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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二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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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4月30日第223期
本期目录
〖文革与教育专辑〗
热点研究
求 实 “恢复高考”的过程与历史定位
一、文革期间执行“七二一指示”的高校招生
二、“恢复高考”的历史背景
三、科教座谈会
四、第二次招生会议
五、关于科教座谈会上主要人物对话细节的考证
六、关于历史人物的作用
七、关于“恢复高考”的政治风险性
八、“恢复高考”的历史定位
生逢乱世
陈好梅 我在70年代初的中学生活
史林一叶
陈徒手 时代的怪象：北京师范学院的“教育革命”
一、招生改革
二、学制与师资
三、工宣队与军宣队管教育
四、“开门办学”与校办工厂
五、“以学为主”面临的困境
六、波峰间的低谷
七、中文系的“成果”
八、学员文化程度的矛盾
九、干校与农场
十、新编文科教材
十一、新编理工科教材
十二、“学朝农”后的“今胜昔”
陈徒手 文革中北京中学校办工厂折腾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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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恢复高考”的过程与历史定位
求 实
引言
一般说文革十年，指的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起，到1976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帮”止。但文革的序曲应该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开始了，而尾声在1977-1978年才渐渐消隐。尾声中，文革的政治路线还在被自觉不自觉地继承，还在“照过去方针办”，人们的思想观念大都没有或不能有多大的变化。笔者经历过那个时期，至今还能感到从打倒“四人帮”后的狂喜到随后一段时期的沉闷、压抑。
而恢复高考，是纠正文革错误的一大亮点，是尾声中可圈可点的、加速文革结束的标志性的重要一幕。
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准确地说，应该是几乎关系到每家每户。从1966年到1976年，中国11年没有高考，可以说是举世罕见。可以对比一下：抗日战争时期那么艰苦的条件，高考，高等教育都没有停！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许多人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实际上不那么简单，取消高考容易，恢复高考可不是那么容易。1977年能够恢复高考，有着很大的偶然性。
一、文革期间执行“七二一指示”的高校招生
1966～1976，高考是停止了，但是从1970年开始一些高校就招生了。招什么样的学生，主要是依据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有名的“七二一指示”，即是196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中以黑体字披露的毛泽东在7月12日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中说的一段话。这个“最高指示”实际上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一是说理工科大学要办，文科没说，不过从语意上感觉似乎是无需办了；再就是生源要从工农中选拔，没说考试。依照最高指示精神，197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规定高校招生对象是有两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要严格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招生方针。
在这期间，1973年有一次“高考”，这或许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谨慎干预的结果。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发的39号文件《关于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在十六字招生办法之外，加了“文化考查”。不但没敢说“考试”，仅说是“考查”，还强调要防止“分数挂帅”。在这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文化考查”中，“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了。张在考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信比较长，主要就是说农业劳动比较忙，致使考试成绩不佳，他恳求：“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这封信被在辽宁主政的毛远新和“四人帮”拿来大做文章，说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导致“文化考查”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的反倒是成绩差的。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破灭了，其中笔者一个表哥正好也在辽宁，和张铁生一个地区，他也是吃苦耐劳，在当地很有口碑的知青，他的数理化基础好，很快就答完了试题，也在试卷背面写了感想，和张铁生的相反，是说高考太好了，经过考试选拔公平，使他有了机会。结果尽管他的成绩在当地数一数二，反而落选了。
以后高校招生的录取就是依照“七二一指示”进行。具体就是毛圈阅的16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二、“恢复高考”的历史背景
这里所说恢复高考的历史背景指的是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到全国科教座谈会开始的一段时间，由于华国锋和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段时间里，中央的意识形态、思想路线、大政方针基本由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所掌控。在此期间，华、汪继承文革遗产，“两个凡是”出笼，并被大肆鼓吹。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避开“天安门事件”；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主政后主张贯彻的政治路线。
同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过去凡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捕的人，应予释放……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泽东、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
1977年1月上旬，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个青年用写大标语的方式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吴德等北京市领导人按“两个凡是”方针精神，以“反革命罪”逮捕了李冬民等人，并上报中共中央《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而这个“集团”中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张兆庆与李冬民素不相识，毫不相干，华国锋对此假案的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随后，旅大市委、市革委会门前出现大字报，也提出了与李冬民同样的要求，并批评了吴德、陈锡联等领导人。华国锋在辽宁省委的电话记录稿上批示：“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1977年1月，华国锋在一个讲话提纲中，进一步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观点。1月21日，汪东兴按此精神为华国锋准备的讲话稿的主要内容，先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于2月7日发表了。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很快，这两句话就被概括称为“两个凡是”，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197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1977年五号文件《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 ， 22日，中共中央以六号文件的形式转发了铁道部于当月中旬下达的《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纪要》主张：“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则杀之”。 华国锋批发的文件指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对证据确凿的谣言制造者坚决逮捕或镇压。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有些地方又制造了一些错捕、错判、错杀的冤假错案。
3月28日，根据中央的五、六号文件，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注：原文献为三号文件，实为三十号），指出“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 。据一些材料显示，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这些案件有些是文革中立案、文革后才审判的案件，最著名的个案是王申酉案件和李九莲案件。王、李都是文革中被捕，1977年4月、12月先后以“反革命罪”执行死刑的（均于1981年平反昭雪）。王、李案件的最终判决，都同中央五号、六号和国务院三十号文件有关。
动用司法手段，向对文革有异见的人大开杀戒，虽然已抓捕了“四人帮”，但当时的政治环境仍然恶劣，可见一斑。
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5月1日，华国锋发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央在4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中也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被规定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重点内容。
在华国锋“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两个凡是”的观点主导下，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在山西省太原召开了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太原招生会以前教育部起草的《招生工作意见（草稿）》曾得到华国锋“原则同意”，会议不能违反毛的“七二一指示”，也怕“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最终教育部在8月4日向国务院呈送的《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和《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虽然加了招收2%-5%应届高中毕业生这一点（还特别说明这是根据周恩来曾经有关于招收少数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应届生直接上大学的指示，强调这符合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但仍然坚持了文革中的招生“推荐制”：“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
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对于高校的招生是怎么考虑的呢？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和方毅、刘西尧谈话：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培养一批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
这就是邓小平对于高校招生的打算。
前已述及1977年的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仍是“推荐制”，邓小平也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还按原来的办法” “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当时已经进入8月份，依惯例9月1日开学，虽然10月也算秋季，可以推迟一个月，但招生工作繁复，即使沿袭“推荐制”，时间仍然很紧张。
由此看来，基本上是木已成舟，1977年已经不可能恢复高考。
正可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随后举行的科教座谈会上，不仅推翻了招生工作会议“推荐制”决定，并于77年当年恢复了高考。
