的“毛泽东教育思想胜利万岁展览”的筹备工作，首先是资料收集，去了天津，这里的工作结束，我趁便回了趟山东青州的老家。父亲和青州老家有通信往来，只是我没有看到过信的内容。因为回山东老家是临时决定的，手中没有地址，只是根据模糊的记忆，摸索到益都。几次打问下来，我知道老家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徐克亮，在青州烟草公司工作。找到他，毕竟是骨肉亲，一见如故的样子。
他带我回了老家，当他将他的母亲介绍给我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竟然不知道父亲的结发妻子仍然活着，仍然住在徐家的家里。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面前的这位老妇人，按说我是应该称呼她为“母亲”的，因为，她是我父亲的妻子。我的惊慌失措使得哥哥徐克亮无所措手足。看得出来，他是那样坦然地带我回家，自然是以为我知道这一切，知道老家底细的。老妈妈很热情地给我摊煎饼，我第一次吃到了地道的山东煎饼，脆脆的，带着玉米高粱的纯香味。我也见到了徐克亮哥哥的三个儿子。
晚上，我就住在父亲当年出生和居住的地方。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哥哥徐克亮问我去不去外婆家，我说去。徐克亮其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外婆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有的人会忌讳，担心如果见了地主分子，会被举报为阶级立场不稳。我说：“我觉得无所谓，我是看外婆，又不是声援地主分子。”父亲家距离母亲家不过十五里地，老家村里的地连着坢。外婆被监督劳动，去了她家会给她添麻烦，我们便去五姨家会面。五姨夫是贫下中农，到她家见外婆，不会有忌讳。徐克亮把信给五姨捎过去，有了回话，约定了时间，徐克亮骑自行车带着我去了五姨家。我很兴奋，第一次见外婆的面啊，母亲已经三十年没有见过自己母亲了！从以前母亲的言谈中，我对外婆已经有个印象了，知道外婆对大女儿严格，但是关爱也多。
我们到了五姨家，一个很大的院子，枣树笼罩着整个院子，枣子结得密密麻麻，一看就是个勤快人家。四姨先已到了。四姨和母亲最像了，模样、高低，神态，包括声音。我知道了二姨有个儿子，叫郑国胜；四姨有三个儿子：苗文涛、苗文军、苗文斌。五姨显得年轻，她说我母亲离开家的时候，自己才两三岁，不怎么记事。我知道五姨有三个儿子：王金明、王金亮、王金光。
不一会儿，有人推着山东那种独轮车来了，下来的就是外婆。外婆佝偻着腰，个子显得更低了，是小脚。外婆拉拉我的手，摸摸我的头发，怎么也不肯放开我。她似乎是见着了自己三十年不见的大女儿了。外婆问这问那的，问得很仔细，似乎总觉得不在身边的大女儿吃不上喝不上。外婆的话，我听得懂，我父亲、母亲在外几十年，都说的是山东老家的话。外婆操心着远在天边的大女儿的冷暖吃穿，丢心不下，又是无奈。我呢，尽说好听的，说我母亲多么多么好，只是身体差一点，晕车晕得很厉害，坐100里地去西安都不行，所以没能来看您老人家。我又说等过了这一段，她就回来孝敬您。我尽量的安慰外婆。
我母亲是老大，四个姊妹，一个弟弟。那我的外公呢，早已不在了。据我母亲说，当年她和父亲一起从老家出来，后来在济南以东过铁路线的时候，天色很黑，两个人走散了，母亲从此失去了她父亲的音讯。
我没有时间去舅舅家，舅舅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来过蓝田，我有很深的印象。舅舅的儿子叫崔英堂。
我和山东老家联系上以后，徐克亮就来蓝田，那时父亲仍然在“牛棚”，徐克亮就和我母亲接上了头。此后，他到蓝田来过好几次，钱和粮票都给家里接济不少，帮助渡难关。1968年，父亲被群众专政的时候，徐克亮提出要接父亲回山东去，父亲捎出话来表示同意。哥哥便在老家紧张地准备起来，买木料，备砖瓦。可不幸的是，1969年元月，春节前夕，徐克亮骑着自行车回家，正是大雪覆盖，迷了路，掉进一口枯井里，出了意外，去世了，很震惊很悲催的事情。哥哥本来从蓝田回老家就张罗着动手盖房子，这样一来，父亲回山东老家的事情就搁置下来，才有了我姐姐急急忙忙嫁到张寨的事情，那也是慌乱中的临时安排。
六、父亲差点想要自杀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一次遇见蓝田城关中学校长王德顺，他对我说：“你的性子慢，文化革命中不会吃大亏，我家的王蔓就不行。”王校长的儿子王蔓比我小，我们经常在一起打乒乓球，我知道他性子急，王校长说的意思是王蔓不能忍，所以吃了亏。在文革的环境下，“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是不行的。
后来，我父亲被解除劳改之后，回到张寨的家，往地上扔了一根绳子，足有指头那么粗。母亲吓坏了，面如土色，问：“怎么啦？你想干什么？”父亲说：“我原来想自杀，劳动的时候，瞅机会弄了一根绳子。”啊，太可怕了，我差一点就没有父亲了啊！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多了去了，父亲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问过父亲，我怕触碰他的内心深处的伤痛。
父亲没有自杀，或许与感触到亲情，和没有失去最后的一丝希望有关系。尽管不能见到被管制的父亲，但是姐姐总是做好好吃的送进去，烙好锅盔送进去，把家里人想念关切他的消息传进去，这或许是父亲最后没有选择自杀的原因。
1971年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从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机关到了榆林地区下属的清涧县师家沟学校，我和在延安柴油机厂的陈东玉结婚了，我们一起从陕北回蓝田。妈妈告诉我，其他人都解放了，你爸问题大，还没有解放。
我问清了关押的地方，就寻找到“牛棚”——县大礼堂，在县城北街北口。看管牛鬼蛇神的人，是城关中学教语文的贺怀庵老师，是父亲的学生。我说我要看父亲。他说行，就把我父亲从一间平房里叫了过来。我把陈东玉介绍给父亲，说我们结婚了。他的笑容显得那样慈祥，那样满足，好像是自己有喜事的样子。父亲说：“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祝福你们。”
看管着父亲的是他的学生，一个比较温和的看管者，是否给与了父亲放松的心情？儿子的喜事，是不是给了他某些安慰呢？这些是不是他最后放弃了自杀的原因呢？
我观察到，父亲这些“老运动员”，都有一种赎罪的心理。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一次接着一次，他们每次都是革命的对象。批斗，检查，从无休止。总是被指责“态度不老实”“检查不深刻”，革命群众的拳头冲到了脸上，响彻云霄的声讨震破耳膜，学生、故旧，甚至有的人的妻子儿女都站到了对立面。这时，他们就会怀疑自己，以为是自己错了，有罪于人民。于是深挖思想深处，一次比一次挖掘得深。总是认罪，时日一久，积淀为“赎罪”心理，认为自己确实有负于人民。这从他们检查的深刻，自觉的游街，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人的生活，才没有了那种自卑自贱的心态，都可以看出来。
七、父亲眷恋着学校的日子
文革中期，父亲“解放”了，回了家，但是那时中学没有恢复地理课，父亲没有什么事情做，他浑身不自在。1974年的时候，蓝田县教育局局长杜宗輿，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找我父亲说：“徐老师，您现在没有个事情做，肯定有失落感。现在只有小学开设地理课，您要是愿意，就去东街小学，怎么样？”父亲怀念那教书的日子，眷恋着三尺讲台，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安排，就去了东街小学。蓝田东街小学是父亲的临时栖息地。
父亲旧业重操，在东街小学操场西北角建了个小气象站，带一些学生天天在一块小黑板发布预报，挺像回事儿。
小学的老师是没有宿办结合的房子的，东街小学就特别给我父亲安排了个小房子，是原来烧水的锅炉工避雨的小房子，仅仅能够放下一张床，烧水的锅炉紧挨着，夏天可是恼火得很啊。但是，父亲很高兴，能够工作了，可以和孩子们在一起了。每逢打铃课间休息的时候，锅炉房就挤满了小学生，争先恐后地抢水喝。这时是我父亲最忙的时候，他自觉地担负起责任，看管着孩子们不要挤，不要烫着、伤着，那些没有带水杯的就借给水杯。为此，他的房间里有好几个水杯。我有几回到东街小学去，看到小学生们认可这个老爷爷，他们之间交流着，小学生说着笑着，父亲也说着笑着，父亲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了。
父亲原来的学生贺信民也在东街小学，常常照顾我父亲，我父亲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终于回到了学校，这里成为他感觉最舒坦的地方。
