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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0月30日第211期
本期目录
〖文革民生专辑3〗
书海泛舟
丁光义 记忆中那些年农村的民生状况（《梦魇》选读）
郑会欣 下乡当知青后才知道的农村民生状况（《陌上草青》选读）
朱永喜 难忘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遇到的几件事（《千江有水》选读）
生逢乱世
张又普 恩师黄先生的独特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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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记忆中那些年农村的民生状况
（《梦魇》选读）
丁光义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梦魇》（2022年自印书）第五章、第七章（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主要回忆了作者当年作为湖北省荆州地区天门县回乡知青所亲历的乡村生活，从多方面揭示了被官方宣传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处莺歌燕舞”的文革时期农民（时称公社社员）生活的贫苦状态，其中的许多细节，都是在一般正史中难于见到记载的。同时，正如彭善述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说：“要注意的是，那个时候光义的家乡就全国而论，属于相对富庶，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这里历朝历代都是中国的‘粮仓’。他们尚且如此艰难，国内其它的真正的穷乡僻壤的人们在如何挣扎则可想而知了。”
本刊208期选载了作者此书中在动乱年代当乡村民办教师的有关回忆，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当时农村民生状况，可参照阅读。
“三忠于”、“四无限”
不管生产搞不搞得上去，人民生活怎么样，那都无关紧要。革命委员会要抓的工作，首要是“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生产队里，除了有生产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外，还多配备了一名政治队长。这个政治队长，就相当于是书记一类的职务了。生产队长负责抓生产，政治队长就负责抓政治。政治嘛，不外乎就是抓阶级斗争，和“三忠于”“四无限”了。政治是第一位的，生产可以受影响，政治可不能耽误。我是生产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算是当地的“秀才”了。政治队长抓住我这个“秀才”，要我帮助生产队搞“三忠于”“四无限”。
按照当时无处不在、铺天盖地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做法之一，就是在生产队简陋的库房的外墙上和廊柱上，用红色的油漆，画上毛泽东的版画头像。还要在生产队库房的墙面上写上一个个鲜艳夺目大小不一的“忠”字，把一个破旧的库房，打扮成了一个“三忠于、四无限”的红色阵地。
生产队的农民（公社社员）们，每天出工时，大家人手一本林彪支持编选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散乱地排列于库房墙壁上画的毛泽东头像前。只见政治队长丁存典带头喊着：“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社员群众一齐手摇“红宝书”，接着齐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政治队长接着又喊：“敬祝林副统帅——”
社员群众又一齐手摇“红宝书”，接着齐声高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政治队长扛着红旗，或举着毛主席语录牌，领着社员下地。将其插在田头后，社员群众下地干活。迎风招展的红旗，和默默竖立的语录牌，形成了一种神圣的、浓浓的政治氛围。收工回来时，也不管大家多么劳累，脚上、衣服上沾着多少泥巴，肚子饿得是不是肚皮已经贴着了后脊梁，家里的孩子、老人是不是急等着回家照料，也要集中在毛泽东画像前，再重复一下出工时的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程序后，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这种出工收工的仪式，被称之为在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
对毛主席忠诚了，你才是革命的，你才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不被“入另册”，不被打倒，不被边缘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人们为了确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就要表现出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就要表明出对政治的狂热，就要表明自己紧跟毛主席的决心。在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安排下，对毛主席的崇拜步步升级。于是，“三忠于、四无限”的花样不断翻新。毛主席像章热，“忠字舞”热，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闹剧，也就在中华大地上应运而生，愈演愈烈。
文革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得物资奇缺。柴、米、油、盐、酱、醋等吃的穿的用的一切生活物资，一切生产资料，都极端缺乏。唯独毛泽东的画像和像章，及《语录》不缺乏。每家都有“毛选”，人手一本《语录》本（“红宝书”），基本上人人有毛主席的像章。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许多人在缺衣少食中，四处搜集毛主席的各种式样的像章，并以此作为向外人进行炫耀的资本。
部队有的战士，更是把搜集主席像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丁光煜退伍回乡，带回来的最重要物品，就是在一块面料上，缀满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千姿百态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的搜集和购买，要花费他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呀！
生产大队都要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忠字舞”，在田间地头演出。哪个大队演出的水平高，反响大，哪个大队就有了名气。学校的学生上不上课并不重要，反正“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是无用的。每个大队的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校只要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好，就是最大的政治。参加宣传队的学生，每天到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排练“忠字舞”。生硬的动作，蹩脚的表演，也给“三忠于、四无限”，增加了浓浓的气氛。
大年除夕，正月初一，生产队一律不得放假。说是上级革命委员会通知，要革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只有这样继续出工去搞生产，去搞“开门红”，才是对老人家的忠。当然，生产队社员们，只有不情不愿地去应付，去磨洋工，去出工不出力。以此来消极反抗这种不顺民心、不合情理的荒唐作法。
春节期间，在多宝区政府工作的丁光炳大哥，到我家做客。简单的饭菜端上桌后，他从口袋里庄严地掏出老人家的“红宝书”。那时候，有头有面之人，要随身带着这种“红宝书”，在单位工作的人员更应该如此。否则，就是对老人家的不忠。大哥带领我们，面向客厅正上方的毛泽东画像，庄严站立，手举着“红宝书”，随着“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喊声，有规律地挥动着。以此来感谢伟大领袖，赐给了我们美好的生活。
宗教般的仪式结束后，大家才能坐下来，吃上一顿少油没盐，夹杂着一年中也难得一见荤腥的饭食。真是不错，哪怕只是一点点荤腥，也总比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树皮也难吃到的日子强了许多。这难道不应该好好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老人家吗？
那时候，好多家庭在吃饭前，特别是招待客人吃饭时，都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工，收工，开大会，开小会，小学生上课下课，也无时无刻不在重复着这种可笑之极的刻板的宗教仪式。连年轻男女的结婚典礼上，也要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好好地敬祝一番“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才能入洞房。
“三忠于”“四无限”的宗教仪式，把伟大的领袖推到了神的地位。似乎只有这样，红色江山才不会变色，才会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政治活动
什么叫政治？在文革时期，只能像报刊上一度宣传的那样，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才叫政治。并且这是人们生活行为规范中最大的政治。
那时候，农村推行的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人能逃脱这种人世间更严密更一统，据说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最先进”的体制束缚。哪怕是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也不得不成为了人民公社其中的成员。农民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交给了人民公社，他们没有了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力。只能在其中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取得一点完全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宝贵经验，这是一种束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荒唐，这是企图利用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牺牲人们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可怕尝试。
人民公社的最基层单位是生产队。生产队掌管着公社社员们的衣食住行大权。生产队长，则具有左右社员的绝对权利。生产队长要安排谁去干什么活，一般不敢不服从，更没有人敢于去斗胆反抗。生产队要搞一个月两天的停工政治学习，这个雷打不动的政治安排，社员们也就只有接受，不敢反抗。接受不接受，就是检验你对北京的老人家忠不忠的标尺之一。即使到了农活紧张时刻，政治队长按照上面的安排，也要社员们停下农活，组织大家在破旧的生产队库房里，搞政治学习。因为这是革委会安排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之一。
由于文化的低下和经验的缺失，政治队长打心眼里，就不知道应该组织大家学习什么。但是，上级的安排，也不好违背，否则就要背上不革命的罪名。于是，只好每次都组织大家齐读或者背诵“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年长日久，耳濡目染，以至于一字不识，有着标准的无产阶级血统的“老贫农”，对“老三篇”中的篇章，也能漏洞百出、结结巴巴地背诵出几段来。这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大奇迹。
当然，有时政治队长也组织念念报纸。枯燥单调的政治学习，让更多的社员群众十分厌烦。哪怕他们是根红苗正、祖辈赤贫，绝对是党的依靠对象，也对这种单调的好像事不关己浪费时间的政治学习耿耿于怀。政治队长不得不经常扯破嗓子，呵斥在学习现场一个个瘦骨嶙峋，饿着肚皮也还在窜来窜去疯玩打闹的孩子们，也不得不指责只顾交头接耳拉家常，纳鞋底，而根本就不把政治队长要认真搞好政治学习的忠告放在心上的女社员们。那时候谁有钱到供销社去买鞋呢？只能自力更生地自己加以解决。做鞋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纳鞋底。她们之所以不情愿也不得不来参加“学习”，也就是怕耽误了那一天一杠（指一天一个工）的工分。何况，政治学习，就是很好地利用来纳鞋底的机会。纳了鞋底，又挣得了工分，何乐而不为？有了工分，就可以依据工分的多少，而去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分红。
老百姓对那个不可捉摸一头雾水的政治，太不理解太不放在眼里了。他们没有从这种政治中得到任何利益和好处。他们从合作化以来，一直得到的只是穷困，是灾难。他们现在唯一追求的是自己得了多少工分，追求的是这些工分能分配到多少柴禾和粮食，能否利用这点有限的物资去养活自己一大家人。他们关心的是每天能否填得饱那个从大跃进以来好像从没被填饱过的肚皮。
政治学习的时候，可不能忘记了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可要想对他们专政，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二十多户的生产队，有四户地主。这四户地主，也只有其中的三户拥有过在当时农村罕见的砖瓦房。由于他们的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最多的也就只拥有四五十亩土地，这个数目是我们那个地方土改时家庭平均拥有土地数量的两到三倍。
四户地主中，一个是丁心伯，这个虽然是经过自己勤扒苦做，且有一定经营头脑的人，由于在“统购统销”时期和众人一样，肩挑几十斤黄豆到京山去换大米后，已经荣幸地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关怀下，享受了一年的牢狱之灾后命归西天。其夫人严春英却一直没有半点劣迹，找不到任何让你对其专政和斗争的破绽——在我们生产队的几户地主中，真的是很难找到谁有说得过去的劣迹。
第二个是女的地主分子梁太英。梁太英一贯低调做人，土改时房子和衣物家具农具锅碗等有限的财产被没收后，她不敢反抗而只是顺从，只有认命而毫无怨言。更不说以后有任何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行了。
第三个是也是女的地主分子李双喜。李双喜一直守寡。虽然传说她年轻守寡时，曾有过风流韵事，但那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谁也没有抓住其道德沦丧的任何把柄。更何况在文革当时的她，已是行动迟缓、颤颤巍巍的风烛残年，更不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大的政治，构成任何威胁。
