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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二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7月30日第228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中温州是怎样“资本主义复辟”的
张遵修 大公报社“工运组”冤案
耿兵海 回忆楼下公社落实政策工作
昨日心迹
张宝林 旧笺新读四则
袁水拍的两封信
洛汀的执着与隐忧——极左思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小丁”买书记——文革时期出版业一瞥
文革冤案知多少——叶厥孙的困惑和感恩
热点研究
舒 云 有关公安部长李震自杀原因的另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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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中温州是怎样“资本主义复辟”的
杜钧福
早在文革后期，就盛传浙江温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当时甚为不解——文革进行几年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越反离这个目标越远呢？到了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温州又走在前面，还创造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二者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当然，问题不仅仅是温州，在浙江全省甚至福建都有类似问题，只是程度不同。像义乌县，现在已经成为面向全世界的小商品市场。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当年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的表现主要是“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许多地方采取这些措施度过难关，被认为是一种临时性的对策。但是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重提阶级斗争，包产到户受到批判。在以后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则进一步作为“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否定，提出要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削减自留地、封闭自由市场、取消家庭副业、扩大集体经济核算范围，实际严重压缩了广大农民的生存空间，与“姓社姓资”并不沾边，但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大行其道。
一、温州的“资本主义复辟”
对温州“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批判文章，如1975年10月22日《浙江日报》刊登的《以高屋建瓴之势，迎头痛击资本主义势力》一文，报道了温州地市委召开批判大会，狠批资产阶级派性，痛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消息。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也批判了温州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而且把根源归之于“四人帮”：“王张江姚‘四人帮’多年来直接插手温州，煽动和支持地富反坏起来篡党夺权，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分田单干，把温州搞成了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可能与1976年12月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有关。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痛斥“四人帮”破坏学大寨，“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他还点了温州的名，说那里的分田单干是“四人帮”纵容的结果。
陈永贵对温州的恶感可能与他1975年福建之行的切身体会有关。1977年曾播放过一部内部纪录片《铁证如山——福建军民怒斥”四人帮”》，它揭露“四人帮”及其爪牙在福建犯下的三项罪行：1.分田到户，单干饿死人。仙游县60%以上土地分田到户，责任承包！2.城乡自由市场，卖木材、渔获、生活用品 ，复辟资本主义！3.封建复辟，算命打卦的、烧香拜佛的。 据说，这部电影是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到福建石狮视察，得知当地有1000多家个体企业，就批判石狮“资本主义复辟”而引起的，“四人帮”被粉碎后，按照文革大批判中已经习惯的“上挂下联”做法，就挂靠到“四人帮”身上。
福建一些地区确实有类似温州的情况。《当代福建简史》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少国营企业处于瘫痪状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急需的一些物资严重匮乏，市场供应紧张，这种状况为社队企业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客观条件，许多社队企业在这个时期‘乱中起家’。”
这里只讨论温州这个典型。温州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重灾区，甚至有人形容温州“只有路没有修，其他的都‘修’遍了”。证据是温州有所谓“四多”：地下商店多，地下工厂多，地下运输队多，地下包工队多。
1978年8月13日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温州召开了“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会前印发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翁森鹤的罪行材料。温州地委编印了一百多个各种类型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材料，并在会上做了《温州人民坚决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从温州市南城区“双打”实践看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特点》《为什么温州资本主义活动特别严重》等专题发言。会议代表在讨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原因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政治性的，认为是“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破坏。另一种意见是经济性的，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不够，资本主义经济残余和小商品经济的存在，在计划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面还有不少漏洞造成的。
“复辟”在基层之具体表现，可见1975年7月13日海宁县一位基层干部金明昌在该县举办的党校学习班上的辅导报告。他批判了自由种植、自由买卖等“资本主义倾向”现象后，指出：“另外还有家庭副业及自留地问题。在一定程度还会在自留地种植。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在一定时间从量边（变）到质边（变），就会产生资本主义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拿自留地来看，性质是辅助部分，在现行政策（下）必要的。但是现有部分不是这样做，自留地变为商品地，改变了性质。我们本县长田大队处理较好，多（都）是为自己发展畜牧生产，确实做到了助手作用。但是有部分不是这样做，特别是富裕农民中，发现热衷搞私有，专心搞自留地，集中精力，不参加集体生产，发展到搞投机倒把，种水杉苗。发现一个大队书记也搞到上海出售，扣除（住）而不服气。还种桑苗、山茹苗。有个大队支部委员一直搞桑苗，72年到现在收入1000多元。（另一个人的）桑苗用27条农船出运，卖了4246.83元。存在扩大自留地（行为）。据11个公社统计，1368亩，超7%。其中一个生产队超过24亩，30户，每户0.80亩。家庭副业不能随便搞的，现在花样很多……”
他还说：“家庭副业，搞得不好，变成不正当的家庭副业。例如，家庭副业，有一户人家，养40套相（箱）蜜蜂，他一家收入4000元，整个生产队净收入分配值8000元。这户4个劳动力，3个劳动力做这个工作，只有1个参加集体生产。农村手工业问题：木匠、泥师大部分没有组织起来。这样看来资本主义很严重。‘吃饭靠集体，收入归自己。’师徒存在剥削，要特别注意问题。长安公社70年以来6个学徒，有2个建设细账：其中一个做256个工，354元，付学徒34元；有一个做648工，1188元，付学徒238元。”
杭州附近的海宁县况且如此，温州地区应更为严重。对比全国各地，其余省区的农民副业收入主要以自留地为主。据我在“四清”运动中的观察，北方农民另一主要副业收入是养猪。据全国各地统计，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前后，农户副业收入占整个收入的20-30%。 这样一对比，无怪说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何况其家庭副业已具有商品经济的性质。
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大约可分为工商业和农业两方面。在温州，工业方面主要是家庭手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例如1975年统计，温州地区平阳县“宜山区的土纺土织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副业，全区32862户，计有织布机9606台，纺纱机10844台，从业人员约4万人。1974年生产土布1100万米，土纺土织产值达1218万元，超过农业产值980万元的24.29%。”1975年加强管理，成立了39个集体布厂、100多个小布厂和纺织点。农民家庭生产和集体挂钩，挂钩主要在销售一侧，产品流通限于供销社和社队企业两条渠道，年产值达2000多万元。
至于社队企业，可追朔到文革以前。1964年5月2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浙江省委递交的《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批示强调“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是完全能行的”，提出“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的要求，并说“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其他各省也可以试点”。
当年6月，原温州地区瑞安县的塘下区成为试验点，在全区17个公社全面推行干部不脱产试验，并兴办了一批社队企业。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至1969年，塘下实验区上规模企业除区联社经营管理的22个企业外，17个公社还创办了砖瓦厂、造船厂、酱油厂、建筑队、农械厂等77个社队企业。文革开始后，塘下区所有试验项目被迫下马。“但试点实验的意义非凡，它让大批农民从土地上最先解放出来，在塘下区种下了民营经济的种子。”
这一民营经济的种子不到文革结束就已发芽结果。1969年，温州地区乐清县柳市镇领导人，为了解决支边青年的就业，以居委会的名义成立了一家街道企业——柳市通用电器厂。由32个门市部（车间）组成，独立经营各种业务，电器厂则负责对外销售和管理账目，每个车间每月向电器厂缴纳30元的管理费。门市部与电器厂之间只是挂靠关系。之所以能够走到这一步，是因为符合群众的需要。当时在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每天收入还不到4分钱，单靠农业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这种组织形式实际上就是后来“温州模式”中的“联户工业”之雏形。
在批判“资本主义复辟”的口号下，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电器厂被迫关掉。但被捕后释放的师傅们被其他地方的人请去传授技艺，做电器配件的人越来越多，形成地下产业，电器厂变相重生。到了1979年，这个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个亿。
商业方面，以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为例。义乌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的小商品供给基地。然而，罗马城不是一天建筑起来的。它的兴旺有长远的历史渊源。早在70年代，义乌的廿三里集贸市场就出现了提篮叫卖的小商品摊贩，后来越聚越多，义东区委索性开辟简易的小百货专门市场，后稠城县前街、北门街也迅速兴起。这两个自发形成的小百货市场，虽然不符合当时政策禁令，但却成为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的内在基础。
在义乌，历来存在一种专营手工业的“专业村”，例如做陶器、豆腐皮、串棕衣等等。其中，专业程度最强最专的要数木城村，它以从事竹器制作为主。改革开放以前，木城村有农户130 多户，人口500 余人，全村在从事农业生产之余，家家户户都以竹器制作为生产副业。
农业上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指分田到户和分小小队，即把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小队）再分下去，成为几个“小小队”，实际退回到初级社甚至互助组。当时全国都在学大寨，将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或者生产大队、甚至公社合并，更加“一大二公”。浙江这样做，显然是“开倒车”，与学大寨运动逆向而行，惹得永贵大叔不高兴。
