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二三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8月30日第231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9〗

昨日心迹

李秉铎 工宣队进校后一个大学生的日记

生逢乱世

臧 振 1967年成都“五一九”事件亲历记
周光代 宜宾文革琐忆
钱守诚 叙永县“全面内战”的一些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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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工宣队进校后一个大学生的日记

李秉铎

《昨天》编者按：本刊曾在179期（2021年6月30日）推出过“李秉铎、敖艾莉专辑”，选发过李秉铎夫妇的一组文革回忆文章。现再发一篇李秉铎的文革日记。尽管文革中不断有因日记惹祸的大小冤案，但许多人仍然习惯性地要写日记，能够保存下来的这些日记就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史料。

作者说明：
工宣队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是文革中诞生的新事物，被称为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伟大的革命创举”。
1968年上半年，北京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派性武斗屡禁不止，逐步升级。毛泽东为结束难以刹车的群众造反运动，营造打倒刘少奇之后“形势大好”的新局面，以利于召开中共“九大”，他必须努力引导由“乱”到“治”。7月27日，按毛泽东指示，由毛泽东身边最亲信的中央警卫团派出人员为首，调集北京60多个工厂3万多工人（后来定名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平息武斗。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主要负责人的井冈山兵团认定这是“反革命黑手”制造的阴谋，以武力对抗，导致工宣队5人死亡，几百人受伤。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毛泽东对他们明确宣称：（派出工人进驻高校的）黑手就是我！并严厉告诫：在武斗问题上，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是对红卫兵头头们的当头棒喝，宣告了叱咤风云近两年的红卫兵运动的终结。8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农管理学校。”1976年毛泽东逝世，随后“四人帮”垮台，到1977年11月6日，在邓小平的建议下，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未能实现“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并且永远领导学校”的目标。
我偶然找到一本当年在四川大学的日记，是一本薄薄的练习簿，记录了工宣队进校这一段时期学校及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以及自己的看法和认识。日记从1968年8月26日到1969年1月31日。我本来从读中学时起就有了记日记的习惯，文革开始后“停课闹革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生活规律完全打乱，加上因文字惹祸的事例层出不穷，特别是“二月镇反”时险些被打成反革命，因此我不但没有再写日记，还把以前的日记全部处理掉了。1968年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群众造反运动结束，回到学校坐下来搞大联合，天天政治学习，屁股和板凳相结合，生活恢复安定，我就又开始记日记了。从12月13日起我参加解放军成都警备区组织的清查敌伪档案工作后日记内容发生了变化。
现将日记中有关工宣队驻校时期的内容保持原样摘录，可作为研究那一段历史的参考资料。日记中涉及对某些人的批判或指责，都只是那个特殊时代里的评价，不能代表被评价者的真实情况。当时四川的大、中学校都按毕业年份称某某级（而不称某某届），比如文中的“68级”即指1968年毕业。为帮助读者理解，对一些史事和人名略加了注释。日记中有几处在整理时所加的感慨性按语在括号中以楷体字表示。

1968年

8月26日 星期一

今天是“8·26”造反 两周年纪念日。回忆两年来的日日夜夜：工作组的高压、赴北京的幸福日子、封闭《四川日报》的艰难困苦、进驻成都军区的离奇生活、二月黑风、三月逆流、五月血战、西昌调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忆当初气吞万里如虎的革命气概和历经的千难万苦，深深感到前一阶段没有白白度过，在斗争中尽到了最大的努力，同时也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提高。但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革命意志却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在各方面都有所倒退。在纪念“8·26”两周年的日子里，我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本来省革命委员会不同意我们开大会庆祝，说重庆“8·15”派开会庆祝，大庆三天，受到批评，并说现在上层斗争很激烈，最好不要开庆祝会。昨天特派省革委副主任张西挺来川大做说服工作。但是广大8·26战士不同意，因为已经准备了很久，中、小学的8·26还特地操练了队形，最后决定大会改为“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向工人阶级学习”的誓师大会。
大会开得很短，发言都很精练，接着就是游行。先是战斗团团旗，再是仪仗队，小8·26的号队、气球队，小8·26、中8·26、大8·26，共有五六万人。十二中、三中、气象学校、工业学校的队伍都准备得很好，很精彩，有号、鼓、舞蹈队、气球队、旗队。走到天府街，二四九信箱联总 的队伍也出来游行，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企图横穿我们的队伍，和中8·26冲突，中8·26受伤数人，二四九联总被打死一人，伤近十人，大败而逃。
下午班上全体8·26战士合影。

8月27日 星期二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午两点开进川大，有南光机器厂500人，纺织厂、仪器厂500人，7858部队解放军200人。我们到大校门外，林荫道两旁欢迎。随后在大操场开欢迎大会，成都警备区曲政委 、孙副军长 等都来了。江海云 致了欢迎词，工人代表、解放军代表也都讲了话。
工人宣传队进校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必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掀起一个“斗、批、改” 的高潮。对于中央最近指示、《红旗》杂志社论要认真学，领会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然就要落后于形势，失掉政治敏感。

8月29日 星期四

上午在新会议室欢迎工宣队进驻物理系。
下午工人同志分到各个班，我们班分到四个工人师傅，两男两女，老工人，四个人都是南光机器厂的。

8月30日 星期五

下午在大操场召开全校大会，刘安聪 讲话，说警备司令部派出大批部队进驻二四九信箱，以二四九信箱为突破口，解决老大难问题。市革命委员会要求所有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都到二四九信箱去游行示威，并着重呼口号：“马蜂窝就是要捅，坏人就是要抓，黑手就是要揪！”我们才和二四九联总打了一仗，是老对头了，更是兴奋，全校集合前往二四九信箱。沿途旗帜招展，一个单位接一个单位，拥挤不堪。市革命委员会也出来刷大标语：“马蜂窝就是要捅！”二四九联总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的一大金刚，反“红十条” 干将，武斗狂人，今天遭到这样的下场，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二四九联总仍然十分顽固，在大楼上刷大标语：“川驴（指川大8·26）臭知识分子枪杀工人阶级是全国罕见的反革命事件！”在主楼上有“东郊前哨”的招牌，见川大队伍来了，分外眼红，把“联总”的大旗挂上高架上，因为有大批解放军在场，他们没有敢向游行队伍开枪。我们的队伍受到二四九“八一”战斗团的热烈欢迎。
另外四川医学院、一机校都发生殴打工人宣传队成员事件，警备司令部都派了军队去包围，抓了凶手，一机校红成的五个头头态度恶劣，全部被抓。
这样解决问题，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的权威，很多老大难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整个形势也就越来越好。重庆、江津、南充等地也能这样搞一下，问题就好解决了。
晚上全校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在12点之前必须完成。工人师傅都下到各个寝室，督促同学交枪。我们把留作纪念的子弹都上交了。工人师傅和我们很友好，他们说：如果是去年7、8月份，你们的枪坏了，我们还可以帮你们修理。现在情况不同了，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把武器交出来。我们的情况和北京不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为四川文化大革命立下功勋，做了大量好事。因此在广大群众中威信较高，不像北京的学生那样臭。我们和工人同志的关系是正常的，革命的，有利于我们和工农兵群众结合，有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加需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他们的领导。不然，我们的有利条件反而会成为前进的障碍。工人群众和我们的亲密关系，也说明了广大群众眼光是明亮的，只要我们有了成绩，作了好事，他们就会给予充分的肯定。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臭知识分子”的招牌而自卑。

8月31日 星期六

我班从今天起开始“早请示”，早上集体到理科楼毛主席塑像前，手挥《毛主席语录》本，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读主席语录，然后才进行早锻炼。
上午打扫清洁，宿舍过道上过去两派激战写下的标语，都用玻璃片刮去，又粉刷了一遍，使过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工人师傅们都在寝室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忠”字。整个学校面貌大改观，政治空气也浓厚了。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仅仅理解为军队、监狱、法院，而是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全面专政。资产阶级被搞臭了，现在他们利用最后一个阵地“上层建筑”进行反扑。工宣队进入学校正是为了在学校中，在上层建筑方面向资产阶级进攻，专资产阶级的政。并指出，有的人觉得“委屈”，这是对哪一个阶级有感情的问题。
这些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知识分子目前的思想状况，对于我也是非常适用的。我一定要努力改造自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感情来认识一切。否则，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会想不通，觉得委屈，走进个人主义的死胡同里去，最后被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所淹没。

9月3日 星期二

这几天着重搞“一片红”，打扫清洁，布置寝室。门上贴 “忠”字，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剪纸，我们寝室也布置得很美观。
高斌 今天来，他已毕业留校，他讲了遂宁的情况。他准备写小说，明年开始动笔。

9月4日 星期三

我们班的几位工人师傅都很严肃，不活泼，很难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知他们对我们有些什么意见。那位老工人说我们都不是臭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谈不上，但我们确实不是臭知识分子。第一，我们根本一窍不通，没有多少知识；第二，我们在广大群众心目中不是臭而是香；第三，我们是在新社会长大，是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

9月19日 星期四

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市大会，欢呼毛主席赠送首都工宣队的芒果复制品送到成都 ，我因病未去。

9月20日 星期五

汪贤裕 送来一份“7·28”毛主席接见聂元梓等五位学生领袖的讲话全文，看后受到很大教育。毛主席对于学习，最强调自学，自己到图书馆去学，马恩列斯，主席自己，都是自己学出来的。对于学校的问题，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不怪你们，我们也搞不上去。从主席的讲话中看出，主席还是比较同意学生“斗、批、走”，到实践中去。我觉得这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上，现在学校中坐下来搞“斗、批、改”，搞政治学习，收效不大，只有到工厂、农村，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有较大的收获。我们正当年轻力壮，精力旺盛，白白地逍遥，天天打牌、下棋、吹牛，不仅太可惜，而且会令人颓废。我还是要找机会到工厂、农村，到社会实践中去走一走。另外在学校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

9月21日 星期六

学习列宁语录，很有收获。列宁说：“自然，每次革命都会给进行革命的阶级带来巨大的牺牲，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给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带来了从来没有过的牺牲、貧困和苦难，很可能，这种情形在别的国家也会完全一样。”他又说：“工人贵族害怕牺牲，耽心在革命斗争时‘太’穷，他们是不能算作党员的。”这些话也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了一些人，很多工厂停工，物资供应紧张，肥皂、牙膏等常用品都很缺，伙食也特别差。因此自己也附和一些不正确意见，发牢骚，这都是很不正确的，是眼光短浅的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当然会付出牺牲，造成一些貧困和苦难。但是，如果不进行这场斗争，就会葬送整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要牢记列宁的教导：“所谓革命，就是极端残酷的殊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或者是根本放弃革命，或者是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

9月22日 星期日

今天没有事，到成都四中去找朱希亮 玩，在他家吃了一顿饭。他约我国庆节去取毛主席纪念章。

9月23日 星期一

上午全校开大会，工人宣传队的同志作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动员报告。办学习班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先有实践才行，经过实践，再学习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深有感触，有一段时问特别忙，当时十分渴望能有一段休整时间，进行学习总结。在封闭《四川日报》后，进行了一次整顿，收获很大。开会时大家针对碰到的实际问题，讨论十分激烈，不是感到无话可说，而是感到时间不够。

9月24日 星期二

上午开大会，欢送去解放军军垦农场劳动锻炼的毕业生。井冈山野战军（井野） 的王炎平 、张川生 、李少春 都是去军垦农场，他们多是自愿申请去的，很有志向。老造反派应该带头到最艰苦，最锻炼人的地方去，贪图生活的舒适，是没有多大出息的。

9月25日 星期三

杜晓荣 从重庆返校，给我带了一封父亲的信，父亲在信中批评我调皮，说风凉话，说这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里学来的。说革命意志衰退在我身上也有所反映，要努力改造世界观。我给家里和姐姐的信，都有牢骚，十分不好。我应该时时时刻刻不要忘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的影响，注意思想改造。
系上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物一（四）班全班参加学习班，是全校的典型班，有人说这是运动后期出左派。在前些日子，江青、周总理在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 的大会上，指出要爱护红卫兵小将，小将们在运动前期、中期是立了功勋的。因此川大出了一份《和工宣队谈心》的大字报，是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写的，抓住工宣队个别缺点，提得十分尖锐，说是国民党作风、四清工作组。这张大字报大方向是错误的，代表了一股不正确的潮流。但在我校这股思潮有相当一部分群众， 8·26团部也有一部分人支持。物一（四）班在袁代贵（因阅读毛主席著作手不释卷，言必称马列、毛泽东，故外号为“顶峰”）的率领下，刷出大标语：“清除内奸！”“打倒反革命知识分子！”以极左的口号而一下子闻名全校。工宣队看中了四班，说一进校就看出四班大方向始终正确，是教育革命的决心派。我认为四班的行动是革命的，但口号是滑稽的，有点哗众取宠。

9月30日 星期一

成都四中成立革命委员会，到那里去玩了半天。下午回校去送杜晓荣，他将到安徽军星农场劳动锻炼，但他已走了，留下一张纸条给我。我很后悔，主要是汪贤裕和朱希亮留我多玩了一会儿。这一走就很难见面了。几个老朋友高长川 、杜晓荣都毕业离校了，就剩下我一人了，我也希望快一点毕业分配出去。
晚上汪贤裕在四中请吃饭，饭后连夜赶回川大。人民南路今晚灯火辉煌，布置得非常漂亮，一派节日气象。

10月1日 星期二

凌晨2点半起床，集合去参加国庆游行。到人民南路已经人头攒动，十分拥挤了。我们的队伍被冲散了，我们就各自为阵，开了一会儿会，就纷纷回学校了。
今天人特别多，人民南路广场、盐市口、春熙路、东大街都挤满了人。张国华 、孙洪道、工人代表、游寿兴 在会上讲了话。今年的国庆游行有两个特点：一是毛主席像特别多，特别精致，有砂子粘贴的，绣在纱窗上的，有可以闪光的。总之，各式各样，百花齐放。二是人们身上戴的毛主席纪念章又大又多又好，有的人整个胸膛都戴满了纪念章。
晚上，人民南路放了焰火，放映了新影片《钢琴伴唱红灯记》。

10月6日 星期日

订出个人学习计划：
1 .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及最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要深刻理解，思想上要跟得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2. 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一点辩证法，学一点哲学。
3. 学一点专业知识，目前主要学一下电学、无线电方面的知识，看一看数学小丛书。
4. 学习历史、地理，学习党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中国及外国历史。
5. 学一点文学，找几本小说或读一读古诗。
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书，特别是历史、地理方面的书，但我可以尽力去找，不能系统地学，零碎地学一点也好。

10月7日 星期一

今天我们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不过学习还是照老样进行，读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章，然后讨论。今天的讨论会大家发言特别积极，对“斗、批、走”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争论激烈，有两个解放军同志也来参加了发言。大家都同意“斗、批、走”，这个“走”是走到社会实践中去，走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所以是积极的改、彻底的改。但是，目前的情况又使我们走不成，因此大家觉得还是空谈。

10月8日 星期二

晩上红卫兵支部开了会，要大家积极发言，这几天工宣队抓得很紧，看样子我们不踊跃发言就过不了关。工人师傅向班革委介绍了川大的情况，校、系革委会中有一股对抗工宣队的逆流：刘安聪公然宣称学校必须由知识分子领导。而更惊人的是在我们心目中威信很高的王道玉 对于工宣队也是很抵触的，这次他跑到达县去参加地区革委会成立，赖在家里不回来了。物理系革委会主任田景文 也是对工宣队不满的人。江海云是中间派。只有游寿兴态度比较正确，但在校革委中受到排挤。
听了这些情况使我们大吃一惊，联系到我们所见到的情况：工宣队一进校，校革委就把什么群工部、宣传部等等一律撤销，校革委基本上瘫痪，摆了一个烂摊子给工宣队，随后又来了一篇“和工宣队谈心”的大字报。这些问题是很严重的，对待工宣队的态度，实际上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是能否继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事。我们的政治嗅觉还不够敏感，看问题的眼光也不够尖锐，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万万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10月9日 星期三

今天班上的学习进行得很好，发言很踊跃，受到工人师傅和解放军同志的表扬。现在我对“斗、批、走”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斗、批、走”走到三大革命第一线去，才能彻底地改造世界观。但是，目前我们必须待在学校，搞清理阶级队伍、大批判、整党等。我们离开学校一走了之，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是“私”字的表现，只想离开学校对自己有利，没有从全局出发，不愿意为学校下一步的工作付出代价。目前的学习是很枯燥，但我们应体谅工宣队的难处，工宣队在我校的工作得不到校革委的配合，工作进展不顺利。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大批判高潮，安定广大群众的情绪，坐下来学习是必要的。

10月10日 星期四

收到姐姐的信，她到解放军农场劳动去了，地点是山东省文登县。信中谈到他们是百分之五十的时间政治学习，百分之四十的时间劳动，百分之十的时间军训。在部队中，战士们时时时刻刻想的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忠于毛主席，而知识分子想的是学好业务作自己的本钱，想的是吃、穿、逍遥、打内仗。这些使我想到，我一向不喜欢政治学习，认为仅仅是一个形式，收获不大，不如直接做实事。看样子，今后无论到哪里工作，都得过政治学习这一关，最重要的是要像解放军战士那样时时想到为人民服务，忠于毛主席，毛主席叫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打折扣，不要自作聪明，自以为是，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恶习。
（按：不管怎么样努力，我始终都未能喜欢上政治学习，直到退休了，终于可以和政治学习说一声“拜拜”了，有一种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愉悦。）
晚上和同寝室同学嵇明扬、王国祥一起到工宣队那里去耍，我还从来未去过，和工人阶级结合得很不好。我班的两个工人同志，郭师傅和谭师傅都在，郭师傅以前参加过中和场战斗 ，参加过中江县的战斗 ，和我们谈起这些，非常亲切。

10月15日 星期二

学校从这周开始清理阶级队伍，目前着重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 ，结合清理阶级队伍，掀起一个“斗、批、改”的新高潮。今天全校开誓师大会，工宣队负责人作了动员报告，讲了批判“多中心论”的伟大意义和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些政策性问题，讲了我校阶级斗争的情况。我校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解放前是一所老学校，国民党对川大是很重视的，解放前在川大有两百多个反动组织，如蓝衣社、复兴社等。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米建书 在川大住过，有不少活动。还有现管反革命分子在川大住了十个多月，插手几个群众组织，在川大还发现了反动标语，有人张贴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反动的“多中心论”在川大不是没有，而是大有人在。
学校的大字报开始多起来了，揭发了许许多多问题。一个“斗、批、改”的新高潮就要在川大掀起了。有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提虚劲”，对工宣队持怀疑态度，事实将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人民日报》在给上海机床厂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说得好：“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对于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也要奉劝他们把眼光放远一些。

10月17日 星期四

斗争越来越复杂。今天又有一批大字报，有批判8·26、井野的“多中心论”的，特别是指责井野支持贵州4·11派 。还有题为“谁在川大扯起独立王国的破旗？”的大字报。数学系64级乙班贴出了他们班的讨论纪要，他们批判了张石生 15日代表校革委的发言，认为是老保（即保守派）腔调，认为主要矛头应指向一小撮走资派和阶级敌人，而张石生的报告是把矛头引向校革委，引向8·26战士，并指出这就是右倾翻案风。
我对于许多问题尚未弄清楚，对于目前的主攻方向是什么，也不明确。从现在情况看，有把校革委作为主攻方向的苗头，但这又与中央精神不相符合。如何既肯定我们以前的成绩，又纠正我们的一些错误；如何既批判校革委、8·26派中的“多中心论”影响，又不至犯右倾的错误；如何稳、准、狠地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而不把矛头指偏；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新事物是层出不穷的，我们的学习、改造也是无止境的。通过这一场斗争必将进一步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

10月l8日 星期五

目前有三种意见， 一种认为不应该搞校革委，而应搞红成野支、红卫东 ，这种意见实际上对工宣队有一些抵触情结。另一种主张炮轰校革委，这里面有的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有的是一般的提意见。第三种是不表态，处于观望状态，因为觉得工宣队不能反对，而校革委又是新生红色政权，因此处于矛盾之中。我们的思想也很矛盾，有的昨天写的大字报，今天又改变了观点，觉得不对了。

10月19日 星期六

今天我们班对目前的形势进行了一场辩论，工宣队同志也参加了，并发了言，对一些问题我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还不一定正确。中心问题还是批判“多中心论”和清理阶级队伍之间的关系。我认为目前普遍批判“多中心论”，并着重批判校革委、8·26战团中的错误，由此可以清理一些坏人，但决不是说清理阶级队伍是从造反派开刀。目前的批判“多中心论”和清理阶级队伍有关系，但主要是对造反派进行思想整顿，为清理阶级队伍扫清障碍，打好基础。这个关系搞清楚了，其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当前应该着重批判8·26的错误，因为这已成为进一步工作的障碍，而右倾翻案风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目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什么？这就是阶级敌人利用8·26过去的功绩，千方百计挑起广大8·26战士和工宣队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这个总方针和总政策，否则我们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10月21日 星期一

