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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一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2月 06, 2022 9: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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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0月30日第211期

本期目录

〖文革民生专辑3〗

书海泛舟

丁光义 记忆中那些年农村的民生状况(《梦魇》选读)
郑会欣 下乡当知青后才知道的农村民生状况(《陌上草青》选读)
朱永喜 难忘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遇到的几件事(《千江有水》选读)

生逢乱世

张又普 恩师黄先生的独特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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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记忆中那些年农村的民生状况
(《梦魇》选读)

丁光义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梦魇》(2022年自印书)第五章、第七章(大标题是本刊另拟的),主要回忆了作者当年作为湖北省荆州地区天门县回乡知青所亲历的乡村生活,从多方面揭示了被官方宣传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到处莺歌燕舞”的文革时期农民(时称公社社员)生活的贫苦状态,其中的许多细节,都是在一般正史中难于见到记载的。同时,正如彭善述先生为该书所写的序中所说:“要注意的是,那个时候光义的家乡就全国而论,属于相对富庶,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这里历朝历代都是中国的‘粮仓’。他们尚且如此艰难,国内其它的真正的穷乡僻壤的人们在如何挣扎则可想而知了。”
本刊208期选载了作者此书中在动乱年代当乡村民办教师的有关回忆,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当时农村民生状况,可参照阅读。

“三忠于”、“四无限”

不管生产搞不搞得上去,人民生活怎么样,那都无关紧要。革命委员会要抓的工作,首要是“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是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生产队里,除了有生产队长,生产队副队长外,还多配备了一名政治队长。这个政治队长,就相当于是书记一类的职务了。生产队长负责抓生产,政治队长就负责抓政治。政治嘛,不外乎就是抓阶级斗争,和“三忠于”“四无限”了。政治是第一位的,生产可以受影响,政治可不能耽误。我是生产队唯一的高中毕业生,算是当地的“秀才”了。政治队长抓住我这个“秀才”,要我帮助生产队搞“三忠于”“四无限”。
按照当时无处不在、铺天盖地的“三忠于”“四无限”的做法之一,就是在生产队简陋的库房的外墙上和廊柱上,用红色的油漆,画上毛泽东的版画头像。还要在生产队库房的墙面上写上一个个鲜艳夺目大小不一的“忠”字,把一个破旧的库房,打扮成了一个“三忠于、四无限”的红色阵地。
生产队的农民(公社社员)们,每天出工时,大家人手一本林彪支持编选的《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散乱地排列于库房墙壁上画的毛泽东头像前。只见政治队长丁存典带头喊着:“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社员群众一齐手摇“红宝书”,接着齐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政治队长接着又喊:“敬祝林副统帅——”
社员群众又一齐手摇“红宝书”,接着齐声高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政治队长扛着红旗,或举着毛主席语录牌,领着社员下地。将其插在田头后,社员群众下地干活。迎风招展的红旗,和默默竖立的语录牌,形成了一种神圣的、浓浓的政治氛围。收工回来时,也不管大家多么劳累,脚上、衣服上沾着多少泥巴,肚子饿得是不是肚皮已经贴着了后脊梁,家里的孩子、老人是不是急等着回家照料,也要集中在毛泽东画像前,再重复一下出工时的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程序后,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这种出工收工的仪式,被称之为在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
对毛主席忠诚了,你才是革命的,你才能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不被“入另册”,不被打倒,不被边缘化,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人们为了确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就要表现出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就要表明出对政治的狂热,就要表明自己紧跟毛主席的决心。在林彪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动下,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安排下,对毛主席的崇拜步步升级。于是,“三忠于、四无限”的花样不断翻新。毛主席像章热,“忠字舞”热,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等闹剧,也就在中华大地上应运而生,愈演愈烈。
文革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使得物资奇缺。柴、米、油、盐、酱、醋等吃的穿的用的一切生活物资,一切生产资料,都极端缺乏。唯独毛泽东的画像和像章,及《语录》不缺乏。每家都有“毛选”,人手一本《语录》本(“红宝书”),基本上人人有毛主席的像章。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许多人在缺衣少食中,四处搜集毛主席的各种式样的像章,并以此作为向外人进行炫耀的资本。
部队有的战士,更是把搜集主席像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小学的同班同学丁光煜退伍回乡,带回来的最重要物品,就是在一块面料上,缀满了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千姿百态的毛主席像章。这些像章的搜集和购买,要花费他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呀!
生产大队都要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忠字舞”,在田间地头演出。哪个大队演出的水平高,反响大,哪个大队就有了名气。学校的学生上不上课并不重要,反正“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是无用的。每个大队的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学校只要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好,就是最大的政治。参加宣传队的学生,每天到学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排练“忠字舞”。生硬的动作,蹩脚的表演,也给“三忠于、四无限”,增加了浓浓的气氛。
大年除夕,正月初一,生产队一律不得放假。说是上级革命委员会通知,要革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命,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只有这样继续出工去搞生产,去搞“开门红”,才是对老人家的忠。当然,生产队社员们,只有不情不愿地去应付,去磨洋工,去出工不出力。以此来消极反抗这种不顺民心、不合情理的荒唐作法。
春节期间,在多宝区政府工作的丁光炳大哥,到我家做客。简单的饭菜端上桌后,他从口袋里庄严地掏出老人家的“红宝书”。那时候,有头有面之人,要随身带着这种“红宝书”,在单位工作的人员更应该如此。否则,就是对老人家的不忠。大哥带领我们,面向客厅正上方的毛泽东画像,庄严站立,手举着“红宝书”,随着“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喊声,有规律地挥动着。以此来感谢伟大领袖,赐给了我们美好的生活。
宗教般的仪式结束后,大家才能坐下来,吃上一顿少油没盐,夹杂着一年中也难得一见荤腥的饭食。真是不错,哪怕只是一点点荤腥,也总比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树皮也难吃到的日子强了许多。这难道不应该好好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老人家吗?
那时候,好多家庭在吃饭前,特别是招待客人吃饭时,都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工,收工,开大会,开小会,小学生上课下课,也无时无刻不在重复着这种可笑之极的刻板的宗教仪式。连年轻男女的结婚典礼上,也要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好好地敬祝一番“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后,才能入洞房。
“三忠于”“四无限”的宗教仪式,把伟大的领袖推到了神的地位。似乎只有这样,红色江山才不会变色,才会千秋万代,江山永固。

政治活动

什么叫政治?在文革时期,只能像报刊上一度宣传的那样,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这才叫政治。并且这是人们生活行为规范中最大的政治。
那时候,农村推行的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人能逃脱这种人世间更严密更一统,据说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最先进”的体制束缚。哪怕是承受着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也不得不成为了人民公社其中的成员。农民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全交给了人民公社,他们没有了支配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力。只能在其中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取得一点完全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微薄报酬。这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宝贵经验,这是一种束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的荒唐,这是企图利用这种政治经济组织形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牺牲人们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可怕尝试。
人民公社的最基层单位是生产队。生产队掌管着公社社员们的衣食住行大权。生产队长,则具有左右社员的绝对权利。生产队长要安排谁去干什么活,一般不敢不服从,更没有人敢于去斗胆反抗。生产队要搞一个月两天的停工政治学习,这个雷打不动的政治安排,社员们也就只有接受,不敢反抗。接受不接受,就是检验你对北京的老人家忠不忠的标尺之一。即使到了农活紧张时刻,政治队长按照上面的安排,也要社员们停下农活,组织大家在破旧的生产队库房里,搞政治学习。因为这是革委会安排的最大的政治任务之一。
由于文化的低下和经验的缺失,政治队长打心眼里,就不知道应该组织大家学习什么。但是,上级的安排,也不好违背,否则就要背上不革命的罪名。于是,只好每次都组织大家齐读或者背诵“老三篇”,即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三篇文章。年长日久,耳濡目染,以至于一字不识,有着标准的无产阶级血统的“老贫农”,对“老三篇”中的篇章,也能漏洞百出、结结巴巴地背诵出几段来。这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大奇迹。
当然,有时政治队长也组织念念报纸。枯燥单调的政治学习,让更多的社员群众十分厌烦。哪怕他们是根红苗正、祖辈赤贫,绝对是党的依靠对象,也对这种单调的好像事不关己浪费时间的政治学习耿耿于怀。政治队长不得不经常扯破嗓子,呵斥在学习现场一个个瘦骨嶙峋,饿着肚皮也还在窜来窜去疯玩打闹的孩子们,也不得不指责只顾交头接耳拉家常,纳鞋底,而根本就不把政治队长要认真搞好政治学习的忠告放在心上的女社员们。那时候谁有钱到供销社去买鞋呢?只能自力更生地自己加以解决。做鞋子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纳鞋底。她们之所以不情愿也不得不来参加“学习”,也就是怕耽误了那一天一杠(指一天一个工)的工分。何况,政治学习,就是很好地利用来纳鞋底的机会。纳了鞋底,又挣得了工分,何乐而不为?有了工分,就可以依据工分的多少,而去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分红。
老百姓对那个不可捉摸一头雾水的政治,太不理解太不放在眼里了。他们没有从这种政治中得到任何利益和好处。他们从合作化以来,一直得到的只是穷困,是灾难。他们现在唯一追求的是自己得了多少工分,追求的是这些工分能分配到多少柴禾和粮食,能否利用这点有限的物资去养活自己一大家人。他们关心的是每天能否填得饱那个从大跃进以来好像从没被填饱过的肚皮。
政治学习的时候,可不能忘记了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可要想对他们专政,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二十多户的生产队,有四户地主。这四户地主,也只有其中的三户拥有过在当时农村罕见的砖瓦房。由于他们的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最多的也就只拥有四五十亩土地,这个数目是我们那个地方土改时家庭平均拥有土地数量的两到三倍。
四户地主中,一个是丁心伯,这个虽然是经过自己勤扒苦做,且有一定经营头脑的人,由于在“统购统销”时期和众人一样,肩挑几十斤黄豆到京山去换大米后,已经荣幸地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关怀下,享受了一年的牢狱之灾后命归西天。其夫人严春英却一直没有半点劣迹,找不到任何让你对其专政和斗争的破绽——在我们生产队的几户地主中,真的是很难找到谁有说得过去的劣迹。
第二个是女的地主分子梁太英。梁太英一贯低调做人,土改时房子和衣物家具农具锅碗等有限的财产被没收后,她不敢反抗而只是顺从,只有认命而毫无怨言。更不说以后有任何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行了。
第三个是也是女的地主分子李双喜。李双喜一直守寡。虽然传说她年轻守寡时,曾有过风流韵事,但那只是道听途说而已,谁也没有抓住其道德沦丧的任何把柄。更何况在文革当时的她,已是行动迟缓、颤颤巍巍的风烛残年,更不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最大的政治,构成任何威胁。
这样,挨批挨斗的光荣任务,就顺理成章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土改时也没有砖瓦房的破产地主,文革时才五十多岁的丁心德身上了。
政治学习,斗争阶级敌人,政治队长也拿不出更好更妙的办法来。他只是迫于形势穷于应付而已。在斗争大会上,对丁心德的指责,也没有一条是说得出理的道道。只是指责他如何不老实,经常还在那儿阴笑,还在那儿“阴阳怪气”,还在那儿说反话。但是,怎么样不老实?反话说的是什么?也没有确凿依据。
这种斗争,却在人们心目中特别是小孩子的心目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第一印象。以至于本生产队单纯幼稚不明事理的小孩子们,就一直认为这些地主就是灭绝人性、十恶不赦的恶魔,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刽子手。这些小孩子,对每年春季在当地出现的一种候鸟的五声叫,牵强地意会为“心——德——地——主——爹”。这些本来就不懂大人们“政治”的孩童,在“政治”的熏陶下,思维却已经固化。每每用其童稚的声音,学着那种候鸟的叫声,喊着附和着“心——德——地——主——爹”而手舞足蹈时,则让大人和孩子们,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一种难得的让人不可捉摸的精神快意。在那个缺衣少食的毛泽东时代,这种置其它人于死地的快意,把一部分人入另册的快意,也是对大多数民众在物资奇缺之下,一点精神上阿Q式的安慰而已。
时代,时代的政治,有形地无形地左右着不明事理的孩童们稚嫩的大脑,也无处不在地左右着大人们不得不单调简单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一切盲从于至高无上权威的行为方式。

