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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周总理对陕西的关怀
（《征程纪事（续集）》选读）
胡 炜
“文革”初、中期，作为二十一军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我奉命率部队到陕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参加了省的领导工作。总理亲切关怀直接过问陕西的工作，从1967年到1973年，我曾十多次参加总理的接见，汇报请示工作，当面聆听教诲，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亲切关怀直接过问陕西的工作
给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指明方向。
1967年2月22日晚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明日上午有便机从太原飞京，总理要你到京接受任务。23日上午10时，我乘机到达北京，总理的联络员吴斌同志把我直接接到京西宾馆会议室，总理正在给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我在靠门的后排找个空位坐下。散会时总理走到我面前，我立正向总理敬礼和握手后，总理说：噢，你就是胡炜同志，你们部队什么时候可以到达陕西？我报告说，2月底可以到达西安、宝鸡地区。总理指示说：西安现在很乱。你们到达后，要作两派的工作，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指以交大为首的东派和以西工大、西军电为首的西派)，你们要促进联合，稳定形势。现在两派的负责人都在北京，你和他们接触一下，了解些情况，做点工作。
3月2日下午，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西安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接见开始时总理说：毛主席派二十一军到陕西执行“支左”任务，两派都要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时，总理把我介绍给大家并讲了赞扬的话，他风趣地说：“这是小胡，他能打仗，能做思想政治工作，能文能武，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这显然是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条件。总理接着说：你们两派老是开大会、搞大游行、大辩论、开动大喇叭互相攻击，昼夜不停，把社会秩序搞得一片混乱。这难道是搞“文化大革命”吗？你们两派都有人搞打砸抢，有人竟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口号，这样的口号是反动的嘛！你们把省、市机关的印章都抢走了，干部靠边站，正常的工作无人管，这算什么“夺权”？我看你们是打着“文革”的旗号在搞派性斗争。回去以后，要认真地进行整风，大学还要搞军训，重点是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在军队同志的帮助下联合起来。总理态度和蔼，说理充分，批评中肯，到会的数十名群众代表一致表示拥护，有的还当场作了检讨。2日夜总理又接见了我，省军区、兰空各一位领导同志和已靠边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西安市委书记薛焰，在询问了些情况后，总理指示说：陕西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要组成统一的“支左”领导机构，暂时把全省的工作管起来。要和群众组织协商，让一些省、市领导干部出来，一面接受群众批判，一面抓好生产，现在已到春耕时节，不能耽误农时。
根据总理的指示，陕西省军区、二十一军、兰州空军、总后西安办事处四个军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组成了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省军区黄经耀司令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实际工作主要由我们两人主管。四家部队抽调大批干部、骨干组成了支左委员会办事机构，派数百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到基层单位，主要力量是由二十一军抽调的，还让几位省领导同志担任生产指挥部副主任，抓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当时我们只知道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至于什么是左派？谁是左派？支持些什么？怎么样支持等问题谁都说不清楚。支左委员会学习总理的指示后，一致认为指示简要明确，给我们工作指明了方向。周总理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这就要同等对待，一视同仁，不产生支持谁不支持谁的问题，要“作两派的工作，促进联合”，“稳定形势”，这是我们三支两军工作的重点和要达到的目的。周总理这些指示就是我们工作的指针。在支左委员会领导下，上下一致作两派的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到5月份，陕西地区的形势初步得到好转。5月24日夜，黄经耀和我向总理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作了汇报。总理肯定了我们这一段的工作，并指出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它可以暂时收敛，一有机会就会继续发作，你们要警惕这一点，要注意巩固和发展好的形势。
多方支持部队的工作。
6月中旬以后，西安两大派的对立斗争又有所加剧。两派都有人说：河南、四川、甘肃都很乱，西安这样平静很不正常。两派都想再乱一下，以便在乱中压倒对方，争取优势。两派都采取“拉”和“压”两手争取部队的支持。在二十一军入陕前，西安地区的支左工作由另一军队单位暂时主管，他们支持了东派，并根据东派提供的材料，抓了几个西派基层单位的头头。东派自以为正确，西派则感到受压。二十一军到达西安和支左委员会成立后，根据总理的指示，对两派同等对待，一视同仁，这样东派认为他们“受压”，西派则从受压中喘过气来。7月以后，东派随即采取许多偏激的作法对支左委员会和二十一军施压，到8月5日，东派组织了一万余人到支左委员会办事机构门前静坐，又组织一万余人到二十一军军部门前静坐，并有100多人冲入军部大院。这就是西安有名的“八·五静坐”。西派则打起拥军的旗号，连续组织数万人游行，经过静坐现场时，高呼“反军没有好下场”的口号，还对东派静坐群众采取了讽刺、挖苦、谩骂、扔西瓜皮、烂西红柿等不礼貌的言行。西安形势一时变得相当严重，我自己也承受着很大压力。部队耐心地做两派的工作，不断地给静坐群众送水，派医务人员为其治病，搭帐篷为他们遮阳蔽雨，日夜派人和静坐群众谈心，听取意见，解释误会，劝说东派头头尽快撤出静坐，劝阻西派头头不要来搞游行示威，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还派部队把两派群众隔开，以免产生事端。二十一军党委严格要求部队，要正确地对待群众，绝不能急躁沖动，感情用事。
总理关注着西安的形势，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8月10日，总理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明码电报说：“陕西省军区司令黄经耀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支持他们的工作。”这实际是对“八·五静坐”的批评。西安形势影响到铜川，煤产量日仅千吨，对生产和人民生活构成威胁。总理又给铜川两派群众组织发出明码电报，要他们“抓革命，促生产，把煤炭生产搞上去”。总理看到我们关于“东派有二三百人准备抢咸阳302国库的武器”的报告后，深夜打电话给我，要我派部队“保护好302国库”，我立即令驻咸阳的一八二团派个营保护好302国库。总理还让办公室同志直接打电话给东派的一号头头，责成他立即到咸阳，把准备抢武器的群众劝回。9月上旬总理又要东派的一些主要头头到北京办学习班，提高思想认识。9月15日下午，总理接见了黄经耀同志和我，我们汇报说：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工作，静坐群众也都认为静坐无理，就陆续自行散去，目前在军部门前静坐的只有二三百人，在支左委员会办事机构门前静坐的只有八十多人了。总理向我们讲了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我们大力宣传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尽快实现大联合，为成立革命委员会创造条件。并要我们转告在京学习的东派头头，“要他们立即全部撤出静坐，否则我不接见他们。”当晚我们就到东派头头住地，向他们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其实他们自己也觉得再也“坐”不下去了，只好打电话到西安要他们9月17日全部撤出静坐现场。持续42天的“八·五静坐”到此全部结束关注陕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1967年10月以后，驻陕部队集中力量贯彻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掀起了很大的宣传声势，形成了实现大联合的有利形势。绝大多数基层单位的两派，陆续实现了联合，有些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到1968年1月，西安两大派联合成立了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并分别开大会宣布撤销自己原来的组织。支左委员会举办了有群众代表参加的领导干部学习班，经过工作，使二百五十多名部、厅、局领导干部“解放”出来工作。周总理指示说：根据陕西的情况，陕西不需要再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即由支左委员会同群众组织协商，提出成立省革委会方案，报中央审批。1968年2、3月份，支左委员会约请原两大派主要头头60余人开会，协商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方案。经过反复的协商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就省革委会的组成方案达成了一致。协商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同志是否参加结合问题，一派坚决主张结合，一派坚决反对，最后达成一个妥协的办法，即霍是否参加结合，由中央决定，两派都要听中央的。3月下旬，支左委员会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方案，上报党中央。
经党中央批准，陕西组成了由军队代表、领导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汇报团40余人，于4月上旬抵京。总理接见了原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同志、黄经耀同志和我。总理指示说：看了你们的报告，中央认为陕西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可以适时地成立革委会。中央决定由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军队同志要支持他的工作。霍士廉同志目前以不参加结合为好。军队领导同志也不宜长期作地方领导工作。我和黄立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一定全力支持瑞山同志的工作。4月18日晚总理接见了汇报团的全体同志，总理对大家指示说：陕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应该适时成立革委会，领导全省的工作。中央决定李瑞山同志任革委会主任，军队和群众都要支持他的工作。关于霍士廉同志，现在说打倒太早，说结合也太早，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说。总理既说霍现在不参加结合，又称霍为同志，巧妙地照顾了两派，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扩。4月29日夜，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决定增加3名群众代表为副主任，你们思想要解放些，要连夜协商，明晨5点前将结果报我，以便5月1日成立革委会，我在电话机前等待你们协商的结果。我们立即把代表们喊起，借总理指示的东风，彻夜协商，就增加三名副主任的人选达成一致，当即向总理作了报告，总理很满意。总理事无巨细，举轻若重，周到细致，实在令人感佩。
4月30日晚，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接见汇报团的全体同志作了指示，汇报团当夜乘专机回到西安。5月1日上午，在西安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支持和保护陕西领导同志。
