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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二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7月30日第229期
本期目录
书海泛舟
袁庭栋 我所知道的江海云（《小草春秋》选读）
风云人物
王炯华 我所知道的武汉大学“钟山风雨”五先生
徐兴海 我记忆中的郭政权
一瓣心香
杨 政 喝坝坝茶结识的好友何富源大哥
生逢乱世
张 从 一对患难夫妻的传奇经历
——记新四军老战士王征明和北大女教师俞芷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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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所知道的江海云
（《小草春秋》选读）
袁庭栋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长篇回忆录《小草春秋》（美国·中国国际出版社，2021年12月版）中的“‘文革’十三年”一章，现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回忆录全书共103万字，分上下两册。本刊在第199期（2022年4月30日）的“袁庭栋专辑”选发了其回忆录中的《亲历文革中成都的文斗与武斗》，在209期（2022年9月30日）选发了《保守派“司令”于永志之死》和《恩师自杀》，在216期（2023年1月30日）选发了《我所知道的四川大学“八二六”及“八二六”派》，均可参看。
纠正一个误解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人那张质问校党委及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两个月以后从红卫兵传单得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于是，川大针对党委的大字报日益增多。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跟着北京的步伐，把运动重点和斗争矛头转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那时候全校形势基本上还能由省市委工作组和筹委会控制，师生们贴出了不少大字报揭发党委以及各级领导的若干“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当中央的“十六条”下达时，全校师生都曾经在筹委会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到省委和市委去表示坚决拥护与坚决贯彻的决心。记忆中，我们系上没有一个人不去，可见那时大家的意向还是一致的，还都是服从和支持工作组和筹委会的。这次集体表忠心，也是我第一次去到省委和市委的机关所在地，过去我根本就不知道省委和市委的办公地点在何处。
北京开始出现的“红卫兵”很快在各地学校中出现。北京患了“感冒”，全国都得跟着“打喷嚏”。川大也跟着组织“红卫兵”。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由筹委会一手组织操控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以后来其他的“红卫兵”攻击它是“官办红卫兵”），成员选择也是学北京，只选出身好的同学，“红五类”的概念就是这时第一次在校园中宣扬，他们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的子弟。与之相对的是“黑五类”，他们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弟。此后，又出现了“麻五类”（有的地方也称“灰五类”）的说法。由于“麻五类”从来没有代表性的群体，更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其范围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大概介于“红五类”与“黑五类”之间的都可以归入“麻五类”，如中农、小土地出租与小土地经营、城市贫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
我是学历史的，对于阶级划分比较敏感，当时我就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很难归类。由于成都基本上没有官僚资产阶级出身的和买办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只有民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他们都自称家庭成分是“工商业者”，以便藏身于“麻五类”之中而免遭“黑五类”之苦。至于我自己，因为搞过“四清”，知道土改中给我家划的贫农成分肯定是错划，所以我从来不敢自称是“贫下中农后代”，更不敢混进“红五类”队伍，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地自认为“麻五类”。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红卫兵”组织，在那个全世界空前绝后的“红卫兵”运动中，我从来没有当过“红卫兵”。
这里想为文革以后长大的人们纠正一个误解。现在很多文革以后长大的一辈，在写有关文革的书籍或文章时，往往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称为“红卫兵”运动，把积极参加文革的青年一代都称为“红卫兵”，把数不清的群众组织都称为“红卫兵”组织，这很不准确。
在文革中，虽然参加与退出都是完全自愿，但是在我所知道的四川早期出现的“红卫兵”组织都是由“红五类”的青少年学生组成，在每个学校之中都不是多数，但能够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公开或者暗中的支持，其观点都属于“保守派”，一度被称为“官办红卫兵”。全国和北京一样，当这一批“官办红卫兵”组织出现不久，由于对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在少数学校也就出现了人数不多的、与“保守派”红卫兵观点不同乃至对立的另一派红卫兵，在当时也只能是由“红五类”的青少年学生组成，观点属于造反派，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他们的人数不多，影响却不小。
与此同时，众多企事业单位的群众中也逐渐出现了不少由观点相同的人们自愿组成的一个个“战斗组”“战斗队”，再发展就成为一个个“战斗团”“兵团”“纵队”“公社”，当时统称为“革命群众组织”，简称为“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大多在前面冠以一个革命的名字，如“东方红”“红旗”“井冈山”“延安”“东风”“长征”之类，由于出现的“群众组织”太多，革命的名字不够用，又出现了在毛泽东诗词中选取几个字来取名，如“偏师”“狂飚”“风雷”“长缨”“云水怒”“换新天”“丛中笑”“全无敌”“风雷激”“炮声隆”“战犹酣”“千钧棒”“从头越”“看今朝”“缚苍龙”“万水千山”“独立寒秋”“万山红遍”“指点江山”“横扫千军”“战地黄花”“中流击水”“东方欲晓”之类（全国几百万个“群众组织”基本上都这样命名，每个名字的使用率都会上万次甚至几十万次。仅此一事即可看出，广大群众真是在紧跟当时称为“红司令”“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干革命，可谓“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这些“群众组织”都是自愿参加，除了少数人（诸如四类分子、有犯罪前科者、群众关系很差者）之外都可以参加，只要群众关系可以，黑五类、有海外关系者也可以参加。
由于这样的“群众组织”的成员不仅是学生，而是各行各业的群众，所以人数很多甚至可以说是极多，大约在1966年国庆以后，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逐渐全面代替了原来的红卫兵，也可以说就是原来的红卫兵组织的若干倍的扩大。任何一个城镇或是地区，在文革的不同时期，基本上都有因为不同观点的对立而形成的两大派。1966年夏秋，是以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来代表两大派，当这些“群众组织”成立之后，就一直以不同的“群众组织”来代表两大派，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完全被这样的“群众组织”所掩没，所替代——严格来说，红卫兵这一组织形式此时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再把当时的群众运动称为红卫兵运动就不是事实了。一般来说，两大派中的很多“群众组织”又会有一个全城镇或全地区联合起来的组织。
以川大、成都和四川为例，文革初期，各学校、各单位都会有被称为“保守派”与造反派的两派“红卫兵”组织，前者一般都是由官方组织的，后者一般都是由群众自愿组织的。在川大，前者的代表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者的代表是“红卫兵川大支队”。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不断出现，大多数师生都按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参加了自己愿意参加的“群众组织”，什么组织也不参加的师生不多，他们也算是一派，就是不参加文革活动的、游离在“保守派”与造反派之外的“逍遥派”。
1966年9月，川大的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了“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川大八二六”），各保守派组织由于在当时的气候之下已经失去了官方舆论的支持，所以未能完全联合起来，但是形成了两个比较大一点的“红旗公社”和“烽火战斗团”。
此后，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全不起作用，完全被“群众组织”所替代。很快，成都市出现了全市性的联合组织，学校中的造反派组织组成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根据大学、中学和小学的不同又简称为“大红成”“中红成”和“小红成”），各厂矿企业的造反派主要组织组成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和从“兵团”分出去的“成都工人红卫军团”（简称“军团”）。此外，省级机关、市级机关的造反派也都有自己的联合组织。各厂矿企业的“保守派”则组成了“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兵团”。学生中的“保守派”已经无法联合行动，更没有全市性的联合组织，唯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红旗战斗团”还有一些影响，成为了全市学生中“保守派”的代表，与上面谈到的三个组织并称为成都的“三军一旗”，长期与造反派对立。
1966年冬天，“红成”中的主要成员“川大八二六”认为“红成”总部的领导人“右倾”，从争论而分裂，在全市形成了同是造反派的“红成派”与“八二六派”的对立。1967年6月，“三军一旗”完全瓦解，保守派退出文革舞台。成都地区进入“红成派”与“八二六派”打内战的阶段，一直持续到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于当时四川有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运动有一定差异性，所以在成都与川西地区有“红成派”和“八二六派”长期对立的同时，重庆与川东等地区也有两大派长期对立，这就是与“红成派”观点相同的“八一五派”，和与“八二六派”观点相同的“反到底派”，相互均视为战友。
在这种全省性的对立中，“八二六派”在川西、川南有明显优势，“八一五派”在川东、川北有明显优势，两派的中坚力量与精神领袖仍然是大学生的造反派，即“川大八二六”和“重大八一五”。所以，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也就成了全省公认的四川文革风暴的两个中心。
上面谈到的红卫兵组织和群众组织，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组织、自愿参加的。只要你支持某个群众组织的观点，参加某个群众组织（一般是某个群众组织的某个战斗队）的活动，就算是某个组织的成员。多数组织都不需要登记填表，也不需要介绍人。自觉的观点表明一切，自愿的行动表明一切。1971年，川大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曾经想抓出“川大八二六”的“黑后台”和“背后的长胡子的黑手”，后来又想清理“组织系统”，想找到干部名单、成员表格或花名册之类。他们多次要我这个“川大八二六”的骨干成员坦白交待，我对他们说肯定找不到，因为根本就没有。他们不信，虽然花了很大力气而一无所获。但是他们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惑：“在全川呼风唤雨的‘川大八二六’竟然没有一个长胡子的黑后台？竟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直到现在，我仍然可以负责任地说，“川大八二六”的确没有什么“黑后台”和“背后的长胡子的黑手”，也没有过什么干部登记表和成员花名册。
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由省市委出面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和“官办红卫兵”？有。在成都谁都知道，运动初期各大单位的“工人纠察队”“工人赤卫队”“农民赤卫队”是由各单位党委组织的，以后又由省市委联合组建为全市性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成都贫下中农战斗军”，近年来还公布了一些有关资料。至于成都的“官办红卫兵”，我过去认为一定有，因为我不仅知道一些“官办”的活动（如成都市委曾经组织成都重点中学四中、七中、九中的“保守派”红卫兵联合冲击成都工学院的造反派，影响很大），还曾经在言论上攻击过一些我们认定的属于“铁杆保皇派”的“官办红卫兵”（当年成都的造反派把他们称为“麻子兵”或“胡子兵”。前一个称呼是因为有人揭发说他们在晚上加班时有官方提供的麻饼点心吃，故有“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的顺口溜。后一个称呼是因为他们不都是学生，还有成年人）。可是我始终没有看到过可以确证的“钢鞭材料”，就是现在的回忆录中也未见到有哪位“官办红卫兵”的负责人出来加以证实。不过最近见到过当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亲口所说的这样的回忆文字：“吴崇其的红卫兵确实是我组织的。那时安徽省的造反派红卫兵把省委机关包围起来，我们没法工作，就想了这么个办法，也组织一个红卫兵，让他们保卫省委，经费和驻地都是我批准的。组织部选了吴崇其做这个红卫兵的司令，我不认识他，但也是我同意了的……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他道歉。现在正好，你来调查，我正式声明：这个红卫兵是我们组织的，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主要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书面检讨。”看到老前辈这样的话，我想说一句：“李老，您真是实事求是，我敬佩您。”
江海云写出川大第一张重要的大字报
川大这种比较平静的局面保持得很短，工作组和筹委会控制学校局势的时间很短，当北京开始有人批判工作组之时，1966年6月16日，川大文革中第一张重要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贴在学生一舍前面的大路上，标题是《章添你在干啥？》，作者是数学系二年级学生江海云。
全校师生纷纷前往观看，议论纷纷。章添是川大文革初期省委派来的小工作组的组长，时间不长即为以黄流为组长的大工作组替代，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大工作组干的，以后川大造反派的“反工作组”也是反的大工作组。文革中川大师生都以后来向大工作组造反的8月26日即“八二六”作为全校的“革命造反”纪念日，唯独数学系还有一个他们系的“革命造反”纪念日“六一六”（6月16日），即源于此。江海云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执行政策问题。这是全校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很快就在全校掀起一股愈来愈烈的反工作组的热浪。
7月9日，又一张更重要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川大保皇党为什么能稳坐钓鱼台？》署名是化学系二年级“赤卫”“风雷”“十人”三个战斗组（后来知道，这篇重要大字报的主要执笔者是冯克鲁，他曾经被工作组定性为“反动学生”，差点被捕法办。前些年我还见过他，已在四川体育大学退休），这篇大字报的文字很长，火力很猛，立场鲜明，它明确宣布校党委完全烂掉了，工作组又和校党委是一丘之貉，多处引用《人民日报》的文章，高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全校产生的轰动并不亚于江海云的大字报。
