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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一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2月 06, 2022 9: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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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1月30日第212期


本期目录

〖于向真专辑〗

生逢乱世

于向真 动乱年代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

从遣返队中救回姥姥
好友素珍
三首小诗
批刘邓与没收金鱼缸
爸爸闭门骂皇帝
一个初二女生的“英雄”梦
我的参军梦、下乡梦都破灭了
进厂当学徒工后的一些经历
批斗会上夸妈妈
“工人老大哥”整人不手软
右派室友彭诚阿姨
室友中的另一类
奉派当上“红医工”
送临终的老孟师傅回德州老家
厂里的地下读书会
技工刘榔头的悲剧
民兵拉练结下姐妹情
女工初恋竟遭无端迫害
热衷整人的支部书记
一心要发展我入党的刘支书
庆哥和我
车间血案
我因“四五”事件受到记过处分
在北大进修马列理论
好友玲子的悲剧
每天叫骂诅咒“大坏蛋”的文革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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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动乱年代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

于向真

《昨天》编者按:这是于向真多年来陆续发表在博客上的系列文章中有关文革回忆的选集,原题为《我的文革十年》,本刊已经选发过其中的两则《亲历“红八月”》(第165期,2020年11月30日)、《革命狂热中留在心底的困惑》(第185期,2021年9月30日),这次选发的内容略有删节与结构调整,文字经重新修订,标题是本刊另拟的。这部分内容中,主要是作者在国营大企业当工人时的亲历见闻。“工人阶级”历来被认定是“国家的主人”“革命的主力军”,1968年秋毛泽东将其人为制造“天下大乱”的部署转变为“天下大治”时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的政治身份更是被捧上了天,被神圣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际上,“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有政治、经济地位上的不同等级,也有社会上其他阶级、阶层都有的正直与奸滑、善良与邪恶、清醒与愚昧、奋进与苟且等等各色人物,或者借用当时毛泽东的一句话说就是“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些在作者的回忆中有生动、真实的记述。
作者简介:于向真(左图为退休前工作照),女,1952年12月26日出生。文革爆发时正在北京上初中一年级。从1969年3月起当过5年工人、12年工厂劳资员和25年《中国少年报》编辑,出版过几十册少年儿童科普和童话书。2006~2017年在数家网站发表博客文章,今年春天在(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35万字的网络日记形式文集《寒空中的小星星》。

文化大革命,如果仅仅是发动者一人和他有数的亲信林彪、“四人帮”这样“一小撮”人的一番兴风作浪,而没有被熏染奴性与暴力的愚民们的参与,可能上演“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吗?发动者及他的大喽啰们已经作古,但文革的阴影却一直徘徊着。前几年“西南王”薄熙来在重庆一挥手,红歌骤然唱响、比黑更黑的“打黑除恶”立即大行其道。不管是局部文革的死灰复燃,还是文革式的大规模互害模式再掀狂飙,其实都在我们周围蓄势待发。究其原因,正是培植文革的气候与土壤至今仍未被认真清理,未被铲除。
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简单把文革的恶果一股脑推给发动者毛一个人就算完事。不!我认为那是我们所有亲历者——包括我在内,共同需要反思的,反思文革首先要检点自我,自己和周围熟人错在哪里?对在何方?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混为一谈。
老于我忙里偷闲、剖肝沥胆,一边回忆一边写出《我亲历的文革十年》系列,目的只有一个:前事不可忘,滋养健康人。

从遣返队中救回姥姥

1966年外出串联后,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正是我14周岁前一天的12月25日,一进家门见到带大我的姥姥,因分别多日,更是格外亲。当晚和姥姥说了一宿话,给她讲我的串联见闻,听她说此前遭遣返回乡后被一位叔侄军人护送来京的经历。
1966年底到1967年初春,那个冬天极为严寒,有多冷?举个例子:姥姥牙不好,一大早我去羊坊店副食店买豆腐,排长队勾画了家里的副食本(那时买什么好吃的都凭票或凭本)买到两块豆腐,没手套端着小铝盆往回走,一路寒风刺骨,到家后双手疼了好久好久,痛得钻心,见姥姥高兴,手疼也值,没喊一声,真的疼了好久。
如今没有亲历的人不知道,或者是亲历过的人忘记了,那时不仅各机关单位疯狂批斗当权派,连守法居民也毫无安全保障。我们住的新华社家属院皇亭子大院里,隔些天就上演一次敲门“查户口”的闹剧。半夜三更一家人睡得正酣,咚咚咚门被拳头砸得山响,呼啦啦几个大汉冲进来,强光手电筒冲着床上的大人孩子一通乱照,晃得睁不开眼。有人大吼:“拿户口本来!”妈妈赶紧将户口本递上,他们翻一页用手电比划着找出相对应的那个人,逐一核对。
忽听一声断喝:“这老太婆没户口,带走!”不由分说,两人上前把姥姥从被窝里拎出来,来不及扣好衣服就被连推带搡地带走了。
哥哥睡另一间屋,不管外面闹得多厉害也继续呼呼大睡。我慌忙套上外衣,尾随他们到了皇亭子家属委员会办公室,只见原先摆放好的桌椅摞在了角落堆起老高,空出的地方已经蹲着抓来的几十个人,我姥姥正被喝令蹲下。我拉开门走进去,问:“谁是领导?”然后对那人说:“我姥姥的户口过去一直在这里,当过三年家属委员会的治保主任,我家墙上还贴着几张她得的奖状呢!前些年跟随我姥爷工作调动,姥姥才把户口转出北京。我爸妈长年在国外,姥姥只得经常来京,我兄妹都是她一手带大的。您放她回家吧!”
好说歹说,那帮家伙咬定没户口一律需要带去新华社总社严查并遣返,勒令我闭嘴。好啊,有人敢指我鼻子!我急了,大喊道:“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必须搞清楚!你不听毛主席的话?我姥姥过去为共产党出生入死,被国民党吊着打过、活埋过,抗美援朝立过功,功臣居然被自己人关起来,让她像犯人一样蹲在地上?太不像话了!太没有阶级感情了!”
我反复这样大喊大叫了两三遍,有人过去说情:“刘姥姥确实是这个院里的积极分子,户口转走后,人长期住在这里,我们都认识她。”
这话很给力,加上我闹得太厉害,领头那家伙不耐烦地放走了我姥姥和我。
我扶着姥姥,祖孙二人像打了胜仗一样兴高采烈回了家。
次日清晨,我哥哥和院里好多人都看见满满一大车“户口不在本地”的人被拉走,将被强迫送回户籍地,其中有些进京躲难的人又要遭殃了。听哥哥一说,姥姥和我那叫一个庆幸啊!不然姥爷正被批斗,姥姥的户口已被注销,送回原籍咋办呀?
我之所以壮着胆子在文革寒冬里豁出去也要救姥姥,因为姥姥刘心贞是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她给予我的精神财富说不完。从两岁起,就是姥姥带大了我,上学前我一直是姥姥的小尾巴,最喜欢听姥姥讲故事。姥姥善良、热情而能干,无论在哪里很快就成为大受欢迎的人。在皇亭子大院,“刘姥姥做的病号饭”名声颇佳,谁家有了没胃口的病号,只要上门提出请求,姥姥一准按时备好,分文不取送上门,那家人再三感谢她并不在意。住我家楼上301号的谢文清叔叔,他一不舒服就让家人:“去,求刘姥姥给我做一碗胡辣汤。”姥姥听了二话不说,和好一点面醒在那里,过会儿用水把小面团分几次将面筋和淀粉分开依次煮,卧个溏黄鸡蛋,撒点胡椒粉和细盐,再加一点点香菜、绿叶菜,一碗热腾腾、香喷喷、辣乎乎、令人胃口大开的胡辣汤(或者用手擀点面条,不加胡椒粉只放蛋花和青菜),病号饭就做好了。
我家兄妹五人,加上舅舅和姨每家各两个常住我家的孩子,一大群都是姥姥一手调教出来的,面对香气扑鼻的病号饭,再馋也只是吸溜着鼻子说句“真香”,从没人动过尝一口的念头。
老天爷有眼,后来姥姥和姥爷双双活到101岁无疾而终,姥姥比姥爷大一岁,姥姥走后我家人变着法儿瞒着姥爷,开始姥爷还信,念叨着:“我耳朵不好,你们打电话告诉她我出院了,让她赶紧回家。”后来姥爷不信了,不肯吃饭了,姥姥走后一年姥爷再次被送进医院,怎么都不肯吃饭,拒绝服药,接连拔掉打点滴的输液针头,静静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睡过去,直到停了呼吸,晚姥姥一年辞世,却同为101岁高寿。
为有这么好的姥姥、姥爷,我无限感激命运!同样为姥姥、姥爷,我旗帜鲜明地反思文革,因为太多这样的好人都在文革中饱受磨难。

好友素珍

文革爆发那年的8月6日,北京49中初二的张素珍(下图)和初一的我,不约而同第一批加入红卫兵。
北京49中是男女生混合中学,却只收女生住宿。我和素珍是住校生,宿舍房间门对门。因为1966年8月下旬宿舍对面的教学楼夜夜有人拷打“黑五类”,被惨叫声惊扰得夜不能寐,我就换到对面房间与素珍同屋,从而我俩更加亲近,情同姐妹。
1967年开春时节,分别从外地串联回京在家休养之后,素珍和我重回学校宿舍。那时无课可上,我俩不愿意整老师,也不参合各派争斗,躲在宿舍小屋的我俩却有说不完的话,整天里聊天、唱歌,相互把大串连的经历详详细细讲给对方听,说到高兴处我俩笑得嘎嘎的,眼泪都出来了还乐个不停。
我俩也不甘当逍遥派,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的一些活动,我俩一起参加了崇文区的红卫兵合唱团,在京城巡演《长征组歌》。素珍性情温婉,天资聪颖,人缘极好。学校里有一架旧手风琴,大家闲着没事你拉几下我拉几下丢到一旁,唯有素珍越拉越好,很快能上台担任伴奏了。素珍后来从东北兵团回京后务工多年,退休后又开始练钢琴,如今弹得一手好钢琴。
1968年初冬张素珍去了东北兵团,次年初春我被留京分进工厂,我俩通了好长时间的信,她的信每次都是厚厚一沓,事无巨细娓娓道来,兵团生活令没能如愿逃开城市的我无限向往。其中有一封素珍的来信,我保存了许多年,厚得简直可以印成一本小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透过她貌似轻松的叙述和乐观的调侃,使我能设身处地揣摩好友远在北疆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在一望无垠的田垄薅草收麦,在暴土扬尘的场院里清除麸皮,在猪圈里挥大铁锨起粪沤肥,在冰天雪地中捡拾豆子手指被冰碴割出道道血痕……心疼素珍这样一位部队大院高级军官家庭出身的瘦弱姑娘正经历着的苦寒场景,不知不觉间心总是喀拉拉裂成了碎片片。
1970年底,一次周末我参加单位民兵冬季野营拉练。那时每周只放一天假(直到1995年5月1日,中国因加入世贸组织才“与国际接轨”有了双休日),文革中经常被接连不休的政治运动或生产任务没完没了地加班,8小时工作制名存实亡,失去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也是寻常事。那个周六,上一天班之后,我们又连夜徒步百里强行军,下半夜我回到工厂集体宿舍,躺下就睡着了。
次日上午,有人轻轻把我摇醒,睁眼一看,哇,竟然是张素珍坐在我身边!感觉跟做梦似的,双手紧握泪眼相望我俩哭得稀里哗啦。那是她第一次离开北大荒回京探亲,没顾上回西郊父母家,先到东郊工厂打听到我的宿舍,找到睡得跟死猪似的我,怎么也叫不醒,只得把我摇晃醒。
我和素珍坐上往西开的公交车,我俩的家都在京西海淀区,路上告诉她,我“已基本联系好了要去武汉军区当兵”,分手前我俩约定:等我换了通信地址跟她联系。可是不久后我被父母阻拦,没当成兵,仍留在工厂。素珍回去就换了连队,没收到我的信,从此我俩失联多年。我经常想念她,上世纪80年代晚期,我甚至还在《中华读书报》上登过寻友广告,试图大海捞针找到她,可惜渺无音讯。
直到2006年春天,北京49中学几位热心同学重招旧部,刘向群大哥发起、素珍任联络人,为筹备红卫兵成立40周年聚会,开始紧锣密鼓地联络。一天我正在报社低头改稿,电话响了,是在国家体委工作的孙丽娜打来的,说完聚会通知后,我赶紧询问我的好友素珍现在哪里,哈,当时素珍就站在丽娜旁边,随即听筒里传出素珍的声音,我高兴得差点蹦起来!
第二天上午,素珍就赶到报社看我,从1968年我在北京火车站送她远赴东北兵团,中间1970年短暂一见,我俩阔别三十多年啦!她居然变化不大。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想问的、要说的话题往来碰撞,一气儿聊了3个半小时。惊喜的是,多年之后我俩依然秉性相投,骨子里飘散出来的气味都一致。
素珍的丈夫“大高”(高国勤)是我校红卫兵发起人之一,在素珍之前曾和另一同学小宁有过一段恋情并同赴北大荒,不久小宁不辞而别——她父亲时任驻某国大使,把小宁调回北京安排工作。大高被丢在东北,却成全了素珍的好姻缘。大高和素珍相濡以沫。后来夫妻俩的独子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赴德国留学,毕业后又被德国一家著名公司录用,与一位中国赴德的哈尔滨姑娘、医学女博士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素珍和大高荣升奶奶、爷爷,曾多次去德帮助照顾孙子孙女。得知素珍这样不辞辛劳、乐在其中,原本害怕带孩子的我,之后也鼓起勇气飞到新加坡,帮助工作忙碌的儿子儿媳照料孙孙到4岁多。

三首小诗

我和素珍参加的那个红卫兵合唱团没活跃多久,四位核心成员突然被捕,京城巡演戛然而止,合唱团成员们纷纷猜测(后来也得到证实)那4人是因不满江青而被刑拘的。素珍和我心里更恨江青了,恨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压老革命和红卫兵,看不惯文革小组那几个坐直升机发迹后到处煽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就在那段时间,我和素珍抄了些在小报或传单、大字报上看到的诗词,还把抄下来的诗词分发给其他朋友。那时只有毛泽东诗词被允许公开发表、传播,油印小报上及口口相传或用小纸片私下传抄的一些民间诗词,原则上讲都属于违禁品,更有些是除了家人、好友外绝对不敢传播的“反动诗词”。印象最深的,也是多年后我和素珍仍然能记住的只剩下面三首。
第一首是:

遥忆当初献沙果,
江青阿姨真爱我。
今日且看献果人,
戴上手铐牢中坐。

这首诗表达了1967年春,公安部抓捕对江青及中央文革不满的老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的不满。
2006年岁末,我意外得知这首小诗的作者是和我同在博联社发博文的一位博友——那一次我给她留言,鬼使神差把40年前的两首小诗敲打在跟帖里。很快,女博友发了一篇《40年前的一首打油诗》,文中说:“40年前,当时我和几个同学从新疆、延安串了一圈回到北京,直接回到学校,听说北京已经是天翻地覆。几个月前红透半边天的红卫兵已经被打下去,中央文革又有了一帮新宠。红卫兵们都觉得很压抑。更令我吃惊的是,当年红卫兵刚刚开始从被工作组打压的状态翻身时,在北京展览馆剧场的一个支持红卫兵的集会上,海淀区另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头头激动地把军训时采回的沙果献给亲临会场的江青,请她转交给毛主席,表达红卫兵对领袖的敬意。当时江青对他的亲切真是溢于言表,而刚过几个月,这个献沙果的红卫兵竟锒铛入狱,而且还戴了手铐。”
“听了伙伴们愤怒的诉说,我对这样巨大的反差实在难以接受,便写了这个打油诗。马上就有人刷了出去,当然没有署名。但是,想不到会从海淀区传到崇文区,让此前我素不相识的于向真记到现在。”
后来我知道,她因为在当年随手写下这首小诗,文革中还招来一些麻烦呢。
第二首是当时人大附中高一女生“自创词牌”写的《蛮江青》:

风雷激,鏖战急,陈官溃,骚人溢。
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拜倒茶花女。
甘地慕,慈禧嫉,金声盖旨御可愚。
蓝氏嫩手抽龙筋,老臣畏主施穷计。
无奈神塔压顶火中立,昂首待鸡啼!

2007年,从这首词作者发在网上的文章中得知,这首词是她在1966年底,听说江青组织一帮人要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她对能文能武、刚正不阿且功勋卓著的陈老总充满敬意,故而忍无可忍写了这首自创词。为此,她曾两度被捕入狱,直到1977年才重获自由。
当年素珍拿出她在人大附中抄录来的诗词给我看时,其中就有这首。我俩在宿舍一遍又一遍地吟诵后背熟。这首词表达了我俩的观点,抒发了相同的心意,以致我俩一再吟咏,还一遍遍抄写在小纸条上,暗中传递给自己信任的亲友们分享。半个世纪过去了,素珍和我依然对这首词情有独钟,赞赏作者当年的勇气与才华。
第三首小诗是:

满天风雨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三司本是拉堠物(一作“垃圾猴”),
三年归报三司仇。

感谢网名“好运”读者的补充,他很快发来该小诗的最初版本:

满天炮轰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西纠豪气在,
三年归报三司仇!

这是一首改写自《革命烈士诗抄》中杨超烈士《就义诗》的小诗。原诗是: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这三首小诗从文学角度考究无足轻重,却反映了文革初期一批中学生在动乱中的真情实感,如果有人写文革史,我建议不妨把这三首小诗收录进去。

批刘邓与没收金鱼缸

1967年,文革进入第二年,动乱急剧蔓延,中央文革小组几个别有用心的人四处煽风点火,拉一派打一派。社会上各色人等纷纷登台表演,一出出荒诞剧纷至沓来,学校复课又停课,工厂或停产或怠工,行政机关半瘫痪,批斗之声不绝于耳,派别争斗狼烟遍地,整个中国乱象横生。毛泽东的喉舌“两报一刊”发出“揪出中国头号走资派”“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号召,刘少奇彻底栽了。
想当年延安整风之初,毛电令远在江苏北部的新四军指挥员刘少奇去延安。刘少奇离开苏北时,随行人员中有他指名道姓的“新四军机要快手”王剑青(后来是我公公)等人,一批人进入山东后被阻挡在把守极严的铁路线以东,如武力硬冲不仅伤亡巨大且难保刘少奇绝对无恙,经联络铁道游击队及混入日伪军的中共人员,护送化装后的刘少奇巧妙地穿过铁路,长途跋涉后抵达延安。没能穿越铁路西去的随行人员有的留在山东纵队或其他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有些人(包括王剑青)则返回苏北新四军军部。
刘少奇作为整风运动的拥护者,力挺毛泽东将严酷肃杀的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随后刘登上二号交椅。文革中刘少奇落难并瘐死开封,在他思维还清醒时不知内心会多么纠结,当年不正是他(后来的林彪亦如此)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无人能施加制衡的绝对权力,等刘少奇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印证了那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一家人对烈火燎原般的批判刘少奇无动于衷,甚至对铺天盖地以丑化人格为乐的批刘文章及漫画在内心里感到抵触——有理说理,何苦把外形样貌并不比毛差多少的刘贬损为烂鼻头、大龇牙,冠上“叛徒”“工贼”“重婚罪”等无聊的帽子呢?从外面带回家的批刘传单一律迅速被我们扔掉。至于“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因两年前在邓听取我爸爸他们汇报时不满意(我爸爸后来才知道他听力不好),我爸爸对他那种居高临下呵斥人的态度也心存抵触。当有人报信说“马上要入户抽查”,爸爸妈妈赶紧翻出在欧洲工作时的相册,一张一张筛选,把所有与邓小平合影的照片统统在邓的脖子与胸口上画个黑叉叉。结果来人在我家搜查并不仔细,看到墙上有毛画像、桌上有毛石膏像,家里没养猫养狗养鱼养鸟,就算过关了,那帮人只是顺手牵羊搜去一束绢花,就去下一家了。
文革时,养宠物被认定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爸妈遭难时我家被迫搬迁到皇亭子大院东南角一老旧楼房狭小的顶层,几年后“落实政策”搬回皇亭子21号楼时,一进门我们都惊呆了:屋里满满全是没收来的大大小小的金鱼缸和几个鸟笼子,金鱼缸竟达上百个!我和妹妹费了好大劲才清理出去。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宣称:“现在,是革命的师生回到学校去,为无产阶级占领中小学阵地的时候了。”10月2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要求各校“由停课闹革命转入复课闹革命,集中力量进行本学校的‘斗、批、改’运动”。不记得是哪一次社论号召“复课闹革命”之后,我回到49中初一(1)班,上了两节英语课,反复将“四个伟大”和“万岁万万岁”背到滚瓜烂熟,其他课只能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和全班同学斗私批修,每个人都把自己狠批一顿,变着花样把自己糟蹋成一个自私自利、满脑子坏思想的小坏蛋,然后感激涕零地向毛表忠心。
不久,某校有学生贴出大字报,说“复课闹革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复辟”,教学改革是“改良主义”和“复旧”,是“走回头路”。能出来任课的少数教师本已是惊弓之鸟,很不情愿地回来教课,学生异议一出,老师们干脆停课不教了,静等中央出台新政策。于是,我们再度被放任自流。

