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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3年1月30日第216期
本期目录
〖群众组织专辑〗
史林一叶
叶长青 陈益南 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概况
王 芳 武汉文革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成立及领导成员变更
附 “钢工总”部分领导人小传
叶曙明 广州文革早期的群众组织
雪 韵 广西文革主要群众组织及代表人物简介
书海泛舟
袁庭栋 我所知道的四川大学“八二六”及“八二六”派
（《小草春秋》选读）
编读往来
边犊：2022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一件事
宗庶：2022年涉及文革内容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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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概况
叶长青 陈益南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文革中的湖南群众组织概况》第二部分（第一部分为《群众组织产生的背景》）。《文革中的湖南群众组织概况》最早于2003年发表于网络，是最早从民间角度对一个地区的群众组织做出较详细介绍的文章，对民间文革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与影响。
文革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也就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一般来说，在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那么，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中，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
本文所述的湖南群众组织活动，以省会长沙市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
长沙的文革中某一时期，群众组织之多，确可以用“多如牛毛”这个词来描述，十来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称为什么“司令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敢自吹为“××兵团”。
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慢慢就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
这些群众组织，按其派别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个大派别。它们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自1966年8月产生后，到1967年元月垮台瓦解止，大约存在了四个多月时间。这一派的势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始终没消失，并以各种形式仍顽强地出现过。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的保守派组织，是以“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形成的。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又成立了其“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势力强大，开始时达十多万人，成员几乎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们。
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被造反派简称为“长保军”，之中自然有贬意。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员对此却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称此名，因为他们的心中，就是以“保”为荣。
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为主体外，第一轮保守派中有名且实力不小的组织，主要还有“八一兵团”与“红色怒火”。
⒈“长保军”——“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
它于1966年8月17日正式成立，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早在8月13日，就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女（以中学生为主）。
此后不久，到9月14日，“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以工人为主）。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
以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大学生、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大学生）为总指挥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以大学生为主），则于9月28日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都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
文革初期，即1966年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邓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职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党团积极分子所为。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
现在很多回忆、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制，在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据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站岗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各校“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的名称，学校一级不是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导致“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的因素有三：
（1）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发展得很快，在人数与气势上，逐渐压倒了保守派。
1966年12月29日至31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实力大搏斗，因为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结果，三天的争斗，以“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组织打败而逃出收场。其组织气势顿挫，军心刹时涣散，甚至，其成员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开亮出“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攻击。
（2）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二期的“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此文一出，彻底埋葬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湖南最初也最大的保守组织，使其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从此，没有人再敢打“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旗号了。
（3）1967年元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怒斥并宣布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马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在实力与舆论上都已完全处于败局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只好全部停止活动。
李正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
对于“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四个多月便完结了的现实，李正当然是不服气的。可他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员，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正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随后被其父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一名战士做起，直至在1979年2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校总指挥部的两位负责人刘爱华、唐德元，在“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后，也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二十多年后，二人分别成为了湖南省的厅级领导干部，当年领导大学红卫兵的才干，又获得了新的施展机会。
⒉“八一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
于1966年11月14日成立，系省委、省军区支持的组织，由已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员张本科、省市委负责人徐启文、丁维克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则直接负责“八一兵团”。该组织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曾一度成为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
但后因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担心出现第二武装，即下文命令这类组织，不论是造反观点还是保守观点，一律解散。加之，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很强，又针锋相对建立了同样是由荣复转退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与其相斗，因此，“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
⒊“红色怒火”
它于1966年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像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
其组织负责人曾有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等。它以原“长保军”和“八一兵团”的骨干为基础，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下设了“红色怒火工人总部”“红色怒火贫下中农总部”和“红色怒火红卫兵总部”。但它的成员并没有多少，仅仅几百人而已。它的所谓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红卫兵总部等，基本只是虚张声势的几块空头招牌。
“红色怒火”在长沙的第一轮保守组织中，还根本没有一点名声。它是在长沙市的第二轮派性大战中才一跃而上的。因为，第二轮派战中，武斗已成为文革运动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不讳言武斗的“红色怒火”，便由此得以大出其名，成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铁杆死对头。
后因该组织有人枪杀了人，其主要负责人曾有根亦被拘押数年，并于1979年初病死于市公安局看守所。但，已是文革后的大治之年，居然在长沙市中心广场与市公安局大院内，其成员能为曾有根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一连数日，全市很多单位的党政工团组织，都纷纷送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而对这一切，当局也居然没有人来阻止与处罚。
可见这个准暴力保守组织，的确是得到省委和省军区的同情与支持的。
（二）“新保守派”
所谓“新保守派”，这只是部分造反派的说法，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组织，自己是绝不认这个账的。他们称自己是“老造反派”。
的确，第二轮派性大战中的“新保守派”，之中确有相当多的组织与成员，是第一轮派战中的老造反派。但由于这些组织在第二轮派战中，第一，大都得到出来支左的地方军区的支持；第二，原来的旧保守派成员，在改头换面重建组织而出山后，都对“新保守派”组织表示了支持。因而，这批“老造反派”，便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保守派”的印记。
湖南长沙的“新保守派”，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首、为代表，以“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旗帜。
⒋“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
“高司”是在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成立两个月后，于1966年10月15日成立的。
最初，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被聘为“高司”顾问，但不久即被“高司”宣布开除。
成立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到会祝贺，并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
“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都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整个“高司”组织，都是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其中包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八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下属组织。
“高司”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他们在1966年的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的“八一九”事件中，成为受到省市委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之火。《人民日报》于1966年8月23日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对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声援。又是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大学生组织起来，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也是他们积极帮助湖南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工人、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这些工人、干部得以平反；同样，也还是他们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的造反组织。