就在这股热浪之中，前面说到的工作组将全校师生划分四类的消息传出，接着，一些单位的四类划分资料被公布（据后来统计的资料，全校被工作组划为三类和四类的学生共1029人，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工作组处境愈来愈难，不得不在上级的安排之下纷纷作检查，检查他们的错误，国庆节以后被统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开始谁都搞不明白，从报纸上看，指工作组压制学生的革命热情、破坏学生的革命造反。从学校看，就是公开解散战斗组（当时全校被强令解散的战斗组有两百多个），暗中划类准备镇压。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语词的使用频率在群众造反运动中愈来愈高，凡指责与攻击对方没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行动都可以上纲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之相反，则自称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什么叫“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行动，没有哪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哪一个群众组织不是在高唱自己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亲不亲，路线分”，从此时起，“路线”成为文革时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而对于“路线”的争论与疑惑也是文革时期最多的争论与疑惑之一。
江海云在文革中的简历
江海云的大字报惊动了全校，江海云也成为了全校的风云人物，我也经人指点，很快在学生食堂前面见到了这位风云人物。没有想到，她会在以后成为文革中全四川著名风云人物，我更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与她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40年后她患癌症去世。
江海云，女，江苏无锡人——1967年到1968年，川大广播站往往会广播一个通知：“通知，通知，吴夕同志听到广播后请到某舍某某号开会。”这个“吴夕”就是“无锡”，就是当时全校极少数人才知道的江海云的代号。
包括我在内，任何一个初次见到江海云的人都会大出意外，因为她的形象一点都与风云人物不沾边。她不仅矮，而且瘦，戴眼镜，背微驼，既无美女之姿，更无英俊之气，是绝对的“其貌不扬”。后来在长期的两派对立之中，对立的“红成派”给她取了一个绰号叫 ，读作“根号2”，也就是将“2”开平方，因为将“2”开平方等于1.4142……而她的身高的确不到1.5米，所以“红成派”以此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以至 （“根号2”）这一绰号传遍全川，几乎尽人皆知。
不过，“红成派”的攻击者们难以想象，江海云对于这种人身攻击毫不在意，一笑置之，连我和她熟悉之后也可以开玩笑式地叫她“老根”（“根”字读音儿化），她也会笑嘻嘻地答应（近年间，赵本山团队的“刘老根”三字红遍全国，我一听到就会想起当年我们川大的“老根”，当然，这两个“根”字都是儿化音）。除了“其貌不扬”之外，如果和她多交谈几句就会发现，她一点也不算成熟，说话随意而率真，不时会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真像一个孩子。在这种时候，你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她和什么“闯将”“英雄”“风云人物”之类的头衔联系在一起。
但是，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她不仅是她们班上的班长，更是数学系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这在当时是比劳动模范还要宝贵的先进称号。她是中共预备党员，这在当年的大学生中实属凤毛麟角（1959年之后，大学基本不再招收调干生，只招高中毕业生，所以学生党员的数目很少很少，据说党组织在一个年级一般只发展一个党员）。也就是说，她虽然“其貌不扬”，但的确是当时全川大最先进的优秀学生之一。
她造了工作组的反，成了川大名副其实的造反派，当然也必然受到工作组和党组织的批判和高压，甚至宣扬要取消她预备党员转正的资格。她在8月17日贴出《保卫毛主席何罪之有？》的大字报后，独自一人上京“找毛主席告状”，向中央接待站反映了情况，回校后成了全校有影响的造反派代表人物，成了造反派组织“川大八二六”的主要负责人。
（图为1967年春到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时在长城留影，前江海云，左1游寿兴）
很多介绍四川文革的文章都称她为“江政委”，说她是1966年8月26日在锦江大礼堂造反的组织者。这不确。8月26日她还在北京，未回成都。
当年的“群众组织”大多按毛泽东有关“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教导，选举几个勤务员组成一个勤务组作为领导班子。“川大八二六”从来没有明确过“团长”和“政委”的任职，那都是校外人给“川大八二六”主要负责人加封的头衔。喊的人多了，不少人也就信了。江海云作为“川大八二六”的主要负责人，以后更是成为了全省人数最多的造反派“八二六派”的主要领袖人物，做了不少繁重的工作，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我认为主要应当由她负责的最大的错误是1967年2月在军区大门外的静坐）。
（图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下达后，新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成都召开群众大会时主席台上情景，左2起张国华〔正在戴群众组织献上的袖章〕、江海云、梁兴初〔胸前已别满了群众组织献上的胸章〕、邓兴国〔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主要负责人〕）
川大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江海云成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她成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全国公认的四川造反派学生第一号领袖人物。其后，她还被任命为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同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十大和十一大代表。
（图为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化学系“丛中笑”战斗队同学毕业时合影，特邀了几位“八二六”负责人和驻川大军代表：第二排左起刘安聪、王道玉、江海云、高树春〔50军团政委，驻川大联络组负责人〕、游寿兴。“八二六”主要负责人中的五人只有刘子才〔成都市革委会委员、川大革委会常委〕因于8月初溺亡锦江而缺席）
被逐出政坛后的科技英才
文革结束，全国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人物。主政四川的赵紫阳没有把她定性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人物，只是取消了她在省里的任职，让她下到简阳担任县委副书记。据我所知，赵紫阳认为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造反派领袖都定性为“四人帮”帮派体系骨干人物，表现好的只要端正了方向、改正了错误还可以继续工作，甚至还可以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他在两派学生领袖中各选了一个，“八二六”派是江海云，“红成”派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蔡文彬，让他们不再担任省里的各种职务，下派到县上当县委副书记，江海云去简阳，蔡文彬去邛崃。
江海云和我们几个老同学商量：去还是不去？我们一致主张不能去，因为当时全国都在揭批“四人帮”，都在抓造反派的“帮派分子”，你大名鼎鼎的江海云去到人生地不熟的简阳，谁能听你？谁能服你？你怎么工作？工作有成绩，不可能属于你；工作有错误，肯定属于你。她也不想去，但省委组织部已经和她谈了话，任命马上就要下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不去呢。
这时，我给她出了个不算太馊的主意：以本来身体瘦弱，再加怀孕反应很大（此时她早已和“川大八二六”另一个主要负责人、化学系学生刘安聪结婚，1974年有了老大刘江，此时怀的老二刘侠），实难去县上担任重要任务。她同意了，真的用此理由婉辞了县委副书记的任命，在成都另行安排工作。
1980年，江海云到四川科技情报所当资料员。1987年，上级党组织宣布开除她的党籍，她拒不服从，据理力争，写出了两万多字的书面材料。当然，力争无效。
科情所时期的江海云，是她一生中又一个发光发热的重要时期。她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了三门外语，写出了一批学术论文，成为了科技情报工作的专家，是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省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全国科技信息系统先进工作者。她以自己的真真实实的言与行获得了群众的了解和信任，每次选举工会委员、福利委员、分房委员，她总会高票当选——因上级有指示，她不能担任任何行政职务，所以只能当这些由群众选举的委员。
不管职务如何，更重要的是，她在扎扎实实的业务工作中为四川省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她作为一个资料员，利用科情所的资料条件，自编、自印、自售八开小报《传真电稿》，每周三期，刊载有关的市场信息。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四川出现的第一张市场信息小报（以后发展成了期刊《技术与市场》），其中刊载的钢材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各地最新价格很受企业欢迎。我不仅看到了若干期，还几次看到她在大街上叫卖。
有一天，我骑车从人民东路物资大楼经过，她正在大楼前面的街边摆摊叫卖。大楼门卫（那时还没有“保安”之称）要驱赶她，她不服，与之激烈辩论，其状态宛如1966年。身强力壮的门卫辩她不过，就有如老鹰抓小鸡一般把她扔到旁边东华门那条小街上去。我连忙赶了过去，一边劝慰还在不断叫骂的她，一边帮她捡起散落一地的《传真电稿》。为了帮她，我为她设计过一个广告，写过一篇报道文章，虽然都未变成印刷品，但是手稿至今尚在。
1995年，当互联网（当时成都还叫信息高速公路）这个新生事物刚开始在中国发展的时候，她和几个伙伴在科情所内建立了全省第一个节点，成立了四川英特耐特信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四川（当时重庆还未改中央直辖市，还属四川省辖）第一批网民当年都是通过这个公司的节点上网的，这个公司也是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全国第三个同类型公司。四川有一些网民称她为“四川互联网之母”，我则半开玩笑叫她“点长”。
以后，她出任了科情所数据中心主任，她的公司为不少地区和单位建立了局域网。四川省委副书记杨崇汇调到云南工作后，还特地要她的公司派队伍去昆明建立云南省级机关的局域网，因为她的公司建立的局域网质优价廉。2000年，省里又给了她一个重要任务，组建中外合资的“中药通”科技公司，担任总经理，利用网络向全世界宣传、推广、销售四川的中药产品。筹建时，她约我在茶馆中谈了半天，“强迫”我为这件既重要而又困难的任务出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药通”公司的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她为之而用尽了全力，直到病逝。此外，她还参与了著名的万方数据公司的组建。
她“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于她的业务工作，我基本不懂，她到底做出了多少成绩，我无法评判，但有一点我很清楚：多年来，她的作息制度与众不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晚上都是在办公室继续工作，22点左右回家，家务基本上全由她丈夫负责。那些年我去看她都是在晚饭后，我从来不去她家（她家就在科情所院中的职工宿舍），而是去她办公室。
2003年，她患了肠癌，长期便血。2005年9月转移到肝区，确诊为转移性弥漫性肝癌晚期。西医明确表态“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可是她一直秘而不宣，并严格禁止家人告知单位。理由只有一个：工作太忙，不能因病而影响工作。
她对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与其躺在病床上等死，不如倒在工作岗位上。”
她只在家人陪同下去一位民间老中医处开中药，痛得实在受不了，就吃止痛药。肝癌引起腹水，夏天就改穿吊带裤，冬天就用一件大棉衣将腹部遮住。她曾经昏倒在办公室里，幸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为了不让同志们发现，连子女搀扶上下楼都不准，晚上回家，往往要爬半个钟头才能上到她家住的七楼。有一个常见词组叫“拼命工作”，在我一生中，亲眼所见的名副其实地“拼”了“命”来工作的人，只有她一个。
2006年1月9日晚10点半，四川省科技厅厅长来了电话，省长张中伟明天要赴京向中常委汇报工作，要求江海云立即制作多媒体图解资料，明天凌晨五点送到省政府。这项任务原有布置，只是突然决定要提前完成。她立即组织制作班子到办公室，躺在沙发上通夜指挥，在凌晨五点之前完成了任务。
这也是她为四川人民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
1月12日，她意外地在下午五点离开办公室，花了大约一个钟头上了七楼，告诉她丈夫说，实在不行了，坚持不住了，只能回家休息。
13日，继续工作。
13日晚，病情恶化，她没有上班。
14日下午，病情更加恶化，她在家人护送下去到省人民医院。因为是星期六，只有值班医生，她又不是有任何级别的干部，无法安排病床，只能在过道上加床输液。在家人一再劝说之下，她才给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打了一个电话，说她希望有一个病床。因为她几年来搞“中药通”公司，和卫生厅是合作关系，很熟，所以卫生厅立即安排她住进了病房——她丈夫说，这应当是她多年来唯一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走后门”。
一进病房，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
15日晚，省卫生厅长来医院看她，她已不能说话，只用笔写下了一生最后的5个字“我极度难受”。
厅长见省科技厅和省科情所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场，询问家属之后，才知道她患癌几年来一直未通知单位，单位对她的病情一无所知！
厅长当即通知省科技厅和省科情所负责人，相约明天下午一同到医院探视，研究有关事项。可是，第二天中午她就去世了。在场的除家属之外，只有一个她业务工作的接班人，是她女儿通知赶到交待工作的。
她去世之后，全单位才知道她已患癌症三年多，才知道她是肝癌晚期。医院结账时，她住院的全部费用只有2493.43元。
科情所贴出的讣告——由于她的特殊身份，讣告是单位写好后交由上级党委专门审定的——中说：她是“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多次受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和省科技厅的表彰”，“在她心中装的只有工作，唯独没有自己”，“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批判会上全是坏话，追悼会上全是好话。”但是，以江海云的特殊身份，人们都可以相信，这样的悼词绝非空泛的溢美之词。
江海云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难得的科技专家。她年轻时走过很大的弯路，但是这条弯路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引导下走过的。
我和她认识近40年，很熟，但当年从来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纪念物。直到她去世之后数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见到有人出售一本她亲笔签名本《毛主席语录》，虽然懂行的商家开出了高价，我还是买了下来。
