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 天》第二二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5月30日第225期
本期目录
本刊特稿
冯敬兰 再谈校长之死：谁是凶手
附录 斗黑帮去（《风起莲月》选读）
谁把校长推向深渊（《风起莲月》选读）
史实考订
孙怒涛 清华学生砍头案轮奸案真相及其思考
史林一叶
谢小庆 风暴前夕：1964-1966年北京中学生学潮
昨日心迹
张贵保 山西大学“一打三反”日记
生逢乱世
张贵保 山西大学文革中的杨韶华死难案
徐小棣 未成像和未成文的遗憾
书海泛舟
陈益民编 新三届180部回忆文集辑览
阅史漫笔
何 蜀 从巢峰逝世想到文革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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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再谈校长之死：谁是凶手
冯敬兰
作者简介：冯敬兰，女，1950 年生，祖籍河北蔚县，先后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齐齐哈尔医学院，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做过下乡知青、基层内儿科医生、文化干部。退休前为中国石油文联秘书长。1983 年开始文学创作，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在90周年校庆活动中，因把1966届高中生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而广受舆论抨击，有人甚至扬言要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作为女附中文革期间在校生，我从来没有看到听到宋彬彬有过任何暴力行为，于是写了《请放开宋彬彬》一文，发表在搜狐网12月13日的个人博客。此后的七年里，又写了几十篇关于母校文革的文章，主要发在搜狐、网易和共识网上。
我不是专业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而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我时时告诫自己，对重大事件的追溯与还原，一定要有亲历者自述，有旁观者证言，因果皆有出处，不要把母校文革初期的大小事件写成迎合读者的“演义”。
我经常被人质问：你为什么不说出凶手的名字？有人从美国打电话来能和我争论一个钟头，也有在网上公开发文指控“冯敬兰包庇罪犯”。十多年来，这个问题时常在一些圈子里提起，有的还是文革历史研究者。老实说，我被问得不胜其烦。
最早公开撰文披露校长之死的是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她是1966年8月5日高一（3）班部分学生组织游斗校领导一事的现场目击者。虽然她是被胁迫在场的，但仍旧是一线的见证人。王友琴在她的处女篇《女性的野蛮》(1986年)、成名作《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1995年）和《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和琴艺书屋2019年再版）中，以旁观者视角多次提到红卫兵“杀死了校长”，“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近日，我重读了《文革受难者》（琴艺书屋2019年版）的“受难者列传”卞仲耘篇。王友琴用上万字洋洋洒洒地写了批斗校领导的全过程，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暴力场面血腥而震撼。关于卞校长她这样写道：“她孤立无援地死在红卫兵学生的乱棒之下，甚至没有可能做一点点反抗来保护自己。”“文革的需要就是把她打死的唯一理由。无论从处死的方式方面还是从处死的理由方面，都是绝对的前所未有的残酷。”“1966年8月5日发生的卞仲耘之死，是八月杀戮的开端。”王友琴迄今有无数的拥趸者，在文革研究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我不禁要问，既然她认定校长是“死在红卫兵学生的乱棒之下”，既然她是一线目击者，为什么她不直接说出那些手持“乱棒”的凶手的名字？
历史学者叶维丽发表过中英文的《卞仲耘之死》，网刊《记忆》（47期）发表过关于女附中文革初期校长之死和宋彬彬“八一八”献戴袖章一事的座谈会纪要（30000字），《炎黄春秋》2010年8期发表过《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说法》，因为颠覆了王友琴的叙事，问题就来了——你们为什么不说出凶手的名字？在某些圈子里，至今仍有一些人执着地发出质疑。王友琴可以不说，我们不可以不说，似乎我们不说出凶手的名字，就是在有意包庇。
在“八五事件”中，谁是凶手？我的理解，“凶手”即用暴力手段夺校长性命者。
校长之死是蓄意杀人案吗？校长是被“乱棒”当场打死或重伤致死吗？抑或是被其中一名施暴者一棒击中要害毙命的吗？
最近，网刊《昨天》编者希望我就“凶手”问题做一简要回答，我却之不恭，愿尽量简明扼要地再次回顾和梳理那天游斗、折磨校领导的整个过程。若想获得阅读的文学快感，建议去看王友琴新版的《文革受难者》列传卞仲耘篇。
一、发起者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女附中高一（3）班少数学生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一些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不幸遇难。此一事件被文革研究者约定俗成地称为“八五事件”。
1968届高中生、高一（3）班学生顾湲回忆：“八五游斗是我们高一（3）班发起的，发起带有偶然性。是谁发起的？主要是高一才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游斗校领导的发起者都出身“革命干部家庭”，其中有几位是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之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1966年7月31日由原名“红旗”正式更名）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该班学生王友琴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以旁观者身份写道：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王友琴目睹了五位校领导在操场被侮辱被推搡以及在宿舍楼旁小高台上被批斗的场面。当批斗结束，校领导被押往东楼后小操场劳动体罚时，她写道：“我站累了，或许是因为对一种自己不能参与的恐怖行为也难保持长久的兴趣，就回宿舍去了。以后的情况我没看到。”她再次听到有关卞校长的消息，是在食堂吃晚饭过程中。
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多年后也证实了游斗活动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家庭出身的女生。
二、游斗对象和过程
游斗对象：
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
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胡志涛，
副校长刘致平，
教导主任汪玉冰，
副主任梅树民。
（校长位置空缺。）
游斗过程：
一是围着大操场“游校示众”，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
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
三是押到东楼后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
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
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提议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报废的桌子腿、椅子腿，有的上面还带着钉子。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其中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现革命，也殴打了老师。
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坚决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就把一大瓶墨汁兜头朝她泼去，说：“现在就让你变黑！”胡校长本能地扬起手里拿着准备扫地的扫帚拦了一下，墨水就飞溅到了那个学生和旁边围观的学生身上，于是胡校长就遭到一顿暴打。据在场同学说，胡校长是那天挨打最多的，因为她的反抗最强烈。
三、游斗结束后校领导被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
刘致平副校长和梅树民副主任去打扫教学楼厕所，胡志涛校长打扫小操场东北角的“旱厕”，卞仲耘校长和汪玉冰主任去宿舍楼打扫厕所。
到此为止，五位校领导尽管被殴打折磨得伤痕累累，面目全非，但意识清楚，都能行走到指定地点。（《昨天》编者按：也就是说，在发生暴力殴打最严重的这一阶段，没有一个校领导被“打死”或“死在乱棒之下”。）
四、卞校长何时倒下
卞仲耘校长和汪玉冰主任在宿舍楼打扫厕所，并没有几人亲眼目睹，主要是那时已经无人围观。
7月底工作组撤离后，学校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大量学生跑去海淀区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住校生同样减员。刘进在多年的调查中没有亲历者提供的可靠资料。只有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在2002年叶维丽的调查中提到，她看见初二年级一个学生按卞校长的头，强迫她喝洗涮池里涮墩布的脏水，至今她仍坚持这一说法。该同学还曾说看到卞校长从楼梯上滚下去，是在第几层楼梯？是被人推下去，还是下楼时恍惚中踏空跌落？我问过那同学多次，她一直语焉不详。我分析应该不是在强迫喝脏水时被推搡跌下楼的，因楼梯旁边没有洗涮池。
对于一个体力不支、精神恍惚的老人（校长当年50岁，五位校领导中最年长者），身体偏胖，若从楼梯上滚落，造成致命伤的可能性很大，譬如颅内伤、胸腹部闭合伤和肢体骨折。卞校长被发现时，是躺在宿舍楼的门口。如果她从楼梯跌落造成重伤，应该是无法走到门口的。宿舍楼的楼梯在楼的两侧，北门在楼的中间，从楼梯到北门要经过较长的楼道。不知道她是如何挣扎到了楼门口，终因不支而倒下。
王友琴在书中披露：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文革受难者》2019年版P40）。这个场面并不是王友琴亲眼所见，如前所述，校领导在宿舍楼前小高台被批斗一结束，她就离开现场回宿舍了，直到晚饭时才出门去食堂。
有位初三年级的学生回忆：“我看见在北门附近卞校长坐在地上靠着西边墙壁，几个初一的小孩围着她用水泼，说要泼醒她，我说怎么能用脏水泼呀，那几个小孩就跑了。”她看见的卞校长是靠墙坐着，还不到大门口。她以为卞校长中暑了。该同学还记得，是她和工友王永海一起把卞校长挪到手推车上，她还找来一些粉色的大字报纸盖上，和王永海一起把车推到后院桃林下阴凉处。当然，这也是一个人的孤证，姑且听之。
总之，昏迷的卞校长在下午（中伏第17天）的暑热中，无人救助无人理睬至少两个小时。游斗、侮辱、殴打、惊吓、体罚、干渴、脱水、没完没了的折腾，救治的延宕……一项一项地叠加。即便是年轻、健康的生命也难以保全，何况是将近老年、患有严重基础病的卞校长？她在1966年7月3日给邓小平信后所附的报告《北京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受坏人破坏的情况》里自述：“我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现在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症，在这次被打的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医务室检查，血压是高压180，低压110。”她这报告里说的被打，是在6月21日、22日两个下午的全校斗争大会上。
五、抢救
被搁置在手推车上的卞校长再次引起关注，已经是晚饭后。现场聚集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人参与了送医抢救过程，此不赘述。
王友琴书中写道：“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她已经死亡多时。”
王友琴早已离开现场，怎么知道卞校长“已经死亡多时”？她也没有参与送医过程，怎么知道“尸体已经僵硬”？如果王友琴的叙述属实，卞校长已经僵硬的遗体是不是应该被送进太平间？
据高三（4）班学生徐岩春回忆，很多同学都去了医院，当时就在门诊大厅里等着。“这时候，医生就管李松文要证明、要担保人，起初他就写了自己的名字，医生说写你一个人不行，于是又写了几个学生的名字。李松文曾经教过我，又是我把他找来的，所以他写了自己的名字，第二个就是我。”（《昨天》编者按：由此可知，那个担保名单中第一个是李松文老师，第二个是徐岩春同学。）
担保名单给了医生后，卞校长就被抬进抢救室了。从这里可以证明卞校长当时还有生命体征，不是已经僵硬的尸体。（《昨天》编者按：医院对受伤的“黑帮”都不敢轻易收治，怎么可能把“尸体已经僵硬”的“黑帮”抬进抢救室进行抢救，哪个医生敢承担这样做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
高三（4）班学生李乐群也记得，到了医院医生不敢给治，说学校送来的是黑帮，必须要开证明，咱们还到学校开证明了，没开出来。
李松文老师记得，邮电医院的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松文老师签名担保。李老师27岁，出身好，北师大1963届数学系毕业来到女附中执教。从1964年开始教我们班的平面几何课，我很熟悉他的字体。李老师在一张纸上先写了学校的名字，自己的名字，征得学生本人同意后又写了在场几个高中生的名字。
这名单后来由独立制片人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公开披露。影印件我是在搜狐网上我的文章《请放开宋彬彬》后边的跟贴里看到的，我一眼就看出是李老师的字体。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见上图）。他从右往左竖着写，是一种传统的书写习惯。
这个名单的影印件后来成为王友琴指控宋彬彬为杀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的“有力证据”，曾在她早年的书中出现，但是2019年琴艺书屋再版本已经删去。证据不见了，指控仍保留：“七人中有一名青年教师，6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白纸黑字坚持指控宋彬彬是暴力致校长死亡的罪魁祸首。王友琴是1979年全国高考文科状元，是文学博士，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她要把排在名单末位的宋彬彬认定为“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难道她对旧时书写竖排文字右为前左为后，因而有了成语“无出其右”这样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退一步说，即便宋彬彬排在第一位，又从哪里能证明宋彬彬是“杀人”的组织者呢？难道杀死校长还要和众人把她送医院抢救？还要授人以柄留下一个“第一个”签名的7人名单？
高二（4）班学生马恬回忆：当晚在医院刘进让我和王满华留下值第一班。我当时心里很害怕，不敢走近去看，只是在一旁看着医生把卞校长贴在身上的衣服全部剪开，然后打针。后来就听说卞校长已停止呼吸了。
附：医院开具的死亡诊断书
邮电医院死亡诊断书 （摘要）
卞仲耘 女 48岁（注：在场老师学生不知道卞校长确切年龄）
北京师大女附中干部
66年8月5日下午8时55分死亡
死亡原因 死因不明
病 症 躯干部外伤 昏迷待诊
