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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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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2月30日第214期
本期目录
〖故纸堆专辑：文艺资料〗
故纸堆
徐小青录入 当年的“毒草”文艺图书批判提要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三百五十种）目录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内容选录
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反动黑书和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毒草
（节选其中对文艺图书的批判）
四、小说
五、戏剧
六、电影
八、诗歌
九、杂文
十、外国文学
十一、音乐
十二、文艺论著
十三、其他
中国舞蹈学校全体革命师生员工 彻底批判大毒草《鱼美人》
新华社 莫斯科反革命电影黑会上群魔乱舞乌烟瘴气
苏修集团疯狂鼓吹联美反华/大肆宣扬西方生活方式
新华社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在京演出
江青姚文元吴德等出席观听，并会见乐团负责人
和主要演员，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
【故纸堆】
当年的“毒草”文艺图书批判提要
徐小青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北京图书馆无产阶级革命派《毒草图书批判提要》编辑小组揭发中国赫鲁晓夫破坏毛主席著作出版发行罪行展览会办公室编印的“内部资料”《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三百五十种）》（1968年1月），原件为铅印，134页。
当时从《人民日报》到各地官方大报与群众组织小报，都发表过大量批判各类“毒草”书籍的文章，真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北京图书馆的这一批判提要，可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例。这里主要选录了其中批判文艺类（及少量生活类）图书的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广泛流传过1966年4月江青在全军创作会议上谈电影问题的讲话，一口气点名批判了54部电影（其中5部电影只点名未做具体批判）。文革中这一讲话成为开展文艺大批判的样板。在此示范作用下，北京图书馆这个批判提要也照此方式，点名批判了13类350种图书，其中批判的电影图书便大量引用甚至整段照搬了江青那个谈电影问题的讲话。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
（三百五十种）
目录
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反动黑书和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毒草
《论共产党员修养》（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在组织与纪律上的修养》（刘少奇）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论党内斗争》（刘少奇）
《论党》（刘少奇）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
《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刘少奇）
《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刘少奇）
《中苏团结 万古长青》
《和平外交和睦邻政策的典范（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
《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
《刘少奇……在群众中》（特写）（锡元）
《刘少奇同志在山东》（特写）（大众日报社记者）
《少奇同志在淮阴》（特写）（庄余）
《红色的安源》（回忆录）（彭永辉）
《燎原》（电影剧本）（彭永辉）
《少奇同志的决策》（回忆录）（彭永辉）
《刘少奇同志一身是胆》（回忆录）（彭永辉）
《跟随少奇同志三年》（回忆录）（彭永辉）
《怀念少奇同志》（回忆录）（彭永辉）
《到广东去找刘少奇》（回忆录）（彭永辉）
《真理的启示》（袁品高）
《安源工人斗争故事》（白阳）
《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杨绍英）
《劳工万岁》（话剧）（张刚）
《地下火焰》（话剧）（宋绍文）
《地下火焰》（京剧）（宋绍文）
《安源大罢工》（萍乡采茶戏）（萍乡地方剧团创作组）
《劳工记》（长篇叙事歌谣）（萍乡煤矿安源革命历史资料整理小组）
《六十年的变迁》（小说）（李六如）
《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马文）
《回忆往事——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的片断》（杨玉成）
《一二·九运动史》（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二·九运动史”编写组）
《回忆民先队》（李昌）
《激流——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回忆》（史立德）
《青春之歌》（小说）（杨沫）
《青春之歌》（电影剧本）（杨沫）
《大地回春——东亚毛麻厂工人斗争的故事》（东亚工厂史编写小组）
《晋阳秋》（小说）（湘慕）
《微山湖上》（小说）（丘勋）
《少奇同志在抗日敌后二三事》（张爱萍）
《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与两条路线的斗争》（邓子恢）
《淮海区扎根记》（刘霞）
《少奇同志在淮北抗日根据地》（张爱萍）
《江淮春晓》（谭希林）
《少奇同志鼓舞我前进》
《护送少奇同志》（杨秀山）
《铁道游击队》（小说）（知侠）
《向少奇同志汇报》（作协山东分会）
《炽热的记忆》（朱寨）
《最深刻的一课——记少奇同志的一次谈话》（特写）（阎相华）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日记）（邵式平）
《安源大罢工的故事》（黄增辉）
《少奇同志日常生活中的片断》（王英）
《少奇同志过晋中》（成克、华刚）
二、哲学、社会科学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周扬）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于光远）
《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
《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杨献珍）
《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批判胡风集团的哲学思想》（杨献珍）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杨献珍）
《矛盾论浅说》（李琪）
《实践与认识——学习<实践论>的体会》（王众音）
《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艾寒松）
《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余求是）
《反对个人崇拜》（霍迂吾）
《青年修养十二讲》（团中央宣传部）
《正确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路扬）
《谈谈知识分子问题》（刘震）
《孔子讨论文集》
《学习过渡时期的理论和苏联经济建设经验》（东江）
《革命枪杆代代传》
《充满革命精神的“背篓商店”》
《我国教育工作方针》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含》（陆定一）
《好教师》（辽宁人民出版社）
《农业生产经验汇编》（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林业厅）
《人民公社生产队经营管理》（中共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
《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许涤新）
《〈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吴传启）
三、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
《魏征传》（赵武）
《中国历史常识》（吴晗）
《朱元璋传》（吴晗）
《中国救荒史》（邓拓）
《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
《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编辑委员会）
《鲁迅》（王士菁）
《鲁迅——他的生平和创作》（王士菁）
《鲁迅传》（王士菁）
《鲁迅传略》（朱正）
《史可法》（张习孔）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
《中国史论集》（翦伯赞）
《历史问题论从》（翦伯赞）
《史论集》（吕振羽）
《中国历史小故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历史剧拟目》（北京史学会）
《世界通史》（苏联科学院）
《外国历史小从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四、小说
《保卫延安》（杜鹏程）
《战斗的青春》（雪克）
《三家巷》、《苦斗》（欧阳山）
《小城春秋》（高云览）
《风雷》（陈登科）
《朝阳花》（马忆湘）
《红军不怕远征难》（陈靖）
《龙潭波涛》（黎白）
《金沙江畔》（陈靖）
《红旗谱》（梁斌）
《播火记》（梁斌）
《红色交通线》（袁静）
《风雨桐江》（司马文森）
《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粮老虎发家史》（顾行）
《文明地狱》（石英）
《清江壮歌》（马识途）
《强盗的女儿》（刘坚）
《下乡集》（赵树理）
《东方红》（康濯）
《大地的青春》（蔡天心）
《归家》（刘澍德）
《不连续的故事》（方纪）
《老桑树下的故事》（方纪）
《铁木前传》（孙犁》
《黑凤》（王汶石）
《勇往直前》（汉水）
《听课记》（姚世光）
《礼物》（康濯）
《第一枪》（季音）
《沂蒙山的故事》（刘知侠）
《武训传》（孙瑜）
《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
《屹立的群峰》（古立高）
《暴风骤雨》（周立波）
《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
《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
《香飘四季》（陈残云）
《金沙洲》（于逢）
《水向东流》（李满天）
《南行记续篇》（艾芜）
《战斗到明天》（第一部）（白刃）
《铁门里》（周立波）
《长城烟尘》（柳杞）
《红路》（扎拉嘎胡）
《辛俊地》（管桦）
《源泉》（丁秋生）
《新四军的一个连队》（胡考）
《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茹志鹃）
《红日》（吴强）
《火种》（艾明之）
《大波》（李劼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
《在茫茫的草原上》（玛拉沁夫）
《山乡风云录》（吴有恒）
《三月雪》（肖平）
《变天记》《山河志》（张雷）
《普通劳动者》（王愿坚）
《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
《工作着是美丽的》（陈学昭）
《丰产记》（西戎）
《李双双小传》（李准）
《桥》（刘澍德）
《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
《高干大》（欧阳山）
《三里湾》（赵树理）
《灵泉洞》（赵树理）
《山乡巨变》（周立波）
《封神演义》（许仲琳）
五、戏剧
《海瑞罢官》（吴晗）
《李慧娘》（昆剧）（孟超）
《孙安动本》（柳子戏）（赵剑秋）
《海瑞上疏》（京剧）（上海京剧院）
《海瑞背纤》（京剧）（徐季华）
《义责王魁》（京剧）（周信芳、吕仲）
《于谦》（京剧）（张梦庚、苏俗）
《杨乃武与小白莱》（曲剧）（顾荣甫等）
《牧羊圈》（京剧）（中国戏曲学校）
《澶渊之盟》（京剧）（陈西汀）
《谢瑶环》（京剧）（田汉）
《关汉卿》（话剧）（田汉）
《丽人行》（话剧）（田汉）
《最后的胜利》（话剧）（田汉）
《茶馆》（话剧）（老舍）
《兵临城下》（白刃等）
《八一风暴》（刘一云等）
《抓壮丁》（话剧）（陈戈等）
《电闪雷鸣》（话剧）（胡书锷）
《上海屋檐下》（话剧）（夏衍）
《芳草天涯》（话剧）（夏衍）
《一年间》（话剧）（夏衍）
《法西斯细菌》（话剧） （夏衍）
《李秀成之死》（话剧）（阳翰笙）
《三人行》（话剧）（阳翰笙）
《两面人》（话剧）（阳翰笙）
《天京风雨》（话剧）（费克、村夫）
《红霞》（新歌剧）（石汉、张锐）
《洪湖赤卫队》（歌剧）（湖北省实验歌剧团）
《星星之火》（沪剧）（宗华、刘宗贻）
《桃花扇》（京剧）（欧阳予倩）
《四郎探母》（京剧）（陈大濩）
《七月流火》（话剧）（于伶）
《探阴山》（京剧）（李宝櫆）
《大地回春》（话剧）（陈白尘）
《辽宁传统曲艺选》（辽宁省曲协）
《文成公主》（话剧）（田汉）
六、电影
《怒潮》（吴自立等）
《红河激浪》（刘万仁）
《聂耳》（于伶）
《洪湖赤卫队》（梅少山）
《林家铺子》（夏衍）
《逆风千里》（周石城）
《不夜城》（柯灵）
《红日》（瞿白音）
《党的女儿》（林杉）
《李双双》（李准）
《独立大队》（陆柱国、王炎）
《地下航线》（卓青）
《战上海》（群力）
《箭杆河边》（王素稔）
《三年早知道》（王炎）
《英雄虎胆》（丁一三）
《大李、小李和老李》（于伶）
《黑山阻击战》（毛烽、陆柱国）
《柳堡的故事》（石言、黄宗江）
《共产党员》（加勃利洛维奇）
《五更寒》（史超）
《冰山上来客》（白辛）
《生活的浪花》（孙伟）
《龙马精神》（李准）
《五朵金花》（季康、公浦）
《哥俩好》（所云平、白文）
《冰上姐妹》（武兆堤、房友良）
《水上春秋》（岳野等）
《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
《球场风波》（唐振常）
《祝福》（夏衍）
《战火中的青春》（陆柱国）
《情长谊深》（徐昌霖）
《碧海丹心》（梁信）
《农奴》（黄宗江）
《上海姑娘》（张弦）
《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
《探亲记》（杨润身）
《满意不满意》（费克）
《风凰之歌》（鲁彦周）
《锦上添花》（谢添等）
《林则徐》（叶元）
七、特写·回忆录
《广州起义》（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广州起义一水手》（广东人民出版社）
《厦门破监记》（陈方）
《红花冈畔》（欧阳山）
《随军散记》（沙汀）
《记贺龙》（沙汀）
《贺龙将军》（肖三）
《红军路上百花开》（田海燕）
《湘鄂西早期的革命斗争》（贺龙）
《红色的“神兵”》（廖汉生）
《红六军成立前后》（许光达）
《湘鄂西和湘鄂川黔的武装斗争》（许光达）
《战斗队》（黄烈）
《在阳光和雨露下》（刘伍）
《中堡伏击》（张树芝）
《难忘的日子》（郭鹏）
《八路军“战斗队”》（刘卓甫）
《贺龙同志回来了》（叶蠖生）
《贺龙同志在赤溪河畔》（赵清学等）
《洪湖斗争的几个小故事》（贺炳炎）
八、诗歌
《新编唐诗三百首》（邓拓）
《唐诗一百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唐宋词一百首》（胡云翼）
《欧阳修词选译》（黄公渚）
《于立鹤》（严慰冰）
《赶车传》（田间）
《非洲游记》（田间）
《大江东去》（方纪）
《访苏诗文集》（方纪）
《鹰群》（白桦）
《金沙江的怀念》（白桦）
《松帕敏和嘎西娜》（李鉴尧）
《娥并与桑洛》（云南省民间文学德宏调查队）
《线秀》（李广田）
九、杂文
《燕山夜话》（马南邨）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陶铸）
《思想、感情、文采》（陶铸）
《随行纪谈》（南方日报特约记者）
《松树的风格》（陶铸）
《投枪集》（吴晗）
《春天集》（吴晗）
《灯下集》（吴晗）
《谦虚与骄傲》（周原冰）
《花城》（秦牧）
《贝壳集》（秦牧）
《潮汐和船》（秦牧）
《瓜豆篇》（丁秀生）
十、外国文学
《静静的顿河》（〔苏〕肖洛霍夫）
《被开垦的处女地》（〔苏〕肖洛霍夫）
《一个人的遭遇》（〔苏〕肖洛霍夫）
《顿河的故事》（〔苏〕肖洛霍夫）
《谈作家的工作》（〔苏〕爱伦堡）
《银色的猫》（〔苏〕阿·伊·阿朱别依）
《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十一、音乐
《让新的音乐生活活跃起来》（李凌）
《怎样欣赏音乐》（伍雍谊）
《音乐建设文集》
《为工农兵服务的音乐艺术》
《贝多芬交响乐讲座》（广播爱好者编辑部）
《音乐美学问题概论》（〔苏〕克列姆廖夫）
《克罗士先生》（〔法〕德彪西）
《外国名歌200首》及《续编》（音乐出版社）
