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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三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9月30日第232期
本期目录
〖小报专辑〗
书海泛舟
李 逊 上海《工人造反报》——文革中最有影响的群众小报
（《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袁庭栋 关于《八二六炮声》报（《小草春秋》选读）
史林一叶
孙 涛 太原群众组织小报回眸（修订稿）
生逢乱世
钟佑泉 我与《东方欲晓》报——我的文革五年
杨友松 回忆当年《东方欲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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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上海《工人造反报》——文革中最有影响的群众小报
（《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李 逊
王洪文提出办一份工总司自己的报纸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蜡纸垫着特殊钢板刻写文字后，手工在细网上滚筒油印。这种印刷方式非常简便，一学就会，而且所需设备不多，只要一块半个杂志大小的刻写钢板和一支刻写铁笔。缺点是最大只能印16开，印数只有几百张；因为是手工印刷，速度较慢；而且刻写者的刻写水平和字迹好坏，直接影响印刷和阅读效果。第二种是打字油印，即以中文打字机打在蜡纸上，再以手工滚筒油印，或者以手摇油印机油印。打字机打出来的都是规范印刷体，阅读效果远超手工刻写的手写体，不过能够印刷的份数也超不出千份，而且只有经过专门培训的专业打字员才能熟练使用中文打字机；也可请商业的打字誊印社打字印刷，但要付钱，还需要单位的介绍信。第三种印刷品是铅印，阅读效果最好，数量可达几万甚至几十万份，但这样的印刷设备只有报社和印刷厂才有。而报社和印刷厂一般都有自己的日常印刷业务，要再排印群众组织的传单，需经市委或相关领导签字批准，因为这不只涉及出版控制，而且涉及纸张供应。第四种是影印，即用手抄写后晒图影印。不过只有1968年的上海“中串会”以这种方式印过两期影印版《红卫战报》，上海似乎再未见其他类似的群众组织报刊。（《昨天》编者按：还有一种石版印刷，简称石印，在特殊的转写纸上以专门的药水手写手绘，然后拓印到专用的石板上进行印刷。当年有很少量石印的小报。）
上海地区文革中第一份群众小报，是1966年9月16日出版的上红总部的4开铅印《红卫兵报》；赤卫队同年12月6日创刊的《革命战斗快报》是上海地区文革中第二份群众小报。这两份小报在1966年底都随着这两个组织的消亡而停刊。
而在这一时期，造反派组织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迅速诞生。最初只是号称全市性的组织编有小报，不久，就连挂在市级组织之下的二级、三级组织也出版小报。一般都是造反组织派人找了市委哪个领导，经签字同意，发给经费，由解放日报社或文汇报社、新民晚报社铅字排印。据上海市革会政宣组1967年7月统计：全市共有各类群众报刊256种，铅印发行的报纸五十多种，刊物65种。其中由市印刷接待站承印的报纸25种，刊物36种。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甚至在全国也有着较大影响。
安亭事件后不久，在与保守派组织的较量中，王洪文提出工总司应该办一份自己的报纸，从舆论上压倒反对派。接着1966年12月解放日报事件发生。整个事件中，工总司都靠打字油印的传单宣传主张。这些传单有许多是送到卢湾区誊印社打字油印的，当时还欠了誊印社的账，后来工总司有了经费才偿还。王洪文再次提出，工总司光靠印发传单不行，还应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12月6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范佐栋和蒋周法，范佐栋向张春桥汇报工总司办报纸的打算，张、姚表示支持。张春桥还引用了宪法：“宪法规定有出版自由，一切工作舆论在先，这些工作我们需要注意。” 范佐栋回上海向王洪文汇报，王洪文即召集工总司总部常委和总部各组负责人开会。会上决定以工总司的名义创办一份报纸，定名《工人造反报》。1966年12月11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大会结束后，王洪文向到会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长曹荻秋提出办报要求。曹荻秋同意，并签署了“同意办工人《工人造反报》”纸条，交王洪文，王洪文让王腓利负责筹办。
12月12日，市委工业政治部副主任杨慧洁在讲话时，传达毛泽东对安亭事件的评价。王腓利打算将毛泽东的话刊登在第一期《工人造反报》上。王洪文和范佐栋都赞成，但又强调消息来源一定要可靠。工总司于是派蒋周法去北京打听毛泽东这段话的真实性。蒋周法对北京不熟悉，当时在工总司总部宣传组协助工作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李卫民 毛遂自荐，陪同蒋周法一同去北京。
《工人造反报》的创刊词，由王腓利根据王洪文的指示起草。王洪文说创刊词要写得带号召性，要写出办报宗旨。王腓利撰写后，发去北京。在北京的李卫民修改后，通过聂元梓转交《红旗》杂志社的林杰修改。最后交张春桥和姚文元审定。修改后的稿子回到上海王洪文手里，内容有了很大变化，文章激烈了许多，增加了不少内容：明确提出《工人造反报》是工总司的机关报；指责中共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这在文革中是很重的罪名；提出“万炮齐轰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还加了“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内容。 这个创刊词刊登在第一期《工人造反报》上。报头是毛体字。之前，王洪文曾派戴祖祥去北京要求张春桥为报纸题字，但张春桥没有答应。 戴祖祥只好根据毛泽东的几个相应的毛笔字，拼出刊头。
1966年12月28日，作为工总司机关报的《工人造反报》创刊，是份对开的大报纸。第一版上刊登《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签署的关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本来说好每期为50万份，但第一期实际只印了近28万份。
王洪文非常重视这份报纸，张春桥也十分重视《工人造反报》，对办报方针多次讲话。1968年2月，王洪文到《工人造反报》传达了这些讲话：
《工人造反报》火力还可以强点，不然的话，要这样报干什么？有些文章文汇报不能登，《工人造反报》、红卫兵报火力要超过《文汇报》。……
出一期报纸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觉。要火力应该很强，别人不敢讲的，《工人造反报》你们要大胆讲。有些文章，大报已经登了，《工人造反报》不要重复登，可以腾出版面登一些新的东西。像那些事火力还可以猛一些。……
工人造反报社论太长，以后可以短一些，太长了，人家没有时间看。
王洪文在传达张春桥讲话时，引用王少庸的一句话为《工人造反报》定位：“我们的报纸可以说是官报，也可以说是民办。” 而从张春桥不久后对《工人造反报》提出的批评，这应该是张春桥本人的意思。张春桥曾担任过报纸总编，对报纸内容和读者群定位有着丰富经验。
1967年1月张春桥回上海，对王洪文评价说“第一期看过了，方向是对的”，“你们这张对开报纸气派倒很大，今后你们可以通过它发号施令”，“报纸要办得泼辣，敢于讲话”。张春桥还要求：“今后你们每出一份，给我送二十份，我要转给其他中央首长看。”后来报社就通过徐景贤，每期都送张、姚。
《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的演变
最初《工人造反报》由解放日报社承印，不久因为解放日报社实在太忙，不但要出自己的报纸《解放日报》，还要承印大量的群众组织传单。而此时《新民晚报》已经停刊多日，正闲着。于是打算改由新民晚报社印刷。但新民晚报社的印刷机只能印4开的报纸，而《工人造反报》是对开的大报。后来新民晚报社的工人想方设法，用原来的机器印出了对开报纸，以后《工人造反报》就全部由新民晚报社承印。
一开始编辑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室。1966年底，经《解放日报》总编马达同意，解放日报社给了工总司两个房间作为编辑部，在解放日报社二楼靠汉口路的一面。 《工人造反报》改由新民晚报社承印后，1967年1月3日左右编辑部也从解放日报社搬往香港路上的原新民晚报社仓库楼上的三楼。但因为楼下是仓库，来人要先在楼下大声喊叫，由楼上办公室里的人将钥匙扔下方能进楼，很不方便。于是不久又搬到圆明园路原新民晚报编辑部所在地。《新民晚报》停刊后，原工厂部的工人大都留下，划归工人造反报社，一直到终刊。工人造反报社接收了新民晚报社的全部资产。1929年创刊的《新民晚报》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图书和资料，以后全部都散失在工人造反报社工作人员手中， 成为历史的永久遗憾。
《工人造反报》的业务，最初由工总司总部宣传组负责，当时宣传组负责人是王腓利。而作为总部常委的范佐栋也主要负责工总司的宣传工作。因此从筹备办报开始，就是范佐栋和王腓利共同负责。但此时王洪文与范佐栋关系已经出现裂痕，很多具体事宜，王洪文直接找王腓利布置。而且第一期出版后，范佐栋改为分管组织组。所以后来由王腓利实际主管，直到第15期。1967年4月王腓利离开，报纸暂由原来的编辑人员王成龙 负责，两个月后，由倪淑英主要负责。倪淑英离去后，由童光正负责；童光正后来被调工代会负责宣传组工作，又由王成龙负责，直到停刊。
《工人造反报》初期的大多数社论为王腓利撰写，每期社论起草前他都请示王洪文，有时王洪文也会修改一下。据王腓利回忆，创刊的最初阶段，对《工人造反报》最具影响力的是王洪文和范佐栋两人。王洪文非常重视《工人造反报》，在报纸的初创阶段经常去报社，与编辑人员讨论报纸内容；最初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王洪文布置撰写的。
最初的工作人员，许多是当时工总司总部负责组织工作的丁德法找来，包括王成龙。这些工作人员来自各方，其中有两人是中学语文教师，还有几人是《红卫战报》派来帮忙的复旦大学学生，其余编辑大多是工人。所有工作人员，没有一人当过编辑或记者。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仍由所在工作单位发放。工人造反报社不付报酬，红卫兵们更是义务劳动。1967年2月，徐景贤建议，调一些工人作者去充实工人造反报社。共拟调十人，都是文革前上海知名工人作家：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等。但那天胡万春去报社时，却与王成龙抵牾，当场离去。事后得知这一情况的王腓利，第二天赶去向胡万春道歉，但胡万春等工人作家却再也不愿回去。过了很长时间，王腓利从王洪文处得知，调工人作家去工人造反报社是张春桥的意思。
1967年6月，为增强业务水平，工总司总部从新民晚报社和原上海市总工会抽调了十多人去工人造反报社。并进行业务分组。设立了采访组、评论组、编辑组、大批判组、通联组和排字印刷组；后来又增加了专门处理来信来访的群众工作组。
随着《工人造反报》名声的扩大，报社人员迅速增加。许多人是工总司下面的各联络站推荐或派去，一些人业务能力不强，却以工人造反报社名义在外随便表态。1968年1月15日，工人造反报社组室全面清理人员。至当年4月，大部分人回厂，只留二三十人。再重新调入人员，包括印刷排字工人。 新调入的人员大都是文革前就在工厂从事工会或党委宣传工作的基层工人干部，还有工人文艺创作和时局评论的活跃分子，都有一定的写作和采编能力。还调入一些原来的成人教育教师，受教育程度都是大学。这样的采访编辑班子以后基本保持稳定，保持到1971年报纸停刊。
《工人造反报》的办报方针
刚开始时因没有办报经验，编辑人员依样画葫芦：版式和版面设计参考《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这使《工人造反报》一问世，就和其他群众组织小报显著不同。不过张春桥对造反派追求正规报纸风格的办报方针不以为然，他主张群众报纸要有自己的特色。1968年3月他曾对此批评：现在《工人造反报》跟在文汇、解放后面转，向正规化发展……如果这样，《工人造反报》不必要了。
《工人造反报》和其他群众小报的不同还在于，所刊文章基本原创，文风犀利，内容紧贴时事。它不刊登“文革动态”“情况摘编”“参考消息”之类。这些动态信息是当时大多数群众组织小报的主要内容，基本都是你抄我，我转你，未经核实，不知真假。不刊登这类内容是王洪文的意思。刚开始办报时王洪文就要求内容一定要靠得住，不要刊登那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所以，虽然当时工总司总部有“动态组”，动态组负责人岑麒麟每次发送手抄复写的“动态”时，总要送《工人造反报》一份。但编辑们始终拒绝刊登。对于所有小报竞相转抄刊登的“首长讲话”，《工人造反报》也从不转载，只刊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的讲话。这反映了工总司的办报自信，不以那些内幕小道吸引眼球。王洪文还要求，《工人造反报》对重大事件，对其他群众组织，尤其是对外地的局势，不要轻易表态。因此《工人造反报》除了对上海工人赤卫队，以及一、二、三兵团有过宣传攻势，基本没有再自行对其他组织抨击和批判，即使是对工总司看不惯的机关联络站。而对外地形势，1967年第11期曾经对浙江嘉兴地区局势表态，但下一期就检讨，后来就再不擅自表态。如果有批判其他组织或对外地局势表态的文章，一定是转达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态度。 这样的办报特点，使得《工人造反报》给人以其他群众组织小报所没有的正规感；尤其到中后期，俨然主流话语，更是给人以准官方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方面，《工人造反报》也有着群众组织报纸的特点，尤其在批评和抨击时局方面。市革委会不便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说的话，往往由《工人造反报》发声。例如对支农司的批判，对联司和支联站的抨击，对青浦事件的表态，其实都是市革委会的态度。此外，《解放日报》等正规报纸，一般不便于刊登地方领导讲话。于是由《工人造反报》刊登。市革委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在一些大会上的讲话，有时原文刊登，有时稍加修改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的形式或名义发表。“工宣东”是《工人造反报》用得比较多的评论员笔名。
这一切使得这张报纸既有官办报纸没有的灵活性，又有群众小报没有的权威性。它刊登的许多文章，是当时上海基层必须学习的政治读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外省市造反派也将上海《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作为中央报刊的补充读物，以学习上海经验，揣摩中央决策层最新精神。当时，《工人造反报》与上海的另三个报刊《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合称为上海的“三报一刊”。此说是对应中央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显示了《工人造反报》在上海文革中的话语权地位。
在众多的群众性文革小报中，撇开政治倾向不论，《工人造反报》被认为无论从编辑、版面、印刷、发行等方面都很突出。它创下了文革时期上海群众组织小报的多项第一：在上海职工造反派的报刊中创办最早：1966年12月28日。存在时间最长：1966年12月28日至1971年4月15日。出版期数最多：445期。发行量最大：最高单期发行量达64万份。运用出版形式最充分：包括喜报、号外，增刊、特刊、专刊。此外，还同其他较有影响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发行过多期“联合版”。
《工人造反报》最初为非卖品。1967年1月7日出版的第二期上，还特别印上“非卖品”三个字。报纸刚发行时，由工总司下面的区、县、局联络站自己前往领取，再发去下面工厂的造反队。但那时工总司下属组织繁多，和总部关系密切的能够及时领到报纸，和总部关系疏远的就不一定领得到。于是许多下属组织或工厂造反队要求自己出钱购买。从1967年2月23日第9期开始，报纸零售，每份3分钱。1967年6月开始，又改为零售4分（如遇六版，售5分），由解放日报社帮忙结算。尽管收费，9个多月后发现还是累计亏损1.67万余元，只能经市革委会批准，向市财政部门报销了。 经市革委会协调，第9、第10两期报纸托邮局代售；从第11期起交邮局征订发行，接受订阅。由于那时出版日期还没有固定，所以收订按期数计算。直到1968年2月开始，才定为每周两期，逢周四、周日出版。
第一期《工人造反报》发行数量几近28万份。 后来因为收费，数量有所下降。改为订阅后，基层单位都将其作为公费必订报刊，加上全国各地订阅数目也很大，发行量又不断增加：1967年为16.5万份。1967年8月以后，上海的其他小报被市革委会以整顿名义，相继停刊，《工人造反报》却在1968年扩大发行，发行量达到27万份，1969年平均每期40万份，最多为64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增刊最多为105万份。 因发行量大，到1971年停刊时，报社已有40万元结余。
《工人造反报》共出报纸445期，喜报、号外13期，增刊、特刊、专刊30期，共计文章5491篇；还有内部印发的《内部参考》100期，《群众反映》320期。
终于停刊
1967年4月，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以纸张不足为由，整顿压缩群众组织报刊。4月20日在《关于压缩小报出版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工人群众组织的报纸只留《工人造反报》；其他职工组织由版司、上艺司和上体司合办一张报纸，海运和铁路各保留《海运战报》和《铁路工人造反报》但“内部发行”；中学和大学的红代会（筹）可各出一份报纸。5月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再次提出《目前印刷小报和批判资料情况的意见》，明确批准保留工总司所属《工人造反报》、中学红代会（筹）所属报纸《红卫战报》等7份报纸。并表示：“其他群众报刊一定要出版，我们均不负担纸张和安排印刷。” 1968年初，市革委会再一次收缩群众组织小报，上海群众组织报刊只保留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以及市大学红代会和市中学红代会共同的机关报《红卫战报》。到1969年5月，上海所有的群众组织除了工总司，都被“大联合”而不复存在。上海群众组织报刊也只剩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