医师 徐南图
66年8月7日
（邮电医院住院处盖章）
（《昨天》编者按：请注意徐医生所写死亡诊断书中的“昏迷待诊”——这说明在刚收治时医生检查后的诊断是“昏迷待诊”而不是“已经死亡多时”“尸体已经僵硬”。）
徐岩春记得，卞校长去世后，卞校长的家人来到医院，是李松文老师和一个医生接待的王晶垚，她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了。
刘进认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必须立即去北京市委报告。她和宋彬彬、马恬深夜步行到北京饭店，找到新改组的北京市委领导报告了情况。次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的《每日快报》62期刊出：
“5日发生两起打死人事件 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宋彬彬和团委副书记马恬来访反映：8月5日下午，高一（3）班和其他班一些干部子弟，斗争党总支书记卞仲耘等5名有问题的领导干部，5人都被学生殴打，有的学生还用缠铁丝的木棒打，卞仲耘受打伤势较重，送医院抢救无效，已死。”（另一起死人事件从略。资料来源：北京大学教师印红标于1993年3月抄自北京市档案馆。）
六、其他
卞校长去世的当晚，胡志涛校长被家人护送到北大医院，恰巧遇到的大夫是女附中五十年代毕业生，在她的帮助下，胡校长很快被确诊“腰椎棘突骨折”——用手顺着脊柱摸下去，腰部突出的“串珠”即棘突。能把包裹在腰肌里的特殊形态的棘突打折，可见当天下午胡校长如何倔强地反抗暴力和侮辱。许多学生目睹并记住了胡校长的毫不屈服和据理力争，也看到她被泼墨，裙子被撕开的口子一直延伸到腰。8月4日和5日上午，她去北京市和西城区有关部门求援，直告工作组撤离后学校陷入无政府状态，形势要失控，校园里会出大事……可是所有的上级部门都朝不保夕，不敢干预。后面发生的一切都被胡校长言中。
刘致平副校长、梅树民副主任因为是男人，抗折磨的耐受力稍强，只是有些皮外伤。梅主任的新衬衫留下了斑斑点点的血渍和破洞。高一（3）班的游斗发起人之一，对胡校长非常暴戾，胡校长文革后的回忆文章里提到了她。可是对梅主任，那女生却网开一面，早早就让他脱离现场，躲进教学楼的厕所里。所以，梅主任认为她是好学生。汪玉冰主任在游斗、体罚过程中是唯一被学生看到大哭的人，8月6日她住进医院，21日才出院。
综上所述，你认为卞校长之死是蓄意的杀人案件吗？是被乱拳乱棒围殴致死抑或一拳一棒击中要害而死呢？
我本人在写作“八五事件”校长之死时，始终表述为“殴打折磨致死”，而不是“被杀死”“被打死”。2014年，我曾应网易新媒体之约写过九个月的专栏《我的文革纪事》，纪事之五《斗黑帮去》、纪事之六《谁把校长推向深渊》详细叙述了卞校长如何被逼上不归路（详见附录）。
2023年3月31日于北京
附录
斗黑帮去
（《风起莲月》选读）
冯敬兰
原载冯敬兰著《风起莲月》，美国华忆出版社2023年版。
题记：打着革命的旗号，一桩离婚案的杀伤力，永远无法想象。
师大女附中的领导班子是跟随“旧北京市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还是“反革命黑帮”？对他们斗还是不斗？这个问题纠结着胡启立和工作组。
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的胡启立，年仅37岁。这个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从北大团委书记一步步走到共青团中央候补书记，仍然没有脱掉书卷气，文质彬彬，瘦瘦高高，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来到了他的胞妹胡启恒曾经就读的中学，指导一线的文化大革命。
一、
1966年6月19日，胡启立在女附中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肯定师大女附中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展是好的；二是提出学校文化革命的方向问题，进行了三个揭发（前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党内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主攻方向是清理党的领导核心。他说，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她们是要检讨的，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是要经过艰苦努力的，前北京市委在女附中的影响不是轻的而是重的，比如追求升学率，砍掉政治活动等等；三是最近一些同学、教师给工作组提意见，监督批评工作组，我们是欢迎的，否则工作组就无法把工作进行到底。
可以看出，作为工作组的直接上级，胡启立不同意对卞仲耘、胡志涛等主要校领导召开全校的批判斗争大会。他认为条件并不成熟，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去弄清楚。
6月20日晚，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遭到大批同学围攻了三天的高三（4）班13人到团中央去质问胡启立，为什么让工作组煽动同学围攻她们？胡不得不承认她们是真正的左派。同一天，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2个高中学生给江青写了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并附上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信中说：“从现在我校及别的一些学校情况看，有很多理由猜测：这是一个新的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反对文革、反党的阴谋……而且我们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边。”梁二同她们的政治视野显然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班级、自己的学校。
其实，6月13日工作组已经开过一次全校揭批大会，揭发出来的大抵是些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按照部分激进师生的说法，发言人经事先指定，内容不痛不痒，属于让校领导“蒙混过关”之举，工作组大有与校领导沆瀣一气的嫌疑。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长期在北京休病假的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袁淑娥因婚姻破裂迁怒于卞仲耘，诬陷卞和她前夫D有不正当关系，写了万言书上告，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新北京市委、西城区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对卞仲耘从方方面面进行“检举揭发”。告状信在6月中旬转到了工作组手里。二是曾经管过人事档案的一位职员贴出小字报，揭发卞仲耘的入党介绍人是“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刘仁，她由此认为卞是假党员(其实卞的入党介绍人根本不是刘仁）。两个人的突然出现，两条莫须有的罪名，立即致卞仲耘于万劫不复。
急于摆脱困境的工作组，以为组织一次全校规模揭批大会的时机到了。此前胡启立来校的讲话中，强调过大字报不要写私生活和男女关系，不要写政治历史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他的“两不要”，竟然成为打倒卞仲耘的两根大棒。
二、
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宣布“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讲话中说，“进校18天了，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他宣布，当天下午2∶30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刘进多年后回想那天的事情，仍旧表示不解，工作组一直按兵不动，强调要继续揭发，在事先毫无迹象、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怎么突然提出要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呢？她只能猜想，一定是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了工作组手里，提供了“炮弹”。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封告状信。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运动以来，刘进一直跟着工作组忙忙碌碌，尽管她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她也很少回家，夜晚经常和衣睡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其实张世栋一周前就看到了万言书，他没有让刘进她们传阅。袁淑娥也来找过学校，或许是她的“悲情”动摇了工作组？总之，告状信有胜于无。工作组再不召开全校大会，明摆着将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地步。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在大操场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全校师生员工1800多人。当年的操场很简陋，沙土地，坐北朝南有个不大的水泥砌的台子。各班学生自己带椅子列队进场，火辣辣的太阳下，坐上一会儿就得心烦意乱。当时卞仲耘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身后是手持木枪（体育课用的体操器械）的高三学生，专门挑出来的几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也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头天晚上在团中央，胡启立当面承认她们是革命左派，而现在她们显然被当作了右派学生。看起来工作组正在满足她们斗“黑帮”的诉求，然而此刻对她们的羞辱，只能让她们和工作组彻底决裂。
大会开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
袁淑娥闻讯赶来参加批斗会，还带着儿子、弟弟和母亲。据说工作组不允许她参加，但是聚集在心中发酵的愤怒和怨恨，给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她冲上台发言，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D先生的一张合影。其实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他们曾互为朋友，袁淑娥进城会住在卞校长家，D先生也邀请卞校长夫妇去军营参观。现在反目成仇。四人合影，剪去两边的人，恰巧就成了卞和D的合影。她拿照片当证据，指控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动情处声泪俱下。除了揭发卞“乱搞男女关系”之外，也做了政治揭批，譬如卞过去曾对她说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話，她顺便还给卞扣上“漏网大右派”的帽子。随后，袁淑娥又叫儿子（小学生）上台念发言稿，控诉卞要“谋害”他的妈妈，袁的弟弟（高中学生）也跳上台按压卞仲耘低头。台下，学生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后手持木枪的学生，你一枪、我一枪就把她捅倒了。年届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平时身体就不好，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暴力？站在台下陪斗的四位校领导也一直被强迫低头弯腰，太阳暴晒下难以坚持。袁的发言前后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学生的愤怒情绪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还有六七位师生代表上台发言。
最后，工作组做了小结，认为 “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检查根本不是检查，她想蒙混过关，想滑过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滑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其实工作组一进校，校领导就靠边站了。
6月22日下午一点半，批斗会继续，与会发言者继续揭发卞仲耘追随前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罪行”。譬如把学校的各种备战措施说成是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等等。会场气氛较前一天更加白热化，口号声此起彼伏，逼卞即刻交代现行反革命活动。卞仲耘被戴上高帽子、被强迫弯腰低头，一时间，她被身后看押的学生用木枪捅来捅去，发言者和临时跳上台的人们，对她推搡、罚跪、拳打、脚踢、吐唾沫……。场面几度失控。卞仲耘事后在给上级写的材料中说，她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 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疾病，在批斗会前几天她刚查过血压，是180∕110毫米汞柱。突然遭受殴打折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头昏眼黑，几度晕倒在地。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袁淑娥不仅两天都参加了会，还上台直接揪她的头发。刘进对此留下难忘的印象。
2006年2月，张世栋在接受刘进、宋彬彬的访谈中提到，会前他去团中央开工作组组长会，当时胡克实（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严肃地说：“如果发生武斗，你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他赶回学校时，批斗会正在进行。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他立即予以制止。散会以后，张世栋还给卞仲耘披上风衣，送她走了一段路，劝她要想得开，要正确对待。会后，有些学生自动押解卞仲耘回家，一路对她继续辱骂，往她身上吐唾沫，在公共汽车上有些乘客见到这种情形，都很惊恐。
罗治笔记如此记录张世栋的讲话：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打她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
6月23日，袁淑娥带领几个学生，去卞校长住处进行“调查”和“发动群众”。她还动员和撺掇卞家从前的保姆去学校揭发和控诉，遭到拒绝。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来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楼搜集材料，把大字报贴在大门上和楼道上。自由制片人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提供了大字报的内容，全部是粗野的谩骂和人格侮辱。
卞校长对于自己遭遇恶毒诬陷和殴打折磨，悲愤难忍，在其后的几天里分别给邓小平、卓琳、李雪峰（华北局第一书记兼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书记）、团中央等领导写信达九次之多，发出求救信号。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火速派人调查处理。
下面是卞仲耘给邓小平的信。
小平同志：