三、科教座谈会
邓小平恢复工作伊始就召开了科教座谈会。
这个会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7年8月4日到8日，历时5天。
关于参会的人选，7月29日邓小平同方毅（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刘西尧（时任教育部长）谈话，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要求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 高教口共遴选出16人，大多是知名教授，如周培源、苏步青、唐敖庆等，还有查全性（时年52岁），最年轻的是31岁的温元凯。
时任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对会议情况回忆说：
小平同志说，大家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的苦头，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都被打倒了。现在你们不要有顾虑了，“四人帮”粉碎了，不要再心有余悸，你们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周培源先生首先讲话，因为他的地位和学校的地位，他都是老大哥了。周培源先生讲的最集中的就是迟群对北大的破坏，特别是提到了“四人帮”时期北大被迫害致死的教授，像翦伯赞、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絪。俞大絪的丈夫是我的老师曾昭抡先生，后来打成右派，把曾昭抡从北京下放到武汉大学，我就是他的助手。这都是文革迫害致死的，而且北大教授很多的文物、书稿、古玩全都被查抄了。所以周培源先生就讲，希望中央尽快作出决定，归还被查抄的书稿、文物、古董，尽快地为含冤去世的这些知识分子平反昭雪。讲到这儿，小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尽快组织专人来落实这件事情。又比如说，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先生提到了，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科委，就仅仅有一个科教组，怎么能够领导国家的教育和科学？应当恢复国家科委，归还被部队强占的国家科委的大楼。讲到这里，邓小平说，这个问题马上解决，尽快恢复国家科委，部队要腾出被占的国家科委房子。他说马上解决。他的作风就是干脆，说一不二。
还有要深入揭批聂元梓的，说刘冰受“四人帮”陷害要求平反等等。
尽管邓小平说大家不要有顾虑，不要心有余悸，但从以上发言可以看出似乎没有人触及实质性的大问题。
第三天，8月6日下午的座谈会上，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查全性首先发言。对于查全性的发言，刘道玉回忆说：“一言甫出，举座哗然。他讲得非常好，讲得也很动情，很激动。”
关于其发言内容，很多与会者及本人都有回忆。虽然长短不一，语句有差别，但主旨内容是一致的。这里仅节录中国科学院档案里科教座谈会的部分原始记录中关于查全性发言及他人的发言对话：
查全性同志：关于招生问题。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1.埋没人才。2.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3.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4.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1.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2.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决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刘西尧同志：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
邓副主席：“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
李昌同志：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
沈克琦同志：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
邓副主席：改吗[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吗[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
温元凯同志：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副主席：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史绍熙同志：应该先考后审。
邓副主席：取了你（温元凯）四分之三。
查全性在科教座谈会上的强烈呼吁，被誉为“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邓小平当时就果断拍板，一锤定音。可谓“查子疾呼行统考，邓公拍案定乾坤”。
但是，开了这次座谈会就定了乾坤？就没有阻力了？事情的发展还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
四、第二次招生会议
前已述及1977年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招生工作已经布置下去。教育部《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已于8月4日呈报国务院。 要恢复高考，招生工作必须重新安排。于是在8月8日科教座谈会一结束，立刻在8月13日起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 余人参加了会议。当时正在举行共产党的十一大，在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两个凡是”是主导思想，华国锋又按毛的说法，声言“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使得第二次招生会议上迟迟不能做出决断，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参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开了30多天，还是议而不决。很多与会代表都感觉，恢复高考是冒险的，因为违反了毛的最高指示，违反了关于“两个凡是”的中央精神，如招应届毕业生与毛的“七二一指示”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认识毛泽东对考试的批评问题等。 大家都知道，一般应该是9月1日开学，可都到9月中旬了，招生的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再拖恐怕1977年高考的事就要落空了。
9月15日，教育部向邓小平呈送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关于197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送审稿）。邓小平阅后十分不满。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
这里邓小平说的不主动是什么意思？和高考有什么关系？笔者认为可能是“你们教育部领导没有主动宣讲科教座谈会的精神，没有主动说明已经下定了恢复高考的决定”。
邓小平又指出：
“这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点。邓小平不客气地向他们点明了。
邓小平接着说：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对于政审，邓小平明确指示：“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就在邓小平第二次拍板的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邓小平亲自修改，如：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还取消了繁琐的政审条件。
从时间上看还是很紧张的，相关手续，文件拟定、审批、修改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很快批示了，将这些文件印送给了中央政治局成员。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上述文件，10月7日，邓小平审阅教育部按政治局批示修改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国务院的批语等，并批示：我看可以。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五、关于科教座谈会上主要人物对话细节的考证
一般说来，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的科教座谈会对于查全性的发言和与会者的对话部分原始记录，应该是很权威的，但是在这个记录中的有些对话让人感觉很突兀，连贯性不强，而且这个记录与参会人员的回忆差别很大。这或许是与科学院系统的记录人员对高教口不熟悉有关，因此很怀疑记录的全面性与准确性。主要表现在查全性发言后邓小平的问话和刘西尧的回答及查全性插话以及对话的前后顺序上。因此有必要就座谈会上的对话细节参考与会人员的回忆做一分析。
1.关于邓小平的问话
《新京报》记者采访查全性，查全性说：
邓小平同志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 说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 我赶紧说, 还来得及, 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 浪费可就大了。邓小平同志又问刘西尧, 还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说, 还来得及。小平同志随即一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刘道玉口述：
查全性讲了以后，邓小平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要恢复，就从明年开始。这个时候小平第二次插话，就说看准了的就不要等，统一高考从今年恢复。他的表情很严肃。
刘西尧的回忆录：
在8月的一次座谈会上，武大教授查全性慷慨陈词恢复高考的必要，小平肯定了他的意见，但招考通知已由国务院发出，开学即将临近，有个当年是否来得及的问题。所以小平说，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恢复吧！我说：若推迟开学，还是可以的。小平断然说，既然如此，那就立即恢复。这样，我国就在1977年恢复了高等学校考试入学的制度。
从三个与会者的陈述看来，查全性和刘道玉两人都说邓小平问了是否来得及的问题，虽然刘西尧说得不明确，但从其表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邓小平有这个疑虑。在中共党史里也记载了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的问话：“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 而且，从逻辑上分析，确实有时间紧迫，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的问题。尽管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的科教座谈会原始记录中没有表现出来，但邓小平询问主管具体工作的刘西尧有极大的可能。
2.关于对当年恢复高考可能性的回答
邓小平问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是否可能，刘西尧回答了么？是怎么回答的？
刘道玉在他的回忆录里 和口述中 都明确了刘西尧的回答是：今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已经开过了。
查全性在两次回忆中，一次是他对于邓的问话抢答：
还来得及……邓小平又问刘西尧, 还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说, 还来得及。
另一次没有提及，只是简述过程为：
8月6日我提出恢复高考的事儿，小平同志非常赞同，但他说今年大概来不及了。于是大家一致认为，虽然招生会议开过了，今年只要做还来得及。小平同志说：好，那就决定今年恢复高考。
刘西尧的回忆录却没有提及邓的问话，而是他主动表示：
若推迟开学，还是可以的。
前已述及，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和方毅、刘西尧谈话已表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既然邓小平要求秋季开学，最迟也就是到10月，11月就已经入冬了，当年恢复高考，时间上确实来不及，况且1977年的招生会议已经开过，刘西尧说“来不及”是实事求是的回答。但是谁都知道作为当时的教育部长，说出“来不及”这三个字可能带来的后果。尽管没有造成什么后果，谁也不愿意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留下哪怕是些微的遗憾。所以刘西尧对座谈会上的问答有所忽略和简化可以理解，查全性对插话的回忆“我赶紧说, 还来得及……”或许是记忆不清晰，要么是出于好心。总之，刘西尧回答“来不及……”是可能的，符合当时对话的常理，也是应该的。
3.关键人物的对话
通过以上分析考证，综合主要与会人员的回忆，查全性发言后关键人物的对话整理如下（引用文献同前，不再重复）：
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恢复，来不来得及？
刘西尧：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
邓小平：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恢复吧！