1969年夏至1970年春，开展的所谓“斗、批、改”的工作中，林彪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他们主管的西安7所军事院校、军需工厂和国防工厂中搞“划线站队”，造成了些混乱。我和省领导同志公开对他们这一做法进行了抵制，并向党中央发电报，指出这种做法是违反毛主席大联合指示的精神。对邱会作派到国防工厂工作组的一些不妥的讲法作法也正式地提出了意见。
这当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他们到处散布说：陕西有三个屁股，李瑞山是猴子屁股坐不住，黄经耀是大象屁股推不动，胡炜是老虎屁股摸不得。1971年7月召开的国防工业会议上，黄永胜公开批评陕西“不听话”，要陕西省领导检讨。我们认为他们的批评不符合实际，未予置理。以后，由他们提议，经中央批准于8月下旬召开陕西省委常委汇报会议，会上黄、吴、邱一起出马整陕西省委，重点整我。邱会作事先准备了材料，想把我打成“反革命”，由于总理的干预他的图谋才未能得逞。
9月3日夜，中央政治局接见到会同志(距9·13林彪叛逃仅十天)，总理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也是给邱会作他们看的。总理在指示中，充分肯定了陕西的工作，批评了有的部门对陕西工作的干扰。要我们继续抓阶级斗争，深入批判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总理对我们的又一次谆谆教诲。
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若不是总理的关怀支持并亲自为我们做工作，我们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工作不知要困难到什么程度。我个人若不是总理的关怀，很可能被林彪集团打成反革命了。总理保护了许多干部，我对总理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情系延安，关怀延安的建设
指示召开延安知青工作座谈会。
根据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指示，1968年冬季，北京市有三万多知识青年到延安地区插队锻炼。知青们向上反映了许多延安地区贫穷落后的情况，据说总理看到这些情况后，不只一次的流下了眼泪。1970年3月总理指示国务院召开“延安知青工作座谈会”，研究解决有关问题。总理要国务院八个部和北京市无偿地帮助延安地区兴建一批五小工业，增强延安的物资基础，计有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小农机等42项。3月26日总理到会指示时动情地说：延安人民培育和支援了我们，延安地区还很贫穷落后，国务院和北京市要大力给予支持，使延安尽快地改变落后面貌。到会同志听了都十分感动。总理在会上宣读了毛主席1949年10月26给延安的《复电》，复电要求“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几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一致……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总理并确定重新正式发表《复电》，这是给延安人民和全省人民的强大精神武器。参加会议的延安地区革委会主任许效民同志报告总理说：“延安毛主席纪念馆已成危房，需要重新修建。”总理指示说：建馆问题慢点不要紧，那是表面的，真正的纪念是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关怀重建延安毛主席纪念馆。
延安毛主席纪念馆位于凤凰山麓，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业绩，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当年建筑的标准较低，年久失修，有的展厅已出现坍塌，必须重建。1968年8月，延安地区革委会向省革委会写了重建报告，省里即派一批人前往了解情况，研究重建方案。9月李瑞山主任亲赴延安勘察，与有关同志共同研究确定：新馆建在王家坪，建筑面积计划在两万平米以内，经费概算为180万元，原在王家坪的“四·八烈士”墓按原样迁移到李家坬后坡，那里傍山面河，树木较多，条件很好。省领导研究后，一致同意李瑞山同志的意见。当时全国已掀起建设纪念馆的热潮，我们的头脑也有些发热，有的同志提出在西安也应建一座毛主席纪念馆，大家也都同意了。
1969年初省革委会将建馆方案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约在4月底得知总理的批示是“建馆非当务之急”。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个人崇拜盛行的情况下，总理作出这样的批示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总理的批示对当时全国的建馆热起了很大的降温作用，也使当时已相当困难的中央和省的财政得到些缓解。省领导学习了总理的批示后确定：停建西安纪念馆，将重建延安纪念馆面积压缩到一万平米，经费控制在100万元。鉴于延安的特殊地位，国内外参观的人很多，省革委会随将修改后的重建延安馆的方案再次上报国务院并得到了批准。
总理对重建延安纪念馆很关心，委托邓颖超同志亲自抓，并要中联部的同志帮助审查修改陈列内容和解说词。1970年6月，邓颖超陪同外宾访问延安时，传达总理的指示说：新馆要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集体、宣传群众，要实事求是，不要歪曲夸大拔高，更不能捏造。毛主席到延安后的解说词中有“从此宝塔山上升起了永不落的红太阳”，总理看到后说，太阳是早上升起，晚上落下去，怎么能有永远不落的太阳呢？太夸张了。总理得知朱老总、任弼时同志住的窑洞都没开放，感到很不安，责成你们把他住的窑洞关闭掉。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省、地负责解说词的同志对原解说词进行了认真的删改修正，在当时的情况下，修改后的解说词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总理看到后，批示给1972年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让其他纪念馆参考。
延安毛主席纪念馆新馆于1970年夏初正式施工，在建筑队伍的奋战和延安群众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下，新馆于1972年底竣工，1973年初正式对外开放。
重返延安，深情满怀。
1973年6月9日，总理陪同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政府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李瑞山同志和我全程陪同。飞机9点半到达延安，在机场和到宾馆的途中，受到两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外宾的座车通过延河桥后，总理的座车被群众围着，群众热情地高呼：“欢迎总理回延安！”“我们想念周总理！”“让我们看看总理吧！”总理打开车窗对大家说：“毛主席想念延安人民，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延安的父老乡亲！”“问大家好！”我和省军区副司令黄传龙同志立即下车，跑到群众中做劝解工作，大约围有十多分钟，群众慢慢地让开了，总理的座车才缓缓地通过延河大桥。
到达宾馆后，总理说：由你们陪同外宾住在宾馆，我要住在南关招待所(延安时代的交际处)，看看那里的情况。接着总理陪同外宾参观风凰山麓的毛主席旧居。总理对外宾说：毛主席到延安后，最初就住在这里，日本飞机在这里投过炸弹，大家都很紧张，深怕毛主席有什么闪失，可毛主席在窑洞里照常办公，纹丝不动。大家听了都很感动。
中午省、地领导同志陪总理吃饭，招待所准备了小米饭、黏小米枣糕、几样家常菜，还有一盆红烧肉，总理吃得津津有味地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们，支持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在最艰苦的时候，毛主席就是靠吃几块红烧肉来补补脑子。吃着总理一摆手说：你们省的同志都到那一桌，让延安的同志都到这边来。接着总理像拉家常地问：今年你们的粮食产量是多少？回答说是六亿九千万斤。总理说：太少了，你们考虑一下，中央给你们点支持，主要靠你们自己努力，用五年的时间，能否把粮食的产量翻一番？许效民等同志向总理保证说：我们就是脱一层皮，掉几斤肉，也要在五年内使粮食产量翻番。总理深情地说：我当总理二十多年了，延安还这样贫穷落后，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延安人民啊！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尽快地改变延安贫穷落后的面貌。听到总理的话，大家都十分感动和内疚。许效民同志说：“我们下定决心，要千方百计地把延安的建设搞上去。”
我们离开后，总理对延安军分区副司令张恒悦同志说：你叫个吉普车，陪我上宝塔山，谁都不要告诉。张陪总理登上宝塔山，总理沿着塔的北面、西面、南面三个方向观察了一阵，当看到周围山坡上一片片梯田，山坡下排排新建的窑洞时，总理说：延安是有不少变化，但要改变落后的面貌，还要花很大的功夫。总理返回住地时，车子陷在南河里(延河南侧的一个支流)，张动员沿河群众帮助推车，人们一拥而上，很快把车子推了上来。总理打开车门大声说：谢谢大家，谢谢同志们。当群众听到总理的声音时，围着问总理好。总理车子开动后，许多人高兴地说：我亲眼见到总理了！我帮总理推车子了！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看到总理了！
参观延安革命旧址和毛主席纪念馆。
6月9日下午总理陪外宾参观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的革命旧址和新建的毛主席纪念馆。对每一旧址，总理都驻足细看，似在回忆当年情景，在杨家岭参观时，总理指着14孔窑洞说：东面三孔是王明住的，中间是刘少奇住的，邓发等同志也住在那里。讲解员请示，对参观者能否这样介绍？总理说：不主动讲，如有人问及，可以如实的讲。当经过总理住过的窑洞时，总理连看都没看一眼就走过去了。参观毛主席纪念馆时，越南贵宾和总理看得却很仔细。当讲解员唱《抗日战歌》时，总理一面听一面用手打拍子。总理问：你会唱《我们都是神枪手》那个歌子吗？讲解员说会唱，但唱得不好。总理说：这个歌子写得很好，对抗日军民的斗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毛主席很喜欢这个歌子，有人说歌子作者贺绿汀有什么问题就不让唱了，简直是胡说八道。在参观“皖南事变”的一组展品时，总理问：为什么没有重建新四军部的人事命令？不能因为有刘少奇的名字，别的领导同志的名字也不提了，七个师长的名字也没有了，这个命令是毛主席亲自写的，难道连毛主席写的东西也不能展出吗？当看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张集体照片时，总理说：这就对了，这张照片上也有人以后变坏了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座谈会和毛主席讲话的重大深远意义嘛！在看到群众参军、参战、支前的一组照片时，总理高兴地说：我们转战陕北时，毛主席带一支一二百人的队伍，在一二十万敌人围攻中兜圈子，指挥全国和陕北的作战。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帮助下，敌人成了聋子、瞎子，根本摸不到我们的情况，我们对敌人的行动却一清二楚，没有群众的帮助，我们是很难战胜敌人的。
在看完有关领导人的照片后，总理沉重地说：现在展出的内容很单调，我感到不安，朱老总的照片只有两张，董老的照片只有一张，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都没有，他们都是“七大”主席团的嘛！徐向前同志也没有，还有贺龙同志，毛主席指示要为他恢复名誉。刘志丹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在陕北很得人心，确实是群众领袖，你们的展出中不提他是不对的。总理最后说：中国革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依靠千百万群众和一批杰出的领导人浴血奋战取得的，展馆只提少数几个领导人，这怎么能反映出革命斗争的真实情况呢？当然，这不是你们的责任，我回去后要在政治局讨论一下，并报告毛主席，以便改变这种情况。6月9日晚，延安地区革委会举行晚宴、晚会欢迎越南贵宾和周总理，这次访问胜利结束。
“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很重视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73年春季后，这三股歪风又有些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总理仍然鲜明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垂范党的优良作风