我是中共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总支书记，现在向您和党中央汇报一个十分令人愤慨的情况！我们学校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坏人的严重破坏。
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在学校师生参加的“揭发批判大会”上，有坏人恶毒地利用一部分学生的革命热情，无中生有地逼迫我交代配合前市委修正主义黑帮搞武装政变的反革命活动。我坚决不承认有这种活动，并声明我和前市委黑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因此就被拷打、侮辱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我被打得遍体伤痕，皮破肉烂，精神上也遭到了打击。
我们学校的运动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在初期的发展是健康的，但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社会上的坏分子乘机钻了进来。这个人名叫袁淑娥，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借口养病，长期过着不劳而食的生活。她由于卑鄙的私愤，对我们学校的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造谣诬蔑、欺骗群众、欺骗工作组、煽风点火、混水摸鱼。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她竟带领她的全家，她的妈妈（即靠定息生活的资本家的老婆）、弟弟和儿子（参加学校的揭发批判大会——原文遗漏的），二十二日发生打人事件，主要就是这个资本家的一家人直接到场煽风点火的结果。会后她竟又亲自出马并煽动带领女附中学生一百多人到我住的宿舍区，除了包围住宅贴大字报外，还有严重的违法乱纪活动：用捕风捉影、凭空捏造、颠倒黑白、威胁逼供等方法，向我家的保姆、邻居等“搜集材料”，准备进一步地诬陷。
革命群众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阶级敌人的无比痛恨，在对他们认为是真正的敌人的斗争中表现激愤情绪并采取一些激烈行动完全是正义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此绝无怨言。现在发生的情况是：坏人乘机出笼，造谣欺骗，丑化党员，丑化学校党组织并利用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来实行阶级报复，破坏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因此，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向党中央反映这个情况。
现在我的创伤仍未完全痊愈。听说学生在最近一两天内又要开会斗争我，我认为水已经被坏人搅浑了，如果不作必要的澄清，问题很难搞清楚。现在，我在学校里，已被作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敌人看待，因而处于绝对孤立的境地，任何人都不理我，或不敢理我，我有一肚子话也无人说，因此，我只好给您写这封信，恳请中央派人到女附中调查，了解真实情况，进行处理。至于我自己忠实执行前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和其他缺点错误，我决心在党和革命群众的帮助、教育和监督之下，进行彻底清算，坚决改正，做一个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的好党员。为了这个目的，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革命的敬礼！
卞仲耘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
这次历时两个半天、针对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的批斗大会，是工作组驻校50多天里唯一的一次。我们尚可看到卞校长对恶意伤害和人身侮辱的反抗。当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
40天后，工作组撤离后的校园，更加无法无天，由高一（3）班学生发起对卞校长等5位校领导的游斗中，她再次被学生殴打折磨，最终死在学生手里。
三、
时隔48年，在今年（2014）年初由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引起的舆论大战中，袁淑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年轻一代能否想象，以革命的名义，一桩普通离婚案能产生多么巨大的杀伤力？
今年早些时候，在母校“老三届学生和老师见面会”上我见到了袁淑娥的前夫D老师。早就听说D老师相貌英俊，像电影明星，果然，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身板笔直，五官清癯，颇有绅士风度。我们自然会说起文革，说起袁淑娥，D老师管前妻叫“袁氏”。D老师说，他和“袁氏”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同学，D学英语袁学俄语。毕业后“袁氏”留校，D参加志愿军赴朝。1954年两人结婚。我想，当时的“袁氏”应该是优秀的，否则不会留校。当时的D更是青年才俊，志愿军中年轻的翻译。后来“袁氏”为何离京，选择去东北的大连工学院任教，而D却从朝鲜战场回到了北京？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两地分居，他们的婚姻积累了太多的怀疑、厌恶和憎恨，不到十年就瓦解了。用D老师的话说，他们的婚姻早已破裂。虽然离婚已半个世纪，说起袁氏的坏，D老师滔滔不绝，憎恨依旧。
袁淑娥与卞校长1958年同住西苑中医院而相识，后来彼此好感成为朋友，两个家庭也素有来往。于羚在帮助王晶垚先生整理卞校长日记时，看到她对袁的肯定：小袁这个人挺要求进步的。1959年1月31日卞校长住院期间给王晶垚的信里谈到“我最近生活也极丰富，和王、袁（淑娥）同志经常谈学习，文学，外文，一般都很健康，她俩都是有一定水平的同志，有时也扯扯生活方面的问题。这些同伴，对养病，对互相吸取文化知识，对政治帮助，都有一定的收获。”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正在北京空军某部的D也面临转业，于是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集体讨论通过，D于1963年初调入女附中任英语老师。做过D老师学生的校友都记得，那时候的D老师，年轻英俊，身材挺拔，真是一表人才。
按说，D老师转业到一所著名女中，事业、家庭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他们修补感情缺损也有了条件保证。然而两人还是照常争吵，这段时间，袁淑娥和D老师常去卞校长家，各自说着对方的坏话，有时就在卞家吵闹。卞校长多次调解无效，渐渐也失去了信心。她在1966年7月5日写的一份材料中回忆：8月初，D来，（王晶）垚训斥其为人不正派，要他从思想品质上严格要求自己，宣布以后断绝同其来往。王先生认为D不正派，决定断绝来往，可见已深恶痛绝。关于D老师和本校语文老师Z的婚外恋，当年在校的老师知之者大有人在。Z老师是有夫之妇，也是两地分居。我的班主任赵老师曾经对我讲过，当时学校里有两对婚外恋，他是最早发现的。一对是外语组的老师某某和某某，他们在北海公园约会被他看见过。另一对就是D、Z二位老师，那时教工宿舍夜里要关大门，他看见过D老师翻墙去Z家。Z老师毕业于北师大历史系，1950年来校,业务好，先后担任过语文和历史教师,性格热情活泼,喜欢唱歌、跳舞、打球。因这段婚外恋，她被学校党支部取消了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资格。
D老师已经不能回头，主动提出离婚，“袁氏”的态度是宁拖不离。D起诉到法院，1964年8月被判决离婚。袁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多扣D的工资（92元/月）补贴她和孩子的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学校不能擅自更改。“袁氏”认为，卞明显地站在男方一边，因此一再被激怒。随后，D老师被调出女附中，至此袁淑娥应该并不知晓Z才是她婚姻中的第三者。文革初起，袁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无中生有、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上告信有两三万字之多，于1966年5月分别寄出。而D、Z二位几年后结为夫妇，育有一女，白头偕老。
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为此曾质问过工作组。她表示，卞仲耘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生活上没有问题。反对工作组的老师和学生则认为，让校外身份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袁淑娥几乎独占了女附中革命群众发言的讲台，而李黎黎等同学的发言则数次被强行制止，以致迫使李黎黎等退出会场。工作组迅速把斗争矛头转向卞仲耘是为了掩盖斗争群众的罪行，欺骗群众。
（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后西城区检察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决定不予起诉。卞校长丈夫王晶垚先生不服，多方奔走申诉，同时也获得很多支持，但始终没有结果。1989年全国最高检察院明确表态，支持西城区检察院的处理结论。）
我听D老师说，袁淑娥还健在，那也是耄耋老人了，不知她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日子里，是否回忆往事，是否为自己年轻时的恶行忏悔。因为自己的婚姻破裂而导致卞校长家破人亡，毕竟是一根毒刺，永远嵌在她的生命里。在文革中，像她那样，以革命的名义泄私愤、行报复的人，不计其数。文革像“潘多拉盒子”，释放出了潜藏在人们心中的恶魔。扭曲的心理、偏狭的报复心，嫉妒和仇恨，统统披上革命的外衣，不知造成多少人间惨剧。文革浩劫的人性基础，至今依然雄厚。
2014年4月8日
谁把校长推向深渊
（《风起莲月》选读）
冯敬兰
原载冯敬兰著《风起莲月》，美国华忆出版社2023年版。
题记：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师学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大家都错了！看看我们都揭发了什么？难道不是集体参与了背叛、诬陷和落井下石吗？我们的是非观何在？是谁把我们变成不讲理、不懂事、没廉耻、没脑子的白痴？
站在今天看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我不禁时时为他们捏一把汗。他们都很年轻，顶头上司胡启立年龄稍长，也才37岁。文化大革命突如其来，究竟怎样搞？没有规矩、没有经验，毛主席揭开大幕，却甩手去了外地。担任一线指挥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拿不准，只好以他们各自女儿所在中学做试点。于是，高一学生刘平平就读的师大一附中成为刘少奇的“点儿”，同是高一学生邓榕就读的师大女附中成为邓小平的“点儿”。
工作组尽管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心里也清楚，过激的搞法肯定是要犯错误的，太温吞了显然更不行。反工作组的学生调门越来越高，工作组的任何一项选择，都背负着风险。
召开了全校揭批卞仲耘大会以后，工作组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是组织人力梳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为最后的组织处理做准备。但是，反对工作组的部分教师、学生不吃这一套，他们认准了工作组对待当权派卞仲耘的态度是假批判真包庇。高三（4）班13人贴大字报揭工作组保皇，她们认为6月22日全校大会是假斗卞仲耘，空洞无内容，未触及一根毫毛。后来以反工作组的教员为主体成立的战斗队“星火燎原”在当年晚些时候编的“大事记”中，用这样的文字形容工作组：“张世栋让各班对卞仲耘的问题编辫子，工作组的用意昭然若揭，卞的问题可以作总结了，不必再深入揭发了。”
6月25日，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布置了关于批判斗争卞仲耘的“十天计划”，被反对派讥讽为闭门造出的“功课表”。她们认为，在分析学校当前的任务时，工作组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而是说什么“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欢迎问题性质严重的人起义。”这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她们还认为，工作组一进校就收集了卞仲耘等人的材料，在14日已归纳为七大罪状。既然工作组已归纳好卞的问题是七大罪状，是“心中有数”了，又怎能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只能是运动群众，工作组所说的“发动群众”根本就是假话！
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8位高中学生当天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瞧这题目，显然比就事论事地反工作组更高一筹。大字报直指工作组部署的斗卞“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之间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事。”梁的父亲是空军首长，她们的大字报都在梁家讨论、定稿，有时梁的父亲还亲自修改，这给了她们很大的鼓舞和自信。与梁二同住一间宿舍的三位同班同学，也都力挺她。其中小F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因被批判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在班里受到孤立，但是梁二同没有歧视她，愿意带着她一起革命。于是，她选择了跟着梁反工作组。小F觉得有梁二同父亲这样的老革命帮助她们，她们一定不会犯错误。
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八大罪状。让我们看看她的同事、下属、学生们揭发了些什么吧。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罗织的罪名，何错之有？而在1966年6月，却可以将一个人推向深渊。
第一条罪状是“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卞校长认为：
☆ 学习是主要任务。学习不好就是政治不好。
☆ 教学不能受任何干扰。女附中之所以出名，就是升学率高，这是抓业务的结果。
☆ 不要讲空头的政治，不要当空头政治家。不抓业务，就要在政治上被人推翻。政治活动多了，轻视教学，同样政治不对头。
☆ 对革命干部子弟说：“革命热情要落实在学习上，书必须读。一个国家的干部，成分再好，连一个专家也没有，革命就没有希望了。团员有当专家的愿望是好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
譬如在“抗拒教学改革，反对半工半读”的条目下，卞校长说：“我对教改就是稳。”要求语文组：“要稳，要狠抓学生的基本功。”“语文课讲毛主席著作，只能讲篇章结构，不能讲成政治课。”要求数学组：“教改要实事求是，不搞花样。”“要培养出几个像华罗庚那样的数学家。”对于当时学校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所谓教育改革，她说：“我校是以半工半读精神进行教育革命，而不是向半工半读过渡。”她认为学校一没有生产资料，二没有产品销路，“要实现半工半读，还要一百年。”“全成了劳动者，那工人农民干什么去？”要学生学习“居里夫人”。对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的学生说：“几十年后，别人都成了什么‘家’，而你们还是个普通农民，可别后悔!”