查全性插话：还来得及！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损失可就大了。
（查全性的话，引起了大家强烈的呼应，都表示应该今年恢复高考。）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今年还来得及么？
刘西尧：若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感到正是由于查先生的疾呼与坚持所产生的强大气场，获得了大家的共鸣，赢得了大家的支持与邓小平的现场拍板。77级的产生，与查先生的努力不可分。
六、关于历史人物的作用
1977年7月底，教育部接到中央通知召开科教座谈会，作为组织者，刘道玉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他回忆说：
对这个会议，只有邓小平心中有数，没给我们交底。
参会的查全性也不清楚。他说：
1977年7月底，学校领导(记得是蒋蒲和崔建瑞)通知我，让我8月初到北京开会。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8月1日傍晚，我坐飞机来到了武汉（口误，应是“北京”）。原武汉大学化学系教师刘道玉此时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了我。此前，他已经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前不久，我看了刘道玉的回忆文章才知道，他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参加这次会议的高校代表15人的名单是刘道玉确定的。
刘道玉为何选查全性参会？那时查先生还只是副教授，武大其他知名专家、教授有很多。看来一是符合邓小平要求参会者的条件：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等等，二是刘道玉对查先生的了解。他说：
查全性是我的老师，虽然没授过课，但是我们都比较熟悉。这个人嘛，他是爱思考，平常不爱讲话，话不多，讲话的时候也有一些口吃，但是他不讲则已，一讲总是有一点新意。
而查先生深知当时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之低，并为此忧心忡忡。他回忆说：
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都得等他，大学就变成中学、小学了。因此，要真正在工农兵中培养出大学生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长此以往，对国家民族的发展将造成多大的危害？
对于自己身边的年轻人正是学习的大好时光而失学，查先生更是深有的体会：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大学教师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大都在知识圈。知识分子当时虽然不是敌人，但被称为“臭老九”。所以，知识分子子弟中能够上大学的就很少很少了。这一批人在自己的家里，以及在其周围的社会关系所接触到的一些青年，极少有上大学的。大家对于这个现象，也是很不满意的。我的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而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因此，大家对家属和亲友中青年人前途的关注也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基于高校教育质量的低下和社会上大量青年被剥夺继续学习的机会的现状，查先生在会上痛陈高校招生“推荐制”的利害关系与恢复高考的急迫性。
根据前面所述，无疑查和邓对在1977年当年恢复高考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其他人呢？譬如说，如果刘道玉没有遴选出查全性，会议上没有关于恢复高考的发言，或者如果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强调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工作已经部署，不能失信，高考招生工作很多很繁复，今年来不及了，明年开始吧……这都是实情，也符合邓以前的思路及工作安排，作为教育工作的主管和现管，刘西尧的话还是有一定权威性的。要是这样，也许77级就不存在了。还有会议上的专家学者们和其他领导对查全性的热烈赞同和支持，应该也对邓的决策起到了作用。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譬如恢复高考无疑是历史的必然，而在1977年那样的条件下当年就恢复高考，对于这个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显然有其偶然性。而这个历史事件中重要的主人公之一查全性是个普通人，一个“小人物”。这个“小人物”的争取与坚持几乎决定了77级的命运。因此，这个“小人物”，这个历史事件，值得后人铭记。
七、关于“恢复高考”的政治风险性
今天很多人都会认为恢复高考理所当然，特别是年轻人，更不会理解那时的政治环境，“两个凡是”如利剑高悬在头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掉下来就会使得多少人的政治生命结束。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是把“四人帮”抓起来以后，如前所述还有一些反对文革的人被杀害了。而恢复高考显然违反“最高指示”，违反“七二一指示”，有悖于文革的教育路线。所以那么多知名学者在会议开了三天也无人敢涉及。
查全性在会上“恢复高考”的疾呼，直接撼动毛的“七二一指示”对高校招生的统治地位，冲击华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当场拍板，使得这种撼动和冲击成为事实。事后查先生的家人对他说，你这样做运动来了你就是大右派。在会议上所有支持查全性的人，也都有被批判、被整的可能。
华国锋抓了“四人帮”，当时声望如日中天，汪东兴还在掌握着中央警卫部队，刚出山的邓小平再被打倒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改革高校招生路线，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可以更稳妥，更有把握。“当年恢复高考”这样的大事是要通过华国锋和政治局的批准，能在政治局通过么？这可是违反“两个凡是”的，另外会不会在几千万知青中引起大的波动？出现社会问题？这些都是风险。
文革十年极左思想的灌输，亦有来自下面的阻力。邓小平在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召开期间，就看出了教育部长“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不但部长们，就是参加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的人也都怕犯错误，导致开了三四十天的会也无像样的结果。所以，主张和推行“恢复高考”，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却是有风险的。邓小平敢于冒这些风险，当场拍板，并强力推行，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和担当。
八、“恢复高考”的历史定位
1.率先挑战“两个凡是”
华国锋在抓捕“四人帮”后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仍然走的是文革路线，尽管有人认为“两个凡是”的提出是权宜之计，是为了稳定局势。不否认有这个因素。但主要是华等人错误估计了形势，不晓得“两个凡是”不得民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完全取决于他们根深蒂固的文革那套思想体系和政治理念，所以推行“两个凡是”，在政治上继承文革路线是华国锋必然采取的执政方针。而坚持“两个凡是”就是坚持文革的一切，就是没有毛、没有“四人帮”的文革的继续。
“恢复高考”这个历史事件不仅是高教口的一件大事，在“两个凡是”甚嚣尘上的时候，摒弃了“七二一指示”和高校招生的“推荐制”，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否定了文革的教育路线。文革十年，取消高考，绝大部分学生被剥夺了考大学的权利，被冠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7年底又进入考场，这本身就是对文革的否定，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这比1978年5月进行的反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了半年多。因此，是“恢复高考”率先以实际行动发出了对“两个凡是”的勇敢挑战，并战而胜之。
2.遏制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现在很多人都说那时没有腐败，其实那时的腐败表现形式不一样，上大学不考试，从当时的招生16字方针就可以看出人为操纵的空间太大了。想上大学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走后门找关系。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也指出了当时的招生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走后门现象，出现了诸如请客送礼、弄虚作假、内定名单等不正常的手段。有的女知青为了上大学，甚至被迫以出卖肉体为代价。
1975年５月３日深夜，毛泽东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他的住所。做了最后一次在政治局会上的长篇讲话。其中一段是指斥“四人帮”，也是否定批“走后门”。毛泽东说：
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
那时，“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甚至毛泽东承认“我也算一个”，由此可见走后门现象的严重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一般平民子弟上大学，而且，我们也不能讳言，工农兵大学生中确有一部分优秀青年通过自学努力而成才的。 恢复高考后其中有些人还考取了研究生。但这不能代表当时学生的整体水平，也不能掩盖招生制度的巨大缺陷和由此造成的腐败现象。
而在两年后的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同长沙一所高校的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明确指出：
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邓小平的讲话，明显有悖于“最高指示”，但这是正义、正气之语，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即使在封建王朝的科举考试，徇私舞弊历来都是重罪。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制度一建立，立刻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住了靠特权走后门的现象。
3.改革开放的前奏曲
这次恢复高考，不是简单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我们知道文革前的高考招生是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使所谓“出身不好”的有志、有才华的青年学生入学无门，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如曾受邀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做讲座的王立群教授，在文革前的1965年参加高考，就是因为“出身不好”政审不合格被拒之大学门外。而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招生一开始也受到极左的影响，但在邓小平明确的坚持下，摒弃了左的那套招生路线。新的招生方针，不但平民子弟可以公平竞争，也基本破除了文革前和文革中的“唯成分论”，不再把考生从血统上分成三六九等，重新赋予了不知多少人被剥夺的接受高等教育、获取知识的权利，体现了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基本实现了公正公平，使《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等人的人生悲剧不再重演，使人才不再被埋没。前面所说的王立群在1978年一举考上研究生，终于踏入了大学的校门，就是一个实例。
改革开放是在1978年底开始的，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恢复高考”的决定则早了一年多。可以说这是从行动上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前奏曲。“改革”了文革中和文革前高校招生的“阶级路线”政策，高校大门向不同出身的所有人“开放”，“恢复高考”赋予了教育系统“改革开放” 的特定含义。
就在做出了“恢复高考”决定的几天后，于1977年8月1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文革的结束，这是巧合。然而，“恢复高考”却不失为摒弃“两个凡是”的伟大实践，在客观上把文革尾声这一幕徐徐降下。并为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做出了成功的表率。
2022.11.2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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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70年代初的中学生活
陈好梅
《昨天》编者按：本篇首发于“新三届”公众号，本刊发表时略有修订。
从1967年的秋天开始，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黑帮屋”住了两年，因为文革前我妈是电影学院的教师，文革开始后不久，电影学院的造反派就把她从重庆话剧团“揪”回北京去了。