但是，不幸或有幸，自进入大夺权的1967年1月后，“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问题的实质是：究竟由老资格的造反组织“高司”领导人为湖南省夺权后的中心，还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为“核心”。
矛盾终于导致了分道扬镳的大分裂大内讧。
1月15日，以赞同或反对召开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夺权的“一·一五大会”为分水岭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新一轮派性大战。
在新一轮派战中，有些“高司”成员退了出来，加入到反“高司”的行列，如“高校风雷”“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矿冶井冈山兵团”“矿冶井冈山公社”等，均是它原成员中杀出来的学生所组成。但在湖南高校中，“高司”却始终是多数派，即便后来被打败了，他们的势力却仍能对各高校发挥影响。这之中，固然有其得到省委部分领导与省军区的支持有关，但其以詹先礼为首的负责人的领导才能，确也有着重要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首都红卫兵二司、湖北的“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重庆的“八一五”、成都的“红成”、浙江的“红暴”、哈军工的“红造团”、西安交大“文革筹”等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与“高司”有着联系。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驻长沙联络站，是反对“高司”而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但首都三司下属有些组织，却又公开支持“高司”。
毕竟“高司”是一个老造反派组织，所以后来支持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也显得很复杂，并非像第一轮派战中那样“造反”与“保守”阵线分明。
在1967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八·十”决定下达后，本已拥有数十万工人群众的“工联”与“湘江风雷”等造反派强大势力，因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气势更是再上了一层楼。同时，“新保守派”阵营则顷刻瓦解。
拥有二万多名大学生红卫兵的“高司”，在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自然已属孤掌难鸣，在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后，便自行解散了。
在这轮派战中，“高司”其实本还有过能保不败的机会。当时，新崛起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联”造反派头头，还是认为“高司”与“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属性质不同的组织，也认“高司”是老造反派。因而，曾向“高司”方面传话联络，抛来橄榄枝，要求“高司”放弃对“湘江风雷”之外的造反派组织的攻击，而一道携手，再创联合，共同夺权。
但是，可能是大学生因年轻而特有的傲气，只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不能够全面审视问题、权衡利弊，没有任何“中庸”之道的理念，而追求全面彻底的胜利；加之他们又得到省军区方面的支持，所以拒绝了“工联”方面提出的合作方案。从而使“工联”只好成为它那“你死我活”的强硬对手。
⒌“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
1967年2月8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
这些组织除“高司”和“钢长造”“公检法”以外，均人数很少，影响很小，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有些组织如“毛主席的真理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则均系原“长保军”下级组织的变种。“省红联”的任务就是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打击、排斥其他造反组织，筹备和实行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省红联”于1967年3月29日，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省军区有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7人，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有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工人代表有刘秀英、刘正良、唐兴国3人，农民代表有毛泽容、罗迭开、欧国轩3人，红卫兵学生代表有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3人，另还有民兵、政法、新闻、省委机关干部代表等5人。
但是，省军区指导支持下的“省红联”，却遭到了大部分老造反组织、特别是各大工厂的造反派的一致反对，经过大半年特别是1967年6、7、8三个月殊死的斗争，终于在同年7月27日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后，“省红联”被迫解散。
不过，在“新保守派”的“省红联”阵营中，除了有“高司”这样一个的的确确的老造反派组织外，也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强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员：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革造联）。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不到50公里。湘潭市“革造联”是在第一轮派战中，由大学生红卫兵们即后来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湘潭“革造联”的主要负责人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然而，在文革初的1966年9月时，兰云飞被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10月下达的紧急通知精神（即不允许在文革运动中将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的中央文件），卖力为兰云飞平了反。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便在湖南的第一轮与第二轮的派战中，都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因而，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便也成为了“新保守派”的“省红联”一个支柱。
所以，对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性质区分，确是件很复杂的事，不仅不能只按其所宣扬的表面口号来识别，而且也不能不按其在不同运动阶段的作为来划分。
（三）“湘派”
( p" Q- F- A+ t+ N/ Y
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有两个集团代表。
前期是以“湘江风雷”集团为主，后期则是以“工联”集团为主。
以后“湘江风雷”与“工联”之所以又成了派别的简称，是因为在第三轮派战中，“湘江风雷”与“工联”又各自代表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被称为“湘派”与“工派”，虽然，他们全都是造反派工人组织。
⒍“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湘江风雷”，1966年10月14日由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等人发起，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和李党育的直接帮助下，在北京成立。其领导成员为：
政治部主任叶卫东（团员、教师）
组织部长李敬林（党员、原航运政治指导员）
宣传部长李仲昆（干部）
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党员、工人）
后勤部长赵南西（工人）
办公室主任柳梅青（党员、工人）
接待室主任黄长春（团员、工人）等。
时年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师叶卫东，能言善辩，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首脑。
该组织建制为四级机构：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
“战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山鹰”与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
“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如叶卫东、罗新发（省航运局副局长）、李铁凡、李敬林，长沙纺织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都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的“九二四”抓右派动员报告后，被打成的“大黑鬼”或“现行反革命”。
“湘江风雷”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分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该组织庞大，高峰时成员竟达百万之众，且人员构成复杂，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其左翼，则与以后成立的激进组织“省无联”一脉相承。
“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河南的“二七”公社、湖北的“钢工总”、广东的“旗派”、重庆的“反到底”、江西的“大联筹”、广西的“四二二”等造反组织，均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是该组织初期的指挥和参谋，甚至“首都三司”的洪飚（郭翠琴）还参加了“湘江风雷”。
1966年10月“湘江风雷”成立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曾被聘为该组织的顾问。
1967年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该组织曾一度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当时，是原保守派人员带路，省军区战士荷枪实弹动手抓捕。抓人之多，使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甚至省军区礼堂、长沙的几家已无电影可放的电影院，也被用来作临时拘留所。
后来，到1967年5月30日，其总部正式恢复，组织也公开活动。中央撤消“二·四”批示后，8月4日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再后，其组织左翼，组成“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加入激进的“省无联”，致总部负责人中的张家政、李仲昆、陈本望等再次被抓，并被判刑。
“湘江风雷”组织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其于1966年10月在京成立起，至1967年2月4日夜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指示而摧垮时止，约三个半月。
在这期间，该组织人数发展极快，竟达到百万之多；其影响，在湖南全省也是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都要与“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商谈处理全省运动的事。
第二阶段，则是自1967年8月10日，中央发文为“湘江风雷”组织平反、称其为“革命群众组织”后。至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止。
在这期间，“湘江风雷”内部分裂成为两派：以总部主要负责人叶卫东为首的主流稳健派，站到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方；而以总部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为首的少数激进派，则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参加到反对省革筹小组的“省无联”一方。
结果，后来叶卫东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张家政则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抓捕、并判刑20年。
在“湘江风雷”问题上，1967年2月4日中央文革曾就湖南省军区的一份报告发出过批示（时称“二·四”批示）。在这个批示中，中央文革指示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从而引发了省军区在文革运动当中大规模抓捕造反派群众组织成员的事件。
当时的中央文革，为何竟然下令镇压自己天天在喊着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为何下达这样一个显然与毛泽东进行的文革战略相违的“二·四”批示？对此，不仅当时的造反派们深感迷惑，就是在今天，也仍难使人明白。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文件中批示的一段话里，责备了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似乎是批评中央文革没有对事情调查清楚，就胡乱行事的意思。
“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其实是一个性格比较谨慎的人，如果不是他所在学校党总支与工作组将他打成为一个什么“右派”，他本来是可以做好一个教师的。文革造反的风浪，将他推到了一个他不能胜任的高位，结果，虽然使他进入了湖南省的历史，但他本人却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人帮”垮台后，他第二度入狱，并被判刑。刑满后，他继续了一段教书生涯，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晚年。
⒎“井冈山红卫兵”——“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井冈山红卫兵”于1966年10月28日成立，其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女，中共预备党员、一中学生）、李筑银（女、一中学生）、谢东子（12中学生）。
时年仅十九岁的谢若冰，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她笔记本上签上“毛泽东”名字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两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两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高潮的序幕。
谢若冰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预备党员的谢若冰，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反正，1966年的8月，谢若冰是被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对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她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熏陶。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湖南省便有着很大的影响。