《人民日报》批判文章特别提到温州地区的永嘉。文革开始前，浙江就在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取消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停止。特别在一些山区和半山区，采取隐蔽的形式施行，“明统暗分明统暗包”，“这种情况在文革开始以后变得更加明显。1968年，永嘉坚持包产到户改革的生产队有5432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7.32%，1976年有6000多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80%以上。”
1975年统计，平阳县12042个生产队，全部单干的2939个，部分单干的3605个，合计6544个，占总队数54.34%，分到户土地268113亩；分小小队的2477个队。二者合计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3/4。 平阳是当时温州地区人口第一大县，文革后划分为平阳、苍南两县。所以这个县的情况是有代表性的。
二、温州如何能在文革中“资本主义复辟”
这种与政府政策对着干的行为居然能在文革期间大行其道的斯芬克斯之谜其实也不难理解。“四人帮”确实插手过永嘉，但未必是叫他们分田单干。分田单干就是当地农民的求生之道，是土生土长的东西。要知道浙江境内多山地和丘陵，耕地面积仅200余万公顷，所谓“七山一水二分田”。在温州地区的泰顺则是“九山半水半分田”。这样的省情地情决定了浙江人解决吃饭问题，光靠种植农业、从土地里刨食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浙江地形虽然有其短处，但具有山河之利、航海之便，是北方农村不能比拟的。而且历来民间有家庭手工业传统，商品经济发达，侨民遍布世界各地，造成开放兼容、勇于创新的民风。
笔者在北方农村搞“四清”，和公社社员同劳动时，常见他们在打歇时，顺手从地上薅两把草，积累起来补充家中燃料之不足。自然界的一切有机物质皆被利用殆尽。自然环境之严酷又造成保守之民风。
但是在文革的高度政治化环境下，温州是如何“资本主义复辟”的呢？
实际上，从文革前，在温州就不断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例如泰顺县，“1964年，全县个体经营户在‘四清运动’中，被贬为‘资本主义尾巴’，70年代初的‘一打三反’运动，又把它视作‘资本主义’的产物而遭查封。但是，一些集体企业依然有所发展，以出口创汇为特点的木制玩具业开始在泰顺兴起。1972年，泰顺县手工业联社利用本地资源设计生产工艺玩具，此后还成立了泰顺工艺美术厂等四家木制玩具厂。泰顺西洋陶瓷总厂也在当时成立，主产耐火砖，当时规模很小，但为后来的泰顺陶瓷企业立下功劳。”
所以，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指的是社队企业，甚至改头换面的个体经济的发展。1978年全省社队企业已达7.4万个，从业人员190万人。
就因为有了文革时期的底子，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温州的经济才能很快起飞，并以“温州模式”著称全国，成为经济领域一颗耀眼的明星。1978年温州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35.7%，远低于全国的比重，1985年下降到占19.2%，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9.2%。1979年苍南县的队办企业金星文具厂首开“挂户经营”的先河，让家庭企业通过挂靠集体经济，走进了市场。“当时农村的挂户经营，所‘挂’的单位五花八门，有‘挂’社队企业村办企业的，有‘挂’街道企业的，有挂‘一轻二轻’企业的，有‘挂’国营企业的，也有‘挂’私人企业的……” 完全可以设想，这种“挂靠”方式开始于文革之中，当然以隐蔽的形式，所以很难看到公开报道，因为无论文革中还是文革后的一段时间都是忌讳的话题。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试图解释此种现象。一种观点是：温州民风和平，倦于政治。而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成为“兵家不争之地”，抗战和国内战争期间在此地未发生长期战乱。“温州人得益这个和平心态，政治安定而没有兵灾战乱，混合经济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历代下来，民间积累了无数的财富，一旦制度开放，私有财产犹如冰山一角冒出水面，一旦制度稳定，温州民间财富还要更浮出一层，使世人惊讶！”
不过，“和平心态”“没有兵灾战乱”这个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文革中温州曾有过那样严重的武斗。关于温州武斗是另一话题，本文不赘述。这样就有了第二种解释：“温州‘文革’中连年武斗，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遭受重创。在动乱之中，中央政令无论出自哪一派，均无法完整贯彻到基层，于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势力’抬头。到‘文革’后期，农村社队工业趁隙发展，隐蔽的个体经济和家庭经济亦已初具规模，为‘文革’结束后温州私营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恐怕是发动‘文革’者始料未及的。”
这种现象在其他省市也曾发生。例如吉林省长春市，在两派武斗初期，长春两大派的形成和对立，给长春普通市民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生活空间。在文革初期，红卫兵“禁止养花、养鸟、养鱼、下棋，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趣。见了就砸，就毁掉，穷凶极恶。只许读毛著，唱样板戏。两派一武斗百姓获得解放，无人关心这些，我们弟兄也整天在马路上下象棋了。运动大方向已全部转移，就连黑五类们也过的悠然自得，看看大字报，看看热闹，革命群众也不再监督劳动改造了。”青年男女到公园谈恋爱，无人干涉。还兴起了养鸽子之风，鸽子市上人山人海，公安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老百姓精神也获得解放。市场经济凭其无孔不入的自然性质利用这一短暂空隙得到发展。“组织上不存在了，所有管理部门不存在了，百业复兴。首先繁荣昌盛的就是自由市场。” 凭借毛主席“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指示，大跃进之后被精简下来的无业游民们有了出路，兴办各类集体副业。
在郑州派性斗争热潮中，“当时各个单位都陷于瘫痪，结果意外地导致了对‘资本主义尾巴’管理的放松，很多在‘大跃进’以后已经绝迹的风味小吃此时都复苏兴盛起来：炒凉粉、糊辣汤、羊双肠、羊肉烩面都出来了，都集中在火车站摆摊。整个站前广场熙熙攘攘，显得热闹非凡。离火车站不远，是郑州的政治中心——二七广场，在那里各造反组织摆起擂台，宣传车开来开去，高音喇叭此起彼伏。”
在云南陆良县也发生类似情况，“我当知识青年时，农民说，1967-1969，农业收成很好，因为没有人来指挥他们怎样生产了。实际上，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了小组，包产到组，大家积极性高。1970年，农业一学大寨就完了。谁会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被农民否定了。其实原因很简单，‘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农民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武斗只要不伤及百姓，就给他们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等到革委会成立，恢复管理部门，成立“文攻武卫”“群众专政”队伍，比现在城管还凶恶，首先下通令取消“自由市场”，再进一步收回自留地。老百姓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各省市均是如此。那么，温州是如何跳出这个怪圈的呢？
有一种更深入的研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打破禁区，从文革前和文革中说起，认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政府放任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激励的结果。“早在改革开放以前，温州的民间地下经济就一直存在并且十分活跃，这为80年代以后民营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民间经济能够偷偷存活，离不开地方干部的保护。但为什么……温州的地方干部会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资本主义的幼苗？而且最令人费解的是，在极左的‘文革’时期，温州竟然来了一次‘资本主义复辟’，一些县的民营经济甚至超过了国有部门。”
早在政权易手之际，当南下大军浩浩荡荡打到浙南时，却发现温州和附近11座县城已经被地下党和游击队解放，而且建立了政权。已经配备好的南下干部只好到丽水就任，直到1949年6月，300多名南下干部被派到温州接替游击队干部掌权。在其他地区，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原有的本土派负责干部几乎被全部撤下，换成南下干部，从而引起后来几十年的内部争斗。
中共从1930年代初即在浙南开展武装斗争。后来部分北上，部分留下在刘英、龙跃领导下进行游击战争。刘英牺牲后以龙跃任浙南游击纵队司令，解放后受到不公平待遇，被批判为“山头主义”、“地方主义”，1953年调上海工作。原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何克希解放后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后转入地方，1957年曾被打为右派，文革前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在文革中给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他一言堂，在当时影响很大。
在基层，游击队干部也普遍被南下干部取代。例如在丽水地区景云县，当地人的感觉是：“虽然景云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但是县委的一班人，主要还是解放初期从山东过来取代本县三五支队‘土八路’的那一批老干部。这批人，文化水平低，政治水平也不高，主要靠‘老资格’，‘吃老本儿’，安于现状，不求提高；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不怕瞎指挥，不怕拿国家和群众的利益作牺牲；最大的缺点，则是眼光短浅，胡作非为，仅有的两句半马列主义，也是专门用来对付别人的。”
本土派干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采取比较缓和的、人性化的政策，正如叶剑英、张云逸在两广主政时采取“和平土改”。但是这些干部很快被指为“右倾”“地方主义”而遭到批判，被边缘化或调离。
此论主要出自章奇、刘明兴两位经济学家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集中于《权力结构、政治激励和经济增长——基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书（以下简称《权力结构》）。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把浙江61个县按政治历史标准划分为三类。以解放前有共产党游击队活动或由游击队“解放”的县城为标准，定义为“游击队县”。其余县均为“非游击队县”。他们又从“游击队县”中划出当时游击队占强势的“强游击队县”15个，即杭州市的富阳、桐庐、萧山，绍兴地区的上虞、诸暨，宁波地区的慈溪、鄞县、余姚，金华地区的浦江、武义、永康，台州地区的温岭、仙居和温州地区的永嘉、乐清。他们用回归分析方法 定量研究不同类型县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闹退社、1958年后政治运动中党员受处分情况，特别是文革中的派别冲突、武斗激烈程度、社队企业所占比例等变量进行计量检验，并结合田野调查（主要是乐清县）探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例如，他们从县志等资料搜集了8个“游击队县”和9个“非游击队县”1966年和1978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占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在“游击队县”中，1978年的比例均比1966年下降一半左右，从永嘉县的16.78%到慈溪县的43.96%，社队企业比例从瑞安的36.61%到鄞县的60%。而“非游击队县”这个比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78年从德清的不到50%到开化的79.31%，社队企业从开化的7.63%到德清的23.94%。两种县的数据相差是很明显的。
在农业上，极左政策在“游击队县”中得不到贯彻。在永嘉县，1968年有5432个生产队在搞“包产到户”，占全县7025生产队的77.3%。虽经整顿，1976年这个比例反而上升到80%。温州地区1970年代总的趋势是减小生产队的规模、包产到户。在温州，私人小卖部被当作“资本主义”被关闭，但是沿街叫卖的小贩数量急剧上升，1976年达到1.1万家。官方对正规市场的打压造成地下黑市场的空前繁荣。文革开始后，尤其的武斗开始后，无人管理，黑市变得很普遍。其中以岭窟市场最为有名，日参与人数可达万人。在乐清、瑞安、绍兴、兰溪，地下市场均很发达。平阳县的手织布料销售到8个省区，没有银行、财政、交通部门的配合是不可能的。所以肯定有地方干部暗中默许或支持。
刘明兴等人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我们在永嘉和乐清的实地访谈中发现大量游击队出身的基层干部在默许乃至推动包产到户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和农民具有比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村庄内部的相互揭发、指责，这也是‘包产到户’政策得以暗中持续的重要原因。”在温州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当时，温州农村的“分小小队”“分田到户”之势已经不可遏止。
从上面所示的“强游击队县”的清单来看，富阳、萧山、鄞县、余姚、诸暨这些武斗严重的县均列其中。两个系统干部势力在这些地方比较均衡，各支一派引起武斗不断。武斗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所以，本地派干部在政治权力博弈中被边缘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反而是一件好事。本地干部与上级关系的疏远和政治压力给了他们从基层寻求“政治保护”的动力，因此在本地推行或默许有利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以维持自身的政治生存，其实是在以保护群众的经济利益来交换不被群众运动清洗的政治保障。文革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削弱了南下干部的政治影响力，游击队干部由于其对基层利益的保护受到的冲击较小。70年代，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社队企业，地方干部有了更大的空间推行有利于保护民间地下经济的政策，因而出现了一个民营经济发展的小高潮。