爸爸闭门骂皇帝

本文开头我提到文革之所以酿成空前浩劫,绝不是毛一人之力,而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举国愚民”推波助澜所致。不过,亿万“愚民”里必有异数,我爸爸于明(右图)就是其中一个。
1968年一个周末,妈妈带妹妹们出门了,爸爸关起两道门,先是表演京剧《宇宙锋》中赵高的女儿登殿骂君斥父那段唱腔与道白,他一人饰演三角,一会儿饰装疯卖傻的花旦赵珍,一会儿饰昏庸的秦二世,一会儿又饰奸臣赵高,把哥哥和我逗得哈哈大笑。
突然爸爸停下表演,正襟危坐,严肃地说:“今天我不是单纯过个戏瘾(爸爸是京剧爱好者,会唱不少折子戏)。你俩是中学生,该懂得用头脑想问题了。现在全国人害热病似的拥戴一个人,而我在家关起门骂皇上……”
一听这话,吓得我直吐舌头,从小信赖爸爸,他这样说一定有道理,虽然害怕还是认真地听,原来爸爸对当时越来越癫狂的个人崇拜充满疑虑。
爸爸是1937年投身抗战的中共党员。早在“九一八”后,爸爸就和李昭(耀邦夫人)、石笑北等几名安徽青少年在安徽宿县街头演抗日活报剧。1937年爸爸考上航空学校,临近毕业时被航校一名教官(实际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看中,把他和另一名同学秘密移交到正在筹建的新四军游击大队。
几十年来,不管战争中受重伤、打败仗,即便后来看不惯官场歪风、数次辞官不做,也没有动摇过他“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但毛泽东的一句话却重创了这位老党员对领袖的信赖。
文革前后带有保密性质的首长讲话、国内国际动态等文件,对民众封锁,只传达到“某一级别干部”,文革前机密文件规定13级以上干部可阅。1966年8月文革爆发初期,我父母从罗马尼亚回到北京(1964年到1966年8月,我爸爸任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社长兼首席记者,我妈妈任分社记者兼报务员),爸爸需“补课”,关在屋里看他在国外工作三年间漏掉的重要文件,其中一份是文革前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斥责彭真的话,老毛原话大意是“彭真算老几,我用一个小手指就能打倒他”。
这句话,严重伤害了我耿直的爸爸的感情。爸爸与彭真并无交情,没在彭真手下工作过,老毛指责彭真怎会伤害到我爸爸的感情呢?
原来这之前,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带北京市代表团访欧时,与我爸爸有过交往,爸爸推荐石化加工、家用塑料、流水线养鸡等多家适宜在京城开办的企业,并逐一陪同参观。两人因见解趋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万里回国前诚邀我爸爸:“一回京你就去找我,我带你好好看几个地方……”万里还曾对我爸爸透露了北京市一些情况和诸多难处,爸爸从中感觉到北京市领导的敢作敢当。看到文件中毛对彭真笼统武断的责难,爸爸对这种家长式的蛮横作风产生了反感。
那天爸爸感慨发出的原话是:“彭真算老几?彭真是政治局委员,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居然说用一个小手指把他打倒,这是共产党员该说的话吗!一个党的领袖对老战友就这态度呀!实在想不通,无法容忍这种家长式作风!”
爸爸当时愤愤难平,又说:“我虽然出身封建家庭,但我参加革命就是要彻底铲除封建,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搞家长式的一言堂!”
爸爸那么激动,我情不自禁地替他担心。爸爸很快平静下来,嘱咐哥哥和我:“出去千万不要提这些事……学会用眼睛看世界,用头脑分析问题,为人处世要站在理上。”
正是爸爸的点拨,使我比多数同学更早清醒,在动乱中不再跟风作恶——必须写大批判稿时只照抄两报一刊,不肆意发挥;参加批斗会时不诬陷、戒狠毒;早请示晚汇报时不大嗓门;跳忠字舞时能溜就溜……
我爸爸挨批斗是在1966年春季,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刘放本是他新四军时代的老战友,因和我爸爸对罗两任总统及如何发展两国关系的看法不同,周恩来采纳了我爸爸的建议,在乔治乌-德治死后迅速赶去参加国葬,与刚接棒的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信任,在中苏对峙时抢到一粒棋子。周接下来频繁访罗,有事不跟大使商量却与新华社记者讨论,大使不爽在情理之中。但从那之前的四清运动起,国人已盛行以“斗争哲学”对人对事,刘大使动员留学生们参加使馆组织的批斗新华社驻外分社首席记者的斗争会,批斗会一次接一次,繁忙的报道任务加上挨一帮年轻人批斗,我爸爸无法休息,写的检讨书一再通不过,不久爸爸就尿血住院了。周恩来很快得知情况,表态“支持新华社记者”,又通过陈毅外长迅速召回刘大使,改派曾涌泉大使急飞布加勒斯特任职,将驻罗马尼亚使馆与分社关系理顺。1972年,新华社的戴邦叔叔对我说过:“使馆与分社不和,从来是外交部占上风,唯有一次例外——你爸为新华社赢过一次!”
(上图:1966年6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时与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人员合影。本来大家让周恩来坐到正中,但周执意将我母亲理锐拉到正中,而他坐到旁边,让于明坐到他另一边。理锐的另一边是谢富治。)
爸爸也没有得理不让人。1967年,爸妈回国半年后,听说刘放被外交部造反派整得进了医院,爸爸妈妈大老远跑去看望并真诚安慰,手紧紧相握时,两年前的纷争不快顿时消解了,老战友的情谊得以修复。
1966年8月中旬,爸妈一回京又被卷入风暴眼。爸爸的双肾结石加重又开始尿血,妈妈陪他到宣武医院挂号,走近挂号窗口被几个红卫兵拦住喝问:“什么出身?”那时候多数人不会说谎,爸爸如实告知:“城市贫民。”
“城市也有贫农?”红卫兵似乎没听说过,又问妈妈,妈妈说:“他出身城市贫民,我出身是革干,我父亲是二七年的老共产党员!”
几人听了,忙闪身让开,允许挂号。爸爸后来对我说过:“真感谢你爷爷,要是他在民国时期继续当县长,我连挂号治病的权利都没了。”
新华社大批判开始了,礼堂里轮番批斗总社领导,批斗右派,批斗各分社社长,台上站得满满的,前排主要目标被反剪双臂、挂上打着叉叉的大牌子,被强按着头做“喷气式”,后面陪斗的人压力轻些,低头站着就行。
我爸爸“老于明”是总社有名的孩子头儿,说学逗唱篮球乒乓都在行,尤其是一肚子笑料,年轻记者们喜欢围着他玩闹。文革初期正是这帮人闹得欢,明里暗里没少帮“老于明”解围。那次各分社社长逐个被吼上台,马上有人上前三把两把将我爸推拉到后面,压着声说:“正病着,往前充什么大个儿?”
也有些造反派跟“老于明”没交情,要求布加勒斯特分社的年轻记者和司机也“上台揭发罪行”,分社年轻记者兼译员张汉文(后来担任分社首席记者,在1989年,张叔叔和夫人周荣子成为罗马尼亚转型期的现场见证者,其亲历见闻著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仗义地替我爸妈说好话。比如造反派问:“这几年于明发了那么多稿件和内参,他一个大老粗哪里会写什么文章?是不是你们写了署他的名?”张叔叔说:“绝无此事!于明抗战时期就是老战地记者,我们发回的那些文章都是他亲笔写的,不好意思的是每次不容商量他都署上我的名字。”造反派就卡壳了。
批斗最厉害的时候,那些长期驻外的分社社长们争相以交党费的名义上交各自家庭的存款,我爸妈也把那几年国家发给驻外人员的双薪和我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两千多元上交了。皇亭子大院里传说“最多一份是李延年”,据说李叔叔交了四千多元,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巨款!那些上交的钱后来下落不明。

一个初二女生的“英雄”梦

继1966年学校停课后,1967和1968年,中学生一直是复课无望,前途渺茫,很多同学如断了线的风筝六神无主。
我校当时有个姓高的初二女生,家住崇文门外,原来是走读生,1967年秋天,她乘无人管理之机,夹着个被子住进女生宿舍,住在素珍和我对门那个小房间。我曾去她屋里与她搭讪,她说自己祖籍山东,村里人鸡鸭鱼肉全不沾,属于“清素族”,还说国家划分56个民族时,因“清素族”人口少被“少数民族”漏划了,她还眉飞色舞说了些有关这个族群种种匪夷所思的族规,最主要的是全族人“绝对不沾荤腥”。闲聊中,她问我有什么志向,我说“想去前线参加抗美援越”,她一撇嘴说:“当炮灰没劲!”表明自己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并认真地对我说:“以后有人问起我,你就说小高是少数民族,从小有大志向。”
那次闲聊,使我顿感自己太渺小了,于是没再去高攀。
1968年春节前,突然一则惊人的新闻传来,我校初二女生高某某成为灭火英雄!
还没等到她载誉归校,又传来她已迅即被捕的雷人消息。原来她家附近仓库夜间那场不大不小的火,是她自己先点燃再喊人一起“英勇”扑灭的!
真是悲剧啊,一个15岁的女孩子,为了“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沦为纵火犯而弄巧成拙地锒铛入狱。从此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之前她对我说过的话我没有对外透露过,也没人问过我。出了这事,想起不久前她有鼻子有眼儿对我描述的“清素族”,我立刻判定是她撒谎捏造,至于她干嘛撒谎,干吗非要造假冒险当英雄,反正我理解不了。

我的参军梦、下乡梦都破灭了

我心里还是盼着当兵。1968年初秋,我换乘两次公交车,到位于颐和园西面的厢红旗车站附近的总参三部宿舍院,到爸爸的老战友徐树森叔叔和张阿姨家住了几天。抗战时期,丁伯伯、徐叔叔和我爸爸同在新四军四师师部,一个是作战参谋,一个是机要科长,我爸爸办着两份报,三人同住一屋,关系特别好。丁伯伯最幽默,徐叔叔最厚道,爸爸说:“老丁的衣服常常是老徐和我帮他洗,他把衣服往盆里一泡,嬉皮笑脸地说‘我的衣服不用洗,三天不洗自己干’,其实还不是我们帮他洗。”但丁伯伯智勇善战,无论对日遭遇战、淮海战役,还是朝鲜战场他都曾立过战功,是粟裕麾下一名得力干将。
徐叔叔记性特棒,是四师和后来三野的机要大牌,1949年随军南下,在广西剿匪建功立业,后被调到解放军长春机要学院任政委兼院长,我舅舅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他和几名成绩拔尖的同学刚毕业就被派往朝鲜抗美援朝,在彭德怀身边当机要员直至停战。上世纪90年代,家人提起徐院长,舅舅还竖起大拇指。从长春回京后,徐叔叔任职总参三部政委,文革期间托病在家休息。
徐叔叔有一女三子,我去后,和晓华姐姐住一屋,晓华姐姐是联动发起人之一,1968年我在她家时,她也正盼着当兵,所以我俩颇有共同语言。周日我陪晓华姐姐到附近葡萄园参加义务劳动,平日我帮张阿姨踩踩缝纫机,帮徐叔叔浇花浇菜,一有机会我就磨着徐叔叔央求他帮我联系当兵的事,徐叔叔应承下来后,我才离开他家。
1968年底,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接下来就是历时十多年、约1600多万中学生被分期分批赶去农村。在那之前,北京已经陆续在安排中学毕业生“四个面向”,有的到边疆建设兵团,有的到农村,有的到工厂……
学校军管组负责初中部的女军人给我们住校女生派活,让我们挨家挨户去送《上山下乡通知书》。接连几天我拿着一摞油印的《喜报》,走街串巷通知我校同学“光荣分到某县(我校是山西和吉林)某公社插队。某月某日乘火车前往某公社……”,落款是“北京49中革委会、军管组”。接到通知的同学和家长,很少能保持客气,大多数人立即显出失望与愤怒,有的要求我回校替他(她)讲明家庭困难,请求留在北京“干什么都成”,有个别人会替我开脱:“甭废话了,她是发通知的,跟她说管个屁用?”弄得我特别狼狈,感觉亏欠人家似地赶紧逃出去。好歹把手中的通知发完后,好几天我不敢在学校露面。
那段时间里,我一次次前往北京火车站送别去边疆兵团或去陕北、吉林下乡插队的同学。有一天从火车站回到家,躲在家里翻看“破四旧”后留存下来的几本书,莱蒙托夫的诗集里有首小诗《帆》,触动了我,看了又看: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故乡?!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波,
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中有宁静之邦!
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
桅杆弓着腰在嘎吱作响……
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
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

这首小诗像是写出了我当时的心情,即将年满16岁的我已变成“不安分的帆”,巴望着离京自立。徐叔叔那边还没音讯,爸爸妈妈干脆挑明不让我去当兵:“你哥哥是正式招兵体检合格、戴着光荣花入伍的,你去走后门是错误的,要服从学校分配。”
好友素珍已去北大荒,成了一名兵团战士,孤独而失望的我着手准备下乡插队,探听到我校68届要去吉林,而我串联时对陕北留下了好印象,就联系了一所能去陕北的东城区中学,商量好和他们一起去插队。回到家我把存钱罐里的25元钱钢镚换成纸币,为下乡做好物质准备,拆洗了一床被子一个褥子,买了小闹钟……
1969年2月下旬突然接到学校通知,我被分配到“工业一组”,赶紧回校一问,原来我和另外90多个同学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马上找到军管组,表示自己已联系好即将随东城某校去陕北插队,军代表断然拒绝了我的请求:“不得无组织无纪律,你的档案已交给工厂,只能按时去报到!”
我闷闷不乐地走出校门前,被一人追上指责说:“没见过你这样的,大家挤破头都争着留北京……”
我心情纠结着回到家,爸爸妈妈和妹妹闻讯喜出望外,我才知道家人那么不愿意我离开北京。
1969年3月5日,我走进位于大北窑(现在国贸桥那时的地名)以南两公里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成为一名学徒工,当了5年钳工、12年劳资员,直到1985年6月7日离开工厂,一天都不愿耽误,于第二天即6月8日进中国少年报社当了一名编辑。也就是说文革的中、后期,我一直是在工厂度过的。
1968年我曾到爸爸的老战友徐树森叔叔家住过几天,央求他帮助我走后门入伍当兵,徐叔叔说到做到,联系了他时任38军副军长的大弟弟。1969年的一天,徐叔叔大老远来到我家,那时我父母被迫把家搬到大院一角的旧楼房的顶层,徐叔叔好不容易等到很晚才见到回到家的我父母,告知他们,说我可以和他女儿小华一起去保定当兵。这个对我来说天大的好消息却被爸妈扣下,因为不久前我刚刚进了工厂。好多年后有一次妈妈说漏了嘴,我才恍然大悟。我像爱亲爹一样爱徐叔叔,他生命最后几年,我一趟趟往住在西山部队院里的他家跑,去跟徐叔叔、张阿姨聊天,有时小华姐姐两口和徐叔叔的儿子儿媳也过来相聚,热热闹闹地亲如一家。
回想1969年,我进了工厂还是想当兵,最初误以为徐叔叔把我的事忘了。1970年秋我鼓励大妹妹去找军事科学院的丁伯伯,结果15岁的大妹妹很快高高兴兴地到云南当兵去了。
1971年初春,在外交部当大使的黄叔叔和夫人王效平阿姨来我家,听说我想当兵,王阿姨就给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老首长张震打电话,王效平阿姨和黄叔叔曾是“拂晓剧团”的两位童星,张震与四师师长彭雪枫(牺牲于战场上)及许多老战友一样喜欢他俩,就爽快地同意接受。很快,我接到王阿姨打到工厂的电话,让我尽快买第二天去武汉的票,告诉我张震伯伯已经安排她女儿小娟和我在军区医院当护士。
我马上请假到北京车站买票,长长的队让我心焦,终于快到我了,突然想起应该先通知爸妈一声,他俩正被整得度日如年,不能再受刺激。
我赶快坐公交赶往宣武门,把爸妈叫来新华社的传达室,告诉他们我要去武汉当兵的事。他俩一听,坚决不同意。我说买晚两天的票再离京,爸妈说:“你哥哥、大妹妹都去云南当兵,两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全靠你呢!”又告诉我,他们随时会再度远赴国外分社,家里必须有个能主事的人。
我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工厂干活去,心里明白参军的梦破灭了。
(下图:1973年于向真全家趁她大妹妹与哥哥参军后回家探亲之机合影,左起:小妹妹、二妹妹、大妹妹、妈妈、爸爸、于向真、哥哥。)

进厂当学徒工后的一些经历

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进入第三年时陆续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出路无非是工农兵。那时人人争当解放军,穿上军装吃上军粮是众人向往,人称“光荣花”;留城就业的不必离家,免被发配边疆乡下,中签般令人羡慕,人称“幸福花”;整批被送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兵团农场,超强劳作艰苦卓绝,但有固定工资可拿,人称“朝阳花”;很少有人自愿到农村插队,一撸到底工分微薄破衣烂衫形似叫花,人称“苦菜花”。
其实我们老三届在文革第二阶段,刚步入社会最初几年,那批中学生一水都是“苦菜花”,光荣也罢,幸福也罢,还是向日葵般地在兵团、在乡村做苦工,几人没有一肚子苦水?比如我们北京49中68届进工厂的那批人,老高一的19岁,初一的我刚满16岁,进厂后很快不分男女投入一线重体力劳动,加班加点是寻常事,吃苦受累被欺负只能逆来顺受。这里我把进厂后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介绍一些吧。(右图:刚进厂时的于向真。)
1969年3月5日,93名北京49中学的初、高中生被分配进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做学徒工,不叫参加工作,叫“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意思是中学生有点知识,臭味比高级知识分子略微小点,但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在上山下乡浪潮中,老三届中只有66届和68届少数学生留城进了工矿企业,结束了游手好闲的“红色闯将”生涯,眼看大多数同学远赴他乡,自己幸运留城并能自食其力了,哪个不是感激涕零地迈进厂门呢?
进厂先办新学员班,政治调门和学校一样高,都要绝对服从,心无旁骛奋力苦干,当时经常挂在嘴上喊的是毛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们最初的劳动体验是拿粗砂纸将一根根锈蚀严重的铁条打磨出亮光来,又脏又累可没人敢抱怨一声。
接下来分配工种,我被分到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师傅名叫王知仁,七级钳工,组里的技术大拿,人特厚道。在工厂那些年,王知仁等优秀工人师傅感动过我,帮助我从一个半生不熟的少年逐渐成熟坚强起来,同时我也用自己的特点影响感染过周围的一些人,我要如实地用具体事例描述一下我眼中工人的种种形象。从我自己说起吧。
钳工一组车间紧邻工厂北大门,离厂部办公室很近,车间厂房外面是大钢板铺成的室外工作台,一架威武高大的龙门吊穿梭往来。见有工人上到驾驶室上层,激起我的好奇心。到钳工组第一天下午的工间休息时,趁工友们去喝水休息,我赶紧走出车间,快速沿着狭窄曲折的铁梯子爬上龙门吊的最高处极目远眺,下面有人发现后冲我大叫,招来不少人一起朝我高喊“危险危险,当心漏电,赶紧下来”。双井一带当时是东郊工厂区,实在没啥好风景,却闻到焦化厂排出的浓烈臭气,失望之余在一片惊呼中我慢慢退回到地面,大组长和我师傅声色俱厉对我好一通修理。
如今再回想此事,老于我忍俊不禁,那天一鼓作气登上龙门吊最高处极目远眺,很是自豪,虽然闻一鼻子臭味,挨一顿臭训,却溢满喜悦之情,就算是我结束少年时代的收官之作吧。
经龙门吊一事,我安分下来,勤勤恳恳跟着师傅干活,不仅卖力,还很努力很主动,王师傅不善言谈,我尽量完成好每一项任务,要求自己做到他需要什么工具或零件,师傅不张嘴我马上递过去。师徒如父子,做徒弟我不把自己当外人,周末很乐意往师傅家跑,师傅师娘生了四女两男,全家八口挤在广渠门一间不大的屋里,大女儿王雪丽和我同龄同届,她被分配在公交集团当售票员。曾有两次周末加班我因家远来不及回皇亭子,就跟师娘、雪丽姐妹挤在一个大板床上,侧着身睡一夜,旁边小床上王师傅打一夜的鼾声我们都不当回事。俩男孩子打地铺,睡在白天家人吃饭时才支个折叠桌那块空出来的水泥地上。我夜里要到走廊尽头处的公共厕所得特小心才能不踩到哥俩。
我跟师傅一家相处得很好,师娘疼我,家里做点好吃的,会让师傅用小饭盒带给我一份。有一两次,我师娘实在续不上粮菜,悄悄找我借两块钱应急,开支后赶紧让闺女先还钱给我。许多年后,雪丽跟我提到这事:“我爸(王知仁师傅)知道后,跟我妈(我师娘)不依不饶的,不让跟徒弟借钱。”
机械行业学徒年满三年出师,学徒期第一年月入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出师后工资34元,评上二级工40.1元,然后只能等到啥时候国家发文后,企业才严格按规定给部分职工调薪,幸运者才有可能升一级涨几元钱。比如我从1973年到1979年六年只长过一级,工资增加了7元。
工人的收入非常微薄,每月15日发薪那天,车间门口早早排起长队,师傅们的孩子一大早就来排队,拿着爸爸的小图章在工资表盖了章、领了几十块钱,就像兔子似地飞跑回家,让妈妈(师娘们多数都没工作)赶紧去买米面买油买菜。那时我厂工人家庭每月人均只有6到8元钱,超过人均6元的家庭,即便有困难也领不到互助会借款。工友们非常节俭,自行车出毛病了自己修;家里用的衣服架以及各种能自己做的用品,统统用厂子里的铁丝等材料做成,能省一分钱绝不多花一分钱,连理发也是互相帮着解决,大家每人掏几分钱买把推子、剪子,用完后赶紧锁到组长柜子里。文革时期政治地位最高的“领导阶级”工人老大哥们,日子过得就是这么窘困。
出过攀登龙门吊一事,王师傅对我遵守劳动纪律管得很严,并时常提醒注意安全,但他不热心教我技术,他曾跟与自己关系最好的工友刘宝文师傅说过:“小于迟早会离开车间。”不久我果然被调去医务室,派到301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中医,回厂后留在工厂医务室。这时刘师傅才把王师傅对我前途的预测告诉了我。我不喜欢医务室的环境,不到一年就央求组长和王师傅把我要回车间接着当工人,好多人不理解我,但我和组里工人师傅们相处融洽。当然也有人不喜欢我,还有人讨厌我那股子倔劲。
进厂不到两个月,一天下班后,我在工厂宣传栏看报纸和图片,一张张看过去走到尽头回过身,见同组一人迎面靠近我,怪模怪样嬉皮笑脸朝我伸过手来,水泥墙宣传栏近旁停放着一大排组装好的拖斗车挡住路人的视线,那人放肆地试图轻薄一把,哪知小小年纪父母就远走高飞当起小管家的我可不是好惹的,啪地一下打歪了伸过来碰到我胸口的胳膊,接着一拐胳膊肘狠狠将他往旁边一推跑了出去。此事我没声张,但很长时间不给他半点好脸色,那人再也没惹过我,慢慢我原谅了他,彼此相安无事。类似这种事有过三五起,我同样横眉怒目毫不示弱,一回合就把没安好心的家伙打个措手不及,永不敢犯。动不动想占女孩便宜,活该自讨没趣!
相同态度的女工并非我一个,我之前的团小组长赵润兰也同样倔强,没人敢欺负她,论相貌她顶多算中等,选的丈夫却很出色,结成美满小家庭,每每想起赵姐我就开心。有的女工因一时胆怯结果吃了大哑巴亏,比如同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工,样貌秀丽,因爱占点小便宜,吃人家嘴短,新婚之夜被丈夫发现问题,赶到院里冻得哆嗦了一夜,后来两口子总干仗,婚姻不幸,当然用现在的观念衡量,是她丈夫缺德。
在我们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1970年爆出过一件匪夷所思的桃色传闻。
同期进厂的49中高中学姐小刘,曾在我们新学员培训班任班长,因为受到军代表兼厂革委会主任门双成别有用心的“器重”,被分进令人羡慕的维修车间电工组,“紧车工,慢钳工,溜溜达达是电工”,同时进厂的93人只有她一个当上电工。
匪夷所思的稀奇事在进厂仅一年后就爆发了:电工组总共十几个人,党员占多数,为发展积极要求上进的小刘为新党员,短短半年内居然4个男工与这名女徒工有染!
此事如同氢弹爆炸后的冲击波,疯传全厂乃至北京市机械局机关的每一个角落。
进厂后我很努力,但也有负面评价。我不习惯邋里邋遢,工装上的油泥污渍,我会马上擦掉并经常换洗衣服,有褶皱会随手用湿布擦平;爸爸夜间改写文稿有喝茶习惯,我从小喝爸妈的剩茶根儿,自己挣钱后买过几次0.16元一两的茶叶末,放在更衣间明显处,工友们谁喜欢就抓点“咱也沾光沏点茶喝”,不曾想这一毛六分钱的小事也能招致不满。年终总结会上,有人批我“小徒工居然喝茶”,入档案的鉴定书上赫然写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抄写的人悄悄告诉了我。
我当即找到大班长质问:“一月挣16块钱,我怎么资产阶级了?”
大班长说:“班里不止一人说你喝茶,还说工装数你干净,怕脏怕累当然是资产阶级。”
我据理力争:“班长您心里明白,脏活累活我总抢在前面,加班加点从没落空,出黑板报、写表扬稿不都靠我吗?”
大班长说:“30多号人只给9个名额,大家评你当了年度先进职工,你居然还提意见!”
我说:“两码事!我省吃俭用买包茶叶末,还是全组共享。您要不给我改过来,对得起天地良心吗?”
大班长投降了:“好好,我马上让人给你改过来。”
我也不知道改没改,反正我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剩下的爱咋咋地。
2002年春季,家里装修收拾东西,我找出两大叠50多份奖状,居然发现最早的是1969年在工厂被评为“先进职工”、印着毛闪光头像的一张旧奖状,还有一张1974年“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的奖状,看来我当工人那几年够不惜力的。
1970年我入团时,会上颇多赞扬。突然我们钳工一组的党小组长发言,先肯定一句又说:“小于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强,个性十足,党性不足。希望入团后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克服小资产阶级作风。”我半起身想反驳,走过来的团支部组织委员两手把我按下坐回去,并抢着说:“好啦,咱们表决吧。”如今已经猜不出那天若是没人阻拦,我会怎样为自己辩白……结果我获得多数票入了团,迅速当上团小组长和团支部宣传委员,不久成为车间团支部书记。
扪心自问,当年党小组长没说错,我确实个性强,不具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雅量,多年后我拒绝入党也是因为自己不认同“批评与自我批评”,还公开这样说过,被嘲笑太傻,我坚持认为有啥缺点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一再态度明确地拒绝别人当众拿我刻意保持的“特点”说事。