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工作中发扬到极限。“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国内外的事务要他主管，毛主席的指示，靠他贯彻落实。林、江反革命集团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林彪高唱“乱是乱了敌人”，为动乱唱赞歌；江青叫嚣“文攻武卫”公开挑动武斗；他们还寻找和制造藉口为总理出难题。为了治理混乱，稳定形势，总理任劳任怨，举轻若重，事必躬亲，不分昼夜地工作，无数次地接见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听取汇报，了解情况，进行说服教育，解决各地存在的问题，总理接见国务院某个部的群众代表竟达七十次。正是由于总理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极复杂困难的情况下才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工作正常地运转。总理的联络员吴斌同志曾对我们说：总理每天休息的时间不到4个小时，连吃饭甚至上卫生间时还要审阅文件报告。总理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人们都是知道的，敬佩的，但更突出的是总理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工作上发扬到极限，这是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啊！
正确对待群众，耐心作群众工作的典范。“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就一个省、区讲，主要表现在两派的派性斗争上。两派争正确，争优势，都想压垮对方；对领导干部，你批我保，你保我打；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极左派”；两派争斗不休，直至发生持续的武斗。我没有听总理说过谁是“左派”“造反派”的话，他的用语是群众组织或革命群众组织。在群众已经起来并被煽动到错误道路的情况下，总理用很多时间，极大的精力，亲自耐心地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总理无数次地接见所有省、市、自治区的两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进行说服教育、批评引导。他常引用毛主席的正确指示来批评群众组织的错误行动，甚至还用自己过去犯过错误的事来教育大家。对两派争执的问题他不作具体评论，总是用大道理来进行引导。在批评群众组织的错误时，很注意不使一派感到受压而另一派翘尾巴。经过总理苦口婆心的工作，不少表现很不好的群众组织头头，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各地区的形势也逐步得到好转，到1968年底，各省市、自治区均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全国初步恢复了有政府状态。
严于律己到了苛刻的程度。1972年初，李瑞山同志和我在京开会，会议结束时，总理对我说：我有个侄子周秉和在延安插队，不知怎么参了军，要把他追回来，继续插队锻炼。当时我和瑞山都不知道这件事，我问如果条件和手续都符合规定呢？总理不容置疑地说：那也要追回来。
我们回西安后经查得知周秉和同志在延安枣园大队插队，表现很好，从未暴露过自己和总理的关系，1971年冬征兵时经贫下中农推荐、县武装部政审，体检合格并经新疆军区接兵干部审查同意，与其他参军的知青一起带回新疆的。遵照总理的指示，延安军分区派宣传科长张明新和一个干事赶到周秉和所在的新疆军区某团，并请团领导帮助做好周的思想工作。当张等见到周秉和时，周很坦然地说：我已接到婶婶(邓颖超)的来信，随时准备回去，我妹妹在吉林省插队，去年也参了军，叔叔婶婶也要她退回去继续插队锻炼，相信她也会愉快地按叔叔婶婶要求办的。
周秉和回到枣园大队后，群众惊诧地说，没想到和咱们相处一年多的小周竟是总理的侄子。大队支部书记雷治富同志说：总理一心想着俺延安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我们一定要把这娃照顾好、培养好(当年秋，经群众推荐，周秉和考入清华大学)。这件事当时并未进行什么宣扬，但知道的人还是很多，大家深深感叹总理严于律己的精神，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
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宛在，他的丰功伟绩、崇高品德、艰苦奋斗的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并将永远流传下去，成为推动人民前进的动力和活生生的学习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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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上大学时曾被“监视居住”
徐兴海
作者简介：徐兴海，1945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取名蒲生。1964年陕西省蓝田县城关中学高中毕业，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改为今名。1968年12月大学毕业后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独立师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分配至陕西省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一年后被派遣至榆林地区清涧县师家沟小学任教。三年后，调至清涧县中学。1978年9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专业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0年研究生毕业后派遣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教授，硕士生导师。2000年春应聘至无锡教育学院小学教育系任教，一年后随学校并入江南大学，任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献学。2008年退休。
上个世纪90年代，一次我们大学同班的部分同学聚会，那已经是从陕西师范大学1968年毕业30年后了，当年的班上团支部书记阎天良（嘉飞）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他说：“你一直被秘密监视着，你知道吗？”
（图为大学毕业时全班同学合影，最后一排左9徐兴海，3排左2阎天良。）
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就问：“怎么回事？我怎么就不知道？”
他帮助我回忆道：“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是不是给你调整过宿舍？”我说：“是的。”他说：“那就是把你调整到可靠的同学宿舍，把你监视起来。”为什么呢？阎天良说：“因为你向学校图书馆还书时里边夹的一片纸，上边写着反动话。”
啊，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是的，是有这么回事，我是还书时书里夹着一个纸条子，那是大学第一学年第二学期的事情了，那个事情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为什么我还被监视着？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
是的，那次我还书过后没几天，辅导员郭福堂老师找我谈话，他拿出一张纸条，问我：“是你写的纸条吗？”我拿过来一看，回答：“是的，是我写的。”
郭福堂老师说：“这张纸条夹在你还给学校图书馆的书里，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说确实是我写的，是我夹在书里，还书的时候完全忘记了。我向郭老师解释说：纸条上记录的是被改写的歌词，是我记录的，为什么记录？暑假回家，我和父亲住在蓝田县城关中学——我父亲是这所学校的老师。有一天，住在同一排的荆梅丞老师的女儿荆小婉，当时是小学生，她和同学在院子里跳皮筋，跳的时候同时唱着歌，但是那歌词我越听越觉得不对，比如《打靶归来》的歌词“战士打靶把营归”被改成了“战士打靶把人亏”，押韵是押韵，但是意思完全反了。还有好几首歌词，都被改得有了问题。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我问小婉：“你们同学都是这样唱的吗？” 她和同学一齐说：“都是这样唱的。”我问：“老师知道吗？”他们说：“不知道老师知道不知道。”我觉得他们改得太离谱，有问题，于是记录下来，记在顺手拿来的一张纸片上。为什么记下来？原本准备开学后到小学去告诉他们老师的。谁知道开学后我就回西安陕西师大，把去小学找老师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那张记录歌词的纸片当时随手夹在从陕西师大图书馆借阅的书中，开学还书的时候竟也压根忘了，没把它抽出来。
郭福堂老师说：“好了，就这样吧，你去吧。”
自那之后，我把这件事已经忘记了，我以为我已经说清楚了，就那么点事，那些“反动话”就根本不是我写的。大学毕业30年后，阎天良重提旧事，我惊讶于那件事情我都解释清楚了，谁想竟然没有完呢，大学几年，我被几个思想觉悟高的同学监视起来，我的一举一动都被报告给辅导员。想起来真是让人毛骨悚然！那说明我当时向郭福堂老师的解释并没有被郭老师接受，我被作为“反动学生”的嫌疑人监视居住了。
我们进大学是1964年，阶级斗争之火烧进了大学校园，我们中文系高年级一位同学被“揪出来”，作为“反动学生”，每天接受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的对着他，着实吓人。而我竟成了这样的“候补对象”……
大学毕业30年后，经阎天良同学揭秘，我顿时醒悟，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好多怪异的事情有了解释。
那时候中国和越南关系好，陕西师大接受了很多越南留学生，他们主要任务是学习汉语言，学校委派我们中文系同学去和越南同学交朋友，作为课外辅导。班上同学差不多都去了，可是没有挑选我。我就纳闷，我一入大学就被任命为学习委员（不久就辞职了），是因为我现代汉语科目差吗？我虽然有想法，但是没有和那张纸条联系起来。
再后来，和日本学生联欢也没有我，我就很诧异了。
再后来，系上组织我们年级大部分同学到陕南镇巴县做社会调查，挑选写作好的同学，同样没有我。
我郁闷极了。但是，我什么人也没有去问，只是想着不去就不去，我自己多看点书不就得了。那时我从高年级同学那里得到一份大学中文系必读书目，到我们入学的时候重点转到阶级斗争上来了，那份书目系里就不推荐了。但是我得到这个书目以后，就在学校图书馆里查索引，然后一本一本看，使劲看，这样才使自己心里安静下来。
（图为大学时期徐兴海1966年10月北京留影。）
现在回忆起来，我的那张纸条所引起的实在是一场误会，回头看真有点莫名其妙的恐慌，难以接受，也不胜愤懑。那时的政治空气就是这样的，使人压抑，不知不觉中灾难就会降临。
1980年，我从华东师大研究生毕业之后又回到陕西师大做老师，不过不是回中文系，而是到了历史系。再后来，1992年秋天，我被任命为历史系副系主任。接到任命，就会给家里装电话，学校规定副处级就可以装电话了。通知给我装电话的，就是我的大学辅导员郭福堂，他这时担任校办主任。那时候，家里有电话，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我不是说我多么有虚荣心，而是说我又和郭福堂老师成了同事了。自那以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可是他从来没有提起过纸条这件事，我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他却从未对此做过解释。
30年后，当我从阎天良同学那里知道了我大学生活的改变和郭福堂老师相关的时候，我很想问他是怎么回事。
但是，不久后，郭福堂老师就退休了。我的想法也改变了，我再问他几十年前的事情，还有什么意思呢？过去的就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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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西安一位红卫兵“司令”与一件叛国案
徐兴海
吟诵“风萧萧兮易水寒”以送客，就和叛国投敌的人产生瓜葛，就会触霉头，这样说，该不会是天方夜谭吧？然而，确有其事，就发生在当年西安的一位红卫兵“司令”金克亮的身上。
金克亮，和我在同一个农场，陕西省军区农场，在同一个学生连。1968年12月，我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陕西省军区独立师农场劳动锻炼，来到农场所在的蒲城县西南方向的党睦镇航空俱乐部。
开头我还不认识“金司令”，他是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原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已在文革爆发前由中央决定集体转业，改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中该校师生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名称对外。简称西军电）毕业的，编在另外一个班。但因为他鹤立鸡群，哪有当面不识金身的道理。一来他一米八五的个子，站在人群中，十分醒目，略胖的身材，戴着一副白色眼镜，和电影《小兵张嘎》里的那个胖翻译真有点神似呢！二来，和他熟识的人都叫他“金司令”，开头我也不在意，以为他们是闹着玩的，这个大个子说不定不是什么“司令”，而只是绰号呢。后来的事情，证明他确实当过“司令”。