《舞剧<鱼美人>选曲》（吴祖强等）
《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占豪、陈钢）
《交谊舞曲集》（音乐出版社）
《交谊舞合奏曲集》（音乐出版社）
《张曙歌曲集》（张曙）
《刘天华二胡曲集》（刘育和等）
《广东音乐》第一集（李凌）
《意大利歌曲集》（尚家骧）
《茶花女》（〔意〕维而第）
《第一交响乐》（马思聪）
十二、文艺论著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周扬）
《京剧剧目初探》（陶君起）
《红楼梦研究》（俞平伯）
《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作家出版社）
《论红楼梦》（何其芳）
《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俞平伯）
《红楼梦论稿》（蒋和森）
《论田汉的话剧创作》（陈瘦竹）
《舞台生活四十年》（梅兰芳）
《梅兰芳的舞台艺术》（许姬传、朱家溍）
《京剧花旦的表演艺术》（于连泉）
《和青年演员谈学艺》（周信芳、马连良）
《文心雕龙选译》（陆侃如、牟世金）
《琵琶记简说》（董每戡）
《阅读和欣赏》第一、四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教科学编辑部）
《过渡集》（思基）
《谈谈青年作者的创作问题》（鲁特）
《文谈诗话》（苗得雨）
《演员自我修养》（〔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唐诗小札》（刘逸生）
《典型 批评方法及其它》（广东人民出版社）
十三、其他
《三毛流浪记选集》（张乐平）
《三毛从军记》（张乐平）
《三毛今昔》（张乐平）
《十万个为什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辞海》（未定稿）（《辞海》编辑委员会）
《花前琐记》（周瘦鹃）
《花花草草》（周瘦鹃）
《盆栽趣味》（周瘦鹃）
《菜谱集锦》（一）
《菜谱集锦》（二）上海市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食品研究小组
《妇女春装》（王圭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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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内容选录
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反动黑书和为他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毒草
（节选其中对文艺图书的批判）
《燎原》（电影剧本）
彭永辉 196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燎原》以反映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为名，恣意篡改历史，歪曲事实，恶毒地抹杀毛主席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伟大功绩，贬低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反对暴力革命，鼓吹“谈判解决问题”，大肆宣扬“合法斗争”，千方百计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唱赞歌，把工人阶级丑化成无知愚昧，全凭“救世主”拯救的“阿斗”和“群氓”，把刘少奇美化成工人阶级的“领袖”和“英雄”。影片中的主人公雷焕觉，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化身。
1959年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骗取了国家主席职位，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欣喜若狂，决定将“安源大罢工”列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特殊重点影片”，但1959年未能拍摄，又改为1961年向党的40周年的“重点献礼片”。1961年开拍，1962年炮制完成，并于1963年送往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节。
《地下火焰》（话剧）
宋绍文 1959年4月 湖南文化出版社
《地下火焰》（京剧）
宋绍文 1965年11月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该剧曾参加过1965年中南地区戏剧观摩演出。陶铸曾大为吹捧。
剧本描写1922年秋江南某矿（按：实指安源煤矿）的斗争。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主要著作之一。剧中领导罢工的“吴先生”就是刘少奇。
作者篡改历史，只字不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安源煤矿的英明领导，极力为刘少奇树立高大形象，在谈判时，吴先生自称是“虽然是只身闯虎穴，胸中自有百万兵”，工人称他为“策划斗争未成眠”“从今后你指向哪里我往哪里走”。
作者在剧中抹杀阶级斗争，说“我们工人，走投无路，才举行罢工”。作者极力宣扬刘少奇的“阶级投降论”，在谈判时，称资本家为“诸位父老”“望诸位伸张正义”，为资本家出谋划策，让资本家接受谈判条件，如不“接受条件”“你们的运输、炼铁、借款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它？”“我看你们只有把条件接受下，安民心，复市面，除此无它！”千方百计为资本家涂脂抹粉。
《安源大罢工》（萍乡采茶戏）
萍乡地方剧团创作组编剧 肖和执笔 1959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是吹捧刘少奇、李立三的一个黑剧本。
在剧中假借工人的对话，把刘少奇描绘成深入工人群众去“下井考察”“汇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而决定罢工。把刘少奇吹捧为去同资本家谈判的“罢工领袖”，吹捧他是“一身都是胆”的“英雄”，无中生有地胡吹刘贼什么“死了我刘少奇，还有千千万万工人兄弟起来斗争”。更可恶的是，在“大家去迎接我们的代表”时，在口号声中，剧“尾声”布景出现“太阳出来了，满台红光”，把刘少奇比喻成太阳，真是罪该万死。
《劳工记》（长篇叙事歌谣）
萍乡煤矿安源革命历史资料整理小组整理 1959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品篡改历史，为刘少奇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它把当时对抗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反对罢工的工贼刘少奇，吹捧成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罢工领导者，把一个跪倒在资本家脚下叫喊“我们要活命，我们要饭吃”的怕死鬼，吹捧成一个“赴汤蹈火”，与资本家进行面对面斗争的“一身是胆”的“英雄”，把这个出卖工人罢工运动的叛徒吹捧成一个“受工人拥护”、成千上万的工人“前后左右不离身”的“工人代表”。完全颠倒了历史。
《六十年的变迁》（小说）
李六如 1957年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部地地道道为地主资产阶级歌功颂德，宣扬“剥削有理”，散布剥削阶级腐朽透顶的生活方式的大毒草。同时在本书第二卷第十章第三节《工人运动开步走》中写道：“经过湖南省委的慎重研究决定派刘少奇到安源，领导工人罢工。”“工人俱乐部在刘少奇领导下，始终坚持。因而那两条（废除工头与不许监工荐人）并没有按照他们（资方）的意思来修改”，大肆吹捧刘少奇。
（《昨天》编者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长篇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作者李六如，饱受文革迫害，于1973年4月10日含冤病逝，终年86岁。）
《青春之歌》（小说）
杨沫 196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反动小说《青春之歌》是一本艺术化了的黑《修养》，是一部背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坏书。此书公开与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讲话》大唱反调，通过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林道静的形象，鼓吹一条与工农兵相脱离的所谓革命的道路，把知识分子的工作凌驾于工农兵的斗争之上。吹捧中国赫鲁晓夫“白区工作”的机会主义路线，宣扬“不拿枪”的斗争，和敌人讲合作，竭力贬低武装斗争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意义。书中还宣扬了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和奴隶主义。这部反动文艺作品恣意篡改“一二·九”运动的革命历史，明目张胆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死党彭真之流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为刘少奇及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
《青春之歌》（电影剧本）
杨沫原著改编 1959年9月 北京出版社
电影《青春之歌》与同名小说，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宣扬刘氏黑《修养》的一个样板。公然篡改“一二·九”运动的历史，为刘少奇、彭真之流歌功颂德，宣扬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篡党篡政做舆论准备。书中大肆宣扬黑《修养》，鼓吹“修身养性”之道，反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美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把他们吹捧为革命的主力军，公然同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指示唱反调。
《晋阳秋》（小说）
慕湘 1962年 北京解放军文艺社
《晋阳秋》是《新波旧澜》的第一部，是以“牺盟会”为金字招牌，以所谓山西抗日救亡运动为题材的黑小说，是一部为刘少奇、薄一波叛徒集团歌功颂德的大毒草。
《晋阳秋》所歌颂的“牺盟会”，是个军阀、汉奸、特务加叛徒的反动集团。它歪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美化阎锡山的“守土抗战”，实际上是维护国民党反动派和阎锡山的独裁统治，为阎锡山和国民党反动派积蓄反动力量，准备挑起内战，最后投靠帝国主义。这种反动的民族投降主义和薄一波叛徒集团的阶级投降主义是一样货色。
《晋阳秋》全篇宣扬的就是这种叛徒加卖国贼的哲学，把叛徒伙同卖国贼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美化成“丰功伟绩”，为叛徒树碑立传。这是刘贼集团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大阴谋。
《铁道游击队》
知侠 1953年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在书中的第二十七章《掩护过路》中，把胡服（即刘少奇）吹捧成“伟大的领导者”“到了哪里，哪里的危机就转为胜利，原有的胜利就扩大为更大的胜利。”对刘少奇大肆吹捧。
四、小说
《保卫延安》
杜鹏程 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举世闻名的延安保卫战，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部署和直接领导的。在西北战场上，毛主席亲自指挥陕北军民，粉碎了蒋匪帮二十几万兵力的重点进攻，最后取得了整个战役的伟大胜利。
而这部反动小说，却恶毒地篡改这段历史，一笔抹掉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无比威力，无耻地美化、吹捧反党老手彭德怀是“西北战场的统帅”，是什么“严谨庄重的将军”“天才的军事家”等等，肉麻地吹捧彭贼。把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统统归之于彭德怀。他们贪天之功，为彭贼捞取反党的政治资本，这就清楚地暴露了小说作者以及彭德怀一伙篡党篡军的罪恶目的。
《保卫延安》是在彭贼的亲自策划、支持下炮制出来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抹煞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同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
《战斗的青春》
雪 克 196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通过对许凤等三个女性的描写，鼓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爱情至上论”“阶级调和论”，大肆散布战争的恐怖，散布和平主义，同时恶毒地丑化、攻击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军队，美化阶级敌人，并且为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和彭德怀歌功颂德，为叛徒涂脂抹粉，为叛徒翻案。
周扬十分赞赏这株大毒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就是想通过这株毒草来贩卖人性论和叛徒哲学，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本书作者就是大叛徒、大特务孙振。
《三家巷》《苦斗》
欧阳山 1959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三家巷》《苦斗》是欧阳山所谓三部曲《一代风流》的前两卷，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文艺思想的大毒草。在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幌子下，肆意歪曲工农革命运动，丑化共产党员和工农兵的形象。为错误路线翻案，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造反革命声势。
这本书在写到广州起义时，竟然伪造历史，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树碑立传。把在1927年广州起义时根本不是领导人，而且在起义时“摘下臂上的红布”，临阵脱逃的大叛徒陶铸，硬给塞进“领导人”的行列，如书内写道：“张太雷和一大群人从外面走来，这些人里面，有……领导警卫团起义的蔡申熙和陶铸。”又写道：“他（指周炳）看见……叶挺、叶剑英、陶铸几个人站在地图旁边……”把陶铸打扮成“革命英雄”“优秀的指挥员”。真是无耻至极，反动透顶。
《小城春秋》
高云览 1956年 作家出版社
《小城春秋》以陶铸直接参与和具体领导的1930年5月厦门大劫狱事件为背景，是一本为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歌功颂德的反动小说。这部小说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把错误路线当成正确路线来加以歌颂，把贯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小资产阶级人物美化成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为“左”倾路线开脱罪责，并为之大唱赞歌的大毒草。
小说中描写的劫狱事件，完全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发动的。这次劫狱事件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后果和影响极其恶劣，给党在白区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陶铸等却把这次事件看作是“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前的“武装暴动演习”。全书中几乎没有一处提到发展农村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这就证明了陶铸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丑恶面目。
同这本书内容相似的还有根据陶铸口述写成的回忆录《厦门破监记》，也是一株大毒草，流毒极广。必须彻底批判。
《风雷》