⒏“青年近卫军”——“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出名，与保守派的“红色怒火”类似，因为它也是一个准暴力组织。只是它属于造反派阵营，倾向于“湘派”，并且在发生两派武斗事件之前，就已颇有势力，人员远比“红色怒火”多。
“青年近卫军”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以后不再出山。中、后期的主要负责人，便改为谭海清（人称海司令）。其总部其他负责人为易国其、熊玉林、王赐璋、王文辉、罗春辉、朱国良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工和中学生。
在文革“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阶段，该组织几千人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而且大部分成员都身着只没有红星领章的正规军装（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赠送），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斗组织，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
1968年1月24日，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批判湖南“省无联”时，说话历来随意性很大的江青，突然在其他领导人说活时，插进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
本来，这个组织的名称确是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青年英雄团体“青年近卫军”而搬来的，但这只是一种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与“苏联修正主义”无关。可是，江青的话语中，却明显地是厌恶任何来自苏联的事物，而不管它曾是英雄还是恶棍，更不管它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青年造反组织。
江青这句话传出之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宣布解散，在其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其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⒐“孙大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圣挺进军”
它是由省水电系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所组成，于1967年2月14日成立，即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的第10天。负责人邹定国、叶财宝。其组织不大，但它成立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二月镇反”的阴风惨惨中诞生的，它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对“二月镇反”的不满和反抗。
邹定国是一个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水电勘察队员，后来，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当然，“四人帮”垮台后，他没能逃脱被撤职清查整肃的厄运。
⒑“长沙工人”——“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
“长沙工人”于1967年4月1日成立。它由区属工交系统的“红岩”兵团、二轻系统的“飞虎”兵团、粮食系统的“红总站”、外贸系统的“革联”及“狂飙”战团等造反派小组织联合组成。其主要负责人：周喜庆（铁路工人、党员）、李建军（工人、党员）、张楚梗（工人）、吴超人（工人）、范令龙（工人）、熊长庚（工人）、杨炳文（教师）。
后张楚梗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做过省革筹小组的成员、省革委委员。
该组织属于“湘派”的正统派，实力不大，因为，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后来不是属于“湘江风雷”，就是投奔“工联”等组织了。但是，由于该组织在“湘江风雷”被镇压期间，敢于出头与新旧保守派组织作斗争，并敢于抵制省军区的压力，因而，虽然组织不大，但前期影响却有过一段很风光的时候。所以，后来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也都留有他们几个席位。
（四）“工派”
所谓“工派”，即“工联派”。
前面已说明，“工联”是湖南文革运动的后期主要造反派组织。由于在第三轮派战中，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激进极左的“省无联”，而“湘派”中许多组织又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因此，在反“省无联”的过程中，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便又单独形成了“工派”阵营。
“工派”阵营的核心，就是“工联”。
⒒“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
“工联”的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年4月15日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工联”这种以各工厂造反派组织为单位组成的社会团体，吸取了“湘江风雷”组织机构完全社会化、因而人员构成复杂，遭省军区认为“组织不纯”的教训，而自发构建的新型群众组织。这种组织形式的改进，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单位、本系统为主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因而，后来中央在对待“工联”与“湘江风雷”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时，便明显偏向于重视“工联”。在中央的“八·十”决定中，“工联”被称为“革命左派组织”，而对“湘江风雷”，则只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湖南与长沙市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第一号强大造反组织。
“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
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
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
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工联”总部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后勤部。各大厂矿的主要头头都是“工联总部”的常委或委员。
在1967年夏季的“全面内战”中，“工联”还组建了一个专业武装团体——“工联直属兵团”，周国强（市总工会干部、中共党员）为该“兵团”政委，团长则由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朱香桂担任。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从1967年长沙汽车电器厂“五·九”夺权开始，“工联”各下属组织便曾一度掌握着本单位的权力，直到1968年2月28日，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工联”是文革中带有一定正统观念的造反派组织，它组织严密、内部单纯、注意斗争策略、紧跟中央部署，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后来其主要头头几乎都进入了省市及本单位的各级革委会领导机构。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株洲，岳阳、常德等地的“工联”，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在省革筹小组成立后，长沙“工联”发起，联合省内各地区“工联”组织与其他工人造反组织，又组建了“省工联”。不过，随着局势的稳定，按中央指示，跨地区的群众组织一律撤消，其成员都回本地区本单位，故“省工联”成立不久，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就解散而并入了取代原总工会的“省工代会”机构了。
“工联”一号头头胡勇，时年31岁，复员军人，文革前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电器维修工人，后于1968年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比胡勇大两岁，原是国营曙光电子管厂的工人，但文革前，他便已是中共党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唐忠富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尚居胡勇之下。但“九大”中，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共“十大”连任中央委员，并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所以后来他便成了湖南造反派名义上的第一号头头。“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被拘押受审，并被判刑。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因身体不好，于1997年病故。
⒓“市农联”——“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于1967年5月26日成立，负责人为刘友贵（韶山路人民公社社员）、甘德桂（市郊综合农场社员）、周福贵（长沙县坪塘人民公社社员），它是贫下中农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时间不长，活动不多，影响不大，但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农民代表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领导机构。
⒔“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大专院校”是人们对这个组织的简称（这样的简称会令外人莫名其妙），1967年6月25日成立，负责人朱顺祥，湖南大学学生。在湖南各大学出现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司”之际，独立不羁的朱顺祥就创立了这个人数很少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它的成员还有一些就是原“高司”中反戈一击出来的。当时造反派方面与“高司”斗争时，其阵营中，尚没有正统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朱司令便率领他的小组织填补了这个空白。
由此，朱顺祥后来进入了省革筹小组，后又担任了省革委委员。
总体上讲，该组织能量不大，影响亦很小。
⒕“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1966年8月29日成立，系长沙最早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相对立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由胡宜民、陈振国、张春利、范钧兰、陈国斌（均为市十二中学生）等5人为领导核心。
1966年8月，胡宜民等人最早在长沙市委大门墙上，贴出了震动全市的《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三相信”即“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运动初期，因“血统论”的影响，“造反有理军”尚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后才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参加。
中央文革“二·四”批示后，“造反有理军”开始是支持“高司”而反对“湘江风雷”的。但不久内部发生分裂，1967年4月28日，胡宜民带领大部分成员出走，另组成“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成为正统的“工联”派。
胡宜民后来也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成为省革委委员。
而少部分支持“高司”的“造反有理军”成员，便在其组织名称前面加了一个“钢”字，即“钢长沙造反有理军”（简称“钢长造”），表示做钢杆“高司”派。自然，“钢长造”后来随着“高司”的垮台也烟消云散了。
（五）“极左派”或激进派
湖南文革中被称为“极左派”的组织，其“极左”并非后来人们对“极左”性质定义的概念。这些“极左派”组织是属于当时造反派队伍之左翼，有一种“不停顿地造反”“要对所有其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与制度造反”之激进味。因而，现在也许应该视其为“激进派”更确切些。
湖南的“极左派”或激进派，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实并不多，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宣传舆论或意识形态上。
当极左派组织及其领导人大肆鼓吹他们的新“不断革命”论之际，整个社会都已人心思治，有些厌倦动乱了。而在现实中，自省革筹小组这一权力机构建立，各群众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基本已从社会性形态，先后转变为回归本单位本系统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这四大新的半官方组织了。因此，极左派们的主张，不能得到大多数造反派成员的认可与支持。
更重要的是，由于“极左派”鼓吹的观点，不仅与中央对文革运动的部署相违，而且，他们不少激进的社会革命观点，更被中央视为异端邪说。同时，也不为当时大多数造反派们接受。
所以，以“省无联”为组织实践的“极左派”，正式独立活动的时间仅三个月左右。在1968年1月24日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省无联”就被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宣布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随后，湖南所有的极左派组织，均被“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领导的稳健造反派们摧垮了。
可以说，这段时期“极左派”留给历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召开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零乱、自由、大多只有慷慨言论却再无实际行动的会议，也不是他们的各种攻击省革筹小组与稳健造反派们的大字报与标语，而是他们中有些大、中学生写下的不全是派别政治、而确有着一定社会思考意义的大字报文章。例如，《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等。
自然，这些在文革中憧憬“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渴望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社会制度的年轻学生们，为他们的这些思想与言论，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最终被以10年、15年等长长的刑期，葬送了他们的青春。
⒖“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它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于1967年10月7日（“公告”成立日期是10月11日）成立。该组织成员，都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当时也确被人们称之为“极左派”。早在8月至9月，“湘派”中许多组织及“极左派”组织，就签署了对时局看法的“八三〇声明”和“九三〇声明”。不久“湘派”中的稳健派分离出去，后来，就以上述组织，联合组成“省无联”。