那是1969年冬天，农场在我们学生连开批斗大会，会前做了充分的准备，连部召集各班班长开会布置。我们班全是陕西师大的，班长是数学系的张浩。他回来通知：各排整队入场，不得缺席，要记笔记，要呼喊口号，会后要讨论，表态。为了更大的教育范围，农场把在陕北甘泉县王乐坂放马的第二排都调回来了，我见到了久违的陕西师大的屈克申、令狐彪，大学同班的杨耀文。要批谁呢？不知道。反正不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我们连由三个学校的毕业生组成，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后来简称西军电，再后来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共三个排，一百多人，三个学校的毕业生混编在一起。我在三排。女生单独一个排。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陈东玉就在女生排。
开会了，会场布置得严肃、庄重，各排整队进入会场，按照指定的位置入座。连指导员，湖南人，戴着眼镜，个子矮矮的，由他主持会议，宣布今天召开批判金克亮大会。这时有人领喊：“金克亮必须老实交代！”“金克亮罪责难逃！”大家跟着呼喊，喊声雷动，把会场的顶棚震得忽闪忽闪的。
这时我才知道批判的是西军电的金克亮。一波一波的呼喊声地动山摇，响彻云霄。胆小的人不吓得尿裤子才怪呢。
金克亮老老实实地走上批斗台，低着头，弯着腰，检讨着自己的罪状。但是他不是那种慌了神的样子，有板有眼地检查着。原来他真的是“司令”。1967年，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他是第一任“司令”。他检讨自己指挥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犯下了“打砸抢”的罪行，检讨自己对“陈龙潭间谍案”负有泄密的连带责任。
金克亮的“司令”是怎么来的？事情得追溯到1967年1月份，上海发生了所谓“一月夺权风暴”，造反派群众组织开始夺取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权，这些行动得到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肯定，夺权之风迅速风靡全国。陕西也很快掀起了造反派组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各行业当权派夺权的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2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提前向全国广播），1月23日，西安地区大专院校造反派组织“统一指挥部”召开夺权会议，以“走资派刮经济主义妖风、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理由，确定由离西北局最近的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单位造反派组织和“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夺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地点在西安南郊小寨，今陕西省军区驻地）的权；由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夺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权；由西安矿业学院、西安工业学院、陕西财经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夺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政府的权；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大学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夺取省公安厅和西安市公安局的权。在中央号令之下的造反派就这么牛，说夺谁的权，你就得乖乖地把印章交出来。
“西安地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这时的“司令”，就是金克亮。金克亮为什么能够当上“司令”，和他父亲金明有一定的关系。1961年10月，金明调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先后任候补书记、书记。“文革”开始后是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再者金克亮聪明灵活，又是西军电的高年级学生。再加上西军电的广播车非常出名，出尽了风头。于是一大堆人簇拥着他，他就上任了。大刀阔斧地干“革命”，煽起火焰熊熊燃烧。
那时候的红卫兵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红卫兵所到之处摧枯拉朽，阶级敌人闻风丧胆。但是，不久金明被批斗，当儿子的金克亮，“司令”也就当不成了。
不当“司令”的金克亮成了逍遥派，这就生出他的第二个罪状：为投敌叛国的陈龙潭提供国家机密。
陈龙潭是什么人？为陈龙潭提供机密又是怎么一回事？
金克亮很聪明，他父亲是中央一级的大官，有时候会把有传阅时间限制的绝密文件拿回家赶着看。金克亮好奇，想看看都是些什么文件，就趁着父亲睡觉的时候，取下父亲保险柜的钥匙，拿肥皂套个模子，再拿去照着造把钥匙。这样一来，只要父亲拿回来的中央绝密文件，金克亮都能分享。金克亮绝顶聪明，记忆力特好，看过的，他就基本上能背下来，这既是他的优势，也成了他的祸根，聪明反被聪明误哪。
本来无事的，这些机密金克亮都藏在自己的脑子里，谁能盗得去？本来，他在西军电已经到了毕业班，一切优秀，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就等着毕业了。分配工作，还不是老头子一句话的事？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倒了，自己也当不成“司令”了，失落感很强，闲得无事，就在宿舍吹起牛来。宿舍里一个比一个吹得玄，金克亮不服输，就把自己的底牌亮出来，把中央一些机密文件的内容背出来……天哪，真是开了眼界了，同宿舍的人都被金克亮镇住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金克亮大学同班同学，同一个宿舍的陈龙潭，早有叛逆之心，就想着逃到苏联去。但是，最好有个见面礼，听到金克亮吹得天花乱坠的，都是秘密，就有心收集。试着检验了一下，金克亮透漏的秘密是真的。怎么检验呢？也很容易，因为那个时候泄密得厉害，随便哪个造反派都可以夺权，可以随意查看国家机密，有时就在大字报上泄露出来。陈龙潭是有心人，看见或听见了有关秘密，就和金克亮泄露的文件相对照，果然能够对得上。好了，陈龙潭有了本钱了，就是金克亮泄露的国家机密，最高级别的机密。
但是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金克亮送别陈龙潭。
陈龙潭要回家，家在黑龙江，从西安坐火车要几天几夜。恰好金克亮一帮人也到了西安火车站，恰好就遇到了计划要投奔苏联的陈龙潭。可金克亮哪里知道陈要去的地方。要命的是金克亮向陈龙潭告别时，借用陈龙潭名字中“龙潭”两个字，引用了《周易·乾卦》“潜龙在渊”的意思，说：“龙不再潜伏在潭，要飞升到天了。”又说：“送你两句话：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陈龙潭一愣，十分惊愕，接着又痛哭流涕，不能自已。对于陈龙潭的失态，金克亮当时并不明白其中缘由。
金克亮送给陈龙潭的这两句诗是战国时友人送别前往刺杀秦王的荆轲的，诗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激励荆轲勇敢前行，义无反顾。可是金克亮用在这里却酿下了祸根，因他根本不可能知道陈龙潭这“一去”的目的。
话说陈龙潭到了黑龙江边，徘徊许久，寻找泅渡过江到达苏联彼岸的适合地点。中苏两国对立严重，边境看管严格，似乎密不透风。但是，陈龙潭终于找到了渡江地点，奋力过江。一过江，就被苏联的边防部队发现，以为陈龙潭是对方派来的间谍，把他交给反间谍部门。
苏联的反间谍部门反复审讯陈龙潭，他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来投诚的。接着，他就把自己搜集来的有关中国的情报，一一供述。苏联情报部门将他提供的情报一一核对，还真的是绝密情报，有些还是从来不知道的。就问：“这些情报是从哪里来的？”陈龙潭就将自己如何用心，怎样搜集，如何辛苦，怎样担惊受怕，和盘托出。尤其是说明了那些最有价值的情报，是同学金克亮提供的。又说明了金克亮的父亲是某某人。逐一核对，准确无误。苏联方面遂善待陈龙潭。
话分两头，陈龙潭日久不归，同学将此事报告了学校，学校和他家里联系，家里回答：陈龙潭并没有回家。那么陈龙潭去了哪里？学校找不到，就上报省里，省里交给情报机构，情报机构并没有歇菜，于是三查两查就查出来陈龙潭的下落。中国方面要求引渡陈龙潭，苏联就拒绝。可是时日久了，陈龙潭就那么些东西，翻来覆去地没有了新花样，苏联就觉得此人没什么价值了，最后终究还是把陈龙潭引渡给了中国。
中国详细地审查陈龙潭，知道了前后始末，金克亮被就交代出来了。说金克亮是共谋，倒是难以落实下来，但是送别陈龙潭的话，同金克亮一起去火车站的同学证实了确有其事。那么，金克亮引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动机，成为重点。中国的情报机构约谈了金克亮，重点有两点，第一，给陈龙潭提供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密？第二，为什么提供？如果是无意，那临别赠言又怎么解释？一笔糊涂账，越解释越不清楚，金克亮难以自圆其说。
金克亮有意给陈龙潭提供情报？好像难以坐实，但是又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这件事就这样拖了下来。陈龙潭难脱叛国罪名，中华文化容不得叛逃。这样一来，金克亮毕业分配的时候出了国防口，不能进入机密单位。顺便插一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都是国防系统院校，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审查并没有放松，家庭出了问题的都必须离开国防口，到地方单位。金克亮到部队农场后，他的问题始终吊在那里。毕业的时候，学校取消了他的中共预备党员资格。
部队农场大抓阶级斗争，就把金克亮揪了出来。
（图为农场锻炼结束时全连于大荔县下辛家合影，四排左15金克亮，最后一排右10徐兴海。）
1970年底，陕西独立师农场所有锻炼的大学生都分配工作，各自散去。我的女友陈东玉分配到延安柴油机厂。一次在延河桥边，陈东玉遇见金克亮，问他怎么在这里。
金克亮回答：“我部队农场锻炼结束，被分配到了延安无线电厂。”
原来部队农场的两位同学，同在延安，却不通音讯。又从金克亮口中知道，他和厂里的一位北京知青结婚了。
金克亮的父亲金明，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金明被平反，任商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金克亮也回北京了。再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20210702-202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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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陕北文革杂忆
徐兴海
我在陕西北部的榆林地区待了八年多，榆林一年，清涧七年。
1970年3月，我和大学女同学陈东玉都从陕西省独立师农场劳动锻炼结束，我被分配到榆林地区，到地区革命委员会报到的时候，我被留下来，在地区革委会政工组工作。陈东玉则被分配到延安柴油机厂工作。我和她后来结了婚，家就安在延安。陈东玉1975年调到我的家乡陕西省蓝田县，她在延安待了5年。我1978年考上研究生，在当年9月离开榆林地区的清涧县。我一共在榆林地区待了八年多一点。
（图为20世纪70年代徐兴海与陈东玉在延河大桥边，背景是宝塔山。）
榆林地区和延安地区合起来就是陕北。
我们在陕北的时候，它是陕西省最穷最落后的地区，榆林比延安还要边远一些，紧挨着沙漠。我到榆林的时候，榆林遭了旱灾，去榆林的路上尽是从全国各地前来送粮食的汽车车队，扬起的灰尘，对面看不见人。
郝延寿寻找救命人
郝延寿是谁？他要找的救命恩人又是谁？
我们大学毕业分配到榆林的时候，榆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地区革命委员会。郝延寿是榆林地区革委会副主任。郝延寿(1924～2000 ) ，延川县延水关镇延水关村人,生于1924年1月。1939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加入共产党。他初中没有毕业，但却是一个文化人，1947年10月他就写有《重逢》诗：
别时花未发，重逢雁已归。
胡腥狂飞日，卿袖依然翠。
眉蹙春山恨，眸凝秋河水。
频频握手间，触余旧时醉。
我们到榆林的时候，郝延寿见到每一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会向你打听一个人，那就是1966年清涧县折家坪公社全县第一次“炮轰司令部”的大会上，那个救了他一命的红卫兵。我们和那个红卫兵中学生的年龄相仿，所以会被郝延寿问到。我被问到过，一同留到地区革委会的汉中大学毕业的段可峻，西北政法学院毕业的刘本巨，人民大学毕业的李赤等人，还有陕西师大中文系1967级的陈立新，都被问到过，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中学生是谁，也提供不出线索。