这样，挨批挨斗的光荣任务，就顺理成章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土改时也没有砖瓦房的破产地主，文革时才五十多岁的丁心德身上了。
政治学习，斗争阶级敌人，政治队长也拿不出更好更妙的办法来。他只是迫于形势穷于应付而已。在斗争大会上，对丁心德的指责，也没有一条是说得出理的道道。只是指责他如何不老实，经常还在那儿阴笑，还在那儿“阴阳怪气”，还在那儿说反话。但是，怎么样不老实？反话说的是什么？也没有确凿依据。
这种斗争，却在人们心目中特别是小孩子的心目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第一印象。以至于本生产队单纯幼稚不明事理的小孩子们，就一直认为这些地主就是灭绝人性、十恶不赦的恶魔，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这些小孩子，对每年春季在当地出现的一种候鸟的五声叫，牵强地意会为“心——德——地——主——爹”。这些本来就不懂大人们“政治”的孩童，在“政治”的熏陶下，思维却已经固化。每每用其童稚的声音，学着那种候鸟的叫声，喊着附和着“心——德——地——主——爹”而手舞足蹈时，则让大人和孩子们，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一种难得的让人不可捉摸的精神快意。在那个缺衣少食的毛泽东时代，这种置其它人于死地的快意，把一部分人入另册的快意，也是对大多数民众在物资奇缺之下，一点精神上阿Q式的安慰而已。
时代，时代的政治，有形地无形地左右着不明事理的孩童们稚嫩的大脑，也无处不在地左右着大人们不得不单调简单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一切盲从于至高无上权威的行为方式。
艰难度日
度过了1959到1961三年饿死人的饥荒期后，刘少奇采取“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包产到户），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情况有了大大的好转。人们终于可以勉勉强强地吃饱肚皮了。
文革的到来，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时候，虽然没有像三年大饥荒那种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但由于生产受损，食物短缺，人们又饿起了肚子。大家仍然是在缺衣少食的饥饿中度日。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里的社员，没有迁徙的权利，没有到外面去经商、去工作的权利，更没有到外面去发挥个人特长及创造性的权利。因为那些都是要被坚决批判、坚决斗争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农村社员们，只能被死死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战天斗地，从事着从古代社会传承下来的，效率极其低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由于生产资料的极度缺乏，和农业技术的极端落后，也由于严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在生产队有限的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更是十分有限。国家对产棉区的粮食政策是，根据你卖给国家多少棉花，来确定你的吃粮指标。我们生产队一年的粮食指标，最低的时候只能每人平均分到360斤毛粮。这些毛粮折合净粮不到240斤，即人平一天不到八两米。油票的供应是人平一个月不到四两。
繁重的体力劳动，缺盐少油的生活，让体能的收入与付出极端不平衡，饥饿就成了伴随人们生活的主旋律。女社员们在出工时，都习惯在腰间，扎上一个用废旧衣服改做的布兜。这种邋遢的打扮，是文革时期女社员们出工时，不得不佩带的一种必备的标准行头。这也是沿袭了三年饥荒时期的做法。她们在劳动的间隙，用这种邋遢的布兜，采些野菜什么的，回家好掺和着那有限的几两米，凑合着过一天的日子。当然，胆大的社员，就用这种邋遢的布兜，把生产队禾场里和田间能吃的红苕呀，麦穗呀，青豆呀等，在不被生产队长发现的情况下，顺手牵羊地偷带一点回家充饥。
在文革时期，这种用废旧衣服改成的补丁摞补丁，脏兮兮地围在女社员们腰间的布兜，为这些贫苦的社员群众度过文革时期的饥荒，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这种标准行头，也是那个时期本地女社员们的一大发明，理当申报地方文化遗产。
一天，生产队在禾场脱粒蚕豆。这种脱粒的方式，也就是把蚕豆杆铺在泥土地面的禾场上晾晒后，再人工用连枷（一种用牛皮条将楠竹片编排成的人工脱粒工具）进行打击脱粒。由于饥饿，不知道是谁像原始人一样，第一个吃起了撒落在地的生蚕豆。这种生蚕豆带有浓重的腥味，一不鲜美可口，二不宜于消化，三不卫生。要是现在，肯定不会有人去把这种生蚕豆当作是美味的零食和佳肴。吃生蚕豆的发明，迅速在社员中传播开来，饥饿的人们立即效仿，争相像原始人一样，吃起了生蚕豆，并连声说好吃好吃。我也学着大家，吃了几把生蚕豆，也好好地占了一下生产队的便宜。看来，在这儿吃了生蚕豆，既解决了当时的饥饿问题，又可以节约一点自家的粮食，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在生产队长的视线以外，有的人偷偷再用扎在腰间的布兜，顺手捎带几把蚕豆回家去，也是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
生产队收芝麻、收红苕、收萝卜的时候，人们更是争相把生芝麻、生红苕和萝卜，心安理得义无反顾地往自己的口腔送去。咀嚼，吞咽，忙得不可开交，仿佛是在享受美味佳肴山珍海味一样惬意。当然，有一些胆大的女社员，在鞋子里，稍带一两把芝麻，在布兜里稍带几个红苕几个萝卜回家，也是顺理成章之举。
也不能全怪罪这些占公家便宜搞小动作的社员，她们的小动作，是被贫困的生活硬逼出来的。人们吃的食物，质差量少没油水，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及孩子们饿怕了。有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叫做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些社员群众，在这种恶劣的存在（生存）条件之下，又能产生出多么高尚的无产阶级觉悟呢？一个人一月四两油票的定量指标，也由于囊中过于羞涩，而舍不得全用来买油吃。绝大多数家庭只能出卖一部分油票给拿国家工资的人，再换回一元两元或者几毛可怜的零花钱。他们通过劳动，在生产队获得零花钱的几率，几乎为零。
在外工作拿国家工资，曾经到过河南省的德高望重的丁心龙爹爹，回来介绍了一个新经验。说河南人为了节约用油，每次炒菜时，用绑在筷子头上的小铜钱，沾一点点食用油，放在锅上擦一下再炒菜。这样一个月，一家人只用二两油就够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这个节约食用油的好办法。
一天，好不容易能煮一点面条吃，我的祖母在面条里面滴了几滴植物油。我看到后，建议祖母学习河南人的做法，以后煮面条，可以多放点蔬菜，不要再放油了。蔬菜是自家生产的，不用花钱。放油，就没有那么多的食用油让你使用。不放油掺和着蔬菜的面条，不是照样能吃吗？炒菜的油本来就太少了。经受过三年饿死人的饥荒时期的年迈祖母，含泪点头应允。以后，直至1975年她去世之前，我家吃面条时，就再也没见到过一丁点儿油花。其他家庭也竞相仿效，学习河南人节约食用油这个先进经验。这样，便于从月平均四两油票里，可以多挤出一点来，把它变成急等开支的人民币。生病要钱，结婚要钱，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太多。可有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出一天工所得到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大米的钱（当时，一斤大米约等于一毛钱）。文革中，人们只能这样在艰难中度日。
人们一年中也难得见到一点儿荤腥。生产队养的几头猪，由于缺少饲料而瘦小。这种瘦骨嶙峋的猪，要养一年多才勉强够110斤的宰杀标准。腊月二十几，快过春节了，社员们好不容易一年才能盼到一次杀猪的美好时光。大人孩子们都馋涎欲滴，像过节一样兴奋。人们早早地就排起了长队，眼巴巴地等待着生产队一年仅此一次分肉的幸福时刻到来。好不容易一人分到一斤皮多肉少的猪肉，大家高兴得像是到了天堂一样。一斤猪肉只有在年三十的晚上才能幸福地享用一点，一部分还要用来招待客人。当时生产受损，国家困难，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样将就了。
生产队死了一头牛，社员们也像过节一样兴奋。因为这样，大家又可以吃到牛肉了。在剖开死牛的时候，人们发现牛的内脏已经变色，于是就把它扔在了生产队的大粪池里。可是，第二天，经过粪水浸泡了一昼夜的牛内脏，不见了踪影。原来是被饥饿的人们，弄去美餐了一顿。不仅如此，但凡生产队丢在大粪池里泡了几天，几斤、十几斤，已经开始腐烂的小死猪，也经常会成为饥饿得难见一点荤腥的人们的美味佳肴。
那时候，国家一年发给每人七尺布票。由于文革，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市场上难得见到有布料出售。1968年，连七尺布票也被停发。人们都是穿着补丁上面摞着补丁的衣服。当然，就是有布票，也无钱去购买。我结婚前，家有叔祖母、父母和我四个人，每年一共可以领到二丈八尺布票。我家更是要把有限的布票节省下来，以备我以后谈对象、结婚之急需。
经人介绍，我第一次和我后来的妻子谈对象见面时，就是穿着双膝补着两块大补丁，屁股上也是一个圆形的大补丁的裤子。这条已经早就褪了色的黄色裤子上的补丁，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精心缝补上去的。这条裤子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相亲时的最佳礼服。
很荣幸的是，1968年我到荆州中学去时，在民主街的一个商店意外发现有少量黑色的平绒布料出售。此乃天助我也！在文革时，就是有布票，也很难买到布料。在荆州沙市“钢”“新”两派武斗频发，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的当时，能看到有这种布料出售，更显其弥足珍贵。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大好消息的情况下，我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布票，抢购了一丈三尺黑色的平绒布，像是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兴奋了许久。看来，像我这种有备无患，把布票随身携带，可以随时随地抢购布料的做法，真是值得推广。
文革期间，粮食紧张，物资奇缺，生活窘迫的场景，比比皆是。人们在饥饿贫穷和艰难中度日，不知道哪天是一个尽头。但是，在这样时光难度的时代，“公社是颗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为人民谋幸福”“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照样在神州大地上，激越地高唱着。阶级斗争的喧嚣和文革大批判的呼叫声，仍然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在朗朗云天经久不息地响彻着。我们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春节还能有肉吃，比他们幸福多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还有责任和义务去解放他们呢，难道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的吗？
尴尬的商品供应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千疮百孔的崩溃边缘。为了平衡供需矛盾，国家只好更多地求助于票证，来对生活必需品进行限量供应。
票证的使用，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时期开始的。在文革期间，票证的使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盐票……不一而足的各种票证，比三年饥荒时期更加丰富多彩，大行其道。城市里更是还有豆腐票、鸡蛋票、花生票、黄豆票、棉花票等更加名目繁多的票证发放。真是苦了那些各种票证的设计者和生产者。
有的票证发到手上了，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商品。不需要用票证买的商品，就更是难觅踪迹。供销社是国家垄断式的、对社员们销售商品的唯一机构。即使供销社有少量的商品出售，也要等到每月一号或者十五号这两天。平时如果你有机会光临供销社，也只能见到没有什么商品空空如也的货架尴尬地摆放在那儿。那些不要票证的商品，供销社的内部人员和公社的领导，却可以近水楼台优先沾光。剩下的部分，才留下来在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应付一下场面。
农闲时有限的放假时间，人们习惯到供销社去。如果运气好，兴许可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社员们习惯地把这种不需要任何票证，在某一时刻集中销售稀缺商品的方式，叫做是“放卫星”。
“放卫星”这个说法，始于大跃进的1958年。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此后，社员们都把那种对大家有好处的好消息，都说成是在“放卫星”。他们一直互相打听、转告着一号、十五号哪儿的供销社将会有“放卫星”的好消息。一直伸长脖子，盼望着“放卫星”的日子早点到来。“放卫星”的前几天，社员们就在一起憧憬着，议论着，相约着。
农闲时每月的一号、十五号，生产队一般会放假休息。这也是某一个供销社“放卫星”的时候。相约去上街的社员一般都会天不亮起床，提前到供销社门前去排队。到了供销社门前，一般天还没放亮，只见到黑压压的人群，完全没有了队形。只有这时候，你才能见证到供销社门前的热闹和繁荣。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那天这个供销社会有什么商品出售，会放一个什么样的“卫星”。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肯定出售的都是人们所急需的商品。因为，这样的商品平时在社会上就根本见不到任何踪迹。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后供销社开门。应该更正的这不是开门，而是开窗。因为开门后人们一涌而进，那样，供销社的房子也将会被挤破。所以，开一扇窗子营业，是聪明的供销社领导想出的最安全有效的万全之策。这时候，就是比试人的力量的时候了。人们争相向前挤去，哭爹叫妈，一片混乱。
挤在前面的人，力气大的人，在供销社的窗口前，终于有了自己的收获。只见他们有的手拿着一对电池，有的手拿一包火柴，有的手拿一块肥皂。个别的还抢购到了几尺不要用布票购买的棉绸布等，拼命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们都面带着斩获后的激动和兴奋。这个“放卫星”，对他们太有收获，太有意义了。他们是幸运者。
很快，供销社的窗子处，就传来商品已经告罄的消息。绝大多数起早来的人，茫茫然一脸无奈。他们白起了一个早，只能带着失落的心情，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他们寄希望于下一次，自己也能荣幸地得到天上掉馅饼的机会。