以上几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在其他省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类似现象。但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章奇、刘明兴的书从新的角度探讨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值得引起重视。
实际上，在文革时期，整个浙江省的社队企业发展都很迅速，温州只是比较突出而已。“10年中，全省集体、社办的工业发展迅速，其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66年的17%上升到1976年的37%，其产值每年增长15.8%。这个时期的社队企业发展为改革开放以后全省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使浙江成为全国乡镇企业发展最早的省份之一。” 这也说明，相对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在《权力结构》书中所列举的“游击队县”不限于温州地区，为什么温州能在文革后脱颖而出呢？我想这里面可能还有人文的因素，就是无论本土系干部和当地居民，对于接受当时的主流指导思想均有距离。由于浙南游击区长期与中共中央隔绝，独立发展，本土系干部，尤其是其中的游击队干部，没有机会参与自延安整风开始的一系列思想改造工程，不熟悉当时流行的一套话语系统，难于融入中央集权的体制。这也是他们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挨整的原因之一。
至于百姓，在温州地区有两个因素阻碍了他们接受流行的政治宣传和政府指令。
其一是宗族观念。由于温州地区居民的主要成分是几个世纪以来迁移来的移民，宗族势力在地方上长期以来占有统治地位。例如平阳县陈林、杨黄两大宗族矛盾由来已久，积怨甚深。其他族姓也分别向他们依靠，求得庇护。即使经历了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宗族认同依然凌驾于党政组织之上。陈东公社党委书记黄某，屈服于当地宗族势力，不得已改姓陈，续入陈氏家谱中。1967年6月，陈姓组织了“江南地区和平防守联合协会”，杨、黄等姓组织了“自卫同盟联合会”，都有强烈的凝聚力。出于对田产、林木、河流的争夺，1967年7月至1968年11月，他们之间的宗族械斗持续1年零4个月，与派性武斗交织在一起。
另一因素是宗教信仰比较普遍，基础雄厚，教徒众多。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徒有几十万人，本土的佛教、道教信仰者则难于统计。还有一些民间宗教则接近于迷信。文革期间，宗教自由被完全否定，一切公开的宗教活动被完全取缔，但是百姓仍在家中求神拜佛，无法禁止。在宗族冲突的械斗之前均举行宗教仪式，祈求胜利。这种宗教意识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建设“不协调的方面”。 这种多元的、落后的意识尽管一时可用来对抗主流思想的灌输，加之文化水平欠缺，在事业上急功近利，不顾大局，和以后“温州模式”表现出来的弊端是有关系的。
三、地方干部和“温联总”的关系
《权力结构》一书虽然对温州文革的大体经过做了符合实际的描述，但对于温州两大派的定性不很准确。这本书说：“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关‘文革’的很多原始文件还并没有公开，但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已经可以有理由认为，从‘文革’伊始，地方游击队干部就和各种群众组织相互形成了一种互惠关系，共同聚集在‘温联总’的旗下，向当时的温州领导层发起挑战。后者中那些持强硬立场的人物，例如当时的温州公安局长杨某和温州地委常委李某，均是第一批被造反派所批斗的对象。”
在这段叙述中，关于游击队干部和造反派的关系的描述是准确的。在书中其他部分，作者也举了一些实例来论证。但是游击队干部，或者说本土系和“温联总”的关系，则为倒置了。我们看看民间文献对这一问题的叙述：
“共产党接管温州的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跃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两派时称北佬派和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浙南党一直受到不公的待遇，山东系一直否定浙南党的合法性，几乎把他们当成土匪，浙南的土八路受到歧视和排斥，几乎没有任何的实权，南下部队接管了温州所有的权力部门，浙南地下党只得向中央反映，收效极微。当时温州官场上只听到操着山东话的官腔，南下一个兵胜似浙南一个官，凡是浙南的，一律不能升官加爵，浙南党一直处于受压挤困境。
“文革开始，就有小道消息，说龙跃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积怨很深。龙跃派系的人在文革的大好形式下，当然要乘机造上一反。山东强龙依仗许的势力，并不买造反派的账。如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有一次在军分区门口对着静坐的造反派说：‘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王福堂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手下作战……与其结下生死之交。许世友为毛主席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但对垒造反派，对江青也出言不逊。
“由此可见，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至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
“本来温州两派是势均力敌的。但温联总在分区的大力支持和军事顾问的策划下，很快就在军事上得到了优势，占据了市区大部分地盘，温州地、市委也让出两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地给温联总。”
再看一篇关于温州武斗文章的有关论述：“许世友最为毛泽东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买造反派的账。对江青出言不逊。在他的授意下，温州军分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温州市委让出市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地，温联总在分区军事顾问的策划下，指定了一举歼灭工总司的作战计划。工总司口号是誓死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受浙南干部派暗中支持，当地底层民众中有广泛同情者，加上北京有人，通天有线，所以政治上一直占上风。军事上却处于劣势，工总司领导层面基本由两类人组成：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文人，痛恨官僚体制，向往四大自由的青年工人。他们均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所以武斗之始就以守为攻，据点求援，占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拼命向中央文革求援。”
温州本土派支持造反派“工总司”这一点在当地已成常识，但是为官方舆论所忌讳，所以在公开出版的文献中很难看到。再者作者可能比较年轻，未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的复杂历程缺乏切身的体会。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受难的都是社会弱势群体。即使后来很出名的群众组织领袖，大字报所维护的都是文革前主流意识。基层干部，不管什么出身，都遭到批判。只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后，真正的造反派崛起，才恢复造反一词的本来意义，人们的主体意识萌发，选边站队，阵线开始分明。但是到了1967年初，造反成为时尚，人人“咸与革命”的时候，鱼龙混杂，不同性质的群众组织都打出造反旗帜。“温联总”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军分区支持下成立的。因当时“省联总”在省城正红，“温联总”也打出“联总”的旗号，但是后来“省联总”并未承认这个“温联总”，反而支持其对立派“工总司”。这种态势一直维持到整个温州地区武斗时期，即1967年到1968年初。
《权力结构》一书论证这个问题时又提到1968年7月，“省联总”和当时的执政者南萍制造浙南地下党冤案问题。这确实是文革期间浙江发生的一大冤案，但是发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此时“温联总”残部已退到福建北部，不足为患。时过境迁，在这一时期，不管掌权者是谁，都必须执行中央的指示，进行“清队”，包括“抓叛徒”。在文革这出大戏中，各派势力不断进行角色转换，不可不察。
所以，光凭公开出版的文献无法窥得文革真相。官方出版物似肯定社队企业在文革时期的发展，但难于探究其得以发展的深层原因。当然，无论如何，《权力结构》一书别开生面，从新的角度论述、解析一个地区文革期间经济发展的脉络，也许开辟了一个文革研究的新领域，对我们研究文革期间政权结构、上下级关系、派别斗争、政经关系、人民生计以及对后文革时代的影响即历史的延续性不无裨益。真实的历史如同编排得当的小说或戏剧，所表述的情节既在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一个历史事件，不拘大小，其结果是所有参与者合力所致，所以往往超出发起者的预先设计。例如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产生一些主流意识以外的效果。它引起了人们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兴趣。在北京科技大学（那时还叫北京钢铁学院）催生了一个科技史教研室，活跃至今，已扩展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当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勇，也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这也提醒我们，在进行文革史研究的时候，目光应更加长远，眼界应更加开阔，题材应更加广泛，不能拘泥于上层的内斗、宫闱秘闻那些事。正如一位党史研究者所述：“近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真正突破是课题方向的转变，从专注于高层政治转而眼光向下，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关注一种整体史叙事，从各个层面把握历史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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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大公报社“工运组”冤案
张遵修
1966年文革爆发，在北京大公报社内，先揪斗黑帮，再揪斗走资派，揪出的人越来越多，运动依势向前发展。
1968年4月，根据“中发（68）130号”文件，一个军管小组进驻报社，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小组组长是张子书，副组长是孙耀东。一进报社，张子书就公开扬言，中央派我们来，就因为大公报社是个被接管的烂摊子，阶级斗争极为复杂……
运动逐步深入，不久进入清队阶段。7月份在清队之前，军管小组就进行了清队摸底的排查工作，看哪些人是政治上可靠的，哪些人是有严重问题的。经过排查，形成了一支清队骨干队伍，邢银楚、赵忠仁是清队小组负责人，主管全社清队工作，上对军管负责。
清队开始，大家都以为要整编辑部的知识分子，因为老九们的辫子多、经历多、社会关系多，没想到报社清队一开始，掀起了所谓揭盖子。这时，排字工人王某某协同装订车间杨某某贴出大字报《揭开大公报解放前伪工会阶级斗争的盖子》，他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指控工厂厂长刘世友、尹春荣等人是在解放前夕伪工会的掩护下，潜伏在报社的特务分子，十几年来控制工厂，进行破坏，还在发展反动组织。随后，军管小组采用关押、逼供等非法手段，把四十多名老工人打成特务。
这张大字报使全报社的人感到震惊、恐慌，更觉得不可思议：十七年来编报出报，没觉得有特务破坏呀，怎么就麻木不知呢？举报人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有人质疑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还有人猜疑举报人贴大字报是要表现积极，甚至对工厂厂长一职有所觊觎。
清队开始后，张子书依据这张大字报所揭示的工厂有特务集团这样的诬蔑之词，野心勃勃地一定要挖出这个“特务团伙”来。北京有清队取得最好成绩的“六厂二校”，如果在报社里挖出特务集团，那么就会是“六厂二校”再加“一报”了，功绩显赫，名利自不待言。军管组于是决定，清队的重点在工厂，组建了一些战斗队，布置了作战方案。
军管组认定这个特务组织是中统“工运组”。所谓工运组，1948年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撤离天津，中统安排特务潜伏在一些工厂，让他们在共产党执政后俟机破坏。报社工厂的工人都是老大公报天津馆的工人，就被认定是工运组的了。
在军管组和清队小组的指挥下，10月份战斗队开始同工人接触，他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把这个特务组织“拿下”。根据不同的斗争对象，设定不同的参与斗争的人数，对“重点”人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战斗组批斗，对一般的由三至五人组成的战斗组批斗，对涉及“重点问题”的人则组成大型联合战斗组，大会施压，小会攻心，24小时不停地由不同的战斗组轮番批斗，不招供绝不罢休。他们还私设牢房，把刘世友、皇甫重光、项楚珍、尹春荣等人关押起来。从10月上旬开始，不过20多天时间，由开始关押刘世友等几个人，迅速扩大到关押三四十人，原来在厂房楼上准备为夜班家远的工人下班后睡觉的房间，都变成了牢房，门窗加固，外面安排人日夜把守监视。牢房人满，外面还有未被关押的已列为被控制的审查对象。