陈登科 1964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风雷》这部毒草是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李葆华等亲自授意下炮制出来的。小说作者把刘少奇贩卖的“桃园经验”当作创作的指导思想，大肆贩卖刘少奇、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作者还以淮水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来影射歌颂刘少奇，为刘少奇树碑立传。
在《风雷》中，表面上打着“写一九五五年改造落后乡、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招牌，实际上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表面上打着“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幌子，实际上丑化社会主义的农村，把社会主义的农村写得贫困不堪，漆黑一团。书中肆意歪曲和丑化共产党员及贫下中农的形象，把他们污蔑成“愚蠢”“落后”“打架、闹事的暴徒”。
《朝阳花》
马忆湘 1961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部长篇小说假借描写红二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替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大军阀、大土匪贺龙涂脂抹粉，树碑立传。作者篡改历史，把贺龙美化为“一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打富济贫、为穷人打天下的“英雄”。胡说什么“他像慈母关心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着战士的成长”，贺龙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小说却把贺龙打扮成一个正确路线的代表。甚至吹嘘贺龙在遵义会议前执行的就是一条正确路线。作品只字不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长征胜利的最高统帅，不提工农红军和广大人民对毛主席的热爱，相反却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历史功绩记在贺龙的功劳簿上。作品中贺匪俨然以“党的化身”“革命的领袖”“红军的缔造者”的形象出现，对贺龙作了肉麻的吹捧。
《红军不怕远征难》
陈靖、黎白 1957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部长篇小说抹杀毛主席领导中央红军开辟长征胜利道路的伟大历史功绩，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对长征的指导作用。相反，却把贺龙美化成率领红二方面军爬雪山，克服重重困难，打退国民党的阻拦和追击，胜利通过云南、西康的“英雄”。
《龙潭波涛》
黎白 1964年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一部反对毛主席，歌颂贺龙这个篡党篡军篡政的大野心家的大毒草。
《龙潭波涛》描写了一九三四年秋，贺龙带领红三军从洪湖突围，在四川、贵州边界的一个村子——陈家潭，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进行武装斗争的故事。把贺龙美化成川贵人民的“救星”，相反地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不提党的领导。为了对抗毛主席，吹捧贺龙，书中还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极力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贺龙涂脂抹粉。
《金沙江畔》
陈靖 1963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部中篇小说本来写的是一九三六年红二军某部通过滇康金沙江畔地区，和白匪斗争的故事。但作品不写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和毛泽东思想对长征的指导意义，却把红二军的长征写成是在贺龙的指挥下进行的。作者通过书中人物回忆了一段湘鄂西斗争的情况，别有用心地美化贺龙，为贺龙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胡说贺龙在湘鄂西斗争中，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吹捧贺龙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的“英雄”，是湘鄂地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始人等等。肉麻地称贺龙是一位与“工农有感情”的“父亲般的首长”。甚至狂妄地把这个野心家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恶意歪曲。
这篇毒草于1964年又改编为评剧，由中国评剧院演出，并列入《北京市戏曲剧目选》。后又绘成连环图画。流毒甚广，必须认真批判。
《红旗谱》
梁斌 1958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毒草《红旗谱》，一九五八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棵大毒草出笼后，就被文艺界的黑帮总头目周扬捧上了天。一九五九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优秀作品”选拔出版。
保定劫狱（《昨天》编者注：此处原文如此，疑为“保定学潮”之误）实际上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下进行的。梁斌通过贾湘农、江涛等形象疯狂地歌颂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红旗谱》同时还通过歪曲农民运动、丑化革命者形象，美化阶级敌人等手段，大反毛泽东思想。
《播火记》
梁斌 1963年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大毒草《红旗谱》的续集，它竭力颂扬一九三二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冀中农民起义斗爭。为王明树碑立传，歌功颂德。书中还竭力宣扬战争恐怖、阶级投降、合二而一。甚至把镇压农民起义的恶霸地主，美化为“英勇顽强”的“英雄”，把起义的农民歪曲为贪生怕死、愚昧无知的“群氓”。
《播火记》于1963年出版后，周扬赞赏备至，亲自找梁斌谈过两次。当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指出此书美化错误路线后，周扬不但为之辩护，而且还出谋献策加以维护，因而使得此书迟迟未能得到彻底批判。
《红色交通线》
袁静 1959年5月 作家出版社
江青同志指出：“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袁静的大毒草《红色交通线》就是这些作品之一。
这部书是写1933年春至1934年春一年间的白区地下斗争的。它通过一个地下党员接受当时王明统治下的党中央的指示，开辟白区通向红四方面军的交通线的故事，来为王明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书中只字不提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也不谈这条错误路线所带来的恶果，却大肆鼓吹其“正确领导”“丰功伟绩”，以及如何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拥护”“爱戴”，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同时，书中还明目张胆地为张国焘这个大叛徒翻案，大量描写红四方面军军委（即张国焘）的正确，这是公开地歪曲历史。书中的主要人物的模特儿也都是一些叛徒、蜕化变质分子、托派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
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大叛徒。
《风雨桐江》
司马文森 1964年 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一株着意美化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大毒草。它所描写的是1934年1月前后以王明为首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到顶点的时期。但作者却别有用心地将时间推迟一年，结果把王明的错误路线强加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上，其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此外，作品还严重地歪曲阶级斗争，把敌人写得有勇有谋，非常强大，而革命队伍却松松垮垮，对敌人毫无警惕性，麻痹消极，软弱无能，处处被动挨打，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我们的威风。与此同时，作品还不遗余力地宣扬国民党官僚地主阶级的糜烂生活，对广大读者起了严重的腐蚀作用。
（《昨天》编者注：长篇小说《风雨桐江》作者司马文森曾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西亚、非洲司司长，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67年5月22日被对外文委革委会抄家后抓去刑讯逼供致死，终年52岁。）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1962年 作家出版社
作品抹杀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大肆宣扬资本家“剥削有功”，丑化、歪曲工人阶级的形象，把工人阶级写成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面前屈膝投降的人。在刘少奇的“在资产阶级中间有赞成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的黑理论指导下，塑造了所谓“红色资本家”的形象。作品还不遗余力地宣扬资产阶级的腐朽、糜烂生活方式。是一株美化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大毒草。
《粮老虎发家史》
顾行 1964年6月 北京出版社
这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指使下写成的一部竭力美化资本家如何起家的“发家史”，曾在北京晚报连载，后又出专书，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文明地狱》
石英 1965年 作家出版社
这本小说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了对抗毛主席对文艺方面的两次批示，指使文艺界要写一些“历史上的反资题材”的黑指示下炮制出来的。书中狂热地歌颂了被中国赫鲁晓夫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叛国分子、大资本家宋棐卿，狂热地歌颂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书中百般美化孙培卿（宋棐卿），说他如何精明强干，如何有“事业心”，书中描写工人的有限篇幅，却对工人阶级极尽丑化之能事。这部反动小说是中国赫鲁晓夫“剥削有功”论的艺术标本。必须彻底批判。
《清江壮歌》
马识途 1966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是部毒草。作者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把特务写得威风凛凛，对党员形象却大肆丑化。书中专写党的错误和失败，同时大肆宣扬修正主义“人性论”。更加恶毒的是，把一个原来是叛徒的人物篡改成英勇牺牲的烈士，真是颠倒是非，混淆人鬼。书中还吹捧了大军阀贺龙。
《强盗的女儿》
刘坚 1963年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本书写了一个农村小女孩——一个共产党员的女儿桂娃的一段生活遭遇。严重歪曲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歪曲了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形象。宣扬了封建“宿命论”、资产阶级“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严重地歪曲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真相。
《下乡集》
赵树理 1963年 作家出版社
此书是所谓“敢于写人民内部矛盾”的大毒草。作者在书中竭力丑化劳动人民，歌颂资本主义势力。作者笔下所出现的农民都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动摇不定的中间人物。是“中间人物论”的艺术标本。
（《昨天》编者注：中国文联委员、“山药蛋派”代表作家赵树理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作家”“反革命修正主义文学的黑标兵”，重病中仍遭长时间残酷批斗，于1970年9月23日凌晨2时含冤去世，终年64岁。）
《东方红》
康濯 1963年 作家出版社
《东方红》是反党分子康濯在抛出大毒草《水滴石穿》之后炮制的又一棵大毒草。它打着反映社会主义农村生活的幌子，肆意歪曲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别有用心地把农民写成抢粮、闹事、殴打干部的“群氓”，把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写成一片混乱，一无是处。这完全是所谓“写真实”“干预生活”“写缺点”“写阴暗面”等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物。这棵大毒草竭力丑化农民群众，把他们的思想品质写得很坏。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书中把农民描写为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所谓“中间人物”。这是反动的“中间人物论”的活标本，必须进行严肃批判。
《大地的青春》
蔡天心 1963年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却与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唱反调，否认贫下中农的革命先锋作用，把贫农、下中农描写成落后于时代，“游离于自己阶级斗争行列的浑浑噩噩的小人物”。严重地歪曲了积极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贫下中农的精神面貌，宣扬富裕中农路线。这是一株宣扬“阶级调和”和“人性论”，为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鸣锣开道的大毒草。
《归家》
刘澍德 1963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归家》是写中间人物的典型作品。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一对穿着农民衣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爱情纠葛，而阶级斗争却仅仅是爱情故事的陪衬。
小说还颠倒是非，丑化劳动人民，把老贫农写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描绘成劳动人民的救世主。
书中还大力宣扬缠绵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个人主义，对读者有很大的腐蚀作用。
（《昨天》编者注：中国作协理事、作协昆明分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澍德，饱受文革迫害，于1970年6月6日含冤去世，终年64岁。）
《不连续的故事》
方纪 1957年 作家出版社
这本书共收小说五篇。在这些作品里不是表现党如何去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以及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自觉地英勇无畏地彻底打倒封建地主阶级，而是完全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引导农民不断前进的作用。作品中所描写的贫苦农民形象，都是十分奇怪而又反常的傻、懒、瘸、拐、孬、落后、自私、狭隘、消极、顽固的人，都是一些觉悟极低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可怜虫，这是对贫下中农群众的极大丑化和侮辱。其中《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一篇，一九五〇年三月即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