譬如在“阻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条目下，她说：
“女附中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还是考大学吧！”“女孩子上山下乡不方便。”“政治挂帅，健康第一，学习为主。”“苏联虽然修了，教育方法还可以采用。”“苏联之所以科学发达，还能造出人造卫星，……是因为对知识分子重视，对他们生活关心，给他们创造好条件……。”“一个国家想要科学发达，光想政治好，而不突出业务，根本办不到。”
她还被指控：“多次埋怨党对英、美回来的知识分子不重视，不信任，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她在校外选教师：“要高材生，大多数都是出身不好，划不清界限。”
第五条罪状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污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举了卞校长大骂工农兵学毛选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婆婆骂街。辽源煤矿家属介绍经验，她说让主席语录进课堂是“花样翻新”，贴政治标签，形式主义。
不读革命书，专读古书古诗，进行研究等等，都是“罪状”。
总之，所谓八大罪状，恰恰证明了卞校长政治修养高、文化素养好，实事求是、客观理性。
写到这里，我必须打住，向卞仲耘校长致以崇高的敬礼。
遥想当年，我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儿，走进师大女附中的课堂，以后三年里从来没有和校长说过一句话。我对她一无所知，她也不会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学生。看到这些将校长置于死地的所谓罪状，我心潮难平，忍不住流下眼泪。穿越时空，我在这里认识了校长，一个抗战时期秘密加入中共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辗转敌后坚持读完大学的知识分子，她的真实、坦率、实事求是，她的思想、智慧、价值观，穿越48年的时空，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卞校长，在此请接受一个学生迟到48年的歉意、敬佩和怀念。
无论是工作组，还是老师、学生，无论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我们大家都错了！看看我们都揭发了什么？难道不是集体参与了背叛、诬陷和落井下石吗？我们的是非观何在？是谁把我们变成不讲理、不懂事、没廉耻、没脑子的白痴？这些还不够，反工作组的学生、教员还要求更狠更猛地向她开火，她怎能有活路呢？
2014年4月12日
附录：
卞仲耘八大罪状
——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1966年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宣布的书面材料）
一、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一）宣扬智育第一，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她说：“学习是主要任务。学习不好就是政治不好。不抓学习，就是犯政治性问题。”“教学不能受任何干扰。女附中之所以出名，就是升学率高，这是抓业务的结果。”62年团课上说：“不要讲空头的政治，不要当空头政治家。不抓业务，就要在政治上被人推翻。”“抓业务要从政治出发，把思想落实在业务中。政治活动多了，轻视教学，同样政治不对头。”
对革命干部子弟说：“革命热情要落实在学习上，书必须读。一个国家的干部，成分再好，连一个专家也没有，革命就没有希望了。团员有当专家的愿望是好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家。”对中五的同学说：“第一届实验班考上大学的人数若太少，我们的实验班就失败了。”有人白专、成分不好送到师大，为了不影响升学率，不准毕业班实验班劳动。
（二）抗拒教学改革，反对半工半读。
她说：“我对教改就是稳。”“别人说我保守派，别的学校乱了，我们稳。市委某部长（前）表扬了我们。现在看得有我们这些稳的年岁大的人，如果要让青年人管，不知乱成什么样子。”对语文组说：“要稳，要狠抓学生的基本功。”对数学组说：“教改要实事求是，不搞花样。”污蔑积极教改的老师花样翻新派，“我校是以半工半读精神进行教育革命，而不是向半工半读过渡。”“要实现半工半读，还要一百年。”（大意）理由是没有生产资料，产品没有销路。“全成了劳动者那工人农民干什么去？”对老师说你们教得了吗？
（三）阻挠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她说：“女附中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还是考大学吧！”“女孩子上山下乡不方便。”“市委说，不抓学习，就要犯政治性错误。”培养尖子，千方百计不让与工农结合。下乡时说，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成绩。
（四）篡改毛主席七·三指示的精神，断章取义。
她说：“政治挂帅，健康第一，学习为主。”苏联修的时候，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说：“苏联虽然修了，教育方法还可以采用。”“苏联之所以科学发达，还能造出人造卫星，……是因为对知识分子重视，对他们生活关心，给他们创造好条件……”好多话外边不知道的，问她，她说，从文件上看的。
多次埋怨党对英、美回来的知识分子不重视，不信任，使他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一个国家想要科学发达，光想政治好，而不突出业务，根本办不到。”说：“生动活泼，主动学习。”她让同学钻图书馆，那么学习。
二、实行资产阶级干部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做组织准备
（一）收罗、重用、包庇有严重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杂家如右派陈洪涛、蒋瑞轩,分别安在资料室、总务处等重要地方,向青年教师吹捧陈和唐初他们业务好。说他俩在语文组时，是语文组的黄金时代。陈在外劳动改造，以卞为首的校领导千方百计地把他调回来安插在资料室，并补发五个月的工资，派党员送去。有的右派极不老实，经常放毒，她为他们辩护。把右派分子安在伙房，把许多有严重问题的人安排在党内、行政、工会等重要位置上。
不仅在校内把坏人安排在内，还千方百计从外收罗，四处活动，收集杂家，拉进女附中。如丁德泗，通过孙岩，破坏党的师资政策，丁不会英语，让他边教边学，使他在女附中站住脚跟，名声臭，对有男女关系的人，作为生活小事不进行教育，并对犯错误的人许愿：“只要你不提出离开学校，我就要你。你好好干吧，以后叫你当组长。”
（二）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天
对剥削家庭出身的人，本人至今还收房租，划不清界限不但不加反对，还到处吹捧，说她是教研组第一把交椅，“×××连教你们三年，真是你们的福气。”对工会××说：“哪校缺校长，我一定保你去。”
有人就是因为业务好，被捧为特级教师、三八红旗手、市人民代表，还参加三八群英会。卞亲自介绍她入党，解放前就被捧为权威，还替她们雇保姆，冬天给他们换皮椅，夏天换藤椅，花了好几十块钱。群众说，那两人是党内民主人士，可是她却给青年教师树立一个“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榜样。有个人爱人为右派，那人表现不好，划不清界限，还把她树为青年的榜样，离开学校时，还召开发展会，强硬通过，介绍人都不同意，不同意的给开了三个多小时会。朱经兰爱人是右派，一贯崇拜美国的人，卞亲自介绍入党，并让她当教研组长。
三、精心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有的教师家庭出身不好，只专不红，在学生中宣扬白专。有人问他：“怎样对待做居里夫人？”他说：“看怎样说了 ，如坐在床上想入非非，那是空想，没用。但如刻苦学习她，是正当的。”卞对他说：“你能培养出华罗庚这样的专家，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个贡献。”那人精心培养，对只专不红的人的学习百般照顾，并派专人辅导。有人家庭问题多，本人划不清界限，让她从高一跳到高三，她政治不合格，学习特别用功，就保送到师大并大肆向同学宣扬并号召向王政治学习。在招生上不贯彻教育方针、路线，只看分数，排挤打击工农子女，如有人因功课深一两门不及格就停发助学金。
在校外选教师要高材生，大多数都是出身不好，划不清界限。不加强教育，反而吹捧，把他们安排在师大进修，教育他们用十年或更短时间走完个人奋斗的路。
四、搞宗派活动，培养个人势力
(一)对反对他们的人实行打击报复如陈宝琳（烈士子女），共产党员，敢于斗争，卞就把她看作眼中钉，开了三四次斗争会，进行无情的突然袭击，给她扣上了不服从领导的帽子，把她排挤出学校。陈云兰气疯了，她说是她丈夫气的。
(二)武断专行，实行家长制统治。
以卞为首的师大女附中总支，不听任何批评只要人一提意见，就说人发泄私愤。搞五十年校庆时，有人不同意，会上说统一，她用少数服从多数强行通过建立“校庆委员会”具体筹备。有人不够入党条件，强行抓进来，如个人患得患失严重，和地主公公划不清界限，接受拜年和拜年金，卞说她不是立场问题，压着群众不许说，介绍人不同意，她非让人同意，说是市委同意的。召开支部会，个别谈话，说服不同意的人，让其参加半个月四清后强行通过了，立刻转党的关系。
五、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污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一)大骂工农兵学毛选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婆婆骂街，如辽源煤矿家属介绍经验，她说把主席语录进课堂是“花样翻新”贴政治标签，形式主义。创造性发展活学要敢于以毛主席为榜样，毛主席怎么说的就怎么做是低标准，解散了毛著学习小组，把三人以上的会是（叫）黑会。
(二)污蔑人民公社、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后要吃大锅饭，夫妻分开，每星期天拿小包袱旅馆团聚，共产主义夫妻界限可能没有了。在困难时期对病友说，你们说困难只是暂时的，我看并不（止）两年，要做好长期的准备。那时她会上不说，会下到处放毒。
（三)歪曲党的阶级路线。
她说，学校的阶级路线就是党团员能否团结和帮助出身不好的同学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政治上要划清界限，感情上要爱护他们。
六、贪生怕死，一味追求低级趣味
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托人买东西，营养补助。她说，李仁是无畏（为）牺牲，我们不提倡这种精神。
下乡时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到特殊情况，不能拼。”“一棵树不如一个人重要，不能因树累坏人。”使劲让下乡吃得特别好，和工农搞差别，干部不参加劳动没关系。
不读革命书，专读古书古诗，进行研究，不但自己欣赏，还向别人讲：“我是戴着金首饰参加革命的，学生的时候如何如何美，大讲低级趣味，国民党见她说好话，是因为她美。
七、抵制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党员大会上说：“从理论上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要讲道理，不要骂人。”66年5月12日，不让党员讨论文化大革命，在运动前，大肆压制群众运动。开了两次党课，讲民主集中制，怎样入党，3月份党团课民主集中制学习，断章取义刘少奇同志的話，说上级有错也要服从，“57年反右就是反的基层组织”，向外寄的稿件要通过审查，许多被扣压。不让开师生大会，五月底在教研组说：“到五月底，初中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大肆宣传，制造混乱。
八、与黑帮分子勾勾搭搭，关系极密切
与黑帮分子张文松，关系极密切。吹××是反修能手，是活的马列主义。“在张文松手下工作是最幸福的。”刘仁、张文松两次来校与她密谈。师大校长程今吾和她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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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清华学生砍头案轮奸案真相及其思考
孙怒涛
社会上不时热传文革初期，清华学生犯下了砍头、轮奸的罪行。绝大多数清华校友都不相信当年的清华学生会做出如此禽兽不如的恶行，但又无据反驳，只能无语。我今天对这两个传言的真相予以澄清。
一、所谓砍头案
大约在2022年的11月份，好些微信群都在转发一个抖音小视频，内容如下：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北京电影学院一位姓周的教授隔空喊话清华大学，希望他们对1966年对周家做的事情作一个说明。清华大学保持沉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从头说起。
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叫周自齐，生于1869年，山东单县人。他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896年开始做大清朝驻外使节，并且负责清朝留学生在美学习监督。1908年回国，1909年主持留美学务处工作。从1909年到1911年，一共分三批往美国派去180名留学生。他亲自主持，都有面试。他对学生的要求甚严。第一要中文通达，第二身体强壮，第三品行纯正，第四家世清白，第五质地聪明，第六相貌端正。到了1911年，周自齐又扩大了留美学务处，把它从一个简单的培训班变成一个学堂，就叫清华学堂，招460名学生，并大量招聘教师。这是清华大学的源头。所以清华大学说它是1911年建校。这样，周自齐就应算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其实，周自齐的才干远不止于创办了一个清华。他后来做过山东都督、中国银行总裁、北洋政府交通总长、陆军总长、财政总长，而且1922年任北洋政府总理兼教育总长，并且代行总统职务11天。1922年退出政界，1923年去世，葬于北京门头沟。他的遗孀和女儿还在北京生活。
1966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冲到了周家，在厨房里拿菜刀把周自齐的遗孀王喜顺的头给割下来，并且让他的四女儿当场看着，四女儿吓疯。
北京电影学院周教授说的就是这件事，希望清华大学对此事做一说明，不要再装疯卖傻。
北京电影学院的周教授也非等闲之辈。他叫周传基，是周自齐的堂孙子，此人学问十分了得，被称作中国电影的总教头，陈凯歌、张艺谋、娄烨这都是他的学生。如果这么说大家不太清楚的话，86版电视剧《西游记》导演杨洁女士是周传基教授的第一任太太。
周传基2011年向清华大学喊话以后，清华大学无言以对，继续保持沉默。其实在1966年，清华大学的学生做下的事情又何止周家这一条命。2017年，周传基教授也逝世了，在美国芝加哥。
这个传言早在2016年就在微信群中疯传，并且传到了清华校友微信群。当时，校友们对这个传言的真相进行了追踪。最后，经多方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周自齐老先生在美国的亲孙子周政先生。他应邀进了我们的真话群。
周政先生2016年7月6日在真话群发帖说：