从1967年12月开始，《工人造反报》的新闻业务全部归市革委会主管。每期报纸出版前大样必须送审，由市革委会分管新闻报纸审阅的负责人签字同意后，方可开机印刷。虽然报纸的负责人仍是工总司的王成龙，但王成龙必须向市革委会负责。于是，虽然《工人造反报》编辑部的人事仍由工总司负责管理，各组室主要负责人仍由工总司派遣，报纸的内容也仍以反映工人和工厂的新闻为主，但报纸的业务实际不归工总司总部领导。工总司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可以随时随意地对这张报纸施加影响了。包括负责工代会日常工作的叶昌明，也无法对这张报纸施加直接影响。即使王洪文，也是以市革委会领导的身份对报纸起影响。
自1949年以来，宪法保护的出版自由，只在文革的群众发动时期，即1966年至1968年间，部分得到兑现。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不到两年，1969年后，有限度的出版自由被完全收回，全国各地的小报相继停刊，传单也被实际禁止。
1967年至1968年，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工代会，唯独上海工总司，还挂着群众组织工总司的牌子；唯独上海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继续出版发行。各地革委会对上海意见非常大。张春桥对工人造反派多次说，全国只有上海的工总司和《工人造反报》还保留；工总司要改名，《工人造反报》要停刊，否则外地意见太大。但王洪文一拖再拖，始终没有照办，他希望能保留这个舆论窗口，毕竟这是全国唯一留存的工人造反派报纸。直到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张春桥再一次要求《工人造反报》停刊：“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海还挂《工人造反报》的牌子，外地有看法，再办下去不好。同时我们也领导不了这张报纸。一会儿复辟，一会儿复旧，随便说一通，一会儿又鼓吹‘天才论’”，“我同姚文元商量，还是集中力量搞好两张报纸，《工人造反报》停了，《支部生活》也停了”。张春桥一定要《工人造反报》停刊，为此，他让《支部生活》也陪着停刊。
张春桥所说的“复旧”“复辟”“天才论”，起于《工人造反报》出的“事故”。1968年夏天批判“复旧”，市革委会要《工人造反报》批判上海打捞局的“复旧现象”。王成龙派人去该局调查后，布置以评论员名义写了篇社论《复旧就是复辟》，刊登在1968年9月26日的《工人造反报》上。文章一出，立即遭来各方批评，张春桥也表示这种说法不妥。王成龙接到张春桥的电话，紧张得脸色都变了，只好又赶紧布置，再写文章《坚决反对复旧》论复辟不是复旧，但不再提复辟，刊登在10月16日的《工人造反报》上。但又引来各方批评，说你们上海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另一起“天才论”事故发生在1970年，当时正值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刚结束，9月21日，《工人造反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每当无产阶级出现一个伟大的天才领袖的时候，同时也必然会出现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作为他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助手”，这显然是形容林彪的。文章是徐景贤布置的。因为即将提交四届人大的宪法草案，已明文写上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徐景贤临去参加庐山会议前，布置写些文章，以迎合四届人大。却不料毛泽东在庐山借批判天才批判林彪，王成龙等不知形势有变，刊登了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
姚文元要徐景贤以市革委会的名义起草关于《工人造反报》和《支部生活》停刊的决定，还要《工人造反报》写一个《停刊词》。王洪文只得同意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但又建议《工人造反报》的停刊时间再往后挪些，说一些群众接受不了。王洪文其实还是希望能拖就拖，并不真正打算停刊。此时工人造反报社正在扩建印刷车间，还新装了两台自动轮转机。但张春桥这次决心已下。1971年1月，他又一次催问《工人造反报》停刊之事。4月，徐景贤在康平路办公室二楼会议室召开《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造反报》以及《支部生活》“三报一刊”负责人会议。徐景贤宣布上海市委决定：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两报，停办《工人造反报》和《支部生活》。4月9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加强上海报刊的决定》：“上海一地报刊过多，内容重复，不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决定《支部生活》、《工人造反报》自四月中旬起停刊。”
主编王成龙打算在终刊号上发表《终刊告读者书》，他布置撰写《终刊词》。但《终刊词》和终刊号的版面送张春桥、王洪文等审定时，张春桥4月8日批示：“在反骄破满的时候，发表歌颂自己的文章好不好？是否只发市委决定就行了？请酌。”王洪文只好在9日也批示：“请造反报研究，坚决按春桥同志批示办，不需要说那么多的好话。”4月12日王洪文又在终刊号的版面清样上批示：“希望把最后一期报的工作做好。”王秀珍说：“他们在北京，日子已经很难过了，不要再给他们惹麻烦。” 终于，1971年4月15日的第445期《工人造反报》上，刊登了上海市委的《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以及《工人造反报》的《坚决拥护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强上海报刊工作的决定》。
《工人造反报》停刊后，编辑部的编辑人员去向没有立即安排。据说，这是因为当时主管宣传口的徐景贤想从这批人员中挑选一部分去充实《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但是王洪文没同意，说这些人是工人阶级的笔杆子队伍，不能就此散了，要市工代会安排使用。三四个月后，大部分人都被分配进市工代会工作。 主编王成龙被调《文汇报》，任第二负责人。
（节选自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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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关于《八二六炮声》报（《小草春秋》选读）
袁庭栋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长篇回忆录《小草春秋》（美国·中国国际出版社，2021年12月版）中的“‘文革’十三年”一章，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本刊在第199期（2022年4月30日）的“袁庭栋专辑”选发了其回忆录中的《亲历文革中成都的文斗与武斗》，在209期（2022年9月30日）选发了《保守派“司令”于永志之死》和《恩师自杀》，在216期（2023年1月30日）选发了《我所知道的四川大学“八二六”及“八二六”派》，在229期（2023年7月30日）选发了《我所知道的江海云》，均可参看。
1967年6月，我在“五一九”事件中被对立派俘虏关押和“土劳改”约一月后，由奉命入川“支左”的五十军派出解救小组搜寻解救（详见《昨天》199期）。回校之后几天，我得到通知，要我到《八二六炮声》编辑部去编报。
从1966年秋开始的大约两年多时间里，文革中的任何一个群众组织，甚至任何个人，都可以编辑出版报纸用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与主张。有别于正式报纸，当时通通称为“小报”，后人则称为“文革小报”。只要你有纸、有印刷厂印刷，就可以出报，可以赠送，可以上街叫卖，可以与别人交换。条件差的是油印，条件好的是铅印。“文革小报”是反映文革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数量之大，难以估计，很多图书馆和私家都有收藏，海外已经有翻印的大型汇编资料出版。
《八二六炮声》是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团部的机关报，1966年10月创刊，12月曾经短期改名为《冲锋号》，1967年“二月镇反”时期被关闭，改出过几期油印版。我参加编报时，已经恢复铅印两个多月。由于此时的川大“八二六”是全川“八二六派”的核心，所以这份小报在当时的全川影响很大。
1967年4月22日复刊后的第一期《八二六炮声》，刊发记述“二月镇反”中川大“八二六”事迹的长篇通讯《乐在天涯战恶风》，占了整整两版，被多家小报转载，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至今仍然印象深刻。这篇著名文章的作者就是当时和我同住一间宿舍长达五年的项楚。
附带在这里澄清一下。当年的长篇通讯所以用“乐在天涯战恶风”为题，是因为当时大家相信这是毛泽东未发表诗词中的名句，后来始知有误。文革时，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出现了好多刊载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与讲话的油印、铅印小册子，其实有不少失误。其中一本《未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收入了19首诗词，都写得不错，颇有毛泽东诗词的味道。例如这一首《答友人》：“问余何时喜重逢？笑指沙场火正雄。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志存胸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似水柔情何足恋，堂堂铁打是英雄。”格律与意境都不错，更与当时的革命气氛合拍，所以在全国流传很广，连我这个对于古典诗词有点修养的人也从未对其真伪有过怀疑，在全国还出现了数不清的“笑指沙场”战斗队、“战恶风”战斗队。其实那19首旧体诗词是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语言声学室研究实习员、文学青年陈明远的作品。陈明远中学时期就写作旧体诗词，曾经长期与郭沫若通信，受其指点，据说是当时全国青年中与郭沫若通信最多的一个。他的诗词被别人误传，本不是他的责任（他曾经向周恩来写信说明真相），但是在那个年代仍然被打成“伪造毛主席诗词的反革命分子”，遭到迫害，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1988年，他出版了《劫后诗存——陈明远诗选》，这19首诗词均被收入。陈明远是我国当代罕见的自然科学家兼诗人、画家的人物（老一辈科学家工诗者多见，如胡先骕、苏步青、华罗庚等，可是陈明远比我还要小一岁），后来他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以《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等著作享誉文坛。二十几年前，我在写《古人称谓》一书时，他与人合编的《中国姓氏大全》曾经是我的参考书。
2012年，网上的《凯迪社区·史海钩沉》有一篇综合多种资料而成的名为《川大八二六》的文章，流传较广，影响很大（但是我一直不知此文的作者是谁）。该文在谈到川大“八二六”的报纸时是这样说的：川大“八二六”“办有《八二六炮声》报（四开四版，手书报头，平均12天一期，出过北京版、重庆版、康定版、武汉版等，袁庭栋为五编委之一），成为影响当地造反派舆情的主流小报。”
这里有几处不实。《八二六炮声》初期是四开四版，1967年8月改成了对开四版。出报时间并不完全固定，一般情况下是一周一期。如果是在纪念日、节日出报，也用套红。《八二六炮声》在外地的联络站曾经在外地出过期数很少的地方版，虽然都用同样的报头，但是和在川大的《八二六炮声》编辑部没有任何关系。出过多少种，当年就没有统计过，我现在更记不清楚。近年来我曾经收集到的实物有北京版、重庆版和武汉版。此外，川大“八二六”的干部工作办公室和《八二六炮声》编辑部合办过几期铅印的四开四版的《八二六快报》。“二月镇反”时期《八二六炮声》被迫停刊，但是有“钢杆八二六”搞过油印传单式的《八二六炮声》，我只见过1967年3月21日这一期，这是哪些人搞的？总共搞过几期？当时没有去了解，现在更没法了解了。
我参加编辑工作时，也是“红十条”下达之后，川大“八二六”各方面工作大发展之时，确实组建了一个五人编委会，我是其中之一，但是仅列我一人就有以我为主之嫌，这是很不准确的，我从来不是主要编委。川大“八二六”在“二月镇反”后重组勤务组，由叶上威担任宣传部负责人兼《八二六炮声》主编，但是他事多，并不经常来，五人编委会是由数学系学生梁元第为首，他一直负责到1968年最后一期。
正如上述，网络上的资料往往不确。上述的《川大八二六》一文是我多年来在网上见到的介绍川大“八二六”诸多文章中相对来说最严谨的一篇，况且如此，其他的就更不敢轻率相信了。例如，网上有一组介绍文革人物的长文，标题叫《激情岁月的风云人物》，第96期是专门介绍我的，文字较长，其中有这样一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运动之中，加入四川大学红卫兵826战斗团。1967年‘ 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狱。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十条下达后释放出狱。历任四川大学红卫兵826战斗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并担任826战报《八二六炮声》主要编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受到审查。”这里就有多处不实：我不是运动初期加入川大“八二六”的，我在“二月镇反”中没有入狱，我不是川大“八二六”主要负责人，我不是《八二六炮声》主要编委。
我刚加入《八二六炮声》时，编辑部设在川大图书馆后面的银行储蓄所背后，以后迁到老铮园教工宿舍。编辑部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大八二六”，即川大学生，负责编辑出版业务，我还记得的有梁元第、唐有章、袁德生、项楚、严昭柱、罗登志、马卧槽（笔名，我们一直叫他笔名，真名反而记不清了）；一部分是各中学的“中八二六”，负责联络、跑印刷厂、分发等事务。大家相处很好，一半以上都是在半开玩笑之中以绰号（四川叫混名、外号，外字读为崴）相称，如“温江”原本姓梁，“武七”原本姓唐，“瓜娃”原本姓江，“香肠”原本姓王，真名反而记不清了。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1967年夏天《八二六炮声》全体工作人员的照片，其中有“大八二六”16人（由于当年的流动性很大，经我仔细回忆，比较固定的只有10人左右），“中八二六”8人，还有团部宣传部负责人一人。这就是当年《八二六炮声》的全部班底。
当年全川的“八二六派”所办的小报以“八二六”为名者不少，除了中学部和小学部办的小报和我们有些联系，算是一个系统的小报之外，诸如《八二六之声》《八二六号声》等，和我们都没有什么联系。
前面曾经说到，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很多活动都带有一种相当明显的分散自主的特征，绝对不如后来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严密而精准。1971年在川大清查“五一六”与“三老会”的运动中，军宣队和工宣队对川大“八二六”过去的活动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清查。他们总认为，作为全四川影响力最大的群众组织，川大“八二六”一定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运行规则，他们花了好大力气去清查川大“八二六”的联络系统、会议记录、决议方案、指示文字、电话底稿……结果是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有找到。在对我进行的多次询问甚至是审讯中，我明确告诉他们，川大“八二六”连一间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什么地方都可以开会。只是在夺了权、成立了校革委之后，如果有较多的人参加，才在原来的校办开会，很多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学生食堂吃饭时几个人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商量就决定了。至于正式的会议记录，从来就没有过。他们坚决不相信，一位军宣队的队员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的行动比国民党的军统、中统还严密，你们的态度比国民党的军统、中统还顽固。”这是完全的误解，天大的误解，他们把当年的青年学生估计得太成熟了，以至他们浪费了好多宝贵的光阴仍然一无所获。审查者要我如实交代《八二六炮声》的组织系统、工作条例、经费收支、联络方式……我基本上都无法交代，因为严格说来以上这些东西都不存在。编辑部就我们几个人，根据当时发生的各种大事，大家一起商量决定下期的主要内容，并立即分工，重点文章或是自己写，或是找哪个战斗队写（《八二六炮声》所发的文章多数都是各分团或战斗队送来的），不需要每期都找团部（即川大“八二六”的勤务组，当时通称团部）商量，如果需要，就把团部的人找来商量，从来没有什么请示、汇报之类的形式，大家和团部领导完全平等。团部核心组成员来得较多的是刘子才（绰号“左左派”，我一直这样叫他），宣传部负责人叶上威则经常来。每一期的值班编委就可以决定版面安排（当然，如果自己认为应当大家讨论，就提出来商量）。我有好几次在印刷厂排版时（那时都是铅印，都是在车间中排校版拼版）如果版面剩有空白，我就立即写上一篇去填满，如果版面装不下，就把长文删去一些，从来没有过请示汇报，我自己就定了。由于那时大家的观点、想法是高度一致，写出来的东西也十分相近，所刊出的文章只有反映好与反映不好的差别，从来没有一篇刊出的文章会认为是错误的，是要挨批评的。
我在编辑部时，每期印数都是几万份，可是我们编委会从来就没有讨论过印刷的纸张与经费（当时的报纸大部分是分发，小部分是出售），这方面的事有一个同学专管，一直都是由他管而且管得很好，只记得他姓杨，物理系的，个儿高，很少说话，从来都是不声不响地埋头做事，而且把每一件事都做得很好。那时所有的工厂生产都不正常，采购和运输纸张并不容易，安排印刷也不容易。我后来被审查时，审查者还问我在《八二六炮声》挣了多少钱，因为他们听说《八二六炮声》卖报卖了不少钱。我当时如实回答，现在如实写出：因为分发的占多数，《八二六炮声》在收支上从来是亏本的，都是由川大财务贴补。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领过一分钱，吃过一顿饭，喝过一杯茶（口渴都是喝自来水）。那时的口号是“一颗红心干革命”“提着脑袋干革命”，应当说，在这一点上当时的我们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