艰难度日

度过了1959到1961三年饿死人的饥荒期后,刘少奇采取“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包产到户),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情况有了大大的好转。人们终于可以勉勉强强地吃饱肚皮了。
文革的到来,又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时候,虽然没有像三年大饥荒那种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但由于生产受损,食物短缺,人们又饿起了肚子。大家仍然是在缺衣少食的饥饿中度日。
在那个年代,生产队里的社员,没有迁徙的权利,没有到外面去经商、去工作的权利,更没有到外面去发挥个人特长及创造性的权利。因为那些都是要被坚决批判、坚决斗争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农村社员们,只能被死死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战天斗地,从事着从古代社会传承下来的,效率极其低下的繁重的体力劳动。
由于生产资料的极度缺乏,和农业技术的极端落后,也由于严重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在生产队有限的土地上,收获的农产品更是十分有限。国家对产棉区的粮食政策是,根据你卖给国家多少棉花,来确定你的吃粮指标。我们生产队一年的粮食指标,最低的时候只能每人平均分到360斤毛粮。这些毛粮折合净粮不到240斤,即人平一天不到八两米。油票的供应是人平一个月不到四两。
繁重的体力劳动,缺盐少油的生活,让体能的收入与付出极端不平衡,饥饿就成了伴随人们生活的主旋律。女社员们在出工时,都习惯在腰间,扎上一个用废旧衣服改做的布兜。这种邋遢的打扮,是文革时期女社员们出工时,不得不佩带的一种必备的标准行头。这也是沿袭了三年饥荒时期的做法。她们在劳动的间隙,用这种邋遢的布兜,采些野菜什么的,回家好掺和着那有限的几两米,凑合着过一天的日子。当然,胆大的社员,就用这种邋遢的布兜,把生产队禾场里和田间能吃的红苕呀,麦穗呀,青豆呀等,在不被生产队长发现的情况下,顺手牵羊地偷带一点回家充饥。
在文革时期,这种用废旧衣服改成的补丁摞补丁,脏兮兮地围在女社员们腰间的布兜,为这些贫苦的社员群众度过文革时期的饥荒,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这种标准行头,也是那个时期本地女社员们的一大发明,理当申报地方文化遗产。
一天,生产队在禾场脱粒蚕豆。这种脱粒的方式,也就是把蚕豆杆铺在泥土地面的禾场上晾晒后,再人工用连枷(一种用牛皮条将楠竹片编排成的人工脱粒工具)进行打击脱粒。由于饥饿,不知道是谁像原始人一样,第一个吃起了撒落在地的生蚕豆。这种生蚕豆带有浓重的腥味,一不鲜美可口,二不宜于消化,三不卫生。要是现在,肯定不会有人去把这种生蚕豆当作是美味的零食和佳肴。吃生蚕豆的发明,迅速在社员中传播开来,饥饿的人们立即效仿,争相像原始人一样,吃起了生蚕豆,并连声说好吃好吃。我也学着大家,吃了几把生蚕豆,也好好地占了一下生产队的便宜。看来,在这儿吃了生蚕豆,既解决了当时的饥饿问题,又可以节约一点自家的粮食,何乐而不为呢?当然,在生产队长的视线以外,有的人偷偷再用扎在腰间的布兜,顺手捎带几把蚕豆回家去,也是见怪不怪的寻常之事。
生产队收芝麻、收红苕、收萝卜的时候,人们更是争相把生芝麻、生红苕和萝卜,心安理得义无反顾地往自己的口腔送去。咀嚼,吞咽,忙得不可开交,仿佛是在享受美味佳肴山珍海味一样惬意。当然,有一些胆大的女社员,在鞋子里,稍带一两把芝麻,在布兜里稍带几个红苕几个萝卜回家,也是顺理成章之举。
也不能全怪罪这些占公家便宜搞小动作的社员,她们的小动作,是被贫困的生活硬逼出来的。人们吃的食物,质差量少没油水,她们和她们的家人及孩子们饿怕了。有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叫做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些社员群众,在这种恶劣的存在(生存)条件之下,又能产生出多么高尚的无产阶级觉悟呢?一个人一月四两油票的定量指标,也由于囊中过于羞涩,而舍不得全用来买油吃。绝大多数家庭只能出卖一部分油票给拿国家工资的人,再换回一元两元或者几毛可怜的零花钱。他们通过劳动,在生产队获得零花钱的几率,几乎为零。
在外工作拿国家工资,曾经到过河南省的德高望重的丁心龙爹爹,回来介绍了一个新经验。说河南人为了节约用油,每次炒菜时,用绑在筷子头上的小铜钱,沾一点点食用油,放在锅上擦一下再炒菜。这样一个月,一家人只用二两油就够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啧啧称赞这个节约食用油的好办法。
一天,好不容易能煮一点面条吃,我的祖母在面条里面滴了几滴植物油。我看到后,建议祖母学习河南人的做法,以后煮面条,可以多放点蔬菜,不要再放油了。蔬菜是自家生产的,不用花钱。放油,就没有那么多的食用油让你使用。不放油掺和着蔬菜的面条,不是照样能吃吗?炒菜的油本来就太少了。经受过三年饿死人的饥荒时期的年迈祖母,含泪点头应允。以后,直至1975年她去世之前,我家吃面条时,就再也没见到过一丁点儿油花。其他家庭也竞相仿效,学习河南人节约食用油这个先进经验。这样,便于从月平均四两油票里,可以多挤出一点来,把它变成急等开支的人民币。生病要钱,结婚要钱,要花钱的地方又太多太多。可有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出一天工所得到的收入,还不够买两斤大米的钱(当时,一斤大米约等于一毛钱)。文革中,人们只能这样在艰难中度日。
人们一年中也难得见到一点儿荤腥。生产队养的几头猪,由于缺少饲料而瘦小。这种瘦骨嶙峋的猪,要养一年多才勉强够110斤的宰杀标准。腊月二十几,快过春节了,社员们好不容易一年才能盼到一次杀猪的美好时光。大人孩子们都馋涎欲滴,像过节一样兴奋。人们早早地就排起了长队,眼巴巴地等待着生产队一年仅此一次分肉的幸福时刻到来。好不容易一人分到一斤皮多肉少的猪肉,大家高兴得像是到了天堂一样。一斤猪肉只有在年三十的晚上才能幸福地享用一点,一部分还要用来招待客人。当时生产受损,国家困难,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这样将就了。
生产队死了一头牛,社员们也像过节一样兴奋。因为这样,大家又可以吃到牛肉了。在剖开死牛的时候,人们发现牛的内脏已经变色,于是就把它扔在了生产队的大粪池里。可是,第二天,经过粪水浸泡了一昼夜的牛内脏,不见了踪影。原来是被饥饿的人们,弄去美餐了一顿。不仅如此,但凡生产队丢在大粪池里泡了几天,几斤、十几斤,已经开始腐烂的小死猪,也经常会成为饥饿得难见一点荤腥的人们的美味佳肴。
那时候,国家一年发给每人七尺布票。由于文革,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影响,市场上难得见到有布料出售。1968年,连七尺布票也被停发。人们都是穿着补丁上面摞着补丁的衣服。当然,就是有布票,也无钱去购买。我结婚前,家有叔祖母、父母和我四个人,每年一共可以领到二丈八尺布票。我家更是要把有限的布票节省下来,以备我以后谈对象、结婚之急需。
经人介绍,我第一次和我后来的妻子谈对象见面时,就是穿着双膝补着两块大补丁,屁股上也是一个圆形的大补丁的裤子。这条已经早就褪了色的黄色裤子上的补丁,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精心缝补上去的。这条裤子就很自然地成了我相亲时的最佳礼服。
很荣幸的是,1968年我到荆州中学去时,在民主街的一个商店意外发现有少量黑色的平绒布料出售。此乃天助我也!在文革时,就是有布票,也很难买到布料。在荆州沙市“钢”“新”两派武斗频发,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的当时,能看到有这种布料出售,更显其弥足珍贵。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一大好消息的情况下,我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布票,抢购了一丈三尺黑色的平绒布,像是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兴奋了许久。看来,像我这种有备无患,把布票随身携带,可以随时随地抢购布料的做法,真是值得推广。
文革期间,粮食紧张,物资奇缺,生活窘迫的场景,比比皆是。人们在饥饿贫穷和艰难中度日,不知道哪天是一个尽头。但是,在这样时光难度的时代,“公社是颗长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家家爱公社,人人听党的话,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为人民谋幸福”“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照样在神州大地上,激越地高唱着。阶级斗争的喧嚣和文革大批判的呼叫声,仍然不厌其烦乐此不疲地在朗朗云天经久不息地响彻着。我们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春节还能有肉吃,比他们幸福多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还有责任和义务去解放他们呢,难道还有什么痛苦不能忍受的吗?

尴尬的商品供应

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千疮百孔的崩溃边缘。为了平衡供需矛盾,国家只好更多地求助于票证,来对生活必需品进行限量供应。
票证的使用,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时期开始的。在文革期间,票证的使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烟票、火柴票、肥皂票、盐票……不一而足的各种票证,比三年饥荒时期更加丰富多彩,大行其道。城市里更是还有豆腐票、鸡蛋票、花生票、黄豆票、棉花票等更加名目繁多的票证发放。真是苦了那些各种票证的设计者和生产者。
有的票证发到手上了,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商品。不需要用票证买的商品,就更是难觅踪迹。供销社是国家垄断式的、对社员们销售商品的唯一机构。即使供销社有少量的商品出售,也要等到每月一号或者十五号这两天。平时如果你有机会光临供销社,也只能见到没有什么商品空空如也的货架尴尬地摆放在那儿。那些不要票证的商品,供销社的内部人员和公社的领导,却可以近水楼台优先沾光。剩下的部分,才留下来在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应付一下场面。
农闲时有限的放假时间,人们习惯到供销社去。如果运气好,兴许可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社员们习惯地把这种不需要任何票证,在某一时刻集中销售稀缺商品的方式,叫做是“放卫星”。
“放卫星”这个说法,始于大跃进的1958年。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告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此后,社员们都把那种对大家有好处的好消息,都说成是在“放卫星”。他们一直互相打听、转告着一号、十五号哪儿的供销社将会有“放卫星”的好消息。一直伸长脖子,盼望着“放卫星”的日子早点到来。“放卫星”的前几天,社员们就在一起憧憬着,议论着,相约着。
农闲时每月的一号、十五号,生产队一般会放假休息。这也是某一个供销社“放卫星”的时候。相约去上街的社员一般都会天不亮起床,提前到供销社门前去排队。到了供销社门前,一般天还没放亮,只见到黑压压的人群,完全没有了队形。只有这时候,你才能见证到供销社门前的热闹和繁荣。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那天这个供销社会有什么商品出售,会放一个什么样的“卫星”。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肯定出售的都是人们所急需的商品。因为,这样的商品平时在社会上就根本见不到任何踪迹。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后供销社开门。应该更正的这不是开门,而是开窗。因为开门后人们一涌而进,那样,供销社的房子也将会被挤破。所以,开一扇窗子营业,是聪明的供销社领导想出的最安全有效的万全之策。这时候,就是比试人的力量的时候了。人们争相向前挤去,哭爹叫妈,一片混乱。
挤在前面的人,力气大的人,在供销社的窗口前,终于有了自己的收获。只见他们有的手拿着一对电池,有的手拿一包火柴,有的手拿一块肥皂。个别的还抢购到了几尺不要用布票购买的棉绸布等,拼命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他们都面带着斩获后的激动和兴奋。这个“放卫星”,对他们太有收获,太有意义了。他们是幸运者。
很快,供销社的窗子处,就传来商品已经告罄的消息。绝大多数起早来的人,茫茫然一脸无奈。他们白起了一个早,只能带着失落的心情,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他们寄希望于下一次,自己也能荣幸地得到天上掉馅饼的机会。
文革期间,掌握了一定的物资供应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近水楼台”一番。供销社的职工,能内部买到不需要用票证购买的商品。食品公司的职工,能买到不用肉票购买的猪骨头、猪内脏。粮站的职工,能有用一斤粮票买三斤碎米的权利。和供销社、食品公司、粮站有关系的人,以及国家干部,有时也可以从这些渠道,购买到这些免去票证的商品。唯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民公社社员,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中农,不管你如何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不可能从内部买到这些让众人趋之若鹜的商品的。那就更不要说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了。
打听到“放卫星”的消息后,你只能兢兢业业地去起早,去排队,去拥挤,并且绝大多数时候还不能如愿以偿。内部的人、有关系的人有这种特权,普通社员则没有。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文革期间,这种尴尬的商品供应方式在社会上有目共睹,不知疲倦地发生着。

“九大”前夕

1968年的冬天,也就是在北京召开“九大”前夕,我们忙完了地里的农活,公社又立即组织社员,到天门蒋场乡的黑流大队,去整修汉江堤防。这种水利任务,是国家不给任何报酬,而必须完成的义务劳动。
每人每天平均七两米的粮食供应计划,让修堤的青壮年人怎么能吃饱?无奈之下,家里的老人妇女孩子们,只能再从牙齿缝里挤出点粮食,向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修堤亲人,进行无私倾斜。使他们能够有每天一斤米的基本生活保障后,去完成好修堤任务,向党的“九大”献礼。
对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者来说,每天一斤米,也只能维持一个半饥半饱的尴尬水平。于是,生产队只能把菜地里的白菜萝卜,一车车地往工地送去。这样,修堤的社员们就可以利用“瓜菜代”(这是三年饥荒时期的口号,就是号召人们用瓜菜代替粮食充饥)的方式,来填一填饥饿的肚皮。幸好那时,生产队的白菜萝卜还长得不错。此时,我担负起了用毛驴拉板车,给修堤的社员运送柴禾蔬菜的后勤保障工作。
拉板车这个活,我是大姑娘上轿——第一次。要是天晴路干还好说,碰到下雨或者是雨后去拉板车,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一千多斤柴草和蔬菜,装在小小的板车上,在坑坑洼洼泥泞的道路上左右摇摆颠簸。两手使劲扶着板车把手,还要不时腾出一只手拿鞭子不停地对着毛驴吆喝。真有一种顾头顾不了尾的感觉。有时,为了让板车的两个车轮走好路,自己就不得不在道路中的泥巴和水洼里淌过去。如果人和毛驴配合不好,或者对车轮的路线选择不正确,翻车也就是家常便饭不足为怪的事了。
生产队太穷了,几个板车的内外车胎,也是破旧不堪千疮百孔。经常不是车胎穿帮漏气爆胎,就是轴承系统损坏,或者钢圈变形钢丝折断。“集体经济大发展”的歌声,在这儿就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嘲笑。每每板车出现故障,也是一件很狼狈的事。这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自己修理,而且必然影响了大家赶路的进程。还好,前任队长丁存香,可是一个拉板车的老把式,他当仁不让地成了我这个刚走出校门的新板车手的最佳师傅。每每由于我的运气不佳,或者经验不足,或者自己的失误,而让板车出现故障时,丁存香都是手把手,不厌其烦地耐心帮助我,教给我处置危难和排除故障的办法,教我修理板车的技艺。他的高风亮节及娴熟技艺、音容笑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父亲当时参加了黑流的修堤。他利用接触当地人的机会,了解到黑流大队有人销售用土织布机织的土棉布。这在那个一切靠票证供应的可悲时代,是不可多见的好事。父亲不管自己有多穷,也当机立断借钱买了一疋土棉布。这可以做三四件衬衣了,真是收获不小。
拉板车的途中,在张港到黑流去的一个供销社的小商店里,我更有了一个不小的收获,我幸运地用六尺布票买到了六尺花色平布。不管这花色好看与否,反正能买到花布就不错了。我父母给我安排,计划在春节前把自己的婚事办了。父母之言,不可违抗。因此,我时刻留意着给未来的夫人买点布料,以备给她做新婚礼服。上次的荆州之行买到了黑色的平绒,这次当板车驾驶员,又买到了一块花布,连同父亲买的土棉布,我们的新婚礼服,总算有了一个着落,真是让人欣慰。全家人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可以,总不能让新娘也穿补丁衣服寒酸地嫁来我家吧?
为了让夫人有一件更体面的衣服做新娘子,我给在北京当兵的丁光全汇去了20元钱,想托他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帮忙买点不用布票的布料,比如“的卡”呀,“凡尼丁”呀等。要知道,这20元钱,是我在生产队两个月的收入呀。能拿出20元钱去买布料,在当时一贫如洗捉襟见肘的年代,也实属不易。
不久,丁光全给我寄回六双尼龙袜子并付信一封。信中说到,他跑遍了北京的好几个大商场,也没买到布料,只能给我买几双尼龙袜子,对没办好我所托之事深表歉意。我想,这也不错,在家乡还真难买到这样的高档时髦商品呢。一算账,他给我买尼龙袜,还多掏了近两元钱的腰包,我一直在心里惴惴不安,寻思在适当的时候一定对他加倍偿还。
文革时期,物资奇缺。快开“九大”了,伟大首都北京的商品供应形势也就这样,全国其它地方的商品供应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了。
当时,我家住的还是1935年淹大水后,祖父在新台基上建的一个芦苇杆泥巴墙摇摇欲坠的破房子。连房柱也不是当地人建房子的杉木,而是用当地最不值钱最不耐腐朽的柳树,上下拼接起来的。破房歪歪斜斜,四壁透风,有碍观瞻。要办婚事了,应该好好布置一下新房。于是,我弄来了一大堆废旧报纸,把破厢房的四面泥巴墙壁,糊了个严严实实。制作糊报纸的浆糊,用去了一斤多面粉,我的婆婆(叔祖母)心疼不已,说这可是一个人整整两天的口粮呀。
我家虽然土改时划为中农,但是却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连一般农家客堂正面存放香烛,以便祭祀祖先的“神柜”也没有。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土坯砖在客堂的正面中央整齐地码好,上面盖上一块长条木板,就权当是存放香烛祭拜祖先的“神柜”。我用图钉在其正面,对称地钉上毛主席语录宣传画。这种设计,与客堂墙壁中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及更上方,我自己画就的“马、恩、列、斯、毛”版画头像相映衬,使破败不堪的陋室也顿时蓬屋生辉,旧貌居然换了新颜。真是可喜可贺!
为给我办婚事,父亲借了一百多元的外债。其中的50元钱,是向六队的廷相伯所借。这些外债,过了四五年后,才得以勉强还清。拖欠那五十元外债时,面对廷相伯也同样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及他们家人借钱给我们后的抱怨,让我们尴尬了几年之久。
这年的腊月间,踩着近20厘米深的积雪,夫人嫁到了我家。她家住房条件比我家稍好,但是她嫁给我这个穷光蛋,却是无怨无悔。从此,我夫人也和我的其他家庭成员一样,要为这个贫困家庭,含辛茹苦地操劳奉献了。
黑流大队范围内的修堤任务,年前没有完工。为向“九大”献礼,这个工程必须要按时完成。春节过后,我当仁不让地换班,上了黑流的修堤工地。繁重的体力劳动,及每天一斤米的“瓜菜代”生活,照样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这比1959、1960年饿死人的生活强百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毕竟有了一点可以果腹的食物。这应该好好感谢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伟大领袖了。是他,才让我们幸福地享受到了当代史无前例的“瓜菜代”生活。
这时候,广播里《满怀激情迎‘九大’》的歌声更加嘹亮激越。听着这激昂的歌声,我和丁明生两个音乐爱好者,在修堤的闲暇之余,用口琴练习吹奏这个激情洋溢令人振奋的歌曲。只有这时候,文革初期在江西串连时,我从陈开舫手里强买来的二手口琴(商店里根本就见不到一手货的口琴),才派上了用场。只有这时候,才让人忘却了自己的贫困和疲劳。
用舌头打拍节是口琴演奏的一种技巧。几天功夫,我们两人就能用舌头打着节拍,熟练地吹奏出《满怀激情迎‘九大’》这一欢快的曲调。每天晚上,《满怀激情迎‘九大’》的口琴合奏声,就会飘荡在住地的夜空。这给疲劳的过着“瓜菜代”生活的修堤人,和同样过着“瓜菜代”生活的当地的社员,带来了一些快意,我们更是乐享其中。
不管老人家钦定说文革如何好,当时从人们的内心深处,都盼望着文革的早日结束。“九大”即将召开,也让人们看到了文革即将结束的希望,这样的好消息,又怎么不让人为之振奋?这也就是许多人会“满怀激情迎‘九大’”的原因吧?