在一些回忆江海云的文章中，多说她的坚定与勇敢，其实她也是一个在坚定与勇敢之中颇有诗意的女孩。且举一例。1967年2月23日夜，下雪，她在一个中学生家中被捕。此时有几个中学生在场，她悄悄写了一张字条塞到一个中学生手中。第二天，这张字条被送到川大，上面只写了一行字：“下雪了，雪花很好看！”
这里，我可以告诉关心江海云的朋友们，为了让她安静，她的骨灰盒安放在一个存放骨灰盒的公众地宫里。具体的墓格位置，只有她的家人知道。墓格的小门上，只能看到彩绘的菩萨。
四川大学两位最重要的典型人物
多年来，我无数次回忆文革中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在很多的人之中，我回忆得最多的、思考得最多的，一个是川大造反派的第一号人物江海云，一个是川大“保守派”的第一号人物于永志（《昨天》编者按：本刊在2022年9月30日出刊的第209期选发了袁庭栋回忆录中的《保守派“司令”于永志之死》一节，可参看）。这是因为，无论是川大的文革历史，还是在成都乃至四川的文革历史，江海云和于永志都是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还有，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缘分，我与他们两位都熟悉。仔细想了一下，在川大师生中，甚至在全川，与他们两位同时都很熟悉的，应当只有我一个。
文革以前，他俩都是优秀的、又红又专的共产党员，都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毫无疑义。
文革开始以后，他俩都本着自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从自己内心深处的党性出发，为了党的利益去参加运动。他俩都是大公无私的，都是奋不顾身的，而且，都认为自己是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方是错误的。他俩都尽可能地付出了全部心血，他们都认为自己在继续革命，但是他俩都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目标，这也毫无疑义。
文革结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江海云再一次紧跟党中央的部署，在科技创新中，在现代化的建设中走在最前列，当了排头兵，做出了自己应当的贡献。如果于永志能够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也肯定会如同江海云一样，钻研业务，攻城拔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做出很大成绩，获得很多荣誉，这更毫无疑义。
从一生的轨迹来看，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奋斗目标、主观追求来看，他俩应当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却在文革中成了对立两大派的“于司令”和“江政委”。曾经有过真心诚意的奋斗与付出，曾经做了若干针锋相对的轰轰烈烈的大事，曾经有过迥然不同的评价，但都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他们的“革命”都没有好结果，也不可能有好结果。从这一点来说，也应当是完全一致。
今天的人们常说，尽力参加文革的人都是受害者。我还想说，尽力参加文革的人没有受益者。这两句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义词句，而应当有着更深的内涵。
今天的人们常说，文革是一场浩劫。我想说，对于这个浩劫，至今的若干讲述或是显得空泛，或是限于局部，远远没有讲深、讲够、讲透、讲具体。
今天的人们常说，积极参加文革的都是发疯。我想说，从表面上看，的确很像发疯，因为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几乎处处都展现出这样的场面：原本十分熟悉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在文革洪流的席卷之下分裂为愈演愈烈的针锋相对的两大派，怀揣同样的“雄文四卷”，举着同样的“红宝书”，背诵着同样的最新最高指示，学习着同一篇“两报一刊社论”，高唱着同一首语录歌，高喊着同样的革命口号，手持着从同一支军队抢出的或“明抢暗送”的枪支，为了保卫同一条“革命路线”，誓死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他们相互指责、批判、攻击、敌视、漫骂、厮杀，直到枪林弹雨、血肉横飞。最后，各自对着各自的“烈士墓”默默饮泣……
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这种遍布全国城镇之中的丧失理智的发疯，乃是那个历史年代的多种革命性的合力所造成：伟大领袖的革命宏论，党中央的革命部署，持续多年的革命氛围，反复报道的革命形势，文化艺术中长期宣传灌输的革命理想、英雄模范的革命事迹，“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学校教育的革命哺育……在那个年代，没有哪一个自信是“革命青年”或“革命群众”的人不积极参加“革命”，没有哪一件大事不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一代人在这样的“继续革命”中抛掷了青春，若干人在这样的“继续革命”中或死或残。在我心中，于永志和江海云就是这样的人群之中的典型人物。
限于篇幅，我不能将于永志和江海云二人的事迹更多地展开，也不能对若干看来简单其实复杂的比较与分析更多地展开。我只是在想，如果能够将他俩在文革中的经历进行一番认真而深入的比较与分析的话，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与认识，一定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应当是件有意义的工作，至少应当比对一个古代二三流诗人的研究更有意义。
但是，这样的事不宜由我这样的人来做，因为我平心静气地、十分坦率地承认，我这样的文革过来人在文革中介入太深，尽管今天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要真实，要客观，不能有偏见，不能有个人情绪。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没有把握能够真正达到这样的目的。
所以，应当把这样的工作留给青年一辈的人来做，我也很希望有青年一辈的人来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是真理。
再讲几件小事
先说一点题外的话。
文革中，全国各地的群众基本上都卷入了，都参与了，无论卷入程度深与浅，参与时间短和长，他们都在文革中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同时他们也都是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这里，我主要指城镇，农村中的情况与城镇有较大的不同）。
但是，无论是在文革十年的具体进程中，还是在文革之后的回忆与叙述中，都还有一批或别人所称、或自己所称的“逍遥派”，他们既不参加“保守派”，也不参加造反派，在那一切言行出于自愿、每人工资同样领取的时代，他们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什么意见都不发表，或者养鸡种菜改善生活，或者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无忧虑，无风险，不劳不累，悠然自得。文革后，他们中有些人站了出来，说他们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贴过一条大标语，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没有说过一句错话，既没有支持犯了错误的毛泽东，更没有紧跟当了反革命的林彪、“四人帮”，因而他们是最正确的。有的人还用了诗意的语言，自称为“冷静的旁观者”。
我一直不同意这种看法，也不愿与人家争论。我只能说，根据我的观察，在当年，除了极少数先知先觉者能够察觉到毛泽东的错误而坚决不参与文革时期的“革命”活动之外，绝大多数“逍遥派”所以不参加，不是由于他们有“正确”的觉悟，更不是由于他们有“先见”的预料，而是因为他们胆怯，有私心。他们怕任何一种风雨沾湿他们的衣衫，怕任何一种冲突影响他们的利益，在惊雷面前他们捂着双耳，在邪恶面前他们闭着双眼。虽然他们完全有权在国事与家事、大我与小我之间做出自我选择，我无权指责，也无心指责，但我不能说他们是文革时期的正确者，我不会认同他们在文革风暴结束后所作的自我表扬。在我的心中，敢于挺身报国的勇士不一定都是可敬的勇士，但是如果要与胆小怯懦的“不犯错误”者相比，他们毕竟是曾经的勇士，至少是一个敢于付出甚至敢于牺牲的“吃螃蟹者”。勇士和懦夫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都是“不犯错误”的胆小怯懦者，连一批“吃螃蟹者”都没有，我们还会有任何希望吗？“冷静的旁观者”在短时期中是需要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在文革十年那样激烈的冲突中长期都只有冷静与旁观而没有任何思考与行动，他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就会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的拼搏？我怀疑。
近年来，在若干文章和文艺作品之中已经多次出现了对文革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人物的形象描述，基本上都是不够准确的脸谱化的描绘，而描绘的主题多是丑化，既缺少全面与真实的叙事，也缺少理性的思考与批判。文革是一次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华民族的大多数同胞都参加了运动。在这个极大的群体之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正常现象。个别的不良分子混迹其中，浑水摸鱼者，假公济私者，别有用心者，甚至违法犯罪者处处皆有。这是普遍现象，并不专属于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和造反派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在一些文章和文艺作品之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形象，一个个道德败坏，不学无术，歪戴帽子斜穿衣，抽烟喝酒打砸抢，成天不是打骂就是胡混，不像恶棍就像流氓。这是不真实的。
以我亲身经历的四川大学来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确做过很多错事，但是一直到文革之后的多次认真的清查，“川大八二六”3000左右成员中没有发现一个在校时期有贪污、盗窃、抢劫、强奸之类的刑事犯罪的，两位主要领导江海云与游寿兴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共产党员，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团支部书记，核心组五个成员都是出身好、表现好的优秀学生。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在很多时候做到了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的程度。
仅举一例。1968年8月3日，川大校门外的锦江正发洪水。为了响应毛泽东“到大风大浪中学游泳”的号召（毛泽东一生中曾经42次游长江，最后一次是在1966年7月16日，那既是在文革发动时期，又是公开报道宣传鼓动，所以在以后的10年中，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纪念性的游泳活动），川大革委会在开会时临时增加了一个动议：大家集体游锦江，“到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川大八二六”核心组五个领导成员中就有江海云、游寿兴、刘安聪、刘子才四人带头去“经风雨，见世面”。
大家从大校门下水，顺水往望江公园游去。由于组织工作不够完善，刘子才被洪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刘子才的家乡在“红成派”占优势的中江县，他家是贫苦农民，受他的影响，他家一直是当地的少数派“八二六派”，在“红成派”的迫害之下，他的父亲和哥哥先后被迫自杀。江海云在那次游泳中也险些遇难，是被周围同学从江水中救上岸的。
当年的红卫兵和学生造反派都是没有收入的学生，江海云的家庭是纺织工人，有五个姐妹，家境贫穷，进川大以后一直是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十分节俭（我的绵竹老乡殷绍明是我妹妹的中学同班同学，是江海云同班同寝室的好朋友，所以我对江海云的生活情况比较了解）。一直到1969年，她才有了毕业生的工资。她担任川大革委会主任时的身份是“革命学生代表”，没有一分钱补贴；她担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时的身份仍然是“革命学生代表”，没有一分钱补贴，仍然在学生食堂吃饭，在原来宿舍住宿。唯一的优待是在省里开会时，根据当时的统一规定，革委会中的学生代表和农民代表因为没有工资（农民还没有粮票），所以吃会议餐可以免交钱粮。
我还记得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有一天我到化学系的“丛中笑”战斗队去（当年学生的所有“战斗队”都在学生宿舍里），一位同学进来时手中提着个农村的陶罐，是家中才给他带来的化猪油。在那很少见油水的年代，大家一见化猪油就兴奋，议论着如何“采取革命行动”。正在这时，江海云和刘安聪都进来了（刘安聪原本就是“丛中笑”战斗队的主力），也参加了热烈的议论。议论的结果是“战斗绝不过夜，立即就地解决”，方能解馋过瘾。于是他们拿出小勺子来，一人一勺化猪油舀进了嘴里，慢慢咀嚼，享受那久违的油味，很快把一罐化猪油“干净、彻底消灭之”。我那时研究生已经毕业，已经领工资了，生活条件比他们好得多，所以就坚决推辞而未参加那场“战斗”。
另一次，1968年6月的一天，我在校园中被江海云叫住了，她问我能不能想法找到一辆车（那时的汽车是罕见之物，我们口中的“车”都指自行车），因为当天是成都硅酸盐厂成立革委会的日子，她要去祝贺，正为找不到车而着急。成都硅酸盐厂在东郊，是个只有两百多人的小厂。那时东郊的几十个大厂多是由职工中占优势的“红成派”控制，只有硅酸盐厂是清一色的“八二六派”，时有“东郊的阿尔巴尼亚”之誉，所以我知道江海云必须去的理由。
于是，我想法借到了一辆自行车，把她搭在车后衣架（货架）上，蹬了近一个钟头赶到了硅酸盐厂。开完会，又把她蹬了回来。当然，为了怕被人认出来，她路上都戴着口罩。
在被“红成派”控制的成都东郊，路人谁也不会想到，搭坐在自行车后衣架上往返两个多钟头的女孩就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全川造反派著名人物江海云。
不仅是江海云，“川大八二六”的学生领袖被选入省市革委会的游寿兴、刘安聪、刘子才也一样，在文革中都没有任何物质生活的特殊待遇，我是可以作证的。据我所知，就是全国闻名的北京学生领袖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也是如此。
近年来一些有关文革的论述在这方面多有想象性的文字。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希望这些论述者能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查，进行实事求是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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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我所知道的武汉大学“钟山风雨”五先生
王炯华
《昨天》编者按：本文所讲的“钟山风雨”，是1967年初武汉大学哲学系出现的一个很小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只有五个人，但这可能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群众组织：该组织的五人，全是文革初期被上级党委工作组打成的“黑帮”：武汉大学李达“三家村”的成员。据作者提供的数据，当时武汉大学全校1220名教职员中被打出227名李达“三家村黑帮”和91名内定“黑帮”，哲学系57名教职员中就打出了12名“黑帮”和10名内定“黑帮”，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这是继北京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之后的第二起全国闻名的“三家村”大冤案。
当时有一个流行全国的口号，文化大革命中“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因此“黑帮”造反，在那场群众造反运动高潮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更何况他们造反的目的是要推翻由“最高”定下的武汉大学李达“三家村”冤案！不过，他们的“造反”目的最终达到了（五人中有一人在这之前不幸含冤病故），而且在后来的清查中，他们没有谁因此被定成“造反起家”的“三种人”。类似这样独特的“造反派”，在全国应该还有，希望有知情者能写出来。
