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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二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6月 04, 2023 2: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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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二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5月30日第224期


本期目录

〖云南文革专辑2〗

史林一叶

杜钧福 云南文革述略
一、阎红彦之死
二、造反派的分裂和武斗
三、各专区和自治州的运动
四、划线站队
五、沙甸事件
六、从“批林批孔”到“揭批查”

生逢乱世

钟铮君 一个被文革毁掉的青年才俊
杨大宁 县革委会成立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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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云南文革述略

杜钧福

文革开始时,云南省辖二市(昆明、东川)、七专区(昭通、曲靖、玉溪、思茅、保山、丽江、临沧)和八个民族自治州(楚雄藏族、红河哈尼族彝族、文山壮族苗族、西双版纳傣族、大理白族、德宏傣族景颇族、怒江傈僳族、迪庆藏族)。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省长周兴。昆明军区是大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阎红彦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第一政委周兴、政委张力雄。原属二野的陆军13军、14军驻云南,其中13军驻红河州开远,14军驻大理。
云南文革的有关资料较多。在国内公开出版的书中,《当代云南简史》和《云南省志》都有一些可取之处。《康生和赵健民冤案》披露一些细节,但是作者光凭官方资料写作,有明显倾向性,以至于不敢完全相信其中的资料。官方文献大多如此,而民间著述比较缺乏。文革史研究者周孜仁原为重庆大学学生,文革中毕业分配至云南,曾在省革委会担任秘书工作。他近年撰写的《云南文革史稿》和《云南文革笔记》均详细论述了云南文革全过程而且保留了许多原始材料,立论较为公允,填补了这一空白,为本文重要参考资料。

一、阎红彦之死

省委主导的运动

1966年5月,北京批判“三家村”的时候,云南省委也照样拿文化人开刀,于5月16日派工作组进驻云南日报社。他们认为该报副刊栏目《滇云漫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对其展开公开批判,并于6月7日在该报上对总编李孟北点名批判。
6月2-10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布置在全省开展文化大革命。省委还指责省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和省委宣传部4月起草的、省委一致通过的《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的意见》有原则性错误,是云南的“二月提纲”。会上会下,高治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7月4-6日,省委连续三天半召开常委会揭发批判高治国。高以死相争,自杀未遂。
7月3日《云南日报》公开点名批判该报副总编辑夏雨、周钟德,将他们与李孟北打成“三家村黑店在云南的分店”。7月9日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
与文教领域的公开批判同时,云南省委制订了一个“打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计划。 6月5日阎红彦在地委书记会上说:“现在关键问题是加强领导,运动重点是放手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10日他在会上作总结时说:“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因为他们天天骂我们。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的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他准备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大换班。他说:“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5000人顶替。”
6月26日,阎红彦从西南局开会回来,带回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步骤草案,和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孙雨亭制订了全省的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省公安厅专门设立了一个“保卫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专管这项工作,准备抓比1957年的右派还要多得多的右派。
6月5日省委派64人组成的工作组分别进驻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农林学院领导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揭发“黑帮人物”、揪斗“牛鬼蛇神”。到7月中旬,共张贴出大字报13.7万多篇,被点名的党政干部、教学人员有1867人,占党政干部、教学人员总数的53.7%。经工作组初步排队,包括已经认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问题的重点人物”141人,占干部和教学人员总数的4%。在《云南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了昆明医学院党委书记颜义泉、云南大学副校长李广田,昆明农林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彭少彭等人。后来,李广田和昆明工学院副院长竺良甫被迫害致死。
云南大学党委将历史系张德光、江应樑、李埏、尤中四位老师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家店”。省委工作组进校后,组织师生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猛烈开火,将历史系的方国瑜、杨堃、江应樑三位教授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云南大学的“三座大山”。“云大从六月中旬以后便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了,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奇形怪状的游斗队伍穿梭不停,随处可见抄家、焚书的狼藉景象。一个驰名中外的大学,神圣的知识殿堂,沦为了人间地狱。”他们暗中对学生摸底排队、抓反革命的消息泄露出来,引起学生们极度恐慌。
大批教师、学生遭到迫害。“以当时的昆明工学院为例,全院共有教职工670人左右,被工作组定性为牛鬼蛇神,戴着白袖套被送进专政队的教授、教师、职工共计200余人。这些人白天被专政人员押着在校园内扫厕所,扫马路、挑大粪、种地,晚上不许回家,集中关在四号楼,集体住、集体吃、上厕所也要集中定时一起上,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甚至连家属小孩也不许探视。这个专政队完全是文革工作组为迫害教职工设立的黑监狱。”然后整学生:“文革初期,高年级(68、67、66级)学生于1965年就下农村搞四清运动去了,学校只有69、70两级低年级的学生,学生人数只有1250人左右,而被工作组划为‘右派’、‘反革命’的达423人,占在校学生三分之一。为了控制这三分之一的‘右派’、‘反革命’,工作组在全校学生中编制三人小组(每个小组中依靠对象一人,中间派一人,夹‘右派’、‘反革命’一人)。” 这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会首先造反。
6月30日,省委组织部根据阎红彦、孙雨亭的指示,制定了全省文教系统进行大规模清洗的计划,并拟成两个文件,一是《省委对各地区中、小学文化革命有关问题的通知》。一是《省委批转组织部关于抽调五千人加强教师队伍的报告》,批发全省各地执行。7月25日省委又发表了一个《关于当前中、小学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意见》,对大清洗运动作了具体部署。各专县普遍派出工作组,在中、小学大搞逼供信,把不少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予以清除——许多县达到教师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人人自危,许多教师自杀或逃跑。
整教师的运动立即蔓延至全省各地。在曲靖地区,“7月,地委派出工作组,分别由地委委员带领进驻曲靖一中、曲靖师范学校、曲靖农校、曲靖卫校,发动师生员工,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抓‘牛鬼蛇神’。4所学校的党支部正副书记、校长、教导主任共17名同志中,15人被重点批判斗争,教师中也被揪出56名‘牛鬼蛇神’,共71人被关押5至7个月。”
在玉溪地区,7月31日至8月15日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省委领导刘明辉出席。地委书记宋丙寅说,全地区12所中学,有8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昭通地委派遣工作组进驻昭通一中后,依靠“红五类”,打击“黑五类”教师和学生,将“牛鬼蛇神”集中关押。他们连续召开三次批斗会,前两次由公安局当场逮捕了历史教师严斯信和副校长、党支部书记徐可美。第三次批斗已经自杀身亡的生物学教师、校团委书记杨士俊。
在大理州的宾川,“1966年6月中旬,我们县里的小学教师集中学习,开展揭批所谓‘黑帮’的斗争,中国哪一场运动不是拿小学教师开刀,最惨的总是小学教师。”
在西双版纳州,1966年6月将全州中学教师集中在思茅、小学教师在当地搞文革,抓牛鬼蛇神。“一批中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教师被清洗,另从农场和筑路民工中抽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来顶替。”
1966年6月26日,德宏州盈江民族中学部分师生贴出大字报,要求立即在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求省委、县委派工作组来领导。6月29日,盈江县委派遣一名副书记率工作组进驻学校调查了解情况,次日,县委工作组进校,他们通过调查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部分师生的这一自发行动是‘小匈牙利事件’,是解放以来盈江县最大的一次反革命暴乱。”。此次事件中,学校初三年级的76名学生中,有26名被打成“小右派”、“小牛鬼蛇神”;3名教员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其中2人被打成“反革命”。7月7日呈贡县也发生县委将给县委写大字报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事件。
在文教系统开展运动同时,在工交系统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仅就省级工交厅局机关等18个单位的统计,就有800人之多。在行政干部中也进行了分类排队。在昆明综合性的设计院“云南院”里,工作队进驻后,一下子打了100多名“反革命”。
在上述几本公开出版的关于云南文革的书中,运动前期省委制造的高治国和李孟北“三家村”两案叙述到了,但是关于整群众的事只字未提。不知道这些,就不能理解继起的造反运动。

学生运动

在各高等学校,工作组进驻初期主要是批判斗争知识分子和历史上有问题的人,然后开始整学生。7月上旬孙雨亭到各大学工作组开会,总结经验,提出了“关于高等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一些初步意见”。孙雨亭还提出,要“集中力量孤立打击右派”“要在学生中抓右派,让他们在运动中暴露”“有反动言论的学生,一般都要记一笔账”。
7月底,因毛泽东回到北京,文革形势陡变,北京的学校工作组撤出。8月2日省长周兴到云南大学作报告,说工作组形式已不符合形势需要,决定撤回派驻各学校的省委工作组。以后几日昆明各校工作组陆续撤出。8月8日在中央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于次日向全国公布以后,各校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备组,但很快被造反浪潮冲垮或不起作用了。
造反火种来自北京。8月上旬北京学生开始南下串联。8月22日昆明农林学院学生周鸿在学校贴出一张《北京来信》大字报,抄录了她的清华大学同学的来信,给省委提出了13个问题,号召炮轰云南省委。当天下午她又聚众宣读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一时群情激奋,部分学生分三路外出串连。一支150人的队伍来到省委,要求阎红彦接见。晚22点,周兴出来接见后,学生们直到23日凌晨2时离开。同时另一支70人的队伍到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串连。除云南大学学生态度比较冷淡外,其他院校的学生表示积极响应和支持。
8 月23日上午7点多钟,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和昆明一些中学的造反派约 5000人,抬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标语牌上街游行示威后,再次进入省委机关大院,要求上北京,要阎红彦出来接见。正在主持省委工作会议的阎红彦和周兴、孙雨亭等省委领导来到大礼堂接见学生。这一事件后来称“八二三事件”。这次行动提出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以后对立双方的辩论主要围绕这个口号展开。
云南大学的学生们对这次造反行动不但不支持,还于24日出动一支队伍上街游行保卫省委。“这时,与炮轰派观点相反的学生(主要是中学生,还有部分机关干部)提出了‘保卫省委’口号。”昆明24中一位参加保卫省委游行的学生说:“一路上看到云南大学、昆十四中、昆一中、昆二十三中、昆八中等学校学生的队伍,都沿大街涌向同一个方向。一路不停地高呼口号:’保卫省委!保卫市委!’”此时中学里保守派普遍占优势。
阎红彦在公开场合表示欢迎炮轰省委,却把“八二三事件”内定为反革命事件,向各大中学校传达,组织反击。此后,全省各地根据省委指示和镇压“八二三”反革命的经验,纷纷把炮轰派打成反革命。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大部分参加了“八二三行动”,省委对他们无可奈何,只能布置他们尽早外出串联,但是其他一些学校的少数派却遭到整肃。典型事件如9月9日晋宁县昆阳镇组织农民围攻昆明化工学校红卫兵的事件,称昆阳事件。
8月以来,北京学生纷纷南下,到云南介绍北京文革运动的开展情况,支持少数派,号召炮轰省委。省委对此特别害怕,于8月底召开会议,由阎红彦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并布置“防红”(防止红卫兵造反运动冲击)工作。但是在北京学生的支持、影响下,到了8月底,昆明市的少数派已经形成一定的力量,并开始暗中互相联系。9月初,省委开始组织学生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还有部分学生自动去外地串联。由于各学校少数派学生留校不准外出,为他们的活动和串联提供了条件。
9月3日,中国科技大学南下串联队到云南大学煽风点火,遭到抵制,双方进行辩论。虽然表面上保守派赢了,但是此事件启发了一些云大学生改变立场。9月4日,云大中文系的周继文、蔡正发、李战、石安达、卢绍苍,历史系丁世福、李国栋等人成立“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推举根红苗正的闻正学(改名“闻飙”)为负责人,持炮轰立场。 后来闻飙被迫用大字报写出声明,宣布退出后来的“共产党宣言公社”。云南大学革命委员会和官办昆明红卫兵总部将闻飙的声明铅印数万份,通过各级组织散布到全昆明、整个云南以至北京。但是未能压制住造反热潮,各系少数派小组纷纷成立。9月14日,云南大学的各个造反组织(除“共产党宣言战斗队”外)联合组成以方向东(即方自清)为首的“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方自清是物理系学生,出身彝族农家。早在8月7日云大就出现了以物理系学生曹齐康、保荣卿二人合写的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我们的疑问、看法和建议》,怀疑对高治国的揭发是有人在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遭到当局组织的围攻。8月9日外语系的刘必新等9人写出《我们的看法》的大字报,反对在辩论中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此时方自清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同情曹、保,非议围攻,主张平等待人、以理服人、让人讲话,进行真正大辩论。
就在9月14日中午,以外地来串连的学生和云大少数派为骨干,串连昆明各高校及中专、中学生共一千余人多人组织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先到云南日报社,遭到几千保守派中学生红卫兵围攻,继而进驻省委礼堂,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造反派没见到省委书记阎红彦,继而静坐示威,直到15日清晨。这是继“八二三风暴”之后一次规模最大的学生造反活动,还有少数工人、干部参加,后被称为“九一四风云”。由于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大部外出串连,基本未参加这一行动。
省委工作队进驻各大学后,由工作队为主、学校党委为辅领导运动。学校党委未被打倒,而且由于熟悉情况,有职能机构,仍起重要作用。大字报基本还处于校、系党组织的严格控制之下,所以很少见到反对、驱赶工作队的风潮和因此将学生打为反革命的事件。在工作队撤离后,也未发生要求工作队回校检查的事件。阎红彦说过:“云南的工作组没有打过一个反革命,问题的性质和北京工作组不同。” 这话可能是有根据的。另外,“八二三”“九一四”两学生运动事件都是直接指向省委的。所以云南省的文革,至少在昆明,从一开始就越过校内问题而直接触及省领导。触及省领导就必然指向具体干部。这就为不久以后的阎红彦悲剧发生和两派围绕干部问题的血腥斗争和长久动乱埋下了伏笔。
昆明学生运动持续发展。从“八二三风暴”至9月中旬,昆明工学院出现了“延安红卫队”“井冈山红卫队”“炮轰战斗队”“八二三无产阶级造反队”“八二三战斗队”“向阳赤卫队”等组织。9月4日云南大学成立了“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以后几天,又相继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反修战斗队”“捍卫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毛泽东主义敢死队”等组织。9月14日上述组织联合成立了“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昆明师范学院也成立了“昆明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