上山砍柴

黑流修堤结束后,生产队里的白菜萝卜,也被修堤人吃得精光,柴草也被烧得精光。生产队只有一个破烂的仓库,几头老牛,几头毛驴,四部破板车,及人平一亩四分贫瘠的土地。这就是“集体经济大发展”的全部家当了。
成立公社后,特别是文革以来,棉花长势一直不好。因此作为社员们的主要燃料的棉梗,也大幅度减产。那个年代,社员们生活上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社员家庭做饭的燃料问题,在文革期间,一直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生产队为了解决社员的烧柴问题,只好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到五三农场东面的蓝音大队的山里去砍柴。我又有幸成为了上山砍柴的人员之一。
京山县石龙区蓝音大队,坐落在从太子山白猫洞的山梁翻过去北面的一个山冲里。这里山谷幽静,林木密布,风景秀丽,民风纯朴。由于白猫洞山梁的阻隔,运输极其不便,才使蓝音大队的山林里,有那么多生长多年的荆条梗等灌木,一直无外地人砍伐。
我们借宿在刘姐家。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病恹恹的刘姐,和也是瘦小如斯,弱不禁风的两个十岁以下的女儿,守着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其丈夫兰香哥在公社里工作,很少顾家。搞文革,抓阶级斗争,已经忙坏了他。
蓝音大队的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因此,刘姐家里的粮食比我们稍显充足。毛老人家曾经谆谆教导我们说“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的时候,我们却经常过着“忙时也吃稀”而且也无法“多吃”的幸福生活。刘姐家却经常能享受到“闲时吃干”的快意。我们猜想,这可能和这儿的干部“私分粮食”的伟大功劳有关。因为按照刘姐和她的邻居透露出的吃粮指标,均不足以支撑住她们“闲时也吃干”的美好现状。我们无权干涉别人私分粮食的果敢行动,更无法学习这种私分粮食的智慧和胆量,只有眼巴巴羡慕的份了。
不知道刘姐在为生产队干活时怎么样,只知道也穿着补丁摞着补丁衣服的她,在家里也异常忙碌。每次收工回家,都要带回来一块二三十斤重的鹅卵石。她家自留地的围墙,全由她收工顺便带回来的鹅卵石砌成。这是中国妇女吃苦耐劳的本质体现。堆满荆条梗、檀树、栗树等柴禾的场院,及郁郁葱葱的蔬菜,见证着她的勤劳。欠缺收拾略显邋遢的房子,又无不彰显着她操持这个家庭的力不从心与习惯。反修防修的文革,并没能改变她依然贫困的生活。
我们早上吃了稀粥,就爬上高高的山梁上去砍柴。这儿的山上,林木森森,瘴气缭绕,鸟语花香,风景如画。檀树、栗树等乔木居多。在乔木之间,混生着一些灌木。蓝音大队只准我们砍伐其中的灌木,以便腾出空间,让乔木更好地生长。我们每拉一车柴禾出山,他们收取几元钱费用,享受着靠山吃山的幸福。但是,其让人羡慕的资源优势,好像也没能使蓝音大队的社员们富裕起来。
灌木之一的荆条梗,是我们最喜欢砍伐的对象。老实人,就一心一意砍伐荆条梗。胆大的,学着当地的社员们,也有时偷砍一些茶杯口粗,乃至小碗口粗的檀树、栗树及其它杂树。这样可以混杂在荆条梗中,多凑一些斤两,以便能多挣几个工分。刘姐及其邻居家的柴禾垛中,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明目张胆地存放着很多碗口粗的檀树和栗树吗?虽然生产队有森林管理员,有巡山者,但由于文革期间,打破了旧的规章制度,社员们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致使一部分应该保护的林木,也遭到了不应有的砍伐。砍伐容易,以后对于林木的恢复,可能就难上加难了。
用吃了稀饭的身躯,挑着近两百斤的荆条梗下山,坡陡路滑距离远,一步两歇三喘气。好不容易挨到刘姐家房前的场院上,我的肚子饿得已经贴着后脊骨了。一称重量,呀,一担竟有210斤。一看,还是笨拙地用扁担反着挑回来的呢,的确让人咋舌。一天要爬上山去,砍下四五担这样的柴禾。看来,伟大的文革,已经激发出了革命群众冲天的革命干劲,才产生出了饿着肚皮,在坡陡路险的山路上,也能一人挑起两百多斤重担的人间奇迹。当然,这只是一种文革语言,是当时流行的官话,实际上我们当时只是想着多挣点儿工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挑柴禾,首要的是要选好扁担。看到有些人,在这莽莽林海里选中了中意的树木,旁若无人勇敢地去砍伐,最终做成了自己心爱的扁担,我羡慕不已。我也如法效仿,把一根碗口粗的檀树,一劈两半,做成了自己两条心爱的扁担。这种对于森林的破坏,在蓝音大队,只能是不值一提的平常小事一桩。
我照样把心爱的口琴带到了蓝音。砍柴休息的时候,我的口琴曲《满怀激情迎‘九大’》和《白毛女》,又飘荡在了京山县蓝音大队这个幽静美丽的山庄。不是说“九大”的召开,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么?这可是我们普通民众翘首以待的大好事呢。
生产队长安排我新的工作,要我参加板车运输队,把所砍的柴禾,用几辆破旧的板车运回生产队。借此机会,我打算顺便砍伐一担荆条梗挑回家去,以解家中的缺薪之炊。我把像甘蔗一样长度和粗细的荆条梗的皮,一根根剥去,摆放在太阳下晾晒,以期减轻重量。
那天一大早,肩挑百斤左右荆条梗的我,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拐过花山洼,迎着拂面的春风,走在山冲间弯弯曲曲的田埂上,好不惬意。真想拿出随身携带的口琴,再吹上一曲《满怀激情迎‘九大’》。田间劳作的人们,看到我的这一担荆条梗,直叫唤:“卖甘蔗的,你的甘蔗多少钱一根?”我掩鼻直笑,连声说:“不卖不卖,我的甘蔗一根也不卖!”
路过五三农场,进入到了一片“忠”字的海洋。虽然没有了两派武斗的痕迹,但老人家的画像随处可见,迎“九大”的标语和高音喇叭里关于迎“九大”的喧嚣,甚嚣尘上。
回到家,家里真的是干净得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厨房的灶前及房屋四周,一星半点柴禾也难觅踪迹。祖母垫在床上垫絮底下,为了睡觉更软乎保暖一点的麦草,也由于作了引火柴,而所剩无几了。刚好没有了烧饭的柴禾,我就从几十公里外的蓝音大队的山区,挑回来了一担晒干了的荆条梗。这真是比雪中送炭还要及时万分,怎不叫人欣慰?要是没有我挑回来的柴禾,真难以想象,我的家人下顿饭的薪柴,将如何获得。
顾不上几十公里徒步肩挑重担的辛劳,赶紧把甘蔗样的荆条梗砍断劈开。母亲用这些来之不易的荆条梗,就着祖母床上的麦草作引火柴,为我做了一餐掺和着菜叶的米饭,让我美美地狼吞虎咽了一番。

白猫洞

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实际上,巧妇也难为无薪之炊。那时候农村一没沼气,二没电。没有了柴禾,生米也不能变成熟饭。在北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九大”时期,社员们苦不堪言依然是生活之常态。粮食不够吃,烧柴问题也频频告急。我在家休整了两天,又和几个年轻人进山去拉运在蓝音山区砍好的柴禾。
在临近五三农场的汉宜公路边,少息片刻。我照样拿出我心爱的口琴,热情洋溢地吹奏迎“九大”和《白毛女》选曲等革命歌曲。一番自我陶醉之后,我随手将口琴放在了身边的草地上,之后,又踏上了去蓝音的路程。晚饭后,我照例想掏出口琴来吹奏一番,但是,口琴已不见踪影。呀!口琴丢在了汉宜公路的草地上呢。江西串连时从陈开舫手里买来,伴随我走南闯北心爱的口琴的丢失,让我惋惜了好些时日。喜爱音乐的我,失去的不只是金钱,失去的不只是物资,而是失去了每天劳动之余,得以抒情一下,消遣一下,自我陶醉一下的工具和条件,怎不让我惋惜?
砍柴的人在蓝音砍,我们用生产队仅有的四辆破板车,将柴禾往家里运输。在运送柴禾回生产队的时候,我们马不停蹄、露宿风餐,个中辛劳甘苦,难以用语言尽述。
架着板车到达蓝音后,当天就要把柴禾在板车上装好,还要伺候好拉板车的牛和毛驴这些大爷们。第二天吃过早饭,胡乱用饭盒盛上中午的饭菜,就赶着老牛和毛驴,拉着满车的柴禾上路。最难走的路之一,是要翻越垂直高度百多米,坡长达数百米的白猫洞山梁。
白猫洞山梁,坡道九曲十八弯,路弯坡陡,一段陡坡上面接着一段陡坡。纵然是空手翻越,也要费很多气力。晴天路干爽,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和畜力,拉着一车装满柴禾的板车,也难以翻过此山坡。这个任务需要两三人护卫一辆板车共同完成。下白猫洞的山坡时,则不用畜力了。晴天路干爽时,只需一个人谨慎驾驶板车即可。
其次也很难走的,是从白猫洞到汉宜石子公路的黄家山口上这一段路了。山区的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坑坑洼洼,崎岖难行。破旧的板车经常出现故障,也是常有之事。晚上,只能把板车支好,在板车的空档下面,垫上一块塑料纸,将疲乏的身子蜷曲在此,将就一夜。忍受饥饿的折磨和野外蚊虫的叮咬,则是一种板车车夫的生活常态。
一次,我们运输柴禾的板车一到蓝音,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坚守在那儿的砍柴人,和我们一起艰难枯燥地熬过了几天后,雨才稍显停息。出来久了,人们的米和蔬菜,也即将消耗殆尽。估摸着砍的柴禾已够,于是大家商量随着拉运柴禾的板车,一起撤离蓝音大队。
天不亮,每个人平均用一斤半小米做了饭。也没有蔬菜用以掺和在米饭里搞一下“瓜菜代”。只能吃光饭的条件,让砍柴人心疼不已。这一斤半小米,可是大家平时一天半的口粮呢。本打算是吃一半,再用饭盒盛一半,以作路上的午餐之需。没想到,这难得一见,不掺和菜叶的光米饭,撩拨着大伙的味觉神经。两餐的米饭,竟此一餐,就被吃得锅底朝天粒米未剩。
伴着黎明前的黑暗,十多人共同护卫着四板车柴禾,踏着泥泞的山路,向着白猫洞山坡进发。来到坡下,天已放亮,雾霭笼罩着山峰山谷,雨点还依稀飘落身上,使人略感凉意。按照我们的预案,十几人分成两组,每组护卫一辆板车上坡。一辆车套上两头牛,五六个人使出吃奶的力气前拉后推。一行人踏着泥水,艰难地向坡上缓慢行进。走上三四十米距离的陡坡,碰到一处较平缓的地段后,把板车支好,再回头来拉另一辆板车。
碰到坡度更陡的路段,在下雨路滑的当时,这样的方案可就失灵了。不得不把三四头牛和毛驴全套上拉车,十多人共同推一辆板车上坡。坡陡路滑,有时候人和牛都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累得气喘吁吁,也前进不了半步。反复折腾之下,不觉时间却已过午,四车柴禾还没有拉上山坡的最高点。吃下的一斤半米,早在肚子里没了踪影。人们一身泥泞,一身疲劳。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白猫洞的山坡上,只有继续顽强地护卫着板车,踏着泥泞,一步三滑,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向着坡顶缓慢地挪动。
好不容易才将四板车柴禾,拉到了白猫洞山坡的最高点。开始向着南面下山坡了,大家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上山容易下山难,在泥泞的山坡上,拉着一千多斤的柴禾下山更是危险万分。稍不注意,则可能出现板车下行失控而翻车,甚至出现人的生命危险。在下山坡时,牛和毛驴就失去了作用。这时,一辆板车,前面要两人,一人扶一个把手,另外两人就站在车尾,以增大板车与山坡面的摩擦力,从而减缓下坡的速度。丁心浩的一辆车,由于只一个人扶车把手,而在一个陡坡路滑处失去控制。他脚下一滑,人坐在泥地上抓着板车把手,向坡下滑动。幸亏他反应机敏,让脚使劲蹬在了路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才刹住了板车。否则将出现一车柴禾翻下山谷,人员伤亡的惨剧。
一行人终于饿着肚皮,护卫着四板车柴禾,筋疲力尽地翻过了鬼门关一样的白猫洞,又走上了通住黄家山口更加泥泞的山区道路。道路难行,人员更加饥饿疲劳,体力严重透支。板车发生了几次侧翻事故。翻车后,只得把柴禾掀下来,在泥水中重新再装车,再折腾。翻车的事故,让饥饿的人们穷于应付,不堪忍受。
天渐渐黑了下来,离前面的村庄还有些路程,一向驾驶板车技术一流的丁存茂,由于饥饿和疲劳,体力不支,脚下一滑,板车突然从两米多高的路基上,仰面朝天地翻到了路旁边的水田中。这是一次更干净、更彻底、更凌厉的翻车事故。人们浑身湿透,满身是泥,在泥浆中把柴禾搬上两米高的路基,重新装车,更是被折磨得狼狈不堪。
还好,翻越白猫洞和几次翻车,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可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天黑后多时,终于慢慢地挪到了一个村庄。疲劳饥饿已经把人们折磨得不能动弹。但是,还得去借村民的锅灶做饭。没有蔬菜,出于怜悯之心,房东慷慨地拿出了腌韭菜给我们下饭。于是,一行人又在没有任何油水的情况下,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人平一斤半米的小米饭。这天的两顿饭,两头不见天日,都是在夜色沉沉之下完成。
那天晚上,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在板车空档里的塑料纸上,又要面对蜷曲一夜的苦涩和狼狈。但更为惋惜的是,仅此一天,就消耗掉了自己三天的口粮。自己这一天的消耗,却是可以让自己的家人,利用“瓜菜代”的办法,过四五天的日子呢!
一行人狼狈不堪地拉着四车柴禾,回到生产队。社员们听了关于翻越白猫洞艰难程度的讲述,感动不已。妇女队长严定桂诙谐地说,你们拉柴禾吃了这么多苦,生产队没有什么报答你们,今天给你们一人发一个老婆,要老婆们好好款待你们。一席话,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眼泪直流。
就在我们为生产队的柴禾革命加拼命顽强拼搏的时候,北京传来了“九大”胜利召开的喜讯。“九大”明确了此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宣布的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也正式写进了新《党章》。这让经受了近三年文革动乱的人们,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都盼望文革结束后,大家从此能过上安定的,能有柴烧,能吃饱肚皮的简单生活。