不久，城关中学办了文科补习班，城关中学杨异兴校长把我父亲从东街小学聘回城关中学，担任地理教师，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城关中学。
杨异兴校长在城关中学最北面学生灶那个院子给我父亲安排了个大点的房子，门口有个大院子，父亲闲时就坐在院子里品茶，母亲陪着，烧水，沏茶，续水。
（图为在蓝田城关中学合影，前排父母亲，后排左起弟弟徐斌海、妹妹徐爱蓝、徐兴海）
父亲的烟瘾、茶瘾都是很重的，抽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每天一盒到两盒。不过是便宜的烟，最早是9分钱一盒的“羊群”烟，后来是两毛钱一盒的“大雁塔”，有时也抽“宝成”烟。抽烟熏得气管不好，老是“呼噜呼噜”的有痰。医生劝他戒烟，我给买了专门帮助戒烟的“戒烟茶”，没有起作用。妈妈生气了，每月发了工资，就逼着父亲交出来，不给留买烟的钱。可是不行，他熬不住了，就在路口等着要别人的烟。母亲知道了，就跟踪，父亲不能向别人讨要烟了，就在没有人的地方向别人讨要烟，不敢在公开场合抽，就躲在厕所里抽。被我在厕所发现了，我回去告诉母亲：“这样的办法不行，把人丢尽了，不起作用。他要抽就让他抽吧。”母亲做出妥协。我给买过“大前门”“光荣”“牡丹”，好烟，四五毛钱一盒的。父亲嫌贵，放在那里，慢慢抽，有时烟就放得变味了。我后来就干脆买整条的“大雁塔”。
父亲喝的是蓝田人说的那种“酽茶”，蓝色的茶缸里面厚厚的一层茶垢。父亲即使睡觉前喝了茶，也没事，同样睡得很香很香。我从小跟父亲在学校里睡，还没有见过他睡不着的时候。不管批斗他多么激烈，不管劳动多么繁重，他晚上一挨着枕头，就呼呼地睡着了，这一点帮助他度过了难关。
父母亲住到城关中学的时候，母亲已经被落实政策，户口迁回了城里。姐姐又回到了学校，在大寨乡张寨小学担任教师。姐姐已经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姐姐的大孩子张宏峰，话很少，忠诚可靠得很，爷爷说管理库房的工作最适合他。果然，他后来在西安烟草站管理库房，守职得很，深得领导信任。姐姐的大女儿张秀丽，爷爷一直想帮她学习理发，认为这个工作适合她。后来她辍学以后，我姐姐就让她到县城伺候爷爷奶奶，就住在中学。她擀面擀得好，又会蒸馍、烙饼子。她能处理好邻里的关系，邻居的老师也喜欢她。后来，姐姐的二女儿张秀贞在城关中学补习，准备高考，就接替秀丽照看爷爷奶奶。
妹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王西梅，5岁的时候，就独自从西安坐长途汽车来到蓝田，自己一个人找到城关中学，找到爷爷奶奶（妹妹的孩子都跟我的孩子一样称我父母为爷爷奶奶而不称姥爷姥姥），不知道她是怎么认的路，爷爷奶奶着实惊奇，说这个孩子胆量不一般。爷爷担心她会学习时髦，就告诫她长大了不要烫发。那个时候，烫发刚刚开始，朴素一辈子的爷爷心存疑虑是正常的。我妹妹的二女儿王红梅不怎么说话，爷爷奶奶说这个孩子老实。我母亲最后的时光，最心疼的是我弟弟的儿子徐璐，他有事没事都会来到奶奶的房子，站在床前，问个这，说个那，使得奶奶心花怒放，成了寂寞中的开心果。
我的两个女儿在蓝田的时间，从妈妈的地震办公室到对面的城关中学很近，常常过去围绕在爷爷奶奶膝前，爷爷奶奶把大的徐勤按照四川外婆家的叫法，叫“勤娃”，二的一个徐劼叫“劼劼”。这两个女儿最喜欢看的是爷爷种的花。十几盆花有十几个品种，一年四季接续着开放，每一个季节都有花开。花开花落，爷爷奶奶有孙子辈的陪伴，总是开心的，享受着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八、父亲和他的学生
我们家的钱从来都是紧缺的，一直没有宽裕过。我以为是我们姐弟四人上学的花费多，加之母亲没有工作，而且百病缠身所致。其实还有一个秘密被我偶然间发现，与父亲的学生有关。
我从小就爱钱，五分钱就是大钱。我上小学的时候，蓝田的冬天很冷很冷，房檐上的冰溜子吊得长长的。早晨，我不想上学了，就不起床，妈妈就给我五分钱，我一咕噜就爬起来，背上书包往县城的西十字跑，那里有我爱吃的甑糕。五分钱，小碟子装得满满的，我稀里哗啦几下子就吃完了，再把碟子边上舔一舔，太解馋了。那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同学扣娃（孙志荣）了，他爸爸就是这一家做甑糕的，我想着扣娃每天都有甑糕吃，该是多么幸福啊！我如果再有五分钱，就去县城东街的小摊上买花生，满满的一大把，够嚼半天的呢！再有五分钱，就去县门前街，有个大照壁，那里的油条和豆浆，五分钱就够买一根油条、一碗豆浆了。还有，东街十字那个油旋饼，五分钱一只，可以美美地吃上一会儿，那个惬意，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得到的。对了，卖油旋的姓赵，他的儿子赵答娃，也是我最羡慕的，他也是我小学同学。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由供给制改行工资制，父亲评了个高等级，回家来高兴地给母亲说了这件事。我听到了，很高兴，我想着会增加零花钱了，我只要五分钱就够了。我打听了，县委书记的工资是110元，城关中学校长王德顺95元，我父亲80元，是中学教师中间最高的。可是，我的零食钱并没有增加。父亲有学生来，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父亲的钱哪儿去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叫马悦新的解放军军官常来看我父亲，后来我知道他是解放军的骑兵连连长，我想象他骑在马背上，纵马驰骋，该有多威风哪！他在甘肃服役，每一回来，都带来很多东西，都会说感谢的话，说没有我父亲给他的资助，他就要辍学，就不会有今天。啊，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呀！我就说家里的钱怎么不显得多呢，这才有了答案。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候，马悦新来，给我父亲说：“甘肃那个地方死的人很多，我们巡逻的时候，路上经常能看到尸体，收也收不过来。”我听了，觉得父亲的学生很实在，有什么说什么。父亲需要这样的信息通道，教地理的，应该知道天下事。同时我很震惊，别的地方开始死人了，真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虽然那时我经常饿肚子，但是还不至于饿死。
其实家里少钱花的答案不仅仅这一例，父亲资助的学生估计他也说不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从宝鸡来的客人，四五十岁了，见到我父亲就只想哭的样子，我很奇怪。他对我父亲连连道谢，感恩的话说了一箩筐。我慢慢地听出来根苗，这也是一位被父亲资助过的学生，是父亲在蓝田简易师范学校教书时候的事情，我父亲半天想不起来有这回事。这位先生将过程说出来，父亲才若有所悟，好像想起来点什么。这位先生走后，父亲说这位学生现在是宝鸡市教育局局长，是多年以前的学生了，亏得学生还记着那么点小事。
我可是记下了父亲这位学生的职务，我1978年考研究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初试后，自己觉得录取无门，就想着去宝鸡找他，把我从陕北的清涧县调到宝鸡去。那时候调动，首先得由要人一方发商调函。后来，我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了，我也就灭了这份心思。
我老婆陈东玉从延安调到蓝田，是父亲简易师范的学生刘屏生帮的忙。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夫妻分居，我在榆林地区的清涧县，陈东玉在延安柴油机厂，非常不方便。我就给父亲说，找找他的学生，看看能不能把陈东玉先调到蓝田，然后再想我调动的事。父亲很乐意。这时，父亲简易师范的学生陈鉴生当蓝田县县长，蔺传义是蓝田县委财贸部部长，刘屏生是农业机械局局长，都掌了权。父亲找了刘屏生，刘很爽快地答应了，说：“陈东玉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又是西北工业大学的毕业生，没马达（方言：没有问题）。”很快，蓝田人事局就发出了商调函，不久，陈东玉就调进蓝田农机局。
蔺传义是父亲简易师范时候的学生，是他同班同学中最穷的一个，衣衫从来都是最旧的，但又是最干净的。他的家在蓝田灞源，灞河水的源头，处于秦岭余脉，大山区土地瘠薄，家里弟兄多。他是到我们家里最多，帮忙最多的。他从担任县屠宰场场长、商业局局长，到财贸部部长，对我父亲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关心，操心，包括家里没有蜂窝煤了，他都亲自出马解决，甚至想要自己拉着架子车去买。只要是徐老师的事，二话不说，那是立即要办的。