文革期间，掌握了一定的物资供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近水楼台”一番。供销社的职工，能内部买到不需要用票证购买的商品。食品公司的职工，能买到不用肉票购买的猪骨头、猪内脏。粮站的职工，能有用一斤粮票买三斤碎米的权利。和供销社、食品公司、粮站有关系的人，以及国家干部，有时也可以从这些渠道，购买到这些免去票证的商品。唯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民公社社员，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中农，不管你如何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不可能从内部买到这些让众人趋之若鹜的商品的。那就更不要说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了。
打听到“放卫星”的消息后，你只能兢兢业业地去起早，去排队，去拥挤，并且绝大多数时候还不能如愿以偿。内部的人、有关系的人有这种特权，普通社员则没有。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文革期间，这种尴尬的商品供应方式在社会上有目共睹，不知疲倦地发生着。
“九大”前夕
1968年的冬天，也就是在北京召开“九大”前夕，我们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公社又立即组织社员，到天门蒋场乡的黑流大队，去整修汉江堤防。这种水利任务,是国家不给任何报酬,而必须完成的义务劳动。
每人每天平均七两米的粮食供应计划，让修堤的青壮年人怎么能吃饱？无奈之下，家里的老人妇女孩子们，只能再从牙齿缝里挤出点粮食，向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修堤亲人，进行无私倾斜。使他们能够有每天一斤米的基本生活保障后，去完成好修堤任务，向党的“九大”献礼。
对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每天一斤米，也只能维持一个半饥半饱的尴尬水平。于是，生产队只能把菜地里的白菜萝卜，一车车地往工地送去。这样，修堤的社员们就可以利用“瓜菜代”（这是三年饥荒时期的口号，就是号召人们用瓜菜代替粮食充饥）的方式，来填一填饥饿的肚皮。幸好那时，生产队的白菜萝卜还长得不错。此时，我担负起了用毛驴拉板车，给修堤的社员运送柴禾蔬菜的后勤保障工作。
拉板车这个活，我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要是天晴路干还好说，碰到下雨或者是雨后去拉板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一千多斤柴草和蔬菜，装在小小的板车上，在坑坑洼洼泥泞的道路上左右摇摆颠簸。两手使劲扶着板车把手，还要不时腾出一只手拿鞭子不停地对着毛驴吆喝。真有一种顾头顾不了尾的感觉。有时，为了让板车的两个车轮走好路，自己就不得不在道路中的泥巴和水洼里淌过去。如果人和毛驴配合不好，或者对车轮的路线选择不正确，翻车也就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的事了。
生产队太穷了，几个板车的内外车胎，也是破旧不堪千疮百孔。经常不是车胎穿帮漏气爆胎，就是轴承系统损坏，或者钢圈变形钢丝折断。“集体经济大发展”的歌声，在这儿就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嘲笑。每每板车出现故障，也是一件很狼狈的事。这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自己修理，而且必然影响了大家赶路的进程。还好，前任队长丁存香，可是一个拉板车的老把式，他当仁不让地成了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新板车手的最佳师傅。每每由于我的运气不佳，或者经验不足，或者自己的失误，而让板车出现故障时，丁存香都是手把手，不厌其烦地耐心帮助我，教给我处置危难和排除故障的办法，教我修理板车的技艺。他的高风亮节及娴熟技艺、音容笑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父亲当时参加了黑流的修堤。他利用接触当地人的机会，了解到黑流大队有人销售用土织布机织的土棉布。这在那个一切靠票证供应的可悲时代，是不可多见的好事。父亲不管自己有多穷，也当机立断借钱买了一疋土棉布。这可以做三四件衬衣了，真是收获不小。
拉板车的途中，在张港到黑流去的一个供销社的小商店里，我更有了一个不小的收获，我幸运地用六尺布票买到了六尺花色平布。不管这花色好看与否，反正能买到花布就不错了。我父母给我安排，计划在春节前把自己的婚事办了。父母之言，不可违抗。因此，我时刻留意着给未来的夫人买点布料，以备给她做新婚礼服。上次的荆州之行买到了黑色的平绒，这次当板车驾驶员，又买到了一块花布，连同父亲买的土棉布，我们的新婚礼服，总算有了一个着落，真是让人欣慰。全家人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可以，总不能让新娘也穿补丁衣服寒酸地嫁来我家吧？
为了让夫人有一件更体面的衣服做新娘子，我给在北京当兵的丁光全汇去了20元钱，想托他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帮忙买点不用布票的布料，比如“的卡”呀，“凡尼丁”呀等。要知道，这20元钱，是我在生产队两个月的收入呀。能拿出20元钱去买布料，在当时一贫如洗捉襟见肘的年代，也实属不易。
不久，丁光全给我寄回六双尼龙袜子并付信一封。信中说到，他跑遍了北京的好几个大商场，也没买到布料，只能给我买几双尼龙袜子，对没办好我所托之事深表歉意。我想，这也不错，在家乡还真难买到这样的高档时髦商品呢。一算账，他给我买尼龙袜，还多掏了近两元钱的腰包，我一直在心里惴惴不安，寻思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对他加倍偿还。
文革时期，物资奇缺。快开“九大”了，伟大首都北京的商品供应形势也就这样，全国其它地方的商品供应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了。
当时，我家住的还是1935年淹大水后，祖父在新台基上建的一个芦苇杆泥巴墙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连房柱也不是当地人建房子的杉木，而是用当地最不值钱最不耐腐朽的柳树，上下拼接起来的。破房歪歪斜斜，四壁透风，有碍观瞻。要办婚事了，应该好好布置一下新房。于是，我弄来了一大堆废旧报纸，把破厢房的四面泥巴墙壁，糊了个严严实实。制作糊报纸的浆糊，用去了一斤多面粉，我的婆婆（叔祖母）心疼不已，说这可是一个人整整两天的口粮呀。
我家虽然土改时划为中农，但是却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连一般农家客堂正面存放香烛，以便祭祀祖先的“神柜”也没有。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土坯砖在客堂的正面中央整齐地码好，上面盖上一块长条木板，就权当是存放香烛祭拜祖先的“神柜”。我用图钉在其正面，对称地钉上毛主席语录宣传画。这种设计，与客堂墙壁中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及更上方，我自己画就的“马、恩、列、斯、毛”版画头像相映衬，使破败不堪的陋室也顿时蓬屋生辉，旧貌居然换了新颜。真是可喜可贺！
为给我办婚事，父亲借了一百多元的外债。其中的50元钱，是向六队的廷相伯所借。这些外债，过了四五年后，才得以勉强还清。拖欠那五十元外债时，面对廷相伯也同样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及他们家人借钱给我们后的抱怨，让我们尴尬了几年之久。
这年的腊月间，踩着近20厘米深的积雪，夫人嫁到了我家。她家住房条件比我家稍好，但是她嫁给我这个穷光蛋，却是无怨无悔。从此，我夫人也和我的其他家庭成员一样，要为这个贫困家庭，含辛茹苦地操劳奉献了。
黑流大队范围内的修堤任务，年前没有完工。为向“九大”献礼，这个工程必须要按时完成。春节过后，我当仁不让地换班，上了黑流的修堤工地。繁重的体力劳动，及每天一斤米的“瓜菜代”生活，照样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比1959、1960年饿死人的生活强百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毕竟有了一点可以果腹的食物。这应该好好感谢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伟大领袖了。是他，才让我们幸福地享受到了当代史无前例的“瓜菜代”生活。
这时候，广播里《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声更加嘹亮激越。听着这激昂的歌声，我和丁明生两个音乐爱好者，在修堤的闲暇之余，用口琴练习吹奏这个激情洋溢令人振奋的歌曲。只有这时候，文革初期在江西串连时，我从陈开舫手里强买来的二手口琴（商店里根本就见不到一手货的口琴），才派上了用场。只有这时候，才让人忘却了自己的贫困和疲劳。
用舌头打拍节是口琴演奏的一种技巧。几天功夫，我们两人就能用舌头打着节拍，熟练地吹奏出《满怀激情迎‘九大’》这一欢快的曲调。每天晚上，《满怀激情迎‘九大’》的口琴合奏声，就会飘荡在住地的夜空。这给疲劳的过着“瓜菜代”生活的修堤人，和同样过着“瓜菜代”生活的当地的社员，带来了一些快意，我们更是乐享其中。
不管老人家钦定说文革如何好，当时从人们的内心深处，都盼望着文革的早日结束。“九大”即将召开，也让人们看到了文革即将结束的希望，这样的好消息，又怎么不让人为之振奋？这也就是许多人会“满怀激情迎‘九大’”的原因吧？
上山砍柴
黑流修堤结束后，生产队里的白菜萝卜，也被修堤人吃得精光，柴草也被烧得精光。生产队只有一个破烂的仓库，几头老牛，几头毛驴，四部破板车，及人平一亩四分贫瘠的土地。这就是“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全部家当了。
成立公社后，特别是文革以来，棉花长势一直不好。因此作为社员们的主要燃料的棉梗，也大幅度减产。那个年代，社员们生活上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社员家庭做饭的燃料问题，在文革期间，一直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生产队为了解决社员的烧柴问题，只好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到五三农场东面的蓝音大队的山里去砍柴。我又有幸成为了上山砍柴的人员之一。
京山县石龙区蓝音大队，坐落在从太子山白猫洞的山梁翻过去北面的一个山冲里。这里山谷幽静，林木密布，风景秀丽，民风纯朴。由于白猫洞山梁的阻隔，运输极其不便，才使蓝音大队的山林里，有那么多生长多年的荆条梗等灌木，一直无外地人砍伐。
我们借宿在刘姐家。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病恹恹的刘姐，和也是瘦小如斯，弱不禁风的两个十岁以下的女儿，守着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其丈夫兰香哥在公社里工作，很少顾家。搞文革，抓阶级斗争，已经忙坏了他。
蓝音大队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因此，刘姐家里的粮食比我们稍显充足。毛老人家曾经谆谆教导我们说“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的时候，我们却经常过着“忙时也吃稀”而且也无法“多吃”的幸福生活。刘姐家却经常能享受到“闲时吃干”的快意。我们猜想，这可能和这儿的干部“私分粮食”的伟大功劳有关。因为按照刘姐和她的邻居透露出的吃粮指标，均不足以支撑住她们“闲时也吃干”的美好现状。我们无权干涉别人私分粮食的果敢行动，更无法学习这种私分粮食的智慧和胆量，只有眼巴巴羡慕的份了。
不知道刘姐在为生产队干活时怎么样，只知道也穿着补丁摞着补丁衣服的她，在家里也异常忙碌。每次收工回家，都要带回来一块二三十斤重的鹅卵石。她家自留地的围墙，全由她收工顺便带回来的鹅卵石砌成。这是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本质体现。堆满荆条梗、檀树、栗树等柴禾的场院，及郁郁葱葱的蔬菜，见证着她的勤劳。欠缺收拾略显邋遢的房子，又无不彰显着她操持这个家庭的力不从心与习惯。反修防修的文革，并没能改变她依然贫困的生活。
我们早上吃了稀粥，就爬上高高的山梁上去砍柴。这儿的山上，林木森森，瘴气缭绕，鸟语花香，风景如画。檀树、栗树等乔木居多。在乔木之间，混生着一些灌木。蓝音大队只准我们砍伐其中的灌木，以便腾出空间，让乔木更好地生长。我们每拉一车柴禾出山，他们收取几元钱费用，享受着靠山吃山的幸福。但是，其让人羡慕的资源优势，好像也没能使蓝音大队的社员们富裕起来。
灌木之一的荆条梗，是我们最喜欢砍伐的对象。老实人，就一心一意砍伐荆条梗。胆大的，学着当地的社员们，也有时偷砍一些茶杯口粗，乃至小碗口粗的檀树、栗树及其它杂树。这样可以混杂在荆条梗中，多凑一些斤两，以便能多挣几个工分。刘姐及其邻居家的柴禾垛中，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明目张胆地存放着很多碗口粗的檀树和栗树吗？虽然生产队有森林管理员，有巡山者，但由于文革期间，打破了旧的规章制度，社员们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致使一部分应该保护的林木，也遭到了不应有的砍伐。砍伐容易，以后对于林木的恢复，可能就难上加难了。
用吃了稀饭的身躯，挑着近两百斤的荆条梗下山，坡陡路滑距离远，一步两歇三喘气。好不容易挨到刘姐家房前的场院上，我的肚子饿得已经贴着后脊骨了。一称重量，呀，一担竟有210斤。一看，还是笨拙地用扁担反着挑回来的呢，的确让人咋舌。一天要爬上山去，砍下四五担这样的柴禾。看来，伟大的文革，已经激发出了革命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才产生出了饿着肚皮，在坡陡路险的山路上，也能一人挑起两百多斤重担的人间奇迹。当然，这只是一种文革语言，是当时流行的官话，实际上我们当时只是想着多挣点儿工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挑柴禾，首要的是要选好扁担。看到有些人，在这莽莽林海里选中了中意的树木，旁若无人勇敢地去砍伐，最终做成了自己心爱的扁担，我羡慕不已。我也如法效仿，把一根碗口粗的檀树，一劈两半，做成了自己两条心爱的扁担。这种对于森林的破坏，在蓝音大队，只能是不值一提的平常小事一桩。
我照样把心爱的口琴带到了蓝音。砍柴休息的时候，我的口琴曲《满怀激情迎‘九大’》和《白毛女》，又飘荡在了京山县蓝音大队这个幽静美丽的山庄。不是说“九大”的召开，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么？这可是我们普通民众翘首以待的大好事呢。
生产队长安排我新的工作，要我参加板车运输队，把所砍的柴禾，用几辆破旧的板车运回生产队。借此机会，我打算顺便砍伐一担荆条梗挑回家去，以解家中的缺薪之炊。我把像甘蔗一样长度和粗细的荆条梗的皮，一根根剥去，摆放在太阳下晾晒，以期减轻重量。
那天一大早，肩挑百斤左右荆条梗的我，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拐过花山洼，迎着拂面的春风，走在山冲间弯弯曲曲的田埂上，好不惬意。真想拿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再吹上一曲《满怀激情迎‘九大’》。田间劳作的人们，看到我的这一担荆条梗，直叫唤：“卖甘蔗的，你的甘蔗多少钱一根？”我掩鼻直笑，连声说：“不卖不卖，我的甘蔗一根也不卖！”
路过五三农场，进入到了一片“忠”字的海洋。虽然没有了两派武斗的痕迹，但老人家的画像随处可见，迎“九大”的标语和高音喇叭里关于迎“九大”的喧嚣，甚嚣尘上。
回到家，家里真的是干净得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厨房的灶前及房屋四周，一星半点柴禾也难觅踪迹。祖母垫在床上垫絮底下，为了睡觉更软乎保暖一点的麦草，也由于作了引火柴，而所剩无几了。刚好没有了烧饭的柴禾，我就从几十公里外的蓝音大队的山区，挑回来了一担晒干了的荆条梗。这真是比雪中送炭还要及时万分，怎不叫人欣慰？要是没有我挑回来的柴禾，真难以想象，我的家人下顿饭的薪柴，将如何获得。