本文原述及五先生一生中其他经历的内容，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本刊曾在219期（2023年2月28日）选发王炯华《我与李达“三家村”案》和222期（2023年4月30日）选发《我成了遭到跨省追查的“5·16”大头头》，均为作者回忆录《不能选择的人生——八十自述》一书节选，可参照阅读。
毛泽东的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首诗的诗句在文革时期的文章里被广泛引用，其中的词语许多都被用来做了当时群众组织的名称，如“钟山风雨”“百万雄师”“过大江”“追穷寇”“人间正道”等。
1967年文革争斗正酣之际，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干部、教师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组织了一个“钟山风雨”战团。“钟山风雨”五先生，是李达办哲学系的基本依靠。文革爆发时，我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用名东辉，是“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头头之一，并一度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大总部工作。“钟山风雨”五先生是我的系领导和先生，也是共同为被打成武大“三家村”冤案的李达等人翻案的战友。我受到他们的信任，得到他们的关爱，尤其受到他们的习染。
随着陶德麟先生2020年5月24日魂归道山，“钟山风雨”五先生已全部离世。我有幸成为“钟山风雨”五先生的学生和在文革中为李达与武大“三家村”翻案的“同一条战壕的战友”，追思与诸先师近一个甲子以来的交往，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们给予我的恩泽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兹特集文缅怀。
余志宏先生
余志宏先生是湖南醴陵人，青年时期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活动，甚至还为赞助革命而变卖其赖以养成的伯父在原籍的家产。综其一生，他是一位刚正耿直、忠诚不阿的共产党人，一位好学不倦、追求真理的学者，武大哲学系的一位为人师表、高风亮节的先生。（图为余志宏先生遗像）
抗战胜利后，余志宏经其连襟王亚南先生介绍，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因为这层关系，他很熟悉湖南省政府情形，中共湖南省地下工委书记周礼（里）任命他为省工委策反组组长，具体负责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他终以自己的重大贡献而成为湖南和平解放的功臣。这在电视连续剧《湖南和平起义》中已有真名实姓和标榜史册的鲜活形象。
湖南解放后，余志宏担任湖南大学军代表兼秘书长，实际上也就是当时湖大一把手。1951年秋，他去中共中央马列主义学院进修。1954年结业后，被已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指名调入该校担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副教务长，可是不久就在肃反审干中受到审查。他光荣而无畏的地下革命斗争历史被作了“基本清楚”（而不是清楚）的结论，注明“限制使用”。他在武大校部的这两个职务自然做不下去了。1956年李达重建武大哲学系，其本人兼任系主任，余志宏担任副系主任。1961年李达辞去哲学系主任，他接手任系主任。他本来是1938年入党、行政十二级的老干部，但是他的官却越做越小。不仅如此，肃反审干的结论还使他长期生活在“特嫌”的阴影之中，最后在文革中被直截了当地打成“大特务”和“历史反革命”，受迫害含冤辞世。
1962年，我考入武大哲学系。余志宏先生是系主任和副教授（当时哲学系只有李达一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他教我们“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俨然学者，讲课引经据典，字正腔圆，虽不生动，但很严谨。作为余志宏先生的学生，我对他非常尊敬和崇拜，但并没有单独地问学。然而，我也曾被时任系主任的他视为“自我革命的典型”。
1964年10月4日，余主任向我们宣读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下乡参加社教问题的通知，还详细地谈了近年来学校中的阶级斗争。为下乡做准备，系里开展思想斗争，让一位犯男女关系错误的先生做检讨，发动我们学生讨论。因为我的发言涉及到这位先生的思想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谈到我们这次下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党支部书记让我去系里做典型发言。我的发言上纲上线，认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实际上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是将我培养成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自我奋斗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也就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者和货真价实的资产阶级接班人。已经习惯于按照最高领导人办文科的昏招办系的余主任听后很高兴，将我把矛头指向父亲的发言进一步上升为“家庭阶级斗争”。他激情表态说：“王炯华讲得很清楚，他父亲封建思想很严重，作资产阶级助手。不要用家庭关系来掩盖阶级关系，家庭是阶级斗争场地，剥削阶级家庭是如此，劳动人民家庭也如此。家庭关系不只是亲人关系，而且首先是阶级关系”。
我和余主任真正建立起相亲相知的师生关系，是文化大革命中为李达校长翻案。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李达“三家村”开始的。这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要呼应北京打邓拓“三家村”，以紧跟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决策。李达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内外享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时，他除了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哲学系教授（全国不多的一级教授），还是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院长，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被同时打成“李达三家村”的“大老板”还有原武大党委书记、时任中南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朱劭天和武大常务副校长何定华，外加“三家村总管”、党委办公室主任牛永年。
武大哲学系因为是由李达重建的，受到他的特殊关心，于是被打成“修正主义的黑窝”和“资产阶级的染缸”，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店”。系主任余志宏和李达又是在共同推动程潜、陈明仁起义，促成湖南和平解放中建立历史关系的，并且是李达最信任的助手。武大文革既是向李达发难，余志宏也首当其冲，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哲学系“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自余志宏起，到系里的骨干教师，还打出一大串“黑帮”。随后，李达校长被迫害致死，其他“三家村”“黑帮”包括余志宏先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从1966年底起，我们很少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已开始酝酿为李达“三家村”翻案。1967年3月2日，余志宏和已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哲学系副主任李其驹还不顾自己的危险处境，联名给中央文革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了两万多字的长信，反映武汉大学打李达“三家村”和“哲学系问题”的由来等文革运动中的“严重情况”，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
因为打李达是经中央同意的，毛泽东也有保留地赞成批一下李达。最后李达被作为“地主分子”开除党籍、监督改造，还有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因此，为李达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极大的阻力，与被打成“反动组织”的“钢工总”和被打成“大毒草”的“二八声明”一起，成为武汉三个不能翻的“铁案”。用当时的话说，要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为“钢工总”翻案，为“二八声明”翻案，除非太阳从西边出，除非公鸡下蛋，除非长江水倒流。但是，既已揭橥为李达翻案的旗帜，无论是学生中的“红卫兵”，还是教职员中的“黑帮”和“红教工”，都坚信自己的正确而义无反顾地拼命向前了。
为李达翻案，关键是要有能够为他辩诬去伪的过硬材料。李达当时的罪名不仅大得吓人，而且多得要命。除了“三家村”的“大老板”“王牌”和“主帅”，还有“大叛徒”“漏网大右派”“地主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这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组织、策划、调查、考证和研究活动，还要整理、撰写各种辩诬去伪的材料和文章。因此，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都要和“钟山风雨”五位先生在一起从事为李达翻案的种种活动。不久，“钟山风雨”还集体加入了我们“主义队”。
为李达翻案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后，文革进入了派性冲突和武斗。在与反对派艰难地对峙一段时日之后，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先生，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特别是余志宏先生，他经受的打击和迫害尤其严重！他不仅在运动初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在哲学系受批斗，在武大校园戴高帽子游街，而且随着运动的发展，他还被打成“叛徒”“历史反革命”“大特务”和 “5·16”“黑后台”。
1967年6月，对我们来说，“形势”已经很严重了。6月10日下午，我劝余先生离开武汉去外地避难，但他坚决不干，表示要与我们一道“战斗”。接着，“形势”对我们时好时坏，11月16日深夜，他终于被绑架，直到十天后的26日才被放回。这会儿连我们“主义队”也招架不住了。就在16日，“主义队”发表“开除”“钟山风雨”五先生出队的声明；但第二天17日，又发表声明：“收回”刚刚发表的“开除”声明。
1968年初，余志宏先生的安全更成问题了。在我们多次劝说下，他终于同意离开武汉。1月9日晚饭后，他离开武汉去上海，住进连襟、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在上海法租界的家。1月18日早晨，我出差到上海，因为他的关系，上午即去王家，到23日晚上，我和他在王家同睡一张床，朝夕相处五天。我们吃着他的内姊王老夫人准备的驰名的（湖南）永丰辣酱，谈着当下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研究李达翻案的具体问题。当我向他报告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先生接待我对李达建党时期情况调查的谈话内容时，他高兴极了，认为这是对李达历史功绩的很重要证明。
1970年，余志宏先生被下放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4月，因为他1967年3月和李其驹先生给中央文革写的那封实际上是为李达翻案的信而被打成“5·16”“黑后台”，被揪到武大襄阳“五七分校”批斗。这时，他已身患癌症。这年8月，癌已转移到胃，可医院却拒绝收治。在那种艰危的政治逆境下，他不断地胃出血，腿脚也肿得很大，好不容易熬到1972年，他才被准许回湖南治疗。可是，在他曾经策反程潜、陈明仁起义，为和平解放湖南立下功勋的长沙城里，他的夫人李文锦先生扶着他走遍几家大医院，均被拒绝收治。
余志宏只好和夫人租住在郊区岳麓山下一户菜农家里，由夫人搀扶着看门诊。最后，1972年10月，他在长沙市立第四医院病房走廊上所加的临时床位上含冤去世，时年56岁，正其英华盛年！
余志宏先生含冤去世八年后的1980年，武大党委决定为他彻底平反昭雪，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事前，我也收到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治丧小组10月3日通告。我在当天日记中写下：“读此通告，喜悲相掺。冤死的余主任终于被追悼了，他的英灵多少能得到一些慰藉；我这受牵连的学生也被承认为‘生前友好’，受到邀请，这也得到安慰。”我本想应邀前往，以表达对余主任的不尽哀思，也想乘此机会结识学界前辈，借此出出自己的闷气，然而终因事冗不能赴汉。我致电“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治丧小组：为寄托对敬爱的余主任的不尽哀思，寄上10元 ，请代写挽联：革命一生刚耿直，授业传道堪师表 并请李文锦同志节哀 学生王炯华”。
余先生生前的许多朋友和学生从全国各地纷纷发来唁电唁函，并寄来上百首挽联，其中有王首道和曹瑛、杨献珍等人的唁电；八十岁的湖南省原副省长程星龄专程赶去参加追悼会，同行的有解放前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刘寿棋、涂西畴等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里的夫人常杏云还带去周里撰写的挽联：
坚持革命，忠于人民，忆和平解放三湘，资君大力；
冤屈喜昭，贤才痛失，听呜咽江流四水，和我悲歌。
余志宏先生诞辰百年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已44年，然而他并未远去！在学生我的脑海，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他的铮铮铁骨，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人格高墙！他的最后遭遇，更令我魂牵梦萦。
记得有北大校友说，北大应当向马寅初校长道歉！作为武大校友，我今要说，武大应当向李达校长道歉！哲学系应当向余志宏主任道歉！这不止是清理历史虚无，还是维护社会公道人心！
李其驹先生
2001年8月，李其驹先生病逝于旅居地大洋彼岸的美国，享年71岁。噩耗传来，我与我当年几位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同学隔洋遥祭，给与李先生如影相随、患难与共几十年的夫人牟瑞雯先生发去一份电子邮件：
其驹师既经地下斗争考验，更受文革摧残。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于国于民，问心无愧。李先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知己，我们的榜样！更是炯华和耀先的恩公！想着他生前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他对我们的关心照顾，他的洒脱人生，他的笑傲“江湖”，他的聪明才智，他的学术思想，他的幽默风趣，他的音容笑貌……想着这种种的一切，我们心碎，哀思不尽，但我们无论怎样哀思，怎样哀悼，都不能报答他于万一！大洋万里，何止关山阻隔！我们不能为他执绋送行，只好在心里为他立碑！我们不能再为他做点什么，只好永远铭记着他这位良师益友！
1962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李先生是哲学系副系主任。他是系领导，是先生，我只是在1963年校庆学术讨论会听过他一次学术报告。我们真正建立起相亲相知的师生关系，是从文化大革命中为李达校长翻案开始的。
湖北的文革是从打李达“三家村”开始，其他“三家村黑帮”包括李其驹先生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经过1966年底以来的酝酿，1967年4月，包括我所在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