蔺传义弟兄共三个，都是我们家里的熟人。他的大兄弟蔺传智，是我初中一个年级的同学，初中毕业的时候参了军，到了长安县的王曲。蔺传义的小兄弟蔺金堂，比我小好几岁，学习一直很好，总是年级的前一二名，可是因为先天性心脏病：二尖瓣闭锁不全，不能考大学，最后上了西安统计学校。金堂的学校，就在西安小寨东路，和我上学的陕西师大很近，我们的来往很多。他后来去了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再去陕西省纺织外贸公司，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父亲去世的时候，是蔺传义拉着同学张罗了父亲的丧事，他的同学陈鉴生县长出席了在大寨张寨的吊唁仪式，司法局程吴局长是简易师范同学，也出席了，刘屏生等学生都出席了，县教育局局长出席，城关中学的领导出席，吊唁仪式办得风风光光的。母亲比父亲迟几年去世，蔺传义也和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拉着架子车送母亲遗体去县医院，再去殡仪馆。
蔺传义的古道热肠，给我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父亲六十年的交往，一生的深刻关切，那样纯真，那样无私，传义传义，承传的是义，义是无价之宝。
还应该提到一个父亲的学生，那就是耿长寿校长，他接替杨异兴担任了蓝田城关中学校长。那时我父亲不在了，按理说我母亲没有资格再住在城关中学了。当管理房子的老师向耿校长请示徐老师的房子是不是要腾出来的时候，耿校长问清了情况，说：“就让徐师母住着吧。”耿长寿是城关中学的毕业生，我记得他的长项是体育，很优秀的运动员。耿校长这一句话救了我母亲，她有了安身之所。不是说我们贪便宜，不出房钱住着公家的房子，而是老人动不得，风烛残年的老人动不得，加之我母亲刚刚失去老伴，再要折腾着搬房子，大概率要断送性命的。台湾台北的钱穆是历史界名人，同样是高龄了，被逼着腾出公家的房子，没有几个月就去世了，就是个例子。当然，我母亲和钱穆不可比，但是道理却是一样的。我对蓝田城关中学最后时刻收留我母亲，充满感激之情。
人事转换，父亲早一点的学生也一个一个老了，也一个一个去世了，只有师生之间纯真的友谊留在世间。
九、父母去世
父亲1991年4月21日因肺心病于蓝田县医院去世，享年81岁。去世的前一天，他自己觉得身体不行了，不可能治好了，拒绝去医院。下午，姐姐和弟弟、妹妹还是坚持用架子车把父亲送去县医院，路上父亲很清醒。到医院，挂上了药水。医生说：“明天就会好些，不那么难受了。”晚上，父亲还问：“血压怎么样了？”实际血压很弱，几乎测不出来了，姐姐他们回答说：“好着呢。”快要天亮的时候，4月21日了，父亲问：“什么时候了？”声音已经很微弱了。妹妹摸着他的手臂，测着心跳，越来越弱，到底停止了。姐弟几个哭成一团，已经回天无力了。
母亲1998年元月26日，春节前夕（腊月二十八），安详地去世，享年80岁。母亲去世，我在跟前。早上起来，母亲还睡着，我就给她说：“我去买个烟筒，一会儿就回来。”她也没有吭声，我想着就让她再睡会儿吧。母亲取暖靠的是蜂窝煤炉子，通过烟筒把热量散发出来。我到县街西十字买好烟筒回来，一看母亲怎么还没有醒来，叫她也不应声了。我就赶紧到北门外去叫李志民医生，他来号脉以后说：“脉象很弱，几乎摸不到了。”李大夫对我说：“这是‘老了’的征象，就是农村人说的‘老了’，医学上说，就是心力衰竭，五脏器官都衰竭了。你赶快准备后事吧，该叫来的都叫来。”母亲是常说的那种寿终正寝，自然的老了，没有受什么罪，睡梦中安详地走了。
李志民大夫看着我母亲，我去把弟弟叫来，弟弟去通知姐姐，打电话通知西安的妹妹。妹妹当天下午很晚了才进门，门上的竹门帘一响，奇异的是，一直没有知觉的母亲竟然眼皮眨了眨，算是和小女儿打招呼吧。接下来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母亲虽然从老家走出就再没有回去过，可是后来还是有所安慰。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一段时间允许“顶替”，即父亲或母亲退休后可招收其一名子女进入该单位工作。我弟弟徐斌海顶替父亲到蓝田县教育系统工作，分配到县教育教研室，做电化教学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姐弟四人，姐姐和两个弟弟三个人都是教师。弟弟的媳妇徐小燕也是教师，还有弟弟的儿媳妇毛蒙蒙也是教师，这样一来父亲所喜爱的教师职业有人接班了。
弟弟徐斌海曾用录像机给母亲生前在家里的生活情况录了像，制成录像带，寄回山东老家。母亲的四妹、五妹看了我母亲的录像，如同见了面，看得真真切切。他们再打电话过来和我母亲聊天，总是一个两个小时，有拉不完的叙旧话。这对母亲的思乡之情是一种弥补。只可惜，那时候外婆已经去世了，看不到自己大女儿跑在外边几十年变成什么样子了。
十、我没有来得及向父亲道歉
父亲的去世使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一来他去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二来我没有向他老人家道歉。没有道歉，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醒悟。为什么事情呢？
我在蓝田城关中学上高一的时候，还没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班上的同学都是团员了，而我不是。经常有团的活动，我被隔离在外，就相当于现在有的教师将不听话的学生孤立起来，不让所有的同学和他交朋友一样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很不自在。我就去找学校团委书记瞿三杰，他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说：“你去问问徐老师，就知道了。”我很诧异，父亲知道原因？
我回家，问父亲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入不了团？父亲低下了头，说：“是因为我，我加入过国民党，被蒋介石接见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历史上有那么复杂的事情，我听后如雷震耳，被震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受到的教育，国民党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蒋介石更是十恶不赦。天哪，能够被天字第一号的人民公敌接见，那成了什么人？我半天回不过神来，脱口而出：“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这一问，把父亲问住了，沉默不语，老半天，才缓缓地说道：“共产党在哪里，我怎么找得到？”
后来才知道，父亲加入国民党的事情还影响到远在老家山东的我的两个侄子的入党、参军。
当然现在看来，我问父亲的问题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残酷的问题。几十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我才醒悟到，当年父亲加入国民党是当时形势下的集体行为，为了一口饭吃，所谓身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我有什么权利责问他？换作是我，我处在当年，会拒绝么，会去找共产党吗？我看到父亲从此以后寡言少语，他在内心里自责。难道还有被儿子不理解更大的痛苦吗？但是我的彻悟还在后来。
后来岁月的磨练，丰富的经历，历史知识的熏陶，使我理智，使我明白：什么是回到历史的环境中去考察。我一步一步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境遇，包括他后来在蒲城做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都应历史地看待。
有一件事情使我知道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处理国民党高职务人员遗属的。上个世纪90年代，我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负责人时，处理了一件事情，那是一封求助信。办公室交给我，我一看，是一封武汉来信，信中说：“我是你们陕西师大历史系黄某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的妻子，黄某某去世后，我每月领取陕西师范大学发的生活补助。现在因为年龄大了，需要定期向武汉的有关部门提交个证明，证明是本人在领取这笔补助。”说白了，就是需要本人证明本人还活着，不是冒名顶替。