朴实善良的工人们对所谓的“工运组”一无所知，被逼供时自然答非所问，不符合军管组的要求。战斗组凶神恶煞的逼问，特别是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由不同的战斗组轮番批斗，被害人已经被斗得身心俱疲，神经脆弱，这时被逼交代，只能乱写乱说。战斗组就“帮助”他回忆，终于让战斗组得到了一份符合军管组要求的“工运组”如何如何的材料。这份材料就成为样板，以后再有工人写不出交待的，战斗组就把样板拿给他看，“提醒”他说事情是这样的，让他这样修正，那个被逼无奈的人就将样板照抄下来，于是诱供成功。就这样，军管得到了若干份编造出来的“特务”们的供词。
战斗组不但要工人承认自己是“工运组”分子，还要他们检举揭发还有谁参加了“工运组”，百般无奈的工人便被迫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再检举他……同一个工人就得到了三份以上的检举。这个工人如果还是群众，战斗组就恐吓他说：“三个人检举你就可以定案，你的案已经定了。你交待了，可以放你一条生路，给你一个悔罪认罪的机会，不交待，就把你打入监狱，家破人亡!”如上述方法逼供，这人承认了，他们就又攻下一个“工运组”分子。
为了证明工运组的存在，军管组将解放以来本属工作中的错误、疏漏都认定为工运组的破坏活动，如由于排字、校对的错误已见诸报端的错字、漏字，印刷车间偶然发生的机器故障等情况，都被定性为工运组的破坏活动。更为荒谬的是他们把地下党所领导的保护工厂、迎接解放的斗争，也认定是工运组的破坏活动。
大约在1948年秋，地下党员李光诒在大公报工厂、行政部门发展4个人参加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天津记者协会”，任务是：1.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工厂设备、物资，不要遭破坏，以便继续出报；2.要特别注意坏人有意破坏；3.不要回家，坚守岗位。为此，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厂长周绍舟的主持下，成立了以徒工为主的“防护队”，白天劳动，晩间巡逻，护卫工厂。
这本是地下党领导的保护国家财产、迎接解放的革命行动，当有人交待上述情况后，军管组和专案组的邢银楚、赵忠仁等人认定，所谓的“保护工厂”就是要阻止共产党接收工厂；“注意坏人”就是防止共产党破坏，这是“工运组”进行破坏活动的一部分。为此还有人写大字报说李光诒是“工运组”的总后台。
惶恐、困惑、悲伤、愤怒吞噬着被囚禁的工友的心，使他们的神经受到严重的伤害，有的不会说人话了，有的人头发白了，有四个人自杀了。铸字工人杨宝光用腰带自缢而死，排字工人苏立武也悬梁自尽，排字工人尹春荣患有俗称为羊角疯的病，时常突然昏倒，军管对这样的病号也是凶猛打压禁闭，尹春荣是在看守人暂时离开时跳楼自杀的，拼版工王宝君也是坠楼而亡的。不知道他们是恨这场不能理解的飞来横祸，还是恨自己被迫写了冤枉自己的供词？是恨检举伤害了多年共事的老朋友、好兄弟，还是撕肝裂肺地想念家人，恨自己不能保护父母妻子儿女的安全？是以死维护自己的尊严，还是要以死进行最后的抗争？我们已经无法同他们进行心灵交流了。
王宝君是一位技术娴熟的排版工，中等身材，偏瘦，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编辑拼版遇到困难，刊登的是新华社稿，一个字不能删的，版面上容纳不下。编辑请王宝君把文中所有的标点都换成占半个字位置的对开点，王宝君换完了，还多一行，编辑急出一身汗，却见王宝君轻快地在拼版用的钢板板台盘上操作，把隔离两行铅字的铅条都换成了薄铅条，那多出的一行铅字挤进了钢板板台，他转身一笑对编辑说：“行了！”
囚禁他的房间，是印厂专用化验室，室内后墙上安装有排风扇的抽风口圆洞，王宝君就是爬到这个圆洞钻出去跳楼的。洞太小，他脱掉了全身棉衣才钻出了那个圆洞。王宝君，这位温文尔雅还会开玩笑的、大家都愿意与他接近的朋友，就在冬季大冷天，只穿着单薄的内衣裤，躺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与世长辞。
被迫害为“工运组”的特务的，一共有五位老工人自杀。黎志斌是在家里自杀的。当他在家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先是站在凳子上摘下电灯泡想触电而死，不料被电击弹倒在地，他就到厨房，把烧红了的火筷子捅向自己的心脏，这个动作可见他是何等激动，何等愤怒！惨的是他重伤后昏倒在地还没有死，家人回来发现了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军管组竟让人通知医院说黎智斌是死不悔改自绝于人民的特务，医生不便继续施救，他死在了手术台上。
黎志斌有五个子女，大女儿是插队知青，转年春节他大女儿回京，欢天喜地地踏进自己的家门，面前的景象让归家的孩子惊呆了！家中不见父母弟妹，家也不是自己熟悉的亲切的家了。这片住宅区是大公报社的职工宿舍，邻居叔叔伯伯听到她回来了，都迎上前沉痛地告诉她她家发生的一切，说她妈妈带着四个小孩下乡投奔娘家去了。她立刻瘫倒在地，喊着爸爸妈妈哭得死去活来。叔叔阿姨们劝她、安慰她，还给她凑钱买车票去找她苦难的妈妈弟妹，这个没有父亲的一家六口后来情况如何，就没有人知道了。
1950年才进报社工厂学徒的唐某某，被打成新发展的“工运组”成员，军管、清队的说反动组织是要发展新人。唐某某没有被囚禁，他远在河北日报社的哥哥唐炳铎却被斗得惨烈。唐炳铎在老大公报社天津馆担任过浇版车间主任，北京大公报社批斗“工运组”后，一份对他的检举材料就从北京寄了过去。唐炳铎被批被斗，被逼问交待加入“工运组”种种问题，他对“工运组”一无所知，当然没有交待，打手一个耳光打去，立即血从他的耳中流出，耳膜破裂，从此此耳全聋。打伤了不算，还要污辱，每餐到食堂打饭，都要跪着爬到食堂去买。严重的身心伤害，使他多病缠身，仅尿毒症，他每周就要透析两三次，最后因受迫害致残而死！
根据粗略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个所谓“工运组”特务集团案中，遭到迫害、审查的职工（包括已调出的）多达六十余人，受株连的家属亲朋多达数百人。被株连的人不能升学，不能参军，不能提干，被调离重要岗位，有的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有的被发配到外地。项楚珍的儿子是空军飞行员，被迫停飞，再被迫复员；就连年幼的孩子也难逃一劫：人事干部胡连璞曾在工厂当装订工，也被打成“工运组”特务，他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在班里老师指着他说他是特务的儿子，是班里的害群之马，因而他受到班里同学的歧视和欺凌，他带到学校的午饭餐盒里被同学放进了大便。为逃避同学追打，他常藏身在楼房垃圾通道底层的地下垃圾堆里。
军管拿着逼供出来的材料，认为已经挖出深藏的“敌人”，立了大功，更想再立新功，就在1969年2、3月，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最高指示》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内容以包括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最新指示”和文革中经常学习、引用的毛泽东语录。从封面设计到内容编排完全按照林彪搞的那本《毛主席语录》制作，俨然一副《毛主席语录》续编的样子，小册子署名“前进报社军管小组联委会编”（文革初期《大公报》曾改名《前进报》），后记中还特别说了：“举世瞩目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胜利开幕……我们编印了这本宝书作为向九大的献礼。”
中共九大于4月1日至24日召开，部分代表将入住永安路的北京前门建国饭店。建国饭店与报社两楼紧密相邻，既然报社深藏这么多特务，必将威胁九大代表的安全，据说谢富治下令，九大开会期间，报社全体员工要迁到别处去。《大公报》是报道财经和国际问题的报纸，由国务院财经办公室领导，文革期间财办领导人被批，报社改由北京市领导，谢富治是当时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于是报社全体职工都搬到无人居住的位于北三环黄寺东边的地质干校去了。在地质干校，被囚禁的“工运组”特务和“牛棚”里的走资派等人，都被放了出来，和群众一起搞运动。
从地质干校回来，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报社。因为有许多人向上反映，那么多工人被打成特务不符合事实，工宣队、军宣队就是上级派来纠偏的。工宣队、军宣队组成一个队，队长是工人周德钟，政委（或指导员）是军人张迫达，这个队是张迫达负责。被打成“工运组”特务的工人从地质干校归来，仍然不再被囚禁，可以回家。张迫达领导的队员同他们一一谈话，更进一步具体了解了冤情，主张为这些工人平反。军管组不肯放弃他们的“战斗成果”，坚决反对，说要平反是清队和反清队的斗争，工、军宣队说不平反是落实政策和反落实政策的斗争。原来负责清队的战斗组那些人拥护军管组，主持正义的群众拥护工、军宣队，双方争吵不休。军管组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无法定案；落实政策阻力又大，运动就那么僵持着。
文革初期《大公报》虽已改名《前进报》，1966年底仍被财经八八红卫兵强令停刊。三年没出报了，运动又在僵持，北京市决定撤消这个单位建制，军管小组和工、军宣队同时撤离，报社成了“斗、批、散”单位。1970年，依北京市决定，报社全体员工作为学员，进入北京市毛泽东思想第二学习班学习、继续搞运动。
学习班设在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委是文革开始后中央批判的重点，党校早已人去楼空，几个“斗、批、散”单位的人员都集中到这里。在这里，运动由工宣队、军宣队领导，军宣队领导人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潘永堤，他是大院运动的总指挥。报社员工住进后，被打成“工运组”特务的工人，还是同大家混编在一起，共同学习。
学习从斗私批修开始，接着批派性，运动逐步深入，又到了清队阶段。在这里，“工运组”竟仍然被认为是真实存在，依旧穷追猛打。
在报社时，军管组逼问印报机领机工人何国强时说：“张春生都痛哭流涕地交待了，你……”这是欺骗！张春生是浇版工人，自始至终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工运组的。军管组第一次同他谈话后，他回家就告诉了妈妈，妈妈嘱咐儿子不要乱供乱揭害人害已，即使没有老妈妈的嘱咐，他也决不会乱说。他身材高大、性格刚烈，有一次专案组发动了强大的批斗会，想把他拿下，其结果他不但不屈服，反而义正辞严地对斗他的人说：“我作为一个工人，历史清白，没有任何问题！我从来没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你们根本没有资格斗我！相反，从我身上割下任何一块肉，抽出任何一滴血，都比你们干净一百倍！”有力的抗争会招致更加残酷的迫害，他都在所不计。被关押后，他老妈妈站在窗前终日盼望儿子归来，但却郁闷至死也没盼到儿子回家。
在报社清队时还有一位工人自始至终都不招供，就是景作舟。景作舟是一位退休老工人，仍被牵连到“工运组”一案，揪回报社批斗。他原是报社印刷厂铸字车间主任，负责向排字车间供应铅字。他是掌握铅字铸造技术和维修铸字机技术的高级技术人才，解放前后是华北印刷行业铸字机修理技术的第一人，曾培养出几十位高徒、技术能手。退休前，他向来都是默默工作，寡言少语。景作舟不承认自己是工运组的，不是抗争，是太老实，老实到不会说一句谎话。
张春生、景作舟两个人从无招供，学习班就组织了一次全社300职工的批斗大会，斗他们两个人。潘永堤坐在主席台上，还有人站在台上领着全场高呼口号，“打倒”之声不绝于耳，气垫汹汹，氛围很是紧张恐怖。当景作舟被揪到台上，这位老工人面无恐惧，听到厉声叫他交代参加了“工运组”当了特务时，他用平时谈话的语气摇摇头说“我不是”。于是，他身边的武某（当时曾任军管组张子书的保健员）揪着他的领子，把这位有能力、有贡献的身材矮小的老者拽摔到台下。此时潘永堤厉声怒喊：“李光诒！你站起来！交待你是怎么包庇工运组的！”李光诒是报社副总编辑，他从会场群众座中站起，用很平静的口吻说：“报社里没有工运组。”立即，“打倒李光诒”的口号声振屋瓦，而大家在口号声中对李光诒心生敬佩。
李光诒对报社存在“工运组”的否定，不可能打消潘永堤要挖出特务团伙的野心，他在清队动员大会上曾扬言：“我不信大公报的特务团伙拿不下来！”于是他找刘世友个别谈话，说：“我在这个大院里就和两个人谈过话，一个是万里，一个就是你。”真是把刘世友高抬了。接着他说了大致这样一类的话：如果你承认了还有前途出路，如果你不承认，那么窗子下边就有车子等着呢！刘世友终于没有顶住，这个堡垒就算被攻下了。最后召开了全报社人员参加的大会，由“工运组”骨干分子刘世友做了坦白交代，就宣布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至此算是定了案。一个人的独自交代，就算是挖出了一个反动的特务“团伙”。
刘世友交待的罪行完全是瞎编乱造的，例如印地文倒置的问题。《大公报》的版面上曾经出过一个错误：把一个印地文的通栏报头上的字，都印成了头朝下脚朝上，报纸发出，影响极坏，还没发出的报纸全部销毁，放正锌版版头，重新再印。刘世友在坦白交待中说这是“工运组”进行的破坏。实际的情况是：拼版编辑发稿的版头方向正确、拼版工人按编辑发稿版头安放也正确，总编室主任刘克林看大样，主观觉得印地文不像样，叫把版头倒过来，造成大错。为此，刘克林作了检讨，受到处分，这是报社人人都知道的，竟成了有那么一个“工运组”破坏的罪行！
发动文革至今已经五十多年，“工运组”一案斗人的和被斗的人大多都已作古。写《揭开大公报解放前伪工会阶级斗争的盖子》大字报的王某某，因为他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而定居国外，不知他是否还在，更不知他有没有良心忏悔由于那张大字报使军管组让几百人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于1978年初在北京市中级法院礼堂，举行了为“工运组”冤案平反的大会，会议由市委组织部长佘涤清主持，确认此案是北京市1949年以来对人民群众的最严重的政治迫害案件。
平反了，平反了!项楚珍的儿子还能回到空军，驾驶飞机飞行吗？！
平反了，平反了！那些含冤含恨而逝的人，还能死而复生再活过来吗？！那么多破碎的家庭还能团圆吗？！
附 “工运组集团”案部分受害人名单
刘世友 皇甫重光 项楚珍 李文和 刘友仁 李学义 曹辅华
何国强 景作舟 孙嘉林 杨宝光 尹春荣 王宝君 苏立武
黎志斌 张春生 刘继祥 王文早 王秉衡 胡连璞 宁树勋
高振华 梁文光 刘永春 杜友良 赵群柱 唐炳铎 王风仑
王风鸣 刘风梧 王学信 唐炳新 刘泉海 马尚元 李学廉
李榕林 冯钦训 王燕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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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回忆楼下公社落实政策工作
耿兵海
《昨天》编者按：有关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因回忆和写出的人很少，许多人不了解，本篇通过文革之后的落实政策工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遭遇文革大劫难的一些片断。本文所说的楼下公社，文革时属于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无极县。
原载“无极味道”公众号，2019年2月11日。