我是周自齐之孙，对这件事可以说几句。我奶奶名叫唐康玉，住在北京东城区汪芝麻胡同一个独居小院，是在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恐怖活动中遇难的，时年66岁。我们和其他亲戚当时听说的情况是，她是被来抄家的附近中学红卫兵用皮带打死的。她被认为是某个天津资本家的遗孀，名单是街道派出所给的。我们一直认为那是一场国家的灾难，也是当时所有遇害者家庭的灾难。
很多年后在清华百年校庆前夕，有个族人周传基突然爆料“砍头说”，随后又被演绎成“周自齐夫人王喜顺被清华红卫兵割下头颅”，为的是吸引眼球。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个“砍头”的故事，也没听说过王喜顺这个名字，更不知道这次抄家和清华大学有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周传基，他是周自齐一位堂兄的后人，和我们周自齐后人没有联系。从他讲的我爸爸、姑姑及奶奶的故事来看，他对我们家的事情也不很了解。他说过一些事情，例如说他亲眼看到过黎元洪给周自齐的大总统委任状，任何懂点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本人对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道听途说不太感兴趣。当然这位老先生愿意讲什么是他的自由。
我有时间也做一些周自齐研究，和清华校史馆也时有交流。有兴趣的学长可以看我的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houzheng2000 清华校友对周政先生的澄清表示非常感谢！
方莉莎说：周政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那是一场国家的灾难，也是当时所有遇害者家庭的灾难。
孙毓星说：谣言止于智者。我们希望得到的是真相，不是用以吸引眼球的奇闻。
至此，“砍头案”的真相已经清楚了。我们希望，这个流言以后不再重现。
二、所谓轮奸案
早在2012年的清华校友社区里，就曾出现了文革武斗期间中央主楼发生过强奸女中学生的帖子。有人提出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有人愿意出钱资助调查，还有人向414头头隔空喊话：“站出来！”“说明白！”这传言虽然惊悚，但是绝大多数校友都不相信当年会发生这样不可思议的恶性事件。因无人有能力证实或证伪，只好不了了之。
其实，有一些校友对此案是非常关心的。如沈昆，更早在2005年他就开始了调查，在网上搜寻相关信息。
我也很关注此案，常与好友在邮件里讨论。
2015年2月4日，我收到但燊发给我的一则邮件，很有价值。他说在2013年春节后，大约是2、3月份，蒯大富的前女友、清华附中红卫兵头头刘×来到深圳，连果义在深圳蛇口“观景台壹号”酒店做东招待，邀请她参加，蒯大富夫人罗小波陪同刘×参加，一席共四人。席间，但燊向刘×问起外界传言“414在清华主楼轮奸一个中学女红卫兵”的事。但燊根据刘×的陈述，追忆如下：
1968年清华两派武斗期间，刘×被清华附中的卜大华等人抓了。卜大华没有地方可以关押刘×，就想到作为老蒯（刘×的情人）的对立面414，于是联系了汲鹏，希望请414代他们看管刘×，汲鹏答应了。后刘×被卜大华等人送到了清华主楼，被关在主楼的一个房间，由一位机械系（或冶金系）的7字班男同学看管（刘×还记得此人名字）。一天后，刘×被转移到焊接馆地下室，仍由这位同学看管。所谓看管就是关在一间房间里，并没有捆绑，刘×可以在房间里活动、看书。在整个看管期间，刘×没有被打，也没有人“审讯”过她，没有被要求写什么材料，更没有所谓“性侵”发生。这位7字班的同学很和蔼，按时送饭给刘×，有时和刘×聊天，从来没有训斥过她。刘×至今很感谢此人。
后来清华附中刘×那一派又把卜大华抓住了，他们通过老团向414提出用卜大华交换刘×。此事又找到汲鹏，汲鹏觉得刘×本来就不是414抓的，放在414手里也是一个负担，立即同意老团的要求。
刘×记得交换俘虏是在二校门前进行的，她从动农馆的西侧走到二校门前，卜大华从校卫队走到二校门前，然后刘×走到团派控制的校卫队，卜大华走向动农馆。交换过程和平。
作为“受害者”的刘×亲口否认了“性侵”事件，我认为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414在清华主楼轮奸一个中学女红卫兵”这个传言。我写了《武斗期间在清华主楼根本不存在“轮奸”中学女生事件！》一文，在2016年1月18日贴到清华人文茶馆群。
第二天，沈昆跟帖说：这不是“传说”或传闻，而是登载在纪实文学《青春的浩劫》一书中的一段叙述，后来又为任不寐在其评论文革的文章中引用。因此，这应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我这才知道了这个传言的源头。我特意从孔夫子网买了一本《青春的浩劫》（右图为该书封面）。
原来在1996年，方正、金汕、陈义风、孟固四位作者出版了一本纪实作品《青春的浩劫》（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该书的P215有这样一段文字：
清华大学一些造反派们捉住对立面头头的女秘书时，不仅逼迫她自己念认罪书，通过高音喇叭向全校广播，而且有多名大学生、红卫兵轮奸她。清华大学武斗结束，工宣队进校，在住人的教室里，多次发现用过的避孕套。
虽然，就我和绝大多数清华校友而言，这个“轮奸案”已经搞清楚了，被否定了，但鉴于“轮奸案”之说来源于一本公开发行的正规图书，已经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我们必须找到作者，查明他手里究竟掌握了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实锤证据。也就是说，“轮奸案”真相的追寻还得继续。
在网上能找到四位作者的一些信息，但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无奈之下，我打算向社会发布一封致四位作者的公开信。公开信的主要内容是我们调查“轮奸案”的结果，以正视听。公开信肯定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良好的，但作为学者，把道听途说当做史实写入作品，实在是不严肃的态度，对广大当年的清华学子是伤害，对揭露文革真相、深刻反思文革也是不利的。公开信要求作者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叙述表示道歉，并在作品再版时改正这一错误，以免贻误后学。
我在我的部分好友中征集公开信的联署签名，王普、蒯大富、王嵩梅、陆元吉、吴学民、但燊、傅胜初、吕述祖、汲鹏、颜慧中、张比、沈昆、孙毓星等十几位校友签名了。他们都是清华文革的亲历者，有的还是百日武斗的见证者。他们中有当年的团派，四派，也有逍遥派；有头头，也有普通群众。之所以只约请十几位好友签名，是因为若是只有几个人签名，太少了，不足以显示公开信的分量；太多了，又有过于兴师动众之嫌疑。
公开信完成于2016年2月2日。本打算在4月22日举办的“文革反思与清华” 座谈会上宣读，然后通过微信、邮件等渠道向社会广为散发。遗憾的是，4.22座谈会被北京有关方面破坏了，这封公开信也成了永没有机会公开的“公开信”。我们对“轮奸案”真相追寻的努力再次遭受挫折。
2018年10月10日，我开办了网上的文史讲堂。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先后邀请了近三十位专家学者、文革亲历者和文革史研究爱好者来网上讲堂做讲座。
2020年秋，友人于向真女士向我推荐她的好友金汕先生来讲堂做讲座。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心头一喜。好熟悉啊！我立即表示了欢迎。金汕先生在12月22、23日连着做了两场“我眼中——文革中的体育界”的精彩讲座。讲座稿《乒坛三杰之死》收录在《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上卷）》里。在主讲嘉宾的简介里，金汕是这样自述的：1948年6月生，北京市人。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供职于北京社科院并担任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北京当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北京文化和体育文化，出版过《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中国足球之谜》等二十余部著作。多年来也从事文革史研究，编著《非正常死亡》，创作《青春的浩劫》（与孟固等合作）。
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非功夫！他正是我们寻觅多年而不能得的金汕呀！
通过这几年的交往，我对金汕的印象很好。他做事认真，写作严肃，有责任心，对文革有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只是因为我忙于办讲座，编文集，静不下心来，没与他谈及《青春的浩劫》一书的事儿。
终于到了2022年12月8日，我很直接地向他提了两个问题：
《青春的浩劫》一书中“多名大学生轮奸女秘书”的史料依据是什么？
你们中哪位作者对这段文字负责？
金汕很快来了回答。他说：
这本书是书商1995年找的我让我完成，但要求三个月完成。书商敏锐察觉到政策变化快，我只能找几个同代人一起写。这本书当时我们四个合作，确实有分工不同，方正主要是写知青系列，我则主要是写红八月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革的时代背景、高层斗争，陈义风写了遣返以及市民所遭受的文革迫害，孟固主要就是写大中学的学生运动，最后我把几段都串联起来。关于造反派强奸这一段是孟固写的，他文革中在清华附中读高二。当时我觉得这段有点邪乎，因为造反派干坏事甚至打死人确实有而且不算少，但强奸确实没听说过，似乎还不敢。我问过他，他说肯定的，他听清华大学的一个朋友说的。
由此看来，孟固手里并没有什么史料证据，完全是根据他朋友的道听途说写的。而这个“道听途说”的谣传，当年在清华文革中十分活跃而现在清华校友群里的一千多名学生都没有听说过，却只有他的这个朋友听说了？不评论其他方面，就这一件事而言，孟固先生对这一“听说”的处理是很不严肃的，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很坏的，对当年清华学生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我们有理由要求他道歉。
我对金汕说：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搞清真相。如果真是清华学生干的坏事，我们是一定要把这种败类追查出来的。虽然现在已不能绳之以法，但一定要公诸于世，以儆效尤。如果这件事是子虚乌有的，则必须澄清，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和公道。
金汕说：
孟固出身不好，饱尝了文革对他一家的迫害，所以有时候也有点感情浓烈。他夫人说孟固为这本书他写的部分采访了一系列的人，而且很认真。文革结束后对待造反派是用造反派的方式解决造反派，觉得反正他们是死老虎，又有民愤，所以更加往坏里说。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误区。
我问金汕：“孟固”是真名还是笔名？他说：是真名真姓，退休前是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可惜他已于2019年疫情前脑癌去世，没法儿问他了。
哎，我们紧追慢赶，还是晚了一步。所幸，遇到了金汕先生，把七年前，不，如果从2005年算起，十八年前开始追寻的“轮奸案”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
三、思考
我对这两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不相信的。
砍头案，发生在1966年的“红八月”。那时，清华的学生还没有冲向社会，还都在学校里折腾。若是说清华附中的学生做了这样的事，我不敢为他们打包票说一定没有。但要说是清华的大学生干这样的事，实在难以置信。
轮奸案，发生在1968年。清华学生中已发生了抓人，打人，甚至把学生活活打死，把干部活活折磨死的恶性事件。凶手之所以下得了手，其“理由”就是被害者是阶级敌人，是走资派，自己是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是出于强烈的“无产阶级义愤”，有这样的“政治正确”壮胆，可以无恶不作，开枪打死人、活口拔牙这样令人发指的罪行都能做得出来。
但要是强奸或轮奸，因为施暴者无法用任何冠冕堂皇的遮羞布为这种最无耻下流的罪行开脱和狡辩。恶行一旦实施，立即会受到专政。坐牢判刑当是必然，被枪毙都有可能的。清华学生的素质会高一些，但素质并不是根本。根本的原因是当年的高压形势下，敢于以生命为代价去耍流氓的，全社会也没几个有胆量。
当然，我这只是以常识和逻辑来推断，不能代替证据。而且，也不排除存在特例和意外，最终还是要靠证据说话。
我之所以“小题大做”，热衷于追寻这两个传言的真相，动机中有还清华学生一个清白的想法，也有情感的因素——因为我不相信当年的清华学生，无论是老四还是老团，会如此的堕落下流。但这些都不是我追寻的主因。
我向来认为，对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都应该尽力把真相搞清楚。尤其是这两件涉及一万多名清华学生的重大恶性事件，趁着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事人还在世，尽一切努力追查清楚，不要把疑团留给后人去瞎猜。这两个传言得以澄清，就是一大批清华校友十几年来对真相持之以恒、不懈追寻的结果。这是我们对历史负责任的交代。
有人以为，文革中的罪行太多了，即便是编造或道听途说的“故事”，只要是为文革添黑的，不真实也没有关系的。我是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和做法的。叙述历史，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历史的生命。追求真相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动力。
掩盖文革罪恶是错误的，虚构文革罪恶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只有站在真实史实基础上的批判和反思，才能得出正确的教训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革的罪孽本来就已罄竹难书了，难道还用得着有些人再编造一些惊悚的吸引眼球的“故事”来加油添醋、无中生有吗？
2023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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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风暴前夕：1964-1966年北京中学生学潮
谢小庆
从1964年秋天开始，清华大学附中两派学生之间的冲突就开始浮上水面。从那时开始，两派缠斗了四五年，直到1969年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各奔东西。清华附中当时的高三学生郑光召（郑义）回忆了这样的两个场景：