红卫兵运动

8月初,学校里开始出现对教师的暴力迫害。“1966年8月,云南大学打击迫害教授们的恶性花样繁多。除了批斗、游校、抄家、侮辱等暴行之外还有克扣冻结教师工资的劣行。红卫兵宣称教授们拿着‘高工资’,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决定所有教授、副教授、部分老讲师的工资一律停发,只给生活费,并把生活费侮称为‘养猪费’。红卫兵勒令所有教授、副教授自报‘养猪费’,并要将自认的‘养猪费’抄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学校的礼堂、食堂、课堂外的墙壁上。”
“破四旧”运动很快发展到社会上,和揪斗“牛鬼蛇神”结合进行,非法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勒索财物等现象普遍发生。仅昆明市就有430条街巷和数以千计的老字号、商店被强行改名,96家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一些传统名牌产品和民族特需用品被指责为“封、资、修”货色,勒令停止生产、销售。合法的宗教活动、民族习俗也被强行扫除,全市有1749户被非法揪斗、抄家,其中包括被保护住在昆明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36户。
各宗教场所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昆明市42座教堂、寺庙被捣毁。沧源佤族自治县捣毁48座佛寺,烧掉经书3万多册。许多破坏文物行为是政府组织实施的,例如经大理州四清工作团批准,9月6日宾川县四清工作团成立“捣毁鸡足山指挥部”,组织红卫兵1300多人将这座东南亚闻名的佛教圣地彻底捣毁。7天内全山28座寺庙片瓦无存,唐宋传承下来的许多文物毁于一旦。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第二天昆明八中的高干子女就自发成立红卫兵。很快各中学、大学都出现了红卫兵组织。9月2日,昆明地区红卫兵第一批443人乘火车从昆明出发赴北京串联。
9月9日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前来昆明,在省、市委召开的会议指示:一、组织“红五类”子女斗争“黑五类”子女。布置发放他带来的宣扬“血统论”的录音。二、核心是组织红卫兵。李井泉说:“只要真正有几千个有战斗力的红卫兵就解决问题”。三、提出要控制邮电大楼、电台、报社、公安等要害部门。他说“机关大楼冲就冲,占了也不要紧,占了城市还可以到农村,无非打游击”。 9月11日,李惠民、邓敏生等第一批“红五类”学生赴京代表开始返回昆明,在学校召开报告会。省委采取了“几红夹一黑”的策略,组织红卫兵左派力量“红五类”子女与“黑五类”子女进行斗争。
9月12日根据省委书记处的决定和筹备,“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布成立。13日6700多名红卫兵举行誓师大会。省、市委领导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到会祝贺。阎红彦、秦基伟、赵增益及南下红卫兵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话。红卫兵司令是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的女儿、昆明八中学生朱勉生。副司令是云南大学中文系党员学生王鼎三。总辅导员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辅导员是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昆明军区政治部主任许志奋。其基层组织在校党委和文革委员会主持下成立,编制是各班级成立红卫兵小队,系成立红卫兵中队,学校成立红卫兵大队,昆明地区成立红卫兵总部。
红卫兵成立大会之后,昆明出现围攻南下造反派红卫兵的大字报。9 月17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组织3.5万多名红卫兵师生参加经验交流会,邀请首都南下血统论红卫兵介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贯彻执行无产阶级路线的经验,大肆宣扬北京广泛流传的血统论和唯成分论。20日《云南日报》对会议情况作了长篇报道。会后,从8月以来昆明地区即广泛传播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来红”等观点进一步发展,在学校中普遍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不少学校还制造了所谓“红色恐怖”,斗争“黑五类”同学,逼迫他们“挖黑烙印”,甚至限制人身自由,形成学生斗学生的局面。
局面持续恶化。“九月下旬阎孙黑帮通过文革、组织部、公安部门三个系统大肆收集黑名单,查档案,查家庭情况,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调查了四十多个南下学生的情况,准备拘留逮捕。九月下旬,昆明地区各中学,大搞所谓‘红色恐怖’,斗争‘黑七类’的黑风,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当时昆明24中的一位学生回忆:“首先在学校里大肆涂写这幅对联,教职员工当中的‘黑六类’首当其冲,被抄家、揪斗、游街示众;然后杀向社会大搞‘扫四旧’,到一切‘牛鬼蛇神’家去‘扫四旧’,实际上就是抄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按道理来说,两者现在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力吃饭的,根本与欺压、剥削劳动人民扯不上关系了。” “一时间,这些身穿绿色军装(或者没有军装,出身非革军‘红五类’的人),腰扎皮带,臂套红袖章的红卫兵忽然就成了上等人,在学校横行霸道、耀武扬威,继续坚持‘血统论’,大搞‘红色恐怖’,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黑崽子’。他们把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子女一律被称为‘狗崽子’,宣布对‘狗崽子’进行‘专政’,限制人身自由,不准戴毛主席的像章、不准唱歌、不准相互讲话、不准笑、不准抬头、不准二人成行,特别是不准出外串联……”
暴行很快蔓延到全省各地。在迪庆州,8月维西县文教系统413人被集中县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166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其中绝大部分是小学教师。10月出现的“红卫兵”任意查抄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家,并发动群众任意揪斗。寺庙被毁,僧人被迫还俗。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被当作“走资派”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州长松谋、副州长赵宝鹤、州政协副主席刘恩,先后被迫害致死。“破四旧”的风潮在全州全面展开后,境内各寺庙均遭毁坏,僧侣回乡。寺院、文化系统里珍藏的文物古籍,老百姓家中的古董、神龛、牌位被视为“四旧”而烧毁。 9月8~13日中甸县四清工作分团发动大中甸、中心镇及州、县机关干部捣毁松赞林寺,6天之内被夷为平地。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刚开始的10月初,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刘京等9人来昆明活动,被周兴安排隐蔽在22中,并由《云南日报》社印刷谭的《告全校革命师生》文章,被南下学生发现后,又将他们秘密转到成都。此时,谭力夫的言论在云南已无市场。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初,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学生们首先活跃起来。到北京接受检阅的云南大学学生返回学校,立即张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散发北京各校造反派的传单,宣布造反。“共产党宣言公社”和“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宣布云南大学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令书记兼校长胡半生、副书记袁光、赵季等党政领导靠边站,认真检查交代他们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原来的保守派组织“刘英俊分队”垮台,党委也不起作用了。
造反运动开始扩展到其他阶层。10月下旬昆明市公安局干部刘殷农作为机关干部造反第一人在街头贴出大字报《炮轰省委》,揭露省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行为。 后来他成为“八派”的骨干。
到“九一四风云”前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当时云南大学人数最多的造反派组织之一。10月20日昆明工学院部分学生成立了“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成员23人,一个月后迅速发展到上千人。12月23日,昆明工学院11个战斗团队在机械系研究生黄兆其主持下,联合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11月3日,昆明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联合指挥部”,并在昆明市检阅台召开批判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代表省委在大会上作检查。11月经省委同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向中央汇报。代表团由3名北京红卫兵和4位当地代表组成,在京由周恩来接见了两次。
当时社会上还有9月12日成立的以高干子女为首的“院校红卫兵总部”和在省市委授意下于11月下旬组成的工人保守派组织“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总部”和“无产阶级革命者联合司令部”等总共三大总部,专门和造反派作对,引发了多次冲突。
工人运动方面,昆明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叫“工人战斗队”,后来因没有群众基础,解散了。10月初云南砖瓦厂“八八”“曙光”“红旗”等工人战斗组织联合成立了“重炮团”。11月29日保守组织在“重炮团”召开批判工作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时,采用武力镇压。“重炮团”重伤12人,轻伤10人。
多数工人组织成立于11月。10月27日昆明市邮电局造反组织“工人战斗总队”成立。11月23日冶金机械厂十多个工人战斗组织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揪斗了阎红彦、赵健民。就在这一天工人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一·二三战斗团”。其他各厂也分别组织队伍,如昆明印染厂成立了“一一·二四工人战斗团”,云南汽车修配厂成立“一一·三○工人战斗团”。12月6日省建公司工人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二·六战斗兵团”。
11月8日和28日,在昆明召开两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阎红彦在会上作了检查。在11月8日的批判大会上,造反派以大理地委书记邵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逼迫阎红彦当即在检阅台上召集省委常委会决定罢了他的官。会后,阎红彦即让人转告邵风说,出于压力,希望理解,表示歉意,此决定不算数。 11月29日,省级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召开“炮打刘明辉大会”,批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刘明辉。
造反派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和中央的支持有关。当时传抄的讲话记录:“1966年11月底周恩来在接见西南地区工人赴京告状团(其中没有云南代表)时就云南情况谈道:昆明的消息很闭塞,西南工人代表团中也没有云南代表,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都有工人代表赴北京,给中央反映情况告状,就是没有昆明的工人来,不知那里的运动搞得怎样。搞得很好,那就要树立为全国的一面红旗,组织起全国的工人代表去参观取经。如果那里还没有发动起来,就必须造反,给他们点一把火。” 此次接见可能指周恩来11月26日接见西南地区联合告状团。
据刘殷农回忆,11月中的一次大会上,阎红彦承认犯了方向性错误,没有犯路线性错误。群众提出选代表到北京向中央汇报,经阎红彦同意选了刘殷农、桂尤喜(北京红卫兵,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等7名代表乘飞机去北京,待了近一个月,受到周恩来两次接见。其中一次,周恩来批评了只犯方向性错误没犯路线性错误的说法。 11月30日周恩来接见成都、昆明14个单位和刘结挺等人可能是其中一次。当时昆明代表反映了他们的情况,说李井泉到昆明后,保守势力大力活跃,在学生中大挖红烙印、黄烙印、黑烙印(指阶级烙印)……。周恩来说:“什么!这些怪名字,真是谭力夫思想!”
12月中旬云南汽车修配厂对立双方起冲突。首都“三司”学生来支持厂里造反派,被保守派请来“三大总部”人员冲进会场,打伤了造反派。于是造反派的“大联合指挥部”也派去大队人马包围了会场。最后惊动阎红彦等省市领导来解决问题,在造反派压力下拘留了“打人凶手”赵小松(赵健民的儿子)等人。
12月14日,“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发起“纪念‘九一四’三周月大会”,参加人员多达数万。会上提出省委必须为“九一四革命行动”平反,公开在《云南日报》上道歉,并报道纪念“九一四”三周月大会的情况。遭到拒绝后,会场主持人便率领数万造反派大军冲进云南日报社,强行封闭了《云南日报》。
1967年1月2日,在黄兆其、刘殷农、方向东、李毅(昆明医学院学生)等人的组织下,昆明市一百多个造反组织,在云南大学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指”,由黄兆其、方向东担任主要领导。
直到这一时期,一些在运动初期被打为“反革命”的人员才开始得到平反。例如在昆明市富民县,1966年11月27日县委对集中在仓前小学学习期间被打成所谓“牛鬼蛇神”的教师宣布平反。 在德宏州盈江县,1967年6月至7月,军管会给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右派”和排成三、四类人的335名群众进行平反,对503名被加过各种罪名者进行赔礼道歉,并给被“清洗”的27名人员复职。 在曲靖地区寻甸县,1967年8月27日部分造反派组织在县城召开“总清算大会”,强迫地、县两级领导干部和学校基层干部共112人抬棺材(把“四清”运动中自杀身亡的4个教师尸体重新装棺)游街。
1967年1月初,省委指示各地四清工作团停止工作、集中学习,凡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要迅速平反,整群众的档案材料要按中央规定严肃处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深入到农村后,也开展了对“大跃进”中极左干部的批判。在“大跃进”中,寻甸县马街公社书记傅开齐大搞共产风、虚报浮夸,征过头粮食,造成1960-1962年该公社发生饿死1.3万人的恶性事件。48名失去家庭的孤儿进了孤儿院。但在1963年的“反五风”中,他又成了“反五风”办公室主任,把责任全推给了部下。结果47名干部被判刑劳改,当了替罪羊。文革中的1967年3月当地群众把他从寻甸县委揪回批判。
在曲靖专区的陆良县的一个农业镇,“由北京的大学串联队支持了对镇书记的批判会,与他们一起组织的是这个镇的几个下乡知识青年。那个镇书记是‘当权派’,群众对他最多的批判是大跃进时他当生产大队支部书记,群众饿了站不起来,他用棍子赶走大家下地干活。”此文作者说:“另外一个批判的重点是四清运动,书记组织人天天查谁家变成富裕中农,弄得家家不敢吃白米饭。”
在这一时期还有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也许是局部的:在陆良县,“我当知识青年时,农民说,1967-1969,农业收成很好,因为没有人来指挥他们怎样生产了。实际上,他们把生产队分成了小组,包产到组,大家积极性高。1970年,农业一学大寨就完了。谁会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被农民否定了。其实原因很简单,‘造反了,我就是天王老子。’农民获得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运动发展对领导干部特权的批判。造反派在昆明举办了“云南省委修正主义生活方式展览”。较后成立的造反派组织“新云南造反司令部”的司令刘学东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历年来党员的党费用到什么地方去了?于是他带领一个小组到省委组织部去查全省党员上交党费的去向。他们发现,省委组织部连年收到的党费积累下来有百万之多,1963年底省委组织部向省委提出这笔党费应该如何使用,阎红彦和书记处的书记们决定拿出60万党费在安宁温泉建造高级干部疗养院,供13级以上的干部疗养。这个高干疗养院在1965年建成使用。刘学东在省委组织部找到这个材料后,写文章揭露省委这一腐化行为。文章被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刘学东还在批判阎红彦的万人群众大会上当面质问阎红彦。阎红彦不得不在大会上承认自己滥用党费的罪过。

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

1967年1月4日在昆明发生的事情,新华社记者萧健卿是目击者。 他看到的是:当日,昆明地区革命造反派在东风广场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黑省委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由昆明机床厂唐某主持。中间有人建议“勒令”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场,得到赞同,于是派人到处寻找,但是直到下午却到处都找不到。这时群众怀疑他藏在军区,于是一群人涌到昆明军区,冲进大院,并于夜间冲进大楼。
造反派开会时曾要求省委领导到会。此时阎红彦和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都在省委宿舍大院内书记处临时办公地点开会研究对策。阎红彦打算出来向造反派头头讲道理,但其他省委领导都不同意,认为“现在有理讲不清”。于是省委决定不派人出席这一会议。深夜,阎红彦、周兴转移到小麦峪云南省军区警卫团,刘明辉、孙雨亭等人转移到林家院,省委常委岳肖峡转移到楚雄军队医院。省委书记处和办公厅转移至西山战备指挥部,保障和中央及各地州县委的联系。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就在军区大院里安营扎寨,还开设了小卖部,由黄兆其、刘殷农、方向东、桂尤喜等指挥。1月5日和6日,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省长周兴先后出面做造反派工作,劝他们撤出军区,均未奏效。
造反派找不到阎红彦,就把矛头指向秦基伟。军区内也无法办公,秦基伟先到空军昆明指挥所主任刘懋功家避难。这时他已成惊弓之鸟,在刘懋功家执意要求窗户上挂上窗帘,以防被人发现。在秦基伟强烈要求下,匆匆找个降落伞做了窗帘挂上了。但是秦基伟仍不放心,后来又转到巫家坝机场。
1月6日中午,造反派在省委书记处找到了省委书记赵健民,要赵带他们找阎红彦。赵健民说:“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怎么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赵健民敢于担当,但说的话有挑衅意味。这句话惹恼了造反派,他们把赵健民按在汽车上游行了三个小时,致其受伤。正如后人的评论所说:“赵健民其为人也,率直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
1月7日造反派又涌到云南省军区门口,要求交出阎红彦。军区政委张力雄保证阎不在军区内,造反派才离开。中午“院校红卫兵总部”“云南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三大保守派组织召开大会,反对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呼吁维护军队稳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会后举行盛大游行。游行队伍特别走到昆明军区门口,向在军区大院的造反派示威,呼吁造反派尽快撤离军区大院,但双方似未发生冲突。当晚,昆明军区接到叶剑英电话,询问阎红彦在哪里,要求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阎红彦之死

1967年1月8日清晨1时许阎红彦和中央文革小组通话。据后来陈伯达解释是陈伯达主动打的这个电话,由于陈伯达的话难懂,当时由汪东兴翻译。陈伯达指示阎:“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没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这是陈伯达在北航要求国防科工委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回校检查时对赵说的话,而且他还确实立下了“军令状”。后来赵如璋回校做了检查,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也到北航和造反派见了面。但陈伯达把这套用在这里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
阎红彦对此极为不满,他说“我怀疑你是中央”“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等等。之后阎又与江青通话,江青也叫他到群众中去。和中央文革通话后,阎红彦找来已经上床睡觉的周兴,说中央要我们到群众中去,你看怎么办?周兴说,去是肯定要去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去。现在先休息一会吧,天亮了再说。周走后,阎红彦给夫人王腾波留下一份遗书后服安眠药自杀。遗书上写道:“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阎红彦留。”
1月8日凌晨造反派得到阎红彦躲在小麦峪的消息,赶到后发现阎红彦已死。军区和造反派协商决定消息保密,但是一些部队单位举行悼念活动,使得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昆明。省委书记处、昆明市委、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均分别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周恩来知道这一消息后电话指示保护好阎的遗体,北京将派法医来昆明验尸。9日周派专机送法医到昆明,验尸结果是服安眠药自杀。周恩来要求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郭超和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及造反派代表到北京汇报情况。
1月10日云南各方代表乘专机抵京。周恩来听取了李成芳等的汇报,并3次详细听取了黄兆其、桂尤喜等造反派代表的汇报。
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针对云南省委向群众组织滥发财物问题对省委发出《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以中发[67]17号文件下发全国。这实际上是对阎红彦领导的云南省委的严厉批评。
1月12日下午周恩来同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通电话,要他告诉秦基伟、周兴,并转告云南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对云南问题作了六点指示:一、你们必须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方面来,决不允许再有任何动摇。二、坚决彻底批判省委反动路线的错误。三、只有如此才能改变你们过去追随阎红彦执行反动路线的严重恶果。四、抓革命、促生产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五、必须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教育保守派和不明真相的人。六、希能接受上述五条建议并坚决执行。当天晚上和次日上午省委召开了常委紧急会议讨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
《周恩来年谱》记载,在1967年1月12日,“连日来,就昆明造反派冲入昆明军区大院事几次找昆明军区有关人员和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造反派退出军区大院。本日,得悉昆明造反派答应撤出军区大院的消息后,嘱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致电昆明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工人、农民、学生,呼吁他们离开军区大院。” 据刘殷农回忆,周恩来也曾直接给他打电话要求造反派退出军区大院。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造反派发来的电文说:“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不介入党政军民各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规定,我们呼吁你们离开昆明军区大院,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武装工具得以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电文被广播宣传后,黄兆其打电话要求造反派撤离军区,深夜工学院“八二三兵团”的学生及部分工人造反派撤离了军区。但云南大学“炮兵团”等组织抵制不撤,并提出三条要求:一、军区要公开给群众平反;二、秦基伟要公开写检讨,并贴到市中心百货大楼;三、要在昆明军区大院内设联络站。这些要求遭到秦基伟等昆明军区领导人的严词拒绝。1月14日凌晨周恩来与仍旧坚持在军区大院的首都“三司”红卫兵高仰义(即高志伟,北京农机学院学生)通电话要求他们撤离。通话时间长,后来周恩来实在困倦,由黄兆其替他讲话。最后“联络站”所有人马才被迫撤出军区大院。
周恩来在1967年1月14日接见各大区负责人和省委书记时谈到云南问题。他说:“云南最近出了一件事,是想避开也不行的,就是因为云南省委对李井泉不满,但是不是站在正确方面来斗争呢?阎红彦从本位主义出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自杀、叛党。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绩,过去的几关都过了,但是顶难过的一关过不去了。”“反高岗使阎背上了包袱,平时也只是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了绝路,对红卫兵不欢迎,是防,是挡。十月工作会议后,还是依靠保守派压左派,对造反派不相信,不支持。十月以后支持造反派是对的。元月四日,左派冲向军区大院,阎红彦、周兴一齐逃跑,逃到西山,后又在西山开省委会,要周兴去见群众,群众叫‘周兴滚回去’,‘阎红彦滚出来’,更不敢出来了,把军区暴露在群众面前,冲向了大楼,把赵健民揪出来,一说群众是反革命,二说阎红彦的去向知道也不能告诉群众,群众听了把他押到车上游街了,三四个钟头,住到医院去当防空洞,扬言干部听到泣不成声,不吃晚饭。”“赵健民完全歪曲事实,咎由自取,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同志打电话,阎问周兴怎么办,周兴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眠尔通几十片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么个态度,不单是压制群众,而且反抗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阎之死,有人要把责任嫁祸于红卫兵,红卫兵一定要调查真相。王府井的传单说阎被谋害,赵被重伤,这显然有人指使,阎红彦是自己可耻地解决了。斗争锋芒不能指向军区,军区也不能当防空洞,进入军区责任在省委,中央呼吁撤出来。希望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矛盾不上交。”
此外,还流传同一天周恩来另一次接见云南赴京代表的讲话片断:“阎红彦是可耻的叛徒,我们在这里公开向你们讲,他的死与军区大院的群众毫无一点关系,任何造谣都没有关系,与保守派也没有关系。刚才向主席汇报了,有些人想用死压制革命是办不到的,他这种死是可耻的叛徒,我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有人进行调查,我正式声明,与两派组织都无关系。” 这段话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重。
在《康生与“赵健民冤案”》一书中,谈到1967年1月13日中央、国务院给昆明地区造反派的电报时说:“电报中没有提到阎红彦之死,也没有说阎红彦自杀是叛党。” 显然针对阎的自杀叛党一说,但强调不是中央的定性。但是据刘殷农回忆,周恩来给他打电话时说,“经主席同意,阎红彦的死,中央定性为叛党自杀。” 但是最初听到阎红彦死事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阎红彦是个好同志,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一心想着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该死啊!’” 可见,是在向毛泽东汇报后才对阎红彦定性的。这是1月14日发生的事情。
阎红彦在文革初期镇压学生的作为主要来自西南局的指令。他在多年执政期间在对老百姓的政策还是和缓的,受到好评。周恩来的讲话给阎红彦事件划上了句号,也使云南省委彻底失去威信和导致完全瘫痪,省委干部纷纷反戈一击,保守派组织迅速瓦解,云南文革进入新的阶段。

二、造反派的分裂和武斗

造反派的分裂

最初的分歧有一定偶然性。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在“八二三”事件中冲击省委的时候,云南大学还是保守派的大本营。待云南大学少数派在“九一四”上街游行时,跟随的有师范学院等校。当时昆明工学院的学生们大多外出串联去了,基本没参加。这种情况对两大派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既然“八二三”是“老造反”,自然许多后起的造反派往那边靠,名称多为“八二三”。而后来从保守转为造反的,也很自然地参加了后来的“炮兵团”。
1966年10月,云南大学原来根红苗正的保守派红卫兵到北京串联,回来后转变立场,于10月底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成为继“八二三战斗兵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之后的第三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参加人数甚至超过前两个组织,据说组织性也好。 他们这样做是很理性的行为,因为他们在京看准了造反是大势所趋。保守派崇拜、服从权威的本性驱使他们选择了造反的道路。后来炮派从造反派中分裂出去以后,他们自然地加入“炮派”的行列。
“炮派”是造反派中的后起之秀,在封《云南日报》和冲击军区大院的行动中,似乎表现得更猛烈一些,使“八派”相形见绌。这也与北京学生的鼓动有关。在1967年1月4日造反派进驻军区大院后,南下串联的学生发表《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的大字报,大反黄兆其、刘殷农的右倾。
刘殷农回忆在他们撤出军区大院的那天,“在办公楼的墙上,我发现新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落款是‘新云南造反派联络站’。大字报公开声称无条件撤出是背叛和妥协,他们坚决反对,要求军区给他们提供办公地点和电话,同时宣布联络站正式成立。”所以在进驻军区时期,“炮派”方面就酝酿分裂了。
1967年1月22日,以“南下造反兵团”、云大“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62个群众组织,脱离“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新云南革命造反司令部”全部加入到这个“联络站”。这一派别后来称为“炮派”,与其相对立的以昆明工学院“八二三”为首的派别称为“八派”。
在这一非常时期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1967年1月5日,在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的帮助下,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干部组织成立“云南省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参加的共有107人,其中厅局级以上干部29人,处级干部65人,一般干部13人。 此事说明尽管“炮派”在进驻军区问题上很激进,但是和干部阶层有较紧密的联系。这个“干部联络站”受到“八派”的攻击,说他们挑动分裂、破坏联合、保护一小撮走资派。2月底,中央文革点名批判这个“干部联络站”,3月10日宣布解散,但实际没停止活动。
1月中旬省委机关一些干部造反,贴出《把黑材料追回来》的大字报,披露文革初期整群众的“黑材料”存放在昆明军区司令部。1月21日“八派”人员“挟持”省委副秘书长王甸和负责管理省委文件档案的副科长顾金龙到军区司令部,强行打开库房,抢走省委封存的文件、档案材料63箱和零散文件17麻袋,拉到昆明工学院。后经中央追问于3月1日送回。此事称“一·二一事件”。
在文革初期,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孙雨亭参与制订了全省的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的计划,后来省委组织部根据阎红彦、孙雨亭的指示,具体制定了全省文教系统进行大规模清洗的计划。所以在阎红彦去世后,有人贴出《阎家天下孙家党》的大字报,说孙雨亭是实权派。1967年1月16日,“八二三”红卫兵和省委机关造反派“红旗造反团”共同成立“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月17日他们召开“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约10万人到会。1月22日又召开第二次打倒孙雨亭大会。会上“炮兵团”人员冲上主席台,抢到话筒大声呼喊,说大会没有提出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孤立地打孙雨亭,是借打孙雨亭转移批判经济主义的大方向。于是双方在检阅台上争抢话筒。大会被迫终止。后来,孙雨亭被“炮兵团”保护起来。这是两派公开冲突的开始。