1978年至1981年，我在楼下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主抓落实政策工作，参考当时的工作日记本，现将有关落实政策工作回忆整理如下。
一、为“反共救国军”冤假错案平反
1979年1月10日，在无极县楼下公社大会议室召开平反大会，为文革中东市庄等村“反共救国军”这一集团性冤假错案进行公开平反。此案涉及楼下、林中、新城等5个大队，33个人，其中党员11人，在全社甚至全县都有很大影响。楼下公社党委对此非常重视，决定在全公社范围内召开平反大会。各大队全体干部和全体党员，以及社直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公社副书记袁文选主持，首先向被迫害致死的孟双来等人志哀。第二项由公社党委书记张景波代表党委和政府宣读为“反共救国军”错案进行平反的决定。第三项由受害人代表孟瑞起发言。第四项由公社党委副书记耿兵海讲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会议开得及时、开得隆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开好这次平反大会，会前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反共救国军”，顾名思义，是以反对共产党为宗旨的反革命组织。此案是1963年由无极县公安局破获的案件，当事人张书杰（教员）被判刑。因他曾在楼下公社东市庄学校教学多年，文化大革命中抓张书杰的同伙，抓“反共救国军”的同党分子，就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必然行动，所以东市庄村受到牵连的人员最多。
1968年5月首先在东市庄揪斗孟发祥，说他与张书杰来往甚密，定是同党，对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关进“牛棚”，日夜攻心。同年7月31日对孟瑞起、孟彦卿实行专政。关进“牛棚”，接着又把孟双来、孟计身、孟同章、孟兴如、孟满东等人关进“牛棚”。这些人在被专政期间，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吃住在“牛棚”，一日三餐家人送饭，开批斗会，政策攻心，诱供逼供，一边打一边问，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乱说一气，这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打人方法不断升级，主要刑法有：嘴里塞毛巾，拳打脚踢，用树枝打，用秤砣砸，悬梁吊打，喷气式罚跪罚站，一站一个晚上，一连半个月，脚腿严重胖肿也不放过。
孟双来被毒打厉害，身体虚弱，1969年2月被放回家，马上住院治疗，输血2000毫升，医治无效，被迫害致死。
孟彦轻被打掉两颗门牙。寒冬的一天晚上，下着小雪，刮着北风，专政组组长命令孟书德脱光膀子只穿裤衩，到院子挨冻，如不交代就冻一晚上，恰好遇到一个好心的站岗民兵，趁专政组长回家后，让孟书德回到屋里穿上衣服，救其一命。
孟同章于1968年阴历7月15日揪出后关进牛棚，被吊打逼问，1969年被放回家后，一次以在生产队喷农药中毒为名，为了保护自己，从此开始装聋哑人，装的非常逼真，别人与他说话，他只会摆手，从不说话，此招真有效，后来再没有批斗过他，一连装聋哑人三年半，形势好转后才露出真相。
孟元东原在村当医生，1964年因反共救国军一案被县公安局拘役，在监所两年后释放回家。据东市庄在县城工作的知情人说，这是个典型的“三无案件”，一无批捕手续，二无案卷材料，三无结论意见。文革中为此又受到残酷迫害。还把有嫌疑的孟小路等21人集中到大队办学习班10天。
原楼下公社党委书记侯俊杰和时任无极县人民银行行长的贾国栋（原籍东市庄村人），被造反派诬陷为“反共救国军”的后台老板，为此他们受到批斗，吃了不少苦头。贾国栋被批斗后想以死抗争，一天，在他的宿舍，用一根一寸长的铁钉，钉进他的前额，然而仅流些血没有死去。他又在床头拴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想吊死，但仍未死，只是呕吐了一地，人们发现后送到医院才取出铁钉。
平反大会前，我们到东市庄召开受害人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他们的意见，沟通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并对进一步落实中央48号文件，清理打砸抢分子以及对他们的经济补偿形成了共识。对于一些打手，除让他们主动登门赔礼道歉外，有的还在不同的会议上作检查。以求得受害人的谅解。
1979年阴历年前，东市庄大队召开平反大会，拿出1620元再次对受害者进行了经济补偿，孟双来补助最多，260元，对其遗属终身补助每日8个工分，使受害者基本上没有多大意见，比较满意。
因此案涉及到当年东市庄学校的教员孙改岩案和马孤庄村“反共救国军”案，下面分别介绍如下。
孙改岩冤案
孙改艳（《昨天》编者按：孙改岩、孙改艳两种写法是原文如此，本刊不作改动），女，前北焦村人。1961年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东市庄教学，1963年因“反共救国军”案被抓到无极县看守所。同时被抓的还有教师刘明祥（后给以平反）等六七个人。20岁的小姑娘也不知道为啥抓她，后经审问才知道缘由。在多次刑讯逼供下，她违心地承认了加入反动组织，五个多月后被释放，取消了商品粮户口和教师资格。孙改艳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到郭庄授旗时，因前北焦村是必经之路，所以大队派出专人对其进行监视，生怕她们成为谋杀中央大官的“刺客”。文革中被专政，曾在12个生产队轮流进行批斗，身心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落实政策中予以平反，恢复了名誉。1993年解决了商品粮户口，1994年恢复了教师资格，解决了工资问题，现已退休，在前北焦村安度晚年。
马孤庄“反共救国军”案
东市庄“反共救国军”案，与马孤庄村“反共救国军”案有着必然的联系，是同一条藤上结出的两个瓜。
1968年5月20日，县革委负责人高金锁（县武装部部长）、张长贵（县革委办公室主任）带领“三代会”众多人员，带着四挺轻机枪、60炮、步枪等武器到马孤庄抓人。去后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会场前的房上架起四挺机枪，对准开会的群众，其他人手持武器包围会场，小钢炮放在一边，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张某某当众宣读名单，念一个逮捕一个，用绳子捆起来，念了13个人，5个人跑了，8个人被带走。去县城后，被关在一个大屋子里，后来称为马孤庄“5·20”事件。
据当时被抓的孟直娃回忆说，当时只知道是抓坏人，不知道具体原因。把他们五花大绑用拖拉机拉到无极，当天晚上，几个人用铁棍、木棍打，边打边问做过什么坏事，打人非常厉害，躺下后疼得站不起来。因逼不出任何口供，第二天被放回家。回去后有二十多个人被关押在大队。每天进行毒打，开始逼问参加“反共救国军”的情况。这时孟直娃才明白，原来是为参加反动组织问题被抓，被打。村干部张连祥回忆说，为逼问他参加“反共救国军”问题，当时曾被打得昏死过五次。最惨的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张银会，在清风店战斗中立过战功，右腿高位截肢。曾被关在大队副业股院内的西屋内，屋内专设一个吊打人的滑车，张银会被吊打多次，被打身亡。死后经县保卫部验尸，据知情人说，头部有洞，身上有多处伤，死后大队召开死人批判会，埋葬时不让用生产队的牲口车，家人拉车葬埋。战斗英雄，落此下场，让人寒心。
1979年，石家庄地区公安局和无极县公安局联合组成的驻村工作组，召开大会，对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以及被迫害致死的张银会等人进行平反，并对张银会遗属以及受到迫害的人们给予经济补偿。
据马孤庄村干部介绍，在落实政策中，因“反共救国军”案受到牵连者，除去张书杰、张顺合未被平反外，其余受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三四十人都进行了平反昭雪，经济上进行了补偿。
究竟有没有“反共救国军”这一组织？因是县法院判刑的案件，不敢妄加猜测。至今没有听说为这个组织以及为主犯张书杰平反。另一个未被平反之人是张顺合，马孤庄村人，小学教员，地主成分，文革初期为此事被揪斗后上吊自杀，至今也没有平反。据马孤庄村知情人介绍，“反共救国军”这个组织，上边没有根（指没有上级组织），仅是马孤庄村的个案组织。如果说有这个组织，那么成员只能是张书杰和张顺合两个人，因为其他人已全部平反 。
二、马桥赵书修冤案
1979年“四类分子”摘帽后，马桥村原“坏分子”赵书修多次找大队和公社领导，为自己按四类分子对待20年要求平反昭雪，并解决由此造成的经济问题。
据赵书修反映，1958年10月，当时他不到20岁，那一年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因写了一张大字报，被送到郭庄大公社劳教，后转到藁城县，劳教10个月后回家，从此按戴帽四类分子对待多年。运动来了，挨批挨斗的有他，义务劳动有他，因他年轻，苦活累活都是他。他一直在想是哪一级领导给他戴的“坏分子”的帽子？
在被专政的20年里他不敢多问，怕找来麻烦。中央为四类分子摘帽文件传达后，他多次找公社和大队要求为其平反。他几次到县公安局查找戴帽手续，最后终于找到，上面只写“改造较好，给以释放”。时间是1959年8月11日。签发单位是“藁城联社政法公安部”。我记得他曾找我多次，我在林中下乡抓落实政策时，一天晚上，他和夫人找到林中我们住的地方，给我们哭诉他的不幸遭遇，谈了半宿，并让我看过释放通知书，是手抄件还是复印件已记不清了。几天后，我们到县公安局查找其释放手续，确认释放时没有戴帽。另外还有一个佐证，公社掌握的四类分子名单比马桥村掌管的少两个人，其中就有赵书修。这就说明劳教释放时没有戴“坏分子”帽子，但事实上整戴了20年。很明显这是一桩冤假错案，应当给予平凡，并解决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但是平反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很大阻力，很多人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从极左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多年来形成的阶级斗争观念还没有消除。我们多次与大队干部做工作，使他们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三、林中大队落实政策工作的回忆
据当时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林中村被关“牛棚”挨批斗的88人，非正常死亡5人，还有一人跳房自杀未遂，落得终身残废。犯打人错误的34人，比较严重的5人。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对落实政策工作有意见，对村干部有意见。可以看出，林中村是文革中的重灾区，是落实政策的重点村。公社党委决定我和党委组织委员赵瑞年、武装部长李全军等人组成工作组进驻林中大队。进村后我们首先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县委落实政策的文件和讲话，集中讨论，领会精神。在此基础上召开老干部座谈会，倾听他们对落实政策工作的意见，老干部杨磊、杨益三、贾计生、贾计山等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召开了党支部和大队管委会干部会议，逐项进行研究分析，归纳整理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的遗留问题还留有尾巴。文革前大队长杨登山、贾计贞、杨老希、牛连水、五老婆（不知真实姓名）五人被迫害致死。死者家属提出了一些意见。一是打人者还没有得到处理，二是给受害者的经济补偿还有很大差距。
二、对文革中被关牛棚的88个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没全面解决。文革前党支部书记杨磊，在运动中被吊打、压杠子，一个晚上曾被打昏死过四次，后无奈跳房自杀未遂，造成严重骨折，1968年5月到石家庄医院看病，造反派们又前去阻拦，留下终身残疾。回家后继续受批判，腿不能动，让孩子们抬着挨批斗，一连进行三个月。其住院费及误工补助均有尾巴。包括杨磊在内，7户被揪斗人家的自行车，被造反派以搞调查为名被强行推走，至今未补偿。
三、落实中央48号文件还有阻力，一些打砸抢分子还在逍遥法外。全大队犯打人错误的34人，比较严重的5人。他们都没有进行赔礼道歉。
四、一些党员反映大队党支部、管委会班子不纯，个别造反派和犯有打人错误的人还在领导班子掌权。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逐条和大队干部研究，在事实基本清楚的基础上，大队拿出部分款再次进行补偿，大队干部分人包干，包括非正常死亡家属在内对他们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最后比较满意。对犯打人错误者，一般者经过教育不再追究。犯严重打人错误者尤其是党员干部的，必须向对方赔礼道歉及在不同会议上作检查。1981年1月5日，大队召开全体党员干部会议，犯打人错误比较严重的牛银贵等四人在会议上做了检查，并当众赔礼道歉，后经党小组讨论，虽然仍有个别人有意见，大多数党员比较满意。对于个别靠造反上来的干部，经公社党委决定免去其干部职务。
经过近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林中大队的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完成。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准备召开全体社员参加的平反大会，在召开平反大会的前一天晚上又出现了反复，一位老干部的家属找到我们说，问题解决不清，平反会开不成。后经我们多次解释开导，又把这位老干部叫来一起做工作，最后勉强同意了。第二天大会照常开，大队支部书记杨长友宣读了平反决定，老干部杨磊大会发言，我在大会上就落实政策工作进行总结，讲了意见。同时把早已准备好的文革中整人的黑材料当众销毁。至此林中大队落实政策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四、清理“打、砸、抢”工作
1980年9月11日，县委在县社会议室召开落实政策工作会议，牛新成书记讲了落实政策工作意见，提出了“批极左，肃流毒”是搞好落实政策的前提。并提出了“三快一慢”的工作方针，即安排老干部要快，对新提拔的不称职干部免职要快，对打砸抢问题处理要快，对人的处理要慢、要细。对清理打砸抢工作提出了三项标准，一是犯打人错误事实清楚；二是本人承认错误，并作了深刻检查；三是向受害者做了诚恳的赔礼道歉，做到本人、受害者、领导三满意。对各公社党委书记和主抓落实政策工作的副书记提出了要求，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感情，不认真抓工作，或者只挂帅不出征的，就要从领导职务上调整下来，扫除障碍，抓紧时间，争取早日完成落实政策工作。
正在我们落实中央48号文件，清理打砸抢三种人时，没想到革命又革到自己头上，公社党委张书记出事了。
1980年9月8日上午，县委副书记肖建章和组织部长朱志英来到楼下公社，先找到张书记谈话，接着召开党委会，肖书记说，因张书记文革中有人告发他有打人问题，经县委研究令其停职工作做检查，由强深海同志代理党委书记职务。