今天学校的形势发生了一个转折的变化。主要是五年级留校的8·26同学集体写了一份大字报《前面是急转弯》，揭发我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米建书、郭付仁（原成都市副市长）在川大住过很长一段时问，对8·26战团是插了手的。8·26团部有人写过“大家来讨论”的问题讨论，这不是革命小将写得出来的。比如说有几条：1.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还是一场悲剧？ 2.或者是文革五十天（指文革开始的五十天）否定解放以来的十七年，或者是十七年否定五十天……等等。走资派同时插手几个群众组织，挑动成都地区两派斗争，同时又挑动红十条派内部的斗争。总之，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彻底，才能使新生红色政权更巩固、更纯洁。这样争论几天的问题基本上已清楚了，一个“斗、批、改”的高潮即将在川大掀起。

10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到我校作报告，川大是一个点，周围各厂矿、中学都在川大集中。很想听一听北京各个工厂、学校的“斗、批、改”是如何进行的，有些什么好的经验，但工人代表在报告中谈得不多。如果我们也能到北京去走一走，到北京针织总厂等先进单位去学习一下，收获一定会很大的。
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是毛主席邀请的，有近万名，四川480多名，成都147名。四川工人代表有14人上了天安门，成都5名，重庆4名，专县5名。
收到杜晓荣的信，他谈了一路上的情况，西安、南京的风光、供应，兴致很高。他们那个农场（位于安徽省霍邱县巢湖）就是毛主席“五七”指示中的那个农场。原来是湖，填平了作农田，一年生产可供南京军区吃两三年。去年遇洪水，为了挽救下游十九个县，中央批准又将湖淹了。因此，现在比较艰苦，有人想逃跑，但他们还是很安心劳动。

l0月24日 星期四

上午开全校大会，揪出一百多个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示众、斗争。校门都是由警备司令部派的解放军把守，只准进，不准出。
晚上召开班革委会委员以上干部、工宣队全体成员开会，由7858部队团政委王某某作报告，主要讲对8·26、川大革委会要肯定，8·26要正确对待对自己的批评，下一步要掀起一个整党建党工作的高潮，工宣队在前一段时间从校革委开刀，清理阶级队伍，是错误的。张国华接见了校革委和工宣队负责人，指出：川大革委会和8·26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从“8·26”到“11·13”造反，二月黑风，粉碎右倾翻案风都立了功，影响很大，川大革委会是我们批准的，我们也都去参加了成立大会，如果否定了也是给我们脸上抹黑。工宣队不能支持游寿兴搞江海云，也不能支持江海云去搞游寿兴，这两个人我都要保。今天警备司令部的高星耀政委也到川大，找校革委负责人谈了话，说省、市革委会决定在机车车辆厂、仪器厂、川大几个单位搞整党建党的试点。听了这些讲话，我们都十分高兴，证明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作法是正确的。

l0月25日 星期五

上午各系传达昨天王政委的报告，讨论整党的问题。
下午物理系开批判会，把系主任郑衍芬 揪出来批判。郑解放前是重庆大学教务长，反动党、团骨干，解放后隐瞒历史，拒不交待，这次被揭发出来。最近两天开了一些批判会，都是扭转前一段从校革委开刀的方向之表示。
晩上警备司令部高政委来川大作报告，可能是昨天王政委吞吞吐吐，没有把问题讲清楚。高政委主要讲了一个正确对待批评的问题，说8·26立过功，但也要看到缺点，不要怕批评。说有人挑拨，说警备司令部不支持8·26了，警司对8·26 的功绩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8·26要立新功。相信川大一定能把整党建党工作做好。随后刘国权 代表工宣队讲话，说中文系、物理系都比较好，讨论出了方案，数学系在讨论中发出一些奇谈怪论，问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当然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刘国权讲话态度比较强硬，看样子校革委和工宣队之问的矛盾还未很好解决。对于前一阶段工宣队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我们不应该纠缠不休，这样会干扰大方向。要时刻记住目前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不然头脑膨胀，得意忘形，就会跌跟斗的。

10月26日 星期六

化学系贴出《六六年毕业生和工宣队座谈记要》，六六年毕业生给工宣队提了不少意见，说工宣队到处宣传什么每个节骨眼上8·26都有黑手操纵，如何如何。完全是挑拨工宣队和8·26的关系，借这个“座谈记要”把自己想要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8·26团部勤务组（即领导班子）刘安聪、徐钜庸等人贴出大字报，说高政委如何接见了他们，又如何肯定了8·26的大方向一贯正确。其实高政委在接见时批评的话还是很多的，他们为什么不写出来呢？前一阶段批判“多中心论”，他们不表态，现在一表扬8·26，他们就出来表态了。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是煽动、发泄对工宣队的不满。在川大对抵制和拥护工宣队这个问题，两种思潮斗争十分激烈，特别是因为工宣队在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中出现了偏差，抵制工宣队的思潮特别活跃，进行了充分表演。
据说高政委之所以到川大作报告，是因为川大一部分人受到表扬后，尾巴翘到天上去了，特来泼一泼冷水的。

10月27日 星期日

下午到望江公园玩，遇到一个北京来的工人，他听说我们是川大8·26的，十分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向你们学习！”我想象不到一个普通的首都工人会对我们这样尊重，可见8·26在全国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在运动初期和中期都立了功，被人们称为“四川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运动后期，在当前“斗、 批、改”的高潮中，一定要立新功，不要吃老本，不要玷污广大人民群众给我们的崇高荣誉。

10月28日 星期一

成都市首批干部到“五·七”干校去锻炼。上午全市欢送，我校在九眼桥对岸列队，夹道欢送。
学校中贴出大量关于李士志、郑宏树 的大字报。李士志是叛徒，郑宏树则是打着造反旗号，混入8·26派，在很多能揭开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被郑宏树等人捂住了。这些大字报都是工宣队组织的干部学习班揭发出的。川大的干部问题一直未解决好，这一次可能会较好地解决了。
我现在把业余时间利用起来学习一点哲学，条件很有利，因为借到一本《简明哲学辞典》，可以解决很多疑难问题。只是要抓紧时问，充分利用时间。

10月29日 星期二

下午开整党建党的全校动员大会，工宣队刘玉堂和7858部队王政委讲了话。
成立了整党领导小组，组长：刘玉堂，副组长：7858部队李团长，温建平（原川大校长），江海云，游寿兴。领导小组一共13人，工人、解放军占6名，此外还有牟长华（井野勤务员）、袁国株、尹正良、王道玉（后三人为8·26勤务员），13人中有4人是非党员。
晚上写批判文章，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明天班上要开批判会。

10月31日 星期四

上午班上开了批判会，批判刘少奇的“黑六论” 。
下午写发言稿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郭士坤 ，明天年级要开批判会。这两天有些用脑过度，脑袋有点昏昏沉沉的，吃完晚饭去打了一下球，休息一下脑筋。

11月1日 星期五

上午年级开批判会，斗争右派分子郭士坤。我代表班上发了言，虽然有点紧张，但还是顺利通过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有很大的锻炼，群众斗争，革命斗争是增长才干的最好战场。
（按：结婚后我才知道，这位我参加批判过的郭士坤教授，是我岳父大人的校友、朋友。当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纯属冤案。）
下午全校开批判叛徒、特务李士志的大会。把丁耿林、许琦之、焦锦玉、李安调 也都揪出来进行了陪斗。

11月2日 星期六

下午召开全市大会，欢呼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对粉碎1967年的“二月逆流”和粉碎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作了极高评价，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分析了国际形势，提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斗任务。这次会议是九大的预备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今天虽然下雨，但参加开会的人仍然很多。

11月3日 星期日

今天全市组织十万人的宣传大军上街宣传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我们班也全部出动，我们几个负责刷标语，另一组由邬端生同学扮演刘少奇被押着游街示众。

11月7日 星期四

五十四军要调到云南去，下午川大和川医师生到火车南站欢送，天黑才回校。

11月8日 星期五

上午班上政治学习时，工宣队郭师傅发了言，他非常气愤，说昨天我们的纪律非常涣散，集了几次合都集合不起，回校时连抬主席像都没有人；说校革委对工宣队不相信，过去工宣队曾把斗争矛头针对8·26是错误的，8·26要肯定，但不能这样对待工宣队，江海云对工宣队的态度也不正确。昨天去欢送五十四军，校革委就不支持，伙食团都不知道，弄得同学们回来吃冷饭。
郭师傅说，现在工人阶级伸出手对知识分子再教育，你们不听，今后毕业鉴定就要见分晓。
数学系“湘江”纵队贴出大字报《提高革命警惕》，要防止在整党中复旧的趋向，说原川大校长温建平担任整党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且名列川大革委会主任江海云、副主任游寿兴之前，就是复旧。说阶级敌人把一些真正拥护工宣队的敢于向工宣队提意见的人打成“反对工宣队的人”，而他们自己则削尖脑袋扮成拥护工宣队的样子。这篇大字报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工宣队。
数学系一年级“小学生”贴出大字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驳斥“湘江”的大字报。“小学生”是数学系一年级女生，文章写得很有生气，很尖锐。敢于和8·26的著名战斗队“湘江”叫板，很有胆量。

11月9日 星期六

下午物理系召开批判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大会，我系和数学系作为全校整党的试点，抓得很紧。工宣队负责人在会上讲了话，严厉地批评我们的组织纪律非常不好，会未开完，就有许多人偷偷溜走，完全是无政府主义，散漫惯了。要求各班下周要整顿纪律，未经系上批准不能随便离校，私自离校回家的要通知回来，这个月不回校的，回来后要办学习班，在学习班进行检查。指出有的人对抗工宣队，要大家不要怕，有工宣队撑腰，要勇敢地站出来捍卫党的利益。

11月13日 星期三

系上办的整党学习班今天开门整党，把学习班放到群众中来办。全系师生都参加了会议，学习了一整天。在物理系，造反派势力较强，但保守派势力也很强，保守派每次的反扑都十分有组织，十分严密，这个幕后操纵的核心一直未揭发出来。目前就是要挖出这个地下的核心小组，揭开物理系的阶级斗争盖子。现在主要从运动初期整群众的黑材料和二月逆流追查起。干部、老师发言都很积极，有揭发，有自我检查，但谈过程多，有的谈到过去如何怕群众，引人发笑，但问题还是没有扯清楚，也不够深入。

11月14日 星期四

物理系组织专案调查组，每班抽两个人去参加。这件工作很麻烦，又不易弄出结果来，一般人都不愿去，我就和邱万惠同学报名去了，一来实在没有人愿去，二来虽然麻烦，却可以学到许多阶级斗争知识，了解我校阶级斗争情况。

11月l5日 星期五

上午和邱万惠一起去提审了杜文科（原川大总务处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但收获不大。我们感到领导太不得力了，很多材料已经调查过，但没有人整理出来，我们一接手，又是从头开始搞。工作中也没有具体的人抓，各搞各的，互不通气，互不支援，这样很难弄出名堂来，工宣队应该派人来把专案组的工作领导起来。
这两天看了一些材料，对川大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有了一些了解。在文化大革命中，丁耿林（原川大党委书记）被揪出来后，旧省市委又组织了许琦之（原川大副校长）、于永志（原历史系总支书记，后曾任校文革领导小组筹备委员会主任）、杜文科、郭炳和（原物理系总支书记）、吴省三、韩君美、谢国库（三人均为川大中层干部）的七人“二线党委”。以于永志为首的校筹委会垮台后，又组织了地下筹委会，并派大量人员打入8·26，做特务工作。1966年9月旧省市委处于全面崩溃前，又派人和叛徒李士志接头，组织“川大地下党委”作为第三线，并策划李士志假造反，混进造反派，并且吴省三还进入校革委会，担任了副主任委员。这一幕幕的阶级斗争的铁的事实，告诉了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告诉了我们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揪出叛徒李士志，挖出川大的黑三线，这是工宣队进校后取得的重大成绩。在这个问题上8·26团部的一些头头是有责任的。今年8月份，一个干部经过斗私批修，去掉怕字，大胆地给团部某些人反映了李士志的特务问题。但某些人竟说：李是老造反派，支持8·26，有特务问题结论了仍可以结合进领导班子。这样做给揭发问题的干部压力很大，使李士志始终未被揪出来，直到工宣队进校，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也生动地说明了：单单依靠学生的力量，是不能将学校的“斗、批、改”搞好的。
近来中层干部学习班的大字报特别多，揪出假党员某某，特务某某，揭发了旧省市委如何在川大建立情报网，派人打入8·26收集情报的罪行。总之，有点生动活泼了，进一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盖子。

1l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开全校大会，斗争历史系的王幼林，王是铁杆老保，三军一旗 的黑高参，产业军杀回成都，进行反攻倒算的计划就是她提出来的，她还写了十评四川“红十条”的大毒草。通过对王的批判，肃清二月逆流的流毒。
下午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是张国华从北京回来给省、市革委会传达，然后再传达给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谈了九大代表如何产生，四川将有50名代表，看样子江海云还有点希望。

11月18日 星期一

上午和专案组的同学一起去审了李士志、邵振雄（川大干部）。李士志非常顽固，他不承认组织黑党委之事，说他是冒着生命危险起来造反，受到保守派围攻。对于特务和叛徒的问题，他竟说在延安整风时早已交待，组织上已作了结论。对于这样顽固和狡猾的人，我们虽很气愤，但仍要坚持说理斗争，整个上午都没有弄出什么名堂来，十分郁闷。
今天形势陡然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17日《四川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彻底肃清二月逆流流毒》。学校召开了干部会议，要立即行动起来，批判“二月逆流”，并规定了几不准：不准把矛头针对群众；不准揪斗已三结合（即已解放，重新工作）的干部；大字报上街只能署各级革委会名字，不能署群众组织名字。
学校的两派意见斗争也激烈起来，有反对复旧的大字报，也有反对抵制工宣队逆流的大字报，各种思想和意见都活跃起来。

11月19日 星期二

到春熙路去看了一下大字报，那里尽是川大的大字报和大批判专栏。有湘江纵队转抄《文汇报》、上海《工人造反报》上反复旧 的大字报，有批判《新成都报》11月1日社论《要保护革命群众》，说这篇社论是翻案复旧的典型。哲学系的大字报《川大就没有复旧趋向吗？》把对工宣队的意见公布到社会上。看的人很多，抄的人也很多。大字报上留下许多批语：“坚决支持”，“向8·26小将学习”，“川大8·26不愧为革命造反派”之类。还有大标语：“我们想念毛主席”，“发扬工人造反兵团、8·26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批判二月逆流”，有许多群众控诉他们单位压制造反派的情况。总之，气氛有点像1967年“二月黑风”后，我们翻身又重新杀上社会的情况。这些行动和大字报从道理上讲是正确的，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引起全市的震动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把反复旧提到斗争的主要方面，是否恰当。《人民日报》的文章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文汇报》的文章也未把反复旧提高到当前斗争的主要方面，只是要大家引起重视，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川大的工宣队师傅都是工人造反兵团的老造反派，8·26昔日的战友，在我校是注重路线斗争的，我校的情况是健康的，正常的，朝气蓬勃的，有复旧的东西，但不严重，不是主要方面，说我校复旧严重存在，是对工宣队工作的否定，我不能苟同。“湘江”纵队还有一个意图，是想说明学生比工人强，工人的水平就是低，这些大字报都必然产生这样一个效果。今天上午，“湘江”等又串联一些战斗队，批判杜文科、邵振雄，粉碎二月逆流，并且欢迎工人、解放军参加。这种作法非常恶劣，就是不相信工宣队，就是显示还是知识分子行。他们总是企图摆脱工人阶级的领导，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其实无非是一批現代的“叶公”而已。
下午汪贤裕来，因为川大的大字报又震动了全市，他来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到“湘江”纵队去领了一些材料。来访问、领材料的人很多，这很不正常。现在应该是工人阶级领导，由省、市革委会统一指挥，由几个学生在那里起哄，在各个单位掀起一个反复旧的高潮，这是否正确？是否是全面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我感到斗争很复杂，许多东西还不懂，运动向前发展，新的问题不断涌现，要认识这些新问题，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阶段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

11月20日 星期三

上午开全校干部会，我们专案组的学生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由工宣队解释一些问题，对反工宣队的一些错误进行了批评。先着重讲了中层干部班的情况，外面流言很多，说中干班是老保（即保守派）翻天，排斥造反派，让老保去作斗私批修发言等等。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中干班共有130多人，其中二月黑风前支持造反派的只有4人，后来加入8·26战团的有30人，其中大多数是在二月黑风中镇压过群众的。中干班中排以上干部有29人，其中8·26的占14 人，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占9人，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只占6人。对于干部郑宏树，本来担任连长，李士志被掀出来后，要郑与李划清界线，郑没有行动，才撤销了其连长职务，以后郑的表现较好，工宣队认为郑是造反派犯错误。工宣队负责人刘国权也讲了话，解释了一些问题，以免发生误会：1.对于川大是否存在复旧的看法：整党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是更新的，不是复旧。领导小组组长刘玉堂是老工人、老党员、老造反派，副组长江海云、游寿兴是坚定的优秀的造反派头头，副组长7858部队李团长是解放军，副组长温建平是原川大校长，是全校几千票选出来的。办事机构中全是造反派和工人，没有老保。2.对于复旧，主要是从思想上反复旧，每个人思想中都有旧意识，要反掉。8·26比较敏感，大字报上了街，中8·26、外单位的人这两天都到川大来串联、取经，要注意大方向正确。3.对于“二月逆流”：有人说工宣队不管“二月逆流”，事实上斗王幼林就是反“二月逆流”。杜文科、邵振雄的外调材料拿回来，工宣队还未看到，同学就拿去了，就公布出来，积极性很高。但又反过来问工宣队为什么不搞，工宣队不是不搞，材料还要核实。有的人（指“湘江纵队”）自己串联开会，不给工宣队打招呼，我们都要粉碎“二月逆流”，大方向一致，要统一搞，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对工人阶级的领导都是拥护的，但在行动上就各有不同。4.粉碎“二月逆流”和整党的关系，这两件事是统一的，要全面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工宣队要求大家下去向群众宣传，使大家明白真相。
这个会开得很及时，解决了很多问题。恩格斯说：“在许多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的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目前我们应该在自己的战旗上写上如下的大字：排除左右干扰，全面落实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搞好整党，搞好“斗、批、改”！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反对右的方面，即复旧、保守；也必须反对“左”的方面，就是借反复旧来抵制工人阶级的领导，妄图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指导文化大革命，来指导工人阶级。搞反击“二月逆流”不是目的，而是以大批判开路，搞好“斗、批、改”，实现工人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意识领域的专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才是目的。
下午全校开“全面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肃清‘二月逆流'”大会。工宣队代表发言，严正指出，不准把反复旧，反“二月逆流”的口号接过去，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革委会，分裂军队。

11月21日 星期四

工宣队组织反击，在学校刷出大标语“《新成都报》11·1社论大方向是正确的！”，公开表了态。《新成都报》把“11·1”社论印发下来大家讨论。许多班级都刷出大标语，支持工宣队，气候为之大变。
今天《新成都报》又发表了社论《再论要保护革命群众》，作为对前一阶段反对意见的公开答复。

11月22日 星期五

市革委召集各学校工宣队开了会，我校工宣队负责人在干部会上作了传达：《新成都报》“11·1”社论好得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群众提意见，虚心接受，阶级敌人想乘机捣乱，坚决揪出。不要刷“11·1”社论好得很之类的标语，以免引起群众争论。“反复旧”是革命口号，但是阶级敌人利用这个口号反解放军，反革委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不允许。

11月23日 星期六

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67级（注：1967年毕业）“孙大圣”战斗组写出大字报《给川大部分革命师生的公开信》，指出“湘江”等的方向完全错了，目前在全市搞什么“反复旧，反复辟”是完全错误的。数学系一年级“小学生”又贴出大字报《再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驳斥“湘江”等的钢鞭论调“不准挑拔工宣队和8·26革命小将的关系”。他们正是挥舞这根大棒干着其反工宣队的勾当。
下午开全校大会，斗争现行反革命分子刘济昆 ，刘是印尼华侨，中文系“红海潮”（属8·26的一个战斗组）的头头。他的罪名有两条：1.在贵州支持4·11派反对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2.和印尼右派报纸《祖国首都》的主编通信，传递文化大革命的情报（按：那时与国外亲友谈国内文革情况很容易被上纲为“泄漏国家机密”“里通外国”）。警备司令部当场宣布对刘实行拘留，带上手铐，由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走。
很明显，在目前情况下开这个公审大会，就是杀鸡给猴子看，给反对工宣队的那部分人敲一下警钟。
开会时碰到数学系革委会主任杨方明，他说“小学生”只有两个人， 一个原是《11·13》战斗队的（8·26著名战斗队），是数学系革委会委员，另一个则出身于资本家。他说“小学生”是两根棍子，对大批判不感兴趣，对敲棒子很积极。又碰到井野负责人牟长华，他问了问汪贤裕、朱希亮的情况，问汪贤裕现在干什么，认为以前汪还是很有能力的，并且让我帮助一下汪贤裕，要革命到底，不要逍遥。
汪贤裕找来几本艾思奇写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历史唯物主义报告摘要》《关于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辅导报告》，这几本书虽然比较旧，但在没有书的情况下是很宝贵的。通过学习掌握一些基本原理，再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为准则，来纠正书中的一些错误和自己认识理解方面的一些错误。要抓紧时间，加快速度，争取在年内看完，着重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矛盾论》。