夺权和军管

1967年1月26日上午,昆明“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联络站”及其所属造反组织出动一部分人员到省人委(即省政府),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另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在夺权时,省委机关造反派借口反对单方面夺权做法,实际上是与“八派”的“大联合指挥部”里应外合,拒绝“新云南”夺权,等待“大联指”赶到。之后“新云南”与“大联指”展开激烈争论,甚至发生肢体冲撞。
当晚8时,“大联指”召开10万余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在会上,“大联指”负责人黄兆其等强烈抨击“新云南”,指责“新云南”到省人委的夺权是假夺权、真保皇。会后“大联指”数万人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将省委大印抢走。省委、省人委被迫停止办公。
1月27日属于昆明市的呈贡县造反派夺取了全县党、政、财、文领导权,这是云南省被夺权的第一个县。2月1日《云南日报》进行了报道,并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让革命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文章,宣称呈贡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后称“呈贡榜样”。
全省各地、州、县以呈贡为榜样迅速掀起夺权高潮。到1967年2月初,全省各县的党政大权,完全被造反派夺取。实现了“一切权力归造反派”的目标。
阎红彦自杀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由省长周兴主持云南省委工作。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等赴京研究云南对策,两派也分别选派代表参加。在会上中央提出: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求造反派实行“大联合”。2月26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再次接见在京的省委领导人及两大派代表。两派赴京代表回到昆明传达周恩来两派大联合的指示,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服务站”。但两派之间分歧已深,这个服务站只是应付中央的虚设。
军队介入文革后,1967年2月底云南军方开始接管一些要害部门、工矿企业及边境各县,并在3月成立工业领导小组。3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命令由边疆地区的边防军分区接管了丽江、保山、临沧、思茅、红河、文山等6个区、州及其所属各县,全面实行军事管制。3月31日省军管会正式成立。主任为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张子明、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4月5日军管会正式办公。
各级军管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应该是“支左”。但是,谁是左派呢?“初步调查的结果使军管会得出这样的观点:参加“八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老,造反精神特别强,所做出的过火行动比较多;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历次政治运动中犯过错误、受过冲击的人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年轻人居多。参加炮派组织的群众,大多造反资历较浅,造反精神较差,其中不少组织与‘当权派’、‘走资派’暗中还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有的组织则干脆就是由官办的保守组织改头换面后转变过来的;从人员构成上看,其中家庭出身是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多,老党员、老模范、老积极分子多;从年龄层次上看则中年以上的偏多。在形成以上倾向性观点的基础上,省军管会组织力量重点审查了‘八派’所属的昆明机床厂‘一一·八’战斗兵团、昆明黑林铺汽车修理厂的‘一一·三○’战斗兵团、省建筑公司的‘一二·六’兵团以及省砖瓦厂的“八派”组织等共17个群众组织,并将其中的15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至于各大中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则无须调查就成为当然的革命左派。”
但是这个内定的计划没有执行。原因在于军管会内部的意见分歧,不同领导干部分别支持云南两大派。这个计划还没执行就被透露出去,引起“八派”大反弹,迫使军管会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又宣布这些组织是应该支持的左派,使得军管会威信丧失殆尽,引起了后来全省的两派大武斗局面。
这一时期,只在4月初,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出动军队武装,逮捕了“八派”呈贡“大联合指挥部”的2名负责人以及黑林铺汽车修理厂“ 一一·三○”组织的施光星等5名负责人。云南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生“二月镇反”。
此时两派的分歧主要在结合干部问题上。而省一级的干部,包括军区和野战军领导干部也分别选边站队,分别支持一派。这在国内各省市中是罕见的。
“八派”所支持的干部主要有省长周兴,省委书记处书记薛滔、郭超,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副司令员鲁瑞林、政治部主任王砚泉、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13军军长吴效闵、政委陈泽民、14军军长梁中玉和政委王玉昆等人。
“炮派”支持的有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参谋长王非、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丁荣昌、王银山、朱家壁、熊奎、副政委李明。他们还公开表示支持原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副省长刘林元出来主持云南工作。刘林元却在1967年4月自杀身亡,自杀原因一直没弄清楚。
“炮派”也不满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但秦基伟很快被中央以治病为名招至北京,后来一直受到审查。
军队里情况比较复杂。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八派”观点的多,而军区司、政、后三大机关一般干部却是“炮派”的多,他们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无革派”)组织。在云南省军区及各下属军分区是“炮派”观点的多,而有支左任务的13﹑14军却是“八派”观点的多。地方部队特别是基层倾向“炮派”,主要原因是和地方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家属在地方任职。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支持“炮派”和他的夫人郭青有关。郭青很早起来造阎红彦的反,后来成为一名“铁炮”。
一些干部组成的“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并未解散。他们以农业厅长张振军、商业厅长侯良辅、轻工厅长林亮等为头,有数百成员,经常在翠湖宾馆活动,成为“炮派”的“黑高参”。也有一批中上层干部支持或加入“八派”组织,以薛滔、郭超为头,行动比较隐蔽。
“炮派”还有外援。当时的贵州省革委主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过去与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有积怨。他在全国各省市中有首批夺权之功,利用这一身份影响云南省军管会和云南的“炮派”,给他们提供攻击李成芳的炮弹,主要是抗战时期李成芳参加过山西薄一波领导的“决死纵队”一事(薄此时已经被打成“叛徒集团”之首)。
6月23日至7月4日,受中央委派,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再含来昆明解决问题。谢富治传达了中央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他还说:“解决云南问题的关键是军队,军队的关键又是两级军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特别是大军区要负主要责任。”
这样一来,他们非但没有解决问题,还挑起了矛盾。因为谢富治讲话有针对昆明军区,即军管会主任李成芳的意思,于“炮派”有利。8月8日中央根据昆明军区意见,颁发了《关于解决云南问题的意见》(中发[67]237号文件),称“八八批示”,决定增补陈康、张力雄为军管会副主任,由陈康主持云南军管会工作并代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调离云南。李成芳调离后,云南军内开展了一场“肃薄”“肃李”的运动,把李成芳和薄一波联系在一起批判。李成芳曾任过军长的14军也受到很大压力。两派之间的冲突也进一步加剧。 在此期间,一些原来“干联站”的老干部在8月4日举行“亮相大会”,25日正式成立“毛泽东主义云南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战斗兵团”(简称“摧资兵团”),日后实际成为“炮派”的当家者。

昆明的武斗

4月26日“炮派”在昆明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虽然他们也邀请“八派”参加,但“八派”认为他们是在收罗“老保”、搞分裂,组织冲击会场。大会中断,两派上万人展开武斗。这是昆明两派大规模武斗的开始。此事件加大两派群众间的仇恨,几天连续发生武斗事件,终于酿成5月26-29日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5月26日昆明机床厂“炮派”职工成立“五一兵团”,邀请军医学校“联指”前来演出。军医学校对立派“红总”尾随而至,协同机床厂“八派”的“一一·八战斗兵团”对会议进行骚扰。28日军医学校“联指”开会声讨“红总”。昆明步兵学校的“革联”也应邀参加。会议进行中,学校“红总”联合校外“八派”组织前来冲击会场,最后“八派”上万人将对方包围在校园内大礼堂,直至29日清晨发起攻击。双方都抓了对方的人。最后在军管会调节下双方人员撤离。“炮派”认为自己吃了亏,到军区门口静坐,还上京告状。 5月30日,中央来电,指示昆明军区文革运动暂停。此事件因发生地称为“北校场事件”。
此事件乃是双方武斗的序幕。自谢富治等来滇、中央“八八批示”后,双方冲突加剧,均积极备战,组织专业武斗队伍,抢夺枪支,占领据点,驱逐对方人员,形成武装割据形势。在昆明,两派大致以流经城市中心的盘龙河为界,西城和西郊属于“炮派”的势力范围,称“炮管区”。东城和东郊属于“八派”的势力范围,称“八管区”。每个区里都不允许对方势力存在,力图清除而后快,称为“拔钉子”。8月开始热兵器时代,开枪开炮,死伤严重。
8月30下午,“炮派”群众数万人在昆明东风广场举行大型集会,声讨“八派”打死昆阳磷矿4位“炮派”战友。根据事先策划,会后他们调动200多辆卡车开往省人委所在地五华山,冲进后立即抢占省人委的所有楼房,总共约五千人占领五华山。此后军管会管理机关撤离,全省生产指挥系统基本瘫痪。五华山是昆明市的制高点。“炮派”占领五华山成为其武斗据点,和云南大学成犄角之势。
8月31日,“炮派”组织、指挥物资局等10个单位的人员向“八派”占领的省博物馆发起进攻,经过一小时多的激烈交火,“八派”被迫撤退。这次争夺战造成8人死亡,10人受伤。
8月底“八派”开会,商议占领西郊的马街邮电所和电机厂。9月3日晚电机厂“八派”组织“一一·六兵团”向“炮派”组织“烈火兵团”发起攻击,造成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烈火兵团”32人被抓走。9月7日“炮派”为营救被关押人员,攻打电机厂“一一·六兵团”。两派多次组织武斗团队增援,激烈争夺要地,互有伤亡,共打死63人,其中有被抓获后枪杀的19人,受伤百余人。最后“炮派”被迫退出电机厂。
1967年8月后,为遏制遍及全国的武斗高潮,毛泽东调整运动方向,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清除了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云南“八派”乘势加大了针对曾为王力部下的赵健民的火力,并攻击“炮派”“反军”。不少“炮派”成员反水。一些人拉出队伍成立“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第三司令部”(“炮三司”)。针对各地武斗事件,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九五命令”之后,9月10日昆明两大派达成制止武斗的协议。此后消停了一段时期。但好景不长,很快又起冲突。实际根源还在军队。当时中央严禁军队介入武斗,有的军人就采取向支持的一派输送武器的办法,名义上是抢去的。当时另一背景是省里主事者陈康于9月下旬一个人悄悄去了北京,赵健民也于10月2日跟着去了。12月18日中央又通知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空军、13军、14军领导干部到北京开会,开了一个多月,云南省出现权力真空状态,冲突再起。
11月22日粮食局内两派发生武斗,死一人,另一人受伤后死亡。从此开始昆明第二轮武斗。一开始“八派”取攻势。12月10日上午,“八派”武装攻占市中心的消防队,消防队“炮派”来不及撤退的人员全部被俘,打死民警一人。12月13日,昆明长坡地区的“八派”组织以安宁化工厂为主力的“武卫队”向桥头钢铁厂的“炮派”发起进攻,经过五小时激战攻克并占领桥头钢铁厂。“炮派”大多撤退到云南大学。双方在此役死17人,伤4人。
12月18日,占领闹市区东风大楼的“八派”开枪打死了路过的未穿军衣的解放军班长一名。昆明军区机关部分人员为此揪斗了军区参谋长崔建功和政治部主任雷起云。19日“炮派”攻打下“八派”占据的东风大楼。
同时“八派”决定拔掉“炮派”在西郊的据点预制管厂。为保证弹药充足,“八派”于12月20日派人到昆明军区步兵学校,向该校“红大”头头请求支援枪弹。“红大”给了“八派”一批冲锋枪子弹和几箱手雷。12月22日“八派”组织数支敢死队轮番向预制管厂发起冲击,经过6小时激战攻占预制管厂。此次武斗双方共死14人,“炮派”战死4人,“八派”战死3人。“八派”抓捕“炮派”武斗人员数十人,枪杀了其中的6人。“炮派”的1名伤员被送往医院后,在病床上被“八派”人员枪杀。
由于预制管厂之役耗费弹药过多,“八派”急需补充。在开远驻军策划下,开远“一·三○战斗兵团”向昆明“八派”输送两节车厢弹药,包括子弹、手榴弹、步炮、高射机枪。
因城市西部篆塘地区的省建筑安装公司“一二·六兵团”要攻击昆医附属第一医院,12月23日晚,“炮派”武斗队向“一二·六兵团”发起猛烈攻击,使用了无后坐力炮。这是昆明地区武斗中第一次使用火炮的大战斗。从此,云南武斗从轻火器升级到重火器,但这次武斗未造成任何伤亡。
12月23日清晨,昆明机床厂“八派”的“一一·八战斗兵团”向占据市区以北、重机厂东侧的元宝山的“五一兵团”和重机厂的“炮派”组织发起猛攻,占领元宝山,控制重机厂。武斗中两派共死15人,伤数十人。
12月27日,“八派”组织其所属21个单位的主力团队千余人攻打昆明东郊云南砖瓦厂的“炮派”,几次攻击未得手。12月29日“八派”重整旗鼓,组织敢死队,再次发起猛攻。经过一天血战,攻下云南砖瓦厂。这次武斗有21人死亡,受伤人数近百。
12月27日“炮派”决定拔除昆明市西郊黑林铺地区“八派”的“一一·三○”占领的汽车修配厂这颗钉子。28日下午开会动员,决定由海口军工厂工人主攻,云南大学阻援。28日晚开始对修配厂攻击,动用了火炮,经一夜激战,以伤亡近百人代价,攻下了修配厂,俘虏对方1200余人。此是昆明武斗以来枪战最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双方死66人,受伤数百人。“黑林铺大捷”后,“炮派”又趁势拔除了“八派”的几个据点。“八派”也组织了反击,相继在北郊、南郊清除了“炮派”的据点,但对“炮派”的整个战略计划进展影响不大。

赵健民事件

赵健民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云南省委中的地位仅次于阎红彦和周兴。他原是山东省干部,曾任山东省长,在“大跃进”中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撤销省长职务,1963年调云南省工作。
应该说赵健民还是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的,但是他在军区大院事件中的表现受到周恩来批评,遭遇挫折。1967年2月中央召部分云南领导干部进京。2月28日康生、关锋来到他们居住的京西宾馆,恰逢赵健民外出。他回来后即与康生办公室联系,晚上到康生处,于3月1日凌晨和康生单独谈话。他谈了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主要有三点:一,中央应重申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二,现在搞的大民主可否换个形式?三,是否肯定“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这一提法。康生没有否定他的意见,并且对他进行了一番开导。
传说康生接见赵健民后向毛泽东汇报了赵“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又说康生向省军管会负责人讲了对赵不利的话。周孜仁指出这些传闻未必可靠。4月23日,军管会通知赵健民、周兴、郭超去座谈,并没有指责赵健民。 而且在中央“八八批示”第五条就明确指出:“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同志,站出来揭发和批判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上述传言之不实。
实际上在阎红彦去世并被周恩来定性以后,赵健民很快与其切割,开始进行批判。“八派”说他是1月开始贴大字报的,“炮派”的资料则显示从2月11日起,到8月16日他共写了20几张大字报批判阎红彦和省委。关键是他不仅批判阎红彦,还说昆明军区政委李成芳是“省委内最大的走资派”,并点名指责周兴、郭超等省委领导,得罪了一大批人,挑起了干部间的派别之争。
肯定的是这次康生的单独接见使他受到鼓励,回到云南后写的大字报更带劲,而且多次找“八派”联系,想叫“八二三”支持他,尽快成立云南革委会。但是“八派”领导不很信任他,使得他投靠“炮派”。在赵健民问题上的立场成为云南两大派争论焦点之一。
根据后来知情人的揭发,赵健民成了“炮派”的幕后高参,对武斗的发生有一定责任。 1967年9月下旬,陈康、赵健民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情况下先后到了北京,赵健民仍与云南保持联系。此时,云南“八派”正加紧整他的材料。因为他在山东的韩复榘时代曾被捕过,自然就和“叛徒”联系上了。“八派”通过军管会到山东搜集材料,写出了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认定他有自首叛变嫌疑。他们同时在云南掀起打赵的高潮。
3月1日康生接见赵健民时,并没有对他加以指责。但是赵在表述自己意见时谈到不同意当时的大民主形式,认为还是开代表大会好。这就犯了大忌。正如康生1968年1月24日所说:“如果机械地按党章开,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因为这是“刘少奇的王牌”。所以这可能是导致中央很快将赵健民拿下的主要原因。
1967年12月27日晚到28日晨,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接见昆明部队赴京学习班全体人员。此时云南的“炮派”的攻势凌厉。周恩来的讲话主要强调不能攻击、否定13军、14军。康生、谢富治要13军、14军“挺起胸来”。康生点了赵健民的名字,说对他印象不好,但有些事现在不说,暗指历史问题。1968年1月13日周恩来接见云南代表,批评“13军、14军是薄一波的余毒”的说法,要军队消除派性。
1968年1月21日凌晨,康生、谢富治接见了昆明、云南两级军区、昆明空指、两军领导和部分干部。此时,“滇西挺进纵队”事件已发生,滇西、滇南形势非常紧张。谢富治谈了三件事:“滇西挺进纵队”、文山“农民革命军”进城武斗、东川武斗,“都是炮团干的”,一定要制止。康生则当面询问、指责赵健民,主要说他的“叛徒”问题。他对赵说:“你对我们是有阶级仇恨的”,“凭我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我重复一句,你对我们对毛主席司令部是有刻骨的阶级仇恨的。”而赵健民坚决不承认对他的所有指责。最后,谢富治命令对其监护审查。当场押走。
以后赵健民一直被拘留审查。在谭甫仁的“划线站队”中,又强加他一个莫须有的“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1969年12月30日他被正式逮捕,关进秦城监狱,1970年1月19日又押回昆明,关进云南第三监狱,1971年3月转到第二监狱。1974年5月26日云南省委以[74]84号文件上报中央《关于赵健民反革命罪行的审查结论意见》。1975年释放出狱,软禁在家。1978年8月4日,省委以[78]111文件为其平反,平反后调三机部工作,2012年以百岁高龄去世。
赵健民一生正直不阿。他的关于召开党代会之议,触及党内民主关键问题。若能如其所愿,中共历史将是另一种样子。但其在阎红彦去世后第一个贴揭发大字报,以及成为“炮派”主要支持者,实为不智之举,但也是他的性格所致。