本书作者方纪是漏网的胡风分子，周扬的死党。
《老桑树下的故事》
方纪 1950年 三联书店出版
这本书描写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老魏到老桑树下村去开辟根据地的故事。作品对冀中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作了严重的歪曲。把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过程描写得十分阴暗、混乱、低沉，充满了失败、凄凉和苦难、灰色的情调，对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都作了严重歪曲和丑化。把冀中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写得一团漆黑。出版后就曾经遭到革命读者的严正批评。
《铁木前传》
孙犁 1957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部中篇小说严重地歪曲老解放区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合作化初期的农村现实生活。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恶意地歪曲贫下中农的形象，恣意攻击党的农村合作化政策，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鼓吹“朋友”之交，“亲家”之情，通过书中主人公铁匠傅老刚和木匠黎老东关系的变化，攻击社会主义道路。
书中还极力歌颂资产阶级，丑化无产阶级，丑化革命干部，抹杀党的领导。整个作品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力量，看不到资本主义势力必然灭亡的趋势，竭力诋毁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英明论断。这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和毛泽东文艺思想唱反调的坏书。
《黑凤》
王汶石 1963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以歌颂大跃进为名，行反三面红旗之实。书中极力歪曲先进人物，大写三角恋爱。被王汶石极力歌颂的所谓英雄人物黑凤，是一个狭隘、自私、妖气、使小性子、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勇往直前》
汉水 1961年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写了万春华等一群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作者通过他们宣扬了一套完整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恋爱至上主义和个人幸福的人生观，描绘了一幅按照修正主义的方向改造党团组织的蓝图。
《听课记》
姚世光 1962年 北京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书。小说打着“爱”就是一切，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的反动口号，抹杀阶级斗争，取消对学生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散播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思想毒素。它反映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争夺接班人的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
《礼物》
康濯 玛拉沁夫 1963年 人民体育出版社
本书包括十个短篇小说。内容宣扬“个人奋斗”“技术挂帅”“成名成家”“阶级调和”“人类之爱”“姊妹之情”等修正主义货色，有的地方还十分露骨地攻击大跃进。
《第一枪》
季音 1950年 华东新华书店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一个叛徒美化成革命的英雄，竭力描绘书中主人公陈舜英对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丈夫的衷情。在这里作者极力歪曲爱情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把二者说成是存在着悲剧性的冲突，公然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论，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人道主义。
《沂蒙山的故事》
刘知侠 1961年8月 山东人民出版社
小说宣扬战争的苦难，宣扬逃跑主义。小说中写敌人向沂蒙山扫荡，而我们的工作队把广大人民抛在一边，只顾自己逃走。见了敌人就隐藏起来，一动也不敢动，怕暴露了目标，“我们一个人也跑不了。”并极力丑化革命战士的形象，把革命战士糟踏得不成样子。
《武训传》（电影小说）
孙瑜 1951年 上海新亚书店
《武训传》电影是1950年出笼的。它是一部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奴隶主义、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
1951年，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展开了严肃的批判，毛主席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对《武训传》的批判，是我国解放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的一次重大的斗争。
《破晓记》
李晓明 韩安庆 1957年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部歪曲、诋毁毛主席光辉的军事思想，直接对抗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贫下中农形象的大毒草。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挺进大别山区，从而扭转了全国战局，使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阶段。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一环。可是《破晓记》却极尽污蔑、歪曲之能事，颠倒黑白，看不出一点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在战略上的重要价值。而对蒋匪军和地主武装，却大加美化。这是明目张胆地诋毁毛主席光辉的军事思想，丑化无往而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小说还肆意丑化贫农，否定他们的革命性。它把方永泰这样一个与地主阶级有着血海深仇的老贫农，写得被反动派的淫威吓破了胆，竟然恳求敌人让他“多活两天”。把深受大地主压迫剥削的老弓腰，写成一个对地主感恩戴德、逆来顺受、摇尾乞怜的奴才，把广大贫下中农写得被反动派镇压怕了，“不敢起来斗争”。同时又极力美化地主阶级，抹杀两个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明目张胆地宣扬了阶级调和主义，贩卖“合二而一”的黑货，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
《屹立的群峰》
古立高 1958年 作家出版社
小说写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毛主席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林彪同志曾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靠政治、靠人的勇敢。”而这里一点儿也看不出中朝人民反击美帝侵略的自卫战争的正义性，看不出我们必然胜利，敌人必然失败的历史发展规律。似乎我军之所以处于防守，不是由于战略上的需要，而是因为步炮兵配合不好、通讯联络跟不上去、工事不固等战术上和物质上的原因。
小说根本不提我军的政治工作，官兵之间不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有意歪曲、丑化我们的军队。还极力渲染战争的苦难和恐怖，把一切都归罪于战争，说什么“战争对人类是痛苦的”，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最令人气愤的是，把我们的战士丑化为国民党的匪徒，甚至去歌颂一个叛徒的“英雄”行为。这是往中国人民志愿军脸上抹黑，是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军队的极大污蔑。
《暴风骤雨》
周立波 1951年 人民出版社
早在解放前周立波就拜倒在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的脚下。这部长篇小说，就是模拟大毒草《被开垦的处女地》炮制出来的。经周扬黑帮的吹捧，还骗取了1951年度的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
作品里大肆渲染广大贫下中农的所谓“怯懦”“愚昧”，对阶级敌人则极力表现他们的“机智”“勇敢”。更可恶的是给土改中的骨干分子、贫农赵玉林一个惨死的结局。并对英雄人物恶意中伤，写赵玉林受伤后，丝毫没有表现出他不手刃敌人死不瞑目的英雄气概，反而央求别人补他一枪，以结束生命。长敌人威风，灭人民志气。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鹏程 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株抹杀阶级斗争，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毒草。
在作品中，梁建的变坏本来是由于在和平环境中，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让资产阶级思想滋长，而蜕化变质。但作者竟说成是因为生活上的失意和挫折，才使他变得垂头丧气。梁说：“动不动就得罪人，动不动就犯错误，动不动就打官司”，“真是抬脚动步都不吉利哟！”就连作者极力歌颂的第九工程队队长阎兴也发出这样的牢骚：“拼死拼活的赶工、抢工”，“临走还免不了检讨扯皮。”作者就是这样通过书中人物之口，直接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明目张胆地宣扬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作品不去反映生产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去歌颂工人阶级的英雄业绩，而是热衷于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所谓阴暗面。在这种反动思想的主导下，作品中到处充满着争吵、谩骂、互不信任，人人时刻都担心被开除党籍和撤职等等，对社会主义极尽诬蔑之能事！
作者以极其阴暗的心理来写小刘的牺牲，同时还别有用心地列举了许多因赶“工期”而牺牲的人的年龄和籍贯。在一九五八年底写的后记里，作者着重声明说，“重新写有关工期的争论，因为这场争论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这更充分暴露了作者恶毒攻击总路线、攻击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的狼子野心。
《在田野上前进》
秦兆阳 1956年 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鼓吹苏修西蒙诺夫的一套“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写真实”等反动谬论的黑标本。一九五六年，正是全国农村掀起合作化高潮的时候，小说却扯起反旗，以揭露华北老区农村的所谓阴暗面为名，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描绘得乌烟瘴气。小说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县，全县只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但就是这个农业社也“要垮台了”。一个区里“通共就那么几个互助组，倒有半数在闹问题”，更不必说成立农业社了。小说极力歪曲和渲染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到处有人买卖土地，放高利贷，从事投机生意，翻身农民又“活不下去”了。把一些缺点无限上纲。
作者虽然也不得不写到贫下中农要求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但又别有用心地把广大贫下中农这一革命的要求加以歪曲，说他们只不过是为了单纯的提高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理想。作品中居然提出“以生产领导生产”的反动口号，还说“农业社的优越性首先表现在生产成绩上”，闭口不谈无产阶级政治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作用。连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县委副书记张骏，在劝说一个党员干部加入农业社时也完全是这套谬论：“你现在全家是四口人，每人平均三亩地。等你两个孩子都娶了媳妇以后，就是六口人了，每人只有两亩地了。以后这两房儿媳妇再生几个孩子呢？每人平均多少地呢？日子怎么过呢？还有，你老两口子再过三五年就不能劳动了，变成吃闲饭的了；死了，还得花一笔钱来发送。你自个有个长远打算没有？”这简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赫鲁晓夫那套唯利是图、唯我主义的货色。而被劝的人却感佩地说：“这是一百个真的真理！”这是哪一家的真理？！见鬼去吧！
《香飘四季》
陈残云 1963年 作家出版社
小说打着歌颂三面红旗的幌子，借描写珠江三角洲一个水乡，经过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的过程，宣扬了一整套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寄在农村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作者明目张胆地把修正主义路线，当作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书中通过区委书记提出的“苦战三年，幸福万代”的口号，完全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的“大家苦战几年，多流点汗，为子孙造福”谬论的翻版。直接攻击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
作者还极力宣扬包产到户、物质刺激，用以激发农民的所谓社会主义积极性。小说通过区委书记大力鼓吹“应当把一切工种包产到户，死定额，活时间，超额受奖”。作者把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归结为只是有电话、有电灯、有吃不完的粮食、有好房子住等等。这与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鬼话完全同出一辙。作者还通过经常聚集在私营茶社“泉香居”的地、富、反、坏、右的黑话，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叫嚣“苦战三年，骨头打鼓”！“苦战了无期，我要上吊啦!”气焰嚣张，已到极点。
书中通过社员的文娱活动，大肆贩卖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和封建色彩很浓厚的文艺黑货。有许多场面实在到了庸俗不堪的地步。一些所谓模范党员、劳动能手，嘴里唱的尽是些黄色戏曲，从来不唱革命歌曲。严重地丑化了劳动人民、党员的形象。作者就是用这些来麻痹广大人民。这和刘少奇狂热地吹捧封建戏曲有着同样险恶的居心。
《金沙洲》
于逢 1959年 作家出版社
小说打着反映农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幌子，抹杀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抹杀广大贫下中农同阶级敌人的斗争，而突出描写新上中农（原来都是贫雇农，土改后翻身的）抗拒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它正如毒草影片《两家人》一样，硬把地主富农的反动本质强加在几个贫雇农出身的新上中农身上，不厌其详地描写他们迷恋单干，投机倒把，咒骂农业合作社等等，在所谓的“上中农”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时，贫下中农不但不给以回击，反而受影响，叫嚷收回土地单干……竭力丑化贫下中农的革命形象。