批斗会上夸妈妈

文革初期我妈妈挺受重用的。从巴西载誉归国的英雄记者、“九颗红心向祖国”的领头人王唯真,被推上新华社领导岗位。爸妈和王叔叔是外训班的老同学加好友,王叔叔调我妈妈当了办公室主任,帮他打理一应事物。有个原总社领导在三里河家里上吊了,我妈妈赶紧过去处理这事,安抚家人并联系好火化,回来后与王唯真商定:“不提自杀,只说心脏病突发。”那位遗孀特别感激。(下图:于向真父亲于明、母亲理锐在新华社驻外分社时留影。)
妈妈还告诉我,那时她经常被要求去国家信访局领回上访申诉的人,妈妈并没有按程序将他们带回总社,而是苦口婆心劝说各省区分社的上访人员:“别惹麻烦,回去躲避为上策。”尽可能保护了一些“自投罗网”的人。
没料到1967年底,王唯真也因王力、关锋下台而倒霉了,我妈妈自然也跟着被整,大小会挨批判,每天很晚才回家,每次要连夜写检查,整得我妈妈苦不堪言。好在有我爸爸暗中帮衬,我爸爸替她写好检查草稿,叫醒我妈妈抄写时爸爸才去睡觉。
1969年秋天,新一批“革命派”竟然把批斗会开到我家里来了。那时我已在工厂当学徒工,厂革委会通知我“马上回家参加批判你妈的会”。
我急忙赶回家,只见过道和走廊站满了人,我妈可怜巴巴低头站在中间,“打倒理锐”(理锐是我妈妈的名字)的口号一声又一声,妹妹抱着我浑身一个劲地筛糠。我爸被迫带头揭发我妈,如履薄冰的爸爸这样检讨:“自己阶级觉悟不高,水平有限,对老理帮助不够,对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辜负了革命群众的信任……”引来恶语斥责:“呸!哪里是揭发,休想蒙混过关!”
有人指着我说:“让女儿揭发,看她是怎么培养修正主义接班人的!”
我一点不怵,我很小就当家主事,现在又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怕谁?刚才从东郊往西回家途中又想了一路,所以一字一顿地张嘴就说:
“我妈妈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妈妈!”
接着我加快语速历数妈妈从小如何教育我五兄妹(那年春天我哥哥去云南参军了)尊敬师长友爱同学、学雷锋做好事、艰苦朴素节衣缩食,“我进工厂后,妈妈要求我苦活重活抢着干,见困难就上见荣誉要让,叮嘱我:有啥事情宁肯不跟父母说、也绝不能向组织隐瞒……”
那天我硬是把之前爸爸曾说过的话、别处听来的话,革命的大道理,统统安到我妈妈身上,可劲把我妈夸成一朵花!
我这招挺灵,一时间众人光顾着听我声情并茂的发言,造反派们像被霜打了似地泄了气。
我刚说完,就有人小声嘀咕道:“理锐确实是个好同志。”
这下批斗会无以为继了,刚才凶巴巴的主持人马上宣布:“今天的会开到这里,散会。”
那之后,我妈妈改变策略,不再一味检讨自己,而是借助“两报一刊”社论唱高调,比造反派更左更革命,那个公报私仇的领头者也变换整人对策,打发我妈妈去锅炉房推煤块,烧了一冬天锅炉。烟熏火燎后,我们母女二人一起出门,再也没人打趣“咋看都像姐妹俩”了,妈妈一下子憔悴苍老了许多,当时她却满意地对我说过:“不用再夜夜写检讨,也不再被连番批斗了。”哎,文革要多缺德有多缺德,把人整成这个样子!
再说一件小事作为此篇结尾吧:1967年初春的一天晚饭后,我家突然来了一个衣衫不整、眼神迷离的中年男人。我父母下班后还没回到家,一听说是父亲的老战友,我就让他进了门。我给他打了一脸盆温水请他洗掉满面灰尘,又叫妹妹帮着择菜,我炒了两盘菜,热了一碗饭,一转脸的功夫我发觉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像几天没吃饭似的。
晚上爸爸回来,他俩关起门谈话。妈妈一个一个叮嘱我们出去不准对人说。原来,来客是当时洛阳拖拉机厂的老厂长、改革开放后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马捷叔叔。1967年厂里派仗正酣,哪派都不愿戴保皇派帽子,两边比着劲折磨他,一天凌晨两位老工人帮着把他送上了一列货车,逃到北京来我家避难。妈妈让我和妹妹负责他的饭食,告诉我他是回民,要想办法买牛羊肉给他吃,我这才想起自己刚给他炒的菜里放了猪肉,他竟吃得那么香!若不是受了大罪可能不会那样。
我家住的机关大院,人员复杂,造反派时不时会来骚扰。战战兢兢勉强住了一个来月,马叔叔怕连累我们,执意要走,父亲想把他转移到相对安全的部队大院去住,于是带上我去原新四军四师老战友丁永年伯伯家探路。丁伯伯家住西郊军事科学院院内,时任该院战史部部长,正军级干部,一栋三层小楼,比我家条件强多了。后来我才知道,丁伯伯和爸爸商量后,马叔叔并没转移到他家,而是去了另一位住在三里河的老战友家。部队表面平静,其实蕴藏着更大险情,彼时军队已被卷进动乱中。
2003年12月7日,爸爸病逝后的追悼会上,由于尽量不愿打扰别人,哥哥和我基本没对外发通知,来的人不多,老战友只有两三位。不知谁告诉了马捷叔叔,他颤颤巍巍由警卫员搀扶着出席了追悼会。我妈妈握着他枯干的手,埋怨道:“这么冷您不该来呀!”马捷叔叔说:“要来,要来。”谁知那天回去后,马叔叔很快就故去了。马捷叔叔在我父亲之前,当过两年吴芝圃的秘书,我爸接他的班当了八年吴芝圃秘书。两位老战友不仅前后脚担任同一领导的秘书,居然前后脚病逝。文革最黑暗时,马捷叔叔选择投奔我家,那是对我父母多大的信任啊!

“工人老大哥”整人不手软

文革前或文革期间进厂的工人,大多念旧,与当年被发配边疆或农村的一些知青相似,咬定“青春无悔”,将对自己风华正茂岁月的怀念嫁接为时代光辉体制美好。一些老工人观念难以更新,至今对毛感恩戴德,依我看虽可笑但不难理解。毛年轻时在北大红楼当见习图书管理员时,月薪8块大洋,进出红楼的年轻教授们则月薪都在(银元)百元以上,从此他本能般地憎恶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毛先是用中学生破局搅乱天下,再利用解放军和国企工人收拾烂摊子,一度将工人捧为“领导阶级”“老大哥”。国企工人虽收入低微但基本福利健全,没有后顾之忧,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都优于农民和知识分子。有一批人还被委任“工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和各机关、事业单位,号令、整肃过干部、专家及学者,学富五车的庙堂之辈不得不低三下四唯工人马首是瞻,当年“工人阶级”那份得志千载难逢好不快哉!许多单位在工宣队领导时期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超过文革初期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时期。
到了后来邓小平主政,朱镕基改企,1993年开始大批工人下岗,沦为弃子,社会地位、经济状况都今非昔比,于是有人感念毛泽东旧情。其实他们搞错了:不满现状应呼吁进步而不是后退,有意无意淡忘了文革中“工人老大哥”不仅经济贫困(当然比起“贫下中农”这个“同盟军”稍好一点),也是内斗不停歇,整自己人下手狠着呢!
1969年3月之后的五年,我在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当工人时,全组30多人中有4名技术员,其中一名北京地质学院的毕业生,一名天津大学的毕业生,两名北京工业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大中专生现今算不上高学历,但在80年代前属于工厂技术科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从毛执政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以来,“唯有读书高”已被毛颠倒成“知识越多越反动”“书读得越多越蠢”,文革期间更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工程师和技术员统统下放生产一线劳动,搞设计、画图纸只能在班组开会的小屋里挤时间完成,更多时间要和工人一起“出大力”“流大汗”。
谁都看得出“戴眼镜人”的憋屈,他们除了干体力活,还得早来晚归加班加点画图纸,每次运动(文革中不间断插入各式各样的运动,大运动中套着一连串小运动)先拿他们过筛子。早请示晚汇报,班前会班后会,全厂或车间批判会、动员会、总结会,工程师和技术员靠后边站,趾高气扬的是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有一回,组里有个技术员闲聊时一时得意,不小心说了句什么较文雅的话,有个中年工人不爱听,头一歪张嘴道:“呸呸呸,真臭真臭,还是毛主席说得好——臭知识分子,比大粪还臭!”那技术员一脸尴尬,下不来台又不敢辩解。
1995年我家从三里屯搬到东三环外,新邻居有一位过去同在三通用厂的赵作玮先生,我请他和夫人来家喝茶聊天,对昔日同厂的右派多了些了解。反右后,三通用厂安置了16名右派,老赵是其中一个。1948年北京在傅作义掌控时,老赵是故宫青年职员,到了叶剑英当市长后,老赵加入共青团,成为故宫团委书记,几年后以调干生进入人民大学专修马列主义理论。老赵心直口快,工作有魄力,这种性格的知识分子,遭遇1957年“大鸣大放”“引蛇出洞”顺理成章地被戴上右派帽子。
戴帽后,他与另外15人下放到三通用厂劳动,16人中有北京大学几人,人民大学几人,还有北理工、北师大几所高校的师生右派。有位先生在随后的运动中被人逮住小辫子,押送到茶店农场劳改,1960年悲惨地饿毙,其他15人一直在三通用厂各车间干重体力活“改造思想”。
几年后,老赵被摘掉右派帽子,当局回避掉“反右”谬误,只承认“错划”,总之变回人民内部矛盾,恢复了他的干部身份、月薪涨到大学毕业最初的57元,当了车间统计员。
老赵说:他们16人从1957年到1976年,一直是工厂政工部保卫科重点监控对象,谨小慎微夹着尾巴拼命干活,时不时被提溜出来批一通。老赵由衷感谢三通用厂保卫科的王天喜科长,感激王科长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曾对他有过一次保护性的提醒。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用墨汁在白布上写“右派”两字,强令老赵他们缝在劳动布制服外面,对外自我昭示“人民公敌”身份,任由人打骂。一次,老赵骑车到广渠门工厂宿舍办事,家住在那里的王科长看到了,第二天把老赵叫去“训话”,王科长厉声呵斥:“以后只要离开工厂,就不要再穿这件(指缝有右派标识的)衣服,你给我记住喽!”
为这句话,老赵对王科长感激不尽。动乱中战战兢兢那滋味令无辜受难者刻骨铭心,不知文革拥趸们想不想亲自尝一尝?
我问过老赵:“当年总共有多少右派下放企业劳动?”老赵说每年春天,朝阳区都组织召开一次大会,地点在人民机械厂(双井南一公里处)礼堂,把下放朝阳区企业劳动的右派们集中“政治学习和传达上级精神,其实是反复给我们洗脑,再三训示我们不要乱说乱动,每次到会的右派大约300人左右”。看来1957年下放朝阳区各工厂劳改的右派人数约为300名,这仅仅是北京一个区,其他区和周边农场呢?北大荒呢?甘肃夹边沟呢?……
好友曾慧燕的父亲原是广东某中学教师,1957年被错划右派,差点丧命于青海劳改盐场。我表舅还跟我说到过一件事,说明当年的河南周口右派劳改农场是如何令人闻之色变。1958年表舅的母亲(我的姨姥姥)时任西华县妇女主任,表舅的生父牺牲于1947年内战中,他继父和他母亲育有一女。当时他继父正被婚外恋鬼迷心窍,提出离婚,表舅的母亲不同意,表舅的继父说了句“那好,送你去周口右派劳改农场”,吓得表舅的母亲马上在离婚书签了字……可想而知周口右派劳改农场是何等的人间地狱!
与老赵一起下放三通用厂的右派中,有个名叫彭诚的阿姨,进厂初期我住集体宿舍,三年间她与我同住一室,我俩相处融洽。彭诚对我透露过文革中“车间里有两个中年男人特狠毒,多次无来由打骂欺负”她,她不肯说出两人姓名,我没多追问,这会儿很想记下那两人姓甚名谁。
文革中工厂里挨整的不光是右派和知识分子,还有各式各样被划归“非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和我同组的郝师傅,民国时期他在崇文区“伪区委”当过文书,小楷写得极工整,人老实得近乎窝囊,因为上学时“集体加入三青团”这种不是事的事,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挨整的“老运动员”,车间批斗会总少不了站着弯腰低头陪斗。后来我把郝师傅发展成“地下读书会”(后面会介绍)成员,难忘第一次借书给他,郝师傅激动得手直哆嗦。
我组大邱,人称“流氓诗人”,中专毕业生,却不能享受中专待遇,原因是读书时在校刊发表过一首“格调低下的爱情诗”,又被初恋追求的女生告发,戴上疑似“流氓”的虚无帽子进厂改造。大邱壮实,有把子力气,工友们都喜欢和他搭帮劳动,重活甩给他就是了。我刚进组一次班后会,组长说起白天去同仁医院看望急诊室抢救过来的邵师傅,工友们议论纷纷,替突患重病的邵师傅担忧。大邱是邵师傅的关门徒弟,他激动地站起来说:“健康和友谊一样,失去了才能体会它的宝贵。”
我赞赏这句话,从此主动接近与流气并不沾边的“流氓诗人”大邱,接纳他加入“地下读书会”。聊诗词我俩是组里唯一知音,他会背许多诗篇,受大邱影响我迷恋起宋词,年轻时我写过几首自以为像模像样的词,不能不感谢大邱。大邱也感谢我,他说过:“有你做朋友,心情和境遇好很多,××不再轻易拿我开刀了。”
我组高中毕业生小许,绰号“瘦腿裤”,是大钻床小组骨干,瘦高个儿,人品没啥毛病,家住东四,出身书香门第,单一特点爱穿瘦腿裤,厂里发的统一制式的劳动布工装,裤腿被他改窄小后再穿。他是文革期间我们“地下读书会”的准成员,我俩关系不错,我问过他:“瘦腿裤难看,干嘛犯傻!”他光笑不回答我。
他也被批斗过,因为他和钳工三组开大钻床的几个年轻人走得近,1972年有人揭发他们几个私下议论枪支(约等于现在的军迷),周末在家悄悄搞来两只鸟枪,还画了左轮手枪的图纸,被派出所抓去拘留后送回工厂批斗实行“管制性劳改”。几个小伙子曾撅成虾米状被工友们喊打喊灭,天天上夜班(开大钻床是苦累活儿,清一色壮劳力,抬上搬下大螺钉紧固使劲往下压大直径钻头,任务重工期紧三班倒,出了“枪支案”后,夜班让小许几个倒霉蛋“承包”好长时间),原本瘦弱的小许,经这么一折腾快细绺儿成麻杆了。
即便“红五类”受重用的人,文革时也不保险。钳工三组团小组长常姑娘,出身好表现也好,她比我大几岁,到了谈婚论嫁时,与组里的技术员、新分配来的北工大毕业生小徐,两人谈恋爱不久就登记了。
照理说登记后就是合法夫妻,文革时不讲法律,工厂约定俗成“大伙儿随了份子、摆桌请客”后才能正大光明入洞房。她在的三组有人缺德,跟踪常姑娘到小徐家盯梢并“抓奸在床”,车间书记兰文开命令二人停职写检查,团支部大会让她当众念检讨书,那些难以启齿的内容让常姑娘尴尬至极,逼得我们姑娘们捂紧耳朵。这还嫌不够,还撤掉了她团小组长的芝麻官。与常姑娘要好的我被气得咬牙切齿又无可奈何!
哎呀呀,这样的荒唐事不止一件两件,后面我要写一个上校的女儿,是高度类似的事情。
文革中,工厂里的精神病人和生理有缺陷的人更是可怜,我厂有两位貌丑的女孩儿,简直成为全厂羞辱的对象,“四心”(看着恶心,出门放心,后两句更阴损不说了)的低俗顺口溜(三通用厂的老人无不耳熟能详)四处流传,内容下流缺德,最初我跟着咧嘴笑过,明白后恶心坏了,不但不再跟风,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叫停。公开侮辱人格实在不像话。今天你默许羞辱他人,明天被羞辱的就是你自己!
如今怀念文革的大有人在,真想提溜着耳朵让他们看看我这篇回忆文章,若能认清真相,弄懂自己随时也会失去基本保障,连脸面和小命都难保,再傻再笨的人也不可能愿意回到比中世纪更黑暗的文革吧?

右派室友彭诚阿姨

与老赵一起下放三通用厂的右派中,有5名女性,其中有个名叫彭诚的阿姨(右图),曾有三年时间与我同住一间宿舍,我俩相处得很融洽。那次老赵和夫人来我家喝茶聊天,我一听说老赵与彭诚保持着来往,赶紧拜托老赵给彭诚阿姨带去问候,表示自己有时间会去看望她。
遗憾的是那段时间我儿子正在中考,又是我在报社出差最频繁的时候,一时没得闲。两年后楼下又遇见老赵,打听彭诚住处地址,想趁暑假之际择日登门拜访。哪里料到,一听我问彭诚,老赵陡然灰暗了脸:“一年多前她病故了。”瞬间我后悔莫及,心中悲戚,思绪飞回1969年3月初……
进厂后,我住进位于双井地区的三通用厂职工宿舍南大楼,我这个小学徒工与两名中专毕业的技术员、一名从高校下放的右派,四人一屋。
周末回家,妈妈详细询问我厂里的各种情况,我据实相告。没过几天,爸爸妈妈下班后突然造访我的宿舍,爸爸坐在我的小床上,妈妈坐在对面彭诚床上,妈妈和彭诚聊天:“那年人大给我发过通知,我当然也想去深造,通知书揣了好几天不得已又退回去。”妈妈指着我说,“当时正怀着她妹妹,妊娠反应很重,不然的话我就和你一样进人大读书了……”
妈妈与人大失之交臂这本老皇历我早就知道,那天她对我的室友彭诚阿姨说这话时,我突然明白了父母的来意,他们得知有个右派与我同宿舍,放心不下特意来探看。送爸妈走时在车站等公交,妈妈嘱咐我:“彭诚是个老实人,你不要歧视她,要和她好好相处。”
听爸妈讲,彭诚是1949年后国家最急需人才时念的大学,该对她高看一眼。我与她相处久了,发现她是非分明,恪守本分,但口风甚严,不像我那时嘴上缺个把门的。我还发现她的床底下摆着一摞摞书,磁石般吸引着我。她的脾气柔和,安于静默独处,说话和风细雨,搞不明白凭啥把这样一个没有棱角的人划为右派?或是当了右派后身上的棱角被削磨掉了?
宿舍里就我两人时,我就此问题问过她。彭诚阿姨摇摇头说:“那时开小组会,师生们参加大鸣大放,挨个表态,每个人都得发言,我把之前系里征求意见时我对法律系的课程安排提过的一点建议,在小组会又说了一遍。唉,怪我多嘴,一时忘了出身成分高(成分高,指父母不是贫下中农或工人),结果引火上身。”
我听后直吐舌头:“啊,提个建议就能惹祸?像我这样动不动爱给领导提意见的,肯定被戴上右派帽子。”
彭诚说:“你不一样。”意思是我出身好,不一样。过一会儿她又说,“谁都愿意被表扬,都不爱听批评,你说是吧?”
性情直率,提意见尖锐确是我的特性。彭诚阿姨这样委婉的提示告诫,我乐于接受。能遇到彭诚做三年室友,是我的荣幸,对初出茅庐的我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后来,老姑娘彭诚经人介绍嫁给一位丧妻的老技工,搬到家住朝阳区水碓子的那户人家去了。她结婚前,我给她买了一对绣花枕套、两条枕巾,她谢了又谢,告诉我:“老头儿性格不错,知道心疼我,但他那几个孩子明显对我怀有敌意,也不知道以后好不好相处?”就这样,40岁的彭诚阿姨,喜忧参半地把自己嫁了出去。
与彭诚阿姨同室而居的三年,我俩彼此的最大收获是交换书籍,在她的允许下,陆陆续续我把她码放在床底下的书翻看了个遍。彭诚50年代在人民大学读的是法律系专业,那些教科书、参考书她一本都没舍得丢弃,文革期间我有机会看了个遍,使我读到一批50年代中期大学法律专业教科书,记得其中很大部分是前苏联的各种案例专辑,透过苏联斯大林时代假司法之名、行整肃之实的现场对话记录,可以看到明枪暗箭射进那些与独裁专制者政见相左者,或者仅仅被无端猜疑者们心窝时的悲剧。投桃报李,后来每次我从地下读书会工友手中借到书,只要时间许可,我会紧赶慢赶看完后也让彭诚分享一下。
总的来说,我看她的书多,借给她看的书没几本,我对彭诚阿姨心怀感激。好多年后,当我遇到和彭诚一起下放工厂的右派赵作玮先生,终于有闲暇想去看望她时,昔日因提个建议就被扣上右派帽子耽误了青春、曾经的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调干生彭诚阿姨已不幸病故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听老赵说,他们这批人,改革开放后处境虽然好转,但组织上并没有为他们重新安排工作,离开三通用厂、进事业单位的几个人都是自己托关系找熟人才办成调离的。比如老赵是通过上大学前在故宫工作时的朋友推荐进了文物出版社,同批下放的女右派、北大外语系的姚阿姨是由亲戚推荐到外国语大学任教而离开工厂的,其余多数人始终没有遇到机会。在大学生极其稀缺的时代,成千上万高校师生因一顶右派帽子被高校一脚踢出去,他们年轻时的热情、理想与志向,伴随寒窗苦读掌握的专业知识,在1957年后漫长的劳动改造中荒废殆尽,蹉跎一生。彭诚阿姨只是其中一人。

