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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1月30日第212期
本期目录
〖于向真专辑〗
生逢乱世
于向真 动乱年代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
从遣返队中救回姥姥
好友素珍
三首小诗
批刘邓与没收金鱼缸
爸爸闭门骂皇帝
一个初二女生的“英雄”梦
我的参军梦、下乡梦都破灭了
进厂当学徒工后的一些经历
批斗会上夸妈妈
“工人老大哥”整人不手软
右派室友彭诚阿姨
室友中的另一类
奉派当上“红医工”
送临终的老孟师傅回德州老家
厂里的地下读书会
技工刘榔头的悲剧
民兵拉练结下姐妹情
女工初恋竟遭无端迫害
热衷整人的支部书记
一心要发展我入党的刘支书
庆哥和我
车间血案
我因“四五”事件受到记过处分
在北大进修马列理论
好友玲子的悲剧
每天叫骂诅咒“大坏蛋”的文革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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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动乱年代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
于向真
《昨天》编者按：这是于向真多年来陆续发表在博客上的系列文章中有关文革回忆的选集，原题为《我的文革十年》，本刊已经选发过其中的两则《亲历“红八月”》（第165期，2020年11月30日）、《革命狂热中留在心底的困惑》（第185期，2021年9月30日），这次选发的内容略有删节与结构调整，文字经重新修订，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这部分内容中，主要是作者在国营大企业当工人时的亲历见闻。“工人阶级”历来被认定是“国家的主人”“革命的主力军”，1968年秋毛泽东将其人为制造“天下大乱”的部署转变为“天下大治”时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的政治身份更是被捧上了天，被神圣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有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同等级，也有社会上其他阶级、阶层都有的正直与奸滑、善良与邪恶、清醒与愚昧、奋进与苟且等等各色人物，或者借用当时毛泽东的一句话说就是“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些在作者的回忆中有生动、真实的记述。
作者简介：于向真（左图为退休前工作照），女，1952年12月26日出生。文革爆发时正在北京上初中一年级。从1969年3月起当过5年工人、12年工厂劳资员和25年《中国少年报》编辑，出版过几十册少年儿童科普和童话书。2006～2017年在数家网站发表博客文章，今年春天在（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35万字的网络日记形式文集《寒空中的小星星》。
文化大革命，如果仅仅是发动者一人和他有数的亲信林彪、“四人帮”这样“一小撮”人的一番兴风作浪，而没有被熏染奴性与暴力的愚民们的参与，可能上演“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吗？发动者及他的大喽啰们已经作古，但文革的阴影却一直徘徊着。前几年“西南王”薄熙来在重庆一挥手，红歌骤然唱响、比黑更黑的“打黑除恶”立即大行其道。不管是局部文革的死灰复燃，还是文革式的大规模互害模式再掀狂飙，其实都在我们周围蓄势待发。究其原因，正是培植文革的气候与土壤至今仍未被认真清理，未被铲除。
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简单把文革的恶果一股脑推给发动者毛一个人就算完事。不！我认为那是我们所有亲历者——包括我在内，共同需要反思的，反思文革首先要检点自我，自己和周围熟人错在哪里？对在何方？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混为一谈。
老于我忙里偷闲、剖肝沥胆，一边回忆一边写出《我亲历的文革十年》系列，目的只有一个：前事不可忘，滋养健康人。
从遣返队中救回姥姥
1966年外出串联后，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正是我14周岁前一天的12月25日，一进家门见到带大我的姥姥，因分别多日，更是格外亲。当晚和姥姥说了一宿话，给她讲我的串联见闻，听她说此前遭遣返回乡后被一位叔侄军人护送来京的经历。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春，那个冬天极为严寒，有多冷？举个例子：姥姥牙不好，一大早我去羊坊店副食店买豆腐，排长队勾画了家里的副食本（那时买什么好吃的都凭票或凭本）买到两块豆腐，没手套端着小铝盆往回走，一路寒风刺骨，到家后双手疼了好久好久，痛得钻心，见姥姥高兴，手疼也值，没喊一声，真的疼了好久。
如今没有亲历的人不知道，或者是亲历过的人忘记了，那时不仅各机关单位疯狂批斗当权派，连守法居民也毫无安全保障。我们住的新华社家属院皇亭子大院里，隔些天就上演一次敲门“查户口”的闹剧。半夜三更一家人睡得正酣，咚咚咚门被拳头砸得山响，呼啦啦几个大汉冲进来，强光手电筒冲着床上的大人孩子一通乱照，晃得睁不开眼。有人大吼：“拿户口本来！”妈妈赶紧将户口本递上，他们翻一页用手电比划着找出相对应的那个人，逐一核对。
忽听一声断喝：“这老太婆没户口，带走！”不由分说，两人上前把姥姥从被窝里拎出来，来不及扣好衣服就被连推带搡地带走了。
哥哥睡另一间屋，不管外面闹得多厉害也继续呼呼大睡。我慌忙套上外衣，尾随他们到了皇亭子家属委员会办公室，只见原先摆放好的桌椅摞在了角落堆起老高，空出的地方已经蹲着抓来的几十个人，我姥姥正被喝令蹲下。我拉开门走进去，问：“谁是领导？”然后对那人说：“我姥姥的户口过去一直在这里，当过三年家属委员会的治保主任，我家墙上还贴着几张她得的奖状呢！前些年跟随我姥爷工作调动，姥姥才把户口转出北京。我爸妈长年在国外，姥姥只得经常来京，我兄妹都是她一手带大的。您放她回家吧！”
好说歹说，那帮家伙咬定没户口一律需要带去新华社总社严查并遣返，勒令我闭嘴。好啊，有人敢指我鼻子！我急了，大喊道：“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必须搞清楚！你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姥姥过去为共产党出生入死，被国民党吊着打过、活埋过，抗美援朝立过功，功臣居然被自己人关起来，让她像犯人一样蹲在地上？太不像话了！太没有阶级感情了！”
我反复这样大喊大叫了两三遍，有人过去说情：“刘姥姥确实是这个院里的积极分子，户口转走后，人长期住在这里，我们都认识她。”
这话很给力，加上我闹得太厉害，领头那家伙不耐烦地放走了我姥姥和我。
我扶着姥姥，祖孙二人像打了胜仗一样兴高采烈回了家。
次日清晨，我哥哥和院里好多人都看见满满一大车“户口不在本地”的人被拉走，将被强迫送回户籍地，其中有些进京躲难的人又要遭殃了。听哥哥一说，姥姥和我那叫一个庆幸啊！不然姥爷正被批斗，姥姥的户口已被注销，送回原籍咋办呀？
我之所以壮着胆子在文革寒冬里豁出去也要救姥姥，因为姥姥刘心贞是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她给予我的精神财富说不完。从两岁起，就是姥姥带大了我，上学前我一直是姥姥的小尾巴，最喜欢听姥姥讲故事。姥姥善良、热情而能干，无论在哪里很快就成为大受欢迎的人。在皇亭子大院，“刘姥姥做的病号饭”名声颇佳，谁家有了没胃口的病号，只要上门提出请求，姥姥一准按时备好，分文不取送上门，那家人再三感谢她并不在意。住我家楼上301号的谢文清叔叔，他一不舒服就让家人：“去，求刘姥姥给我做一碗胡辣汤。”姥姥听了二话不说，和好一点面醒在那里，过会儿用水把小面团分几次将面筋和淀粉分开依次煮，卧个溏黄鸡蛋，撒点胡椒粉和细盐，再加一点点香菜、绿叶菜，一碗热腾腾、香喷喷、辣乎乎、令人胃口大开的胡辣汤（或者用手擀点面条，不加胡椒粉只放蛋花和青菜），病号饭就做好了。
我家兄妹五人，加上舅舅和姨每家各两个常住我家的孩子，一大群都是姥姥一手调教出来的，面对香气扑鼻的病号饭，再馋也只是吸溜着鼻子说句“真香”，从没人动过尝一口的念头。
老天爷有眼，后来姥姥和姥爷双双活到101岁无疾而终，姥姥比姥爷大一岁，姥姥走后我家人变着法儿瞒着姥爷，开始姥爷还信，念叨着：“我耳朵不好，你们打电话告诉她我出院了，让她赶紧回家。”后来姥爷不信了，不肯吃饭了，姥姥走后一年姥爷再次被送进医院，怎么都不肯吃饭，拒绝服药，接连拔掉打点滴的输液针头，静静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睡过去，直到停了呼吸，晚姥姥一年辞世，却同为101岁高寿。
为有这么好的姥姥、姥爷，我无限感激命运！同样为姥姥、姥爷，我旗帜鲜明地反思文革，因为太多这样的好人都在文革中饱受磨难。
好友素珍
文革爆发那年的8月6日，北京49中初二的张素珍（下图）和初一的我，不约而同第一批加入红卫兵。
北京49中是男女生混合中学，却只收女生住宿。我和素珍是住校生，宿舍房间门对门。因为1966年8月下旬宿舍对面的教学楼夜夜有人拷打“黑五类”，被惨叫声惊扰得夜不能寐，我就换到对面房间与素珍同屋，从而我俩更加亲近，情同姐妹。
1967年开春时节，分别从外地串联回京在家休养之后，素珍和我重回学校宿舍。那时无课可上，我俩不愿意整老师，也不参合各派争斗，躲在宿舍小屋的我俩却有说不完的话，整天里聊天、唱歌，相互把大串连的经历详详细细讲给对方听，说到高兴处我俩笑得嘎嘎的，眼泪都出来了还乐个不停。
我俩也不甘当逍遥派，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的一些活动，我俩一起参加了崇文区的红卫兵合唱团，在京城巡演《长征组歌》。素珍性情温婉，天资聪颖，人缘极好。学校里有一架旧手风琴，大家闲着没事你拉几下我拉几下丢到一旁，唯有素珍越拉越好，很快能上台担任伴奏了。素珍后来从东北兵团回京后务工多年，退休后又开始练钢琴，如今弹得一手好钢琴。
1968年初冬张素珍去了东北兵团，次年初春我被留京分进工厂，我俩通了好长时间的信，她的信每次都是厚厚一沓，事无巨细娓娓道来，兵团生活令没能如愿逃开城市的我无限向往。其中有一封素珍的来信，我保存了许多年，厚得简直可以印成一本小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透过她貌似轻松的叙述和乐观的调侃，使我能设身处地揣摩好友远在北疆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在一望无垠的田垄薅草收麦，在暴土扬尘的场院里清除麸皮，在猪圈里挥大铁锨起粪沤肥，在冰天雪地中捡拾豆子手指被冰碴割出道道血痕……心疼素珍这样一位部队大院高级军官家庭出身的瘦弱姑娘正经历着的苦寒场景，不知不觉间心总是喀拉拉裂成了碎片片。
1970年底，一次周末我参加单位民兵冬季野营拉练。那时每周只放一天假（直到1995年5月1日，中国因加入世贸组织才“与国际接轨”有了双休日），文革中经常被接连不休的政治运动或生产任务没完没了地加班，8小时工作制名存实亡，失去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是寻常事。那个周六，上一天班之后，我们又连夜徒步百里强行军，下半夜我回到工厂集体宿舍，躺下就睡着了。
次日上午，有人轻轻把我摇醒，睁眼一看，哇，竟然是张素珍坐在我身边！感觉跟做梦似的，双手紧握泪眼相望我俩哭得稀里哗啦。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北大荒回京探亲，没顾上回西郊父母家，先到东郊工厂打听到我的宿舍，找到睡得跟死猪似的我，怎么也叫不醒，只得把我摇晃醒。
我和素珍坐上往西开的公交车，我俩的家都在京西海淀区，路上告诉她，我“已基本联系好了要去武汉军区当兵”，分手前我俩约定：等我换了通信地址跟她联系。可是不久后我被父母阻拦，没当成兵，仍留在工厂。素珍回去就换了连队，没收到我的信，从此我俩失联多年。我经常想念她，上世纪80年代晚期，我甚至还在《中华读书报》上登过寻友广告，试图大海捞针找到她，可惜渺无音讯。
直到2006年春天，北京49中学几位热心同学重招旧部，刘向群大哥发起、素珍任联络人，为筹备红卫兵成立40周年聚会，开始紧锣密鼓地联络。一天我正在报社低头改稿，电话响了，是在国家体委工作的孙丽娜打来的，说完聚会通知后，我赶紧询问我的好友素珍现在哪里，哈，当时素珍就站在丽娜旁边，随即听筒里传出素珍的声音，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
第二天上午，素珍就赶到报社看我，从1968年我在北京火车站送她远赴东北兵团，中间1970年短暂一见，我俩阔别三十多年啦！她居然变化不大。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想问的、要说的话题往来碰撞，一气儿聊了3个半小时。惊喜的是，多年之后我俩依然秉性相投，骨子里飘散出来的气味都一致。