我第一次遇见这样蹊跷的事情，蹊跷在黄某某是什么人？怎么人去世了，家属还会有补贴？其他人怎么就没有这个待遇呢？于是，我就决定自己处理这封来信。我到档案室查了黄某某的档案，我大吃一惊，我们历史系还有这样的人啊！他的履历，说明他和国民党许多高层人士有交集，比如，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做过蒋经国的秘书，不过时间不是很长。我有点不相信，接着查了档案中许多外调材料，都证明了他所表述的和蒋经国有亲密交往是真实的。我马上想到，如果他还活着，正是用武之地。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总统”。如果派黄某某做秘密特使，岂不是最佳人选？可惜，黄某某已经去世了。黄某某遗孀的补助金是我们学校按月拨付给其遗孀所在的街道，她去街道领取。为什么她有这样特殊的待遇？我不知道学校根据什么样的文件，但是又一想，为什么不可以呢？两军交战，况且不斩来使，为什么不能给黄某某的遗孀生活补助呢？我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看来，我的认识还是太狭隘了。我回办公室，按照来信所提供的电话号码，打给她所在地的街道，了解了黄某某遗孀的相关情况。我再去财务处，向处长说明了我收到的武汉来信，我所了解的相关情况。处长说：“按照规定，按月拨付。”之后，我又亲自给黄某某的遗孀回了封信，告诉她处理的结果，请她放心。
我总结这件事情中自己学到了什么。将这件事作比照，我想到，父亲的事情算什么呢？还有，学校十分强调在大学本科中发展中共党员，我是第一责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还不就是为了把优秀青年都吸收进来。
什么是历史地看问题？什么是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看问题？父亲上庐山是什么情况？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说不定父亲当年就亲耳听到了这个抗日战争宣言，在没有其它的参照系的情况下，父亲肯定被会鼓动起来，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被吸引是正常的，随大流加入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吧？
但是，他对我说这段经历的时候，为什么是充满自责呢？这也得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环境中，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想清楚了，该给父亲一个道歉。可是，没有来得及，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父亲就去世了，走得那样匆忙，来不及听到儿子的忏悔。
父亲母亲都安葬在陕西省蓝田县城南六七里地的大寨乡张寨村集体墓地，在延伸的终南山的北坡上，正是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中所向往的“托体同山阿”。终南山的雄浑无尽，山风每日鼓荡着悠悠之歌。这面山坡面向着北，遥望着几里之外的滚滚的灞河和蓝田县城，那是他们大半生落脚谋生的地方。从这面山坡上再往北远望，就是山东，就是他们生前日夜思念而不得回归的故乡了。父亲1950年回过一趟老家，而母亲1937年离开家乡，再没有回去过。他们躺在静静的山坡上，或许还在回想那难忘的少年时光。
——————————————————————————————————
【生逢乱世】
浩劫中的五家老邻居
纬 子
住进新房子
1954年春夏之交，重庆特殊钢厂这个大型国营企业下属的几百人规模的职工医院，因工作需要，特意在医院旁边修建了一排平房，集中搬进了五户人家，当家的长辈都是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老医生，是该院不可或缺的医疗技术骨干。其中就有我家。
新修的这一排平房其实还是很简陋的。
下半截横砌的青灰色单砖墙高约一米，加上屋内面抹的石灰，厚度大约十五厘米，之上的墙壁就只是竹篱笆编织糊泥再抹上石灰浆了；外墙面下半青灰上半雪白，内墙面当然就都是白颜色的了。青灰色的砖柱子上架圆木的人字梁，房顶上盖青瓦，好在有天花板，那是一张张黄篾席钉上去的，可以防灰尘掉落，这是当时一般工人家没有的，给人增加了一点儿安全感。很多工人家里一眼就能望到房顶上盖的瓦，有的地方还可以从瓦缝间看到天空，真怕什么时候瓦片会落下来砸着脑壳呢。
屋内前后两间房连通，中间的隔墙有门框，却没有安装门，每间房大约十五平方米吧。里间屋有门和后面一间约五平方米的厨房相连，厨房的屋顶是顺着里间屋顶延伸下去的，到灶台的地方就很低矮了，那厨房后壁处还没有一个成人高呢。厨房右边并排有一个杂物间，有门相隔，我们称它为小屋子；那屋也只有五平方米的样子，左角处安装了一个自来水龙头，下面用砖砌了一个六十厘米见方的排水口，是倾倒生活废水的地方。
自来水安进家里，在当时就是很大的照顾了，大大地方便了日常生活。那时候职工家属供水都是在户外某处安上一两个水龙头供若干家人共用的。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就是那样，每户人家都备有一副挑水的柏木桶和蓄水的大缸。
还有就是屋内电灯开关全都是拉线的，这比起老式的胶木揿钮开关确实要安全、方便得多了。
这一套房子只有外间屋是两扇对开的玻璃窗，那时这就算是这套房的一个亮点了，内间和厨房的窗户都是竖着嵌的一些方木条。
最是特别优待这几位医生住户之处，就是在这排平房前面修筑了一块长约二十五米，宽约五米的长方形三合土坝子，坝子外边约两米宽的空地上都种上了花草，每户对应的那一小片种上了花草的地方就是归属于各家的一个小花园了，整个花园外边还栽种了碧绿的万年青，矮墙似地围着。花儿的品种还真是不少，有栀子花、腊梅花、海棠花、玫瑰花、茶花、芍药花、鸡冠花、凤仙花等等，还有碧绿的麦门冬镶边儿。这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小院儿在偌大的厂区里似乎是绝无仅有的。
凤仙花我们叫它指甲花，有好几种颜色：紫红、大红、粉红，把花瓣儿摘下来加点儿明矾锤茸后可以给指甲染色；后来我也跟着女孩子们学着染过，那染在指甲上的红颜色好多天都不会褪呢。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优待就是这几家是专线供电，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打开电灯照明，电灯泡可以用到60W。而其他职工家庭基本上只是晚上才来电，早晨就停了，而且限定灯泡在25W以下。后来有人提意见了，说这是搞特殊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这几家住的都是老医生，时常都有可能看书报杂志，这是从医院工作考虑，并无过分特殊。
那时后新政权才建立没几年，国家一穷二白，百姓日子清苦，生活条件很差，人们的日子过得都很窘迫，这种政策性的优待就更是显眼了。
住进新房子了，孩子们都是很高兴的，和周边远邻们的居住环境比较，我们这几家住的这个小院的确还是不错的，我们这排新居被人们称为“新房子”。
五家人
我父亲一定也是为之感动的，只言片语之间流露出来的感恩之情连我这么个小小孩儿都清楚地感受到了，父亲辛辛苦苦地忘我工作，晚上总要到病房巡视一圈才回家坐在灯下看书报杂志。夜里，他常常因有突发的危重病人抢救而被叫去医院，即使三更半夜睡梦中亦然。因为离医院很近，这几家医生也都有类似的工作状况，只是我觉得父亲的事要更多一些。（图为作者父亲遗像）
五家人的家庭情况，按当时的门牌号依次介绍如下。
我们周家是第一户，门牌是石井坡90号附1号（其他几家依次是附2号、附3号……）。我父亲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国防医学院，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抗战时期当过国军四十军野战医院院长，中校军衔，现任内科主任。我母亲姓杨，只有初小文化，在家相夫教子，是完全的家庭妇女。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三个姐姐加我和弟弟，大姐大我十二岁，读护校，二姐大我十岁，读中学，她们都住校，假节日才回家。我们老家河北保定。
我们家父母住前面一间，孩子们就都挤在里间屋里。
第二户孙家，家长是孙孃孃，原国军中尉军医，毕业院校不详，现在是内科医生。她丈夫是原国军团长，姓陈，黄埔毕业，听说是跑到台湾去了。家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还有她婆子妈（公婆），我们叫她孙奶奶（应该是陈奶奶才对）。老大女儿、老二儿子跟爸姓陈，老三女儿跟妈姓孙，大家都叫她孙三毛；孙孃孃老家湖北。
他们家孙孃孃和孙奶奶住前面一间，三个孩子也都是挤住在里间屋里。
第三户张家，张伯伯民国时期满洲医科大学毕业，原国军上尉军医，现任副院长，中共党员。他女人姓朱，但我们都称呼张妈妈，也是个家庭妇女，张家有一女三男四个孩子，他们老家四川资中。
张伯伯家老两口住前面一间，四个孩子都在后面那间屋里挤着。