在那些不平常的日子里，我们“主义队”四五位头头和铁杆队员，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二区二号李先生家里，“钟山风雨”的康宏逵先生当时还未成家，他就住在李家，余、萧、陶先生也几乎每天晚上准时来李家。常来李家的还有“赤胆忠心”的张学义和王晓芳。所以二区二号李家实际上成了为李达翻案的策划处和联络站。这在文革那样的风口浪尖上，李先生，还有师母牟先生，他们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啊！
（图为李其驹、牟瑞雯夫妇）
在我们每晚的聚会上，除了进行为李达翻案的种种具体活动，还常常漫无边际地神聊。“钟山风雨”的五位“战将”，除余主任大概因为是资深高干而不太外露外，其他四位再加上牟先生，都是神聊高手！他们知识渊博，思想活跃，语言风趣，谈吐不凡，对于我们这几位学生，他们漫不经意的神聊，却无异是一场场生动有趣的课目。通常是商讨完翻案事，他们再来一番神聊，就到了深夜。这时兴味未尽，肚子却饿了。于是，李先生的二姐就去下一大锅面条，翻出牟先生做的上好的泡菜，我们吃完以后，继续听他们神聊，常常到拂晓。
那时粮食是定量凭票供应，真不知道牟先生哪有那么多粮票买面条。后来我问李先生的二公子卫星君，他那时还是红小兵，也不知道。我猜想，很可能是从1958年以来就通宵达旦读书写作、几乎从不吃早餐的康宏逵先生积攒的粮票吧？他当时尚未成家，就住在李先生家的楼梯间。后来我调入华工后，他一次就送我100斤全国通用粮票。可见当时只有他才有那个实力，当然，更是因为他豪爽。但行文后，终归不放心。2018年10月5日，我向在美国养老的米寿老人牟先生微信求证。她即示复：“康先生住在我家，我未向他要过粮票。二姐算是我们家的人，她的粮票也和我们一起用的。是我们自己省下来的。我们没有向任何人要过粮票。”
牟老先生真是太了不起了！有幸聆听五位先生的神聊，是我在武大集中受教、乃至终生受益的幸事；牟先生给神聊师生们以面条佐泡菜宵夜，也是武汉大学文革绝无仅有传奇。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与李先生和牟先生已经很熟了，我还骑丢了他们的一辆旧自行车，戴了他们的一块旧手表。
可是，这样的日子持续一段时间就进入文革的“全面内战”，我们“主义队”自身难保，“钟山风雨”的“战将”、我尊敬的五位先生，开始是东躲西藏，后来是一个个“落网”，被抓起来重新专政，罪名又多了一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也于1968年夏被对立派打伤，接着分配到了湖南邵阳县教中学。而李先生因为曾于1967年3月和余志宏先生联名给当时的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最后被弄到北京关“学习班”。
1974年4月下旬批林批孔运动中，我终于与李其驹老师取得联系。我给武大党委写公开信，同时给校革委李文钧副主任写信，要求回校参加运动。校革委办公室给我单位发电报“三号信箱党委转东辉根据中央12号文件精神请坚持就地闹革命有什么意见要求书面寄来李文钧住院校革办”。我给其驹师寄去一些材料，5月17日，他回信说：“您致武大党委的公开信，我已看过，目前武大的形势尚不宜贴出。您暂时先不来汉亦可。”
1978年我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6月27日，我乘6次特快从衡阳赴京参加复试，趁机在武昌下车，回到离别十年的母校看望老师，住在陶老师家里。当晚，陶老师陪我造访二区二号，拜望李其驹、牟瑞雯老师。28日上午，李其驹、萧萐父和卢文筠老师来到陶老师家相聚，也是为我作复试指导。北京复试后，我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
我想从事专业理论工作或调大学任教，曾给李其驹老师写信。1979年6月10日，他回信说：“您询问《江汉论坛》的情况，是否有意去此处工作？该刊编辑很乏人。如有此意，我们可促成。”这年11月21日，他给我信中说：“从陶先生处得知你的一些情况，你勤于执笔写些东西，很好！”信中说他们正在编辑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达文集》，还拟写《李达传》，“如能有你们一道参加战斗，那该多好啊！”“志宏同志已彻底平反，为了准备充分一些，追悼会拟在明年元月初举行，届时定给你发通知。”其间他还给我寄来《武汉大学学报》纪念李达的专辑。
我正式收到武汉大学余志宏同志治丧小组1980年10月3日通告后，因事冗不能赴汉。事后李其驹先生寄给我《余志宏同志追悼会挽联、唁电、唁信选登》，让我分享追念。其中，他还代我写了首挽诗：
同属浩劫遭难人，虎口余生吊师灵。
盼得今日奇冤雪，欲言无言泪湿襟。
学生 王炯华 敬挽
我在日记中感慨地写下：“真是师深知我心，完全表达了我的情感。”
此时，其驹师虽然已不是“黑帮”和“现行反革命”了，但在武汉大学的处境并未得到什么改善。1980年，他应邀去华中工学院主持成立哲学研究所。那年，我也在全国统一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考试中考上了助理研究员，准备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他到北京要人时，有人向他推荐说：“你还来北京要什么人，你的学生王炯华不是现成的么！”
12月9日，其驹师写信说：“我和陶老师商量，很希望您能来华工，似乎比去北京或留湖南为好。李少白同志早已去华工，现任华工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我已托他将您的情况转达华工的领导，同时解决您爱人的调动，现在主要看您个人的意见。”他说11日去北京处理《李达文集》事宜，“如您同意去华工，可速写信至石曼华同志处转我，我在京找社会科学院商量，由该院证明您考试成绩符合录取助理研究员，因家属进京有困难，本人愿意去华中工学院，他们表示同意。这样，华工就可据此确定您的职称。您给我来信时，您可附上一封给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即负责招考单位）的信，表明您个人的上述要求，便于我前往交涉。”
这对于我，真是天上掉馅饼！他来不及等我的意见，又写信说：你愿不愿意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要是愿意，可以全家一起来。
我当时正愁去北京解决不了全家四口人的户口，还有房子。我立马开始办理调华工的事。可是在审查档案时又出了问题。那是1973年我在邵阳县转正定级时，因为跟校领导林少华发生过矛盾，他居然在我的鉴定上写下了这样的话：领导要他上山，他就要下河；领导要他下河，他就要上山。我本人当然不知道，可是档案上就是这样白纸黑字地写着。其时正在批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人物，华工审档的人以为我也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人物，感到为难。结果又是李其驹老师，还有李少白老师出面为我说情。他们说，王炯华绝对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他档案上的鉴定，只能反映他当时在农村公社中学教书受到很大压抑，不善于处理与那所学校领导之间的关系。于是，1981年5月，我终于举家来华工。
我来华工哲学所后，做了秘书。一边教学，一边协助所长其驹师工作。那时，他在名誉所长、华工院长朱九思先生的支持下，又有他已调入华工哲学所的好友、也是我的老师康宏逵先生的辅助，真是雄心勃勃，想在主要是工科背景的华中工学院，办一所一流的哲学研究所，为华工向综合大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他富有办哲学系的经验和组织才能，各项工作都进行得有声有色，取得了预期的成功。短短二三年，就使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异军突起，引领全国理工院校新潮流。其间，只要晚上有时间，我又常常有幸聆听李先生、康先生，还有已调入中南民族学院的牟先生他们那常过深夜的神聊。
但是，在已有相当传统的工学院办哲学研究所，本身就困难重重。尤其要命的是，在哲学所扬帆远航、风光正好之时，又遭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好不容易调入的青年才俊一个个走了。随后，康宏逵先生因为志不能伸反受气，竟拂袖而去，回家做了以卖文为生的写作个体户。最后，李其驹先生心灰意冷，调武汉公安干部管理学院任院长。
李其驹先生很有才华和学术思想，很有组织能力，但是在他年富力强之时，不仅很少有他施展才华和能力的平台和机会，而且在文革中处于挨整受批的“运动员”地位。他跟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壮志未酬身心瘁。
1987年，李先生和牟先生去美国看大公子卫平，就在那里住了下来。后来，他们的三公子京怀也去了美国。李先生住在美国，不仅每年都给我寄圣诞贺卡，尤其关怀着我的研究。
因为李先生的关系，在他去国之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就接受了我们师生合作的选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几年的努力，书稿告成，他从美国寄来万字“绪论”，他领衔的这本书终于1991年1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4月3日，牟瑞雯先生从美国给我微信说：“你和老李的合著，实际上都是你写的，不能算是他的作品。” 我回复：
我“将军”，他写了篇万字序，那可是很宝贵！他很有才华，有思想，文笔又了得，完全能做大学问，问题是时代和环境，他没有办法。那本书是约他写的，当然是他的书。再说，没有他，哪有我，他对我的再造之恩，怎么说都不够！
后来我研究胡汉民，在国内很难找到全面的资料，我又向其驹师求助。牟老师的微信说：
我只记得来美后，为了你写胡汉民他没少跑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复印。为此他专门办了一張进馆的卡片。他又不会开车，每天坐公车去校门口，然后下车走路进去。斯坦福校园很大，从校门到图书馆有相当长的距离。这就是他为你提供的资料所做的事而已。
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为学生的写作“跑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复印”胡氏资料两千多页，如此尽心竭力提携，岂只是“所做的事而已”，实乃大恩如山！
萧萐父先生
萧萐父（1924-2008），四川井研（今威远）人，海内外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当代中国大陆罕见的人文学家。
（图为晚年萧萐父）
1924年1月，萧萐父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3年9月，他考入战时搬迁四川嘉定（今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哲学系。1946年9月随校复原武昌珞珈山。在大学期间，他发起和编辑《珞珈学报》，1947年武大发生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他担任武大学生自治组织的宣传部长，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1947年7月，萧氏大学毕业回成都华阳中学任教，同时主编《西方日报》“稷下”副刊，受聘为尊经国学专科学校讲授“欧洲哲学史”，参加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他受中共组织委派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参与接管华西大学。随后，他担任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从此走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道路。1956年，被选派赴中央党校高级理论班学习。
1957年，萧萐父应武汉大学校长兼哲学系主任李达邀请，调入重建后的哲学系，并经李达安排去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哲学史，1958年来武大，也是他重回母校。从此，他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口演笔耕、风雨兼程半个世纪，成为在思想上标志“武汉城市高度”的珞珈学人！
萧萐父参加武大学生运动和中共成都地下工作的经历，表明他属于中共党内知识分子或革命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出身有家产的知识分子家庭，又是“旧社会”“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实质上仍然属于改革开放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尽管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他有惊无险，甚至还受命批判北大学生大右派谭天荣，然而文革爆发后他终于在劫难逃，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和地主分子，横遭迫害，被抄家、游街、批斗。
1967年3月2日，余志宏和李其驹联名给中央文革关锋并转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了两万多字的长信反映武汉大学打李达“三家村”和“哲学系问题”的由来等文革运动中的“严重情况”。因为萧萐父曾参加《红旗》杂志反修写作小组，与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熟识，决定由他去北京送信。
但是，当时萧先生已被作为“黑帮”和“地主分子”揪出,没有行动自由。他便利用周末，借带着上中学的儿子萧远外出之机，秘密乘38次火车去北京。先去了沙滩《红旗》编辑部,还去关锋、林聿时家，都没有找到人，只好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请吴传启转交。他们在北京待了一天就乘37次车返汉了，至于吴传启是否转了余志宏、李其驹的信，一直不得而知。
1967年4月，包括我所在的“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武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战斗队和教职员中的“赤胆忠心战斗队”“钟山风雨战团”，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主义队”和“钟山风雨”则集中为李达翻案。“钟山风雨战团”由哲学系最主要的“黑帮”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五人组成。从此，我也开始与这五位老师结成患难与共的师生关系。
1968年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后，萧先生又随系去武大襄阳分校住牛棚，“雪压风欺”当放牛佬。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还因关锋、吴传启已经被打成大“5·16”，萧先生也因此牵连被打成“5·16”，押解北京学习班。
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大变动后，萧氏迎来了学术春天。他曾经长期被极左思想潮流裹挟，具有学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倾向，60年代上半期还曾参加《红旗》杂志反修写作小组。从今往后，虽然仍有意识形态约束，但相对以往的极权专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终于可以以比较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研究、做自己想做的学问了！这不独是萧氏的学术春天，也是一班中国人文学者和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春天！
萧先生是一位充满激情、循循善诱的导师。早在文革前，他与陶德麟、康宏逵就是武大哲学系三位最叫座的讲师，被称为李达的“三面红旗”。他讲课常常脱离教材，旗帜鲜明，旁征博引，激情满怀，声如洪钟。他的课既使学生受到宏富的知识传承，又使学生得到人文精神的享受！文革后，特别是90年代后，他仍然杜绝曲学阿世之风，日常交往应酬也流露出他的童心和真情，其人格魅力深受珞珈哲学学子的爱戴。在长期的教书育人过程中，他还提炼出被称为“珞珈中国哲学学派”的精神纲领：“德业双修，学思并重，史论结合，中西对比，古今贯通。”他在影响武大哲学系学生的同时，还影响其他学术青年，影响武汉地区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学术界同仁。