素珍的丈夫“大高”（高国勤）是我校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在素珍之前曾和另一同学小宁有过一段恋情并同赴北大荒，不久小宁不辞而别——她父亲时任驻某国大使，把小宁调回北京安排工作。大高被丢在东北，却成全了素珍的好姻缘。大高和素珍相濡以沫。后来夫妻俩的独子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赴德国留学，毕业后又被德国一家著名公司录用，与一位中国赴德的哈尔滨姑娘、医学女博士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素珍和大高荣升奶奶、爷爷，曾多次去德帮助照顾孙子孙女。得知素珍这样不辞辛劳、乐在其中，原本害怕带孩子的我，之后也鼓起勇气飞到新加坡，帮助工作忙碌的儿子儿媳照料孙孙到4岁多。
三首小诗
我和素珍参加的那个红卫兵合唱团没活跃多久，四位核心成员突然被捕，京城巡演戛然而止，合唱团成员们纷纷猜测（后来也得到证实）那4人是因不满江青而被刑拘的。素珍和我心里更恨江青了，恨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压老革命和红卫兵，看不惯文革小组那几个坐直升机发迹后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就在那段时间，我和素珍抄了些在小报或传单、大字报上看到的诗词，还把抄下来的诗词分发给其他朋友。那时只有毛泽东诗词被允许公开发表、传播，油印小报上及口口相传或用小纸片私下传抄的一些民间诗词，原则上讲都属于违禁品，更有些是除了家人、好友外绝对不敢传播的“反动诗词”。印象最深的，也是多年后我和素珍仍然能记住的只剩下面三首。
第一首是：
遥忆当初献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今日且看献果人，
戴上手铐牢中坐。
这首诗表达了1967年春，公安部抓捕对江青及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的不满。
2006年岁末，我意外得知这首小诗的作者是和我同在博联社发博文的一位博友——那一次我给她留言，鬼使神差把40年前的两首小诗敲打在跟帖里。很快，女博友发了一篇《40年前的一首打油诗》，文中说：“40年前，当时我和几个同学从新疆、延安串了一圈回到北京，直接回到学校，听说北京已经是天翻地覆。几个月前红透半边天的红卫兵已经被打下去，中央文革又有了一帮新宠。红卫兵们都觉得很压抑。更令我吃惊的是，当年红卫兵刚刚开始从被工作组打压的状态翻身时，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一个支持红卫兵的集会上，海淀区另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头头激动地把军训时采回的沙果献给亲临会场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主席，表达红卫兵对领袖的敬意。当时江青对他的亲切真是溢于言表，而刚过几个月，这个献沙果的红卫兵竟锒铛入狱，而且还戴了手铐。”
“听了伙伴们愤怒的诉说，我对这样巨大的反差实在难以接受，便写了这个打油诗。马上就有人刷了出去，当然没有署名。但是，想不到会从海淀区传到崇文区，让此前我素不相识的于向真记到现在。”
后来我知道，她因为在当年随手写下这首小诗，文革中还招来一些麻烦呢。
第二首是当时人大附中高一女生“自创词牌”写的《蛮江青》：
风雷激，鏖战急，陈官溃，骚人溢。
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拜倒茶花女。
甘地慕，慈禧嫉，金声盖旨御可愚。
蓝氏嫩手抽龙筋，老臣畏主施穷计。
无奈神塔压顶火中立，昂首待鸡啼！
2007年，从这首词作者发在网上的文章中得知，这首词是她在1966年底，听说江青组织一帮人要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她对能文能武、刚正不阿且功勋卓著的陈老总充满敬意，故而忍无可忍写了这首自创词。为此，她曾两度被捕入狱，直到1977年才重获自由。
当年素珍拿出她在人大附中抄录来的诗词给我看时，其中就有这首。我俩在宿舍一遍又一遍地吟诵后背熟。这首词表达了我俩的观点，抒发了相同的心意，以致我俩一再吟咏，还一遍遍抄写在小纸条上，暗中传递给自己信任的亲友们分享。半个世纪过去了，素珍和我依然对这首词情有独钟，赞赏作者当年的勇气与才华。
第三首小诗是：
满天风雨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三司本是拉堠物（一作“垃圾猴”），
三年归报三司仇。
感谢网名“好运”读者的补充，他很快发来该小诗的最初版本：
满天炮轰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西纠豪气在，
三年归报三司仇！
这是一首改写自《革命烈士诗抄》中杨超烈士《就义诗》的小诗。原诗是：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这三首小诗从文学角度考究无足轻重，却反映了文革初期一批中学生在动乱中的真情实感，如果有人写文革史，我建议不妨把这三首小诗收录进去。
批刘邓与没收金鱼缸
1967年，文革进入第二年，动乱急剧蔓延，中央文革小组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四处煽风点火，拉一派打一派。社会上各色人等纷纷登台表演，一出出荒诞剧纷至沓来，学校复课又停课，工厂或停产或怠工，行政机关半瘫痪，批斗之声不绝于耳，派别争斗狼烟遍地，整个中国乱象横生。毛泽东的喉舌“两报一刊”发出“揪出中国头号走资派”“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号召，刘少奇彻底栽了。
想当年延安整风之初，毛电令远在江苏北部的新四军指挥员刘少奇去延安。刘少奇离开苏北时，随行人员中有他指名道姓的“新四军机要快手”王剑青（后来是我公公）等人，一批人进入山东后被阻挡在把守极严的铁路线以东，如武力硬冲不仅伤亡巨大且难保刘少奇绝对无恙，经联络铁道游击队及混入日伪军的中共人员，护送化装后的刘少奇巧妙地穿过铁路，长途跋涉后抵达延安。没能穿越铁路西去的随行人员有的留在山东纵队或其他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有些人（包括王剑青）则返回苏北新四军军部。
刘少奇作为整风运动的拥护者，力挺毛泽东将严酷肃杀的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随后刘登上二号交椅。文革中刘少奇落难并瘐死开封，在他思维还清醒时不知内心会多么纠结，当年不正是他（后来的林彪亦如此）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无人能施加制衡的绝对权力，等刘少奇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印证了那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一家人对烈火燎原般的批判刘少奇无动于衷，甚至对铺天盖地以丑化人格为乐的批刘文章及漫画在内心里感到抵触——有理说理，何苦把外形样貌并不比毛差多少的刘贬损为烂鼻头、大龇牙，冠上“叛徒”“工贼”“重婚罪”等无聊的帽子呢？从外面带回家的批刘传单一律迅速被我们扔掉。至于“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因两年前在邓听取我爸爸他们汇报时不满意（我爸爸后来才知道他听力不好），我爸爸对他那种居高临下呵斥人的态度也心存抵触。当有人报信说“马上要入户抽查”，爸爸妈妈赶紧翻出在欧洲工作时的相册，一张一张筛选，把所有与邓小平合影的照片统统在邓的脖子与胸口上画个黑叉叉。结果来人在我家搜查并不仔细，看到墙上有毛画像、桌上有毛石膏像，家里没养猫养狗养鱼养鸟，就算过关了，那帮人只是顺手牵羊搜去一束绢花，就去下一家了。
文革时，养宠物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爸妈遭难时我家被迫搬迁到皇亭子大院东南角一老旧楼房狭小的顶层，几年后“落实政策”搬回皇亭子21号楼时，一进门我们都惊呆了：屋里满满全是没收来的大大小小的金鱼缸和几个鸟笼子，金鱼缸竟达上百个！我和妹妹费了好大劲才清理出去。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宣称：“现在，是革命的师生回到学校去，为无产阶级占领中小学阵地的时候了。”10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要求各校“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运动”。不记得是哪一次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之后，我回到49中初一（1）班，上了两节英语课，反复将“四个伟大”和“万岁万万岁”背到滚瓜烂熟，其他课只能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和全班同学斗私批修，每个人都把自己狠批一顿，变着花样把自己糟蹋成一个自私自利、满脑子坏思想的小坏蛋，然后感激涕零地向毛表忠心。
不久，某校有学生贴出大字报，说“复课闹革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教学改革是“改良主义”和“复旧”，是“走回头路”。能出来任课的少数教师本已是惊弓之鸟，很不情愿地回来教课，学生异议一出，老师们干脆停课不教了，静等中央出台新政策。于是，我们再度被放任自流。
爸爸闭门骂皇帝
本文开头我提到文革之所以酿成空前浩劫，绝不是毛一人之力，而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举国愚民”推波助澜所致。不过，亿万“愚民”里必有异数，我爸爸于明（右图）就是其中一个。
1968年一个周末，妈妈带妹妹们出门了，爸爸关起两道门，先是表演京剧《宇宙锋》中赵高的女儿登殿骂君斥父那段唱腔与道白，他一人饰演三角，一会儿饰装疯卖傻的花旦赵珍，一会儿饰昏庸的秦二世，一会儿又饰奸臣赵高，把哥哥和我逗得哈哈大笑。
突然爸爸停下表演，正襟危坐，严肃地说：“今天我不是单纯过个戏瘾（爸爸是京剧爱好者，会唱不少折子戏）。你俩是中学生，该懂得用头脑想问题了。现在全国人害热病似的拥戴一个人，而我在家关起门骂皇上……”
一听这话，吓得我直吐舌头，从小信赖爸爸，他这样说一定有道理，虽然害怕还是认真地听，原来爸爸对当时越来越癫狂的个人崇拜充满疑虑。
爸爸是1937年投身抗战的中共党员。早在“九一八”后，爸爸就和李昭（耀邦夫人）、石笑北等几名安徽青少年在安徽宿县街头演抗日活报剧。1937年爸爸考上航空学校，临近毕业时被航校一名教官（实际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看中，把他和另一名同学秘密移交到正在筹建的新四军游击大队。
几十年来，不管战争中受重伤、打败仗，即便后来看不惯官场歪风、数次辞官不做，也没有动摇过他“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但毛泽东的一句话却重创了这位老党员对领袖的信赖。
文革前后带有保密性质的首长讲话、国内国际动态等文件，对民众封锁，只传达到“某一级别干部”，文革前机密文件规定13级以上干部可阅。1966年8月文革爆发初期，我父母从罗马尼亚回到北京（1964年到1966年8月，我爸爸任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我妈妈任分社记者兼报务员），爸爸需“补课”，关在屋里看他在国外工作三年间漏掉的重要文件，其中一份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斥责彭真的话，老毛原话大意是“彭真算老几，我用一个小手指就能打倒他”。
这句话，严重伤害了我耿直的爸爸的感情。爸爸与彭真并无交情，没在彭真手下工作过，老毛指责彭真怎会伤害到我爸爸的感情呢？
原来这之前，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带北京市代表团访欧时，与我爸爸有过交往，爸爸推荐石化加工、家用塑料、流水线养鸡等多家适宜在京城开办的企业，并逐一陪同参观。两人因见解趋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万里回国前诚邀我爸爸：“一回京你就去找我，我带你好好看几个地方……”万里还曾对我爸爸透露了北京市一些情况和诸多难处，爸爸从中感觉到北京市领导的敢作敢当。看到文件中毛对彭真笼统武断的责难，爸爸对这种家长式的蛮横作风产生了反感。
那天爸爸感慨发出的原话是：“彭真算老几？彭真是政治局委员，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居然说用一个小手指把他打倒，这是共产党员该说的话吗！一个党的领袖对老战友就这态度呀！实在想不通，无法容忍这种家长式作风！”