1969年10月电影学院“解放”了我妈，我才跟她回到重庆，然后马上去人民小学找“组织”接头。这才知道，人民小学文革中积压的三届毕业生都一起被就近分到旁边的重庆六中，那时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
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为重庆六中的初中生了，按说这一年我们这届学生（1966年小学毕业）都应该考高中了。
（一）少年不知愁滋味
想起三年前小升初考试期间，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重庆六中。倒不是说它在重庆的中学里排名有多靠前，而是因为在全市比较好的学校中，它离我家当时所在的牛角沱最近。现在我得从位于观音岩的重庆话剧团去上学，距离就有点儿远了。不过也不要紧，反正我也没把上学当一回事——北京的小学同学们进了中学不也就折腾了一年，然后就奔赴祖国边疆战天斗地去了吗？而且，经过了三年不上学的散漫生活，又看到比我们大的兄姐们全都下乡插队归来无望，而四川的局势还在不断地动荡之中，谁还会有心思上什么学呢？
那天我从小学的办公室拿到了一个什么证明，出来后还邂逅了以前最喜欢我的班主任，跟她说了几句话以后，就去了六中的校办公室，然后我的班主任老师就把我带到教室里了。那时学校的分班原则是根据学生的家庭住址来划分的，因为观音岩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同学的住地范围，所以把我分在哪个班都无所谓。
这是我第二次插班了，第一次是小学五年级从北京转到重庆。这次经过三年不同寻常的生活历练，我本来已经将自己视同成人，没想到又成了学生，感觉很奇怪。
后来听同学说，她们对我的感觉也很奇怪——那天她们正在大操场上体育课，远远看见班主任带着一个人走过去，年龄似乎跟她们一样，打扮做派却“根本不像学生”。
我可怜的中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说它可怜，主要是因为在校时间不长。我们在学校里只呆了两年，到1971年夏天就“毕业”了，中间还常常下乡学农下厂学工，再加上我妈老不在家（话剧团的大人们常常不是下乡就是在沙坪坝办什么学习班），我对上学的态度又很随意，想去就去不想去就在家呆着，所以统共也没有多少时间学习。
其次是因为学习内容很少。说起来好像还挺正规的，除了语文、政治、数学、英语，还开设了工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基（农业基础知识），这两门课应该是物理和化学的变身吧。
我对各个课程的记忆是，语文课讲的很烂，教材更烂。因为双烂，我根本不记得都讲过什么做过什么。现在唯一记得的是一个镜头，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两手往上一举，赞叹地说某一首打油诗的最后一句：“写得多好啊——革命红旗飘起来！”我听了不禁抬起头来，正好迎上她的目光。当时我嘴巴很痒地想要搭下茬儿：这到底哪点儿好呢？不过那时候俺早已学会管住嘴啦。
后来她还让我们把读过的书开一个书单交给她，好多同学根本就不理会，只有我出于虚荣心列出了一大篇（当然得跳过那些“毒草”)，结果我的目的达到了，她果然如我所愿地表示了吃惊。
后来下乡了，听老知青们说起这个语文老师，才知道人家是川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课讲得不错。我这才明白，人家真的是不容易，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要是一堆变了质的米呢，不也一样（甚至更加）难为吗？
政治课没有印象，也许那时的我们整天处于政治生活之中，反而是“久而不闻其香”了？倒是记得老是去大操场，坐在地上开各种大会听各种报告喊各种口号，我的老腰就是这样受了寒湿的，犯起来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后来又加上错位劳损什么的，终于成了老毛病。
英语课不教发音不背单词，只让我们天天喊“狼狼狸虎千面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背诵“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结果直到现在我还能流利地背下来呢！
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好像是升中学后的第二年才推出的课程，倒是有了刚刚编好的教材，可是不管是教材长什么样还是教师长什么样都一概忘记了，只记得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好在我们教室有前后两个门，我又坐在靠后门的位置，所以上这两门课的时候，我要么干脆就不进去，要么就上着一半课直接从后门溜出去。那个时候我们好多同学都迷上了打排球，坐在教室里满脑子都是怎么发球怎么拦球，所有逃课的时间都正好用来打排球。
数学课还挺好玩儿的，那时候讲的初中代数和几何本来是给十三四岁的儿童做的大脑体操，而我们都十六七岁了，所以学这些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罢了。现在想来，因为那个时候娱乐活动太少，所以解数学题就成了一件挺好玩儿的事情了。后来高考时我的数学卷子没有彻底交白卷，居然还得了几分，就是因为那年四川的高考出了一道初中题。
在北京住黑帮屋的两年中，我因为百无聊赖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所以那时我上数学课时从来不听讲，直接看教材做例题，然后就接着做老师让做的题，往往当那些男生还在热烈讨论和争论不休时，我就已经做完了。数学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常常在座位之中巡游判卷，判到我的总是赞不绝口，连称太漂亮了，然后在讲台上发感慨说批改到有些人的作业简直是一种享受云云。可惜中学只两年，不然我很有可能就不会去读什么中文系了。
那时还搞过一些所谓教学改革，比如让我们自己编写应用题之类的。除了以数学为核心以外，题目内容也必须“充满无产阶级革命性”。这挑起了好几个同学的热情，她们整天编来编去的，还随时找老师讨论，甚至把家长都动员起来帮忙。
我懒得动脑筋，更缺乏创意，就胡乱编了以下一道题交差：从A村到C村有两条路（此处配图，画了一个瘦瘦的三角形，直线是从A 到C，曲线是从A到B再到C），为了把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尽快送到C村，邮递员应该走那条路？附答案和原理：走直线。因为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结果老师说我这个属于“哈巴儿（傻瓜）都晓得的道理”，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哈巴儿都晓得的道理也是真理嘛！”
还有一次让我们自己分小组评数学课的期末成绩，因为那时候不时兴考试了。别的人都很谦虚，在小结里啰啰嗦嗦地写一下自己的表现啦不足啦之后，再给自己谨慎地写下一个“中”，然后小组就给他评一个“良”；我那时早就信奉虚无主义了，对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一律采取不合作态度，于是总结里只写了四个字“态度端正”，并直接给自己评为“优”，然后小组还是给我评一个“良”，这不是殊途同归吗？
后来我到了另一个班，还是按照一贯的做法不听课只做题。有一次刚刚做完，一个女生就过来告诉我：“你做的肯定不对，刘大汉儿根本不是这样做的！”我很不以为然：“刘大汉儿又是哪个嘛？他啷个做的跟我有啥子关系？”然后在被告知此人为班上的数学权威时我嗤之以鼻。那次我的卷子直接被老师抓走贴到黑板上当标准答案，还意犹未尽地讲评一番，反复强调我是全班唯一做对了的人。久而久之，我重女轻男的思想和作为北京人的优越感都进一步增强了。
除了那时候没人重视也从不考试的功课好之外，本人也是写稿子和编写大批判专栏的好手，还评上过学毛著的积极分子什么的，因而参加了全校的一个学习毛著的讲用大会。
不记得这个大会都干嘛了，只记得那个形象做派均不佳的军代表热得不行，就解开风纪扣摘下帽子使劲儿扇风，像电影里的兵痞一样歪歪斜斜地坐在台上。后来很快有人递纸条上去，他才收拾了一下稳当坐好。
另外还记得一个男生，好像是红卫兵的连长，上台“斗私批修”，把青春期那点儿隐秘的绮思都抖搂一番。当然他说得很隐晦——“脑子老是往那方面想……”我后来告诉朋友，她评论道：“真够触及灵魂的！”
现在想来，俺在中学那两年风头也颇健呢，要不是出身不好，还不知道会狂成什么样呢！
其实出身不好对那时的我来说好像也不是特别要紧，只要你不去争先进出风头也没人把你怎么样（它对人的影响将是一辈子的，并不急着在那两年露出狰狞面目），当然好事（主要是不用去插队的好事）你也就别想了。比如有的人因为能歌善舞被部队选去当文艺兵、有人因为个子高当上了运动员（我将近一米六八，班上有两个比我高一两厘米的女生分别被选到省田径队和边远的工业城市渡口当篮球运动员），后来更有一小批人去了云南建设兵团（这些都对出身有严格的要求）……当时我们都觉得去建设兵团比插队好，至少有工资可拿有人管做饭，比插队省心有保障，所以我还代表几个同学一起写了慷慨激昂的决心书。不过那可是边境线，岂容你等阶级敌人的后代前往捣乱？
当时这些都属于小范围的好事儿，离我们大多数人相距较远。但是有一件事却是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的，那就是加入红卫兵。那时的红卫兵已经不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了，就跟以前的共青团一样，是所谓“进步青年”的组织。
我当时很有些没脸没皮的豪迈情怀，知道像我这样的黑帮子女加入红卫兵固然不容易，但是写不写申请书却是态度问题，于是就毅然决然地写了一份。果然，这个烫手山芋使班主任有点儿为难。最后他提出要我写一个对家庭问题的认识，特别要求写家庭对我方方面面的影响。
这是第二次被要求写此类认识了。第一次写的时候还是在黑帮屋时期，那时只是十四岁的孩子，又是造反派为了对笔迹看看我有没有写反标，那还可以随便抄几句语录和豪言壮语充数，那几年后咱也是十六七岁的大人了，又事关自己的政治生命，当然就不可再糊弄事儿。于是就比较犯难，到底我的家庭对我有什么反动影响呢？
考虑了几天，我终于找到了切入点——从比较优越的家境入手来剖析自己的骄娇二气，不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虽然俺从小被叫做粗使丫头，专门跟着保姆阿姨干粗活儿，但是毕竟在经济上没有受过什么限制，剖析起来还是有话可说的。
不过姜还是老的辣，人家班主任也不是吃素的。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消息说，在讨论我入红卫兵的会上，他的表态是：“这个人不行，让她写一个对家庭的认识，拖了好几天，而且还避重就轻……”
你要是以为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打击，那就太不了解我了，本来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事儿。再说了，反正是组织不要我，又不是我不要组织的，咱已经是问心无愧一片丹心明月可鉴了啦，难道还真的会上心吗？
（二）等闲平地起波澜
说到这儿该说说我们的班主任了。他那时应该是三十一二岁，戴着副眼镜，看起来很斯文。他的数学课讲得清楚明白，虽然我很少听讲。后来下乡后，不知是哪位学姐还是学兄听说我们的数学课是他讲的，就说我不听课是一种损失。
我跟他有过一次不愉快。那时他每天早上都让我读报纸，因为全班只有我会说普通话（虽然我平时跟同学们说的是重庆话，可是朗读和思考还是只会用普通话进行）。不料有一天，他递给我的不是报纸，而是一份“忆苦思甜”的文章。我大概扫了一眼，发现里面有很多偏僻奇特的四川方言，用普通话读起来会非常可笑，只好表示读不了。他好像没听明白，又问了我一次，我还是回答“不”。于是他转为问另一个女生，没想到那个人居然也有样学样地说“不”！
估计文革开始时他没有被学生斗过（年轻老师说不定是斗别人的呢），所以他好像从未受过这种奇耻大辱似的，简直气坏了。之后他只好抓起文章自己读，还说幸好他还认得几个字，要是工宣队师傅让你们读呢？你们也说“不”？
后来的几天他一直不理我，最后还是俺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大人有大量地把作业交给他看，又好像没事儿人似的跟他打招呼，才平息了他的满腔怒火。
不过后来他害得我进了一次派出所，我们也算是扯平了。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入校后的第一个暑假（1970年夏天），班上好几个同学都要去兄姐插队的地方探班。我姐也是六中的学生，下乡的地方在川东的酉阳，路上要走五天。我和一个女生说好了一起去，就去找班主任开一个单位证明以备路上住旅店时用。可是他想当然地回答我们说有学生证就足够了，我们也信以为真。
出发的第一天，我们先坐长江船到涪陵（那里是长江和乌江的汇合处），然后买了乌江船的船票，在码头上等到半夜上船，倒是什么事也没有。可乌江船是逆水而行，需要行驶两天，中途要在彭水县下船住一晚。所以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去登记住旅店时，因为没有证明就倒霉了。
具体过程早已记不清了，是群众举报后警察带我们去了派出所，还是我们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呢，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只记得坐在派出所被查问时，又一次需要回答关于家庭出身问题。本来那么偏远的小县城，谁会知道我父亲的名字呢，随便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可是我旁边还有一个同学呢！没办法只好如实回答。
接着又遇到填表的问题。那时候最怕填表了，你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那么复杂，不填是欺骗组织，填呢又实在不好看（后来听好几个右派家庭出身的朋友说起来，她们也是每次都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有一次一个朋友因为填了职员出身，被老师当堂叫起来质问）。
最后警察把我们放了，可是我们没有证明还是无法住店啊，只好又回去找这个警察，让他给我们写了个条子，才被旅店收容。
第三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要再次登船，我们排队时发现，上船前居然还得看证明！不过我们很快就看到，昨天询问过我们的警察就坐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轮到我们上船时才站起来指示船员让我们通过。顺便说一句，那个警察很英俊，让我们私下倾慕不已，所以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