那个学生和郝延寿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么使得郝延寿上心呢？
1967年初，郝延寿还在清涧县委书记的任上。这时，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掀起“一月革命风暴”，此风如烈火般燃向全国，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夺权狂潮。西安的交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学院和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将批斗“走资派”之火引到榆林，2月新春佳节时，榆林地区、榆林县28名领导干部被揪斗游街，开了一个坏头。揪斗之风由榆林又刮到清涧。清涧县城西的折家坪地处延安和榆林的交通要道上，造反派在这里召开的批斗会就是清涧县的第一把火，烧的就是郝延寿。
第一次清涧县批斗大会上，狼狈亮相的是赫赫有名的清涧县第一把手郝延寿，所以格外吸引人。批斗会上，郝延寿站在台子上，底下人山人海的是造反群众，造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郝延寿是清涧县委书记，是当然的“走资派”，这是那个时候不必怎么证明就能成立的结论。造反派群情激昂，看热闹的人更多。好多人听说过郝延寿，但是没有见过尊容，很想看看他，他的狼狈样倒使得群众开心：你也有这么一天！
斗争的热情高涨，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郝延寿怕头顶上的高帽子掉下来，不停地用手扶着它，一边还要回答革命群众的声讨，一副狼狈相。更有造反派升级，给他脖子上挂上了铁牌子，上面写着：“打倒郝延寿！”更不得了的是，这个铁牌子是用细铁丝绑着的，细铁丝就挂在郝延寿的脖子上。说清楚了，是挂着铁牌子的细铁丝直接挂在郝延寿的脖子的皮肤上！不一会，郝延寿就挺不住了，感觉铁丝嵌进了肉里，疼得受不了了。于是，脖子扭来扭去的，很不安生。
这时，有一个臂上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跳上台子来，冲着郝延寿背后就是一拳，打在他的背上，大声喊着：“郝延寿，老实交代！”那红卫兵趁着郝延寿身子向前一倾，便用另一只手抓住郝延寿脖子上那根铁丝，往上一提，铁丝就挪到了郝延寿的衣领外面。郝延寿穿得厚，本来是准备着挨打的，厚衣服领子不成想成了护身符。如果铁丝嵌进肉里……后果不堪设想。
郝延寿低着头，不敢抬头，不能看清楚是谁解救了他，只是听声音、凭感觉知道那是个中学生，那时候只有中学生戴着红袖章。
会后，人都散了，郝延寿被押送回家里，依然惊魂未定，回想着刚才惊险的一幕。他想谢谢这位红卫兵。可是，这时候的他身不由己，况且他即使真的找到了，也不敢和这位红卫兵联系。就这样事情放下了。
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大联合阶段，老干部又吃香了。郝延寿被结合进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当了领导。他的心事一直未了，于是委托清涧县的人去查这个红卫兵是谁，没有结果。又在榆林到处打听，打听那位中学红卫兵是谁，他自己也见人就问：有谁知道那位救了他一命的人是谁？
可是直到1970年，我们这一批大学生分配到榆林，他的心愿还没有了结。我们几位留在地区革委会的大学生下乡很多，榆林县的各个单位，榆林地区的十二个县，都到过了，单是我就到过榆林地区的十一个县。凡是到一地，我们都打听那一位中学生，都感觉着郝延寿很诚心地拜托我们，他急于寻找救命恩人的事情应该有个结果。
可是很遗憾，都没有结果，都没有打听到。很奇怪是不是？堂堂的地区领导人，找不到一个中学生？可事实就是如此。也许，这一辈子都不会找到了。也许，那位红卫兵早把这事给忘了；也许他后来去了外地，出了国，根本不知道郝延寿在找他呢。
一年后，1971年，我被地区革委会委派到榆林地区下属的清涧县师家沟大队小学，郝延寿找人的事有无结果我就不清楚了。
志丹县婆姨跳崖
陕北称已婚妇女为“婆姨”，而驻队干部不知道婆姨家和男人一样不穿内裤，从而惹出了人命。上级专门为此发了文件，来纠正干部作风。
那个时候，每一个大队都派有干部，从地区或者县机关抽调干部驻到队里，负总责，称为“驻队干部”，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这事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延安地区的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而更名为志丹县。
上个世纪70年代那时候，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学大寨运动，冬天的时候，农闲了，是掀起高潮的时候，志丹县一样的组织农民修梯田。这一年冬天，三九寒天的，有一个大队，把全体能够“动弹”（劳动）的社员都集合到梯田上，驻队干部亲自监督。
驻队干部发现有一位女社员劳动不卖力，说她对毛主席不忠，不能认真学大寨，就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罚她不能休息，要把缺下的活补上来。这位女社员，干着干着累了，就休息下来，蹲到地上。驻队干部看见了，生气得不行，嫌她干活不出力，连汗都不出，就命令民兵把她押上，到最难取土的地方去劳动，让她改过自新。那个时候全民皆兵，每个公社都有民兵连，每个大队都有民兵排。民兵上地里干活，都把枪带着，交叉起来竖在田头。
再过了一会，驻队干部嫌她耍奸溜滑，就命令这位女社员把棉裤脱掉，要干到出汗才能休息。这位女社员不肯听从，就是不肯脱下棉裤。驻队干部就命令妇女主任把她的棉裤脱下来，让她表现表现，卖卖力气，出出汗。民兵包围着，妇女主任上去脱下这位女社员的棉裤。糟了，一脱下，这位女社员成了光屁股！男社员“哗”地一下子都围上来，又散开；女社员都羞得背过脸去。驻队干部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这位女社员冲开人群，发疯似地向前奔去，民兵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都愣在那里。这时有人喊：“拦住她！要出人命了！”大家这才醒过神来，一齐往前追，去追那位女社员。可是已经晚了，那位女社员已经从崖坂上纵身跳了下去。跟着下去找人，已经一命呜呼。
一条人命，换来的是政府的觉醒，那位驻队干部被严厉处分，上级专门就此下了文件，文件登载在各级报纸上，严厉地批评干部的官僚主义，野蛮作风，要求纠正对群众冷暖的冷漠。但是，这个婆姨自杀的细节却没有透露多少。
我也是从这件事才知道婆姨家和男人一样的不穿内裤，当然男人不穿内裤我是早就知道的。你问为什么？第一，布票稀少；第二，买布要钱，钱也是个稀罕物；第三，祖辈就这么着过来的，再说脱了裤子就上炕，钻了被窝，谁会在窑门外边把裤子脱了，何况怎么可能让婆姨家当着人家男人的面脱裤子？
我就此事咨询一位比我早分配到榆林地区的大学生，他说，他知道农村妇女是不穿内裤的，起码陕北这一块是这样的。他说他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遇到过尴尬。
那是他下乡到神木县的窝兔采当，一听这地名，就知道是汉蒙交界的地方。办完事，天色不早，当地派饭到一户人家。领到派饭任务的这户人家只有母女二人，男的不在家。吃过饭，已经天黑，他没有办法再回到神木县城，这里距离县城差不多一百公里；村干部把他引到这户人家，就走了，再去找村干部，村子的人住得很分散，黑灯瞎火的走近十里地去找，不可能了，只能住这一家了。主人知道他走不了，就说那就住下来吧，还说回县城路上不安全。这时候，到镇上去，也有几十里地，去不了了。那时候，路上会有狼。
天黑下来，农村人舍不得点煤油灯，会很早吹灯睡觉。这位同事以为这户人家还有窑洞，就等着主人给他另外安排窑洞睡觉，可是女主人动都不动。我的这位同事急了，催主人，她回答说：“就睡一个炕啊，就这个炕啊，我们哪里还有窑，哪里还有炕？”
外地人会问了，为什么不再打眼窑？陕北都是土山，打窑又不费事。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打一眼住人的窑，陕北叫圈窑，土里刨出来的窑洞不结实，只能做柴窑。住人得要圈窑，窑口窑顶都要箍上砖，有点钱的人家就用石料，那种百十斤一块的石料。箍一眼窑得要一千元，这只是工钱，付给匠人的钱。而掏窑，备料的事得要自己做。像我那时的工资，每月47元，不吃不喝得攒20个月。所以一般人家箍不起第二眼窑。
这位同事再一看，铺盖都准备好了，三床铺盖并排着，枕头向着窑洞的门。两床被子挨在一起，和第三床被子之间隔着一条擀面杖。陕北习俗，不认识的男女如果睡在一个炕上，就用擀面杖隔开来，早上就看擀面杖的位置动了没有。
这位同事吓死了，这户人家的姑娘都十三四了，出落得成了大姑娘了；再说，他一个大男人的和两个女的睡在一个炕上，那怎么能行？而且他知道，农村的妇女是不穿内裤的。他怎么敢睡？看来他不确定自己就是柳下惠。
煤油灯早早就吹了，娘儿两个睡得很安稳，看来这户人家过去派过干部，睡在家里，有点见怪不怪了。都后半夜了，我这同事还不敢睡，呆呆地坐在凳子上。天蒙蒙亮了，他困得撑不住了，才钻进被窝，眼睛睁着，一直到天明。
第二天，天麻麻亮，他就赶紧起身走了，连早饭都没有吃。回到神木县城，找个旅馆住下来，先美美地睡上一觉。
武装部长解读毛主席语录
周维贵是清涧县武装部部长，清涧县军管组组长。什么文化程度？大约小学或者小学没有毕业。但是他是老资格，老革命。
我在清涧的那时候，每天都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向毛主席报告”，这时候都由领导选择语录，领导大家大声念出来。武装部自然要由周维贵领读，但他感到为难，就让二把手领着大家读。但是有一些场合，他逃不掉，得要亲自辅导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到清涧县后，有一年县上召开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主任是周维贵。那时候，解放军管一切，武装部管县上的所有单位。我从师家沟小学被抽调到县运动会的裁判员组，担任乒乓球裁判。在动员大会上有幸听到周维贵的动员报告。
周维贵首先引用毛主席语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强调我们这次运动会也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路线是个纲，纲举才能目张。”接着说：“张是什么呢？张就是共产党平常不张你，张起来叫你受不了！”这里就需要解释一下了，在当地方言里“张”是理睬的意思，“不张你”就是不理识你，不理睬你的意思。那么，周维贵的理解就是：共产党平常不理睬你，叫你以为你的问题不算什么。可是一旦收拾起你来，会叫你受不了的。周维贵的这个解释就和毛主席的原意差距很大了。
接下来，周维贵要求大家都要认真，引用了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他说：“什么叫‘认真’？‘认真’就是要像婆姨认针那样，眼睛瞅定那个针屁股，才能把线认里格？”周维贵用妇女做针线穿针引线“认（瞅，瞄）针”的动作来解释“认真”，虽然两者之间相隔十万八千里，但倒也形象生动，不影响人们对“认真”的理解。
周维贵最后说：“讲到的，没有讲到的，都重要，重要得恶里。”“恶”是程度副词，方言中表达“厉害”的意思。
既然说到了陕北方言，就再提一句，就是不了解方言，会造成误会。比如我1970年底，因为工作的事情到绥德，看见大街上有人挎着篮子，用帕子盖着底下的东西，口里喊着：“子炭子炭，谁要子炭？”我很吃惊，这里竟然有人卖子弹？敢于大庭广众下叫卖？会不会是武斗流失出来的子弹？我凑上去，揭开盖着的帕子，不禁噗嗤一笑，原来篮子里盖着的是鸡蛋！陕北人就是这么个发音，ji读作zi,dan读作tan,所以造成误会。
陕北有双唇音，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比如“黑痞”，读成hepi, pi 是双唇音；“眉毛”读成mi，也是双唇音。国际音标如何标，我请教过好几位专家，都没有个让我满意的拼写。
揪面片
我在榆林地区佳县的通镇，第一次吃到了“揪面片”这种面食。一看就学会了，自己经常做。这是一道北方面食，把和好的面擀开，不要太薄，用手揪成如指甲般大小的面片，连续抛出去，面片如雪花般落入热气腾腾的锅中。汤可以是肉汤，也可以加入青菜，丰俭由人，容易制作，吃起来连汤带面，非常可口。
1970年的秋天，奉榆林地区革委会通讯组的安排，我到佳县革委会找到了佳县革委会通讯组的陈四长，他还是新华社通讯员，关中泾阳县人，仪祉农校毕业。我们一起下乡到佳县县城以北的通镇公社打火店大队，任务是对大队党支部徐书记进行采访，之后完成了一篇通讯。这篇通讯后来以《红日高照打火店》的题目，发表在《榆林报》上。
为写这个稿子，我们在打火店住了两三天，临走这一天，派饭派到一个社员家里。派饭的人家是全队社员轮流的。一走进这一家的窑门，就知道这是一户贫困户，一看家里的摆设，孩子的穿戴就知道个底细。这一家的婆姨不在，有事回娘家了。男主人给我们两个干部另外做的洋芋糊汤，就是把土豆擦成粗丝，丢在开水锅里，再把面糊糊拌进去，煮开就成了拌汤一样的稀粥，撒把盐，丢进两片青菜就是了。
我和陈四长坐在炕上，炕桌上有一碟酸菜，就着洋芋糊汤就是我们的饭。当我们拿起筷子，几个孩子便都围上来，把着炕沿眼馋地看着我们。我明白了，我们吃的是待客人的好饭，是几个孩子根本吃不上的，肯定是吃不上白面，连白面渣子都尝不上，所以孩子才露出那一副馋相。
我们两个吃不下去了。陈四长下炕，上前揭开锅竃，见笼屉上是糠团子。陈四长就说：“我们老徐最喜欢吃这个。”拿起锅铲就铲了一个糠团子，放到碗里，给我端上来。我们把洋芋糊汤分给几个孩子，孩子们不客气，呼啦呼啦地就吃上了。主人很尴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我1960年的时候吃过麦麸子团子，实在咽不下去，麸皮子一根根地扎在喉咙眼里，怎么也咽下不去。那时候我知道了，制作麦麸子团子是不能发酵的，一发酵，就成了一朴塌，上不了笼屉。陕北的糠团子是用高粱米加工后剩下的皮，碾碎了，合着玉米渣子，摊在笼屉上。同样的，不能发酵。