室友中的另一类

与彭诚这样的好室友相比,同室的两名中专生就差了,她俩面和心不和,一人嫉妒另一人,冷嘲热讽把对方的不爽当乐趣。后来被嫉妒的那位嫁人离开了,隔壁宿舍铸造车间一位翻砂女工找我帮她搬过来,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换宿舍了,彭诚听说她要来,第一反应是皱眉头,张开嘴却把话咽回去了。我一时没明白,去帮着翻砂工搬来我屋。
新来的姑奶奶真厉害,搅得宿舍里空气比先前更紧张。她阶级觉悟比谁都高,敌情观念特别强,“地富反坏”、“摘不摘帽也是右派”随口就说,心里不痛快就拿彭诚指桑骂槐,急脾气的我跟她对着干,可每次我刚一火急,她就偃旗息鼓了。受欺负后,彭诚低头不言语,一副受气包样儿,见状我也生彭诚的气,不久之后,彭诚就结婚离开了集体宿舍。
彭诚刚走,清砂女工提出宿舍里闹臭虫,“周六下班后你们两人别急着回家,”她指着自己床下一个小瓶子,说:“我领来了敌敌畏,周末咱们在屋里洒一遍,关上窗户彻底熏一熏,以后能睡踏实觉了。”
我也怕臭虫,积极响应,周六下班后没像往常直接回家,回宿舍等了又等不见那两人,等不及后我自己拧开小瓶盖,往每个床下、每面墙壁上和犄角旮落里都仔细洒下几滴毒液。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做过的投毒之举,没掺水的敌敌畏气味呛人,紧闭门窗的小屋里很快就无法逗留了,我屏住呼吸拧紧瓶盖,快速逃离宿舍回家去了。
周一上班后,清砂女工气咻咻到钳工车间来找我算账,当着众工友不依不饶朝我吼道:“没见过那么缺德的,把敌敌畏洒到我被褥上,害得我昨晚根本没法儿睡觉,你是不是想毒死我呀?……今天你不赔偿我,我就不走!”
好冤枉啊,我可不是平白任人栽赃的软柿子,针锋相对反驳道:“你血口喷人!说好周六下班后一起灭臭虫,你跑哪去了?我非常小心根本没洒到被褥上,敌敌畏呛人,被褥里有味是必然的,打开门窗通通风不就好了吗?再说,敌敌畏是你领的,你提议的事反而倒打一耙诬赖我,你才缺德呢!”
她没占到上风,灰溜溜走了。晚上回宿舍,已经没什么味儿了,我又开窗通通风,然后拿起我的小暖瓶去楼下灌开水,开水一流进暖瓶,立刻一股敌敌畏的呛鼻子味道冲出来,仔细再闻,明显被人动过手脚,回屋一看,周六晚我放回翻砂工床下的那个小瓶子不见了,不需要福尔摩斯来推理探案,准是她一怒之下把瓶子里余下的毒液倒进我的小暖瓶里了!
冷静下来,我下楼把自己用第二个月工资(我兄妹工作后,第一个月的收入都是寄给拉扯我们长大的、做家务没收入的亲爱的姥姥)买的铁皮小暖瓶使劲砸坏,扔进楼下垃圾站,改用杯子接水喝。坐在小床上慢慢喝着水,思忖着社会复杂、人心险恶,突然怀念起彭诚阿姨,我俩同室三年,感觉那么温暖,即使我偶尔闹小孩脾气冲撞她,她一如既往对我和颜悦色。又想起前些日子她听说我同意让翻砂工搬来欲言又止的表情,蓦然醒悟到其中的含义。后悔、委屈与思念一股脑涌上心头,眼睛又湿了。

奉派当上“红医工”

1968年9月《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因为调查报告得到了老人家的亲笔审阅修改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转载,原来早就有了的乡村医生与卫生员就从此改称“赤脚医生”,并成为文革中诞生的“新生事物”,全国推广。
照葫芦画瓢,文革中工矿企业也学着推广“赤脚医生”的经验,搞起了“红医工”,“红医工”多为半脱产甚至不脱产的工人,我是其中一个。1969年3月我进厂,1970年10月到1971年1月,我被厂革委会推荐到301医院学习新医疗法,为期三个多月,成为一名“红医工”。
我到解放军301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负责培训我的军医姓陈,他的拿手绝活是用两根加长针治疗胃下垂,疗效比较显著,患者坚持治疗两三个月,病情会有明显好转。
我当陈医生助手,与病人们渐渐熟悉起来,发现他们有共同的职业特点,都是各机关企业负责搞外调的干部,从“反右倾”开始,接下来四清和文革运动,他们一直奔波于被列入黑名单者的原籍、原单位,从事基本情况与“政治表现”的调查取证,在全国范围内东奔西走,吃饭没准点,按国家统一规定外调人员享受出差补贴,有条件花钱吃得好一点,这样就饥一顿饱一顿,胃部肌肉张弛失衡,时间久了很容易造成胃下垂。
胃下垂病人饭后胃疼、呕吐失眠、明显消瘦,没有特效药,陈医生用两根加长针接连穿透好几处主管消化的穴位给予强刺激,随后双手捻动加长针的针柄,向上提拉带动胃肠肌肉蠕动,遏制并改善下垂趋势、恢复正常消化机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施害与受害两方都受罪遭殃。外调干部是组织信得过的党员骨干,在陈医生那里,我相继遇到几十个因福致病的胃下垂患者。
这之后我根据厂医务室郭主任的要求,又学了耳针与穴位灸疗,然后回到工厂医务室注射室为病人打针。原先管打针的瑞护士带了我半天,她就去门诊部当医生了。
我厂医务室大致像现在的一所小型社区门诊部,分内、外、中医、理疗科和药房、注射室。我被分在注射室负责给病人打针。注射室分内外两小间,外间有一把椅子、一个半高台子,病人坐着或趴着接受臂膀、臀部的注射,里间有张小床和桌椅,供静脉注射或打点滴用。我立即发现一个怪现象,军代表老门隔三差五往注射室跑,其他工友来都是我给打针,老门一来必定只找瑞护士,瑞护士客气地把我请到外间,把自己和门代表关在里间,还把门销插上。每当这时,我在外间相当于给他俩望风,凡来打针的一律先请在外面走廊等候。17岁的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如坐针毡地听着里间的杂音。
医务室郭主任(女)私下告诉我,瑞护士是老门的相好,老门替瑞护士说了话,瑞护士被提拔成瑞医生了,“要不哪轮着你到这儿来啊?”她又说:“看吧,就瑞那水平,不把人治出毛病才怪呢。”
一听这话,我顿感自己的处境不妙,再不肯充当把门儿的角色。只要瑞护士和老门一来,我马上借故溜走,注射室外屋就空了。于是有人听到里间的动静后传扬出去,军管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老门和漂亮护士的绯闻不胫而走。两个多月后,瑞护士果然闹出医疗事故,她给一位工人开错了药方,剂量高出数倍,服药后那人上吐下泻,被送去同仁医院救治。郭主任息事宁人,打发瑞护士回注射室,我被调到针灸室协助小郑医生工作。又过了半年,嫉恶如仇的我,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医务室那些半公开的泡病假、假职工之名替他人开药等龌龊事,就拜托我师父王知仁和钳工组成敦组长,他俩和装配车间主任找到厂部,借口“大会战”生产任务重把我调回原车间。重新当工人。(我在医务室的经历在《军代表门双成》中有介绍,详见《记忆》278期,2020年7月31日)。
离开医务室后,我没有放弃履行“红医工”的“神圣责任”,钳工的活儿照常干,下班后和星期天业余时间游走于工厂所辖三处宿舍区,手持银针,心系工友,随叫随到,免费医疗,为患病的工友和他们的家属针灸治病。不久,有传言说“小于医生擅长治胃病,还有个绝招能治孩子尿床,手到病除”。几年后我还听到有人在传说我是“三通用的春苗”(“春苗”是一部反映“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中女主角的名字)。其实哪里有那么玄乎,情况是不少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缺乏健康饮食常识:刚开支几天吃饱吃撑、鱼肉解馋,后半月瞎凑合,剩饭剩菜馊了、腌菜变质都舍不得扔;不少家庭没有饭桌、习惯像农村人那样蹲着吃饭,大口扒拉入口,狼吞虎咽进食过快;也有的人图省事长期吃泡饭……我只是用短细针疏通内关、足三里、中脘、胃腧等穴位,主要是提醒患者养成好习惯,帮他们克服消化不良。
至于治疗儿童遗尿症(俗称小孩尿床),是我在301医院时跟冷医生学的一招,冷医生与陈医生的诊室相邻,他祖上是通州祖传的名医,他的病人特别多,实在忙不过来时我会去帮忙,冷医生因而传授给我两手绝活:治疗头疼与遗尿。有些孩子,幼年时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健全,夜里有尿不能及时醒来,用针刺激几个相应穴位,一般两三次便足以唤醒那部分神经,小孩子就能提前克服令家人烦心的尿床毛病。
这些雕虫小技一点就破,我对外解释过,但不被理解,却被要求在车间大会上介绍经验,还被授予机械局的“先进”、北京市的“三八红旗手”等奖励,我立即嫌麻烦,不打算放弃读书与休息而一直为“先进”“红旗”奔波下去,荣誉证书拒绝领取,声明要专心学技术,谢绝掉所有送医上门的要求。

送临终的老孟师傅回德州老家

我离开医务室回车间后不久,就有了被派山东德州乡村的一次经历,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文革期间山东德州附近连电灯都没有的孟村农家的窘困,那里的一穷二白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组装车间老党员、6级工、铆工一组党小组长孟师傅,胃癌晚期,临终前提要求将他“送回老家,我不接受火葬,要和孩儿他妈埋一起”。半年多前,孟师傅的老伴儿同样死于胃癌,老伴儿是家属没有工作,不火葬说得过去。孟师傅不同,按当时规定,党员只能火葬。
但车间党支部会上,多数支委替孟师傅求情,车间书记和主任不得已同意了,决定不请示厂部领导、避开职工,尽快将老孟送回老家。执行这一任务的人选再三掂量后确定:两名孟师傅关系最好的铆工负责搬抬病人,与组装车间关系特别好的医务室郭主任负责路上病人的治疗。郭主任提出:“让小于和我去,她能给老孟打止疼针。”车间书记通知我时,已经帮我想出理由跟组长请了一天假,告诫我:“明早天亮前悄悄出发,回来后不能对任何人透露实情。”
次日周六(那时周六无休,每周只休息周日一天)一大早,我跟着郭主任由孟师傅的徒弟拉上带棚子的大卡车,中间担架上躺着重病垂危的孟师傅,他两个爱徒加上郭主任和我蜷着腿坐在担架两旁。路上,郭主任对我进一步讲清:“党纪要求我们党员死后火化,孟师傅因表现好,车间党支部破例准许他与妻子合葬,厂里上下都不知道这件事。”我理解并表示遵守,我们执行那次任务的5个人(包括司机)都没有对外泄露过。
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一路颠簸,怕重病人受不了,不能开快车,北京到德州不算远却走了一整天,天黑后才进孟村。
孟师傅的弟弟是农民,我们到之前孟家已接到加急电报,等着招待送他哥哥回家的“北京大工厂来客”,所以我们到之后没久等就吃上了晚饭:每人半碗清水煮挂面,没有任何菜,汤里微微有一点点咸味。孟师傅的弟弟和弟妹一个劲跟郭主任和我赔不是:“不知道你们两个女人来家,跑了好几家才借来这把挂面,咸菜没有了,对不住呢。”我们忙说“没关系”,再三道谢。
看到他们家徒四壁的窘况,豆大的油灯捻子忽闪着,把因回到家而睁开眼睛的孟师傅的脸照得半明半暗……
吃了挂面,摸黑出门爬上卡车,心中感慨“离德州这么近,连电灯都没有”。那天夜里我们5人到大队(乡)接待站投宿。睡着后被臭虫咬醒,见大家闺秀出身的郭主任开了电灯(乡里通了电)正在抓虱子、逮臭虫,她哭丧着脸说:“鬼地方,脏死了!虱子臭虫滚成蛋,被子硬得从没拆洗过,褥子都没有,破床单下只铺了层稻草。”我比她更娇气,发现身上已被咬了好几个痒痒包,于是比郭主任抱怨得更厉害,我俩互相宣泄着,颠簸一天却没办法睡觉。郭主任对我说:“农村一穷二白,五九年我在胶南乡下某工作队工作时饿个半死,那两年例假都不来了。”她感慨道:“咱城里人上辈子烧高香了。”
后半夜躺着睡不踏实,郭主任和我的肚子比赛似地咕咕叫,那半碗挂面早没影儿了。我联想起插队的同学,他们要在这么穷甚至更穷的地方扎根苦一辈子吗?阴差阳错我没去成陕北插队,进了工厂虽说干的是男人活儿,劳动强度大,毕竟生活有保障、卫生条件强多了。辗转反侧一夜无眠,兵团好友素珍,还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下乡插队去了,她们的笑脸逐一闪现在我脑海中,我揣度着她们是不是也正被虱子困扰得夜不能寐呀?

厂里的地下读书会

有一次我跟老伴儿说起文革期间地下读书会这个话题,他告诉我:“70年代初我在部队当兵,也参与私下传书,有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私下传看,左盼右盼到了师部开大会那天,终于传到我手里。我悄悄看完后,编个理由说要去师部办事,私下里把手抄本传给上家指定的下一个战友。……传书看的都是最信得过的人,万一被发现,不只是勒令复员那么简单,弄不好得受处分、开除军籍。”
老伴儿的话鼓励了我,看来文革期间顶风而上,背着领导和老左们私下传阅“禁书”的人不算少呢。那我就说说文革期间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的“领导阶级”中的“地下读书会”的事吧。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父母十几岁参加抗日,长年在外奔波。定居北京后也经常出差在外。我家日常生活极其简朴,粗茶淡饭,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家中唯一能体现知识分子老干部身份的只有两个装满书的柜橱。打小我就对书报有兴趣,常翻看爸爸看过的报刊,也时常搬个凳子在书柜前找书看,看不懂也翻翻看。小学四年级时,我开始看爸爸的大参考(装订成册的内部《参考消息》),无论爸爸变着地方藏在哪里,我总能三下五下找出来迅速翻看一遍。
  文革爆发后,我家被迫从皇亭子大院新楼二层的套房搬到院子东南角那栋旧楼顶层小两居房间,折腾过后,书柜早丢了,原来的书也所剩无几。刚满16岁,我进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白天和老少爷们一起干超强体力活,业余爱好就是看书,三通用厂有个小图书室,我主动申请当上义务图书管理员,小图书室藏书太有限,《牛田洋》《金光大道》之类文革版小说不久就被看了个遍,于是开始满世界借书看,得了个“书乞儿”的外号。
也懒得管这外号好不好听,渐渐地,我周围聚拢起十几位书迷,俺们号称“三通用地下读书会”。当时允许看的书少得可怜,根本无法满足我们饥渴的精神需求,就千方百计寻找一切能到手的书,然后悄悄地、迅速地相互传阅。你别说,还真借到过极好的书,都是经过“横扫四旧”被主人冒险保存下来的中外文学名著或政治、历史经典著作。我和书友们像地下工作者那样,煞费苦心地将书藏在工装外衣里,或者裹在《人民日报》中、《红旗》杂志下,假装闲聊避开众人视线偷偷把书传递给对方。
尽管如此,偶尔的蛛丝马迹还是引起一些人的猜疑和误解。党小组长知道了,多次规劝我“别看封资修的书,少给自己惹麻烦”,我表面诺诺,实则倍加珍惜到手的每一本书。
我看书的习惯是不折角、不涂写,还不厌其烦地为每本书都包上牛皮纸或画报纸的封皮。除了爱惜书,守信用也特别重要,讲好什么时候还,绝对按时归还,为此常开夜车。有时一本厚厚的书只给我一天时间,上班时即使拿到书也不敢看,心头像揣了只小鹿,手里忙着活儿,脑子却惦着那本勾魂的书,一下班赶紧借故飞奔回宿舍,废寝忘食也得先把书里的字吞进去,第二天一早黑着眼圈儿将书完璧归赵。正因为如此,在书迷中我的人缘、口碑都不错,谁有了书都愿意借给我。
没料到因为传书看竟引起一场风波,我差点背上处分,还遭遇了半年变相劳改。
那是1975年,当时我正迷恋着摄影和冲印,一到星期天就背着相机四处去照相,回家后自己冲洗放大。同院邻居有两位叔叔在新华社图片社工作,他们有进口的放大用相纸,主要用于放大各单位宣传栏用的毛主席照片,用的时候通常会裁下一条,那些放大相纸的下脚料纸边,100张内部卖两毛六一摞,双层黑纸包着,物美价廉,我成为一个固定小买家。我家和亲友的底片统统放大过以后,开始帮同事们冲印和放大照片。
在替一个工友放大多张照片后,对方表达谢意,借给我一本珍藏多年的《茶花女》。这件事被另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告发给车间党支部兰文开书记。
不巧在这之前,兰书记分别托两人劝我和他的侄子“交朋友”,都被我婉言谢绝,我并没有察觉因此得罪了他,这回被他逮个正着。您别一听是工厂的车间干部而小瞧了他,好几百人的大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当时可是个八面威风、一跺脚地皮都乱颤的角色。冬日里兰书记经常披件棉军大衣,派头十足。与他有过结,必有苦头吃!
兰书记派人传我到办公室问话,语气梆梆硬:“最近你干了什么坏事?”我当时是车间团支部书记,与车间几位领导很熟悉,我以为他开玩笑,遂笑答:“我干的坏事多了!”他一拍桌子跟我急了:“你给我老实交代,某某给你看了什么书?”我一下明白问题出在哪了。当时北京市还在严肃查禁《曼娜回忆录》《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等手抄本,各团支部专门开过会追查此事。《茶花女》虽不在其列,但属于“封资修”,看这类书无疑是违禁行为。我说:“最近我看了好几本书呢,没看坏书呀?”
“敢说不是坏书?是欧洲人写的吧?”书记显然记不住那外国名儿。
我强词夺理:“欧洲人写的也不全是坏书呀!”
“欧洲是老牌儿资本主义,欧洲人写的书是歌颂臭资本家的……”
年轻气盛的我和领导顶撞起来:“书记,您这话可就反动了,马恩列斯都是欧洲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就是欧洲人写的,那可是革命的指路明灯,怎么能说是坏书呢?”
这句话一出口,书记的脸已经气歪了,只见他咬着牙直喘粗气,大声吼道:“你看的是非常下流、非常反动的坏书,我已经查明,写的是妓女的下流事。一个姑娘家竟然看这种不要脸的书,你简直不可救药了!”
他越说越气:“你给我好好反省,把经常传看坏书的那伙儿人都给我写下来,不然我给你记过处分,在车间大会上宣布,并撤了你团支部书记!”
呀,问题严重了,撤职我倒不怕,受行政处分可不行,会记入个人档案成为人生一大污点!我费了好大劲儿,说明那是一本控诉资产阶级虚伪道德的世界名著,里面并没有污言秽语,试图打消文盲领导的误会。他认为我中毒太深、态度恶劣,拿出纸笔坚持让我把所有传看书的人的姓名都写出来,厉言道:“念你年轻出身好,交待彻底饶你这次,不然叫你一辈子翻不过身!”
好为难啊,书友的面容一一闪现,写出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出卖与背叛,尤其是有个出身不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为此他们有可能挨批斗……
“还不快如实交代!”
在呵斥声中,我只得提起笔违心地写起检讨书,说自己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抵制资产阶级腐蚀自觉性不高等等。党支部书记一把抢走撕了,软硬兼施逼我交待:“你忍心看着一个个同志在资产阶级泥坑里越陷越深吗?你有责任挽救他们,这也是挽救你自己的唯一机会!”
我越来越觉得左右为难,幸好这时有人把他叫走,我才得以脱身。冷静后,横下心不出卖别人。后来兰书记在车间大会和团支部会上分别把我狠狠数落了一顿,行政处分和撤销团支部书记他没有再提,我自然巴不得他已经忘记——不知是不是他怕把我逼急了,揭发出他那句“欧洲人写的都是坏书”的反动言论?
紧接着,兰书记下令把我从钳工组调到铆工组最累的工序干活,瘦小的我一手托着沉重的大块厚钢板,另一手用大号扳子拧着比自己的大拇指还粗的螺丝钉,将一块块钢板固定在两三层楼高的风扇式磨煤机内壁上。隔些天还要干一轮铆扇页的苦活儿,一天下来浑身都被大号风枪震酥了。下班回到宿舍,筋疲力尽瘫软在床,有时连洗脸洗脚的劲都没有了。有人告诉我兰书记在党支部会上说:“她这个人骄娇二气,必须到艰苦的岗位上打磨打磨。”
后来,钳工组的师傅们死活把我要了回去,才结束了超重体力对瘦小的我的惩罚。嘿嘿,在“坏得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兰文开面前,当年的小于我没怂包!
忽如一夜春风来,一年后毛逝世了,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改革开放大旗一举,祖国迎来勃勃生机,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借阅书刊了。工会组织恢复后,我们厂的图书室陆续购进不少新书,我是那里的常客,不光看书,还写书评或读后感,向工友们介绍好看的新书。有点积蓄后,见到心爱的书也能买本回家,开始拥有个人藏书了。
看书看报积累了一些知识,虽然只念到初中一年级,但在1982年春天参加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班招生考试时,我以相当高的成绩被录取。三年后,《中国少年报》公开招聘编辑、记者,我顺利闯过笔试、面试几道关,成为156个应试者中唯一被录用者,开始从事自己钟爱的儿童新闻工作。