县委领导走后，我们接着研究张书记向受害者赔礼道歉问题，据张书记说，文革中在大陈抗大中学工作，受到伤害者是原中学老师董梦云和负责人蒲文汉。向他们赔礼道歉，事前必须有搭桥者做好工作。经研究让我和李景福前去栾城冶河中学向董梦云老师做搭桥工作。
“搭桥”——这是在清理三种人，进行赔礼道歉时创造的一个时兴的新名词，是此时的专门用语，没想到我也开始做“搭桥”工作了。
散会后顾不得吃午饭，我和李景福乘公共汽车到石市，又转车很快到了冶河中学。见到董老师说明来意后，他说千万不要让他来，我也不见他。经我们多次做工作仍不答应，我们只好作罢（事后我想，靠商量好同意道歉不可能，只有硬着头皮道歉方可）。第二天回到楼下公社向大家汇报后，张书记显得思想沉重，压力更大了。与张书记一起工作几年，感到他有工作能力，和大家相处关系好，本想通过做工作取得对方谅解，但事与愿违。1980年9月13日下午张书记在全体公社干部会上主动做了检查，后来为此受到处分，调粮食局工作。
1980年10月20日，县委召开公社书记、主任落实政策会议。县委副书记肖建章传达了地委书记解峰关于落实政策的讲话。牛新城书记讲了意见。他列举了一些数据，说明落实政策工作任务之大：文革中我县脱产干部被立案者724人，复审任务还大。文革前副主任以上干部150人，已安排132人；副大队长以上农村干部上千名，仅安排了176人；文革中提拔的副主任以上干部97人，已调整30人；清理打砸抢工作共揭发脱产干部、职工476人，属于“四种人”的5人，犯严重打人错误的15人，已法办5人，处分10人，停职3人。农村中文革时期立案者达9000多人，非正常死亡131人。我县207个大队支部书记，文革中入党的112人，文革前没当过干部的97人；207个大队长，文革中入党的125人，文革前没当过干部的98人，有些是靠造反起家的。以上数字说明我县落实政策任务艰巨，差距还大，必须要全党动员，书记挂帅，抓紧抓细，完成任务。
1978年10月县委传达了中央关于为右派分子摘帽的55号文件后，右派问题一风吹地解决了，全部摘掉帽子，当时叫“改正”工作（《昨天》编者按：此说有误，右派“全部摘帽”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是先后两次性质不同的全局性工作，右派“全部摘帽”的前提是指“还没有摘帽子的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大多数人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全部摘帽的目的是为了“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而“改正”右派的前提是当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就是属于“错划”，“改正”的目的是为了“有错必纠”。二者性质完全不同）。1979年1月中央决定给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五号文件并非一风吹。据我的日记本记载，1979年3月11日公社公安员丁效国汇报说，全公社戴帽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共115人，死去32人，近来已批准摘帽16人，还剩67人没有摘帽。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思想还未彻底解放，摘帽还要看表现，经群众讨论、评议，经县批准，有先有后。全县戴帽四类分子共5885人（含已死亡者）至1983年全部摘帽或纠错。
楼下公社，十个大队，人口19000人，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批判斗争立案审查者达350多人，仅林中大队被关牛棚的88人。各大队主要干部全部被揪斗，无一人幸免，甚至一些小队干部也受到批判，可见伤害人之多。落实政策工作开展以来，在上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冤假错案和受到冲击的人员，公社以及各大队都先后召开大会，全部平反。对于非正常死亡的11人，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妥善处理；对于被关牛棚，受到批判斗争人的经济损失得到了补偿；老干部们在工作职务上也给予适当安排；靠打、砸、抢上台的“三种人”得到了清理。文革中的一些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截止1981年楼下公社落实政策工作基本结束。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书中指出：“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此期间，全国共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他们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群众由此得到解脱，他们放下包袱，精神振奋地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曾被迫害致死的同志也得到昭雪。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
写于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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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旧笺新读四则
张宝林
前些时候，整理岳父岳母的信件，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我的岳父高集、岳母高汾（左图为二老晚年合影），20世纪40年代曾在《大公报》《新民报》工作。高集（1920-2003），曾任《大公报》记者、采访部主任、驻京办事处副主任。鼎革后由范长江延请到《人民日报》工作，历任国际部副主任、海外版副总编等。高汾（1920-2013），历任《救亡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经济日报》记者、编辑。
我会从岳父岳母的信件中选择一批，做些整理、考证工作，也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评论。从这些通信中，或可窥见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化的复杂背景，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化人的种种行状。
袁水拍的两封信
这是袁水拍1980年5月28日和1982年7月18日致高集、高汾的两封信——
高汾同志：
我不久前约张宗汲同志，去他家录音。原定的是下午，后改了上午，却未及告宗汲。至则告以你也被他约了上午。真是不巧。他还说了，你报已迁移，地址未记下，就寄到人民日报宿舍——这地址是去年你们写信告我的。承你们为云珍去世写了吊唁信。谢谢！
我的问题仍无下文，乏善足陈。怀雨在钢院当讲师，刚健算是研究生。平时老大夫妇回来住，老二夫妇则周末回来。
你们必很忙，唯集兄在社址东移条件下，办公方便多了。丁一岚同志见赠追悼邓拓同志的铅印册。我对报社固留下难忘之记忆也。
祗颂俪祺
水拍 五、廿八
此信因错写地址，被退回。最近去问了张宗汲，才知道号码被我记错了。
高集高汾同志：
日前集兄来病房，甚感！
纪念杨刚大姐同志的大作，已在妇刊读到。写得很好。使我知道了更多过去不清楚的事。
近读到夏衍同志纪念金山文，其中似有人易犯错误之句。我最近的气喘，较入院时加重，与数月前趋府上“采访”大姐事迹并蒙赐饭时，已大不相同。想到下降势头不小，便希望高汾在方便时，为我向夏公代致歉意。文革前，即所谓“旧文化部”“整风”时，我在中宣部文艺处。“整风”中，我虽不分工在“旧文化部”的有关运动中，但曾与夏公接触。有什么具体的“左”的错误？非短信所能备述。总之，有。应该补向过去领导提携后辈的夏公道歉。这是一。还有，报载《上海屋檐下》重新演出。忆及五十年代，北京演出时，我也受“左”的支配，在整个地对它作浅薄的赏析时，也谬加挑剔，十分幼稚。我的错误自然不光这么一点点。只是想到，就想向他致意。在一个时期内，无法见到他。叨在老友，也许可能帮我把忏悔的心情转达，则非常感谢了。从悼金文看，夏公不见得在乎这点，甚至还要批评我，那也是应该接受的。
匆此祝好
袁水拍 八二、七、十八
信中提到的“妇刊”，指《中国妇女》杂志。高集回忆杨刚的文章刊登在这本杂志上。
袁水拍，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江苏吴县人。中共党员。肄业于沪江大学。1937年在香港参加文艺界抗敌协会，任候补理事、会刊编辑。抗战后期，任《新民报》、《大公报》编辑。中共执政后，任职于《人民日报》，后到中宣部工作（图为袁水拍与夫人朱云珍1951年在北京）。中国文联第一、三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全国第三、四届人大代表。文革爆发时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毛泽东诗词》英译审定小组组长。文革初期因中宣部被宣布为“阎王殿”而遭批斗，一次批斗会前因被要求自制“反党分子”牌子深感受辱而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送北京医院抢救时因属“黑帮”而被拒绝收治，时中宣部长陶铸指示：留下他当反面教员。医院才收治，抢救过来但留下后遗症。1972年冬因肺结核病重，获准从宁夏贺兰县五七干校回北京治病。1974年报告提议以“庚辰本”为基础对《红楼梦》版本进行校订、注释和整理。后获批准，由袁任《红楼梦》校注组组长。1974年夏重新投入对《毛泽东诗词》译稿的审改工作。
袁水拍跟文革中其他曾遭批斗迫害的文化人不同的是，后来竟当到了文化部副部长，不过是在十年浩劫的最后几个月，像是一个倒霉鬼，在大厦即将倾覆的前夜，匆匆登上了通往顶层的电梯。1975年他奉命主持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后称“创刊”），被安排为主编。随即调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后，他被作为“四人帮”骨干隔离审查。1978年9月30日审查结束，要他“等候结论”。直到1982年10月底病逝时也未能等到组织审查结论。
我的岳父高集、岳母高汾，民国时期曾在《大公报》《新民报》工作，中共执政后岳父高集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所以，他们和袁水拍既是多年同事，也一度是相处不错的朋友。可是，在文革后，他们交往很少，只有有数的几次。
水拍本色是诗人。年轻时，喜欢写抒情诗，和徐迟、冯亦代被人称为“三剑客”。上世纪40年代，热衷于写政治讽刺诗，出版了两部《马凡陀的山歌》，获得极大的诗名。马凡陀，出自世界语Movado，意思是“永动不息”，谐音“麻烦多”（吴语，苏州是袁水拍的家乡），这是作者喜欢的笔名。不过，尽管“麻烦多”，还是能公开发表，都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报刊上。
中共执政后，热情高涨的讽刺诗人回归抒情。1951年，一首《毛泽东颂歌》，获得毛泽东的青睐，甚至请诗人全家到香山双清别墅度工作周末，还设家宴招待。也许就是这杯恩赐御酒，奠定了他歌德派的底色。
袁水拍晚境凄凉，他在文革后期的那段特殊际遇备受诟病，以致旧日好友，几无往还，甚至有绝交者如徐迟。袁水拍原本是个活跃、热诚、认真，但也有点简单的人。在那样郁闷的幽居年月，哪怕一句体贴的话语，一封问候的书信，也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宽慰。
这里的两封信，就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境遇下，极度渴望友谊、谅解的真实写照。
第一封写于1980年，他告诉老朋友，“我的问题仍无下文，乏善足陈”，表示了无可奈何的哀怨。又说“承你们为云珍去世写了吊唁信。谢谢！”朱云珍是他相濡以沫的夫人，1979年先他而去，他的孤寂晚岁又增加了几许凄惶。据我岳母说，他们其实很久没联系了，但从朋友处得知他夫人去世，就写了封吊唁信，这才恢复了通信，但也很少见面。
第二封信，是他逝世前三个月写的。首先他对高集到医院探望他，非常感动——“甚感”两字，包含了多么复杂的情愫。他信中说：“我最近的气喘，较入院时加重，与数月前趋府上‘采访’大姐事迹并蒙赐饭时，已大不相同。”那次我亲眼见到他确实气喘厉害，上楼都是陪同他的儿子背的。这封信的重点是“忏悔”，向曾经提携爱护他的“夏公”忏悔。他想起了两件陈年旧事，一件是文革前，他在中宣部文艺处任处长，曾在文化部的“整风”运动中对夏公“有”所批判。但具体什么内容，在信中没有提，他说“非短信所能备述”。第二件事，是1950年代，夏公的《在上海屋檐下》在北京公演，他“在整个地对它作浅薄的赏析时，也谬加挑剔，十分幼稚。”他自知沉疴不起，无法当面道歉，特委托高汾在“方便的时候”，代他向夏公致意。1982年10月29日，袁水拍溘然长逝，享年66岁。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我相信，袁水拍一定是在深深的自责中度过他最后岁月的。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病魇折磨下，他想起了曾经伤害过的人，特别是想起了曾经赏识他、提携他的老领导，他迫切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宽恕，这件事对于他，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我问了岳母，她是否向夏公转达了这层意思，她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是说，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夏公、乔冠华都很欣赏他。我们都喜欢他的诗。但文革后，老朋友们都不理他了，太可惜了。
洛汀的执着与隐忧
——极左思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洛汀，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现在的小年轻大概没有几个人听说过。
的确，洛汀虽是资深作家，当过昆明市首届文联主席，但算不上特别“著名”；他1938年即投身抗日洪流，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几十年却总被阴影笼罩，“组织上”内部掌握的是：此人“历史问题复杂”“肃反没有结论”，因而“不可重用”。对这些他一无所知。上世纪50年代，他从部队转业到云南省，参与创办《边陲文艺》，是实际的业务负责人，却没有名分，给了他一个莫明其妙的头衔“总抓”。
洛汀生于1919年，卒于1998年，享年79岁。浙江湖州人，中共党员。1938年参加浙西抗日游击队，历任《怒火文艺》《战地》《新诗源》编辑，《青年报》《正气日报》《中国新报》副刊、《新文艺》主编，第二野战军四兵团新华社编辑、记者，《国防战士报》编辑，《边陲文艺》评论组组长，《滇池》杂志主编，昆明市文联主席、政协副主席、老干部诗词协会理事长，《春城诗刊》主编，职称编审。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些作品曾获省级和大军区级的奖项。