割资本主义尾巴

伟大领袖发动文革,据说是有其理论根据的。继伟大的苏联之后,让中国能去充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龙头老大,是老人家一以贯之追求的,让国人为之兴奋莫名的伟大目标。由此,老人家总结出了更加博大精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1969年,我先被调到民办小学、后又调到初中当教师后,1971年在民办教师转公办时因“家庭出身”遭到淘汰,又从三合中学灰溜溜地回到了我那个贫穷的生产队,灰溜溜地回到了我那个一贫如洗的家。
虽然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却也依然体格强健的我,转瞬间,又荣幸地成为了生产队的一个强劳动力。毕竟我是一个二十刚刚出头,正是人生巅峰时期的小伙子。在这个紧跟毛主席狠批狠斗资产阶级,狠批狠斗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紧跟老人家搞“继续革命”的日子里,我别无选择地,和破衣烂衫的社员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风里雨里又干起了每天只能挣几毛钱工分的农活。
那时候,生产队生产出来的棉花等农产品,只准销售给国家,而自己没有半点处置的权力。其价格,也只能是由国家单方面说了算。你这个生产队,如果“私分”了自己含辛茹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你就犯了弥天大罪,“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搞垮国民经济”等吓人的大帽子,就会戴在主张“私分”的社队干部头上。戴上这样帽子的人,会被批斗、撤职,甚至会荣幸地享受其它更为严厉的处罚。在这样的淫威下,“私分”之事,虽然不可能完全被杜绝,却也的确少了许多。高压之下,人民公社社员们也只能这样被迫受穷了。
买油买盐的钱没有,孩子治病的钱没有,给家人适当添点儿衣服的钱没有,家庭零星开支的钱没有。手头窘迫,异常艰难,怎么办?穷够了的人们,都想能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努力去改变自己贫穷的现状。
为了解除此困境,有些家庭养起了猪。因为养的猪,可以为生产队积攒肥料。从而通过交给生产队的肥料,让自己挣到更多一点的工分。哪怕这种工分的分值,只有两三毛钱或者更低。这是公社大力鼓励的革命性的作法,不会担心被指责为资本主义。何况养大了的猪,可以在卖给国营的食品公司后,能换回三四十元钱和二三十斤肉票。更何况那时候的肉票,还可以以一斤一两毛钱的价格变卖后,又可以得到一点微薄的现金。自己养的猪,自己无权宰杀,卖给国营食品公司,则是人们的唯一途径。这是忠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忠心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行动。如果私自宰杀,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在对抗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就会被批斗,被罚款,乃至遭受更严厉的处罚。
改变自己贫穷现状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从“鸡屁股”里掏钱。一家散养十只八只鸡,有的甚至更多,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种千年习惯,是人们抵御贫穷的措施之一。鸡蛋变卖后所得的那几毛钱,为解决家庭财政困境,解决不时之需,真是功莫大焉。
但是,私人养鸡,这种不合(当时)时宜的可鄙行为,用文革的语言来说,是时时刻刻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因为你这人,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你得一心一意不辞辛劳不计报酬不遗余力地为人民公社去作贡献,为国家去作贡献。你如果不时刻想着生产队,不时刻想着国家,而时刻惦量着你家的鸡屁股,这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你就可能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对象而被批倒批臭。上级革委会英明地规定,一家最多只能养五只鸡。多养一只,就是资本主义。你那多余的鸡,得乖乖地不近人情地被处理掉。你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要痛快淋漓地被割掉。哪怕你被割得眼中流泪,心里滴血,也丝毫不可能逆转这势不可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潮流。
在搞“继续革命”的日子里,上级革委会发动大家,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条一条痛下杀手,义无反顾地进行强行割除。利用休息时间到河里去打鱼摸虾,在家用竹子编制竹篮筲箕等物品这种“做篾货”的手工劳动,把自己自留地里多余的蔬菜偷偷拿到集市上去变卖,私自给他人理发,私自给他人缝制衣服,以及私下干其它能给自己带来微小收益的事,统统都是万恶的不可饶恕的“资本主义”。这些,都应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被杜绝。上级革委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限制家庭的副业收入。你理发、缝制衣服的钱,必须由生产队去统一结算,并纳入生产队的收入,再给你记那最多只值两三毛钱一个的工分。
更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不准干与集体生产劳动无关的事情。并严格规定,每个男劳力,每月必须在生产队要完成28天以上的工作日,女劳力每月必须要完成26天以上的工作日。这些强有力措施的实行,彻底堵塞住了农村的“资本主义”漏洞。据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紧跟伟大领袖,搞好继续革命的需要。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剁基尾”。就是把你宅基地后面,认为是多余的部分面积,强制收归集体所有。因为那多余的部分,就是时刻产生着“资本主义”的可怕温床。哪怕你宅基地后面,仅仅只是“多余”出了一分半分地,也是要毫不留情地被剁掉的。生产队派人,在各家屋后的树园里,把认为是多余的部分,打上了一条条冷冰冰的石灰印记。这一条条石灰印记,成了公和私当仁不让不准逾越的分水岭。石灰印记之内,是你可以暂时保留,说不定哪天,突然照样要收走的一小块树园。石灰印记之外,则是要交给生产队的部分。这可是要誓死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阵地。
除了白天正常在生产队出工外,每天晚上,每家每户又多出了一份额外的工作,那就是披星戴月,砍伐自家被生产队认为是多余宅基地里面的青竹、树木,挖掘横遭砍伐之后残留下来的竹蔸树蔸。因为这儿,已经荣幸地改换门庭,已经不属于你自己所有。它当之无愧地已经“姓公”了。本来可以用来变卖,换成三元五元十元油盐钱的竹木,这时候变得一文不值。有的甚至成了填充灶王爷肚子的薪柴。本来绿荫如盖的树园,被砍伐得黄土裸露,被挖掘得千疮百孔。昔日绿荫掩映的乡村田园风光,已经物是人非,风光不再。
更不可思议的是,那么一小块一小块被剁下来的“基尾”被收归集体后,实际也没被派上什么用场。有的甚至一直荒废,任其人踏马践,杂草丛生,荒凉闲置。
限制社员自留地的面积,规定每人最多半分地,也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一条革命性措施。原来每人一分自留地的作法,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这样,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就又要大动干戈地重新划分。一条条社员们含辛茹苦编织起来的菜园篱笆,被强行推倒。一块块自留地里绿油油的蔬菜,被彻底铲除。看来,蔬菜的生长,到时又会接不上茬,从而会严重影响到人们本来就贫穷至极的生活。人们对这种革命的行动,只能是无可奈何,穷于应付。这种伟大的“继续革命”,让大家苦不堪言。
在重新划分自留地时,要根据菜地的形状,计算出各户应得自留地的长度宽度。由于文化知识的欠缺,队里的计算人员,缓慢地拨动着算盘珠,好多遍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数据。大伙站在那儿焦急地等待着计算数据的出笼。我在地上划了几划,即刻得出了准确的结果。这种小儿科的计算,竟然让一些人惊叹不已。个别人甚至用阶级斗争的尺子,去丈量着我本来就是一种很正常,很简单,也是很自然的行为。认为我这个中农出身,祖父有政治历史问题,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去当生产队干部的年轻人,是不是在众人面前,想表现一下自己,是不是要去夺生产队的权了?
可笑之极的想法,映射着一些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深深熏陶出来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固执、僵化和愚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老人家“继续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文革时期,一系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革命行动,把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这个三合中学的教学台柱子老师,顺应历史的潮流,回生产队后,即刻听从生产队长的安排,乖乖地又加入到了板车队伍的行列。
一天,我们用板车,从新集采购站拉着棉花,送往多宝的时候,由于多永公路近期不通,我们改走经刘向公社庙湾大队的路线。不想由于板车中途故障从而耽误了时间。一身疲惫的我们,只好借宿庙湾大队的大队部。
正当一行人在庙湾大队的大队部简陋的乒乓球桌上鼾然入睡之时,突然被一阵吆喝声惊醒。原来是该大队的巡逻民兵在抓流窜犯。当时,没有公家的介绍信外出,就要被当作流窜犯收容、关押。他们勒令我们拿出介绍信件。这,让我们彻底傻眼了。
哇!“执法”民兵队伍中,骇然惊现有我荆州中学的同班曾凡海同学!在当年,多宝中学多少年来,也仅只有他和我两人,荣幸地考取了省属18所重点高中之一的荆州中学。荆州中学是荆州地区12个县的最优等学府,也是全湖北省,能和华师附中比肩的省属重点高中。面对老同学,潦倒落魄的我,心怀忐忑,有一种无颜以对老同学之窘迫。好在有惊无险,老同学和他的“执法”民兵巡逻队,对我们网开一面,从而彻底化解了当时的尴尬。

尴尬的信用服务站工作

尴尬之事何其多,更有尴尬在心头。
解放之初,人们沿袭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不向银行存款的习惯,认为将钱放在家里,是最保险的措施。何况,人们太穷,也无钱可存。
五十年代,在村社干部和上级政府派来的农村工作组的指导和要求下,每户自觉或者更多的是被迫,拿出了一个月左右的收入(一般五到十元不等)入股,成立了据说是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也的确对农村的生产经营,起到了虽然是微不足道,却也是正面的帮扶作用。一个公社的信用社,设有主任、会计、出纳等岗位,解决了两三个人的就业困难,也不能不说是信用社的一大成绩。可那些入股了信用社的股民,自己的股金及其红利,却犹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没有了下文。
当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不也是这样搞的吗?开始的时候,股民们入股供销社,一年还可以得到几两盐,一盒价值两分钱之巨的火柴,或者几两煤油的年终分红享受。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除股金没有下文外,不是连得到半根火柴的分红好处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羞羞答答地难觅踪影了吗?
不过,这也没什么,反正愚眛的乡民们,是很好被糊弄的。
为了发展这种农村金融事业,信用社在下属的各个大队,布设了金融网点,称之为信用服务站。信用服务站,在本大队选择一名大家信得过的,不拿信用社报酬而只计生产队工分的会计,负责本大队的金融业务。
文革时期,三合公社信用社,配备有主任帅举榜,有来自中心大队的会计鲁道法,有从团结大队调来的年轻美女出纳白宏银。丁营大队信用服务站会计,由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丁存宣兼任。帅主任经常被抽调去各大队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心工作”。三合公社信用社实际的当家人,就非鲁道法会计莫属了。
多宝区的金融单位则叫银行了,是三合公社信用社的上级单位。1973年,由于工作需要,多宝区银行,将丁云大队丁存宣会计抽调去充实其队伍。于是,丁云大队信用服务站的会计岗位,出现了人员空缺的局面。鄙人虽然在丁云大队短暂地参加过“红色造反者”这一造反派组织,且家庭出身并不过硬。但是由于鄙人在丁云大队文凭最高,口碑不错,又曾经是三合中学“知名”的民办教师。由大队长丁存林力荐,荣幸地走马上任,接替了丁存宣的丁云大队信用服务站会计职务。
接收了丁存宣会计移交的一枚丁云大队信用服务站的印章,一支圆珠笔,几张复写纸,一个黄挎包,以及全大队400多元存款余额后,我就开始了信用服务站单调且注定没有多少业绩的工作。业绩不业绩并不重要,只要有一个好出身足矣。丁存宣会计也并不是由于他的努力与否,而是由于丁云大队社员的过度贫困,不也是没有多少存款余额的工作业绩吗?而出身好的他,却也能够也应该被向上提拔重用。他笑对我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全多宝区信用社系统的人员中,没有一个像我这样文凭过硬的高中毕业生。我算是大材小用,在多宝区信用社系统中鹤立鸡群了。我知道他如此表白,是对我的一种褒奖溢美之辞,亦或也是对我的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我苦笑着不置可否。
丁云大队七个生产队,近三百户,近两千人,却只有人平五毛钱左右的存款。那个时候的五毛钱,刚好只够买回五斤左右的大米。丁云七队的孤寡老人丁在桂,在信用服务站区区五十元的存款数,则在十多户存款户中,遥遥领先名列第一。最少的存款,则只有三元五元而已。那时候,有近三千人的新集大队的存款余额,在全公社名列前茅,也只有1800多元。人平存款水平也就是六毛左右。
文革时期农村经济状况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我主要还是充当着生产队干农活的强劳力。每天和社员们一样,为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而不分严寒暑热地在生产队战天斗地。每天背着药水桶,和七队的年轻强劳力们,一身露水一身药水一身汗水地在给棉花防病治虫。干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幸福营生。
我只有利用极少的时间,去走村串户,去上门服务,去行使信用服务站会计的职能。当我热情地向大家宣传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金融方针政策时,人们只是苦笑着应付着我的热情。在有的年轻人对一些新鲜事物还叫不出准确名字,而把水泥预制板叫做“玉石板”、把有机玻璃叫做“油浸玻令”,一心只知道要搞阶级斗争的蒙昧无知时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社员们,对把钱存储在信用社,是极不习惯也不放心的。更何况,在含辛茹苦干了一年后结算,而你却还倒欠着生产队钱款的超支状况下,人们哪有人民币去光荣幸福地存放在信用社里,从而去获取让人望尘莫及的利息收入呢?
由于业务的稀少,从而对业务的必然生疏,也由于家庭突发事故的影响,我在信用服务站的工作中,不但没有业绩,而且犯下了一个至今让人惭愧的低级错误。
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生活极度困难的文革时期,我那处于哺乳期的妻子,由于营养的极度缺乏而缺钙。在一次劳作中,不幸滑倒,导致右胳膊轻而易举地骨折。此等灾祸的降临,让生活于极度贫困且缺医少药的农村的我,惊惶得不知所措。光宏哥、光煜和我,用板车将我妻子拉到相距十多公里外的湖北省五七干校医院治疗。我想,我家住宅背后的树园里,还荣幸地长有两棵大柳树。以后没钱,就是卖掉这两棵生长了几十年的大柳树,也得给妻子治好骨折。治疗完毕后已经天黑,我们才深一脚浅一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板车拉着骨折的妻子回到家里。
饥饿多时嗷嗷待哺的幼儿啼哭着,妻子骨折后疼痛难忍地唏嘘着诉说着。正在忙乱之时,丁营大队的团支部干部Z君,来我家取其存款。Z君对我妻子伤情的热情询问,着实让人感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Z君,本来就是我的好朋友。他领导的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就得益于我的热情辅导而在三合公社小有名气。为此,他对我唯唯诺诺感恩涕零笑容可掬。平时都是哥前哥后地称呼着我,抬举着我。
Z君要把他唯一的一张45元的存单取完。当时,我留存的现金全是5元一张的崭新币。本应该付给Z君9张共计45元人民币。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由于业务的不熟悉,由于精神的不集中,由于粗心大意,在孩子哭,大人叫,一片闹哄哄不安宁的氛围中,我却数给了他9对共90元人民币。从而破天荒地铸成了短款45元的超低级错误。
在丁营大队信用服务站萧条的业务中,一个报表周期,也仅只发生了这唯一的一笔45元的取款业务。在四天以后做报表时,我才发现了自己如此严重的错误。要知道,这45元钱,在当时贫困的农村,相当于一个整劳力四个多月的劳动收入呢。我神经高度紧张,赶忙到南河信用社向鲁道法会计汇报。他一面安慰我,说由他来出面对Z君做工作,企图挽回不必要的损失。
在回家的路上,不巧在中心九队和正到南河去的Z君迎面不期而遇。在如此情况下,我不得不把错款的情况,和颜悦色地向他如实相告。Z君显得有些不自在,面红耳赤前言不搭后语吞吞吐吐地应付了几句,说要回家清查一下后再告诉我。
等Z君回家后,我即刻热情地去登门拜访。不想,其母亲却大义凛然出言不逊,骂骂咧咧地全盘否定错款之事。Z君也一改面红耳赤吞吞吐吐之窘状,平时唯唯诺诺满脸堆笑的面部表情,被冷峻和铁青色所替代。他义正辞严地痛斥我,大义凛然地批驳我恶意诽谤污人清白之丑恶行径,且还把这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指责我这个祖父有历史问题的中农子弟,在对贫下中农进行恶毒攻击,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对这种向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的丑恶行径,是可忍孰不可忍!
Z君及其母亲以攻为守,向我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我灰溜溜地从Z君处败下阵来,彻底无语了。我只好自认倒霉。看来,哪怕我在多宝区信用社系统文凭最高最过硬,哪怕我平时严于律己谦恭待人,也真不是什么做信用服务站会计的材料,也更不是低头百计,八面玲珑的Z君母子的对手。
在后来的三合公社信用社年终决算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上,鲁会计将我的错款之事,向代表们进行了报告,取得了大家的一致谅解,从而使45元钱得到了核销。这虽然了却了一桩积案,但是,却永远在我心里,留下了一段难以忘却的尴尬记忆。