技工刘榔头的悲剧

1969年3月5日,16岁零两个月的我被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前后共当了5年工人、一年红医工、10年半劳资员,共16年半。我在工厂时,结识了许多工人、技术员和干部,其中一些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技工刘师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技术出众,但处世懦弱;二是他有生理缺陷,没有生育能力,俗称“二尾子”(尾读yǐ,也叫二性子、两性人),他为此蒙受了莫大羞耻,一生充满悲情。
我进厂时,文革迈入第四年,大批判正如火如荼,“喜迎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阶级斗争如火如荼,厂房内外墙上不断刷出新的大字报,互相揭发“罪行”,充满恶狠狠的人身攻击。刘师傅的名字,还有他“刘榔头”的外号,我是从大字报上先于其人见到的。揭发并攻击他的那几张大字报的标题为红色大字,赫然写着:“革命的铁榔头砸烂刘榔头的狗头!”内容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你刘榔头技术再好,也没有革命的铁榔头硬!”“不突出政治,走白专道路,假装老好人,一心想当技术大拿,没门!”“革命群众要造你的反,把你的狗头砸个稀巴烂!”
大字报的内容有好几张,却全然看不出刘师傅有任何“罪行”,一个普通技术工人被这样公开羞辱谩骂,给我留下深刻的坏印象。看了大字报,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要被人砸烂狗头的“刘榔头”,他的技术一定不错!
几天后我就见到了刘师傅本人。那时我刚被分到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当学徒工,师傅叫王知仁,7级工,是钳工组技术组长。王师傅喜欢搞发明,厂里许多自行研发的革新设备好多台都出自他的手。那时他正潜心研制一台多功能半自动钻孔机,派我去机修组找刘榔头取回一个零件。
“刘榔头?不就是大字报上说的那人吗?他怎么叫这个名字呀?”
王师傅说:“刘师傅有绝活,能用榔头敲平薄钢板,得了这个外号。他技术全面,车钳铣刨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我不由对此人肃然起敬,兴冲冲去了机修组。
机修组人不多,不用打听我就找到目标。刘师傅高大壮实、单眼皮小眼睛,正俯身在机床前用砂纸抛光一个零件,他的新徒弟小赵是我的中学同学,小赵告诉我“快好了”,然后拉我到一旁,皱着眉头说:“我真倒霉,摊上个二尾子师傅,在咱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什么二尾子呀?”这个词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赵说:“别问了,反正特恶心,我是倒八辈子霉了!”
刘师傅将打磨得光亮如镜的零件交给我,把转告王师傅的两个注意事项交代得一清二楚,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小赵把我送到车间门口,我对他说:“我师傅说刘师傅技术特别好,脾气也这么好,你别再瞎抱怨了。”后来看到,他师徒俩关系果然处得不错,后来小赵也成为一名出色的技工。
几年后,我所在的班组因组装发动机增压泵遇到难题,刘榔头调进我组,成敦组长让我给他当助手攻克这项技术难关。搭档期间,我更感受到刘师傅的技术和脾气都是一等一的好,我跟他学会精密零件研磨等技术,他喜欢边干活边听我讲故事,各有所获。
各种难活儿在刘师傅手里似乎都玩得转。他的工具箱与众不同,其他师傅箱子里都是从库房领来的统一制式的工具,刘师傅箱子里的工具多是自制的专用工具,除了工具还有一些技术书,他爱琢磨那些在我看来很无趣的技巧,休息时,他独自猫儿在角落里抠搜着干点零活儿。他性情孤僻,总躲开人多的地方,但我发现他其实挺爱说话的,有时他嘴巴不拾闲,说起各项技巧如数家珍。一旦开始做研磨等细活时,他能长时间一言不发、眼都不眨,他说过:“心不静,不出好活。”我揣摩那种意境,学着排除杂念,在对工件做8字形旋转研磨时专注于手中活计,果然也能将泵芯的两个小齿轮研磨得严丝合缝了。中国最缺的不是工程师,优秀的技工一直严重短缺,人心太浮躁(不好意思也包括我),像刘师傅这样肯钻研又静得下心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也发现刘师傅的毛病——猜疑心过重。欺软怕硬,是许多大陆同胞的通病,所以常有人爱捏咕他,讥讽他的生理缺陷,有人很阴险,有些话相当露骨,抽不冷子戏弄他个脸红脖子粗。刘师傅太窝囊,不会还嘴,气极了扭头离去,还得听身后不依不饶的坏笑。有两次,我发现他站在车间小门的门缝外面,伸着脖子往里听,一个身高粗壮的人这等做派太栽面了,我瞪他一眼径自推门进去,里面几人果然正聚在一处嘲笑着“刘榔头”,议论他的小心眼儿和不育症。
有人告诉我“刘榔头是个假男人,他的生殖器像孩子一样,连胡子都没有,他从来不在工厂洗澡。”这话令我吃惊,也很困惑,三通用厂有个温泉大澡堂,下班后去洗温泉澡是我们一天最惬意的事。我留心观察,果然刘师傅不去澡堂子,“二尾子”的传言莫非是真的?
为此,我去了我师傅王知仁家,王知仁师傅和王幼珍师娘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与我同龄,师娘和姐妹几个对我很亲热,有自家人的感觉。我向师娘打听刘榔头的事,他们两家是多年的邻居,师娘给我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原来,刘榔头是河北农村人,很小被送进京城铁匠铺学徒,技术出类拔萃。1949年后评定技术等级时,凭他掌握的几项绝活,评上最高的8级是完全应当的,可惜他因懦弱遭人白眼儿,只评了个6级工。
他父母在老家给他说了个媳妇,挺漂亮的,他把媳妇接来北京,户口也上了,两口子相安无事。1958年大跃进,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妇女纷纷进了街道工厂。刘师娘那时身材苗条、容貌端丽,还是个唇红齿白的大姑娘呢,在一大帮黄脸婆中很是惹眼儿。上班后,几个多嘴多舌的老娘儿们拿她乱开玩笑,甚至不分场合地当着她的面议论夫妻间的私生活。
领班的班长是个中年汉子,眼前来了只楚楚可怜的玉兔,他动了歪心,骗奸了她。一回强迫,二回半推半就,三回如鱼得水,柔弱的刘师娘初尝妇人滋味,像被施了魔咒般以心相许,哪知缺德的班长只想尝个鲜儿,不愿背上包袱,随即调走了事,人间蒸发了。
火焰乍燃便被冰霜砸熄,被抛闪的刘师娘一下子疯了,数九寒天竟脱光了衣裳在外面疯跑疯叫,两三个人都拉不回来。她的工作丢了,刘师傅花光了积蓄才把媳妇治好,因服用大量激素,她变得臃肿不堪,几年下来已判若两人。刘师傅家有个叫小颖的女孩,是刘师娘病情稳定后,她妹妹过继给他们的。
刘师傅夫妻的遭遇令我唏嘘不已,从此无法容忍对他生理缺陷的讥讽,再有人当我面说他“二尾子”“连个崽儿都下不出”之类的刻毒话,我会立即毫不客气地大声斥责:“刘师傅招你惹你了?少缺点德吧你!”“再说这种话别怪我骂你!”几次下来,没人再公开拿刘师傅寻开心了。
那时我已经看过《水浒》《警世恒言》等老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话能张口就来,暂时没人公开欺负他了,刘师傅虽无感谢之言,却以行动表达了谢意。他为我自制了一套小巧实用的工具,悄悄放进我的工具箱;他捡来废钢丝,做成一款多用的晾衣钩,怕我拒收,就做了好几副分送给几个女工。不久,我被厂部借调到劳资科参与工资改革试点项目,离开车间后,有一次刘师傅站在厂门口等我,把一只小饭盒塞到我手里,匆匆跑开让我无从推却,打开一看,是一小盒糯米豆沙糕——以前一起干活闲聊时,我说过爱吃糯米豆沙糕。
1975年春,父母来信说不久要回国述职,我四姐妹兴高采烈准备给父母一些惊喜,每人画一幅墨竹、写一句话凑成四幅挂在客厅中间四扇屏风上;买来丝棉亲手缝制两床柔软轻薄的丝棉被,等父母回来享用;买两大束绢花,装点父母卧室。最大一项工程是粉刷三个房间的墙壁,那时没有家装公司,征询了内行人后决定自己动手。买来白粉、色粉和胶,准备好桶和排刷,我姐妹各请了一天假,调制出淡蓝色的粉浆后就开工了。
不干不知道,干起来真叫累。我们住的房子开间很高、很大,我姐妹四人分两拨轮换着刷墙,没多长时间就感觉脖子和胳膊又酸又疼,更要命的是发觉两把椅子摞着还不够高,屋子顶棚只有最高个儿的二妹一人能够得着。
发愁之际,刘师傅突然不请自来,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早晨一上班他听我师傅王知仁说我今天请假、家里要刷墙,他担心我和妹妹难胜此任,赶紧请假坐车赶过来帮忙。刘师傅高大强壮,一个顶我们仨,有他加入,进度快多了,特别是三间屋顶的粉刷他一人包圆了。原打算挑灯夜战的活儿,下午就提前刷完了。
刘师傅谢绝吃晚饭,刚完工就回去了。他走后,二妹不住口地夸他,连说:“阿弥陀佛,刘师傅简直是天兵天将。”大妹说:“刘师傅太好了,没见过干活这么卖力的人。”刘师傅诚心诚意的帮助,令我姐妹非常感激。
至今许多人还在怀念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初,平均主义大锅饭遭到公开贬斥,国家顺势出台职工工资按百分比上调的政策,各单位按在编职工总数的2%下达涨工资指标,就是一百个人中有两人可以上调一级工资。1949年后,仅有文革中期一次工资普调,很长时间人们无不盼望涨工资,以改善拮据的经济状况,2%的比例对应100%的巨大期盼无疑是杯水车薪,竞争空前激烈。我厂采取各车间、科室根据出勤、完成任务情况,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采取三榜公布的方法确定上调工资人员名单。
那时我是厂部劳资员、工资调整办公室骨干成员,各车间、科室分三次上报的调资名单我要及时统计并上报厂长和机械局劳动处。刘师傅工作成效突出,所在车间前两次报上来的名单中都有他,最终名单却把他换成别人。不久,有人告诉我刘师傅住进同仁医院了,我一愣,心想他身体那么棒,怎么生重病了?忙过这阵,去医院看看他。
几天后没等我去,紧接着就传来他病逝的消息。
事情是这样的,刘师傅同车间一男青工,妻子是农村户口没工作,有两个小孩,他说自己“一到下半个月家里就揭不开锅”。因孩子生病他请假超时,眼见前两榜自己名落孙山,涨工资没戏,他急了,拿了把刀冲进办公室威胁车间书记,声言:“如不给我涨工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车间书记吓得哆里哆嗦就应承了他。必须去掉一人才能加进这个人,书记掂量来掂量去哪个也不好惹,就把生性软弱的刘榔头除了名。
刘师傅的养女刘颖正上中学,妻子没收入还需要长期服药,日子很紧巴,两次张榜公布已然十拿九稳必涨无疑的那级工资,没有任何解释就不翼而飞了!刘师傅急得嘴上起泡、牙床子红肿、嗓子也哑了,他的大徒弟小赵跑去质问车间书记,书记无奈说出真相,小赵气不忿找那人评理,男青年气急败坏破口大骂,掐着生理缺陷的七寸狠狠当众羞辱刘师傅。
蒙受这番奇耻大辱,老婆女儿也没法交代,刘师傅一病不起,高烧不退,住进医院没几天就亡故了,终年刚50出头。
刘师傅病故后,我去他家看望刘师娘和他的养女,刘师娘使劲拽着我的手,洒泪相告,刘师傅病中曾对养女小颖说:“以后遇到难处,去找你于姐。”
听闻此言,我泪水盈眶。当时有政策,老工人退休或病故,可以安排子女中的一人进所在单位接班,顶替父母享受国家正式职工待遇。据此,我跟主管厂长说了刘师傅的遭遇,厂长动了恻隐之心,我赶紧叫刘师傅养女来面见厂长,厂长见姑娘文静秀气的模样,就准了接班一事,安排小颖进厂部办公室当了打字员。
小颖上班后,表现不错,因家庭环境比较特殊的缘故,性情有些内向。刚来时,我去她的办公室看她,她朝我笑笑,马上低头继续练习打字,我就放了心。随后,她来我办公室串门,我说起她爸爸刘师傅技术全面,脾气也特别好。我对面桌是负责人员调配的大张(就是为她办理接班手续的人),接我的话茬对她说:“你爸爸啥都好,就是太窝囊了。”此言一出,她马上站起身,变色道:“他不是我爸爸,以后别提他!”从此她再也没来找过我,即使走路碰个照面,小姑娘一偏头赶紧走开,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不久,我参加《中国少年报》的公开招聘,调离工厂进入报社,没再去看望刘师娘,也没再见过刘师傅的养女小颖。
顺便说一句,位于京郊的三座大厂:起重机械厂、建筑机械厂和我曾供职的第三通用机械厂,作为北京市工业改革的首个试点,三厂合并成一个万人大公司,迅速失败,三年后被拆分,再后来大批工人纷纷下岗,当年人气、产值俱旺的东三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连个影子都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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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一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2月 06, 2022 9:4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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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拉练结下姐妹情

我和一个名字叫钉的女工,分别是北京市68届和70届的中学生,相隔一年半先后被分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1971年初在长途拉练中我俩结为朋友。后来,钉因谈一场再普通不过的恋爱,竟横遭迫害,被逼得差点自杀,受此打击后她郁郁寡欢,终日沉默不语,40来岁又沦为下岗女工,蹉跎了一生。
1969年3月,我和93名同学被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在组装车间一组当了钳工。第二年秋天,厂里又分来一批70届的学生,名叫钉的女孩就在其中,她被分到组装车间二组,也是钳工。车间开会时,钳工一组、二组列纵队毗邻而坐,钉就坐在我旁边,眼睛正看着我,我马上点头跟她打招呼,她却故意转过头,不搭理我。
1970年11、12月,毛泽东两次批示从严治军,并提出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利用寒假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全国工矿企业、各地学校都闻风而动,部分工人、学生停工停课,打起背包搞长途行军和野营,用“吃大苦”“耐大劳”来“炼红心”“表忠心”。当时就把这种拉到野外训练称作“拉练”。
我在的车间,先组织了一次几十人的郊区拉练,周末下班后紧接着强行军快速走到通县再返回城里,接下来是数百人长途野营拉练,两次我都参加了。在长途拉练中,我和钉彼此走近,成为朋友。
在那之前,我被工厂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回单位留在医务室工作,因不喜欢泡病假者云集等乱象,在我多次恳求下,车间主任和钳工组长终于把我要回车间重新当工人。回车间不久,我作为“三排卫生员”参加长途拉练,钉和我分在一个女兵班。
行军途中,钉举着小红旗,我背着小药箱,我俩并肩走在三排女兵班队列最前头。第一天从东南郊走到西北郊厢红旗宿营,我们班16个女兵分在一间农舍过夜,烧了一壶热水大家喝,剩下一点儿加上凉水,16个人轮流用那小半盆温水洗脚,我洗的时候水已经浑浊不堪呈灰黑色了,班长在我之后才洗。
班长把脚丫子放进刚能浸湿脚底的盆里,钉突然说:“应该轮流洗脚,今天最先洗脚的,明天最后一个洗。”班长说:“我可以最后洗。”我和几人支持钉,于是决定以后轮流洗脚,今天最后洗的人,次日最先洗,顺势还规定轮流挑水、烧炕、搞卫生。躺下睡觉时,难题又来了,普通的一张农家炕,挤不下16个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大姑娘。大家面面相觑时,钉又开口了:“都侧身躺着呗。”已经躺下的纷纷侧过身子,沙丁鱼罐头般一个紧挨一个侧身而卧,勉强塞进16条躯体。
拉练第一天发生的这两件小事,让我对钉刮目相看。
第二天,我和钉依然走在女兵班最前排,我直言不讳表达了对她的欣赏,消除了她对我这个“团干部”的戒心,聊起有趣的话题我俩都很开心。我说起刚来北京那几年哥哥带我去树林里抓鸟,去玉渊潭捞小鱼,说起少年时父母不在家自己如何当小家长,教妹妹们算数、背诗、养兔子、玩捉迷藏的事。钉羡慕我有个哥哥,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姐姐就好了。”
钉是衔着银汤勺降生的女娃,父亲是一位上校军官,母亲是国家干部,但父母重男轻女。钉给我讲她如何跟弟弟明争暗斗,由于父母齐心合力、明里暗里偏袒小霸王,加上那小子刁蛮任性,钉一次次败下阵来。我不理解身为军人和干部的父母,封建意识怎么如此浓厚?钉说她父亲是爷爷奶奶的独子,1945年入伍,时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上校。钉的母亲是崇文区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面容、身材、学历都优越,只是家庭成分较高,为前途计,嫁了黑胖的空军军官。钉出生前名字就起好了,父母一心盼望生个男孩,提前给孩子起名“丁”,生下女婴也冠名丁,丁的肤色黑,眉眼都随爸爸。父母紧接着要了第二个孩子,落生一看如愿了,男娃长得像妈妈,细皮嫩肉双眼皮,父母比着劲儿宠爱宝贝儿子。受冷落的丁,文革初期赶上改名风潮,自行改名为“钉”,变相提醒爹妈:我是你们的眼中钉。
钉自幼习惯独处,看书、刻剪纸、练毛笔字是她的爱好,举手投足间透着干练聪慧,弥补了面貌上的缺憾,乍看此女说不上美,细品颇有灵气。钉的妈妈在文化馆工作借书便利,钉很喜欢外国文学,所以我俩的话题经常围绕着外国名著。钉最爱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我偏好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勃朗特三姐妹。她和我读书口味不同,个性也迥异,一个深沉机敏,一个率真开朗,倒也互补。
多天的长途拉练,军事化管理,每天起大早、披星戴月忙着赶路,半个月没见荤腥,顿顿玉米面粥、窝头馒头,能吃上新鲜蔬菜时大家就很开心,多数时间只有咸菜。一路上,我们调侃最多的话就是“拉练,拉练,拉的是面,练的是做饭”。现在想想这句话依然感觉很有趣。每天都是炊事班先行,从工人里选拔出来的炊事员比我们更辛苦,不仅要背着自己的被褥、毛选,还要背着大锅等炊具,走同样多的路途,必须比大部队更早到达目的地,每到一处立即挑水、支锅、生火、做饭,食材的单调令他们只能愧对“战友”们。记得在最后宿营的村庄里,炊事班奉命买来一大块肉,炖了一锅肥墩墩、白多红少的肉丁儿,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小勺,之前声称不吃肥肉的钉,分明和我一样吃得那叫一个香啊!
拉练,每天鸡没叫、天不亮,紧急集合的号声就吹响了,“战士”们以最快速度穿衣、打背包、集合、列队、点名后即刻开拔。离开村庄前,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宿营的农户家里必须缸满院净,轮流扫院子、挑水的人会被队伍落下,干完活儿后一路小跑追赶大部队。半个月来天天如此,一走就是一整天,仿佛奔向战场那样急迫。
途中,要有人不停地带头背毛语录或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苦不苦,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累不累,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疾行数十里后实在累了,就没人喊口号了,人人心里只剩一个念头——“宿营地快到了吧?”
每次黑灯瞎火中望见前面闪烁出几盏昏黄的灯光,啊,那是一天中最愉悦的时刻,可爱的村庄终于出现了!赶到宿营地,个个饿得饥肠辘辘,累得东倒西歪。
作为卫生员,我要在大家休息时背着小药箱各班查看一遍,给发烧、拉肚子的队员送药,给一大堆磨出水泡的脚丫子穿线引流,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宿营的村庄里几乎都缺医少药,听说来人中有卫生员,总有人找我寻医讨药,我带的药极为有限,除非急症,其余一律采用针灸疗法。每当我回到住处,见到钉为我留了热水和空的铺位,疲惫就随之化解,入睡前我俩还会逗几句贫嘴,聊几句贴心话。
我俩一组,一起扫院子,一起到井台挑水,一起跟偷懒、多吃多占的人斗嘴。那次急行军穿过山口,刺骨的北风裹着沙砾抽打得脸蛋生疼、迈不动大步,我和钉走在队列最前面,眯缝着眼、侧着身紧紧拉着对方的手,奋力为女兵组开路。还有一次行军途中下起大雪,风卷着雪片扑进耳鼻,视野迷茫睁不开眼,一个趔趄后,我大声唱起毛诗词歌:“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刚唱过一遍,钉就会了,也和我一起高唱。
走到河北某地的一天,又赶上我俩值日,早晨打好背包,赶紧一人整理房间,一人扫院子,然后一起去挑水。到井台吓了一跳,没有辘轳,光秃秃的井台结满了冰,玻璃般溜光水滑,战战兢兢走近井眼儿,往下一看更傻了,水面离地很深,扁担加上两头的铁钩子勉强够到水。我说:“我的胳膊长一点,我来吧。”
钉站在我身后使劲拉着我棉衣的下摆,我站成马步,用铁钩挂住水桶的提梁,往下探再往下探,直到弯着腰撅成大虾米状,好不容易才晃着铁桶盛满了水,往上拉时一使劲,前脚在井台的冰上一打滑差点摔跤,幸亏只滑溜一下没摔倒,倒霉的是水桶突然脱钩,沉入井底。
钉马上跑去向每天最后离村的连长求助,留在井台不知所措的我急得差点哭出来。连长来后,让我俩赶紧去追赶队伍,他负责善后。
一上午我忐忑不安,钉安慰我:“连长能解决,你别难过了。”到中午才见连长追上大家,原来他借来多面钩,将水桶捞上来送还给老乡了。我暗自松口气,嘴上难免发牢骚:“大冬天井台井沿全是冰,弄不好人会掉下去的,这个破村子的人竟然不知道安个扶手栏杆啥的,太危险了!”钉劝我别多话:“野营拉练有规定,不许议论村民的事。”我只得长叹一声作罢。
记得我们宿营过的村子,基本上都很穷,村民的住房大多已经破败,只有在延庆靠近河北处,有个叫“三眼井”的村庄例外。那个村子规模较大,主街道很直,街面也平整,美中不足是缺水,偌大的村庄只有三眼井,两眼能饮用的“甜水”和一眼只能浇地的“苦水”。房东大嫂告诉我们,村里有严格的节水规章,村民们“成年论辈子都不洗澡”。
那年正月里,我们长途跋涉从北京东郊走到西北郊延庆,深入到河北境内再掉头回京,吃了苦受过累,因为有新朋相伴,我俩得以淡化一些漫漫征途的疲惫。有一天行军途中,钉和我一人做了一首小诗,钉的诗句比我的精彩,可惜我已经忘了;我应和的那四句回到工厂后补写在日记中,被重温过所以还记得。如同行军路上唱歌要唱毛主席语录和诗词一样,当时写诗也少不了“征途”“理想”等文革用词。那首小诗是:

回溯成败雄心阔,笑谈征途荆棘多。
同述理想姊妹情,共谱新曲友谊歌。

拉练回来后,车间团支部改选,我由宣传委员改任组织委员。我找到钳工二组团小组长小何,要和她一起介绍钉加入团组织。小何是与我同时进厂的中学同学,曾动员过钉入团,钉未置可否,小何说:“只要她写申请,我自然乐意。”
我去动员钉:“你家庭出身好,表现也好,干嘛不入团呢?”她说“懒得写”申请。我取来纸笔,一句一句说,让她一句一句写。很快,钉成为一名共青团团员。

女工初恋竟遭无端迫害

文革期间,我厂是北京市工业战线一个标杆,政治与生产任务都压得非常紧,加班加点搞运动、赶生产进度是家常便饭。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早请示晚汇报是雷打不动的程序。下班后不让回家,天天以班组为单位政治学习,念不完的“两报一刊”社论或中央红头文件,开不完的批斗会,被揪出来的人低头站着念检讨,然后被大家无情批判。还经常搞斗私批修、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人自危,处处树敌。每周公休一天也得不到保证,被各种任务随时挤占。因没有空闲,我和钉很少碰面,偶尔在大食堂遇见,只是打个招呼或相视一笑,拉练时朝夕相处的亲热变成一根若即若离的虚线。
后来,钉因初恋遭遇一场无端迫害,姑娘的自尊被践踏成齑粉。
钉所在的钳工二组,有个大龄青年名叫呈,身材瘦削,性格内向,但技术过硬,是钳工组主要设备大型摇臂钻床的主力。呈的父亲1949年前是私营业主,母亲也因中学期间参加过三青团被列入家庭出身有“历史问题”的非主流队列。
我所在的组装车间团支部,根据党团组织的部署,对各班组的青年工人做分列排队,分为“骨干青工”“中间人物”和“落后青年”三队,呈被划入三队之外、寥寥几名“有严重问题”者之一。行文至此,我因曾积极参与给年轻工友划线列队而深感愧悔!
除了家庭出身遭歧视外,呈还顶着疑似“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据说他和几个青工业余时间在家私画了一幅枪支图纸,改制过一支鸟枪,被邻居告发,挨家搜查并在“局子”里蹲过小号。呈和他的朋友坚称用的是在工厂废品库捡拾的废料,利用业余时间改制的枪只打过一两次鸟,绝无行凶杀人恶念。听说警局承认枪的口径很小,从某青工家中翻出来数量不多的子弹,仅仅能对付几只小鸟,最后因“私造枪支罪”不成立,逐以“疑似现反”遣送回厂“监督劳动,以观后效”。上校的女儿钉与“劳改”期间的呈同组劳动,喜欢并爱上了这个被时代划入另册的“哥哥”。
据说是钉主动追求呈,然后两人陷入热恋,有人在东单的路灯下看到过钉挽着呈的臂膀谈笑漫步,有人在班组更衣室的暗影中撞见他俩相拥亲昵……
一天,拉练时三排女兵班的班长来找我,告诉我有关钉和呈的传闻,神秘地说:“钳工四组的大刘,给他俩编了几句顺口溜,特逗。”我皱着眉头问:“大刘就喜欢编派人,他又胡吣些啥?”她忍俊不禁,说出四句让我至今未忘的顺口溜,“又白又高真叫坏,又黑又矬丑八怪。长安街上比高矮,林荫道中赛黑白。”第一句说的是呈,第二句丑化的是钉,气得我直咬牙;后两句更阴损,拿外貌特征挖苦人。再次遇上大刘,我狠狠瞪他一眼,不客气地回敬道:“吃饱了撑的,缺德吧你就!”
我正为钉的初恋是好是坏理不清头绪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有一天晚10点过后,车间书记兰文开派人盯梢,把亲热中的钉和呈抓了个正着,说他俩犯了流氓罪,当下被分别关押起来,连夜突审后责令二人深刻检讨。他俩“认罪书”的细节被肆意扩散开来,大刘那个缺德顺口溜借势疯传开来。
一天我借故去车间办公室,在里面半间小黑屋里看到被专人看押的钉,钉正面朝墙壁,席地躺在一块草帘子上,我压低声叫她的名字,她动了动但没有搭理我。我又打听到呈被关在厕所旁边的小仓库里,兰书记多次分头审问他俩,声称“绝不草率过关”,不分昼夜要他们写书面检查。
随后,团支部开会讨论钉和呈的事。兰书记到会斥责他俩“悔罪不深刻”,说要让钉在全体团员会上做检查。团支部干部对此意见不一致,我不赞同,说:“呈和钉都到了适婚年龄(当时的婚姻法规定男20周岁,女18周岁可以登记结婚)。”
团支部书记认为让钉做检查有必要,他跟随兰书记的定调说:“呈进过局子,有反动言论,又腐蚀拉拢身为团员的革命军人后代,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俩写的检讨我看了,非常可耻下流,你们传着看看就知道了。”
我说:“让钉当着我们这么多没结婚、连对象都没处过的人说那些破事,影响好吗?”
团支书反驳道:“怎么不好?前年小常在会上痛哭流涕检讨后,咱车间好久没发生过未婚同居的事。团员和青年的作风问题,是咱们的工作重点,不抓紧点儿还不乱了套。”
支委们有赞成支书的,也有认同我的,散会时我打定主意,非要开这个会也行,反正我不参加。
钉的“检讨”传到我这里,我断然拒收,被拿走往下传了。钉的检讨会没开成,原因有二:一是钉受到在会上念自己检讨书的威胁后,声言绝食并做出要割腕的架势;二是厂党委书记也不认同兰书记的提议,兰书记再也挤不出他想要的“罪行”的实锤材料,只得罢手,把钉和呈放了出来。
至于团支书说的小常在团支部会上检讨那事是这样的:常是67届中专毕业生,进厂年龄已经不小了,她在协助车间技术员(现在称工程师)小徐完成设计任务时,两人相恋后领了结婚证,在结婚仪式举办前,被几个人踹开小徐住的屋门,将二人“捉奸在床”。小徐是大专毕业生,小常是中专生,无论学历、年貌都非常般配,况且二人已领结婚证、只差结婚仪式与分发喜糖,大家对此看法不一,但完全扯不上“公愤”。兰书记一口咬定“未婚同居”引起了公愤,定性小徐和小常“提前烧窑”是“作风败坏”,“给组装车间抹黑”,让他俩停职数天写检查。
小常是团员,被迫在团支部召开的团员大会上念检查、挨批评,一些人借用当时正流行的革命样板戏《龙江颂》里的一句台词,反复嘲弄诘问:“提前烧窑对不对?”我和小常平日走得很近,她对我痛陈过自己的委屈:“那天下班后,我找小徐商量婚礼的事,走时赶上下雨,小徐说别走了,咱都登记了。万没想到外面有人盯着呢,关了灯不久,几个人破门而入……”常告诉我,从此她最怕听“提前烧窑”那句台词,不管是否针对她,只要有人当她面说这句台词,她就“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钉从被关押的小黑屋放出来,虽数日功夫,竟憔悴了许多,从此性情极为沉默,对工友们不理不睬,我找她搭讪她连头都不抬一下。后来我所在的钳工一组从北厂搬到南厂,钉还在北厂,再后来我结婚生子、不脱产上电大,手忙脚乱不得闲,基本见不到她。1985年6月通过社会招聘我辞别工厂进了报社,再也没见过钉。跟老工友打听,只言片语说钉“像个哑巴”,是个“老病号”,下岗大潮中第一批就有她,其后的艰辛不言而喻。
此时此刻,我敲打着往事的追忆,涌上心头的不仅有对文革的反思,也有当年对钉爱莫能助的酸楚,作为在长途野营拉练时结下友谊的朋友,在钉遭难后,我没帮到她,自有愧意,唯愿钉遭遇过的不幸,永远别再重演了。