川大“八二六”是全川“八二六”派的核心和旗帜，《八二六炮声》是全川“八二六派”的首要喉舌和舆论阵地，川大“八二六”的观点与做法主要都是通过《八二六炮声》传遍全川、影响全川。如果今天要回过头去清理川大“八二六”在当年想过什么，说过什么，干过什么，虚掷过什么，牺牲过什么，犯过什么错误，干过什么蠢事，产生过什么影响，受过什么折磨，承担过什么苦难，最可靠的资料就是《八二六炮声》。近年来，我曾经向一些朋友打听过，据说在四川的公私收藏之中，一期不缺的全套《八二六炮声》还未见到。《八二六炮声》停办时，梁元第把能够找到的各期报纸清理出来，装订了几本合订本，分送给几位老战友作为纪念，我看过其中一本，仍然不全。大约在1985年的一天，我因为古籍整理方面的任务在四川省图书馆查资料时，来了一位北京人，持北京有关单位介绍信借出了四川省图书馆馆藏的、一般人不能借阅的《八二六炮声》合订本查阅他需要的资料。我假装好奇，也去翻翻，他未阻止，我发现那份合订本也不全。“孔夫子网”上也只有一期一期的高价出售。有人说海外有全的，我未见到，不知是否属实。
《八二六炮声》主要刊载什么内容？发些什么文章？在我参与其事那个时期，主要的有以下几类：
1.中央首长与四川省革筹领导的有关讲话。
2.针对全川斗争形势变化的大事写出文章表明我们的态度，提出我们的见解。这些文章大多是以“社论”或“本报评论员”“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些对当时全川的运动有着很大影响的重要文章有时是请一个战斗队写出初稿，大家讨论定稿，讨论时一般都要叫一两个团部负责人参加。有时是由团部负责人亲自写或亲自主持写，这样的文章多以毛主席诗词中的三个字“齐声唤”为化名发表，我们斟酌一下就发。在团部负责人中以刘安聪写的或者主持写的为多。总之，编辑部主要忙于编辑事务，自己写这类大文章的时候并不多，我就一篇大文章也没写过，只写过一些短文。
3.全国和全省有关文革的重要动态，全川“八二六派”的重要活动。
4.掌握“大方向”的文章，包括“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拥军、复课闹革命、学校内部“斗批改”、教育革命等。我们当时很花力气组织这方面的文章，在全成都的所有文革小报中，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八二六炮声》在这方面发的文章最多最好。
5.选载全川“八二六派”其他群众组织的好文章。
6.和“红成派”的论战。这是《八二六炮声》的主要内容，用今天的一句时髦话，这在当时“天下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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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太原群众组织小报回眸（修订稿）
孙 涛
1966年5月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后半年开始，太原与全国一样，社会上陆续出现跨行业的大型群众组织。主要有：
山西省革命工人联合会，总部设在南文化宫，会长为山西机床厂工人、年轻诗人张志安，政治观点为支持省委，拥护省委领导文革运动。1967年1月12日刘格平领导山西造反组织向中共山西省委夺权成功后，山西省革命工人联合会被刘格平定性为反动保皇组织取缔，张志安被抓入狱。这个组织印发过传单，没有办过派性小报。
山西红卫兵团，总部设在团省委。总负责人为山西省委树立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山西大学历史系学生刘普德。政治观点与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相同。1967年1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被夺权后，该组织也被刘格平定为反动保皇组织取缔，刘普德被抓入狱。这个组织印发过红色通告和通令，没有办过派性小报。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总部设在省委第一招待所，1967年1月12日夺权后，总部迁至太原少年宫。政治观点为炮打黑省委，先是支持刘格平向省委造反夺权，之后对刘格平又持反对态度。司令为太原五中高三学生刘灏，副司令为太原工学院大一学生宋捷。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总部设在省委第二招待所。1967年1月12日夺权后，总部迁至新建路冶金学校。联络站设总勤务组，有勤务员和总勤务员。总勤务员即主要负责人，先后由太原工学院学生杨保民、省委党校学生赵奋田、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生张珉、省委党校学生段立生担任。政治观点为炮轰山西黑省委，怀疑刘格平夺权时的总指挥部的正当合法性，对刘格平新政权持反对态度。
山西批判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总站），总部设在省委大院后面的排房里。这是刘格平夫人丁磊1967年4月间组建的一个支持刘格平的大组织，将省城与兵团、红联站观点不同的各色小组织尽纳其中。总指挥由省电力局基层干部、群众组织红联盟的领导人郝廷云担任。
至此，省城太原，就形成了兵团、红联站、红总站三足鼎立的派斗局面。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七月会议”，支持刘格平，给红总站和兵团戴上了革命左派组织的桂冠，批评了红联站，只说其是革命组织，没有左派二字。兵团和红联站、红总站口头上都高喊要贯彻“七月会议”精神，彼此也互怼，但在反对刘格平的行动上，兵团与红联站却再次结盟，共同对抗红总站。这个时期，兵团办起《兵团战报》，红联站组建起“通讯社”，與论战硝烟弥漫。而红联站、兵团、红总站三大组织下属的一些组织，也有些派性小报在社会上张贴或散发，與论战配合武斗，各显神通。
《兵团战报》为铅印小报。1967年7月1日发刊第1期，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宣传部主办，后改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主办，报名遂改为《兵团》。编辑部设在山西省图书馆。最初由兵团下属四中红旗的两位老师和几位小学教师创办。后来兵团司令刘灏联系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希望派出几名中文系大学生帮助操办，八八红旗战斗队负责宣传的副大队长侯光天，即指派中文系八八派的几名大学生，去兵团司令部小报编辑部工作，这几位中文系的大学生中，就有后来担任过太原市文联副主席、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城市文学社主编的著名诗人梁志宏，和担任过晋城市文联主席的著名作家崔巍，以及笔者本人。梁志宏先生在自传《太阳下的向日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中，有“再度纸上谈兵”一节，专门记述了这段经历。到了1968年元月12日，《兵团》报出刊第17期后，太原工学院瑞金兵团几位大学生介入，打着兵团司令部副司令宋捷的旗号，接管了编辑部，山西大学的学生便全部返回学校，之后，因编辑部内部管理不善，加之大学复课闹革命风声渐紧，这些工学院的学生不久也全返回学校，报纸遂停办。
红联站自打成立就注重與论宣传。1967年1月，红联站与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一道，创办了铅印的《红色造反报》。具体出刊几期不详，后因红联站内部整风停办。1967年中央“七月会议”后，红联站总勤务组决定组建宣传机构红联站通讯社。由太原工学院大学生王更生和山西财经学院大学生李亦农负责筹办。后李亦农参与红联站总勤务组其他工作，离开通讯社。该机构办公地点在侯家巷太原师范，最多时有三十余人，含太原工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机技校、四中、七中、九中、三中、十五中、育英中学等学校的一些师生，及社会上参加红联站的其他人士。主要办油印小报，最初报名《黄洋界》，出刊四十余期后，报名改为《看今朝》《长缨》，又出刊三百余期。每期最多印制五百份，主要向红联站下属组织分发。也与省内外兄弟单位交流，还给山西省军区和69军秘书组、外联组报送。其间不定期出刊过《春光》三十余期，仅供红联站勤务组内部参考。1968年后半年军队开始对一些单位军管，红联站通讯社自行解散。
与红联站和兵团相比，红总站成立时间较迟，武斗力量因有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可威震省城，但宣传攻势却不及红联站和兵团，未推出较有影响的派性小报。红总站有一台配置大喇叭的广播车，内设红总站全无敌广播站。兵团和红联站也都拥有这种广播车。
《兵团》报靠街头零售，根本无法收回纸张和印刷费用。但兵团这个组织在太原印刷厂和山西印刷厂都有下属组织，这些费用就由他们来负担了。红联站通讯社的开支，主要是几台油印机、刻印蜡版的钢版铁笔及纸张油墨，这些从红联站掌权的学校全可免费领出。
上述三大群众组织的下属组织中，也有一些组织在1967年办起派性小报。省委党校的群众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是红联站的骨干力量，它的总勤务员，是政治系一年级学生段立生，他们创办的铅印小报《东方红》，由政治系一年级学生、东方红公社战士李勋负责，主要撰稿人，是政治系五年级几位参加东方红公社的学生。当时轰动省城的六评刘格平的大块文章，就出自他们之手。《东方红》报也因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社会上有民谚云：红联站的好文章，兵团的大方向，红总站的打砸抢。红联站的好文章，即指红联站下属党校东方红有笔杆子，小报《东方红》上尽是批判刘格平的好文章。《东方红》小报存活时间为1967年夏天到1968年夏秋间。共出刊多少期不详。在同时期各类群众组织办的小报中，对时政发展影响较大的应该非《东方红》小报莫属。它批判刘格平的政论文章，引导着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当时刘格平主持领导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政治权威，是一种反叛性的公开挑战。《东方红》报接连刊出批判刘格平的一评到六评文章，又由红联站的广播车每天在五一广场播送，确实引领和推动了社会上反对刘格平的舆情。
派性小报也能留下历史记录。1967年刘格平领导“一·一二”夺权成功，红联站坚决反对。等到元月14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山西刘格平们夺权后的《第一号通告》后，红联站赶紧给刘格平的夺权总指挥部送去表态支持夺权的《喜报》。同时在铅印的《红色造反报》上刊出，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造反派虽然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表态不理解，也要步步紧跟的虔诚心态。
1967年8月，平遥城内发生大型武斗，8月25日出版的铅印小报《决死战报》（系红总站下属决死纵队主办）上刊出决死纵队司令杨承孝（文革中改名为杨成效）与陈永贵议事的合照。说明文字为“陈永贵和杨成效等同志正在指挥平遥平叛战斗”。
当时还有一种小报，属民间自由组合编辑，以墙报形式街头张贴和散发油印小报两种方式出版发行。1967年“一·一二”夺权后，社会上很乱，各群众组织纷纷进驻省市机关。此时，太原七中初三学生阎焕章，和几个朋友在府东街工农兵医院的315房间，设立了个编辑部，编写墙报和油印小报《春来报》。他不是红五类出身，没有参加群众组织，春来报编辑部就是他的组织。他赞成兵团和红联站的观点，太原工学院的大学生陈亮、李保荣、宋树勋，太原五中的初中生李德功，太原十五中的高中生常理正、乔阳生，冶金中专学校学生郭晓鸿，太原十中初中生张力等，与他认识一致，大伙在一起，各自从学校领出纸张笔墨和浆糊，把这份《春来报》小报办得十分红火。这份墙报的张贴地点为省委门口墙上、五一广场百货大楼橱窗上和柳巷十字路口西南角。当时山西机床厂烽火兵团在工农兵医院也设有联络点，有油印机，这些学生们自写自编《春来报》，先用墙报形式贴出后，再刻好蜡版，请这些工人战友们帮助印制。《春来报》这份由学生们自由组合编辑发行的油印小报，虽不属于某个群众组织，但文章观点鲜明，坚决反对和批判刘格平，当时在社会上受到民众关注。
从1968年后半年开始，六十九军在山西全省强力制止武斗，社会上各派群众组织活动渐次式微，各类派性小报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1967至1968近两年间，群众组织的派性小报从出现到消亡，是特定年代曾有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太原如此，全国亦然。此文所列太原有关史料，肯定有不足或遗漏，欢迎读者中的知情者、亲历者指讹和补充。
附录：此文在我的公众号“昨夜涛声”刊出后，收到山西网友素竹园（张贵保）先生和北京网友宝木（宋廷生）的微信，提供了一些他们收藏的当年太原地区兵团、红联站和红总站下属组织及其他一些小组织办的各个种类的报纸照片及点滴说明，以及1966年的年底即出现的山西日报造反组织和山西大学两派群众组织所办小报的情况。现综合二人文字，逐一列举如下：
《山西日报的斗争》（铅印对开大报），由革命造反军、红旗三分队、东方红公社和革命学生驻《山西日报》联络站合编。1966年底出刊。出几期不详。每期均夹在山西日报中赠送。
《先锋报》（铅印小报），山西大学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主办。1966年10月25日创刊。出刊几期不详。
《山大八八战报》（铅印小报），山西大学与八一四派对立的八八红旗战斗队主办。出刊几期不详。
《山西文艺战报》（铅印小报），山西省文联红色造反主办，1967年至1968年出刊过几期不详。
《红旗报》（铅印小报），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主办，1967年1月创刊，很快随主办方分解而停办。
《革命造反》（铅印报纸，时而对开大报时而小报），由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传部主办。总指挥部夺取省委大权后俨然取代省委行使权力，1967年1月创刊后，出刊几期则不了了之了。
《风云突变》（油印小报），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动态组办。1967年共刊发三十余期。
另外，还有一些由兵团、红联站、红总站下属组织于1967年至1968年上半年办的小报，生存时间短，出刊随意性强，名录如下：
北京赴晋造反学生办的《山西烽火》，
红总站东风兵团办的《风雷激》，
决死纵队办的《决死战报》，
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办的《太原战报》，
决死纵队太原司令部办的《太原工人》，
太司工交军团办的《工交战线》，
太原市级机关红总部办的《激流》，
太原机械学院太机四野办的《四野》，
太原工学院永红司令部办的《政法战线》，
山西农学院火炬造反兵团办的《火炬战报》，
太原重机学院红旗战斗队办的《红旗》。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省级机关革命派批判刘邓联络站、山西大学红旗公社合办的《进军报》，1967年5月19日创刊，到6月27日出刊至第四期停办。
2022年11月17日结稿于太原汾畔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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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与《东方欲晓》报——我的文革五年
钟佑泉
作者简介：钟佑泉（右图为近照），女，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四川荣县。后随父母定居泸州，在泸州完成从小学到高中学业。1965年考入重庆医学院，次年即遭遇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曾在群众组织小报《东方欲晓》任编辑。1971年起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虾扎乡从事医疗工作。十年后调回成都，在儿童医院工作至退休。后受聘于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童神经医学科，儿科主任医师。
按通行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1976年结束，历时十年。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自从1971年春结束审查，无声无息地滚出重医，去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偏远小城石渠，文革就已然结束。
所以说，我的文革经历，只有五年。
而这五年中，我最重要的经历，与重庆那一份群众组织小报《东方欲晓》有关。
风起端阳
我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9月考入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以下简称重医）。那时四川地区习惯上都按毕业年度定级，故我们是70级。学生共三百有余，分17个班，医学系13个班，儿科系4个班，每个班20名学生（也有的班因各种原因多出一两个）。由五名老师组成的年级办公室管理我们这三百多名学生：年级主任马淑芝和陈伯毅老师，党支部书记张继功（同学们一般称张指导员），还有刚从重医毕业的钟道友和一位张姓女老师。陈老师是生化教师，当时可能是兼职负责我们学习的吧？钟老师负责共青团的工作，张老师则管后勤财务。真正拥有话语权的是马主任和张指导员，若从“党指挥枪”的角度，张指导员应该是真正的一把手。
不知为何，我们70级实施的是男女生分班。医1、2、6、7、9、10、11，共七个女生班，其余为男生。儿科系则男女生各两个班。后来发现男女分班有的事不太方便，于是指定了“对应班”，即一个男生班与一个女生班在搞某些活动或上某些课的时候组合在一起，又称友谊班。我所属医疗10班与医疗13班便是友谊班。
医学院的文革运动，刚开始时比较冷清。这可能与专业有关：因为学医大致分为基础和临床，只有初进校那两年，规规矩矩在校本部上课，做实验，学基础；不到三年级便分去各医院上临床课，以后便是实习阶段，分散在临床各科轮转，跟着老师内科查房、外科手术，外加值夜班，就不大有集体活动的机会，自然政治敏感性也不如其他学校。
因此，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重医校园内并不热闹。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在这一天通过。此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有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最初还是说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才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6月5日，党委书记孟德泽宣布重医正式停课闹革命。