三、各专区和自治州的运动

东川市

昆明两大派鏖战之际,云南全省各专区和自治州也战火纷起,兴起的各派势力到省城寻求支援,结成同盟,形成全省两大派组织。由于一些偶然因素,昭通地区和红河州的造反派投靠了“炮派”,而其他地区造反派多归属“八派”。
1967年12月16日一位支持“炮派”的老干部在会上分析当时云南各地局势时说:“看来,滇东北和滇南的问题不大,滇东北只有昭通专区确(炮)派力量比较弱,而东川、以礼河、曲靖、玉溪都很强,只要组织好了完全可以自己解决问题。滇南,思茅基本上处于中立,不愿介入昆明两派,只有开远的‘新开远’太弱,但个旧、文山完全有能力支援他,重新把权夺回来。滇西的问题最大,丽江、临沧、楚雄由于军分区支‘八’,几乎全部控制在八派手中。下关‘大联合’与‘四二○’力量差不多,只是郊区力量稍为强。保山还强一点,但与我们联系不是那么多。”所引书中也说:“地方分区除保山、昭通、楚雄、丽江、临沧外,全部支持保守派。” “炮派”认为滇西有问题,和驻守滇西的14军有关。14军军长梁中玉坚定支持“八派”。他的夫人是大理一中教师,是个“八派”。云南省志称:“思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较为稳定的地区之一,西双版纳的边疆县实际上并不存在两派,没有与昆明两大派挂钩的造反派,没有发生武斗和打砸抢行为。” 实际西双版纳存在“红总”(“红卫兵造反者总部”)和“二三”(“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1968年6月30日和8月4日发生过武斗事件。
以下主要叙述滇东北,即东川、昭通,和滇南,即个旧、红河、文山,以及滇西,即大理、楚雄等几个典型区域的事件。
东川市于1967年4月成立军管会,主要成员来自14军42师。由于他们支持“八派”,认为“炮派”是保守派,引起“炮派”激烈反弹。他们在市武装部支持下批斗军管会主任田大邦导致其住院,副主任王若海从高楼跌下死于非命,军管会彻底瘫痪,两派争斗发展为武斗。
东川市的“八派”组织称“东川市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东造司”),“炮派”组织称“新东川联络站”(“新东川”或“联络站”)。1967年8月第一轮武斗,分别于17日、21日、24日、31日在不同地点进行。9月10日“东造司”攻打“联络站”据守的服务大楼失利。当日晚“联络站”攻占了对方据点木材厂。此日双方共死亡43人。两级军区迅速派遣工作组进驻制止了武斗。
与此同时,“新东川”围攻东川新村的机修厂。“东造司”要求汤丹的“大联合筹委会”援助。在8月21日、9月11日、12日“新东方”与汤丹“大联筹”、会泽以礼河的“五·一○”连续在绿茂发生武斗,造成7死1伤。9月2日“炮派”攻打东川市水泥厂,造成13人死亡。
受昆明局势影响,1967年12月第二轮武斗再起。12月14日“会泽造反派‘以炮’武斗队以自制装甲车、枪械、手榴弹在县城西郊尖山沟与‘五·一○’造反组织武斗,共死34人,伤数人。” 这一时期滇东北“炮派”联合进攻会泽铅锌矿、以礼河水电站,赶走了军管会的军代表,打死打伤一些干部、群众,又把“八派”大批群众关押起来。东川以北的会泽、以礼河成了“炮管区”。随后直逼东川新村,新村“八派”干部群众于12月17日前后分两路撤出:一路往昆明,一路往西部的汤丹矿山。
撤往汤丹一路中的300余人随同时撤出的14军42师126团一支部队一起行动,以求得到保护。12月17日凌晨,这支队伍行进途中经过石膏矿时,被“新东川”人员值班人员发现,使用轻机枪、步枪、手榴弹开火拦截,打死解放军1名。战斗进行了20分钟,“新东川”不敌正规军,被打死10人。 当时东川市革委会将其定为反革命事件,上报中央。1967年12月21日,周恩来对云南东川矿区问题的指示,要求保护矿山安全。这一事件在文革后云南党史研究室编的资料中被概括为:“东川矿务局副总军代表带领支左部队直接参加了武斗。……东川支左部队于1967年12月17日夜间攻打石膏矿,打死睡梦中的职工十余人。全市武斗中打死124人,厂矿企业全部停产。” 仿佛打死124人、企业停产都由这位军代表负责。把双方武斗渲染为睡梦中被打死,未免太过分了。
12月21日周恩来指示:东川情况非常危急,两派发生严重武斗,危及工矿安全。东川矿区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必须保护矿区安全,如果破坏矿区就要问罪,劝阻“炮兵团”停止攻击。“炮兵团”不但不听劝阻,反而联合以礼河、会泽、寻甸、曲靖“炮派”,在东川新村成立“滇东北联合指挥部”,大举进攻东川汤丹矿区,占领东川矿务局机关和军管会驻地。打死部队战士2人、矿山职工2人,打伤多人。14军42师副师长崔保平及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被迫徒步下到金沙江边,连夜渡江爬雪山到达四川会东。从此,东川的军管会及所有的支左干部、战士,和“八派”观点的干部、群众,都被打出东川。 但官方文献说:“12月下旬,省工作组到东川进行调查。查明:东川自9月28日两派停火交枪后,没有发生武斗……”1968年1月21日谢富治说:“第三是东川,把矿区包围的水泄不通,还在金马村对火车进行伏击,都是炮团干的。”“丁荣昌到东川制止武斗不力,他发的电报都是片面的。”12月派出的工作组可能就是倾向“炮派”的省军区副司令丁荣昌率领的。实际上,到了1968年2月还发生“新东川”攻打老鹰山,造成2死2伤武斗事件。
1968年7月东川爆发了第三轮武斗,“炮派”取得全面胜利。“八派”撤离到昆明,直到10月5日东川市革委会成立,随后成立矿务局革委会以后才返回东川。

昭通专区

滇东北的昭通地区情况比较特殊,1967年1月以后形成三大派群众组织。造反派源于该地区的最高学府昭通一中等校。1967年初外出串联的学生们回乡,立即扯起造反大旗,成立造反组织。2月,一中、二中、师范、卫校、农校20余组织2000多人联合成立“昭通中等学校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中联司”),4月24日召开“炮打司令部誓师大会”,批斗地委书记康守忠、副书记刘少军、副专员唐积盛。当时已成立的工人组织“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和机关干部组织“七·二○造反团”也到会表示支持。因为这一派在各学校的组织多以“五四”冠名,故称为“五四派”。
与“五四派”成立同时,一中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和“炮兵团”,于4月21日在人民会场批斗了昭通县委书记欧山。随即这两个组织联合各校观点相同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昭通红旗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联司”),和“五四派”方向一致,但更有战斗力。
在这两派之外,各校的“红五类”学生联合成立了“八一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八一司”)。他们多属于文革初期被工作组选为进京接受检阅,见过伟大领袖的学生,对工作组有感恩之情,被认为是保守派。
到了夺权时期,昭通军分区支持地级机关“联合指挥部”(“联指”)、“工总”及县委“机总造反总部”(“县总部”)。在红卫兵组织中,他们倾向于支持“中联司”。但是“中联司”领导认为时机未成熟,死活不干。军分区只好找“八一司”参加夺权。8月1日,在军分区支持下,“八一司”“工总”“农总”“联指”“九二兵团”“县总部”等组织联合召开“昭通八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成立大会。
“红联司”也于8月上旬,与支持他们的社会组织联合召开“昭通红旗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红派”。“八一派”夺权后,看到省城里“八二三”正火,就参加了“八二三”。而“红派”就参加了“炮派”。
“中联司”哪派也不是。他们于8月5日联合社会上一些组织成立了“昭通八五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八五派”。但是1967年8月下旬全省武斗开始后,军分区通过武装部给农民发枪,支持“八一派”准备消灭其他两派。在这种情况下“红派”和“八五派”迅速联合起来称为“红旗派”,但各自有独立性。
1967年9月2日发生“马车店事件”,两派大规模武斗开始。“八一派”在军分区支持下,以“农村包围城市”形式向“红旗派”进攻。“红旗派”只有一支缴获的步枪,处境困难。11月,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军区各派一支部队到昭通,分别驻扎在“八五派”和“红派”防区。在部队斡旋下签订停火协议,武斗渐渐平息。但此后,“红派”内的两派逐渐分离,昭通又出现三派鼎立局面。“中联司”恢复独立地位,哪派都不靠,反而在文革结束后获得较好的结局。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在位于红河州的锡都个旧,夺权时期最大的造反组织是“个旧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联司”),其“勤务员”张振钧是转业军人、技术干部,对夺权比较犹豫。1967年1月28日一个群众组织“个旧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筹备处”(“筹备处”)的头头朱醒民找上门来,要求联合夺权。这是个临时工、合同工的组织。尽管“联司”的张振钧并未同意,他们仍在外地串联红卫兵支持下,于当天单独夺了地委的权,称“一·二八夺权”。
当天夜里,离个旧几十公里的开远驻军13军接到个旧保守派紧急报告,说牛鬼蛇神翻天了。13军曾派人参加过个旧的“四清”,了解当地的人事情况,知道这个领头的朱醒民的父亲曾任国民党时代的建水县长,本身尽管参过军,也是个“社会渣滓”,于是命令个旧公安局当夜将夺权的一干人抓捕。
当时云南大学等校在个旧参与夺权的红卫兵见大事不好,纷纷逃回昆明。但是北京来的高校红卫兵究竟见过世面,成立了“一·二八事件调查组”,与军方讲理。军方转而承认这一夺权。
此时个旧保守派组织乘这个机会重新组织,在2月23日实行反夺权,成立了“二·二三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而“筹备处”和其他拥护夺权的组织联合成立“一·二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兵团”,形成对立的两大组织,就“一·二八夺权”的是非争论得不可开交。而原来的老造反组织“联司”则被边缘化,在日后的谈判中成为多余的第三者。“一·二八” 主要成员是工人,而“二·二三”中有很多中层干部。由于野战军支持“二·二三”,“一·二八”就投靠了省里的“炮派”。
3月24日个旧市军管,25日云南锡业公司军管,27日红河州军管。军分区原来支持“一·二八”,后来由于与“二·二三”中的许多干部有联系,转而支持“二·二三”。
1968年6月18日,“一·二八”鼓动一些群众到军管的市公检法集体上访,反映前几次武斗打死打伤人的抚恤和严惩打人凶手问题,冲击大院,和解放军发生冲突。夜间军队人员撤往文化宫。次日“一·二八”群众又将文化宫围困,并开枪攻击。军队也开枪还击,造成造反派伤亡。造反派出动土造坦克,战斗加剧。20日部队人员撤往开远。
1968年8月省革委会成立后,开始推行“以人划线”,抓捕、揪斗属于“炮派”的红河州“一·二八派”。于是个旧,以至开远、蒙自、建水、弥勒等地被划为“站错队”的部分干部、群众500多人先后到沙甸躲避。对立的“二·二三派”则视沙甸为“反革命基地”“马蜂窝”,从而引起后来的“沙甸事件”。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文山州处于云南省东南部,东与广西交界,南与越南毗邻,社会情况复杂,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对民众伤害极大。1965年开始“四清”运动,还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文革了,但是在试点地区已造成严重恶果。这一系列运动造成的纠葛在文革中集中爆发出来。
文革之初,情况类似其他地区。抓“牛鬼蛇神”游街、抄家、中小学教师集训、分类排队。同时继续“四清”,地委工作队在文山县马塘区搞逼供信,逼出“反革命组织”27起,把739人打成“反革命”成员,批斗中自杀8人,逃跑13人。1966年10月10日工作队宣布对“反共救国军”等8个冤案平反。9月底组织学生去北京接受检阅,回来后造地委的反。文山一中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小学敎师成立了“红色小教”,中学教职工成立了“淮海兵团”,后与其它观点相同的成了文山“井冈山派”,而地州委会干部们成立了“东方红纵队”。
1967年3月24日开始军管。文敎系统造反派联合同观点组织于1967年4月21日成立了文山“井冈山造反兵团”,称“四·二一派”,得到了昆明“八派”的支持。5月21日“文山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联指”)成立,称“五·二一派”。文山两大派正式形成。驻军13军38师114团支持“井冈山”,军分区支持“联指”,立场泾渭分明。原来省里两派都支持造反派“井冈山”,后来两级军区各支持一派,文山“联指”就投靠了“炮派”。
1967年8月17日两派在运输公司武斗,上千人参加。8月21日双方又在京剧院武斗。此后,“联指”占据了京剧院,“井冈山”则以二小为据点。两派间划了一条“三八线”,把城市一分为二。9月5日双方开始抢夺武器,械斗发展为枪战,继而炮战。“联指”在军分区、武装部支持下向农村发展,组织了“文山农民革命军”,拥众60万,其中基干民兵16万,人多势众、组织严密。当时文山州各县被“联指”打出来的“四·二一派”都逃往文山避难,聚集在文山郊外、114团附近几个文教单位内,多达万人之众。
1968年1月,文山“联指”“农民革命军”一举将“井冈山”打出文山州。“井冈山”退到红河州开远。文山“联指”动用了近万“农民革命军”基干民兵,准备跨州一举歼灭“井冈山”。开远驻军领导经中央批示,派遣13军38师112团政委刘振棋调集部队到开远集结待命,1月30日,其中一部由个旧转移途经鸡街时,遭到“一·二八”派武装人员袭击,营长胡玉新和5名战士当场被打死。另两支部队也遭到袭击,亦有伤亡。此事件称“一·三○事件”。得知此情况后文山“农民革命军”从砚山前线撤回。
中央对此事件高度重视,于1968年2月1日责令要严厉查办。省革委会成立后抓了“一·二八”的几个“坏头头”。后来中央召开的国防、冶金“八一五会议”仍在追究此事件,抓了云南锡业公司的几位领导。

集体屠杀事件

在广大农村,农民群众被基层武装部控制。云南大学“炮派”的宣传队到曲靖地区师宗县演出时,一名学生说:“我们明显地感到,县人武部组织民兵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县的控制。有两天,县人武部还在暗地里鼓励农民进城示威。县人武部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全县农民都按年龄段被编成基干民兵或普通民兵的班、排、连、营、团。以民兵组织下命令,谁敢违抗?被鼓动进城的农民(其实也就是民兵)有数千人之多。他们身背人武部配给的武器弹药,以及自有火枪、弓弩和大刀长矛,自带干粮,在城里转上一两天,召开全县贫下中农声讨八派罪行的大会,由各路代表纷纷上台发言。其声势之大,似乎只要动一个手指头,就足可把师宗一中踏为平地。这些农民进城两天,充分显示本派力量后,就又返回农村去了。这几千人的进城,自然要给予报酬:一是每天发给每人2元钱的民兵训练费,二是生产队要加倍记给劳动出勤工分。”这种情况使得集体屠杀事件成为可能。
在文山州,武斗大约延续了一年左右。到了1968年,临近的广西保守派“联指”在当局支持下开始大肆屠杀造反派“四·二二”及“四类分子”,部队也直接动手,血流成河、尸骨遍地。在广西影响下,文山军分区从1968年5月12日开始给文山“联指”发枪,对“井冈山派”进行大规模屠杀。军分区领导亲自指挥“农民革命军”于5月25炸毀砚山县百货大楼及食品公司,枪杀“井冈山派”40多人,26日炸毁马塘街供销社及粮仓,8日攻占徳厚, 抓捕“井冈山派”200多人,当场枪毙30人。9日砚山“农革军”竟以最高法庭名义公开枪杀“井冈山派”3人。5月28日文山城内“联指占区”战斗街(即芙蓉街)起火。援越归国部队派人前去救火,被“联指”打死2人。
他们不仅屠杀对立派人员,也屠杀各种“分子”及其子女和其他有历史问题的人,称为“拔政治钉子”。据成立革委会后调查核实,从1967年9月到1968年8月一年间,文山地区即发生乱杀人事件435起,被杀害1015人(不包括武斗死亡人数),涉及作案人员2638人。性质类似于湖南的湘南大屠杀和广西的大屠杀事件,但迄今外界所知甚少。
例如麻栗坡县一位保守派“大联指”负责人回忆:“拔‘政治钉子’,枪杀人,1967年12月,不知县军管会从哪里接受来的‘拔钉杀人’任务。他们召开了一个紧急电话会议,统一布置杀人。”当天在金厂区就枪杀了对立派“八五派”9人。接着,在盘龙区又杀9人,然后是马街区杀死5人。这些死者绝大多数是小学教师。接电话那天晚上,马街区马波乡领导慌了手脚,因为那里没有“八五派”的人可杀,于是半夜爬起来研究五类分子黑名单,次日打死了两个女五类分子。此县1967年12月前后因“拔钉”杀死108人。
天津支边青年杨大宁分配在富宁县工作,文革中组织造反派“井冈山”,当“农民革命军”进城时采取“不抵抗策略”,因而未发生武斗,但仍面临死亡威胁。他带领天津知青经历劫难,取道广西,在广西“四·二二”帮助下逃难到北京并参加了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富宁县打死人的数目在文山州不算多,但也是极其血腥的,令人发指。他回忆道:“我后来在富宁看守所曾经与富宁文革中一位著名的李某人同监数月。他有个外号叫‘猫吃剩的’。此人是田蓬公社农民,参与打人致死,却因没有分到死人的任何遗物,心中不忿,从死尸后背割下由颈部至尾骨的一绺人皮,要给自己做腰带,在晾晒人皮中,一只猫来啃掉一截,他因此得名。”
这样的惨烈集体屠杀事件在云南不限于文山。在滇南的思茅地区,1968年“6月28日,墨江县发生农民进城抓人的武斗流血事件,持续到10月,造成592人死亡。后称‘六二八事件’。7月11日,在江城县城1000余人的大会上宣布一件‘里通外国’的政治案件,当场抓捕24人,有的被吊打,后称‘七·一一事件’。经复查,于1978年定为假案,涉及此案被错处人员均予平反。7月20日,驻江城的公路一团在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上发生武斗流血事件,死2人,伤6人。后称‘七二○事件’。7月26~30日,澜沧县城和部分公社发生武斗流血事件,死42人,伤200余人。后称‘七二六事件’。8月1口,普洱中学高中部教学大楼起火,城郊7个生产大队的民兵、农民千余人进城,以抓‘纵火犯’为名抓捆48人:枪杀4人,押到农村批斗10人,关押3人,后称‘八一事件’。9月5日,普洱县武装民兵将押到农村批斗的10人转交县人保组,途中将其中3人枪杀,后称‘九五事件’。”
在玉溪地区:“1968年9月1日,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发布第一号布告后,玉溪发生一次挑动农民进城,大规模屠杀‘八二三’群众的严重事件。”
很多地方的屠杀是当权者主使和实施的。例如昭通地区的巧家县是川滇边界处的一个小县,同样出现两派:“八派”的“红旗漫卷”(“红派”)和“炮派”的“六·二九”。1968年3月,支持“八派”的县武装部到贵州学习李再含镇压贵州“四一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经验后,回来后开杀戒。5月23日以后从农村调“红派”3350人进县城,开始全县性的杀人,直到6月20日才被昭通军分区制止。这段时间内全县以极残酷手段杀掉277人,多为对立派的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农民,还有地富反坏53人。此间还发生两起吃人肉的事件。 在所引用文献中,对此事件是在“巧家县的‘划线站队’”题目下描述的。实际谭甫仁在1968年6月才接任,1968年底才开始“划线站队”,对此屠杀事件进行清算。此书对文山“农民革命军”屠杀千人事件也避而不谈。
据周孜仁考察,在广大专县,这股武斗和屠杀狂潮最严重的地区就是文山州和昭通地区。作恶者在文山是“炮派”,在昭通是“八派”。但是这两派都是地方武装部支持的保守派。然而“划线站队”后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