热衷整人的支部书记

我在工厂时遇到过两个党务工作者,一男一女,他俩是曾经有权决定我能否入党的党支部书记,一个是车间支部书记,一个是科室支部书记。先讲那个热衷整人的车间党支部兰书记。
文革中,工厂搞军事化管理,“支部建在连上”,当时组装车间叫“三连”,支部书记兰文开是专职脱产干部,车间一把手,300多人的领导。印象中,漫长的冬季他永远披着一件军大衣,头虽然总低垂着,气势却威风八面。他时常幽灵般游走于各班组,有人老远见到他慌忙躲开,也有人一瞅见他就像见了亲爹似的点头哈腰连声恭维,兰书记对此并不买账,照常飘忽着眼神四下打量,颇有一番居高临下的傲色。
我师父王知仁叮嘱我“别得罪”兰书记。兰书记50年代从河北农村进京务工,车钳铆焊的技术从没认真学过,却另有一套“突出政治”的本事,会顺着政治风向往前奔。文革初期他是车间造反派头头,入党后进入革委会成了脱产干部,手中有了权,阴损整人的特长得以施展开来。兰书记擅长算计人、整治人,手下人能整治的被他收拾个遍。
上次说过兰书记迫害钉和呈、迫害常姑娘和小徐,他主持开过一连串的批斗会,被批斗者身心俱创;他办公室旁边那半间小黑屋私设的公堂关押过一个个工人,被整治的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常姑娘对我说过兰书记强迫她写书面检讨过程中,一次次挤牙膏般得寸进尺,逼她“详细交代”写出难以启齿的细枝末节,兰书记当着她和几个参与“抓奸”、看押她的人的面,念她和小徐之间最私密的情事,胁迫她在会上当众宣读,还指使人一遍遍当众羞辱质问已经登记结婚而后因下雨偶尔留居的年轻人:“提前烧窑对不对?”脸皮被抓破的难堪与羞臊令常姑娘没齿难忘。
钉和呈被关押期间同样分别被迫写检讨书,也是兰书记指示后被很多人传看,那些情色段子被添油加醋在工友间肆意传播。试想:未满20岁的姑娘钉当年在那间小黑屋里,在兰书记的淫威之下,被迫一次次戳烂自己的脸皮,一次次戳剜着脆弱的心,女孩的自尊就这样被践踏被扯碎。
我也挨过他整,是另一番境遇。
进厂两年后,我18岁那年,有两人前后脚找我提亲,听了“去年复员,在首都机场工作”的介绍,不难理解说的是同一个人,我以“还在学徒期,不想过早谈婚论嫁”为由谢绝了。接着,我师傅也受托跟我提这个人,我才知道是兰书记为自己的侄子提亲,赶忙谢绝,师傅并无一句规劝之词。第二天上午,兰书记亲自来了,先表扬我工作努力,又夸自己的侄儿如何有出息,我先恭顺地谢了又谢,再表示“国家提倡晚婚晚育,先不考虑个人问题”,兰书记笑了笑离去。
这之后,党小组准备发展我入党,等待开发展会时,兰书记让党小组长捎话给我:“让小于下班后到我家去一下,有事交代她。”并把街道门牌号告诉我。这要求莫名其妙,我只能假装没听见。
几天后,兰书记请我到他办公室,话题绕了一圈,突然说:“给你父母写封信,请他们在国外帮我买一辆凤头自行车。”那时我还不会骑自行车,也是第一次听说“凤头自行车”,直言相告办不到。他又说:“不行的话,托你父母帮我买一辆带加快轴的自行车,其他牌子的也行。”我对他说:“我写信只报平安,从没向父母要过任何东西……自行车这种大件不便携带,张不开口呀。”
有了这两档子事,我算是把兰书记彻底得罪了。随后,在推荐工农兵大学生,在工厂自办“七二一大学”的提名中,尽管我得票很高,每次都被兰书记一票否决。
1975年,有人向他告发我看了小仲马的《茶花女》,他认为这是一本“反动下流的书”,责令我反省并把传看“坏书”的人的姓名“一五一十都给我写出来”,威胁撤掉我团支部书记的兼职,还说要在车间大会上宣布给我记过处分。我没有屈服,他也未能得逞,只是在会上把我狠狠数落一顿,勒令我换工种,用重体力劳动惩罚我。
兰书记身为工厂一个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中国社会基层脱产干部中最小的小官。但一滴水能映照出大海的风貌,他借文革之力,“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肆意迫害工人的这些事与毛泽东整彭德怀、刘少奇、彭罗陆杨;江青整孙维世、郑君里、赵丹……有区别吗?不同之处仅为兰书记官太小,整人的权力、手段有限而已。
权柄在握却没有监督,对不肯臣服屈从或心怀顾忌者,不整治心里不舒坦,这是人性与文化使然;想整谁就能整谁,想怎么整就能怎么整,法律和舆论约束制衡缺位,恶念成恶行且不受制裁,是落后制度使然。
三通用厂的人都知道兰文开特别喜欢窥视别人的私生活,也都知道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不检点,他结婚后老婆没有生育,婚外情人不止一个,可没人替他传宗接代。公开的秘密是他最宠爱工厂伙房的胖女郭女士,人称胖郭,1972年前后,胖郭离开炊事班调到兰书记手下任车间文书,坐在办公室里整理点文件,悠闲得很,越来越胖,没人敢招惹她。胖郭老大不小了从不谈婚论嫁,我离开工厂时我儿子已经三岁半了,比我大好几岁的胖郭还单着身呢,不知她对兰文开是感恩多呢还是怀恨多?
如今想想兰书记这种人,在加害别人的过程中也否定了自己。善良可以宽恕罪恶,但必须在审判与道歉之后。文革十年,有数不清的人被迫害致死,有更多像钉、常姑娘被无辜迫害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安抚,哪怕是最高领导人公开的一句道歉也没有。先进制度,成全着包括反对它的人和众多弱者;极权体制,害了包括拼命维护它的人在内的所有人。反思文革,深感宪政体制势必取代极权专制,先进文化必然取代封建糟粕。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警惕与避免的是人性恶导致的大规模暴力,反对开历史倒车,警惕文革卷土重来。

一心要发展我入党的刘支书

刘支书名淑惠,文革前是厂部党委办公室的干部兼科室支部书记,很传统的一位老党员,文革中搞“斗、批、改”,一度把科室干部统统赶到车间劳动,除了革委会、军管组之外,没有其他脱产干部。老党员、科室干部刘淑慧女士,下车间当了十来年工人!
我断断续续当过五年钳工,与她同在钳工一组。与刘支书同组劳动时,“学生时期就入了党”的她能言善辩,说起大道理一套一套的,大组长成敦师傅和两位副组长都敬她三分,还推举她当了党小组长。不过人们一般还是习惯叫她刘支书。
她体弱多病,身体虚胖,重体力劳动根本不适合她,全组数她请病假最多。但她为人热情,身上有一股锐利的率直,曾使我敬而远之。1970年,在发展我入团的会上,大家纷纷表扬我,突然她站起来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意识强,党性不足,个性十足”,要不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及时拽了我一把,我差点站起来反驳她。随后,我到解放军总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时,她让我帮她到那里找专家治病,冷医生帮她治好了一种很难治的病,我俩关系得以缓和。我离开医务室重回车间当工人,工友除了不太理解并没说什么,唯独刘支书点着我的脑门说:“傻透了!等着后悔吧。”我没解释,一笑而过。
是刘支书带头提名发展我入党,钳工一组党小组通过此议,两次报送党支部,均遭车间党支部书记兰文开一票否决。再后来,我调入厂部劳资科当干部,文革结束后刘支书恢复了干部身份,但已经没有合适岗位,厂里安排她到文具库当管理员,负责为大家领取文具,聊以安慰的是她恢复了科室支部书记的身份。她了解我,又提出发展我入党,但多方努力也找不到我入团后上交的入党申请书,以及数年间我一次次认真写的“思想汇报”,刘支书说:“以前我在钳工组当党小组长时,你写的申请和汇报归我保管,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积极分子们写的思想汇报顶数你的最多,厚厚的像一本大书。”居然不翼而飞了。刘支书断定:“小于得罪过人(指兰文开),准是被故意销毁了。”
一天午休时,刘支书到劳资科找我,屋里只有我两人,她让我重新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说:“你的入党问题成老大难了,赶紧解决吧,不然啥好事也没你的。”
我傻得不透气,问:“会是啥好事?”
她说:“你不想当科长?你不想去外地出差?”见我还是不明白,她想想说:“也是,你出身好,入不入党关系不太大。可你过去不是一直积极要求入党吗?你写的思想汇报比任何人都多,那你为啥要入党呢?”
那时的我特单纯,好像要求进步与积极争取入党是一回事,所以我想都没想就说:“因为我信仰共产主义!”
一听这话,她皱起眉头还连连摆手:“呀呀呀,以后你再也别说这个,谁信呀?太虚伪了。”
我马上愣住了:“不信仰共产主义,我入党干嘛呀?”
刘支书坚决地告诉我:“早就没人因为这个要入党了,你以后再也不许说这话。”
我还在发懵,只能答复她:“入党的事,让我再想想吧。”
那次谈话犹如一瓢冷水兜头浇醒我,从此后我有意识地扩大自己读书思考的范围,特意请教过几位有学识的长者,了解到马列主义学说只是近现代诸多学说中的非主流的一支而已,突然领悟到许多知识等待我去认知,原来人生的路径不止一条,要努力向全方位拓展。我没有补交申请书,也不再写新的思想汇报。
1985年春,我偶然在《北京日报》副刊上见到小豆腐块大小的一则广告,就报名参加了《中国少年报》面向全社会的招聘,过五关斩六将进入报社。
离开工厂前那天,刘支书闻讯急慌慌找到我,对我说:“小于你一定听我的,晚走两周,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再转人事档案。”她那样诚恳,我非常感激,但我真的不把这件事当事了,我真诚地向她道谢道别,并毫不迟疑地办好所有调出手续,离开了工作16年半的工厂。
走出厂门我不由得笑出声。
在这里能做的事情我都尽量做到了,比如每一次参与调整工资,只要沾点边能给涨工资的人,我全都“就高不就低”尽力为每个人争取提升了工资。记得文革中唯一那次涨工资,文件规定涨一级的包括“66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中专毕业生”,我计算并上报调资人员的表格中,将我厂几位同年高中毕业生也纳入名单。事后机械局劳资科长把我叫去好一通批评,我理直气壮对他说:“文革前,成绩好的为上大学而优先报考高中,成绩中等或家庭困难的才报考中专,何必让同一届成绩好的人吃亏呢?”这句话居然说服了主管领导,十多位高中学历的工友得以涨了一级工资,国家又不缺这么一点点钱,不是挺好吗?
最让我满意的是,在三通用厂待了16年半,虽说没入党,临走前居然刘支书打保票“晚走两周能解决组织问题”,她这话对我是莫大的肯定呢。

庆哥和我

文革爆发时我13岁半,16岁进厂当工人后正值情窦初开的韶华青春,与多数少女一样开始憧憬美妙的初恋,尝试暗恋阳光帅哥,我的初恋充满文革气息,差点误入歧途,幸好二人及时合力拔出双脚,没伤筋动骨,只珍藏了一份深挚的友情。感谢我的庆哥!
一转眼,庆哥病故好几年了。噩耗传来时,是工友们为他举办追悼会的那天下午。庆哥最要好的一个哥们打电话告知我,如同平地惊雷,我木讷得不知所云,也忘记自己怎样关了手机,短暂失忆。之后若无其事做完当日的编辑工作,然后骑车回家,好似一切照旧。
两三天后,独自在家,庆哥灿然的笑容蓦然浮现,与他有关的往事一一闪过,瞬间,忆念像汹涌的潮水般淹没了我……
与庆哥相识于1969年初春,16岁的我被分配到第三通用机械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来到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当学徒工。庆哥是钳工组大组长成敦老师傅的爱徒,钳铆、识图、电气焊都拿得起放得下,技术全面功底扎实,数年后接替成敦师傅当了下一任大组长。之所以说是大组长,因为钳工一组是全厂第一大组,兵强马壮,30多号技工可资号令,大组长威风劲爆。
庆哥长我6岁,1.78米的个头,阔肩粉面,剑眉亮目,身材挺拔。我进厂第二年,23岁的庆哥结婚了!厂财务科美女、上海姑娘小月,慧眼识珠,在3000多人的厂子里将绣球抛给了德才兼备的第一帅哥,女追男,展开立体攻势并旗开得胜,才子佳人喜结连理,是1970年三通用厂的一件大喜事,我们都乐孜孜地随上份子吃了喜糖。
转过年,庆哥抱上儿子当了爹,庆哥那叫高兴啊,干起活来简直不知道什么叫累。又过了两年,忽然风传开坏消息——小月红杏出墙了。
厂党委书记得知办公室小K背着新婚不久、怀孕回娘家暂住的媳妇,与小月密切交往的消息,悄悄率领四名壮汉蹲守在小K家单元门旁,候到小月擦黑时分闪身进了门,党委书记示意先稳住,直到K家卧室灯光一灭,5人冲上楼合力踹开房门冲进去,抓了个全裸现行,臊得俩年轻人死的心都有了,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地求饶。
书记大人大获全胜还不肯罢休,将偷情二人尽情羞辱一番,再押回厂部分别关押,责令写出书面检查,在科室干部会上宣读示众。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件桃色新闻插翅一样传遍全厂,起初不知情的只剩两人——庆哥和小K媳妇。不久,庆哥一阵暴怒后突然蔫了。组里的工友私底下议论纷纷,大家都同情他,但很少有人敢当面跟他提这件事。
就在这个时候,庆哥出人意料地找到我,唱响了我俩之间友谊的序曲。
那天下班回宿舍的路上,庆哥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闲聊几句,我以为是偶然相遇没当回事,接连三天路遇他,就太奇怪了,我直接问:“你下班不回家,不去照看孩子,跑这儿干什么?”庆哥喑哑了声音说:“心里憋屈,又怕大家笑话,你不会笑我吧?想跟你说说话,你烦我吗?”
“不会呀,可我帮不上你。你愿意的话,咱们就随便聊几句呗。”我说,“其实,这件事你不必太在意,大家都同情你呢,没人笑话你。谁不知道小K是一斤的鸭子八两的嘴,女人很容易被他侃晕的,不能全怪小月。”
庆哥没想到我会说这番话,瞪大眼睛盯了我好一阵子,说:“气得我想把孩子摔死,抱起孩子又舍不得,恨得用拳头砸墙,把手都砸出血来。”他伸出手让我看。他的话让我感到害怕,暮色中没看清他手上的伤。
我对庆哥说:“没有解不开的扣儿,孩子还小,不能没妈,你主动找小月谈谈,这次她栽了大跟头,以后会好好跟你过的。”
庆哥的泪一下子冒出来,他偏开头,半天才说:“谢谢你,我试试吧。”说完就走了。
庆哥和小月慢慢恢复了常态,小月再见到我也像熟人似的热络,全没了从前科室干部对一个穿工装的小学徒工的轻慢。
我学徒期满后,庆哥刚接任了钳工组大组长,他技术好、人缘好,是钳工组的领头羊。他负责派活时,赶上重活累活缺人手,我就主动要求去干。
比如当时我们组负责组装大型风扇磨煤机,两三层楼高,铆焊巨大的风扇叶片是特别累人的活,以前没有女工干过,我主动干过几次,两名壮汉用大风枪突突突地将烧得通红的铆钉焊死在风扇叶片上,我和另一名工人不停地拧紧着转轮、拼命顶住震动着的铆钉,稍一松懈这颗铆钉就作废了。不一会儿胳膊和脑袋就被剧烈的震动和狂暴的噪音搅得酥麻难耐。忙一天下来回到宿舍,瘫软成一摊泥,连脸都顾不上洗已沉沉入梦。
之所以无怨无悔抢干累活,除了当时普遍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报恩意识”,于我而言多少也包含为组长分忧的成分。我和庆哥看似寻常同事,深一层的情谊工友们无从知晓,彼此的信任与关切,早在我俩路边“邂逅”就心照不宣了。
有时候活儿很轻松,几个人围坐在工作台前,不紧不慢地研磨或组装着小零部件。每逢这时,庆哥会怂恿我边干活边给大家讲故事,我就把新近看的书里的有趣故事讲给工友们听。讲过《范进中举》《小倩离魂》,讲过莫泊桑的《羊脂球》,也讲过托尔斯泰的《复活》……工友说记不住外国人长串的名字,我就把主人翁的姓名简化成一两个字,娓娓道来。这样看了书再讲述,等于自己温习一遍书中情节,也让工友们分享那些世事沧桑。
有人把这件事打小报告密报车间支部书记兰文开,兰书记传我去车间办公室威胁道:“你大肆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庆哥赶来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兰书记又狠狠斥责庆哥纵容“在工人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训斥后把我俩分别关在车间办公室的里、外间反省认错。过了会儿,兰书记到厂部开会去了,我俩得以凑到一间屋里聊天,天赐良机,开心极了。
却也坏菜!友情迅速升温发酵变了味。之后的几天,天天见面也思念,干活时晕晕乎乎心不在焉,一心盼着下班后的两人独处。我住集体宿舍,原本习惯较晚离开车间,那些日子下班后庆哥也借故晚走,等工友们都离开后,偌大的组装车间就成为两人四目相视的快乐岛,庆哥和我分别坐在工作台的两侧聊着说不完的知心话。
终于有一晚分手前,月光透过车间顶棚大玻璃瞧见两人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庆哥温热绵软的唇吻得我颤抖不已,庆哥也激动得快要失控……
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我突然挣脱,后退两步说:“庆哥,还是克制吧!”
庆哥像被雷击中似的,不再试图走近我,他转身重新坐下,缓缓说了句:“你回吧,我过会儿就走。”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他起身过来,用双手轻轻地扳着我的肩膀帮我转过身,轻轻推着我一步步向大门走去,就这样,不知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的我噙着泪离去。
第二天,冷静下来的我俩商定好,停止班后相会,不再越雷池半步,仍然做知心好友。那个月夜唯一一次亲热,镌刻在忆念深处。
再一年后,我被调到厂部人事劳动科当了劳资员。一有机会,我会去钳工组与师傅们叙叙旧,也为跟自己的知己说句话。庆哥和小月的二儿子出生后,我送给小月两条出口转内销的单人全棉毛巾被。庆哥则一次次提醒我:“不小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在庆哥的催促下,我结束了藕断丝连的一段恋情,见了几个相亲对象,遇到不顺心的事会跟庆哥诉诉委屈。他提醒我切莫求全责备,找个本分人踏踏实实过日子才实惠。按庆哥嘱咐,我遇见一个实诚男孩并闪电恋爱成婚。婚前,庆哥除了跟同事一起随了份子外,还送我一支永生牌金笔,他真的懂我,知道我坚持用钢笔写日记。
婚后再碰面,他急于确定好友是否幸福的模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见我毫不迟疑地点头微笑,他露出兄长般宽厚的笑容。有次在大食堂一起吃午饭,说起家庭生活,庆哥的表情使我悟出,他和小月虽然闹过别扭,但夫妻俩性趣和谐终究不失姻缘美满。
我不禁笑道:“你看,凡事都有两面性吧,最酷烈的二战可谓坏到顶点,但二战的电影最是好看。你娶漂亮老婆结果有了意外收获啊!”
庆哥嘿嘿一乐,正色道:“当时除了我师父成敦不赞成离婚,其他人都主张休掉她,你是第一个劝我与小月和好的。”
1985年春季,“东三厂”(起重机械厂、建筑机械厂、第三通用机械厂)合并的北京工程机械公司解体了,是去是留给了我一次跳槽的机会。看到报纸刊登的招聘启事,然后过五关斩六将,中国少年报社聘用了我。
接下来若干年,我和庆哥各忙各的没再见面。90年代中期,我师父师娘相距三年双双病逝,师父追悼会上与庆哥打了个照面,招招手没来得及过话。最后一次见面是师娘王幼珍病故当天下午,我急忙请假先去工厂找到庆哥,我俩一起去王知仁师父家里慰问师傅师娘的子女们。庆哥与我师父师娘感情非常好,那天大家都很悲伤,我俩最后那次对话也浸透凄凉。
庆哥悄悄对我说:“一晃你离开工厂好多年了,哎,上班再也找不见过去的感觉了。”我说:“不思量,自难忘,我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只有一个女人。当年咱俩也太守规矩了!”
这话令我顿生哀戚,想了想,坚定地说:“毕竟相知这么多年了,一夫一妻制下这是规矩。婚姻里,爱和忠实是两条基本原则。好在小月迷途知返,还有你我这么多年彼此的信任。”
庆哥抬起头,款款对我说了四个字:“多亏有你。”我一把攥紧了他的大手。
居然就从此没有再见面!
直到庆哥最要好的哥们打电话告知我庆哥病逝的消息,我被意外惊呆了,第一个念头:要知道他早逝,该抽空去看他,当面跟他道个别,起码应该去殡仪馆送送他。次日抽空打电话追问庆哥的铁哥们,他说,庆哥突患重病住进同仁医院后,“第一次去看他,他说过让我转告你他的病房和床号,等我离开前他又变卦了,不让对你提这事。他病情快速加重,再去医院,他嘱我追悼会后再通知你”……
庆哥病重时这番周折的心意让我柔肠百转,他对我的情谊无需猜度,在生命的终点站,他心里惦记着我这个老友知己,这就足够了。
庆哥60出头就走了,这个年龄离世,距现代人均寿龄还很遥远,但在机械厂老工人中并不算早夭,所有那些长期卖过大力的老工人基本上都是退休不久就纷纷病故,长年累月的重体力付出透支了他们的命程,过多早逝的工人为国营工矿企业节省了海量退休金。庆哥、我师傅还有许多老师傅们对工厂、对国家的贡献与所得的回报实在不成比例啊!
此时此刻,我含泪为他们的早逝惋惜,天国中的庆哥你能有所感知吗?
泪眼婆娑中,庆哥的音容笑貌清晰如昨。庆哥啊,你我深情厚谊却无缘,说不遗憾终有憾。人生一世,谁人不是苦渡慈航,你我相遇相知亦是缘分,情与缘的分水岭前,退缩是负责而不是胆怯。庆幸你我情越兄妹,文革黑幕中,人心叵测,世情险恶,难得与你相知同德、相互扶持,还经历过一次电光石火般拥吻亲昵,浅尝辄止倍觉珍惜。我的庆哥,因为你有一颗高贵的心灵,天堂的百合会环绕绽放在你周围,我的友情如百合之清香伴随于你,阴阳难阻,不离不弃。