6月8日，以市总工会张琪为组长的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医。
课是停了，可是革命怎么闹法？我虽兴奋，却也茫然。我相信大多数同学也和我差不多。
尽管当时重庆市已经开始批判张黎群与《重庆日报》的副刊，可是在我们看来，仍旧觉得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领域——文化界的事。当时的运动方向还是在重医党委（包括市委工作组）的掌控之下，出面革命的大多是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根红苗正的党团员、积极分子，他们或写大字报揭发“有历史问题的”老师，或开会揪斗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那些原本已戴上各种帽子的老师，又一次拉出来批斗认罪，同时从讲坛或实验室里把他们驱逐到厕所、垃圾站做最低贱的工作。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除了看大字报，也常常跟在后面看热闹，跟着喊一些“打倒×××”“对×××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口号。但也有一两次，见到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让一些同学指着鼻子骂而抖抖索索，低头不言，我心里还是感到不是滋味。
但是这种状况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记得6月中旬，在沿着学生宿舍和食堂间的三角地带贴出一张匿名大字报，质问《重医的文革向何处去》，矛头指向重医党委。其中有“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之类的句子，意思要大家作好准备迎接文革大风大雨。不料马上有另一大批大字报反驳：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你是说我们还处在黑暗中盼望天亮吗？你日日夜夜盼望武力改变我们的颜色吗？！你一大清早起来练武是为的什么？！……口气凌厉，咄咄逼人，给我印象极深，数十年不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医“端午事件”发生了。
“端午事件”，顾名思义发生在1966年端午节，6月23日，星期四。事件从6月22日端午前一天晚上，持续到6月23日端午节凌晨四五点钟。
在此之前，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张继功秘密召集了学生干部开会。会上，他明确告诉学生干部们，哪些学生是党的依靠对象，哪些是争取团结对象，哪些是打击对象。对后者要提高警惕，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向他汇报。组织召开这么一个会，当然不会是他个人心血来潮。召开这种会议的也绝不只是我们重医，不只是我们70级。
可是令张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时参加会议的部分学生干部把会议内容泄露出来，震动了停课闹革命的我们。70级学生迅速分成拥张和反张两派。最初两派学生以大字报为主要发表意见的方式，沿着学生宿舍和食堂间的三角地带大字报越贴越多，互相覆盖，难免发生争执，但开始仍多为个人行为。
终于到了端午节前夕迎来爆发。当天晚餐后在学生食堂与篮球场之间的空地上，拥张派与反张派同学相遇，争论立即展开，而且愈演愈烈，人越聚越多。不知是谁提议移师北大楼旁阶梯教室，一呼百应，“端午事件”正式拉开帷幕。
等我赶到的时候阶梯教室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已经没有座位了，也没人坐着，大家都站着，人挨人挤在一起。似乎也没有人主持，谁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当场大声地讲出来。我到的时候讲台上是医11班班长刘绍英在揭发张继功在干部会上的指示和布置，另外有医5班班长葛以平和儿科系的刘晋萍等在旁补充。他们都很激愤，除了为同学打抱不平外，还认为张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不符合中央精神。
他们的揭发引起大部分同学的惊诧和气愤，有谁突然喊了一声：打倒张继功！全场立即响应。不知是谁提议让张到会场来，回答大家的质疑。于是几个男生把张带到了会场，面对学生们，张也似乎无话可说，只是和年级马主任一起，要大家冷静。学生们怎么冷静得下来？有男生开始对张推推搡搡，令我吃惊不小：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身体接触，尽管其尺度与后来的武斗相比十分温和，但是毕竟是学生对党的一级领导出手。
其间也有同学上台力保张，说是自己进重医时穿着单裤单鞋，破衣烂衫，是张给了他最高级别的助学金，让他第一次穿上了胶鞋和统绒裤……这位同学的讲话也获得部分同学的认可。但是终究台下大多数同学心中不平，话题又回到张开会布置整人的事。全场又响起一片“打倒张继功”的呼声。也有同学高呼：注意资产阶级右派狗崽子的反攻倒算！把地主狗崽子揪出来示众……一部分同学闻之面色骤变，但片刻之后，群众反张情绪更加反弹，口号声此起彼伏。
场面几近失控之时，来了几位65级留校的学长。张继功在执掌我们70级大权之前是他们年级的掌权人。他们首先说张带了他们五年，他们最了解情况。以当事人身分介绍张的种种关爱学生的事迹，说他是坚持原则的党的优秀干部等等。趁大家听他们发言情绪渐渐安静之时，一位张姓女学长大声地提醒大家，同学们还年轻，注意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呀！
这几位学长的发言对大多数不谙世事的70级学生来说，杀伤力还是很强的。这时有人冲上讲台，指着先前出来揭发的几位同学大声喝问他们的家庭出身，记不清这几位同学的回答了。只记得马上有人指着刘绍英和葛以平大叫：原来你两个是麻五类！你们这种人不可能对党有深厚感情，怪不得你们要打倒张指导员！你们就是反党！
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麻五类”这个名词。一位蒋姓女生上台，边哭边说，她是贫农的女儿，张指导员对她比父母对她还好，没有张指导员就没有她的一切……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同学站了出来，感谢张代表党给予他们的关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张指导员，就没有我的今天！”部分同学纷纷倒戈，说是受了蒙蔽，现在要擦亮眼睛，认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风向瞬间大变！
紧跟着不知是谁把原本已经坐在一旁的刘绍英拉了出来，揪到长条椅上站起，要她交待幕后黑手。刘不服，继续与众多对手辩论，毫不示弱，任凭“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声围绕着她此起彼伏。
此后蒋、刘两位女同学各自有了自己的绰号：“贫农女儿”和“刘（牛）鬼”。
反张派和保张派你来我往，各说各有理，一部分同学也如坐过山车，忽而表态支持打张，忽而又倒问保张。在我内心，对张在青年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并准备对那些划成右派的学生秋后算账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有哪些同学会被划为右派？其中会不会有我？1957年我在泸州医专读书时灯下批斗右派的景象历历如在眼前，在张指导员的策划下，有一天我也会被那样批斗吗？我相信很大一部分同学与我有相同的想法，响彻全场的“打倒张继功”的口号声表明了青年学生们的愤懑。
折腾了一夜，到凌晨4点多才陆续散去。拥张派大胜。反张派愤愤不平而又无可奈何。天亮后就是端午节，食堂吃粽子，许多同学心里难过，吃不下。听说粽子剩了好多。
我的泸州老乡，医5班的邱庭辅，在端午事件中反应十分激烈，说张整了很多同学的黑材料，包括他在内。也正是他把张带到会场去并且发生推搡的。2000年我们年级同学在成都聚会，邱庭辅大会发言，当众给张老师鞠躬，赔礼道歉。张老师也还礼，并承认当年确实收集整理过同学们的材料，对不起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但当年究竟涉及多少人，都有哪些同学，准备咋个收拾这些学生……目前为止无人得知。
造反了
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通过并随即向全国发布。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重医党委宣布张继功停职检查。
市委工作组撤出了重医。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校园里响的仍是造反歌，可是张继功乃至于重医党委、重庆市委，不再是党的代表，反而是“黑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这类人物窝藏之处。我们的任务就是追查揪出这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叫它见阎王”！
8月24日，重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它由几位高干子女出面组织的，比如后来扬名四海的孟晚舟之母孟军便是其中之一，而孟军的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这些干部子女平素在学校里就与我们不同。他们营养状况明显要好，衣着明显光鲜整洁，总是那么几个人一起出入，不怎么和其他同学打堆。“端午事件”的保张一派包括“贫农女儿”踊跃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样的组织怎么可能会去“揪黑线”“打黑帮”！我们极其不屑地给他们冠以“保皇派”的称号，蔑称“老保”。
其时，同学们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只是比较分散，规模不大，大多以自己所在班级为主。我们班的战斗队取名“东风”，寓意北京东风吹，全国战鼓擂。
8月15日，重庆大学数千造反派学生走出校门，到重庆师专去声援该校造反的少数派，与工作组支持的多数派展开大辩论，并把前来解决问题的市委领导质问得难以下台。这被认为是重庆学生第一次大规模的造反行动。重大学生随后在26日正式成立了“八一五战斗团”，重大八一五成为老资格造反派的代表。
8月24日，也就是重庆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那天，我们参加了重大、建院、六中等十多所大、中学校造反派学生在市委大院对面的六中召开的第一次串联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重医，走向社会。一下子觉得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团结起来力量大。
8月26日，在大田湾体育场举行了一个大的群众集会，依稀记得是首都红卫兵来重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到场约万人有余。集会结束后群众离场之际，有人发现地上散落着人们垫坐的《重庆日报》，先是有同学捡起来发现报上有伟大领袖照片和语录，于是大加谴责，伟大领袖的照片怎么可以垫在屁股下面！岂不是对伟大领袖的亵渎！正闹着追究肇事者时，眼尖的同学再仔细一看，领袖照片和语录边框用作装饰的套红图案竟可以辨认出“大”“红”“尸”几个字。这还了得！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
于是一呼百应，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不知疲累直奔远在下半城的重庆日报社而去。到了报社，铁栅门紧闭，热血沸腾的我们坐在门外，呼喊革命口号，齐唱战斗歌曲，围观群众越来越多。后来一批男生翻墙进去，搜索一圈后出来宣布：总编辑早已被揪了出来，游街去了！尽管没见到罪魁祸首的影子，有几分扫兴，我们还是雄赳赳地到解放碑、七星岗游行一圈。步行回到重医，已是半夜。
当时重医以毛泽东东主义红卫兵（后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及其外围组织赤卫军为主成立了文革筹委会，自称矛头对准封资修，大破“四旧”。对老师动则冠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轻则大字报大批判，重则抄家游街示众。重医本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支援内迁而来，许多上海老师保留了穿窄腿小管裤，女老师理一种叫“梭梭头”的发式的习惯，居然也被认定属于“四旧”之列，有人手拿剪刀，守在教师宿舍前，见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剪刀。还有的跑到紧邻医学院的附属第一医院，甚至跑到文化宫旁边的儿科医院、临江门的附二医院去抄家，有人在抄家时顺手牵羊拿走手表、戒指之类稀罕物件。我们听说后，大多感到不齿。但也没人公开站出来反对，怕被指为“包庇封资修”，干扰了斗争大方向。
这时，大串联已经因中央的号召鼓动全国展开。我和同年级几个同学于8月30日从重庆火车站北上串联，9月5日到达北京，被安排住在北京51中。
在京期间我去了北大、清华、北航、北师大等大学，也去了团中央、中宣部、及当时的高教部，看了无数大字报，听了许多激昂万分的演讲，既有“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血统论，也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样极具煽动性的宣言。更多的是讲十七年来党的内部有一条对抗毛主席的黑线，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只是初步揭发出来的黑线人物。这一次的阶级斗争，可能会在党内展开，可能就在你的学校，你那个地区的党委，甚至党中央！我们要敢于怀疑一切，除了毛主席，其余的人都可以怀疑，必要时都可以打倒……
我隐隐约约感到这次运动与过去不同。
9月15日，我参加了毛主席对红卫兵与来自各地的“革命师生”的第三次接见。百万如同我一样的青年学生见到心中的太阳，见到神一样存在的领袖，激动得血脉贲张，偌大一个天安门广场，欢腾中充塞着一种战斗精神。毛主席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荣光。我非常确定，我要做一名红卫兵，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一切反毛的黑帮。这是毛亲自给我们青年学生的光荣使命，我宁愿为此付出一切，包括生命！我们是最高领䄂的红色卫兵！
9月27日我回到重庆，马上报名参加重医的造反组织“红旗”，并于10月4日获得批准。
此时的我不再满足于只是当个普通的群众组织成员，我是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红卫兵，他老人家的马前卒！
我变得十分有攻击性。
11月3日，我与联络上的在西安、成都、北京上学的中学同学组成“学鲁迅”战斗队，“杀”回我在那里度过了小学、中学时期的第二故乡泸州，革命串联，煽风点火。当时泸州造反派并无成规模的组织，而保皇的“斗批改司令部”势力很大，全面压制造反派。在泸月余，我们设立了外地红卫兵驻泸办事处，有重大的邹世友，西师的向荣，北师大的徐翠文、杜汉芝，还有西安交大、西北工大的泸州籍同学等，联络了泸州的中学同学和老师，以毛主席接见过的红卫兵身份，到泸州医士校、泸州化专及几所全日制中学煽风点火，不知疲倦地参加与保守派的辩论，批驳他们把当地党组织视作中央的谬论；向当地造反派演讲，告诉他们党内从下到上有一条反毛主席的修正主义黑线，他们执行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党中央是支持我们造反的。还介绍外地包括北京的造反经验。组织当地造反派冲击了泸州市教育局和市委。其间也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包括身体的接触。可是我已不再惊诧：我以为保守势力的猖狂就是黑帮、黑线存在的证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我已作好了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出一切的准备。
12月4日，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了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大规模冲突，许多人受伤，并传出有造反派被打死的谣言。这是重庆大规模群众武斗之肇始。
12月7日我从泸州回到重庆，这时有关“一二·四惨案”的消息已经满天飞。回学校后，我参加了“红旗”团部所辖的“飞鸣镝”战斗组，四个人，主要是帮“红旗”团部头头们起草文件，另外也写些针对保守派的文章，以“毛主席的警卫连”“飞鸣镝”“顶风站”等名义抄成大字报张贴。
夺权→镇反→反“逆流”
大约1966年底，重医“红旗”“要武”“东方红”“红鹰”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重医红卫兵团”，简称“重医兵团”，此后其他一些较小的组织包括教工、附属医院医护人员也纷纷加入，成为重医最大的造反派组织。
当时兵团的头头叫勤务员，选出的勤务员分工，据我记忆加上后来听知情者所讲是：团长黄开华，副团长杨健、邓崇知、郭启仁，政委卢廷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裴润芳，作战部郭启仁（兼）、杨绍福，宣传部邱宗荫、于可、张纯洁，后勤财务部曾庆良、涂伯均、刘绍英，情报部郑可玉、李才华，办公室主任杨健（兼）。其中曾庆良绰号“老解决”，是66级，黄开华、郑可玉、杨健是67级，邓崇知、卢廷华是68级，郭启仁是69级，邱宗荫、裴润芳是教工。勤务组成员中，刘绍英是唯一的一个70级，她因“端午事件”一举成名，人人皆知“刘鬼”。70级的进勤务组人少，或许也是与学医有关——医学界是很论年资的，哪怕高一年，也是学长。
1967年1月，向党政机关夺权的“一月风暴”迅速刮遍全国。重医兵团于1月18日夺了重庆医学院党政大权。夺权的细节不大记得清了，只记得我们大队伍浩浩荡荡，在校内游行，髙呼口号，庆祝夺权成功。夺权的行动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反抗，毕竟当时党委已经靠边站了，只是令管理具体事务的人交出了“木制的大印，铁制的钥匙”。但是保守派的思想兵、赤卫军搞了一次“反夺权”——抢夺广播站，双方发生比较激烈的拉扯。因为他们人数少，所以串联了外单位机校、河运学校的学生参加。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次外单位人员介入重医学院内的冲突。重医兵团很快夺回了广播站，为时半天左右。过程中没有人流血受伤。