下关“一·一六事件”和工八团的覆灭

下关市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内,和大理市距离几十公里。大理是座文化古城,下关是座新兴工业城市。1968年1月16日下关发生“一·一六事件”。由此又引起所谓“滇西挺进纵队”案。至今双方各执一词,真相难于澄清。
下关的“八派”称为“四二○”,“炮派”称为“大联合”。1968年初两派爆发严重武斗事件,涉及“炮派”的准军事组织工八团,即云南工役制工程部队八团。
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升级,为加紧援助越南,拟在云南省修建国防公路。当时云南缺乏劳动力,遂与山东、河南两省商议,从两省征调人员来云南组成工役制工程部队担负国防公路修建任务。结果征调了17000人,组成五个团。最初商定任务完成后返回原省,后来修改为愿留者可以留下。因为省里赵健民负责此事,赵又是山东人,在这些工人去留问题上为他们说话,所以文革中这些工役制工人多倾向“炮派”,而且成为“炮派”的重要武装力量,特别是山东人组成的七、八两团。七团驻红河州金平县,八团驻大理州永平县。筑路任务已于文革前完成,当时工八团一部分驻昆明,另一部分600多人驻下关等待退役,涉入了当地的两派斗争。
1967年12月下关两派开始武斗。由于大理驻军14军支持“八派”,下关主要被“四二○”控制。1月6日“大联合”攻打大理州农机厂,打死5人。晚上“四二○”按原定计划攻打“大联合”占据的苍山饭店,双方死亡15人,包括工八团7人。
此时在昆明的工八团以接回下关的工八团人员为名,派遣一支77人组成的武装部队携带迫击炮等武器远征下关。据后来揭露,这实际是“炮派”企图控制全省计划的一部分。当时他们刚刚取得“黑林铺大捷”,落败的“八派”人员纷纷外逃。“炮派”害怕他们逃到省内各地区,加强地方上“八派”的力量,阻断“炮派”与各地区的联系,便派了几支队伍出征各个方向。以工八团为主的这支队伍是最强悍的,被称为“滇西挺进纵队”——后来说这个名称是对方强加的。不过这名称本身并无否定意义。
工八团李国桢带的这支队伍于1968年1月10日从昆明出发,历经富民、武定、元谋、永仁、大姚、姚安、南华等地,所向披靡,未经大型武斗,历时四天,于13日到达下关,14日发布“通牒”,要求驻军24小时内撤离下关。16日工八团和下关“大联合”组成“滇西指挥部”,分三路向“四二○”进攻,工八团有300人参加。19日战斗基本结束,“四二○”被赶出下关。很多人逃往大理14军驻地。战斗中死亡104人。其中“八派”77人,“炮派”27人。《大理市志》对这段历史描述简明:“1月15日晚,‘大联合’的两千余武装人员分三路进入阵地;16日拂晓进攻开始,到下午武斗基本结束,‘大联合’占领了下关,‘四二○’分头向漾濞、苍山、大理、洱源等地撤离。沿途又受到一些关卡的堵截、搜捕,一些人被打死、枪杀。”
“滇西挺进纵队”的胜利震慑了整个大理州。临近的巍山县“八派”的“六一派”以小学教师张汉民为首、以知识分子为骨干,当然敌不过“炮派”,现在面临“炮派”的扫荡,决定全体骨干撤往凤庆县,结果100多人全被凤庆县“炮派”抓住送回巍山。
开战以后,大理的14军迅速把“四二○”的头头送往北京向中央汇报,19日上报昆明军区党委。军区党委于1月23日发出关于“滇西挺进纵队”的文件并上报中央。在1月21日康生、谢富治接见云南代表时,谢富治在讲话一开始即谴责“滇西挺进纵队”,说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现在事态还在发展。”原来工八团还要继续进攻保山等地,了解到中央态度后,昆明“炮派”通知工八团迅速返回昆明,1月21日所有在下关的工八团人员离开下关向昆明返回。
1月22日,在北京开会的两级军区领导将“反革命的滇挺土匪武装”材料上报中央。周恩来根据云南的报告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给以坚决堵截”,但强调指出:“务必做到经过政治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云南省军区立即派出部队对工八团进行堵截。22日夜间工八团行至楚雄的吉山坡,冲过堵截部队继续前进,23日行至一平浪,由于部队把公路截断,工八团驻扎在一平浪的甘海资矿区停下,修筑工事准备抵抗。25日云南省军管会就此事向全省发出通告。
1月26日上午谢富治批评昆明军区右倾,没有堵住工八团。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当天飞回昆明,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围剿。部队包围工八团后,经多次谈判。工八团坚决不交枪,不交出“坏头头”。
27日下午6时10分,包围部队开始缩小包围圈,并宣读要工八团放下武器、撤出矿区的《通令》。此时双方已剑拔弩张,形势极为紧张,又有当地“煤炮”(煤矿的“炮派”)向部队挑衅。至于谁先开的第一枪各执一词,已难于考察。战斗开始后,18分钟部队即占领了对方高地,结果打死工八团184人、“家属”59人。进攻部队战死18人。其中12人在前沿阵地被地雷炸死。
1月27日晚8点,中央军委派出处理云南事务的联络员罗元发和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西苑旅社接见两派赴京谈判代表后单独和“炮派”代表谈滇西问题。罗元发说工八团在一平浪必须立即交枪。中央决定在28日下午6时以前把工八团在祥云仓库抢的武器全部交给部队,过时不交,部队采取行动。当“炮派”在昆明的负责人28日凌晨3点赶到一平浪时,部队已提前1天结束了围剿工八团的任务。2月5日,工八团被围歼后的第9天,鲁瑞林等赴北京向中央汇报对“滇挺”的处理情况。汇报会上,闻知打死“滇挺”200多人的谢富治有所惊悸地说:“中央没叫你们开枪,没有授予你们开枪权,为什么你们打死这么多人?这件事对外不要讲了。”
实际上,据“八派”揭发,所谓“滇西挺进纵队”的工八团只是其中的一支,是其第四部分。还有其余三部分于1968年1月7日在禄丰集结,进攻干海资煤矿,开炮打死煤矿中学学生4名。煤矿军代表动员“八派”撤散。于是该派头头和骨干上千人连夜疏散,9日晚步行到楚雄。但楚雄方面也拟撤离,于是煤矿和禄丰人员进一步疏散,两边只留下百余人和好点的武器,编为楚雄东线指挥部九支队,防守楚雄东门。楚雄方面要求他们14日晚上天黑以后方可撤出。14日下午5点左右,“滇挺”四五百武装人员乘十余辆汽车到达,双方开枪开炮打了一仗。15日九支队撤出,“滇挺”进驻楚雄,到处抓人。因时局有变,17日“滇挺”在追击过程中接到“派”里的命令,突然撤退。几日战斗,虽然“滇挺”来势凶猛,但对方占有地利,双方都有死伤。

四、划线站队

革委会的成立

1968年1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两派代表,包括干部,以及支左人员800余人参加,后增加到1980人。学习班于2月4日到8月9日举行。2月13日两派正式签订停火协议,并开始在云南收缴枪支,并要求实现两派的大联合。
成立革委会的问题是谁当这个头。原来中央军委派罗元发管学习班,大家以为就是他了,但是后来把他撤回了。候选人应为“炮派”拥护的陈康和“八派”拥护的周兴二者选一。4月8日学习班传来消息:中央要陈康出来工作,主持云南政务,引起轩然大波。对“八派”来说,此决定如同惊天霹雳,立即表示强烈反对。“炮派”则欢欣鼓舞,坚决拥护。北京学习班和昆明两地登时大乱,双方拉队伍、发宣言,批斗对方拥护的干部。4月18日陈康传达中央对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的指示,要求在五一前成立省革委会。其中提到“李成芳、赵健民是两派共同的敌人”。在后来的大联合协议中,也是两个人同样对待。
眼看成立革委会的期限就要到了,云南的乱局仍无法收拾,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外派与两派无关的干部。5月19日中央任命时任工程兵政委的谭甫仁为昆明军区政治委员,6月26日又任命他为昆明军区党委书记,从此主持云南全面工作,并领导北京的云南班。
谭甫仁是广东人,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属于一方面军编制,抗战期间在八路军115师从事政治工作,内战时期曾在东满和东野七纵工作,50年代先后在广西军区、武汉军区任职。1968年2月4日谭甫仁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身份主持云南班。据说2月11日后半夜毛泽东曾召见谭甫仁,表示要他去云南工作,当“平西王”、封疆大吏。 6月底周恩来又接见谭,再次对云南问题作出指示。
5月19日谭甫仁对学习班的人说,阎红彦、赵健民是陶铸、李井泉在云南的代理人,把李成芳豁免了。据说他私下对“八派”表示支持,以后大举进行“划线站队”已见端倪。至于其根本原因何在,周孜仁先生已进行了一番分析,有一定道理,特别是可能揣测了毛的倾向意见。
5月29日,两派签订大联合协议,在是否让张力雄签字问题上发生争执。而且眼看要当权了,两派内部却起纠纷。两边的工人代表都嫌这个联合协议太右,也不服本派里的学生领袖领导。“八派”省建筑公司“一二·六”的杨树先拉拢一些人成立了一个“八二三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八工总”,要争夺领导权。“炮派”的冯廷波也打算成立一个“炮派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简称“炮工总”,但响应者寥寥。6月20日“八工总”组织游行,在五华山附近遭“炮派”伏击,被打死29人。这一“六二○事件”又引发了“八派”抢枪事件以及个旧“炮派”伏击解放军事件。 这些复杂因素造成革委会成立好事多磨。
8月11日谭甫仁和云南班成员乘机回昆明,当日即召集会议决定尽快成立革委会。8月13日云南省、昆明市革委会同时成立。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副主任周兴、陈康、鲁瑞林、刘明辉、黄兆其、李毅、徐学惠、段宝珍。徐学惠是为保护国家财产致残的全国劳模、“八派”。段宝珍是“炮派”成员。1967年8月第一次武斗后,“炮派”的后台就选择了李毅代替方向东为这一派的第一把手。革委会另留两名副主任名额给工农各一名。在中央的批示中也点了阎红彦、赵健民的名。昆明市革委会由13军政委段思英任主任。
1968年11月到1969年1月,根据中央命令,驻云南部队进行移防:54军从重庆地区调往滇西原14军防区,14军调滇南原13军防区,13军调重庆地区。在交接以后,新来的野战军均沿袭原驻军队的支左方针。但是后来54军的立场有所转变。1969年1月下旬14军41师移防贵州。1969年10月由于北线吃紧,54军调河南安阳,滇西空虚,11月重新组建11军驻滇西,由原属昆明军区驻贵州的49师(改称31师),以及新由地方部队组建的32师组成,军长为原54军的董占林。

划线站队

1968年12月19日谭甫仁对54军团以上干部说:“我来时,林副主席说,去(云南)要搞‘划线站队’,不搞我们站不住脚。黄总长也再三强调了这个事。” “划线站队”的正式名称可能源于此。实际这一运动在1968年8月已经开始。在中央召集的冶金、国防工业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即以开幕日命名的“八一五会议”上,当时的云南代表团团长、省革委会副主任鲁瑞林在会上讲一派(指“炮派”)完全错了,执行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后台、黑手就是赵健民,并点名批判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在会上对“炮派”一些代表进行审查、批斗,有的人被打伤、致残,甚至被逼死。
1969年1月1-15日召开的省革委会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是“划线站队”的正式起点。在这之前,谭甫仁于1968年11至12月到滇南巡视,在大理、个旧、开远等地发表讲话,制造舆论。
在这“七次大会”上,谭甫仁多次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并未传达林彪的讲话,而是说,来云南之前,周恩来曾对他说:“谭甫仁同志,你不把路线问题的是非弄清,团结就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 他表示,云南两大派在文革初期和中期都是造反派,做出过贡献,但是后来其中一派被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控制,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大方向错了。而另一派“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再者,他强调云南敌情严重,现在的运动不是左了,而是右。他还肯定底下群众的“革命行动”,“压是压不住的”,从而鼓励了各种为非作歹的暴力行为。在会上,“炮派”的大佬们纷纷易帜,反戈一击,抛出重磅炸弹,揭发原来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的“罪行”。而“八派”的头脑们感到稳操胜券,在简单的表态发言中表现了一种高姿态。配合这一运动,《云南日报》大造舆论,鼓吹“打炮匪”“打老保”“打倒赵氏小爬虫”。于是在全省配合“清理阶级队伍”,掀起“划线站队”高潮,造成严重后果。
在“七次大会”前后,省、地、州各级也开办学习班,“以人划线,以线定罪”。在1968年12月12日开始的省级机关学习班中提出“八条线”“十个点”,重点追查。在长达10个月的学习班中,参加的干部绝大部分遭到围攻。在169名厅级以上干部中,被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有62人。对被审查的干部剥夺人身自由,任意打骂捆绑,甚至严刑逼供。同一时期举办了公检法的学习班,历时一年半,在“砸烂公检法”口号宣传下,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造成严重后果。
在全省范围内,重点追查“滇西挺进纵队”案和“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案。大理州、大理市成了“划线站队”的重灾区,数百人被打死、逼死。
“滇西挺进纵队”或许有这个名称。但是在“划线站队”中,又制造了“滇东北游击军”(“东游”)和“滇南挺进纵队”两个案件,将地区武斗事件囊括在内。其中曲靖地区受害最深。很多原军分区和各地武装部负责人受到迫害,一直持续四年,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结合在一起。
1969年1月22日周孜仁路过昆明看到押解被批斗人员游行的场面,感叹道:“整个城市都感染了突如其来的政治瘟疫,投入了丧失理智的、以报仇雪恨为主题的大狂欢。拥挤在道旁的看客也积极互动、发泄仇恨。”
这种游街示众遍布云南全省各地。例如在东川,14军交接之前在1月11日搞了一个“牛鬼蛇神大会师”,各单位“工纠队”押着“站错队”的干部群众1000余人,挂牌游街。 思茅地区在1月12日经地区革委会批准,押400余人游街,队伍长达1公里,成为思茅文革中“最恐怖的一天”。同日在各县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
由于云南各地区情况不同,“划线站队”在各地区性质有所区别。有些地方有复仇的性质。例如在文山州,在这一运动之前,发生“农民革命军”集体屠杀千余人的恶性事件。但是“农民革命军”属于“炮派”的“联指”。“划线站队”后局面翻了过来。“革委会成立后,原来受压抑的井派很快翻了身,被包围时扣发的几个月工资也补发了,乱杀人的情况得到制止。两派群众组织严重对立的局面有所缓和。用枪炮进行武斗的局面得到制止。但由于革委会执行‘以人划线,以派站队’的错误政策:把文山联指派划为‘站错队’,把井派划为‘站合队’。” 后来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前来煽动。即使没人煽动,遭到迫害的群众和死者家属自然要报仇。“1970年4月21日,全州8个县中,有6个县召开了宣判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7万多人。这次大会,判处杀人犯死刑的有30人,死缓刑的有7人,有期徒刑的14人,免刑的26人。杀害文山公路养护总段办公室主任江正山和股长黄永和的凶手工大发、张正全等人就是在这一天被枪决的。”同一天被枪决的,还有“农民军”军长白忠武。在“拔政治钉子”中,他亲自指挥杀了三个地主分子和一个地主儿子。
在两派武斗期间,文山县城还火烧过一条小门街.烧毁民房10多間。起火时双方都说是对方放的火。文山地区革委会成立后,“联指”派有人“反戈一击”,揭发“联指”的人纵的火,纵火者是地委办公室行政科科长代学义。他还带领“联指”一个小分队到邻县火烧百货公司。代学义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也供认不讳。此人于1970年4月21日经大会宣判后枪决。军分区司令员崔正山也亲自参加武斗,向对立派群众扔砖头,也在“划线站队”中遭到批斗。 据说“农民革命军”一案有5252人被判刑,其中268人被判处死刑,但实际只杀6人。差别如此之大,可能因为1969年定案时,文山当局认为,“参与‘拔政治釘子’杀了人的,要严肃处理.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宜一律定为 ‘现行反革命杀人犯’。只定‘杀人犯’即可,不给其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其他地区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况,例如在玉溪地区,1969年4月专区革委会作出《关于玉溪九一事件的调查报告(初稿)》,涉及“炮派”挑动农民进城,大规模屠杀“八二三”群众事件。 在玉溪地区景东县,“1月31日,思茅地区‘二月逆流’控诉团到景东,县革委在大会堂召开控诉大会。县级机关干部、职工和参加学习班的1000多人参加大会。会上‘造反派’何某在‘控诉’中说,他是景东第一个要被杀的人。由于他煽动性的控诉,把干部、群众40多人揪到会堂外的草地上进行捆打。这次会议以后,全县武斗升级,并泛滥成灾。”
在另一些地区,被整的是造反派。例如红河州金平县。1967年8月2日,“风雷激战斗队”等十多个战斗队领导在党校商讨县人委一位收发员揭露公安局藏有整群众的材料,研究如何迫使公安局交出材料。会后他们张贴大标语,并揪斗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和副局长。同时造反派还派代表找军管会负责人,由其电话通知公检法军管组长协商交出公安局的“黑材料”,然后到公安局将整群众的《敌社情简报》拿出当众剪取其中有关部分拿走。此事称为“八二事件”,应是通过军管会的,符合程序。但是到“划线站队”“清队”时,定为“抢劫公检法档案反革命事件”,牵连330人,株连其家属子女。 这种地区差别在于,在该地区造反派究竟是“八派”还是“炮派”。“划线站队”整的目标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炮派”,划的就是这个“线”。

清理阶级队伍

云南的“划线站队”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但“划线站队”重点在惩治对立派,“清理阶级队伍”重点在阶级敌人,少数地区从1968年6、7月就已开始,1968年12月全省正式启动,1969年1月和“划线站队”结合,全面开始群众性“清队”运动。
在云南大学,工宣队进驻后整治“炮派”,“清队”开始后再次整治“牛鬼蛇神”。著名作家、副校长李广田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中文系主任刘尧民教授于8月在批斗会上中风而亡。一名学生说:“炮派正在全省挨整,挨谭甫仁为首的云南省革委和八派的整治;而挨整的炮派却还要整治‘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一伙‘牛鬼蛇神’,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人整人,整人的也挨整,挨整了的还要再整人!在毛泽东的治理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台片刻不停地运转且愈转愈快的绞肉机!”
据1969年8月底的统计,当时全省已清出“九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25.7万人,正式列为批斗对象的44.8万人,被迫自杀死亡6979人。 1970年以后,又结合“清队”开展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
据在燃料一厂工作的黄肇炎回忆,在该厂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一场“让群众互相拱、互相咬,大告密、大出卖”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先后进“学习班”的就有256人,占全厂职工总数521人的49.1%。
1968年1月16日从昆明开出的202次列车在东郊金马村站停靠时,由于旅客拥挤,发生纠纷,致使列车不能开出。以后发生的事件,根据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大事纪实”的含糊表述:“在混乱中,不知何人开枪,造成误会,引起乱枪齐发。住在车站附近的‘炮派’群众组织‘东线指挥部’负责人李长年等人,前往车站协助维持秩序,受到车站工作人员的表扬。事后,发现乘坐在第六车厢的军人家属、孕妇李云素中弹身亡,小女孩李念华头部负伤。”可以断定是“炮派”开的枪。此事件被定为重大反革命事件,将有关人员拘留。1969年9月省公检法军管会拟对“首犯”李长年判处死刑,高院未予批准。1970年6月,铁路局党的核心小组按省公检法军管会要求再次对此案进行审理,报省革委和云南省军区党委批准,判处李长年等四人死刑,另一人死缓、一人无期徒刑,经批准后于8月20日执行死刑。 此案事出有因,但肇事者罪不致死,竟然杀了四人。
据省委后来统计,截止1972年9月底,在“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全省共揭发590634人,查证落实473557人,定案、结论、处理3760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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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二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6月 04, 2023 2: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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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的厄运