陈四长看着我吃不下去的样子，就把我的一份，扣在他的碗里，三下五除二就吃干净了。我不得不佩服陈四长，他吃得下苦。而我自愧不如。
离开这一家，在路上，陈四长告诉我，佳县正遭灾，几十年不遇，颗粒无收。他说他跟着县革委会主任张世举下乡刚刚回来，在下边一个星期，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饭食。他说张世举馋死了，到了一个县革委会工作人员的家里，自己动手做了一顿饭，才算是见了白面，才解了馋。陈四长说像我们今天吃的，肯定是这家社员向别人家借了一二两白面，才做成了这样的洋芋糊汤。
陈四长说：“你今天肯定没有吃上，走，我们去通镇饭馆，补救一下。”到了通镇唯一的饭馆，陈四长认识老板，就打招呼给弄上些揪面片。陈四长等不及，干脆自己动手，和面，烧水，揪面片，下几片青菜叶子。很快的，一碗热腾腾的揪面片就端上来。我吃的那个香啊，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食。我记下了做法，到现在还自己做，吃的时候，都会想起佳县通镇的这一顿揪面片。
绥德三十里铺
有一首陕北民歌，叫《三十里铺》，歌词里有：“提起个家来也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我1971年初下乡到过这里，吃了一顿饭，对这顿饭的印象太深了，一辈子难忘。
有一位原西北局的干部来榆林，要去绥德县三十里铺下乡，是为了调查西北局一个干部的情况。榆林地区革委会政工组派我陪着他。那时候，外调人员满天飞。这时候的西北局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是造反派对走资派的调查工作却紧锣密鼓。西北局这位干部就是为了落实西北局某一位领导的某一件事而来。
我们到绥德县城以东的满堂川公社办了准许外调的手续，到了离县城30华里的满堂川乡三十里铺。找到相关人士，很快就完成了外调任务。
我大学在读的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经组织师生到陕北收集过民歌，那个油印的民歌集我看过，其中就有《三十里铺》。到榆林工作以后，我央求陕北人给我唱过这首歌，歌词感情纯真，语言朴实，歌曲凄婉动人，我很喜欢。现在既然到了三十里铺，我就问起队长：“这首歌是你们这里先唱起来的吗？真人真事是怎样的？”队长的话匣子打开了，说：“这是我们这里的真人真事，是三十年前村里常永昌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歌里写的四妹妹就是王凤英，三哥哥就是郝增喜。还有作者常永昌，三个人都还在世。不过歌曲里的四妹妹和三哥哥的婚事并没有成。王凤英出嫁到绥德县城西的郝家洼，到这儿有点远。常永昌、郝增喜人都在我们大队，你们想见的话，我给你们领路。路不远远。”我有些心动，想着来一回不容易，采风的机会难得。但是西北局那位说：“陕北民歌都是情歌，你爱我我爱你的，放在现在这个背景下，气氛不合适。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赶紧吃了饭走吧。”他说的有道理，搜求缠绵的爱情故事，在当前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的确提不上串子，我也就作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是一件遗憾的事，确实是失之交臂。
队长给我们派饭到一户贫下中农家里，进窑洞一看，面已经擀好了，铺了一大面案子，只等我们进门，就下面。队长介绍说这户人家就老汉家独独一个人，今天为了待承好你们，专门请了一个麻利些的婆姨给你们擀的面。主人家介绍说：“我们这里擀面，白面里放些杂面，劲道，味道好些。”说话间，面已经捞出来了，细细的，匀匀的，长长的，加上臊子，汤浓烈而面舒展，实实地惹人食欲。我们两个人一人一大碗，吃了仍然不解馋，又来一大碗，直吃得酣畅淋漓，十分尽意，又加上一碗面汤，原汤化原食，方才止歇。按陕西民间的话说：“吃饱了，喝胀了，咱跟皇上一样了。”我们吃的时候，老汉圪蹴在脚地，抽着旱烟，眼瞅着我们，看到我们吃得香，便笑眯眯的，显出非常满足的样子。我们两个按照每人每天九两粮票（干部每人每月的粮食供应27斤），六角钱的标准，每人放下四两粮票，三毛钱。我们谢过了老汉，谢过了那位婆姨，就此告辞。
队长送我们出村，他问：“二位今天吃的可满意？”我们说：“实在太满意了。”队长问我们：“你们两个今天总吃了有一斤面吧？”我们说恐怕要有一斤多面。队长又问：“你们知道老汉家今年分了多少麦子？”我们两个猜来猜去，队长都说不对，他揭底说：“10斤。”啊！我们两个都愣住了，才10斤麦子？那按照八零的出粉率，10斤麦子只能磨出八斤面粉，他家一共才8斤面粉！
为什么不多种些麦子？陕北土地贫瘠，一亩地只打10斤麦子。收割的时候甚至不用镰刀，用手拔，土质疏松，一拔就起来了。这位老汉家分得10斤麦子，就是一亩地的产量，大队几十户人家，一家分得一亩地的麦子，留着过年吃。为什么不多种些麦子，麦子产量低，必须多种些高粱这样高产的粮食，和洋芋这些的，才能解决吃饱的问题。再说了，那个时候抓革命，谁顾得上生产？
听了队长的话，我们一下子羞愧难言，便急着要返回去，给老汉补上些粮票。队长拦住我们，说不用了。他说：“你们回去，老汉就生气了。为什么？老汉的儿子在外地工作，他操心着儿子，总觉着儿子吃不上喝不上，所以就把对儿子的关爱托付在你们这种干部身上。你们在外，风餐露宿的，老汉心疼你们，要拿出最好的给你们吃。你们吃得那么香，老汉就觉得自己的儿子在外边也会受到这么好的待承，心里就觉得滋润。”
啊，原来是这样！我们心中不安，但是队长说得有理，我们只有领情。
我记下了这顿饭，时时回味着这顿饭。我见识到了陕北老乡的淳朴。
清涧县闹鬼
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报纸广播天天宣传“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年代，我在陕北清涧县师家沟小学教书，周围发生过闹鬼和请女巫的事情。
我们教师灶的炊事员小王的婆姨有了病，请了医生看，一直看不好，有一天，他请假了，我们几个教师自己做饭。第二天，炊事员小王来了，我问他家里有什么事情？他见我问得诚恳，就说：“婆姨有了病，整天不睡觉，不吃饭，不管娃。我请了女巫，来家跳神。女巫用桃木剑指着后院的皂角树，说鬼魂就附着在树尖上。随着桃木剑指的方向，只见有几滴血从树上滴了下来。女巫说，鬼被我杀死了，你婆姨今天晚上就会好了。”
我问炊事员：“那昨天晚上可好？”他阴郁地说：“瘥了格（好了点）。”我问花了多少钱？炊事员说：“30块钱。”
他的工资是每月30元钱（我那时的工资是47元）。这可是他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啊！
又过了一天，我问小王：“瘥了格吗？”他低下头，不肯言语。我问他：“还会找女巫吗？”他说不会再去找了。
还有一件蹊跷的事情，发生在清涧县解家沟中学，说是有女学生被鬼魂缠住了。这个女学生有一天突然睡不得觉，睡着了就有人来找她还饭票，原来找她的人是个已经死了的同班同学。这个学生为此睡不得觉，她宿舍的人也睡不得觉，闹得乱哄哄的，全校的人知道了，也都受到影响，“鬼”折腾得全校不安宁。最后，学校不得不放假，学生都放回家了。
我们学校虽然只是个戴帽小学（即小学也办了初中、高中班，加戴了“中学”的“帽子”），但是因为是陕西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典型，所以地区革命委员会派我来专门整理材料，清涧县教育局也特别派了赵世雄作为师家沟大队的驻队干部，解家沟中学闹鬼这件事是老赵给我说的。
文革前我看过《不怕鬼的故事》，知道宋定伯捉鬼的故事，鬼被宋定伯捉住了，鬼被变成羊，拿去卖了，鬼为人服务了。也正因为看过了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所以我后来就不怕鬼了。我感觉解家沟中学这件事很异怪，就想去解家沟中学，只要向北翻过山，就有公路，有汽车，坐五六十里地就能到。中学在黄河边。县教育局的赵世雄给我说：“你先别去，我给你问问。”老赵问了县教育局，然后给我回话：“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去了。”
我很遗憾失去了一次捉鬼卖钱的机会。
公检法军管组传唤我
1971年，我被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派到清涧县老舍窼公社师家沟大队队办小学，任务是把材料搞上来。这个学校当时是陕西省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红旗（城里学校是由工宣队进驻，农村学校就由贫下中农管理），在国务院也挂了号。地区革委会想要让这个学校成为全国典型。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国顺不识字，但是很能讲，活动能力很强，地区和省上的领导很赏识他。我的任务就是整理材料。
我到县里报到后，县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张凤飞亲自接待了我，他给我介绍了师家沟学校的情况，介绍了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国顺，他最后说：“我希望你尽快把入党申请书交给我。”我的回答是：“希望组织考虑把我放了，让我到延安去，我好有个完整的家。”那时我老婆陈东玉在延安柴油机厂。老张说：“把你老婆调来吧，我现在就给你开调令。” 那时政工组行使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宣传部、通讯组，还包括政府机关的人事局的职权，权力大得很。我说：“那就算了吧。”老张很不高兴的说：“干不出个八咋梨花，就不要离开清涧县。”有点嫌我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味道了。我一看话不投机，就赶快去了师家沟小学。
我到校后，学校从小学“戴帽”办起了高中班，招收了一个班的高中生。这个招生权是省上特别批的，可见这个学校的地位。招生也是临时性的，不在学期的交替点。很快就完成了招生，招来二十个学生，都是清涧县内的。教高中物理的老师叫李俊昶，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教高中数学的老师白世亮是建材部副部长白向银的儿子，清涧高杰村的。我除了教高中语文外，还要教农业机械课——是不是开玩笑？但那时是很正常的事。
教师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吃国库粮，得自己赶着毛驴到十里之外的公社所在地老舍窠去驮回来，驮回来问队上要个牲口自己磨面。我不会男人那样侧着身子骑驴，而是像婆姨一样跨着骑，所以我成了去公社的十里一道沟的风景线，婆姨们都在崖脑坢（山坡坡上）上用手指着我“呶，那就是那个大学生”。那时候乡下的大学生很少，我是稀罕物。当然，我骑驴的那个坐姿也是婆姨的关注点。
1971年秋的一天，清涧县老舍窼公社在喇叭里通知：“师家沟学校的徐兴海，明天到县公检法军管组报到。”连续广播了好几遍。大队党支部书记赵国顺担心我没有听到，专门来学校通知我。
文革中上边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砸烂”后怎么办，也没有提出个具体方案，社会治理中又不能没有公检法，于是就派解放军军管，公、检、法三个不同的职权集中到一起，就有了公检法军管组。我们一个农村学校，没有电话，乡村的政权组织是人民公社，公社通知什么事情，都是通过喇叭呼叫，每家每户都有喇叭。也就是说，全公社的人，都知道徐兴海被公检法军管组呼叫了，这个影响就大了。全公社的人都会想：究竟是什么事情呢？和公检法军管组那样的机构打交道，总是有点什么事情吧，要不然叫他干啥？就是我，我也很纳闷，叫我去干什么呢？
我一夜没有睡着，思来想去我到底犯了什么事？往轻松一点想，要我帮助破什么案？但好像又不是的。始终不得其解。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上路了。头一天我问过了，队里在县城没有什么营生，不派驴拉架子车上县里，我没有个靠头了，三十里山路翻一架大山，得我自己走。
我上山就折了一根树棍，既是打狼的，也是打狗的，又是拐棍。山里有狼，虽然我没有碰上过，但是有社员遭遇过。
上午八九点钟，我就到了清涧县城，直接去了公检法军管组。到传达室通报了姓名之后，就有人把我引到一间窑洞，我看了看门楣，没有“询问室”的字样就放心了很多。
里面的人让我坐在桌子的一边，有三个人坐在我的对面。是一个蛮正式的询问场面，我心里有些发憷。
一个人发问：“你是徐兴海？”我说：“是的。”
“你是师家沟小学的教师？”回答：“是的。”
下面开始了正式的谈话，首先告诉我要如实回答，不得隐瞒，否则后果自负。我回答“明白”。一看这么正儿八经，就意识到有很严重的问题要提出来了。
问我：“你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我回答：“是的。”
下面就单刀直入了，问：“你是不是1967年的时候到过天津？”
我回答：“是的。”
问：“你是不是住在天津大学招待所？”
我回答：“是的。”
问：“你是不是参加过一个会议？”
我问：“什么会议？”
军管组斥责道：“这是我问你的问题，直接回答。”
我说：“没有。”
问：“那你在天津都干了些什么？”
是呀，我为什么到天津，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把我牵扯到一个什么会议里去了呢？
我仔细回忆并且说明了自己的行踪。我1967年的时候，通过班级文革小组同意，参加了西安市大专院校统一指挥部（西安大专院校的革命群众组织）所组织的“毛主席教育思想万岁”展览的筹备组。