有线广播网

文革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当时革命的大好形势,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宣传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贫穷的公社想千方设百计,好不容易也办起了有线广播站。从公社广播站牵出来的单股铁丝广播、电话两用线,在一根根就地取材的树木电杆的支撑下,穿过树林,越过田野,蜿蜒延伸到十三个大队。再由各大队延伸到下面的生产队和社员家庭。每户装有一个直径十五厘米左右,价值几元钱之巨的舌簧喇叭。这可是社员家庭里,唯一现代化且昂贵的现代音响设备了。舌簧喇叭的一端,连着从公社从大队拉过来的广播电话线,一端连着埋藏在社员群众房子里泥土地面下的地线上,从而完善了有线广播网的终端设施。还好,社员们简陋的芦苇泥巴墙房子里,都是纯天然的泥土地面,可以轻而易举地掘开地面,埋藏地线。这也给广播网的普及,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有线广播网这一伟大工程的实施,不仅让社员们从嘶哑,也并不清晰的舌簧喇叭声中,及时聆听北京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以及文革阶级斗争的喧嚣,也可以欣赏老人家慷慨激昂语录歌曲的旋律,及江青审查批准的八个“革命样板戏”那熟悉的唱段。在那个愚昧贫穷生活饥渴,同样也文化饥渴的时期,这真是一种弥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严重不足的莫大享受。
为了保证有线广播网的正常运行,公社广播站配备了一名专职广播员,也称之为广播站长。文化不高,出身于“土改根子”家庭的X,担当起了三合公社广播站站长的重任。各大队,配备一名不脱产的兼职广播线路维护员。丁营六队根红苗正的丁存山,充当了一段时间的广播线路维护员之后,另有它用。承蒙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信任,我又接管了这一让很多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为革命修理地球的社员们为之羡慕的光荣伟大工作。
从此后,我除了信用服务站的工作外,还要经常对广播线路进行维护巡视。对靠近广播电线的树枝,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修剪。对爬上电线的各种藤蔓,进行清理摘除,以确保线路的畅通。当然更要严加防范阶级敌人对广播线路的蓄意破坏。
广播的播放时间,分早中晚三个时段。有时候晚上社员们的喇叭突然罢工,我就要及时顺着线路,在田间和树林中穿行,从大队一直检查到公社广播站,以查明事故的原因并加以解决。有重要新闻,老人家有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更是要加强检查,以确保社员们能及时聆听到中央的声音。没经过防腐处理的劣质柳木电杆,经常腐朽折断需要更换,此等小事,我们也不用向谁请示汇报。挥动板斧,就地砍伐树木,拧上瓷瓶,一根新电杆就此光荣诞生。因为这些树木都姓公,是人民公社的。为了办好有线广播网,为了让无产阶级牢固地占领农村的文化宣传阵地,为了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任意砍伐几棵树木,有什么关系?
公社广播站的全套设备,就安装在站长简陋的宿舍里。除了一台电子管扩音功放机外,还有一台需要人工转接的、配备有硕大干电池的老式磁石式电话交换机。站长如果在宿舍,有他转接电话,电话就容易打通。当然偷听(名之曰监听)甲乙双方电话通话内容,也是一大乐事。所以,那时候的电话通信,完全没有任何隐私可言,更没有任何反革命的语言之流露。有些人在打电话时,为了表明自己对老人家的忠诚,为了体现革命性,开头都要引用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切入通话的主题。要是站长离开了宿舍,而没有人及时转接电话,下面各大队的电话机就成了聋子的耳朵,一种摆设。你就是把电话机的摇把摇断,摇得你七窍生烟,这个电话也是“沉睡不醒”了。
文化不高,头脑活络的站长,经济头脑也十分了得。他到五三农场,采购了一批被报废淘汰的劣质拉线开关,并用于农户的广播线路上,向每个大队的广播线路维护员派发。结算价格为两角。全公社那么多农户安上此开关后,也有了一笔让人羡慕的收入。可这却害苦了各大队的线务员。劣质拉线开关故障频发,用户不是扯皮,就是要求更换修理,大队的线务员们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除此之外,广播站还出售线圈、喇叭、舌簧片、纸盆等。这种没有财务管理,带有经营性质的作法,不知道能不能产生腐败。当然,我们无权过问。
在社员家中安装的原始低劣的舌簧喇叭,故障频发。为了让社员群众能及时听到中央的声音,我必须要赶快帮助修理。
一天,我正一心一意在丁云小学修理舌簧喇叭,太平大队的武汉下乡知识青年周正文,突然不期而至。他带着荆州中学的英语老师周诗录,和周老师的妹妹,到丁云大队来看我。
周老师的妹妹,也是从武汉下放到太平大队的下乡知青。这个时候,有后台有关系的,家庭出身过硬的下乡知青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合格。他们都纷纷离开了贫穷的太平大队,陆续被招工进城。有的知青被推荐选拔,或者经过象征性的“考试”,而成为了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推荐进行考试的。周正文和周老师的妹妹,由于家庭出身都不过硬,而还在太平大队的“广阔天地炼红心”。特别是周正文,家庭出身更糟,其大哥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而且还在被关押之中。因此周正文就更是招工无望,只得在太平大队找了一个农村姑娘,结婚生子。他准备永远扎根农村,一辈子种田为革命了。
周诗录老师专程从荆州来看望其在太平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妹妹。周正文闻听周老师是荆州中学的老师,也知道我是荆州中学的毕业生,就热情地陪同周老师看我来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被他们的热情,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周老师向我介绍了荆州中学这几年在文革中的衰落景况。一个好端端的出类拔萃的省属重点高中,被罪恶的文革折腾得没有了半点生气。教师不敢好好教书,学生不敢好好学习。整天不是“开门办学”,就是批呀斗的。这让我们唏嘘不已。
我本应该留他们三人到我的寒舍一聚,好好款待他们一下。可惜,我家那时候真是家徒四壁,吃了今天担心着明天,囊空如洗,完全没有能力招待这一行贵客。热情的问候,热情的交谈,是我们这次会面的唯一内容。由于没有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老师和客人,最后我只好面红耳赤,心怀忐忑心和内疚,送走了他们。
有线广播线路在我的努力维护下,基本保持畅通。舌簧喇叭的嘶哑声音,继续传送着张铁生交白卷,和黄帅反潮流等方面的消息,传送着文革的喧嚣声。好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复出,大力抓整顿,国民经济形势有了初步的好转。

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一首热情歌颂赤脚医生的歌曲,文革时在祖国的大地上广为流行。
1949年后,各种政治运动,把农村经济折腾得更加凋敝。国家贫穷,医生奇缺,缺医少药的现象更加严重。人们得了病,只能慢慢拖好。重病,也只有凄凄惶惶听天由命地等死。文革时期,这种情况更加为之严重。那个时代,大学中专停止招生,不可能更多地培养出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医生来应急。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就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其实,在1949年前和之后的50年代初期,农村也绝不少见像“赤脚医生”这样的人在走村串户地行医。如新集的谢光美,南河的向云庭,中心的何国风等,1949年前后,他们就一直在农村走村串户,为民众行医看病。他们利用自己粗浅的医疗技术,在乡村默默地挣着自己赖以养家糊口的养命钱。同时,也在为村民们顽强地守护着健康。在农业合作化时期,一些乡村也开始办起了保健站,培养基层的医务保健人员、卫生员,实际上他们都是后来所说的“赤脚医生”。
湖北最早被称之为“赤脚医生”的,是长阳的覃祥官。1961年,在湖北长阳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党支部的支持下,快30岁而只读过3年小学的覃祥官,据说是怀着“为贫下中农去占领医疗阵地”的雄心,开始学医,从而成为“赤脚医生”,并在该大队试行合作医疗制度。
但是,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一切事物都可以生拉硬扯到政治上来,一切成绩都要归功于老人家的“光辉思想”与“革命路线”。为了给文革歌功颂德,涂脂抹粉,“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这类早已有之的事物就成了文革前遭到“资产阶级路线”打击破坏,文革中才得到重视并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
1968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后,因为调查报告得到了老人家的亲笔审阅修改,“赤脚医生”就成了必须在全国大力推广的“新生事物”,于是在中华大地迅疾推广开来。以后还专门拍了一部电影故事片《春苗》来宣扬这场“卫生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丁云大队和全国广大的农村一样,也产生了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丁云大队的赤脚医生,就是和具有这一伟大称呼的赤脚医生鼻祖覃祥官一样,只上过三四年小学,原来就一直在丁云村行医的丁心阔。顺应文革的喧嚣,在大队部找了两间简陋的房子,作为合作医疗室,挂起了一个简陋的牌子,丁云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就此光荣诞生。明眼人都知道,此举只是把全大队每人一年的几元钱医疗费,集中到了一起。其它条件,则和文革前一样,依然如故,换汤不换药。
合作医疗站每年从生产队收取每人三五元人民币,作为运转资金。社员群众每次看病,则向医疗站支付五分钱的挂号费。心阔医生到公社卫生院采购一点用于治疗小外伤及头疼脑热的感冒药品,合作医疗站就可以正常开门迎客了。其中最为昂贵的药品就是油制西林、柴胡注射液及阿司匹林。其它的也就是一点胶布、药棉、纱布及治疗小外伤的碘酒等。
由于治疗和收取挂号费均由丁心阔一个人经手,不符合财经手续,于是大队安排我兼职在医疗站收取挂号费。除此之外,清洗注射器和针头,给病人敷药膏,顺便也学一学给病人进行肌肉注射,这些,成为了我在合作医疗站的全部工作内容。
我一身兼做信用服务站会计、广播线路维护员、合作医疗站的勤杂等三种工作。我成为了丁云大队有史以来,最受“重用”的大杂家。这可能是丁云大队的领导对我在工作上一以贯之的负责任精神的充分肯定,也可能是对我当时在丁云大队“最高文化程度”的肯定。这是对我这个中农子弟的极大信任。当然,我也用自己加倍的努力和勤勉,作为了对大队领导和贫下中农的热情回报。
丁心阔医生经常身背药箱去走村串户。这个走村串户,一是在巡诊,二是到各生产队去,求爹爹告奶奶地收缴合作医疗费用。由于生产队贫穷的现状,合作医疗费用的收缴,真的很难很难。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地无功而返。
每天来合作医疗站就诊的社员群众也不多,因为病人来就诊,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且每次区区五分钱的挂号费,也由于囊中羞涩而望而却步。

人说合作医疗好,我说合作医疗难。
教师有病看不起,掏尽荷包三分钱。

中心小学的民办教师丁心文的这首打油诗,道出了当时人们的无奈。大多数时候,五分钱的挂号费,成为了人们在合作医疗就诊中一条不愿意逾越,或者难以逾越的门坎。生病的社员们宁可拖着抗着,不到万一的时候,则不愿意到医疗站去多花费这宝贵难挣的五分钱。由此,合作医疗的窘境可见一斑。病人万不得已去光临医疗站时,可就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我所在的仅有百十来人的丁云七队,就是此典型的例证。好几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四十多岁年纪的人,本应该生龙活虎地为农业学大寨进行拼搏的时候,却一个个重病缠身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疗,而相继去见了阎王爷。他们是丁心宜、丁良弼、丁心桂、丁心凯、丁良信、丁立勋、姚德英等。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丁云大队的赤脚医生丁心阔,他对此悲剧不应负有任何责任。就是三合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们,也对这些年轻病人们的病情,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丁良弼胃不舒服,被丁心阔推荐到公社卫生院做手术。原始简陋的临时手术室,及卫生院医生拙劣的医术,也没能挽救住他正值壮年的生命。
丁心凯等人,干起农活来更是壮得像头牛,谁知道却一病不起。合作医疗更是对他们的病情,束手无策。这些年轻的病人别无它法,只能在家苟延生命,等待死亡。
还不到40岁的姚德英,更是惨得不可名状。她由于生孩子而住进了公社卫生院。孩子没成活,人也几乎成了植物人。在欠下2600多元的信用社医疗费贷款后,只能被惨兮兮地用板车拉回家,而过早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在人均强劳力年收入仅只100多元的当时,这2600多元的巨额贷款,让其丈夫丁存典及几个未成年子女,蒙受了巨大的还贷压力和巨大的精神打击。他们有了一种此生无望,永无出头之日的感觉。大儿子丁光法成年后,因为家庭的巨额债务找不到媳妇,而不得不入赘他乡,去当了一个在当时让人看不起的上门女婿。二儿子也只能找了一个从更贫穷更遥远的五峰穷山沟里被别人介绍来的姑娘结婚。
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作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新生事物,被报纸电台宣传得优越无比,是文革的一个伟大成果。但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无休止的折腾,严重阻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条件的积贫积弱状况,严重制约着社会的进步。不管是“赤脚医生”还是不赤脚、穿鞋子的医生,不管是合作还是不合作的医疗制度,却丝毫也没有让农村医疗条件出现任何有效的改观。一根银针,没有治好这些人的百病,当然也没有温暖住千万户社员病人家庭冰凉的心。

滚水坝

丁云大队西面六七公里处为钟祥县陆家寨。一条小河的支流,就发源在陆家寨以西同样只有几公里之遥的农田间。涓涓细流从农田的众多沟渠中流出。流入大沟渠,汇成小河沟。文静澄清碧绿的小河流水,缓缓一路向东,经过陆家寨,经过南河、中心、丁云、陈桥等大队,在苗家浲口汇入天门河。一遇暴雨,雨水从广袤的农田里排出。温顺清澈的小河沟立即暴满,摇身变成为黄色湍急宽阔的河流。这条不起眼的小河,世世代代起着为钟祥陆家寨、旧口镇,也包括天门的梁场公社、三合公社直河大队的农田,排渍排涝的重要作用,从而确保了该地的农业收成。
在那个“亩产万斤粮”,大放“卫星”的年代,上面起劲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干不成的”。中心大队的人们,响应伟大号召,开动脑筋想办法,在中心六队背后的小河段,理直气壮地放了一个“水利卫星”。他们革命加拼命,在小河上修筑了一个低矮的土坝,将世世代代缓慢流淌着的小河流水拦腰截断,将河水水位稍微抬高,利用其微弱的水能动力,碾麦米轧棉花。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水利卫星”也必然只是起了一个为决策者提供邀功请赏的机会后,昙花一现而立马夭折。
大跃进失败后,小河仍然恢复原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流淌着。有时温顺恬静,有时也浊流充盈。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三合人民焕发出了冲天的革命干劲。公社革命委员会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誓将三合变新颜,以此来显示文化大革命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威力。在中心九队那儿搞的南水北调工程失败后,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同时,拍拍脑袋,又打起了小河沟的大主意。他们决心在中心六队原来建坝的那儿,再建一个更高更牢固的滚水坝,以期开发出小河沟的水能资源。
开发资金在哪儿呢?没有。但开发所需要的劳动力,倒不是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完全免费的劳动力,却应有尽有。三合公社一万多人口中,随便摊派出不需要报酬的垒坝劳动力,倒还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谁胆敢不服从而反对呢?谁也不敢。如果反对,一顶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立马会被戴在你头上,而让你消受不起。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三合公社气壮山河的滚水坝工程,在文革的喧嚣声中光荣上马。还吃不饱肚皮,自带几个冷红苕,自带工具的三合人民,来到了滚水坝工地。他们革命加拼命,夜以继日地垒坝。我的妻子,不敢顾及嗷嗷待哺仅几个月的幼儿,也光荣地加入了垒坝大军。为了给幼儿哺乳,我的家人,不得不每天数次,把孩子抱到工地上去解决。
工地的技术员,就是毕业于天门县多宝中学,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堂亮。这个一直战斗在水利工地上搞测量、搞土方工程验收的“土专家”,又好好地在滚水坝工程上,显摆了一把难得的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有革命委员会撑腰,哪怕公社南水北调工程失败惨痛,也没能摧毁三合人民垒好“反帝反修坝”,垒好“革命坝”的坚强革命意志。工程边上马,革委会和李堂亮边修改施工方案。这名之谓,在阶级斗争中学习,在生产实践中学习。
促生产的前提,是要抓好革命。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顺风顺水,顺理成章地上去。因此,在垒坝工地,进行行之有效的伟大革命大批判,很有必要。稍事休息时,组织者会念一些东找西抄来的批判文章,从而增强垒坝工地阶级斗争的强烈气氛。
滚水坝的主体为泥土结构,坝顶为石块加水泥筑成。三合人民节衣缩食,奋力苦干。气壮山河的滚水大坝,在一万多三合人民的努力下,经过三年的上马、下马、方案变更,终于胜利完工。
滚水坝的落成,却让钟祥县的人们吃尽了苦头。由于小河水位的人为抬高,让陆家寨以北以西大片农田的渍水,难以顺利排出,从而渍害十分严重。每逢暴雨,大片的农田即成为汪洋泽国,有的农田,甚至颗粒无收。这让钟祥人民雪上加霜苦不堪言。水位的抬高,上游的梁场公社陈营大队,及三合公社直河大队的农田,也深受其害。
钟祥的人们不服气,把状告到了荆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甚至告到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湖北省和荆州地区两级革委会干预之下,在天门县革委会的协调之下,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沉痛的决定,即忍痛割爱,果断炸毁了心爱的滚水坝。随着几声沉闷的炸药爆炸声,让倾注了三合人民有限的财力,和毫不值钱的人力后,一度引以为傲,却还没给三合人民带来半点利益的滚水坝工程,顷刻之间在人间消失。
小河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清澈的河水,仍然日夜恬静地向东流着。钟祥的农田,再也不用担心受渍涝危害。不知道是哪一个聪明的小学生,亦或是大人,编了一个“三句半”调笑此事,也作为对此闹剧的民间总结:

三合人民干劲大,
三年建成滚水坝。
钟祥人民一声吼,
炸!