中共从1926年就开始建立云南的地下组织,后经多次破坏、挫折,在抗战时期取得较大的进展,造成云南省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局面。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1946年底开始进行小规模武装斗争,1948年春在滇东开展游击战争并扩大到滇南等地。1949年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正式成立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司令员庄田,政委周楠,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
1950年初,二野部队在宋任穷带领下与云南地下党、边纵会师,在组建各地新政权时,基本上是按南下干部为主、当地干部为辅原则进行。但是两部分干部间有些芥蒂。南下干部认为当地干部党龄短,当地干部嫌南下干部没文化,但是当时这些矛盾没公开暴露出来。1950年3月边纵番号撤销,部队分别编入云南、广西、贵州地方部队。1951年3至4月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提出随着革命取得胜利,一大批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从此就出现否定地下党功绩的暗流,地下党问题成为整党运动的重点。
此后边纵和云南地下党被认为“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1952年谢富治主滇后,否定宋任穷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方针,提出对地下党“改造第一”。原地下党领导人不但没有受到重用,还遭到排斥和打击。云南地下党主要领导人和代表人物、原云南省工委书记、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边纵党委副书记郑伯克在解放后先后担任西南局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省纪委书记等职,1954年遭到整肃,勉强保住了党籍,被贬为东川地质勘探分队副分队长,1956年调到北京工作后文革中又遭到迫害,直到文革后复出,任中央组织部接谈组成员、老干部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顾问等职。
原边纵六支队政委,建政后的中共昭通第一任地委书记李德仁,1951年调任北京铁道学院书记,1957年被打成右派。曾任云南省工委委员的第一任昭通专员李剑秋,1952年调任省税务局副局长时就已靠边站,1958年划为右派。会泽县县委书记薛振华、县长陆子英是1940年代在大学读书时入党的地下党员。这两个人1950年代初期从会泽调临沧降级降职靠边。1955年37岁的薛振华被逼自杀,陆子英屡遭残害后1979年刚获平反就死于伤痛发作,只活到49 岁。
1958年云南进行以反对地方主义为主的反右补课。原边纵副政委,时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郑敦和副部长王镜如被打为“郑、王反党集团”,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直到文革后才平反。 此案牵连一大批原地下党干部。原滇西工委书记黄平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会泽矿区监督劳动。在全省1795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党员中,有地下党干部1221人,占党员右派总数68%。
在文革的“清队”中,地下党、边纵再次作为重点审查对象。省革委二办把地下党主要领导人列入《云南地下党叛徒、特务登记表》内,罗织罪名。大批地下党和边纵领导人及成员被批斗,一些领导人被迫害致死,例如原边纵九支队司令员余卫民、原滇中区人民行政公署专员唐用九等人。
原边纵副司令员、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是“炮派”支持的干部,1968年在北京办云南学习班期间,张力雄被批斗,朱家璧陪斗。8月6日谭甫仁传达中央首长指示,有这样的内容:“这次张力雄、朱家璧不能回去了,有问题。”8月7日二人再遭残酷批斗。8日朱家璧自杀未遂,后被长期关押审查。
地下党问题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解决。1982年中央同意云南省委所报《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这些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二次土改

1968年12月23日至1969年2月23日,谭甫仁先后10多次在滇西、滇南、滇东北和省市重要会议上煽动在边疆开展“政治边防”和“二次土改”。他在大理州三干会议上说:“那些地、富、反、坏、右,解放前、解放后、现在生活都好,就是还没有把他们的浮财搞光,没有把他们搞掉。我说你们就是要挖掉他,挖他的底子”。
全省各地区均按此方针办理。例如思茅县“二次土改”又称“削尖运动”,取消地、富超过贫下中农平均水平的工分。没收超过贫下中农平均水平的财物。全县共抄1174户,收缴人民币1142万元、粮食12.1万公斤、猪油2467公斤、生猪61头、家具实物折价2769元、房屋136间、工分31.33万分。
思茅地区景东县在农村进行“民主补课”即“二次土改”,重新升划阶级,乱批乱斗,没收财产,将地主富农的住房换给贫下中农居住。全县列为漏划地主、富农193户。有15名地富子女未经县级有关部门批准,被戴上地富分子帽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红河州金平县的“二次土改”运动中,全县统一在1969年1月13日零时把地、富集中到乡上看管,令其交出底财浮财,民兵逐户查抄,多数地富家人被赶出门。认为交清的放回,未交清的反复批斗,刑讯逼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被关押批斗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地、富、反、坏、右子女和认为有问题的人。“二次土改”中,全县共查抄2828户。对这些财物,属金银和违禁品的上交国家,现金、牲畜归集体,农具、生活用品、房屋分给贫下中农,粮食、肉等一部分给贫下中农,一部分给民兵吃用。在1月—5月高潮期间,被关押批斗死亡60人,到复查阶级成分落实政策时退赔747677元。1969年全县批斗3866人,其中定为“九种人”1916人,介于两类矛盾之间的384人,犯错误的1566人。清队中死亡189人,加上“二次土改”死亡60人,1969年共死249人,占文革中非正常死亡330人的70%以上。

政治边防

1969年2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召谭甫仁到京汇报,研究部署开展“政治边防”问题,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接见谭甫仁时传达林彪关于“政治边防”的指示。
3月17日至4月3日,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党委在昆明召开“建设政治边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驻守边防的野战军、边防部队和地方革委会的负责人等。会议提出了具体政策:“对封建土司、头人,要发动群众,从政治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原有的生活补贴一律取消。对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土司、头人,应给予及时有力的打击,这些人在省、专、县集中的,要送回原地交群众批斗。”3月21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转发了《昆明军区关于加强昆明地区边防斗争的报告》。4月云南省边防领导小组成立后,各边疆专、州、县革委会和边防部队相继共同组成各地边防斗争领导小组,全面推行“政治边防”方针。
“政治边防”的内容有几项:1.以工作队代替基层政权组织,而且夺了军分区对边防部队的指挥权。2.批斗民族上层人士。据1970年3月上报,在“政治边防”中,共批斗民族上层人士8115人。3.重划阶级成分,配合抄家。4.强制执行“人民公社化”。1958年边疆地区曾普遍建立人民公社,1961年全部改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政治边防”时期,几个月内又全部实行“人民公社化”,对农民进行二次剥夺。
据1969年3、4月昆明军区和云南省革委会向中央的报告披露: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在边疆地区搞“政治边防”,共揪出“九种人”28162人、反动地司、头人8115人。在重划阶级成份的同时,共抄家30620户,抄家财物价值一千多万元。在这个过程中,德宏州有17961人外流到缅甸;红河州有250户、1371人外流到越南。据官方统计,从1969年到1971年,全省共外逃30000余人,其中很多是民族干部。 在德宏州,“那些人炸佛塔、烧经书、砸菩萨,起劲得很。老佛爷们急忙往国外跑,逃了个精光。二佛爷、小沙弥只好还俗。有些地方,寺庙也遭那些人拆了!”
盈江县在反帝公社搞试点。在“不要怕边防跑人”口号下,大搞刑讯逼供,9个月内搞出政治案件200多起,500多人被审查吊打,180人被打成美蒋特务,7人被逼死,6人被打残,6人被拘押,使用的酷刑达30多种。试点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干扰了群众的正常生活,造成边民大量外逃,致使反帝公社1970年和1971年粮食大减产,尤其是1971年粮食减产幅度为39.2%。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政治边防”被批判,账算到林彪头上。1972年8-10月,反帝公社部分在“政治边防建设”运动中被审查或被吊打过的群众聚集起来,殴打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此类聚集殴打事件,先后发生18起。这些受害者70余人聚集到公社要求发给口粮、医药费和当众销毁“黑材料”,演出文革初期的一幕。
谭甫仁在农业上瞎指挥。1969年9月24日省革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提出力争5年全省粮食产量翻番,导致一些地区围海造田、毁林开荒,造成环境恶化。12月28日在昆明开始围滇池造田,造了3公里大坝,结果滇池水面减少3万亩,造田1万亩。

通海地震

1970年1月5日1时,玉溪地区的通海县发生7.7级地震。震中烈度10度。受灾区有通海、建水、峨山、玉溪、石屏、华宁、江川等县。倒塌房屋338456间,占灾区房屋总数的32.1%;死亡15621人,占灾区总人口的1.3%,经济损失达38.4亿元。这次地震波及范围很广,但严重受灾地区主要是建水、通海、峨山三县。
现场惨状难于描述。通海县高大乡五街村灾后所建的“地震历史记载碑”上,记载着这段悲惨的历史:1970年1 月5日夜间1时,本地区发生大地震,山崩地裂,房屋倒平,水沟倒塌,水源断绝,人畜伤亡。轻伤者搬开石头、土块救亲人。因灾情严重,本村原有人口597 人,死亡者194人,占总人口的32.5%,伤者无数;牲畜死亡2/3以上……。
昆明工学院140多名教职工,从昆明来到峨山县小街公社“五七干校”学习。其中90多“革命群众”住在农场大仓库里,而40多被审查的“牛鬼蛇神”住在简陋的棚子里。结果地震发生时,大仓库里的90多人全部被倒塌的墙体和屋架砸死在床上,无一幸免。
当时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不对外公开地震消息,不要全国救援,坚持自力更生抗灾,“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地震发生后,给灾区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几乎每名灾民都能得到一封慰问信,可是除了“红宝书”和慰问信以外的东西几乎全都不收。但北京等地及时派来医疗队救助伤员。
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受灾地区人民在云南省和当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正在胜利地进行抗震救灾工作。”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地震震级压低了。
但是这次地震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对地震预防工作的重视。地震后不到两周,1970年1月17日至2月9日,全国第一次地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地质部长李四光号召:“走到广大革命人民群众中去,认真开展工作。”此后于1971年成立国家地震局,各地均开展专业的研究工作。因为通海地震前有明显预兆,所以防震工作以“群测群防”的群众运动形式进行,以后全国的地震预报工作也大致沿这个思路进行。在云南怀疑、反对这样做的人,例如云南地震局有个张郁弘就因此遭到批斗。
通海地震中出了个红极一时的人物,就是建水县官厅镇年仅19岁的女娃金桂仙。地震发生时她不顾父亲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惨景,胸前抱着毛主席的石膏像,说明毛泽东才是她心目中最亲最亲的亲人。她的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被树为学毛著标兵,1969年出席云南党代会,当选为县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当选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云南省革委常委。她本身是回族,但是带头“移风易俗”,不做礼拜学毛选,吃猪肉,引起广大回民的不满和反对,说她是回民的叛徒、贵族。虽说她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她的自由,但政府对她的过分抬举也加深了和当地回民的矛盾,也是引起后来沙甸事件的因素之一。

谭甫仁被刺

1970年12月8日晨4时50分左右,云南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在其住所被枪杀。同时死难的还有他的夫人王里岩。
这天夜间,凶手爬过军区大院里谭甫仁家院墙,上了二楼进入谭的卧室,但发现只有王里岩一人在。王里岩不肯说出谭在何处,被凶手射杀。此时谭甫仁听见枪响,匆忙从隔壁房中走出下楼去敲警卫员的房间。警卫员死也不肯开门,于是谭在走廊里被凶手连开三枪打中,凶手从容翻墙逃逸。事发后,周恩来派医生乘专机来昆明抢救无效,谭甫仁于下午4时许去世。
此凶杀案被称为017案件。军区迅速成立专案组破案。因为军区大院戒备森严,怀疑是内部人作案。事发时,谭甫仁的妻妹王文莹也看到了凶手,说是身穿军大衣、身高1米7以上,于是遍查军区内1米7以上人员无结果。到了25日,军区保卫部一位副部长要用枪,发现保卫部保密柜中两支58式手枪和20发子弹丢失,和杀人案中所寻到的子弹壳相符,进一步证实了是内部人作案。
这时一个13岁小孩马苏红提供了线索。原来事发早上,凶手作案后还去找政治部保卫科科长陈汉中寻仇,敲马苏红家门打听陈的住址,因陈汉中没在家,逃过了一劫。事后马苏红的父亲想起来这一情节报告上级。专案组找到马苏红,孩子指认了凶手就是正在被审查的前保卫科副科长王自正。他们两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互相熟识。
王自正原名王东正,河南内黄人,富农家庭出身,曾参加还乡团反攻倒算,并参与枪杀村中武委会主任事件,后改名混入解放军,由战士提干,最后任昆明军区保卫科副科长。各地“清队”运动开展后,1970年5月军区接到其家乡转来的揭发材料,予以隔离审查。王自正心怀不满,自知前途难卜,几个月后决心报复,于夜间潜出进入他熟悉的保密室,凭密码打开保险柜,窃取了手枪和子弹,作案后又安然回到住处。
凶手基本确定后,12月31日晚专案组即派三人去王自正住处提取凶犯。当时王已在床上,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即掏出准备好的手枪,开枪打伤二人后奔出企图逃逸,被保卫人员合围后举枪自杀身亡。
这一结果足以确定凶手为王自正,并定性为阶级报复杀人案,但还不能结案。和其他大案一样,要追查“幕后黑手”,甚至怀疑对立派别的阴谋。1971年春节后,负有重要责任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感到很大压力,难以交代,于专案人员学习班开幕后自缢身亡。专案组也经两次改组,再加上政治运动的干扰,直到1975年整顿期间,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亲来昆明处理,才最后定案,认同1971年的结论。专案组到1978年才解散。
文革中昆明军区发生的两届最高长官(第一政委、军区党委书记)暴亡事件中,如果第一次说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或者说是一出黑色的荒诞演出,它的发生和追查过程充分暴露了当时军内管理松懈、混乱、无序的状态。军区大院的值班警卫员应为5人,当时拉练去了3人,只剩2人。而闭门不出的内卫警卫员是个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18岁“小白脸”。他当时解释不开门是因为被枪声吓坏了,几年后才承认是在和保姆一起睡觉,以为是有人敲门捉奸。
谭甫仁死后,1971年5月31日至6月3日召开中共云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周兴为省委第一书记、王必成为第二书记、陈康和鲁瑞林为书记。王必成原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调昆明军区任副司令员,1971年任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周兴,第一副主任王必成。
由于周兴一直追随谭甫仁,在谭之后沿袭谭的执政方针,“划线站队”结合“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运动继续进行。

五、沙甸事件

民族地区的灾难

云南省是个少数民族集中的省,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三分之一。解放初期,民族政策尚执行得较好,但是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很快走向极左。1958年下半年在民族地区进行“反右补课”,实际上是反“地方民族主义”,在大理州打了一个以副州长杨永新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集团”。 在怒江州打了一个“裴霜反革命集团”。
文革开始后民族地区的第一场灾难是1966年秋到1967年初的红卫兵运动。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1967年1月6日从“四清”处所回到芒市即被批斗。1月8日,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发现一本印有孙中山、林森、蒋中正头像的《保甲制手册》,立刻当作罪证,将其打为“反动山官”,作为主要批斗对象,百般凌辱。他的妻子也被批斗,8岁的女儿和4岁的小儿子也遭到辱骂。因不堪虐待,他们夫妇于1月11日双双自裁身死,自杀前将一双儿女杀死,一家四口死于非命。
民族自治制度普遍遭到破坏。西双版纳、德宏、迪庆、怒江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在所属各县成立革委会后,均由相邻地区革委会直接领导,自治州建制实际上被取消,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1972年以后才逐步恢复自治州建制。
“划线站队”和“政治边防”之后,民族地区上层人物进一步遭到迫害。在德宏州,“1969年1月18日,潞西县召开党代会,按照日程当天开展‘革命大批判’。上午,出席党代会的少数人冲进州政府和州政协,把民族上层人物统统赶出家门,进行大抄家。下午,召开3000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把州、县党政领导和民族上层人物61人捆绑上台,跪地挂牌,在批斗中大打出手,横施暴行,之后又拖去架‘喷气式’游街示众。副州长、省人大代表多永安(原陇川土司)当天被活活打死;副州长、全国人大代表龚绶(原梁河土司),州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多英培(原遮放土司)被打伤残后又遭毒打致死;副州长思鸿升(原莲山土司)被打残后又逮捕入狱,在狱中致死。这么多爱国民族上层人士被残酷迫害致死,引起境内外极大震动。”
老百姓生活也不好过。政治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使得粮食逐年减产,加上高征购造成群众生活困难,到处借粮,甚至到缅甸买粮,造成“鱼米之乡无粮吃”的惨境,社员超支欠款户不断增多。
在沙甸事件发生之前,在红河州就发生过“瑶山事件”。由于搞“政治边防”,批斗干部群众,包括一些有声望的头人,并下令收缴瑶族群众的防身武器和狩猎工具火药枪,激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从1969年4月15日起,红河州河口县瑶山公社大批群众自发上山。这是一种传统的反抗方式。到18日,已上山2100多人。在一些头人带领下,他们在山上举行了庆祝“皇帝”诞生等活动。经劝说,多数群众5月8日前下了山回家。少数仍坚持在山上,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实行军事包围镇压。以后被判刑处理58人,其中10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在云南,涉及民族问题的此类事件多有发生,如武定县苗族地区的“小石桥事件”,以及德宏州景颇族、澜沧县拉祜族、通海县蒙古族地区所制造出来的假案。
文革中对各宗教的排斥、压制亦无所不用其极,特别在民族地区。楚雄州武定县苗族基督教牧师王志明为当地基督教负责人,文革中遭到批斗但仍组织信众活动,1969年和其他20名信众因反对教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捕。1973年12月29日王志明在宣判大会上被判处死刑,当场执行,以身殉教,从容就义。他的罪名是“帝国主义走狗”“反革命分子”“一贯抵制国家宗教政策”等。1980年12月1日,王志明获得公开平反。他的事迹传到海外,1998年被作为20世纪10位基督教殉道者之一,他的塑像被雕塑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大门上方,供世人瞻仰。他的一生,正如所引文献作者所说“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使命”。

沙甸问题的由来

沙甸是红河州蒙自县鸡街公社一个大队,1500多户,7200多人分布在8个自然村,是云南回民主要聚集地之一。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被视为穆斯林的圣地。原北大东语系主任马坚教授就出自沙甸。据在云南工作的黄肇炎回忆:“云南回民给我的印象是,人心齐,讲道理,遇到不平事一般能够忍让。但有一定的限度,也可说是底线。如果超越底线,反抗起来则非常暴烈。这个底线一个是生命权,另一个是信仰权。”
文革开始后的“破四旧”运动中,沙甸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大无畏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队”,封闭了清真寺,焚烧了可兰经,阿訇被扫地出门,14人被整死,160人被打残。与其对立的一派也成立“民族政策捍卫兵团”“红旗野战兵团”与其斗争,受到98%群众的拥护,打开了清真寺。云南省群众组织两派对立后,当地回民倾向“炮派”。周围一些地区“炮派”500余人到沙甸避难。革委会成立后当局于1968年12月8日派遣一个加强营编制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进行“划线站队”“捅马蜂窝”,将到沙甸避难的外地群众400多人抓走送回原籍,在沙甸抓捕、吊打回民数百人,而且军宣队住在清真寺内,有一些涉及民族宗教忌讳的事情发生,如食猪肉、乱扔猪骨头,而且还叫被批斗的人学猪叫、猪拱,引起了回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意识,派性矛盾转为民族矛盾。
矛盾焦点是清真寺开放问题。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当地回民开始上访,要求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开放清真寺,未取得成果。1972年一些回民自行进入清真寺做礼拜。红河州和蒙自县革委会派遣工作队进驻沙甸“反复辟”,封锁道路,不准进入清真寺。1973年10月,在回民领袖马伯华领导下,沙甸回民开始有组织的斗争。1974年“批林批孔”,在沙甸就是批判宗教,粗暴干涉回民宗教活动,批判到昆明上访的带头人。回民四处串联,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并且在“炮派”领袖方向东鼓动下,于1974年5月再次上京告到中央。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告状信转报中央政治局。5月14日王洪文批示:“云南这类事已经发生不少,我意见将此件转周兴同志亲自抓一下民族政策的落实问题,并把有关的情况报告中央。”
于是周兴亲自到沙甸做工作,按照处理此类问题一贯思路,将人权降格为生命权,落实了一些具体政策,解决了一些居民生活困难问题,上报中央说沙甸问题已解决,但是省委仍坚持不开放清真寺。10月23日,沙甸等地回民1000余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北去列车,准备上京告状被劝阻。另一方面,在州、县领导授意下,为镇压回民的反抗,11月初在鸡街成立了专门对付沙甸回民的“民兵指挥部”,沙甸方面也以前民兵武装为基础于1974年12月成立“回民民兵团”,抢夺武器,与他们对抗。12月17日起,各地相继发生武斗,互有死伤。12月31日双方在蒙自县发生武装冲突,各死亡十余人。
1974年12月31日,中央要求云南派遣一个34人代表团去北京谈判,包括省里各级领导和马伯华、郑全书、马绍美等10名回民代表。1975年1月6日中央召集云南赴京汇报会。在此期间同时召开了云南省委常委会。王洪文、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等领导人两次接见云南代表。2月17日至4月19日,中央又在京召开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5月27日将会议形成的《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作为省委[75]26号文件下发。文件首次提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也检讨了执行民族政策上的问题。
在中央开会期间,云南的事态持续发酵。1975年2月中旬,玉溪地区建水县馆驿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双山做圣节。香木桥大队肖家庄的民兵持枪前往威胁挑衅,回民欲夺其枪未成,反被打死九人,称“香木桥事件”,引起了2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访。1975年3月4日,玉溪地区的通海、峨山、玉溪、澄江、华宁以及石屏、建水等县的回民400余人,在纳万喜等人带领下,冲击、抢劫玉溪、峨山、通海3县人武部。针对这一事件,中央军委于3月5日下达《命令》,要求昆明军区立即派出部队,包围所有闹事人员,开展政治攻势,收缴被抢的武器,逮捕少数坏头头。