车间血案

这件血案发生在1974年,不过,估计连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的老职工都少有人知。那场血淋淋的纠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性的奸诈与虚弱,也反映出文革期间工人普遍收入过低,竟然有人萌生歹意以极端手段讹诈逼抢同事的钱财。
十年文革动乱,是刑事违法犯罪高峰期,有人竟然说“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实际是因为那时公检法被砸烂,公安机关从上到下都实行军管,北京甚至因检察院被完全撤销,军管会都只叫“公法军管会”而少了个“检”字。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往往只需一锤定音,不用移交检察院批捕和法院定罪,许多案件完全不被记录在案。比如下面我说的这件严重伤人案,从头到尾毫无司法程序介入,工厂领导最小范围不分青红皂白地自行了断。我想问问为文革唱赞歌的人,如果你被人重伤,你愿意未经任何追责、赔偿与道歉,稀里马虎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吗?
1973年深秋,我所在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上马5吨自卸式卡车,发动机攻关任务交给组装车间钳工一组。因其他生产任务需要持续,车间主任和三位组长研究决定抽调组里精兵强将12人,临时组成发动机攻关小组,我随王知仁师傅加入此组。全组10名男性,2名女工——我和曼。
曼以“大苹果”的响亮外号被工友们瞩目,她比我大6岁,个高体胖,肤色白嫩,两颊红润,恰到好处地弥补了小眼睛大嘴巴的缺点而彰显年轻女性的丰润魅力。曼是文革前入厂的初中生,父亲1949年前是天桥老戏班的杂役,江湖京油子。曼在文革初加入本厂造反派,不久与“红工军团”头头大荃相恋结婚,大荃是机工车间的车工,在造反派头领短暂得志的时日,娶了个出众的媳妇,打派仗被喝停后又回车间干活了。曼的手巧,钳工活干得也好,被选入攻关组。天桥老江湖的爹没白疼她这个独生闺女,曼是个嘴巴甜、有心机,善矫揉造作的机灵妇人。
攻关组在小车间一角为我和曼两名女工,用几个铁皮工具箱围成一个小小更衣室,大荃搬来一个双人座凳子,方便他媳妇更衣和休息,我也能沾光。以前组里十几个女工,我和曼缺少共同兴趣,关系一般,如今组里仅有我和她两名女工,休息时少不了并肩坐在长凳上聊天,逐渐熟悉了。曼告诉过我一件趣事,“我结婚时收的礼物,真让人哭笑不得,12米小平房里,两屉桌和双人床上堆的竟然是清一色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来贺喜、吃喜糖的人跟商量过似的,居然全都送来同样的礼物,气得我和大荃一脑门子大包,不敢也不能埋怨,一点儿辄都没有。”
曼常跟我诉苦,那时她和大荃的儿子刚5岁,交给唐山郊区农村的爷爷奶奶看护,爷爷奶奶带孙子,生活费用当然要靠“城里有固定收入的”大荃两口子。两口子都是2级工,月收入加起来只有80元,要按月给唐山寄钱,曼爱美,喜欢逛王府井“添新衣”,小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每到月中发薪前,她常常会忸怩着跟我说“买菜的钱又没了”,朝我借个三块两块的,我手里只要有钱都会借给她,每次发薪后她都还给我。
我与曼关系好转,是在1973年年底我过生日那天。
文革期间说起我的生日,特感谢我妈。1950年10月1日上午,我妈妈挺着大肚子参加了老家河南西华县的国庆游行,回到家后开始宫缩,午夜前生下她第一个孩子——我哥哥;两年后的12月26日她生下我,我们兄妹的生日都好记,不易被忽略。从小就有人羡慕我的生日,“嗬,这闺女儿有福,和毛主席同一天生日!”这是1976年之前的事,改革开放后绝少有人这么说了。
昔日的“伟大领袖”,曾是大陆人心中光芒万丈的神,尽管他早已走下神坛,但他对我们那代人产生过的巨大影响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文革中之所以庆幸自己的生日,因为我沾过毛的光。那些年,每逢毛泽东生日那天,总会笼罩着九州欢颂的喜庆。哥哥的生日被国庆节一锅烩了,妹妹们的生日容易忙中被错过,唯独我的生日想忘都难,一次不落年年过。姥姥在那天早饭会发给我兄妹每人一个红皮鸡蛋,少不了说句:“今天是毛主席生日,也是小红生日,全家沾光。”其实是我沾毛的光。
1969年3月我进厂当了工人,正值“喜迎九大”、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之时,全国上下沉迷于对毛无限崇拜的狂潮中,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书写颂扬领袖的字画标语成为重要大事。被“政治任务”耽误了生产进度,大家会争着抢着加夜班,最多的曾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连轴转”,工厂大喇叭里使劲表扬连轴转加班的人,厂医务室将一大瓶兴奋剂(一种吃了使人直眉睖眼、昏昏沉沉却眼皮不再打架的白色药片)送到挑灯夜战的车间,分给连续加夜班的我们吃进肚,使我们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头,拼命干活还感觉“报答不完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有一次我和几个工友连续干了三天两夜才回宿舍休息。
回想当时,即便愚盲到这种地步,贪图舒适的欲念还是无法根除,在超强的体力劳作中,我特别渴望过生日。每年12月26日,各单位都隆重庆贺毛诞辰,我所在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一到那天准停产开大会,礼堂里挂上大横幅“热烈庆贺毛主席诞辰某某周年”,一边一条竖着垂下来大标语“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万岁”。上午是领导和各车间群众代表发言表忠心,个个慷慨激昂、面红耳赤,感觉就差把心掏出来献上。
下午照例表演文艺节目,各车间文艺宣传队演出八个样板戏的折子戏,还有二胡或手风琴伴奏的独唱、小合唱,我和工友还自编自导自演过三句半、诗歌联唱等小节目。重体力劳动日复一日,好不容易名正言顺休工一日,不管在台上表演的,还是坐在台下看演出的,全厂一派轻松喜庆。再想想我的感受,美滋滋地被喜庆笼罩着、有数千工友陪伴着,欣赏着节目过生日,那多幸运啊!
1973年12月26日白天全厂停工开会,晚上我们攻关组12个人回车间加班,突然有人说:“小于今天过生日,请客啊!”有人跟着起哄,我说行,同组一名叫伦的青工提议“给每人买一串冰糖葫芦”,他自报奋勇去东单食品店买,我把钱给他时说:“买三毛钱一串的啊!”伦高兴地说:“那你多破费了!”骑上车走了。伦回来时,发给每人一大串冰糖葫芦,全组可开心了。曼对我说:“从小长大头一回吃三毛钱一串的糖葫芦,两毛钱一串的都舍不得买呢。”
看她红扑扑的大脸盘儿上洋溢着真诚与喜悦,突然觉得她挺可亲的。就是从那天起,我俩的关系热络起来。
半年后,1974年夏季的一天,曼约我去王府井买衣服,正巧我的两件短袖衣穿了多年已经很旧了,就和她去了百货大楼。我迅速看上一件的确良蓝白小格短衫,曼不让我买:“多土气呀,要买就买件好的。”我还是坚持付钱买了。
她拉我去丝绸柜台,她喜欢色彩艳丽的绸缎衣服,对我说:“这料子一看就贵气,穿上它别人才看得起你!”我不以为然,我看重的是好洗易干又便宜,没闲心理会别人怎么评价。
我对曼热衷的风月绯闻毫无兴致,她对我感兴趣的新闻和书籍也从不来电,曼对我说:“赶明儿你谈恋爱结婚了,咱俩就能说到一块儿了。”我撇撇嘴,表示绝不可能。
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早晨,上班走进车间,我惊讶地见到铁柜子围成的小更衣室入口处拦起两道粗绳子,我无法进去换工装了。探头往里一看,着实惊到我了:长凳和地上血迹斑斑!有人拍我肩膀,回头看是攻关组唯一的技术员老沈,他说:“出事了,出大事了!……伦被人用刀重伤,夜里被送医院了。刚才老韩(组装车间主任)来过,让咱们别破坏现场。”
我坐到工作台前,心扑通扑通地跳。工友们陆续到了,窃窃私语着。很快,韩主任和厂保卫科科长来了,给我们开会,提出要求:“不能耽误攻关进度,会后马上工作,这件事不议论,不外传,相信组织能妥善处理。”
我把工具箱钥匙交给保卫科科长,他解开绳子进去,帮我取出工装和女工帽,我赶紧开始干活了。
组里缺了两人,伦和曼,王知仁师傅告诉我:“伦大面积皮外伤,正在医院救治,没有生命危险。曼和大荃兄弟俩在保卫科关着,那哥俩用刀伤害了伦。”
那一大片淋漓的血迹就在旁边,在我每天换工装的地方,我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听师傅这样说,我只管点头没有多话,全然理不出大荃兄弟伤害伦的缘由。
中午前,保卫科来了人,将更衣室里外彻底清除干净。第二天,曼被放出,回车间照常上班,看不出她有何异样。我闭紧嘴巴啥都不问,只有我俩在更衣室时,我顶多跟她寒暄两句,刚建立起半年的信任就此完结。
随后组里有人透露,伦想占曼的便宜,被大荃兄弟报复……我打定主意:不管怎样,绝不原谅曼。伦流了那么多血,挨了多少刀啊!她丈夫和小叔子太残忍了!
对伦这个人,我多少有些了解。1972年春天,我刚出师时,有一天下班后,他借故跟我说点事,没说两句突然求婚,我大吃一惊,立刻正色回绝:“绝不可能!你赶快回家吧!”伦说:“你都19岁(那时婚姻法规定女性18岁可以登记结婚)了……”我打断他的话,斩钉截铁地说:“绝不可能!即使天底下的男人死绝了只剩你一个,女人都争着跟你好,就算那样,我也不会答应你。”
此言一出,伦立刻泄了气,我们就此道别。
鉴于伦一贯谨小慎微的窝囊相,我不太相信他敢非礼“大苹果”,三通用厂谁不知道大荃护妻严到近乎不可理喻呀!
大约过了月余,伦才来上班,又过了些日子,他找机会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我猜他也分别告诉组里其他人了。他说,曼向组长提议和他搭伴儿干活,上小夜班时曼先用话撩拨,又把手伸进伦的裤兜里主动示爱,两三回合伦就上钩了,紧接着就让大荃捉奸逮个正着,要挟“每月开支必须上交工资一半”。伦自知理亏同意私了,每月给大荃20元钱。伦那时已结婚,妻子是东四副食店售货员,伦的妻子正在孕期,伦被迫省吃俭用将半数工资如期给出,数月后,借口妻子怀孕食量大实在无力继续交钱给大荃。大荃催了又催没有结果,竟叫来弟弟,两人将伦按在女工更衣室的凳子上,堵住嘴巴、绑住两臂,大荃逼迫伦恢复按月交钱,伦每拒绝一次,大荃的弟弟就用刀片在伦的臂膀或肩背上刺出一道血痕,直到伦的哀嚎被上夜班路过的人听到报告后,厂部来人将行凶的兄弟俩和在门外望风的曼一起扭送到保卫科,伦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
我听后,朝伦点点头示意明白了,又用食指使劲点点他,意思很明白:接受教训吧你!
很快我再次被调到劳资科,与教育科肖老师成为朋友,肖老师的丈夫是我厂保卫科科长,主审大荃兄弟一案的知情人。几年后,我从肖老师那里获知有关那件血案更多的内情。原来,曼和大荃竟然靠上演双簧戏,除了伦以外,之前还威逼过另一个男性技术员(现在叫工程师)每月交钱,与勾引伦案如出一辙,只不过因技术员家境较宽裕,月月被迫付钱。直到刀伤伦血案出后,大荃夫妇才不得不收手。
记得肖老师与我一起用“猪狗不如”来痛骂曼和大荃的丧心病狂。“伦和技术员被讹诈的钱还了吗?”我问,肖老师说:“还什么还?他俩不用接着月月往外掏钱了,还不知足?”原来此案就这样不了了之。文革中连名作家杨沫的女儿被杀一案,罪犯因被人袒护,不也是不了了之?
有几人以网名在新浪博客公开诋毁我发回忆文革的文章,他们颂扬毛和文革的功绩,咬定“文革时工农兵是国家主人”。今天我写出40多年前的这件血案,想告诉他们:文革时期“工人老大哥”空有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并不高,“阶级觉悟”更是空话,人性的贪婪懦弱跟其他“阶级”一样,公民的觉悟更是谈不上。没有先进制度的监督约束,大荃和曼那样的人一旦手握权力,能不变成贪官吗?能不欺压良善吗?

我因“四五”事件受到记过处分

第三通用机械厂是文革时期北京市工业战线的先进单位。1970年,陈祖德率前国家围棋队主力队员,下放我厂近十年,几位顶级围棋精英在我厂当普通工人。文革后期,几位舞蹈研究专家,还有文化部顶尖的电影评论家,多次到我厂蹲点并参加劳动。他们多次约请三通用厂工人写作组、工人理论组参加新节目观摩,新影片、新剧目研讨,专家与工人合作撰写评论等一系列活动,我都参加了。
1973年8月,按江青的要求,国务院批准中央直属的原九所艺术院校合并,改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11月正式成立,在工农兵中招收学员。原中央戏剧学院两名老师找我面谈,最后一项是征询我的意愿,问我:“愿意以写文艺评论为职业吗?”我不明就里,率直坦言:“不愿意。”无意中掐断了唯一一次适合我特长的专业进修的天赐良机。文革中能进文科高校深造,对我来说可遇不可求,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那两年,我因上班离家路程太远,曾费力联系到我家附近的量具刃具厂的对调事宜,办对调手续时,厂部死活不放行,可见我那时多么盼着离开三通用厂。2015年7月,当年被选进中戏、毕业后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当编导的一位老同事与我旧事重提,我几乎忘了此事,说明我对失去进中戏的机会,虽有遗憾,但并无强烈悔意。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温和勤勉的总理没了,大家深切悲伤,灵车送周去八宝山那天,我和妹妹连晚饭都顾不上吃,顶着凛冽的寒风站在京西宾馆前的马路边久久守望,只为看一眼灵车,送一程亲民总理。接着,工厂和我住的皇亭子大院都举办了自发的追思会。
但顶层出了一连串昏招压制悼念活动,激起公愤。3月底到4月初,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让我欲罢不能,那些日子,我一天不落,每天下班后和前两年天津大学毕业分到我厂的技术员老胡直奔广场,星期天我也不休息独自去广场,流连于人山人海中。
(下图:于向真在1976年清明节前每天到“四五”运动现场观看,这是当时留影。大妹妹理丰摄。)
到了清明节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花篮越送越大、花圈越堆越多,有人撒传单、念诗词、做演讲,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江青一伙。
4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当晚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驱赶抓捕广场抗议人群。
4月5日,我上班途中在一路公交车上路经天安门广场,隔着车窗玻璃惊讶地看到:一夜间广场的花篮花圈都被收走了,云集在那里的人群高喊着“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沉痛悼念被逼成了愤怒抗议。
当天下午,厂部集合民兵干部安排任务,让我“召集三连女民兵排”集合待命,下班后要赶去广场执行任务。我立刻说:“家里有事,我请假。”
政工办公室负责人说:“今天谁都不许请假!”
我扭头离开,任凭他叫喊,各自上班去了。
那天一下班,我和老胡再次到广场,天还没黑,人群正呼啦啦涌向广场东南侧那座冒起黑烟的小楼,听说“清剿指挥部”设在那里,老胡和我来得晚,根本凑不到跟前,只能隔着很远的距离随着焦虑的人群关注着事态。7点多一点儿,老胡和我离开广场回家,心中的牵挂还留在那里。
第二天一早从广播里知道:昨晚7时半,也就是我俩离开不久,广场上广播了市委书记吴德的讲话,说广场有坏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让大家赶快离开。两小时后,1万名工人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士兵,手持木棍围剿逗留在广场的人,冲突中有人流血受伤,还逮捕了一些人。
“四五”期间,我和老胡一直积极参加广场活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我绝对不愿参与挥舞木棍的恶行。
两天后,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栽赃邓小平是“总后台”,邓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事后听到传达:毛远新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报告给毛泽东。大家都明白了,收花圈和驱赶人群是毛批准的。
在三通用厂全厂大会上,因拒绝参加首都工人民兵的任务,我被点名批评、宣布撤销民兵排长并给予记过处分。
好在多数工友们并没有歧视我,也庆幸老胡不是基干民兵而未被追责。

在北大进修马列理论

第三通用机械厂在70年代成立了工人理论小组,共5人,我是副组长,和我最聊得来的是组长任公伟,他是101中学老高三的学生,101中的学生领袖之一,他读书多、见识广,出口成章,逻辑性强。插队返京后进厂当了最苦最累的铸造车间炉前工,每周一次的理论组研讨会,他和我最积极最活跃。后来他考上了大学。可惜如今我俩观点相左,价值观相悖。前不久的春节我用微信对他说“我们是文革中最缺少知音时的朋友”,“尽管我们都很固执,谁也说不服谁,但你我依然是曾经特别要好的友人!”
1976年,三通用厂工人理论组副组长的我因“四五”事件背上记过处分。人生低谷时,不知哪位好心领导推荐我参加北京大学马列理论进修班,我一直在心里感激这位不知名的好心人!上初中时我就对北大充满向往,有机会住进北大研究生宿舍,每天听课,课后徜徉在未名湖畔,那是美梦成真的好时光。
1976年5月初,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通知我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参加为期三个月的马列主义理论进修班。报到后才知道,这是针对北京市大中型企业团干部、理论骨干的培训,原本设想分批分期让青年骨干轮流接受北京大学正规、系统的马列理论学习,以鼓励并带动群众紧跟文革领导者。不料第一期刚结束不久,“四人帮”就倒台了,这项计划戛然终止。(下图:北大进修班女学员在北大图书馆外草坪毛泽东塑像前留影,前排中为我班辅导员。)
北大这个进修班的教材,全是马恩列斯原著,给我们讲课的没有一位老教授,讲师们勉为其难,按规定走程序,干巴巴地宣讲原著,《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大部头囫囵吞枣不甚了了,也就是记住书名罢了,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精彩开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虽然实际上没学到什么理论,幸运的是在进修班结交到来自京城几十个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人,同宿舍四女生:玲子、小朴、小李和我,每天一起听课,一起在教工食堂吃饭,晚上围着未名湖畔一边散步,一边海阔天空各抒己见。我们四人逛遍了北大校园,还多次到颐和园对着湖面欢声高歌,在紫竹院公园曲径通幽处畅谈人生。那是我年轻时最美好的几个月。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了,同学们都很惋惜,凑在一起热议当年春季天安门“四五”事件的见闻。周总理走了,朱委员长也走了,毛伟人身患重病,这一切揪紧了人心。我们这批正在攻读国际共运史的热血青年们更是对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
7月27日那天傍晚特别闷热,白天在教室听课热得汗水淋淋,傍晚我们前往颐和园消暑,平日昆明湖面微风拂面,一天的暑热顿消,谁知那天从湖面上刮来的风竟然燥热难当,一改往日的清爽。同学们笑言“越吹汗越多”,我们早早回了宿舍。汗水淋漓回来擦个澡,仍然热得无法入眠。我就到对面宿舍把在同仁医院工作的大李(一位高个儿女同学)叫起来讲故事,她家住西城胡同里的深宅大院,家境不寻常,当我们只有8部样板戏看时,她就能坐在家庭小影院观赏许多外国影片。她们宿舍有一位比我们年长的女生,是早期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独生女——文革中我看过被当成反面教材的瞿秋白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所以记住了她那很独特的名字:瞿独伊。那天,大李讲了日本电影《砂器》,她口才超棒,讲得详细传神,我们听得也很入迷,我躺在床上后久久回味着那些动人的情节。
那天很晚才回宿舍,热得一个劲拿着笔记本当扇子扇呀扇。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时分(后来知道是7月28日3点43分)我被一阵剧烈的晃动惊醒,原本就没太睡实,我一下就清醒过来,忽地坐起身,还听到大地传来隆隆的声音,沉闷而清晰,我明白大地震发生了,迅速披着毛巾被下了床,叫喊同屋三人,我看见睡在靠门处的小李还躺着,使劲摇醒她,拽着她下了楼一起跑出去。
楼下路灯中站着惊慌失措的学生们,有几人包括小李,只穿着小裤衩,用双臂护在胸前,我穿的是大背心和短裤,就把小毛巾被给小李披上。等到第一次地震波停止后,大家赶紧回屋穿好衣服。这时,北大广播站播出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说有两名住上铺的男生慌忙中跳下地摔成骨折。为此我们进修班女生很感谢校方的照顾,让我们住的原研究生宿舍不是上下铺,女生一个都没有受伤。
地震当天就停课了,我父母从1973年初春到1976年深秋在新华社驻河内分社工作,没在北京,我赶紧回家照顾姥姥和弟妹,在楼下小空场用竹竿和塑料布搭建了一个小防震篷,我们姐妹四人和姥姥,加上舅舅的4岁女儿、姨的4岁和2岁的两个儿子,共8口人挤在里面,连坐着都嫌挤。午后下雨了,余震突发,望着对面二楼我家窗帘在晃动中大幅度摇摆,我忧心忡忡,不知夜里怎么安置姥姥和弟弟妹妹们。
三通用厂的工友们“及时雨”般帮了我,第二天开来一辆小卡车,送来三捆没剥皮的小树干和一大卷油毡,帮我搭建起一个较宽敞的篷屋,夜里还是老漏雨。我赶紧买了火车票,震后第三天把姥姥和弟妹们送到郑州姨家。
1976年8月,白天我和大妹妹分别去上课上班,夜里姐妹俩挤在一张挂有单人蚊帐的小床上。
1976年8月底进修班结业。我刚回到工厂,9月9日毛泽东就病故了。三通用厂选派了20位代表参加人民大会堂的遗体告别仪式,我被选中。
哀乐声中,我们戴着黑箍低着头,绕着玻璃棺中毛的遗体向他告别,人人都在擦眼泪、许多人肩膀一耸一耸抽泣着。可怜我从小不爱哭,此时此刻因没有流泪而窘迫,头都不敢抬一下。
出了大会堂,走下高高的台阶时,一阵凉风扑面,我突然想起近半年前,天安门“四五”事件后,爸爸妈妈回北京述职,各分社被要求统一“四五”事件对外的宣传口径。返回越南前的那天夜里,爸妈把我叫到他们屋里,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准确消息是毛已病重,一旦他故去,有人有可能争权作乱,我们为你想好两条对策,一旦有乱,你要如此这般……保护姥姥和弟弟妹妹们的安全,到那时这个家就只能指望你了!”
感觉已经面对“那时”了,我突然感觉前途未卜、担子好重,哇的一声嚎啕起来,哭得不可收拾,工友扶着我劝也劝不住,坐到车上趴在椅背上还一个劲哭啊哭。毛逝世后,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大哭,其实不是因为红太阳陨落,是担心局势生乱。第二次嚎啕大哭是在2002年7月,我心爱的二妹妹因过度劳累突然病逝,肝肠寸断、撕心裂肺中真想随妹妹一起化为云烟。
1976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爸爸的忘年交好友小任叔叔(任长安,是周恩来的侄女婿)出人意料来到我家,告诉我和我大妹妹:“这下好了!前天夜里王张江姚都被抓起来了,四害被除,天就要亮了!”他嘱咐我俩先别说,过些日子大家都会知道呢,然后说要去通知住我家楼上的谢文清叔叔。他一转身兴匆匆上楼去了。
果然十来天后,整个北京市欢腾起来,载歌载舞庆祝“四人帮”倒台。年底的全厂大会上,王沛津书记不点名、但熟悉我的工友们都知道说的是我,表扬我在“四人帮”横行时“有觉悟”,并宣布“撤销记过处分”。我不知道自己档案袋中有没有那个处分书?大会表扬后是不是又被取出来了?