学大寨

大寨是在山西省昔阳县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原本非常贫穷。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这是继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后的又一伟大运动。
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在此热潮中,全国、湖北全省乃至天门县,都组织了大批的农村干部,到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参观学习取经。丁云大队的大队长丁存林,荣幸地成为赴大寨学习参观团的成员。回来后,他向全体社员介绍了参观大寨的感受。他说,去大寨参观学习的人太多太多,以至那儿的接待工作异常繁忙。接待人员和参观人员,都是马不停蹄疲于奔命。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寨大队搞了人造小平原,统一建了几排住宅。社员们的生活并不太好,吃的是玉米面糊糊。但是,大寨大队很多人,都有一块当时让人羡慕的手表。因此,社员出工收工,都不用敲钟,全凭自己掌握时间。大寨大队社员们的工分,也不像我们这儿生产队一成不变的死杠杠规定。而是灵活多变,“自报公议”。即自己视自己的劳动能力等条件,每月申报自己劳动一天,应该得到多少工分,再由大家评定。
这种参观学习,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向前蓬勃发展。三合公社和全国一样,学大寨运动,也开展得更加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学大寨,首先要学习大寨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的作法,狠批狠斗资本主义。文革中,社员们微不足道的那点儿“资本主义”,本来就被斗得没有了任何藏身之地。人人谈“资”色变,望“资”生畏。但是,你还得永远按照上级的要求,搞好政治学习,大会小会地去狠狠斗,狠狠批。无事三巴掌,有事巴掌三。巴掌打得越响亮,你的革命性就越强。对搞自留地热心,做公家活磨洋工,热衷于偷用出工时间打鱼摸虾,干队里的活偷懒取巧等,都背离了学大寨的基本要求,都是十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都在批判革除之列。
学大寨,也要学习大寨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办法,此称之为大寨式工分。每天劳累至极的社员们,本来企望下雨天能在家好好睡个懒觉,做做家务,忙活忙活自己的事情。可为了学大寨,在下雨天,还要集中在一起,搞政治学习,搞大批判,搞大寨式的“自报公议”的工分评定。往往为了某一人,某几个人的一分半分工分的评定,要耗费全队社员几个下雨天宝贵的休息时间。在热烈的、互不相让的争吵中,在面红耳赤中,队长极力寻求着评定时的折中统一方案。但,每每却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大家不欢而散。
为了学习大寨搞人造小平原,三合公社革委会确定了本公社的宏伟目标:要在两三年内,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把全公社的土地搞平整,搞好新农村建设,誓让三合换新颜。
他们把各大队的精壮劳动力全部集中,首先调到新集大队去平整土地。被平整的地块,都紧靠公路边。这可是公社的一个十分耀眼的面子工程。这些来自各大队,不要任何报酬的免费劳动力,自带柴米油盐,自带工具,开赴平整土地的工地。反正这些社员都是集体的人,得绝对毫无选择地听从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指挥。否则你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罪名,是谁也领受不起的。
平整土地的现场,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毛主席的语录牌异常醒目。这种集中大兵团干大事的场面,在大跃进时期,在文革时期,早已司空见惯。大寨几百人,能在山区搞人造小平原。难道三合公社的几万人,还不能在美丽的江汉平原上,把高低不一的土地整平吗?工地上,人们肩挑箢箕,往来穿梭,利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耗费着自己有限的体能,日复一日,像蚂蚁一样在頑强地做着泥土的搬运工。即使已是秋凉季节,却也挥汗如雨。
赶在冬播之前,新集大队的平整土地大会战,才匆匆收场。但是,公社领导曾经信誓旦旦,要把全公社所有的土地,都一律整平的伟大承诺,却就此而不了了之。新集大队,独享了全公社精壮劳动力一个多月的无偿劳动。那些提供无偿劳动的社员们,谁也没有异议。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麻木,麻木得就像一颗螺丝钉,领导想把他们拧在哪儿,就拧在哪儿。反正劳动力不值钱,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大量提供无偿劳动力的情况比比皆是。
学大寨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治好坡后,还要治窝”。也就是在搞好农田基本建设后,也要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
那时候,经济凋敝。大家每天能让自己饥饿的肚皮,有一点粗劣的食物去充填一下,也实属不易。哪还有余钱,去修缮还是在明清时代,依靠祖辈建造的,后来早已摇摇欲坠的芦杆泥巴墙房子呢?但是,改善窘迫的居住环境,是可以理解的人之正常追求。于是,有的大队,如新集、中心、丁云等,在资金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也办起了简陋的窑场。
我所在的丁云七队,由于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存典队长的英明决策,在1968年,举全小队之财力人力物力,也开始开办窑厂。丁云七队的集体经济一贫如洗,但还是请了两个河南逃荒来的人,在丁云小学新校址的地方,张罗着土法上马,办箍子窑厂。
这两个河南人,把明朝时期丁姓老祖宗们为了抵御洪水而修筑的垸子堤毁掉,利用垸子堤的粘土,每天辛辛苦苦地赶制砖坯。后来,为了让箍子窑梦尽快变为现实,集中了全队精壮劳力,突击赶制砖坯。砖坯数量才达到了能够建一个土箍子窑的十万之巨。
这时,丁云六队的箍子窑早已经点火。六队那土箍子窑顶,缕缕随风起舞的青烟,更激发了七队的人们冲天的革命干劲。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所焕发出的冲天革命干劲,是任何反动势力也难以阻挡的。
虽然后期发动精壮劳力赶制的砖坯,还没彻底干透,但七队还是革命加拼命地加快了垒窑步伐。文革中经济萧条,办窑厂的物资异常紧缺。通过大队窑厂的关系,好不容易买回来了劣质煤,和东拼西凑找来的粗细不一、用于箍子窑打箍用的锈铁丝。全队人怀着喜悦的心情,日以继夜,用辛勤,用汗水,用希望,用赤裸裸的肩膀和粗糙的双手,加快了垒窑的步伐。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突兀而出的巨大圆柱体的土箍子窑,终于巍然耸立在了丁云七队的池塘边。
点火时,被当作内行聘请来,在窑顶上帮助忙活的六队的光祥哥,和另外一个窑工师傅,突然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症状,他们奋力歪歪扭扭地从七八米高的窑顶上爬下来,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一场虚惊,并没有冲淡人们的火热之情。在人们的希冀中,箍子窑顶,终于冒出了淡淡的烟雾,这标志着箍子窑已胜利点火成功。 这个丁云七队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值得庆祝、值得欢呼的重大事件,让全队男女老少精神振奋,像过节日一样地欣喜若狂。
丁云七队贫苦的社员们,终于也能在经济极度贫困的条件下,利用土法烧制红砖。也有希望能以此来建造梦寐以求的砖瓦房,改善解放以来,从没有去改善过的明清时期祖宗留下的陋居了。
箍子窑里的煤火炽烈地燃烧着,窑顶烟雾缭绕。这是让丁云七队的人们怦然心动的一幅美好画卷。夜深了,大家才带着满足,带着希望,进入美好的梦乡。
箍子窑里炽热的煤火,让还没有干透的砖坯中的水分迅速变为水蒸汽,体积突然间扩大一千六百多倍。这突兀而出无处发泄的巨大能量,让箍子窑外面锈迹斑斑用以固定窑体的铁丝,如何能够抵挡?在人们异常满足的甜蜜睡梦中,顷刻之间,固定窑体的铁丝断裂,箍子窑一层层轰然垮塌。
人们起床后,看到了这让人悲催的一幕,真是如五雷轰顶,肝肠寸断。摇摇欲坠的集体经济,遭受如此重创,有如国家经济遭受到了文革的疯狂摧残一样,让人痛心疾首,让人肝肠寸断!违背常识,违背科学,让丁云七队人收获到了一个刻骨铭心难以下咽的苦果。生产队几年的有限资金,和大量的人力投入,让全队人按劳分配到了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几块土砖坯。新居梦也由此毫不留情地在文革莺歌燕舞的朗朗乾坤之下轰然破灭。
大队的土窑还在运转着。不久,丁云大队利用本大队土窑生产出来的红砖,学习大寨“治窝”的精神,大手笔地启动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拆大建计划。按照这一宏伟拆迁计划,一期工程,是把四五两队的住户全部搬迁到小河边,建造起几排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简陋平房。
大队革委会一声令下,于是,全大队的社员,都自带粮䓍,为这一工程,夜以继日地贡献出了无偿的劳动力。木工、泥瓦工、小工,均来自本大队的免费劳动力。搬迁户们,或有即将住进新居的兴奋,或有难离老台基住处的抵触,或有对新居住地拥挤不堪的抱怨,丝毫也不影响工程的进展。
不久,耗费了全大队财力人力物力之后,几排简陋的平房终于落成。由此,四五两队合二为一地成为了丁云大队第四生产队,全大队七个生产队的建制,也顺理成章地缩成为六个生产队。
在四五两队的搬迁任务宣告胜利结束之后,其他队的无偿搬迁计划,由于各种原因,也就偃旗息鼓没有了下文。
突出政治,狠批资本主义,搞成了一哄而上的形式主义。这种不计成本,不计报酬,一平二调的行政命令,大呼隆的简单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在贫穷的农村,冠以农业学大寨的名义,肆无忌惮地盛行着,发展着。

农村工作组

为了把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推向深入,多宝区在上级的指示下,向农村的各大队派出了工作组。
文革初期,刘少奇为了把文革引向一个他所认为的正确轨道,也向北京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此所谓利用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群众”,被老人家斥之为“何其毒也”,成为打倒刘少奇的第一突破口。不知道这个时候,由老人家确定的对学校和工厂派出实则是文革工作组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及向农村也派出工作组的做法,又该用何种理由去解释?
进驻丁云大队的工作组,由多宝供销社的成员组成。组长曾祥训,组员周继龙、庞文汉,还有两个女士分别是张苕芝和徐桃红。苕芝和桃红都是在供销社大招工时,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的身份,被招进供销社工作的。根红苗正的她们,其父亲至少是多宝区某一大队的要员。那时候能到供销社工作拿工资,是让农村人望尘莫及、十分羡慕的高人一等的美差事。只有这些生产大队要员的子女,才有资格被招工,被重用,而其他的贫下中农子女,则与此无缘。
有如钦差大臣般的工作组进村后,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轮流到各家吃派饭,这给群众增添了不少麻烦。当时大家都过着缺油少盐,十分困苦的生活。轮到工作组到自己家里吃饭时,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东拼西凑地想把生活搞得好点儿,但依然难掩生活物资匮乏的窘迫。由此,大家颇有怨言。后来大队安排一人,专门在大队部给工作组做饭,此矛盾才得以解决。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一抓三促”,即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当然,抓革命是首要的任务。当时的革命,就是搞好批林批孔,狠抓阶级斗争,只准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五类分子”要出门,必须向队长请假并得到批准,否则就要开斗争会进行斗争。
抓革命的另一方式,是召开忆苦思甜大会。他们物色到了丁云三队曾经当过村党支部书记的廖世举的家庭历史。在过分夸大其解放前经受的苦难后,要求丁云小学的老师们画出一组图画,展现出解放前廖世举一家苦难的生活,以期掀起丁云大队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新高潮。这些民办老师们没有绘画专长,对廖世举解放前的苦难也不甚了解。但这却给了老师们闭门造车,凭空想象的空间。因为你越是编得离奇,越是编得“高于生活”,才越对社员群众有教育作用。文革时唯一展现在文艺战线上,唱遍神州大地的那八个“样板戏”,不也是“高于生活”的杰出典范吗?
老师们借助几十本小人书,用其中的图画作临摹蓝本,生拉硬扯地编造出廖世举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几十幅图片。这些拙劣的图片,不仅过分丑化了解放前的社会,也丑化了廖世举本人。图片展览,并没有在丁云大队产生预期的教育效果。相反,廖世举的儿子廖诗学,在观看了图展后,却对那种过分的夸大之辞,付之一笑而不屑一顾。
丁书兵的爹爹(即祖父)丁在中,是我“家门”的爹爹,我叫他大爹。大爹在解放前由于田少而给人做裁缝手艺,生活的温饱不成问题。但是,解放后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时期,吃不饱不说,穿在其身上的衣服更是补丁遍布棉絮外露。他根本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而只有这种破烂不堪的“华服”,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我们可怜的贫下中农们,被解放了二十多年后,却仍然生活在更加贫困之中。
一天,工作组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大爹发言。大爹佝偻着身子,穿着这种并不御寒的“华服”,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蹒跚登场。大爹没文化,他语句并不连贯,措辞也不准确,更没有任何语言逻辑。他东一句西一句地,倾诉着解放前跑土匪时的苦难。说解放前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可在思甜时,却来了情绪,说现在的新社会,我们的生活真是好。他情不自禁地用手扯着“华服”上随风飘动的烂布襟,以动作和姿势助说话:“你们看,现在吃得好,穿得也好!”大爹牵强附会且笨拙的动作,显然与这身“华服”极不协调。让正襟危坐洗耳恭听的与会人员,似有一种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话音未落,全场就哄堂大笑,让工作组主持的忆苦思甜大会庄重、严肃的空气荡然无存。
丁云七队(现在叫丁云村六组)出身于苦大仇深家庭的政治队长丁存典,是一个性情耿直,做事认真的直爽人。他的忆苦思甜,更是让人折服。他忆苦时,突然声音哽咽,把他的苦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他悲愤地说:“我家真是苦啊!五九年,上级号召办无粮食堂,二十多天我们在食堂里,没有吃到一颗米。我家被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饿死的是他的父亲丁继昌、母亲及叔父丁立昌)哪!”工作组急忙制止他的发言,可我们耿直的存典队长,却据理力争,说:“我说的全是实话,不信,你们问大家!”他边犟着脾气争辩,边被工作组立马请下了台。工作组组织的这种忆苦思甜大会,也在尴尬中草草收场。这样的忆苦思甜笑话,在当时广大的农村比比皆是。
工作组要组织社员批孔,这可让大伙为了难。大队干部中,个别人仅仅知道孔子只是历史上的一个教书先生,至于这个教书先生犯了哪门子禁,死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还要拿出来批倒批臭?既穷又白的社员们,对孔子更是一无所知。贫穷的社员们只知道每天出工,去挣一天价值达几毛钱之巨的工分。他们关心的是自己今天吃过了后,明天米缸里的那点儿米,要用什么搭配才能让一家人的肚皮吃饱。自己衣服上的补丁又破了,什么时候能找时间,去再次补好。这样一种物质条件,叫大家如何去批和他们的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这个孔老二呢?但批林批孔,是伟大领袖发起的伟大运动,如果不组织批孔,工作组又将如何向多宝区的领导交待?
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大队领导终于想到了全大队文化水平最高的我。他们认为,我这个省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肯定知道孔老二,也肯定了解他那祸害千年、不可饶恕的罪行。更了解他是怎么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给我布置了一个伟大的政治任务,要我写一篇批孔的批判稿,并准备在全大队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作重点发言。
我这个祖父有历史问题的中农子弟临危受命,受宠若惊,立马使出了十八般武艺,闭门造车。我又一次搜索枯肠,打造着自己的批判稿。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我立马想到了在荆州中学上高中时看到的一些批判文章上文绉绉的“如丧考妣、顶礼膜拜”等文革时期的时髦词语来。用这些“信手拈来”的空洞的、大而化之的堂皇词语,填充着我空洞无物的批判稿空间。
丁云大队的批林批孔大会,如期在大队学校的操场上举行。我胸有成竹,气宇轩昂地走向用一张学生的课桌充当的发言席位,高声朗读着让社员群众听得一头雾水的得意之作。会场上小孩子窜来窜去,毫无顾忌地打闹着,嬉戏着。妇女们偷偷地做着针线活。人们相互小声地交谈着柴米油盐,及与批判会毫不相干,但自己却很感兴趣的内容。会场一片嘈杂。工作组成员及大队干部不得不一再吼叫着,训斥着,要求与会者保持安静。在吼叫训斥的刹那间,会场的确安静了许多。但这种片刻的些许安静稍纵即逝,嘈杂依然故我。
我的批判发言,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能对社员们起到什么教育作用?这些只是为了能得到开会的出勤工分的社员,有几个在认真听着我声嘶力竭、慷慨激昂、自我陶醉式的批孔发言?政治形式,一种不讲效果和实质内容的形式,就是对这种批判会的最好诠释。批林批孔大会,在完成了由大队干部和工作组向上级汇报交差的历史使命后草草收场。
后来,工作组同样组织开展了“学习小靳庄”的活动。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的一个生产大队。这是由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唱“样板戏”、搞赛诗会、在农村搞意识形态革命的一个样板和典型。丁云大队没有诗人,大家也没有能力更没有雅兴去写诗。于是,由几个唱过老戏的人,和二队游手好闲的C等,晚上在机务队的土台上,咿咿呀呀地,搞了一个没有经过排练,没有什么准备,土得掉渣的“演出”。对付了一下子,就算圆满完成了学习小靳庄的伟大政治任务。
也不能说工作组的工作全是花架子,全都一无是处。毕竟,工作组中也有对发展生产认真负责的有识之士。1974年换班后的工作组的副组长杨燕金,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1974年,本来是多宝区委组织委员谢章玉担任驻丁云大队的工作组组长,但由于谢是一个胸怀大局,日理万机的人,革命工作太忙,所以工作组的工作,基本上由来自多宝供销社,略显文质彬彬的副组长杨燕金打理。这可给了杨组长自己决策丁云大队大事的权力。
杨燕金组长中等个头,平时一身灰布衣服,待人和善。勤奋务实办事认真的他,在抓革命之余,喜欢到各生产队的地里去转一转。这种亲民的作风,很是让社员们受用。转到四、五、六、七队的田间时,杨组长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即这四个生产队农田的交界处,都是弯弯曲曲,犬牙交错,形状极不规则。这种现状,很不利于农田的排涝排渍,更不利于以后的农业机械化。
他立马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并到中心和陈桥两个大队去协商沟通,以便统一规划,使各队的田块能整齐划一。在1974年冬播前,终于让三个大队达成了协议,按各队现有面积调整了田块。一冬一春,横贯南北的两条田间道路和两条田间大沟渠,终于骄傲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我们敬爱的杨组长,满怀激情地,把和中心大队交界的沟,命名为“批林沟”,把和陈桥大队交界的沟,命名为“批孔沟”。批林批孔两条沟的命名,强烈地映射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特征。
杨组长带领的工作组,终于夺得了丁云大队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苦涩姻缘