11月24日 星期日

上一周的调查工作做得很不好，这与系上无人领导，无人负责有关系，从自己方面检查，还没有把调查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看待，认为完成得好坏都没有关系。下一步首先要加强责任心，想办法，多找群众、老师商量，另外向系上提意见，督促系上加强领导。上一周学习也抓得不紧，主要是没有一个学习计划。牟长华和我谈话，也暴露出“入党做官论”在自己身上还是有影响的。牟长华问汪贤裕的情况时，自己首先回答是汪没有当头头，牟说，当不当头头倒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要继续革命。别人碰到老熟人、老战友，首先是从政治上关心，而自己却不是这样，这也反映出思想上的差距，要向自己周围的先进同志学习，找出差距，大步前进。

11月25日 星期一

今天《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毛主席在1949年3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并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其中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这肯定又要掀起一个学习的高潮。现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必要的，是实际的。但最近又要整党，又要掀起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现在又要掀起一个学习高潮，到底中心工作是什么？今后可能还会有另外的高潮，那么整党究竟到何日才能完成？

11月26日 星期二

关于68级（注：1968年毕业）毕业生分配的中央文件下达了，今后还是四个面向，而且特别是面向农村和边疆，有军垦农场，国营农场，还要作插队落户的试点，有的人可能去改造盐碱地，工资从12月份发起。68级因为要分配和领工资了，都很高兴，因为大家确实在学校闲得心慌，待得不耐烦了。

11月28日 星期四

全班到附近农村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红旗》《人民日报》社论。下去宣传的人很多，我们到以前劳动过的地方，农民正逢休息，都赶场去了，只有几个老大婆， 一些小娃娃。邱万惠作演讲，长篇大论，农民不爱听，被迫只讲了一个开场白就结束了，把社论读了一遍，我们就打道回校了。虽然很不成功，但大家心里还是挺愉快，因为出来走一走，透一透气，总比枯坐在学校里好。

11月30日 星期六

班上组织到四川师院参观阶级斗争展览，人很多，等候多时，肚子已饿得咕咕直叫。我们几个给守门人员说了一下情，放我们进去了，但第二道门又把我们卡住，而且要赶我们出来，我们大为不舒服，兴趣索然，已无心参观，就干脆赶回学校吃饭去了。

12月3日 星期二

收到高斌的信，他未能进入学校革委会，有些牢骚，说革委会尽是老好人、老保，并说还不如以前当个逍遥派。这些看法都很有问题，马上给他回了一封信。

12月8日 星期日

高斌来，他谈了许多具体情况，看样子专县复旧的趋向仍然严重存在。射洪县的10·18派被压垮了，高斌他们在遂宁被打成极“左”派，保守组织又恢复起来，县革委会只给了造反派少数位子。他们感到压力很大，因为现在的革委会是省革委批准了的，是合法的权力机构，弄不好又要犯错误。

12月10日 星期二

这个月我校整党建党工作要告一段落，要恢复组织生活，进行“吐故纳新”。我班有两个预备党员：朱世富 ，梁应源 。红卫兵支部进行讨论，大家觉得朱、梁两人都不符合共产党员标准，要“吐故”。我和这两人之间都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对梁应源的印象还比较好。“二月黑风”中梁组织了“八·八红卫队”，开始还肯定8·26以前是对的，只是围堵成都军区犯了错误，直到镇反高潮中，也还是比较实事求是，不是非要置对方于死地的那种深仇大恨。后来还要求加入8·26。会上读了朱、梁两人的材料，我觉得材料中上纲上线扣了一些帽子，但材料很少，不足以说明，大家对材料也有些意见。
下午高斌来找我，我们一起去找了江海云，反映了遂宁的情况。江海云说现在专县来反映情况的很多，今天射洪县10·18派的中学生，才十几岁，来找她，说他们简直活不下去了。省革委开了会，公报已在川报上发表，会开得很好的，公报内容也很好，就是要肃清“二月逆流”流毒，不容许存在独立王国。但具体怎样解决，还得看各地驻军的态度。总之，四川还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江海云说她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把情况反映上去。
然后和高斌到成都四中找汪贤裕、朱希亮，未找到，高斌和我分手回遂宁去了。

l2月13日 星期五

梁应源在班上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作了检查，他主动争取检查，态度较好，当然还不够深刻，但作为初次检查还是可以的。班革委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好，通过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过去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对于过去一些好的做法未很好地发扬，如开展谈心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等，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差，甚至完全没有做。
为配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警备司令部组织大学生参加清查敌伪档案。物理系要抽30人参加，我班3人，我也被选中，每天全天工作，据说要搞一个多月。
这样以后就基本上不能参加班上的活动了。

12月19日 星期四

晚上，学校开了晩会，欢送68级同学走上工作岗位，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l2月2l日 星期六

中央广播台广播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貧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2月26日 星期四

今天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主席75寿辰。早上全校集合在主席塑像前进行早请示。上午在大操场，各系进行跳“忠”字舞比赛。我因参加查档案，未参加跳舞比賽。
下午全市中学生在我校开誓师大会，并欢送首批三千中学生上山下乡（主要是家住农村的学生）。晚上在大礼堂举行了文艺晩会。

12月27日 星期五

工宣队正式宣布，我校由南光机器厂接管，一个车间管一个系，成都市各大中学校都由工厂接管。晩上开了欢送会，欢送仪器厂的工人师傅回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从这个迹象看来，好像又要搞教育革命了，不知怎么搞法，不过还是早点毕业好，无论到什么地方，农村或边疆都行，要趁年青时代，多做些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学习本领，开创新的业绩，千锤百炼而成材。

12月28日 星期六

《人民日报》“工农兵论坛”上有一篇驻复旦大学工宣队辛志海的文章《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写得很好。他谈到：在思想改造中的反复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这种反复，表现是很多的。知识分子在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各方面，经常发生反复。今天想通了，睡了一觉，第二天又不通了；现在通了，碰到几个“气味”相投的，一串联又不通了；在这个问题上通了，在那个问题上又不通了。在思想改造中，也是这样，今天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信心倍增，表示一定决心改造自己。可是，当革命真正革到自己头上时，就会感到“痛苦”“受不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针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特点，就要下决心，长期地、热情地、反复地帮助、教育、改造他们。这篇文章说得很好，很有道理，击中了要害。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揺的。”拿我自己来说就是这样，虽然和工人农民也有一些接触，但远远未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相结合，下决心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因此，虽然有改造的决心，但在思想改造中，常常表现出动摇，表现出反复，比如对待知识分子下乡这件事，社会上有很多议论，说“上大学是方向、路线错误”，对下乡有抵触情绪。对于城市中学生下农村，有人说可怜，离乡背井。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但自己听了也没有进行批判，听之任之，因为自己头脑中也还有些问题未想通，思想有些混乱。现在到农村去，真正有决心，心甘情愿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是迫于形势，被迫接受改造，不过比起第一种人就要被动得多，进步要慢一些，反复、动摇要多一些，走的弯路要多一些。我自己要在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两天解决得了的，要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经过斗争，在思想上解决问题，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相同的。

1969年1月1日 星期三

学习了《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社论中谈到1969年将是极其伟大、光辉的一年。1969年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年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的胜利；1969年将隆重庆祝新中国建国20周年。元旦社论中引用了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即帝国主义走向彻底失败，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迎接我们的将是艰苦的战斗。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到处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个人的幸福，个人的舒适的生活是不应该考虑的， 因为世界上还有几十亿人民正在受苦受难，我们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斗争，为千百万人民的利益奋斗就是最大的幸福。

l月3日 星期五

收到姐姐的信。她谈到去农村工作的问题，说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很高兴；一种可能是思想有些想不通，经过斗争，最后会通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根本想不通，最后只能随大流，被迫执行政策。第一种是很可喜的，也是不容易的；第二种也是自然的，也很好；第三种态度是不行的。我能够争取第二种态度，经过斗争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真正想通，高兴地到农村去也就不错了。有很多人说：下农村大道理通，就是具体问题不好解决。我的认识不是这样，我认为如果真正解决了思想问题，大道理管小道理，具体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对毛主席的信仰在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要紧跟毛主席，敢于冲破旧势力、旧习惯的包围，勇敢地走一条革命的路，充满荆棘的道路。只要时刻坚信毛主席，紧跟毛主席，服从毛主席，即使在自己思想改造中出现一些反复，走一些弯路，也不要紧，也一定能够解决，一定能前进得更快更好。这是我目前对知识分子下农村的基本态度。

1月5日 星期日

今天搬家，由五舍搬到三舍。幸喜我们2寝室未被拆散，几个“臭味相投”的人还是在一个寝室，是不幸中之大幸。搬了一上午，劳民伤财，总算又安置了一个新窝。听说五舍要给西藏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二舍让给了工宣队，工宣队又住好房子，又是两三个人住一间，把学生挤到条件最差的“红砖房”三舍，七八个人住一间寝室。大家都很不满，这种作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表现，工人同志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不然就要脱离群众。

l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成都市红代会 成立，在体育场开成立大会。在省、市革委会已经成立，全部学生即将奔赴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情况下成立红代会的目的是起一个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作用。

1月15日 星期三

收到父亲的信，并给我寄了十斤粮票来 。父亲说：1969年头几天喜事重重，12月31日西南师院革委会批下来了，1月3日开庆祝会。1月2日收到姐姐所在的山东文登县6109部队84分队党支部的一封新年贺信，向家长祝贺在农场锻炼的知识青年三个月的锻炼取得了不少成绩。同一天又收到我的信，报告参加了清查敌伪档案工作，并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录音。父亲很高兴，全家也都很高兴。父亲说从我的信中，看出我有所进步，思想比较开朗了，但这只是一个开端，还要继续努力，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新的一年里争取更大的进步。我觉得在过去的一年里，很多人逍遥，革命意志衰退成了一股风的情况下，我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原因有两点：1.注意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有意识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2.参加了一些实际工作，参加警司组织的清档工作，参加系上的专案调查组工作。我回重庆遇上大规模武斗，和父母亲一起出奔逃难，这中间接触了许多人，听到了许多新闻和消息，这些对于自己思想认识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强思想改造，一定要使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无产阶级的崇高品质在自己的头脑中逐渐地树立起来。

后记

我曾经是非常革命的“左”派。有人总结文革中的红卫兵具有两性：1.“打倒一切”的狼性；2.“无限忠于”的奴性。这两性在我身上也有所体现，特别是后一条表现得更充分。文革中不论是我的思想，或是工宣队在学校的所作所为，都打上了那个极左时代的烙印和表现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色彩。这在我的这些日记里也有充分的展示。
什么是历史？有哲人说就是“每人一辈子上过无数小当，加上一次特大号的大当的经过”而已。历史不仅仅是歌功颂德，总结个人和众人上的当，犯的错，也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201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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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1967年成都“五一九”事件亲历记

臧 振

作者简介：臧振，1943年生于四川乐山，在成都念完小学、中学，1963年考入北大历史系，1968-1970年在关中接受贫下中农和解放军“再教育”，1970-1980年在陕北教中学，1980-1982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1982年底到陕西师大历史系任教，1996年晋升教授，200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中国古玉文化》《戈辰随笔》等。



一、引言

不久前在陕西师大“数字史学网·西岳论坛”上见到李亚平老师转贴余习广主编的《战乱中华：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其中涉及“1967年四川成都双流中和场大武斗”。文字不多，且录于下：

这是1967年5月19日，由成都当时号称造反派的“红成”、“八二六”与被称之为保守派的“产业军”及成都郊区“贫下中农战斗军”之间，在后者视为根据地的中和场地区，发生的一次严重武斗事件。又称“五·一九事件”。
1967年4月下旬至5月初，在“二月镇反”中受到压制的造反派组织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与所谓保守派组织间连续发生武斗流血事件。
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四川的整个形势形成了有利于造反组织的局面。成都的造反派迅速在市区取得优势，当时被称为保守派的组织纷纷撤离到农村，号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为从政治上彻底孤立和组织上瓦解”保守派组织，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工人造反兵团”）等组织，提出要“吸取”巴黎公社的教训，要趁热打铁，“向凡尔赛进军”，彻底“消灭梯也尔之辈”。并提出“深入狼穴，深入敌占区，彻底剿灭保皇狗”。
5月19日，“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及“首都红代会驻蓉联络站”人员共2000余人，携带铁棍、大刀、梭镖等，以“帮助贫下中农夏收”和宣传“红十条”为名，前往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的根据地成都郊区农村琉璃场和双流县中和场，进行武力示威。
而当时被称为保守派组织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和“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简称“贫下中农战斗军”）早有准备，待“八二六”和“造反兵团”进入中和场，即遭到“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包围。双方发生混战。
确因突遭袭击加上不熟悉地形，“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等武斗人员外强中干，一触即散。除部分人员逃脱外，数百名人员被捕捉为俘虏，其中包括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团长游寿星。被捉人员先后关押在双流县中兴场、仁寿县、眉山县等地“劳动改造”。
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即向“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施加压力，并派出飞机撒传单，要求释放被捉人员。在来自“省革筹”和成都军区的压力下，5月21日，被捉的中小学生首批被释放。6月7日，最后200余名被捉人员全部获释。
这次事件，是“红十条”下达后，成都地区造反派组织与当时被称为保守派组织之间，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武力对抗。此后，成都的保守派组织即逐渐销声匿迹，直至最终解体。

读了以上文字，我敢断言，执笔者并不了解事件详情，既未亲身经历，又未走访知情人或当事人。
我作为一个亲历者，应该据我所知把当年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叙述出来。

二、我的身份

首先声明：我那时既不是红卫兵（两个月以后我才混入“北大井冈山兵团红旗飘战斗队”），更不是“首都红代会驻蓉联络站”的成员。
我是因在北大无法安身才跑回老家成都，既不愿让别人说我“逃避革命”，又不愿意让家人知道我在学校处境不妙，于是住到川大历史系62级学生宿舍。这里有两个我初中同学，一个是初中我班班长张云才，一个是同年级另一班的同学、沉迷于史学之中的李伯钊。

三、“五一九”的前奏——132厂武斗

1967年春“二月逆流”，典型“老保”（当时人们对“保守派”或曰“保皇党”的谑称）——“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一度控制了成都局面，社会治安一时肃然，市民生活逐渐正常（对这点，我的“八二六”同学也表示认可）。然而这不符合文革发动者的愿望。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和以成都工学院（后改名“成都科技大学”，90年代并入四川大学）、四川医学院（80年代改名“华西医科大学”，现在又叫“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等高校为主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迅速发展壮大。首先是大学生中的保守组织瓦解，其成员大多加入了代表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八二六”或“红成”，紧接着众多中学生甚至市民的都组织成各种名称的“战斗队”，支持“八二六”或“红成”。
5月上旬，“老产”（市民们对“产业工人战斗军”的戏称）在其顽固堡垒132厂（制造飞机的国防厂），动用真枪实弹抵挡造反派冲击之后溃散（死伤者主要是冲锋陷阵的造反派中学生红卫兵），其骨干逃往乡间，与“贫下中农战斗军”结合起来，扬言要以“农村包围城市”。
以下是李亚平老师转贴的关于132厂武斗的记载，大体属实可信：

1967年：四川成都一三二厂血案

这是1967年5月5日～6日，由成都大型军工企业一三二厂中当时号称造反派的“一一·一九革命造反派”，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赤卫军”“67128”之间，为争夺成都大型军工企业一三二厂，发生的一次严重武斗事件。又称“五·五”血案、“五·六”血案。
1967年2月，四川省进行了全省范围的“二月镇反”，随即被指责为“二月逆流”，成都军区主要负责人受到批判，“镇反”中被拘捕的人员陆续被释放出狱。中央也开始着手解决四川问题，酝酿组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文化大革命形势再度发生变化。“二月镇反”中受到压抑的造反派组织，不仅把矛头针对军队，也把怨恨对准在“二月镇反”中协助军队和公安机关“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保守”派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从4月下旬至5月初，成都造反派同保守派的对立日趋尖锐，并接连发生武斗流血事件。
5月5日晚，成都大型军工企业一三二厂的造反组织“一一·一九革命造反派”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赤卫军”“67128”发生冲突，武斗中双方使用了拳脚、石头、棍棒等“冷兵器”。双方都有人员受伤。
5月6日上午，“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斗团”人员，乘坐卡车前往一三二厂，“营救”“一一·一九革命造反派”的伤员，再次与厂内“保守”组织发生冲突，打斗中又有人受伤。
不久，成都市内各“造反派”组织，以及“首都红代会”赴蓉学生闻讯赶来增援，增援者以“抢救革命战友”为名，将“保守派”占据的厂房层层包围起来，并进行冲击，要“惩办肇事凶手”。造反派及围观人员达数万之众。双方展开了石头战，造成人员受伤。在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面对进攻者的石头、棍棒，陷入绝境的“保守派”也感到极度恐慌，结队退守于厂房及办公区。并组织武斗队伍，持枪防守。又以保护国防工厂为名，向冲击者发出警告，警告无效。
至下午3时许，“保守”组织开始用步枪、冲锋枪向造反派和围观人群射击。在枪击面前，造反派一面继续冲击“保守派”占据的大楼，一面抢救被击中的伤员。但双方攻守形势发生转变，进攻者除留下大批尸体和伤员外，攻势毫无进展。武斗一直持续到天黑。
军队闻讯赶到现场，进驻工厂制止武斗。“保守派”组织趁黑夜撤至郊区农村，造反派因遭重创，对“保守派”组织的武器仍心有余悸，又担心遭反击，遂很快散去。
此次武斗，共死45人，其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学生1名，轻重伤逾千人（包括枪伤，但多为石块、棍棒击伤）。该武斗事件消息传到北京，直接影响了中央文革对四川局势的判断和结论。
此次武斗，是成都地区最为严重的武斗流血事件，也是四川省动用枪支进行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资料来源：成都“处遗”材料，《惨绝人寰的5·6一三二大血案》《11·19战报》等红卫兵小报及宣传资料）（彭亚新）