爸爸当时愤愤难平，又说：“我虽然出身封建家庭，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彻底铲除封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搞家长式的一言堂！”
爸爸那么激动，我情不自禁地替他担心。爸爸很快平静下来，嘱咐哥哥和我：“出去千万不要提这些事……学会用眼睛看世界，用头脑分析问题，为人处世要站在理上。”
正是爸爸的点拨，使我比多数同学更早清醒，在动乱中不再跟风作恶——必须写大批判稿时只照抄两报一刊，不肆意发挥；参加批斗会时不诬陷、戒狠毒；早请示晚汇报时不大嗓门；跳忠字舞时能溜就溜……
我爸爸挨批斗是在1966年春季，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刘放本是他新四军时代的老战友，因和我爸爸对罗两任总统及如何发展两国关系的看法不同，周恩来采纳了我爸爸的建议，在乔治乌-德治死后迅速赶去参加国葬，与刚接棒的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信任，在中苏对峙时抢到一粒棋子。周接下来频繁访罗，有事不跟大使商量却与新华社记者讨论，大使不爽在情理之中。但从那之前的四清运动起，国人已盛行以“斗争哲学”对人对事，刘大使动员留学生们参加使馆组织的批斗新华社驻外分社首席记者的斗争会，批斗会一次接一次，繁忙的报道任务加上挨一帮年轻人批斗，我爸爸无法休息，写的检讨书一再通不过，不久爸爸就尿血住院了。周恩来很快得知情况，表态“支持新华社记者”，又通过陈毅外长迅速召回刘大使，改派曾涌泉大使急飞布加勒斯特任职，将驻罗马尼亚使馆与分社关系理顺。1972年，新华社的戴邦叔叔对我说过：“使馆与分社不和，从来是外交部占上风，唯有一次例外——你爸为新华社赢过一次！”
（上图：1966年6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时与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人员合影。本来大家让周恩来坐到正中，但周执意将我母亲理锐拉到正中，而他坐到旁边，让于明坐到他另一边。理锐的另一边是谢富治。）
爸爸也没有得理不让人。1967年，爸妈回国半年后，听说刘放被外交部造反派整得进了医院，爸爸妈妈大老远跑去看望并真诚安慰，手紧紧相握时，两年前的纷争不快顿时消解了，老战友的情谊得以修复。
1966年8月中旬，爸妈一回京又被卷入风暴眼。爸爸的双肾结石加重又开始尿血，妈妈陪他到宣武医院挂号，走近挂号窗口被几个红卫兵拦住喝问：“什么出身？”那时候多数人不会说谎，爸爸如实告知：“城市贫民。”
“城市也有贫农？”红卫兵似乎没听说过，又问妈妈，妈妈说：“他出身城市贫民，我出身是革干，我父亲是二七年的老共产党员！”
几人听了，忙闪身让开，允许挂号。爸爸后来对我说过：“真感谢你爷爷，要是他在民国时期继续当县长，我连挂号治病的权利都没了。”
新华社大批判开始了，礼堂里轮番批斗总社领导，批斗右派，批斗各分社社长，台上站得满满的，前排主要目标被反剪双臂、挂上打着叉叉的大牌子，被强按着头做“喷气式”，后面陪斗的人压力轻些，低头站着就行。
我爸爸“老于明”是总社有名的孩子头儿，说学逗唱篮球乒乓都在行，尤其是一肚子笑料，年轻记者们喜欢围着他玩闹。文革初期正是这帮人闹得欢，明里暗里没少帮“老于明”解围。那次各分社社长逐个被吼上台，马上有人上前三把两把将我爸推拉到后面，压着声说：“正病着，往前充什么大个儿？”
也有些造反派跟“老于明”没交情，要求布加勒斯特分社的年轻记者和司机也“上台揭发罪行”，分社年轻记者兼译员张汉文（后来担任分社首席记者，在1989年，张叔叔和夫人周荣子成为罗马尼亚转型期的现场见证者，其亲历见闻著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仗义地替我爸妈说好话。比如造反派问：“这几年于明发了那么多稿件和内参，他一个大老粗哪里会写什么文章？是不是你们写了署他的名？”张叔叔说：“绝无此事！于明抗战时期就是老战地记者，我们发回的那些文章都是他亲笔写的，不好意思的是每次不容商量他都署上我的名字。”造反派就卡壳了。
批斗最厉害的时候，那些长期驻外的分社社长们争相以交党费的名义上交各自家庭的存款，我爸妈也把那几年国家发给驻外人员的双薪和我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两千多元上交了。皇亭子大院里传说“最多一份是李延年”，据说李叔叔交了四千多元，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巨款！那些上交的钱后来下落不明。
一个初二女生的“英雄”梦
继1966年学校停课后，1967和1968年，中学生一直是复课无望，前途渺茫，很多同学如断了线的风筝六神无主。
我校当时有个姓高的初二女生，家住崇文门外，原来是走读生，1967年秋天，她乘无人管理之机，夹着个被子住进女生宿舍，住在素珍和我对门那个小房间。我曾去她屋里与她搭讪，她说自己祖籍山东，村里人鸡鸭鱼肉全不沾，属于“清素族”，还说国家划分56个民族时，因“清素族”人口少被“少数民族”漏划了，她还眉飞色舞说了些有关这个族群种种匪夷所思的族规，最主要的是全族人“绝对不沾荤腥”。闲聊中，她问我有什么志向，我说“想去前线参加抗美援越”，她一撇嘴说：“当炮灰没劲！”表明自己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并认真地对我说：“以后有人问起我，你就说小高是少数民族，从小有大志向。”
那次闲聊，使我顿感自己太渺小了，于是没再去高攀。
1968年春节前，突然一则惊人的新闻传来，我校初二女生高某某成为灭火英雄！
还没等到她载誉归校，又传来她已迅即被捕的雷人消息。原来她家附近仓库夜间那场不大不小的火，是她自己先点燃再喊人一起“英勇”扑灭的！
真是悲剧啊，一个15岁的女孩子，为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沦为纵火犯而弄巧成拙地锒铛入狱。从此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之前她对我说过的话我没有对外透露过，也没人问过我。出了这事，想起不久前她有鼻子有眼儿对我描述的“清素族”，我立刻判定是她撒谎捏造，至于她干嘛撒谎，干吗非要造假冒险当英雄，反正我理解不了。
我的参军梦、下乡梦都破灭了
我心里还是盼着当兵。1968年初秋，我换乘两次公交车，到位于颐和园西面的厢红旗车站附近的总参三部宿舍院，到爸爸的老战友徐树森叔叔和张阿姨家住了几天。抗战时期，丁伯伯、徐叔叔和我爸爸同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机要科长，我爸爸办着两份报，三人同住一屋，关系特别好。丁伯伯最幽默，徐叔叔最厚道，爸爸说：“老丁的衣服常常是老徐和我帮他洗，他把衣服往盆里一泡，嬉皮笑脸地说‘我的衣服不用洗，三天不洗自己干’，其实还不是我们帮他洗。”但丁伯伯智勇善战，无论对日遭遇战、淮海战役，还是朝鲜战场他都曾立过战功，是粟裕麾下一名得力干将。
徐叔叔记性特棒，是四师和后来三野的机要大牌，1949年随军南下，在广西剿匪建功立业，后被调到解放军长春机要学院任政委兼院长，我舅舅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他和几名成绩拔尖的同学刚毕业就被派往朝鲜抗美援朝，在彭德怀身边当机要员直至停战。上世纪90年代，家人提起徐院长，舅舅还竖起大拇指。从长春回京后，徐叔叔任职总参三部政委，文革期间托病在家休息。
徐叔叔有一女三子，我去后，和晓华姐姐住一屋，晓华姐姐是联动发起人之一，1968年我在她家时，她也正盼着当兵，所以我俩颇有共同语言。周日我陪晓华姐姐到附近葡萄园参加义务劳动，平日我帮张阿姨踩踩缝纫机，帮徐叔叔浇花浇菜，一有机会我就磨着徐叔叔央求他帮我联系当兵的事，徐叔叔应承下来后，我才离开他家。
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接下来就是历时十多年、约1600多万中学生被分期分批赶去农村。在那之前，北京已经陆续在安排中学毕业生“四个面向”，有的到边疆建设兵团，有的到农村，有的到工厂……
学校军管组负责初中部的女军人给我们住校女生派活，让我们挨家挨户去送《上山下乡通知书》。接连几天我拿着一摞油印的《喜报》，走街串巷通知我校同学“光荣分到某县（我校是山西和吉林）某公社插队。某月某日乘火车前往某公社……”，落款是“北京49中革委会、军管组”。接到通知的同学和家长，很少能保持客气，大多数人立即显出失望与愤怒，有的要求我回校替他（她）讲明家庭困难，请求留在北京“干什么都成”，有个别人会替我开脱：“甭废话了，她是发通知的，跟她说管个屁用？”弄得我特别狼狈，感觉亏欠人家似地赶紧逃出去。好歹把手中的通知发完后，好几天我不敢在学校露面。
那段时间里，我一次次前往北京火车站送别去边疆兵团或去陕北、吉林下乡插队的同学。有一天从火车站回到家，躲在家里翻看“破四旧”后留存下来的几本书，莱蒙托夫的诗集里有首小诗《帆》，触动了我，看了又看：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故乡？！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波，
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中有宁静之邦！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杆弓着腰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
这首小诗像是写出了我当时的心情，即将年满16岁的我已变成“不安分的帆”，巴望着离京自立。徐叔叔那边还没音讯，爸爸妈妈干脆挑明不让我去当兵：“你哥哥是正式招兵体检合格、戴着光荣花入伍的，你去走后门是错误的，要服从学校分配。”
好友素珍已去北大荒，成了一名兵团战士，孤独而失望的我着手准备下乡插队，探听到我校68届要去吉林，而我串联时对陕北留下了好印象，就联系了一所能去陕北的东城区中学，商量好和他们一起去插队。回到家我把存钱罐里的25元钱钢镚换成纸币，为下乡做好物质准备，拆洗了一床被子一个褥子，买了小闹钟……
1969年2月下旬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分配到“工业一组”，赶紧回校一问，原来我和另外90多个同学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马上找到军管组，表示自己已联系好即将随东城某校去陕北插队，军代表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不得无组织无纪律，你的档案已交给工厂，只能按时去报到！”
我闷闷不乐地走出校门前，被一人追上指责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大家挤破头都争着留北京……”
我心情纠结着回到家，爸爸妈妈和妹妹闻讯喜出望外，我才知道家人那么不愿意我离开北京。
1969年3月5日，我走进位于大北窑（现在国贸桥那时的地名）以南两公里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成为一名学徒工，当了5年钳工、12年劳资员，直到1985年6月7日离开工厂，一天都不愿耽误，于第二天即6月8日进中国少年报社当了一名编辑。也就是说文革的中、后期，我一直是在工厂度过的。
1968年我曾到爸爸的老战友徐树森叔叔家住过几天，央求他帮助我走后门入伍当兵，徐叔叔说到做到，联系了他时任38军副军长的大弟弟。1969年的一天，徐叔叔大老远来到我家，那时我父母被迫把家搬到大院一角的旧楼房的顶层，徐叔叔好不容易等到很晚才见到回到家的我父母，告知他们，说我可以和他女儿小华一起去保定当兵。这个对我来说天大的好消息却被爸妈扣下，因为不久前我刚刚进了工厂。好多年后有一次妈妈说漏了嘴，我才恍然大悟。我像爱亲爹一样爱徐叔叔，他生命最后几年，我一趟趟往住在西山部队院里的他家跑，去跟徐叔叔、张阿姨聊天，有时小华姐姐两口和徐叔叔的儿子儿媳也过来相聚，热热闹闹地亲如一家。
回想1969年，我进了工厂还是想当兵，最初误以为徐叔叔把我的事忘了。1970年秋我鼓励大妹妹去找军事科学院的丁伯伯，结果15岁的大妹妹很快高高兴兴地到云南当兵去了。
1971年初春，在外交部当大使的黄叔叔和夫人王效平阿姨来我家，听说我想当兵，王阿姨就给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老首长张震打电话，王效平阿姨和黄叔叔曾是“拂晓剧团”的两位童星，张震与四师师长彭雪枫（牺牲于战场上）及许多老战友一样喜欢他俩，就爽快地同意接受。很快，我接到王阿姨打到工厂的电话，让我尽快买第二天去武汉的票，告诉我张震伯伯已经安排她女儿小娟和我在军区医院当护士。
我马上请假到北京车站买票，长长的队让我心焦，终于快到我了，突然想起应该先通知爸妈一声，他俩正被整得度日如年，不能再受刺激。
我赶快坐公交赶往宣武门，把爸妈叫来新华社的传达室，告诉他们我要去武汉当兵的事。他俩一听，坚决不同意。我说买晚两天的票再离京，爸妈说：“你哥哥、大妹妹都去云南当兵，两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全靠你呢！”又告诉我，他们随时会再度远赴国外分社，家里必须有个能主事的人。