后来在船上听说，彭水县城前几天刚发生了知青打架的事情，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查得特别严。那时候很多知青都参加过武斗，早已养成了无法无天的毛病，有的甚至为害一方。
在乡下呆了一个月，回重庆时是和我姐一路的，她得了严重的关节炎，我妈让她回去看病。她们公社给我们出具了证明，上面说“兹有我公社贫下中农×××……”还盖上了公社的大红公章。
开学后回去找班主任抱怨，可是他根本不理会，还坚持说学生证可以走遍天下无敌手呢。他那时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些探望知青兄姐的人带回来的“政治表现鉴定”，那是他在放假前就交代一定要做的。有的同学确实好好做了，鉴定写得具体详尽，估计是出自老三届的知青兄姐之手。
我在乡下有时也跟着我姐的同学去出个工什么的，当然是不要工分的，老乡们就很高兴。离开前我想起此事，便去找生产队里最有文化的人写鉴定。他开头先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后面跟着的是“陈好梅同志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着说“参加做活路，用手抓牛粪不怕脏不怕累”云云。最后的落款很长：四川省酉阳县大溪区沙滩公社沙滩三队会计雷××。我姐和同学们看了都笑个不停。
看到这里，你可别以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多么“左”，他只是顺应当时的要求在做罢了。而且他的本事也真的不简单——除了课讲得不错外，他还有办法在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里把班级管理得服服帖帖的。比如早上开始上课前，他先让我们分男女声唱上一段京剧《沙家浜》里郭建光和沙老太太的对唱，这样大家唱痛快了就不太捣乱；再如那时所谓“无政府主义”严重，迟到早退逃课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后面两项他管不了，但只要是迟到的人进教室，就得先站在台前背语录：“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另外不知他还施了一些什么魔法，反正教室里再乱，他一出现就会安静下来。
到了1971年上半年，风声又紧了起来。那时到底又在干嘛我也搞不清，按说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是从1968年开始的，这一大规模的清理运动制造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那么到了1971年，这是不是还没有闹完呢？
反正在我的记忆中，那会儿一直不消停：有我们班男生参加打群架，被抓去市体育场开公开的批判大会的；有别班的女生不知犯了什么事，被捆住双手站在学校操场上的大台子上示众的；有学工时偷了同学的饭票怕被发现，把一起偷到手的毛主席语录本扔在某处，被同学们自发地开批判会指责为反革命行为的……
说到这个自发的批判会，是我们学工期间发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工厂宿舍里，是男生把我们女生叫去参加的，那天班主任有事回家去了。我们刚刚坐下听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就看到有几个男生开始趁机动手打人了，我立刻站起来转身就走，女生们也全都跟着退席，使他们这个“污教”（川语，胡搞乱来之意）的批判会无法继续开下去。其实平时我是很讨厌那个偷饭票的男生的，但是我更讨厌打骂人的行为。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班主任还是有些人文情怀的。
比如那天早上，我们一进校就看到了那个被“示众”的女生，目光呆滞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等大家进了教室，老师就表情凝重地劝大家好自为之，万一发生这样的事情就糟了，反正他是没有办法的——后来听说这是某个工宣队员所为，很快被不知是谁制止了。但我相信，这个女生对此事的记忆会伴随终生。
还有一段时间，整个社会都在叫嚣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很多地方都设立了或是加强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学校的空气也跟着紧张了一阵子。有一天正在上课，几个男生忽然踹开了我们教室的大门，以红卫兵的激进面目剑拔弩张地走进来，然后一言不发地环视左右。等大家把目光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以后，其中一人才忽然大喝一声：“起立！”全班同学毫无防备，本能地“嗖”地一下跳了起来，伴以笔直的立正姿势。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男生才做过梦来：老子们又不是阶级敌人，凭啥子你叫我站我就站呢？这才赶紧放松，斜腰拉胯地胡乱站着以示不满。
然后我们被告知，原来这是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次行动。他们说经常有人带“封资修”的东西来学校，所以要进行突击搜查。我们每个人的书桌和书包都被搜了个底儿掉，然后人家就扬长而去了！虽然我们班没有搜出什么东西，不过听说他们在其他班的偷袭还是成功的，也不知道有何战果。
那天班主任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地看着，等他们走了以后才又发表劝诫——他的劝诫一般是比较人性化的，有时还带点儿重庆人的江湖气，而不去说那些听得我们耳朵起茧子的革命道理。之后虽然有几个同学还是嘀嘀咕咕地表示了不满，但是到底没有什么底气去反对人家想专政谁就专政谁的权力。
可是没想到的是，随着运动“深入细致地发展”，班主任自己也被隔离审查了！
好像是他们几个年轻老师（都特别爱打篮球和排球，我们的排球热就是被他们手把手地传授然后被传染成瘾的）常常在一起聊天包括发牢骚，被怀疑是一个反党小集团。隐约记得工宣队师傅还来我班问过他的事，但是大家都挺“落教”（讲义气）的，没有人告发他。
其实他不小心说过反动话。有一次他批评那些课间不及时回教室反而往过道里钻的同学说：“无产阶级的死胡同……”还没说完吓得脸都白了，赶紧改口：“无政府主义的死胡同你们钻啥子嘛钻？”
之后，我们班换了好几个班主任，居然没有一个能够像他那样镇得住台面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更加频繁地迟到早退加旷课的。其结果是，我们班成了无人能管的乱班，工宣队没招了，就干脆宣布解散，把我们分散到其他各个班掺沙子去了。
于是我们班的同学都先后读了两个班，我因此还发现了这两个班的不同之处：原来的班差不多有一半人是住在邮电局宿舍的职工子弟，出校门得往右走；另一半是住在下曾家岩一带密密麻麻的吊脚楼里的市民家庭子弟，出门往左。虽然大家基本上是按照相同的上学路线来交朋友，但是彼此还是有来往有交情的。
可是在新班里，我发现阶级鸿沟还挺深的，两拨人基本上不来往。一部分不知是什么局的职工子弟，他们自成一体，穿着打扮也比较像样；另一部分也是散落在附近的城市贫民家庭。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女生的穿着很破旧很土气，而且她从来不理任何人，也没有人跟她说过一句话。有一次我去跟她说了几句话，不但她自己别别扭扭的，而且从老师到同学无不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们。后来我问了一下原因，也不得要领。印象里好像是因为她家里太穷了（可是家境不好的人也很多啊），出于自卑才不理人的，当然也许另有原因。不过我真想知道，这样的经历对她一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回来说分班。这件事现在看来不大，当时对我们来说却真是等闲平地起波澜，不啻于一场地震。而且，我们几个好朋友还被一个老奸巨猾的老师处心积虑地拆散了！
那时那个老师正在管理我们班，说起要分班，大家都跟他闹个不休。后来我们退而求其次，要求把好朋友分在一起，因为大家毕竟在一起混了将近两年，结下了很深的交情——这交情本来也不至于牢不可破，可是让分班这件事一闹，倒显得弥足珍贵起来，至少我们几个人的友谊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他一口答应了，还让我们把要好的同学分别写下来。
当时是我执笔列这个名单的，几个朋友在旁边负责提示和补充。我们尽可能把女生中的各个小圈子都如实写了交给他，没想到分班名单下来后，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刻意将各个朋友圈拆散了的。我的朋友圈里有五六个人，居然被均匀地拆到了五六个班里！要不怎么说有文化真可怕呢，这招够阴险的吧？
当即我们几个人气得够呛，决定去找工宣队的雷师傅告状。那雷师傅不知是队长还是什么，正在一个很远的医院里住院。我们几个合计着买了几个苹果准备送给他，又在我家炒了两锅铁蚕豆搁书包里背着，然后就一边吃蚕豆一边出发了。
记得我们走了很久很久，到后来气都消得差不多了，使整个行动变成了一次疑似郊游。前几年我回重庆时，参与过此次郊游的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吃炒蚕豆了，直到现在。
我们千里迢迢跑到医院告状后，雷师傅用充满劳动人民智慧的话对我们表示支持说：“他恁个做是不对头的！叫花子还有几个帮呢！”虽然我们强调如何分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卑鄙的骗人伎俩，可是却没有人理会这一点。
当然雷师傅表态了也白搭，没有人将之上传下达，大家也人心涣散无心恋战，所以我们还是被分到各个班去了。我在新班一个朋友也没有，因为一下课原来的朋友就会凑在一起。这让新班的同学很羡慕，说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友谊。
既然融不进新班，大家就想出了一种捣乱方法（那时候“无政府主义”还在盛行不衰中）：不管哪个班的朋友先下课，就约着一起到其他班去喊自己朋友的名字。这样整座楼层喊下来，应答者此起彼落，也挺痛快的。
不过这时工宣队已经无暇管这些事了，因为我们已经面临毕业，去向还是那片“广阔的天地”。记得有一个工宣队老师傅居然这样跟我们说：“你们给毛主席写信嘛，莫去喊你们再下乡了嘛！”我们都知道他没文化没政治觉悟，也懒得去理会他。
（上图为初中毕业部分女生与老师和工宣队员合影，前排左二是我们去找他告状的工宣队雷师傅，后排左一是作者。）
（三）浮世本来多聚散
接着就到了1971年的夏天。我们放了中学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之后有什么安排大家都不清楚，也没人可问。我到北京大姨家住了一阵子，在那里听说了“九一三”事件，深感政治斗争的诡异无常；之后又听说我们这几届里有少数名额可以上高中，便在表兄姐的鼓励下，又一次本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原则和没皮没脸的豪迈作风，写信给我新班的班主任打探消息和表明心迹。那时他正好托我去他的北京亲戚家拿东西帮他捎回去，因此与他的通信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被毫无悬念地告知此事绝无可能之后，我回到了重庆，乖乖地跟同学们一起去重庆棉纺厂“学工”——估计是为了使我们这三届失业（失学）大军在等待下乡的漫长日子里不至于无所事事吧。
这次学工活动跟在校时的那几次不同。以前都是老师带队下去的，什么都有人管，这次却群龙无首，除了有一两个女工来安排一下以外，一切仿佛是在自动运转。
因为时间久远，我已经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被动员去的了，在我的记忆里，好像并没有全班同学一起去，而且好像在那里坚持奋斗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过我的同学却说她妹妹那届也去了的，可见还是大规模的。
第一天上班，我们先被一个女工培训了一晚上，教我们使用一个捏在手心里的小工具学着接线头。那天我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百无一用是书生——班上有几个平时功课不好但却很会做家务的女生，很快就学会上岗了，其他同学也都陆陆续续地结业，只有我和另一个人学了很久才学会，在那女工眼里我们俩简直是一对废物，手太笨了！
终于可以上岗了，我们被带到硕大无朋的车间里。里面一排又一排的大型机器发出轰鸣，想要说话必须得扯开嗓门大喊大叫。后来我曾经踏入其他的车间，没想到那里的噪音比我们车间的还大。同时车间里棉絮满天，每个工人虽然都戴着帽子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但是眉毛和睫毛上还是沾满了细细碎碎白色的棉絮。
我们每个人分别看一两台机器，三班倒，每班八小时。其间需要不停地走来走去接线头，一刻也不能松懈。以致到后来，我们在睡梦中都无法放松，还在忙着接线头儿呢。
我们住的宿舍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沿墙打了两排地铺，铺着我们从家里背来的简单行李。每到接班时会有一个女工来叫醒我们，可是我们总是不想起来，就一个劲儿地努力装睡，这样她就没完没了地叫个不停，甚至踹门。
最记得的是那个超大的食堂了，里面永远弥漫着烧糊了的牛奶味儿，那是给夜班工人的福利——一人一碗糊味儿浓郁的牛奶，外加一个什么菜还是饭。如果我们上夜班，那么也能享受同等待遇；如果上早班或中班呢，我们就常常在睡到半夜时醒来，互相商量着要不要吃点儿夜宵，然后齐心协力地反复力劝某个人去食堂买东西回来大家一起吃——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一般是吃两个馒头作数。
夜班很难熬。车间的墙上有挂钟，我们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它却自顾自慢条斯理地走着，看上好多次也好像没走多少。最奇妙的是下班钟声一响，全体女工会在几秒钟内四散消失。当我们还在交货收尾、还在摘口罩帽子、还在左顾右盼时，她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车间不见踪影了！有一次我交活儿慢了一些，收活儿的女工简直像火上墙那样急不可耐。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当一名产业工人（以前的“学工”都只是在工厂里到处打杂），那种在巨大的噪音下重复劳动的枯燥单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车间里来了一批前几年下乡的女知青，她们因为在乡下晒了太多的太阳吃了太多的红苕洋芋，一个个都是胖乎乎的黑红脸膛，可是很快一个个就变得又瘦又苍白了。所以有的同学私下里说，以后宁可在乡下种地也坚决不进纺织厂，太苦了。