四、轰轰烈烈的5月19日

鉴于“老产”还在郊区活动，川大八二六的学生领袖们决定在5月19日这天到双流中和场去“帮助夏收”，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印象中似乎这天中和场“逢场”，学生们计划上午宣传，下午劳动。因为我是客人，又正在写一篇支持“八二六”的广播稿，他们建议我就不要去了。我寄人篱下，总得做点让人欢迎的贡献；以我“来自北京”的身份，发表些慷慨激昂的言论，赞扬川大八二六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一大早，他们打着红旗带着干粮背着水壶出发了——根本不是如《战乱中华》所说的“携带铁棍、大刀、梭标等”“进行武力示威”。
我就坐下来思考我的文章。记得我的落款是“新北大·红色狙击手”。“新北大”是毛主席应聂元梓的要求题的字；“狙击手”是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只身一人；“红色”代表革命，自不待言。文章内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我对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尽管当时我自己几乎已经成为“继续革命”的对象，尽管直到现在我对老人家这一伟大理论仍不理解，我还是绞尽脑汁收罗革命词句写了一上午。
吃过午饭，刚准备休息，广播忽然响起，要求全体在校同学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听取八二六“政委”江海云的重要讲话。我猜想大概是传达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吧，急忙随着人流跑到大礼堂。
对于江海云，我是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听说她是江苏人，数学系二年级学生，身高不到一米五，外号“根号2”。此刻她正站在台上，有力地挥动着胳膊，一边讲一边往上挽袖子，我觉得颇像《列宁在十月》中的列宁。她说，几百名“八二六”战士，我们的战友，在中和场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被“产业军”残余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起来拳打脚踢，全部抓起来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动员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体“八二六”战士，去解救他们。她讲了一些注意事项，领着大家喊了几句口号，一挥手，宣布出发。江海云是个很好的演说家，同时还是杰出的组织者。
当我随着热血沸腾的人群涌出川大校门，跑过九眼桥的时候，我发现，锦江两岸已有上万人向着去中和场的方向移动，包括大量“中八二六”（中学生）和市民。这时又开来不少大卡车，让川大学生上车去中和场。据说这些司机都是自愿来的。我挤上了卡车。车在人流中艰难前行。离中和场不远，前面的车停住，无法再走；公路上全是人，车也无法倒回。大家下了车。我不久就穿过人群到了“前线”，见到了一场典型的古代战争场面。
小时候听评书，常说打仗双方排开“一字长蛇阵”，各方阵内闪出一员大将，穿戴如何，使用何种兵器，二人接战若干回合，其中一将被斩于马下或败退，胜方喽啰兵齐声呐喊、呼啸而进；败方或兵败如山倒，或由后将压住了阵脚，双方再次对阵。当年就有疑惑：为什么双方只有一人出战，其余士兵只是旁观？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在冷兵器时代自然形成的战法。闪出的战将代表着一方的实力，而其他士兵主要任务是壮声威。眼前的景象正是如此。公路左边，在一大片收割了的稻田上，城里来的“八二六”“造反派”群众和被“老产”煽动的“不明真相的老保”贫下中农，双方排开“一字长蛇阵”。“八二六”这边闪出一人手持大刀（似《水浒》中杨志卖的或武松带的），老产那边闪出一壮汉，手持长约一丈的木棍，战约七八回合，木棍扫过，露出破绽，武松前跃一步挥刀划去，当时大概所有人心都提到嗓门眼上了！所幸壮汉机灵，侧腰一弯让过，不敢恋战，转身就跑。“八二六”们欢呼呐喊着向前冲去，乱石如雨向老产飞去。老产阵脚大乱，溃退了几十米。由于“八二六”追击不及时，老产得以稳住阵脚，于是双方再次对峙。武松再次闪出叫阵，对方无人敢应，“八二六”这次有了经验，呐喊而上猛追不舍，直追到中和场场口。
地形变了，两边是店铺。“长蛇”缩回公路，成了“长龙”；龙头伸进村内，试图寻找关押“八二六”战士的仓库。敌我相距约二十米互相“射击”，“子弹”就是对方扔过来的鹅卵石。我处于最前线，相信猛力挥臂掷出的每颗鹅卵石都能打疼对方人群中的一个。但是当我弯腰去拾地下鹅卵石时，左额角也重重地挨了一下。吸取“长蛇阵”的教训，我方只能连续勇猛进攻，不能让对方站稳阵脚，我也必须不断猛扔鹅卵石！我们一鼓作气推进了数十米，惊喜发现路边有一堆“弹药”；有了“弹药”，很快就将对方压进窄窄的街巷；“阵地战”变成了“巷战”。就在这时，后面传来“命令”，说被俘的“八二六”早已向仁寿方向转移，前面街口可能有机关枪，让我们立即后撤。
没想到撤退比进攻艰难。我退敌进，“子弹”飞来打在背上不好受且不说，后队人马众多，想撤撤不动，只好边攻边退，进进退退，波浪式后撤。快要退到场口，惊喜地发现出现一队解放军，每人手中一本《毛主席语录》，不带武器，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隔到了城里来的“八二六”和农民“老产”之间。
这时，我看到刚才那“弹药”（卵石）堆上站着两个女兵，瞪着大眼看着我。我想大概是佩服我的英勇吧？便豪迈地对她们高声说道：“看见了吧？老产是纸老虎！”
身边一个“战友”对我说：“你挨了一下！”我问：“你怎么知道？”他指指我的头和衣服。我摸摸头上，有个包，这才感觉脸上粘糊糊的，看看手，是深红色，才知道流血了；再看看衣服，左胸一片血，衣领也是血，不过都已经干了，就笑笑说没有关系。
这时已近黄昏，忽然听见隆隆的机器声，是发电机在发电。村头打谷场上围了很多人，中有强光。我挤进去，看到一个解放军军官站在那里，小桌边坐着发报员在发电报，一些战士在周围维持秩序，中间立一根天线，高约两丈。我心想，凭着这天线可以跟党中央、中央文革联系上了，川大同学们有救了！我掏出怀中带的《毛主席语录》，撕下后面的空白页，写上“情势紧急，希望首长立即把这里的情况报告北京，报告毛主席”（大意如此），请前边的人传递到了首长手里。
我挤出来，回到公路上，有人招呼大家往城里撤。公路上的人是“八二六”，两边竹丛和村庄里躲着老产。有人说右边那村里关有“八二六”，大家一起朝村里涌去，忽然从村里飞出密集的“子弹”，大家发现中计，赶紧往回跑。去的时候走的是田埂，往回跑急不择路。刚收割后的稻田，很多地方还是稀泥，一脚踩下去，拔出来就不见了鞋；逃命要紧，不要鞋子了。类似这样的事公路两边不断发生。
中和场离城二十里，又是晚上，这支赤脚部队走路之艰难，就像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我穿的是高腰解放鞋，鞋带又捆得紧，糊了一鞋泥，但没有掉，算是幸运。据说第二天农民捡的鞋可以堆成小山，第二年农民犁地还能犁出鞋。
根据当天下午从中和场到城里整条公路上都是人的情况估计，“五一九”事件的参加者大约有十多万人。
由于解放军及时赶到加以制止，由于没有动用枪支和手榴弹，据我所知，“五一九”事件没有死人。

五、余波

回到川大，已是半夜一点。我忽然记起还没吃晚饭，出来想找点吃的。听见广播通知，所有当天受伤的人到校医院治疗，同时统计人数。于是我踱到医务室，登了记就要走。医生瞪大了眼，说血流成这样，还没有治呢！我说已经好了。医生说不包扎要感染，让我坐下，给我清理血痂。这时我才明白，那两女兵不是看我的英勇形象，而是看我脸上的血。
第二天，我顶着颗缠着绷带的头上街，有居民对我说，不要在街上乱走，小心老产看到了把你当成“撬狗儿”打。我笑笑，说不要紧，吃了饭就回宿舍。“撬狗儿”是当时“老产”对“工人造反兵团”的蔑称。“撬狗”原指以撬门入室盗窃为业的小偷强盗。
当时“老产”已经失势；132厂武斗以后，除极少数铁杆“老产”退到郊区，其大多数成员分别加入了“八二六”或“红成”。“五一九”事件以后，“老产”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成都文化大革命的主题，就变成了“八二六”和“红成”之间的斗争。
三四天后，被抓的“八二六”同学陆续回来了。听他们讲当俘虏的经过，令人啼笑皆非。
本来学生们高高兴兴去帮农民收庄稼，宣传“红十条”（《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没想到“贫下中农战斗军”一听说是“川大八二六”来了，立即断定是敌军，包围起来拳打脚踢，逼令下跪，关到大库房里，一个个审讯。李伯钊个子不高，背还有点驼，但因为出言不逊，又戴着宽边眼镜，被认定是“八二六”头头。大家证明他不是头头，“战斗军”不信，说不是头头就是“黑高参”；一把扯下他的眼镜在地上摔碎，说免得他出坏主意。真正的“八二六”头头游寿兴，形象朴实，农民“老产”不相信他是“八二六”头头，放过了他。得知城里造反派来救，“八二六”们又被押送着向南转移到百里之外。第二天空军飞机来撒下传单，要求产业军保证川大学生的安全，不得伤害，立即放还。老产心虚了，不再关押他们，他们才一瘸一拐、讨吃要饭地走了两天，回到学校。
我头上的绷带拆完后，与同学张云才进城办事。走在城守东大街时，迎面碰见母亲和一位姆姆（阿姨），躲都没法躲。母亲看见了我，没有很惊讶，问我啥时回家？我说下午吧。下午五六点钟我回家，见母亲在门口，坐在小竹椅上，这是很少有过的。父亲告诉我，你妈妈吃过午饭就站在那里等你，劝也劝不回来，只好让她坐下来，晚饭就由五弟做了。
吃过晚饭，五弟说，132厂武斗死了几十人，妈硬要叫他去灵堂找，看有没有四哥。他只好去了，一具一具尸体看过，真惨啊！回来对母亲说没有四哥。母亲还是放不下心，怀疑大家瞒着她。
我奇怪地问，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成都？母亲冷冷地说：“你一回成都我就知道了！”我胆怯地想：“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妈啊！”第二天父亲告诉我：是二舅家的表姐告诉你妈的。表姐怎么会知道？“你到你那个同学张什么的家里去过吧？”我这才记起，张云才家和二舅家都在桂王桥北街，在一个大院里啊，表姐的消息损伤了母亲多少脑细胞啊！可是又怎么能怪表姐呢？
说到132厂武斗牺牲者的灵堂，我也去看过。不忍心去看一具具尸体，只是看了照片。
令我震惊至今难忘的是一个“中八二六”女生，弹片从眼眶穿过，眉毛下、鼻梁上宽约4厘米的部分不存在了，远看仿佛戴着一副墨镜。从那高高的鼻梁、蛋形的脸可以想象她原来模样的漂亮。忽然之间，她被飞来的弹片夺去了生命，几天后将化为灰烬。也许，当她冲向132厂主楼时一心想着“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向她开枪的产业工人，一心想着要保护国家的国防机密。而那位失去女儿的母亲，恐怕不是损伤多少脑细胞的问题了。

六、尾声

大约是1968年初，我到川大去推销“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编的《毛主席论历史科学》。李伯钊们叮咛我：不可以在朝向“红成”老巢成都工学院的窗口站着，尤其是晚上。他们班一个同学刚认识到“保守派”的错误，回到班上跟大家一道闹革命，半夜在宿舍抄写大字报，被远处工学院楼上飞来的子弹击中胸部，不治身亡！
我刚睡下，就听见枪声。半夜，不时有巨大的枪声在宿舍楼之间回荡。开始有些紧张，以为要打起来了；同学说天天都这样，我很快就习惯了。
因为我一直住在川大，满脑子“八二六派”的观点。当年帮助我考上北大的街道自学小组的组长金生这时是红成派，就动员我住到他们四川医学院，那里是“红成”派的天下。几天后又安排我看了一场气氛热烈的晚会，接受“红成派”的教育。看完后金生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能有什么感想呢？金生，用现在的话说是我的“铁哥们”，我和他的同学在1966年冬曾一起“步行长征”，从成都走到重庆，相处甚谐；而川大张班长、李伯钊是我多年前的老同学，他们的同学又都是史学同仁，共同话题很多。两派的晚会、广播，全都是在宣示自己这派无比想念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又有什么是非可言呢？可是两派敌对情绪却越来越严重；“红卫兵成都部队”被“八二六”叫做“蠢猪部队”，“八二六”被红成叫做“扒耳驴”。我那时并不知道，两派背后涉及的人物（所谓“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和这些人物背后的人物之间又有着深刻的矛盾。
我冥思苦想了好多天，写出一篇短文，认为成都文化大革命的出路，在于“八二六”和“红成”的大联合。现在想来，这纯粹是书生论政的废话。这篇短文题目记不清了，但记得落款是“新北大‘百万雄师’战斗队”，刻成蜡版印成传单到人民南路广场、春熙路铜像等群众“大辩论”的场所去散发（文革中每天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涌到这些地方去交换信息、辩论是非）。落款号称“百万雄师”，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多年后还有知道这事的人作为嘲笑我的把柄。
“串联”的地方多了，很快就发现全国各地都这样，“革命群众”分裂为对立的两大派，进行着你死我活的争斗。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形式？当时官方舆论中说过“敌人利用派性，派性保护敌人”。可是事实上几乎全国各大城市“革命派”都分裂了，两派都说是最最最最听他老人家的话。老人家的夫人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可事实上两大派都不承认是“误会”，照样在那里打，在那里流血、死人，而且越打越凶。1968年春夏，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两大派各占几座楼，长矛、梭镖、弹弓、盔甲都用上了，就差动用枪炮了。派头头在动员战士们守楼时道出了天机：“站住脚就是胜利！如果被对立面摧垮，运动后期定为反动组织，一个一个地收拾，谁都没有好下场！”“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依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你被打垮了，就没有你说话的余地了。”
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还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就势必把社会搅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激发起人心深处恶劣的贪欲；理智没有了，博爱、平等、自由、民主、法制都无从谈起。斗争既然已经开始，谁愿意成为阶下囚？谁愿意成为奴隶？一时间，人人都来“关心国家大事”；街谈巷议，无非革命、造反、派斗。就在文革十年间，美帝国主义没有灭亡，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四小龙崛起；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
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想不通。
我很想知道，“八二六”头头江海云想得通想不通？
当代网络提供了知道的可能。
文革开始，川大数学系二年级优秀学生、中共预备党员江海云响应毛主席号召，以高度热情投身到运动中，成为“八二六战斗团”政委。1967年2月“二月逆流”（四川称“二月镇反”）中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抓捕入狱，不久获释平反。数次被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召见。1967年底成为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5月底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时年22岁）。1973年7月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江海云被清查、撤职、开除党籍。这是她的前半生。
1980年9月，江海云调入四川省科技信息研究所，从事文献、数据收集整理工作，很快发展为数据库和网络工程建设。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她主持完成《电子信息系统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工作模式研究》等四项科研成果，获得省、国家科技进步奖，1995年5月在全国省级科技信息所中率先开通Internet节点；1996年10月被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科院、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为全国科技信息系统先进工作者。任四川省科技信息研究所数据中心主任、四川英特耐特信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省“中药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与市场》杂志总编。2006年1月因带病工作劳累过度猝然去世，终年60岁。
去世后，有人称她为四川省“互联网之母”，看来不算过誉。
那么，对于文革、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她有什么想法？通过“互联网”我得知，1980年以后，对于自己曾经轰轰烈烈、风光无比的青春岁月，她只字不提。有人向她问起文革的话题，她绝口不谈。高人！
这个“根号2”，在我看来，那一代四川人，没有比她更高的高人！
然而我却不能不谈，因为追寻历史的真相是我的职业。
她的丈夫也是川大“八二六”的头头，是我高中同年级的同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2009年3月30日11时30分 驻笔

【生逢乱世】

宜宾文革琐忆

周光代

作者简介：周光代，男，1949年生，文革爆发时为四川省宜宾市第四中学高68级（1968年毕业）学生，1969年1月下乡，1971年6月回城在宜宾县供销社工作至退休。其间，1990年考取律师资格并从亊律师工作。

中学生斗老师

现在的许多人都知道“斗地主”，可是都知道斗老师吗？当年，神州所有中学、大学的学生都在斗老师。
一九六六年夏，我就读四川省的宜宾四中高六八级，高中一年级。
一天，有同学告诉我，来了一个坐“乌龟车”（即小轿车，当年宜宾没几辆，无贬意）的大官，因进校的路太窄，停在校外小路上，
原来是地委宣传部长林宇来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林部长身材不高，很敦实。他面对全校师生，站在礼堂主席台的边沿，慷慨激昂脱稿演讲几十分钟。大意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有同学说林部长原是宜宾地下党，是知识分子，有水平——谁料不久，他自己竟也成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
我从小唱着红歌长大，很多歌刻在脑中，如：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特别是结尾“听话要听党的话”，我是唱得斩钉截铁般。
林部长的话，就是党的话。
很快，学校停课闹革命。这真是百年未遇的大变动，新奇，刺激，人人都想在听党话上表现一番——谁料从此失学！
一晚，学生会一女同学安排我去监视化学老师何正基，说他深夜要向台湾国民党发电报，如果听到“滴滴滴”发报声，就要冲进去抓现行反革命。
何老师当年仅二十几岁，记得他上我班第一课，上课铃响，他从教室门口高举着一只手走上讲台，然后对着我们说：看好，以后就不要再偏着身子来瞅了。并将手掌向大家展示，原来他大拇指上还有一小指，俗称“六指”。随后他在黑板上写正楷“何正基”，说：我叫何正基。又草书“何正基”，说：有同学写字潦草，把“何”字写成“向”字，把“正”字写成“飞”字，就把我改成“向飞机”了。同学们立刻被他平易幽默的教学方式折服。
现听说他是阶级敌人，不由怒火中烧。我和其他同学趴在何老师寝室下面的玉米地里（寝室比现工棚不如），紧盯何老师的房门，房门开着，四周贴满批斗他的大字报。其中一张大字报贴在门框上，那纸的下端离地约三十厘米，如要出门，一是撕掉大字报，二是从那距地面三十厘米的空隙中爬出来，显然是学生故意这样贴的。
我们匍匐在有一人高的玉米地中，竖起双耳，静听是否有“滴滴滴”声，但始终没听到。很久，有同学来悄声说，何正基今晚不会发报了，要我们去守卫食堂的储水池，说阶级敌人要投毒，我们悄悄离开去守水池了。
第二天，我听说何老师是哭着爬出房门的。那年头，他怎敢撕大字报！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紧贴泥地爬的。
不久，又说不斗何老师这类地富反坏右死老虎，要斗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教学楼的通道上贴满了大字报，有写一姓王的女老师穿花衣裳，是资产阶级思想，有写一姓唐的老师在三年困难时期说耗子肉细嫩好吃，是诋毁社会主义，还配了他提着死老鼠的漫画……
我和几个同学也想向党表现自己，冥思苦想哪个老师有问题，想到了班主任张大华。
张老师，女，二十多岁，西南师范学院毕业不久，早前听说是党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民教师。张老师除了当班主任，还教我们物理，至今记得她在讲台上放置一斜形教具，将球从上滚到下，细心讲解球从上滚到下各段的初速度、即时速度、加速度的概念和计算各速度的公式。
我中邪了，挖空心思搜索张老师有哪些资产阶级言行？奈何张老师衣着简单朴素，又无今天所称“负能量”的话。我冥思苦索，终于想起，一晚，我们几个同学下了晚自习，由于那时基本吃素，常有饿感。几个条件稍好的同学，父母每周会额外给一二两粮票，一二角钱，供“加餐”。于是邀约去新街买馒头。大家走到街上，巧见张老师在商店买糖果。于是大家齐说就以这件事，说她大吃大喝有资产阶级思想。我画张老师在摆满糖果的桌旁大吃的漫画，有同学配诗一首，张贴出去，我为加入批斗老师的洪流而自喜。
在前几年的同学会上，我手捧心形巧克力糖果，当众向张老师道歉。没料，在张老师安慰我后，一同学（他亲弟在五一三武斗中被活活打死）立即登台，指挥大家再唱文革“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居然“和者众”……看来，再创灾难不难。
一九六八年夏，文化大革命这一大运动中又套小运动，小运动的名称应叫“清理阶级队伍”。为积极贯彻毛主席的号召，由革委会组织我们一二十位同学，要批斗周崇林（音）老师，周老师原教体育，好像是右派分子，三十多岁。
同学们围坐在球场坝靠礼堂一角，有的手中还拿着武斗时用的步枪，令周老师站中间，要他交待问题，他无法交待。同学们七嘴八舌训斥他，他低头不语。突然，一同学激情喷发，操起手中步枪，用枪托猛砸他的脚背，周老师“哎呀”惨叫一声，蹲下双手护脚。有一个同学还准备用刺刀刺他的臀部，被别的同学拦住了。周老师被扶走，同学们也就散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前几年听说，周老师并不怪罪学生。）
年底，我们全被流放下乡，开始了都愿像何老师那样能爬出农门便阿弥陀佛的新历程。
以上就是我亲历的始称“伟大”，后称“内乱”，又改称“艰辛探索”的文革之一恶。哈哈！
二〇二二年一月一日

宜宾“二月镇反”亲历记

一九六七年二月，文革期间，在北京发生了一件史称“二月逆流”的事件，在四川，就演变成了恐怖的“二月镇反”。
一九六六年底我们从北京“大串联”回到宜宾，即响应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参加了高六七级周叙生同学（后任省革委会委员）组建的宜四中东方红造反兵团。这时宜宾也同全国一样分成了两派，双方大字报、大辩论，指责对方反对毛主席。继而发展到偷对方的吊牌、旗帜等。记得大家还传唱一首造反歌曲，歌词大意是：“保皇的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文化大革命谁敢来阻拦，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要牛鬼蛇神的命！看保皇派，脸色发黄吓破了胆！吓破了胆！”结束时大声朗诵：“混蛋王八蛋！你睁眼看一看！”真是豪迈的结束。当时广播里唱，我们游行也唱，大快人心。
不久，我们进驻宜宾地委机关，住在一栋三层的青砖办公楼的二楼。该栋楼是地委主要办公楼，旁边有一篮球场，从中山街钟鼓楼大门可进，也可从都长街后门进。
我们大约四十余人，大部分是初中同学，在二楼睡地铺，男女同学分睡二大间办公室。常出发到军分区、市委（现翠屏区）揪斗地委副书记沈学理等所谓“走资派”。大家虽然吃穿低档。却不在乎，对每天发生的事感到新奇、刺激，臂戴红袖章，有权很自大。同学间其乐融融，真是“共产主义”。
一日无聊，到各办公室搜寻可阅之书。办公桌、文件柜早已被搜抄，桌上、地下均是散落的纸张。随手拿起一册翻看，却是邓自力（原副专员，据说是邓小平的堂弟，当然已被“打倒”）手写的小说草稿，描写进军大西南的故事。又在地上捡起一张稿纸，却是一名女干部写的《检讨书》，称她与一名男干部出差，那男干部在车上用手指抠她的手心云云，感到莫名兴奋。
一晚，听说与我们对立的红卫兵“向阳兵团”正在抄地委书记牟海秀（称病在外地医治）的家，是假抄家，真保皇。于是我们立即跑到都长街地委宿舍，那是一幢二楼别墅。我们冲进去，只见一个男红卫兵，叫温司令的，正在指挥一群十三四岁的女红卫兵下楼，有同学看见她们拿着一把旧的宝剑，就喊：“抢回来！”我们立即挤进那群女红卫兵中间，对方数人齐齐攥着剑鞘，怎奈我们是十六七岁的男红卫兵，各人一一掰开各女红卫兵的小手指，抢走了宝剑。
后听同学说，“二月黑风”来临，我们撤离地委时，将剑藏到楼顶木梁上，那剑应是文物。之后不知下落了。
大年三十来临，周叙生带我们到地委小招待所（现酒都宾馆）吃年夜饭，炊事员说“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顿饭有肉。
一日，周叙生拿回一纸条，叫我们凭条到大观楼旁的宜宾地区五金公司去领三部自行车。我和同班同学苏才文等三个会骑车的前去，果然领回三部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神气地骑回。那年头，自行车比现在的汽车珍贵，我们这么多同学，无一家有能力有条件购买自行车。
二月下旬吧，风声越来越紧，传说我们造反派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一日下午，阴。一架双翅膀飞机飞临宜宾，低空盘旋，发出嗡嗡的声音，抛下很多传单，听说是成都军区派来的飞机。我们预感大事不妙。
晚，我们在地委楼上心神不定，周叙生喊我和苏才文同到街上侦察，我们三人刚骑上自行车，就看见一队解放军，估计一个排，一个方队，整整齐齐从都长街后门迎面跑来，每人手臂上拴着一条白毛巾，一指挥员喝令：“站住！下车！把他们看住！”立马就有二名士兵端枪把我们三人看住，我们只好下车扶住自行车站着。指挥员带领大部队冲进了办公楼。很快，楼上响起隆隆脚步声，女红卫兵们大声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伴随着桌椅板凳撞击的声音。
二名士兵见楼上大哗，竟然丢下我们，冲进楼去增援，他俩犯了大错。事后获知，当晚，这队解放军就是来抓周叙生的。
我们三人扔下自行车，跑到对面平房后面，后面是一狭窄的通道，却是死胡同，一面是高墙，一面是房间，门全上锁。此时不敢再跑出去，为稳妥，见门上有翻窗，仅容一人钻进，由我先爬，钻进窗，跳入房间，苏才文、周叙生逐一翻进来。屋内漆黑，有轮胎、油桶等杂物。满以为无恙了，却听外面高喊：“这里，搜！”我们大气不敢出，各自踡缩在油桶、轮胎角落里。只听外面人声，敲门声，有人推我们这间屋的门了。当年的门都是挂锁，外面的人也知道是锁着的，但还是爬上门框，用手电筒照屋里，幸好我们躲在油桶等背后，没被发现。
很久，听到同学叫骂，说自行车还在。我们才爬出来，大家相互庆幸。
之后，我们撤回学校，纷纷传来某某、某某被抓了的消息。初中部一姓肖的同学，向我们哭诉，他双臂被反捆，差点残废，还将手臂上的捆痕给我们看。
我们群情激愤，认为，我们一心一意保卫毛主席，却受到如此迫害。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我们要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