我为什么要离开学校？是因为已经厌倦了学校对老师的批斗。那时候，学校里每天都会揪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实都是自己的老师，有的代过课，有的先前只是耳闻，现在得见其面。我见不得给我尊敬、崇拜的人戴高帽子批斗、游街。尤其是看着自己熟悉的老师自杀，那真是心如刀绞。给我们代俄语课的两位女老师，范雪茵、康昭月，都是悬梁自尽。当时我辞去班上的学习委员，又担任了外语（俄语）课代表，所以和这两位老师都熟悉。两位俄语代课老师自杀的现场我都去看过，康昭月老师是在陕西师大女生院靠墙的一棵树上，范雪茵是和丈夫黄国璋（国内十分知名的陕西师大地理系的教授）在家里的书柜上，一根绳子，搭在柜子上，两面一边吊一个。吊死的人样子是很可怕的，因为我常去他们家交作业，我一点都不害怕，但是印象深刻，久久难以释怀。所以我尽可能想法离开学校，避开残酷的斗争，于是参加了“毛主席教育思想万岁”展览的筹备组。
我们展览筹备组先是去了延安，接着到了天津，天津之后还去了广州、韶山，一路搜集有关毛主席教育思想的资料。
（图为1967年办展览时作者到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们确实住在天津大学招待所。我向军管组说明我们都是集体活动，我是第一次到天津，自己没有单独活动过。我提供了筹备组到天津的人员名单，领头的是陕西财经学院的吴西京，成员有我们大学同班的张惠薇，西安医学院预防系的讲师冯忠慧、医疗系大四学生李秀云（外号小朋友），西北工业大学有学生小江、老王（沈阳铁西区人），还有西安高中高三的庄永杰，等等，这些人都可以去调查。
我还回忆到了，军管组所说的天津会议，所谓我参加会议的那一天，我正好有不在场的证明。那一天，我们好几个人结伴去了塘沽新港。我喜欢海，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海。到了天津，到了海边，就想着一定看看大海，于是就鼓动大家去海边看看，有好几个人响应，就一起出发了。虽说是地图上看着天津大学离海不远，可是走起来真是不近，不方便。去海边没有直达公交车，只能一段一段转车过去，得转好几趟车，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到了塘沽新港，在可以下海的地方还下海玩起来。玩着玩着觉得不对了，水深起来了，原来不过达到膝盖的海水，竟然快没过了腰，齐腰深了。这时有渔船从远处经过，看着我们处境危险，就喊着：“涨潮了，快离开！”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是涨潮了。我们只是在课本上知道了涨潮，今天算是见识了。我们怕极了，赶紧撤，幸好离开的早那么一点点，还能够活着回来，真是幸运。所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图为办展览的朋友们在天津塘沽新港海边，左2徐兴海。）
我回答了这一天活动的细节，以及参加的有些什么人，证明我没有时间参加那个什么会议。
军管组的人说：“你不要否认，你到过大会的报到处。”我回答没有。
军管组说：“我们拿到了会议的报到册，上面有你报到的签名，你怎么说？”
我说：“那我看看我的签名。”
他们说：“不用了，签名鉴定过了，是你的笔迹。有鉴定报告。”
我想糟了，今天回不去了，要被扣在这里了。
我始终不承认曾经与会，更不承认报到册上的签名，我也确实没有参加过什么会议。我这时稳了稳神，我想他们从会议签到本上看到我的名字，为什么不拿出来呢？这么关键的证据为什么不出示呢？当时我推论，他们是在诈唬我，要我自己投进罗网。我守着自己的立场，不承认。但是我也知道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厄运当头了，大祸难逃了。
就这样扯皮了一个上午。他们看看不会有什么结果，就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的态度很不老实，没有交代参加会议的真实情况。你回去以后再仔细想想，把有关事情说清楚。另外，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清涧县。离开时，要向我们报告。”
我答应了。我想，只要我今天能够回去，就谢天谢地了。
后来，到了假期，我就回家了，给谁都没有打招呼。奇怪的是，再开学以后，也没有人找我谈话。
后来我始终不知道他们要调查的到底是个什么会议。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把我牵扯进去了呢？如果说从天津大学招待所的登记本上查到了我的名字，我又是中文系的，就推理我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逻辑也讲不通，因为我同班的张惠薇也住在天津大学同一个招待所呢，我问过她，她说没有任何人向她提起过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审查她呢？
而且，为什么开始那么一本正经地“询问”追查，到后来却又不了了之了呢？
一直到现在，这个谜底都没有解开。
20210617，又20230409，无锡瑜憬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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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西北大学郁士元老师的文革遭遇
张又普
我的父母亲都是西北大学的教师，西北大学家属院是我生长的地方，以至于我至今都认为，西北大学是我的家乡。
2018年12月我回国探亲，听友人说，西北大学新开了一个博物馆，介绍了西北大学的历史，我当然要去参观一次了。
博物馆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西北大学的名人录。那些21世纪的新名人，我一个都没有听说过，而1960年代的十几位名人，全都是我所熟悉的人，都是与我在同一个家属院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都是我久仰的长辈人物。其中“郁士元”这个名字，尤其引起了我的深思，并导致了本文的产生。
郁士元（1900-1985），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在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国立西北大学任教。抗日战争中的1944年，蒋介石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44岁的郁士元响应号召，放弃大学教授的职务，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立功，轰动全国，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慰勉，被特授予少将军衔。（图为青年时代的郁士元。）
我父亲在西北大学上学时，郁士元是他的老师，两人交往并不深。1945年夏季，年轻单身的我父亲只身一人前往陪都重庆闯天下，有点类似于今日在北京闯天下的“北漂”。初到重庆，两眼一抹黑，一个认识人都没有，很快就陷入了困境。这时，看到报纸上说，郁士元教授访问重庆，我父亲就鼓起勇气前往郁士元下榻的旅店求援。一代名教授，面对不太了解的穷学生，当即给以了热情的帮助。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计算机网络，办事都靠两条腿。郁士元顶着重庆夏季的烈日，四处奔走，帮助我父亲在郊区的一所中学谋得了一份教职，使我父亲可以暂时安身。数月后，我父亲参加了国民政府在重庆举办的公费出国留学生全国统一考试，有幸中榜，从此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穷小子，步入中层社会，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几代人的命运。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给我讲述过这段人生奋斗史，从此以后，每当我在家属院中见到郁士元时，都会向这位家族的恩人投以感谢和尊敬的目光，并非常关注郁士元后来的状况。
1949年，郁士元谢绝了各种邀请，没有去台湾，选择了留在西安。此后十数年，各种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弄得郁士元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13岁，是我有记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终生不忘。批斗牛鬼蛇神，郁士元当然是首当其冲者，记得有一次牛鬼蛇神游街，郁士元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个大牌子，写着侮辱他的话，一边走，一边被迫高声咒骂着自己。有几位红卫兵走在他的两侧，像驱赶牲口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一位红卫兵忽然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劈头盖脸地抽打郁士元的脑袋，树枝不太粗，伴随着郁士元的惨叫，树枝劈断了，郁士元满脸是血，哆嗦着拿出手帕，捂住头上血流不止的伤口，趔趄着继续游街。那时我年幼无知，挤进路边人群观看，郁士元走过时，与我之间不超过5米，我近距离听到了红卫兵的狼吼，目睹了郁士元被残暴殴打，当时就吓得呼吸急促，心颤不止！这种血腥的场面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终生不忘。
之后不久的一天，大约是在1968年中，郁士元正在牛棚参加“学习”，“交代问题”，突然闯进几个身穿警察服装的年轻人，见面不由分说，一拳就把身材矮小的、已经68岁的郁士元打翻在地，五花大绑押走了。我们这些邻居们得知后，都震惊得目瞪口呆。
自此，郁士元杳无音信好几年，据他的家属说，抓人的人是省革委会派来的，没有任何法院的逮捕令，没有任何文件手续，家属更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不知道关在哪里，不知道人是死是活，连问都不敢问一声，也没有地方去问。他好像是被黑社会绑架了似的，人间蒸发了。殊不知即使是黑社会绑架人，也还会给家属送一封勒索信呢！可是……唉！
郁士元在狱中受了好几年的折磨之后，突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静悄悄地回家了。没有任何法院判决书，没有任何释放证，没有任何文字证据证明他曾经坐过许多年冤狱。唯一的证据恐怕就是他枯槁的身体和死灰样的面容，还有我们这些自始至终、持续多年的关注者。
后来听西北大学里的小道消息说，有人告发他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与蒋介石和戴笠的关系特殊，由此他就被关进大牢，受尽侮辱与苦难，被逼问为什么潜伏大陆，上下级是谁，电报密码藏在哪里……
书写本文之前，我从网上查阅了郁士元的资料，发现网上说的当年郁士元被捕的原因，与我当年听到的小道消息不一样。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后，胡乔木(后任毛泽东秘书)曾遭北平警方追捕，遇到了危险和困难，是郁士元出面帮助和掩护了他。后来，胡乔木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迫害，追查历史问题中，郁士元受到株连。（图为晚年郁士元。）
郁士元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我以前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其实就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善心人。我父亲这种社会底层的穷学生有困难，他大力相助；抗战期间国军抗日有困难，他大力相助；国共内战期间共产党有困难，他大力相助。他帮助过我的父亲，我们全家三代人都感谢他，写这篇文章怀念他，为他鸣冤叫屈。他帮助过国民党，国民党在报纸上公开对他表示感谢和嘉奖。他帮助过共产党，掩护和救援了共产党的高级官员，然而却被人打得满脸是血，再关进大牢，迫害得他妻死子散，家破人亡。我没有能力去深入研究他遭遇的种种迫害以及被捕入狱的真实原因，惟有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下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思考。
西北大学的博物馆仅仅介绍说郁士元是西北大学的名人元老，却只字未提他在1949年之后所受到的无休止的政治迫害和人身摧残。博物馆里介绍的1960年代的那十几位名人，全都是当时学富五车的中国社会民族精英，然而他们后来无一例外地全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关押，能活过文化大革命，都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本文所写的这些内容，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西北大学博物馆是不可能介绍这些历史事实的，我的这篇文章就算是对博物馆的一份补充资料吧。
初稿于2018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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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汉阳坪文革中两派始末
姜国美
原载汉阴政协网。