沙甸惨案

中央的会还没开完,5月23日省革委决定派工作组由部队协同进驻沙甸。沙甸回民鉴于1968年的教训,坚持在会议代表回来前不准工作组进驻。当局在沙甸上空撒放《通告》相威胁,被回民集中焚烧。6月20日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政治包围,军事解决”的建议。同日中央领导人紧急接见省、州官员,继而接见马伯华等10名回民代表。王洪文宣布,如果再不让工作组进驻,就要“打土围子了”。7月5日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发[75]1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沙甸问题的批示》指出:“现在,只有沙甸等个别地方的少数回民闹了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派人民解放军和工作队进驻沙甸,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而沙甸的少数闹事头头,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操纵和利用下,竟然蒙蔽和威逼部分群众,构筑武斗工事,埋设地雷,打伤解放军和工作队员,阻挠解放军和工作队进村,这是根本违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是极端错误的……。”
7月9日马伯华等回到沙甸,准备落实中央指示。但是当地回民一致不同意缴械投降,决心战斗到底。省委歪曲、夸大事实,连续向中央报告说问题性质变了。中央终于同意省委意见,命令军事解决。
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调动14军41师和炮四师等部队执行此任务,总共调动了近万人的部队。他们首先以6个营的兵力从7月29日凌晨开始包围沙甸,后又逐步扩大到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村庄。7月31日晚正式打响。但是高度警惕的回民早已严阵以待,包围村庄各支部队进攻受阻,只有一支部队偷袭进入,立刻遭到从地道、暗堡和房屋中发出火力的围歼,遭受很大伤亡不得不撤出,指挥部只得命令停止进攻。7月29日上午9时,部队携带的122榴弹炮开始试射。试射完毕后开始广播,要求老乡撤出村庄。2000余妇孺随即撤出。11时榴弹炮射击30分钟,基本将村庄打平,一片火海。然后步兵冲进村庄,进行激烈的巷战。据参战战士说,“对方也是训练有素,重机枪、迫击炮都有。其中一挺重机枪每次都打短点射,无论白天黑夜,开枪必伤人,弄得当时参加过战争的老首长佩服得很。”后来进攻部队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才逐渐掌握主动权,于8月3日结束战斗,进行清剿。当时沙甸村庄被夷为一片废墟,马伯华、郑全书、马恩俊、马开山、马志强等5名上京代表和全村老少共866人被杀,伤、残600余,被毁民房4400多间。
但此时,其他村庄的战斗还在进行。总共经过七天八夜,这场残酷的战斗才算结束。一说部队亡140-170余人,主要是首先进村的那支侦察连。各村回民总共死亡1600多人。这一战斗打得如此艰难,据后来部队人员反省,长期不作战缺乏实战经验是原因之一,但是主要是轻敌,对敌方立体防御工事、“地下兵工厂”的生产能力,以及敌方战斗力不了解。再者是没想到一般群众有如此大的仇恨。当时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一名战士救出一个小孩背出战场,小孩却拉响了战士身上的手榴弹,与其同归于尽。
事后,省委为了证明这一行动的正确,组织省内各地回民到沙甸参观,还搞了巡回展览,显示沙甸回民的“罪行”。但是此后省委主要领导周兴即患重病,到北京汇报后于1975年10月3日去世。
此案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始得平反。1979年1月5日省委开始复查此案,15至18日中央在京召开座谈会。1月23日省委向中央报送复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建议。2月15日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联合发出《关于沙甸事件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由于谭甫仁、周兴执行了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路线,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引起回族群众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省委又采取了一系列激化矛盾的做法,酿成这一事件,造成严重后果。“沙甸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采取军事镇压是错误的,对涉及的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当前要做的是复查被关押人员,纠正错误,恢复名誉。对被打死和错杀的要平反昭雪,抚恤受难者家属。1979年2月27日在沙甸召开3000人参加的平反大会。以后又继续进行善后工作,纠正了以前文件中一些遗留问题,继而斥资为群众重建家园,重建了7座清真寺。当地群众还为死难者建立了“舍西德纪念碑”,竖立在沙甸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
在事后的处理中,虽然拘捕了几名“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对造成如此惨烈事件的元凶未加追查和严惩,这样的平反是不彻底的。至于把责任推给“四人帮”也是没有说服力的。王洪文当然要负一定责任,但他不可能调动部队。当时的总参谋长是邓小平。
这里还有个问题:云南回民聚集处并非只有沙甸,为什么只在沙甸爆发了如此猛烈的对抗并导致了血腥的屠杀事件?如前所述,在云南各地区的派别认同上,只有红河州和昭通地区的造反派属于“炮派”,而其他地区的造反派多归附“八派”。所以沙甸回民的反抗可纳入造反运动之中。周孜仁看到沙甸回民游行队伍打着“对回民造反派的镇压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横幅,表明他们的倾向。这一现象和北京牛街、天津、河北、河南发生的事情相似,就是回民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斗争可纳入文革造反运动的轨道。当然有些地区,他们本身并不承认这一点,但实际上和造反运动的起落同步。在河南开封,清真寺俨然成为“八二四”造反派的“红色堡垒”。二者合流的基础是都在为弱势群体争取基本人权。

六、从“批林批孔”到“揭批查”

“批林批孔”

“沙甸事件”是在全国性“批林批孔”运动背景下发生的。1974年2月3日云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部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会后省委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云南纺织厂、昆明钢铁厂、盈江县、宾川县、路南县、云南大学被确定为全省“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单位。在省一级确定批判昆明军区副政委蔡顺礼、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马杰三、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和11军军长董占林,统称“蔡、马、雷、董”,这四人被诬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安在云南的钉子”。他们早在1972年“批林整风”中就被中央点了名。其中蔡、雷、董都是文革中的外来户,很自然被本地军队势力排斥,涉及他们的“后台”王必成。
由于省委在“批林批孔”中采取“四大”群众运动的方式,致使原来的群众组织再度活动起来,为争取己方的利益组成三大山头,在是否批判“划线站队”问题上激烈争论。实际上,周恩来在1972年就提出纠正云南“划线站队”错误。云南省委从1973年10月开始纠正,首先在昆明市落实,解放了一些干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把这个进程打乱了。
以黄兆其、刘殷农为首的原“八派”主流派是当时的当权派。他们组成“齐向阳”山头,在14军领导支持下反对批谭甫仁,反对批判“划线站队”,认为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把批判矛头指向现成的靶子“蔡、马、雷、董”,以及“钉子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还有对立派支持的陈康。
而以“八派”工人代表的杨树先为首的“大批判组”山头则认为成立革委会后权力分配不公,一些当权的造反派是新走资派。他们得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梁中玉的支持,拥护批判“划线站队”的错误。他们也主要攻击王必成、陈康。
以李毅、方向东为首的“反潮流”山头是原“炮派”骨干,此时坚决拥护批判“划线站队”,要求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他们的实际后台是王必成、陈康。
这几个山头都把斗争矛头指向各自对立的领导干部,方式基本上是“文斗”,彼此之间互不干涉。但是在6月8日“齐向阳”和“反潮流”两派终于发生一场冲突,其阵势与文革初期的武斗已不可同日而语,说明这些活动已严重缺乏群众基础,只是少数头头和骨干的争权夺利而已,虽然也涉及一些冤假错案。
一些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弱势群体也乘势而起,到政府机关上诉。除去回民以外,还有知识分子、下放居民等提出与运动宗旨无关的不同诉求。
主战场仍在昆明,但是以前冲突比较激烈的地区如大理、文山等地也闹得很厉害,到处拉队伍、造舆论、揪斗领导干部。面对这种局面,主持省里大局的周兴无所适从,最后还是倾向“齐向阳”一派,在6月下旬的总结会上肯定对“蔡、马、雷、董”的批判,并点了王必成的名。
但是,中央1974年4月10日的中发12号文件要求“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再提倡群众运动,7月1日又发通知强调抓革命促生产。9月中央又指示王必成的问题解决了,不必再追究。到了10月,毛泽东新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传达下来了,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收尾。1975年1月,黄兆其,李毅,杨树先、方向东、刘殷农五大领袖联名向省委和中央保证削平山头。2月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解散。一场闹剧终于结束。但是积累的矛盾未能消解,终于爆发了“沙甸事件”。

整顿和“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事务,拉开整顿的序幕。2月17日至4月19日,中央在京召开云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央领导人王洪文、陈锡联等主管,强调批判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周兴、陈康先后作了检查。五大群众领袖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决定,回云南后即下放到基层。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结果形成省委26号文件,主要精神是否定“划线站队”、对谭甫仁要一分为二。正如周孜仁指出的,“在云南文革辞典里,‘派性’是八派的专属符号,而炮派的专属符号则是‘右倾翻案’。26号文件的火力显然冲着八派喷射而来。”急于控制局面的周兴也不甚反对这一文件,从6月初开始在全省贯彻,使得形势有所稳定。
5月24日中央决定调整云南省领导班子,任命刘明辉为省委书记,李文、黎韦为副书记,调刘志坚为昆明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将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田维扬、副司令员梁中玉、副政委雷起云、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等干部调离云南省和昆明军区,另行分配工作。6月20日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也调到江西。
周兴去世后两天,1975年10月5日中央正式宣布贾启允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军区党委书记。贾启允原为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在文革初期被打倒。
至此,两级军区领导成员换了一批与云南历史纠葛无关的人。再加上各级支左军队干部归建,地方干部复出任职,而这些干部多支持“炮派”,造反派骨干多已下放,使得力量对比发生转折。在这种局势下,贾启允继续贯彻整顿方针、落实26号文件自然顺风顺水,非常得力。
然而天意难料。1975年11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即对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信的批示,从此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镇压、闲置的造反派认为他们出头之日到来了。
这次动乱之所以热闹,除去原“八派”大佬黄兆其、刘殷农之外,又增添了一些新生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朱克家和七林旺丹。朱克家是上海知青,怀着理想主义抱负到云南最偏僻的西双版纳落户,安心从事农活,并和傣族老乡打成一片。后来他听说山里的僾尼族村寨缺乏教师,就于1970年12月上山到僾尼村寨当了一名小学教师。在那里他苦学僾尼语、编写教材,还带领全村修建小水电站,引进一些现代技术,改变乡村面貌。但很不幸的是,1972年他的事迹被上海赴云南慰问团发现,上报以后,在姚文元指挥下,迅速将其树为典型,在宣传材料中将他的事迹拔高并政治化。1973年在中央指示下,他很快入了党,并成了“十大”中央候补委员,列席省委常委会议。
七林旺丹是迪庆藏族,曾在剿匪中获得“全国民兵英雄”称号,号称“雪山雄鹰”。 1969年在推举“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时,由于他的身份和事迹被选中成了“九大”代表和中央候补委员,随后成为省委常委和省委副书记。他有主见,首次向中央反映了取消迪庆藏族自治州事件。
两位来自基层、毫无政治经验和思想准备的草民参与上层政治,只能按上面的指示办事。他们本不属于任何一派,但是在这次运动中大出了风头。1976年2月25日中央第二次打招呼会议开幕,云南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七林旺丹、朱克家等6人赴会。会后朱克家即从西双版纳调到昆明参加省委工作。年仅22岁、思想单纯的朱克家自然无保留地接受了来自北京的政治指令和思想灌输,在这场运动中冲锋陷阵,与黄兆其、刘殷农等合流,莫名其妙地成了“八派”的领袖,以至于“朱、黄、刘”并提,成为当时云南政坛重要人物。
生性暗弱且缺乏政治智慧的贾启允面临内外压力,步步退却。1976年3月6日至28日,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指示。贾启允在3月13日的召集人会议上发表《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讲话,揭发邓小平在1975年9月21日整顿时期对他和其他二人的谈话,例如“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并指责邓小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他以前也转述过邓小平的话,但是这次场合不同,而且他交出了记录邓小平指示的笔记本,给“批邓”提供了一颗重磅炸弹,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各地原“八派”纷纷响应,省委被迫释放了一批整顿中被捕的“帮派分子”。
5月29日,保山地区龙陵县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震级分别为7.3和7.4级,死亡98人,重伤451人,影响到保山、临沧、德宏等地区、州。震后中央派遣副总理吴桂贤、人大副委员长姚连蔚率慰问团来云南慰问。他们也对贾启允施压,要他交代检查,和邓小平划清界限。之后省委召开了40天的常委会议,于7月25日形成会议纪要,称:“自去年夏季以来,省委积极执行了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路线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会议给局势进一步加温,冲击了各地各项日常工作。原“八派”继续把矛头指向王必成、陈康,甚至策划改组云南省委。
1976年10月,北京政变事件发生。这批人非常惊恐,认为是右派政变,作应变准备,加紧活动。但是形势迅速变化,局面很快翻了过来。

揭批查

1976年10月8-15日,中央分批召集各省市区负责人会议,通报“四人帮”问题。会后,省委在各级传达中央精神。在省委常委会上,参加者表示一致拥护中央决议。从此开始揭批“四人帮”的运动。11月在省委召集的会议上初步揭发朱克家与“四人帮”的关系。12月贾启允在2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讲话,点名揭批朱、黄、刘等人的“罪行”。同时期开始清查工作。
1977年1月18日至2月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云南省委和部队领导人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形成中发[77]4号文件。在2月2日会上,中央宣布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区革委主任安平生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两级军区第一政委,陈丕显为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张铚秀为省委副书记、省革委副主任。贾启允被免去各项领导职务。至此,完成了云南省领导班子的改组。此后在全省展开轰轰烈烈的运动,主要联系批判“划线站队”,批判朱、黄、刘为首的“帮派体系”。
1978年1月,安平生等领导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同意省委的意见,将郭超、李文、黎韦调离云南,免去七林旺丹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其州委书记、州革委主任职务,省委常委金桂仙作检讨。金桂仙哪派都不是,但在“批林批孔”中很活跃,曾于1974年5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斗争哲学 狠批“克己复礼”》文章。七林旺丹于1980年改任民委副主任,后任迪庆州政协副主席。
1978年5月31日,省委向中央报告,认为云南“帮派体系”已基本查清,共审查6466人,已查清5464人,拟将朱克家、黄兆其、徐学惠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9年2月19日在60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上宣布对11名参与“篡党夺权”的“分子”的定性和处理决定。其中对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胡延观、安矩祥、沈炳章、金奕旦、杨树先等8人依法逮捕,对李树林、朱克家、包亚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监督或下放劳动。徐学惠被开除党籍后,仍回百货大楼工作。这都是对“八派”的清算。
1980年中央“两案”审理后,云南省于1982年4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进行公审,判处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刘殷农17年、胡延观13年、涂晓雷14年。胡延观是原省计委秘书长,后任省革委办公厅主任、省农办主任。他的主要问题是“泄露机密”,即在1976年初,将省委内部对待“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告诉黄兆其等人。涂晓雷是“八派”的笔杆子,昆明工学院1970年毕业生,曾于1967年6月编写《触目惊心的“五月政变”》文章,诬陷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影响极为恶劣。
在云南“揭批查”中朱克家定性最高。他不是“四人帮”帮派体系分子,而是“四人帮”的组成部分,但是他没在这个名单里,他于1979年被最后定案,判处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他确实和姚文元直接接触过两次。第一次姚文元嘱咐他三点:一,一定要保持知青身份,不离开农村;二,不要学同济大学的陈敢峰,出了名就翘尾巴;三,要谦虚谨慎。第二次是姚到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云南组作指示,有多人参加。这又算什么问题呢?
与此同时,楚雄州和文山州分别公审了同案犯刘光兴和何立宽,判处刘光兴有期徒刑14年、何立宽14年。刘光兴原为楚雄州委副书记,何立宽原为文山州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他们的问题主要是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活动。
胡延观不是“八派”主要人物,是代表支持“八派”的干部阶层受审的。他们本想在“八派”的支持者中抓出一条大鱼来,制造了一个“一·二四专案”,即在1978年1月24日,用逼供等手段,迫使某被审查者交出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委副主任鲁瑞林和黄兆其、刘殷农等密谋武装叛乱的开会记录本。省委曾数次将此案上报中央,并在报纸上点名批判。11月20日举行有线广播大会对其进行揭发批判,并牵涉到大批干部、群众。后来中央派员来云南复查,发现所谓1976年的会议记录竟然使用了1978年出品的笔记本,证实是个假案,和文革中“八派”制造“国民党特务潜伏案”手法几同出一辙。
邓小平主政后,1984年对安平生说提出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应一律对待。于是在1984年开除金桂仙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1985年开除“炮派”领袖李毅党籍作为象征。但是上述几个地区的集体屠杀事件都予以平反。
以上所述皆官方数据,实际被处理人员数目可能更多,致使云南受害人连年上访,直到新世纪仍不断来京。例如2013年以原省妇联主任包亚芳为首的代表11人到北京上访。在给中央的《投诉状》中称,2001年3月省委制定了一个11号文件,声称云南揭批查和“两案”审理工作“不存在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问题”,云南高院答复上访者,根据“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原则拒绝受理。事过几十年,中央部门接待他们的都是些未经过文革的年青干部,对这些情节茫然无知,只能劝他们回省解决。 但是在他们的《投诉状》中,对于受到各种处理人员数目过于夸张,使人难于相信。有知情人提供了另一数据:在受到刑事处分人员中,劳改的近4000人,教养5000多人。
云南文革的结果,正如一位作者在评论下关事件和“滇挺”一案时所说:“至此以后,八派再也没有翻过身来。‘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此政治环境下写出的云南文革史,特别是下关‘1·16’事件的历史,对八派的报复行为作了过分的夸大和渲染,而对‘滇挺’及部分炮派的暴行,则进行了掩饰和淡化,以至出现了‘滇挺’是假案,被彻底平反的违背历史真实的怪事。客观地看,无论是暴行或报复,都是错误的,都是文革结出的恶果。八派的报复有可以理解之处,毕竟对方施暴在先,而且其报复的程度和范围更是远逊于‘1·16’事件中的暴行。对杀人凶手的追查也是必要的,人命关天,岂可不闻不问,不了了之。但以暴制暴,施以私刑,冤冤相报就不可取了。至于挖坟抛尸就更值得谴责了。不能因为‘滇挺’及部分炮派在‘1·16’事件中的暴行,而肯定八派的报复行为,更不能因为八派的报复,而否认‘滇挺’及部分炮派杀害三百多人,监禁数千无辜民众的惊天暴行。”
毋庸讳言,两派都做出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是少数人所为。“滇西挺进纵队”西进时的骨干不过77人。主要问题是部队高层和主要地方干部的深度介入,使残酷的党内斗争扩散到社会。而形成的两大派也在全国独树一帜,很难归入激进派、温和派的分类之中,使得研究者迷惑不解。这就是云南文革的特点。