顾不上几十公里徒步肩挑重担的辛劳，赶紧把甘蔗样的荆条梗砍断劈开。母亲用这些来之不易的荆条梗，就着祖母床上的麦草作引火柴，为我做了一餐掺和着菜叶的米饭，让我美美地狼吞虎咽了一番。
白猫洞
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实际上，巧妇也难为无薪之炊。那时候农村一没沼气，二没电。没有了柴禾，生米也不能变成熟饭。在北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九大”时期，社员们苦不堪言依然是生活之常态。粮食不够吃，烧柴问题也频频告急。我在家休整了两天，又和几个年轻人进山去拉运在蓝音山区砍好的柴禾。
在临近五三农场的汉宜公路边，少息片刻。我照样拿出我心爱的口琴，热情洋溢地吹奏迎“九大”和《白毛女》选曲等革命歌曲。一番自我陶醉之后，我随手将口琴放在了身边的草地上，之后，又踏上了去蓝音的路程。晚饭后，我照例想掏出口琴来吹奏一番，但是，口琴已不见踪影。呀！口琴丢在了汉宜公路的草地上呢。江西串连时从陈开舫手里买来，伴随我走南闯北心爱的口琴的丢失，让我惋惜了好些时日。喜爱音乐的我，失去的不只是金钱，失去的不只是物资，而是失去了每天劳动之余，得以抒情一下，消遣一下，自我陶醉一下的工具和条件，怎不让我惋惜？
砍柴的人在蓝音砍，我们用生产队仅有的四辆破板车，将柴禾往家里运输。在运送柴禾回生产队的时候，我们马不停蹄、露宿风餐，个中辛劳甘苦，难以用语言尽述。
架着板车到达蓝音后，当天就要把柴禾在板车上装好，还要伺候好拉板车的牛和毛驴这些大爷们。第二天吃过早饭，胡乱用饭盒盛上中午的饭菜，就赶着老牛和毛驴，拉着满车的柴禾上路。最难走的路之一，是要翻越垂直高度百多米，坡长达数百米的白猫洞山梁。
白猫洞山梁，坡道九曲十八弯，路弯坡陡，一段陡坡上面接着一段陡坡。纵然是空手翻越，也要费很多气力。晴天路干爽，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和畜力，拉着一车装满柴禾的板车，也难以翻过此山坡。这个任务需要两三人护卫一辆板车共同完成。下白猫洞的山坡时，则不用畜力了。晴天路干爽时，只需一个人谨慎驾驶板车即可。
其次也很难走的，是从白猫洞到汉宜石子公路的黄家山口上这一段路了。山区的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坑坑洼洼，崎岖难行。破旧的板车经常出现故障，也是常有之事。晚上，只能把板车支好，在板车的空档下面，垫上一块塑料纸，将疲乏的身子蜷曲在此，将就一夜。忍受饥饿的折磨和野外蚊虫的叮咬，则是一种板车车夫的生活常态。
一次，我们运输柴禾的板车一到蓝音，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坚守在那儿的砍柴人，和我们一起艰难枯燥地熬过了几天后，雨才稍显停息。出来久了，人们的米和蔬菜，也即将消耗殆尽。估摸着砍的柴禾已够，于是大家商量随着拉运柴禾的板车，一起撤离蓝音大队。
天不亮，每个人平均用一斤半小米做了饭。也没有蔬菜用以掺和在米饭里搞一下“瓜菜代”。只能吃光饭的条件，让砍柴人心疼不已。这一斤半小米，可是大家平时一天半的口粮呢。本打算是吃一半，再用饭盒盛一半，以作路上的午餐之需。没想到，这难得一见，不掺和菜叶的光米饭，撩拨着大伙的味觉神经。两餐的米饭，竟此一餐，就被吃得锅底朝天粒米未剩。
伴着黎明前的黑暗，十多人共同护卫着四板车柴禾，踏着泥泞的山路，向着白猫洞山坡进发。来到坡下，天已放亮，雾霭笼罩着山峰山谷，雨点还依稀飘落身上，使人略感凉意。按照我们的预案，十几人分成两组，每组护卫一辆板车上坡。一辆车套上两头牛，五六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前拉后推。一行人踏着泥水，艰难地向坡上缓慢行进。走上三四十米距离的陡坡，碰到一处较平缓的地段后，把板车支好，再回头来拉另一辆板车。
碰到坡度更陡的路段，在下雨路滑的当时，这样的方案可就失灵了。不得不把三四头牛和毛驴全套上拉车，十多人共同推一辆板车上坡。坡陡路滑，有时候人和牛都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累得气喘吁吁，也前进不了半步。反复折腾之下，不觉时间却已过午，四车柴禾还没有拉上山坡的最高点。吃下的一斤半米，早在肚子里没了踪影。人们一身泥泞，一身疲劳。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白猫洞的山坡上，只有继续顽强地护卫着板车，踏着泥泞，一步三滑，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向着坡顶缓慢地挪动。
好不容易才将四板车柴禾，拉到了白猫洞山坡的最高点。开始向着南面下山坡了，大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在泥泞的山坡上，拉着一千多斤的柴禾下山更是危险万分。稍不注意，则可能出现板车下行失控而翻车，甚至出现人的生命危险。在下山坡时，牛和毛驴就失去了作用。这时，一辆板车，前面要两人，一人扶一个把手，另外两人就站在车尾，以增大板车与山坡面的摩擦力，从而减缓下坡的速度。丁心浩的一辆车，由于只一个人扶车把手，而在一个陡坡路滑处失去控制。他脚下一滑，人坐在泥地上抓着板车把手，向坡下滑动。幸亏他反应机敏，让脚使劲蹬在了路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才刹住了板车。否则将出现一车柴禾翻下山谷，人员伤亡的惨剧。
一行人终于饿着肚皮，护卫着四板车柴禾，筋疲力尽地翻过了鬼门关一样的白猫洞，又走上了通住黄家山口更加泥泞的山区道路。道路难行，人员更加饥饿疲劳，体力严重透支。板车发生了几次侧翻事故。翻车后，只得把柴禾掀下来，在泥水中重新再装车，再折腾。翻车的事故，让饥饿的人们穷于应付，不堪忍受。
天渐渐黑了下来，离前面的村庄还有些路程，一向驾驶板车技术一流的丁存茂，由于饥饿和疲劳，体力不支，脚下一滑，板车突然从两米多高的路基上，仰面朝天地翻到了路旁边的水田中。这是一次更干净、更彻底、更凌厉的翻车事故。人们浑身湿透，满身是泥，在泥浆中把柴禾搬上两米高的路基，重新装车，更是被折磨得狼狈不堪。
还好，翻越白猫洞和几次翻车，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可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天黑后多时，终于慢慢地挪到了一个村庄。疲劳饥饿已经把人们折磨得不能动弹。但是，还得去借村民的锅灶做饭。没有蔬菜，出于怜悯之心，房东慷慨地拿出了腌韭菜给我们下饭。于是，一行人又在没有任何油水的情况下，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人平一斤半米的小米饭。这天的两顿饭，两头不见天日，都是在夜色沉沉之下完成。
那天晚上，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板车空档里的塑料纸上，又要面对蜷曲一夜的苦涩和狼狈。但更为惋惜的是，仅此一天，就消耗掉了自己三天的口粮。自己这一天的消耗，却是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利用“瓜菜代”的办法，过四五天的日子呢！
一行人狼狈不堪地拉着四车柴禾，回到生产队。社员们听了关于翻越白猫洞艰难程度的讲述，感动不已。妇女队长严定桂诙谐地说，你们拉柴禾吃了这么多苦，生产队没有什么报答你们，今天给你们一人发一个老婆，要老婆们好好款待你们。一席话，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眼泪直流。
就在我们为生产队的柴禾革命加拼命顽强拼搏的时候，北京传来了“九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九大”明确了此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宣布的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也正式写进了新《党章》。这让经受了近三年文革动乱的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都盼望文革结束后，大家从此能过上安定的，能有柴烧，能吃饱肚皮的简单生活。
割资本主义尾巴
伟大领袖发动文革，据说是有其理论根据的。继伟大的苏联之后，让中国能去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老大，是老人家一以贯之追求的,让国人为之兴奋莫名的伟大目标。由此，老人家总结出了更加博大精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1969年，我先被调到民办小学、后又调到初中当教师后，1971年在民办教师转公办时因“家庭出身”遭到淘汰，又从三合中学灰溜溜地回到了我那个贫穷的生产队，灰溜溜地回到了我那个一贫如洗的家。
虽然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却也依然体格强健的我，转瞬间，又荣幸地成为了生产队的一个强劳动力。毕竟我是一个二十刚刚出头，正是人生巅峰时期的小伙子。在这个紧跟毛主席狠批狠斗资产阶级，狠批狠斗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紧跟老人家搞“继续革命”的日子里，我别无选择地，和破衣烂衫的社员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风里雨里又干起了每天只能挣几毛钱工分的农活。
那时候，生产队生产出来的棉花等农产品，只准销售给国家，而自己没有半点处置的权力。其价格，也只能是由国家单方面说了算。你这个生产队，如果“私分”了自己含辛茹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你就犯了弥天大罪，“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搞垮国民经济”等吓人的大帽子，就会戴在主张“私分”的社队干部头上。戴上这样帽子的人，会被批斗、撤职，甚至会荣幸地享受其它更为严厉的处罚。在这样的淫威下，“私分”之事，虽然不可能完全被杜绝，却也的确少了许多。高压之下，人民公社社员们也只能这样被迫受穷了。
买油买盐的钱没有，孩子治病的钱没有，给家人适当添点儿衣服的钱没有，家庭零星开支的钱没有。手头窘迫，异常艰难，怎么办？穷够了的人们，都想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努力去改变自己贫穷的现状。
为了解除此困境，有些家庭养起了猪。因为养的猪，可以为生产队积攒肥料。从而通过交给生产队的肥料，让自己挣到更多一点的工分。哪怕这种工分的分值，只有两三毛钱或者更低。这是公社大力鼓励的革命性的作法，不会担心被指责为资本主义。何况养大了的猪，可以在卖给国营的食品公司后，能换回三四十元钱和二三十斤肉票。更何况那时候的肉票，还可以以一斤一两毛钱的价格变卖后，又可以得到一点微薄的现金。自己养的猪，自己无权宰杀，卖给国营食品公司，则是人们的唯一途径。这是忠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忠心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如果私自宰杀，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在对抗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就会被批斗，被罚款，乃至遭受更严厉的处罚。
改变自己贫穷现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从“鸡屁股”里掏钱。一家散养十只八只鸡，有的甚至更多，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种千年习惯，是人们抵御贫穷的措施之一。鸡蛋变卖后所得的那几毛钱，为解决家庭财政困境，解决不时之需，真是功莫大焉。
但是，私人养鸡，这种不合（当时）时宜的可鄙行为，用文革的语言来说，是时时刻刻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因为你这人，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你得一心一意不辞辛劳不计报酬不遗余力地为人民公社去作贡献，为国家去作贡献。你如果不时刻想着生产队，不时刻想着国家，而时刻惦量着你家的鸡屁股，这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你就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对象而被批倒批臭。上级革委会英明地规定，一家最多只能养五只鸡。多养一只，就是资本主义。你那多余的鸡，得乖乖地不近人情地被处理掉。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要痛快淋漓地被割掉。哪怕你被割得眼中流泪，心里滴血，也丝毫不可能逆转这势不可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潮流。
在搞“继续革命”的日子里，上级革委会发动大家，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条一条痛下杀手，义无反顾地进行强行割除。利用休息时间到河里去打鱼摸虾，在家用竹子编制竹篮筲箕等物品这种“做篾货”的手工劳动，把自己自留地里多余的蔬菜偷偷拿到集市上去变卖，私自给他人理发，私自给他人缝制衣服，以及私下干其它能给自己带来微小收益的事，统统都是万恶的不可饶恕的“资本主义”。这些，都应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被杜绝。上级革委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限制家庭的副业收入。你理发、缝制衣服的钱，必须由生产队去统一结算，并纳入生产队的收入，再给你记那最多只值两三毛钱一个的工分。
更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干与集体生产劳动无关的事情。并严格规定，每个男劳力，每月必须在生产队要完成28天以上的工作日，女劳力每月必须要完成26天以上的工作日。这些强有力措施的实行，彻底堵塞住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漏洞。据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紧跟伟大领袖，搞好继续革命的需要。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剁基尾”。就是把你宅基地后面，认为是多余的部分面积，强制收归集体所有。因为那多余的部分，就是时刻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可怕温床。哪怕你宅基地后面，仅仅只是“多余”出了一分半分地，也是要毫不留情地被剁掉的。生产队派人，在各家屋后的树园里，把认为是多余的部分，打上了一条条冷冰冰的石灰印记。这一条条石灰印记，成了公和私当仁不让不准逾越的分水岭。石灰印记之内，是你可以暂时保留，说不定哪天，突然照样要收走的一小块树园。石灰印记之外，则是要交给生产队的部分。这可是要誓死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阵地。
除了白天正常在生产队出工外，每天晚上，每家每户又多出了一份额外的工作，那就是披星戴月，砍伐自家被生产队认为是多余宅基地里面的青竹、树木，挖掘横遭砍伐之后残留下来的竹蔸树蔸。因为这儿，已经荣幸地改换门庭，已经不属于你自己所有。它当之无愧地已经“姓公”了。本来可以用来变卖，换成三元五元十元油盐钱的竹木，这时候变得一文不值。有的甚至成了填充灶王爷肚子的薪柴。本来绿荫如盖的树园，被砍伐得黄土裸露，被挖掘得千疮百孔。昔日绿荫掩映的乡村田园风光，已经物是人非，风光不再。
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么一小块一小块被剁下来的“基尾”被收归集体后，实际也没被派上什么用场。有的甚至一直荒废，任其人踏马践,杂草丛生,荒凉闲置。