我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工厂干活去，心里明白参军的梦破灭了。
（下图：1973年于向真全家趁她大妹妹与哥哥参军后回家探亲之机合影，左起：小妹妹、二妹妹、大妹妹、妈妈、爸爸、于向真、哥哥。）
进厂当学徒工后的一些经历
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进入第三年时陆续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出路无非是工农兵。那时人人争当解放军，穿上军装吃上军粮是众人向往，人称“光荣花”；留城就业的不必离家，免被发配边疆乡下，中签般令人羡慕，人称“幸福花”；整批被送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兵团农场，超强劳作艰苦卓绝，但有固定工资可拿，人称“朝阳花”；很少有人自愿到农村插队，一撸到底工分微薄破衣烂衫形似叫花，人称“苦菜花”。
其实我们老三届在文革第二阶段，刚步入社会最初几年，那批中学生一水都是“苦菜花”，光荣也罢，幸福也罢，还是向日葵般地在兵团、在乡村做苦工，几人没有一肚子苦水？比如我们北京49中68届进工厂的那批人，老高一的19岁，初一的我刚满16岁，进厂后很快不分男女投入一线重体力劳动，加班加点是寻常事，吃苦受累被欺负只能逆来顺受。这里我把进厂后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介绍一些吧。（右图：刚进厂时的于向真。）
1969年3月5日，93名北京49中学的初、高中生被分配进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做学徒工，不叫参加工作，叫“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意思是中学生有点知识，臭味比高级知识分子略微小点，但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在上山下乡浪潮中，老三届中只有66届和68届少数学生留城进了工矿企业，结束了游手好闲的“红色闯将”生涯，眼看大多数同学远赴他乡，自己幸运留城并能自食其力了，哪个不是感激涕零地迈进厂门呢？
进厂先办新学员班，政治调门和学校一样高，都要绝对服从，心无旁骛奋力苦干，当时经常挂在嘴上喊的是毛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最初的劳动体验是拿粗砂纸将一根根锈蚀严重的铁条打磨出亮光来，又脏又累可没人敢抱怨一声。
接下来分配工种，我被分到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师傅名叫王知仁，七级钳工，组里的技术大拿，人特厚道。在工厂那些年，王知仁等优秀工人师傅感动过我，帮助我从一个半生不熟的少年逐渐成熟坚强起来，同时我也用自己的特点影响感染过周围的一些人，我要如实地用具体事例描述一下我眼中工人的种种形象。从我自己说起吧。
钳工一组车间紧邻工厂北大门，离厂部办公室很近，车间厂房外面是大钢板铺成的室外工作台，一架威武高大的龙门吊穿梭往来。见有工人上到驾驶室上层，激起我的好奇心。到钳工组第一天下午的工间休息时，趁工友们去喝水休息，我赶紧走出车间，快速沿着狭窄曲折的铁梯子爬上龙门吊的最高处极目远眺，下面有人发现后冲我大叫，招来不少人一起朝我高喊“危险危险，当心漏电，赶紧下来”。双井一带当时是东郊工厂区，实在没啥好风景，却闻到焦化厂排出的浓烈臭气，失望之余在一片惊呼中我慢慢退回到地面，大组长和我师傅声色俱厉对我好一通修理。
如今再回想此事，老于我忍俊不禁，那天一鼓作气登上龙门吊最高处极目远眺，很是自豪，虽然闻一鼻子臭味，挨一顿臭训，却溢满喜悦之情，就算是我结束少年时代的收官之作吧。
经龙门吊一事，我安分下来，勤勤恳恳跟着师傅干活，不仅卖力，还很努力很主动，王师傅不善言谈，我尽量完成好每一项任务，要求自己做到他需要什么工具或零件，师傅不张嘴我马上递过去。师徒如父子，做徒弟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周末很乐意往师傅家跑，师傅师娘生了四女两男，全家八口挤在广渠门一间不大的屋里，大女儿王雪丽和我同龄同届，她被分配在公交集团当售票员。曾有两次周末加班我因家远来不及回皇亭子，就跟师娘、雪丽姐妹挤在一个大板床上，侧着身睡一夜，旁边小床上王师傅打一夜的鼾声我们都不当回事。俩男孩子打地铺，睡在白天家人吃饭时才支个折叠桌那块空出来的水泥地上。我夜里要到走廊尽头处的公共厕所得特小心才能不踩到哥俩。
我跟师傅一家相处得很好，师娘疼我，家里做点好吃的，会让师傅用小饭盒带给我一份。有一两次，我师娘实在续不上粮菜，悄悄找我借两块钱应急，开支后赶紧让闺女先还钱给我。许多年后，雪丽跟我提到这事：“我爸（王知仁师傅）知道后，跟我妈（我师娘）不依不饶的，不让跟徒弟借钱。”
机械行业学徒年满三年出师，学徒期第一年月入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出师后工资34元，评上二级工40.1元，然后只能等到啥时候国家发文后，企业才严格按规定给部分职工调薪，幸运者才有可能升一级涨几元钱。比如我从1973年到1979年六年只长过一级，工资增加了7元。
工人的收入非常微薄，每月15日发薪那天，车间门口早早排起长队，师傅们的孩子一大早就来排队，拿着爸爸的小图章在工资表盖了章、领了几十块钱，就像兔子似地飞跑回家，让妈妈（师娘们多数都没工作）赶紧去买米面买油买菜。那时我厂工人家庭每月人均只有6到8元钱，超过人均6元的家庭，即便有困难也领不到互助会借款。工友们非常节俭，自行车出毛病了自己修；家里用的衣服架以及各种能自己做的用品，统统用厂子里的铁丝等材料做成，能省一分钱绝不多花一分钱，连理发也是互相帮着解决，大家每人掏几分钱买把推子、剪子，用完后赶紧锁到组长柜子里。文革时期政治地位最高的“领导阶级”工人老大哥们，日子过得就是这么窘困。
出过攀登龙门吊一事，王师傅对我遵守劳动纪律管得很严，并时常提醒注意安全，但他不热心教我技术，他曾跟与自己关系最好的工友刘宝文师傅说过：“小于迟早会离开车间。”不久我果然被调去医务室，派到301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中医，回厂后留在工厂医务室。这时刘师傅才把王师傅对我前途的预测告诉了我。我不喜欢医务室的环境，不到一年就央求组长和王师傅把我要回车间接着当工人，好多人不理解我，但我和组里工人师傅们相处融洽。当然也有人不喜欢我，还有人讨厌我那股子倔劲。
进厂不到两个月，一天下班后，我在工厂宣传栏看报纸和图片，一张张看过去走到尽头回过身，见同组一人迎面靠近我，怪模怪样嬉皮笑脸朝我伸过手来，水泥墙宣传栏近旁停放着一大排组装好的拖斗车挡住路人的视线，那人放肆地试图轻薄一把，哪知小小年纪父母就远走高飞当起小管家的我可不是好惹的，啪地一下打歪了伸过来碰到我胸口的胳膊，接着一拐胳膊肘狠狠将他往旁边一推跑了出去。此事我没声张，但很长时间不给他半点好脸色，那人再也没惹过我，慢慢我原谅了他，彼此相安无事。类似这种事有过三五起，我同样横眉怒目毫不示弱，一回合就把没安好心的家伙打个措手不及，永不敢犯。动不动想占女孩便宜，活该自讨没趣！
相同态度的女工并非我一个，我之前的团小组长赵润兰也同样倔强，没人敢欺负她，论相貌她顶多算中等，选的丈夫却很出色，结成美满小家庭，每每想起赵姐我就开心。有的女工因一时胆怯结果吃了大哑巴亏，比如同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工，样貌秀丽，因爱占点小便宜，吃人家嘴短，新婚之夜被丈夫发现问题，赶到院里冻得哆嗦了一夜，后来两口子总干仗，婚姻不幸，当然用现在的观念衡量，是她丈夫缺德。
在我们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1970年爆出过一件匪夷所思的桃色传闻。
同期进厂的49中高中学姐小刘，曾在我们新学员培训班任班长，因为受到军代表兼厂革委会主任门双成别有用心的“器重”，被分进令人羡慕的维修车间电工组，“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同时进厂的93人只有她一个当上电工。
匪夷所思的稀奇事在进厂仅一年后就爆发了：电工组总共十几个人，党员占多数，为发展积极要求上进的小刘为新党员，短短半年内居然4个男工与这名女徒工有染！
此事如同氢弹爆炸后的冲击波，疯传全厂乃至北京市机械局机关的每一个角落。
进厂后我很努力，但也有负面评价。我不习惯邋里邋遢，工装上的油泥污渍，我会马上擦掉并经常换洗衣服，有褶皱会随手用湿布擦平；爸爸夜间改写文稿有喝茶习惯，我从小喝爸妈的剩茶根儿，自己挣钱后买过几次0.16元一两的茶叶末，放在更衣间明显处，工友们谁喜欢就抓点“咱也沾光沏点茶喝”，不曾想这一毛六分钱的小事也能招致不满。年终总结会上，有人批我“小徒工居然喝茶”，入档案的鉴定书上赫然写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抄写的人悄悄告诉了我。
我当即找到大班长质问：“一月挣16块钱，我怎么资产阶级了？”
大班长说：“班里不止一人说你喝茶，还说工装数你干净，怕脏怕累当然是资产阶级。”
我据理力争：“班长您心里明白，脏活累活我总抢在前面，加班加点从没落空，出黑板报、写表扬稿不都靠我吗？”
大班长说：“30多号人只给9个名额，大家评你当了年度先进职工，你居然还提意见！”
我说：“两码事！我省吃俭用买包茶叶末，还是全组共享。您要不给我改过来，对得起天地良心吗？”
大班长投降了：“好好，我马上让人给你改过来。”
我也不知道改没改，反正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剩下的爱咋咋地。
2002年春季，家里装修收拾东西，我找出两大叠50多份奖状，居然发现最早的是1969年在工厂被评为“先进职工”、印着毛闪光头像的一张旧奖状，还有一张1974年“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的奖状，看来我当工人那几年够不惜力的。
1970年我入团时，会上颇多赞扬。突然我们钳工一组的党小组长发言，先肯定一句又说：“小于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强，个性十足，党性不足。希望入团后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克服小资产阶级作风。”我半起身想反驳，走过来的团支部组织委员两手把我按下坐回去，并抢着说：“好啦，咱们表决吧。”如今已经猜不出那天若是没人阻拦，我会怎样为自己辩白……结果我获得多数票入了团，迅速当上团小组长和团支部宣传委员，不久成为车间团支部书记。
扪心自问，当年党小组长没说错，我确实个性强，不具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雅量，多年后我拒绝入党也是因为自己不认同“批评与自我批评”，还公开这样说过，被嘲笑太傻，我坚持认为有啥缺点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一再态度明确地拒绝别人当众拿我刻意保持的“特点”说事。
批斗会上夸妈妈
文革初期我妈妈挺受重用的。从巴西载誉归国的英雄记者、“九颗红心向祖国”的领头人王唯真，被推上新华社领导岗位。爸妈和王叔叔是外训班的老同学加好友，王叔叔调我妈妈当了办公室主任，帮他打理一应事物。有个原总社领导在三里河家里上吊了，我妈妈赶紧过去处理这事，安抚家人并联系好火化，回来后与王唯真商定：“不提自杀，只说心脏病突发。”那位遗孀特别感激。（下图：于向真父亲于明、母亲理锐在新华社驻外分社时留影。）
妈妈还告诉我，那时她经常被要求去国家信访局领回上访申诉的人，妈妈并没有按程序将他们带回总社，而是苦口婆心劝说各省区分社的上访人员：“别惹麻烦，回去躲避为上策。”尽可能保护了一些“自投罗网”的人。
没料到1967年底，王唯真也因王力、关锋下台而倒霉了，我妈妈自然也跟着被整，大小会挨批判，每天很晚才回家，每次要连夜写检查，整得我妈妈苦不堪言。好在有我爸爸暗中帮衬，我爸爸替她写好检查草稿，叫醒我妈妈抄写时爸爸才去睡觉。
1969年秋天，新一批“革命派”竟然把批斗会开到我家里来了。那时我已在工厂当学徒工，厂革委会通知我“马上回家参加批判你妈的会”。
我急忙赶回家，只见过道和走廊站满了人，我妈可怜巴巴低头站在中间，“打倒理锐”（理锐是我妈妈的名字）的口号一声又一声，妹妹抱着我浑身一个劲地筛糠。我爸被迫带头揭发我妈，如履薄冰的爸爸这样检讨：“自己阶级觉悟不高，水平有限，对老理帮助不够，对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辜负了革命群众的信任……”引来恶语斥责：“呸！哪里是揭发，休想蒙混过关！”
有人指着我说：“让女儿揭发，看她是怎么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的！”
我一点不怵，我很小就当家主事，现在又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怕谁？刚才从东郊往西回家途中又想了一路，所以一字一顿地张嘴就说：
“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妈妈！”