但是，所谓“省无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或年轻学生们发表激进观点的一个讲坛，并非一个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与行动方式的机构，它的成员人数也不多，且又常常是各自为政。从组织实力上讲，它是远远不能与“工联”相比的。
1968年1月24日后，“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⒗“湖南红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旗军”
于1966年12月6日在省第二招待所成立，发起人为贺孟宣、陈忠华、聂其权、彭文彬、黄厚泉、杨福臣、彭寿南。它与保守组织“八一兵团”针锋相对，也以退役军人为主体，组织纯洁、成员素质高、造反精神强。它被“首都红卫兵三司”看好，曾一度成为湖南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1967年1月20日中央军委来了个批示，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1967年7月以后，通过“变通”（即大量吸收其他非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的社会人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后期负责人为毕健，他因加入了“省无联”，在1969年即被判刑10年。%
⒘“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
于1967年3月19日在长沙文华剧院成立，负责人为黄杏英（女，市一中学生，党员）、汤建平（市三中学生）、刘建成（市八中学生）、李昆明（女，市九中学生）等。
长沙市各中学、中专、技校均有它的二级组织机构，如市一中钢“三一九”（包括“夺军权”“齐卫东”“新共工”“小老虎”等战斗队）兵团、市二中“旭日东升”兵团、市三中“农奴戟”、市四中“红旗”、市五中“造反到底”、市六中“反到底”、市七中“五一六”兵团、市八中“横空出世”、市九中“重上井冈山”、市十中“战犹酣”、市十一中“风雷师”、湘江中学“井冈山人”等组织。
“红中会”为长沙市中学生的红卫兵激进派，当时，他们与全国的红卫兵激进派组织有一些联系。文革中著名的激进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即出自于“红中会”下属的“市一中‘夺军权’战斗队”红卫兵杨曦光之手（杨后名杨小凯，定居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
⒙“东方红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东方红总部”是比“湘江风雷”成立还早、并且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它于1966年9月7日就在北京成立了，回长沙后10月30日在东风广场又召开了规模达数万人的成立大会。
主要负责人：刘定安（曲艺演员，时年19岁）、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自明（工人）。
“东方红总部”虽系长沙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之一，造反初期，组织也曾极其庞大，高峰期发展达百万之众，几乎长沙市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的下属组织。但是，年轻的刘定安等人，显然缺乏组织经验与领导才能，自“湘江风雷”被镇压后，该组织便随同垮下来，其成员逐步转入其他造反组织。到它作为“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时，“东方红总部”已只剩极少数区街工厂的下属组织了。
⒚“高校风雷”——“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
于1967年4月上旬成立。主要负责人周国辉（湖南大学学生）、刘荣华（中南矿冶学院学生）、金胜利（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红斗（湖南医学院学生）等。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它一成立就公开声明以替“湘江风雷”翻案为己任，故在长沙市造反派群众中名声很大也很好。其成员思想激进，主张推翻特权阶层、改革社会，并试图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理论根据。后成为“省无联”的发起组织与思想库，最终遭到中央文革的镇压。
（六）“炮打三红派”或“湘瓷派”
所谓“炮打三红”这顶政治帽子完全是属于“莫须有”的产物。
因为在文革高潮之际，有什么人能有胆子、或者会愚蠢到去公开反对“三红”（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而湖南的“炮打三红”罪名，竟是在造反派组织以执行所谓反“三右一风”（“三右”指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一风”指“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妖风”）的中央指示精神为口号发动的新一轮派战中出现的。派战的发动方以反“三右一风”为旗帜，应对方则以“炮打三红”的政治炸弹甩了过来。最终，由于应对方（以原“工联”大部分组织为主）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又有“新生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为盾牌，再加上人心已普遍厌乱的形势，所以，只经过短短两个月左右的较量，最终以发动方的失败告终。
在这轮新派战中，虽然发动方也有很多原“工联”组织的工人集团（湖南建湘瓷厂、省新华印刷厂、原市总工会机关等），但其意识中心与核心组织，却是原省委、市委机关的主流造反组织“永向东”战团。
这些发动者，当时又被称为“湘瓷”派，那是因为湖南建湘瓷厂的“工联”组织负责人刘炎生（该厂中层干部、中共党员、劳动模范），是这个新集团的主要的领导人。
之所以后来又被称之为“炮打三红派”，那则是获胜的一方给其定的政治罪名。
⒛“永向东”——“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省委机关“永向东”于1967年4月25日成立，其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
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副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
湖南省最早、最著名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后台与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副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原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也如法炮制“永向东”组织，各县区机关也照此葫芦画瓢，都成立了“永向东”组织。
它们上下保持联系，成为一个系统，故被其反对者称为“永向东政府”。省、市、县各级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其实际掌握着政权的各部门机关，因而有着很大的实权。终于，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介入地方的军方和工人造反派闹翻。
最终，在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后，1968年7月底，“永向东”被省革委会、军队方面与原“工联”组织人员构成的“工代会”联合摧垮。
以上20个组织，是湖南长沙文革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活动较多的群众组织。另外湖南各地有些较著名的组织，在此亦列举出来，因篇幅有限，恕不详细介绍：
“湘派”红铁军负责人：付辰才
“工派”邵阳工联负责人：胡求生
“工派”湘潭红造联负责人：沈桂华、金世钧
“湘派”衡阳湘江风雷负责人：郑开诚
“无联派”株洲湘江风雷负责人：张传信
“无联派”邵阳无联负责人：梁固中、陈果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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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武汉文革群众组织“钢工总”的成立
及领导成员变更
王 芳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十多年前的硕士论文《记忆中的底层文革——关于文革时期武汉“钢工总”的口述历史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08年4月）。这次发表前略有修订。
作者简介详见本刊第96期（2017年8月30日）上发表的《近十年来中文世界文革史研究概述》。
文革时期，武汉群众组织中，较著名的有“三钢”“三新”及“百万雄师”。所谓“三钢”，即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或“工人总部”，后称“钢工总” ）、毛泽东思想“九一三”兵团（简称“九一三”，后称“钢九一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二司”，后称“钢二司”）；所谓“三新” ，即“新华工” “新华农” “新湖大” ；而“百万雄师”则是由武汉地区革命职工联合总会演变而来的，与“三钢”等组织对立。其中，“钢工总”是工人造反派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大群众组织。
“钢工总”的成立
“钢工总”这一工人组织从萌芽、发起、筹备到最后正式成立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下面，笔者将对这一过程作简要梳理。
“钢工总”的诞生与学生的活动及学校这一场域颇有关联。1966年8、9月份，从北京来的以赵桂林等人为首的南下学生在武汉活动，带来了中央有关文革的精神（如中央首长讲话），提出“怀疑一切”的观点。他们表示应炮轰湖北省委。南下学生的观点颇有“思想启蒙”之效。作为接待中心之一的湖北大学因地处市区中心成为串联学生的大本营。 一些因受到打压而心怀不满的工人经常偷偷跑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了解北京及各地有关文革的动态，并开始与南下学生和本地少数派学生接触。
“工总”发起人之一胡国基 回忆：“我就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就无意间碰上了丁喆生。他也是受压。一谈我们两个单位都在一起，都在汉正街。……就这样我们就串联起来了，就有一种相互的交流和支援。……就在我们厂隔壁有个武汉餐具厂，有个女孩子姓鲁，可能她也在挨整。我们串联以后相互谈，我们就不服气啊。但是你一个人在厂里挨整，可能各种信息都是封闭的，你不知道，但你串联起来以后你就知道了……以后就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看大字报我就要求建立一个联络站。建立联络站呢，当时就彭国华，他是一个志愿军转业的，军官转业……他也没有受过处分，也没有挨过整，但是他是同情我们，他不服气，就推举他为召集人。”
“钢工总”负责人之一李承弘 回忆：“我这个出身还有点不够，胡厚民当时好像还没有参加。当时我们写大字报的还有个余增启，他原来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四清’以后下来了，没有当组织委员了。就这样，我们就组织起来了。当时宪法里有一条，有个结社自由，我们也可以结社。当时我们就想，我们自己搞，好像蛮难一样，我们参加‘红八月’ 就可以了吧？！当时呢，‘红八月’就给了我们几个袖章……学生当时就是两派意见，一派就说我们是学生组织，不要到工厂串联啊，好像有这样的规定，不同意。但有的也说，什么东西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刚开始还不是这不行，那不行，后来不是突破了吗？这个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再根据宪法我们也不违法。当时‘红八月’毕竟还是有两派，他们就说像你们这样的不光是你们一家，还有几家，就提出来了。我记得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一个二机船厂的817，机床附件厂的有彭国华，工艺雕刻厂的有个胡国基，有这几个厂的。他就说你们是不是碰个头，自己研究一下子，你们觉得你们应该怎么办。就这样的……‘红八月’提出来（建议各工厂碰头）的。”
“红八月”中的支持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认为工人不应成立自己的组织，应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表示中央不允许学生与工人串联。这时，驻省委造反的华工红反团 却表示全力支持成立工人组织，并认为学生走向工厂、与工农兵相结合是运动发展方向。于是，工总的早期发起者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华工红反团驻省委大楼，也即湖北省委13号楼。武汉最早的工人组织开始在此筹建。
武汉锅炉厂的李洪荣 回忆：“当时华工的学生为我们牵线找‘工人总部’，在湖北省委13号楼，设有一个临时性的联络站，但是还没有形成正式的班子和组织。我去之前，已经有丁喆生，余福生，朱洪霞 也在。我去了以后，就开始酝酿成立组织和领导班子，后来组成的班子有七个人，其中四个是党员，我，胡崇元（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党员），李文祥（机床附件厂工人，党员），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党员），郭红兵（城建的），姜诗臣 （武重工人），余福生（武汉机床厂工人）。后来就决定成立临时性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10月中旬，由武重、武锅、第二机床厂、机附等“少数派”串联，组成工人总部筹备小组。 也叫“工人总部”筹备联络站。
少数派工人取得联络后，其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即召开座谈会。第一次座谈会便是在湖大“红八月”负责人之一陈春茂的活动以及南下造反大队和湖大少数派学生的支持与帮助下组织完成的。由汉阳毛巾厂梁国瑞进行“血泪控诉”。梁国瑞是该厂干部，母亲是苏联人。文革之初，红卫兵诬陷其母是“苏修特务”，将其绑架后进行逼供信，打伤其弟。梁国瑞本人也在汉阳毛巾厂被打成了“苏修特务”，遭到捆绑吊打，泼冷水，抄家等。据胡国基所述，这一次座谈会效果很好。此后，工人联络站由彭国华作为召集人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控诉人姓名、年龄、家庭成分、职业、家庭住址及所在单位的名称、地址、电话、个人在运动中遭受迫害的概况、对前景的认识等，都要求作登记。
为免被当局发现，联络站成员的活动尚处于秘密状态，人员有时需单线联系。但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展开，造反形势大好，筹备小组也不失时机地在华工‘红反团’聂年生、李定初等人的帮助下，于10月28日组织了一次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会址是洪山大礼堂。当时会场布置、海报、音响广播、大会秩序、保卫等都由‘红反团’负责。工人主要安排人员发言，并组织人员参加大会。李承弘回忆：“会上发言的有四人，第一个是我，主要谈本厂红尖刀所受迫害的事实并进行批判；第二个是朱洪霞控诉重型厂党委如何迫害他，并把他和同厂李向阳、刘传福三人打成反革命‘三家村’；第三个是二机床厂一个青年为余平被关控诉被厂走资派的；第四个发言者忘记了，好像是中原机械厂的。此次会开得基本上成功，参加大会的有千把人，楼下基本坐满了，中途没什么人退场也没人捣乱，发言效果较好的是我和朱洪霞的批判稿。”
11月4日，筹备小组又与二司等在武昌体育场召开了六万人的群众大会，“炮轰湖北省委，火烧张体学，猛攻王任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运动的开展，使少数派工人极大地摆脱了思想顾虑。“工总”发起人乃开始筹划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战斗总部”，并草拟了成立宣言、组织原则、纲领、条例、组织纪律，且秘密印成传单。
胡国基回忆当时的情景：“在湖北大学印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在江汉印刷厂印的。这个是少数派利用加班、夜班的时候秘密印成的，然后秘密地转移到湖北大学31号楼。我们一边将传单宣言分别寄往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各部委办，一面组织大家分散在各路公交汽车、电车上进行散发……引得路人争相抢阅。交通被突如其来的现象造成了混乱。而我们的传单最大限度地争取了民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以及认可，有了群众的支持就有了力量……单位也无法再管制和约束我们了，一致认为我们最后不好收场。好心人为我们捏一把汗，好事者‘唯恐天下不乱’，怕事者心里发寒，权力者正在收网……人们在寻找‘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那时候叫‘造反总部’，即刚开始筹备小组的所在地。纷纷要求加入我们的造反行列，并肩战斗……当时我们又不失时机地写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我们将传单分送给开往南北的火车以及从江岸开往武钢送职工上下班的火车。……全国很快知道了武汉有个‘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了。”