人类的繁衍,离不开两性相悦,男婚女嫁。古往今来,世事沧桑,莫不如此。在人类历史上,由此种生物超凡本能,而产生的两性结合之故事,更是汗牛充栋,浩若繁星。在那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颠扑不破的人类常识和生物性本能面前,在男女情爱上,更是超乎想象地演绎出了更多悲欢离合的人间悲喜剧。
文革时期,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革命第一,过高征购,生产受损,导致农村更加贫穷。人们贫穷,贫穷得连奢望吃一口饱饭的条件也相当不具备。在此等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农村青年的谈情说爱,找对象结婚成家,必然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更别说那些地富反坏右家庭的“狗崽子”们了。
天门、京山范围内,一些条件差的家庭的子女,找对象结婚之难,让人无法想象。
还好,每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并不平衡。此地虽穷困,更有穷困地。我们当地,还在为一日只有六七两米而发愁的时候,却更有一日为只有四五两米而发愁的贫困之乡。这使找对象难的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似乎在绝境中,也看到了一线希望。
本队帅小伙G,性格温和,勤奋节俭。其母亲因病不幸去世,欠下了信用社和生产队2600多元的债务。对于在生产队干一年,也只有一百多元收入的他,这可是一个此生难以还清的天文数字债务呀!找对象,更是成了他横亘在前不可逾越,荆棘丛生的高山。他哥哥,因此而不得不入赘他乡。
天无绝人之路。他终于由一个能说会道走南闯北人的介绍,花费了极少的钱财,找到了一个比天门更穷困的五峰山区来的姑娘,终于圆了娶媳妇的人类美好梦想。他,是幸运的。
中心四队的C君,由于家庭困难,找对象,也成了他的一大难题。可他有一副能言善辩、巧舌如簧的嘴巴。听说四川比湖北穷困,这可是个有文章可做的理想温柔之乡。为找对象,他不惜债台高筑,随牵线者远赴四川。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从而成就了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姻缘。
C君随牵线者,来到四川某地。在这个因为文革而更加贫穷的穷乡僻壤,发挥了巧舌如簧的先天本事。他配合牵线者,不遗余力,大肆摆阔。吹嘘湖北风景美如画,处处有黄金。吹嘘其父是两县的县长。即“开线”(远离村庄的田野)和“拢线”(靠近村庄的田野)的“线”长。
吃饭时,四川的主人,像招待贵人一样,好不容易倾其所有,给他斟了一点酒。C君却高谈阔论,说我家喝酒,不是这样斟一点点儿,而是想喝时,直接去酒缸里舀的。这种过度的炫“富”,让正在为一日三餐发愁的四川主人羡慕不已。于是,C君没对牵线者和主人花费多少资财,主人待嫁的女儿,也就趋之若鹜地成为了他的猎物,追随千里来到湖北,和他喜结良缘。其岳父母也追随女儿搬迁,从而幸福地成为了江汉平原上仍然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但比四川略强点的中心四队的社员。
听说,那时在四川的一些地方,只要慷慨地舍弃五斤粮票,就可以换回一个姑娘作老婆。通过此亦真亦幻之传闻,也着实看出了文革使四川的贫穷达到了极限。
但C君却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最终迫于生计等诸多压力,30岁左右时,他义无反顾地喝农药自尽。他以死明志,决绝地告别了这个只要想喝酒,就可以去酒缸里慷慨地舀一碗的虚妄美好世界。
农村“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其婚姻状况,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延续香火,他们更是想出了“调换亲”,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人间妙招。即如果A、B两个四类分子家庭,各有一双儿女。而由于政治原因,两家的儿子都找不到对象。这样,通过媒人,可以将两对儿女进行配对。A家的女儿,嫁给B家的儿子。又把B家的女儿,嫁给A家的儿子,成全两方儿子的婚姻大事,从而荣幸地得以延续数千年来的祖宗香火。
中心四队的丁心矩,50年代就读于沔阳师范。身为小学教师的他,正直、帅气、有文凭,很受人喜爱。由于其家庭成分地主,怎么也找不到对象。万般无奈之下,他家和杨家浲的一黎姓地主家庭,像市场上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一样,进行了“调换亲”。丁心矩的妹妹,嫁给了黎姓家的哥哥。黎姓家的妹妹,嫁给了丁心矩。从而,才解决了两双儿女的婚姻大事。
看来,成份不好,如果生有女儿,也有了一个给儿子找对象的基本筹码和条件。文革时期,这种“调换亲”的悲喜剧,堂而皇之地,在伟大的神州大地上不厌其烦地上演着。
那些下乡知青的婚姻问题,更是悲催加悲催。
拖市蔡口的一对下乡知青,情投意合,互相爱慕。本可以比翼双飞,喜结良缘,白头偕老。怎奈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际,怎么能去谈婚论嫁?在这前途莫测之时,如果过早婚育,则是彻底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回城梦想。但终因彼此情感太深,而把持不住,偷吃了禁果,而导致怀孕。这可是断送回城前途的人生大事呀。女知青终日以泪洗面,感觉前途无望。最终,以农药果敢地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因此那个男知青,也享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巨大威力。
当然,为了得到一个返城的指标,很多女知青以青春的肉体作为牺牲,那就不是属于婚姻的范畴了。在这方面,多宝区负责知青招工、推荐知青成为工农兵学员的P,由于掌握了这一权力,玩弄了众多的女知青,而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直河某队的一个女知青,为了在生产队能干轻活,为了能得到其它方面的微小利益,而和几个干部分别上床,进行肉体交换,就更不属于婚姻的范畴了。那几个干部,最终也幸福地享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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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一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12月 06, 2022 9: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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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下乡当知青后才知道的农村民生状况
(《陌上草青》选读)

郑会欣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撰写的回忆录《陌上草青:一个历史学者的自述》(香港:中华书局,2021年出版),现大、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不是“青春无悔”而是“青春无奈”

1968年,全国各省市已相继实行了所谓的革命大联合,此时各地从上到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先后也已成立,当时的说法就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相对来说派仗和武斗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此刻各类大中小学都停课将近两年,上边又再次号召大家“复课闹革命”,可是大学生从66届开始就没有分配,中学的“老三届”初、高中六个年级的学生虽然留在学校,但既没有书读,又没有工作,而那些应届的小学毕业生就连中学也上不了,有哪门子课可复?连续这么多年大学不招生,工厂又不招工,城市里一下子遗留下那么多学生,而且又多是一些不听使唤、造反意识高昂的中学生,叫谁解决都头疼。处理这个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都弄到乡下去,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暂时解决城市里迫在眉睫的就业问题,又可以将矛盾下放,把这些心已经野了的小将们分散到农村,他们就是想折腾也翻不起大浪。
当年3月,先是停顿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那时候号召全国学解放军,军人的地位极为崇高,哪个中学生不想参军来改变现状呢?但参军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那是要讲究出身、重视血统的。就以南航大院里的孩子来说,知识分子家庭肯定不行,老干部也多数被打倒,成了走资派,除了个别已被结合进领导班子的干部子弟可以入伍,多数也只有上山下乡这一条出路(当然,下乡后没多久,他们中有不少人还是凭着父辈的关系,通过各种渠道“走后门”当兵了),因此那个时候院子里的伙伴们能够参军的,主要还是那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
到了下半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便开始了。
其实“上山下乡”早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早就深入人心,不过那时针对的还只是少数回乡知青,尚未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到了60年代初,动员城市未能升学的学生下乡已成常态,那时的一句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更多的是邢燕子、侯隽、董加耕事迹的报道,宣传他们“身居茅屋、眼望世界”。1964年是一个高峰,一部《军垦战歌》的电影,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曲,竟然吸引了众多学生到新疆支边的高潮。就以南京来说,当年以南师附中(这是南京最好的中学)为首的几个学生、后来扩大到南京各中学而被称为“七十二贤”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宣布“弃考务农”,到苏北的贫困地区盱眙县插队,住我们家对门一位教授的女儿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成绩很好,而且还是南师附中学生会的干部,也毅然放弃高考,到盱眙插队去了。那个情景在南京的中学生中确实产生了强烈的轰动效应,也带动了一批出身不好或者是成绩较差的学生下乡。1965年我初中毕业,班上也有几位同学报名去了新疆的麦盖提县插队落户,但事隔多年我们才知道,那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不好,不准他们报考高中而被迫支边的。
(左图:1968年10月南航大院的同伴们插队分别前留影,第二排左三是我。)
可是到了1968年,情况就不同了。虽然当时有个说法叫“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但对江苏和南京的中学毕业生来说,实际上最后只剩下一个面向,就是面向农村。初中生每个班还有几个升学的名额可以缓冲一下,当时升学的条件是所谓“三好一差”:出身好、成绩好、表现好,家庭生活水平差。对于我们这批高中生来说,学自然是没得升,留下来的只是一条路:上山下乡。后来有些人还把这段历史歌颂为“青春无悔”,我却认为应该叫“青春无奈”才对,因为你对未来的前途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那怎么办?还不是只能无奈地接受。
那年的夏末,工宣队开始陆续进驻各个中学,实际上就是开始要整那些造反派了。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主要的下放地点分布在省内各个地区,特别是苏北的贫困地区。当时南京市对各校学生下乡的地区有个统筹安排,基本上是市内一个区的学校下放到省内的一个地区,对口安排,譬如白下区——扬州地区;玄武区——镇江地区;鼓楼区和下关区——淮阴地区;秦淮区和建邺区——南京周围的江浦、六合等县。
最早的是南京各中学的几百个学生自己联络,主动报名到内蒙插队,而我们学校地处白下区,主要下乡的地点是扬州地区的宝应、兴化、江都、邗江等县。学校“八一八”的头头们和一些骨干认为与其在学校等着挨工宣队收拾,还不如自己先下乡,反正是大势所趋,逃也逃不了。在他们的带动下,10月份开始,造反军的头头顾庆华(他是将门之子,又是短跑运动员,人称顾大)就带着第一批学生下乡到宝应县的黄塍公社,紧接着,一批一批的知青就被敲锣打鼓地送到车站、送到码头,到江苏各地去插队了。

当地原有“讨饭风”