萧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勤耕不辍、海内外有影响的学者。他以刘禹锡《浪淘沙》“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自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著有《船山哲学引论》《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吹沙集》三卷和《吹沙纪程》等，与许苏民合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和《王夫之评传》，主编《中国辩证法史稿》第一卷、《王夫之辩证法思想引论》《大乘起信论·释译》《玄圃论学集》《众妙之门》《传统价值：鲲化鹏飞》，与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与陈修斋主编《哲学史方法论》等。其中，形成于文革后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承上启下的《中国哲学史》，规模宏阔，思想新颖。它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大胆革新，突破长期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的哲学政治化模式，以螺旋结构取代“唯物”“唯心”和“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对子结构，着重从哲学认识史角度，探索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评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哲学思想，发掘中国哲学遗产中的启蒙因素，使这部充分反映中华民族思想跳动脉搏的中国哲学史巨著具有鲜明的学术风格与理论特色。它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的新成果，是“对从先秦到今世之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重建”，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地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扬。它被许多高校哲学专业选作教材，还被译成英文和韩文，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发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论文。90年代以后，他提出“漫汗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全局思考东方现代化的道路，把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视为全球化的双翼，强调文化多元化的发生和发展，论定人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深度、文化自信和广阔视野。他的一系列论著在海内外学术界同样发生了重要影响。
萧先生是国家重点学科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创建者与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以武大哲学系为基地，建立和形成了武汉地区的中国哲学学术梯队，他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学术梯队的领袖。他曾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周易》学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同时担任国际道联学术委员，国际儒联顾问，多次参加或主持海内外举办的中国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等校访问、讲学。他是中国哲学史界的权威专家，文史哲兼通的人文学家，当代为数不多走向世界的中国学者。
然而，在整个当代中国的大环境下，萧先生的学术人生也经历过坎坷、失落和扭曲。除了文革的灾难，还有包括反右在内诸多政治运动有惊无险的过关审查，而1989年后，被审查之外还受罚停招两年博士生。总体上说，文革前他并没有伤着皮毛，相反，还常常高调过关。文革十年，他伤筋动骨，既有过初期的惊惶失措，“交械投降”，也有过中期的惊心动魄、出生入死为李达翻案，还有过后期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的焦头烂额，屈服于专制淫威。唯1989年后，他终于断名缰、破利锁，顶天立地，俯仰无愧怍，还原其本真！
冯友兰东床蔡仲德概括冯氏一生是“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资中筠认为“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冯氏的经历和资氏的体认也基本上适用于萧氏。他出生书香之家，自幼接授庭训，从小耳濡目染者大都是左、孟、庄、骚，在中学即产生文史兴趣，在大学又进一步接受了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熏陶，他近3万余言、“能令今天的博士生咋舌”的大学毕业论文《康德之道德形上学》（1947）和早期论文《原美》（1948）已初步“实现自我”。从新中国初期在华西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起，他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他曾自云：“抚念生平，其所以走上学术道路，勉力驰骋古今，全赖从中学时起就受到几位启蒙先生言传身教的智慧哺育和人格熏陶。至于大学时代传道授业诸师，冷峻清晰如万卓恒师、朴实凝专如张真如师、渊博嶔嵜如金克木师，诲教谆谆，终生不忘。五十年代中赴京进修，曾问学于汤用彤、贺自昭、冯芝生、张岱年、任继愈诸师，饫闻胜义；又从李达老、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诸前辈的立身治学风范中得窥矩矱，深受教益。自负笈墨池，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而先生们播入心田的火种却始终在燃烧。”然而，就其毕生的学术修养、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基本上同资中筠一样，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现自我”就已“迷失自我”，即文革前受极左思潮蛊惑，“目眩神移”，“时陷迷途，有时作茧自缚，有时随风飘荡”。然后是“回归本性”，即文革后“反省自己”，“痛定思痛，咀嚼苦果，才若有所悟”。
与资氏不同的是，因为家承和在中学大学所打下的深厚的文史基础与早期的初步“实现自我”，他不需要“恶补”就能“回归本性”或“底色”，最后成为卓有建树的人文学家。
还要说，结合萧氏当年参加武大学生运动和共产党在成都的地下斗争，特别是对1989年事件的反思，他又是一位追求民主的“两头真”人物。所谓“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他参加武大学生运动，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目的是反专制、争民主；后一个“真”，是他思想得到解放，脑袋终于长在自己肩膀上，提出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对社会人生的真实看法。然而，两头真中间，他却有一个时间颇长的“失”。这就是他受极左束缚，失去独立思考，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所谓时代潮流或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后头的这个“真”，最后他开始向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转变。
终其一生，萧先生是民国时代造就的一位兼修四部、文采风流、善写古体诗词、精于书法篆刻、有全面人文修养与文人气质，而途经迷失、晚年复归的当代中国大陆罕见的人文学家！
他的学术成就，他的人生道路都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认定他是一位“智者诗人”或“诗人智者”，赞赏他将文化批判的锋芒隐含于文化包容意识的宽容之中；有学者认同他的“道家风骨”，称道他“鸥梦童心”，“化境悠然”；也有学者认定他是一位热烈的理想主义者，肯定他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积极的人生关怀；还有学者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文化自觉的灵魂”。学者们这些论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对萧氏人文学家的肯定。进一步说，像他这样集文史哲于一身、诗书双绝、激情四射、创获良多、贡献卓著的人文学家，在当代中国大陆几成绝响！
2008年9月17日，萧先生离世。他的弟子们哀恸缅怀，敬献灵联：
追求真理，出入中西古今，泛滥经史子集，吹沙不已，三卷雄文称当世；
呼唤启蒙，不计得失荣辱，何惧风雨阴晴，诲人无倦，一炬丹心照后人。
台湾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韦政通唁函云：“像萧萐父先生这样的人，现在在大陆很少了，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而且身上充满了传统的文人气息，会写诗，又写一手好字。现在的很多学者既不会写古诗，也不擅长写字了。以后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中国的传统的市场，越来越狭小了。传统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著名学者汪澍白唁函则云：“萐夫先生是哲学头脑、诗人气质、侠士肝胆的融偕结合。在当今学术腐败，道德沦丧的年代，萐夫先生特立独行，树立了一个最富于人性光辉的学者风范！”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像萧先生这样全面的知识人，将成绝响。”
他接受记者采访慨然赞曰：“萧先生对真理的执著，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对学者尊严的维护，有士大夫的品格，其风范、气度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一代学人逝去，是为学殇。”
康宏逵先生
康宏逵先生（1935-2014）是我大学的逻辑学老师，也是我此生最敬畏的先生。记得1963年他给我们上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不仅传授我们逻辑学知识，还常常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印象很深的是，他用整整一堂课讲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侦破一件雪原无名尸案，他那绘声绘色的讲述紧扣我们心弦，他那严整缜密的逻辑推理使我们折服。几十年来，专业上虽然我只是他未曾入门的学生，我受教的好多逻辑学知识连同保存他编纂的逻辑学讲义还一并还给了他；然而我文革与他共经历，改革开放后又与他保持了30多年的交谊，在不断的请益中，得到过他的许多耳提面命。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康先生就在中国逻辑学界崭露头角。1961年，26岁的他在《文汇报》发表《数理逻辑就是现代形式逻辑》和《传统形式逻辑过时了》两篇影响甚大的文章，表明他是当时中国唯一提出研究数理逻辑、走国际化研究方向的学者。也是在这一年，他的《概然推理的作用》一文，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先生赞不绝口，推荐给《新建设》作为首篇、用大号字发表，表明他又是中国第一位提出概然推理研究的学者。（图为康宏逵先生）
康先生治学，才、学、识超群，博闻强记，少有人能与之比肩。其在逻辑学专业之外，举凡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物理学、数学、生物学等等领域，都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不凡的见解甚至亲历亲为的功夫 ，其观察问题的敏锐性和洞察力，更是一般专家难以企及。
康先生治学有极高的标准。他常引先贤“语不惊人死不休”！常说不读第一流书，就做不出第一流学问。他的眼光始终瞄准国际数理逻辑学术第一流！他是不鸣则已，鸣必惊人！他治学还极严谨，其付印文稿都是笔笔清晰，字字端正，页面干净，连个别涂改也做得十分用心。他的几本大部头的译（编）著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并且，他所有供发表或出版的文稿，事先都有交代“原稿照排”，不允编辑修改。
康先生具有极高的人格、精湛的研究和学术修养，受到哲学和逻辑学界的普遍敬畏。
这“敬”，就是敬他的人格，敬他的学问，敬他做学问的精神和功夫。1958年，他向党组织如实写了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看法的万言交心书，被内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白旗”教师而受到批判。他从此开始通宵达旦地读书，他的课也因此只能排在下午。即使文革挨批斗和劳动改造，晚上也要读书到深夜。几十年下来，他不知读了多少书，加上记忆力惊人，他的知识积累之富，可想而知。对于中国哲学和逻辑学界，他是一揽众山小；两界凡知之者，对于他则高山仰之。
这“畏”，就是学术界特别是逻辑学界大都怕他。他学富五车，胆识卓越，疾恶如仇，义风侠骨，非常讲究原则。他常说，学问可以不问大小，但绝不能不讲学术原则和科研道德。不懂不要紧，可以学，可以问，慢慢来就是了，就是不能弄虚作假，招摇撞骗，误人子弟。他像眼睛里不能掺进一粒沙子那样，容不得学术界半点“欺蒙拐骗”事。他遇到这类苟且事，就“不忍沉默”：某某的文章是从国外的什么杂志上抄来的，是欺侮不懂洋文的中国人；某某的书不忍卒读，错误百出，连常识都不懂；某某要当逻辑学教授，得先补好几门逻辑学课程。他发表《不忍卒读,不忍沉默》，专批北大某“不知趣者”的“一部不成体统的史书《逻辑学百年》”。他再发表《又不忍沉默》，认为某人“满纸荒唐，惨不忍睹”的“坏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获教育部一、二等大奖“是可怕的”，“反映促成了此等美事的逻辑界头面人物自身逻辑水准的低下”。他嘲讽说：“普天之下科学产品的鉴定与评价都没有依国情而定的特设标准，唯独我国有，我国的逻辑尤其有。文革前，在逻辑界，特设标准十分纯粹，只看坚不坚持政治挂帅、忠不忠于苏制的或国产的意识形态教条。这条标准造成文科逻辑教学的过度政治化，更导致一场长达十年的举世无双的‘逻辑大讨论’”。“亏我没入逻辑学会，他们纵然有本领在学会内部‘清除一切不和谐的声音’（张家龙语），我这一点点微弱的声音怕是清除不掉的。真正可虑的，是身处一片至为‘和谐’的‘清除’声中的会员朋友的思维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所有挨过他批或骂的这些人自然恨他，但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说得都对。他常说，既然是搞学问，搞学术，那就得有起码的标准，何必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呢？不读第一流书，又怎么能有第一流学问呢？
1979-1981年，康先生给他的先生王宪钧担当助手，协助其修改《数理逻辑引论》一书，其中他特别修改了第三篇《数理逻辑发展简述》。有专家认为，这一篇是第一部独立研究数学哲学的著作。鉴于他对全书的工作，王先生邀请他联署，他却坚辞。大意是，“这是您的书，后记写上康宏逵读过即可。”编书期间，每逢周末，师母就做一大桌菜，除了给平时在食堂就餐的他解馋，增加一点油水，就是让他和王先生喝个痛快。其间，他还协助王先生指导研究生，弄一点“自留地”——举办专题讲座，开设相关课程，帮助北大一批逻辑学者学会了“哲学逻辑”。1986、1987年，康先生还两次应王先生邀请去北大讲授《当代逻辑的若干问题》和《模态逻辑引论》。
1980年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成立哲学研究所，他“最好的朋友”、原武大哲学系副主任李其驹出任所长，他亦调入。时在北大哲学系访学兼职的华裔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在读博士胡静婉因为听了他的专题讲座，特从北大追随来华工。在朱九思的支持下，他一手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数理逻辑基地，举办全国数理逻辑进修班。他主讲模态逻辑，胡静婉主讲公理集合论。这个进修班培养了一批至今活跃在学术界的逻辑学者。徐明在北大本科毕业后，弃北京名校名家于不顾，专程前来华中工学院师从康先生。在他的指导下，徐氏硕士学位论文的成果竟刊登上国际一流专业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80年代中期，康先生因“清污”运动之后单位的学术环境变得恶劣，他拂袖离职，“卖文为生”。香港《中报》以《知识分子争取独立人格，写作个体户砸碎铁饭碗》为题不点名地报道此事，称他为“大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写作个体户”。他“卖文为生”最有名的成果就是译著拉卡托斯的《证明与反驳》、王浩的《哥德尔》和他编译的《可能世界的逻辑》（国际数理逻辑名著选译）。并从此与国际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王浩通信十来年。他们书信神交，切磋学问，相互感佩，实乃当今中国学术界传奇。