1967年1月24到26日，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代表的重庆造反派——八一五派，在驻军支持下，夺取了重庆市党政大权。2月8日正式成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由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担任主任，各界八一五派头头担任常委。
当时我和重医兵团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八一五是向走资派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存在严重的错误：夺权是由八一五学生为主体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包办，重大八一五头头们以“山城的骄傲”自居，把群众（尤其是一些造反较早的工人群众组织）当阿斗，对持有不同意见的战友不是说服，而是压服，多有不妥。
1967年2月12日，重庆革联会召开成立大会，反革联会一派组织到会场进行冲击，据说重医兵团也有人参加了。
此后，中央的“二月逆流”，到四川变成了“二月镇反”。在重庆，区分政治正确与否的标准是对革联会的态度。坚决反对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重庆交通学院九一五、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工人造反军总部等组织遭到镇压，一些头头被打成反革命抓捕。3月9日，驻军对与重医一墙之隔的242部队实行戒严，抓捕了数十名该院学员，反革联的“红色造反者总团”被迫解散。3月11日，驻军和北碚公安分局在西师举行了对反革联会的八三一头头们的批斗并当场拘捕7人，八三一组织被解散，成员们纷纷被逼请罪。
我们重医兵团当时并未明确表态反对革联会，头头们也被迫为此前的一些反革联会言论认错请罪。但是多数人内心并不服气。
4月1日，兵团头头郑可玉叫我和我们年级另一位家在西师的同学老田去北碚，调查西师八三一被镇压的情况，北碚公安局的态度。据郑说是让兵团头头们了解情况后考虑如何表态。
就在我们去北碚时，风向突变。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明确提出：“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此前后，《中央军委命令》（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九条）等若干文件下达，这些文件明显表达对2、3月镇压造反派群众的批评。全国迅速掀起了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高潮。
4月3日，北碚公安局释放了被关押的西师八三一头头岳朝亮、周云、羊衍海诸人。八三一召开大会，恢复了组织，走向北碚街头，高呼打倒谭震林、打倒甘渭汉的口号。5日，在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的支持下，八三一夺回了在3月“镇反”中由重大八一五和北碚驻军支持组建的“春雷”控制的广播站。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重大八一五红岩战斗队当即表态支持。我与老田电话请示郑可玉，郑说：你们代表兵团表个态，支持八三一夺权，书面的口头的都可以。于是我和老田当场代表重医兵团表态支持八三一。
4月7日，新成立的重庆井冈山红卫兵在市中心举行了首次示威游行，提出“砸烂革联会”。在全国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形势下，重庆革联会内部也开始动荡分裂，从7日到8日召开的革联会“炮轰大会”（欢迎各组织“炮轰”革联会的错误）上，二轻兵团代表呼吁：“革联会是我们建立起来的，现在它镇压造反派，我们把它砸烂吧！”
4月11日，重医兵团正式表态砸烂“革联会”，从以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中分裂了出来。
多年以后的今日想来，砸也罢，保也罢，百姓其实身不由己。当时各级党委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有让军队出面，支持造反派夺权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迅速稳定社会，将文革纳入既往的运动轨道，达到胜利结束的目的。但是奉命“支左”的军队领导显然没有理解最高领䄂的“伟大战略部署”，只是按照以往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把社会动乱的责任归结于造反派，实行镇压。最高领袖严厉批评了军方这种做法，斥之为“二月逆流”，官方宣传中则称之为“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镇压“反革命”反而成了“反革命”。于是从4月开始，整个中国犹如一辆失去控制的列车，向着不可知的未来疯狂飞奔，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裹胁，概莫能外。
创办《东方欲晓》报
在两派日益对立的形势下，光靠大辩论、大字报面对面地讲道理辨是非，是行不通了。我们年级两位男生为了宣传砸烂革联会的观点，写了大字报提了浆糊去找重庆大学的中学好友，想在八一五派的巢穴中贴几张大字报，点一把砸烂革联会的火。结果被浇了一头浆糊，打了回来，若不是中学同窗手下留情，能否全身而退尚未可知。在这种形势下，兵团决定除了在校内校外办广播站外，还要办一张宣传我们观点的报纸，以加强舆论攻势。
记忆中，办报一事最早是于可倡议的。说到重医文革，不能不提于可。
于可，原名于为贵（有同学记忆是余为贵），重庆人，重医66级学生。他身材中等，唇薄肤白，肩宽腿细，戴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于可很聪明，性格外向善辞令。文革前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们低年级的学生对他很是景仰追捧。文革一起，他自然成了活跃分子。
于可很早便有办报的打算。但是1967年初他向我们说起打算办一张铅印的报纸时，我仍觉得有点接近天方夜谭。因为重医的印刷条件实在太差。一架老旧机器，平常只供印刷一些医学资料、试题、考卷之类，印刷报纸几无可能。但是于可还是带了我们年级的家在西师、外号老田的同学，开了文革前专给重医院长周泽昭配的伏尔加小轿车去西师，想找八三一的头头帮忙，印刷我们的报纸。不料被傲慢地拒绝，说是印他们的报纸都搞不赢。回来以后老田又去找了后字242部队“红色造反者总团”，242红总很客气，但讲军队有规定，也拒绝了。不过指派了两位编辑来帮助指导我们，两位分别名叫曹焜亮和何宪潮。我们以后一直维持着非常良好的工作关系，两校毗邻，墙外只隔着一条小路。我们经常互相串门。除了说办报组稿的事，也纵论天下。常往来的有四五位，曹焜亮、何宪潮、崔正祥是63年入学68年毕业的，他们跟北京高校一样称63级、68届（这与四川当时的大中学校称呼不同），还有一位也是68届的陈良宇，后来成了上海一把手，进入政治局后又倒台……
此时又有人提议与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合办，说是长航局有印刷设备，可以通过航锋在长航印。于是于可带着67级两位王姓学长、老田和我到河运学校，找到航锋团部，讲明来意，他们倒很爽快地答应了。派了汤双成和雷朝君两个学生参加筹办报纸。又指定了一个姓金的负责后勤，主要是与长航联系印刷。
4月16日，于可通知我到医学院北大楼三楼开会。参加者除了于可和河运校航锋的几位外，还有67级的王维忆、王敏忠、丁德邻、陈立恒，69级的刘绍银，我们70级除我和老田外，还有王友仁等几位男生，以及张京华、徐绍兰、周降霜、巫祖玉等好几位女生。人员的选择似乎并无一定之规，但是67级的几位应该是于可很熟悉认可的，比如王维忆、王敏忠两位学长便是67级成绩最好的，出了名的聪明能干的人。在后来办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不事张扬，埋头苦干，再困难的时候也不冲动，不沮丧。对我们70级的非常耐心，颇有学长风范。至于我们70级这一批，就比较偶然，比如王友仁就是因为和王敏忠一起步行串联而被王敏忠叫去参加的。不过当年群众造反，本来就没有什么约束，参加什么组织，从事什么活动，全凭自愿，相当自由，后来人员的变动也很大。
会议由于可主持。他先讲了一下办报宗旨：重庆两派对立越来越凶，对方背后有走资派支持，各方面条件和组织都比我们好，所以我们也要组织起来，加强舆论攻势。大家都是从兵团的各单位抽调出来的，都是钢杆，都很有能力。团部决定大家一起来办一份铅印报纸，是兵团的喉舌。尽管我们条件很差，困难重重，但是兵团团部下了决心，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把报纸办好。
于可讲完后大家议论了一阵，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关于报名，于可说叫“四月风暴”，后来有人提议“指点江山”，大家觉得太一般，不大满意。后来我和航锋老师不约而同地建议“东方欲晓”，大家一致同意，就采用了。
然后于可作了大致的分工：编辑部由他带领王维忆、老田、王友仁和我几个人组成；王敏忠带部分人负责排版印刷这一块；丁德邻则带了些人负责资料、后勤和发行。
在编辑部内又进行了分工：于可自己负责第一版，主要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讲话、代表兵团团部的表态以及对时局的重要评论，亦即社论。第二、三版主要是大批判文章和资料，分别由王维亿和老田负责，我负责第四版，主要是读者来信来稿、文艺作品、动态消息等。
记忆中稿件的来源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约稿，第一期《东方欲晓》便登出了征稿启事，欢迎大家投稿。这部分外来稿件中有相当重量级的，比如第一期“331战斗队”的《重庆非法革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事记》，以后还在第二、第六期连载。后来还有“327战斗队”写的《触目惊心——六月份以来武力镇压河校航锋、重医兵团的血案纪实》《李井泉和重大八一五》等等，这类稿件，数量不多，极有分量，通常登在第一、二版。多半是专门的约稿，不经过编辑部讨论，直接付印。另外便是编辑部自己写的。数量就比较大。大部分都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兵团的态度，由编辑部大家讨论，定下各自的主题，写好以后经编辑部通过或修改再排版付印。
彼时的我年轻气盛，思想既左，文思也还敏捷，下笔如有神助，常出惊人之语。我生性率直粗疏，当时更有几分目高于顶，对他人文章，动辄评论，时有批驳，常施白眼。负责文字编辑的师兄王维亿居然也能容忍，现在想来他也真是兄长般至仁至厚。有几次深夜我们编完稿件出来，一群年轻人走在空寂校园，七嘴八舌，议论时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是以为我们要追随毛主席打出一片新天地，创建一个新时代，痛快极了。
大约是4月中下旬，于可给我一张巿曲艺团的入场券，说是凭这到市曲艺团交换资料，因我负责第四版，就让我去。到了之后才知道，那里的山城曲艺场，文革中已经停止演出，成了大串联师生的接待站。砸派在那里设了个联络点，除了交换资料，还交换“情报”。由西师八三一的一个中文系学生邹由发起，除八三一外，还有交通学院九一五、242红总、七医大105战斗团、美院、南山中学、市女中、朝阳中学等。除学生以外，也有军工总部的，其中一位姓黄，建设厂的，后来7、8月份武斗时我还在重医南大楼见过他。最初主要是交换自己的报纸和传单，每次我带二十份去交给邹由，然后拿其他单位的一些资料带回。有时也口头上交流一下各单位的情况，如武斗、解放军的态度等等。邹由曾说要请首都红代会的来给我们作报告，但我没有见过首都红代会的人。
西师“六五”事件后，八三一的岳朝亮曾来过，矮个子，肤黑，留有小胡须。讲了“六五”事件，说他们有人受伤，有人被抓了等，神情颇为悲愤。
6月10日左右，在山城曲艺场那个联络点出了份叫“01”的油印传单，八开大小，没有出版单位，大约隔日一期。内容主要是与军队有关的传闻：某地“发现了54军搞兵变的军火仓库”“西师六五事件后驻红岭的一连解放军次日凌晨才回来，全是黄下装白上衣，衣服上还有血”“东海舰队从长江逆流而上，快到望江厂了”等等。
开始时，我隔天去一次，中午去，下午回校吃晚饭。带回来东西交于可或资料室。6月中旬武斗升级，以后去的次数越来越少。7月中旬邹由说警司发现了这个联络点，就解散了。“01”大约总共出了七八期。
4月23日，第一期《东方欲晓》印出。第一版的社论《为山城红色政权的诞生而奋斗》，好像是河校航锋一个老师写的。这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第三版开始刊登（以后陆续连载）了由“331”整理的《重庆非法革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事记》，这篇稿子是邱宗荫老师拿来的，我没问过他“331”是个战斗队还是战斗组，是哪些人，我私下猜测可能就是他或他组织的教工中的人收集整理的。另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就是在长航捡好字排好版后，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印刷条件！于是又将字版搬回重医，在重医那个孬机器上将就印出来。
（图为当年在简陋的重医印刷室印刷《东方欲晓》报）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当年印刷的艰辛：先要根据文章，把活体铅字字钉一个一个找出来，再排成适合报纸各版的大小；印刷机器几乎是半手工操作，每印一张，要用竹篾片把它翻下来，印完一面，翻过来再印另一面；印出来是四开的，还得用很大的裁纸刀把它裁成八开……我记得在重医北大楼印刷室，满满的一大面墙都是铅字字钉。重医印刷厂的字钉多集中在医学生物方面，要排印文革方面的内容当然不够，于可又去找新华印刷厂的本派战友要了很大一部分来补充齐全。负责印刷的敏忠兄带了一帮师妹，每人手拿一个像撮箕一样的木质容器和文稿，在那面墙边走来走去，捡出需要的字钉，放在那小撮箕里，捡满一段，再拿出来由敏忠兄在桌上排成印制的方块，再拼成整版，然后上机去印出小样，再校对修改，甚至重捡重排！遇上没有的字钉，敏忠兄便用个废了的字钉翻过来在底部用刀刻出来。印完以后还得把印版拆了，铅字分别放回到墙上架子里相应的位置，以备下次再用。上机印刷的是69级和我们年级的几个男生，在混杂着油墨味的房间里，一页一页地印刷、翻面、裁剪，还要对付那时常罢工的机器，检修电路。直至今日，我都不知道这些医学生，咋个学会这些的！
“红五条”下达前后是《东方欲晓》的鼎盛时期
4月底，邱宗荫老师作为兵团头头来领导《东方欲晓》。邱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长身玉立，知识渊博，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喜欢唱歌，是我们这类学生喜欢的教师类型。后来我们《东方欲晓》的几个学生一直与他保持友谊，亦师亦友，直至现在。
《东方欲晓》共出了28期。每期印数在数千到一两万（完全要看那印刷机罢工与否），大多数是在重医那机器上印的。印出来的报纸少部分交资料室寄往全市乃至全省、全国有联系的造反派组织，以作宣传和交流。大部分由我们一些同学背上街去卖，记不清是三分还是四分钱一份。
那个年代的人们真是纯真：我记得卖报的钱都带回来一五一十清点好交给兵团后勤管账的人，印象中也没有什么登记签收一类的手续。记得7月底第十三期报纸出来后，武斗升级，兵团管后勤收钱的人离校，而在外面卖报的兵团战士，一个叫赖群的女生，还是把报钱交了回来。找不到人接收，无奈之下她交给了我保存。我把这二十多元人民币折成小块，放在肥皂盒里，塞在书箱底下，藏在宿舍床底下。8月初我也因武斗离校。万幸的是，时隔两个月我返校后，尽管宿舍里住过好几拨反到底的战友，好多东西都已消失，但那书箱还在，肥皂盒还在，钱还在。我把它完璧归赵，交回给了赖群。
于可性格外向，活动能力很强。5月份他去找了二十中“井冈山”，合出了油印小报《东方欲晓快报》。双方共同撰稿，他们刻印，我们供给纸张油墨。直到7月1日于可遇难，大约共出了五六期。
于可常在校外活动，于是我们要求让王维忆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邱老师也同意了。
或许因为邱老师和维忆兄都秉性温和，不是激进的作派，所以《东方欲晓》的风格不太激进，但在一些人看来它就显得比较保守。
《东方欲晓》的鼎盛时期，也是4月底到6月底，两个月的时间出了十一期。在当时山城小报中，它的印数不是最多的，版面不是最大的，所写文章在措辞上也比较温和，但是它代表了反到底派中的“鸽派”，具有一定影响力。当时争论的焦点仍是革联会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并不是一开始矛头就指向军队。
5月7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结束，颁布了人称“红十条”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打倒“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谴责成都军区镇压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革命群众组织，“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群众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决定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
消息传回重庆，反到底派一片欢腾。5月11日《东方欲晓》第四期登了重医党委书记孟德泽、院长周泽昭等二十二名干部的《郑重声明》，宣布支持反到底，要“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彻底砸烂重庆市伪‘革联会’而斗争到底”。《东方欲晓》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敢于解放一大片》的评论。
第四期还用两个版刊登了红卫棉纺厂反到底派被对方压制的情况，因为是重医的学生去该厂串联点火的，资料很翔实。
另外我在头版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反到底！反到底！！反到底！！！》，祝贺5月8日成立的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这是砸革联会一派中的全市性学生组织，从原来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中分化出来的。后来在7月份张国华、刘结挺来重庆视察时，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中，刘结挺说，砸派名字不好，你们已经有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何不就改名为反到底派？造反到底嘛！从此砸派改名为反到底派。