兵团知青的结局

文革在云南结束以后发生的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就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为返城所作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云南省的知识青年下放运动开始于1968年12月。到1980年为止,共下放33.6万名,其中北京、上海、四川知青10.6万名。部分插队,部分进入兵团。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于1970年3月,共辖4个师。一师集中在西双版纳州,二师分布在临沧地区,三师大部分在德宏州,四师分布在红河州等地。职工人数最多近20万,主要成员是来自上海、成都、重庆等地的知青。1974年底兵团撤销,改为国营农场。由于现役军人撤离,管理松散,各种矛盾显出。在这几年里,不少来自城市的知青以各种理由离开,到1977年,整个云南垦区尚余知青8.7万人。
和全国其他兵团或农场比较,云南知青的处境更为恶劣。多数人来场多年,仍住在阴冷潮湿的茅草房里,工资待遇低,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普遍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再加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伤、残、病现象多有发生。
兵团和农场的政治更为黑暗。管理干部素质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迫害、殴打等事件触目惊心,发生过多次迫害知青的恶性案件。1973年发生了奸污和吊打知青的红河州“河口事件”,经周恩来亲自过问,枪毙了河口农场一个团长,处理了几百名干部。1974年数百名知青从滇西南向昆明徒步进发,震动昆明和北京,当局出动军队逐个强行遣返。
当年一些青年怀着建设边疆的希望来到这里,经历了这些挫折后,那些美好理想早已破灭。“在极其艰苦的劳动中,知青们也许获得了某种有助于自己思想和体力成熟发展的收益,可是,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未能得到发挥自己才华和创造潜力的机会。许多人的宝贵青春被无端的耗费了,而且,耗费得是那样地令人悲伤,是那样地使人觉得不可挽回。”
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多数老干部恢复工作,重掌权力,将自己的子女从农场调离。北京、昆明来的知青大部分调走,所剩主要是上海、成都、重庆的知青。到1978年下半年,全部农场的干部子女已不到百人。社会的不公平在这里集中体现,在知青思想中产生巨大波澜,酝酿着一场风暴。
1978年11月发生“橄榄坝事件”,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农场,一位上海女知青瞿林仙在农场医院由于值班医生过失难产而死,上千名愤怒的知青抬着她的尸体游行示威,上百辆拖拉机包围了场部医院,示威人群涌向景洪,沿途不断有其他农场知青加入。这场群体事件在景洪闹了四天,以接受知青提出的条件、为死者举行追悼会而结束。
此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从1978年10月起,由景洪知青带头、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先后写了三封公开信致中央,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却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于是,12月16日第一个请愿团从景洪出发,在昆明遭到拦截,被迫卧轨抗议,惊动国内外。而第二批请愿团却于12月27日绕道到达北京。1979年1月4日,王震副总理和民政部程子华部长接见了请愿团丁惠民等10人。王震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迫使他们返回云南,宣布解散。
此时,中央已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调查团到达云南,看到实际情况比料想更严重。此时知青运动的烈火已烧遍云南各地,尤以滇西的勐定农场最甚。他们有1500人进驻场部请愿,其中200人绝食抗议,继而宣布全面罢工。当赵凡赶到时,看到的是1000多名知青,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高喊:“我们要回家!”赵凡见此情景,非常感慨,答应将实情向中央反映。此后,云南省政策开始松动。这个门一开,就难以控制了。一年以后,5万农场知青,走得只剩70人了。但是中央还得要这个面子,于1979年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经删改的丁惠民的自我批评。然而云南知青的斗争结果迅速传遍全国,鼓舞了各地农场知青为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终于在1980年中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政策,从而终止了这一持续近30年的运动。
在常年动荡的局势中,不少知识青年,或因出身不好受到歧视,或遭到政治迫害而无出路,越境到缅甸参加人民军,为“世界革命”付出了青春甚至性命。在缅甸内战中有数百名中国知青战死。缅共的斗争终结以后,他们多数回国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晚景凄凉。

附注:作者感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周孜仁先生、张振钧先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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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一个被文革毁掉的青年才俊

钟铮君

我是昆明八中61届初83班的毕业生,1962年离开学校,至今已经整整一个甲子,文革串联时回过一次学校,在学校住了十几天。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学校已经停课,几乎无人,见到几位同学及班主任李肇基。
赵培宙,既是我的发小,又是我昆八中的同学,我们同在省交通厅家属院一起长大,一起打架,一起摸鱼,一起钓黄鳝,他尤以钓黄鳝一绝,每个暑假靠钓得的黄鳝,不仅能时不时为家人的餐桌上添一道美食,而且可以赚得兄弟俩开学时的学费,当时一斤鳝鱼可以卖到四五毛钱,他一次钓十条八条不成问题,一个暑假,卖鳝鱼攒够八元的学杂费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他又是一个游泳高手,据说高中时几次横渡滇池。从呈贡下水,一直游到西山脚下,略休息后又游回呈贡。
1965年他升入高三,因品学兼优,出身又是三代贫农。就被学校发展成为预备党员,这在当时的昆明高中也属凤毛麟角。一上高三,就被学校党总支部派到昆明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当时他担心影响高考,学校承诺,高三毕业时报送大学。他曾经跟我说,他想上哈军工。
可是文革不仅毁掉他的美好理想,甚至毁掉了他青春的生命。
1966年初,他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学校,学校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
他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他高三的班主任,在社教运动中,被校党总支打成阶级异己分子,他感到很困惑,于是被卷入了校内的政治旋涡中,也被隔离审查。
这时文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他在学校贴出了第一张反对党总支的大字报,立即成为了昆八中的头号“反革命分子”,直至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到了昆明,坚决支持他的造反行动,他在清华学生的支持下,成立了红旗战斗队,后来发展成了昆明中学生的造反派中最大组织“小红旗兵团”,他也成为中学造反派的领袖人物。
1967年,云南武斗兴起。他的“小红旗”已经拥有了一支100多人的全副武装的战斗队,据说有轻重机枪、迫击炮、长短武器,成为云南“炮派”所谓一支主力。几乎参加了昆明的所有武斗。
1967年夏天,昆明的生活用煤很紧张,“炮管区”(当时以长春街五成路为界,以北为“炮管区”,以南为“八管区”)一个煤铺来了一批煤,发生了市民疯抢购煤,“小红旗”就派了几个武装人员,参与维持秩序,在市民的纠纷中,揪出一个所谓的捣乱分子,经审问确认是昆明工学院的“八派”成员,于是被“小红旗”队员押往昆明护士学校关押。
护校在圆通山公园南,依山而建。晚间,这位“八派”成员趁夜色逃出关押的房间,逃到校门口时被发现,此时赵培宙正在校传达室,听见呼喊,走出来,看见被关押人员逃走,就拔枪朝天鸣枪,此人一听枪响,急不择路,黑夜里慌乱中掉入一个深沟之中,“小红旗”队员赶到,一阵暴打,不承想此人连摔带打,竟无了呼吸。一时大家也慌了,情急之中,就将尸体草草藏匿。
第二天,“护校夜间有枪响,杀死人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下不得了了。死者的家属,七姑八姨二舅妈,一时竟来了十来个,闯进学校一通乱找,小小护校,岂能将一个尸体藏得住,不一会儿,尸体就找到了。家属请来了照相的,印发了传单,散发得昆明满城风雨。
当然,在那个动乱时期,公检法已经瘫痪,武斗中死人已是家常便饭,有谁顾得上一个民间的死人案。一阵风雨过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这时正赶上中央文革在解决云南问题,谭甫仁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主持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组织了云南“炮派”和“八派”的头头,举办大联合谈判学习班,组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
赵培宙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学习班。尔后,云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在革委会成立以后,在谭甫仁主政期间,进行了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划线站队”等运动,云南“炮派”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炮派”的头头大多均成为反革命分子,赵培宙未能幸免。“小红旗”的头头纷纷反水,赵培宙成了众矢之的,在昆明各个中学游斗,“护校杀人案”再次被提及,赵成了杀人元凶,一审被判15年徒刑,家人不服,到北京喊冤上访,二审升级被判死刑。
就这样,一个本来应当成为优秀的科技人员或者是优秀的领导干部的青年才俊,在文革中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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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县革委会成立前后

杨大宁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博客《年过花甲》第八章“革委会年代”。作者是天津人,文革前中专毕业后支援边疆建设,分配到云南偏远的小县城富宁县供销社工作。

结束了几个月在北京学习班的生活,我们乘专列火车回到昆明。昆明由谭甫仁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八、炮两派代表和两派各自推荐的干部组成了省革委会班子。昆明军区司令员陈康,原省长周兴,八派头头、昆明工学院的学生黄兆其和炮派头头、医学院学生李毅与云南大学的学生方向东都是新的省革委会领导成员。各州县代表在昆明只待了两三天便各奔前程,回归各地。
那时从昆明到文山要经过开远。我们乘上滇越铁路小火车,从昆明到开远两百多公里,火车要开一整天(记得要十个小时)。“云南十八怪”的谣谚中有两怪和火车有关:其一是“火车没有汽车快”,当时公路虽然条件也差,坐在火车上看到铁路旁的公路上汽车显然快得多。那时没有小汽车,长途汽车也只要五六个小时。再一怪就是“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滇越铁路建于二十世纪初,由法国人兴建从昆明到越南港口城市海防,是六十年代前云南唯一铁路。云南与川藏黔桂交界却互不通铁路。所以当初在劝进表上领衔签字画押的蔡锷,能在昆明摇身一变,率先发动所谓护国运动,明知天高皇帝远,中央奈何他不得,无法向云南大量运兵。
到了开远,文山州及各县“联指”派代表立刻被接到文山,而“井派”代表则困在了开远,因为进入文山境内的公路有农革军层层设卡盘查,我们当然不能自投罗网。开远是十三军驻地,昆明军区所辖十三、十四两个野战军都是支持八派的。十三军在文山有一个团,该团驻地是文山“井派”的最后退守处。地方军分区和武装部支持并武装起来的农革军把那里团团围住,并在文山城中曾贴出“绞死张伯涛(该团团长)”的大标语。我们在富宁属于“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在文山则是“正规军遇见农革军,怎么都不行”。
在开远有文山办事处招待所,就在火车站旁。我欣喜地看到好哥们钱金凯和纪有福在那里。他们是富宁供销社的采购员,县里用的水泥、农机等都要到红河州的开远采购转运。他们因为道路不通已经困住在那里几个月了。还有许多文山“井派”的从各地周转逃亡到开远。十三军像对待文革中串联学生一样,由各县汇总人员名单到部队后勤部门领饭票。我们七八个人挤住招待所一个房间,有饭票可以到部队大食堂吃上一大碗云豆大米盖浇饭,暂时食宿都不愁。
逐渐我们的队伍加上马嘉诚、胡培昌、张学华、蒋启凤、张九玲、王希望以及丘北的纪淑娟和广南绰号叫耗子的,也算得上胡传魁开张时“共有十几个人”,只差“七八条枪”了。大家在一起十分快活:打牌、下棋、聊大天、交流各自的经历。其中老九(家中大排行)张学华的回家经历最为惊险。我们被从富宁银行赶回供销社后,老九孤身留在空荡荡的大宿舍,心有不甘。溜到汽车站搭乘北方老乡开的货车想经广西回家。车到白色田东被荷枪实弹的大联指拦路设卡的民兵截住,不由分说拉下车推搡到田边就要行刑。老九连呼自己是云南富宁银行的,他的一口北方口音让广西农民颇为踌躇,还好在疑惑中给富宁银行打了电话,银行的军代表刘得胜虽然是对立派的,到底是武装部的现役军人,证实老九所言不虚,老九被没收了钱财,捡了条命,搭车到了崇左,那是中越边境,六次特快的中国境内始发站,买了张站台票混上车,靠车上好心人帮助买饭,一天两夜到了北京。用身上仅有的一支钢笔换得从永定门到天津的慢车票才到家。
许多逃到开远的“井派”人员都经过农革军的恐怖,见证过手无寸铁的亲友被打杀的惨景。有些复仇心切的,到开远指望能从部队搞到些武器打回去。他们向部队申诉过、请愿过、乞求过,都没有得到一枪一弹。一天晚上,两卡车的人铤而走险去部队仓库抢枪。部队看守很严,毫不通融,那些人终未得逞,铩羽而归,仓皇回来途中,天黑路险,还出了车祸,造成车毁人亡的大事故。
我们这些天津人都没有参与这些活动。倒是在开远到处找吃的,葵花子是少不了的,还有当时令的瓜果。云南省革委会成立于1968年8月中,我们到开远正赶上红河建水的石榴上市,那石榴个头大,分酸甜两种,都很好吃。我是第一次尝到那么好的石榴。钱金凯吃石榴可谓一绝,两手一捏,果实应声裂开分为两半,一手半只,往嘴里一划拉,一咂吧,石榴籽和隔膜就从嘴的另一边陆续吐出来,另一半如法炮制,我们还没有挑挑拣拣的吃完一小隔,他已经吃完四五个了。钱金凯结实,真实,踏实,诚实,朴实,笃实,不愧“六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石榴”,难怪一下就叫响了。记得另外一种美食是“越南小卷粉”,要起个大早去排队,晚了便会售罄。在虽可充饥但致多屁的掺豆饭之外,偶一品尝据说是一对越侨夫妻店的有些肉星的精制米粉卷,算得上是“打牙祭”了。
各地州级革委会要尽快建立,各市县也要在同时成立相应的政权机构。各地的路障关卡都逐渐撤掉,我和滞留在开远的“井派”进京谈判代表由十三军派军车送往文山筹备成立革委会事宜,其他人各回本县了。
文山州和八个县的革委会都是在州里谈判商定的。各级革委会的一把手都是军队干部。老干部由两派推荐,然后是两派的头头,所谓“军、干、群”和“老、中、青”的“三结合”。其实是原来的党政权力机关被“夺权”后,全国各地都成了两派乱战的局面,实行军管,由于各地都有地方军和野战军各支持一派,反而使武斗升级到动起枪炮的危险境地。革命委员会不过是由军队来协调两派,先收缴武器,停止武斗,再恢复秩序。
我被推为代表富宁“井冈山”派的代表去北京谈判,成立革委会时也成了这派的群众组织的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在原县委担当机要员的崔茂芹。由我方推荐的干部是原县委书记石宝元,他是山西人,南下干部,没有参与两派,运动开始时便靠边站了。对方的群众组织代表是刘家保和郭映珍,他们推荐的是本县干部赵廷光,他是土改工作队选拔培养的瑶族青年,曾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学院深造,并在结业前就被任命为文山州副州长兼富宁县委副书记。我们刚到富宁时,富宁壮剧团上演的地方戏《螺蛳姑娘》就是他的作品。
在讨论革委会成立事宜时,情况还不明朗,毕竟对方有枪在手,县里已成他们的一统天下。我们回去的安危堪虞。关键在于军队干部由哪方出任尚无从知道。我对本派人员说过自己的出身背景,不适于进入权力机构。但双方上缴武器,停止武斗,实现联合的协议是我在北京签订的。我们一派谈判班子认为我本人清白,我也觉得有责任为本派回到富宁后的安全再搏上一搏。于是在我尚未满22岁时,就成了富宁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好在部队干部是由十三军派来的,主任宋桃小和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夏振国,分别是1938年和1946年入伍的老兵,在部队都是搞兵站和后勤的团级干部,他们都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马上我们就成了得势的一方。对方则从刀俎成了鱼肉。县武装部被改组,那些“站错队”的武装部干部被送到盘西学习班整肃。原先被打压的一派翻过来又对对立派实行“群众专政”,开始了新一轮打人、游街,只不过施暴者和被虐者调了个。
新成立的革委会把原来党政工团以及公检法都集中到政工组和生产组两个办公室管辖下。两个组长分别是十三军派来的姓邢和姓郭的两位干部。整个县革委会连领导加上所有办公人员不过二十多人。政工组“抓革命”:宣传最高指示、清理阶级队伍、办学习班、搞外调……生产组“促生产”:从春种到秋收管到公交商业贸易,办事效率很高。那是被毛主义洗脑最彻底的时期,人们惯于服从,易于管理。而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跳忠字舞等等宗教仪式,从早六点高音喇叭播放东方红到为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半夜游行,成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县上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生产基地,频繁的体力劳动则是出于“不劳动者不得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训教而成为每个人的自觉。
我是属于被彻底洗脑的信徒,对那时的种种荒谬都深信不疑。各种形式邪门歪道都虔诚礼拜如仪。至今记得在县革委常委会上也要有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祝愿万寿无疆身体健康的仪式。轮到五音不全的石宝元领唱,他起的音又左又高,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学跳忠字舞也让他的大胖身躯手足无措,令人捧腹。在样板戏横行天下,三流戏子的第一夫人成了旗手的神州大地,一个边陲小县还能怎么样呢?
富宁县革命委员会设在原中共县委办公楼(县委自文革初受冲击瘫痪后还没恢复工作),依山而建,如修梯田般,平整出上下三层,下边是两层的办公楼,中间是个篮球场,再上是几处宿舍房。虽然简单,倒也有居高临下的气势。有侧门通向原县人委。
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上班换了个地方。平常还是和天津的哥们一起。县上的形式已经明朗。掌权的军队干部明确表示支持我们,以梁中玉军长亲自到县上开大会表态为高潮,“联派”的武装部干部被送到开远附近的盘溪部队学习班整肃,“联派”的干部和群众代表都被批斗、游街、到毛主席像前磕头请罪。县上也办了“学习班”,由政工组一位军代表主持专案组,审查文革中县上发生的杀人放火的案子。据调查,我们县被所谓“贫下中农”活活打死的有77人,县城发生了几次纵火案。后来抓了以刘家保为首的一批人,关在富宁看守所,却因是文革案件涉众,迟迟没有做结论。我也知道在富宁中心小学的“学习班”和富宁一中都有打人的事发生。我虽然没有参与,也没有尽力制止,只是把天津人集中开了个会,让大家注意,我说在以前挨过打的,现在找原来的打手教训两下也就罢了。可是有些在文革中回了天津,并没有参与两派争斗的,现在却出来打便宜,而且下手凶狠,表示自己立场坚定,实在可恶,不能容忍。
一次我在县革委会开会,听说有人被打死了,死者名叫苏王禄,是原先供销社的职工,人长得五大三粗,是“联派”的打手,而且专门打我们天津的小兄弟。他在革委会成立后便逃亡在外,怕报复。待大势已稳,才回到单位。我深怕小兄弟们涉及命案,赶紧跑到事发现场,发现在场只有最不会打人的朱志良,和城关公社的几个农民弟兄。朱志良告诉我,是供销社的朱云看到苏回来,通知了那些农民,也通知了挨过打的天津人,城关农民先把苏拉走,朱志良跟去看热闹,结果其他天津人还没到,苏王禄便被几个农民三拳两脚把脾脏打坏,当场身亡了。朱云和那几个农民都被抓了。打人之风也以一个生命的消亡和几人入狱为代价戛然而止了。
我很佩服夏振国副主任,他明确说过打人之风绝不可长,告诉我虽在风生火起时难以遏制,但绝不要参与。他为人稳重,主管全县的生产财政,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记得我一次探亲回来路上,在北京珠市口一家书店,问有无新书,店员从柜台下拿出一本刚出版的郭沫若写的《李白与杜甫》,我如获至宝地买下。路上读完却十分气愤,回到县上与夏交谈时,我不禁提起郭实在无耻,明知毛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便逢迎上意,刻意抹黑杜甫,用杜诗提到庭院树木的诗句,竟然计算每棵树间距几多,得出杜甫是大地主,乃封建地主代言人的荒谬结论。文革中,《人民日报》曾发表中学生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文章,可以说无知才胆大,而郭氏身为中科院院长,自己也以诗人自居,却如此下作地往诗圣头上泼粪,真令人不齿。夏主任不但深表有同感,居然鼓励我写文章批驳郭。我当然不会、不屑也不敢那么做,却庆幸难得在军队干部中能有这样的知音。
说到买书,我曾在珠市口的那家书店买到过德国诗人海涅的讲德国哲学的书,篇幅不长,精彩绝伦,把深奥的近代哲学讲得生动活泼,书中说到康德每天准时散步,他人以他的出现来对表,让人在忍俊不禁中记住康德的严谨。在文化荒漠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两本篇幅相似,同出于所谓诗人之作,却一本那样丑恶,令人作呕;一本那么美好,令人如饮甘露。真是应了那句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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