作品肆意丑化党的领导。把金沙社起决定作用的乡党总支书丑化成是个目无群众，强迫命令的典型，群众称之为“黑面神”。他不懂做政治工作，只会整人，弄得群众敢怒不敢言，怨声载道；书中唯一比较正确的金沙社主任刘柏，也是只知请示上级，不知走群众路线的事务主义，把党的领导描绘成瘫痪状态，任随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兴风作浪，不突出政治，不依靠贫下中农，最后只有把为首闹事的上中农作敌我矛盾处理，管制生产。从党的领导以至广大群众都没有从这场两条道路斗争中受到什么教育。
毛主席教导我们：“（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金沙洲》甘当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吹鼓手，明目张胆地和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唱反调，真是罪该万死！
《水向东流》
李满天 1956年 作家出版社
本书以一个村庄初期合作化运动为题材，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蓬勃发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了极大的歪曲和攻击。
作品看不到我国农村里的革命力量，整个农村到处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泛滥和阶级敌人的阴谋活动。阶级敌人如出入无人之境，连杀两人，破坏生产，都无人过问，甚至有的还窃据了生产队长职务，也无人怀疑。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气势汹汹，和阶级敌人里应外合，向党进攻，对阶级敌人，根本没有斗争。而合作社的负责人则是浑浑噩噩，对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毫无警觉，甚至在我们的同志被敌人杀害以后，仍泰然处之，还忙着为人家介绍对象，恶毒地丑化农村干部。
作品不仅看不到革命的力量对敌人的反击，而且也看不到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贫下中农在书中受到极大污蔑，把他们说成是没有理想、没有希望、庸庸碌碌、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他们甚至受到资本主义势力的鼓动，几乎使合作社垮台。
从这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大农民根本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同毛主席指出的“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唱反调。
《南行记续篇》
艾芜 1964年 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特地重访了我国西南边疆之后，在描写西南边疆的幌子下，炮制的一本回避阶级斗争、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大毒草。书中宣扬“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人世的幸福”，只要“大家努力，定能够建立起极乐世界”。作品着力描写的是林丛水茂、男耕女织的社会，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不就是陶潜的理想社会——“桃花源”吗？这完全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鼓吹的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桃花源”式的“共产主义”的翻版。
作品里也大量地回忆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屈辱和苦难。但是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是勇敢地站起来反抗、斗争，而是忍辱负重，或逃往国外，或躲进深山。这是作者对我国英雄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歪曲和丑化，也是作者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大暴露。
在旧社会，我国劳动人民所受最大的苦难是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难的奴隶式的生活。”但是作者却用大量的爱情上的不自由，从根本上掩盖了劳动人民在经济上所受的剥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作者还在描写爱情上失意的同时，大力挖掘劳动人民精神上的所谓“创伤”，转弯抹角地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战斗到明天》（第一部）
白刃 1958年8月 作家出版社
这部小说的作者就是改编大毒草、反动电影《兵临城下》的那个白刃。
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某地八路军的一个支队领导当地人民抗日的故事。英雄的人民军队在作者的笔下被肆意丑化得不像样子。支队长是一个在困难时期专想老婆而忘记同志的人，一个连长被写成像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一样，冲锋时战士怕死，还要连长在屁股上狠踢。我军机智灵活的侦察员则是“捞一把”的“一把抓”。但对几个根本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则当作主人翁来尽力歌颂，不惜篇幅。同时还借叛徒之口，发泄对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刻骨仇恨，把解放区描写得漆黑一团，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是无耻的美化，借机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白刃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军队、大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的知识分子。他所写的《目标正前方》《小铁腿长征记》等作品，也需严肃地进行批判。
《铁门里》
周立波 1955年 工人出版社
周立波原任湖南文联主席，是党内走资派，又是叛徒。这部小说是他以描写抗战前上海监狱生活为名，行妄图掩盖自己叛徒丑史之实的大毒草。全书充满了消极伤感的情调以及个人幻灭的所谓悲哀。他接二连三地哀叹道：“我……只感觉到十分疲倦，想休息一下。”又说：“青春，毕竟是不应该不幸福的啊……想起这些来，我们中间好些人飘浮在感情的海里，失去了一向的坚强。”充分暴露了叛徒的丑恶嘴脸。为了达到他攻击革命、丑化革命的阴险目的，作者还大肆渲染所谓的革命斗争中的苦难。他人为地制造悲剧，用极其凄惨、阴沉的笔调描绘狱中一位难友的死。而在同时，却又颂扬“红头阿三”之富有人性，放肆地鼓吹、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长城烟尘》
柳杞 1962年10月 解放军文艺社
本书是一部美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丑化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大毒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作者却把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第二混成旅团长兼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部规秀中将，写成了一个英雄。说他横槊赋诗，“既有文质彬彬，又有威风凛凛”的现代“出类拔萃”的日本“将军”。狂热歌颂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的“复仇”精神。甚至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描绘他“悲壮”的“牺牲”情景。毫不掩饰地为这些战犯树碑立传，称赞他们对日本天皇的“忠诚”。甚至全文抄录颂扬日本侵略者的碑文。全书十二章，但描写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只有五章，而且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作者站在什么立场上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红路》
札拉嘎胡 1959年11月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部在批判民族主义幌子下，鼓吹所谓“民族的良心”，极力宣扬狭隘民族主义的毒草。小说的内容是描写1947-1948年内蒙某地区的一个学校的党组织与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的故事。书中极力美化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暗藏特务头子巴达尔夫的忠实信徒、打手，窃取了学生会主席的胡格吉勒吐。借口他没有什么反动的“政治背景”，把他描绘成一个具有“民族良心”的真诚青年，甚至最后成了抢救党的干部的临危不惧的“英雄”，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的“良心发现”。妄图把他打扮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小说丑化党的干部，对党内外的敌人大肆美化，并宣扬超阶级的“友谊”“爱情”等等严重错误，也是必须严肃批判的。
《辛俊地》
管桦 1958年7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辛俊地是刘少奇叛徒哲学、活命哲学的一个艺术上的典型。他可以无耻地接受敌人赐与的金钱，可以同敌人在一个桌子吃喝，而且还可以公开向敌人声明“不再给八路军做事”了，就是对这样一个叛徒，作者却称颂为“勇敢的民兵”，说他“机动”“灵活”，真是对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英雄的民兵莫大的污蔑。作者还通过辛俊地同地主女儿桂香的恋爱故事，大肆宣扬“阶级调和论”，甚至还对这个地主女儿大加颂扬，在桂香的爸爸大地主徐怀冰与日本特务勾搭在一起，又用枪打死辛俊地时，桂香还抱着辛俊地的尸首大哭大叫，痛不欲生，这与苏修的《第四十一》完全是一个腔调。作者这样明目张胆地抹杀阶级界限，宣扬“阶级调和论”，就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准备。
《源泉》
丁秋生 1964年10月 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曾由周扬培养的黑作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愿坚参加协助炮制出笼。作品对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雄连队进行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歪曲，把“英雄第一连”糟踏得不成样子。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可是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却肆意丑化歪曲人民军队，其用心何其毒也。
书中把“英雄第一连”这个光荣的连队、人民的子弟兵，写成是由一百来名国民党俘虏兵作为“骨骼”“支柱”所组成的。还不惜篇幅，用反衬的笔法，丑化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说俘虏兵“机智”“果断”，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就已经“练就一身真本事”，为失败了的国民党军队树碑立传，大唱挽歌。对我军的政治工作也加以庸俗的描写，以资产阶级人情感化人；战场上不是唱《解放军进行曲》而是唱《走麦城》；什么我军只是对俘虏问寒问暖，甚至代洗臭脚，打仗时，吓得双眼“茫然失神”，甚至“躲在国民党俘虏兵的怀里”，像“筛糠”一样等等。恶毒诬蔑，无以复加。作者如此攻击伟大的人民军队，与毛主席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大唱反调，这正是密切配合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铁证。
《新四军的一个连队》
胡考 1957年 作家出版社
这是右派分子胡考在1956年资产阶级右派蠢蠢欲动之时，配合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猖狂进攻时脱稿的一部毒草。作品以“描写新四军第三师一个连队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如何进行战斗、生产和学习”为内容，而实际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做了彻头彻尾的丑化和恶毒的攻击。在作者的笔下，这一英雄的连队，有开小差的，有屡犯军纪私发子弹的，有走火打死老百姓的，甚至还混进了特务。在干群关系上是一团糟，副连长可以半年多不同战士讲话。军民关系也是毫无联系。政治工作根本看不到，战士毫无觉悟，不知为什么打仗，而打起仗来则胆战心惊，成了怕死鬼。把人民军队如此歪曲丑化，这正是颂扬彭德怀之流的资产阶级建军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静静的产院》 茹志鹃 1962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高高的白杨树》 茹志鹃 1964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静静的产院》共包括有《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等十篇短篇小说。《高高的白杨树》共收《妯娌》《如愿》《百合花》等十篇短篇小说及《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等五篇散文、特写。这两部小说集，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等所鼓吹的反“题材决定”论的艺术标本。它们的写作题材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没有重大的阶级斗争，更没有先进英雄人物。而作者最热衷于描写的却是家庭琐事，儿女情长：妈妈的愿望是第一次拿到的工资给儿子买大红苹果（《如愿》）；妻子想的是丈夫的体贴（《春暖时节》）；妯娌的矛盾（《妯娌》）；孩子的争吵（《鱼圩边》），这些都是作者笔下的新生活。这样的作品纯属是资产阶级文艺作品。
小说中有几篇所谓表现“革命斗争”的作品，也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尖锐的矛盾来塑造英雄人物，而是借此抒发她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表现她对革命斗争的恐惧心理，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百合花》就是这类作品的典型。
《红日》
吴强 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以描写1947年间孟良崮战役为背景，严重地颠倒历史，攻击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丑化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英雄形象，为国民党反动军队歌功颂德。
1947年我军从防御转入全面进攻，蒋匪军开始分崩离析，但作品大肆渲染敌人锐不可当，把我军暂时放弃涟水的原因归于武器落后，没有飞机大炮，鼓吹反动的“唯武器论”。作者集中描写的英雄连队长期没有指导员，连长石东根是个酒鬼，技术第一，风头主义。其他中下级指挥员都从不作思想工作，不作群众工作，把自己当作“救世主”，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的连队却成为全军总结莱芜大捷的典型。小说还用大量篇幅写沈军长和爱人之间的低级庸俗的私人生活，散布和平主义的情调。小说在描写蒋介石死党敌军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时，却用尽了各种赞美的辞藻，说他“有着饱满乐观情绪，有着豪迈的气度和坚强的自信”等等。按捺不住作者的反动阶级立场。
这株疯狂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的大毒草一出笼，立即被周扬一伙捧为“优秀作品”，并经大叛徒瞿白音编剧，拍成电影，流毒全国，必须批倒，批臭。
《火种》
艾明之 1963年3月 作家出版社