身为世家子的康先生不仅痛恨资本主义，而且常说不尊重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智慧问题，不尊重工人农民则是一个民族的良心问题。他素来平民作派，吃穿住用不讲究，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读书，做学问，出精品。他曾动情地说到王宪钧和王浩对他的帮助。“1986-1987，我沦为‘文化个体户’之后，他（王宪钧）要我去北大讲学，意在以讲学的酬劳补我收入之不足。我能够至今仍作为活的逻辑学者存在，也离不开他。”“当香港某报欢呼我敢于‘投身商品经济，争取独立人格’的时候，王浩却在为有人格、无活路的我发愁。”于1988年3月31日来信请他做研究助手帮他整理些稿子，并向洛克菲勒大学申请了一笔每季一千美元的经费，第一季的已寄出。他说：“我懂了，这名为帮他，实系帮我。”可他自感还跟不上王浩的研究进展，放弃了这笔资助。
文革期间，康先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属于李达“三家村”系列，被批斗，被劳改，前后长达9年。其中，1967-1968年在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不凡年头，他是哲学系“钟山风雨”战团五成员之一，我和康先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他曾说“当年只有你才是无私地保‘钟山风雨’。就凭这个，就可信赖。”也正是这个“可信赖”，1981年5月我调入华中工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后，一直受到他的关爱和鞭策。
以80年代为例，时处不惑之年的我，从中学来到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康先生、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钟山风雨”当时健在的四先生都为我筹策。
1982年3月26日，康先生和李其驹先生为我设计研究方向。根据我的情况和我国政治所允许的范围，他们为我提出了两个方向：一是专攻苏联自然科学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是专攻空想社会主义。康先生认为后者可供我终生研究，很有意义。
4月24日，他又对我说，空想社会主义是有搞头的，空想也是对现实的批判，是现实的反映。他鼓励我树雄心壮志，不要满足于写文章，而是要出新思想。
5月8日，他看了我的《论认识的三维结构》一文，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许多问题，直言不讳地要我把这篇文章丢了，并且要我不要跟猫打架，而要敢于向权威挑战。
（图为康师手示）
5月10日，康先生写条子说：“我和老李（其驹）都主张你立大志，反对你降低了自己，是一片至诚。苦于无积极的建议，让你为难。我的经验是：只读一流书，其余作反面教材；宁可眼高手低，决不眼低手低。坚持下去，境界自然一新，那时有自己不甚满意的也会胜人一筹。见面再辩论吧。”
5月27日，康先生同我谈做学问，再次要我树雄心，立壮志，好好读几本书，做一番事业。
当我说及负担过重，也想兼顾长远与目前，写点稿子，挣些钱。他认为挣收入可以搞些翻译，可写些评介性文章，不需要写一些质量不高的俗流文章。
这年10月，康先生用心良苦地“抢救我”，提出和我成立“学术互助组”。名曰互助，当然是他单向地助我。他将自己有关苏联哲学的藏书给我，指导我读书，帮助我专攻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和认识论，由我去闯江山。他很希望我能上去，做一名小哲学家，并表示只要搞这个“互助组”，就不怕我上不去。我十分高兴，但提出两点：一是不好意思“吃”先生，果能如此，他将做出很大牺牲；二是再让我跟其驹师一年时间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我当时感到真正得天独厚，有名师如此赏识和提携！然而，不久后他就批评我热衷于空名而不读书，明言说如这样下去，他抢救我的愿望就要落空。
1983年秋，家父来我处小住。他见康先生和我甚是亲热，几乎无话不谈。他为我有这样的先生高兴，称赞先生“义侠”也！过不多久，康先生提了一袋水果来舍下，我问你这是干什么？他说看看你父亲。我说他已经回去了，他说那我不能给你。把水果又提走了。痛快也哉！
康先生离开华工后，1987年10月2日，我同张耀先、崔永和去看他，他一拉开话匣子，就一气谈了五个小时。话题十分广泛，涉及哲学、逻辑、文学、历史。说到历史，他特别推崇罗素，认为不仅要写历史人物的思想，而且要写历史人物的个性，要敢于评品他们。说到文学，他特别推崇鲁迅，认为鲁迅深刻，又重谈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认为人性不足，狗性太重。
他知道我写了李达的书，问我：“毛泽东‘两论’是不是从李达著译而来的？别人说抄李对不对？”我说：“说抄当然是太简单化了。事实上，基本思想虽然是从李达著译而来，但毛泽东仍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李达算最高的，至少超出艾思奇”。他说“那当然”。
我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的思想，认为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动摇，但在30年代又十分相信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他尽管可以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革命，但却仍然相信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理想。他的这个看法，完全合乎李达的实际。”
1987年12月下旬，我在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30日下午，我去看在北大讲学的康先生，在燕园晚餐。他“谈到纯哲学的超阶级性和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伦理政治观念的阶级性”，对我写《现实哲学》很有启发。不过，他认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确实没有什么搞头，仍然主张我搞一点形而上的东西，如果搞不出，宁可默默无闻。我据实相告：我与官方立场不同，与御用哲学有距离，纯抱能搞多少算多少的态度。我当时的印象“他是理解的”，实际上也许是他对我胸无大志再度感到无能无力。
80年代以来，我出版过好些论著，但在康先生面前羞于启齿，也不敢送书，他当然也不问。直到2011年10月，他要查证我本是引用他的一段话，打电话索要《李达评传》，我托人带去。
28日下午，他来电话说，你的书我全看了。好的就不讲了，只讲问题。这本书对毛泽东仍是老调子，对陶肯定太多，很被动。你人格特别高，能做自我批评。其实，你那揭发对李达问题无关大局，并且你为他翻案早就弥补了，可是陶氏他们就做不到。你还可以有十年时间研究写作，你要从根本上改变腔调，写出一本有意义的书。你有这个条件，有资料，有思想，文笔不是问题。有时可以隐晦地谈嘛。
我同康先生交往几十年，难得他的肯定或夸奖。他说我“能做自我批评”，指的是我在《李达评传》“后记”向李达请罪、反省自己文革初期向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信有揭发李达的糗事。“自从写了那封不堪回首的‘揭发’信后，我一直抱有对他老人家的负罪感。每念及此，我总感到脸红，心也隐隐作痛。学生时代的这件荒唐事，如影相随我几十年！我向我的一些先生谈过，我也向李夫人石老谈过；但他们不仅原谅了我，甚至还反过来安慰我。现在我向老夫子请罪，但遗憾的是，逝者长已矣，对于他，我再（做）怎样的补救也都没有用了！这只能说是我自己人生不可遗忘的教训！”
2012年2月20日，康先生又打电话反对我写某先生评传，理由是不值。他劝我说：“你现在不要手痒，而要心痒。手痒写文章对你不是问题，心痒就是要有野心，写出有影响的大著作才是正路，你的时间并不很多了，就这三五年，你从现代往前追，近代或有可写，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颠倒你可以写，仆人怎么成为主人，民主怎么成为专制，你有体会，也有材料，你完全可以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著作！”
在他的鞭策下，经过二个月琢磨，我拟研究党国体制和皇权专制。4月18日，我打电话报告，他很高兴，并嘱咐少引别人的话语，弄出自己的体系。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让人跪拜英雄，要我看卡莱尔——他也是跪拜英雄。
2014年6月1日，康先生给我有个长达一个多钟头的电话。这是几十年来他对我唯一最凶的棒喝，不意竟成了他留给我的遗训！除了他对一两个人物的评价不便引出，主要内容是：
你退休后很糟糕，降低做人标准，参与瞎胡闹。现在权力斗争那么厉害，你赶什么热闹？你站在哪一边？你能决定中国的事吗？当然，你也不用紧张。他们还顾不上你，毕竟属于意识形态嘛。虽然他们又在抓意识形态斗争，你还排不上。
我现在告诉你，向你交个底，我没有伟大的目标，也不想成为名人。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只想完成我自己的研究。身体好就做，身体不好就算了……
本来早在80年代初，我已体会到康先生“谈学问，谈经历，谈为人，落脚在做人”。从50年代末反修到接着而来的文革，“他过过奴隶的生活，体验过长工的滋味”，从而“把顽强的性格转到学问的兴趣，消除名利私见，而乐为人民一员”。
呜呼！就在他给我这个电话后50天，他竟毫无先兆地走了！享年79岁。“身体不好就算了”，竟一语成讖！
“世上再无康宏逵”，余生仍有康先生，他是我永远的先生！
陶德麟先生
我们哲学系67111班，时称“李达试验班”。年逾古稀的老校长李达，对我们寄予殷切的期望。其时，他正在遵照毛主席要他修改《社会学大纲》的嘱托，主持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带领一班助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其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已完成初稿，就用作我们班“辩证唯物主义”课程的教材。派他的主要助手陶先生主讲，派他的全部助手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李少白、段启咸、司马志纯、曹仁杰、黄德华、陈祖华、尹良荣诸先生下班答疑，其中黄德华、曹仁杰先生还先后担任班主任。
（图为陶德麟先生晚年）
陶先生，还有萧萐父、康宏逵先生，是当时哲学系讲课最叫座的讲师，被誉为李达的“三面红旗”。萧先生讲课旗帜鲜明，慷慨激昂；康先生讲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陶先生讲课语词严谨，娓娓动听，还特别能联系实际，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还有，令我当时百思难解的是，他总是踏着上课铃声进教室，铃停开讲，他一讲完，下课铃即响，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后来我问康先生，陶先生为什么能那么准确地掌握讲课时间，康先生笑称：那是他把手表放在讲台上对表讲课嘛。
1962年12月13日晚上，我们班团支部过组织生活会。当时任团支部组织委员的我，请陶先生专门为我们谈谈专业学习的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如果不把毕生的精力倾放在某个特殊领域里就不会有所成就”。就是说，必须全力以赴地守卫自己的职业岗位，一切安排、一切行动都要受自己的专业所约束；否则就会喧宾夺主，不务正业，庸碌无为。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放到自己的专业上呢？陶先生说，首先就得热爱专业，和专业产生感情。他举了许多因热爱自己的专业而产生的“迷子”。1957年反唯心主义时，有些人说，“宁肯跟爱人离婚，也不放弃唯心主义。”对于唯心主义尚且这么有感情，对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什么就不能有这样的感情呢？爱迪生研究学问时，有时连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对自己的专业入迷吗？
陶先生因为是李校长的主要助手，担负着十分繁忙的研究和写作任务，他除讲课外，平时并不下到班上来与学生接触。那时，我们也并不熟悉。
文革伊始，李达校长被打成武汉大学“三家村”之首，陶先生长期担任李达校长的助手，尤其被视为李达的“心腹”和“干将”，成为文革工作队的重点控制和打击对象。1966年7月4日下午，哲学系打“主攻李达的外围战”，我们班还斗争了陶先生。我当日的日记记载：
陶德麟并没有老实，光给自己扣帽子，光交待小问题，光联系别人的问题，而关键性的问题，如他散布：任何人都有错误，毛主席有没有错误呀？主席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还有问题等等，就是回避。很狡猾，很有反革命的政治经验。
我当时连李达老校长也打倒，对陶先生自然也使用了这些大为不恭的话语！那些日子，他和学校所有“黑帮”都遭受冲击，还被押到东升公社去劳改，他的处境可想而知。
1967年4月，包括我们“毛泽东主义战斗队”在内的群众组织开始为李达“三家村”翻案，我才重新接触陶先生。从此，我们不仅是师生，而且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4月19日晚上电影散场后，我去李其驹先生家，谈他明天介绍武大阶级斗争的一些情况，陶德麟、萧萐父等先生谈了李达的一些情况，我们谈得比较投机，一直谈到翌日凌晨5点。这是文革中我与陶等诸先生的第一次相聚，也是我所在的“主义队”为哲学系“黑帮”翻案的开始。其时，余志宏、李其驹、萧萐父、陶德麟、康宏逵五位先生组成“钟山风雨”战团，成了为“李达三家村”特别是李达翻案的主力。
然而，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校内校外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后来尤其出现了激烈的“龙虎斗”。以数学系“农奴戟”兵团为代表包括“主义队”“钟山风雨”在内的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称“龙派”，以行政大楼“虎山行”战斗队为代表的反对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一派称“虎派”。一时之间，派性分明，森严壁垒，“钟山风雨”被对立派打成“钟山庙”，五位先生被打成“黑和尚”，余志宏主任遭绑架，包括陶先生在内的其他四位也被逼得东躲西藏。1968年春，我也被哲学系对立派无端打成重伤住院，师母吴先生炖汤去当时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看我，在公车上还受了脚伤。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前后，武汉军政当局把为李达“三家村”翻案的活动打成所谓“5·16”的阴谋活动，把为李达翻案的“李达专案组”打成所谓“5·16”组织，把哲学系打成所谓“5·16”窝子的窝子，陶先生等“钟山庙”的“黑和尚”和包括我们“主义队”在内的为李达翻案的“龙派”又经受了骇人听闻的打击和迫害：监禁、车轮战、拷打、逼供、诱供、指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还公然扬言要把陶先生的“两条腿打断”，然后在武汉三镇“游街示众”“就地枪决”，甚至连他的家属都不放过。那时我在湖南邵阳县也被打成所谓“5·16”大头头和现行反革命，由该县公安局第三办公室立案审查，被内定为枪毙对象。几十年后，陶先生仍然记忆犹新地说到1970年他被打成“5·16”关押期间，当时管他的负责人王某对他说：“你知道你的同伙王炯华吗，他已经被枪毙了！你不是枪毙的问题，而是要用生锈的刀子慢慢地砍死你！”
1974年1月，武大在九峰山为李达举行追悼会，陶先生虽然被“回到教师队伍”，但却仍然被告知：“李达的问题清楚了，并不等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开始他不能为工农兵学员讲课，给业余的工人理论班上课虽然获得掌声，但仍然必须夹起尾巴。一直到1984年，他才“彻底翻身”。
1974年4月，我调入衡阳市某厂子弟中学任教，开始与陶先生建立通信联系。其间中断两年没有通信，到1981年我调入华中工学院，我所保存他给我的信已有30余封。
1977年10月7日，我给陶先生去信。17日他给我回信说他9月中旬去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两论”发表40周年理论讨论会，他信中说：在你那一班同学中，我对你的印象是最深的。你朝气蓬勃，富于钻研精神，作风正派，是一个很有为的青年，这是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谈到的。现在你虽不在高校或科研机关工作，但在工厂接触实际，又有一定时间阅读书，条件也不算差。锲而不舍，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3月21日，我看到报载关于进一步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的规定：“凡是1938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均可报考。”1941年1月出生的我跃跃欲试，但是，此时已临近5月15日的考试时间。困难很大，特别是外语从1963年结业后就荒废了。我当即给陶先生写信，想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他回信说：