除了上班，我们下了班就在宿舍里打牌和摆龙门阵。有一个同学说到她听说“九一三”事件时的反应是，她的脸突然“一阵一阵地发麻”，可见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代人的冲击有多大——连永远健康的副统帅都能叛逃，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当时我们有一个六七个人的小团体，大家决定一起下乡插队，于是就商量着每个人出一份钱买个排球带到乡下去玩儿，还策划了些别的。不过你不要以为我们很傻很天真，对下乡插队充满激情和向往，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个个家里都有插队的知青兄姐，好几个人都去农村探过班，对知青生活有直观的了解。
这次的学工生活是突然结束的。因为有个同学带来消息说，工厂对我们是有粮票补贴的。现在想来这可能是真的，毕竟是体力劳动，如果什么补贴都没有却把我们当正式工人使用，那也太没有良心了！而且从那几个管我们的女工的态度来看，也好像是我们欠了什么似的。
为此大家都很生气。我们几个好朋友家里女孩子多，倒是不缺粮票，所以只是轻度生气，但是有男娃儿的家庭粮票都会很紧张，她们的气就是重度的了。于是大家乘着这股气一不做二不休，收拾了行李，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工厂。走在路上还遇到了管我们的女工，对我们的离去表示莫名惊诧和非常气愤……
那么这一次是不是大规模地全面撤退呢，抱歉我实在不记得了，只记得关于这件事的余波。那是在学校的操场上，几个女生围着一个管后勤的老师纠缠不清，喊他：“粮票拿来！”那个老师则一脸无奈地解释说根本没有什么传说中的粮票补贴。
接着很快地，我们这六七个人的小集团迅速土崩瓦解了。在家长们各出奇招的英明决策下，有的回到遥远的老家农村插队（那时候叫“挂钩”），有的去郊县与插队的兄姐会合，还有的办理了病残手续留在城里待业。
中学生活就此结束，我们在家里又晃荡了几个月之后，就真正成为没得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而各奔前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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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时代的怪象：北京师范学院的“教育革命”
陈徒手
一、招生改革
根据毛泽东“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1970年初北京师范学院在文革中第一次招生之前，先后派员到北京的18个区（县）、13个局、21个公社、19个大队、17个厂矿、10所学校，就学生来源、名额分配、办学形式、待遇、分配等问题，广泛征求“工农兵的意见”——当然，能够作为“代表”发表符合“教育革命”精神的意见的人，都是由领导挑选出来的。
在小型座谈会上，北京毛纺厂高淑贤师傅说：“工人能上大学，这是破天荒的大事，过去想都没想过，现在变成现实了，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工人阶级的关怀。”北钢工人孟友说：“从工厂招生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密云县西田各庄公社贫下中农管学代表说：“今天，大学向工人、贫下中农开门，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一定要选送最好的人去上师范学院，为贫下中农掌好文权。”这些代表说的话，都像是在读报纸。
各郊区县均有文革前回乡的数千名中学毕业生，光是卢沟桥公社就有一千五百名，该公社领导向学校引荐说：“他们出身好，思想红，干劲大，年龄较轻，家庭负担不重，有强烈的升学愿望。差不多是百里挑一，选拔余地很大。”（见北京师院1970年1月19日《关于“北京师范学院招生试点具体意见”的说明》）
该年招生结束后，北京师院人事组对新生的状况做了一番详细调查，八百名新生的政治面目显示难得的好：党员263人，团员377人，占总数的八成……贫下中农成分638人，中农成分85人，上中农成分4人，小业主家庭2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为13人，工人出身的才61人。更为可观的是，录取了一批当时活跃的农村基层骨干：“九大代表2人，公社党委、革委会委员以上25人，大队党支部革委会一级干部160人，出席公社以上毛著积代会的153人。”（见北京师院人事组1970年11月《北京师范学院1970年新生情况统计表》）
唯一不足的是文化水平太差，初中程度的新生有580人，高中程度仅有249人，让教师们一下子感到教学的吃力和无奈。但出于最高领袖强调“有实践经验”的招生要求，学校一再重申“对觉悟高的老工人、复员早的军人，文化程度不应要求过高，应放宽点，进校后可做些补习工作”。（见北京师院1970年4月19日《关于“试点班招生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报市委的报告原稿中，原有“理科最好是高中毕业生”一句话，但最后成稿时校领导还是悄悄地删掉了。
按照当时的要求，学校确立了这样的招生成分比例：“工人20%，农民65%（包括回乡知识青年、回乡复转军人、队派教师），复转军人10%，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在职教师5%。”录取的政治标准口径定为：“政治思想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忠于毛主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文化程度确定为高中毕业和相当于高中毕业，但也留下机动的余地：“文科也可招收初中毕业以上并有一定初中经验的工农兵。”招生条件中特别强调参加劳动三年的必要性，言辞中也有伸缩性：“参加集体劳动一般为三年以上，但从小生长在农村、未脱离劳动的也可以适当减少。”（见北京师院革委会1970年4月19日致市革委会《北京师范学院关于开办试点班的请示报告》）
从1970年始，高校的录取程序逐渐确立，官方冠之为“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方法”，与文革前十七年的高考方式完全“对着干”。也就是由基层生产单位的工人、贫下中农根据学员条件讨论推荐，经本单位领导同意，然后由学校进行政治复查、体格检查和文化程度的考核，再与推荐单位充分协商，最后确定人选。
入学方式是基层推荐与领导同意相结合，这是符合高层有关教育改革本意的。名目好听，看上去完善，但因没有公平的监督环境和考试手段，天生具备暗箱操作的因素，有时学习条件较差、身体状况不佳的“政治关系户”子女就会被“推荐”上学。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健康状况不符合入学条件的新生屡屡被发现，甚至有隐瞒怀孕的女生。
国务院科教组对此颇感无奈，也没有什么有效办法来加以杜绝，只能含含糊糊，敷衍了事。如果新生入学后经过体检复查，虽然不符合健康检查标准，但能够坚持学习的，还应留校学习。如健康状况不适宜在其原选专业学习，应尽可能在本校或本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内适当调整其所学专业。为了顾及基层单位的政治面子，考虑到“走后门”的官场人际关系，国务院科教组确定一条原则：不要把此类新生退回原选送单位。对患有疾病，不能坚持学习，但有可能治疗的，可保留其入学资格一年，回原选送单位治疗。一年后病愈持有医院诊断书及养病期间所在单位的证明，可返校学习。只有患有精神病、需要隔离治疗的传染病，采取弄虚作假的办法而入学的，应退回原选送单位。（见国务院科教组1974年11月18日《关于高等学校新生健康状况不符合入学条件的试行处理意见》）正因为不符合健康标准而推荐入学的情况愈来愈严重，比例有所增长，群众反映强烈，才致使国务院科教组1974年底不得不正式发文，委婉地予以制止，但对已发生的情形也是多加袒护，得过且过。文革期间多有类似的事例，貌似严格的政策规定一到基层执行层面，往往就会透过权力的“漏斗”而变形，就会招来民怨而顾及不上。
二、学制与师资
由于领导层的强力推动，作为文革年代的产物，在197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工农兵学员”这一特定的历史性群体，构成了教育领域那一时期变幻多端、稀奇古怪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百年教育史上留下最为滑稽、悲哀的一节。
工农兵学员的生活待遇和毕业分配问题，因为囿于政治观念，很快突显了那个年代僵化、教条的风格，工农出身的待遇差异性显现出来。1970年北京市革委会初步拟定：工人、在职教师带原工资学习，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而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原则上采取“社来社去”的办法，在学习期间每月供给补助金18元，如生活有困难者，可由学员所在的生产队酌情补贴工分。“社来社去”，让农村学员毕业后回到原公社，就是出于贯彻毛泽东“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而生硬执行的结果。
郊区庞大、窘迫的在乡知识青年急于跳农门，增知识，上大学的愿望更为迫切。而对城市生活安逸、收入稳定的青年工人而言，上大学的积极性反而弱化一些，普遍不愿意当“知识分子”，上了学校由“领导阶级”变成“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再则，愿对口上工科院校，不愿上师范学校，怕改行当声名不佳的教师。因此，那几年师范学校所招学生大部分为郊区农家子弟，青年工人寥寥可数。到了1973、1974年，工人的招收比例从20%悄悄地减低为10%。
1970年7月10日，首都工人解放军驻北京师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院革委会向市委请示，认为已初步积累了有关招生、政治建校、课程设置、教材改革、教学方法，以及建立三结合教师队伍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建立五七农场、五七工厂，同工厂、社队挂钩，解决部分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基地，目前已基本上具备了7月招生、9月1日开学的条件。
开学伊始，学校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办学的阶级路线，用尽了当年时兴的文件用语：“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旧教育制度，创办社会主义新师院的根本保证。工人阶级要在斗争中牢牢掌握领导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用毛泽东思想把师院占领下来，改造过来，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新师院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见北京师院教育革命组1970年9月25日《北京师范学院办学试行方案》）普通班暂设中文、外语、数学、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体卫生七个系，而且为体现毛泽东“缩短学制”的指示精神，普通班的学制由原来的四年暂改为两年，甚至有人提议缩短至一年半。各系都要开设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以毛泽东思想统帅的、紧密联系三大革命和中学教育革命实践的专业课；以战备为中心内容的军体课；以学工、学农为内容的生产劳动课。
在1970年7月招生之初，负责招生、教学的小组曾提出一个具体意见，就是第一届工农兵新生要上三门公共课，即政治课（包括两条路线斗争史、哲学）、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军体课。
当时各高校都热衷外聘工农兵教师，从各条战线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挑选兼职或专职教师，有意形成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以此“保证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直到1971年新学年开始，师院还在向市里请求：“希望市领导选调一批工农兵和中学优秀教师来我院任教。在专业调整后，我院设八个系，十三个专业，建议平均每个专业配备3-5名工农兵专职教师和中学优秀教师，共需配备40-55名。”（见北京师院党委、革委会1971年9月27日致市委、市革委会《关于专业调整、教学时间安排和充实教师队伍等问题的请示报告》）师院党委再三强调指出，这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新师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1971年上半年普通班外请了94名工农兵及中学教师来校讲课，其中只有两名工农兵是较长期的教师，合适的工农兵兼职教员一时难于招聘。（见北京师院1971年4月29日《关于逐步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意见（讨论稿）》）无奈之下，学校只能表示，今后主要是在开门办学中就地聘请，院办工厂、农场和后勤的老工人，也是工人兼职教师的主要来源。工农兵教师也不限于讲课，应多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例如审查教学计划、教材，指导学工学农等等。
到了1972年，按教学计划专门聘请来校讲课的工农兵教师只有13人，而且以临时来校讲课为主。后来，此议题渐渐冷却，不再勉为其难。
三、工宣队与军宣队管教育
1970年北京师院开始筹备复课事宜，搭建的人事框架还是以文革前的教职员工队伍为基础。教职员工总人数1545人，其中院校领导干部10人，中层干部101人，一般干部342人，工人333人。而留用的教学人员中，教授22人，讲师109人，助教515，教辅人员113。在这些人中，党员592人，团员130人，民主党派45人，非党团员798人。引人注目的是，经过文革运动的冲击，原校级领导干部9人，已使用3人，原中层干部59人，已使用16人。而奉命进校的军队代表约有50人，占据学校的各个重要位置，起着管理者、监督者的作用。（见北京师范学院人事组1970年3月30日《北京师范学院1970年干部情况手报表及教职员工基本情况统计表》）