上京告状

真正要出发，却面临粮和钱的现实问题，大串联已结束，坐车、吃、宿不能再享受免费。我们大多是城镇户口，每月有三十斤粮票，粮票问题可解决，找“关系”换成全国粮票就行。关键是钱，总得带一二十元钱吧。当年，很多同学全家月入仅二三十元，除了基本生活费后，纯属“月光族”……
最终，我找家里要了二十元，同班同学云世忠带了四十元，凌俊辉家庭困难没钱，也想去北京。遂同我俩一起过共产主义。我们三人上了宜宾到成都的火车，凌俊辉却在中途被列车员赶下了车。我和云世忠混车到了成都，立即又混上去北京的车。
车内人满为患，大多是正常旅客，当然没有座位。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列车员要赶我俩下车。云世忠慷慨激昂地向全车旅客发表演讲，大意是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干革命，现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迫害，我们是去向毛主席告状的。列车员不敢赶我们下车了。
现在反省，当年我执意去北京，潜意识想去北京逛一逛，只是不能说，而说是为了革命。久而久之，自己真的就认为是一心一意干革命了。
快天亮了，车厢里还有另一批红卫兵，也是去北京告状的，太困了，有一个就爬上行李架去睡觉，却把行李架压垮了，行李纷纷掉下，砸伤了旅客，引起公愤，我们被赶下车，并交给车站，要将我们送上返程的车。
在站台上，我俩趁工作人员不备，跳下站台，跨过几根铁轨，冒险从货车底下钻过，看见一列头向北的货车，爬进一节闷罐车厢，听见工作人员在搜找，我俩紧贴箱壁，一工作人员的头在车门外张望，不知他是没看见，还是放我们一马，他走了。
只听汽笛一呜，“哐当、哐当”的声音逐次传来，那是车头带动车厢，每牵动一节车厢，连接处就发出“哐当”一声，“哐当”之声逐次传向车尾，列车前进了。
可是，货车每到一个大站，就要停下编组，我俩只有下车，趁机跑到职工食堂，购买馒头、咸菜，给水壶灌满自来水。发现有向北的车挂上机头了，就悄悄潜上其中一节空车厢，继续北上。
记不得换了几次车了，一日，应该是郑州火车站的货运站，我俩爬上一节敞车厢，前面就是车头，车头呼哧呼哧地响，漫天煤灰扑来，时不时还来一阵水雾，我俩只能背对机头。下车后，头发里全是煤灰细粒，衣服口袋里装了半包煤灰。
一晚，车停了，一看，是丰台站。于是跳下货车，跑到客运站台，记得花三角钱，购了到北京的车票，终于耗时数天，正大光明地出了北京站。只是蓬头垢面，好在当年是以穷为荣。
北京有接待告状的接待站，我俩被分配到全住四川人的一个招待所，吃住免费。在那里，巧遇李锦凡（音），他是四川大学专门来宜宾发动我们的大学红卫兵头领，是江安县人，在宜宾曾听过他多次造反演讲，能说会道，极有才能。他也是来告状的，但他肯定与上面有联系，不像我俩属“无头苍蝇”。他告诉我俩，党中央肯定我们造反派是革命派，最近就有好消息，“二月是黑风”。
果然，没几天，李锦凡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江青同志亲自接见了他们，毛主席对二月发生的事件定性是“二月逆流”。江青同志还发给我们告状的每人一套毛主席纪念章。那套纪念章是最时髦的，由一个五角星（五角星中间是毛主席像）。和另一约四厘米长的铸有“为人民服务”的横条，组成一套，背面刻着×××部队。我们当即佩戴胸前，分外自豪，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
不久，发给我们车票，我俩洋洋得意地坐客车返回宜宾，继续革命。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

宜宾“五一三”武斗亲历记

“五一三”武斗，是指1967年5月13日前后在宜宾城里发生的武斗。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年，我们停课也达二年。当时我们真心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参加了由高67级（注：1967年毕业）周叙生组织的“宜四中东方红造反兵团”，是一名忠诚的红卫兵。周叙生后担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委员，而当年全宜宾地区（包含现泸州各县、富顺、隆昌等）仅有二名省革委委员，另一名就是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茂聚。可见宜四中东方红造反兵团在宜宾红卫兵中的地位。
在“反击二月逆流”“否定二月镇反”中，宜宾地区两派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我们当时专门组织有“夜袭队”，我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半夜三更，在南街原宜宾县邮电局（现区就业局处）一幢小楼，将二楼窗口上伸出的一杆对立派“32111”战斗队的红旗（被我们认定为“保皇派”）取下偷走。那时我们都自认为这是革命造反行动。
一天，有同学通知，我方正在攻打保皇派的总部。我才知道对方的总部在团结旅馆。当时没有宾馆的称呼。团结旅馆是除了政府招待所之外最好的国营大旅馆，新修的，红砖，约四五层楼，是当时人民路的最高建筑，在广场口，现已拆除。
我们一行几位同学匆匆赶到，只见楼前遍地砖石棍棒，我们这方的人正拥在楼厅里往上攻，楼梯通道很窄，人已够多了。我们就站在街对面文化宫门前看。团结旅馆楼梯道临街，楼道墙有水泥砌的格子窗，透过格子窗的空隙，看见我方红卫兵正勇猛向上冲，但楼梯道被桌椅等堵着，竟然看见我班张班长，手持斗笠（竹篾编织的雨具），作为盾牌，抵挡上面扔下的石块、杂物等，要攻上去。但一会儿，张班长却走到我们这边来了，原来他被石块击中，头部在流血。我们抓紧把他送到最近的中山街一同学家去包扎。后来攻没攻下团结旅馆我就不知道了。
应是进攻团结旅馆不久，又有同学喊，说保皇派进攻到鲁家院了，快去增援。于是我们火速跑到鲁家院街，跟着进了武装部大院。大院很大，有很多木结构平房。只见房顶上站着人，朝对方扔石块。我赶紧爬上房顶，顶上早已乱七八糟，许多瓦片都被揭走了，露出木头的瓦格子（椽子），只能小心站在瓦格子上，我捡起瓦片，向隔着三十米左右空坝，也站在对面房顶瓦背上的对方扔去。我是四中田径队员，投掷很在行，只是瓦片很薄很轻，掷向对方时是飘的，不容易打到对方，只不过宣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听到我方有人喊“打那个拿弹枪（弹弓）的”，于是大家集中向那个家伙扔去瓦片。这才发现，弹弓太起作用了。互掷时，还必须注意躲闪对方扔来的瓦片石块。
记不得对峙了多久，我方有人大叫“坦克来了”！我定睛一看，就在我对面，一间房垮了，灰尘腾起，一个东西钻了出来。后来同学有说是推土机的，有说是拖拉机的。我方全线大溃败，全部转身向后跑，有抱着房柱溜下房的，有攀着邻近的树干爬下去的。我身后什么也没有，已经听到那机器“突突突”的声音。幸好屋顶离地只有二三米高吧，舍命跳下，重重落地，什么伤也没受，爬起来就跑了，对方也没追。
“五一三”是指二位北京大学生被打死那天？还是进攻团结旅馆那天？还是鲁家院这天？我至今都不清楚。武斗后，我专门去鲁家院街武装部大院查看，只见空无一人，房子都是空架架，碎瓦遍地，好像遭到强烈地震一样。惊讶的是，院中的大树，正吐出一片新绿，给人一种荒诞的感觉。据史料记载：5月13至19日的宜宾城区武斗，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2300多间房屋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第315－316页）。
“五一三”后的一天，我们被通知去给战友送葬。据说就是“五一三”那天两派武斗后，两名从北京来的大学生（当时所有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全部都是支持我们造反派的）到军分区去要求部队出来制止武斗，却被支持保守派的军人推出门外后，被外面聚集的保守派打死了。据资料记载是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的张玄杰（机械系61级，中共预备党员）、王俊英（女，无线电系64级，共青团员）。
我们被安排在现民主路经贸宾馆处（当年好像那里是群众理发店），那时街道没有现在这么宽，两边都站满了送葬的人。等了一段时间，听到从东街方向传来哀乐声，大家赶紧站好，中间留出通道。只见送葬队伍缓缓而来，最前面是乐队，吹着号。乐队后面就是一部汽车，货厢挡板全放下，就是一个平台。一具硕长的尸体躺在上面，盖着白布。但白布短了，脚丫子露在外面。那位女的躺在另一侧还是第二部车？我已记不得了。送葬队伍过后，我们也就回去了。（上二图为宜宾造反派为北京二位殉难大学生举行送葬游行场景。）
之后几天，几首革命歌曲就在大街小巷流传，其中一首是重庆1966年“一二·四”事件后造反派创作的歌（当时传闻造反派有人被保守派打死了，后来查明并无此事），歌词大意是“提笔写大字报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亲爱的好兄弟……”还有一首是四川大学“八二六”在“二月镇反”中遭到镇压时，把一首藏族民歌改词后唱的：“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红卫兵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
这几天武斗后，“保皇派”虽然势力大，但毕竟打死了人，而且打死的还有北京的红卫兵，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他们就主动退出了宜宾城区。可是，郊区还是他们的天下。听说他们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动了周围几万农民，将宜宾城团团包围了。一时风声鹤唳。
宜宾城里，满街都是头戴藤帽（当时工地上的安全帽）、手持钢钎（手指粗的建筑钢筋，将一头削尖），臂戴红袖章，腰扎帆布皮带的造反派武斗人员。到处都可以听到有人高唱那首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四中红卫兵被安排据守宜宾地区手管局（后称二轻局）大楼。楼高四五层，是当时北街最高建筑，现仍在二医院旁。不知是谁运来很多碎石、砖头等。我们男女同学都纷纷动手将它们搬上各楼层，用作守楼的“弹药”，邻近楼梯口的房间里，也堆了很多桌椅板凳，也像团结旅馆那样，万一“敌人”要上楼，用它们堵塞楼道。一日三餐，有人送饭菜来，我们不用交钱和粮票。
一天傍晚，我到街上去，路过大观楼旁的邮电局，当时是一栋二层楼、略带弧形的邮政局绿色房子，就是现在卖二手手机的摊点处，看见一堆人在慢慢走，有人挤进去看，又有人挤出来。我也挤进去看，看见一个头戴藤帽，手握钢钎，臂戴红袖章的人，身高一米七左右，年龄三十左右，另一只手牵着一根绳子。让我大为吃惊的是，竟然牵的是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身高约一米五左右，皮肤已呈灰褐色，披头散发，低着头，被那男人牵着在游街。当年将“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游街常见，也没见过这样游的。旁边有人说“男人在外边干革命，婆娘在家头偷人”。
我们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决心，经常唱“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毛主席诗词歌，在手管局坚守好几天，困了就和衣而睡。
一天，气氛紧张起来，说是宜宾县的几万农民，已经把城区全部包围了。我们也积极做准备。北街是宜宾的一条主要街道，却行人稀少，均是手持钢钎的人。
下午，街上已完全无人，大家都各自守在据点里，宜宾像一座死城。不久，听到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跑来，来人大喊：“来了！来了！”“准备！准备！”“从二坎子上岸了！”
二坎子当时是岷江轮渡码头。我们顿时紧张起来，手握砖头，准备“敌人”经过楼下时，向他们砸去。在我们街对面，是一条又窄又烂的小巷，我方一小队手持钢钎的“战士”埋伏在里面，等待对方经过时伏击他们。
一会儿，有同学欢呼，说抓到一个俘虏。我朝楼下一看，看到四五个人扭着一个身材矮小、年纪可能四十岁左右的农民（当时农村人与城里人区别很大，一眼就能看出），头上流着血，一脸茫然。估计他作战勇敢，跑在前面，被我方抓进城了。他身上拴着典型的农民围腰帕，围腰帕向上拴在腰部，于是在腹部形成一个布兜，布兜里装了很多小石子。我方的人将碎石从其布兜中翻出来，碎石纷纷掉在街上。这个农民的命运如何？我不知道。
正准备拼死一搏，又听说农民撤退了。说是上面命令农民们回去，中央规定不能调农民进城搞武斗。我们解围了。不久。文革前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中的一首歌又流行起来，歌词大意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很多同学唱时热泪盈眶。
大约几天后，我方进攻“保皇派”在宜宾的最后据点——宜宾纸厂。宜宾纸厂当时在宜宾是举足轻重的大厂。
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没参加，事后听同学们议论，战斗十分激烈。对方一个姓张的头头跳楼自杀了。
我回校后，初中部一刘姓同学在进攻纸厂时，腰部被对方扔来的石头击中受伤，还叫我帮他用药酒揉其青紫的腰部。
我知道在“五一三”武斗中，我校一同学一只眼睛被打瞎，一同学的弟弟被打死。
“五一三”后，宜宾就由我们造反派掌权了。对方很多人跑到泸州去了。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