接着我加快语速历数妈妈从小如何教育我五兄妹（那年春天我哥哥去云南参军了）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学雷锋做好事、艰苦朴素节衣缩食，“我进工厂后，妈妈要求我苦活重活抢着干，见困难就上见荣誉要让，叮嘱我：有啥事情宁肯不跟父母说、也绝不能向组织隐瞒……”
那天我硬是把之前爸爸曾说过的话、别处听来的话，革命的大道理，统统安到我妈妈身上，可劲把我妈夸成一朵花！
我这招挺灵，一时间众人光顾着听我声情并茂的发言，造反派们像被霜打了似地泄了气。
我刚说完，就有人小声嘀咕道：“理锐确实是个好同志。”
这下批斗会无以为继了，刚才凶巴巴的主持人马上宣布：“今天的会开到这里，散会。”
那之后，我妈妈改变策略，不再一味检讨自己，而是借助“两报一刊”社论唱高调，比造反派更左更革命，那个公报私仇的领头者也变换整人对策，打发我妈妈去锅炉房推煤块，烧了一冬天锅炉。烟熏火燎后，我们母女二人一起出门，再也没人打趣“咋看都像姐妹俩”了，妈妈一下子憔悴苍老了许多，当时她却满意地对我说过：“不用再夜夜写检讨，也不再被连番批斗了。”哎，文革要多缺德有多缺德，把人整成这个样子！
再说一件小事作为此篇结尾吧：1967年初春的一天晚饭后，我家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眼神迷离的中年男人。我父母下班后还没回到家，一听说是父亲的老战友，我就让他进了门。我给他打了一脸盆温水请他洗掉满面灰尘，又叫妹妹帮着择菜，我炒了两盘菜，热了一碗饭，一转脸的功夫我发觉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像几天没吃饭似的。
晚上爸爸回来，他俩关起门谈话。妈妈一个一个叮嘱我们出去不准对人说。原来，来客是当时洛阳拖拉机厂的老厂长、改革开放后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马捷叔叔。1967年厂里派仗正酣，哪派都不愿戴保皇派帽子，两边比着劲折磨他，一天凌晨两位老工人帮着把他送上了一列货车，逃到北京来我家避难。妈妈让我和妹妹负责他的饭食，告诉我他是回民，要想办法买牛羊肉给他吃，我这才想起自己刚给他炒的菜里放了猪肉，他竟吃得那么香！若不是受了大罪可能不会那样。
我家住的机关大院，人员复杂，造反派时不时会来骚扰。战战兢兢勉强住了一个来月，马叔叔怕连累我们，执意要走，父亲想把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部队大院去住，于是带上我去原新四军四师老战友丁永年伯伯家探路。丁伯伯家住西郊军事科学院院内，时任该院战史部部长，正军级干部，一栋三层小楼，比我家条件强多了。后来我才知道，丁伯伯和爸爸商量后，马叔叔并没转移到他家，而是去了另一位住在三里河的老战友家。部队表面平静，其实蕴藏着更大险情，彼时军队已被卷进动乱中。
2003年12月7日，爸爸病逝后的追悼会上，由于尽量不愿打扰别人，哥哥和我基本没对外发通知，来的人不多，老战友只有两三位。不知谁告诉了马捷叔叔，他颤颤巍巍由警卫员搀扶着出席了追悼会。我妈妈握着他枯干的手，埋怨道：“这么冷您不该来呀！”马捷叔叔说：“要来，要来。”谁知那天回去后，马叔叔很快就故去了。马捷叔叔在我父亲之前，当过两年吴芝圃的秘书，我爸接他的班当了八年吴芝圃秘书。两位老战友不仅前后脚担任同一领导的秘书，居然前后脚病逝。文革最黑暗时，马捷叔叔选择投奔我家，那是对我父母多大的信任啊！
“工人老大哥”整人不手软
文革前或文革期间进厂的工人，大多念旧，与当年被发配边疆或农村的一些知青相似，咬定“青春无悔”，将对自己风华正茂岁月的怀念嫁接为时代光辉体制美好。一些老工人观念难以更新，至今对毛感恩戴德，依我看虽可笑但不难理解。毛年轻时在北大红楼当见习图书管理员时，月薪8块大洋，进出红楼的年轻教授们则月薪都在（银元）百元以上，从此他本能般地憎恶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毛先是用中学生破局搅乱天下，再利用解放军和国企工人收拾烂摊子，一度将工人捧为“领导阶级”“老大哥”。国企工人虽收入低微但基本福利健全，没有后顾之忧，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都优于农民和知识分子。有一批人还被委任“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和各机关、事业单位，号令、整肃过干部、专家及学者，学富五车的庙堂之辈不得不低三下四唯工人马首是瞻，当年“工人阶级”那份得志千载难逢好不快哉！许多单位在工宣队领导时期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超过文革初期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时期。
到了后来邓小平主政，朱镕基改企，1993年开始大批工人下岗，沦为弃子，社会地位、经济状况都今非昔比，于是有人感念毛泽东旧情。其实他们搞错了：不满现状应呼吁进步而不是后退，有意无意淡忘了文革中“工人老大哥”不仅经济贫困（当然比起“贫下中农”这个“同盟军”稍好一点），也是内斗不停歇，整自己人下手狠着呢！
1969年3月之后的五年，我在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当工人时，全组30多人中有4名技术员，其中一名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一名天津大学的毕业生，两名北京工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大中专生现今算不上高学历，但在80年代前属于工厂技术科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从毛执政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来，“唯有读书高”已被毛颠倒成“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蠢”，文革期间更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工程师和技术员统统下放生产一线劳动，搞设计、画图纸只能在班组开会的小屋里挤时间完成，更多时间要和工人一起“出大力”“流大汗”。
谁都看得出“戴眼镜人”的憋屈，他们除了干体力活，还得早来晚归加班加点画图纸，每次运动（文革中不间断插入各式各样的运动，大运动中套着一连串小运动）先拿他们过筛子。早请示晚汇报，班前会班后会，全厂或车间批判会、动员会、总结会，工程师和技术员靠后边站，趾高气扬的是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有一回，组里有个技术员闲聊时一时得意，不小心说了句什么较文雅的话，有个中年工人不爱听，头一歪张嘴道：“呸呸呸，真臭真臭，还是毛主席说得好——臭知识分子，比大粪还臭！”那技术员一脸尴尬，下不来台又不敢辩解。
1995年我家从三里屯搬到东三环外，新邻居有一位过去同在三通用厂的赵作玮先生，我请他和夫人来家喝茶聊天，对昔日同厂的右派多了些了解。反右后，三通用厂安置了16名右派，老赵是其中一个。1948年北京在傅作义掌控时，老赵是故宫青年职员，到了叶剑英当市长后，老赵加入共青团，成为故宫团委书记，几年后以调干生进入人民大学专修马列主义理论。老赵心直口快，工作有魄力，这种性格的知识分子，遭遇1957年“大鸣大放”“引蛇出洞”顺理成章地被戴上右派帽子。
戴帽后，他与另外15人下放到三通用厂劳动，16人中有北京大学几人，人民大学几人，还有北理工、北师大几所高校的师生右派。有位先生在随后的运动中被人逮住小辫子，押送到茶店农场劳改，1960年悲惨地饿毙，其他15人一直在三通用厂各车间干重体力活“改造思想”。
几年后，老赵被摘掉右派帽子，当局回避掉“反右”谬误，只承认“错划”，总之变回人民内部矛盾，恢复了他的干部身份、月薪涨到大学毕业最初的57元，当了车间统计员。
老赵说：他们16人从1957年到1976年，一直是工厂政工部保卫科重点监控对象，谨小慎微夹着尾巴拼命干活，时不时被提溜出来批一通。老赵由衷感谢三通用厂保卫科的王天喜科长，感激王科长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曾对他有过一次保护性的提醒。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用墨汁在白布上写“右派”两字，强令老赵他们缝在劳动布制服外面，对外自我昭示“人民公敌”身份，任由人打骂。一次，老赵骑车到广渠门工厂宿舍办事，家住在那里的王科长看到了，第二天把老赵叫去“训话”，王科长厉声呵斥：“以后只要离开工厂，就不要再穿这件（指缝有右派标识的）衣服，你给我记住喽！”
为这句话，老赵对王科长感激不尽。动乱中战战兢兢那滋味令无辜受难者刻骨铭心，不知文革拥趸们想不想亲自尝一尝？
我问过老赵：“当年总共有多少右派下放企业劳动？”老赵说每年春天，朝阳区都组织召开一次大会，地点在人民机械厂（双井南一公里处）礼堂，把下放朝阳区企业劳动的右派们集中“政治学习和传达上级精神，其实是反复给我们洗脑，再三训示我们不要乱说乱动，每次到会的右派大约300人左右”。看来1957年下放朝阳区各工厂劳改的右派人数约为300名，这仅仅是北京一个区，其他区和周边农场呢？北大荒呢？甘肃夹边沟呢？……
好友曾慧燕的父亲原是广东某中学教师，1957年被错划右派，差点丧命于青海劳改盐场。我表舅还跟我说到过一件事，说明当年的河南周口右派劳改农场是如何令人闻之色变。1958年表舅的母亲（我的姨姥姥）时任西华县妇女主任，表舅的生父牺牲于1947年内战中，他继父和他母亲育有一女。当时他继父正被婚外恋鬼迷心窍，提出离婚，表舅的母亲不同意，表舅的继父说了句“那好，送你去周口右派劳改农场”，吓得表舅的母亲马上在离婚书签了字……可想而知周口右派劳改农场是何等的人间地狱！
与老赵一起下放三通用厂的右派中，有个名叫彭诚的阿姨，进厂初期我住集体宿舍，三年间她与我同住一室，我俩相处融洽。彭诚对我透露过文革中“车间里有两个中年男人特狠毒，多次无来由打骂欺负”她，她不肯说出两人姓名，我没多追问，这会儿很想记下那两人姓甚名谁。
文革中工厂里挨整的不光是右派和知识分子，还有各式各样被划归“非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和我同组的郝师傅，民国时期他在崇文区“伪区委”当过文书，小楷写得极工整，人老实得近乎窝囊，因为上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这种不是事的事，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老运动员”，车间批斗会总少不了站着弯腰低头陪斗。后来我把郝师傅发展成“地下读书会”（后面会介绍）成员，难忘第一次借书给他，郝师傅激动得手直哆嗦。
我组大邱，人称“流氓诗人”，中专毕业生，却不能享受中专待遇，原因是读书时在校刊发表过一首“格调低下的爱情诗”，又被初恋追求的女生告发，戴上疑似“流氓”的虚无帽子进厂改造。大邱壮实，有把子力气，工友们都喜欢和他搭帮劳动，重活甩给他就是了。我刚进组一次班后会，组长说起白天去同仁医院看望急诊室抢救过来的邵师傅，工友们议论纷纷，替突患重病的邵师傅担忧。大邱是邵师傅的关门徒弟，他激动地站起来说：“健康和友谊一样，失去了才能体会它的宝贵。”
我赞赏这句话，从此主动接近与流气并不沾边的“流氓诗人”大邱，接纳他加入“地下读书会”。聊诗词我俩是组里唯一知音，他会背许多诗篇，受大邱影响我迷恋起宋词，年轻时我写过几首自以为像模像样的词，不能不感谢大邱。大邱也感谢我，他说过：“有你做朋友，心情和境遇好很多，××不再轻易拿我开刀了。”
我组高中毕业生小许，绰号“瘦腿裤”，是大钻床小组骨干，瘦高个儿，人品没啥毛病，家住东四，出身书香门第，单一特点爱穿瘦腿裤，厂里发的统一制式的劳动布工装，裤腿被他改窄小后再穿。他是文革期间我们“地下读书会”的准成员，我俩关系不错，我问过他：“瘦腿裤难看，干嘛犯傻！”他光笑不回答我。
他也被批斗过，因为他和钳工三组开大钻床的几个年轻人走得近，1972年有人揭发他们几个私下议论枪支（约等于现在的军迷），周末在家悄悄搞来两只鸟枪，还画了左轮手枪的图纸，被派出所抓去拘留后送回工厂批斗实行“管制性劳改”。几个小伙子曾撅成虾米状被工友们喊打喊灭，天天上夜班（开大钻床是苦累活儿，清一色壮劳力，抬上搬下大螺钉紧固使劲往下压大直径钻头，任务重工期紧三班倒，出了“枪支案”后，夜班让小许几个倒霉蛋“承包”好长时间），原本瘦弱的小许，经这么一折腾快细绺儿成麻杆了。
即便“红五类”受重用的人，文革时也不保险。钳工三组团小组长常姑娘，出身好表现也好，她比我大几岁，到了谈婚论嫁时，与组里的技术员、新分配来的北工大毕业生小徐，两人谈恋爱不久就登记了。
照理说登记后就是合法夫妻，文革时不讲法律，工厂约定俗成“大伙儿随了份子、摆桌请客”后才能正大光明入洞房。她在的三组有人缺德，跟踪常姑娘到小徐家盯梢并“抓奸在床”，车间书记兰文开命令二人停职写检查，团支部大会让她当众念检讨书，那些难以启齿的内容让常姑娘尴尬至极，逼得我们姑娘们捂紧耳朵。这还嫌不够，还撤掉了她团小组长的芝麻官。与常姑娘要好的我被气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
哎呀呀，这样的荒唐事不止一件两件，后面我要写一个上校的女儿，是高度类似的事情。