作者是中统特务。本书是继毒草电影《幸福》《护士日记》之后炮制出笼的又一株大毒草。小说打着歌颂上海工人运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的旗号，歪曲地描写了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它离开当时革命的主流，不描写火热的工人斗争，不塑造先进的工人形象，却醉心于描写落后工人柳金松（主人公）的个人奋斗。整部小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革命活动和革命路线，掩盖了当时的路线斗争，歪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作品中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人物，上海区委书记马介民，满脑子投降主义理论，当他已经叛变革命时，还为其罪恶行径开脱。更使人不能容忍的是，作者公然篡改中国人民的革命史，把北伐革命战争的业绩，记在蒋介石名下，并用大量赞誉的语言吹捧其为“伟大的革命统帅”。真是无耻之极，反动透顶。
《大波》
李劼人 1958年 作家出版社
小说表面上写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保路运动，并以此表现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作者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写资产阶级，对清末封建统治者和立宪派、维新人物，百般的体谅，借口“还他个本来面貌”，扮演了一个卫道者的可耻角色。小说抽掉了当时四川省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厌其烦地描写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争权夺利和腐朽生活的场面，根本不写四川劳动人民的反满斗争，竟把保路运动当作议会斗争来描述和歌颂。作品中把铁路收回国有的事件，写作是由于皇族内讧，戴泽、奕劻争权所致，公开为反动统治者开罪。小说还公然歌颂帝国主义，胡说成都的美国传教士很“赞助”保路同志会，又说英国总领事也愿意“帮四川人民的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如此地步。此外，小说中还充满了浓厚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情调，肆意污蔑四川劳动人民。宣扬了旧社会一整套腐朽、反动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和道德标准。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 1955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通过描写北方土改运动来鼓吹阶级融合，在党和农民群众脸上抹黑的大毒草。小说中的贫雇农群众在跟地主斗争时，因为地主婆的叩头哀告，便“有些同情”，连送到眼前的红契也不要了。而汉奸地主钱文贵在当地解放后就将儿子送进解放军“为穷人的彻底解放而献身”。这样汉奸地主，又是人民子弟兵的“抗属”，完全合二而一了。群众虽然认为钱罪大恶极，但他是“抗属”，就不敢斗。作者恶毒地用阶级调和的手法，企图麻痹群众的斗志。小说还攻击农民是“常常动摇，常常认贼作父，只看见眼前的利益”，并对我党派去的工作组组长和农村基层干部竭尽污蔑、丑化之能事。这是一本鼓吹“写真实”论，“中间人物”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的大毒草。
《在茫茫的草原上》
玛拉沁夫 1957年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株露骨宣扬反动民族主义的大毒草。作品主要描写蒙族革命军队的成长。而这支军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完全是在为了“圣祖成吉思汗”的民族狂热支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支不受任何一个汉人约束的“纯蒙古人”的军队，妄图顽固地维护蒙族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作者还恶意歪曲党的民族工作干部形象，丑化党的领导，挑拨蒙族人民与党的关系，并明目张胆地为内蒙最大的走资派乌兰夫的右倾机会主义民族工作路线歌功颂德，为乌兰夫树碑立传。作者还津津有味地描写草原上男女之间的淫乱关系，这种色情描写，就更增加了这部小说的毒害性。
《山乡风云录》
吴有恒 1962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小说描写解放战争初期华南那横山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作者对人民武装，对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作了极端的歪曲。这支队伍没有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作指导，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各级指挥员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怕死鬼，冒失鬼，根本不懂得政治思想工作。相反敌人则被描写成神机妙算的能人、诗人、文明人……作者一再吹捧敌人的强大和描写我们的失败，极力描绘地主、贫下中农亲如一家的场面，宣扬阶级调和，以达到涣散人们斗志的罪恶目的。小说中有不少场面渲染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充满了和平主义的毒素。此外，小说还以大量的篇幅，肉麻地描写妇女，甚至地主小姐的“美”，充分暴露了作者腐朽下流的灵魂。
《三月雪》
肖平 1958年7月 作家出版社
本书是《一个人的遭遇》的翻版。写的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姑娘小娟的遭遇。作者不去描写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而尽力渲染小娟失去母亲的悲哀。作品里三月雪下牺牲的年轻女卫生员也是跟小娟有着同样遭遇的。作者着力宣扬革命战争的残酷和不幸。在这个小说集子里的其他几个短篇也同样写了革命战争破坏爱情，害得人家“家破人亡”。作品还用抽象的“天真、善良”，资产阶级的“爱”和“同情心”来“教育”人们，特别是下一代。
这株毒草适应了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革命需要，已翻译成各种文字，流毒极广。
《变天记》 张雷 1959年10月 作家出版社
《山河志》 张雷 1958年7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描写农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变天记》和它的续篇《山河志》，歪曲和否定毛主席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同时还全面歪曲伟大的八年抗战。小说主人公——领导干部黑牛，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不考虑如何同敌人斗争，却流着泪想念被敌人捉去的老婆，共产党员村长侯二竟借大地主的钱，贩卖药材……极力丑化党员形象。小说把民兵写成自由散漫、战斗力很差的队伍，把应该斗争的对象奉为统战对象，把大地主、特务塞进抗日民主的三三制政权。小说处处给贫下中农脸上抹黑，说他们“愚昧落后”“自私保守”，不敢要求减租，不敢与地主斗争。作者还大写贫下中农不相信八路军，说他们“不劲气，站不长”。可是对汉奸、地主婆，作者却百般美化，歌功颂德，真是反动至极。
《普通劳动者》
王愿坚 1959年10月 人民出版社
这个小说集中所有反映革命战争的小说，都竭力宣扬“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猖狂地反对人民战争，反对毛主席伟大的人民战争思想。在作者笔下，一个地下党员的小女儿在革命战争的岁月里连一口咸菜也吃不上，最后竟失去了自己年轻的母亲（《党费》）；为了给连野菜也吃不上的游击队送粮，一个党员献出了自己说话还“奶声奶气”的儿子（《粮食的故事》）……。作者以无限的伤感来描绘革命战争的“苦难”和“不幸”，宣扬战争恐怖，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肖洛霍夫的忠实门徒。
《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 1959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完全歪曲了党对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宣扬民族工作上的阶级投降主义。小说中党的干部对西藏上层分子统而不战，强调对他们的“尊重”和“团结”，逢年过节送礼讨好，抹杀了西藏地区的阶级矛盾，用统治者的家冤世仇来掩盖西藏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极力美化女土司、活佛等上层分子，而对富有反抗性的西藏人民却百般污蔑他们“死不觉悟”，“对奴隶主百依百顺”，一笔勾销党的领导和教育。小说中的党的干部、复员解放军战士，全被描写成不懂阶级斗争或儿女情长的庸人。此外，作品还用大量篇幅描写三角恋爱，而阶级斗争反倒降到了陪衬的地位，甚至对“一见钟情”、死追不放的人，也当作“英雄”来歌颂。
《工作着是美丽的》
陈学昭 1954年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部疯狂抵制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自传性的毒草小说。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描写火热的革命斗争，不歌颂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却搜罗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作主角，大加吹捧为“五四时代的女性”。作者恶毒地把延安描写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吃喝玩乐的“极乐园”。在这个革命圣地里听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看不到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场面。本书是歪曲革命历史，抹煞阶级斗争，麻醉人民斗志，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剂。
《丰产记》
西戎 1963年 作家出版社
《丰产记》是作为“中间人物论”的艺术标本出版的。在这部毒草小说集里，全面地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严重地丑化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农民。小说中“无利不起早，见利盼鸡啼”的赖大嫂和拿原则做交易的“老好干部”活灵活现，其他像为了挣工分、投机取巧，把集体、国家利益都通通置于脑后的落后人物，几乎充塞了整个集子。相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斗争的英雄人物却连个影子都没有。
小说不仅炮制了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丑化了贫下中农，还通过描写赖大嫂从不养猪到养猪的思想转变过程。兜售“物质刺激”的黑货，妄图把农村引向资本主义的歧途。
《李双双小传》
李准 1961年 作家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李双双小传》是歪曲阶级斗争，宣扬“中间人物”的大毒草。集子中所收的几个短篇，都从根本上抹杀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生产技术上的先进与保守的矛盾，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完全是中国赫鲁晓夫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形象表现。作品还歪曲了现实生活，抹杀了广大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将广大的社员统统污蔑成为“挣工分”而劳动，为“吃喝穿戴”“改善小家庭生活”而种田。就是作者所塑造的李双双这个“英雄人物”，也不过是被美化了的“中间人物”。以后《李双双》被利用各种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或银幕，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流毒极广，必须彻底批判。
《桥》
刘澍德 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桥》打着歌颂合作化的幌子，恶毒地污蔑和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公开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竭力掩盖和抹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小说中，地主已经消失了，富农也完全消失了，甚至连富裕中农的影子也看不到，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被偷天换日地写成了贫农内部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变成了两户贫农的斗争。作者极力鼓吹单干的“优越性”，妄图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小说主人公高正国是刘少奇所鼓吹的“三马一犁一车”式的“理想人物”，作者通过他的形象对党在农村中的基本阶级力量贫农进行肆意的污蔑、丑化。这完全暴露了小说的反动本质。
毒草影片《两家人》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流毒甚广，必须彻底批判。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烽 1959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歪曲地描写山西农村生活的小说集，除《村仇》一篇歪曲地描绘了解放前农村的阶级斗争外，其余皆只字不提解放后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代之以“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恣意宣扬刘少奇反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这部小说集中还连篇累牍地描写“中间人物”，像《三年早知道》《孙老大单干》《一架弹花机》《自古道》等篇，都竭力去表现几千年来习惯势力遗留给农民的精神负担，表现那些“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落后农民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尤其恶毒的是《四访孙玉厚》一篇，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的领导，指向社会主义社会，妄图颠覆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高干大》
欧阳山 1949年 苏北新华书店
大毒草《高干大》恶意歪曲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狂热地鼓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鼓吹农村经济的极端自由化。
小说是以一九四二年前后陕甘宁边区一家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为背景的。这个供销合作社的副主任、共产党员高干大，在作者笔下是一个不按党的方针政策办社，而靠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发展合作社的人。书中对高干大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大加颂扬，认为这是一个“先让少数人发财，然后多数人才会发财”的“广利众民的好门道”，是“富国强民”之路。明目张胆地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三里湾》
赵树理 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丑化贫下中农，竭尽全力表现农民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自发势力倾向的大毒草。在作者笔下，三里湾这个一九四二年就开辟了工作的“模范村”中，村长、共产党员范登高却是一个热衷于搞雇工剥削和投机买卖的人物。其他的一些党员和贫下中农都把范当成“好领导”，跟着他一起反对农业合作化。作者为了突出落后人物的形象，还挖空心思地给每个人物起外号，什么“铁算盘”“翻得高”“惹不起”等等，不厌其烦地描写他们如何吃里扒外，损人肥己。处于伟大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三里湾，看不到生气蓬勃的革命气象，却被这一群“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搞得乌烟瘴气。虽然作者也写了这些人的转变，但并不是由于认识了集体化的光明大道、而是种种个人利害、家庭纠葛引起的，出发点还是一个“私”字，还是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