在八达岭长城上，我们班两位个人关系甚好却分为两派的同学要分手了。袁东平（当时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之子）环视着辽阔壮美的一派北国风光，爽朗地说：“将来，你们就替我们来建设这个国家吧！”绰号为“老羊”的宋海泉（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生之一）不解地瞥他一眼。袁东平气派大方地拍拍老同学的肩，把话说得更加明确：“中间派没什么大出息，你们井冈山的行，但你们一般出身于知识分子和平民家庭，你们距离权力太远。而我们‘老兵’离权力很近，我们和权力有天然的联系。所以只能是这样了：由我们来掌权，你们来给我们好好建设！……别不服气，老羊，不信再过二十年看看！”
在我们班教室里，红卫兵创始人之一的张明特地找到我，极为正式地发表临别赠言，这可能是自（1966年）“红八月”之后我们之间的唯一交谈：“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后见！”然后坚定不移地走出教室。
读到郑光召的回忆，作为过来人和亲历者，我丝毫也不感到意外。实际上，早在1967年初，在当时的中学生就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段子”：江青怒斥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动”（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由干部子弟组成）说：“八旗子弟，什么东西。”“联动”回答说：“江阿姨，咱们20年后见高低。”
实际上，1964年，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干部子弟，就开始对学校党组织的工作不满，向中央写信告状，被称为“468学潮”。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有学生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并形成一场“大讨论”。回顾这一段两派中学生缠斗的历史，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和思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评价文革。
北京六中的“夺权”斗争
1964年初，北京六中高三（1）班团支部给团中央写信，反映六中校领导班子和校团委存在的问题。反映的问题主要有：
（1）发展团员违背阶级路线。对于革命干部子弟申请入团要求甚苛，有些人只因某些小的缺点就不能入团，或者拖延很长时间才得到批准。对于某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校团委却主动提出要发展。一些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又很差的团员，长期不处理。
（2）高三（1）班一位团员张××，出身资本家，本人在思想政治上和纪律上存在许多问题。高三（1）班团支部讨论通过开除他的团籍，并得到一位党员副校长支持，但共青团西城区委组织部、学校党支部正副书记、校团委书记都反对。
（3）关于“好学生”的标准有问题。在许多教师的眼里，功课好，守规矩，听话，讲礼貌，不提意见，就是好学生。而这样的学生，有许多是家庭出身不好，政治思想不上进，甚至很落后。相反，一些政治上进，敢提意见，敢表示不同看法的同学，只是功课差一些，有时不太守规矩，有时不太讲礼貌，老师就不喜欢这些学生，就认为他们不是“好学生”。
（4）有些学生反映领导干部互不信任。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和一位党员副校长之间互不信任。
与此同时，高二（4）班的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自发组织了以“出身”划线的活动小组。
1964年6月，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的工作人员到六中就有关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共青团的工作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7 月1日，写出《北京市第六中学政治思想教育和团的工作情况调查》，指出了六中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不久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教动态》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并由共青团中央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64年7月24日对这份调查报告做出批示，指出青年团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很危险，将来会是地富反坏的后代接我们的班。小赫鲁晓夫已经有了，正在夺取团的基层领导，对此不可熟视无睹，否则，阶级斗争就成了空话。
8月29日，北京六中党支部书记找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成员汇报情况，除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外，基本上否定调查材料中提出的问题；并批评中宣部：“只听汇报或看材料就把六中的问题在全国通报，这样做不是实事求是。”
此后，北京团市委、北京市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部、团中央、西城区委、西城团区委等单位先后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对六中进行了两轮调查。两轮调查都写出了《调查报告》。两份报告都指出六中工作中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没有将六中党支部完全否定。
与此同时，学生也分为两派，开始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一方是干部子弟，他们认为六中党支部和校团委在阶级路线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解决好“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另一方是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认为六中团委较好地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做到了有成分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
10月28日，康生看到调查报告以后，给予严厉批评，批示：“联合调查组10月26日简报，揭露了许多严重的事实，证明团市委及×××（六中党支部书记）等人的话是假的。但调查组对那些严重问题的看法，只是用几个‘不够’来估计学校的领导，事实与对该校领导的估计相矛盾，这是为什么呢？是认识糊涂，还是思想上有顾虑？”
团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康生的批示，并表示同意康生的批评。
从10月到11月，北京市委、北京团市委又对六中进行了一轮深入的蹲点调查，写出了《六中情况（之一——之七）》。
1964年11月18日，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带队，由团中央、国务院文教办公室教育组、教育部等单位组成的工作队进驻六中。工作组进校后，就发动师生，“揭阶级斗争的盖子”。1964年12月28日至30日连续召开3次师生大会，系统地揭发批判所谓由党支部正副书记组成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剥开了××集团的画皮”。1965年4月7日，“夺权斗争”暂告段落，六中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团委书记，都被定性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1965年8月16日，六中“四清”运动领导小组在《关于北京六中四清运动试点的报告》说：“运动中我们按照‘二十三条’的精神，坚持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了大是大非，着重解决了领导核心问题，组织群众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指示。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显著的。……主要的收获是：清理了学校领导核心中的严重问题，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北京四中学生向中央写信
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的杨东胜（杨成武子）、宋扬之（父亲宋之光是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苏承德（苏振华子）、钱乐军、李安东、宋克荒（宋任穷子）等六名高干子弟。向中央写信，状告四中校领导。一份通过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健健（后改名陆健）交给中宣部长陆定一，另一份通过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儿子傅洋交给彭真。
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包括：
1. 以教导主任屈大同、副校长刘铁岭为首的本校入党留校生形成了一个把持学校领导的实力派。包括团委书记、政治教研组长、行政负责人、高二班主任等。这些人出身均不好。一切事情由他们决定，由他们说了算。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重用出身不好的教师。
2. 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生会的干部出身都不好。一些人对李新桅（李井泉儿子）进行百般人格侮辱（李说过，“我要是执政，先杀你们这样的团员。”）。在发展团员问题上，发展了大批出身很不好的同学入团。而萧云（萧华儿子）入团志愿书填好了二年才被讨论。
3. 在学生中存在不少反动思想，但学校对此不闻不问，大加掩饰。但对出身比较好的同学却采取高压政策。
4， 一些老师问题严重。如扶植资产阶级子女担任班长、学生干部。党支部不让搞阶级斗争，还决定：不许大鸣大放，不许贴大字报。
最后，写信人希望上级能派工作组来四中，把四中的问题彻底搞清楚。 、
中宣部于12月25日在中宣部《宣教动态》114期上刊登了此信。12月28日，以北京教工委书记张文松和北京教育局局长李晨带队的工作组就进驻四中。后来，李晨在2001年正式发表的《北京市中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回顾》一书中说：“1964年12月20日，北京四中杨某某等6名学生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露北京四中当权实力派排斥出身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在学生中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等一些严重问题。21日，陆定一将此信批给了中共北京市委彭真、万里……此时在四中高中学生中，正酝酿着罢课、罢考、夺权和对一些学生、教师进行批斗，有的教师、学生已被批斗。在这种革命的形势下，中共北京市委匆忙组成以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长张文松、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为领队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于1964年12月28号进驻四中。”工作组中还包括汪家缪（时任北京团市委书记）、侯维城（时任西城区委文教书记）、杨滨（国家经委副主任宋养初夫人，社教运动后留在四中担任校长、书记）、刘岩（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夫人）等。
工作组进校之前，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指示工作组，进驻的基本态度是，不带框框，不定调子，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运动、教学两不误。
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曾经两次直接介入四中的“社教”。1964年12月底，万里在北京市委大楼接见了四中的几十个高干子弟。接见时，万里在会上批评他们是“娃娃瞎胡闹”，“不要党的领导，搞非组织活动。”针对他们所反映四中领导培养学生走白专道路，万里说：“你们说红2分比白5分好，我看还是白5分好。”万里指着苏承德说：“你现在应好好学习，我会找你爸爸谈谈。”
1965年1月14日，万里召集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三中等六所中学的高干子弟“训话”，同时让六个学校的校长、党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参加。万里在会上讲了三个钟头，对几个中学的学生运动大泼冷水。万里批评高干子弟：“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话。”他強调：“这个运动必须党来领导……没有党的领导还不是洪秀全、李自成？”他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
1965年8月4日，工作队进驻四中7个月之后，李晨在四中党支部的讲话指出“四中没烂，成绩是主要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8月10日，工作队向中共北京市委写出《北京四中四清运动的报告》。《报告》提出：四中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学校领导干部是努力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错误还是比较严重的。主要问题是：（1）政治思想工作比较薄弱；（2）放松了对教学工作的领导；（3）工作中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4）党不管党的现象比较严重，党内教育很差。 、
在四中的社教运动前后有几个典型的事情：
1. 李新桅是高三（2）班的学生，表现一般，有时被同学嘲笑，有同学摸他的头，开他的玩笑。他一直没有入团。高三其他几个班的团支部召开联合支部大会，跨班级将李新桅发展为团员。之后，再由2班团支部补办手续，予以追认。
2. 开展“夺权”。1964年，高三有三个班，突然撤换了原来不属于干部子弟的班长和团支书，由干部子弟取代，进行了一次“小政变”。
3. 学生斗学生。在工作组的组织下，将高三（4）班的毕向明定为“反动学生”，展开批斗，甚至进行“逼供信”，最后取消了其参加高考资格，送到团河农场进行劳教。此外，高三（4）班的鲁生卫（化名，因本人不愿意被关注，他的同班同学王复兴在回忆文章中使用了化名），高二（2）班的牟志京，高二（5）班的周孝正，都曾经被作为“资产阶级倾向的典型”，在自己的班上受到同学的围攻和批判。 、 、 、
清华附中的两派斗争