文革中，工厂里的精神病人和生理有缺陷的人更是可怜，我厂有两位貌丑的女孩儿，简直成为全厂羞辱的对象，“四心”（看着恶心，出门放心，后两句更阴损不说了）的低俗顺口溜（三通用厂的老人无不耳熟能详）四处流传，内容下流缺德，最初我跟着咧嘴笑过，明白后恶心坏了，不但不再跟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叫停。公开侮辱人格实在不像话。今天你默许羞辱他人，明天被羞辱的就是你自己！
如今怀念文革的大有人在，真想提溜着耳朵让他们看看我这篇回忆文章，若能认清真相，弄懂自己随时也会失去基本保障，连脸面和小命都难保，再傻再笨的人也不可能愿意回到比中世纪更黑暗的文革吧？
右派室友彭诚阿姨
与老赵一起下放三通用厂的右派中，有5名女性，其中有个名叫彭诚的阿姨（右图），曾有三年时间与我同住一间宿舍，我俩相处得很融洽。那次老赵和夫人来我家喝茶聊天，我一听说老赵与彭诚保持着来往，赶紧拜托老赵给彭诚阿姨带去问候，表示自己有时间会去看望她。
遗憾的是那段时间我儿子正在中考，又是我在报社出差最频繁的时候，一时没得闲。两年后楼下又遇见老赵，打听彭诚住处地址，想趁暑假之际择日登门拜访。哪里料到，一听我问彭诚，老赵陡然灰暗了脸：“一年多前她病故了。”瞬间我后悔莫及，心中悲戚，思绪飞回1969年3月初……
进厂后，我住进位于双井地区的三通用厂职工宿舍南大楼，我这个小学徒工与两名中专毕业的技术员、一名从高校下放的右派，四人一屋。
周末回家，妈妈详细询问我厂里的各种情况，我据实相告。没过几天，爸爸妈妈下班后突然造访我的宿舍，爸爸坐在我的小床上，妈妈坐在对面彭诚床上，妈妈和彭诚聊天：“那年人大给我发过通知，我当然也想去深造，通知书揣了好几天不得已又退回去。”妈妈指着我说，“当时正怀着她妹妹，妊娠反应很重，不然的话我就和你一样进人大读书了……”
妈妈与人大失之交臂这本老皇历我早就知道，那天她对我的室友彭诚阿姨说这话时，我突然明白了父母的来意，他们得知有个右派与我同宿舍，放心不下特意来探看。送爸妈走时在车站等公交，妈妈嘱咐我：“彭诚是个老实人，你不要歧视她，要和她好好相处。”
听爸妈讲，彭诚是1949年后国家最急需人才时念的大学，该对她高看一眼。我与她相处久了，发现她是非分明，恪守本分，但口风甚严，不像我那时嘴上缺个把门的。我还发现她的床底下摆着一摞摞书，磁石般吸引着我。她的脾气柔和，安于静默独处，说话和风细雨，搞不明白凭啥把这样一个没有棱角的人划为右派？或是当了右派后身上的棱角被削磨掉了？
宿舍里就我两人时，我就此问题问过她。彭诚阿姨摇摇头说：“那时开小组会，师生们参加大鸣大放，挨个表态，每个人都得发言，我把之前系里征求意见时我对法律系的课程安排提过的一点建议，在小组会又说了一遍。唉，怪我多嘴，一时忘了出身成分高（成分高，指父母不是贫下中农或工人），结果引火上身。”
我听后直吐舌头：“啊，提个建议就能惹祸？像我这样动不动爱给领导提意见的，肯定被戴上右派帽子。”
彭诚说：“你不一样。”意思是我出身好，不一样。过一会儿她又说，“谁都愿意被表扬，都不爱听批评，你说是吧？”
性情直率，提意见尖锐确是我的特性。彭诚阿姨这样委婉的提示告诫，我乐于接受。能遇到彭诚做三年室友，是我的荣幸，对初出茅庐的我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后来，老姑娘彭诚经人介绍嫁给一位丧妻的老技工，搬到家住朝阳区水碓子的那户人家去了。她结婚前，我给她买了一对绣花枕套、两条枕巾，她谢了又谢，告诉我：“老头儿性格不错，知道心疼我，但他那几个孩子明显对我怀有敌意，也不知道以后好不好相处？”就这样，40岁的彭诚阿姨，喜忧参半地把自己嫁了出去。
与彭诚阿姨同室而居的三年，我俩彼此的最大收获是交换书籍，在她的允许下，陆陆续续我把她码放在床底下的书翻看了个遍。彭诚50年代在人民大学读的是法律系专业，那些教科书、参考书她一本都没舍得丢弃，文革期间我有机会看了个遍，使我读到一批50年代中期大学法律专业教科书，记得其中很大部分是前苏联的各种案例专辑，透过苏联斯大林时代假司法之名、行整肃之实的现场对话记录，可以看到明枪暗箭射进那些与独裁专制者政见相左者，或者仅仅被无端猜疑者们心窝时的悲剧。投桃报李，后来每次我从地下读书会工友手中借到书，只要时间许可，我会紧赶慢赶看完后也让彭诚分享一下。
总的来说，我看她的书多，借给她看的书没几本，我对彭诚阿姨心怀感激。好多年后，当我遇到和彭诚一起下放工厂的右派赵作玮先生，终于有闲暇想去看望她时，昔日因提个建议就被扣上右派帽子耽误了青春、曾经的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调干生彭诚阿姨已不幸病故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听老赵说，他们这批人，改革开放后处境虽然好转，但组织上并没有为他们重新安排工作，离开三通用厂、进事业单位的几个人都是自己托关系找熟人才办成调离的。比如老赵是通过上大学前在故宫工作时的朋友推荐进了文物出版社，同批下放的女右派、北大外语系的姚阿姨是由亲戚推荐到外国语大学任教而离开工厂的，其余多数人始终没有遇到机会。在大学生极其稀缺的时代，成千上万高校师生因一顶右派帽子被高校一脚踢出去，他们年轻时的热情、理想与志向，伴随寒窗苦读掌握的专业知识，在1957年后漫长的劳动改造中荒废殆尽，蹉跎一生。彭诚阿姨只是其中一人。
室友中的另一类
与彭诚这样的好室友相比，同室的两名中专生就差了，她俩面和心不和，一人嫉妒另一人，冷嘲热讽把对方的不爽当乐趣。后来被嫉妒的那位嫁人离开了，隔壁宿舍铸造车间一位翻砂女工找我帮她搬过来，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换宿舍了，彭诚听说她要来，第一反应是皱眉头，张开嘴却把话咽回去了。我一时没明白，去帮着翻砂工搬来我屋。
新来的姑奶奶真厉害，搅得宿舍里空气比先前更紧张。她阶级觉悟比谁都高，敌情观念特别强，“地富反坏”、“摘不摘帽也是右派”随口就说，心里不痛快就拿彭诚指桑骂槐，急脾气的我跟她对着干，可每次我刚一火急，她就偃旗息鼓了。受欺负后，彭诚低头不言语，一副受气包样儿，见状我也生彭诚的气，不久之后，彭诚就结婚离开了集体宿舍。
彭诚刚走，清砂女工提出宿舍里闹臭虫，“周六下班后你们两人别急着回家，”她指着自己床下一个小瓶子，说：“我领来了敌敌畏，周末咱们在屋里洒一遍，关上窗户彻底熏一熏，以后能睡踏实觉了。”
我也怕臭虫，积极响应，周六下班后没像往常直接回家，回宿舍等了又等不见那两人，等不及后我自己拧开小瓶盖，往每个床下、每面墙壁上和犄角旮落里都仔细洒下几滴毒液。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做过的投毒之举，没掺水的敌敌畏气味呛人，紧闭门窗的小屋里很快就无法逗留了，我屏住呼吸拧紧瓶盖，快速逃离宿舍回家去了。
周一上班后，清砂女工气咻咻到钳工车间来找我算账，当着众工友不依不饶朝我吼道：“没见过那么缺德的，把敌敌畏洒到我被褥上，害得我昨晚根本没法儿睡觉，你是不是想毒死我呀？……今天你不赔偿我，我就不走！”
好冤枉啊，我可不是平白任人栽赃的软柿子，针锋相对反驳道：“你血口喷人！说好周六下班后一起灭臭虫，你跑哪去了？我非常小心根本没洒到被褥上，敌敌畏呛人，被褥里有味是必然的，打开门窗通通风不就好了吗？再说，敌敌畏是你领的，你提议的事反而倒打一耙诬赖我，你才缺德呢！”
她没占到上风，灰溜溜走了。晚上回宿舍，已经没什么味儿了，我又开窗通通风，然后拿起我的小暖瓶去楼下灌开水，开水一流进暖瓶，立刻一股敌敌畏的呛鼻子味道冲出来，仔细再闻，明显被人动过手脚，回屋一看，周六晚我放回翻砂工床下的那个小瓶子不见了，不需要福尔摩斯来推理探案，准是她一怒之下把瓶子里余下的毒液倒进我的小暖瓶里了！
冷静下来，我下楼把自己用第二个月工资（我兄妹工作后，第一个月的收入都是寄给拉扯我们长大的、做家务没收入的亲爱的姥姥）买的铁皮小暖瓶使劲砸坏，扔进楼下垃圾站，改用杯子接水喝。坐在小床上慢慢喝着水，思忖着社会复杂、人心险恶，突然怀念起彭诚阿姨，我俩同室三年，感觉那么温暖，即使我偶尔闹小孩脾气冲撞她，她一如既往对我和颜悦色。又想起前些日子她听说我同意让翻砂工搬来欲言又止的表情，蓦然醒悟到其中的含义。后悔、委屈与思念一股脑涌上心头，眼睛又湿了。
奉派当上“红医工”
1968年9月《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因为调查报告得到了老人家的亲笔审阅修改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转载，原来早就有了的乡村医生与卫生员就从此改称“赤脚医生”，并成为文革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全国推广。
照葫芦画瓢，文革中工矿企业也学着推广“赤脚医生”的经验，搞起了“红医工”，“红医工”多为半脱产甚至不脱产的工人，我是其中一个。1969年3月我进厂，1970年10月到1971年1月，我被厂革委会推荐到301医院学习新医疗法，为期三个多月，成为一名“红医工”。
我到解放军301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负责培训我的军医姓陈，他的拿手绝活是用两根加长针治疗胃下垂，疗效比较显著，患者坚持治疗两三个月，病情会有明显好转。
我当陈医生助手，与病人们渐渐熟悉起来，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职业特点，都是各机关企业负责搞外调的干部，从“反右倾”开始，接下来四清和文革运动，他们一直奔波于被列入黑名单者的原籍、原单位，从事基本情况与“政治表现”的调查取证，在全国范围内东奔西走，吃饭没准点，按国家统一规定外调人员享受出差补贴，有条件花钱吃得好一点，这样就饥一顿饱一顿，胃部肌肉张弛失衡，时间久了很容易造成胃下垂。
胃下垂病人饭后胃疼、呕吐失眠、明显消瘦，没有特效药，陈医生用两根加长针接连穿透好几处主管消化的穴位给予强刺激，随后双手捻动加长针的针柄，向上提拉带动胃肠肌肉蠕动，遏制并改善下垂趋势、恢复正常消化机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施害与受害两方都受罪遭殃。外调干部是组织信得过的党员骨干，在陈医生那里，我相继遇到几十个因福致病的胃下垂患者。
这之后我根据厂医务室郭主任的要求，又学了耳针与穴位灸疗，然后回到工厂医务室注射室为病人打针。原先管打针的瑞护士带了我半天，她就去门诊部当医生了。
我厂医务室大致像现在的一所小型社区门诊部，分内、外、中医、理疗科和药房、注射室。我被分在注射室负责给病人打针。注射室分内外两小间，外间有一把椅子、一个半高台子，病人坐着或趴着接受臂膀、臀部的注射，里间有张小床和桌椅，供静脉注射或打点滴用。我立即发现一个怪现象，军代表老门隔三差五往注射室跑，其他工友来都是我给打针，老门一来必定只找瑞护士，瑞护士客气地把我请到外间，把自己和门代表关在里间，还把门销插上。每当这时，我在外间相当于给他俩望风，凡来打针的一律先请在外面走廊等候。17岁的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如坐针毡地听着里间的杂音。
医务室郭主任（女）私下告诉我，瑞护士是老门的相好，老门替瑞护士说了话，瑞护士被提拔成瑞医生了，“要不哪轮着你到这儿来啊？”她又说：“看吧，就瑞那水平，不把人治出毛病才怪呢。”
一听这话，我顿感自己的处境不妙，再不肯充当把门儿的角色。只要瑞护士和老门一来，我马上借故溜走，注射室外屋就空了。于是有人听到里间的动静后传扬出去，军管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老门和漂亮护士的绯闻不胫而走。两个多月后，瑞护士果然闹出医疗事故，她给一位工人开错了药方，剂量高出数倍，服药后那人上吐下泻，被送去同仁医院救治。郭主任息事宁人，打发瑞护士回注射室，我被调到针灸室协助小郑医生工作。又过了半年，嫉恶如仇的我，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医务室那些半公开的泡病假、假职工之名替他人开药等龌龊事，就拜托我师父王知仁和钳工组成敦组长，他俩和装配车间主任找到厂部，借口“大会战”生产任务重把我调回原车间。重新当工人。（我在医务室的经历在《军代表门双成》中有介绍，详见《记忆》278期，2020年7月31日）。
离开医务室后，我没有放弃履行“红医工”的“神圣责任”，钳工的活儿照常干，下班后和星期天业余时间游走于工厂所辖三处宿舍区，手持银针，心系工友，随叫随到，免费医疗，为患病的工友和他们的家属针灸治病。不久，有传言说“小于医生擅长治胃病，还有个绝招能治孩子尿床，手到病除”。几年后我还听到有人在传说我是“三通用的春苗”（“春苗”是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中女主角的名字）。其实哪里有那么玄乎，情况是不少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缺乏健康饮食常识：刚开支几天吃饱吃撑、鱼肉解馋，后半月瞎凑合，剩饭剩菜馊了、腌菜变质都舍不得扔；不少家庭没有饭桌、习惯像农村人那样蹲着吃饭，大口扒拉入口，狼吞虎咽进食过快；也有的人图省事长期吃泡饭……我只是用短细针疏通内关、足三里、中脘、胃腧等穴位，主要是提醒患者养成好习惯，帮他们克服消化不良。
至于治疗儿童遗尿症（俗称小孩尿床），是我在301医院时跟冷医生学的一招，冷医生与陈医生的诊室相邻，他祖上是通州祖传的名医，他的病人特别多，实在忙不过来时我会去帮忙，冷医生因而传授给我两手绝活：治疗头疼与遗尿。有些孩子，幼年时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健全，夜里有尿不能及时醒来，用针刺激几个相应穴位，一般两三次便足以唤醒那部分神经，小孩子就能提前克服令家人烦心的尿床毛病。