好友玲子的悲剧

我爸妈1958到1960年在新华社外训班学英语时的班主任,名叫李慎之。李慎之先生说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
在讲真话不仅不能成为共识,反而会冒大风险的时代,一句真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也能引发出人意料的不堪后果。我想打个比方:如若周围充满瓦斯毒气,真话就有可能成为一颗火星。德高望重的茅于轼先生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我高度认同两位老师的观点,每每看到说真话遭围攻,就闻到文革的味道。
我在北大进修班结识的朋友郭玲,我习惯称呼她玲子。文革时,女孩子找对象,不问有没有钱,也不太看重长相什么的,特别注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许多姑娘把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人作为结婚恋爱对象的首选。因为这种偏见,玲子枉送了自己宝贵的性命。
进修班的学员是来自工厂、医院、机关的团干部,我以工厂理论小组副组长、车间团支部书记的身份来学习。同宿舍的三位室友都是单位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年龄相仿,相见恨晚。玲子(右图)与我来自北京市机械局所属工厂,我俩一见如故。玲子漂亮,银盆大脸肤色白皙,水灵灵的眼睛明亮亮,健康活泼热情直率,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姑娘。同宿舍还有小朴和小李,小朴是朝鲜族姑娘,西苑宾馆的团委书记,小李是北京构建厂的团支部书记,我们四个白天一起上课,傍晚在未名湖畔一起散步,常常连周末都要一起去紫竹院、颐和园游玩。
夏天到了,玲子擅长高台跳水的名气一下子在北大校园里传开了。有一次,我坐在泳池边欣赏她的跳水英姿,当玲子又一次站到高台上时,一个穿泳裤的小伙子走到我身边蹲下,向我打听玲子的情况,我不知道玲子是否愿意结交异性朋友,就语焉不详地对付两句,那人马上识趣地离开。我随即有些反悔,意识到应该热情一些,没准玲子同意和他相识呢?
事后我向玲子如实禀告,果然玲子埋怨了我,说:“能认识北大的跳水爱好者不容易啊!”我也觉得北大学人素质确实高,一点不肯低头,心里也责怪那人太爱面子,我不热情不等于玲子不愿意呀,何必迅速撤退呢。
我与玲子结伴去教工食堂吃饭的路上,也遇见有人对她指指点点:“跳水的姿势美极了……”玲子从小在市体校接受专业训练,成绩优异,要不是文革时北京市少年跳水训练班解散,她十有八九能顺利进入国家跳水队,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呢。
因为地震的缘故,我们比原计划多在北大学习了一个月,8月底才各回原单位。紧接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大悲后迎大喜,那一年经历了太多难忘的事件。
北大结业后,我、玲子、小朴、小李延续着姐妹亲情,我父母不在家,我家成了聚会地,特别是玲子常到我家或单位来找我,我俩分享着动荡时期的喜与哀。
1976年深秋的一天,玲子找到我谈起自己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说特别羡慕革命家庭出身的人,希望找一位革干、革军子弟做异性朋友。我能理解她,当时女孩子找对象,并不问钱多钱少,也不太看重高矮长相,非常看重对方家庭出身、政治面目等外在条件,找一位党员或革干、革军家庭出身的人是许多女孩儿找结婚对象的首选。
我推心置腹地告诉玲子:我周围的女孩儿特别多,男孩儿不是当兵在外地,就是在兵团或插队,所以帮不上她。比如我家只有我哥哥一个男孩儿,当时远在云南部队,为他,我家门槛简直被踢破,许多姑娘的父母主动找上门要求结亲,有人为此暗中较劲,有人借故把女儿派到我家借宿,还有人上门指责我父母“不看重老战友的关系,不积极促成子女的婚事”。我当时很纳闷,老话说有好女儿的家被踢破门槛,我家好端端的几个大姑娘咋无人问津,就一个当兵的男孩怎么这般吃香呢?玲子明白了当时的情况,她表示要靠自己努力嫁入“革命家庭”。
唉,没想到这种文革时尚竟然害了她,没过多久,玲子果然找到一个有老革命家庭背景的对象,却竹篮打水一场空,枉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
从玲子口中,我了解到她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她妈妈很能干,把四个子女照顾得妥妥帖帖,因为嫌丈夫窝囊,饱尝了衣食不周社会底层的苦楚,一心指望孩子们有出息。文革前,玲子妈妈天天接送女儿上体校风雨无阻,老师的夸奖曾给予妈妈莫大的期望,少年跳水队解散了,玲子暗自庆幸“不用再受那些非人折磨了”,可是妈妈却从此失去了欢颜。玲子过了22岁后,妈妈经常提醒她:“你条件这么好,一定找个革命家庭的,以后咱家人就不会再受欺负了。”
我用自己亲身的感受,对玲子的恋爱观表示不认同:“上个月我父母回国述职,偷看我的日记,得知我的心事后,先齐心协力将我与那位右派的儿子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恋情连根斩断,然后一个扮白脸、一个唱红脸,妈妈表现出对我满怀焦虑,好像我再不找对象她连觉都睡不着似的,从亲情上逼我认真交往在机关或部队的对象,早些把自己嫁出去;爸爸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诫我:别那么挑剔,找个能共度一生的人就行,如果找对象只图男方地位钱财,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妈妈给我的压力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我天真地认为自己刚24岁,离当时提倡的晚恋晚婚还早着呢,既然父母斩钉截铁否定了我看重多才多艺的恋情,那我索性再耗几年。爸爸的话正合我意,找对象就要找自己顺眼顺心的,家里地位高容易小看人,我还不稀罕呢。
玲子听了又是摇头又是苦笑,说:“你是没受过欺负,被你轻视的东西在现实中太重要了。”总之我俩谁也没说服谁。
1977年初春,玲子有一阵儿没来找我,突然打来电话,语调中很兴奋,神秘地告诉我:“特别高兴,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干部家庭的人真好。”我猜她找到理想的男友了。她的幸福感染了我,赶紧打电话把好消息告诉小朴、小李,她俩也像自己找到对象那么高兴。
暮春时节,玲子终于又站在我面前,我的喜悦撞上她的愁容马上僵住了,我赶紧把她拉到女更衣室密谈。消息太糟糕了,玲子发现她的男友是个有妻子女儿的男人!听了这话,我的脸彻底阴沉下来:“你上当了,赶紧拉倒!”
玲子沉默良久,我在回味她刚才的介绍:那男人是个即将退团的老团员,因为是某老(延安时期四老之一)的亲侄子,加上人缘还不错,在单位里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三个月前玲子疯狂地爱上他,两人好得如胶似漆。不久前,玲子提出要与他结婚,被逼无奈他承认已有老婆孩子,妻子是位副部长的女儿,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女儿也很可爱,他和妻子门当户对,虽不相爱一时间也离不了婚……
玲子又开口说:“哎,本来我已下决心离开他,可我妈妈跟我不依不饶,说无论如何也让我把他抢到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才来找你。”
“怎么办?这种骗人的人能要吗?就算他离婚娶了你,将来难免还会继续欺骗你呀!”
“你不知道我们俩在一起有多要好,真是左右为难。”
玲子满面愁容激起我的无名火,“你怎么这么傻?当断不断后患无穷。”
玲子满面愁容啥都没说就走了,这是我俩第一次不欢而散。
她走后,我又怜悯起玲子,接连给她打了两次电话安慰她“别难过了,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
二十多天后玲子再一次来找我,虽然表情有些怪异,面容显得枯萎,却与我有说有笑的,我俩还一起吃了顿晚饭,回忆着去年在北京大学进修的幸福时光。在大北窑1路公交车站分别时,玲子一再回头朝我摇着莲花般的小手,笑靥如花。
几天后,玲子自杀的消息传来,我完完全全傻在那里,好久好久才哭出声来……“星期天玲子没有回家,独自一人在工厂的集体宿舍喝下一瓶敌敌畏,挣扎后惨死在自己的小床上。”
当时我只听到这么简单的介绍,1977年初夏我听了这话,将我持续一年之久对玲子的友爱之情瞬间击成碎末!追悔像洪水泛滥着,一遍遍冲刷我痛苦的心,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能伸出有力的双手,也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在她最绝望的时候,我仍然愚蠢地固守着自己的信条,不恰当地指责可怜无助的朋友。如果我知道她已濒临绝境,我才不管什么世俗的道德准则呢,我干吗不陪在她的身边顺着她的思路给以必要的宽慰呢?
与玲子相处一年中的件件往事不停地萦绕在眼前,反反复复闪闪烁烁:在北大学习时,我们一起听课一起完成作业;在校园中心地带的冯友兰先生居住的有大红圆门的院落前,我俩孩子似地追跑打闹;她站在北大游泳馆10米跳台上冲我招手,然后以高难度动作一跃而下的美妙身姿;她到我家麻利收拾黄花鱼、帮我烙饼、炒菜的伶俐模样;我俩一起研究刺绣技巧,你一针我一线地做活时,还曾互相比着谁的兰花指更优雅更耐看……
几天后,我给小朴、小李(在北大进修时我们四人住同一宿舍)打电话,通知玲子的死讯后,小李当时就哽咽起来。小朴的话让我咀嚼好几遍:“什么?她怎么能这样!哎呀,那我们不跟她好了!”
哎,是啊,我也只能不跟玲子好了,上哪儿再跟她好呢?
我和玲子同龄,在工厂都是受工厂师傅们称赞的、好学上进的年轻人,技术好、人品好、作风正。我们都是团干部,积极愉快地把完成各项任务当成份内之事,所以我们有特别多的共同话语。
我曾经以为我俩无话不谈,我为不理解她仅仅因为恋爱失败就决然赴死而疑惑了好久,直到一年多以后,玲子生前另一位好友告诉我内情,我才理解了她的选择。玲子另一位好友与玲子同厂同车间,玲子走后一年多她成为我同事的嫂子而遇到我,玲子生前跟她说起过我。提起玲子我俩都无限伤感。我们说起玲子许多可爱之处,然后在我的追问下,她说:“玲子死前发现自己怀孕了,就催着那男的离婚,男的终于答应了,可是第二天玲子竟在工厂大门口撞见男人的老婆带着女儿来接那男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亲热地离去,玲子的天一下子彻底塌了,不出一礼拜,玲子就走了。”
接下来,她的话更让我心碎不已,“玲子走得很艰难,不知是药量不够还是什么原因,现场侦察断定她折腾了很久才咽气,她手表的表蒙子都撞碎了,面貌和身体完全变了形。……尸检报告验明了玲子已有两个多月的身孕。”
我可怜的玲子啊!当我终于理解她的选择时,更感到用什么都无法减轻她的哀伤绝望了。
是的,玲子怀孕这件事是她无法对我说出口的,她知道在这方面我相当保守,我曾对她说过婚前要守身如玉,说过单位里屡屡因为团员、青年未婚先孕,或者仅仅同居或亲热,都要被迫在车间大会上作“严肃认真”的书面检讨才能过关(文革中许多单位都如此),因不堪屈辱而自杀的人死后还会被扣上“生活腐化堕落、自绝于人民”的脏帽子。那时我不懂这是反人性的、极残忍的迫害,一方面天真地要求自己自律,同时对婚前性行为抱有一种轻蔑的敌视。玲子了解我,怎么可能与我探讨这种事啊!
当时都是出了事就整人,不管你的死活。医院的对策是拿不出已婚证明,没有丈夫亲笔签名休想做人工流产。玲子是个要面子的女孩儿,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对方又不可能离婚娶她,妈妈正眼巴巴指望着她嫁入官家,帮助家人从此过上好日子,这一切骤然成为一场空梦。为保全颜面、免遭迫害,她走投无路,毅然选择了自杀!
在随后的许多年里,自杀的玲子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阴影。我常常假设,如果我那时不那么幼稚,私下里托关系帮她做人流手术,使她保全尊严,待她康复后鼓励她找新的男友,她是可以如同小朴、小李和我后来那样组建小家庭的,几年后恢复高考她准能圆了大学梦,然后拥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到年迈时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聪明伶俐漂亮的玲子,撞上那个红色年代形成的偏见,在25岁前葬送了自己如花似玉的生命,留给我一生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
从玲子的遭遇上,我汲取到人生的经验,为日后航程避开漩涡:珍惜生命!摈弃虚荣!遇到红尘无赖,跟丫死磕!
我感觉自己欠了玲子一份情。后来我慢慢成熟了,办事也懂得讲策略了。1987年我曾在报社的群众来信中,认真回复一位河北沧州女孩的信,与她建立了联系,成功地劝阻了她自杀的念头,帮她联系到北京朝阳医院做了六个半月的妊娠终止术,帮她重新回到学校。沧州女孩的事多少缓解了我内心深处对玲子的那份歉疚。
40年前,玲子用她的悲剧点醒我,并帮我解开一道难题:怎样才能获得美满的人生?答案很简单:把握好每一天,在生命每一个进程中,真诚愉快努力地完成那一阶段的任务!

每天叫骂诅咒“大坏蛋”的文革遗孀

民进会友、作家冯骥才先生说:“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一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笔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茅于轼先生说:“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
记住这句话:世间最可怕的不是坏人嚣张,而是好人沉默。由于好人沉默,坏人才敢作恶。我的文革回忆系列,今天写下最后一篇,感谢分享的朋友们!感谢给我提出宝贵建议,感谢支持鼓励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祝好运!也要对骂我、诋毁攻击过我的人表示谢意,他们从反面激励我,使我反思文革的决心更加坚定。
今天讲一位丈夫被迫害致死的文革遗孀、我的邻居的真实往事。讲述她的遭遇,为使文革被害者们不至于白白送死,让我们一起努力,铲除文革土壤,让浩劫再无翻身之地!
“老奸巨猾大坏蛋!两面三刀大坏蛋!杀人不见血的大坏蛋……我要杀了你呀大坏蛋!”一连串的高声叫骂,整整持续了25年,虽不像市井泼皮无赖骂人的话那么肮脏、阴毒、粗俗,仔细辨别,骂声中不带一个脏字,却充满深仇大恨,骂到结尾充满绝望与悲苍,最后那句“我要杀了你呀大坏蛋”常常含了哭音,哽咽得语焉不详,听了数年后我才能辨别出这句话。
1981年暮春时节,我家从劲松的一居室搬到三里屯东街的两居室,那时我儿子刚刚半岁。乔迁之喜未散,惊魂的骂声便传至耳畔:“老奸巨猾大坏蛋!两面三刀大坏蛋!杀人不见血的大坏蛋……”
莫名其妙的我抱着幼子走到阳台上循声望去,看见隔壁单元三层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位高高壮壮、红脸庞的中年妇女,正声嘶力竭地冲着对面居民楼高声叫骂。吓得我张大了嘴巴,生怕唬到小孩子,赶紧躲回屋内。从那天起,这高分贝的叫骂声天天传来,我家人一连听了10个年头!
楼上住着文化部的余阿姨、周叔叔,与我夫妇成了互有往来的邻居。暑假里,余阿姨上大学的女儿周彬找我借书,忽听骂声又起,我问:“旁边单元那女人每天骂人是怎么回事?是个神经病人吧?怎么不送她去住院治疗,这样由着她骂,真不像话!”说着说着我来气了。
周彬姑娘告诉我:“我从小一直听她骂人,早习惯了,听着就跟没听见一样。……听我妈妈说,她丈夫被整死后,她就疯了,可能这样能解气吧,反正街坊邻居们都习惯了。”
哦,丧夫之痛,情有可原。再听那叫骂就不好抱怨了。
80年代初期,北京市牛奶供不应求,按户口只供应哺乳期婴幼儿和医生开具证明确实需要特殊营养的慢性病患者。1981年秋季,我儿断母乳后,我在居委会订了两瓶牛奶,每天拎着昨日的空瓶和订奶卡去北楼居委会取牛奶,奶站的老崔是居委会的小头头儿,“近水楼台”地在居委会值班室设了订报站和取奶站,老崔既管分发报刊、牛奶又兼管公用电话。每次他在我递过去的订奶卡上画好小斜道后,收了空瓶再换成当日的新奶。就这一小会儿功夫,老崔要么跟订户打个招呼要么传达一下居委会的通知啥的,工作挣钱两不误。
有天老崔通知次日上午轮到我在小区值班,第二天我从他那里领到一枚“街道治安员”的红袖章,戴到左臂上开始在小区里四处巡逻。转了两圈,眼见秩序井然,我就放心地去找老崔闲聊起来。这时有人来取报纸,取报人走后老崔告诉我:“他是×馆长的小儿子,他妈妈疯了15年了,哎,怪可怜见儿的。”
“啊,每天高喊叫骂的那人是怎么疯的呢?”我赶忙问老崔。
老崔说,她丈夫文革爆发时是全国农业展览馆的馆长,她是家庭妇女没有正式工作。1966年,她丈夫与各单位领导一样统统成了“走资派”,挨批斗进牛棚不许回家。冬天到了,造反派们变本加厉,白天强迫“牛鬼蛇神”干脏活累活百般羞辱,晚上换班接着批斗毒打,终于在一天深夜,不堪屈辱的馆长乘人不备逃出牛棚,一头扎进农展馆后面的湖水里。第二天被拖出水面时,馆长的脸被锋利的冰碴儿和湖里的尖木桩刺破已面目皆非,扭曲的肢体惨不忍睹,馆长夫人被叫来,见状即刻昏死过去。
苏醒后,她将满腔愤恨倾泻到住在她家阳台对面那座楼一层的某人,那人也在农展馆工作,据说以前曾受到馆长信任与重用,文革初期开始造反,挺能折腾。神志半昏的馆长遗孀把怒火集中指向他,天天站在阳台上冲他家方向大骂:“老奸巨猾大坏蛋!两面三刀大坏蛋!杀人不见血的大坏蛋……我要杀了你呀大坏蛋!”
没多久,那人慌忙搬了家,据说他舍近求远,新家离单位很远很远,他从此退出派性斗争,变得沉默寡言。
仇人已搬家的消息,馆长的儿女一遍又一遍告诉妈妈,但她完全不理会,依然每天站到阳台上,冲着固定的方位,亮开嗓门高声叫骂。
老崔对这位妇人怀有好感,说:“她以前很能干、很热心呢,是街道积极分子。”老崔又指着小区路旁两大排、几十棵碗口粗的桃树,告诉我:“这些树是1961年她让馆长丈夫帮助联系买好运过来,她和我们一起栽种的。这种桃树花期长、花朵艳,谁见了都喜欢。”
是的,每年春天,小区道路两旁都开满粉艳艳的桃花,重重叠叠飘着幽香。可惜当年让丈夫托熟人运来这批树苗,又参加植树蔚成小区美景的那位才德俱佳的夫人,遭命运捉弄、被仇恨吞噬,堕入疯癫悲城,再也无力欣赏花开花落的美景香氛了。
之前,我对搬来这里、随时闻听高分贝噪音颇感厌烦,老崔的话平息了心中的不满。再听那骂声,充满委屈与愤懑,知情后能不心酸落泪?一个红颜尚未褪尽的妇人,在年复一年不肯停歇的怒骂中变成白发染霜、面目粗粝可怖的老媪,其中蕴含着多少悲愤呀!有时听她骂久了,竟十分不忍,担心如此声嘶力竭太伤身体,恍惚间恨不能让她歇会儿,自己替她骂几声,帮她出口怨气!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叫骂,她练就了一副洪亮无比的高门大嗓,骂声能传到很远的地方,多次惊动过住在几十米开外的三里屯外交公寓里的外国记者们——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举办26届乒乓球世锦赛时建成的外国运动员驻地,后来改建为境外记者驻京公寓,每天传来的尖叫怒骂声引起他们的不满。为此,外交部出面另找一套大房子劝搬家,平息外事纠纷,她家子女亲戚们都乐意,无奈她死活不肯。
有一次我在阳台上晾晒床单,见楼下一男子正脸朝上与三楼阳台的妇人对骂,估计那人路过时听到骂声,误以为自己被骂,于是与之对骂。我赶紧跑下楼,劝那人:“她不是骂你,你快离开吧!”
“怎么不是骂我,我没招她没惹她,她凭什么骂我?我质问她,她反而骂得更凶了,这个恶婆娘!”
我又劝他:“快走吧,她天天在这儿喊叫,真不是骂你。”
走出几步,那人又扭头朝上面喊:“没见过你这么撒泼的老娘儿们!”我一个劲朝他摆手,催他离开。
儿子上幼儿园中班时,周末我带孩子到楼下,儿子和邻家小孩儿玩起游戏,我坐在槐树下看书。猛然间发现孩子们正仰着小脑袋瓜儿,手舞足蹈地叫喊:“大坏蛋!杀人大坏蛋!两面三刀……”我慌忙制止孩子们,儿子不服:“是楼上奶奶先骂我们。”
我的心陡然一酸,我搂着孩子们说:“奶奶是病人,你们别学她,不然会染上病的。”“不要生病。”孩子们跑别处玩去了。
我望着楼上那个酱紫色脸膛怒声叫骂的妇人,悲悯溢满心胸。
1991年之后,突然听不到那叫骂声了,无需打听大家都明白馆长的遗孀病重了,继而亡故了。突然悟出原来整日叫骂的她,其实是个早已死去的人,好端端的丈夫惨死在没有战争、平地刮起的革命风暴中,从见到丈夫伤痕累累的面容、扭曲变形的尸身那一刻,她的心就死了。后来的25年,她挣扎着只有一事:为屈死的丈夫讨正义!
这分明是个转世的复仇女神,前半生是一位端庄幸福的家庭主妇,丈夫在外事业有成,妻子在家养育子女,把家操持得井井有条,邻里间她也赢得信誉,曾联系购买并种下几十棵美丽的桃树,把住宅小区装扮得春光灿烂。一场颠覆人性的文革彻底扭转了她的命运,后半生的余焰化作悲愤交加的怒吼,每日站到阳台上痛责忘恩负义、趁乱参与迫害他丈夫的人,整整25年的高声叫骂,诅咒那场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的暴行。
伦理学家马格利特的名言:“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反思文革,坚守底线,请记住这位高声叫骂过25年的文革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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