无独有偶，1964年11月在清华附中也出现了一场关于“阶级路线”的大讨论，一些学生为此给校领导贴了大字报。事情的起因是在食堂打饭时一名干部子弟（熊向晖的儿子熊钢）与一名非干部子弟发生了口角，动了手。学校领导及时处理了此事，但一些非干部子弟不满意学校的处理，认为学校偏袒干部子弟，处理不公。此事虽然最终被校领导强力压了下去，但也在干部子弟和非干部子弟之间留下了深深的伤疤，矛盾时起时伏，冲突一度非常激烈。这种冲突，一直延续到1969年大家各自走向社会。
清华附中是1960年才建立的新学校。虽然是新学校，但在教育改革方面却雄心勃勃。在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在青年教育家万邦儒的努力下，建校几年，就已经跻身北京市的顶尖学校。清华附中的办学思路非常明确，非常清晰，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拔尖人才，栋梁人才，尤其是理工科方面的杰出人才。到1964年，清华附中已经聚集了一批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其中，工农子弟很少，主要来自两大类家庭，一类是干部子弟，一类是高级知识分子子弟。这两拨精英人才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竞争、摩擦和冲突。
于是，以万邦儒校长为首的校领导，就面临了非常棘手的两难困局：一方面，要贯彻“阶级路线”，保持“接班人”的“红色基因”，对干部子弟予以适当照顾；另一方面，又要保护和扶持知识分子子弟中的优秀学生，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或者说，“贯彻阶级路线”与“培养优秀科技人才”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一些矛盾。校领导的处境确实非常尴尬。
1966年6月以前，两派之间的对抗的主要战场是发展团员。干部子弟强调发展团员要看“出身”，而高知子弟则强调发展团员要看“表现”。一些出身好但表现不够好的同学，在入团时会受到高知子弟的阻击。有时，团员发展大会上出现了激烈的对抗，最后只好进行票决。例如，高631班的干部子弟王铭（后来是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的入团，就曾面临两派激烈的较量。
清华附中的两派斗争非常具有特殊性，戏剧性。两派在当时的分野，并不是左右。1964年，中央组织了对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批判，批判的主要观点是这些电影宣扬“人性论”，用“人性论”取代或冲淡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围绕对这两部电影的评论，干部子弟与高知子弟展开了一场大辩论。有意思的是，干部子弟站在了为“人性论”辩护的一方，而高知子弟则站在了批判“人性论”的一方。这场辩论的结果是加深了两派之间的隔阂。
1964年11月，教育部在教育系统内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清华大学向干部传达了这个谈话纪要，清华附中党支部向部分干部子弟传达了这个谈话纪要。1965年，干部子弟们又从不同渠道获得了1965年毛泽东与王海容关于教育的谈话内容。毛泽东的这两个谈话，激发了干部子弟对附中党支部的不满。
1966年春，干部子弟首先开始了跨班级之间的串联，初步形成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小团体”。清华附中紧靠当时还非常荒凉的圆明园。于是，圆明园成为这些干部子弟进行串联、交换信息、交流思想的场所。
这个干部子弟为主的非正式小团体的矛头指向了以万邦儒为首的学校党支部，认为校党支部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将“又红又专”作为培养目标，而是格外偏爱青睐那些出身不好的“白专”学生，偏离了党的教育路线。
一个标志性事件之一是1965年10月28日，预651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了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鉴于目前教学纪律对学习束缚之甚，大有造反的必要。这边革命分子一喊‘造反喽’，那边保皇分子慌忙打出和平旗帜，大喊‘遵守正常秩序’。……和尚的偶像很多……保皇‘同志’的偶像比和尚还多，什么‘书本'呀，什么‘学校的规定'呀。”
标志性事件之二是1966年5月10日，骆小海写了一篇批判附中校领导的文章，标题是《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指责学校不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而是把清华大学怎么说的，《北京日报》《前线》杂志怎么说的，作为最高指示。
标志性事件之三是，1966年5月20日，王铭、张晓宾写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一文。这比聂元梓等人5月25日贴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早5天。
最终，在1966年5月底，正式成立了后来闻名世界的组织“红卫兵”。“红卫兵”（一说是“红卫士”）最初是预651班张承志个人写大字报使用的笔名。在“红卫兵”组织成立以后，就成为该组织写大字报共用的署名。
具有戏剧性的是，这时，高知子弟则站在了维护保卫学校党支部的立场上，为党支部辩护。从1966年5月底到6月8日工作队进校支持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的大约十天中，干部子弟“造反派”与高知子弟“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对抗。6月8日，约300名四中、十三中、人大附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骑自行车到位于郊区的清华附中声援清华“红卫兵”，被附中校领导关闭大门挡在校外整整10个小时，双方对峙了10个小时。附中校领导已经调动了清华大学校卫队、海淀分局便衣队，做好了武力驱赶的准备。结果，当晚工作队进校，明确表示支持红卫兵，外校声援的干部子弟最终被放进了附中校园。
由于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红卫兵”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在进校不久后工作组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 2 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
文革中，清华附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该校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地，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该校高651班（高二，1964年入校）骆小海6月24日写出了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4日写出了大字报《再论》，7月27日写出了大字报《三论》。三篇文章都署名“清华附中红卫兵”。 其中的前两篇被江青转呈了毛泽东，毛泽东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表示支持。信中说：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 泽 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至此，始于1964年夏秋的干部子弟先后与高知子弟，与校党支部，与工作组之间的斗争，以干部子弟的完胜而暂告一个段落。后来在1966年底，干部子弟在与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中，遭受重创。这是后话。
由于始于1964年的干部子弟与高知子弟之间的明争暗斗，矛盾不断激化，1966年8月26日，在清华附中出现了同一个班的干部子弟和工农子弟殴打高知子弟的恶性事件。这种现象，在北京的其他中学并不多见。那天，许多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中受到殴打，出身不好的郑光召险些被自己的同班同学打死。
这种干部子弟与高知子弟之间的冲突，一直延伸到1969年同学们上山下乡、各奔东西为止。
201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李伟东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清华大学附中高631班（1963-1968）》。李伟东采访了631班的多数同学。根据李伟东的记述，半个世纪之后，两派之间的互相怨恨并未消融，一些同学拒绝与另一派的同学见面。这种情况，在当年的中学生中并不多见，可能属于清华附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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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心迹】
山西大学“一打三反”日记
张贵保
《昨天》编者按：本篇首发于“太原道”微信公众号，本刊发表时略有修订。
偶然翻检书柜，发现一本我在1970年写的日记，一本专门记录山西大学“一打三反”运动的日记，当时在扉页上标明的是“落实三个照办日记”。日记坚持了将近4个月，记录了我——一个普通学生在运动中的所见所闻。时隔50年，读来恍如隔世，有些内容还有点模糊记忆，有些就压根儿想不起来了。
开始于1970年2月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阶段，也是最为惨烈的一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至1966年10月前后，山西大学水火不容的两大派群众各自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就是造反派的八八红旗战斗队与保守派的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两大派各自为证明自己正确对方错误、自己革命对方反动而争斗，斗来斗去，文的不行，便来武的。八一四占据了主楼，八八则占据了主楼背后的图书楼。两座大楼的下层窗户都用砖头砌了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斗据点。大部分同学都不得不住进各自所属派别那光线昏暗的武斗据点里，吃饭则需要排队进出食堂。如此鏖战了一年多，仍不见胜负，于是都不免厌战起来，纷纷回家逍遥。1968年9月工宣队进驻学校，组织开展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群众组织一律解散，学校秩序初步恢复。军宣队与工宣队实际是个临时权力机构，每个班都进驻了工人代表，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时，山西大学因战备需要，已于1970年元月整体迁移到昔阳县，中文系住在安坪大队。日记里所谓的文一、文二，也就是中文系的65、64两个年级。因为在四年的时间里，学生们再未上过一节课，就不存在升级，也就一直定格在中文系一年级（文一）或二年级（文二）。我是文一甲班的学生，这个文一甲的称谓不但在学校叫了五年，时隔50年后，同学之间仍以此称之。此时学校也只剩64、65两个年级的学生了，62级与63级已在1969年毕业离校，到农场劳动去了。
以上是背景勾勒。回头看我的日记，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学生的所见所闻，但对运动中的许多大事，如全校性的几次批斗大会，将校武装部长巩二成认定为杀人犯的冤案，逼供信之下产生的特务集团，中文系总支书记王西的自杀，一些著名教授的狼狈处境，同学对同学的批斗，等等，都有虽是侧面却真实可信的反映。至于日记里俯拾皆是的极左言辞及对那些蒙冤被批斗者所称的罪名，无疑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主流思想的真实记录，这里一律保留，读者借此可以体味一下那个时期的政治氛围。
以下日记正文。删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字，括弧里的文字为新加的注解。
序
这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幕，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
二月上旬，在清队工作进入高潮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三个照办（指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1970年1月31日中发［1970］3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中发［1970］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2月5日中发［1970］6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及两个附件》，又简称“3、5、6号文件）下达了，立即显示了它的震天撼地的威力，一个气势磅礴的落实三个照办的运动在全国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势不可挡，荡涤着文化革命中的污泥浊水，清算着一切露出原形和暗地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和铺张浪费现象。
三个照办，第一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第二是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第三是反对铺张浪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主要有六种：1.散布战争恐怖，2.盗窃军事情报，3.秘密串联，阴谋暴乱，4.不服管制，5.贪污盗窃，6.破坏上山下乡。
落实三个照办的运动，也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人人既当革命动力，又当革命对象。打击面越大越好，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时间不限。这是谢振华电话会议的精神。
这是一次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运动。
学校第一次批斗大会批判了丁四章、李万杰。尤其是丁四章，最为典型，收听敌台非常频繁，每有大事必听帝修反的旨意。他的五岁的小儿子也能清楚地分开美国之音、苏修台、台湾台，思想极为反动。有人问：“毛主席是你家的救星吗？”他就说：“不是，是农民的救星。”这么一个小孩子思想也达到如此反动，丁四章罪该万死。李万杰言论很多，如说：“我学了愚公移山，吃饭排队就有劲了。”
在中文系，运动开展尤其猛烈。二月中旬开始，第一次揭批大会，揪了李吾代、王保芳，第二次揪了九个人，学生三人陪站，严成华母亲于近家、靳布（教师）、木桐（教师）等被揪，写过《讨袁檄文》的王承亮坦白，王西（系党总支书记）、宋秀玲（女教师）被揪上台勒令交代。第三次揪了王世国（本班同学）、张军（文一学生）、李靖之。
我班同学大检举、大揭发、大清查、大批判，揭发了不少人的不少问题。大量的揭发似乎还是背靠背。