第四户郝家，郝伯伯民国时期国防医学院毕业，原国军少校军医，现在是外科主任。他的二婚妻子罗孃孃是护士，小他十七岁，个子挺高的，接近一米七吧。他们家有一男孩大毛（后来又生了二毛、三毛、四妹）。郝伯伯老家河北石家庄，罗孃孃老家河南。
郝家也是家长们住在前面，孩子们住在后头。
第五户谢家，谢孃孃，原国军中尉军医，毕业院校不详，现在是外科医生。其夫汪先生是原国军高级军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军衔，好像是起义或是投诚的；他没有工作，居家赋闲，少言寡语，老是穿着那种布扣儿的对襟土蓝布上装。在天气暖和的季节里，他常常下午一个人去嘉陵江边钓鱼，每次总会钓回小半笆篓，尽是一些黄辣丁一类的小鱼儿。他文化程度较高，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扫盲班老师，还获评优秀教师呢。他们家三个孩子，两男一女，都随父姓。谢孃孃老家湖北，她的父母二老都住在她这里，我们跟着她家的孩子叫老人为家公、家家。我对她们家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幅挂在墙上约一尺见方的彩色结婚照，半身，男左女右，谢孃孃微笑着，身着洁白婚纱，汪先生着毛料军便装，仪表堂堂，面露微笑。
他们这一家就不同了，外间由家公、家家和小孙子挤一张大床，里间谢孃孃和女儿睡一张床，斜对角汪先生和大儿子睡一张床。
新房子居室逼仄，那些年月平头百姓们的居住条件差不多就都是这么个样子吧。房租水电费倒是很便宜的，每月大概还不到五块钱吧？
我满七岁时进莲光小学读一年级，3号张家小儿子春生（他大我两岁，幼年患脊柱结核导致胸背畸形，驼背）和5号谢家女儿祥敏同期入学，我们三个编在一个班里。那时厂区职工家属基本都是住的简易平房，我们这个堪称花园平房的小院子就格外引人瞩目了，附近邻居家的小孩子们晚饭后常跑过来玩儿，屋前这块儿三合土坝子虽然不算大，却也足够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了。
夏天，晚饭后家家都会搬出凉板、凉椅、凳子，在各家门前的坝子上乘凉聊天；大人们自有他们的话说，小孩子们就是开心快乐地玩儿了。我们有时做拔萝卜的游戏（这个游戏来自我们的语文课本），有时藏猫儿，有时讲故事。藏猫儿是我们最爱玩的游戏了，房子周围的花草丛中有的是地方躲藏；再就是围坐一圈儿讲故事，大家轮流来，一人说一个。有时候讲到鬼的故事，大家都好奇，是又想听，又害怕，娃儿们越凑越拢，想要尿尿了都不敢一个人离开到一边儿去的。
有时候我又会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翘首遥望浩瀚的夜空，看着满天闪烁的星星遐想：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啊！天空到底有多高多遥远啊！总让我心里纠结、郁闷的是：天再高、再远、再大总该有个边儿吧！那天外边儿又会是什么呢？大人们说天外有天，那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天呢？……我的冥思苦想不止一次地被姐姐们嘲笑，她们都说我钻牛角尖儿。
童年就是这么快快乐乐，迷迷糊糊地过去了，天真无邪，岁月静好,这几家的孩子们大概都一个样儿。
慢慢地我们都在长大，渐渐地我们这几家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先是5号谢家就出了一件大事儿，那位无业赋闲居家过日子的原国军高级军官汪先生突然就被抓去劳改了。她家女儿和我是同班同学，表面上我是看不出什么来的，但那是他亲爸爸啊！可以想象得到，这对她们全家是一个多么沉重的打击。两年后的某一天，谢家母女从我家门前经过，谢孃孃笑着对我母亲说是到邮局去取孩子他爸寄回来的包裹，后来听我妈说她们取回来的竟是几件血衣。
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这五家人来说是有惊无险的，大家都老老实实地拥护共产党和领袖的英明领导，规规矩矩，从不说东道西，自然平安无事。我二姐也就是在那一年高中毕业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成了小院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2号孙家的大女儿是个皮肤白皙个子高挑的漂亮姐姐，1964年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她弟弟高我一级，1965年高中毕业也没能考上大学。她妹妹和我弟弟同学，甚至没有能够读到高中。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父亲的缘故。
3号张家的孩子们就完全不同了，三个孩子在1960年代前几年陆续上了大学，女儿考上了四川医学院，大儿子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二儿子考上了北京大学。同样蛰居陋室，却是蓬荜生辉，在医院里传为佳话。
4号郝家的几个孩子那些年还小着呢，他们没有面临升高中上大学的问题。
5号谢家的大儿子1963年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在厂里工作（车工）了一段时间后实在不服气，又辞职去连考了两次，结果还是没有被录取，工作也弄丢了，可惜。他妹妹和我同岁同学，他弟弟和我弟弟也同岁同学，姐弟俩都只读完了初中，弟弟还被“动员”去了遥远的达县专区通江林场落户，历尽辛劳，吃尽苦头。
谢家老大闲在家里，一直喜欢读古典文学书籍的他竟学起了吹笛子，我知道原来他是并不爱好音乐的，我从来就没有听到他唱过什么歌，一句也没有听见过。他吹的是尽一些古曲儿，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苏武牧羊》和岳飞填词的那首《满江红》了。寂寞、孤独，苍凉、悲壮，我听得懂，这是他借此排遣内心深处的苦闷、失落。
我年纪不大但也知道一些事情了，这一切当然都是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这是因为社会越来越强调阶级成分，并以此把人们划出了个三六九等。孙家、谢家的孩子们学习成绩都是相当不错的，甚至可以说是品学兼优，但他们都被视为另类家庭的孩子，被剥夺了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哑巴吃黄连心里有数，这种社会歧视他们自己岂能不知？
1963年秋我考进重庆一中读高一，渐渐地就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在学校里贯彻的阶级路线。我们班那个姓李的女班主任总是无中生有地挑我的毛病，连我从小学就有了的那个外号“周头儿”也被翻来覆去地作了一番阶级分析，她甚至还似笑非笑用讥讽的语气问过我，为什么我的外号是“周头儿”而另一个工人家的儿子叫“土狗”？我无言以对。对于这种无端的精神、心理上的打压，我深感压抑。那时我读到了陆游的词《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我有时候会在心里默诵，聊以解忧。读高二年级时那个姓罗的男班主任就更是变本加厉了，他甚至无中生有地把我认定是班上排挤工人家庭出身同学的背后那个“摇鹅毛扇的人”，还为此在全班开了个批判会。
1965年，我三姐高中毕业也没能考上大学，可能是厂方对父亲的照顾吧，没过几个月她就在厂子弟小学当上了音乐教师。同年，我弟弟初中毕业也没能升上高中，他被冶金部当年才委托厂里开办的中专性质的冶金半工半读技术学校录进了钳工班，学制四年，这可能也是一种照顾吧。文革中的1969年9月，弟弟毕业，后被延迟分配半年，直到第二年的4月下旬才走上工作岗位；当然是因为父亲的缘故，那时父亲还被“无产阶级专政”着。
孙家和谢家没有这个运气，孙家大女儿去磁器口民办中学当了老师，儿子和小女儿当了几年社会青年后到重庆铝制品厂当了工人。谢家大儿子到处打零工，后来也是进了那家小厂，女儿进了附近一家集体性质的和平山劳保社踩缝纫机。
我在词典里读到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我省悟了它的内涵，其实我们家和孙、谢她们两家也就是这么个差别而已，同病相怜，感同身受，我们这五家人都不糊涂，心里都是明白的。
那些年的政治运动是一波接一波的，没完没了，1959年的反右倾大概只是党内的事情了，与寻常百姓家关系不大。父亲那年升任业务院长，还被选为沙坪坝区人民代表，沙坪坝区政协委员（张伯伯已升任院长）。
“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和郝伯伯都是享受了一点儿高级知识分子特供待遇的，能够购买一些高级烟酒，每个月还能得到几张可以到沙坪坝星火照相馆旁边的一个内部高级餐厅吃饭的餐券，对于物资匮乏年月的这种照顾，父亲当然又是为之感动的。父亲曾带我去过，我只记得吃过一种猪油白糖芝麻桂花馅儿的甜包子，馅大皮薄，那包子面很白，据说是加拿大进口的面粉，还是有点贵的，两角五分钱一个呢。