看了这个简历，我们大略知道，洛汀之所以不那么“著名”，在于他几乎一生“为人作嫁衣”，称得上是个职业编辑家，写作倒是副业。他从报纸副刊编辑始，至文学期刊主编终，勤勤恳恳，甘为人梯，前后长达60年。晚年即使当了文联领导，也依然不忘提携后进，培养新人。后来名满诗坛的公刘，尊洛汀为恩师。公刘的第一首诗，内容是怀念一位“大哥”——抗战宣传队的队长。那时候，公刘很年轻，诗也很稚嫩，洛汀不仅编发出来，还复了信，这件事发生在72年前，是成就诗人生涯的第一推动力。
洛汀这个名字，我倒是很早就知道了。这件事说来有趣，不妨从头道来。
我的岳母高汾，是1938年的地下党员，曾在《救亡日报》当记者。皖南事变后，《救亡日报》停刊，她避走香港、桂林，1942年到江西，进了《正气日报》。她原本是记者，但为了少抛头露面，就要求去副刊《新地》当编辑。那时，洛汀在《青年报》编副刊《青鸟》，两人都是江浙人士，于是相识。据洛汀回忆，两报的副刊合作很好，凡有重要纪念日或重大活动，如鲁迅、高尔基诞辰、诗人节等，都互相配合，互相呼应，有些稿件还互通有无。他还记得，高汾虽然低调，但年轻漂亮，偶尔参加活动，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文艺界搞联欢，高汾朗诵艾青和何其芳的诗歌，他的评价是“吐词清脆，有板有眼”。可就是这么一个年轻女孩，有一次上班途中，却被人拳打脚踢，倒地不起。高汾以为是特务干的，本不想声张，但洛汀劝他，蒋经国在赣州推行新政，每周三在办公室开“人民法庭”，不妨去申诉一番，聊胜于无。高汾等到那一天，就去了蒋的办公室，等他的人很多，轮到她，简单地诉说了事情的经过。蒋认真地听，还问了几个细节，说：“别着急，待我派人查查。”这事后来并无下文，高汾一直以为是特务捣乱。
1980年，洛汀给高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在（文革退还的）的日记散页中，记下了在赣州你被打后，我到民众教育馆找到打你的那个人。我责问了他，他承认自己打错了人，说是一场误会等等。”
这封信写在一张很薄的信笺上，信笺上面印着“昆明市文化局革命委员会用笺”一行红字。信是用钢笔写的，字迹非常工整，可说一丝不苟。信后署名：洛汀。这个名字很文雅，我一下就记住了。
为写这篇文章，我又找出了洛汀给岳母的另外几封信，还细读了《洛汀文粹》。从《文粹》里意外发现一篇《高汾与高灏》，里面有打人事件的戏剧性结局。
“我们去民众教育馆找到了那个打高汾的小青年，他不是特务。我们心平气和地把高汾的为人告诉了他，他后悔了。不得不说他非常喜欢高汾，他是高汾的崇拜者，多次写信她都没有理睬，使他悲观失望，一时冲动就打了她。”（《洛汀文粹》第57页）
洛汀是个很瘦小的老头儿。上世纪80年代我借住岳家时，听说他从昆明来京开会，曾到家里看望过二老，可惜我没见到。现在，读了40万字的《洛汀文粹》，我才对这位老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洛汀在60年的编辑生涯中，遍交进步文化界朋友，郭沫若、茅盾、夏衍、叶圣陶、老舍、常任侠、姚雪垠、艾芜、沈从文、田汉、陈白尘、李白凤、陈伯吹、傅抱石、施蛰存、张天翼……都曾是他的作者，有的还成了好朋友。1945年，他和陈筠美喜结良缘，老舍专门写了四句贺诗：
洛浦汀滢，人盟白首。
筠谿芳美，缘结朱陈。
有人说，洛汀是“现代文学史的活字典”。许多老友催促他写回忆录，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那可是重要历史啊。他也在写，但平时忙于公务，抽不出多少时间。退下来以后，又常有年轻人找他看文稿、谈创作，他总是先人后己，以致许多往事随着他的去世，成为一缕青烟，随风飘散。作为著名的编辑家，他不如叶圣陶，也不如冯亦代多产，他是把全部精力放到了报纸和杂志上，那才是他的生命。洛汀一生仅出过两本书：一本散文集《第一夜》，还是1939年的事，比较重要的《洛汀文粹》，在他去世那年的12月印行，他生前都没机会看上一眼。
洛汀的一生十分传奇，他办过的五份刊物，起码有一本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独一无二的《怒江文艺》。这是抗战初年洛汀参与创办的一本“水上杂志”。当时，浙西有支以学生和老师为主的游击队，他们自己办了这本杂志。洛汀担任编辑，也写评论和小说。由于日寇控制了陆上交通，刊物的编校排印全在三条乌篷船上进行：一条装印刷机，一条装排字架，一条装白报纸，兼做编辑部。这样，即使日寇扫荡，小船也能迅速分散转移，消失在芦苇荡中。这个16开、46页的刊物只出了两期，但已永垂青史。
洛汀是个江南才子，却有着北人的豪爽侠义，以助人为乐事。年轻时，他以自己主编的副刊为阵地，为贫病交加的张天翼募捐，为义卖漫画的张乐平呐喊。年老了，他的助人本色不改，形式却不断变化。《文粹》里，有几位晚辈的缅怀文章颇为感人。比如，他读报时，随时把有用的资料剪下来，分门别类装进信封，然后送给他觉得需要的人。有位年轻人评职称，自己发表的文章一时找不到，他拿出一个资料袋，里面就有年轻人需要的东西。
尤为可贵的是，洛汀一生坎坷，却始终不放弃对生活的满腔热忱，不改变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事业无限执着的精神。
高汾保留的这几封信，都是洛汀上世纪80年代写的。里面没有家长里短，谈论的都是国家和文坛的大事，对于文学界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显然有许多不解和困惑，但即使是无奈的话语，也影射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赤诚情怀。
这封短信，只有几行——
高汾同志：来信已收，承你关心，不胜感谢。我不是在检查，而是在检讨自己的右的软弱涣散。过去我一直认为：作者的观点，不能代表报刊编辑部的观点。现在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真是这样，还能执行双百方针吗？有些作家来昆发表谈话或演讲，写文章，自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由于这些活动是市文联主持或他们的讲话发表在《滇池》上，我不得不承担责任，由我来检查（也是代人受过吧!）……所以我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这个人有一辈子写不完的检讨，谁叫我做了个终身编辑呢？
下面这封则很长，密密麻麻的两页。其中一段简述了他和高汾分别后的经历，也详细披露了他在文革中的遭遇。让我们感慨的是，他没有一字诉说自己在那场浩劫中的受了什么皮肉之苦，只是痛惜红卫兵抄走了全部的文稿资料，自己再也不能根据这些资料写文章了。
赣州陷敌，我随正气日报去安远，抗战胜利，即赴南昌中国新报副刊。渡江战役后参加第四兵团（陈赓兵团）新华社（社长就是穆欣，这次我去光明日报宿舍找他，他恰恰外出了）。自吉安、赣州、韶关，直下广州，在那边进行了粤桂边大战，进入十万大山，解放南宁以至昆明，办了部队报纸。1952年底调西南军区文化部（重庆），1955年春小平同志与贺龙司令员进京，大区撤销，我转业云南省文联，编《边陲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老反革命”“黑线人物”而被反复批斗了。最可恨的是抄了我两次家，把我从抗日战争以来积累的报刊资料、笔记本、自己写的东西，以及大批信件（包括郭老、老舍、丁玲、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叶以群等人）、稿件（未发表的柳亚子诗词手迹、弘一法师手迹），真是一次大浩劫，搞得我现在教书也不成（云南大学中文系几次来商谈过），因为资料荡然无存，写编辑生涯的回忆录也写不成。云南出版社要我把过去的作品选一下，出本小册子，我到哪里去找呢（发表年月、报刊名称忘了）。
信里的这几段话，全是对办好杂志的深度思考，如果不解释，人家会以为是在期刊座谈会上的发言吧——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挤掉的一些《边陲文艺》老编辑，凑合在一起，于今年创办了《滇池》，因系初创，现在影响不大，仅发行六万多份，但这个数字，已远远超过过去的《边陲文艺》（好像是三万多份）。现在文艺刊物太多了（ 几乎泛滥成“灾”了），也更难办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将很难生存、持久。解放初期，在讨论刊物的地方性与全国性关系时，我一直认为，越有地方性，就越具有全国意义。云南的边陲、民族特点（特殊性），是办好刊物的基本条件。
我在北京买到一本《旅游》杂志，还不知道《旅行家》也要复刊（文代会宣告《新观察》也要复刊了）。《旅游》与《旅行》，还有广东好像也有一本类似的刊物，这类刊物也就不易办了。除非各有特点（记得《地理知识》也曾一度刊游记）。
如果说，上述段落使人对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充满钦佩、敬仰，那么，下面这段话，则让我感到悲哀、凄凉——
前些日子昆明市委清理我的档案，发现一张条子：“此人与蒋经国的私人秘书费善初交往甚密，不得重用。”费善初就是林若，你还记得吗？最近外调证明，他也没有多大问题，而我却被“问题”了二十多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多年呢？……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像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会越改造越反动呢？
极左路线，曾经怎样严重危害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机体？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被视为异类，长期打入冷宫？洛汀这个老革命、老作家的大半生遭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标本。
我们期望，无端猜忌、残酷迫害、胡乱折腾、自相残杀，这样的噩梦不再重现。我们期盼，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坚，在中华民族文明大厦的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小丁”买书记
——文革时期出版业一瞥
小高：
听说《天方夜谭》已出版，有可能搞到一两本否？（除自己要外，还有别人托。）巴金的《家》《春》《秋》是上海，还是北京出？也有人求买，希告。我血压下不去，经常病休。如买到书，仍请由舍妹转。
闻男小高已回，问他好！
我的事仍在等待中。
近好
小丁 廿六
电视授课课本有办法否？我儿老是早上去书店排队，只买到《代数》一册。（电工、几何没有消息。也想托托阿姨）
小丁是谁？许多人知道，小丁就是丁聪（1916年～2009年），祖籍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著名漫画家（左图为晚年丁聪）。
小高呢？多数人可能不知道，小高是高汾，著名女记者，抗战时期与浦熙修、子冈齐名,“小丁”的老朋友，曾任《救亡日报》《新民报》《大公报》《财贸战线》《经济日报》记者、编辑。“小丁”和“小高”， 相识于抗战初期，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大批文化人从香港撤退回内地时，两人还一路同行，撤回到广西桂林。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互相以“小某”相称，没想到，老了也改不了口了。当然，“小丁”，也是丁聪七十年一贯制的笔名。他十几岁画漫画投稿时，嫌繁体的聪字笔画多，制版占地方，就听从了张光宇的建议，署名小丁，后来一直沿用下来。这个名字还有另一层含义：丁有“人”的意思，小丁就是小人物，丁聪自谦自己是个头矮矮的小人物。
熟悉小丁的人，都知道他爱书如命，每次逛书店，总要买几本书回来，否则便会感慨：这回白去了。晚年的丁宅，书房里到处都是书，屋里堆不下，就侵占过道。结果过道也成了“书房”的“老虎尾巴”。“小丁”的书房雅号“山海居”，为什么叫这个名？他说，书堆得像小山，找书像海里捞针。有人也有别解，说他家书山书海，他就在山海里安居。
这么一个坐拥书城、爱书如命的人，给自己买一本《天方夜谭》，给儿子买两册课本，好像很有难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信上提到的书籍，绝非传世秘笈，也非珍稀版本，尤其是电工、几何之类，都是普通初中、中专的课本，居然起大早排队还买不到，还要托小高？而小高又是何方神圣，她怎么就能帮上这个忙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写信的年代。这封信落款没有年月，但从内容判断，显然是文革中写的，应该在1970年代中叶，而且是在1975年下半年以后。因为，那时丁聪还没有“解放”（信中说“我的事仍在等待中”），而“男小高”即高汾的丈夫高集已回《人民日报》工作，高汾本人也已从下放的顺义农村回到城里，暂时分配到北京新华书店邮购部工作。
这就是丁聪写信的背景。当时，新华书店没有什么新书可买，偶尔出几本新书，循正常渠道也很难买到。新华书店邮购部，是为外地读者服务的机构，碰巧高汾就在邮购部工作，颇有近水楼台之便。
上了些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间，阶级斗争成了第一要务，经济停滞，百业凋零，而文化领域又是重灾区，可谓榛莽丛生，一片荒芜。从1966年夏季开始，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声号令，大批文化人横遭迫害，许多人死于非命，如老舍、吴晗、邓拓、田汉、傅雷、翦伯赞等，都是文革的第一批殉难者。苟活的作家、学者、教授、艺人，一律被打入“牛棚”，不仅丧失了创作的权利，而且成了专政对象，整天坐“喷气式”，写“认罪书”，过着栖栖遑遑的日子。多少承载着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外文书籍，或被红卫兵作为四旧焚毁，或被尘封禁库，交由老鼠的利齿去批判。那时，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书店里都是“红宝书”。学校停办，老师下放，知识分子全部变身为体力劳动者，挖沟、种地、烧锅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下，哪个还敢读书？
据统计，文革前的1965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0143种，杂志790种，报纸343种。到1968年，图书只剩3694种，下降了82%；杂志22种，下降了97%；报纸42种，下降了88%。这种状况持续多年，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公共文化事业才有所恢复。
1972年以后，鲁迅的著作、书信开始出版，接着，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封神演义》等获准印行。说实话，这些名著的出版，一半还是借了伟大领袖的光，因为他一会儿说“红楼梦看五遍才有发言权”，一会儿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还说要学“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样，印这些老古董才不会被扣帽子、打棍子。再往后，一些现代文学经典，俄国、法国的名著也部分允许面世了。现在，我的书房里还藏有不少那个时期出的这类书籍，尽管书脊磨损了，封皮也很脏了，但那些书，留有我温馨的记忆，所以一直没舍得丢弃。