在“红十条”下达的同时，应五十四军要求，中央决定另案讨论重庆问题。5月16日，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史称“红五条”。与“红十条”不同的是，它既肯定了五十四军的支左成绩，又批评了它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时“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既回避重庆市革联会的存在，另外组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市革筹），变相否定了革联会，但又仍旧让曾经领导革联会的五十四军领导而且是级别更高的领导：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担任市革筹主要领导。只有一条是明确的：不准武斗。
“红五条”让重庆两派都有得有失。砸派欢呼“‘红五条’宣判了革联会的死刑”，认为自己“砸烂革联会”的目的达到了，在市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但对中央继续任命五十四军领导担任重庆市革筹的领导却大失所望，敢怒而不敢言。八一五派最初对“红五条”没有承认革联会大为不满，甚至组织了抗议游行，还有人想要上京告状，要求中央修改“红五条”。但经过五十四军领导人苦口婆心的劝解说服，他们终于明白了新政权市革筹仍然由支持他们的五十四军主持，革联会只不过换了个名称而已。事实上，驻军支持一派的态度始终都没有改变过。在驻军领导们说服八一五派放弃革联会，拥护“红五条”时，甚至拿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作例子，说我们解放军缴获了印军的武器，抓了许多俘虏，后来全部交还给印方。要八一五派像解放军对待印军俘虏一样，对砸派大度一些。当时我看到这个讲话，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两派互不相让，加上军队明显支持一方，争斗更加激烈。5月下旬起，重庆武斗迅速升级。
5月18日，八一五派举行气势汹汹的展示武力游行，宣称死保革联会。
5月21日，在河运校与石油校两派的打斗中，石油校学生邹茂林被棍棒打死。这是重庆文革死于武斗第一人。
6月2日，机械学校八一五派学生在重医附一院武斗，伤数十人，其中包括河运校参加《东方欲晓》报工作的雷朝君。
6月3日，那句著名的江青讲话问世：对自卫的武斗不能反！
6月5日，西师两派爆发大规模武斗。市内两派纷纷派人前往增援，由此，武斗由局部扩散到全市，若干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专业武斗队。
6月1日出版的《东方欲晓》第七、八期合刊上，王维忆针对八一五派5月18日召开反对“红五条”的抗议集会与示威游行和21日又突然改变态度召开拥护“红五条”大会的异常举动，写了《浊流滚滚溅山城 妖风阵阵袭渝州——李任死党大反扑 疯狂炮打党中央》，详细列举了八一五派在那几天里从“炮打中央”到“拥护中央”的一些口号，虽然没有提及实际上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军队，仍含蓄而尖锐地指出：“惊回首，看一看又是谁在牵动这根又粗又长的黑线？！是哪只罪恶的黑手策动了这一系列十分严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
我写社论三呼“血战到底”
武斗冲突日益扩大的事实，让我们对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出面制止武斗的驻军失望而愤怒。6月中旬，编辑部在讨论将于6月19日出版的第九期内容时，提到西师“六五”事件、我院的“六二”事件以及电校反到底派被砸被伤，都认为八一五派已全面挑起武斗，警备司令部却有意不作制止。于可说军内“就是有一小撮走资派”，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揪“军内一小撮”是当务之急。现在重庆砸派各大组织都已纷纷表态，我们也要赶紧表示自己的态度，这是兵团团部的要求，也是兵团广大战士的意见。邱老师也说，《军工战报》已经写了《打倒山城赵永夫》的社论，我们要跟就跟军工，人家工人阶级看问题比较准，紧跟他们表态不会错。大家当然都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从什么角度来写，一时没有讨论出个眉目。
后来我想起不久前在风雨操场集体听过林彪的一个讲话录音，王友仁说那天音响不好，根本没听清楚。于是邱老师去找了纸质文件，是林彪3月20日在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邱老师读了一遍这个讲话后说，我看我们就根据这个讲话来写比较好。林副主席都提出来了军内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危害更大。这样就有了根据，群众也容易接受。我说，毛主席都讲了“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还是点了军队的嘛。于可马上讲，对，报头语录可以用这条。
于可提出题目用“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大家觉得太一般。我提议用“誓与带枪的刘邓路线血战到底”，大家也就通过了。
讨论结束后，邱老师提议由我执笔，说我写东西“有劲”，于可也怂恿我写。我说我不行，从来没有写过这种大块文章，于可说你就像平时那样，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我答应了下来。
当天下午动笔之时，邱老师又找我谈了一次，主要是说了一些各地的武斗事件和警司的错误态度。说实话，我对邱老师的满腔愤怒而又有几分无可奈何的心情感同身受。当时警司在两派分歧的问题上极不公平，对中央阳奉阴违。在“红五条”会议上当着中央作了检讨，给反对派赔了不是，话说得很好听，回到重庆还是老样子。屁股歪坐得太厉害。重庆武斗升级，警司主持其事的蓝亦农、白斌难辞其咎，打不倒他们，也应该让他们靠边站，不然我们永无出头之日。我想当时砸派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想法。
现在有了副统帅这个讲话，犹如尚方宝剑在手，满腔不平倾泻而出，下笔如有神助。我在开篇即写道：
血，殷红的血，在北碚迸溅，在电校横流，在嘉陵厂飞扬……血，革命小将的血，染红了山城，染红了六月！
重庆警备司令部的一小撮混蛋诸如张继臣之流，在西师血案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他们赤膊上阵，跳到了山城的政治舞台前。而在他们的背后，山城的赵永夫，军内的一小撮李任同伙，高举着屠刀，磨牙吮血，向山城无产阶级革命派猛扑过来了！
在文章最后，我写下一串口号：
头抛山河壮，血洒天地红。我们深信，山城赵永夫举刀之时，定是他灭亡之日，也定是“芙蓉国里尽朝晖”之日！
打倒山城赵永夫！砸烂李任小王朝！
誓与带枪的刘邓路线血战到底！血战到底！！血战到底！！！
当天下午便完成草稿，交邱老师和于可。他们小作改动，交编辑部讨论通过。
次日晚上在北大楼二楼兵团办公室，邱老师和我把这篇文章念给兵团头头们听，邱老师说：“大家提意见嘛，是代表兵团团部讲话的哟。”当即有人说文章没点蓝亦农、白斌的名，不够过瘾，又说《军工战报》的题目是《打倒山城赵永夫》，我们也应该在标题上突出“打倒”而不只是“血战”。大部分头头也认为写得有点保守，但似乎也没有强行要求我们改。邱老师和我没有作声，会议也就散了。
散会后我走到门口时黄开华对我说：馒头（我的外号），你不要怕，这篇文章是代表兵团写的，二天就是我们兵团团部承担责任，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我很不髙兴，没有理他。心里想我才不怕担责任呢，你们不要把我的觉悟看得那么低！
出来以后邱老师对我说：不要管他们的，黄狗（黄开华绰号）他们遭冲得头脑发昏了。我看文章就这样子就可以了，人家军工是工人阶级，调子当然可以高点没关系，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是稳当一点好。
当时对我而言，确实没有过多考虑调子高不高或提法是否稳妥之类，而是对军队当时的做法非常愤怒。自幼读过若干军旅小说，心目中的军人形象应该是像夏伯阳那么勇敢豪放，像隆美尔那样坚定持重，至少也得是《林海雪原》中少剑波、杨子荣的形象。对照现实中的军人作为，内心除了愤怒还有几分不屑，这篇文章是我真实情感的反应。
第九期《东方欲晓》头版以毛主席语录“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放在左上角醒目位置，借以敲打蓝、白等军内人士。紧接下来题目竖排，“誓与带枪的刘邓路线血战到底”十三个由王敏忠临时刻的加大黑体字，十分引人注目。文章刊出后在社会上反响颇大。但也让我背上“反军”“乱军”写手的名号，导致我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关学习班四个月，写了无数检讨悔过书。以后毕业被发配到四川最边远条件最艰苦的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县的乡下。直到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才获得平反，今天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依据当年平反后寄回给我的检讨书整理。至于离开石渠回到内地已是十多年以后了。
第九期还有一篇题为《李井泉和重大八一五——第一批材料》的文章，其后署名“重庆大学8·15战斗团××揭发”，下边括弧中注明：“（为保护材料提供者的生命安全，暂不具名）”，颇有几分神秘。这是个自称重大八一五的联络员蒲某，因患病住入重医附一院，经治疗痊愈后十分感谢，主动要求加入重医兵团。他保证他写的材料都是真实的。兵团当然如获至宝，忙不迭地登了第一批材料。不料让重庆大学的砸派晓得了，把蒲拉了过去，此后便无后言。现在回头看，他那篇“揭密”文章，其实也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根据一些表面现象分析上纲，价值并不大。
第十期继续点了蓝亦农、白斌的名。但邱老师仍坚持“炮轰”而不提“打倒”：“提炮轰不得拐，轰出来是个啥子就是啥子，是革命的轰不倒，反革命轰倒了活该！”这期还登了刘建勋的《给驻汴部队政委司令员的一封信》《中央首长论支左工作》。于可叫我像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一样写一封集体的《遗书》，以示我们重医兵团、河运校航锋反到底的革命决心，写好后于可定名为《头抛山河壮，血洒天地红》。
不料一语成谶，该期文章刚排好版，还没开始印刷，重医子弟小学“六二三”事件发生。机校八一五派武装攻打重医子弟小学，导致兵团防守人员数十人跳楼逃跑，67级学生陈铿被石块击中头部死亡，多人受伤。这是发生在重医校区内的首次流血武斗。于是第十期临时改版，在第四版加了题为“数千匪徒围攻重医附小大楼 刺刀钢钎残杀我革命小将 悍然纵火我数十壮士悲壮跳楼——事态继续恶化 重医航锋告急”的报道。
于可之死
《东方欲晓》第十期出了以后，大家意犹未尽，决定出一期半开大报，刊登“六二三”事件的现场照片，“六二三”事件伤亡人员名单等。
刚排好版正要印刷，就听说于可被机校八一五派学生用钢钎杀死在附一院门前水田里！
那天正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那天天气晴朗，也不炎热。我还清楚地记得看到他手持一根细竹竿，上面绑了根比少先队红领巾大些的红色布条，从我们面前沿着当时的篮球场朝重医大门跑去，边跑边喊：机麻子又来了！机麻子又来了！……后据黄开华说，于可手里举的是用红汞染红的一条纱布，当时黄开华还曾劝阻过叫他不要到外面去，他没听。
不过片刻，便传来于可受伤的消息。当时重医与附一院外面还是一些农田，听说于可是不慎滑倒在水田里后，被机校八一五的几个中学生冲上来，向他捅了几钢钎……待我们赶到现场，他已被救回附一医院抢救，不久传来不治身亡的噩耗。机校八一五派中学生已撤回。大约那时见有人重伤或死亡，他们心里还是有所畏惧，不像后来杀红了眼，会乘机追杀。路旁水田边血迹殷殷，很多同学围在那里哭。没有见到有军人来制止武斗，也没有人维持秩序。（图为于可遗像）
可怜于可，不过一介书生，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跟人打过架，他手无寸铁，竟然敢于跑到双方血腥厮杀的武斗现场去……
于可之死，给了我们重重一击。
我脑海里常常浮起于可眼镜后面那带点狂热的目光，薄薄的嘴唇吐出极富煽动力的话语。一个富有才华，充满活力的学长，竟然转瞬间死于非命！满心的愤懑不平夹杂着复仇的欲望油然而生。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所受的打压、所遭受的牺牲吗？“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那些天这首歌通过我们的广播站大喇叭反复播放，也在我们心中回响……
那期《东方欲晓》又临时改版，在第一版加登了《血洒战旗红——悼于可（于为贵）同志》。
于可追悼会于7月4日召开。
当生死摆在眼前的时候，选择离开的人越来越多。
《东方欲晓》第十二期组稿时，编辑部写手们已经所剩无几。第一版是我写的悼词，第二版登了于可的遗作和遗诗，还有于伯母与于可妹妹哀悼于可的诗歌。于可的遗诗是生前写给大串联中在武汉认识的西安交大朋友的：
擎旗挥刀诛李任，拼将热血染红岩。
阔别山城是雄鬼，壮志换得红日来。
——绝命诗赠启明同志
于可母亲的诗《悼吾儿——于可》，前四句是以“藏头诗”形式把于可和他的本名“为贵”用作诗句头一字的：
于男英姿战疆场，
可以豪气贯长虹。
为保山河永不变，
贵在无私献忠魂。
那一期排版下来版面尚有空余，我临时在排字房赶写了一篇《悼于可同志》，仅仅读给王维忆和邱老师听了一遍，便以《东方欲晓》的名义排在空余版面。于7月12日付印出版。我在文中写道：
小小一张《东方欲晓》，浸透了你多少心血，凝聚了你多少精力！
小小一张《东方欲晓》，使我们的笔指向同一个目标，使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你倒下了，《东方欲晓》上却永留你的手迹；
你死去了，《东方欲晓》将再现你的音容与身影；
你牺牲了，你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将与天地比高低，与日月争光辉，永远激励着我们，永远激励着我们踏着血迹前进！
枪炮声中逃离重庆
到筹备第十三期时，重庆两派武斗已经逐步升级，加上武汉发生“七二○”事件后中央的宣传调子骤然升高，《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社论中连续发出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号召，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代表的讲话中说：“当挑起武斗的这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还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
重庆国防系统反到底派的统一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自4月里成立后就驻于重医校内，工人造反军及其他许多单位的反到底派人员也大量涌入。因武斗气氛日浓，几乎每天都从各地传来有人被打死的消息，许多师生逃离学校，重医兵团自己的人已所余不多。
编辑部只剩下了我和邱老师。邱老师说：我们人也走完了，但是山城人民还是想看我们的报纸，我们就是剩一个人也要坚持。
我很感动，况且我老家泸州打得比重庆还凶，实在也是无家可归。但是排字印刷的人都走了，实在难以为继，邱老师建议到242部队找红总《红色造反者》报共同出报。他们编辑部的何宪潮、曹焜亮等人本来就很熟悉，十分爽快地就同意了。但是他们提出来印报纸张缺乏。
邱老师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附一院分团抢了几架纸，他当即找黄开华写了条子给附一院分团的头头，叫把纸交给我，用来印《东方欲晓》。于是我到242部队找红总派了个车，到附一院内科大楼四楼找到一院分团的一个头头（名字记不清了）。看了黄开华的条子，他仍很不情愿的样子，几经我恳求劝说，还是把纸给了我们。我记得大约是五架。听说后来驻在附一医院的造反军人员还找重医兵团扯皮，说纸是他们抢的。最后如何解决此事，我也不大清楚。
与红总合作的第十三期《东方欲晓》于7月22日印出。这一期头版登了中央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我写了社论《死保省革筹》和另一篇《八一五为谁家说话》，于第二版登出。
这期刚出几天，重庆两派的武斗就升级到了枪战。离重医不远的杨家坪，则成了两派争夺建设厂（生产步枪）和空压厂（生产坦克、装甲车）两大国防工厂的重要战场。反到底派抢先占据了建设厂的成品仓库与生产车间，开始将全新的半自动步枪运到重医来向一些基层组织发放。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8月初，杨家坪两大厂的争夺战达到了白热化。8月5日，八一五派反攻已被反到底派控制的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
许多同学都跑回家去了，我因老家泸州武斗的激烈程度与重庆不相上下，有家不得回，只好搬到了位于重医教学区的北大楼教室里，在角落里打了个地铺，觉得总要安全一点。8月7日半夜枪声十分密集，电也停了，黑暗中我居然睡了过去。8日早上我从梦中醒来，迷糊中一时还没想起身在何处。睁眼四顾，看见满地废纸，杂着些玻璃碎片，方才回过神来。只见窗玻璃上几个弹孔，溅落地上的碎玻璃离我不足数尺！
恐惧彻底击碎了我残存的那一点自尊，遂决定逃离重庆再说。
匆匆起身，除了不时有几声子弹呼啸而过，四周一丝声音都没有。水电都停了。检视随身的黄色挎包里还有十来块钱，两张五块的藏在包的夹层，余下几张角票还有几个硬市放在眼镜盒里，塞在挎包外层小袋里。另外一个军用水壶，还有点水，一并背在身上。出得门来，已是上午大约九点过。校园一片死寂。我朝教师宿舍朝潘家坪方向的后门走去，出后门右拐上了通向大坪的大路。
平素车水马龙的潘杨路安静得可怕，没有一辆汽车，一眼望去只有稀稀疏疏三两个行人，大家都目不斜视，匆匆无声地走。我学他们，双手在胸前紧抓挎包带子一直傍着公路的右侧走，尽管阳光已有几分火辣，也不敢到路对面阴凉处。我知道那是八一五派的地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钻出几个带枪的崽儿出来把你盘问一番，要是被抓进去就更不堪设想了。
将要接近大坪时，听到清静的街对面传来说话声：“对面走的那个女崽儿肯定是反到底的。喊过来问一下！”
我顿时感到双腿发软，迈不开步了。但又不敢转过头去看，更不敢跑，只有假装没听见，硬撑着一步一步往前走。运气的是，不晓得对方是说着玩的还是天太热懒得从阴凉处走出来，居然再无下文，放我走开。
过了大坪，转去两路口的两杨路，偶尔可见车辆，行人仍是寥寥。日头渐渐升高，马路上的柏油晒得软软的，有点粘脚上穿的塑料凉鞋。走到鹅岭公园下边重庆警备司令部大门前，见有守卫二人，正装持枪站立，目不斜视。我悬起的一颗心才放下一半，也着实走不动了，便停下来打开水壶喝了口水。一口水尚未咽下去，只听得突然头顶“啪”的一声，带着呼啸声清脆响过，便见前面正在路中间行走的一个人慢慢倒下，身下一团深色的液体洇了开来，距我最多不过二十米！我转眼看了看警司大门，两个卫兵纹丝不动，仿佛没有看见眼前的这一幕。没人知道这一枪是从什么地方射出来的，又为什么只放了这一枪。没人呼叫，一片死寂。