限制社员自留地的面积，规定每人最多半分地，也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一条革命性措施。原来每人一分自留地的作法，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这样，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就又要大动干戈地重新划分。一条条社员们含辛茹苦编织起来的菜园篱笆，被强行推倒。一块块自留地里绿油油的蔬菜，被彻底铲除。看来，蔬菜的生长，到时又会接不上茬，从而会严重影响到人们本来就贫穷至极的生活。人们对这种革命的行动，只能是无可奈何，穷于应付。这种伟大的“继续革命”，让大家苦不堪言。
在重新划分自留地时，要根据菜地的形状，计算出各户应得自留地的长度宽度。由于文化知识的欠缺，队里的计算人员，缓慢地拨动着算盘珠，好多遍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数据。大伙站在那儿焦急地等待着计算数据的出笼。我在地上划了几划，即刻得出了准确的结果。这种小儿科的计算，竟然让一些人惊叹不已。个别人甚至用阶级斗争的尺子，去丈量着我本来就是一种很正常，很简单，也是很自然的行为。认为我这个中农出身，祖父有政治历史问题，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去当生产队干部的年轻人，是不是在众人面前，想表现一下自己，是不是要去夺生产队的权了？
可笑之极的想法，映射着一些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深深熏陶出来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固执、僵化和愚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老人家“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文革时期，一系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革命行动，把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这个三合中学的教学台柱子老师，顺应历史的潮流，回生产队后，即刻听从生产队长的安排，乖乖地又加入到了板车队伍的行列。
一天，我们用板车，从新集采购站拉着棉花，送往多宝的时候，由于多永公路近期不通，我们改走经刘向公社庙湾大队的路线。不想由于板车中途故障从而耽误了时间。一身疲惫的我们，只好借宿庙湾大队的大队部。
正当一行人在庙湾大队的大队部简陋的乒乓球桌上鼾然入睡之时，突然被一阵吆喝声惊醒。原来是该大队的巡逻民兵在抓流窜犯。当时，没有公家的介绍信外出，就要被当作流窜犯收容、关押。他们勒令我们拿出介绍信件。这，让我们彻底傻眼了。
哇！“执法”民兵队伍中，骇然惊现有我荆州中学的同班曾凡海同学！在当年，多宝中学多少年来，也仅只有他和我两人，荣幸地考取了省属18所重点高中之一的荆州中学。荆州中学是荆州地区12个县的最优等学府，也是全湖北省，能和华师附中比肩的省属重点高中。面对老同学，潦倒落魄的我，心怀忐忑，有一种无颜以对老同学之窘迫。好在有惊无险，老同学和他的“执法”民兵巡逻队，对我们网开一面，从而彻底化解了当时的尴尬。
尴尬的信用服务站工作
尴尬之事何其多，更有尴尬在心头。
解放之初，人们沿袭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不向银行存款的习惯，认为将钱放在家里，是最保险的措施。何况，人们太穷，也无钱可存。
五十年代，在村社干部和上级政府派来的农村工作组的指导和要求下，每户自觉或者更多的是被迫，拿出了一个月左右的收入（一般五到十元不等）入股，成立了据说是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对农村的生产经营，起到了虽然是微不足道，却也是正面的帮扶作用。一个公社的信用社，设有主任、会计、出纳等岗位，解决了两三个人的就业困难，也不能不说是信用社的一大成绩。可那些入股了信用社的股民，自己的股金及其红利，却犹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没有了下文。
当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不也是这样搞的吗？开始的时候，股民们入股供销社，一年还可以得到几两盐，一盒价值两分钱之巨的火柴，或者几两煤油的年终分红享受。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除股金没有下文外，不是连得到半根火柴的分红好处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羞羞答答地难觅踪影了吗？
不过，这也没什么，反正愚眛的乡民们，是很好被糊弄的。
为了发展这种农村金融事业，信用社在下属的各个大队，布设了金融网点，称之为信用服务站。信用服务站，在本大队选择一名大家信得过的，不拿信用社报酬而只计生产队工分的会计，负责本大队的金融业务。
文革时期，三合公社信用社，配备有主任帅举榜，有来自中心大队的会计鲁道法，有从团结大队调来的年轻美女出纳白宏银。丁营大队信用服务站会计，由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丁存宣兼任。帅主任经常被抽调去各大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工作”。三合公社信用社实际的当家人，就非鲁道法会计莫属了。
多宝区的金融单位则叫银行了，是三合公社信用社的上级单位。1973年，由于工作需要，多宝区银行，将丁云大队丁存宣会计抽调去充实其队伍。于是，丁云大队信用服务站的会计岗位，出现了人员空缺的局面。鄙人虽然在丁云大队短暂地参加过“红色造反者”这一造反派组织，且家庭出身并不过硬。但是由于鄙人在丁云大队文凭最高，口碑不错，又曾经是三合中学“知名”的民办教师。由大队长丁存林力荐，荣幸地走马上任，接替了丁存宣的丁云大队信用服务站会计职务。
接收了丁存宣会计移交的一枚丁云大队信用服务站的印章，一支圆珠笔，几张复写纸，一个黄挎包，以及全大队400多元存款余额后，我就开始了信用服务站单调且注定没有多少业绩的工作。业绩不业绩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好出身足矣。丁存宣会计也并不是由于他的努力与否，而是由于丁云大队社员的过度贫困，不也是没有多少存款余额的工作业绩吗？而出身好的他，却也能够也应该被向上提拔重用。他笑对我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全多宝区信用社系统的人员中，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文凭过硬的高中毕业生。我算是大材小用，在多宝区信用社系统中鹤立鸡群了。我知道他如此表白，是对我的一种褒奖溢美之辞，亦或也是对我的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我苦笑着不置可否。
丁云大队七个生产队，近三百户，近两千人，却只有人平五毛钱左右的存款。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刚好只够买回五斤左右的大米。丁云七队的孤寡老人丁在桂，在信用服务站区区五十元的存款数，则在十多户存款户中，遥遥领先名列第一。最少的存款，则只有三元五元而已。那时候，有近三千人的新集大队的存款余额，在全公社名列前茅，也只有1800多元。人平存款水平也就是六毛左右。
文革时期农村经济状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我主要还是充当着生产队干农活的强劳力。每天和社员们一样，为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不分严寒暑热地在生产队战天斗地。每天背着药水桶，和七队的年轻强劳力们，一身露水一身药水一身汗水地在给棉花防病治虫。干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幸福营生。
我只有利用极少的时间，去走村串户，去上门服务，去行使信用服务站会计的职能。当我热情地向大家宣传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金融方针政策时，人们只是苦笑着应付着我的热情。在有的年轻人对一些新鲜事物还叫不出准确名字，而把水泥预制板叫做“玉石板”、把有机玻璃叫做“油浸玻令”，一心只知道要搞阶级斗争的蒙昧无知时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社员们，对把钱存储在信用社，是极不习惯也不放心的。更何况，在含辛茹苦干了一年后结算，而你却还倒欠着生产队钱款的超支状况下，人们哪有人民币去光荣幸福地存放在信用社里，从而去获取让人望尘莫及的利息收入呢？
由于业务的稀少，从而对业务的必然生疏，也由于家庭突发事故的影响，我在信用服务站的工作中，不但没有业绩，而且犯下了一个至今让人惭愧的低级错误。
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生活极度困难的文革时期，我那处于哺乳期的妻子，由于营养的极度缺乏而缺钙。在一次劳作中，不幸滑倒，导致右胳膊轻而易举地骨折。此等灾祸的降临，让生活于极度贫困且缺医少药的农村的我，惊惶得不知所措。光宏哥、光煜和我，用板车将我妻子拉到相距十多公里外的湖北省五七干校医院治疗。我想，我家住宅背后的树园里，还荣幸地长有两棵大柳树。以后没钱，就是卖掉这两棵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柳树，也得给妻子治好骨折。治疗完毕后已经天黑，我们才深一脚浅一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板车拉着骨折的妻子回到家里。
饥饿多时嗷嗷待哺的幼儿啼哭着，妻子骨折后疼痛难忍地唏嘘着诉说着。正在忙乱之时，丁营大队的团支部干部Z君，来我家取其存款。Z君对我妻子伤情的热情询问，着实让人感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Z君，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他领导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得益于我的热情辅导而在三合公社小有名气。为此，他对我唯唯诺诺感恩涕零笑容可掬。平时都是哥前哥后地称呼着我，抬举着我。
Z君要把他唯一的一张45元的存单取完。当时，我留存的现金全是5元一张的崭新币。本应该付给Z君9张共计45元人民币。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由于业务的不熟悉，由于精神的不集中，由于粗心大意，在孩子哭，大人叫，一片闹哄哄不安宁的氛围中，我却数给了他9对共90元人民币。从而破天荒地铸成了短款45元的超低级错误。
在丁营大队信用服务站萧条的业务中，一个报表周期，也仅只发生了这唯一的一笔45元的取款业务。在四天以后做报表时，我才发现了自己如此严重的错误。要知道，这45元钱，在当时贫困的农村，相当于一个整劳力四个多月的劳动收入呢。我神经高度紧张，赶忙到南河信用社向鲁道法会计汇报。他一面安慰我，说由他来出面对Z君做工作，企图挽回不必要的损失。
在回家的路上，不巧在中心九队和正到南河去的Z君迎面不期而遇。在如此情况下，我不得不把错款的情况，和颜悦色地向他如实相告。Z君显得有些不自在，面红耳赤前言不搭后语吞吞吐吐地应付了几句，说要回家清查一下后再告诉我。
等Z君回家后，我即刻热情地去登门拜访。不想，其母亲却大义凛然出言不逊，骂骂咧咧地全盘否定错款之事。Z君也一改面红耳赤吞吞吐吐之窘状，平时唯唯诺诺满脸堆笑的面部表情，被冷峻和铁青色所替代。他义正辞严地痛斥我，大义凛然地批驳我恶意诽谤污人清白之丑恶行径，且还把这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指责我这个祖父有历史问题的中农子弟，在对贫下中农进行恶毒攻击，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对这种向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的丑恶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
Z君及其母亲以攻为守，向我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我灰溜溜地从Z君处败下阵来，彻底无语了。我只好自认倒霉。看来，哪怕我在多宝区信用社系统文凭最高最过硬，哪怕我平时严于律己谦恭待人，也真不是什么做信用服务站会计的材料，也更不是低头百计，八面玲珑的Z君母子的对手。
在后来的三合公社信用社年终决算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鲁会计将我的错款之事，向代表们进行了报告，取得了大家的一致谅解，从而使45元钱得到了核销。这虽然了却了一桩积案，但是，却永远在我心里，留下了一段难以忘却的尴尬记忆。
有线广播网
文革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当时革命的大好形势，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宣传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贫穷的公社想千方设百计，好不容易也办起了有线广播站。从公社广播站牵出来的单股铁丝广播、电话两用线，在一根根就地取材的树木电杆的支撑下，穿过树林，越过田野，蜿蜒延伸到十三个大队。再由各大队延伸到下面的生产队和社员家庭。每户装有一个直径十五厘米左右，价值几元钱之巨的舌簧喇叭。这可是社员家庭里，唯一现代化且昂贵的现代音响设备了。舌簧喇叭的一端，连着从公社从大队拉过来的广播电话线，一端连着埋藏在社员群众房子里泥土地面下的地线上，从而完善了有线广播网的终端设施。还好，社员们简陋的芦苇泥巴墙房子里，都是纯天然的泥土地面，可以轻而易举地掘开地面，埋藏地线。这也给广播网的普及，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有线广播网这一伟大工程的实施，不仅让社员们从嘶哑，也并不清晰的舌簧喇叭声中，及时聆听北京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以及文革阶级斗争的喧嚣，也可以欣赏老人家慷慨激昂语录歌曲的旋律，及江青审查批准的八个“革命样板戏”那熟悉的唱段。在那个愚昧贫穷生活饥渴，同样也文化饥渴的时期，这真是一种弥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严重不足的莫大享受。
为了保证有线广播网的正常运行，公社广播站配备了一名专职广播员，也称之为广播站长。文化不高，出身于“土改根子”家庭的X，担当起了三合公社广播站站长的重任。各大队，配备一名不脱产的兼职广播线路维护员。丁营六队根红苗正的丁存山，充当了一段时间的广播线路维护员之后，另有它用。承蒙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信任，我又接管了这一让很多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为革命修理地球的社员们为之羡慕的光荣伟大工作。
从此后，我除了信用服务站的工作外，还要经常对广播线路进行维护巡视。对靠近广播电线的树枝，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修剪。对爬上电线的各种藤蔓，进行清理摘除，以确保线路的畅通。当然更要严加防范阶级敌人对广播线路的蓄意破坏。
广播的播放时间，分早中晚三个时段。有时候晚上社员们的喇叭突然罢工，我就要及时顺着线路，在田间和树林中穿行，从大队一直检查到公社广播站，以查明事故的原因并加以解决。有重要新闻，老人家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更是要加强检查，以确保社员们能及时聆听到中央的声音。没经过防腐处理的劣质柳木电杆，经常腐朽折断需要更换，此等小事，我们也不用向谁请示汇报。挥动板斧，就地砍伐树木，拧上瓷瓶，一根新电杆就此光荣诞生。因为这些树木都姓公，是人民公社的。为了办好有线广播网，为了让无产阶级牢固地占领农村的文化宣传阵地，为了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任意砍伐几棵树木，有什么关系？