“武装支泸”亲历记

1967年夏末，“停课闹革命”已两年，宜宾的武斗以我方的胜利而结束。
当时，泸州的“红联站”是与我们“红旗”派相对立的一派，以当地国防工厂的工人为主，力量很强。
宜宾的“红旗”派要去支援泸州自己的一派，称“武装支泸”，听说有几万人，兵分三路，一路“陆军”，从富顺县、隆昌县、泸县掩杀过去；二路“海军”，轮船焊上钢板，架起机枪，沿南溪县、江安县顺长江而下，直抵泸州；第三路还是陆军，从兴文、叙永县包抄，对泸州形成钳形攻势。
宜宾各校的红卫兵也要去支泸，我校接到的任务是在被“解放”了的后方宣传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文件。
出发那天，学校操场上集合了数百人，大多是初中小同学。宜宾汽车运输公司的大卡车装运我们，每车都有蓬布，席地坐在车厢中，浩浩荡荡，经象鼻镇、高店镇、大观镇向泸州进发，很是刺激。我拿着一杆小口径步枪，站在车尾部，甚觉威风，却不料被车尾卷起的回尘弄得灰头土脸。
中午时分，到达听说是富顺县的一渡口，眼前的河比我们宜宾的江小多了。我们都下车，等对岸的汽车轮渡船过来。轮渡船靠岸了，一辆货车下船上岸，经过我们旁边，一股恶臭飘过，原来车上躺着一具裹着白布的尸体，应是回宜宾吧。两位持枪人扶站在车上，神情凝重。而同学却在议论，有说车上滴下的水是尸水，有说是汽车上岸带的河水，全然没想到悲哀，没想到自己也可能这样回家。可能当时大家脑袋里已经充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之类豪言壮语。
傍晚，到达泸县福集镇一中学，校园很大，空坝中摆着大木甑，大家吃饭，香喷喷的白米饭，当然只有素菜，该校的红卫兵们热情招呼我们，视如亲人。不，不是视如亲人，现在回忆起，那个年代，亲人之间也会互相揭发，是当年宣传的阶级友情。
饭后，听说安排我们明天下乡，向农民宣传中央的“红十条”。
记得是高66级的张国春提议；在后方当宣传队，不如上前线更能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大家都说好。
第二天，我记得有张国春，我班的云世忠、吕嗣忠、初中的樊从新、刘兴全等若干人，自告奋勇上前线。记不起是走路还是乘车，我们一干人来到了泸州市区，市区已经“解放”，街上行人稀少。逛到一小钟鼓楼旁，有市民告诉，昨天还有人朝这里打冷枪，打死了一个人。
在街上突遇初中同班同学马明煜，身背步枪，肩挂子弹带，令我羡慕。我初中是在宜宾五中（后宜宾县二中）初65级2班。马明煜是同学们称赞的小小发明家，刚学了物理课的电圈知识，就自己做了一个线圈，拿到班上来将电线分别按到电池的两端，那线圈竟呼呼地转起来了。刚学了滚珠轴承，就做了个轴承板板车，自己坐在上面滑起来，哗哗地响。由于是学校午眠时间，车被老师收缴了。遗憾的是，他考高中却落榜了，听说是家庭成分不好。可惜，闹不好是位大科学家。后巧遇1963年后国家恢复建设，他被宜宾磷肥厂招为工人。
我俩初中毕业后没见过面，战场相遇分处高兴，他说他们是从兴文县那边打过来的。他接着又说：“老子都想回去毬了，龟儿子些杀俘虏。”我心中一凉，没反应过来（回宜后听说杀俘虏的人被判了刑）。马明煜从子弹带上拔出两颗子弹送给我作纪念，是苏式步骑枪子弹，与其他子弹不同，是红铜，底部是凸型。我俩匆匆分手，去追各自部队。
我们被分到宜宾八八工人战斗团，八八战斗团主要是宜宾搬运社的码头工人组成，属集体性质。我和吕嗣忠、云世忠等人分到重机枪班，是马克沁重机枪，我们负责抬枪筒、枪架和子弹箱。班长沉默寡言，三四十岁矮墩墩的工人。
后带我们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去泸州医专（现泸州医学院），参观阶级斗争展览。进入展厅，仅一个大房间，四壁挂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大标语。正中是一个大池，四壁是白瓷砖，一股药味，有同学说是福尔马林水，专门泡尸体的，防止腐烂。池中浸泡着很多尸体，七八具吧。尸体赤裸，呈灰色。解说员指着一具尸体胸部，说：“看到那个黑点没有？那就是枪眼。”那黑点太小了，她不指根本看不到。每具尸体都有绳子拴着，在池上一端有纸条，估计写的是姓名，便于亲人认领拖上岸。大家走出展厅，没人说话，可能都增加了“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思想。这类标语到处都有。
当时，泸州只剩高坝地区没“解放”，因为高坝有一大型生产炸药的军工厂，叫255厂。据说工人大多部队转业，身经百战，训练有素，难以攻克。
我们随部队到了乡下，可能是农村小学，去参观俘虏营，在一小山坡上，一间土墙房，估计是生产队的保管室。门口站着持枪的看守，把木板门打开，一屋子的农民，没啥看头——当年，农村人与城市人差距大，一眼就能看出。还看到我们的“首长”趴在地上看军用地图。
吕嗣忠有一支七九式步枪，又称汉阳造，是国民党抗日的主要步枪。一天，无聊，他提议，去试一试这枪。于是我俩跑到驻地后面的坡上，卧在地上，他上好子弹，拉上枪栓，瞄着前方，扣动枪机，“砰”的一声巨响，耳膜震响了，不知子弹飞哪了。下面驻地立即传来喝问声：“哪个打枪！哪个打枪！”我俩赶紧跑回，遭到严厉训斥。确实，如是敌人摸营，咋办！
一晚，一支部队换防下来，一个战士嚎啕大哭，他的一个战友被炸死了，我从没见一个小伙哭得如此伤心。
又是一晚，该我们上前线了。我和同伴抬着重机枪的脚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在田间道上。
在我们前方很远的地方，对方时不时向我方开炮，应当是漫无目标的。只见前方黑黑的夜空中，亮光一闪，约几秒后，“嘭”的声音传来，我们学过物理，知道声和光是同时发出的，光速比音速快，所以先看到光，然后听到“轰”声。不知在那个地方爆炸了，反正离我们很远，没有感到任何威胁。
据说对方打的是“蛤蟆”（宜宾土话音qí mèr，即青蛙）炮，是255厂的工人发明的，在弹头上装弹簧，落地后可以像青蛙一样跳起来，在空中爆炸，弹片的杀伤力更大，所以称“蛤蟆”炮。
又见前方亮光一闪，对方又打炮了。突然，听到头上有特别的响声，说时迟，那时快，“轰”的一声巨响，我们本能地扑倒，只听到“叭叭叭”有东西落下的声音，我的脖子被重重一击，一摸，是稀泥。原来是炮弹落到旁边的水田中，炸起的稀泥落下。
班长从地上爬起来，骂道：“杂种，好得落在田头。”我们也纷纷爬起来，一声不吭，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继续前进。
第二天发现，我别在军绿色衬衣（当年红卫兵的时尚服装）上的一套毛主席像章（由一个五角星像章和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横条章组成）中的“为人民服务”横条章不见了。估计是被炸时猛扑地上擦掉了。该套像章是江青送给四川上京告状群众代表的。“二月镇反”后我和云世忠二人混客车、扒货车，历经磨难，自费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到北京后恰遇李锦凡（川大红卫兵，专门负责宜宾的串联鼓动）。一天江青接见了他们，并送给四川造反派这套像章。他也转送给我和云世忠各一套。我们非常兴奋，视为珍宝。现在却掉了那个横条章，十分沮丧。
终于走到一个山头上，开始挖掩体，是一个圆形的战壕，大约齐腰深了，把重机枪架到中间，班长把枪上下左右转动，瞄了几下，说：“这下好了。”我问：“要是炮弹落到这坑中，咋办？”班长说：“那当然遭了。”原来他说的好了，并不是我理解的万无一失。班长还派人去放了暗哨，并严肃地吩咐，不准抽烟，不准大声说话。看来，这真的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打游击”游戏了。大家躺在高低不平的地上，望着星空，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天亮了，才看到旁边还有其他部队，也有战壕，有一挺大机枪，旁边人介绍，那是南溪南山机器厂生产的高射机枪，是援助越南的，有天开火打对方的工事，打得对方的沙包急垮。我们跑过去看，那子弹有20厘米长，我感到很自豪。
有一堆人，围着一个身穿军装，戴军帽的人，只是没有领章和帽徽。按今天的标准，瘦高个，运动员身材，北方帅哥，大家围坐在他四周，他抱着一只五六式冲锋枪，用北京话眉飞色舞地谈笑着。旁边人给我们说，那个人是北京一个军事院校的，有一天，有个人拿着他的五六式冲锋枪朝对方打冷枪，不料大喊：“我的手杆，我的手杆！”枪却被摔到战壕外了。原来对方反打中了他的手臂。他（军事院校的）一个漂亮的滚翻动作到了战壕外，捡起枪，又一个滚翻回到战壕内，对方根本来不及开枪。我们都向他投去钦佩的眼光。
总攻那天，我们坐在阵地后面的山坡上，背对敌方，四周都是抱着枪准备冲锋的战士。对面的山坡上，我方几门迫击炮正在发射。能看到炮弹在空中飞。
突然，我方一门炮前一团白烟腾起，“轰”的一声闷响，三四个炮手仰面倒下，原来是自己的炮炸膛了。
离我们不远坐着的是宜宾卫校的女红卫兵们，她们本是随我们冲锋时准备救护我们的。这时赶紧跑到对面，一会儿，抬来一位炮手，一脸痛苦状。我看见他肚子上一个猪腰子形状的东西露出来，估计是肾，还冒着热气。
此时，冲锋号冲响了，大家纷纷起身，坐在旁边的一个好像七九九厂的青年（当年这类全民所有制的工人与八八战斗团这类集体所有制的工人待遇有差距，从工作服及神态可估计）将一把长长的刺刀拔出来，要上到枪上。他的同伴，看样子是转业军人，厉声道：“收起来！只能戳到自己人。”想来也是，难道会拼刺刀吗？
四周响起“冲呀！杀呀”的声音，当然也混杂着枪声。我们冲到一田埂上，田中溅起水花，应是对方的机枪在扫射我们。突然，我觉得脚下有黑色的东西一晃，以为是腰上的手榴弹掉了，转身去捡。紧跟身后的云世忠大喊：“是茄子！是茄子！快跑！快跑！”原来是田埂上的茄子，我跑时跘动它们，误以为是手榴弹掉了。因为是在田埂上，我不跑，身后的同学都得停下来，可能立即会被打死，所以着急大喊。
这一带的地形，是浅丘。像宜宾凉姜乡那样，小山包、水田、旱地交错。我们冲上一个小山坡，进入一片小桉树林，只听一阵“沙沙沙”的声音，树叶纷纷掉下来，立刻明白是对方枪打的。有同学喊：“哎呀！樊娃遭了！”樊娃是初66级学生（后曾任宜宾东方红化工厂一把手），一颗子弹从他耳旁擦过，一道白色肉沟显出，血流出来了。大家赶快停下，云世忠急中生智，把自己的白衬衣撕烂，（当年有件衬衣是不容易的）把樊娃的头包起来，血慢慢浸了出来。我们伏在一个低洼的地方，应是干涸的“牛滚凼”。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跑来，提着一杆捷克式轻机枪，手臂上戴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袖章。看见我们，训斥道：“怕死！怕死就别来革命！”径直冲到前面去了。我们感到十分委屈，我们哪是怕死，是不知道敌人在哪个方向了。
我们起身朝大汉跑的方向跑去，不觉到了一条公路上，这条公路应是通往255厂的，路上都是全副武装的人。看到一具尸体，蜷缩在路边沟里，头部处很多弹壳，枪已经被缴了。不知他打死了我方多少人。他也是为“保卫毛主席”献出了生命吧？
好像没攻下255厂，就喊撤退了。说255厂是炸药厂，255厂一炸，整个泸州都会炸掉。
回到又一处驻地修整，宜宾地区文工团来慰问我们，大家席地而坐，我们被安排坐在第一排，观看漂亮的女演员们跳当年流行的援越抗美舞蹈。其中有“削竹尖舞”，歌词是：“削呀削竹尖呀削竹尖，椰林深处刀光闪呀刀光闪，快快削呀快快削，要把美帝消灭完……”是歌颂越南人将竹削尖，埋在地下，刺死美国兵的故事。我望着一个女舞蹈演员出神，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立刻知道错了，赶紧垂下目光，看她跳舞的脚，白皙的脚上穿的是黑色塑料凉鞋。
泸州盛产桂圆，有桂圆随便吃。吸烟的人，听说可以领烟。一天傍晚，我和张国春、云世忠等在驻地门口闲耍，一辆货车正在发动，说是回宜宾，云世忠问清楚后，来不及商量，跳上车，汽车扬尘而去，我们面面相觑。现在回忆，云世忠先知先觉，没有我们愚。
一日，在泸州街上逛，歌声响起，一辆汽车开来，行人纷纷让路，车上站着满满的腰扎军用帆布皮带、身穿草绿色装，手持步枪的红卫兵，高唱“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的语录歌，一杆大红旗上印着《反到底兵团》，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不是高歌就是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轰隆隆而去。旁边有人说：重庆崽儿亡命得很。估计是回重庆。
我们也要回宜宾了，仍坐货车，车里几大捆草席，坐在上面软和。后同学说，肯定是驾驶员在哪儿“拿”的，泸州盛产草席，但当时哪能买到。后悔下车时没“拿”几张。夜里到南溪大观翻山，望着前后车队的车灯，有的在山上，有的在山下，真是威武之师。
凯旋回宜，照例沿四大街游行，即从中山街钟鼓楼行署门口起，经小北街、东街、民主路回行署门口解散。我们抬着重机枪，一路呼口号。游行到东街我母亲工作的银行门口，看见了在人群中的母亲，母亲也看见了我，大喊：“哎呀！回来啦！回来啦！”还拍了手。等我再回头看时，已不见母亲，估计告诉父亲去了。
不日，听父亲说，他们单位的造反派把他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柏溪营业所副主任）进行批斗，我不禁大怒，喊了几个同学，全副武装，跑到东街洞天街口对面的宜宾县人民银行，径直闯进去，那些叔叔、孃孃大多认识我，也不敢阻挡。我没找到姓曹的造反派头头，只好出来。到门口碰到初67级（注：1967年毕业）的刘十八（外号）气喘吁吁地跑来，手中提着轻机枪，急问：“是哪个？是哪个？”想来帮忙。这就是当时的“阶级感情”。
不久，通知上缴枪支弹药。于是有同学在校后操场扔手榴弹销毁，以免上缴。结果弹片击中正在厕所解手的我班班长张朝墩胸部，幸好弹片陷得不深，赶紧救治。
回宜后得知，我校高67级的周叙生，也是我校红卫兵一把手（后任省革委委员），肩部被子弹洞穿。运气很好，竟然没伤着筋骨。他曾将伤口给我们看，前面一个指头般大的僵疤，转过背来，后背也有一个指头般大的僵疤，大家啧啧称奇。
我弟是宜一中初68级（注：1968年毕业）3班，他们1班同学吕毅，在泸州党校被炸死，同时有二三人重伤。
我方死的人当时被评为“烈士”，革委会专门在翠屏山后山修了座烈士陵园。我没去过，不知具体死了多少人。后来我们下乡当农民去了，又听说“武装支泸”是错的，王茂聚（当时宜宾一把手）在北京开会时遭到中央训斥后自杀了。我想，当年上面不点头，他敢发动战争吗？烈士陵园后来听说也拆毁了。我听到后感慨万千，我敢保证，那些死去的人，没有一个是为其个人利益而死的，他们能瞑目吗？
现在记不起当时是怎样吃饭、睡觉的细节了。云世忠回忆说：“到吃饭的地方，拿起碗就添。”睡觉是“和衣滚”。看来，当年确有“信仰”，连吃饭睡觉的细节都没记在心中。
这就是我等“老三届”的经历之一，但仍有不少人至今还认为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而自豪。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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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叙永县“全面内战”的一些亲历

钱守诚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我在叙永一中的八年（二）（三）》，原载《边城图文》微信公众号，2023年5月18、21日。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作者在文革爆发时是叙永一中的高中68级（1968年毕业）学生。
（图为1966年初夏叙永县第五次团代会中学代表合影，其中六人是叙永一中学生，后排中为本文作者。）
叙永当时属于四川省宜宾专区所辖的2市（宜宾、泸州）16县（宜宾县、泸县、江安、合江、纳溪、叙永、古蔺、筠连、屏山、富顺、隆昌、南溪、珙县、兴文、长宁、高县）中的一个县。本文作者以一个高中学生的亲历感受，写出了当时一个川南小县城文革前期特别是1967～1968年的一些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1967～1968年“全面内战”时期，宜宾地区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以宜宾“红旗”和泸州“红联站”为代表的两大派后，“红联站”只控制了泸州绝大部分城区、郊区和水陆交通要道，在武斗中曾夺占了泸县、纳溪、合江、隆昌等县的局部地区，其他各县均由“红旗”派控制，可是在叙永，却出现了同为造反派“红旗”派的群众组织又分裂成势不两立的“红总司”和“捍红总”两派，这两派在程度不同地参加地区革委会、军分区领导的“武装支泸”（武力围剿“红联站”派）的同时，却又相互进行了残酷血腥的武斗，打起了“内战”中的“内战”。若不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写出那些在最革命的口号下发生的荒唐往事，后人会很难想象，更不会理解。

群众造反运动掀起狂潮

1966年12月，是叙永文革群众运动进入狂热的月份。
除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以外，社会上名目繁多、乱七八糟的“造反”组织也纷纷冒出来，都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在叙永城乡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做法或对一些具体的人物、事件有“观点”的不同，众多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了两大对立派——“造反派”和“保守派”。“造反派”自诩为“革命派”或“左派”，称不同观点一派为“保守派”“保皇派”或“右派”，而保守派则反过来称造反派是“右派”“反革命”。
无论是“革”还是“保”的群众组织，都高喊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口号，展开激烈的争辩，闹得叙永山城乌烟瘴气。
这期间，叙永山城“杀”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战斗队”——“哇喇哇喇战斗队”。战斗队的成员仅仅一个人：叙永一中的数学教师屈义寅。他“杀”出来的时候，头上还顶着“牛鬼蛇神”的帽子。
屈义寅，祖籍泸县毗卢，据说其祖上是大地主。文革初期，他曾对一中的一个大字报事件说过几句代表个人意见的话，加上他的出身，结果在全专区中学教师集中泸州集训学习时，被工作组定为“牛鬼蛇神”。回校以后，屈同其他三个“牛鬼蛇神”教师一起被“专政”。到1966年底，叙永的文革运动进入群众造反高潮时，屈义寅不顾自己头上还有“牛鬼蛇神”的紧箍咒，上街参与辩论，常辩得反对他的人无词以对，就骂他：“你这个牛鬼蛇神，有啥子资格参与文化革命，斗胆上街哇喇哇喇地发议论！”屈义寅索性用两根竹竿，一横一竖，横的一根贴上一白纸，上书“叙永一中‘哇喇哇喇战斗队’”，并写上辩题；用竖的竹竿将横竿高高挑起，像个问卜算命先生，大摇大摆地上大街找人辩论。屈的行动得到“一二·九”等学生组织的支持和声援，可反对他的“叙师红卫兵”刷出标语：“只准牛鬼蛇神规规矩矩，不许牛鬼蛇神乱说乱动！”
叙永一中“造”字号的红卫兵组织与“叙师红卫兵”有过几次激烈的辩论交锋。
1966年末和1967年初，叙永一中三个势力较大的“造”字号红卫兵组织“战鹰”“风雷激”和“一二·九”，经过协商，实现了联合。接着，一初中、叙师、民中等几所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来一中联络，要求加入联合。经过酝酿，一个全县性的、庞大的跨校红卫兵组织宣告成立。效仿“红卫兵成都部队”，这个组织叫“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简称“中红”。以后，“中红”又接纳了两河、天池等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达一千多人。
在“战鹰”“风雷激”“一二·九”酝酿联合时，一中高67级（注：1967年毕业）的王×仿和周×贵也组建了一支名叫“红卫兵叙永部队”的组织，简称“红叙”，观点与“中红”一致。以后很长时间中，两支“部队”一直是“并肩作战”。
在上海造反派“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又叫“一月风暴”）的鼓噪下，叙永的造反派于1967年1月中、下旬掀起了夺权的狂潮。这次狂潮，致使叙永县的各级党政权力机构全面瘫痪，整个社会管理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

叙永“二月镇反”

2月上旬，“中红”总部组织若干“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小分队下乡宣传毛主席在1959年写的纠正“浮夸风”的《党内通信》，打算发动农民也起来“造反”。我同一中高68级（注：1968年毕业）二班的谢勋伟、穆宣会组成的小分队，爬上马岭区小洞公社的青山岩大堰和青山岩水库工地，宣传、动员农民。
我和谢勋伟从青山岩上下来后，刚跨进“中红”总部活动室，几个头儿又派我俩急切前往宜宾了解文革的形势，因为据说形势有了新的变化。
2月18日一早，我和谢勋伟坐瓷土公司一辆矿山救护车赴宜，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宜宾。刚到宜宾的翠屏山前，见一架“安二”型飞机在空中盘旋撒传单。当晚10点左右，部队和公安部门开始大肆抓捕宜宾造反派。近11点，我们在大街上见到宜宾一中、三中学生造反派的抗争大游行，场景悲壮，很受鼓舞。
第二天一早，谢勋伟和我前往宜宾一中找“红旗”联络，了解文革形势，因部队和公安在捕人而未有结果。中午12点，我们按头一天的约定，赶到地专招待所，又搭乘瓷土公司的救护车返叙。
返叙的路上，车行至高县的来复镇时，由于大树磺校“九·二一红卫兵” 在救护车上贴的几幅标语，遭到当地反“宜宾方面军”的群众组织的劫持，先是“九·二一”的邓维松遭绑架毒打，后全车九个人被押送至高县城川剧院批斗，“九·二一”的邓当场被当地公安局抓捕，车被扣留高县公安局。我和谢勋伟设法走脱，我们两人凭身上仅有的四元钱6斤粮票，忍饥步行，疲惫不堪，走了三天后才回到叙永。
我先一天到学校。同学们听了我对宜宾造反派反遭镇压的悲壮场景的讲述后，个个激动不已，有的情不自禁地喊出：“向宜宾一中红旗学习，致敬！”
高68级2班的龙元厚高声说：“县武装部张政委要我们中红部队明天在文化宫跟‘老保’些一起开会，还要我们的头儿邱凡尔在大会上代表‘中红’检讨、请罪，我倒不去啊！我们有啥子罪？！”“就是不该去嘛，路线斗争不可调和！”“人家宜一中红旗好坚强啊！要我们在‘老保’面前请罪，搞调和，坚决不去！！”——好些同学跟着龙元厚大吼。
同学们走了后，我问邱：这是怎么回事？邱没正面回答。几个女同学过来告诉我，我父亲前一天被另一派扭送了公安局。
第二天一早，“中红”的大队伍约五百人，绕道流沙岩向县军管会主持的镇反大会主会场文化宫进发。我同“一二·九”的十多个“老造反”坚持不去。李鲁青一手端墨碗，一手执排笔，在校园里疾书标语，最醒目的一条标语是：“历史将宣判我们无罪！”
大队伍刚走，谢勋伟从古宋赶到。当听了刚才的情况后，他脸色铁青，便同几个同学一行小跑冲到文化宫门口。谢勋伟冲进正要进会场的“中红”队列，将“一二·九战斗团”的战旗夺过来，嘴里吼道：“‘请罪、请罪’，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何罪之有？！”他怒气未消，看见百货大楼前的大字报棚上贴着一长排大字报，每一张白纸的下半截是空着的，马上转过身去抓过李鲁青手中的墨碗和排笔，浓墨疾书：“历史将宣判我们无罪！”——九个斗大的字赫然于那一长排雪白的半截白纸上！落款是：一中“一二·九” 战团。
殊不知，谢勋伟刷标语的地方恰好是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政法兵团” 公布“反革命组织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后山茶场一·九部队罪行”的专栏（叙永后山茶场是1964年以成都知青为主创办的，生产、生活环境相当艰苦。文革中茶场内的成都知青成立了一个叫“一·九”部队的造反组织，挂靠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二月镇反”首先拿四川大学“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开刀，叙永“二月镇反”就首先拿“一·九”部队开刀）。专栏纸的上半截是文字叙述，空下的下半截准备贴“一九部队罪行”的照片。这半截空纸让谢勋伟派上了用场。
在“镇反”运动中，公然斗胆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布“反革命组织”罪行的专栏上书写反动标语，简直是吃了豹子胆！这是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示威！
扬武坊马上炸开了锅！
“叙师红卫兵”很快围了过来，揪到谢勋伟，拉上扬武坊百货公司门前的乒乓球桌“辩论”。谢勋伟毫无惧色，凭着刚从宜宾回来的豪壮之气和他的辩才，一翻一套，驳得叙师红卫兵的辩手们个个脸红耳赤，语无伦次。谢勋伟在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同学们设法把他解救了下来。
四川的“二月镇反”，遍及工矿、电力、邮电、党政、财贸、文化、教育、卫生、商业等单位部门和行业，直到街道居委会。只是县武装部和公安局对“造反”很激烈的“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一中“红卫兵叙永部队”“毛泽东主义公社”和古宋“中红军团”等红卫兵组织没有轻率地下手镇压，但还是大张旗鼓地逮捕了已成年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大树磺校“九·二一”的头头肖彬，以“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
叙永一中语文教师张世聪为首的“红岩造反兵团”，在“二月镇反”以前闹得比较厉害。“二月镇反”开始不久，县公安局、“政法兵团”就对“红岩造反兵团”实行镇压。那天清晨，一中被戒严了。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控制了“中红”的男生宿舍和一中的几个进出路口（当年一中没有围墙）。“红岩造反兵团”的活动室被查抄和捣毁，团长张世聪和主要骨干邬明高被公安人员从寑室里抓出来，五花大绑押走。
就在县公安局抓捕张世聪和邬明高老师时，一中校园内“中红”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了“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鼔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毛主席诗词歌曲。气氛骤然紧张。两个公安人员，疾步冲到“中红”的播音室，踹开门一看，是“中红一二·九”的谢金良和李鲁青在播放。两公安人员厉声呵斥，并控制了播音室。
没多久，文革初期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屈义寅老师，也被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进了监狱。
参加过造反的人，惶恐、消沉、绝望，有的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大义凛然”，有的“反戈一击”（向公安机关举报同伙）。
“二月镇反”中，“中红”的主要头目和骨干分子，为防备在家里被抓，均集体住进了叙永一中和叙永师范的校园内。每天，同学们按时集中在一起交换信息，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为了保住自己的造反团不被打成反动组织，“中红”用“头头停职反省，内部整风”的策略来应付县军管会。“中红”的“一二·九”第二届头儿是胡俊伦，没当上几天，他在银行工作的姐夫被打成“反革命”抓进监狱……一个月之内，“一二·九”的头儿相继换了四五个。
同学们想不通：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却成了“反革命”，我们究竟错在哪里？我们何罪之有？
这期间，我的精神压力很大——父亲被抓，该怎么办？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整夜失眠，迷茫、苦闷、彷徨！我好几次在睡梦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醒来时是泪流满面。
到4月初，叙永的“镇反”运动接近尾声。
1967年的3月底（或是4月初），“中红”总部向所属各纵队下达指令：“中红”全体战士于清明节为革命先烈举行隆重的扫墓活动，各纵队组织好下属各支队，于4月5日之前扎好祭扫的大花圈和小白花，作好相应的组织工作；祭扫活动一结束，“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将宣告解散。
这条指令没有遭到县武装部军管会的干涉。
同学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只两三天时间就扎出了数百个大大小小、样式各异、色彩斑斓的花圈。
4月5日清明节，下午两点，“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的一千多人（包括区乡来的）准时在一中对岸的铁炉滩河坝整好队，抬着大大小小的几百个花圈，从下水北门进城，沿着叙永的主要街道，向西外的革命烈士墓缓缓走去（当时叙永的烈士墓位于现在陶环路后面的山顶上）。
一千多人走在大街上，没有嬉闹，没有嘈杂。同学们伴随着乐队沉闷的鼔乐声，低沉、哀婉地唱着：“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气氛庄严、肃穆、沉重。街上的行人驻足静望。
在西外的烈士墓前献了花圈以后，“中红”总部的头儿们再次集合队伍。“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就要解散了，有些女同学伤心地哭了起来。
出乎大家的意料，头儿们没有宣布“中红”解散，而是声音高亢地安排：各支队回去以后，认真组织学习《人民日报》4月2号的重要社论！
《人民日报》1967年4月2日的社论，题目叫《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烽烟再起