那几年，我们各家门前的小花园都变成了菜地，家家都从农民那里买回了一些菜秧种上了。大家都外行，那些菜也都长得不怎么样，也都是个营养不良、发育不良的干瘪样。但也聊胜于无吧，不然咋办？吃点儿小菜都是要按人头凭票定量供应呢。
1964年起始的那个四清运动就让我有些切身的感觉了，我父亲也算是这个职工医院里所谓的“当权派”，要通过自我检讨，群众评判过关，那时有个通俗比喻把这叫做“洗澡下楼”。父亲只是个医院业务上的带头人，又没有真的当到个什么权，三下两下也就下来了。就连我母亲也被折腾了一番才“下楼”，因为她有小学文化，担任过段区的治安委员（此后就被免了）。
在我读高三上学期的时候，也被住校的四清工作队负责人叫去谈了话，不过他没有对我说什么重话，只是要我在思想上和父亲划清界限。
文革来了
1966年夏天，四清运动还没有完全搞利索呢，那个更邪乎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接踵而来了。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狂潮横扫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们活该倒霉，又一次成了运动中挨整的主要对象，这回可以说是大陆历次政治运动的集大成，堪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文革运动中有这么一条最高指示，说这次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住在这一排平房的平头百姓，前朝的遗民们，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军医挂有军衔的几位老医生们，也就理所当然地在劫难逃，成了现成的活靶子，个个挨整，户户遭殃了。
文革初期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弟弟就读的那个学校的红卫兵来抄家了，我们这排平房一溜儿五户一家也不漏，抄了个“满堂红”。
当抄家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中间那家停了下来，那是张伯伯家，他毕竟是个党员干部，可能是上面的意思吧。
在这块长方形的三合土坝子上，堆了四大堆从各家屋里搜罗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些显眼点儿的衣物、家具和收音机、电风扇一类的家用电器，没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是反动物件那类的东西。隔壁孙孃孃家还被抄家的红卫兵们东挖西刨乱掘一气，终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刨出来。我记得她家老大当时就坐在她家门框边的小木凳上捧着一本红塑料皮儿的语录本若有其事地在那儿翻看，对进进出出的男女红卫兵们似乎视而不见，她还真行！这有用吗？
天慢慢地黑下来了，来了一辆大卡车拉走了坝子上堆放的所有东西，四位老医生也都被红卫兵们带走了，罗孃孃也跟着去了。
幸好此前父亲已经在家里悄悄地烧掉了他的那张国防医学院毕业证书和那本墨绿色布面的毕业同学纪念册，要不然就会成为活生生的“妄图复辟变天”的反革命罪证。之前我曾翻看过几次，还记得那纪念册里有一位戴着学士帽的秀气女士，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啊！这也可以算作是我们周家有纪念价值的两件文物吧。
估计长辈们是被押解到弟弟他们那个学校去了，于是我们在家里给父亲准备晚饭，家人一起商量，由我送去最合适，我觉得理所当然。这时郝家的儿女们来了，接着谢家的姨妈也过来了，大家约好，就带着备好的饭菜直奔那学校而去。
路倒是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几位老医生和罗孃孃果然被拘禁在一间教室里。
父亲的表情是欣慰的，我看出来了，但他注意到了唯独孙孃孃家没人来送饭，问我怎么回事，我哪里知道。想起她那漂亮的大女儿在下午被抄家时还搬个小板凳儿坐在门口装模作样地读那本红塑料封皮的语录本，我就没好气地说：他们各人不送呀！父亲听我这么一说就把碗筷一推，说：我不好吃得。我有些负气地说：自己的妈都不来送饭，管他呢？
我瞥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孙孃孃，她默默地低着头。她是很苦的，她一个女人拉扯着一家五口人，上有老下有小，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孙孃孃年轻时可是个很漂亮的人儿，当年陈先生逃离的时候她还不到三十岁呢。我隐隐约约听母亲说过，曾有别的男人打她的主意，她不为所动，守身如玉。
到后半夜，他（她）们五位都被放回了家，第二天也都照常上了班，据说还是因为党组织做了红卫兵的工作，医院的日常工作一时半会儿还是缺不得这几位老医生的。
家就这么被抄了，日子还得过下去。
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医院里的批斗会是家常便饭了，戴高帽、挂黑牌，几位老医生都习以为常。我父亲的“反动身份”最为严重，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五七年就该是右派分子了”，他当然是首当其冲的。
没过多久，2号孙家和5号谢家又有料想不到的事找上门来了。
按医院当权者的通知，孙家腾出了前面那间房，让给了一个贫农出身的年轻党员医生和他的护士老婆住；谢家也腾出了前面一间房，让给了一个党员女医生和她来探亲的军人丈夫住。她们两家不开腔不出气儿，规规矩矩地就全家人挤到后面一间屋里去了，当然，还是给她们两家都开了个后门儿进出的。她们两家是怎么在那么逼仄的空间过日子的？随你去想象吧。
这排房子里最难挨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坎儿的该算是我们1号周家和4号郝家了，因为这两个当家的都曾是国军校级军医官。
我亲见父亲被游街
1969年4月12日下午，星期六，我在沙坪饭店门前看到宣传车绕过三角碑街心花园开过来了，车载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着男女交替高亢激昂的口号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坚决彻底地清理阶级队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随后是徐徐开进的一列长长的车队，绿色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上靠车头的地方并排着站立的几个被反绑着的人，胸前都挂着糊着白纸写着大黑字的牌子：国民党军官、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名字上还用粗大的红色笔划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车厢的左右两边分别站立着的四个士兵都端着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
我心情沉重地默默注视着眼前缓缓驶过的每一辆卡车。
这是成立不久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在向人民大众展示文革期间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第二波的“辉煌战果”和“伟大胜利”。从第一波开始我就一直忧心着，这个劫数会不会落到我们家？会落到我父亲头上吗？
最后一辆卡车开过来了，我竟然看到了父亲！
他在车厢前面靠右边站立着，胸前挂着的黑牌上写着“国民党残渣余孽”，他低垂着头，两臂下垂，他没有被捆绑，站在他身后的那个士兵把枪搭在他的右肩上。
顿时，我如五雷轰顶，脑袋嗡嗡作响！
我听见站在旁边的一个中年妇女低声叹到：这么大年纪了，做了啥子事嘛！语气中含有几分怜惜同情。
父亲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显出一些苍老了，臃肿的身躯似乎有些摇晃，我的目光随着那辆卡车移动，那个士兵端着的枪一直就在父亲肩上撂着，闪着寒光的刺刀从他耳边伸向前方。
整个车队缓缓行进，渐渐远去。
但愿我刚才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产生的一种错觉！
我心里怀着一丝侥幸这样想着，但愿是我看错人了。
我心里如同坠着沉重的铅块，我好像突然掉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同了，显得那么的陌生，那么的遥远；周围人们说的话我只感觉到是一种嗡嗡的响声，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在那里说了些什么。