这些雕虫小技一点就破，我对外解释过，但不被理解，却被要求在车间大会上介绍经验，还被授予机械局的“先进”、北京市的“三八红旗手”等奖励，我立即嫌麻烦，不打算放弃读书与休息而一直为“先进”“红旗”奔波下去，荣誉证书拒绝领取，声明要专心学技术，谢绝掉所有送医上门的要求。
送临终的老孟师傅回德州老家
我离开医务室回车间后不久，就有了被派山东德州乡村的一次经历，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文革期间山东德州附近连电灯都没有的孟村农家的窘困，那里的一穷二白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组装车间老党员、6级工、铆工一组党小组长孟师傅，胃癌晚期，临终前提要求将他“送回老家，我不接受火葬，要和孩儿他妈埋一起”。半年多前，孟师傅的老伴儿同样死于胃癌，老伴儿是家属没有工作，不火葬说得过去。孟师傅不同，按当时规定，党员只能火葬。
但车间党支部会上，多数支委替孟师傅求情，车间书记和主任不得已同意了，决定不请示厂部领导、避开职工，尽快将老孟送回老家。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选再三掂量后确定：两名孟师傅关系最好的铆工负责搬抬病人，与组装车间关系特别好的医务室郭主任负责路上病人的治疗。郭主任提出：“让小于和我去，她能给老孟打止疼针。”车间书记通知我时，已经帮我想出理由跟组长请了一天假，告诫我：“明早天亮前悄悄出发，回来后不能对任何人透露实情。”
次日周六（那时周六无休，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一大早，我跟着郭主任由孟师傅的徒弟拉上带棚子的大卡车，中间担架上躺着重病垂危的孟师傅，他两个爱徒加上郭主任和我蜷着腿坐在担架两旁。路上，郭主任对我进一步讲清：“党纪要求我们党员死后火化，孟师傅因表现好，车间党支部破例准许他与妻子合葬，厂里上下都不知道这件事。”我理解并表示遵守，我们执行那次任务的5个人（包括司机）都没有对外泄露过。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一路颠簸，怕重病人受不了，不能开快车，北京到德州不算远却走了一整天，天黑后才进孟村。
孟师傅的弟弟是农民，我们到之前孟家已接到加急电报，等着招待送他哥哥回家的“北京大工厂来客”，所以我们到之后没久等就吃上了晚饭：每人半碗清水煮挂面，没有任何菜，汤里微微有一点点咸味。孟师傅的弟弟和弟妹一个劲跟郭主任和我赔不是：“不知道你们两个女人来家，跑了好几家才借来这把挂面，咸菜没有了，对不住呢。”我们忙说“没关系”，再三道谢。
看到他们家徒四壁的窘况，豆大的油灯捻子忽闪着，把因回到家而睁开眼睛的孟师傅的脸照得半明半暗……
吃了挂面，摸黑出门爬上卡车，心中感慨“离德州这么近，连电灯都没有”。那天夜里我们5人到大队（乡）接待站投宿。睡着后被臭虫咬醒，见大家闺秀出身的郭主任开了电灯（乡里通了电）正在抓虱子、逮臭虫，她哭丧着脸说：“鬼地方，脏死了！虱子臭虫滚成蛋，被子硬得从没拆洗过，褥子都没有，破床单下只铺了层稻草。”我比她更娇气，发现身上已被咬了好几个痒痒包，于是比郭主任抱怨得更厉害，我俩互相宣泄着，颠簸一天却没办法睡觉。郭主任对我说：“农村一穷二白，五九年我在胶南乡下某工作队工作时饿个半死，那两年例假都不来了。”她感慨道：“咱城里人上辈子烧高香了。”
后半夜躺着睡不踏实，郭主任和我的肚子比赛似地咕咕叫，那半碗挂面早没影儿了。我联想起插队的同学，他们要在这么穷甚至更穷的地方扎根苦一辈子吗？阴差阳错我没去成陕北插队，进了工厂虽说干的是男人活儿，劳动强度大，毕竟生活有保障、卫生条件强多了。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兵团好友素珍，还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下乡插队去了，她们的笑脸逐一闪现在我脑海中，我揣度着她们是不是也正被虱子困扰得夜不能寐呀？
厂里的地下读书会
有一次我跟老伴儿说起文革期间地下读书会这个话题，他告诉我：“70年代初我在部队当兵，也参与私下传书，有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私下传看，左盼右盼到了师部开大会那天，终于传到我手里。我悄悄看完后，编个理由说要去师部办事，私下里把手抄本传给上家指定的下一个战友。……传书看的都是最信得过的人，万一被发现，不只是勒令复员那么简单，弄不好得受处分、开除军籍。”
老伴儿的话鼓励了我，看来文革期间顶风而上，背着领导和老左们私下传阅“禁书”的人不算少呢。那我就说说文革期间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的“领导阶级”中的“地下读书会”的事吧。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母十几岁参加抗日，长年在外奔波。定居北京后也经常出差在外。我家日常生活极其简朴，粗茶淡饭，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家中唯一能体现知识分子老干部身份的只有两个装满书的柜橱。打小我就对书报有兴趣，常翻看爸爸看过的报刊，也时常搬个凳子在书柜前找书看，看不懂也翻翻看。小学四年级时，我开始看爸爸的大参考（装订成册的内部《参考消息》），无论爸爸变着地方藏在哪里，我总能三下五下找出来迅速翻看一遍。
文革爆发后，我家被迫从皇亭子大院新楼二层的套房搬到院子东南角那栋旧楼顶层小两居房间，折腾过后，书柜早丢了，原来的书也所剩无几。刚满16岁，我进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白天和老少爷们一起干超强体力活，业余爱好就是看书，三通用厂有个小图书室，我主动申请当上义务图书管理员，小图书室藏书太有限，《牛田洋》《金光大道》之类文革版小说不久就被看了个遍，于是开始满世界借书看，得了个“书乞儿”的外号。
也懒得管这外号好不好听，渐渐地，我周围聚拢起十几位书迷，俺们号称“三通用地下读书会”。当时允许看的书少得可怜，根本无法满足我们饥渴的精神需求，就千方百计寻找一切能到手的书，然后悄悄地、迅速地相互传阅。你别说，还真借到过极好的书，都是经过“横扫四旧”被主人冒险保存下来的中外文学名著或政治、历史经典著作。我和书友们像地下工作者那样，煞费苦心地将书藏在工装外衣里，或者裹在《人民日报》中、《红旗》杂志下，假装闲聊避开众人视线偷偷把书传递给对方。
尽管如此，偶尔的蛛丝马迹还是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和误解。党小组长知道了，多次规劝我“别看封资修的书，少给自己惹麻烦”，我表面诺诺，实则倍加珍惜到手的每一本书。
我看书的习惯是不折角、不涂写，还不厌其烦地为每本书都包上牛皮纸或画报纸的封皮。除了爱惜书，守信用也特别重要，讲好什么时候还，绝对按时归还，为此常开夜车。有时一本厚厚的书只给我一天时间，上班时即使拿到书也不敢看，心头像揣了只小鹿，手里忙着活儿，脑子却惦着那本勾魂的书，一下班赶紧借故飞奔回宿舍，废寝忘食也得先把书里的字吞进去，第二天一早黑着眼圈儿将书完璧归赵。正因为如此，在书迷中我的人缘、口碑都不错，谁有了书都愿意借给我。
没料到因为传书看竟引起一场风波，我差点背上处分，还遭遇了半年变相劳改。
那是1975年，当时我正迷恋着摄影和冲印，一到星期天就背着相机四处去照相，回家后自己冲洗放大。同院邻居有两位叔叔在新华社图片社工作，他们有进口的放大用相纸，主要用于放大各单位宣传栏用的毛主席照片，用的时候通常会裁下一条，那些放大相纸的下脚料纸边，100张内部卖两毛六一摞，双层黑纸包着，物美价廉，我成为一个固定小买家。我家和亲友的底片统统放大过以后，开始帮同事们冲印和放大照片。
在替一个工友放大多张照片后，对方表达谢意，借给我一本珍藏多年的《茶花女》。这件事被另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告发给车间党支部兰文开书记。
不巧在这之前，兰书记分别托两人劝我和他的侄子“交朋友”，都被我婉言谢绝，我并没有察觉因此得罪了他，这回被他逮个正着。您别一听是工厂的车间干部而小瞧了他，好几百人的大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当时可是个八面威风、一跺脚地皮都乱颤的角色。冬日里兰书记经常披件棉军大衣，派头十足。与他有过结，必有苦头吃！
兰书记派人传我到办公室问话，语气梆梆硬：“最近你干了什么坏事？”我当时是车间团支部书记，与车间几位领导很熟悉，我以为他开玩笑，遂笑答：“我干的坏事多了！”他一拍桌子跟我急了：“你给我老实交代，某某给你看了什么书？”我一下明白问题出在哪了。当时北京市还在严肃查禁《曼娜回忆录》《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各团支部专门开过会追查此事。《茶花女》虽不在其列，但属于“封资修”，看这类书无疑是违禁行为。我说：“最近我看了好几本书呢，没看坏书呀？”
“敢说不是坏书？是欧洲人写的吧？”书记显然记不住那外国名儿。
我强词夺理：“欧洲人写的也不全是坏书呀！”
“欧洲是老牌儿资本主义，欧洲人写的书是歌颂臭资本家的……”
年轻气盛的我和领导顶撞起来：“书记，您这话可就反动了，马恩列斯都是欧洲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就是欧洲人写的，那可是革命的指路明灯，怎么能说是坏书呢？”
这句话一出口，书记的脸已经气歪了，只见他咬着牙直喘粗气，大声吼道：“你看的是非常下流、非常反动的坏书，我已经查明，写的是妓女的下流事。一个姑娘家竟然看这种不要脸的书，你简直不可救药了！”
他越说越气：“你给我好好反省，把经常传看坏书的那伙儿人都给我写下来，不然我给你记过处分，在车间大会上宣布，并撤了你团支部书记！”
呀，问题严重了，撤职我倒不怕，受行政处分可不行，会记入个人档案成为人生一大污点！我费了好大劲儿，说明那是一本控诉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世界名著，里面并没有污言秽语，试图打消文盲领导的误会。他认为我中毒太深、态度恶劣，拿出纸笔坚持让我把所有传看书的人的姓名都写出来，厉言道：“念你年轻出身好，交待彻底饶你这次，不然叫你一辈子翻不过身！”
好为难啊，书友的面容一一闪现，写出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出卖与背叛，尤其是有个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为此他们有可能挨批斗……
“还不快如实交代！”
在呵斥声中，我只得提起笔违心地写起检讨书，说自己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抵制资产阶级腐蚀自觉性不高等等。党支部书记一把抢走撕了，软硬兼施逼我交待：“你忍心看着一个个同志在资产阶级泥坑里越陷越深吗？你有责任挽救他们，这也是挽救你自己的唯一机会！”
我越来越觉得左右为难，幸好这时有人把他叫走，我才得以脱身。冷静后，横下心不出卖别人。后来兰书记在车间大会和团支部会上分别把我狠狠数落了一顿，行政处分和撤销团支部书记他没有再提，我自然巴不得他已经忘记——不知是不是他怕把我逼急了，揭发出他那句“欧洲人写的都是坏书”的反动言论？
紧接着，兰书记下令把我从钳工组调到铆工组最累的工序干活，瘦小的我一手托着沉重的大块厚钢板，另一手用大号扳子拧着比自己的大拇指还粗的螺丝钉，将一块块钢板固定在两三层楼高的风扇式磨煤机内壁上。隔些天还要干一轮铆扇页的苦活儿，一天下来浑身都被大号风枪震酥了。下班回到宿舍，筋疲力尽瘫软在床，有时连洗脸洗脚的劲都没有了。有人告诉我兰书记在党支部会上说：“她这个人骄娇二气，必须到艰苦的岗位上打磨打磨。”
后来，钳工组的师傅们死活把我要了回去，才结束了超重体力对瘦小的我的惩罚。嘿嘿，在“坏得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兰文开面前，当年的小于我没怂包！
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年后毛逝世了，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大旗一举，祖国迎来勃勃生机，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借阅书刊了。工会组织恢复后，我们厂的图书室陆续购进不少新书，我是那里的常客，不光看书，还写书评或读后感，向工友们介绍好看的新书。有点积蓄后，见到心爱的书也能买本回家，开始拥有个人藏书了。
看书看报积累了一些知识，虽然只念到初中一年级，但在1982年春天参加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班招生考试时，我以相当高的成绩被录取。三年后，《中国少年报》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我顺利闯过笔试、面试几道关，成为156个应试者中唯一被录用者，开始从事自己钟爱的儿童新闻工作。
技工刘榔头的悲剧