我完全支持你报考研究生，对拟选的专业（按：辩证唯物主义）也无意见。但希望你不要报武大，这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你可以报社会科学院、北大或其他学校。以你的素养，相信你能够如愿。
第二天，我即填写了报名表，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专业。
6月24日，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复试通知。初试成绩总分277，其中政治59，基础69，专业61，而我最担心的外语却得了88分。虽然这个成绩并不理想，但在我那个工厂六位报考者中，唯我收到复试通知。厂里、学校、同事、朋友也都很高兴，我自己也向陶先生等师友写信“报喜”。
7月3日复试。6月27日我乘火车北上，先去看陶先生。虽然从1974年起，我和先生已建立通信联系，但从我1968年毕业分配回湖南，一别十年，一直未能见面。当晚7时，我来到陶先生家，先生和师母吴先生，还有师太，都很高兴。先生陪我去因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而驰名的“二区二号”看李其驹先生和师母牟瑞雯先生。“谈话离别十年，甚是有趣”。回到陶先生家，已经很晚了。当时先生一家三代五口，住狭窄的两室一厅。师太说：今晚东辉跟陶老师睡床上，吴老师睡沙发。我和先生一直聊到深夜2时20分。第二天上午，李其驹、萧萐父先生，还有师母卢文筠先生来到陶家，为我复试作指导。陶先生还给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张琢系友写信，嘱他设法解决我复试期间的住宿问题。
复试后，在哲学研究所工作的师兄张浩告诉我：从初试、复试以及各方面综合考虑，录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最后却因“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平心而论，我是中共执政后才上学的贫下中农子弟，当时的工作表现也不错，为何竟政审“不合格”？后来才知道，问题正是文革中我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在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立案审查。当时武大哲学系有人听说我报考研究生，居然还到北京复试，他们把整我的一大包材料寄给了哲学研究所。
1979年12月上旬，陶先生等在长沙联系《李达传》与《李达文集》有关事宜，同时与省委宣传部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商洽借调我参加《李达传》的编写工作，但未获成功。
1979年12月上旬，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区社会科学院将于1980年5月统一招考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那时，我虽然心动，却未敢妄动。因为招考最低的研究人员也是实习研究员，我连研究生也没有考取，能报考实习研究员吗？并且要求年龄是35岁以下，我还失去了年龄资格。要报，就只能报助理研究员。这对我来说，特别需要勇气。并且报考时，还要求交专业论文和外语作文各一篇。
我先开始撰写“试论一多问题”的文章，准备报考助理研究员。我给陶先生写信，12月28日，他回信不仅详细解答了我的“一多问题”，而且对我报考助理研究员极表赞同：
你报考助理研究员我极赞同。你非十年“大革命”之赐，你本来早该是讲师了。现在不过“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何谓“冒昧”之有？即使是不中，也是锻炼。何况你的水平比我校这次新提的“讲师”（至少是其中的许多）强多了，大可一试！在借调事未解决之前，我意你以全力准备应考为宜。
他还安慰我说：“借调事未成，并无什么了不得的原因，我们将再作努力。”
5月底在长沙考完后，7月下旬，我给《哲学研究》编辑部师兄章绍武写信打听考试成绩。他回信说“因为今年考试，概不公布分数”，他无法打听。“不过，据我们所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说，你的考试成绩还可以，取录可否，请稍等待。”8月25日，才从我大学同班同学也是这次参考的“同年”何畏来信中知道他将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录取的消息。我一方面对他表示祝贺，一方面感到自己“凉菜”了。28日，收到他的回信：“凉菜”纯属无稽之谈，根据成绩和考查的情况，“还是在录取之列”。9月14日，又收到他11日来信：“湖南分院的同志告诉我，你考试成绩很好，除外语外，其他各科都在80分以上，平均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社会科学院决定录取你……”
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喜从天降！我立即给陶先生等师友写信。20日，收到先生16日回信说：
刚才收到你9月14日的来信，高兴的程度也许不下于你本人，故特地放下正在赶写的稿子，写几句话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有志者事竟成”，这次的成功也是对你百折不挠的努力的应有报偿。你方在盛年，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这无疑是对我的鞭策和鼓舞！
9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潘声浩同志专程来厂审档，找我本人谈话。告诉我已被该院录取，将于10月中旬发录取通知。我的成绩总分278，其中外语51，政治62，专业基础80·5，专业85，平均69·6分。他还告诉我，此次社科院从500考生中招了100，其中哲学研究所招14人，在湖南就招我1人。由于户口卡的紧，所招这100人是由国务院盖章办理的，家属要过一二年由北京市办理。由于房子紧张，社科院为这100人在通县包租了一栋旅社。我将此消息告诉陶先生，9月24日，他回信说：“喜闻佳讯，无任雀跃。”
22日，省社科院李翊立等两位又代表中国社科院来厂政审和体检。他们告诉我，此次招考分数线是：实习研究员平均60分、专业75分；助理研究员平均70分、专业80分或平均65、专业85分。我属助理研究员分数线的第二种情况。
（图为陶师信之一）
政审和体检都顺利进行了，11月22日，陶先生给我的信还提到他已请哲学研究所的朋友在我“去后的工作安排多多照顾”。然而，我就是迟迟收不到录取通知。先生劝我“不必焦急”，“大概用什么‘政审’之类的东西把人卡掉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了，至少哲学所不会干这种事。”
最终还是因为当时谈虎色变的家属户口和住房问题，我与哲学研究所又失之交臂！
22日，石曼华老给我回信说，她亲自去社科院通过潘声浩同志找到哲学研究所人事处负责人。负责人告诉她：前天下午院领导人开了一个会，研究考生带家属问题，今后不好安排。没有结婚的就不成问题了，像你这样的情况有几十个，现都不能来。因为家属来有很多问题在三四年中都难以解决，如住房问题，外地户口进京是很困难的，还有安排家属工作问题。这个负责人说，在当时他们对你们这些有家属的同志没有考虑周到。你主要是家属不好解决，不是别的，你可放心。至于你，他说，他们想办法和湖南或湖北联系，你可能到那里的科学院，由他们出面接头。
其间我已经联系好去正筹备恢复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今南华大学）任教。这时华中工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李其驹先生任所长。12月9日他给我信说：
我和陶老师商量，很希望您能来华工，似乎比去北京或留湖南为好。李少白同志早已去华工，现任华工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副主任。我已托他将您的情况转达华工的领导，同时解决您爱人的调动，现在主要看您个人的意见。并说他11日去北京处理《李达文集》事宜，如您同意去华工，可速写信至石曼华同志处转我。我在京找社会科学院商量，由该院证明您考试成绩符合录取助理研究员，因家属进京有困难，本人愿意去华中工学院，他们表示同意。这样，华工就可据此确定您的职称。你给我来信时，您可附上一封给社会科学院有关单位（即负责招考单位）的信，表明您个人的上述要求，便于我前往交涉。
我立即分别给两位李先生和陶先生写信。18日，陶先生回信说当即把我给他的信“转给了少白同志，请他从速办理”。19日，李少白先生回信说他收到我的信后“立即向院领导做了汇报，院长朱九思同志对你愿来华工表示很欢迎，并要人事处进行具体联系”。
1981年4月，我终于在不惑之年举家调入华中工学院。这无疑是我人生事业最重要的转折。而陶先生为我的两次报考特别是改变我命运的第二次报考费心尽力，正是师恩如山，没齿难忘！
1976年中国政局大变动后，我虽然在工厂任教，但也开始重新读书，写些小评论，有时还写点不大像样的论文。远在千里之外的陶先生十分关心我的写作，向有关学术期刊和大报推荐我的文章。虽然那些报刊的编辑认为我的文笔还可以，甚至因为陶先生的关系，还曾考虑调我去工作；但毕竟我的那些文章跟不上形势，或者说，水平不高，只是业余小人物的习作，即使是陶先生推荐，也是“屡战屡败”，没有一篇被采用。
陶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撰写文章。1979年12月，我报考助理研究员，撰写论文《试论一多问题》，我写信向他求解“一”与“多”。28日，他回信专门就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相关部分作解说：
按柏氏（按：柏拉图）的意思，任何事物都是“一”（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任何事物也都是“多”（如苏格拉底有许多肢体、器官特质等等）。通常的人（即没有哲学素养的人）谁都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把对象看成“一”的时候，就忘记了它是“多”；反之亦然。他们以为“一”和“多”是两码事，是从不同的关系来考察同一事物的结果。所谈“表象和语言就往返于这两种思想”（指“一”与“多”），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意思。柏氏认为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是不高明的，是“空的辩证法”。他认为真正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是把这两种思想（指关于“一”的思想和关于“多”的思想）合在一起，即看到“一”和“多”是对立的统一。“一”与“多”并不是各自处在不同的关系中、不同的意义上说来才成其为“一”与“多”；恰恰相反，“一”正因为有“多”才成其为“一”（如果没有苏氏的肢体、器官、特质等等，苏氏就不成其为苏氏这一个人），“多”又正因为有“一”才成其为“多”（如果苏氏的肢体等等脱离了苏氏这一个人，它们就不是本来的肢体了等等）。“一”与“多”都因对方而存在，都因同对方的关系（这是同一个关系）才存在，它们构成了矛盾的统一体。这样看问题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他写了这么多，仍不放心：“为准确计，你可写信请教陈修斋先生和杨祖陶先生。”
1980年1月25日，陶先生又回信说：
文章我仔细看了两遍。我认为有新见解，材料和观点的统一也处理得较好，逻辑性较强，有现实意义，可以拿出去。缺点是文字嫌啰嗦了些。按现在的内容，似可压到万字以内。这样不仅不会影响内容，反而会使人看了一目了然。但我目前确抽不出时间修改。有两个方案：（1）由我将此文立即送《江汉论坛》；（2）由你修改后（主要是压缩篇幅）再寄我转《论坛》。何者为好？请速函告。稿子暂留我处，如需寄还，亦望速示知。一切以有利于你的考试为原则。
信尾“又及”：
写完上面的话之后，我又改变了想法，决定立即将稿子寄《论坛》，并附上我的意见。如果他们觉得可用而又并不嫌长，更好；如觉得基本可用但需修改，会告诉你如何修改；如觉得不便刊用，也省得你白花气力去修改、誊抄。这样可以节约时间精力。
仅就我的这一篇后来并未发表的文章，陶先生倾注了多么大的心力啊！他对我这位学生之有求必应，可见一斑！
1981年调入华中工学院后，我深知自己的外文和古文都不足以支撑我的学业和研究，我决定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并且将李达研究作为我研究定位的突破口，进而扩展到近现代中国哲学。陶先生，还有李其驹、萧萐父先生都支持我的这个研究定位。
1982年，我发表在《华中工学院学报》的第一篇论文《我国早期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优秀著作——读李达同志〈现代社会学〉》就是经陶先生修改的，连题目也是他定的。
1986年5月，陶师知道我在撰写《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书，他特别提出要注意增加侯外庐对李达的高度评价。他还主动和湖南出版社联系出版，11日，他给在该出版社工作的系友曾详虎写信说我是李达同志亲自授课的试验班的优秀学生之一，对李达同志有直接的了解。在文革中受到牵连，受到很严重的打击；后来又为李达同志的平反昭雪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他的这部书稿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很有特色。我想李达同志是湖南人，如能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将比别的出版社更为合适（作者王炯华同志也是湖南人）……湖南人民出版社数年前即约我和其他同志撰写《李达传》，一直未能完成，深感歉疚。这本书如能在贵社出版，也可算是一种弥补。
拙著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决定出版，陶先生又应出版社所请，于8月10日写出评价颇高的“审稿意见”，认为《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是有显著成绩的。本书稿材料翔实，分析周到，有不少新见解。目前还没有一部可以与本书稿相当的阐述李达哲学思想的专著。本书稿如能公开出版，必将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影响。作者的某些论点未必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我认为，只要言之有据，就不必磨掉棱角。当然，由于研究的课题涉及的方面甚多，情况复杂，作者还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作出深刻的分析，所以书稿也还只能算是初步的成果；但毕竟是难能可贵的一部专著。”
2002年12月21日，陶先生又为我2001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李达研究”的最终成果《李达评传》书稿作出了“选题意义重大”“书稿优点突出”等鉴定意见，还指出：《评传》以确凿的材料澄清了在许多党史回忆材料中严重失实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至今还不甚清楚的问题。例如，李达在建党前后是否主张过“合法马克思主义”？李达在建党时的实际作用如何？李达1923年离开党组织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李达在离开党组织以后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如何？李达在白区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做了哪些工作，作用如何？李达的理论工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关系如何？李达重新入党后的活动应如何评价？李达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如此等等，《评传》都给予了合理的说明。《评传》对李达的评价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他的贡献和失误、优点和缺点能秉笔直书，给予较客观的论述。
陶先生的鉴定无疑直接促成了我项目的结项。
2006年9月，我撰写《李达“三家村”案四十周年祭》一篇长文，发表在北美《华夏文摘增刊》第523期。我电邮给陶先生，9月4日午夜，他回电邮：
《三家村》文刚才匆匆看了，觉得很好。现在能写出这篇文章的恐怕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人了（你手头还存有《武大三家村案》吗？我们的都被没收了）。为了让世人了解历史真相，保存一份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你立了大功。
几十年后，回顾当年“钟山风雨”五先生，武大子弟戴克中在博文中说“这可是一个绝对高智商的精英荟萃……他们真是敢作敢为的热血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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