随着传单的散发，少数派工人的活动始而由“地下”转为公开，“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造反总部”（筹）也逐渐被更多的武汉市民所知晓。传单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对准湖北省委。湖北省委迫于急速发展的形势，不得不主动上门与造反派谈判。最初，张体学派其秘书作为代表来谈话，以中央有文件规定“不允许工人成立组织”为由，劝少数派工人放弃成立组织的念头。后来，张体学又委派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房昭义、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崔景亮、武汉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等前来谈判。在谈判和协商中，房昭义受湖北省委委托，代表省委表示不同意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部”，只同意给予“联络站”的名义。双方僵持不下，经过多次协商，正式定为“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应该说，湖北省委对成立工人造反组织一事作了较大让步。 徐海亮在《东湖风云录》中指出：“现在应当承认：在成立工人组织问题上，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朦胧地接受了一种理念，按自己的理解指导实际进展，一度比上海市委——乃至中央文革还要胆大一些！” 笔者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最后，谈判双方除在组织名称上出现较大争议外，其他方面都较为顺利。确切地说，是“工人总部”临时组织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同意。这些要求包括：第一，省委拨给“工总”活动经费3000元，市委拨给1000元；第二，省委开证明同意雕刻公章；第三，拨给“工总”半新自行车12辆；第四，脱产人员工资照发，由省委通知单位不得进行打击报复；第五，红布、宣传用纸、油墨、笔等物品随用随领。拨手摇油印机一台；第六，发白色棉被若干；第七，发给餐票，在省委食堂统一按桌就餐；第八，将省委13号楼划给“工总”作为接待之用，省委15号楼作为办公之用。最后一条，房昭义等经请示省委也得到了同意。
搬迁到省委13号楼与15号楼之后，“工总”（筹）又不失时机地通电全国。万事具备后，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正式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如“工人总部”一样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其建立并未得到中央的明确许可。而“在文革前的近20年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任何自发性结社活动都被视为极端危险而遭到取缔和镇压。” 文革之初，中央亦三令五申，不准工人串联，成立组织则属于“反革命”，闯红灯。而“工人总部”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成立呢？笔者认为这里有三个促成因素：
首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展开，意味着以专整下层的“阶级斗争”模式被以“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路线斗争”模式所取代。打破了长期套在少数派身上的政治桎梏，使少数派思想大解放，抛开疑虑，纷纷建立正式的组织。譬如“钢工总”主要负责人之一C 就表示：“我是个普通群众，一个普通工人，业余作家，你把我打成‘三家村’，实际上是搅乱了阶级阵线，是不是啊？实际上是阻碍了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开脱。毛主席说了的嘛，是不是啊？……所以我敢上台啊，喊口号啊……” 事实上，像C一样，抓住批判“资反路线”这一契机并坚定造反决心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为什么造反派组织在这一运动展开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直接政治背景。
其次，南下造反大队点火和少数派学生的串联对“工人总部”的成立起了很大的“煽风点火”作用。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在一次讲话中便明确指出少数派工人应团结起来以求自我保护，湖大“红八月”的陈春茂更是在“工总”筹备阶段给予很多实质性建议与帮助。
最后，在于少数派工人大都出身非“红五类”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是被打压、排斥的对象。文革第一阶段作为政治边缘人，又深受其害。因此，为改变自身的受压状态，争取个人权利，一旦有了合适的气候，便破土而出，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自己解放自己”，结成组织。一份关于钢工总的考察报告称：“一些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三家村’的同志，一些支持南下‘一小撮’炮轰省委而遭到围攻并被打成‘反革命’‘别有用心’的同志，冲破重重阻力再次冲杀出来。”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简言之，正是基于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钢工总”在经历了一番艰难孕育后，最终浮出水面，并因势发展成为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成立大会“流产”与进京
在武汉，以工人为主的造反派组织主要有“钢工总”“钢九一三”“工造总司”。其中，无论组织规模还是影响力，皆以“钢工总”为首。但“钢工总”自成立当日起，发展就不顺利——成立大会就“流产”了。
1966年11月10日晚，“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张体学与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新华工红反团”“新湖大”等本地学生造反派以及不少外地学生齐来“助阵”。会议由彭国华主持。张体学授旗，胡国基、鄂世纯、胡道平三人接旗。此后，张体学借故有事提前离开，说“请赵修同志讲话”。而赵修却表示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未经省委讨论，只同意成立联络站。会场顿时陷入混乱。未及离去的张体学马上被追上来的聂年生、陈春茂、彭国华、胡国基等人围住。张却推说对赵修所讲的话并不知情，且赵修没有同他商量。张、赵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造反派们不得而知。 据现有资料，也无法弄清张、赵两人何以言辞不一。但赵修的态度显然令造反派们深感愤怒与不安。“只同意成立联络站”即意味着“工人总部”这一组织并未得到省委承认，也意味着组织合法性被否定。胡国基描述当时的心情：“我当时认为，一旦工人总部得不到承认，少数派的日子就更惨了。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团结战斗的堡垒，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屏障。‘走资派’要整我们，那决不会是像工作组的样子，等待我们的将是更为残暴的血腥仇杀，我们的生命将得不到保护。” “工总”成员唯恐再度遭到整肃，于是，工人们决定上京“请愿”，希望得到毛泽东与中央的支持。
“工总”成员举着火把，冒雨向武昌南站（现武昌火车站）行进。沿途绕省委所在地游行，并呼喊口号：“打倒湖北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王任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坚决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等。胡国基说：“我们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魄力、胆量和勇气呢？敢于上南站进行冲锋呢？这是长期受压而产生需要释放的一个结果，是省委玩弄欺骗，我们感觉上当受骗而产生一种需要宣泄的结果。是我们在长期受压后，少数派核心群体在湖北大学吸收了充分的氧气，紧密团结步调一致形成的一个战斗群体，从而不再是一个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这乌合之众即在顷刻之间凝聚成了铜墙铁壁般的战斗群体，并产生了高爆发能量和不可抗拒的反抗性以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来改变和保护自身命运的能力。”
“工总”上京之事惊动了湖北省委。11月11日与12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房昭义、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崔景亮、武汉市市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等两次与“工总”领导层谈判，但皆无功而返。第二次，省委宣布了五条：第一，不抓人；第二，只承认建立联络站；第三，迅速离开铁路；第四，“工人总部”头头必须向房昭义悔过自首；第五，不服从者后果自负。这一最后“通牒”形式的谈判再次谈崩后，省委代表迅速离去。随后，全市各单位纷纷派出领导人到火车站，送食品并“游说”，动员大家撤离，并承诺对“请愿”之事既往不咎。同时，又让“请愿”者的家属前来劝说。一时间，最后坚持上京“请愿”的“工总”成员大为减少。
时任临时指挥长的彭国华说：“……有人跟我泄露这个消息，他说你们赶快改变一下策略，不然他们就给你们定‘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罪名，说你们扑铁轨，破坏交通。”
12日下午，“工总”勤务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主管活动经费的余福生先行到北京打前站，为后来人员解决食宿问题。为缩小目标，减少阻力，李洪荣带一部分人从汉口火车站赴京，胡厚民带一部分人坐南下列车然后转乘北上，丁喆生带一部分人坐深夜十一二点钟的列车北上，彭国华、李文祥带一部分人员从江岸区北上，胡国基带领一部分人由南站上车。
经过一番波折后，“工总”几百人陆续到京，并在国务院白石桥接待站碰头。在北京这一段时期，“工人总部”在京成员参加了一些重大事件。
其一，参加全国各地在京串联的造反派工人在首都工人体育馆举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大会得到首都红卫兵三司的帮助，武汉“工总”到京人员负责主席团保卫工作。因工人们迟迟不见中央首长前来，故愤而离场前往中南海，要求中央接见。
据李承弘回忆：“在体育馆门口集合了二三百人……队伍首先在中南海门对面人行道马路上停下来。因人多，各地都有，王光照主持推选代表去和中南海门卫谈判。……正在此时，不知谁带头，有几十个人往我们站着的地方向街对面的中南海门前冲去。中南海很多门卫就出来阻拦。人也没继续冲，也没走，只是围着门口，口里叫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中央首长’。我们见人群已乱，也顾不上再推选代表了。我、胡厚民、王光照、陈春茂等过来劝说他们退回来。但劝说无效，就僵着。第二天凌晨一点多吧，北京三司学生开着一二辆交通车来了，带来了馒头和面条，同时劝说大家回白石桥。劝说理由：我们这样做，很不顾大局，目前中央内部有斗争，我们这样干，让中央内支持我们的中央首长很为难，做的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同时，再三许诺最近几天之内，一定请中央首长接见我们一次。一来天太晚，三司学生再三劝说，二三百人的队伍大多数散了……最后剩下的有十几个人，我记得有我、陈春茂、周光杰、刘万泰、兰小初（武汉铁丝厂）……其中刘万泰表现较为激烈，一边诉苦，一边解开大衣扣子。大衣没见他脱。以后传说刘万泰打赤膊向中南海冲，完全天方夜谭……天刚亮，广场上传来今天毛主席在天安门见红卫兵消息，我和陈（作者按：陈春茂）就乘机劝说大家离开中南海，到天安门前去。这也是一个台阶，十几个人冲得进去？所以最为顽固的刘万泰、周光杰都离开了。我一晚没睡，人太困，回白石桥睡觉了。我没参加接见，‘工总’有一部分参加了。但都是个人行动，‘工总’没组织，也没人组织我们。”
其二，要求与陈伯达辩论。此事源于上海“安亭事件”。几乎与“工总”成员上京“请愿”的同时，上海大批工人在安亭拦火车要求进京。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安亭工人的电报中，说这一行动是错误的，问题要回上海解决，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等。上海工总司则批判陈的电报是“大毒草”。在京的“工总”头头也参加了这一工人活动。
据王光照回忆：“会后，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墙壁上贴了两条标语，说我们要找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共去了三百多人，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我们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带回去。朱洪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大家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转达‘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晚上，绝大多数人撤走后，胡厚民和李承弘等人一直坚持到深夜12点。”
这次活动最终无果而终。但“工总”进京成员上中南海请愿一事，在次年3月，被武汉军区定性为“冲击中南海”，成为将“工总”打成“反革命”的主要罪状之一。此是后话。
其三，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工总”进京成员一部分参加了11月26日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活动，一部分还参加了周恩来、陶铸、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刘宁一等人接见群众的大会。周等人对工人造反派表态支持，但希望工人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工总”进京成员此行目的基本达到，头头们始而决定回汉就地闹革命。胡厚民留在北京主持联络站。
中央领导人的态度令“工总”成员大为振奋。心情全不似当初在南站时无可奈何之下“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沉重与复杂。返回武汉的工人们出了汉口火车站，即打着“工总”旗帜再度游行。武汉有支持者敲锣打鼓，放鞭炮以示欢迎。此后，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入“工总”。
进京成员回汉后，省、市委态度也随着形势大变。张体学派秘书高某，省军区派王殿仁，8201部队派组织科长张国兵分别做“工总”的联络员。省、市委也不得不默认“工总”的合法性了。
“钢工总”的组织发展
当时群众组织的诞生都会参照已经看到的一些红卫兵组织的做法，发表充满时代语言的《成立宣言》，有的还会公布组织章程。工总成立前夕，因朱洪霞在批判“资反路线”会议上发言效果不错，又是业余诗作者，故由他起草工总成立宣言。组织章程由李承弘执笔。李承弘回忆：“我是依葫芦画瓢，按一个造反组织的章程套过来的。运动初期，阶级斗争观点强得很，走到哪都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自报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流行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五类唯成分论，就是造反派也不能脱俗，如果一开始组织不纯，是容易被人抓辫子的。所以章程要求很严，一要本人出身好，二要工作中没受过任何处分。”这一规定在初期限制了不少人的加入，以致在1967年大联合、三结合阶段，李承弘被一些工总领导人认为在组织路线上有关门主义。