公社广播站的全套设备，就安装在站长简陋的宿舍里。除了一台电子管扩音功放机外，还有一台需要人工转接的、配备有硕大干电池的老式磁石式电话交换机。站长如果在宿舍，有他转接电话，电话就容易打通。当然偷听（名之曰监听）甲乙双方电话通话内容，也是一大乐事。所以，那时候的电话通信，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更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语言之流露。有些人在打电话时，为了表明自己对老人家的忠诚，为了体现革命性，开头都要引用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切入通话的主题。要是站长离开了宿舍，而没有人及时转接电话，下面各大队的电话机就成了聋子的耳朵，一种摆设。你就是把电话机的摇把摇断，摇得你七窍生烟，这个电话也是“沉睡不醒”了。
文化不高，头脑活络的站长，经济头脑也十分了得。他到五三农场，采购了一批被报废淘汰的劣质拉线开关，并用于农户的广播线路上，向每个大队的广播线路维护员派发。结算价格为两角。全公社那么多农户安上此开关后，也有了一笔让人羡慕的收入。可这却害苦了各大队的线务员。劣质拉线开关故障频发，用户不是扯皮，就是要求更换修理，大队的线务员们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除此之外，广播站还出售线圈、喇叭、舌簧片、纸盆等。这种没有财务管理，带有经营性质的作法，不知道能不能产生腐败。当然，我们无权过问。
在社员家中安装的原始低劣的舌簧喇叭，故障频发。为了让社员群众能及时听到中央的声音，我必须要赶快帮助修理。
一天，我正一心一意在丁云小学修理舌簧喇叭，太平大队的武汉下乡知识青年周正文，突然不期而至。他带着荆州中学的英语老师周诗录，和周老师的妹妹，到丁云大队来看我。
周老师的妹妹，也是从武汉下放到太平大队的下乡知青。这个时候，有后台有关系的，家庭出身过硬的下乡知青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合格。他们都纷纷离开了贫穷的太平大队，陆续被招工进城。有的知青被推荐选拔，或者经过象征性的“考试”，而成为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推荐进行考试的。周正文和周老师的妹妹，由于家庭出身都不过硬，而还在太平大队的“广阔天地炼红心”。特别是周正文，家庭出身更糟，其大哥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而且还在被关押之中。因此周正文就更是招工无望，只得在太平大队找了一个农村姑娘，结婚生子。他准备永远扎根农村，一辈子种田为革命了。
周诗录老师专程从荆州来看望其在太平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妹妹。周正文闻听周老师是荆州中学的老师，也知道我是荆州中学的毕业生，就热情地陪同周老师看我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被他们的热情，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周老师向我介绍了荆州中学这几年在文革中的衰落景况。一个好端端的出类拔萃的省属重点高中，被罪恶的文革折腾得没有了半点生气。教师不敢好好教书，学生不敢好好学习。整天不是“开门办学”，就是批呀斗的。这让我们唏嘘不已。
我本应该留他们三人到我的寒舍一聚，好好款待他们一下。可惜，我家那时候真是家徒四壁，吃了今天担心着明天，囊空如洗，完全没有能力招待这一行贵客。热情的问候，热情的交谈，是我们这次会面的唯一内容。由于没有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老师和客人，最后我只好面红耳赤，心怀忐忑心和内疚，送走了他们。
有线广播线路在我的努力维护下，基本保持畅通。舌簧喇叭的嘶哑声音，继续传送着张铁生交白卷，和黄帅反潮流等方面的消息，传送着文革的喧嚣声。好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复出，大力抓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初步的好转。
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一首热情歌颂赤脚医生的歌曲，文革时在祖国的大地上广为流行。
1949年后，各种政治运动，把农村经济折腾得更加凋敝。国家贫穷，医生奇缺，缺医少药的现象更加严重。人们得了病，只能慢慢拖好。重病，也只有凄凄惶惶听天由命地等死。文革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为之严重。那个时代，大学中专停止招生，不可能更多地培养出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医生来应急。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就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其实，在1949年前和之后的50年代初期，农村也绝不少见像“赤脚医生”这样的人在走村串户地行医。如新集的谢光美，南河的向云庭，中心的何国风等，1949年前后，他们就一直在农村走村串户，为民众行医看病。他们利用自己粗浅的医疗技术，在乡村默默地挣着自己赖以养家糊口的养命钱。同时，也在为村民们顽强地守护着健康。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一些乡村也开始办起了保健站，培养基层的医务保健人员、卫生员，实际上他们都是后来所说的“赤脚医生”。
湖北最早被称之为“赤脚医生”的，是长阳的覃祥官。1961年,在湖北长阳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快30岁而只读过3年小学的覃祥官,据说是怀着“为贫下中农去占领医疗阵地”的雄心,开始学医，从而成为“赤脚医生”，并在该大队试行合作医疗制度。
但是，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一切事物都可以生拉硬扯到政治上来，一切成绩都要归功于老人家的“光辉思想”与“革命路线”。为了给文革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类早已有之的事物就成了文革前遭到“资产阶级路线”打击破坏，文革中才得到重视并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
1968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后，因为调查报告得到了老人家的亲笔审阅修改，“赤脚医生”就成了必须在全国大力推广的“新生事物”，于是在中华大地迅疾推广开来。以后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故事片《春苗》来宣扬这场“卫生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丁云大队和全国广大的农村一样，也产生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丁云大队的赤脚医生，就是和具有这一伟大称呼的赤脚医生鼻祖覃祥官一样，只上过三四年小学，原来就一直在丁云村行医的丁心阔。顺应文革的喧嚣，在大队部找了两间简陋的房子，作为合作医疗室，挂起了一个简陋的牌子，丁云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就此光荣诞生。明眼人都知道，此举只是把全大队每人一年的几元钱医疗费，集中到了一起。其它条件，则和文革前一样，依然如故，换汤不换药。
合作医疗站每年从生产队收取每人三五元人民币，作为运转资金。社员群众每次看病，则向医疗站支付五分钱的挂号费。心阔医生到公社卫生院采购一点用于治疗小外伤及头疼脑热的感冒药品，合作医疗站就可以正常开门迎客了。其中最为昂贵的药品就是油制西林、柴胡注射液及阿司匹林。其它的也就是一点胶布、药棉、纱布及治疗小外伤的碘酒等。
由于治疗和收取挂号费均由丁心阔一个人经手，不符合财经手续，于是大队安排我兼职在医疗站收取挂号费。除此之外，清洗注射器和针头，给病人敷药膏，顺便也学一学给病人进行肌肉注射，这些，成为了我在合作医疗站的全部工作内容。
我一身兼做信用服务站会计、广播线路维护员、合作医疗站的勤杂等三种工作。我成为了丁云大队有史以来，最受“重用”的大杂家。这可能是丁云大队的领导对我在工作上一以贯之的负责任精神的充分肯定，也可能是对我当时在丁云大队“最高文化程度”的肯定。这是对我这个中农子弟的极大信任。当然，我也用自己加倍的努力和勤勉，作为了对大队领导和贫下中农的热情回报。
丁心阔医生经常身背药箱去走村串户。这个走村串户，一是在巡诊，二是到各生产队去，求爹爹告奶奶地收缴合作医疗费用。由于生产队贫穷的现状，合作医疗费用的收缴，真的很难很难。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地无功而返。
每天来合作医疗站就诊的社员群众也不多，因为病人来就诊，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且每次区区五分钱的挂号费，也由于囊中羞涩而望而却步。
人说合作医疗好，我说合作医疗难。
教师有病看不起，掏尽荷包三分钱。
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丁心文的这首打油诗，道出了当时人们的无奈。大多数时候，五分钱的挂号费，成为了人们在合作医疗就诊中一条不愿意逾越，或者难以逾越的门坎。生病的社员们宁可拖着抗着，不到万一的时候，则不愿意到医疗站去多花费这宝贵难挣的五分钱。由此，合作医疗的窘境可见一斑。病人万不得已去光临医疗站时，可就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我所在的仅有百十来人的丁云七队，就是此典型的例证。好几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四十多岁年纪的人，本应该生龙活虎地为农业学大寨进行拼搏的时候，却一个个重病缠身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相继去见了阎王爷。他们是丁心宜、丁良弼、丁心桂、丁心凯、丁良信、丁立勋、姚德英等。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丁云大队的赤脚医生丁心阔，他对此悲剧不应负有任何责任。就是三合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也对这些年轻病人们的病情，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丁良弼胃不舒服，被丁心阔推荐到公社卫生院做手术。原始简陋的临时手术室，及卫生院医生拙劣的医术，也没能挽救住他正值壮年的生命。
丁心凯等人，干起农活来更是壮得像头牛，谁知道却一病不起。合作医疗更是对他们的病情，束手无策。这些年轻的病人别无它法，只能在家苟延生命，等待死亡。
还不到40岁的姚德英，更是惨得不可名状。她由于生孩子而住进了公社卫生院。孩子没成活，人也几乎成了植物人。在欠下2600多元的信用社医疗费贷款后，只能被惨兮兮地用板车拉回家，而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在人均强劳力年收入仅只100多元的当时，这2600多元的巨额贷款，让其丈夫丁存典及几个未成年子女，蒙受了巨大的还贷压力和巨大的精神打击。他们有了一种此生无望，永无出头之日的感觉。大儿子丁光法成年后，因为家庭的巨额债务找不到媳妇，而不得不入赘他乡，去当了一个在当时让人看不起的上门女婿。二儿子也只能找了一个从更贫穷更遥远的五峰穷山沟里被别人介绍来的姑娘结婚。
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作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新生事物，被报纸电台宣传得优越无比，是文革的一个伟大成果。但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无休止的折腾，严重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条件的积贫积弱状况，严重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不管是“赤脚医生”还是不赤脚、穿鞋子的医生，不管是合作还是不合作的医疗制度，却丝毫也没有让农村医疗条件出现任何有效的改观。一根银针，没有治好这些人的百病，当然也没有温暖住千万户社员病人家庭冰凉的心。
滚水坝
丁云大队西面六七公里处为钟祥县陆家寨。一条小河的支流，就发源在陆家寨以西同样只有几公里之遥的农田间。涓涓细流从农田的众多沟渠中流出。流入大沟渠，汇成小河沟。文静澄清碧绿的小河流水，缓缓一路向东，经过陆家寨，经过南河、中心、丁云、陈桥等大队，在苗家浲口汇入天门河。一遇暴雨，雨水从广袤的农田里排出。温顺清澈的小河沟立即暴满，摇身变成为黄色湍急宽阔的河流。这条不起眼的小河，世世代代起着为钟祥陆家寨、旧口镇，也包括天门的梁场公社、三合公社直河大队的农田，排渍排涝的重要作用，从而确保了该地的农业收成。
在那个“亩产万斤粮”，大放“卫星”的年代，上面起劲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干不成的”。中心大队的人们，响应伟大号召，开动脑筋想办法，在中心六队背后的小河段，理直气壮地放了一个“水利卫星”。他们革命加拼命，在小河上修筑了一个低矮的土坝，将世世代代缓慢流淌着的小河流水拦腰截断，将河水水位稍微抬高，利用其微弱的水能动力，碾麦米轧棉花。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水利卫星”也必然只是起了一个为决策者提供邀功请赏的机会后，昙花一现而立马夭折。
大跃进失败后，小河仍然恢复原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淌着。有时温顺恬静，有时也浊流充盈。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三合人民焕发出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公社革命委员会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誓将三合变新颜，以此来显示文化大革命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威力。在中心九队那儿搞的南水北调工程失败后，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同时，拍拍脑袋，又打起了小河沟的大主意。他们决心在中心六队原来建坝的那儿，再建一个更高更牢固的滚水坝，以期开发出小河沟的水能资源。
开发资金在哪儿呢？没有。但开发所需要的劳动力，倒不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完全免费的劳动力，却应有尽有。三合公社一万多人口中，随便摊派出不需要报酬的垒坝劳动力，倒还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谁胆敢不服从而反对呢？谁也不敢。如果反对，一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立马会被戴在你头上，而让你消受不起。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三合公社气壮山河的滚水坝工程，在文革的喧嚣声中光荣上马。还吃不饱肚皮，自带几个冷红苕，自带工具的三合人民，来到了滚水坝工地。他们革命加拼命，夜以继日地垒坝。我的妻子，不敢顾及嗷嗷待哺仅几个月的幼儿，也光荣地加入了垒坝大军。为了给幼儿哺乳，我的家人，不得不每天数次，把孩子抱到工地上去解决。