我班高文生的问题：有恶毒的三反言论，向毛主席敬礼弯腰打拱，称买毛主席像为“买个他老人家”，称赠送毛主席诗词解释不如“送盘过油肉”，说“学毛选干巴巴还不如读红楼梦”，宣扬阴暗面，如说一群叫花子围着毛主席像跳舞，唱“心中想念毛泽东”，一群拉大粪的工人喊打倒臭大学生。崇拜美帝，言论很多。
揪出高文生后，顺蔓摸瓜，揪出了与高文生联系密切、订立攻守同盟的王世国（本班同学）。王世国曾收到一封高文生的来信，称“满天风雨满天愁，文攻武卫何时休。闭门毋闻窗外事，且对小儿语呕呕”，二人合谋改成“打砸抢抓何时休”。但见此信的人很多，王后来不得不改口，高也认罪。
王保芳（文一乙班学生）的言论尤为恶毒，态度最为恶劣，如说：“中央首长哪个不是大腹便便，还讨小老婆，咱们大学生二十四五还不让结婚。”“中央首长大笔一挥，一会儿一个七月会议纪要，一会儿一个十二月会议纪要，老百姓遭殃。”“六十九军不如送到越南当炮灰。”在系揪斗会上公然喊口号“毛主席万岁我没有说这话”，“打倒派性”，遭到严厉批判。
其他系揪的学生很少，总数也没有中文系多。看来中文系宝贝较多。
张军（文一学生）写有“天天无聊天天聊，日日难过日日过”的反动对联，平时有“天天痛苦”（指学毛主席著作“天天读”）时间，从不缺席。
斗争激烈复杂，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敌我斗争与派性斗争混合。我们满怀信心，深挖细找，狠狠打击帝修反别动队，一定要把毛主席的三个照办落实在山大，让毛泽东思想红旗永远飘扬。
3月6日
（在）下思乐（村）召开了全校落实三个照办以来的第二次（批斗）大会。这次大会批斗的较多，约十个人，教师居多。第一个是严德浩（八一四头头严成华之父）。严德浩主要是在看管期大吟古诗，如石达开“大盗亦有道，肝胆硬如铁，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李良（八一四结合的领导干部），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艺术系某教授，投机倒把，广州买回二千刀片，五分一个，卖二毛一个，把自己家的烂字画用亲友的户口卖给学校，倒卖字画。最后一个刘颜润，给牛鬼蛇神通风报信。
申安民（宣传队总指挥部政工组负责人）同志最后做了报告，分析了敌情，对运动作了估计。他说，要继续掀起新的四大高潮；还说，学校查了一批现行特务。申泮文企图逃跑，到了村子里，民兵问是干什么的？说是外调的，给抓了回来。学校有不少落后小集团，甚至反动小集团，有的包庇坏人。
晚上，系里开动员大会，张诚斋讲话，说，中文系无奇不有，有倒贩乐器的，有雇工剥削的。
3月7日
进城听晋中学代会作报告。两人，都是特约代表，一个叫郭翠香，一个叫张小英。郭翠英是语言能手，生动幽默，事实也很动人。张小英是北京到朔县插队青年，铡草机上断了半条胳膊，身残志不残。看样子是个很儒雅的女孩子。
早上根据昨晚张诚斋布置，写个人检查，甩包袱，以便轻装上阵。
3月8日
上午批王世国。
下午到县城礼堂看太铁宣传队的演出。给人教育很大。其中有个数来宝，是说知识分子的，揭露旧教育很深刻。“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先生的法宝。”“我们的老师本事大，见人不说中国话。逢人开口喊ok，再见说成Good bye。”“正经本事没一点，捞了一对近视眼。”
这次演出是慰问大学生的，蔡立坚（因从北京自愿到山西榆次杜家山农村插队而全国闻名的知青典型）同志观看了演出。她没有姑娘的秀气，有革命实干家的气魄。
3月9日
血债要用血来还。
今天宣判大会，五点起床，六点出发，在（昔阳）县礼堂。
巩二成、侯光亮、陈连根杀人罪犯当场宣布拘留。看他们的狼狈相，一个个汗如雨下，面色煞白如浮肿，和井里捞上来的死人一般。严成华、张有理、王志英暂不逮捕，李永堂等三人坦白交代。
3年前，1967年2月20日，他们由巩二成主谋，把杨韶华抓到武装部仓库，拷打杨，要其交后台。杨被打时由于过疼而惨叫，他们就卡脖子，卡了几回，残害了杨韶华，将其尸体放在一个木箱子里。过了两天的深夜，由张有理等用平车推到许坦村的井里。先计划扔下去，陈连根怕出声，就用铁链拴住杨韶华烈士的腿，慢慢往下吊。3月8日尸体才被发现。事过三年，这案件终于破了。
当场拘留的还有张玉兰，是个六十多岁的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
阶级斗争是严酷的，对杀人犯毫无怜惜的必要。
3月10日
村里农民进城开公审大会，山大学生去了一部分，办学习班的不去。（县城里）布告贴的很多，落实三个照办形势大好，太原公安机关军管会出布告，共十六人，据说杀了十三个。
晚上系里开追悼杨韶华烈士会。
据说生物系揪出一个特务集团。一个特务分子57年有右派言论，给他办学习班，他只道特务事发，故跳井自杀。然而水浅，淹不死，给民兵捞上来，送回学校。系里看到此人如此心虚，一定有大问题，追根究底，原来是特务。他们有电台，和台湾联系密切。目前，这一案件仍在追查中。
3月12日
上午劳动，和郭根（教授）、姚奠中（教授）、陈过（讲师）在一块。说起凉水能治病，郭根说他喝了二十多年，由此没有得高血压。凉水疗法是近年发现的，他为什么早就开始喝凉水呢？原来，喝凉开水这是外国人的习惯，郭根这个洋奴早就学着喝开了凉水。我们称之为养命水。问起郭根翻译英文小说的事，我们问：“除了你看过还有谁看过？”郭说：“出版过四五本。”
问起姚奠中在山西日报发表过许多借古讽今的文章，姚说，他只发表过一篇，原来计划写一套，专门介绍山西的诗人。
陈过面目阴险，一言不发。
在地里，刘维颖宣布下午休息，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社员们老的老小的小，一天不回家，吃饭叫人送，我们一群小伙子，劳动三四个小时就休息。
3月14日
生物系的特务问题已牵扯到中文系，靳布等人有特务嫌疑。
3月15日
昔阳各公社正相继召开党代会，安坪党代会明天召开，广播这几天专门播送这方面的文章。昔阳的大批判搞得好，有个社员搞坏了小平车，哭着向公社检查，因为这是大批判的对象之一。
3月17日
党员进城开会，据说是要开始整党。我们去劳动，原来说一星期劳动半天，现在改成一天半。在山头垫地，好大的风，几乎能刮倒人，冻得人手伸不出去。
郭根是六十多岁到现在头一次担担子，大约三四十斤土，他那么大个人，担起来几乎走也走不成，要倒的样子。这位山大六级副教授，曾任过文汇报副总编，57年降到山大，薪金由240降到120,。他假眉三道自称贫下中农出身，之所以与他前妻离婚，是“阶级不同嘛”。而这个老婆比他小18岁。
3月18日
上午系里开大会斗靳布、宋秀玲。这两个人有特务嫌疑，都已隔离。
下午王世国（同学）坦白交代。主要是言论，如说，现在每天学老三段，吃老三样，学老三篇，看老三战（指当时公映的电影故事片极少，一般只能翻来覆去地看《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3月21日
乙班开会揪出任保明。
省革委会下了个文件，是省革委召开各地市支左小组的座谈会纪要。主要内容是要分清敌我矛盾。
系领导小组开始开门整风。今天上午班里开会提意见。主要有：对专案组，应该吐故纳新，不应该让文二独占。文二是逆流的策源地。班领导班子应该吸收新涌现的积极分子。
3月22日
副组长以上干部下思乐开会。干部们开会回来说，下阶段主要是抓经济领域的阶级敌人。
3月24日
王世国（同学）检查了他的分裂罪行。刘师傅说，应该检查对工人的态度，应该揭发别人的问题，特别是经济上政治上的。
据统计，丙班有经济问题五千余元，甲班有一千余元。
3月26日
校里开大会，主要是一些贪污盗窃犯坦白交代。
艺术系的范家成，这个道貌岸然的又是贼头贼脑的人，原来是个惯偷。膳食科的任茂铜可能有经济问题，开会中间有人把他叫到外边，敦促交代。据说张全民的问题也不小。李良开会中间被群众勒令站起来，让其交代。
3月27日
进城听大同煤矿工人钱魁宝的忆苦教育报告。
3月28日
（班里）就经济问题开会，也没吵下什么。晚上宣布成立经济小组，主要是一些经济上没有问题的老实人。小组和刘师傅开会，研究了今后事项，决定要搞出点证据，集中力量轰一两个人，搞出成绩。
边师傅前十天走了，刘师傅可能要换。
省革委开会，表扬山大清队成绩大，能搞大案子。
4月3日
好可怕的黄风，霎时间天昏地暗，房子里还得点灯，冷飕飕，下起雨来。今天起来，却是遍地雪白，丽日当空，必须穿棉衣才行。
昨天上午开会，下午忆苦思甜。我给灶房担完水后，回家无聊，看了看地图。看地图是一种享受，从地图上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新空气。
4月4日
数学系办展览，展出副教授张象铎的反动变天账，如保存的房契，地契，任命书。
4月5日
进城开会，听张子严主任传达中央批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的三个报告。
传说，巩二成、陈连根、侯光亮、张玉兰四人全枪毙。
关于说“领导我们班的核心力量是几个大流氓，指导我们班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无政府主义”的话的人，一直查不出来。
4月9日
进昔阳城开会，几个人坦白交代。最后一个王新亮使人大吃一惊，他就偷了八辆自行车，五架收音机，一个手表，金额1600元。他到公园散步也顺手偷了几个花盆送给岳母。他还有很多反动言行。
晚上班里讨论。讨论了一些经济问题。
4日16日
这几天轻松，班里同学近半数外出，或办学习班。田希诚等2人，宋秀玲等2人，靳布等4人。李家沟（干部连）3人，下思乐1人。今天又派我和孙锦章、崔万森3人去西寨开荒种山药。
传说，4月9号进城，王新亮坦白问题后，当晚逃窜，至今未归。
4月17日
进城时看了看布告，各地都在落实三个照办，严厉打击反革命，打击贪污盗窃。霍县煤矿七八个叛国分子受到我专政机构的镇压，不少反革命分子被枪毙，真是大快人心。
太原最近听说又要枪毙一批人，37人，不知确凿否。坏头头杨成效在太原每两天斗一次，斗时五花大绑，戴脚镣，愤怒的群众把他从台上推到台下。这是应得的下场。
4月18日
物理系的王（钟慧）先生原来是个反动组织的核心人物，有可能枪毙。
4月19日
学校召开落实政策大会。
晚上班里讨论，要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对系专案组提出不少意见，要改组。要反映孙秀乾等人的问题。
4月20日
系开大会，宣布姚奠中、姚青苗、高捷、杨达三按内部矛盾处理。高捷、姚奠中表了态。会名叫落实政策大会，是具体落实毛主席最近批示的北大的三个照发。
4月22日
班里人很少，今天劳动只有十人。
昨天来了太原公安局的通知和罪犯罪行，其中有张玉兰。今天听说已执行。张玉兰缓期执行（枪决）。
4月23日
校开大会，逮捕反革命分子王钟惠。确凿的事实是，王钟惠组织地下俱乐部，大肆散布极为恶毒的反革命言论，书写反动文章、诗歌，企图逃往香港。
宣布给李万杰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是“从严”的例子。宣布关其桐不戴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从宽”的例子。关其桐存款十七万元，曾谋盖别墅，是胡适的秘书。胡适竞选总统时，许以国务院总理职务。
我没有去开会，给伙房担水。
4月24日
特大喜讯传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5月1日
进城开宽严大会。
晚上系里开会，各班都有人发言，批判对退赔的种种怪论，要掀起退赔高潮。系里派人到少数同学家里取东西，文一甲取四人。
最近，每周劳动两天半。
5月4日
对敌斗争进入新高潮，可以说是白热化阶段。中文系的主攻对象；靳布、宋秀玲、杨芝华、田希诚。这些人都有特务嫌疑，但他们死不认罪，下场是死路一条。连续三天三夜了，还要继续干下去。我班攻靳布，这家伙顽固极了。丙班攻田希诚。
自杀是阶级敌人垂死与绝望的表现。听说，前天夜里有八起自杀。物理系一个，一不留神就跑，后边同学就追，差两步，这家伙跳井死了。赶紧捞上来，已经炸了肺。
血债要用血来还。想当初，一小撮阶级敌人逼迫革命同志连连自杀，如车兆民。现在，他们也该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让他们死去吧，他们死得轻如鸿毛。
5月6日
省文教口在山大开清队现场会议，山大对敌斗争的确搞得很出色，受到省革委重视。
5月13日
近来主要是继续落实三个照办。系里主要攻靳布、杨芝华、田希诚等人。
学校查出两个特务组织，一个以巩象巽为首，据说他把山西潜入台湾的特务暴露了，罪恶极大。一个是伪中大的，七八个人，以生物系张晓召为首。这两个特务集团的破获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三个照办的光辉成果。
5月25日
对敌斗争成绩显著，靳布、田希诚的大量三反言论已落实，宋秀玲是特务，已招供。
王西跳茅坑自杀，捞上来时还能说，大骂革命派，送到医院后死了。
自绝于人民，暴露了他的反革命面目。
6月1日
王西自杀：约前几天早上，听说王西跳茅坑了，（我）去文二学习班去看，碰上耿立祯同学回来了，说不让看。王西跳茅坑后，头朝下，很快给捞上来，头破血流，臭气冲天，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口里骂个不休，如：“樊子琚、聂庆垒是好人，年轻，被李志学利用了。”“张主任真官僚，也不下来调查调查。”“张庆英是李志学逼死的。魏国明知道，不敢作证，我敢作证。”“张诚斋这个坏小子！”“我成了反革命！同学们打我，出于义愤，应该，可我怎么能成了反革命……”不一而足。
6月4日
在公社保健站门口，出现了一张用红纸写的大字报，文字不通，内容引人注目。署名是“安坪贫下中农”，内容三条，是写给山大学生的。
一、说学生骂贫下中农是挂共产主义招牌，卖修正主义狗肉。二、说不执行政策，多次殴打王西，（王西）跳茅坑后用冷水泼，临死才送医院（吃安眠药）。三、说王西跳到狗屎坑，骂贫下中农是狗。
系里的态度是，不要过问，相信上级会正确处理。
校开了一次落实政策大会，主要是三个政治问题的教师从宽处理。
最近，班里相对平静，但内部斗争还有。新来一批工宣队员，原来的工宣队员杨天才、何排长等均回原单位，新到耿指导员与丙班老崔。
今晚在班会上由覃毅对经济问题做了报告，念了班里写给系里的三个报告。张主任从北京开会回来了。
6月7日
今天决定成立几个小组，搞班里的几个遗留问题。我在黄色刊物组。丙班崔师傅调到甲班，负责这一工作。
6月7日，四年前的今天，在岚县河西村，文一甲班发生了震撼人心的六七革命造反，这个日子值得纪念。
6月8日
校召开经济大会。
6月10日
参观安坪公社千亩农场。
6日15日
参观武家坪、大寨。
6月21日
开会，由张主任宣读了主席批示的关于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照办。主要指工业，农业也适用。
学校要大办工厂。物理系办了电视厂，已造出两台电视，完全合格，今年试产80台，明年大批投入生产。化学系计划办造纸厂，玻璃仪器厂，还要办个千亩农场。
武汉大学办了二十多个工厂。
学校计划开展拉练活动，由昔阳背背包扛锹步行到太原，回来，走一段劳动一段，锻炼思想。
崔师傅走了，班里的事还是赵师傅管。
6月30日
（省）军区徐守恒副政委到山大蹲点，今天作报告，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就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分析。
省革委决定解放王谦，增补为省革委常委。山西三厂一校是典型：太钢、太纺、红纺，山大。
7月份还不能转入整党，继续一打三反。
7月1日
最近一连几场大雨，水库满了。
物理系大办工厂，中文系没有工厂，大搞大批判。今后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大批判。主要批判存在于同学中的错误思想，不点名。
附注：7月份开始了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运动由此停止。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学生，最后大都宽大处理，走上了工作岗位。关于特务案与杨韶华死难案，可参看我写的《山西大学文革中的杨韶华死难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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