作者明目张胆地污蔑贫下中农，其恶毒用心，就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办社路线，鼓吹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灵泉洞》
赵树理 1959年2月 作家出版社
本书描写1940年前后，山西太行山区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故事是以一个村庄为背景展开的。作者肆意歪曲历史事实，完全抹煞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和革命的武装斗争，完全抹煞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灵泉洞这个已经建立革命政权的地方，共产党员一听到国民党军队来了，就丢开老百姓全部仓惶逃走。民兵的枪支全被敌人缴走，组织活动陷于瘫痪。老百姓也听任敌人的摆布……
作品还抹煞军队的阶级性，露骨地美化国民党反动军队，说什么“不论多么顽固，既然是中国的军队，老百姓看他们自然和日军不一样”，并把大地主写成为蒋匪军的受害者，别有用心地歪曲阶级关系。
《灵泉洞》出现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的时候绝不是偶然的，它正是适应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治需要，在革命人民中散布对敌人的幻想，宣扬中国赫鲁晓夫的那一套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
《山乡巨变》
周立波 1959年8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攻击党、丑化贫下中农、严重歪曲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阶级斗争的大毒草。构成这部作品的主导思想就是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其主要篇幅在于表现“阴暗面”，把农业合作化、大跃进写成没有群众基础的产物，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农村中的胜利。
在作者笔下，党的农村基层干部以及贫下中农，都是一些“不好不坏，亦好亦坏”的所谓“中间人物”，他们满脑袋封建、宿命以及愚昧的旧东西，在整个乡里也找不出一个真正的先进人物。小说精心塑造的形象——贫农积极分子亭面糊，可以说是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西西卡的孪生兄弟。作者竭尽嘲弄和挖苦的本事，集中地丑化贫农形象，并恶毒地通过亭面糊，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
《封神演义》
（明）许仲琳 1955年 作家出版社
《封神演义》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封建主义的糟粕。作者许仲琳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封建制度进行了辩护，宣扬了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书中还通过荒诞不经的因果报应的故事，宣扬了封建主义的“宿命论”。可是，出版者在《出版说明》中却别有用心地说它的主题是“宣扬惩罚暴君的思想”，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1962年又继续重印了42000册，大量销售到农村，散布了封建毒素。封建糟粕《封神演义》连同它的《出版说明》应该受到严肃批判。
五、戏剧
《海瑞罢官》（京剧）
吴晗 1961年11月 北京出版社
反共老手吴晗于1961年经过七次精心修改的一本京剧《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这一场斗争中，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向党猖狂进攻，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的官，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海瑞罢官》就正是为了罢了官的彭德怀之流及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大鸣不平，狂妄叫嚣要“平冤狱”，让他们再上台执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海瑞罢官》这棵大毒草中，反共老手吴晗，用歪曲历史真实和“借古讽今”的手法，极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宣扬“阶级调和论”。在剧中，吴晗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恶毒地混淆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把被罢官而去的海瑞，美化成反抗封建皇朝的英雄，从而宣传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恶毒的攻击，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进行了狂热的反革命舆论准备。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的出现，正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反映。伟大的历史文件——五·一六通知的下达，宣判了《海瑞罢官》的死刑。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这些代表人物的总后台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所谓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彻底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的政治目的，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昨天》编者注：历史学家、杂文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饱受批斗折磨后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含冤逝世，终年60岁。）
《李慧娘》（昆剧）
孟超 1962年5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超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窃取《红梅记》传奇部分情节，把裴禹与李慧娘的爱情戏剧，别有用心地炮制成为政治戏，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剧中借古讽今，肆意歪曲现实，胡说什么“哀鸿遍野、黎民失所、苦日茫茫”，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在“骂”字上大做文章。他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大骂我们“无知昏庸”；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宣扬所谓不畏强暴的精神，还说什么“俺李慧娘生前受欺、死后强梁”，公开召唤牛鬼蛇神“瞅机缘，报仇冤”。书末附有一篇题为《试泼丹青涂鬼雄》的后记，发泄他“借戏言志”“鬼戏合用”“以励人生”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这篇后记实际上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言书。
《孙安动本》（柳子戏）
赵剑秋 1961年11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个戏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它比《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更恶毒更阴险，不仅有“骂”有“罢”，而且“打上金殿”。借所谓“清官”竭力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颂古非今，影射现实，恶毒地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疯狂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为地、富、反、坏、右喊冤叫屈，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出谋献策，积极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
《海瑞上疏》（京剧）
上海京剧院 1960年4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瑞上疏》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全国一盘棋”中的一支毒箭。作者在剧本的几点重要构思中恶毒地突出海瑞“敢说”“敢骂”，所谓“敢”字当头的“时代精神”。作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让海瑞上金殿和皇帝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并从各方面体现和突出骂倒“当今”“换个局面”的反动主题。剧本不仅唆使牛鬼蛇神和我们党作“合法斗争”，而且还煽动“冒死上疏”“跪香请命”，抗议“公道倒颠”，上街游行，搞反革命的示威请愿，妄图鼓动反革命复辟。
《海瑞背纤》（京剧）
徐季华 1959年 春风文艺出版社
此剧借古讽今，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大毒草。此剧通过“打差”“算账”“背纤”三个情节表现海瑞的敢于“抗权横”“为民请命”影射现实，妄图用所谓“抗”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所谓“为民请命”替地、富、反、坏、右喊冤。此剧两次出笼与吴晗的《海瑞罢官》、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相呼应。
《义责王魁》（京剧）
周信芳 吕仲 1959年10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株大毒草参加1959年上海戏剧会演，被上海戏剧界一伙牛鬼蛇神吹捧为“优秀剧目”，又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剧目”。此剧借古讽今，以剧中人王中“义责”王魁的喜新厌旧，含沙射影地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
（《昨天》编者注：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剧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京剧院院长、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遭受长期批斗折磨后1975年3月8日含冤逝世于上海华山医院，终年80岁。）
《于谦》（京剧）
张梦庚 苏俗 1963年10月 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
剧中借写明朝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于谦的“功绩”，来为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国防部长职务的彭德怀翻案。剧中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社稷为重君为轻”，并借于谦的一首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来煽动反动情绪。
《杨乃武与小白菜》（曲剧）
顾荣甫等改编 1958年 北京出版社
这出戏的主题是“平冤狱”，戏中充满了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翻案的鸣冤叫屈声。它通过杨乃武之口赤裸裸地表露了被推翻的阶级敌人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1962年，这个戏在旧北京市委支持下，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时，突出了杨乃武“奇冤三载”的情节，影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1959年被罢官到1962年刘少奇为之翻案之间的三年“冤狱”。
《牧羊圈》（京剧）
中国戏曲学校 1964年1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此剧又名《朱痕记》，是一出借古讽今大肆渲染农民受灾，大官僚地主朱春登开棚舍饭，用以美化地主阶级、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社会的毒草。
《澶渊之盟》（京剧）
陈西汀 1963年4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澶渊之盟》是上海市戏曲界的反党分子周信芳于1962年直接参与编写并亲自演出的一出大毒草戏。此剧借古讽今，写寇准抗辽获胜后反被罢官，鼓吹反动的“刚劲”，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官喊冤叫屈，剧中的罢官情节，是周信芳别有用心地亲自增添的，充分地表现了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叫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
《谢瑶环》（京剧）
田汉 1963年7月 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从他的反革命立场出发，怀着对三面红旗的刻骨仇恨，打着反动的“为民请命”的破旗，在剧中影射攻击人民公社，借剧中人之口大骂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剧本集中地反映了田汉等人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
（《昨天》编者注：中国文联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即《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田汉，饱受批斗折磨后于1968年12月10日含冤逝世狱中，终年70岁。）
《关汉卿》（话剧）
田汉 1961年4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炮制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疯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毒草。
剧中，田汉借七百多年前关汉卿写《窦娥冤》为幌子，设计了一个冤狱，高喊“官吏无心正法，叫百姓有口难言”，他还编造了王著刺杀元朝官吏阿合玛的情节，大叫“与一人分忧，为万民除害”。田汉通过关汉卿之口发泄说：“我只求代替受冤屈的百姓们，吐出胸中一口怨气！”他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恶毒攻击肃反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把矛头直接指向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丽人行》（21场话剧）
田汉 1959年7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丽人行》是田汉在解放前夕抛出的一株大毒草。它通过三个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谓不同阶级、生活悬殊的妇女，在经过所谓“苦难”之后，共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大肆贩卖阶级调和民族投降的黑货。田汉把资产阶级美化成抗日的领导力量，把资产阶级臭太太和妓女，吹捧成“革命的女性，时代的新丽人”；他恶毒污蔑工人阶级，把他们写成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下，只是忍辱偷生，毫无组织，不敢反抗的“群氓”。