文革中期，我和妻子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的一个县城工作。县里有个新华书店，我们常去逛，但是有钱也花不出去，因为根本没书可买。待到上面允许出文学名著后，我们常去问有没有货，如果有，就买一本；没有，就央求售货员给我们留一本。但那些书印数太少，县里通常分不到，没有办法，我只好给北京的老岳母高汾写信，请她遇到好书，尽管先买下来。有时，我们也会先寄一些钱回去，省得老让她为我们垫钱。
我手头存有许多文革期间岳母的来信，不少都提到买书的事，下面略举一二：
“《艳阳天》第一部书店已有，如要盼告，我可代购，迟了，怕就没有了。《金光大道》第二部也拟送你们一部。要否？此外，上海的《萌芽》、还有文艺短论集等，如要也一并寄上。”（1974年）
“今天寄出《水浒》八十回，挂号，请自己装订。”（1975年。至于为什么要“自己装订”，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日前寄上特刊，内有悼念总理的诗，《儒林外史》、总理文章汇编等。刘大杰的文学史共三册，今有第二册，不知你们要否？此外，有《史记选译》要否？”（1976年）
一直到文革后，我们还在请岳母买书。例如，有一回，岳母回信说：
“《陈毅诗选》前后寄两本，此外还有朱德的诗，有的挂号，也有没挂号，记不得了。《拿破仑传》(内部)已代你们买了一本，是否寄上？”（1977年）
1978年5月，我已借调到北京，但爱人还在安徽，那时，文学类的书籍大量印行。有一次，岳母给我妻子写了一封长信，说的全是买书的事：
高宁：
北京书店发售文学名著35种，中国的有郭老的《剧选》，《子夜》、《儒林外史》、《青春之歌》、《刘白羽散文集》、《片石集》（赵朴初）、《红旗谱》、《吕梁英雄传》、《家》、《东周列国志》、《官场现形记》、《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李贺诗选》等。
外国的有《唐吉坷德》、《威尼斯商人》、《悲惨世界》、《希腊神话》、《九三年》、《高老头》、《葛朗台》、《易卜生戏剧集》、《安娜·卡列琳娜》、《契诃夫小说选》、《牛虻》、《斯巴达克斯》、《莫泊桑小说选》、《十字军骑士》、《艰难时世》、《福尔赛世家》、《鲁宾孙漂流记》等等，详情可找4月30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广告栏。你那里如要，可速汇款邮购，大约需要七八十元。
这封信的后面，还详细说了买全套怎么办理，不要全套怎么办理等一系列注意事项。
我记得，妻子照单全收，一下子花了一个半月的工资，买了全部图书，我知道后，还大大夸奖了她一回。
岳母在新华书店邮购部工作期间，帮多少人买了多少书，恐怕很难统计。但我知道，后来她的不少朋友说到此事，都说她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现在，让我们回到“小丁”的那封信。
那本《天方夜谭》买到没有？如果买到，是一本还是两本？还有，电工、几何后来有着落吗？这一切，已无从查考，其实也并不重要。我们重读这封信，是要记住那个焚书坑儒的时代，记住那种禁锢精神、蒙昧文化的残暴和荒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把前人积累的文化经典当作砒霜，把传布知识的士人阶层视为仇雠，那就是自我阉割、自我毁灭的开始。那样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一点前途的。
文革冤案知多少
——叶厥孙的困惑和感恩
文革十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这里涉及的，仅是沧海一粟。
夏老惠鉴：您好！
久疏问候，皆因不忍多所相扰也，敬祈原谅为幸！关于我历史上的那笔公案，一再烦及。八十老翁追忆四十多年前涉及之事，其难度之大，确似大海捞针，我几乎失去信心。因我本身从大病之后，记忆力几乎消失，怎敢祈求老人家能记得琐事呢？！加之您的经历丰富、接触面广，头绪繁多，更使我不敢想象了。不料竟能清楚记忆，并作出极为宝贵的证明而使往事真相大白。夏老，此情此德，叫我感激不尽，喜出望外，涕泪交加了。这激动的心情，真难说透啊。
从七九年进行申诉以来，直到本月中旬，才算做出新的查证结论。说明过去确有过的经历而非捏造，撤销处分。这样，能在今天把话说明，去掉包袱，确为万幸。四十多年来得有今天，真令人激动，不胜奋发，因此，我曾提出再干几年工作的要求，以弥补荒废。这一殷恳心愿，能否实现，未敢乐观，容再奉达。
林林、高汾、胡子婴以及高天、于友等在京不少老友，都对我关切，给予同情和帮助，十分感谢。我争取能有北京之行，叩拜老人家以及诸好友，畅叙旧谊，藉偿阔别相思心愿。
敬祝
健康长寿！
叶厥孙敬启
1981年8月30日
林林、高汾同志一阅。 夏10/9
高集同志：
夏衍收到“救报”旧友的感谢信，要高汾同志过目，请你转交。劳驾。
并祝
俪安
林林
九月廿九日
这两封信，一封是叶厥孙写给夏衍的，夏衍在信的旁边批了一句话，转给了林林。另一封信，是林林写给高集的，让高集连带叶厥孙的信转给高汾。两封信都是用毛笔写的。夏衍在叶厥孙信上的批示，则是用钢笔写的。
夏衍（1900～1995），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杭州。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共执政后历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林林（1910～2011），福建诏安人。诗人、作家、翻译家、外交工作者。中共执政后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省文化局工作。曾任驻印度大使馆文化参赞，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对外友协书记处书记、副会长。信中提到的胡子婴（1909～1982），女，浙江上虞人。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共执政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常委。高天，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于友，著名老报人。
叶厥孙给夏衍的信，是对夏衍帮助他澄清历史问题表示感谢。信中提到林林、高汾，所以夏衍把信转给林林，林林又转给高汾。
叶厥孙，生年不详，据他自己说，比生于1917年的高灏（高汾的姐姐）大几岁，应该在1915年前后。浙江人，毕业于上海一所教会大学，原在上海海关工作。“八一三”以后，他和几个朋友毅然抛弃了“金饭碗”，组织了上海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沿粤汉路到各地海关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这个长征团的团友有佘毅、殷之钺、王宗浚、张乃璜、蔡鸿干、洪履和等人。长征团的领袖人物佘毅，后来去了延安。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章乃器，是叶厥孙的表哥，叶受他的影响很深。而胡子婴，是章乃器的前妻，所以叶和她也相熟。
叶厥孙有什么历史问题？他的平反，为什么要求助于夏衍、林林、高汾呢？这里就要提到抗战时期非常著名的报纸《救亡日报》。叶厥孙曾说：“《救亡日报》、长征团，这两个组织都是（我）人生中最关重要的际遇。现在想起来，只感到自己当年觉悟低，努力得很不够。”（叶厥孙致高汾信）
1937年8月24日创刊于上海的《救亡日报》，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产物，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机关报，国共双方推举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上海沦陷前，共出版了85期。1938年元旦在广州复刊。广州失守后，又迁到桂林继续出版。皖南事变后，因拒登中央社歪曲事实的电讯而在1941年2月28日被迫停刊。林林是郭沫若的秘书，随郭老到《救亡日报》工作，担任编辑，兼管副刊。叶厥孙和高汾都是《救亡日报》的记者。夏衍、林林、高汾、叶厥孙可算是烽火岁月结识的战友兼同事。
以前办报，人都很少，一个人顶几个人用。《救亡日报》的正式编辑记者，加起来也就六七个人，后来增加到十几个。除了正式记者，还有一些朋友兼职写稿。周钢鸣、叶文津、叶厥孙是最早的记者，他们年轻，学历高，外文好，而且多才多艺。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记者好像都有文艺天赋，几乎都会演戏。叶厥孙曾在一个剧团主演过话剧《塞上风云》。高汾和她的姐姐高灏（都是1938年后的《救亡日报》记者），双双在桂林参演夏衍的名剧《一年间》，高灏还是主角。
叶厥孙作为主力外勤记者之一，采访过许多政界人士，写了大量稿件。他的采访对象包括周恩来。1938年底，他写了一篇《周恩来谈抗战的回顾与前瞻》，影响很大。报纸迁到桂林后，1939年初，桂林乐群社来了两个法国客人——《人道报》记者李蒙和他的夫人，可当时没有人懂法语，乐群社的主人正犯愁，在场的叶厥孙说，我来试试。其实，他会法语，担任翻译绰绰有余。李蒙夫妇对他也很满意。在他们赴华南战区考察时，叶厥孙陪同前往，前后达几个月之久。当三人返回桂林时，已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李蒙原来对中国的抗战有些疑虑和偏见，此次考察，使他消除了偏见。后来，《救亡日报》连续发表了十几篇报道，有李蒙的手记和论文，也有叶厥孙的通讯。
皖南事变后，叶不幸患了伤寒，那病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病症，他的健康受到很大摧残，记忆力丧失大半。中共执政后，叶在成都市京剧团担任编剧。文革中，他因为“历史问题”长期蒙冤。至于是什么历史问题，叶厥孙在信中没有细说。但从他要求夏衍为他作证这件事揣测，大概也就是《救亡日报》时期（1938～1941）说他有什么事。《救亡日报》一共存续了三年零两月，而叶几乎在《救亡日报》全程当记者。他的文章，在报纸上都可以查到，包括陪李蒙夫妇上前线那几个月。他究竟会有什么问题呢？
让我们仔细读读叶厥孙的信。
他在信中说：“从七九年进行申诉以来，直到本月中旬，才算做出新的查证结论。说明过去确有过的经历而非捏造，撤销处分。”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揣测，叶厥孙在《救亡日报》的经历，上级机关并不掌握，他自己说曾在《救亡日报》工作，领导人是夏衍、林林，也许还说曾经采访过周恩来，大约一律被某些人认为是“捏造”。一个市级小剧团的编剧，怎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八成的瞎编的！
不要以为这是说笑话。在文革那样颠倒黑白的岁月，罔顾事实，怀疑一切，是各级专案组的金科玉律。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叶厥孙，就是堂堂的国家主席，不也被说成“叛徒、内奸、工贼”吗？而一旦被人捏造了罪名，你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叶厥孙正是由于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蒙受了不白之冤。
文革中自然无处说理，他隐忍着。文革后，他想根据事实，撤销那个处分，这就必须由知情人，最好是当时的领导予以澄清。他想到了最好的证人就是夏衍、林林。那么，文革1976年就结束了，为什么到1979年才申诉？细细一想就明白，可以澄清此事的夏衍、林林等人，在文革中也被打倒，要等他们“解放”，并且有了话语权，才能继续“解放”别人。好在夏衍、林林等都是有政治担当、讲革命情谊的老同志。他们写了证明，厘清了事实，高汾、于友等人又帮助催办，经过努力，叶厥孙终于洗刷了被诬十多年的“捏造”罪名。
《救亡日报》的工作人员，像叶厥孙这样蒙受冤屈的，还有上海的彭启一，他这位当年的活跃记者，中共执政后被牵进了潘汉年的案子，申诉多年，最后也是通过夏衍、林林、高汾的帮助，得到了平反昭雪。
《救亡日报》，绝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担负着宣传抗战统一战线的大任。即使在最兴盛的时期，也不过只有十多位工作人员，记者也就五六个，真称得上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但是，他们中间，活着的人在历次运动中几乎全部落马。夏衍自不必说，是“四条汉子”之一，黑线人物。其他人不是右派，右倾，文革中也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叶厥孙、彭启一，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面目模糊人物。只有别人都“解放”了，他们才见到一线曙光。这种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货色，还不一清二楚吗？
高汾处还有多封叶厥孙的来信，多是他得到平反后写来的。信中充满了重获新生的喜悦，思念老友的真情，还有一些对往事的回忆。他甚至还向组织上提出，要凭着以前的一些老关系，为两岸统一大业做一回说客。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拳拳之心，苍天可鉴。
在这些信中，有一件事被反复提及。有一年，夏衍去成都，叶厥孙去宾馆看他，夏衍的女儿为他们照了两张合影。但照片没有寄他，他说曾去信夏衍家，没有得到回音，他怀疑记错了地址，就反复询问高汾，让把详细地址告诉他，他很想讨要一张留作纪念；实在没有现成的，就想借用底片，印好后，再把底片寄还。还有一件事，一年春节前夕，他买了几份四川画家画的仕女图挂历，分寄京中旧友，但投递出了问题，高汾并没有收到。他就反复解释，这个挂历的图案“是薛涛等知名仕女，尚不无冲刷大男权气息，较之一般美人画，似略胜一筹”，“无非是一个心意而已。第一是尚有一定实际用途，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中风物人文。不无一些闲趣。”
在另一封信上，他还感慨：“不瞒老同志、老朋友说，我由于长期被在胸中塞上一块石头，尝够了人间辛酸，故日常我极少与人交往，除少数亲友之外，都不想打交道，故十分闭塞。这非我本性，也非所愿，却又限于兴致，故也只好甘于向隅。”
读了这些信件，不禁怅然若失。
一个热血青年，大学毕业后主动放弃海关的优厚待遇，投身抗日洪流，后又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报纸，担任外勤记者，深入采访，写出大量感人报道。但共产党掌权之后，这一切竟被认为是“捏造”，热血青年成了欺世盗名的骗子。
一个很有才华，可以为祖国、为人民做许多事情的人，就这样被投闲置散，被冷落荒疏，这样的事情，搁到谁身上，谁受得了？但是这样的悲剧，在那个年代，却比比皆是。
2000年，我去成都出差，曾去成都市人民南路97号探望叶厥孙老伯。那时，他已八十多岁，不良于行，坐在轮椅上和我说话。我觉得他头脑还清楚，只是话太少。我带去了岳父母高集高汾的问候，他很高兴。中午，他让孩子请我吃饭，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作陪。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这位新闻界的老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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