回家，赶快回家！我急切地朝家里走着，同路的同学对我说话我没有一点儿反应，他大声问我是怎么了，我也没有回答，一路上我情绪极度低落，默默无语。
一进家门，一切都明白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我忍不住哭了。
二姐告诉我，早晨六点钟左右，听到院坝边的竹篱笆墙被推倒的响声，还没有起床就听到了重重的打门声，父亲披上衣服打开门，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就把门口堵住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掏出一张拘捕证，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穿好衣服转身拿手表戴上就跟他们走了。
真是暗无天日！我感到绝望无助！对一个遵纪守法的共和国公民怎么能想抓就抓，说捕就捕，目无法纪，随心所欲！？
全家人都沉浸在悲愤难抑的情绪中，二姐夫说爸爸冤枉啊！说罢落下泪来。
父亲民国时期也就只是个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原国军中校军医，抗日战争期间曾任过国民革命军四十军野战医院院长，在华北正面战场随军转战出生入死救死扶伤；在新政权下一直勤勤恳恳，治病救人，可谓医者仁心，口碑极好。“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至理名言是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的。父亲任职工医院业务院长兼内科主任多年，还是沙坪坝区政协委员，他何罪之有？！
抓走父亲的那些军人是驻厂军管会的，父亲符合了第二波清理阶级队伍抓人的一条标准：国民党军衔校级以上，带兵打仗的连级以上，宪兵无论军衔职级全部。
大清没有算明朝的老账吧？民国也没有算大清的老账吧？稳坐江山已经二十年了，还如此这般乐此不疲地反复算计这么一笔国家民族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旧账，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吗？
这事情大概可以这样来诠释：运动深入发展，阶级斗争需要。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罗织罪名莫须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亲感叹：人在就好
两位曾经的校官一并被军管会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名抓捕，弄到沙坪坝区法院看守所里关押了半年；其间上手铐、戴高帽、挂黑牌、游街、批斗、殴打，吃尽了苦头受够了折磨。那段日子，家人们唯一的祈愿就是能熬过这场劫难。
以“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罪抓捕的标准是国军少校军衔以上的，郝家老伯身陷囹圄后大喊冤枉，说他自己本是上尉军衔。经过一番内查外调，结果确实如此。原来新政权当年登记民国军政旧人员时，尚还年轻的郝家老伯耍了小心眼儿，虚报了个少校军衔，以期工资得以高定，结果没想到就弄巧成拙，吃了个大亏。
好在两位“残渣余孽”大难不死，都熬了过来。折腾够了，两位“残渣余孽”就从看守所转回特钢厂，又在厂保卫处集中关押了三个月后才放回医院，监督劳动改造：做清洁，扫厕所，抬死人，反正勤杂工的活儿统统都干，夜半三更被喊起来抬死人到停尸房是常有的事。半夜里，“周某某（父亲姓名），起来抬死人”的吆喝我听到过不止一次，我是想替也替不了的，没办法。
后来清退抄家物资，2号孙家、5号谢家退还得多一些，说是抄走的那些东西和各家男人没有什么关系（抄家是因男人的历史问题）。4号郝家也退回来一部分，是因为罗孃孃参加工作有自己的工资收入，她挣得的那份该退还。我们家就什么也没有退了，孙孃孃壮起胆子问了相关工作人员，得到的回答是：周某某（我父亲）你们都晓得噻。言外之意：就该抄，不该还。我们家里的人听到孙孃孃转告的这个说法也实在是无话可说，这当然得由人家说了算。
我们家的那些东西也是父亲在共产党的医院里当医生辛苦工作的工资所得添置的啊！到哪里讲理？向谁说理去？强权就是真理！
此后又过了半年，父亲得到通知，到军管会去领回了一些钱，说是被抄去的那些东西都变卖了，这是执行的对统战人员的政策。我陪父亲外出，遇到一位姓魏的老中医，那老先生问起这事儿，父亲如实相告，老先生听罢说是吃亏了，父亲笑了笑说人在就好，老先生连声应道：是的，是的。
后来又落实政策，补发了父亲被克扣的工资，那是1971年的事了，我还待在乡下当知青，家里给我买了一块上海表，还买了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花了两百块钱；给已经工作了的弟弟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给三个已经成家的姐姐每人买了一床厚厚的羊毛毯。姐弟五个，见人有份儿。
知青们都陆续回城工作了，我却是一次也没有被公社推荐过，从1969年10月到1974年10月，我在农村足足接受了五年“再教育”才得以离开，是同校知青同学中最后一个跳出“农门”的，当然也就是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
浩劫过后
2号孙家和5号谢家那两个挤住户有了更好的去处搬走了，恢复原状。
1976年底，3号张家伯伯退休了，后来他们全家搬走，定居成都。
1978年初，又进一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父亲恢复了职务，被推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还准备让他去参加四川省科技大会。他依然和历次运动过后一样，又一次感谢党的英明伟大，又一次由衷地感谢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表示一定要好好工作，争取干到八十岁。父亲对执政党是心悦诚服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他秉持不变的信念，他真是太单纯、太实诚了。
1978年初，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回家时，揣着一个心思，想要和父亲推心置腹地好好谈谈。父亲已经六十好几了，已不能说“来日方长”，我很想知道他对过去经历过的那些人生坎坷的真实感受。父亲在我们面前从来就是说组织的好，小时候我是完全听得进去的，也信；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一次次运动的亲历，我长大成人了，我疑惑了。每次运动，父亲或轻或重总是要挨整，从小到大，每逢运动一来，我总是提心吊胆，担心祸从天降。
每次被整了过后又来慢慢来落实个什么政策，而父亲总会为之感动，还会对组织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伟大心存感激，继而不顾老命，更加努力忘我地工作。父亲总那么一如既往说组织的好，他真的是由衷地相信组织吗？他是真的从心底里皈依了组织？还是心怀疑惧，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的屈从、“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是不是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心里能感受到一点未来的光明，能看到一点人生的前途和希望呢？我想和父亲做一次前所未有的深谈，父子之间，排除任何顾忌，我想在他那里厘清心里多年的困惑，考证我的一些猜想……
遗憾的是短短的几天假期来去匆匆，竟没有能够如愿。不想此后两个月，父亲突然发病离世，竟成了永久的遗憾。为自己的拖沓我常常自责，我永远不能了解父亲深藏的内心世界了。
又过了两年，2号孙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孙孃孃收到了三十多年渺无音信的男人从台湾寄出转道美国的来信，遗憾的是那位昔日的国军陈团长在那边厢已经又有一大家子人了。孙孃孃找到我妈诉苦，谈及几十年艰辛的生活磨难，声泪俱下……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几十年了，海峡两岸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也怪不得那位陈先生啊！孙孃孃一个女人几十年含辛茹苦拉扯这一大家子人殊为不易，难能可贵，但陈先生的人生也一定是历尽曲折的。