田汉还大肆宣扬叛徒哲学和活命哲学。把叛变投敌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无耻叛徒章玉良吹捧为“爱国志士”和“抗日英雄”，同时也美化了文化汉奸大资本家。
《最后的胜利》
田汉 1938年4月 上海杂志公司
在这个剧本中，田汉借着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之口，来向国民党蒋家王朝出谋献策，希望他的主子采取“主动”，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纳入国民党的轨道，要国民党通过“发动”游击战争来招兵买马。
在这个剧中，还尽量美化国民党的抓兵法，来为国民党的军队涂脂抹粉，以达到为其主子招兵买马的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用心，何其毒也！
《茶馆》（三幕话剧）
老舍 1958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部通过一个“茶馆”来反映1898年戊戌政变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五十年的“历史变迁”的话剧，完全颠倒了这五十年中国大地上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历史。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把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作为正面人物去歌颂，把资产阶级的破产写成是“冤枉”，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写成是“历史悲剧”，猖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招魂，妄图夺回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全戏最后一幕中的三个干老头子——秦仲义、常四爷、王利发的对话，便是用舞台形象来“控诉”社会主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表现。
（《昨天》编者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曾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遭到红卫兵残酷批斗凌辱后投湖自杀，终年67岁。）
《兵城临下》（四幕七场话剧）
白刃等 1963年8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兵临城下》是一株歪曲解放战争历史、对抗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大毒草。此剧把敌军的被迫起义投降，写成是因为敌人内部的互相倾轧，把我军对敌军从政治上进行分化瓦解，写成是对敌军的几个头目抱负上的迎合，感情上的徇私叙旧和对他们个人私利的关怀，激起了他们“感恩报德”的结果。用阶级调和、人情感化抹煞革命武装斗争。同时，还把我军的胜利，寄托在敌内部的哗变。全剧大肆歪曲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此剧为三反分子罗瑞卿所吹捧。
《八一风暴》
刘一云等 1960年3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作品借歌颂“八一”南昌起义，抹煞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借剧中人之口强调贺龙部队的作用，为贺龙歌功颂德，把贺龙吹捧为起义的领导者。对这株毒草，贺龙视若至宝。国庆十周年时，他竟瞒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它弄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当时贺龙还跑到台后，对演伪卫戍司令魏其元的演员说：“怎么样，我把你打败了吧？”一句话完全暴露了这株大毒草的反动实质。
《抓壮丁》（三幕话剧）
陈戈 吴雪等 1962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
《抓壮丁》为地主阶级涂脂抹粉。不但为他们剥削、欺压农民的罪行开脱，而且还把他们描写成国民党统治者剥削和勒索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对农民则恶毒地进行诬蔑和丑化。一九六二年，修正主义分子吴雪在其主子周扬的策划下“有组织的演出”此剧。
《电闪雷鸣》（五幕话剧）
胡书锷 1965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个话剧是贩卖苏修和刘少奇那套把工厂办成机械化学校，鼓励工人只专不红，要知识化，不要革命化的修正主义大毒草。
《上海屋檐下》（三幕话剧）
夏衍 1957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是一本宣扬修正主义的大毒草。剧本宣扬革命毁灭了个人幸福，宣扬“活命哲学”。在作者笔下，什么革命斗争，民族生存，统统都被否定了，剧本中那个所谓“革命者”的匡复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完全厌倦了自己走过的道路，剩下的只是痛苦和忏悔，这是一个十足的被阶级敌人的监狱和刑具征服了的变节分子。
《芳草天涯》（话剧）
夏衍 1949年 上海开明书店
这个剧本自始至终散布失败主义，宣扬悲观绝望的情绪，它仇恨党的革命事业，反对伟大的抗日战争，完全暴露了夏衍叛变革命的丑恶灵魂。
《一年间》（话剧）
夏衍 1950年 上海开明书店
这个剧本和他所写的《赛金花》《草木皆兵》一样贯串着一条民族投降主义的黑线。它极力抹杀阶级斗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在这个剧本中抹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美化了地主在抗日战争中的“爱国心”，这正是为王明和中国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
《法西斯细菌》（话剧）
夏衍 1959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在《法西斯细菌》这个剧本里，别有用心地避开轰轰烈烈的伟大抗日斗争，却通过几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经历，贩卖他们的黑货。内容对曾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奴才、大发国难财的投机商，大肆吹捧。说他们一旦“良心”发现之后，也能参与消灭“法西斯细菌”的工作；不管什么战争都反对，只要平安，“和平”就是幸福，连汉奸的妻子，也被无耻地美化为“热爱和平”的典型；同时，还丑化工人阿发，把他写成也靠投机倒把而阔起来了。不难看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完全是按照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调子，露骨地宣扬反动的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主义。是一株恶毒地丑化工人阶级、美化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李秀成之死》（五幕历史话剧）
阳翰笙 1959年4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李秀成》是黑帮分子阳翰笙在1937年写成上演的。当时阳翰笙写这个戏，就是为自己在1935年的投敌变节行为洗刷、为蒋介石集团的投敌卖国政策效劳的大毒草。1963年此剧又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林默涵的指挥下重新上演，为刘少奇叛徒集团篡党篡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
《三人行》（四幕五场话剧）
阳翰笙 1962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
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头目、大叛徒阳翰笙的《三人行》是打着知识分子改造的旗号，把一个资产阶级教授写成解放前就是自发的、坚强的革命者，解放后不经过真正触及灵魂的改造，就成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是公然与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英明指示唱反调，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两面人》（话剧）
阳翰笙 1943年12月 重庆当今出版社
作者在《两面人》里，借茶农张洪发之口，把一个勾通日寇偷做茶叶买卖的大汉奸祝茗斋，说成是农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萨”。而茶农张洪发完全是一个武训式的人物。他肉麻地宣扬地主的功德，并且匍匐在地主的脚下，乞求他不要去投降日寇。这完全是宣扬阶级调和论，为剥削阶级和国民党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脸上抹黑。
《天京风雨》（话剧）
费克 村夫 1963年5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天京风雨》打着“太平天国革命史剧”的招牌，肆意歪曲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竭力歌颂太平天国的无耻叛徒李秀成，竭力诋毁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使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伎俩，借古讽今，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红霞》（新歌剧）
石汉 张锐 1958年8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个剧本是在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黑《修养》所宣扬的“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叛徒哲学思想指导下编写的。剧作者硬把“只要活着就能报仇”的活命哲学强加在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姑娘红霞身上，让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答应给敌人带路，忍受敌人的羞辱和同志的误解，以此来赢得敌人的信任，把敌人带上绝路。
《红霞》不提倡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反而以这种斗争的“不利”作为反衬，大力提倡“忍辱负重”，要人们拿革命原则作交易，去向敌人低三下四，献媚取宠，而且还要人民对这种丧失革命气节的行为热情歌颂。
这个剧本宣扬投降主义，侮辱了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背叛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一株典型的大毒草。
《洪湖赤卫队》（歌剧）
湖北省实验歌剧团 1960年 湖北人民出版社
《洪湖赤卫队》表面上写的是1930年夏天湘、鄂西地区人民反“围剿”的斗争，实际上是为反党篡军分子贺龙树碑立传，为立三路线翻案的反党歌剧。
贺龙是李立三的积极追随者，他放弃巩固发展根据地的斗争，把红二军团拉出去执行“左”傾冒险计划，使革命力量遭到巨大损失，根据地的斗争遭到了极大的困难。歌剧的作者却颠倒历史，别有用心地歌颂贺龙，说贺龙带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是为了“集中力量，扩大苏区”，从而把反党分子贺龙打扮成“一贯正确”，为他篡党篡军制造舆论。
歌剧的主人公韩英，正是影射贺龙的姐姐、杀人不眨眼的大土匪贺英的，作者借歌颂贺英，把贺龙吹捧成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星星之火》（沪剧）
宗华 刘宗贻 1962年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剧本借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五卅运动”来美化、宣扬立三路线，提倡城市暴动。而且剧中的中心人物不是工人，而是一个破了产的农村妇女。没有突出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把工人阶级描写得软弱无力，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桃花扇》（京剧）
欧阳予倩 1963年1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这个剧本以明末清初时代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侯朝宗为对象来宣扬叛徒哲学。侯朝宗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投降侵略者，中了清朝的科举，作了清朝的爪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败类。这个剧本，非但不对他进行批判，反而把他打扮成一个清流名士，用大量笔墨来歌颂他与权奸阮大铖的斗争，极力渲染他为了救国而离开新婚之妻等等。对他的叛变深表惋惜，认为一切的一切，无非是“一念之差”，这就是这个剧本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一伙所推崇备至的原因所在。
《四郎探母》（京剧）
陈大濩校注 1957年 上海文化出版社
这是一出为中国赫鲁晓夫一再肯定可以演唱，臭名远扬的毒草。此剧美化叛徒，宣扬叛徒哲学，为叛徒立传。剧作者用母子、夫妻、兄弟之间一套封建伦理，替汉奸叛徒的贪生怕死，卑鄙无耻开脱罪责，抹煞敌我界限。大肆贩卖民族投降主义和活命哲学。
《七月流火》（话剧）
于伶 1963年3月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剧本表面上是描写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上，一群失业妇女的抗日活动。但实际上是吹捧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下的所谓左翼戏剧运动，来为他们那伙三十年代反动戏剧“权威”树碑立传。
剧中把一个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胡说这一小撮三十年代的幽魂，早在毛主席《讲话》发表以前就已解决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已为“无产阶级戏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株和毛主席的《讲话》相对抗的大毒草。
《探阴山》（京剧）
李宝櫆 1957年11月 上海文化出版社
此剧原是禁演剧目之一，经李宝櫆略作改编后，旧文化部认为改得较好，可以推广，先在《剧本》月刊发表，以后又交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鬼戏。写包公下阴曹查阅生死簿，弄清颜查散冤狱的故事。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此剧已去除恐怖、迷信成分，实际是为这出鬼戏涂脂抹粉，为开放禁戏树立活标本，以抗拒毛主席的“推陈出新”的戏剧革命政策。
《大地回春》（话剧）
陈白尘 1948年 文化供应社
剧中完全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作者不去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革命主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所起的巨大作用，而却把一个投机商大资本家黄毅哉当作“抗日英雄”来歌颂。《大地回春》用中国赫鲁晓夫对宋棐卿的话说“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至于人民公敌蒋介石，那更是被当作抗日的“最高统帅”而受“万岁”欢呼的。请看，作者是在为哪个阶级服务不是很清楚的吗？
《辽宁传统曲艺选》
辽宁省曲协 1962年 辽宁人民出版社
此书是辽宁曲协执行周扬炮制的《文艺八条》“抢救遗产”计划中的重点书之一。此书收罗三十篇曲段，大都是毒草，这些曲段宣扬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色情、封建道德、宿命论、因果报应等封建主义思想。书中有鬼戏《红梅记》，有宣扬色情和人性论的《忆真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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