大概是4月中旬，县武装部的副政委刘云海在县人民会场向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5月10日前后又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的平反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之后，县武装部、公安局开始陆陆续续释放“二月镇反”中抓捕的人。以后的几个月中，叙永“观点不同”的两派（当时仍称为“革”与“保”），围绕着“刘、张、王、郭”的问题闹腾了一阵子，造反派扭着县武装部、公安局要求给被抓进监狱的人公开“平反”。
1967年5月，叙永一中的“红卫兵叙永部队”，在王×仿、周×贵的策划下，由初68级的几个小崽儿——夏、曲和刘等（当时只有十四五岁），组成一个名为“红卫兵叙永部队·拼命闯战斗队”的小分队，摇旗呐喊，进驻了县公安局，占据了“政法兵团”的办公室，并在公安局大门两侧刷上“坚决砸烂‘犯法兵团’！”“‘犯法兵团’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等标语。“中红”和其他一些造反组织马上刷出标语支持。从此，“政法兵团”的成员上街时袖章也不敢戴了；不久，“政法兵团”停止了活动。
“二月镇反”被否定以后，“中红”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 中红”总部对自身的组织机构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建全和完善工作，选出新的总部领导机构。
“中红”总部将所属的城区四所中学（一中、叙师、一初中、城关民中）和乡区的两河农中、天池二初中、马岭三初中的成员一千五百多人全部集中到一中食宿，花了两天的时间，用“巴黎公社大民主”的方式选出了由一中的彭、邱、方、黄四个人，叙师的刘、熊二人，一初中的方，组成的七人领导班子。总部下属四个纵队：一中、叙师、一初中和民中纵队。乡区以校为单位设立支队。各纵队下设若干支队，一中有“战鹰”“风雷激”“一二·九”三个支队，一初中有“冲锋号”“井冈山号兵”等支队。总部下设五个机构：作战部、参谋部、宣传部、组织部和后勤部。
另外，还组建有一个编辑班子，主要由一中高67级（注：1967年毕业）的几个同学组成，办了一个叫《中学生红卫兵战报》的刊物，在叙永印刷厂印刷，定期发行销售。这个编辑班子中有的人后来成了省、县新闻、文化等部门的骨干人物。组织部抓“中红”的组织发展和资料档案。当时还组建了大、小两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些“部”和宣传队的人员，基本由一中的同学担任和组成。
在“中红”内部，民主风气很浓，同学之间坦率直爽，下面成员对总部负责人有意见时，敢于当面言辞激烈地直说，过后仍皆大欢喜。
“中红”的成员大多正派、传统，他们对叙永造反派里有的人趁文革大乱之机揩国家的油、打国家算盘，贪污、享乐、腐化的行为深恶痛绝。
1967年的下半年， 叙永的造反派（当时又叫红旗派或红十条派）进行了两次“大联合”，先成立了一个跨行业组织——“叙永县红十条派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一中的红卫兵头头Q和教师造反组织头头Z老师进了该领导班子，后来又经县武装部部长、县革筹组长王连珠提名，他两人还进入了县革命委员会筹备组。
1967年底，“中红”的头头之一Q（一中高67级的），经县武装部长、县革筹组长王连珠推举，以叙永红卫兵代表的身份进了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
1967年底到1968年秋，叙永的造反派（当时称为“红旗派”），发生了分裂，分成了两大派组织——“红总司”和“捍红总”。这两个组织的头头们为争得即将到手的权力，指挥手下的群众进行了近一年的殊死争斗——武斗。

“武装支泸”开始后叙永两派都有了枪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下达以后，宜宾地革委管辖下的泸州地区，“红旗派”和“红联站”派之间的武斗持续不断并逐步升级。宜宾地区革筹组的主要负责人从1967年9月开始组织了震惊全国的剿灭“红联站”的“武装支泸”军事行动。
在叙永，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红总司”和“捍红总”，为了取得在即将诞生的县革命委员会中的主体席位，执掌叙永县的大权，双方都打起“武装支泸”的旗号，从县武装部和公安局抢（弄）到大量的枪支弹药，组建起了武斗队。
开始时，“红总司”的头儿们利用“中红”弄到一批枪支弹药，并将弄到的枪弹藏在叙永一中盘谷楼二楼的天花板上，几天后“红总司”头儿们派人把大部分枪弹取走。这当中，“中红”的头头们藏了几支“56式”，主要头目都别起了手枪。
得到枪弹的学生头儿们既兴奋又有些紧张，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去想这些枪弹究竟弄来做什么，平时以耍枪弄弾为乐。在耍枪弄弹的过程中，一中的×同学驳壳枪走火打断了另一个同学左脚的腓骨，×同学耍枪时的一颗“瞎眼”“拉八”子弹险些要了一个女同学的命。
其间，“中红”头头们指派高67级的郑永涛负责保管藏起的枪弹。不久，这事让“红总司”的头儿们知道，强令交出去。一天，郑永涛悄悄对我说：“枪马上就要交出去了，我们还没得真枪打过。走，我们找个地方过过枪瘾。”我和郑永涛悄悄地各选了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带上十多发子弹，用几张废报纸画上圆靶，包了一包浆糊，到一中后面的三条岭下找到一条少有人去的深沟（小地名叫团鱼凼）作靶场。我们将纸靶贴在六七十米外的一个岩壁上，趴在地上，对着纸靶“砰、砰、砰……”地过了一顿枪瘾。
在1967年底到1968年初，叙永两派组织武斗队之际，传来一件让同学们极为高兴的事：要从在校的初、高中66、67级学生中招兵！
1968年元月初，叙永一中初、高中部66、67级中的黄顶帮、周运涛、王之仿、陶健、魏敬林等十多个同学被批准参军入伍。68级的同学只能干瞪眼。
新兵启程之前，“中红”的头儿之一，高66的黄顶帮干了一件坏事。他很想在穿军装走之前学校伙食团能宰杀两条学校自喂的肥猪来会个餐，饱餐两顿猪肉，可是伙食团长和校厨房工友们不知为何就是拗起不干。黄便偷偷窜进猪场，拔出藏在身上的“勃朗宁”手枪，朝着两条肥猪开了几枪——心想，猪死了或病了不吃食，你们总要弄来给大家吃。由于猪太肥，枪太小，两条猪都没被打死，只是站不起来，不进食。厨房工友们知道是黄干的，更是拗起不处理这两条受伤的肥猪，直等到新兵走了以后，才宰了这两条猪来给在校的同学们吃。宰杀时，在猪的后腿部位得到几颗子弹头，弹头周围的肉都溃烂了。

与叙永一中有关的两派武斗

1968年，为了权力，叙永的两个造反派组织——“捍红总”与“红总司”在叙永的城乡制造了多次武斗事件，规模较大、后果严重的事件有八起。其中，跟叙永一中有较大关联和影响的是四起。

（1）“捍红总”武卫营殴伤“中红”学生事件
1968年4月初，“捍红总”从大树磺厂调集几百工人进城，成立了一个“武卫营”驻进县人民委员会，并占据了当时叙永城中心最高的建筑物——扬武坊百货公司大楼。山城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4月21日，传闻“捍红总”武卫营要袭击“红总司”设在当时县政协的总部及下属组织。下午，“红总司”的几个头儿带着川剧团等几个下属组织的头头和一些骨干，齐聚较为安全的一中躲避。当晩又传，“捍红总”的“武卫营”要偷袭一中，“红总司”总部命令在一中的人员撤离。晩上十点左右，在一中校园内的男女学生（几所中学的）和部分“红总司”的群众约两百多人，带上藏在一中的所有武器弹药，秘密摸黑往一中后面的山上转移，天亮前回到一中。
下午3点过，我同梁洪昆、张正权、陈良波等几个同学上街走到扬武坊时，见“捍红总”武卫营的几个工人正在撕我们贴的大字报。我们上前制止，遭到“武卫营” 工人的围攻殴打。张正权、陈良波和我被打成重伤，多处骨折，满头血包。
经同学们和县武装部的合力解救，“红总司”把我们三个重伤员安置在比较安全的“红总司”的头头、瓷工公司工人辜应华的家里疗伤。

（2）“5·2”事件
在我们疗伤的十多天时间中，山城的局势日趋紧张。“红总司” 的总部由陕西街的县政协楼迁到了叙永一中，只留有少部分“武卫”人员据守“红总司”的重要据点手工业管理局（简称“手管局”）大楼，保卫“红总司”设在楼上的喉舌——“在险峰”广播站。
我们的伤情稍有好转，5月1日，张正权和陈良波的家人把他们接走了。由于我父亲去了宜宾，家里无人，我准备5月2、3日才离开辜应华家。
5月2日凌晨5点，叙永山城被密集的枪声惊醒！
我看天色稍微大亮，不顾辜大嫂的劝阻，执意要回“红总司”的大本营叙永一中去看看。辜大嫂劝不住我，说道：“你最好从瓷土公司的厂后边叉水（涉水）过河到一中安全些。”
和我一起涉水过河的还有“小红司”（小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两个小妹妹，她们是辜大嫂的邻居，同我们一派，也想过一中去看看。
我们涉水过河时，山上有人打枪。抬头一看，东方旭日欲出，在明亮天光的映衬下，一中后面草山头一带的山棱上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人影，枪声不断地从那一带放出——一中后面的制高点已被完全控制。
一上岸，我们急速爬上一中的大操场（当时一中的四周都是开阔地，没有围墙）。放眼一看，满校园的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有背着老套筒步枪的后山煤、铁二厂的工人，有“红总司”城区各系统各单位的人，有“中红”的红卫兵，有一中的老师……
我们跑到大礼堂前，只见“红总司”的“总司令”刘贤忠两眼血红，往前疾窜。我赶过去准备向他问问情况时，忽然中心池方向有人急喊：“刘司令，刘司令，快救人！”——只见三个提着步枪的人气急败坏地在边跑边喊，其中有个人的背上还背着一个人，有个小个子我认识，是叙永建筑社的刘小，背着一支小马枪。他们跑拢时，见那背上的人裤子已血透了。
刘贤忠马上命令一中的校医王道富过来：“马上给我抢救！”看着下身血浸透的工人，王道富脸色刷白，浑身打抖，说话打颤：“我、我、我没、没有整过，我、我……我没、没有办法！”……没几分钟，那个工人就咽气了。
刘贤忠发疯似地嚎叫着，往盘谷楼方向冲去。
听送伤员来的工人讲，他们是后山铁厂的工人，天亮前被派到一中的流沙岩方向放哨，死的工人是“尖兵”，他听到前边有动静，问对方的口令时，得到的回应是一刺刀。天亮了，后面来的人才发现他。刺刀正好戮在他的股动脉上。
我跑上刚修好的沧白楼（那时改叫“新楼”，只有二层），见有好些同学在往二楼的教室里搬运砖头和石块。我问他们：“搬这些东西来做啥子？哪个喊你们搬的？”回答是：“是刘司令喊搬的，准备坚守！”
“狗日的简直是个草包司令！”我骂出了声。
冲着他们，我大声说：“对方尽是新式武器，你们这些烂砖破石头有毬用！一中已经被包围了。走！快点过河去武装部找王部长，再不走，渡都过不了啦！”
同学们跟着我跑下渡口时，见“红总司”的许多人结集在铁炉滩渡口的码头上，撑渡船的老曾正在一船一船地渡人。原来刘贤忠已下令：“全体过河进城，抬尸游行！”
抬尸游行的队伍从下水北门——盐店口——西大街，往扬武坊、南大街县武装部方向进发。当队伍的先头到达文化宫门前时，扬武坊方向传来几声枪响，队伍停了下来，我所在的队列正好在公安局门口。前面传下话来：“捍红总”武卫营和一些没看到过的武装分子，把机枪架在扬武坊街口，鸣枪不准前进。
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就地坐下，一边高呼抗议口号，一边高唱着“不怕牺牲”的语录歌曲。
没过多久，许多婆婆大娘抱着甑子，端着锑锅，捧着碗筷，把她们刚弄好的饭菜送来，热情地请游行的人吃早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顿时出现，游行队伍很受感动和鼓舞。
这时才听说，包围一中的武装是巡场东风矿区一个叫汪三带领的队伍，其装备优良，还有几挺高射机枪。又听说，这支武斗队伍是“捍红总”的头儿们向“武装支泸前线指挥部”谎称“麻匪”（当时对“红联站”派的鄙称）进占了叙永，从泸纳前线调来的。
中午一点左右，前边的游行队伍出现骚动，传下话来：“捍红总”的人带着东风矿区的武斗人员来游行队伍中抓“红总司”和“中红”的头头和骨干。有几个女同学跑过来，要我马上撤离。在她们的掩护和带领下，我从老财政局的后院翻墙，由察院巷插大西门，躲进一个朋友的家里。
“5·2”的当天上午，“捍红总”依仗汪三的武斗队，端掉了“红总司”在手管局大楼上的据点和广播站。据说他们在大楼顶上搜去了好多箱子弹。
5月2日晩上，传来消息说：一中有几个学生被东风矿区武斗队的机枪打死在铁炉滩渡口上的岩洞里，其中有个姓胡的高个子。我心想，高个子是不是同学胡俊伦？
牵挂着传闻中的同学，5月3日一早，我回到一中。到学校才知道，机枪扫射渡口是真的，但没有死人。在开水房门口，我碰到同学胡俊伦。他讲：“大队伍上街去了以后，我才同王治忠（一中高68级1班的）等几个同学赶到码头上。在我们喊渡船时，突然流沙岩顶上扫来一梭子机枪子弹，一颗子弹擦着我的头皮飞过。我们赶紧趴在码头上，再爬上渡口上边的岩洞去躲。不多久，‘捍红九·二一’的人带着东风矿区的武斗人员，把我们从岩洞里搜出来，弄到教室里去审问。审问我们时，王治忠还挨了他们两耳光，说他嬉皮笑脸的（王天生一副憨笑脸）。”胡俊伦一边说一边把头埋下来让我看：果然，他平头顶上的短发还留着一条被子弹分开的凹槽：“好险啊，子弹再矮一毫米就没命了！”我失声叫出!
这时，附近有群众进学校来说，昨天他们看见有几个你们学校的女同学被东风矿区的人抓起上山去了，结果如何不知道。
我们马上组织起校园里的一些同学，爬上一中后边的流沙岩、挖断山一带搜寻。在乱坟堆和农民的菜园地里，我们看到好些新挖的掩体。在挖断山的一个掩体里，同学们捡到一条被扯烂的女裤，上面沾了不少干了的精斑……
在北京的陈建釜同学（一中高67级）看了以上回忆内容后，特意把他在“5·2” 事件中一段惊险的经历从手机微信上告知我，转载于下：

5月2号下午，邱明富（或者是彭寿廷）找到我讲：“武装部来通知，要我去同‘捍红’和东风矿区的武装人员谈判，我若去，肯定要被他们抓起来。你平常不怎么露面，他们不晓得你，现委派你去，代表‘中红’去武装部参加谈判吧。”
那时，我主要负责中红《中学生红卫兵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少有抛头露面，觉得没什么危险，就畅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武装部。在去武装部的大街上，站满了陌生的全副武装人员，有的端着冲锋枪，有的手握步枪。他们身上都挂满子弹和手榴弹，个个杀气腾腾。在扬武坊口，停着好多辆印有“东风矿区”字样的大卡车，其中几辆卡车上各站着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大汉，他们的中间都有一挺三米多高的高射机枪，其头微微朝上，挂在高射机枪上的子弹约有八九寸长，小杯子那么粗。这个阵式，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当时和我一起去县武装部的还有一中“红岩造反兵团”的屈义寅老师和工交红司一个姓吴的工人。在武装部的会议室里，有王部长、刘副政委；另外见一个彪形大汉，腰间插着两支二十响的盒子枪，凶神恶煞地盯着我们；旁边站着一个容貌漂亮但面带煞气的青年女子，腰皮带上挂着一支小巧的手枪，显得英姿飒爽，此人我认识——“捍红总”的一号人物王惠琴，她曾是我母亲任教一初中的学生，她读一初中时到过我家。
我们坐定以后，王连珠部长发话：双方的代表都到了，先请“武装支泸”前线指挥部派来的汪司令讲话——此时我们才知彪形大汉姓汪以及他的身份。
腰插双枪的汪司令傲气十足，用凶神恶煞的目光扫视了会场一周后，操着沙哑的声音说：“刚才王部长已介绍了，我就不多说。据武装支泸前线指挥部得到的情报，叙永‘红总司’非法抢劫和窝藏县武装部和公安局的武器弹药，拒不上前线‘抗麻’，不去‘武装支泸’，我奉武装支泸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前来收缴叙永县‘红总司’这批枪支弹药。如果‘红总司’胆敢抗拒，不交出这批武器弹药，本司令将下令，强行缴械！如有抵抗，格杀勿论！”
汪司令讲话后，县武装部长王连珠不卑不亢地接着说：“枪支弹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手里。现在我宣布：不管是‘红总司’还是‘捍红总’手中的武器，必须先交回县武装部！至于如何安排，下一步再说。”
王连珠部长的讲话，让汪司令碰了个软钉子。
屈义寅老师接下来说：“我是一中‘红岩造反兵团’头头派我来参加会谈的。据我所知，我们兵团没有一枪一弹。至于我们的总部‘红总司’有没有武器弹药，我只是个一般成员，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把今天会上的内容带回去，向我们的头头传达。”
屈老师发言后我接着讲：“今天头头让我来参加这个会，啥子事情都没给我讲。我只是‘中红’的一个小兵兵，枪弹之事我一无所知，我只能把会上王部长和汪司令的讲话精神带给我们的头头。”
汪三对我们的发言和表态很不满意，歇斯底里地放了一通屁话。接着王惠琴也对着我们讲了一通威胁话。
会议没有一个结果而结束。结束后，汪三叫来几个全副武装的东风矿区武斗人员，押着屈老师和我出了武装部，往扬武坊方向走去。
南大街上，我同屈老师昂首挺胸；后面，几个东风矿区武斗人员手中枪尖上的刺刀几乎顶着我们的后背；街两边围观的群众为我们捏把冷汗！
要把我们押到哪里去，如何处置我们？不得而知。当时我想，我这一生今天看来就要结束了！开始还有几分害怕，可不久心中慢慢升起一种革命烈士英勇就义上刑场的感觉，反而镇定下来。
到了扬武坊，他们把我们押进“捍红总”的大本营——县人委会“捍红总”武卫营。当时人们称这里是“捍红总”设的“白公馆”，我和屈老师都认为，到这里凶多吉少！
进去以后，我们被关进一间小屋。不多时，进来两个“捍红总”武卫营的工人。我心里想，这下肯定完了！不料他们对我说：“我们的王司令发话，你可以走了。”
这简直出乎我的意料！出了人委会的大门，我沿着顺河街往家的方向——一初中（现在的定水中学）飞跑。
我跑到一初中的渡口，看见母亲正从渡船上下来。母亲见到我，又惊又喜！她拉住我从头看到脚，颤抖着声音问我：“你没遭他们打噻？”我说：“没有，没有，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母亲又看了我一遍才说：“有人跑来对我说，你遭‘捍红’和东风矿区的人用枪押起走了，多半是弄去枪毙！把我吓坏了！我寝室门都没关好就跑起来了。”
我对母亲说：“可能是王惠琴认出我是你的儿子，才把我放了。”母亲连声说“好！好！好！”