我慢慢地知道了一些她们家的故事，陈先生是重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后，他化装成商人，在朋友的帮助下，从朝天门顺江而下辗转逃往台湾的。当初若是没能走得脱，他怕是活不到现在的。陈先生死里逃生去台湾后退出了军界转而经商，现儿子在美国做生意，家境富裕。
时光荏苒，世事无常，19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民众终于可以探亲往来了；陈先生带着家人到重庆会了亲，离别三十多年的一家子终于又团聚了。他给了几个孩子一些美元，但这么些年骨肉分离的悲苦辛酸哪里是钱就能够了结的事情啊！
4号郝家那四个孩子大毛、二毛、三毛和四妹是和我们家走得最勤的，几乎没有一天不来串门儿，尤其是他们家的老三。他爸原是重钢职工医院的外科主任，1954年调过来，他妈原是医院里的护士，也随后调来。
我们这五家共有晚辈十八个，十男八女中不乏俊男靓女，我家三姐和隔壁家陈姐姐、郝家四妹儿都是医院里，甚至是整个特殊钢厂里引人瞩目的漂亮姑娘。孩子们从小到大朝夕相处，却硬是没有凑出一个对儿来，殊为憾事。
还有几件事儿也是该说一说的，文革后的1979年，已经当工人好些年的我家小弟，孙家老二，谢家老大都一起考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他们十分珍惜这迟到的学习机会，废寝忘食，发奋努力，出色地完成了三年学业。孙孃孃退休后她大女儿顶替进了医院，当了检验员；谢孃孃退休后她小儿子才得以离开待了八年的农村，回到医院当了维修工。
跋语
借用作家方方的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往事回忆，就像是重读一遍值得再读一次的那本书，自会有一些新的感悟。
周、孙、张、郝、谢，我们这五家老邻居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家庭，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各具特色；和周边的远邻们相比，明摆着就存在方方面面诸多的不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个命运吧。我深切地体验、感受到了，也确确实实地弄明白了，这些都是由于我们这个国家历史的改朝换代、政权的更迭、政治制度的变化所致，具体点说，也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新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使然。
我们这个小院的五家人在这个拥有职工家属数万人的重庆特殊钢厂里确实是名副其实，还真就是有那么一些特殊的地方呢。说起来也很容易解释，“血统论”就完全可以诠释这一切。
1982年，我们这几家居住了二十八年的这排简陋的老平房因为医院的扩建被夷为平地，相处多年的老邻居们从此各奔东西，老一辈们先后离去，随着时间的流逝，晚辈们的关系就渐渐地疏远了，彼此间只有偶尔听到些许信息。
这倒还真就是应了那么一句老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2022年3月24日初稿
2022年5月12日整理
附录
父亲的眼泪
纬 子
每个人都有伤心落泪的时候，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曾经五次流泪，其中有三次是我亲眼所见，另外两次是听弟弟说及。
第一次是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讲了一件病房里刚刚发生的事情。
一个患白血病的小男孩出院了，治疗无望，是他爸爸决定接他回家的。临走时由他爸爸带着来向父亲告别，那个小男孩规规矩矩地对父亲鞠了一躬说：谢谢周伯伯。说到这里，父亲哽咽了，他流泪了，泣不成声。
我们几个孩子悄无声息地望着父亲，他是在为那个小男孩感到伤心，他是在为自己无力挽救那个小男孩的生命难过。“医者仁心”，父亲心软，他多难过啊！
第二次是我刚进高一年级的时候，奶奶因病去世了，我看到年满五十岁的父亲默默地流下了眼泪。天人相隔，母子情深，这是孝道。
第三次是我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下乡四年多了，我没有得到过一次招工回城的机会，回家过春节后我又要返乡了，父亲看着正在收拾行装的我含着泪说：“多聪明的儿子啊！是我影响了你呀！”我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哽咽着对父亲说：“爸爸，我从来就没有那样想过，我要是那么想就是个混蛋！这是社会的不公。我二十五六岁老大不小了，还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应该是我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
后来有一天，家族团年聚会时我和弟弟谈起往事，听他说文革期间父亲还有过两次流泪。
其中一次是运动开始后不久，父亲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反复批斗，有一次被斗完后，一进家门就一下子跪倒在地上了，他边哭边说：今后我再也不会被人看得起了……
那时我住在学校里，这件事我是一直不知道的。
父亲在有几百人的职工医院里长期担任业务院长，是位临床经验丰富的内科医生，记得文革中他曾经对我说过这样几句话：“我又不在党内，算不得当权派的；我哪里又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啊，若真的是，那倒也不冤枉。”是啊，一家基层医院，会有个什么学术权威呢？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另外一次是发生在我下乡后的第五个年头，那时同学们都离开农村招工回重庆工作了，父亲所在单位的招工人员到公社招走了两个知青同学，其中有一个还是和我同一大队的，根本就没人来搭理我，就只剩下了我还待在乡下继续当农民。在家里，母亲对父亲日复一日的抱怨、唠叨实在是让父亲承受不住了，有一天母亲又念叨起来，父亲突然一下子跪倒在母亲面前，他哭了！母亲一惊，也面对着父亲哭着跪下了！
突然听到弟弟说出这么一件已经过去多年的事情，我心里仍然深感震撼，痛心不已！当年家里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怎么直到现在才告诉我呢？
我在农村年复一年地接受“再教育”，父亲也已经是六十岁出头的人了，还带着病，为了我，他拖着老迈的身躯到处奔波求人，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他只是个重庆特殊钢厂职工医院的老医生，曾经的国军军医，在文革中挨批、挨斗、挨打、游街，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名被关押，强制劳动改造，受尽了身心折磨。他实在是无力回天啊！
从我记事起，政治运动就没有断过，我的心悬着，总是为父亲，为我们这个家担着心，每次运动来了我都感受得到人们的变脸。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有一个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的朋友，都怕我到他家里去了。好在这次运动波及面既深且广，十年浩劫整痛了、痛醒了国人，以后我们这个国家不会再这么搞了吧？
往事并不如烟，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回想起来心中仍然慨叹不已；岁月悠悠，往事不堪回首！
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医生，口碑很好。我们家离医院很近，他养成了晚上去内科病房转一转的习惯。父亲为了工作方便，甚至谢绝了更好的住房。那时常常有病人找到家里来，他都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
我记得从小就听父亲说过：“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还记得父亲曾经这样说过：“只要吃药就能治好的病就不要给病人打针，只要打针就能治好的病就不要给病人输液。”
我亲眼目睹父亲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地兢兢业业治病救人，父亲是无愧于他所从事的这个医生职业的，他就是一位良医。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父亲曾经的五次落泪都是因为当时的际遇深深地触碰、伤及了他的心灵；流泪，是他伤心至极使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2022年2月1日
|
登录
注册
FAQ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