1966年10月汉阴县文化大革命办公室成立，城乡全面进入“文革”，一是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高潮，各村路口设置“语录站”，人人背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语录；二是掀起“红海洋”活动，机关单位用房、农村住房沿路边可视面均涂为红色和书写红标语，谓之“红海洋”；三是以教师、学生为主体开展“红卫兵”活动，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涉及到机关、学校、事企业单位和祠庙。不少家庭遭到查抄，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古迹、谱牒、牌坊等被焚毁。同时，普遍揪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揪出来的“漏划地主、漏划富农、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将他们统称“牛鬼蛇神”，集镇“逢场”给他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汉阳坪李某、夏某、罗某、王某等人均被戴上丑化人格的尖尖帽，有牛头帽、狗头帽等，高达五六尺，还手提一面锣，边敲边喊“我有罪”“我向革命群众认罪”。集镇“冷场”就在本大队批斗，以站高凳子、跪瓷瓦子、脖子上挂粪桶等处罚方式进行批判斗争。
1966年12月20日后，全县各地、各单位“文化革命造反派”组织先后成立。1967年1月汉阳坪“红卫兵”成立了“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工人、农民和干部为主体成立了“红战兵团”。汉阳坪两派形成，各派都打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帜，汉阳区副区长陈某是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在批斗过程中，对被批对象无端丑化，两派不断发生冲突,“口水仗”“棒棒仗”时有发生，到1968年初两派逐步演变为相互械斗。
1968年农历4月20日（公历5月16日），紫阳县“二·一派”，即“紫阳县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派出武斗队20多人，全副武装前去投靠石泉县武斗队，途经汉阳坪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汉阳坪。听到枪声，当地群众才知道这是紫阳县武斗队来了，他们逮捕了汉阳红战兵团政委刘某、副团长张某，并押送到石泉县城，用汽油桶子将二人关押于内，张某在审问时腿部受了枪伤，不久枪伤溃烂而死。刘某武斗结束放回汉阳坪。武斗队还抢劫了汉阳供销社的部分商品，抢劫了汉阳粮管所部分粮食，所有抢劫物资运送到了石泉县城。
听到枪声，汉阳红战兵团骨干成员立即分散逃离，向当时的天池公社毛坪大队罗家台子集中，下午3时逃出来的20余人在此召开了临时会议，确定投靠紫阳县“二·六派”，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也称“无联司”。
农历4月21日，汉阳红战兵团一行20余人从渭河经肖家坝到上七里，经松河到焕古，最后到达紫阳县“无联司”总部落脚。编入“巴山指挥部”，配合紫阳“无联司”、安康“红三司”参加武斗活动。
1968年农历5月27日（公历6月22日），紫阳县“二·六派”武斗队杨某带领40余名武斗队员，全副武装占领汉阳坪，与石泉、西乡县武斗队发生武装冲突，迫使对方撤逃至石泉嘴后山猫耳寨藏身，在追逃中，杨某被对方当场击毙，紫阳武斗队撤退回漩涡集镇。农历5月29日，汉阳红战兵团20余人流亡一个多月后回到漩涡集镇待命，伺机打回汉阳坪。
1968年农历6月初二（公历6月27日），石泉、西乡县武斗队员300多人，抢占汉阳坪，区公所住有近200人，供销社、粮管所、卫生院各住有30至40人不等，武斗队员带有重机枪、轻机枪、60炮、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等武器，占领汉阳坪后第一件事是布防制高点，派汉阳熟悉漩涡当地情况的尹某到漩涡街探听对方虚实。当天紫阳“二·六派”武斗队从内部得知汉阳坪被占领的情报，立即将全部武斗队员撤退回汉王城，让对方得到的情况是：“敌人”闻风而逃，早已撤退回紫阳了。石泉、西乡县武斗队得知消息，当晚大吃大喝，高枕无忧，武斗队员酩酊大醉。
就在他们兴奋不已的时候，紫阳“二·六派”武斗队于当天下午5时从汉王城出发，6时30分钟在漩涡集镇召开了战前布置和动员会议，战斗由紫阳“二·六派”武斗队马国昌指挥，会毕天已黑，武斗队员130余人，分三路向汉阳坪进发，一路由刘某带队，20余人，从曹家沟上经庙垭壑占领潘家寨；一路由李某带队，20余人从长岭梁上经朱家湾占领药王殿、雕楼梁，大批人马由杨某带队，90余人，从长田坝上经瓜园占领潘家院子。各路人马到位后，先隐藏起来，待占领制高点后，听到枪声大队人马才发起冲锋。
1968年农历6月初三，天刚蒙蒙亮，汉阳坪上空子弹飞来飞去，“簌簌”声到处可听，喊声一片、杀声一片，潘家寨发射的“驴球炮”三四枚直射粮管所、卫生院和供销社，熟睡的石泉、西乡县武斗队员被枪炮声惊醒，根本无暇顾及还击，只想到逃命，少数反抗的武斗队员被打死，部分武斗队员逃掉，没有逃掉的武斗队员当了俘虏。只有住在卫生院里的石泉县武斗队员“命大”，安放在大门口的炸药包未引爆，大门未打开，进攻者也未冲进去，石泉县武斗队指挥员郭震在卫生院门口被打死，紫阳县武斗队领路员杨朝兴上前夺取他的手枪时，被室内从窗口发射出来的子弹当场打死。
整个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待枪声停后，紫阳县武斗队收队撤走，石泉县武斗队员才开门逃走。这次汉阳坪武斗，主要是西乡武斗队员死得多，共被打死38人，被俘虏117人，紫阳武斗队被打死3人。俘虏押至漩涡途中，在冷水河口被紫阳县武斗队员陈龙全审问头领是谁，开枪打死5人。汉阳坪这次武斗双方被打死46人。
1968年农历6月初三（公历6月28日）之后，汉阳坪两派武斗结束。
1968年9月9日汉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县两派组织宣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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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少年眼中的汉阴武斗
李顺建
原载汉阴政协网，原题为《“文革”，挥之不去的记忆》。
说起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都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所云。而年长亲历目睹、深受其害的人则对那段历史不堪回首，不忍回眸。虽然40多年过去了，在人生和历史长河中也仅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少年时代的记忆却挥之不去。那时我已上高小，听父亲讲述和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使我们全家人为之胆颤心惊的故事在大脑中一幕一幕浮现。
1967年秋,受安康等地造反派抢夺军分区、武装部武器库枪炮的影响，汉阴县的造反派也酝酿着要抢夺中国人民解放军汉阴县武装部的武器。父亲李家财当时在县武装部工作，为了保护军用装备和汉阴人民的生命安全，他和他的战友徐远杰、张库等同志将武器库的枪、炮关键部件拆卸下来，将枪机、部分子弹秘密转移至汉阴县看守所（现公安局住宅区，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汉阴县中队驻守），而将枪炮的撞针等精密、关键部件用牛皮纸包成一大包约十几斤，由父亲带回家中。就是这包枪炮的精密部件被转移，大大延缓了汉阴急剧升级的武斗形势，也不知保护了多少条人命……但是也几乎给我们家带来杀身之祸，父亲因被追问武装部枪支弹药的下落而被武斗人员打伤。好心的朋友不顾自己身家性命危险，让我父亲躲在他们家楼上养伤一个多月不能回家，我们一家毫不知音讯，整天在提心掉胆中过日子。
随着武斗的继续升级，安康地区的造反派结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汉阴县城及北坡龙岗各个制高点被汉阴的造反派“联司”一方占据，并构筑了大量碉堡、坑道等工事。县城以东丘陵山岗的制高点汪家寨、云门寨、高家岭等处，则由汉阴的造反派“红总部”联合安康的“红三司”占据，双方围绕据守、进攻、抢占县城，在石泉、汉阴、安康等地形成拉锯战。我们家所在地的县城东花栗扒的几道山梁自然就成了双方争夺战的前沿阵地。
我们家因父亲转移、藏匿了武装部的枪支零部件，又处于双方争斗的前沿之地，加之不时传来某地某人被武斗队抓去枪杀或活埋了等等小道消息，令人毛骨悚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敢在家里呆了，母亲让哥哥用土坯把窗户封住，没有“战事”时，白天哥哥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晚上哥哥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到月河南岸解放五队的外婆家避难。遇有“战事”则全家人都到外婆家吃住躲避。
大约在1968年农历3、4月间，一天早饭过后，我和弟弟正在田里打猪草，一阵激烈的枪声在花栗扒三队的安岭梁上响起，我和弟弟都被吓哭了，赶忙往家里跑，正在生产队地里做活的哥哥和其他社员都赶紧回家。母亲安排、催促哥哥带着我和弟弟，用背篓背着早上吃剩的饭菜赶紧向外婆家逃，走在月河滩上，子弹“嘘——嘘——”地从我们头顶飞而过，幸好我们还算命大，没有被飞弹击中。我们刚到外婆家不久，枪声就一阵紧似一阵。惊魂稍定，我们就在外婆家院坝边上“观战”。
只见“红总部”“红三司”一方武斗队一部分人由月河经李家沟占领花栗扒三队安岭梁制高点，同时另一部分人经麒麟沟口花栗扒四队（现汉阴黄岗学校西侧）冲上县城北坡龙岗梁东头（现汉阴变电站西边、塑料厂一带），凭借满坡的坟墓作掩体，进攻据守县城龙岗的“联司”一方。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步枪、机枪、手榴弹、土炮、炸药包爆炸声不绝于耳，爆炸掀起的尘土和庄稼漫天飞扬。
突然，一发炮弹落到了我们生产队一户赵姓的茅草房（现汉阴变电站路口、汉阴中学围墙一带）一角，茅草房被炸塌了，接着就传出了哭喊声……待我们回到家不久，就听说赵大婶被炸死了，赵大婶的一个女儿被炸伤。
进攻人员一方面凭借坟墓作掩体用火力攻击，一方面派出“敢死队”员，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企图接近“联司”一方的阵地，炸毁龙岗上的碉堡，碉堡内的防守人员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利优势和坚固的工事防守，情急时也跳出工事，发起冲锋。如此反复了两三次，进攻方最终没能取胜而撤退。眼见得撤退人员中有人抬着用白布盖着的应是死、伤人员的三四副担架，从龙岗梁尾下到汉白公路，退往月河方向……
令人惊异的是，战火刚停，进攻方的武斗队刚刚撤退，我们队上的两个不知害怕的愣头青小子尽然跑到刚打过仗的阵地坟包跟前捡“炮筒儿”（子弹壳）耍，龙岗上碉堡里以为“红总”“红三司”的人又返回来了，不时发出枪声，我们观看的都不禁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好在“老天”长眼，他们完好无损地回到家中。
类似上述战斗在北坡龙岗先后进行了两三次。我亲眼所见，后来并在知道的人中得到印证，龙岗梁顶的枕木坑道工事里有武斗人员被炸弹炸得随着枕木、泥土一道飞上了天，祖师殿旁战壕里有人员被子弹击中致伤致残……
直到1968年8月23日，中央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8163部队开着两辆装甲车来汉阴，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迫使两大造反派实行“革命大联合”，收缴了武器，才平息了持续一年多的武斗。武斗队的武器被收缴，占据龙岗的武斗人员都已撤离，算是“平安无事”了，城里城外的人们都络绎不绝地到北坡龙岗观看曾经的武斗战场，本人自然也跟着去看热闹。
只见我们生产队的坡地（现变电站、塑料厂、新汉阴中学一带）里，被手榴弹、炸药包、土炮炸得大坑连小坑，子弹壳和爆炸了的手榴弹壳和木把到处都是；曾经被进攻方作为掩体的坟包旁还遗留有大卷的被防守方武斗人员埋设“电炮”的电线；龙岗东头第一个制高点（朝阳洞西侧）也是龙岗整个防守阵地最坚固、最前沿的工事，用钢筋、水泥、砖修成圆顶型的碉堡，碉堡墙体有近尺厚，东、北、南三方半人多高处留有一尺见方的枪眼，看起来真像现在影视剧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修的碉堡。碉堡门口是通向龙岗梁脊西头和祖师殿方向半人多深的战壕。沿龙岗梁脊再向西，每个制高点都有枕木铺设、泥土棚顶的坑道工事，相互之间由战壕相连，俨然像战争年代的正规阵地战场。坑道工事南面半坡上还有两门没来得及清运走的、炮筒碗口粗的武斗队自制土炮。
据相关资料统计，仅汉阴县就有三四百人惨死于武斗队枪炮棍棒之下。而我们不到900人的生产大队就先后有2人因参加武斗而被打死，2人被炮弹炸塌房屋而无辜炸死、炸伤，1人无辜被飞弹击中险些丧命，1人因参加武斗涉及人命被判刑20年，使5个家庭十几口人承受了莫大的损失和痛苦。
历史的惨痛教训值得人们深刻汲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事业飞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弥足珍惜。愿世人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和第一要务，一心一意谋“发展”，人人都为构建安定和谐的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和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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