后来听说，东风矿区汪三的武斗队于5月3号下午乘坐多辆卡车撤走了。被刺刀戳死的那个后山铁厂工人由县武装部处理。
“5·2”事件以后，“捍红总”依仗大树磺厂工人武卫营和巡场东风矿区汪三等武斗势力，很快在叙永占了优势。“红总司”对“捍红总”的争斗转入“半地下”态势。
5月3号晚，在“中红”叙师纵队男生宿舍里，经大家商量后认为，应该尽快向新生的“红色政权”宜宾地革委反映“捍红总”和东风矿区武斗队在叙永的暴行。可是，邮电局和车站己被“捍红总”控制，只有步行去宜宾。
5月4号一早，我向“中红”叙师纵队的叶尚华同学借了五元钱和十斤粮票，同叙师66级一个叫石洪约的同学一道，从红梁子往西，翻大山，经金鹅，绕古宋，第二天又在老兴文县城（晏阳）汇集到几个互不相识的叙师学生和一初中“中红冲锋号”的吴跃清（又叫吴迷二）同学。
七八个满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激情的学生青年，冒着大雨，日夜兼程，经红桥、宿底蓬，步行两天一夜，赶到了江安长江边的轮船码头，乘泸州上来的8点早班轮船。我们专选底仓，脱下泥水浸满的衣裤鞋袜，伸出船弦，就着急流的江水，把泥浆搓去，再想法把衣裤鞋袜挂在轮船的蒸汽锅炉上后，倒在长条凳上呼呼大睡。
下午4点，终于到了当年宜宾红旗派称为“红色政权”的所在地——宜宾。
到宜宾，我进了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办的宜宾地区十八个县市两大对立派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图为在宜宾学习班的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代表，除后排左1为叙永师范学生外，其余均为叙永一中高中部学生。）

（3）“5·21”事件——叙永一中的重大损失
“5·21”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在宜宾学习班，听经历这次事件的同学们讲述，大体如下：
5月20日，一群中学生冲进县委，抄砸了“捍红总”的下属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红卫兵”（简称“主义公社”）设在县委小会议室里的活动室。“主义公社”认为这是“中红”的人干的。
5月21日，“主义公社”的一批人身带武器，抄砸了“中红”在一中的总部，随即又抄砸了“中红”的一初中“冲锋号”支队。“红总司”留守叙永的头头随即组织了上千的学生和群众上街游行抗议。“红总司”的游行队伍与“捍红总”的武斗人员在南大街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拳脚棍棒冲突，双方各有损伤。因“捍红总”方是以强悍的磺厂工人为主，所以“红总司”一方受伤的人较多，伤势较重，主体是中学生。
“5·21”事件造成的后果主要在三个方面：一、许多中学生和群众被打成重伤。二、家住叙永一中的老师，没跑的遭殴打，跑出去了的家门被砸开，家里贵重东西被洗劫一空。三、百年名校叙永一中遭到空前浩劫，损失巨大。
叙永一中在这次事件中遭受的重大损失有三：
一、图书馆遭到空前的洗劫。自清末建校以来，叙永一中的图书馆，对每年国内出版发行的图书、刊物、杂志、报纸从没停止购买和收藏，据说其收藏的图书资料超过当时的县图书馆。“5·21”事件中，老师和其他职工大多被“捍红总”的人打跑，社会上的人蜂拥而至，哄抢一中图书馆里的小说、古籍之类的书籍两三天，随后，大量的书籍、杂志、报刊被收购废纸的人大挑小担地运走。
二、由“中红四旧清理小组”清理和关锁好的“四旧”保管室被来抄砸的人砸开，里面的金银玉器等贵重物件被洗劫一空，古董字画被毁坏殆尽。
三、自文革运动开始两年多的时间里，一中大鱼塘里喂养的鱼没有捕捉过。在“5·21”事件中，袭击一中的“捍红总”武斗人员，先是用手榴弹炸，后放水捉。他们洗劫走后，城里和周围农村许多人涌进一中去哄抢剩下的鱼。据说，被炸死和抢走的草鱼大的有一米多长，重达一二十斤。
“5·21”事件两天后，高67级的郑永涛同学（“中红”成员）带着几个一中的同学，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学校，赶往大门洞开的校图书室，将剩下的满地狼狈不堪的图书典籍收集整理，悉数抬到学校学生伙食团厨房，找到几位坚守岗位的厨房工友，藏在他们寝室后边的储藏室里，为一中保存了少部分较为珍贵的典籍和资料。

（4）“7·15”炸解放大楼事件
1968年7月14日的天气特别闷热。
14日下午4点，“红总司”参加宜宾学习班的全部人员乘车到达叙永西外车站。大家一下车就接到通知：学习班全体人员马上到解放大楼集中。
在西外解放大楼二楼的一个大厅里，“红总司”的头头们对大家讲：“县武装部派专人来传达王连珠部长的指示：现在叙永两大派的敌对气氛形势极其紧张。据县武装部掌握的情报，‘捍红总’在最近可能有大的行动。为了大家的安全，从宜宾回来的同志今天一律不许回家，全部集中在解放大楼的旅馆里暂时住下。一切行动听指挥！”
14日晚上7点，在解放大楼旅馆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中红”总负责人彭寿廷（叙永一中高66级）召集了一个由“中红”作战部和参谋部人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鉴于当前叙永险恶的形势和“红总司”领导集团的软弱无能，“中红”总部决定组建一支独立的武装小分队。筹建小分队的会议时间定在第二天（7月15号）上午10点，地点特意选在群众基础好、在紧急情况下便于疏散和撤离的瓷土公司厂房里，参会人员扩大到三个纵队中的骨干支队长，7月15号10点前先在解放大楼集中。
14日的半夜时分，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天亮后永宁河水猛涨。
7月15日中午，“中红”参会人员约30多人集中到瓷土公司一个烧砖的窑子前准备开会。清点人员时，突然解放大楼方向“砰、砰、砰”地响起了枪声，同学们“呼”地跳了起来，“哗、哗”地从腰间拔出了手枪和手榴弹，正准备冲出去时，放哨的骆洪炉（民中纵队的支队长，绰号“骆鼻子”）气急败坏地冲进来说：“不行、不行，好几个‘捍红’武卫营的冲起进来了！都是长枪。大楼已被‘捍红总’武斗队包围了！”
“往河边上撤！”彭下命令。
三十几个人沿着河边的小路，往管驿嘴方向跑。后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子弹从大家的头顶上呼啸而过。
有人提出凫水过河，看着满河汹涌的洪水，都不敢下水。
我们几十个学生跑到头道桥龙凤山公路下的河边，气急败坏地登上下农场（现在职高）因洪水就要封渡的最后一趟渡船。过了永宁河，翻过一个山凹，匍匐在羊子岩的广柑林里，隔河往解放大楼方向瞭望：除了高大的桉树和不断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什么也看不清……
大概下午三点，我们都感觉很饥饿，头儿彭寿廷派李鲁青（一中高68级，李盘谷嫡曾孙）、袁光和（一中高66级）等三个人去一中，请伙食团工人先把饭菜做好，约定饭菜好了后，在一中的大操场里挥动白衬衣发信号。
大家在羊子岩上等了约两个小时，远远看见大操场里一个人挥动白衬衣。三十多个人为缩小目标，分成若干个小组，从几条路穿过一中后面农场开阔的稻田坝子，进入一中。刚端起饭碗，才扒了两口，放哨的袁光和气急败坏地跑来：“‘捍红’的人从流沙岩的路上来了，快点撤离！”
几十个人如惊弓之鸟，丢下饭碗，沿着一中后面的螺蛳塘小路插上流沙岩。当我们爬到流沙岩顶上的碉堡前边时，先觉地下猛地撼动一下，随即后面传来惊天动地的巨响，转身一看，解放大楼已被滚滚的浓烟罩着了。
“拐了，狗日的些炸楼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喊出。
这时大约是下午六点左右。
几番折腾，谢勋伟（一中高68级）腿上的枪伤发作，跑不动了。在碉堡附近有一户农家，主人是我的姨爹冯怀清，我把同学们带到他家暂歇。
在冯家，彭寿廷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作出几个决定：一、谢勋伟由钱守诚护送进城，找可靠的女同学家躲起来，并打听解放大楼的情况。二、派人马上到宜宾，向地革委报告当天叙永发生的情况……我与谢勋伟先走了，后面的决定和安排不清楚。后来只知道派胡俊伦、袁怀云连夜从红岩坝抄小路过双桥子，再从兴文方向去宜宾。
天下起了小雨，我向姨爹冯怀清借了两顶旧草帽，一来遮雨，二作掩蔽之用。我带着谢勋伟，从挖断山下到黑泥湾，由官菜园出福音堂巷子（公园巷对面，当年有个扇子厂），准备到东门口杨秀敏家去。
可是，一出巷子口，眼前的情景让我俩大吃一惊：整个上东大街上没有一个行人，而街两边的阶坎上站满了人，这些人都盯着看下东街——下东街城关镇门前有很多人正在从一辆大卡车上抬伤员。
一身泥污的我俩突然从巷子里窜出，街两边所有的眼光马上转向我们！我心头一颤，赶紧把头上的草帽压低，右手下意识地伸向腰间的手榴弹。谢勋伟向我递个眼色，我俩疾步向东外。走到杨秀敏家门口时，见杨伯母惶惑而惊恐地盯着我们。我们只用眼睛给她打了个招呼，就快步翻过东门口，拐进去三元坝的巷子，准备又上山去。
进巷子不远，在一棵黄葛树下，我们碰见“中红”民中纵队的两个女同学曾繁玉和武春城，她俩挡住我们说，前面有几家是“捍红总”的人，执意把我们留下。听她们说：从西外来的人讲，大楼已被“捍红总”炸垮了，“红总司”死了刘贤忠等好几十个人，被炸死的人都是往武装部拉，武装部里的坝子头摆的尽是尸体；伤的人很多，武装部、县中队的解放军正在抢救伤员。
天已黑了下来，谢勋伟的伤脚痛得来实在走不动了，我让他留在武春城家。趁着天黑，我穿小巷，走僻路，到了草市街刘美华家。刘美华，是我初、高中的同学，也是“中红一二·九”成员。她让我吃点东西后，我请她到谢勋伟、李鲁青和彭寿廷几个同学家去报平安。
解放大楼被炸以后的几天之内，“捍红总”日夜都在城乡搜捕“红总司”的骨干成员，或抄他们的家。叙永笼罩在恐怖之中。
“中红”的头头和骨干成员们都不敢回家，多半在平时出面较少的女同学家里躲难或养伤。我先后在刘美华、李继华和洪世敏的家里躲过。这段躲避“捍红总”抓捕的日子，成就了“中红”男女生的好几桩“柜中缘”好事。
炸楼的第二天，我在东外园子头联系上了大哥。听他讲：7月15那天，父亲也在大楼上，幸好他所在的位置没被炸下去。但楼被炸以后，“捍红”的人冲上来，父亲被建筑社“捍红”派的曾××们抓去打成重伤，现在县人民医院治疗。地革委已经知道了叙永发生的事件，马上要着手处理，要抓人。
几天以后，在东外园子头老表叶其兴家里，我又同大哥会了一次面。大哥讲：为了安全起见，地革委和县武装部把“红总司”的伤员全部转移到兴文老县城医院治疗去了。我当即决定到兴文去看望父亲。为路上方便，我将两颗手榴弹还给了大哥。
不久听说，宜宾地区公安局来人，抓捕了“捍红总”的头头W等人和直接安炸药、点火炸楼的大树磺厂的几个工人，同时，还逮捕了据说是在幕后操纵“捍红总”的原副县长H。
“7·15”炸楼事件中，双方共死亡十七人。其中，一人是“主义公社”的梁光富（他是在围攻大楼时被枪打死的），几个住旅馆的外地人和一个在楼下理发来不及跑开的群众；重伤几十个人。谢勋伟的三弟谢勋烈（“中红”两河支队的）随大楼垮下来被砖木掩埋重伤。
大楼刚垮，“捍红总”的武斗人员就冒着浓烈的硝烟和灰尘冲上去抓俘虏，抢钱物“打扫战场”。大楼炸垮后，“红总司”的几个主要头头张远林（电厂的）、张世聪（叙永一中语文教师）等和“中红”的骨干成员李世祥、李光熙（两人是一中高66级）以及一批没丧命的工人，都成了“捍红总”的俘虏，遭到毒打，电厂工人张远林和一中教师张世聪多处骨折和脑震荡，险些被丢进大树硫铁矿炼硫磺的高炉里焚杀。
“红总司”的头儿们，本意反对“武装支泸”，因此得到县武装部的支持而弄到一批枪支弹药。后来为了讨好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王茂聚，妄图取得在即将成立的县革委的席位，违心地将到手的“先进”武器装备了一支武斗队（一百多人，前线指挥部给了个番号叫“801”部队），上“武装支泸”前线。当时，“中红”有极少数同学——含一中的也参加进去。这些同学，有的是经济困难去混吃免费的“大锅饭”，有的是想体验打仗的滋味，幸好都没有丧命。

1966——1968年底的三年之内，叙永一中在全县文革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学生造反组织是“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简称“中红”）、“红卫兵叙永部队”（简称“红叙”）和“毛泽东主义公社”（简称“主义公社”），另外还有“造反到底红卫兵”（简称“造红”，“造红”是一中高66级的刘×田和高67级的冯亚平组建的）。
在1968年叙永的派性争斗中，“毛泽东主义公社”“造红”与“中红”“红叙”在“观点”上是对立的。
1968年11年月，“造红”的头头冯亚平（高67级）在去震东公社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的途中，因车祸而丧命。这是叙永一中唯一因参加文革而丧命的同学。
叙永一中的这些红卫兵组织，在1966～1968年底的叙永文革运动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干了不少的荒唐事、错事和坏事！

收缴武器和群众组织“倒旗”

1968年的8月间，县武装部和公安局贴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开始大张旗鼓地收缴在文革中流入群众组织和个人手中的枪支、弹药、马刀、匕首、钢钎等。
听说要收缴枪支弹药了，爱玩枪的青年学生们都舍不得把手里的枪交出去，但又不得不交。交枪前，好些同学相互约起，带上枪到城里的红岩相馆留影纪念。
几天之内，各种武器很快收缴完毕——这只是我的个人估计。
1968年的年底，县革委会和各基层单位革委会相继成立。各群众组织按照县革委指示，纷纷宣布“倒旗”（解散），或自行消失。
“中学生红卫兵叙永部队”于1968年的12月间宣布“倒旗”。（图为上交武器前红卫兵拍照留念。）
枪支弹药等武器的收缴和群众组织“倒旗”后，叙永平静了许多，叙永的文革武斗彻底结束。
“倒旗”后，一中的同学们仍然是每天进学校，原组织里的同学伙起打堆堆，混日子，盼望着哪天能进课堂上课读书。成天无所事事，无聊至极的同学们，有的组织起篮球队、冬泳队锻炼身体，有的学习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有的伙起学打“大贰”牌；也有同学把锁了几年的语文、英语、数、理、化等课本翻出来，偷偷地学习——因怕别人扣“右倾”“资产阶级思想回潮”等帽子。
就在这段闲得发闷的日子里，同学谢×干了一桩差点毁了自己一生的事：打开学校播音室内的收扩机，偷偷收听境外的华语广播。在那个年代，这种“收听敌台”行为是反革命罪，会被执法部门抓捕、判刑。当时，幸好遇上心地善良的县武装部长、县革委主任王连珠，在他遮掩保护之下，谢同学才逃过了牢狱之灾。

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

那段日子里，全县到处都在举行对毛泽东的“三忠于”“四无限”“迎九大”的活动。早餐前向毛主席“早请示”，晚饭前向毛主席“晚汇报”，跳“忠字舞”是男女老少每天的必修课。各单位都在教、唱迎“九大”的歌曲和组织迎“九大”的各种活动。
在一中校园里，除了老师们在搞这些活动之外，同学们对这些活动似乎没兴趣，无动于衷，甚至反感。整个校园很冷清。当时，已当上叙永一中校革委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张世聪老师（他又是县革委成员）找到邱明富说：“你们‘中红’的同学些现在是啷个搞起的嘛？以前你们不管啥子活动都是冲在前头，现在整天就是耍！邱委员（邱是宜宾地区革委会委员），你还是组织起你们‘中红’的同学们跳跳‘忠字舞’，搞搞迎‘九大’的活动嘛！”邱明富幽默地回答：“红卫兵对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够忠的了。我们‘中红’宣传队的‘忠字舞’比哪个都跳得圆泛。再说，我们‘中红’已宣布‘倒旗’，我管不着了！”

“复课闹革命”和工宣队进驻学校

大约是1968年的11月初，中学生全体返校“复课闹革命”，县革委按毛主席的指示向各中学派驻工宣队管理学校，领导学校的“复课闹革命”。
派驻一中工宣队的工人来自大树磺厂。大树磺厂是“捍红总”的大本营，一中又是“中红”的大本营，尽管都“倒了旗”，但是，工宣队工人同一中多数学生之间对立的派性情绪一时消不了。加上工宣队的工人文化素养低，说话做事差水平，常常与学生们发生摩擦，闹出了许多笑话。
“复课闹革命”的周一至周六，同学们每天仍按文革前的班级回教室“上课”。
既然是“复课”，就应该有教材、课本，有班主任、教员。可是，文革开始以来，所有文革前的教材课本被列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属于“橫扫”之列，谁也不敢用，而无产阶级的新教材课本还没有编印出来。教员呢？原来的老师还没有哪个部门来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教员”的甄别和认证，不能贸然启用——老师们更不敢上讲台。
“复课”的教材主要就是“毛选”中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和《毛主席语录》；班主任和教员由派到各班的“工宣队”工人担任。
课堂上，或是由工宣队队员在讲台上结结巴巴、错别字连篇地读“毛选”，或是工宣队的工人厉声要同学们读“老三篇”或背诵，或是工宣队的队长或队员在讲台上信口雌黄、打胡乱说地演讲。工宣队说错了也不要紧，因为他们是“大老粗”，是毛主席派来管理、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师）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的“领导阶级”。
“闹革命”就是搞学校里的“斗、批、改”。工宣队要求师生们按伟人的要求，口诛笔伐、彻底肃清“十七年来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批斗校园内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骨干教师），革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同学们早就厌烦了这一课题，大家在课堂上，或是静坐，或是相互嘻嘻哈哈地开玩笑混时间。工宣队对同学们的态度和作法极为恼火，有时要对着同学们歇斯底里地发作。
对工宣队可怜可笑的拙劣管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多是用嬉笑嘲讽来回应。可我们的老师们不敢。

奔向“广阔天地”

在最高统帅的指引下，“革命小将”们几度“大闹天宫”，把“走资派”一个个地揪了出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了又批。看着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一批批地成立，他们又按照伟大导师的指示，在“复课闹革命”的教室里把屁股坐起了茧子。
经过几年运动的磨练，小青年们都变成了老青年，中学里的男女学生都到了应该立业成家、谈婚论嫁的年龄阶段（在高66级的同学中，有几个是1942年生的，年龄已经超过了26岁）。可“运动”仍在继续，大学、中专不敢招生，工矿企事业单位还没恢复正常生产、工作，也不能招工招人。
同学们在心里问（当时只敢在心里问）：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何年是尽头？我们好久才能正二八经地回到教室里上课？
自1966年夏天文革运动开始，三年多来，全国滞留在大、中学校里的几届学生青年是几千万。这些学生，经过“大革命运动”的洗礼，个个是造反派脾气十足、人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有的还染上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课不能上，学不能升，业不能就，如果让这些“小将”们长时期地集中、滞留在学校和城市里，将是一种可怕的社会隐患！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达出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就当欢迎他们去。”
听到“最新指示”，同学们沉默了，叙永山城沉静了！
“最新指示”一出，各级革命委员会就开始“动员”。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饥饿、贫穷、落后、愚昧，比闰土所在的时代好不了多少。想到自己将到这样的环境中去生活，去接受没有文化人的“再教育”，同学们的身上不禁起了鸡皮疙瘩。
开始大家认为，这跟1964年知青下农村的情况差不多，只是号召号召、动员动员而已，一阵风就过了。同学们每天仍然是在“复课闹革命”的教室里嘻嘻哈哈地混。
然而风声越来越紧。没多久，县革委主任、县武装部部长王连珠把邱明富通知去，要邱以地革委委员的身份，带个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大概是1968年年底，邱明富的申请被批准，邱成为叙永文革后第一个带头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看来上边动真格了。不过，同学们还是满不在乎。邱明富下乡那天，原“中红一二·九” 的二十多个小伙子，一人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神气十足地把邱明富直送到40公里外的水尾场上。当晩，二十多人住在陈天富的父母经管的水尾茶旅社。第二天，大家又挑上邱的行李，步行二十几公里的山路，把邱送到他落户的大石公社的新“家”里。
送邱明富回来以后，大家庆幸地说：“邱明富当了个委员就要带头下乡，我们好得没有当官，要不然，这次‘上山下乡’就躲不脱了！”
同学们没高兴了几天，县里动员下乡的力度一天比一天大，各级革委会和居委会的干部一齐出动，软的、硬的，喝、哄、吓、诈——各种“动员”，甚至强行下城镇户口、断口粮等手段都用上了。这种形势之下，报名下乡当农民的知青一天多似一天，原来信誓旦旦地说“整死也不下乡”的顽固分子们也动摇了。在公安局户籍办公室的窗口前，下户口到农村去当农民的“知青”排起了长队。
从1969年初开始，经过文革洗礼的“老三届” 学生，陆陆续续告别了母校，告别了父母，以“知青”的名份，脱离了城镇，或回乡，或插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当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也于1969年2月，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的母校——叙永一中，“上山下乡”插队在我县的马岭区麦地公社余家大队当农民。
在“广阔的天地”里，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在一中的学习、生活情景，见到教过我的老师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学。
我很怀念我的母校——叙永一中！我很想念我的同窗好友！我更怀念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恩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