工地的技术员，就是毕业于天门县多宝中学，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堂亮。这个一直战斗在水利工地上搞测量、搞土方工程验收的“土专家”，又好好地在滚水坝工程上，显摆了一把难得的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有革命委员会撑腰，哪怕公社南水北调工程失败惨痛，也没能摧毁三合人民垒好“反帝反修坝”，垒好“革命坝”的坚强革命意志。工程边上马，革委会和李堂亮边修改施工方案。这名之谓，在阶级斗争中学习，在生产实践中学习。
促生产的前提，是要抓好革命。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顺风顺水，顺理成章地上去。因此，在垒坝工地，进行行之有效的伟大革命大批判，很有必要。稍事休息时，组织者会念一些东找西抄来的批判文章，从而增强垒坝工地阶级斗争的强烈气氛。
滚水坝的主体为泥土结构，坝顶为石块加水泥筑成。三合人民节衣缩食，奋力苦干。气壮山河的滚水大坝，在一万多三合人民的努力下，经过三年的上马、下马、方案变更，终于胜利完工。
滚水坝的落成，却让钟祥县的人们吃尽了苦头。由于小河水位的人为抬高，让陆家寨以北以西大片农田的渍水，难以顺利排出，从而渍害十分严重。每逢暴雨，大片的农田即成为汪洋泽国，有的农田，甚至颗粒无收。这让钟祥人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水位的抬高，上游的梁场公社陈营大队，及三合公社直河大队的农田，也深受其害。
钟祥的人们不服气，把状告到了荆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甚至告到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湖北省和荆州地区两级革委会干预之下，在天门县革委会的协调之下，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沉痛的决定，即忍痛割爱，果断炸毁了心爱的滚水坝。随着几声沉闷的炸药爆炸声，让倾注了三合人民有限的财力，和毫不值钱的人力后，一度引以为傲，却还没给三合人民带来半点利益的滚水坝工程，顷刻之间在人间消失。
小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清澈的河水，仍然日夜恬静地向东流着。钟祥的农田，再也不用担心受渍涝危害。不知道是哪一个聪明的小学生，亦或是大人，编了一个“三句半”调笑此事，也作为对此闹剧的民间总结：
三合人民干劲大，
三年建成滚水坝。
钟祥人民一声吼，
炸！
学大寨
大寨是在山西省昔阳县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原本非常贫穷。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这是继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后的又一伟大运动。
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在此热潮中，全国、湖北全省乃至天门县，都组织了大批的农村干部，到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取经。丁云大队的大队长丁存林，荣幸地成为赴大寨学习参观团的成员。回来后，他向全体社员介绍了参观大寨的感受。他说，去大寨参观学习的人太多太多，以至那儿的接待工作异常繁忙。接待人员和参观人员，都是马不停蹄疲于奔命。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寨大队搞了人造小平原，统一建了几排住宅。社员们的生活并不太好，吃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大寨大队很多人，都有一块当时让人羡慕的手表。因此，社员出工收工，都不用敲钟，全凭自己掌握时间。大寨大队社员们的工分，也不像我们这儿生产队一成不变的死杠杠规定。而是灵活多变，“自报公议”。即自己视自己的劳动能力等条件，每月申报自己劳动一天，应该得到多少工分，再由大家评定。
这种参观学习，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前蓬勃发展。三合公社和全国一样，学大寨运动，也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学大寨，首先要学习大寨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的作法，狠批狠斗资本主义。文革中，社员们微不足道的那点儿“资本主义”，本来就被斗得没有了任何藏身之地。人人谈“资”色变，望“资”生畏。但是，你还得永远按照上级的要求，搞好政治学习，大会小会地去狠狠斗，狠狠批。无事三巴掌，有事巴掌三。巴掌打得越响亮，你的革命性就越强。对搞自留地热心，做公家活磨洋工，热衷于偷用出工时间打鱼摸虾，干队里的活偷懒取巧等，都背离了学大寨的基本要求，都是十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都在批判革除之列。
学大寨，也要学习大寨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办法，此称之为大寨式工分。每天劳累至极的社员们，本来企望下雨天能在家好好睡个懒觉，做做家务，忙活忙活自己的事情。可为了学大寨，在下雨天，还要集中在一起，搞政治学习，搞大批判，搞大寨式的“自报公议”的工分评定。往往为了某一人，某几个人的一分半分工分的评定，要耗费全队社员几个下雨天宝贵的休息时间。在热烈的、互不相让的争吵中，在面红耳赤中，队长极力寻求着评定时的折中统一方案。但，每每却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大家不欢而散。
为了学习大寨搞人造小平原，三合公社革委会确定了本公社的宏伟目标：要在两三年内，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把全公社的土地搞平整，搞好新农村建设，誓让三合换新颜。
他们把各大队的精壮劳动力全部集中，首先调到新集大队去平整土地。被平整的地块，都紧靠公路边。这可是公社的一个十分耀眼的面子工程。这些来自各大队，不要任何报酬的免费劳动力，自带柴米油盐，自带工具，开赴平整土地的工地。反正这些社员都是集体的人，得绝对毫无选择地听从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指挥。否则你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罪名，是谁也领受不起的。
平整土地的现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主席的语录牌异常醒目。这种集中大兵团干大事的场面，在大跃进时期，在文革时期，早已司空见惯。大寨几百人，能在山区搞人造小平原。难道三合公社的几万人，还不能在美丽的江汉平原上，把高低不一的土地整平吗？工地上，人们肩挑箢箕，往来穿梭，利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耗费着自己有限的体能，日复一日，像蚂蚁一样在頑强地做着泥土的搬运工。即使已是秋凉季节，却也挥汗如雨。
赶在冬播之前，新集大队的平整土地大会战，才匆匆收场。但是，公社领导曾经信誓旦旦，要把全公社所有的土地，都一律整平的伟大承诺，却就此而不了了之。新集大队，独享了全公社精壮劳动力一个多月的无偿劳动。那些提供无偿劳动的社员们，谁也没有异议。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麻木，麻木得就像一颗螺丝钉，领导想把他们拧在哪儿，就拧在哪儿。反正劳动力不值钱，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大量提供无偿劳动力的情况比比皆是。
学大寨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治好坡后，还要治窝”。也就是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后，也要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
那时候，经济凋敝。大家每天能让自己饥饿的肚皮，有一点粗劣的食物去充填一下，也实属不易。哪还有余钱，去修缮还是在明清时代，依靠祖辈建造的，后来早已摇摇欲坠的芦杆泥巴墙房子呢？但是，改善窘迫的居住环境，是可以理解的人之正常追求。于是，有的大队，如新集、中心、丁云等，在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也办起了简陋的窑场。
我所在的丁云七队，由于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存典队长的英明决策，在1968年，举全小队之财力人力物力，也开始开办窑厂。丁云七队的集体经济一贫如洗，但还是请了两个河南逃荒来的人，在丁云小学新校址的地方，张罗着土法上马，办箍子窑厂。
这两个河南人，把明朝时期丁姓老祖宗们为了抵御洪水而修筑的垸子堤毁掉，利用垸子堤的粘土，每天辛辛苦苦地赶制砖坯。后来，为了让箍子窑梦尽快变为现实，集中了全队精壮劳力，突击赶制砖坯。砖坯数量才达到了能够建一个土箍子窑的十万之巨。
这时，丁云六队的箍子窑早已经点火。六队那土箍子窑顶，缕缕随风起舞的青烟，更激发了七队的人们冲天的革命干劲。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所焕发出的冲天革命干劲，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难以阻挡的。
虽然后期发动精壮劳力赶制的砖坯，还没彻底干透，但七队还是革命加拼命地加快了垒窑步伐。文革中经济萧条，办窑厂的物资异常紧缺。通过大队窑厂的关系，好不容易买回来了劣质煤，和东拼西凑找来的粗细不一、用于箍子窑打箍用的锈铁丝。全队人怀着喜悦的心情，日以继夜，用辛勤，用汗水，用希望，用赤裸裸的肩膀和粗糙的双手，加快了垒窑的步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突兀而出的巨大圆柱体的土箍子窑，终于巍然耸立在了丁云七队的池塘边。
点火时，被当作内行聘请来，在窑顶上帮助忙活的六队的光祥哥，和另外一个窑工师傅，突然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症状，他们奋力歪歪扭扭地从七八米高的窑顶上爬下来，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一场虚惊，并没有冲淡人们的火热之情。在人们的希冀中，箍子窑顶，终于冒出了淡淡的烟雾，这标志着箍子窑已胜利点火成功。 这个丁云七队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值得庆祝、值得欢呼的重大事件，让全队男女老少精神振奋，像过节日一样地欣喜若狂。
丁云七队贫苦的社员们，终于也能在经济极度贫困的条件下，利用土法烧制红砖。也有希望能以此来建造梦寐以求的砖瓦房，改善解放以来，从没有去改善过的明清时期祖宗留下的陋居了。
箍子窑里的煤火炽烈地燃烧着，窑顶烟雾缭绕。这是让丁云七队的人们怦然心动的一幅美好画卷。夜深了，大家才带着满足，带着希望，进入美好的梦乡。
箍子窑里炽热的煤火，让还没有干透的砖坯中的水分迅速变为水蒸汽，体积突然间扩大一千六百多倍。这突兀而出无处发泄的巨大能量，让箍子窑外面锈迹斑斑用以固定窑体的铁丝，如何能够抵挡？在人们异常满足的甜蜜睡梦中，顷刻之间，固定窑体的铁丝断裂，箍子窑一层层轰然垮塌。
人们起床后，看到了这让人悲催的一幕，真是如五雷轰顶，肝肠寸断。摇摇欲坠的集体经济，遭受如此重创，有如国家经济遭受到了文革的疯狂摧残一样，让人痛心疾首，让人肝肠寸断！违背常识，违背科学，让丁云七队人收获到了一个刻骨铭心难以下咽的苦果。生产队几年的有限资金，和大量的人力投入，让全队人按劳分配到了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几块土砖坯。新居梦也由此毫不留情地在文革莺歌燕舞的朗朗乾坤之下轰然破灭。
大队的土窑还在运转着。不久，丁云大队利用本大队土窑生产出来的红砖，学习大寨“治窝”的精神，大手笔地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拆大建计划。按照这一宏伟拆迁计划，一期工程，是把四五两队的住户全部搬迁到小河边，建造起几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简陋平房。
大队革委会一声令下，于是，全大队的社员，都自带粮䓍，为这一工程，夜以继日地贡献出了无偿的劳动力。木工、泥瓦工、小工，均来自本大队的免费劳动力。搬迁户们，或有即将住进新居的兴奋，或有难离老台基住处的抵触，或有对新居住地拥挤不堪的抱怨，丝毫也不影响工程的进展。
不久，耗费了全大队财力人力物力之后，几排简陋的平房终于落成。由此，四五两队合二为一地成为了丁云大队第四生产队，全大队七个生产队的建制，也顺理成章地缩成为六个生产队。
在四五两队的搬迁任务宣告胜利结束之后，其他队的无偿搬迁计划，由于各种原因，也就偃旗息鼓没有了下文。
突出政治，狠批资本主义,搞成了一哄而上的形式主义。这种不计成本，不计报酬，一平二调的行政命令，大呼隆的简单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在贫穷的农村，冠以农业学大寨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盛行着，发展着。
农村工作组
为了把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多宝区在上级的指示下，向农村的各大队派出了工作组。
文革初期，刘少奇为了把文革引向一个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也向北京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此所谓利用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群众”，被老人家斥之为“何其毒也”，成为打倒刘少奇的第一突破口。不知道这个时候，由老人家确定的对学校和工厂派出实则是文革工作组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向农村也派出工作组的做法，又该用何种理由去解释？
进驻丁云大队的工作组，由多宝供销社的成员组成。组长曾祥训，组员周继龙、庞文汉，还有两个女士分别是张苕芝和徐桃红。苕芝和桃红都是在供销社大招工时，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的身份，被招进供销社工作的。根红苗正的她们，其父亲至少是多宝区某一大队的要员。那时候能到供销社工作拿工资，是让农村人望尘莫及、十分羡慕的高人一等的美差事。只有这些生产大队要员的子女，才有资格被招工，被重用，而其他的贫下中农子女，则与此无缘。
有如钦差大臣般的工作组进村后，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轮流到各家吃派饭，这给群众增添了不少麻烦。当时大家都过着缺油少盐，十分困苦的生活。轮到工作组到自己家里吃饭时，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东拼西凑地想把生活搞得好点儿，但依然难掩生活物资匮乏的窘迫。由此，大家颇有怨言。后来大队安排一人，专门在大队部给工作组做饭，此矛盾才得以解决。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抓三促”,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当然，抓革命是首要的任务。当时的革命，就是搞好批林批孔，狠抓阶级斗争，只准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五类分子”要出门，必须向队长请假并得到批准，否则就要开斗争会进行斗争。