“工总”成立大会尽管有点曲折，但最终还是得到了省市委的同意。其合法性地位的获取为接下来的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工总以“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为原则，表示坚决按照公安六条整顿、纯洁自己的队伍。1966年12月30日，工总颁布“组织条例”，提出“以出身好（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出身者）工人为主体，以革命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组织路线，按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方法，产生各级服务员，把“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工人吸收到战斗队里。从大型工厂、重工业工厂到小型的生产合作社，从生产的第一线到国家机关、科室单位，都有工人总部所属的战斗队。总的来说，以大型的、重工业工厂和中型工厂的工人“发动得最好”，战斗队组织最发达，是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造反大军。
钢二司曾在1967年7月出过一份关于工总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至1966年12月底统计，工人总部共有战斗队员20万左右。1967年1月底2月初，《人民日报》几次报道武汉地区工人总部，肯定其大方向后，工总迎来组织发展的迅猛时期，由20万增加到48万，其中包括专区、专县的工厂，如大冶钢厂等。应该是出于保护组织的考虑，工总73个基层单位的领导人共524人，出身于贫下中农、工人、革干、革军、烈属者370人（占70.67%），出身于一般劳动人民家庭145人（占27.67%），出身于非劳动家庭的占14人（2.67%）。这其中，党员占19.28%，团员占20.8%，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者占7.06%。而对武重、武昌车辆厂、国棉二厂、青山船厂等15个基层单位共8800名战斗队员的统计，发现劳动人民家庭8267，占总数93.8%。
但是，1967年3月，“工总”再次被打成非法组织，其头头和积极分子被武汉军区冠以“反革命分子”头衔抓捕。直到同年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二〇”事件，武汉军区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改组，得到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百万雄师”又反过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一度身处武汉军区与保守派重压之下的“钢工总”方才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并于“七二〇事件”后达到组织发展的顶峰。
“钢工总”的领导层变更
“钢工总”在成立和发展过程中，领导层发生了多次变更。笔者写作此文时，主要领导人朱洪霞、胡厚民均已去世，能联系上的发起人仅有胡国基和李承弘二人。二人在记忆上还存在一些差异。下面，笔者结合已有资料及二人的回忆，尽可能呈现文革初期两年钢工总的领导层变更概况。
（1）在湖北大学活动期间（1966年8、9月）
核心人物包括彭国华、李文祥、丁喆生、胡国基、余平、刘超群、余福生。其中，彭国华是召集人。这一说法源自工总早期核心人物之一胡国基。
据胡国基回忆：“工人总部在湖北大学没有明确的分工。有事情了大家一起承担一起搞，但是后来要形成一个正式的常规组织的时候呢，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健全的正常的机制。彭国华是抗美援朝转业军官，武汉机床附件厂工人，工总的总召集人；李文祥，干部，武汉机床厂车间党支部书记，协助工总召集人彭国华处理日常事务；丁喆生，武汉医疗器械厂工人，工总负责组织工作，财务管理兼会计；胡国基，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工人总部负责联络信息——那时候不叫信息，叫情报动态，以及动员；余平，党员，老红军后代，武汉第二机床厂干部，工总负责搞政工的；刘超群，后改名为刘群，老红军后代，武汉第二机床厂团委书记，负责搞宣传鼓动工作；余富春，武汉第二机床厂工人，负责后勤支配和管理。全体人员一律称服务员。在这里，没有大小头头的称谓和头衔，统称为服务员。”
工总的另一位早期核心人物李承弘指出：“大约在10月中旬，汪业勤等人对我说，现在也有几个工厂工人找他们，是否我们工厂的人一起坐起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找个更好的办法。他告诉我有二机床厂的余福生、武汉机床附件厂的彭国华等人。” 可见，余福生、彭国华等人此时确实已开始在湖北大学活动，但是否已形成如胡国基所说的联络站，李承弘回忆录中并未明确提到。
（2）湖北省委13号楼时期（1966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
根据李承弘的回忆，工总的初创始于湖北省委13号楼时期。这一时期工人总部（筹）仿照巴黎公社原则，在组织设置上：最高决策机构是主席团，在其下面设一执行机构——勤务组。○1主席团人选由各单位推举，要求成分好，最好是党员。“我现记得主席团人员有：武汉二机床厂余柏林、武昌铸钢厂余尊启、武汉机床附件厂李文祥、武汉锅炉厂张贵生、武汉重型机床厂胡崇元、华工附属工厂毛卫（？）国、武汉肉联厂谭光前、江岸制革厂李祥用，另外中原机械厂、应城盐矿、汉阳造纸厂各有一名，还有三人及其所在单位都忘记了，一共是14人。”○2勤务组基本上由筹建人员组成，且成员不固定，定期轮换。勤务组由7人组成，有李承弘、余福生、李洪荣、彭国华、胡国基、朱洪霞，“最后一名是丁喆生还是鄂世纯不能肯定。”
不过，胡国基关于这时期的核心领导人情况的表述却大不一样。胡国基指出，余平、刘超群两人因认为工总在吸收组织成员时，不大注意队伍的纯洁性，故而退出了服务员班子。武汉锅炉厂李洪荣（党员）、武昌铸钢厂胡厚民（党员）填补空缺进入领导层。经李洪荣提议，原“服务员”的称呼改为“勤务员”，又称“常委”。也即，胡国基认为省委13号楼时期存在一个7人核心小组，成员有：彭国华、李文祥、丁喆生、胡国基、李洪荣、胡厚民、余福生。此外，随着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崇元（党员）的加入，李文祥（党员）提出现在有4个党员了，可以成立党小组。李文祥任组长。党小组成为常委班子这个核心的核心。其成员在1967年1月后，就没有以党小组名义活动了，除李文祥外，其余人员一直担任工总勤务员。
（3）“工总”到北京上访后在白石桥招待所期间（1966年11月到12月初）
根据李承弘的叙述，工总上京时期，因主席团到京人不够数，就改为政治部，由胡厚民、胡崇元、李文祥、李洪荣等四名共产党员组成。其中，李洪荣任召集人。勤务组人员未动，李承弘负责具体行动，主要带武重小分队；朱洪霞管宣传；彭国华、胡国基负责联络；在京期间因表现突出的姜诗存，从工总普通成员被提拔上来临时负责后勤工作。
胡国基的回忆也提到了由这四名党员成为“核心”领导一事，不过，说法上略有不同。胡国基称其为党小组而非政治部，并称李文祥为组长而非李洪荣。
（4）1967年1月9号的“改组”到1967年3月中旬
1967年1月9日，工人总部进行改组，“清除”了彭国华、李文祥、胡国基等人，总部领导班子由7人小组改组为9人小组。这9人分别是：朱洪霞（执行组长）、胡厚民（执行副组长）、周光杰（执行小组副组长）、李洪荣（政治部长）、李承弘（组织部长）、余克顺（组织部副部长）、刘群（宣传部长）、姜诗成（作战部长）、侯良正（生产部长）。
对于彭国华、李文祥、胡国基三人为何被“清除”出组织，几位早期发起人的说法略有不同。1967年元月5日，保守派组织职工联合会半夜砸了工人总部。6日，工人总部又砸了职工联合会的总部，并捉了四五十人关在《湖北日报》所在的汉口红旗大楼内。根据李承弘的说法：李文祥、彭国华、李洪荣等人因同情被抓之人，最终放了这些人。三人由此被朱洪霞等人视为“右倾”，并最终被清除出组织。
根据胡国基的说法，朱洪霞等人与彭国华、李文祥、胡国基等人在是否要批斗王任重问题上出现分歧，并借此时机将彭国华三人弄下“台”。“我们元月1号批斗王任重。批斗之前我们私下就开过会，就是要抢王任重，但是彭国华就反对抢王任重……朱洪霞主张抢王任重，所以呢他们最后还是背着常委会决定不抢王任重。最后武重就把王任重抢了，抢了以后呢关在红楼里面。……该我当班了，我一看王任重正在小阁楼里面……我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后来走了，我就到彭国华那里去了，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王任重被抢的情况。他很生气，原来商量好了不抢王任重的，现在怎么把王任重抢了？！我们就好像上当了。那个王任重呢，成了一张牌，谁掌握了王任重，谁就有主导权。王任重控制在武重手上，控制在朱洪霞手上。后来别人把王任重抢过来之后，把王任重送到红楼的时候，朱洪霞跟胡厚民碰了头，因为胡厚民本来就想把我们几个人全部干掉。胡厚民就跟他说……就出了很多点子，要把我们一网打尽。”
“1967年1月9日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朱洪霞、姜诗成的作战部在红楼发动了政变，绑架了李洪荣、李文祥、彭国华三人，用黑色的布把三人的眼睛都蒙上了，用抹布堵口。抹布啊，抹桌子的抹布，很脏的，然后把他们五花绑就绑起来了，把他们三人绑架到武汉重型机床厂一个地下室，进行拳打责问。可能朱洪霞、姜诗成长期感到了总部常委会的正常民主，这个正常民主对他们有种制约，对他们的放荡行为的制约，感到很不满，把他们限制住了。所以此时朱洪霞、姜诗成对彭国华、李洪荣、李文祥就一顿毒打，并且将热气腾腾的一碗稀饭对准李洪荣的头上劈头就倒下来了。那个稀饭，滚烫的稀饭就顺着他的头脸部一直流下来。这时候李洪荣屈服了。他就将党小组组长的职务，就是一号头头那个职务拱手让给了朱洪霞。朱洪霞连党员都不是，他就顺理成章登上了党小组——那个时候叫党小组，我们称为执行小组，又称为核心小组……周光杰担任了二号头头，胡厚民担任了三号头头。事后的权力决斗中，朱洪霞和胡厚民联手，又将周光杰、刘超群、侯良正等人一并拿下，那是后话了。后来又把他们3人搞下去了。”
关于用热稀饭倒在李洪荣头上之事，李承弘在回忆录中有所提及，但说法不同，说是“武重的江新强突然把一碗热稀饭砸向李洪荣头上，险些砸中”，对于勤务组排名上则认为此时朱洪霞是一号头头，胡厚民是二号头头，周光杰是三号头头。
根据文革亲历者彭勋 的口述，工总领导层的矛盾其实另有缘由。“分歧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当朱洪霞和胡厚民成了工总的核心成员之后，就提出：‘像彭国华、胡国基都是一个小厂子里的，领导产业大军只有我们武重啊，武船啦，武锅啊！’这个调子唱出来以后，彭国华就感到不妙。……彭国华在北京，感觉到将来保不住自己地位，就去找了总工会的刘宁一。提出：建立一个工农联盟的组织，不但要有工人，还要把农民兄弟也一起串起来。农民都主要在郊区，人数又多。那么彭国华就想，借助农民这股子力量，抗衡这些大厂子老爷们。这是一种说法。这件事情有没有呢，确有其事。那就是刘宁一的秘书第二次再见彭国华的时候说，你们要建议工农联盟也是可以的，你们自己考虑，自己找。结果丁喆生把这一消息……透露给朱洪霞和胡厚民。这下他们就有把柄了。工人总部怎么搞什么工农联盟呢？是不是啊？……这时发生了保守组织砸红楼的事情……这个红楼一砸呢，马上武重、武船和武锅就派了很多人去保卫这个大楼。而彭国华呢，是拿不出人马来的，又不及时赶来声援。因此‘工总’内部开会。啊，这么些弱小的力量，特别是他还要搞工农联盟，啊哈，这个，在一次会议上他们就成了少数派。这都是道听途说来的。我，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任何会议。”
就这样，一方面，胡厚民、朱洪霞等人自恃“出身”大型企业，认为小厂无法承担“钢工总”这样的大组织领导职责，另一方面，由于在成立工农联盟组织和批斗王任重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矛盾激化，进而致使彭国华、胡国基等发起人退出“钢工总”。可以说，这是“钢工总”内部的一次权力争斗。
（5）1967年3月中旬至7月底
1967年2月，由于武汉军区的介入，造反派处于不利境地。工总头头已有了被捕的思想准备。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三人因生活作风、历史问题等缘故自动回避离开总部，同时决定胡崇元为主、沈复礼为副组成第二套班子。1967年3月17日，工总大部分头头包括朱洪霞、胡厚民等人被抓，工总的领导班子发生变化。从5月中旬至7月底，胡崇元被推为临时领导班子组长，沈复礼、夏邦银为副组长，李承弘、李洪荣为勤务组成员。
（6）1967年7月底
7月底，工总总部重新整顿勤务组班子。设五人核心小组及“勤务员”（11人）。分工情况如下：
执行小组（五人核心小组）——
朱洪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执行小组组长；
胡厚民，党员，武汉冶金公司武昌造船厂工人，执行小组副组长；
夏邦银，党员，汉阳轧钢厂工人，执行小组成员；
胡崇元，党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副组长；
沈复礼，党员，武汉锅炉厂，技术员；
政治部——
李洪荣，党员，武汉锅炉厂工人；
组织部——
郭洪斌，团员，武汉房地产局工人；
作战部——
姜诗成，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
吴正斌，长航汉阳港（烽火兵团）工人；
办公室——
张耀忠，党员，武汉列车电力基地工人，（兼斗陈办公室主任）；
联络部——
刘兴隆，团员，武汉锅炉厂工人。
综上所述，工总自初创不满一年，即经历了数次领导层变更。自1967年1月9日以后，朱洪霞、胡厚民成为“钢工总”的领袖人物，其中实权人物实际上是胡厚民。
附
“钢工总”部分领导人小传
（以姓名拼音为序）
胡国基
1943年生，湖北黄陂人，原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人。1958年从武汉市共进中学进武汉纺织机械厂学徒。1960年在武汉技校读书，后因病休学。1961年至1963年在武汉戏剧用品厂学徒。1963年至1965年在武汉旗帜厂工作。1965年至1970年5月21日在武汉工艺雕刻厂工作。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1970年5月21日至同年6月22日被武汉市公安机关硚口区军管小组甄别所以“五一六”分子名义关押。1970年6月22日至1973年7月16日转为拘留。1973年7月16日至1974年4月9日以打人致残罪名逮捕。1974年4月9日，超期羁押4年之后，硚口法院以打人致残判处免予刑事处分，本人不服上诉。1974年8月30 日，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处免予刑事处分终审判决。回厂后1977年5月25日又被拘捕。1977年11月1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86年7月30日从湖北省少年犯管教所刑满释放，向原单位领导要求按政策回厂工作遭拒。
胡厚民
1937年生，湖北汉阳人，中共党员，1954年技校毕业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厂党支部组织委员）。1958年大炼钢铁时调武昌铸钢厂工作。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5年负责武昌造船厂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文革中任“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二号勤务员。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7月19日陈再道等军区领导人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检查后将朱洪霞、胡厚民等释放。1968年任武汉工代会副主任；1968年初，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70年5月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抓捕。批斗后送沙洋劳改农场劳改。1974年3月2日公安机关根据省、市委指示释放胡等人。1976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四人帮”下台后与夏邦银、朱洪霞、张立国一起被定为“‘四人帮’在湖北的追随者夏、朱、胡、张”。1977年11月28日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一切职务，由司法机关逮捕。1982年7月28日被以“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0年9月，时年76岁的胡母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经法庭审理裁定，确应扣除文革中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胡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1990年10月31日在劳改农场病故。
李承弘