从这个统计表可以看出，截止1970年初春，原来校系两级的领导干部只“解放”了不到三分之一，管事的主体是工、军宣队，他们照例把路线斗争的火烧得很旺，使工农兵学员一入校就感到斗争气氛扑面而来。
1971年春夏之季，党内上层斗争扑朔迷离，而基层单位却还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胶着之中。校党委直接发出斗争的指令：“做到大批判不停，揭发检举不停，内查外调不停，重点人学习班不停，抓重点人，抓罪行，抓重点事件，抓幕后策划人。”（见北京师院党委1971年7月24日《八月份工作安排》）紧跟的一个阶段却略显缓和，遵照毛泽东“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把认真看书学习、反骄破满、批修整风、教育革命和一打三反运动等一系列大小运动都放在“一个锅里煎熬”，先学习《毛主席语录》中的“纠正错误思想”、“批评和自我批评”两节，两篇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学唱两首革命歌曲《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然后号召群众“帮助领导”，发扬敢于批评的精神，把成绩摆够，把矛盾揭透，领导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见北京师院党委1971年7月24日《一九七一年年终总结计划》）一打三反运动的表现形态是血雨腥风，刚刚喘息，又让群众“帮领导揭透矛盾”，昨天你斗我，今天我斗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翻烙饼”的斗争形态。
1971年9月开始，市委规定各级干部读完三本马列的书：《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同时要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学习的目的主要是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正确认识掌握文权与巩固政权的关系。校党委要求全校师生“带着三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带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带着我院教育革命的问题和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看书学习”，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强党性，提倡斗争哲学，自觉起来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不良倾向进行斗争”。（见北京师院党委1971年9月《关于本学期的工作要点》）在这里，提到“掌握文权”与“巩固政权”的关系，表现高层对意识形态领域、知识界斗争的看重。
校党委规定各系每月要定期分析研究一次群众思想情况，党委每一季度要分析研究一次群众思想情况。在分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不良倾向”时，其中重点注意到院、系领导班子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骄傲自满和畏难情绪，有的干部还有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深远意义缺乏了解，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文革前“十七年”的两个“估计”（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原有的教师队伍中“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不大服气，妨碍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见北京师院党委1971年9月《关于本学期的工作要点》）
对否定“十七年教育”的“两个估计”不服气，是不少干部暗地里不断滋长的真实情绪，这就自然引申出一系列问题。校党委对异议者直接扣上“沿袭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帽子，提出必须集中精力搞好革命大批判，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
校党委决定，在本学期内文科可以批判“智育第一”，理科可以批判“理论至上”，军体系可以批判“技术第一”“锦标至上”，最后再共同批判“教师倒霉论”。上挂“十七年”“二十二年”，下触个人灵魂，达到不断提高教师路线觉悟的目的。（见北京师院党委1971年9月《关于本学期的工作要点》）同时要求各系各院要写出系、院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作为师生员工学习的活教材。这就又要翻出各系各院的斗争老账，弄不好又得陷入文革前期派系纠纷的泥潭，但校党委最怕人们恋旧、骄懒，不容忍大家对教育革命的成绩有一丝怀疑，为了打掉人们对批判“十七年”不服气的情绪，还得重新让干部、教师过过“斗争烟火气”，时不时敲打以示警醒，这种通过思想斗争来压制异议，以维持“形势大好”的假象，在那几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常用手段。
四、“开门办学”与校办工厂
1970年春夏，对师院现有教师661人进行清队审查，其中发现属敌我矛盾者9人，予以清除。驻学校工宣队军宣队宣布，经过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和在教育革命中边改造、边使用，除敌我矛盾和老弱病残者外，绝大多数教师可以继续任教。
工宣队军宣队还规定对原有教师采取“三三制”的办法进行改造和提高：“一部分放到工厂、农场劳动锻炼，一部分放在中学参加教育革命实践，一部分在校任教。这三部分教师定期轮换。”（见北京师范学院教育革命组1970年9月25日《北京师范学院办学试行方案》）后来也就形成了“两年教学一年劳动”的格局，教师每年轮换劳动锻炼的人数占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从1972年起，这个比例又逐年增多。
学校高调表态称，对原有教师的政治历史和现实表现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看到他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鼓励广大教师敢于革命，勇于实践。校党委还对全体教师提出更高的政治上的要求，让他们不能有松懈的一刻：“首先要认清抓好教学领域的革命大批判，使他们从封资修的学术体系束缚中解放出来。通过开门办学，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拜工农兵为师，以及学习和总结群众经验等办法，进行再学习。”（见北京师院1971年4月29日《关于逐步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教师队伍的意见（讨论稿）》）
为遵循毛泽东“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的指示，北京各高校逐渐演变成这样的形态：文科各系以厂校挂钩、社（农村人民公社）校挂钩为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定期到工厂、农村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向工农兵学习，同时完成教学任务。而理科各系的重要教学基地则以校办工厂、农场和生产性实验室为主。经过一年多的开门办学实践，北京师院初步确定北京毛纺厂、外文印刷厂、红星公社（科技站、化工厂）、顺义农机厂等八个单位为挂钩基地，“效果较好，对方欢迎我们去”。（见北京师院革委会1971年11月22日致市革委会文教组《关于厂校挂钩基地的报告》）学校又发现化工三厂较适合化学专业有机化学部分教学，汽车修理公司二分厂较适合机械课的机加工部分教学，这两家企业不能解决住宿问题，工厂领导希望由市领导下达任务后方能接纳，因此学校赶紧报告恳请市领导协助解决。
校办工厂“作为师生经常参加劳动锻炼和改造世界观的场所”，北京各高校一时筹办正酣。师院党委先后动员理科各系在校内创办简易工厂，数学系筹建机床附件厂（产品为736型平口钳），化学系建起电木粉厂（产品为酚醛树脂、电木粉），物理系着手建立半导体器件厂、电动机厂，党委给予的生产方针是“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希望原料、销路均要纳入国家计划。
校革委会明确规定，“理科系在制定有关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要征求校办厂工人的意见，并共同制定学工计划，校办厂工人要参加有关课程的教材审查和编写”。“文科系学生在两年内要安排一定时间到校办工厂进行学工劳动，除转变思想外，还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学习有关工业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校办工厂要负责编写文科学生的学工教材”。（见北京师院革委会1971年7月《进一步办好校办工厂的几点意见（讨论稿）》）最有代表性的一例是，在机械厂边劳动边教学的工业基础系三排师生，声称他们在几位工人和技术员的协助下，利用十几个单元时间进行“车床构造与切削原理”学习，很快地掌握了基础理论和操作技能，效果较好。
校革委会最初有这样的美好设想：机械厂可以办成学习数学、机械课的三结合教学基地，塑料厂成为学习化学、化工的教学基地，机电厂设置为学习数学和机电课的基地，而半导体器件厂主要作为学习无线电电子学的基地。但是，校办工厂的矛盾之处很快暴露出来：“思想认识不统一，工厂强调生产，系里强调教学，互相有意见，教学与生产割裂。”“有的同志为教学而教学，因为校办工厂暂时没有很好结合教学就对它没有感情，想另找出路。而工厂的一些同志听了一些怨言，就希望校办厂变成社会工厂。”已有人批评说，这些问题不解决，我院校办工厂可能变成一种摆设或点缀。（见北京师范学院校办工厂组、教育革命组1971年7月《关于进一步办好我院校办工厂的几点意见》）“摆设或点缀”倒是一语道破了这类“教育革命”成果的实质。
机械厂几位工人向上级提出一个新奇的“管控”想法，即保持工人和到厂劳动的学生的比例为1:1或1.5:1，最好是2:1，譬如机械厂每次可容纳200名学生劳动，那么工人至少要有200-300名，最好是400名。他们的理由是，保持这样的比例，有利于转变师生的思想，否则工厂受知识分子的影响大。这样反向思维的提案突显工人对师生的天生防范心理，双方有所隔阂，存在着“改造与被改造”的政治关系，暗地里有一种敌意存在。
一些工农兵学员则认为校办厂工人的阶级成分有问题，工人阶级的领导没占统治地位，有问题的人太多，真正有生产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工人师傅少，政治空气不浓，不利于转变学员的思想，已有的现状不能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他们提出要发挥大刀阔斧的劲头改造校办工厂，甚至要求参加校办工厂的管理。
一开始，校方还信心爆棚，要求产品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机电厂需主攻1.5千瓦电机、试制吊车电机，机械厂年产25毫米立钻100台、万能工具磨床30台，半导体器件厂年产3DK3电子管2万支。但很快困于现实条件，“实难完成教学、科研、生产任务了”。
校办工厂的某些产品也遭到非议，一些教师认为电木粉是三十年代的落后产品，也有的教师给平口钳定为“落后性、单一性、一般性”，均说这些产品和教学结合不多，这给校革委会、校教育革命组不小的压力。（见北京师范学院校办工厂组、教育革命组1971年7月《关于进一步办好我院校办工厂的几点意见》）有人出面辩护说：“校办工厂有阶级斗争，学员到工厂去主要是转变思想，不是非学知识不可，多少给一点知识就行。但这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想通了，就不会再说什么产品的落后性了。”
机电厂由于厂房窄小，每次只能容纳30-40名学员学工，学员在一台车床上实习，周围的车床就得停车，以防发生事故。该厂是利用1955年建筑公司工棚和生物园的花房因陋就简建立起来的，房子年久失修，漏雨现象严重，木料腐烂，地基严重下陷，经不起机器的震动，随时有倒塌的危险。而且漏雨严重时，机床带电，严重威胁工人和学员的生命安全，只能被迫停产。再者，要在车间进行教学，就要停止生产，靠工作量计算工资的工人又有了意见。（见1972年11月21日《北京师范学院革委会致市教育局信函》）校方向市里请求重建厂房2700平方米，调拨钢材8吨、砖12万块、水泥30吨。但市里苦于建筑材料短缺，迟迟未予答复，致使校办工厂身陷困境多年，长期以来产、供、销处于无人管、自己干的状态。
1974年底，校办工厂已经陷入勉强度日的境地，只有机电厂因纳入二轻局的计划而稍显得有几分自如，年产电机1.5瓩500台，万向平口钳150台，电火花D6125机床10台，电火花D6185机床2台，这些产品的生产可以缓解外界予以的压力；而半导体厂出产的老产品是两个频道的小九吋电视机，年产不到50台，新产品霍尔元件正在试制中，但稳定性不足，急需向上级部门讨要试制费，原生产的3PK3开关管则因归口主管部门变迁而陷于停顿；制药厂幸而有两项药品纳入市制药工业公司的计划中去，这两项药品和产量是速可眠30公斤、97%以上含量的鱼腥草素50公斤，但速可眠中的主要原料“第二戍醇”需从国外进口，长期得不到解决，曾向化工局请示能否批点外汇指标进口“第二戍醇”，迟迟未能得到解决。（见北京师院革委会1974年12月5日《北京师范学院校厂1975年生产计划》）这就意味着仅仅两三年后，曾经大力宣传的校办工厂已经难以为继，因自身条件的局限，原料、产品的渠道不畅，而且质量低下，渐渐融合不进国家工业建设的布局里去。
1970、1971年筹办招生时，学校多方讨论办学方案，校军宣队刘政委到附件厂和工人座谈时曾高调表示“工人是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没有校办工厂就不能开学”。但运行两三年后，校办工厂因前期基础不佳，发展的动力逐渐丧失，慢慢地成为摆脱不了的负担。
五、“以学为主”面临的困境