我不敢再停留，勉力迈开脚步往前走。经过那人身旁，仿佛可见到穿解放鞋的双脚还蹬踢了几下，血已经在身下流成一片……我不敢停下脚步，不敢多看一眼，只拼力挣扎着向两路口、菜园坝方向走去。我甚至没看清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总算走到菜园坝火车站，见站内站外已是人山人海。发往各地的车次己完全乱套。我拖着发软的双腿，找到发售往成都方向车票的窗口，排了不知多长时间，凭学生证买到一张去往成都的学生票。但是什么时候验票上车，什么时候出发完全不知道，只是让去四号站台外等候。候车的已有数百人，多是青年学生，每个人都站立着， 竭力伸长颈项，看那月台方向有没有移动的消息。人与人之间没有空隙，稍微转动一下身躯便可接触到汗油油的皮肤。水壶里的水早已喝完，汗水似乎也流尽了，在头发上结了粗糙的盐粒……
天色渐暗，站外坡上的两路口方向又有零星枪声，此起彼伏，呼啸着从火车站上空划过。直到天已黑尽，站台上的大钟指向8点时，前方一阵骚动，铁门终于打开。我随人群往前奔去。
及至进得车厢，赶紧找了个靠窗坐位。车厢内灯光明亮，才看清全身衣服被汗浸透，沾了不少煤灰。转而翻看挎包，装钱的眼镜盒竟不翼而飞！唯有庆幸好歹上了车，还有个坐位。
刚一坐下来就见月台上呼拉拉人群拼命奔跑，好多人涌进车来。原来两路口上边枪声又渐密集，在车站等了一天的人们见久久没车发出，又不敢离开车站。只好看哪个站台开放就朝哪个方向跑，只管挤上车，不管车往哪个方向开。转眼间车厢内全部挤满，后面还有人不断涌进。不要说过道，就是行李架上，坐位下面也挤了人。更有身手敏捷的竟然翻上了车顶，还呼朋唤友，说是车顶上凉快得多。
然后又是等待。仍旧闷热无比。我也顾不了许多，将书包垫在茶几上枕着，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车辆突然启动的哐当声将我从梦中惊醒。随着火车慢慢地加速，有风从窗口吹入，多少驱散了几分闷热，人们长出了口气。
火车速度极慢，热风从勉强只能拉开一半的窗口吹进来，颜面汗水被吹干了，背心却仍被汗浸湿。煤灰随着风钻了进来，吸入的空气也带了浓重的煤烟味。但是人们还是尽量靠近窗户，尽量把窗口开得更大。突然，窗外黑夜里响起枪声！火车似乎想冲过火线，没有减速，仍旧向前。片刻之间枪声变得密集，人们本能地离开窗口，我缩紧全身，力图躲进座椅前茶几下面。突然火车猛地向前冲了一下子以后停了下来，顿时车厢内人仰马翻，电灯也熄灭了。一片黑暗之中，听得见车厢外面有人从车顶摔下来，呼救声呻吟声乱成一片。然后有一双穿凉鞋的脚从窗子伸了进来：“躲一下！躲一下！”跟着话音梭进来的是穿短裤汗衫的身体，听声音却还年轻，重庆口音：“铜元局！长江那边兵工厂的跟这边的打起来了！”他边说边钻了进来，顺势骑坐在小桌上。车里的人才回过神来，有的赶忙去关车窗，有的朝座椅下面躲，唯恐被飞子流弹打中。黑暗中一片死寂，谁也不敢出声，只听见枪声时疏时密。也不知过了多久，枪声渐渐平息。热得受不了的人们纷纷冒险打开窗户，才听得外面有人声，说是火车水箱被击穿了，正在修理。我心里一下放松下来，昏昏沉沉又睡了不知多久，才听到火车呻吟般叫了两声，缓缓地哐哐当当地向前驶去。
天亮了好久，车才至内江。我随着人流走出站台，只觉得头脑一片糊涂，四肢发软，晃晃悠悠好像踩在棉花上。一下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待得醒来，发现睡在内江火车站前广场的万年青树下。广场大钟已指向下午四点。随身小包还在，水壶已不知哪里去了。
这么多年过去，难忘这次逃亡经历。以致后来我选择医学专业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要见血的外科、妇产科，而选择了“费力劳神不挣钱”的儿科，应该就是它留给我的心理阴影所致。
后来才知道，就在我逃离重庆那天，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以三艘改装“炮艇”组成的“舰队”从望江厂一路打上来，特别是在已经改名为红港的朝天门港口与拦截他们的八一五派大打了一仗，时称“八八海战”，震惊一时。
直到8月10日中午，我才回到荣县老家——我父母祖籍荣县，50年代初期，川南医院（即后来的泸州医学院，现在的西南医科大学）建立后，在荣县行医的父母被调到泸州，从此泸州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到了荣县，我才知道母亲已经带着弟妹先我一步逃离泸州回到荣县老家。同时逃回荣县的还有我大表嫂带着他的儿子，大表哥在湖南工作，大表嫂是泸州医学院的老师。听她们说起，泸州武斗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重庆，抗战时期留下来的兵工厂提供了步枪等常规武器，更有工厂的工人利用工厂条件制造出“蛤蟆炮”“牛儿炮”等杀伤力很强的土炮，泸医的外科手术室位于沱江岸边山上，就被隔着沱江发射过来的土炮弹击中，造成伤亡……母亲几次手握胸前，含泪喃喃自语：“不晓得毛主席他老人家晓得这些不哦？中央领导要想办法解决才是哦！群众太遭孽了……”
我也写了文章批驳《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
待得我10月5日返回重医，8日到了已搬到北大楼三楼西头的《东方欲晓》编辑部，这时编辑部由70级魏钰书、杨华强等同学负责，刚印出第十四期。十四期上发表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的《公告》和河校航锋、重医兵团的《联合声明》，对当前出现的“打倒刘张”的歪风进行了谴责。第十五期的文章已写好，正捡字排版。
这时已是“九五命令”（《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下达以后，大范围的武斗暂时平息，两派头头达成停火协议，开始封存收缴武器。但9月5日同一天，既有毛主席批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发布的“九五命令”，又有江青接见安徽群众的“九五讲话”，鼓励（被打击的一方）一定要自卫，一定要还击！来自北京的不同声音让两派一面在军队调停下头头谈判，收缴武器，一面凭借各自据点，出击对方，摩擦不断。
斗争的中心仍围绕对省市革筹尤其是对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态度，中央既有差别，两派当然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因为在此前的8月25日毛主席批准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布《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明确要求“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我们对驻军的态度只能收敛，不敢再公开指责、攻击。我们所写的文章，都只能指责八一五挑起武斗、反对省市革筹、反对红十条。对于幕后支持八一五的驻军，只有含沙射影隐喻之，再不能提什么“山城赵永夫”，更不能再点蓝亦农、白斌的名了。
尽管最高领䄂说1967年夏全国大范围武斗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但是当我看到与重医毗邻的河运学校被烧得光秃秃一片废墟，内心仍是十分震惊，悲愤难抑。于是写了一篇《航锋战旗火样红》，于第十六期登出。讨论文稿时，邱老师认为文章太尖利，对当时中央号召的大联合不利。我很不以为然：难道别个把你打死烧光了，你还要跟他联合？！后来这篇文章也成为“一打三反”中我被重点批判的内容。
当时除河运校学生邓福元、张正秋外，我校70级同学杨友松、童明德、秦亚恬、李川宝、孙世梁及69级的林金石等也加入了编辑部工作。但出报的速度明显放缓，大约每月一至两期。内容除了支持省革筹，支持刘张，上纲上线地批评八一五外，也写一些批判修正主义黑线和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文章，以表示掌握了“斗争大方向”。
鉴于广大群众已对两派争斗冲杀渐生厌倦，邱老师提议写些小说杂文，带点艺术气息，吸引群众。印象深刻的是杨友松写的戏说当时已被打倒的陶铸的《南霸天歪传》，以章回体形式从16期开始连载，加上李川宝的木刻漫画，生动活泼，颇能吸引群众。
1967年11月初，中央号召大中学校复课闹革命，也是把造反的学生们关回笼子里去的意思。11月2日重医兵团召开了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东方欲晓》第十七期（11月7日出版）在头版集中刊登了复课闹革命方面的文章。但是在2、3版刊登了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1967年9月26日接见红成“赴京告状”代表时周总理的第二次讲话，主要是批评红成的。第4版发表了一篇讽刺文章《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评“打倒刘张两口子，实现全川大联合”》。
10月中旬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离蓉赴渝——后来听说是他和政委张国华闹意见，跑到重庆来住进五十四军军部，形成了实际上的四川第二中心。有了他的支持，八一五派“打倒刘张”就更有了底气，甚至提出“八一五派加油干，打倒刘张过元旦”的口号。
11月20日下午梁兴初、韦统泰（五十四军军长）、蓝亦农、白斌到重医召开动员大会，号召拆除武斗工事，上交武器。大会之后在南大楼会议室接见了《东方欲晓》编辑部成员。梁兴初一来便指责我们写文章攻击军队，破坏军民团结，特别是“带枪的刘邓路线”，把他们抹黑了。邱老师连连向他们道歉，表示改正，他仍有几分不依不饶，直到韦统泰出面解释，说他们已经做过检讨，后来写的文章有了改正，梁兴初方才作罢。
11月26日第十九期《东方欲晓》登了梁兴初的讲话。
其时，大家心里已经清楚：五十四军（重庆市革筹）支持八一五，刘张（四川省革筹）支持反到底，两派群众斗争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12月1日八一五派两大报《山城战报》《八一五战报》联合发表《大局已定， 八一五必胜——评四川时局》，口气甚为狂妄。邱老师立即组织我们讨论，要求出一期大报，像当年党中央“九评”批判苏修一样，把它驳倒。大家讨论时邱老师提出“红十条”的核心就是刘张问题，李井泉整刘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解放了刘张，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批“必胜”必须抓住这点不放。
杨友松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讲形势一派大好，可是“必胜”硬把形势说得一团糟，就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
我说，八一五派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派性恶性膨胀。
邓福元说，最后的胜利点是“红十条”的胜利，八一五胜利算什么！
这些都获得邱老师和在场诸位的首肯，决定连发四篇文章批判《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评四川时局》，“一评”的题目是《大局已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必胜》，二、三、四评题目分别是《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恶性膨胀》《沿着红十条指引的道路前进》。我写了第三评。
“四评”一起发表在《东方欲晓》第二十期，于12月20日出版。
进入1968年以后，由于印刷条件太差，邱老师派我们兵分三路：我和河运校邓、张二位去泸州，王敏忠和杨友松去达县，王维忆和童明德去内江。下去的目的一是了解当地情况，在当地出一两期报纸。王敏忠和杨友松两位在达县千辛万苦呆了近一个月，赶在春节前出了第二十一、二十二两期合刊。王维忆和童明德带回了解放军战士王文杰在疾驰而来的火车前奋不顾身救下一小孩自己身负重伤的采访《活着的蔡永祥》，发表于3月4日在重医出版的第二十三期。
我们去泸州的于1月6日到达，泸州市区已被武斗打成断壁残垣，惨不忍睹。我们在泸州呆了十天，与《泸州红旗》《血染红旗》两家小报编辑见了几次面，另外采访了泸州高中泸州二中的几位老师和学生，都是红旗派的，组了一期稿子，中心内容是对方红联站挑起武斗，“武装支泸”有理。但是当地完全没有办法印刷，只好把稿子邮寄回重医。此后我们回到重医，再也没见到这些文稿。
我因病延至3月3日返回重庆。
此时邱老师被召入北京学习班。由黄开华代管《东方欲晓》。黄太忙，4月中旬又叫贺德群老师来管。报纸勉强出了两期。但彼时我们已经复课，武斗战火再燃，更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么多，我开始思索文革的意义。死伤这么多人，到底是为什么？对办报写文章参加两派争斗热情大减。
中央学习班见闻
1968年春，距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9月5日联合发布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史称“九五命令”）下达已半年之久，四川两派的武斗仍未平息，尤其泸州的大规模武斗，连军队也卷入其中。中央火速召集四川两派主要头目赴京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强行促进两派大联合，争取尽快成立省革命委员会。
1968年4月26日，当时重医兵团留守的头头黄开华通知我，说北京学习班要成立一个写作班子，由两派推荐写手参加，反到底这边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简称大红司）推荐了我，让我即刻赴京。
4月29日，我怀揣大红司的一纸证明，沿长江而下，绕道武汉，改乘京广铁路的火车，于5月4日下午到达北京。待我赶到解放军政治学院门口，已是下午六七点钟，门口卫兵根本不让我进，任你什么大红司的证明看都不看，统统无用。后来一位路过的四川学习班办事组的解放军听了我的请求，才帮我进去通知了邱老师和兵团另一位头头卢廷华。他们赶到门口来接我，卫兵仍不让进去。无奈，卢带着我离开大门，沿着铁栅栏围墙走了一阵，指了某一处铁栅栏，悄悄告诉我那处栅栏有两根被搬弯了，刚好可探头而入，并说只要头进去了，身体自然就可以进去。我初不信，后一试果然轻易得逞。
进到里面，其他几个头头杨健、邱老师都在，好像他们住的是一个套间，条件不错。晚餐是邱老师给我的两根香蕉。后来才知道，当天我的主管领导7804部队政治部主任王洁清曾来大门口接我，不知咋的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当晚即去王主任处报到。才知道我是属于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重庆编写组的工作人员。主要任务是起草重庆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社论、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革委会主任委员的发言稿等等。除组长是王主任外，另外有两名工作人员也来自部队，分别叫严捷成、熊宗炳。组员则均为两派推荐的写手。记得反到底派这边年龄最大的是《重庆日报》一个叫张怀珍的编辑（反到底派的《文攻报》编辑），当时可能有四十来岁了，其次重庆大学一位教外语的罗姓女教师和重庆市歌舞团的诗人陆棨，年龄可能比我稍大。此外便是政法学院、29中、6中的几个学生，年龄与我相仿或更小。我是分在写致敬电一组的。
学习班两派是分开住的。在反到底住所我见到了黄亷、王兴国、王以时这些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也认识了重庆钢校钢铁兵团陈运康（外号糯米）、河运校航锋钱世忠、猛虎团邱开全这些武斗干将。
某天，碰见我们重医的卢廷华与王兴国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位体型中等，长圆脸庞，二十八九岁的男士。一介绍才知道是邓长春！把轮船改装成战舰打了“八八海战”的军工井冈山司令邓长春！初见之下，人也还随和，感觉不到外界所传的那种杀伐之气。卢廷华向他介绍了我，说是《东方欲晓》的编辑，《与带枪的刘邓路线血战到底》的作者。邓顿时来了兴趣，大大地恭维了我一番。随后便提出要我帮他修改他的斗私批修讲稿。原来学习班有人认为他武斗中打死过人，背负人命。于是他自己写了一个关于武斗过程的书面解释，在一次省里领导接见两派头头时以斗私批修报告的名义呈给时任四川班班长的刘结挺看了。并附了张纸条给刘，大意是：刘副政委，特呈上我的斗私批修报告底稿，阅后请批示。刘当即在邓的纸条上批示：整理以后交张、梁首长阅，然后在大会上斗私批修。
邓把这纸条给我看了，随即拿出他写在一个十六开日记本上的斗私批修报告底稿，确实很有点乱七八糟。他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说：我画成这样（乱），照着讲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要拿给张、梁首长看，那就不得行了。于是再三要我帮他修改。
我颇有些为难，一是我与他并不熟悉，人命关天的事，不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乱写。可是事关邓能否进入革委会，他又是反到底中著名的“鹰派”，若不帮这个忙，恐怕对我对重医兵团都不利。倒是卢廷华很看得开，劝我帮他把文字理顺，抄一遍，让人能看清楚就行。说是又不要你凭空加点啥子进去，实事求是嘛。
于是我接了下来，帮他抄了一遍，个别实在不通的地方稍作润饰，基本内容没有一点改变。邓在稿子中主要是解释外界传他“八八海战”时枪毙俘虏的事。他说当时望江金猴打到建设厂，战斗激烈，双方各有死伤。邓的手下杀红了眼，抓到两个八一五派的，就把他们枪毙了。邓自己讲他并不知情，此后枪毙人的这手下又在望江厂武斗中丧命，故而死无对证。邓的稿子主要是解释这件事情，当然也作一些自我批评和检讨。在两派头头大会上邓就以这份稿子为蓝本“斗私批修”，并呈报给了四川班乃至于更高级别的领导。——后来我才知道，邓长春所谓杀俘虏时他不知情是谎话，他不但知情，而且是他主持的大会，由他宣布的枪毙两个八一五的所谓“杀人凶手”（给抓来的两个无辜者枉加的罪名），为反到底派牺牲的李鲁沂祭灵……
在学习班有几次见到张国华、梁兴初、韦统泰等人。那时表面上他们对造反派还是相当客气。一次会议休息时近距离见到梁兴初，不料他还居然认出了我，说：你就是那个搞小报的，还整了我的黑材料，登在你们报纸上。我到你们重医去，板凳都没有坐的，到处都修的武斗工事！
我心中不平，脱口而出：我们没有整你的黑材料！报上只登了你的讲话，那个又不是黑材料！后来在场人等劝我不要冲动，那毕竟是大军区司令员。我才放缓了语气说：我们学校复课闹革命搞得很好，欢迎梁司令员再到重医来，不会没有板凳坐的。他仍黑着脸：我不去！等你们把武斗工事拆了，武器上交了，我才去！