1943年生，祖籍湖北黄冈，武昌首义元勋李西屏之子。1954年入读湖北省第一中学。1957年10月初下放到武汉市洪山区前进乡成为农业社社员。1958年9月被武昌造船厂技校招生录取，1960年夏毕业留校。旋即（可能因亲属中一人被打为右派）被分到武船铸钢车间。1961年下放湖北荆门县漳河水库灌溉水渠工地。1962年秋返回铸钢车间工作。196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武船铸钢车间因冶炼行业归口划归武汉市冶金局领导并改名为武昌铸钢厂）。文革初，与胡厚民、余尊启联名贴出武昌铸钢厂第一张大字报。“钢工总”的发起、组建人之一，初期为总部勤务组成员兼首任组织部长。1967年3月17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抓捕。5月17日出狱。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查看。2011年去世。著有《百年寻梦——一个辛亥武昌首义元勋家庭的百年政治命运》，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沈复礼
1938年出生，浙江杭州人，1957至1963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学期间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加入“工总”后，1967年3月17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抓捕，5月15日释放。出来后即从事恢复“工总”活动。11月任武汉锅炉厂革委会主任。1968年1月任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68年底，军代表进驻武汉锅炉厂任革委会主任，沈改任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底被选为出席中共“九大”代表。1969年4月出席中共“九大”。1970年7月下放车间劳动，当车工。1973年8月至1976年11月任武锅工具科科长。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接受隔离审查一年。1977年11月6日被捕。1983年1月即将出狱时，武锅纪委决定开除沈党籍。沈表示抗议，并要求恢复党籍。被武锅纪委认定是“不服罪”，规定沈出狱后不能回厂工作。1983年2月沈被以“免予起诉”形式释放。4月，武锅将其调入武锅低压厂，管理长江锅炉厂。1991年以工程师职称退休。
夏邦银
1935年1月生，汉族，湖北新洲人，中共党员（后被开除党籍），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6月参加工作，相当于初中文化。1955年6月至1958年6月为湖北汉阳长江大桥供应站采购员。1958年6月至1976年11月为汉阳轧钢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担任“钢工总”勤务组成员。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抓捕。5月经造反派在公安局门外静坐绝食要求被释放出狱。6月任武汉揪陈（陈再道）抗暴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后任汉阳轧钢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汉阳轧钢厂委员会副书记。1973年6月27日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被免职，与朱洪霞、胡厚民、张立国一起被定为“‘四人帮’在湖北的追随者夏、朱、胡、张”。1977年1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82年7月28日被以“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服刑期间被减刑6个月，于1989年获释。1990年7月至2000年5月被武汉钢铁公司招收为合同制工人，在汉阳钢厂行政科厂容办工作，工资按原级别套照现标准，到期退休。2001年9月29日在武汉去世。
朱洪霞
1934年生于上海，回族，祖籍安徽寿县。出身于一贫苦小贩家庭。从上海回民中学初中毕业后进上海机床技工学校学习。1955至1956年，在济南第二机床厂工作，并在补习夜校学完高中数理化。技校毕业后1956年被分配到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工作中1959至1960年在湖北医学院俄语技校学完初级俄语。1960至1961年在武大夜校学完文艺理论、汉语语法。1964年四清运动中，是运动后第三批属于较好的发展对象。1965年9月，被评为全厂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受到厂政治部奖励。文革前还是厂文艺创作组成员，发表过诗歌、歌词作品。文革初期，先后发表了《对黑线给予沉重回击》（1966年5月8日登载《武汉晚报》）、《剥开坏影片“舞台姐妹”的外衣》（1966年5月18日载《武汉晚报》）、《工农兵拿起我们的笔》（1966年6月1日载《武重工人日报》）等。1966年9月，支持南下学生炮轰湖北省委。10月底，在武汉地区工人控诉湖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作为厂代表发言。后任武汉市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勤务组一号勤务员。1967年3月17日被武汉军区以“现行反革命”罪名抓捕。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主持汇报会时提出要给工总平反，放掉朱洪霞。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干部汇报会上作总结时指出军区支左犯了严重错误，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洪霞。19日陈再道等军区领导人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作检查后将朱与胡厚民等释放。年底朱任武汉市工代会主任。1968年2月被结合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3年6月27日任湖北省总工会副主任。1975年初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朱洪霞等4人时，要求朱等贯彻安定团结方针，在省委领导下多做团结工作，多做对人民有益的事，要带头下基层，到基层锻炼。后曾下放任大悟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宣化公社革委会主任。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与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一起被定为“‘四人帮’在湖北的追随者夏、朱、胡、张”。1977年11月28日被撤销一切职务，由司法机关逮捕。1982年7月28日被以“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等罪名判处15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出狱后无正式工作，劳病交加中两次中风后，于1997年1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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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广州文革早期的群众组织
叶曙明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有关广州文革史的著述。
作者简介：叶曙明，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创作以历史、散文、小说为主，出版了“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从1980年开始在花城出版社任职，此后一直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对广东地方史料尤为熟悉，曾出版《其实你不懂广东人》《广州旧事》《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广州往事》《水城记忆：广州河涌史话》《儒林芳草：广州书院史话》《广州传》《中山传》等多部著作，被誉为广东文化的代言人。1990年代以来对广州地区文革史做了大量访谈、资料收集与研究，抢救下许多亲历者口述史料，2013年在《羊城晚报》发表了有关广州文革史的系列文章。
学生组织
1966年6、7月间，广州的中学开始大量涌现各种小组织，包括五花八门的战斗队、战斗小组、委员会，比如广雅中学便成立了“革干子弟委员会”，二十一中成立了“三老子弟委员会”（三老即老干部、老工人、老贫下中农）等，清一色是红五类子弟。
华南师范附中的高干子弟甚多，8月11日，以一批高干子弟为核心，成立了附中红卫兵，成员按年级编中队，约有四百多人。这是广州地区第一个真正冠以“红卫兵”名称的学生组织——而且在“八一八”之前。虽然声称欢迎与家庭划清界线的剥削家庭子女加入，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红五类”组织，在附中红卫兵中担任头头的，都是出身军干、高干家庭的，后来号称“老兵”的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即由此发展起来。
在华附红卫兵成立12天之后，又有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出现了——南海红卫兵。这个新组织以“要武战斗组”名义发出宣言称：“班内过去的一切组织，什么团支部、班委会、班代表小组、民兵组织……统统解散！一切权利归彻底革命的‘红卫兵’要武小组！我们从今天起接管一切！我们将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逐步重新建立各种组织。”
大学也出现了红卫兵组织。8月29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山大学兵团成立。兵团是受校文革临时筹委会领导的，加入兵团的人，必须是纯之又纯的“红五类”。物理系原校田径队有一名短跑选手，仅仅因为有替富农母亲翻案的“想法”，不但不能加入红卫兵，还被打得皮开肉绽。各个系都把前一段重点批判过的人物，再拎出来斗争一遍，戴高帽游校，关进“牛棚”。
与血统论红卫兵观点相左的另一派学生，也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中山大学红卫兵总部。该组织最大的特点是：并不拒绝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加入，但同时也敢于打出“红卫兵”的旗号，让许多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也能成为红卫兵。因此，在九个系里都有他们的人，队伍比兵团大得多。总部成立大会那天，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李子元受赵紫阳委托，到场致贺词。
在华南工学院，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号称“我们的队伍是以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属、革命军人）子弟为主的队伍”。后更名为“华工红旗”。与他们观点对立的另一派学生则成立了“心向党大队”。9月2日，心向党大队、燎原战斗大队、东方红战斗大队、赤卫兵、红色工程兵、红卫军、二系红卫兵、六系红卫兵大队等，合并组成华工818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名称是纪念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的日子。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九一五红卫兵等五花八门的红卫兵组织。
8月23日，广州中医学院成立学生组织“中医301革命联合战斗大队”（寓意8月12日冲出校园的301位同学，简称中医301）。他们没有采用“红卫兵”这个名称，但几天后，另一派的学生组织，则直接命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中医学院大队”，成立宣言的血统论色彩十分强烈：“我们的组织就是红五类子弟（家中无牛鬼蛇神），是彻底革命的毛泽东主义者红卫兵，它有严格纪律，行动战斗化。”
8月30日，广医红旗战斗大队（广医红旗）成立。这也是一个没有冠以“红卫兵”的学生组织，但其实他们也自视为红卫兵。
广州的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十几个人也成立红卫兵，几十个人也有，几个人也有，一所学校一夜之间冒出几十个红卫兵组织，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遵义红卫兵、红旗红卫兵等，形形色色，名称各异。在华师有一个叫“毛泽东主义自来红红卫兵”，听名字就知道，都是清一色红五类。中山医学院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两派在血统论问题上，互相指责，争吵不休。
表面上看，“红五类”红卫兵与非“红五类”红卫兵，互相对立，其实思想脉络是相通的，非“红五类”学生在骨子里，也接受红黑之分，承认自己的家庭不是红的；同时他们也承认红卫兵是有门槛的，不能随便乱叫。因此，很多非“红五类”学生在成立组织时便露怯了，不敢直接亮出红卫兵的名号，而要称作“战斗队”“红旗”“兵团”“野战军”之类。
8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再推上了一个狂热的高潮。一批到北京串联的中山大学学生，在接受毛泽东接见后，当场宣布成立“红卫兵中山大学831战斗团”（中大831）。这是一个要求成分纯洁的“红五类”红卫兵组织。在1967、1968年的广州地区所有重大事件中，这个组织都以非常激进的立场出现，成为广州军区的眼中钉。
10月28日，以广东工学院红卫兵为首，联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南林学院总部、中医301、广州人民教育学院红卫兵、中山医主义兵大队、广医红旗、广东艺专东方红等十个组织，联合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司），人数约1.5万。总司令部下设宣传部、组织部、指挥部、联络部、中学部和办公室。刚成立时在泰康路原红卫兵联络总部办公，后搬到广东工学院内。1967年4月，一司发生分裂，部分组织退出，另组新一司，原一司则改称红一司。
一司成立两天以后，广州地区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二司）便宣告成立了。二司是由中大文革筹主导，召集几间大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的，主要有中山大学红卫兵兵团、华工红卫兵心向党大队等，由学联的专职干部担任主要负责人。二司自称“是以红五类子女为主体组成的革命的、战斗的群众组织”，观点比一司更“保”，认为省委和赵紫阳是代表党的，不能打倒；工作队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完全否定。二司总部设在六榕路。由于原学联成员分布很广，一度号称是广州最大的红卫兵总部，在人数上压倒一司。但它只存在了三个月时间，省委被夺权后，二司便因为过去保省委立场过于鲜明，陷于被动，不得不宣布散伙了。
11月1日，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三司）由华工红旗牵头成立。人数近两万，本部下设10个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联络部、接待部、工人部、农民部、中专部、中学部。属下兵团、战斗队等组织五十多个，14个大专院校学生组织， 26个中专学生组织，10个中学生组织，还有八个工人组织和一个农民组织。
工人组织
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要求各个地方和单位，都要建立两套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子主要抓生产，抓生产的产量、品种和质量，特别是要狠抓质量。抓生产的班子，也要参加文化革命，但是，应当以主要精力领导生产。”毛泽东批评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组织工农反学生”。在此前后，陆续有工人组织诞生。
最先动起来的是大专院校的校工，他们受到学校里的运动气氛感染，成立了广州第一批工人组织。11月19日，以中大红旗工人赤卫队等大专院校工人为主体，成立“广州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总部”。后来不断有厂矿企业工人要求成立组织，红旗工人遂宣告成立，全盛时约四万人。12月15日，“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市中等学校总部”正式成立，自称成员约占全体中教工人的95％。
产业工人也动起来了，纷纷走出厂门，到其他工厂去联系，对社会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不同的群体。到了11月份，新港线的省拖拉机厂、一棉厂、新中国造船厂、农具厂、机床厂等工厂，瞬息之间串起来了，在华南缝纫机厂开座谈会，商量怎么成立工人组织。参加筹备会的三十多名代表，每人都要填写表格，详细说明自己的姓名、性别、单位、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担任什么职务，目的是防止当权派混进来，确保这个工人组织的成员是三七开：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占七，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占三。