1969年3月5日，16岁零两个月的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前后共当了5年工人、一年红医工、10年半劳资员，共16年半。我在工厂时，结识了许多工人、技术员和干部，其中一些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技工刘师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技术出众，但处世懦弱；二是他有生理缺陷，没有生育能力，俗称“二尾子”（尾读yǐ，也叫二性子、两性人），他为此蒙受了莫大羞耻，一生充满悲情。
我进厂时，文革迈入第四年，大批判正如火如荼，“喜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厂房内外墙上不断刷出新的大字报，互相揭发“罪行”，充满恶狠狠的人身攻击。刘师傅的名字，还有他“刘榔头”的外号，我是从大字报上先于其人见到的。揭发并攻击他的那几张大字报的标题为红色大字，赫然写着：“革命的铁榔头砸烂刘榔头的狗头！”内容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你刘榔头技术再好，也没有革命的铁榔头硬！”“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假装老好人，一心想当技术大拿，没门！”“革命群众要造你的反，把你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大字报的内容有好几张，却全然看不出刘师傅有任何“罪行”，一个普通技术工人被这样公开羞辱谩骂，给我留下深刻的坏印象。看了大字报，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要被人砸烂狗头的“刘榔头”，他的技术一定不错！
几天后我就见到了刘师傅本人。那时我刚被分到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当学徒工，师傅叫王知仁，7级工，是钳工组技术组长。王师傅喜欢搞发明，厂里许多自行研发的革新设备好多台都出自他的手。那时他正潜心研制一台多功能半自动钻孔机，派我去机修组找刘榔头取回一个零件。
“刘榔头？不就是大字报上说的那人吗？他怎么叫这个名字呀？”
王师傅说：“刘师傅有绝活，能用榔头敲平薄钢板，得了这个外号。他技术全面，车钳铣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我不由对此人肃然起敬，兴冲冲去了机修组。
机修组人不多，不用打听我就找到目标。刘师傅高大壮实、单眼皮小眼睛，正俯身在机床前用砂纸抛光一个零件，他的新徒弟小赵是我的中学同学，小赵告诉我“快好了”，然后拉我到一旁，皱着眉头说：“我真倒霉，摊上个二尾子师傅，在咱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什么二尾子呀？”这个词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赵说：“别问了，反正特恶心，我是倒八辈子霉了！”
刘师傅将打磨得光亮如镜的零件交给我，把转告王师傅的两个注意事项交代得一清二楚，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小赵把我送到车间门口，我对他说：“我师傅说刘师傅技术特别好，脾气也这么好，你别再瞎抱怨了。”后来看到，他师徒俩关系果然处得不错，后来小赵也成为一名出色的技工。
几年后，我所在的班组因组装发动机增压泵遇到难题，刘榔头调进我组，成敦组长让我给他当助手攻克这项技术难关。搭档期间，我更感受到刘师傅的技术和脾气都是一等一的好，我跟他学会精密零件研磨等技术，他喜欢边干活边听我讲故事，各有所获。
各种难活儿在刘师傅手里似乎都玩得转。他的工具箱与众不同，其他师傅箱子里都是从库房领来的统一制式的工具，刘师傅箱子里的工具多是自制的专用工具，除了工具还有一些技术书，他爱琢磨那些在我看来很无趣的技巧，休息时，他独自猫儿在角落里抠搜着干点零活儿。他性情孤僻，总躲开人多的地方，但我发现他其实挺爱说话的，有时他嘴巴不拾闲，说起各项技巧如数家珍。一旦开始做研磨等细活时，他能长时间一言不发、眼都不眨，他说过：“心不静，不出好活。”我揣摩那种意境，学着排除杂念，在对工件做8字形旋转研磨时专注于手中活计，果然也能将泵芯的两个小齿轮研磨得严丝合缝了。中国最缺的不是工程师，优秀的技工一直严重短缺，人心太浮躁（不好意思也包括我），像刘师傅这样肯钻研又静得下心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也发现刘师傅的毛病——猜疑心过重。欺软怕硬，是许多大陆同胞的通病，所以常有人爱捏咕他，讥讽他的生理缺陷，有人很阴险，有些话相当露骨，抽不冷子戏弄他个脸红脖子粗。刘师傅太窝囊，不会还嘴，气极了扭头离去，还得听身后不依不饶的坏笑。有两次，我发现他站在车间小门的门缝外面，伸着脖子往里听，一个身高粗壮的人这等做派太栽面了，我瞪他一眼径自推门进去，里面几人果然正聚在一处嘲笑着“刘榔头”，议论他的小心眼儿和不育症。
有人告诉我“刘榔头是个假男人，他的生殖器像孩子一样，连胡子都没有，他从来不在工厂洗澡。”这话令我吃惊，也很困惑，三通用厂有个温泉大澡堂，下班后去洗温泉澡是我们一天最惬意的事。我留心观察，果然刘师傅不去澡堂子，“二尾子”的传言莫非是真的？
为此，我去了我师傅王知仁家，王知仁师傅和王幼珍师娘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与我同龄，师娘和姐妹几个对我很亲热，有自家人的感觉。我向师娘打听刘榔头的事，他们两家是多年的邻居，师娘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原来，刘榔头是河北农村人，很小被送进京城铁匠铺学徒，技术出类拔萃。1949年后评定技术等级时，凭他掌握的几项绝活，评上最高的8级是完全应当的，可惜他因懦弱遭人白眼儿，只评了个6级工。
他父母在老家给他说了个媳妇，挺漂亮的，他把媳妇接来北京，户口也上了，两口子相安无事。1958年大跃进，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妇女纷纷进了街道工厂。刘师娘那时身材苗条、容貌端丽，还是个唇红齿白的大姑娘呢，在一大帮黄脸婆中很是惹眼儿。上班后，几个多嘴多舌的老娘儿们拿她乱开玩笑，甚至不分场合地当着她的面议论夫妻间的私生活。
领班的班长是个中年汉子，眼前来了只楚楚可怜的玉兔，他动了歪心，骗奸了她。一回强迫，二回半推半就，三回如鱼得水，柔弱的刘师娘初尝妇人滋味，像被施了魔咒般以心相许，哪知缺德的班长只想尝个鲜儿，不愿背上包袱，随即调走了事，人间蒸发了。
火焰乍燃便被冰霜砸熄，被抛闪的刘师娘一下子疯了，数九寒天竟脱光了衣裳在外面疯跑疯叫，两三个人都拉不回来。她的工作丢了，刘师傅花光了积蓄才把媳妇治好，因服用大量激素，她变得臃肿不堪，几年下来已判若两人。刘师傅家有个叫小颖的女孩，是刘师娘病情稳定后，她妹妹过继给他们的。
刘师傅夫妻的遭遇令我唏嘘不已，从此无法容忍对他生理缺陷的讥讽，再有人当我面说他“二尾子”“连个崽儿都下不出”之类的刻毒话，我会立即毫不客气地大声斥责：“刘师傅招你惹你了？少缺点德吧你！”“再说这种话别怪我骂你！”几次下来，没人再公开拿刘师傅寻开心了。
那时我已经看过《水浒》《警世恒言》等老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话能张口就来，暂时没人公开欺负他了，刘师傅虽无感谢之言，却以行动表达了谢意。他为我自制了一套小巧实用的工具，悄悄放进我的工具箱；他捡来废钢丝，做成一款多用的晾衣钩，怕我拒收，就做了好几副分送给几个女工。不久，我被厂部借调到劳资科参与工资改革试点项目，离开车间后，有一次刘师傅站在厂门口等我，把一只小饭盒塞到我手里，匆匆跑开让我无从推却，打开一看，是一小盒糯米豆沙糕——以前一起干活闲聊时，我说过爱吃糯米豆沙糕。
1975年春，父母来信说不久要回国述职，我四姐妹兴高采烈准备给父母一些惊喜，每人画一幅墨竹、写一句话凑成四幅挂在客厅中间四扇屏风上；买来丝棉亲手缝制两床柔软轻薄的丝棉被，等父母回来享用；买两大束绢花，装点父母卧室。最大一项工程是粉刷三个房间的墙壁，那时没有家装公司，征询了内行人后决定自己动手。买来白粉、色粉和胶，准备好桶和排刷，我姐妹各请了一天假，调制出淡蓝色的粉浆后就开工了。
不干不知道，干起来真叫累。我们住的房子开间很高、很大，我姐妹四人分两拨轮换着刷墙，没多长时间就感觉脖子和胳膊又酸又疼，更要命的是发觉两把椅子摞着还不够高，屋子顶棚只有最高个儿的二妹一人能够得着。
发愁之际，刘师傅突然不请自来，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早晨一上班他听我师傅王知仁说我今天请假、家里要刷墙，他担心我和妹妹难胜此任，赶紧请假坐车赶过来帮忙。刘师傅高大强壮，一个顶我们仨，有他加入，进度快多了，特别是三间屋顶的粉刷他一人包圆了。原打算挑灯夜战的活儿，下午就提前刷完了。
刘师傅谢绝吃晚饭，刚完工就回去了。他走后，二妹不住口地夸他，连说：“阿弥陀佛，刘师傅简直是天兵天将。”大妹说：“刘师傅太好了，没见过干活这么卖力的人。”刘师傅诚心诚意的帮助，令我姐妹非常感激。
至今许多人还在怀念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初，平均主义大锅饭遭到公开贬斥，国家顺势出台职工工资按百分比上调的政策，各单位按在编职工总数的2%下达涨工资指标，就是一百个人中有两人可以上调一级工资。1949年后，仅有文革中期一次工资普调，很长时间人们无不盼望涨工资，以改善拮据的经济状况，2%的比例对应100%的巨大期盼无疑是杯水车薪，竞争空前激烈。我厂采取各车间、科室根据出勤、完成任务情况，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三榜公布的方法确定上调工资人员名单。
那时我是厂部劳资员、工资调整办公室骨干成员，各车间、科室分三次上报的调资名单我要及时统计并上报厂长和机械局劳动处。刘师傅工作成效突出，所在车间前两次报上来的名单中都有他，最终名单却把他换成别人。不久，有人告诉我刘师傅住进同仁医院了，我一愣，心想他身体那么棒，怎么生重病了？忙过这阵，去医院看看他。
几天后没等我去，紧接着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
事情是这样的，刘师傅同车间一男青工，妻子是农村户口没工作，有两个小孩，他说自己“一到下半个月家里就揭不开锅”。因孩子生病他请假超时，眼见前两榜自己名落孙山，涨工资没戏，他急了，拿了把刀冲进办公室威胁车间书记，声言：“如不给我涨工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车间书记吓得哆里哆嗦就应承了他。必须去掉一人才能加进这个人，书记掂量来掂量去哪个也不好惹，就把生性软弱的刘榔头除了名。
刘师傅的养女刘颖正上中学，妻子没收入还需要长期服药，日子很紧巴，两次张榜公布已然十拿九稳必涨无疑的那级工资，没有任何解释就不翼而飞了！刘师傅急得嘴上起泡、牙床子红肿、嗓子也哑了，他的大徒弟小赵跑去质问车间书记，书记无奈说出真相，小赵气不忿找那人评理，男青年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掐着生理缺陷的七寸狠狠当众羞辱刘师傅。
蒙受这番奇耻大辱，老婆女儿也没法交代，刘师傅一病不起，高烧不退，住进医院没几天就亡故了，终年刚50出头。
刘师傅病故后，我去他家看望刘师娘和他的养女，刘师娘使劲拽着我的手，洒泪相告，刘师傅病中曾对养女小颖说：“以后遇到难处，去找你于姐。”
听闻此言，我泪水盈眶。当时有政策，老工人退休或病故，可以安排子女中的一人进所在单位接班，顶替父母享受国家正式职工待遇。据此，我跟主管厂长说了刘师傅的遭遇，厂长动了恻隐之心，我赶紧叫刘师傅养女来面见厂长，厂长见姑娘文静秀气的模样，就准了接班一事，安排小颖进厂部办公室当了打字员。
小颖上班后，表现不错，因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的缘故，性情有些内向。刚来时，我去她的办公室看她，她朝我笑笑，马上低头继续练习打字，我就放了心。随后，她来我办公室串门，我说起她爸爸刘师傅技术全面，脾气也特别好。我对面桌是负责人员调配的大张（就是为她办理接班手续的人），接我的话茬对她说：“你爸爸啥都好，就是太窝囊了。”此言一出，她马上站起身，变色道：“他不是我爸爸，以后别提他！”从此她再也没来找过我，即使走路碰个照面，小姑娘一偏头赶紧走开，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不久，我参加《中国少年报》的公开招聘，调离工厂进入报社，没再去看望刘师娘，也没再见过刘师傅的养女小颖。
顺便说一句，位于京郊的三座大厂：起重机械厂、建筑机械厂和我曾供职的第三通用机械厂，作为北京市工业改革的首个试点，三厂合并成一个万人大公司，迅速失败，三年后被拆分，再后来大批工人纷纷下岗，当年人气、产值俱旺的东三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连个影子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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