在学习班见到的人中记忆深刻的还有李天鑫。他是一位音乐家，重庆歌舞团的男高音，年纪和邱老师差不多，平时和邱老师关系也最密切。他是文革中最早起来造反的人之一，重庆“文艺界延安兵团”的一号勤务员。有一次我们重医几个人在的时候邱老师唱起了一首歌，和我们平常听到歌曲的高亢粗放的风格迥然不同，柔和婉转，听得我们几个心里都有点说不出来的感动。在旁边的一个女生问，邱老师唱的啥子歌哟？咋个有点像黄色歌曲呢？邱老师笑起来，说龟儿子李天鑫写得来硬是有点软稀稀的……然后告诉我们这首歌叫《黄山是个好地方》，词曲都是李天鑫写的，歌词中有“都爱黄山好风光，我爱黄山是战场。山下长江炮声响，山上松林红旗扬……毛主席光辉思想来武装，文攻武卫握紧枪……”原来是武斗期间邓长春在重庆南岸黄山上设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李天鑫当时带宣传队上去演出时创作的一首歌。我只知道文革前李天鑫唱过《巴山背二哥》，文革中“一二·四”事件后创作了《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这时才知道他还创作了这一首。我很喜欢《黄山是个好地方》，特别抄下了它的歌谱。文革中期“批清”运动中李天鑫也被当成“五一六分子”“三老会成员”清查过，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坎坷。改革开放后他是四川省川剧院的剧作家，国家一级指挥，创作了《巴山秀才》《草鞋县令》《诗酒太白》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文华奖、飞天奖以及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更令人感动的是2020年，82岁高龄的他还为抗争在新冠一线的医护人员创作了《我知道你为了谁》这首好听的歌，曲风与《黄山是个好地方》很有几分相似。
5月20日晚8点，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学习班全体成员。他老人家的亮相，应是对即将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首肯，和要求两派停止武斗，将四川文化大革命纳入正轨的告诫。
5月28日夜，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四川班全体人员。会上宣布中央批准了四川省革委会成立的请示报告，宣读了最高领袖的光辉批示“照办”。周、康、江及陈伯达均在会上讲了话。
上述两次会议我都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
这次学习班，除了确定四川省及成都、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事项外，最重要的是中央的两次指示：“三一五”与“四二七”。
3月15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时，严厉批评了打刘张一派，把打刘张上升到了是“李廖翻案”“刘邓复辟”的高度，等于就是说打刘张就是反革命了。还批评了五十四军对八一五、反到底两派没有一碗水端平。谈到重庆的武斗，江青轻飘飘地说：小青年爱玩枪；康生则说：可以改进技术。江青还说：“重庆打得稀烂，阵线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在“三一五指示”中，对我们《东方欲晓》最重要的是，周恩来说，毛主席看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这篇文章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
消息传来，我们自然欢欣鼓舞，认为毛主席是支持反到底的。虽然不知道毛主席具体是看了哪些批判《必胜》的文章，但也可以认为在“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中有我们那“四评”的一份功劳。我们的文章得到伟大领袖的青睐首肯，何其幸运！邱老师很感动地对我们说：我们确实是经过考验的战友，失败过，胜利过，十年、二十年后想起来，也是光荣的。（图为中央学习班结束时游长城留影，后排左1为作者）
不过，“三一五指示”严重激化了两派矛盾：反到底巴不得一鼓作气，翻过身来，改变长期受压的状态；八一五心有不甘，极欲造成既成事实，用武力保住其“必胜”局面。加上驻军受到批评后也不服气，更对八一五派的武斗行为放纵不管，其结果就是武斗规模再次扩大。
眼看“三一五指示”不但没有促成四川局势的好转，反而冲突升级。急欲结束动乱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中央不得不在4月27日再做一次“指示”，还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五十军、五十四军领导人，口气却完全不同：强调省革筹和军队内部要搞好团结，批评刘张支持下的一派群众组织“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安抚了五十四军。于是，一派有“三一五指示”撑腰，一派有“四二七指示”打气。各打五十大板。
上面领导人首鼠两端，下面两派各执尚方宝剑；一边在喊上交武器装备，拆除据点工事，一边武斗迅速再次升级。只是反到底派在去年已经大量上缴了武器，这次几乎只有挨打的份，不得不大批向外逃亡。
最后的武斗与最后的小报
6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宣布成立。我们重医兵团的团长黄开华被推选担任了市革委会委员。
6月18日我回到重庆。
重庆市革委会的成立，并没有结束两派的严重对立与武斗。
从我6月18日晨返回重庆，到7月6日大坪、袁家岗一带遭到八一五派大规模攻打，9日我逃离山城，其间只筹备了一期报纸，内容主要是反驳批判八一五派《山城红卫兵》的“评原川报在右倾翻案逆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文。邱老师说我们要发扬“四评”（八一五必胜）的精神，批倒批臭这篇文章，并提议与《文艺反到底》报合出，批判火力强一些。
6月20日左右，邱老师请了《文艺反到底》的三位编辑来到位于医学院北大楼二楼原生物教研室的《东方欲晓》编辑部，其中一位是我在北京中央学习班已经见过的重庆歌舞剧团的编剧、诗人陆棨。我们共同讨论了各篇稿子的题目、中心思想和主要论点以及措辞口径，哪篇文章由哪个执笔等。然后分头撰写，并约定了下次碰头的地点时间。
6月底，邱老师、我和杨友松带着各自写好的稿子到了两路口接头地点，一个窄巷子进去，七拐八拐，在一幢楼房的二楼找到陆棨他们。他们还来了一位负责人，是市京剧团的，邱老师认识。我们各人把自己写的稿子念了一遍，大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便决定带回重医印。我们把稿子带回重医，捡好了字，排好了版，没来得及印，7月7日大规模武斗再次爆发。字版丢在排字房……
7月6日机校一位学生小彭来报信，说是当晚八一五派要血洗重医。重医兵团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在校的人顿时跑了大半，但我因《东方欲晓》正在排版，就没有走。当夜却平安无事。直到7月7日，八一五派开始向大坪地区反到底派控制的地质部第二普查大队、煤矿设计院、后字242部队等单位大举进攻，枪炮声持续了整整一天。我们撤至重医教工宿舍区，那里地势高，毗邻潘家坪，便于逃亡。
在山上呆了两夜后，9日凌晨开始后字242部队遭到强攻，242红总部分成员翻墙而出往重医撤退。在围墙边他们的一号勤务员张龙宝被枪弹击中胸部，当场身亡。其他人员撤至重医，在重医教工宿舍区我见到他们，曹焜亮也在其中。他们只穿了军裤和白衬衣，没戴军帽，浑身斑斑点点的血迹，都在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整队集合，把枪留给了我们，向我们告别，然后从重医后边经石桥铺、潘家坪方向撤离，最后坐火车撤到成都。
当时重医兵团头头们也拿不出个好的办法，主逃派意见占上风，最后大部同学还是三五成群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内江，因为当时我们有老师（附二院的反到底派）带了部分68级的学生在内江专区医院实习，就投奔他们而去。听说火车在内江东还曾遭到武装拦截，好不容易才到了内江专区医院。
那次大规模武斗，后来听卢廷华讲，他和裴老师事前为防意外，曾给五十四军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说明重医为教学与科研需要而存有伤寒、霍乱等菌种，还有放射性物质，不能打重医，否则将引起长江沿岸污染，危及群众的生命安全，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估计军方向八一五派通报了这个信息，所以他们没有直接来攻打重医，只对附属一院进行了抢劫。后来看到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回忆他当时以市革委副主任和制止武斗小组副组长身份前来重医附一院“制止武斗”的经历：
有的武斗，事先我们也得不到消息，等我们听说了，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尾声了。比如一九六八年七月初，大坪一带发生大规模武斗，当消息通过五十四军军部再通知到我们制止武斗小组来时，武斗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而且只告诉我们是在重庆医学院发生了武斗，我们也根本不知道有多大规模。
我和另一工作人员，还有三个解放军战士，坐上插有“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制止武斗小组”旗帜的吉普车赶到武斗现场。当我们到达重医附属第一医院时，武斗已经结束了，只有一些武斗人员在抢东西。
我们停下车来，大声呼喊：“不准拿医院的东西！”那二三十个武斗人员，根本不把我们这五个人放在眼里，不但不听招呼，反而还有人从楼上拿医院的东西往我们这边砸……
7月9日早上我离开重医后，先到附近一个亲戚家躲了几天。13日离开重庆。先坐火车到了内江。在那里碰到一些重医的师生。当时内江专区基本上由八二六派控制。我的老家荣县属内江专区，听说已经有70级儿科系的同学在荣县医院实习，我就到荣县去跟他们会合。重医兵团还组织了一个医疗队去荣县长山巡回医疗，其实也是给同学们找个地方暂时安顿。我跟去长山后不久便又回了荣县老家。8月1日离开荣县去宜宾，想回泸州。未果，在宜宾呆了几天。记得在宜宾见到过北碚猛虎团的团长邱开全，他是五十四军已经点名要抓的反到底派武斗头头，但他仍然“斗志昂扬”，还告诉我他要在“武装支泸”胜利后杀回重庆去。我告诉他，我再不愿这么打来杀去了，只想快快结束武斗，让我回去好好学医。听说他后来在宜宾被五十四军派去的侦察兵抓回重庆了。五十四军移防走后，邱开全在北碚被判了重刑。
8月8日我到成都，与大部分同学一起住省卫生厅，后来荣县的同学也陆续来到成都。在成都也见到了242红总的曹焜亮、何宪潮等几位，他们到四川省革筹告状，没有结果，正准备各自返家。我到火车站送别曹焜亮，在一片混乱嘈杂的人群中，他轻声问我：“我要回广州去了，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当时我头脑里一片混乱，记不起是如何回答他的。时至今日，搜索记忆，也只能想起他那柔和而沉郁的语气，乱糟糟背景中闪现的白色眼镜后面那双细长眼睛的久久凝视……后来听说他经过严厉清查，被分配到广西大山里修铁路，十多年后辗转调回广州。大约十年前病逝。前些年一次老同学聚会时，有人提起，说他们当年都觉得曹焜亮对我有意，他们还以为我和他在谈恋爱呢。实际上我完全没有往那方面想过。而今，斯人竟已长别。追忆逝去半个多世纪的青春，百感交集，却无以言之……
在省卫生厅见到邱老师，他说王兴国（交院九一五的，反到底派头头）叫他组织反到底派的四家小报——《文艺反到底》《挺进报》（交通学院九一五所办）、《机关反到底》和《东方欲晓》合出报纸，邱老师讲已经筹好一期，马上付印。邱老师叫我参加，说重医兵团就他一人，光杆司令。我犹豫一阵，还是同意了。邱老师又让我去请杨友松参加，杨拒绝了。于是邱老师让我次日去参加他们的编辑部联席会议，在成都市图书馆一幢大楼的二楼上。各家报纸都有人来，我却一个也不认识，途中因为什么事情草草散场，邱老师也似乎不大明白其中内情。我也便没有留下。
（图为两派大联合后邱宗荫老师〔后排中最高者〕与部分师生合影）
8月29日我离开成都去了雅安几天。待到我9月5日返回成都时，邱老师和部分同学已回渝，我见到那期四报合刊已印出来了，赖群在街上卖。参与合刊的《东方欲晓》是第28期。
我的记忆中那应是《东方欲晓》的最后一期。我却没有参与编写，也没读过这最后的《东方欲晓》。
没有典礼与毕业证书的毕业
我还没回校期间，8月27日，由重庆三砖厂和道角机床厂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进驻重医。
9月23日，重医两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重医兵团勤务员卢廷华任主任。
10月初，由解放军后字204部队（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专门管理驻各兵工厂的军代表处）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重医。
10月15日，重庆两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宣布撤销各自总部。此后各单位基层群众组织也陆续撤销。重庆的文革造反运动就此终结。
工人宣传队进驻重医后就寄出通知要求所有同学返校。我因在外流浪没有及时看到通知，到10月20日才返校，可能是同学中最晚的。
10月23日重庆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那时66、67级学生都已经毕业分配走了——我们重医兵团的团长黄开华被分配去了四川省新兴的工业城市渡口。进入重医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反到底这边推选了卢廷华（68级）和郭启仁（69级)两人当副主任，八一五派的副主任是附二院的一个医生陶斯林。我们这边的邱宗荫老师当了常委。革委会主任当然是军宣队负责人房成丰。
黄开华毕业离校之前的一天，曾通知我们所有曾在《东方欲晓》工作过的人到学校大门口留影，作为告别纪念。那天大多数人都来了，相片中有三十多人，可是没有邱老师（可能是他在拍照，当时许多照片都是他照的）。
不久重医兵团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卢廷华主持，邱老师也讲了话。大概意思是我们重医兵团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了贡献的，现在响应毛主席号召，两派大联合，成立革委会，今天宣布解散。希望大家今后还是要保持革命精神，为人民立新功云云。即将毕业离校的66、67级学长代表也讲了话，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一再强调要把正在敬建的毛主席塑像修好完工。兵团给每个到会者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个兵团的徽章、一个兵团的红袖套以作纪念。
重医兵团就此正式宣告解散。
会后，晚上较晚了，卢廷华派人，拿了专门制作的《重医兵团大事记》和兵团的徽章、袖套一起，在南北大楼之间尚未最后完工的毛主席塑像背后，将那些要珍藏的历史资料从预备的孔洞放进了塑像内，准备永久保存。我听说后，心里稍有些许安慰：不管多少年过去，将来总会有人看到这些，总会有人知道我们奋斗过，这段历史是我们书写的。
当然，彼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不到一年，就会有邱会作夫人胡敏来重医为林彪选儿媳；而胡敏偏偏就认为毛塑像鼻子大了一点。当时的军宣队当然忙不迭地下令修改，于是藏在塑像内的秘密曝光，藏在里面的重医兵团史料全部被收走销毁——这点小小虚幻的安慰也被夺去，我们注定是被遗忘的一代。
11月1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消息传来，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一切职务。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
除了成千上万个于可，在这“史无前例”年代以各种“非正常”方式离开了人世，我们这些大学生一直上不了课外，这“伟大胜利”给老百姓到底带来了什么好处？
这年底，五十四军移防云南。从云南调来的十三军接替了五十四军在重庆地区的“支左”工作。
1969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学校则办起了两派大联合学习班。（图为大联合学习班部分成员在校园里的毛泽东塑像前合影。）
大中专院校陆续毕业分配，许多毕业生被遣送到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穷（贫穷）地区。
由此，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急先锋和主力军作鸟兽散。
我们重医兵团的王敏忠去了西昌木里，王维亿去了峨眉煤矿。
我们70级同学经过长短不同的“一打三反”学习班，于1971年春“毕业”。说是毕业，没有典礼，没有留影，没有告别，甚至没有毕业证书——我们的大学毕业证书迟至1983年才补发，也只是浆糊粘了两张硬纸片夹了张照片盖了重医的钢印而己！
老田去了阿坝藏族自治州。
杨友松、秦亚恬、王友仁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
我则与已经确立恋爱关系的同年级同学周同甫一起被分配到了甘孜藏族自治州最偏远最高寒的石渠县。
但这还不是结束。1971年夏我们刚到石渠草草安顿下来，便收到重医革委会来函调查文革诸事，要我交待重医兵团及《东方欲晓》等等。我毫不客气，以年代久远和我髙原缺氧记忆力受损为由严辞拒绝。我回信的时间是7月13日。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主持四川“批清”工作的梁兴初、谢家祥等下台。不久四川全省展开了“落实‘批清’政策”的工作，1973年5月26日，重庆医学院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函到我工作的卫生院革委会，为我“受到梁、陈、谢错误路线的迫害”“恢复名誉”，“转致歉意，挽回影响”，并寄还我被迫写的检查材料3份41页——这些成为我写作本文的翔实依据。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在那前后，原重医革委会主任、军宣队负责人房成丰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我的分配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另有其人。显然他也认为这样的分配实质上是惩罚，是发配。
我的文革就此落幕。
大学生活，本应是一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而我们在文革中的五年“大学生活”，却充满狂风暴雨甚至血雨腥风。
半个多世纪来，这五年经历，隐藏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深处。初因懊悔，不愿想；后因恐惧，不敢讲；再因生计所累，无暇他顾。
时至今日，当年众人，或垂垂老矣，或已往生。这段亲历，恐真会湮没无闻。
故而今日提笔记下。文中所记，乃我个人的回忆，或与当时情景不完全相符。但已尽我之所能核实。文中提及诸多同龄人姓氏，或有冒犯。但为留下真实历史，诸位或可原谅一二？
2023年初夏写于成都寓中
2023年7月17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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