经过几次讨论后，大家的想法慢慢接近了，先把新港线工厂的同观点小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组织，名称定为“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红总）。元旦过后，开始以红总名义，在社会上公开活动。但正式的成立仪式，直到1967年3月才补办。
红总的最高机构称司令部，领导各分部（基层组织），后来改为按地区分片，海珠区分两个片，工业大道一片，新港路一片；员村一片，西村一片，荔湾一片。按地区分，不分行业。每个片有一个司令部。司令部下面就是各厂的组织了。分部的头头都是推举产生的。在一个片里有几个单位，一般是由大单位的人担任头头。
12月28日，以市建工局为主体、市建二公司、五公司等建筑系统约四千人，成立广州建筑工人赤卫队战斗兵团，至1967年1月23日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总部，后来发展至八千人左右。
1967年1月1日，以工人为主体的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简称“誓死保”，后因周恩来提议而改称工联）宣告成立。总部设在广州市文德路广东省作家协会办公大楼。这个组织最高峰时拥有两万成员，主要是员村地区的工人，因此在员村工人俱乐部设了一个员村片总（分）部。同一日，轻工系统的红星锁厂歼击兵团等五金厂、社战斗队八九千人，也联合组成了毛泽东思想红卫队广州革命工人联合总部。
12月21日和23日，来自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氮肥厂、广东麻袋厂、卷烟总厂、珠江造纸厂、广东电影机械厂、广州市建筑一公司、广州造船厂、白云山农场机械厂、广州纺织机械厂、延安染织厂等24间工厂的工人代表，召开了两次座谈会，力言产业工人应该打破以往的沉静，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去。经过连日的讨论、酝酿，大家一致赞成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组织。成员以“封闭《红卫报》（即原《羊城晚报》）”和“冲击档案室”两大事件划线，凡是赞成封与冲的，一律不接纳。这个组织必须是反对封《红卫报》的，必须是反对冲档案室的；必须是纯工人的，不接纳干部参加，不受干部操控，也不受学生操控。
在经过“封”和“抢”两大事件后，社会上的不同阵线，已泾渭分明。
至于组织名称，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的代表建议：我们是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你们是全市的，就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地总）吧。大家一听，名字很响亮，从指导思想，到成员、地区，方方面面都包括了，既亮出了广州工人参加文革的旗号，也表明了广州工人有着省港大罢工的光荣传统。于是就决定采用这个名称。接着，便进入紧张的筹备工作。大家分工合作，有人起草宣言、印制传单，有人制作旗帜、袖章，有人去准备会场、会议程序。总部成立的日子定在1967年1月2日。
这天，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成立大会。由11个单位各推举一名常委。地总不称司令部，而称总部，设在文德南路仰忠街口的原教工俱乐部。总部常委由20间大厂派出的几十位筹备代表选举产生。成立之初，只有最上面的总部，没有下面区总部，也没有各个公司、工厂、专业系统的分部，由总部常委直接与各大厂联系。总部有二三十名脱产工作人员，设办公室，后勤部，联络部，宣传部和一个专案组。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地总与红总的立场是一致的，就像两兄弟一样。对闹得沸沸扬扬的“黑材料”和平反问题，地总、红总的基本立场是：一、马上着手封存“黑材料”，各革命组织共同磋商，按中央军委关于“黑材料”处理的规定办理；二、责令当权派交出一切“黑材料”“黑指示”，如有顽抗，采取必要行动；三、成立材料处理小组和追查小组，对已被当权派转移了的材料，必须追查到底；四、各单位必须成立平反小组，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认真平反；五、支持和协助革命师生找陶铸的“黑材料”，对不同观点的组织抢“黑材料”时，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并当即提出倡议，按中央军委指示办理，应该保护档案机密，严防扒手。
社会上的群众组织已遍地开花，一些规模较大，影响较广，具有代表性的组织，或多或少得到省、市委的资助，除了一定数额的现金外，还有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甚至服装、被褥等。地总也不例外，地总成立一个月后（即1967年2月）的“工作总结”中写道：“自筹备到而今总部到市委接待站共要过15万张八张（开）纸，280公斤汽油，167元钱。另因上京借支了250元正，其余就没有得到市委什么了。所印的传单都是由总部自行到厂打交道的，市委并无采取主动的、直接的支持办法。”
地总的经费，主要靠各个工厂自行筹措，由厂的行政科拨出一定的现金，交给总部，包括一些办公用品，如打字机、油印机、蜡纸、油墨等，大部分取自各个工厂。有部分人员要住在总部，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从市委借来13床棉被，木架床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半工（农）半读总部借给他们的，办公桌也是从属下一些工厂借来的。制作袖章、旗帜等，由各个单位按成本交钱购买。经费基本不会感到短缺。
由于队伍扩张速度之快，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想，总部对下面很多单位，鞭长莫及，上下沟通渠道单一狭窄，特别是对一些小厂，不能及时掌握情况，更难灵活指挥。于是，总部把那些大厂的常委，全部派回下面，设立区一级的总部，各个区分开来管。继而成立系统的分部，让各个系统自己搞。区总部由总部派人下去管，有什么会要开，就上来开，没事就在下面。
地总有一条明确的规定，为了避免受干部操控，在吸收队员时，当权派决不吸收，中层干部（车间主任、车间支部书记一级的干部）暂不吸收，这些人不能戴地总袖章，但地总的集会则欢迎他们参加。规定在初期得到严格执行，凡是加入地总的组织和个人，都要履行申请手续，经过审查批准。因此，其他山头在批评地总时，也以这条作为他们搞“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证据。
红总也有类似的规定。因此，地总、红总的工人“纯洁性”，有相对的保证，不至于太过龙蛇混杂，但也由于工人习惯性的循规蹈矩，这两个组织都缺乏造反的冲击力。文革初期，当毛泽东需要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对旧的党政系统展开全面冲击时，地总、红总便由于“造反性不强”，而被人视为“大老保”了。据2月份统计，地总号称拥有十五万工人和1028个分部。红总全盛时有四万多人。两个组织加起来，将近二十万人，形成了广州地区最大的工人“保守派”组织。
在这期间，陆续有新的工人组织出现。1月15日，以广州地区的机关、厂矿、企业的转业、复员、退伍军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八一战斗兵团成立，下设东山、越秀、荔湾、海珠、广州橡胶工业系统、文教系统、航运系统、铁道、黄埔、员村、肇庆、河源、从化13个分部，人数约四万，在广州市约有两万。这个组织是从八一战斗队中“杀出来”的，总部设在北京南路134号。这是一个造反性非常强的工人组织，立场与地总、红总截然对立，1967年3月广州实行军管后，八一战斗兵团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遭到取缔。
1月29日，由广州发电厂革命造反总部、广州钢铁厂工人赤卫军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团广钢联合总部、902工地八一红旗战斗九号工程指挥部、广州铁路局27战斗兵团总部、毛泽东思想27铁战军总部、广州水泥厂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东方红战斗兵团、广州闹钟总厂毛泽东思想红军战斗兵团、广州板材总厂卫东战斗队、东风造反战斗队、广州缝纫机厂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铁路造反联络总站、广州毛泽东思想冶金革命工人造反总部联合发起成立广州工交战线红旗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交红旗）。总部设在人民南路13号。这个组织发展到最高峰时号称有四万多人，但实际人数可能只有几千人。
2月5日，广州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州工人）在中山纪念堂宣告成立，以供电系统工人为主，下面有广州市五十多个工厂企业的群众组织。
除了上述几个组织之外，广州地区规模较大的工人组织还有：毛泽东思想红学员总部，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广州分团，广州地区前自费学徒造反总部等。
机关群众组织
机关也起火了。最初是北方南下的红卫兵冲击各级机关，省委企图阻止学生进机关看大字报，不许学生进机关串联，对外的理由是机关要办公，涉及很多国家机密，不能外泄。同时也不许机关干部把大字报贴到社会上，不要向外散发传单，不许机关干部在单位之外串联，不能“借外力解决内部问题”。但后来挡不住了，红卫兵蜂拥而来，你不让进，他就在机关大门口贴满大字报，堵在门口要开辩论会。
8月27日，陶铸终于同意学生到党政机关看大字报，他给中南局打电话：“党政机关的大字报，学生要看，可以经过正式手续介绍，派代表来看。学生不能看机关的档案文件。”“广播电台等，还是不要让学生进去看。”“一般工厂，学生经过正式手续介绍，可以派代表去看大字报，但不要去生产车间。”缺口一旦打开，势成决堤。机关再没有平静的日子了。各级机关自己闹起来，斗黑帮，破四旧，主动引学生进来，党内党外、从上至下，全面开花。
9月2日，省直机关各厅局筹委会主任召开座谈会，省委领导尹林平、李坚真在会上做了发言，要求机关文革“避免外地和社会上的冲击”“党政机关大字报就是本战线也不开放”。对外地红卫兵来机关串联，“他们真正是来革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要吿诉他们，要相信我们自己能解放自己，他们有‘十六条’，我们也有‘十六条’，谁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我們坚决不容許的，要坚决反对！”
讲话传达下去，各厅局机关干部议论纷纷，认为观点有错误，不利于发动群众。9月8日，省轻工厅“东方红”等几个战斗组写了一篇《向尹林平、李坚真开火》的内部传单，通过交换站在各机关间传递。省经济委员会有一个“红先锋”战斗组，写了篇《戳穿尹林平、李坚真的大阴谋》的内部传单，宣称：“我们坚决支持省轻工厅东方红、赤卫、前卫战斗组向尹林平、李坚真开火！”又宣布：“一、省委、工交党委在未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之前，不能完全相信；二、只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有强烈要求，处、厅级职要停的一样停，革命群众决定；三、加强单位之间、厅局之间的革命串联。”10日上午传单通过交换站发出。
当天下午，省经委文革筹委匆匆开会，主张要立即批判红先锋的内部传单，说这是“大毒草”“是反对党的领导”“是大是大非问题”。11日，筹委会继续开会，认为传单性质很严重，影响极坏，如果不立即“消毒”，将招致红卫兵和不明真相的人去围攻省委，问题就大了。会议结束后，各组又分别召开核心力量会，贯彻筹委意图，组织力量进行批判。当天下午，各种“消毒”的大字报，便纷纷出来了。
11月16日，省经委一批干部联络了轻工业厅、省财政厅、省文化局等单位的激进派，成立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省直站）。在成立宣言中说，省直机关文革“种种框框严重束缚了革命群众的手脚，各单位处于被分隔状态。斗争的锋芒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群众。一些革命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宣战书’。一些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左派，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不断地遭受到有组织、有领导的压制、打击和围攻。有些筹委在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操纵下，更多的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继续运动群众，采取转、拖、压、打……种种手法，企图保护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混过关。”
跨越机关单位的省直站成立后，省委书记处开会研究对策，并向中央发电报请示。陶铸意见是，中央对这个问题不作答复。于是，省委便以“中央未批示”为由，不承认省直站这个组织，但这招致群众组织更猛烈的批判。11月26日，省直站致函省委，并抄报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等人及中央、中南文革领导小组，以强烈语气宣称：“赵紫阳等同志应该到群众中来，听取我们对省委的意见。”由于省委领导拒绝出席大会，发生了群众围堵省委大院的事件。
在1967年1月22日，群众组织的大规模夺权风潮中，省直站积极参与，与中大红旗、中大831、珠影东方红、广医红旗、暨大东方红、中医301、红旗工人、誓死保、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省艺专东方红等，共同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省革联）。
在公安系统，广东省公安厅有四个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总部（一总部）；二、革命火炬造反联络总部（二总部）；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三总部，因内部意见分歧，于2月16日解散）；四、劳改局红色造反总部（四总部）。前三个总部，在北京政法公社等组织支持下，参加了1月22日的夺权，四总部因成立较迟，没有参加。
广州市公安局内，也有四个群众组织：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一总部），1966年12月30日成立，人数约两三千，属反对省革联的组织；二、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团（二总部），1967年1月3日成立，人数约一千，属支持省革联的组织；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三总部），1967年1月9日成立，人数约八九百，参加了省革联，但军管后宣布退出；四、广州公安战斗兵团总部（四总部），1967年1月27日成立，支持省革联；另外还有一个广州公安公社（五总部），2月间成立，支持省革联；广州起义公社（六总部），2月23日成立，反对省革联。但五、六总部人数很少，不起什么作用。
公安局被夺权后，1月25日，一总部发出“保卫公安局”的紧急呼吁，驱逐省革联代表，进行了二次夺权。省革联的大批群众围攻市公安局一总部。鉴于局势恶化，警司派军代表进驻公安局。中大红旗等八个单位组成监督小组到省公安厅，以公安厅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参与了“一•二五反革命事件”为由，要求“广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交出所掌管的印和一切权力”。省革联同时在《广州日报》发表“严正声明”，谴责1月25日的再夺权。
经过这场大风波之后，一总部改称“1•25总部”。它本来是属于激进派的，现在却成了激进派里的“修正组织”，激进派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也不愿自认是保守派，于是游离于激进与保守之间，与三司、华工红旗、红旗工人较为接近，在市公安局系统里，它人数最多，是最大的群众组织。
1967年4月以后，广州的群众组织大致分裂为两大派：
地总、红总、主义兵、郊贫联（农民组织）、春雷（铁路工人组织）等称为东风派；
中大红旗、中大831、华工红旗、三司、广医红旗、红农友（农民组织）、红旗工人、广铁总司（铁路工人组织）等称为红旗派。
1967年4月，中大红旗、广医红旗、中大831与广医、艺专、体院、暨大、美院、中南林、华工、华师、中大等大专院校以及中学的广州兵团、红战团、工读井冈山、革命钢杆等大中学生红卫兵代表，成立全市性的红旗派组织 “广州红色造反者司令部”（红司）。三司、华工红旗、红旗工人、1•25总部没有加入。红一司、工交红旗得到军管会支持，被称为“第三势力”。至1967年底大联合、1968年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这些山头陆续被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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