抓革命的另一方式，是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他们物色到了丁云三队曾经当过村党支部书记的廖世举的家庭历史。在过分夸大其解放前经受的苦难后，要求丁云小学的老师们画出一组图画，展现出解放前廖世举一家苦难的生活，以期掀起丁云大队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新高潮。这些民办老师们没有绘画专长，对廖世举解放前的苦难也不甚了解。但这却给了老师们闭门造车，凭空想象的空间。因为你越是编得离奇，越是编得“高于生活”，才越对社员群众有教育作用。文革时唯一展现在文艺战线上，唱遍神州大地的那八个“样板戏”，不也是“高于生活”的杰出典范吗？
老师们借助几十本小人书，用其中的图画作临摹蓝本，生拉硬扯地编造出廖世举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几十幅图片。这些拙劣的图片，不仅过分丑化了解放前的社会，也丑化了廖世举本人。图片展览，并没有在丁云大队产生预期的教育效果。相反，廖世举的儿子廖诗学，在观看了图展后，却对那种过分的夸大之辞，付之一笑而不屑一顾。
丁书兵的爹爹（即祖父）丁在中，是我“家门”的爹爹，我叫他大爹。大爹在解放前由于田少而给人做裁缝手艺，生活的温饱不成问题。但是，解放后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吃不饱不说，穿在其身上的衣服更是补丁遍布棉絮外露。他根本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而只有这种破烂不堪的“华服”，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我们可怜的贫下中农们，被解放了二十多年后，却仍然生活在更加贫困之中。
一天，工作组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大爹发言。大爹佝偻着身子，穿着这种并不御寒的“华服”，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蹒跚登场。大爹没文化，他语句并不连贯，措辞也不准确，更没有任何语言逻辑。他东一句西一句地，倾诉着解放前跑土匪时的苦难。说解放前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可在思甜时，却来了情绪，说现在的新社会，我们的生活真是好。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扯着“华服”上随风飘动的烂布襟，以动作和姿势助说话：“你们看，现在吃得好，穿得也好！”大爹牵强附会且笨拙的动作，显然与这身“华服”极不协调。让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与会人员，似有一种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话音未落，全场就哄堂大笑，让工作组主持的忆苦思甜大会庄重、严肃的空气荡然无存。
丁云七队（现在叫丁云村六组）出身于苦大仇深家庭的政治队长丁存典，是一个性情耿直，做事认真的直爽人。他的忆苦思甜，更是让人折服。他忆苦时，突然声音哽咽，把他的苦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他悲愤地说：“我家真是苦啊！五九年，上级号召办无粮食堂，二十多天我们在食堂里，没有吃到一颗米。我家被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饿死的是他的父亲丁继昌、母亲及叔父丁立昌）哪！”工作组急忙制止他的发言，可我们耿直的存典队长，却据理力争，说：“我说的全是实话，不信，你们问大家！”他边犟着脾气争辩，边被工作组立马请下了台。工作组组织的这种忆苦思甜大会，也在尴尬中草草收场。这样的忆苦思甜笑话，在当时广大的农村比比皆是。
工作组要组织社员批孔，这可让大伙为了难。大队干部中，个别人仅仅知道孔子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教书先生，至于这个教书先生犯了哪门子禁，死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还要拿出来批倒批臭？既穷又白的社员们，对孔子更是一无所知。贫穷的社员们只知道每天出工，去挣一天价值达几毛钱之巨的工分。他们关心的是自己今天吃过了后，明天米缸里的那点儿米，要用什么搭配才能让一家人的肚皮吃饱。自己衣服上的补丁又破了，什么时候能找时间，去再次补好。这样一种物质条件，叫大家如何去批和他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这个孔老二呢？但批林批孔，是伟大领袖发起的伟大运动，如果不组织批孔，工作组又将如何向多宝区的领导交待？
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大队领导终于想到了全大队文化水平最高的我。他们认为，我这个省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肯定知道孔老二，也肯定了解他那祸害千年、不可饶恕的罪行。更了解他是怎么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给我布置了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要我写一篇批孔的批判稿，并准备在全大队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作重点发言。
我这个祖父有历史问题的中农子弟临危受命，受宠若惊，立马使出了十八般武艺，闭门造车。我又一次搜索枯肠，打造着自己的批判稿。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我立马想到了在荆州中学上高中时看到的一些批判文章上文绉绉的“如丧考妣、顶礼膜拜”等文革时期的时髦词语来。用这些“信手拈来”的空洞的、大而化之的堂皇词语，填充着我空洞无物的批判稿空间。
丁云大队的批林批孔大会，如期在大队学校的操场上举行。我胸有成竹，气宇轩昂地走向用一张学生的课桌充当的发言席位，高声朗读着让社员群众听得一头雾水的得意之作。会场上小孩子窜来窜去，毫无顾忌地打闹着，嬉戏着。妇女们偷偷地做着针线活。人们相互小声地交谈着柴米油盐，及与批判会毫不相干，但自己却很感兴趣的内容。会场一片嘈杂。工作组成员及大队干部不得不一再吼叫着，训斥着，要求与会者保持安静。在吼叫训斥的刹那间，会场的确安静了许多。但这种片刻的些许安静稍纵即逝，嘈杂依然故我。
我的批判发言，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能对社员们起到什么教育作用？这些只是为了能得到开会的出勤工分的社员，有几个在认真听着我声嘶力竭、慷慨激昂、自我陶醉式的批孔发言？政治形式，一种不讲效果和实质内容的形式，就是对这种批判会的最好诠释。批林批孔大会，在完成了由大队干部和工作组向上级汇报交差的历史使命后草草收场。
后来，工作组同样组织开展了“学习小靳庄”的活动。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的一个生产大队。这是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唱“样板戏”、搞赛诗会、在农村搞意识形态革命的一个样板和典型。丁云大队没有诗人，大家也没有能力更没有雅兴去写诗。于是，由几个唱过老戏的人，和二队游手好闲的C等，晚上在机务队的土台上，咿咿呀呀地，搞了一个没有经过排练，没有什么准备，土得掉渣的“演出”。对付了一下子，就算圆满完成了学习小靳庄的伟大政治任务。
也不能说工作组的工作全是花架子，全都一无是处。毕竟，工作组中也有对发展生产认真负责的有识之士。1974年换班后的工作组的副组长杨燕金，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1974年，本来是多宝区委组织委员谢章玉担任驻丁云大队的工作组组长，但由于谢是一个胸怀大局，日理万机的人，革命工作太忙，所以工作组的工作，基本上由来自多宝供销社，略显文质彬彬的副组长杨燕金打理。这可给了杨组长自己决策丁云大队大事的权力。
杨燕金组长中等个头，平时一身灰布衣服，待人和善。勤奋务实办事认真的他，在抓革命之余，喜欢到各生产队的地里去转一转。这种亲民的作风，很是让社员们受用。转到四、五、六、七队的田间时，杨组长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即这四个生产队农田的交界处，都是弯弯曲曲，犬牙交错，形状极不规则。这种现状，很不利于农田的排涝排渍，更不利于以后的农业机械化。
他立马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到中心和陈桥两个大队去协商沟通，以便统一规划，使各队的田块能整齐划一。在1974年冬播前，终于让三个大队达成了协议，按各队现有面积调整了田块。一冬一春，横贯南北的两条田间道路和两条田间大沟渠，终于骄傲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我们敬爱的杨组长，满怀激情地，把和中心大队交界的沟，命名为“批林沟”，把和陈桥大队交界的沟，命名为“批孔沟”。批林批孔两条沟的命名，强烈地映射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特征。
杨组长带领的工作组，终于夺得了丁云大队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苦涩姻缘
人类的繁衍，离不开两性相悦，男婚女嫁。古往今来，世事沧桑，莫不如此。在人类历史上，由此种生物超凡本能，而产生的两性结合之故事，更是汗牛充栋，浩若繁星。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颠扑不破的人类常识和生物性本能面前，在男女情爱上，更是超乎想象地演绎出了更多悲欢离合的人间悲喜剧。
文革时期，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革命第一，过高征购，生产受损，导致农村更加贫穷。人们贫穷，贫穷得连奢望吃一口饱饭的条件也相当不具备。在此等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农村青年的谈情说爱，找对象结婚成家，必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更别说那些地富反坏右家庭的“狗崽子”们了。
天门、京山范围内，一些条件差的家庭的子女，找对象结婚之难，让人无法想象。
还好，每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并不平衡。此地虽穷困，更有穷困地。我们当地，还在为一日只有六七两米而发愁的时候，却更有一日为只有四五两米而发愁的贫困之乡。这使找对象难的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似乎在绝境中，也看到了一线希望。
本队帅小伙G，性格温和，勤奋节俭。其母亲因病不幸去世，欠下了信用社和生产队2600多元的债务。对于在生产队干一年，也只有一百多元收入的他，这可是一个此生难以还清的天文数字债务呀！找对象，更是成了他横亘在前不可逾越，荆棘丛生的高山。他哥哥，因此而不得不入赘他乡。
天无绝人之路。他终于由一个能说会道走南闯北人的介绍，花费了极少的钱财，找到了一个比天门更穷困的五峰山区来的姑娘，终于圆了娶媳妇的人类美好梦想。他，是幸运的。
中心四队的C君,由于家庭困难，找对象，也成了他的一大难题。可他有一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的嘴巴。听说四川比湖北穷困，这可是个有文章可做的理想温柔之乡。为找对象，他不惜债台高筑，随牵线者远赴四川。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而成就了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姻缘。
C君随牵线者，来到四川某地。在这个因为文革而更加贫穷的穷乡僻壤，发挥了巧舌如簧的先天本事。他配合牵线者，不遗余力，大肆摆阔。吹嘘湖北风景美如画，处处有黄金。吹嘘其父是两县的县长。即“开线”（远离村庄的田野）和“拢线”（靠近村庄的田野）的“线”长。
吃饭时，四川的主人，像招待贵人一样，好不容易倾其所有，给他斟了一点酒。C君却高谈阔论，说我家喝酒，不是这样斟一点点儿，而是想喝时，直接去酒缸里舀的。这种过度的炫“富”，让正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四川主人羡慕不已。于是，C君没对牵线者和主人花费多少资财，主人待嫁的女儿，也就趋之若鹜地成为了他的猎物，追随千里来到湖北，和他喜结良缘。其岳父母也追随女儿搬迁，从而幸福地成为了江汉平原上仍然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但比四川略强点的中心四队的社员。
听说，那时在四川的一些地方，只要慷慨地舍弃五斤粮票，就可以换回一个姑娘作老婆。通过此亦真亦幻之传闻，也着实看出了文革使四川的贫穷达到了极限。
但C君却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最终迫于生计等诸多压力，30岁左右时，他义无反顾地喝农药自尽。他以死明志，决绝地告别了这个只要想喝酒，就可以去酒缸里慷慨地舀一碗的虚妄美好世界。
农村“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其婚姻状况，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延续香火，他们更是想出了“调换亲”，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人间妙招。即如果A、B两个四类分子家庭，各有一双儿女。而由于政治原因，两家的儿子都找不到对象。这样，通过媒人，可以将两对儿女进行配对。A家的女儿，嫁给B家的儿子。又把B家的女儿，嫁给A家的儿子，成全两方儿子的婚姻大事，从而荣幸地得以延续数千年来的祖宗香火。
中心四队的丁心矩，50年代就读于沔阳师范。身为小学教师的他，正直、帅气、有文凭，很受人喜爱。由于其家庭成分地主，怎么也找不到对象。万般无奈之下，他家和杨家浲的一黎姓地主家庭，像市场上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一样，进行了“调换亲”。丁心矩的妹妹，嫁给了黎姓家的哥哥。黎姓家的妹妹，嫁给了丁心矩。从而，才解决了两双儿女的婚姻大事。
看来，成份不好，如果生有女儿，也有了一个给儿子找对象的基本筹码和条件。文革时期，这种“调换亲”的悲喜剧，堂而皇之地，在伟大的神州大地上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那些下乡知青的婚姻问题，更是悲催加悲催。
拖市蔡口的一对下乡知青，情投意合，互相爱慕。本可以比翼双飞，喜结良缘，白头偕老。怎奈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际，怎么能去谈婚论嫁？在这前途莫测之时，如果过早婚育，则是彻底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回城梦想。但终因彼此情感太深，而把持不住，偷吃了禁果，而导致怀孕。这可是断送回城前途的人生大事呀。女知青终日以泪洗面，感觉前途无望。最终，以农药果敢地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因此那个男知青，也享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巨大威力。
当然，为了得到一个返城的指标，很多女知青以青春的肉体作为牺牲，那就不是属于婚姻的范畴了。在这方面，多宝区负责知青招工、推荐知青成为工农兵学员的P，由于掌握了这一权力，玩弄了众多的女知青，而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直河某队的一个女知青，为了在生产队能干轻活，为了能得到其它方面的微小利益，而和几个干部分别上床，进行肉体交换，就更不属于婚姻的范畴了。那几个干部，最终也幸福地享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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