1970年秋季新生入学，校方按文革以来惯例，大力提倡以三大革命实践为主课，以工农兵为师，占用很多课堂教学时间，走出去开门办学。同时大刀阔斧，大力压缩原有的课程，譬如文革前中文系的课程约有二十几门，1970年一开学，被精减成五门，即毛泽东文艺思想、作品分析、写作实践、汉语、中学语言研究。（见北京师院1972年7月20日《中文系教学计划（讨论稿）》）“砍伐”的幅度过大，以致有些教师、学员认为课程门类过于简单，设置有失偏颇，有些部分该讲的但又没有讲，或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1971年初夏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突然提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但是，传达到了高校及各系，权衡之下，依旧靠着惯性维持以前的开门办学状态。
1971年8月至第二年寒假，学习周数约有25周，师院党委、革委会就发出文件抢先占去10周的政治类活动：“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1周、割稻劳动2周、四好总评2周、拉练（包括参加农村中学教育革命活动）4周、机动1周。”同时，在每周活动总量48个小时计算（每天8个小时：上午4小时，下午3小时，晚上1小时），专业学习只给28小时，天天读、政治课、党团组织生活占12小时（事先规定党团组织生活和政治课占每周的两个下午），军体课2小时，每周6个晚上6小时用于政治活动和晚自习。（见北京师院革委会1971年7月致市革委会文教组《关于下学期时间安排的意见（讨论稿）》）虽然文件中也确定专业学习时间占六成，但已经被一连串的政治活动冲击过度，课堂教学的氛围难于正常、持续地营造。
1972年初，校方一度也强调要处理好接受教育、教学、为三大革命实践服务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保证“以学为主”，防止课堂搬家或以干代学。（见北京师院革委会教育革命组1972年2月11日《一九七二年教育革命工作计划（讨论稿）》）但是，各系各专业在拟定教育革命方案时，校外活动时间总是层层加码，因为此时官方又借机宣传毛泽东1961年《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将大学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按文革时的舆论调子宣扬为带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学校、旧专业，有利于教师的世界观改造等等。依据这些精神，校革委会一再重申，走出去开门办学，就是“使师生在斗争中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培养工农感情，树立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的思想”。
必须注意的是，工农兵学员是带着改造学校的强势风头进校的，可以直接干预教学过程。校教育革命组在制定工作计划时，首先就是肯定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主导作用：“坚持有学员参加的三结合备课制度，应经常组织有领导、教师、学员参加的评教评学活动，其他教学活动，如考核、编审教材、制定教学计划等，也要吸收学员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见北京师院革委会教育革命组1972年2月11日《一九七二年教育革命工作计划（讨论稿）》）
这就意味着，来自第一线的学员们保持昂扬的高姿态，主动性强，从正面强力增大开门办学的幅度。
政史地系政教专业适时推出自己的教育革命方案，以确保“工农兵学员永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一学年，中共党史课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调查研究约七周；第二学年，政治经济学课到工厂、农村、商店进行有关经济问题方针政策的专题调查，约七周；第三学年哲学课到工厂、农村，学习和总结工农兵学哲学的经验，约八周。”（见北京师范学院1972年2月25日《政史地系政教专业教育革命方案（讨论稿）》）中文系曾安排开门办学24周，结果一估算，只占教学时数的21.7%左右，未达到学院规定的文科开门办学时间不低于教学总时数30%的要求，为此遭受学院教育革命组的批评，逼迫系总支重新开会研究。虽然系总支有人提出“若再增加开门办学时间，在校学习时间太少”的意见，但难违大势，只得再增加9周开门办学时间。（见北京师院中文系1972年7月《中文系1972年-1975年教育革命计划一点说明》）最后中文系甚至提出，下厂下乡带课门类不宜太多，以一、二门课为宜，如第一学年只结合学习《文选习作》一门课，第二学年再学习《马列主义文学原理》课。（见北京师院1972年7月20日《中文系教学计划（讨论稿）》）这种“积极性”的表态过于极端，甚至有点像一时“赌气话”，但也可以看出在下厂下乡办学的热潮中，专业课程的学习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只是一个配置物而已。
物理系在布置开门办学的大纲时，首先就表态说“向工人阶级学习优秀品质，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然后把每个步骤都交待得格外详细，犹如一个车间学徒工的学工手册。先进行机、钳工的学工劳动实习，学习钳工工具的基本操作，掌握有关机床的构造，概括了解机械加工工厂的生产过程和有关工艺；接着是进行静力学、质点力学及刚体力学部分的基础理论学习，同时进行相应部分的实验课和拖拉机的驾驶练习；再下一步是在校外学工基地进行水泵、拖拉机部分的学工劳动实习，重点掌握水泵、拖拉机的基本构造，了解它们的基本原理，学会初步维护和保养的技能。（见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1972年《力学、热学教学大纲》）从钳工工具到水泵、拖拉机，物理系学生的一二年级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些机械展开学习的课程，在应用知识低能量的圈子里来回转悠，专业提升的空间多年来都是非常窄小。
校革委会对革命文艺系美术专业学员的要求，就是“能正确地反映三大革命斗争”，会画工人师傅的肖像，会做出黑板报的设计，尤其能写一手美术字，这在基层单位是最受欢迎的宣传手艺。因此，美术专业学员要经常下到附近工厂，现场学习车间的黑板报，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师傅进行直观教学。校方称此为“布置革命化环境”，总课时高达21节，目的是“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并使学员基本掌握并能运用美术字、黑板报、墙报等设计的本领”。（见北京师范学院1971年7月《革命文艺美术课教学大纲》）在专业主课方面，要着力“培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基本能力”，具备“英雄人物造型”的功力，注意单线造型、明暗色彩、方格放大、水彩画练习等训练，需大量临摹样板戏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写生。美术专业特地把速写课放在工厂里进行，结合素描头像的教学，练习画人头的各个角度、仰俯等，表现出工人师傅的精神状态，锻炼构思、构图及塑造形象的能力。同时，学习美术字的基本规律，掌握黑体、美术字的基本写法，学习黑板报的设计和报头花边等美术装饰。（见北京师院1972年《革命文艺系美术专业二年级第四学期教学安排》）主课之外，掌握美术字的写法、报头花边的装饰竟成了美术专业的一时教学之重。
六、波峰间的低谷
在开门办学的问题上，几年里全校上下之间争论贯穿始终。一些激进者认为没有突破旧的框框，步子不大，入学后就应该把学生拉到农村、工厂、中学，以战斗任务组织教学。但也有不少人感叹“学员三年学得太少了”，提出这样的疑问，“学员三分之一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加上学军、战备、下中学半年、政治运动、政治学习、下厂下乡，三年学什么呢？”有的人还委婉提出改进的愿望：“开门办学占三年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劳动、中学实践等占相当大的比重，教学时间偏少，是否还可通过实践再总结决定。”有的工农兵学员也抱怨：“我们二年级，入学二年，各种活动占了9个半月，好些基础课没学。”（见北京师院教育革命组1975年3月《讨论学院规划意见归纳》）
“不要把时间都安排搞政治活动”的呼吁时断时续，但都难于改变大局。1975年初夏，学校在讨论今后十年规划时，再三强调“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大干快上，为把我院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为此规定“开门办学不少于二分之一”，劳动（包括结合教学的劳动、战备劳动等）40周和学军6周占总学数的三分之一，甚至要求一年级新生必须实行一年半工半读，工读的时间比例为3:7或4:8。（见北京师院教育革命组1975年8月26日《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度教育革命工作计划》）“以社会为主，结合战斗任务进行教学”已成为高校不可动摇的主调，“阶级斗争主课”到了愈演愈烈、不断出狠招怪招的地步。
也得注意到这样一种政治潮汐的现象：就是在1972年初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时，突然又涌动一股与往常不一样的潮流，就是借“彻底肃清林陈反党集团在教育战线的流毒”之名，批判“林贼把政治和业务绝对对立起来”，宣扬“空头政治”，搞“政治花架子”。国务院科教组明文提出，林贼形左实右，“严重干扰和破坏教学领域的斗批改，破坏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阻碍了在教育战线贯彻执行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见国务院科教组1972年1月《科教组一九七二年工作计划和第一季度工作要点》）国务院科教组这一番话确定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教育战线“打击一大片”的危害性质，认为林彪的作法实质上是在歪曲、破坏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这里，局势悄悄地拐了一个小弯，引伸到久未提及、敏感度高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市委科教组根据上级的旨意，正式向各单位下文，明确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之所以这样恶劣，就是要歪曲、破坏毛主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方针，“来达到取消科学、取消理论、取消教育，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目的，来达到其保持封资修阵地，阻碍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发展的目的”。（见市委科教组1972年3月《关于加强党委对教育革命领导的若干问题的意见》）此文件中列举了林彪集团所谓要对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言论，譬如“狠狠地斗一下”，“要罢官，要大大地罢”，“不要教师”，“把教师压成豆腐干”等等，这些指向教师队伍的过于极端的用语一经公布，自然引起不小的波澜，这些言语事无出处，也不知在什么处境下所说的，就含糊地“挂靠”在林彪身上，也把这些年对教师队伍无情整治的不满情绪引导于林彪、陈伯达集团。
在这样揭发批判林彪反动言论的基础上，官方委婉地承认“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固然有“部分教师还没有彻底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路线觉悟不够高”的因素，但也认为，“从领导方面讲，对原有教师队伍的认识还存在某种片面性，处理问题有时显得比较简单生硬，在使用和管理方法上也有不够恰当之处”。这种自我批评的认错态度是那些年所少见的，自认为在刀光剑影之中对教师队伍有失误、粗暴之处，还引用了毛泽东几段不为人们熟悉的内部讲话稿，譬如“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因此，市委科教组提出要贯彻毛主席的教导，认为教师队伍的问题大量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帮助他们纠正错误的同时，“不能自觉不自觉地把教师推到对立面去，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见市委科教组1972年3月《关于加强党委对教育革命领导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不能把教师推到对立面去。这种稍显温和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获得各高校上下积极的响应，各校表示了口径大致相同的意见：从政治上和业务上关心教师的提高，采取积极的措施，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教师有接受“再教育”和进行“再学习”的机会。市委科教组汇总大家讨论的意见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学时的安排以保持适宜的比例为好，一年五十二周中，教学时间不少于三十八周，其中业务教学，包括与专业有关的实践活动时间不少于百分之七十。而其他十四周用于拉练、学农及其他政治活动。一些老师还强调，为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不得随意停课。
然而这只能是两个波峰涌动之间的低谷。在不能停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环境中，随着严苛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运作，“阶级敌人”的不断扩大与新增，根本容不得人们有一个温和休整的长时段，教师们所期望的教学正常、课程合理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所渴盼的教学尊严和知识分子的自尊依旧得不到体现，照样被凌厉的政治运动冲击得七零八碎，应有的、安定的高校秩序始终无法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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