就在那年夏天,我不知怎么突然患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转氨酶飙升。10月间,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打算约我一起去宝应乡下插队,但我当时因肝炎尚未痊愈,学校同意我暂缓下乡。有个同学对我说:“你这个病生得好,而且生得正是时候。”虽然我暂时没下乡,但哥哥、同学和大院里的同伴一拨拨地都走了,那些日子,我曾多次到下关的中山码头为他们送行(那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通车,到苏北主要还是乘船由长江转大运河走水路)。到了12月初,我的身体基本上已恢复正常,此时动员下乡的浪潮一浪比一浪高,我想反正迟早都要下乡,不如自己先下乡去看看,至少也有个心理准备。
我哥哥比我大两岁,他是南京一中高三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学校插队主要集中在宝应县的夏集公社,夏集位于宝应的西南方,离宝应县城很远,倒是离高邮县的临泽镇较近。12月初,我与哥哥的几个同班同学坐火车先到镇江,再乘大运河的快班船到宝应的子婴河,然后就得步行10多里路,走到他们插队的杜巷大队。他们这一户已经有六个成员了,除了哥哥同班的四位同学,还有其中两位同学的弟弟,我要是再去人就太多了。我在他们那儿住了几天,第二站就去了沿河公社,那是南航大院四个发小插队的地方,虽然我和他们不是一个学校的,但大家从小在一起长大,特别在文革期间大家都是逍遥派,成天在一起玩,彼此之间的家庭也都很熟。他们几个热情邀请我加入他们的集体户,生产队的社员也不表示反对,于是我就决定留在这里,就没有再到我们班上同学插队的黄埔公社去看看了。(上图:1968年12月下乡之际正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之时留影。)
当时城市的区和农村的县都设置上山下乡办公室,并有专人负责,同时国家还给每个知青230元安置费,包括每人一付铺板、一顶蚊帐、两张凳子,一个班组还有一张桌子、木桶、脚盆和一些工具什么的,此外还有特批下来准备盖房子的木材。知青下乡的第一年粮食到公社粮站去购买(第二年就完全和农民一样参加队里分配了),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35斤,当然这些购粮款项也都在安置费中逐月扣除。
我所插队的地方是宝应县沿河公社许庄大队杨桥生产队,文革时期改名为兴无大队红旗生产队,位于宝应县城东南大约十多里,生活条件相对来说要比夏集公社好一点,每日的工分(按全工10分计)大约在0.4元左右,但我们每天大概只能拿个7、8分工,也就是三毛多。
一起到许庄大队插队的共有四户知青,多是光华门中学的学生。除了我们外,其他三户分别下到许庄、李庄和马庄生产队,其他生产队里还有十多名1964年下放的南京知青,我们叫新插,那他们就叫老插了。后来说是当地农民给我们几户新插编了个顺口溜,说是打不过李庄(李庄几个知青在学校就是造反派,好打架,下乡时还带来杠铃、哑铃等器材),吃不过杨桥(我们这个家中有几位喜爱烹饪,菜烧得极好,但我不行,只配在灶台后边烧火),苦不过许庄(几个初中的学生),老实不过马庄(四位女生中有三位也是南航的子女)。这些形容虽然有些夸张,但仔细想想,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们的生产队共有30多户人家,140多口人,住的全都是草坯房,最好的房子也只是在墻角边有几排砖,那叫四角硬。乡下没有电(直到1975年我离开农村时还没通上),这与我们想象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差距甚大。
当时队里农民年龄最大的也就50多岁,像王家二爷、三爷,孙家二爹爹,吕家二爷和四爷等,再大一点儿的好像就没有了。按照农村的阶级分类,土改时这个村没有地主富农,除了几户中农和下中农外,其他的都是贫农和雇农,地主住在县城,秋收时乡下的农民会挑着粮食到县城的地主家去交租。附近的生产队都差不多,好像也没有什么四类分子,只是邻近的许庄生产队有个保长,按照“公安六条”的标准,算是“地富反坏”中的反革命了。不过我们生产队有个转业军人,他原是三野20军的一个排级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脚趾被冻坏切除,后定为三等残废(那时还不叫残疾)。他原来是大队的民兵营长,不知为什么在“四清”运动中有人揭发他在新四军时曾经被捕,有自首行为,因此被开除党籍,打成反革命,但他的残废津贴倒是每年照样享有。
大队支书和大队长是本地知青,有点文化,是在前几年的社教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年轻干部,比我们也大不了几岁,但却在大队里说一不二,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土皇帝”。我们的生产队长姓高,长得也很高大,我们就称他“高大”。大跃进那年大炼钢铁,高大“召之即来”,被抽调到六合县附近的一个钢厂工作;没多久钢厂下马,他又被“挥之即去”,重新回到生产队。但他总算是外出转过一圈的人,有点见识,虽然没文化,但在队里还是有权威的。当时“高大”与众不同的是他手上还戴块手表,虽然是南京手表厂出产的钟山牌,26块钱,但这在乡下可是极为罕见的。于是他就垄断了时间,有时天已经黑了,农民要收工,可是他伸出手腕看看表说,还早呢,才五点半,再干半小时,大家无语,只能服从。会计姓王,大概是高小文化吧,人长得瘦小精干,与队长配合得还行。队里主要有许、杨、鲁、孙、王、吕、高、周几家姓氏,大部分人祖祖辈辈都在乡下种田,只有王家的二爷、三爷和吕家的几位老人说他们年轻时曾在上海、扬州等地当过厨师或裁缝,还有就是队长的弟弟是复员军人,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们下乡时先住在一户姓鲁的农民家,他们兄弟二人,都是光棍,队里让他们把新盖的房子让出一间给我们住。鲁家大哥身材高大,弟弟却瘦小很多,但精灵古怪,只比我们大几岁,因为他排行老四,头上又长癣,老乡都叫他小老四,或者干脆就叫四秃子。
四秃子每年冬天都要外出讨饭,等到开春才回来,这样不仅省下几个月的口粮,而且还能带点东西回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自1958年之后,这里外出讨饭已成习惯,每年冬天都有不少人外出,直到70年代初,农村大搞阶级斗争,讨饭无疑是破坏农村“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因此从公社到大队严令禁止要饭,谁家要是有人外出,一经查出,不仅扣除本人的口粮,家里还要承担其他惩罚,此后讨饭风倒是真的煞住了。

农民真实的“忆苦思甜”

我们下乡后,当地农民都叫我们是“大学生”,在他们眼中能上到中学就算是很有文化了吧?但我们下乡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似乎又有些矛盾。因此我们就在大门两旁贴上两幅“语录”,左边那幅写的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右边则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们下乡后首先要接受的就是“忆苦思甜”,其实这种教育我们早在中学期间就接受过了,譬如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学校还不知从哪儿找一些野菜和糠,做成团子让大家吃,这叫吃“忆苦饭”,等等。有时学校再找几个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让他们讲在旧社会受的罪,吃的苦,然后大家一起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可是我们在乡下接受的这场“忆苦思甜”才让我们大开眼界,受到真正的教育。
农民是老实的,你让他讲最苦的日子,在他们的记忆中最苦的日子莫过于1958年大跃进、闹浮夸、饿死人的那场灾难了。他们说,那些年大炼钢铁,田都没人种了,后来交征购的粮食不够了,就抽调口粮和种子粮,每个人每天只有五两二的原粮(成品粮与原粮的比例是:水稻70%,小麦85-90%),还要被干部层层尅扣,饿死多少多少人……我们越听越糊涂,不对啊,这哪是解放前呀,分明是大跃进吗!大队干部也听出不对劲了,赶快出来制止说,不要讲了,不要讲了,这都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搞的,“打倒刘少奇!”一场忆苦思甜的闹剧就这样草草收场,可是对我们来说却是刻骨难忘的,因为这与我们以前所接受的教育完全不同,这也促使我们开始对现状产生一些独立思考。
我们私下问老乡怎么回事,他们说当年大跃进,又吃大食堂,结果田都没人种,没多久就发生大饥荒,又搞浮夸,粮食不够吃还得上缴,没有东西吃,好多老人都饿死了。我们心想,怪不得我们村子里没有老人呢!当时听了之后感到很震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去做个记录或口述什么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当年震惊江苏的“宝应事件”!大饥荒时期从全国范围来说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是安徽、河南、四川、甘肃、山东等几个省份,江苏省原本是鱼米之乡,总的来讲不算严重,唯独宝应县是重灾区。当年宝应县的县委书记叫徐向东,大搞浮夸吹牛这一套,明明粮食减产,楞要打肿脸充胖子,说是丰收,增加征购粮,还在县城大兴土木,盖了一个大礼堂,由于面朝东,所以被称为“向东大礼堂”,我们下乡时这个礼堂还是全县最辉煌的建筑。宝应事件后来有人统计说是全县饿死了5万余人,但据另外的调查,这个数字恐怕不准确,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在10万人以上。这在一个只有数十万人口的县城,比例如此之高,可谓惊人。
土改前队里除了几户中农有一些土地外,其他的贫农土地很少,他们大都是靠租种县城地主的土地为生的。但他们说,每年秋收进城给地主交租,地主对他们可客气啦,八大碗、七大碟地招待他们。还有几个给地主家作长工的雇农说,以往给地主干活,每年一过清明,一天都要吃五顿,那个蛋炒饭油漉漉的,哪像现在整天吃不饱,根本就没有一点油腥。贫下中农的这些话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认知,以前在城市学校里的教育可不是这么回事啊,地主不都是个个像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那样残酷剥削贫下中农的吗?怎么在他们的口中却听不出仇恨的感觉呢?
邻队有个旧社会当过保长的四类分子,每当一有什么运动都要把他揪出来批斗一番,就连他们的子女也跟着倒霉。老乡说,他当保长收税也是为我们乡下人说话,而且对我们也很客气,见面都要打招呼,哪像现在的大队干部,动不动张口就说:“吊起来,打!”我曾问一个大队干部,地主富农是四类分子,怎么他们子女也成了四类分子的呢?那位干部振振有辞地说:那当然了,如果他们不是,阶级不就消灭了吗?阶级斗争不就没有了吗?我听了后哑然。
文革期间“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宣传铺天盖地,对我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而且普遍感到厌烦了,但真正引起我们思想震动的应该是林彪事件了。1971年的国庆节就感到有点不正常,为什么每年国庆都在天安门游行,而今年却改成游园了?报上近期宣传好像少了些人,是谁呢?但谁也不敢再深想会是发生了什么事。
国庆之后,另一个生产队外号“老九”的南航子弟从南京回来,偷偷地说林彪出事了,把我们吓了一跳。林彪是什么人呀?林副统帅,伟大领袖亲自挑选、又是党章明文规定的接班人,他都反对文化大革命,还叛国投敌,那我们还信谁呢?
过了些时候传达中央文件,又公布了林立果他们策划的“571工程纪要”,其中有些话对我们极具震撼力,其实大伙儿心中都有同感,譬如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等等,特别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干部下放等于变相失业,更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虽然这些想法不敢公开说,但确实让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了理性的思考,这是不容置疑的。

农民大半年生活在半饥饿状态中

刚从城市到农村,确实有许多不习惯,不要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了,就是烧饭也不会,但入乡随俗,很快这些不适应也都慢慢习惯了。就拿上厕所这个最简单的事来说,在农村,妇女都是在家用马桶(因此结婚时的陪嫁就一定要有马桶,不过称之为“金桶”),男人就随便了,但每家还是有个茅房,因为粪便是肥料,肥水不外流,大便还是要上茅房的。苏北农村的茅房一般都盖在猪圈旁边,下面埋放一个大缸,缸上面有一个粗竹棍和木板作的座椅。大便时坐在竹棍上怪不舒服的,特别是前面没多远就面对着田埂,常常有人路过,我们刚来时真是不好意思,只好低着头装作看不见,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一边出恭,一边还与过路的老乡打着招呼:“吃过了,您个?”
我们下乡的这些年与队里的社员关系一直都挺好,刚下乡时没房子住,队里让老鲁把他们家新盖的房子借一间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只有去睡牛棚了。
第二年,队里帮我们盖起了三间五架梁的茅屋,虽然都是土坯墻,但比一般农民家的房子要敞亮,因为我们特别提出要把窗户做大些。上面是按人头分配建房的木料,由各生产队出劳力帮着建,当然所有的材料和工钱都会从我们的安置费中扣除。(左图:当年插友素描:记忆中的家。)
刚下乡时,我们连烧大灶都不会,也是房东手把手教我们。还有一件困难的事就是烧草,宝应地处里下河平原,烧草特别紧张,经常要靠队里额外提供才能解决。附近几户邻居、特别是王家的二娘和三娘她们还经常把自己种的蔬菜摘下来送给我们吃。
乡下没电,点的都是煤油灯,为了节省,老乡们都是早早熄灯睡觉,但我们晚上还是会看书或打牌,因此便吸引了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一帮小伙子,大顺子、小二子、小虎子、四秃子、小兔子等,一到晚上吃过饭,他们几个就三三两两地聚到我们家来听我们吹牛,或看我们打牌。除了40分、争上游,我们还打桥牌,后来我们甚至都教会他们打桥牌了。要是赶上下大雨出不了工,我们这儿更成为大伙儿聚会的地方,有时队长、会计和几个熟识的老乡还和我们凑在一起吃饭,那叫“打平伙”,就是今天的AA制。
我们下乡后才体会到农民的生活实在是很苦,远远不是我们在城市学校里宣传的那样。我们下乡的地方在宝应县还算是比较好的,但农民一年至少有大半年是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中。
那时的分配原则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小队)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但每年的生产计划却要由上边决定,比如多少田种水稻,多少田种棉花等等,生产队做不了主。生产队每年收获的粮食首先要上缴国家(缴征购),扣除种子粮和集体储备等,剩余的再按人口、工分分配。
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那时宣传大寨式计工法,即所谓“自报公议”,但实际上是按劳力强壮和工种难易而决定,一般妇女的工分较低,大约是男劳力的八成,我们初来,给我们工分与妇女差不多,后来也慢慢提高了。每年年终时生产队会将一年的所有收入扣除开支后,再除以全年的工分数量,最后得到工分的价值。那时的工分值很低,一个壮劳力每天做足十分工,也只有几毛钱,好不容易等到年底结算,许多家庭不但分不到钱,还会超支。
有些家境较好的农民养猪,猪大了可以出售或自己杀猪赚些钱,还可以沤肥拿工分,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那些自留地,虽然面积很小,但毕竟这是属于自己的,所以精心耕作,凡是下过乡的人都知道,你到田里一看,长得最好的一定是农民家屋前房后的那些自留地。所以说农民“上工慢腾腾,下工打冲锋”,就是这个道理。对农民生活补助最大的可能就是养鸡了,但养多少却有严格的控制,每户人养鸡不能超过指标,否则就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想不通,养鸡的数目多少竟会与资本主义有关!农民说他们养的鸡就是家里的小银行,老母鸡下的蛋舍不得吃,积攒了一些就卖给大队的小卖部,用这些钱再买些盐、煤油、火柴等平时生活必需品。
下乡第二年,我们的口粮就和老乡一样,按照出工的多少予以分配。我们一下子来了五个人,又不能为队里增加什么产量,却要从他们的口中分配口粮,其实他们是不满意的。记得我们每年大约分配的口粮约有500多斤原粮,按七成出米率计算,大概每个月有30斤大米,另外油料也是由队里分配,除了少数是菜油外,大部分是棉籽油,而且数量很少。由于缺油少肉,这些粮食对我们来说是绝对不够的,但也没办法,因此每天三顿大都是两稀一干,早晚的稀饭真正是稀,清汤寡水,简直看不到米粒,我们形容它是“洪湖水,浪打浪”。每年冬季县里或公社兴修水利时,生产队派工,劳动量极大,但粮食由集体出,我记得最多一顿吃了二斤四两大米饭,算是创下了个人的最高纪录,而且永远不会被打破。
我们这个集体户基本上采取的集中用钱,即每人先交出一定数量的钱作为公款放在一起用,有人记账,用得差不多了再交。因为我们这户几个人家里的经济条件都比较好,每次从南京探亲回来时,家里人都会给我们一些钱,有时还带些香肠、猪油什么的回来,因此我们在农村的生活不仅要比农民好得多,而且也比其他知青班组要好,至少没有出现过为经济开支而引起纠纷的事,而这则是当时插队知青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农村劳动最苦的时候是夏季,主要是时间不等人,那时号召要“跨纲要”(50年代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南亩产要超过800斤),上边号召要“过长江”,因此规定要种双季(冬麦夏稻)、甚至是三季(夏天种双季稻),因此秋天播种小麦,清明前后就先要为水稻育秧,到了5月底,先是抢收小麦,紧接着就要放水插秧,如果是三季的话,8月份还要赶种双季稻,因此整个夏天都是最忙的季节。原来到了冬天活儿就少了,但上边又要提出大干快上,兴修水利,每年县里或公社都要组织各个生产队的强劳力上大堤,修水利。但这些计划经常更改,因此一年到头基本上没有么时间是空闲的,只有下暴雨实在出不了工的时候,才有可能休息一下。
插队那几年总的来讲乡下还算是风调雨顺,只是好像有一年夏天暴雨连绵,抢收下来的原麦和小麦堆在场上,没有太阳摊晒,焐了好多天,结果都发芽了,那也没办法,只能将这些发芽的麦子分给各家当口粮,真是难以下咽。
记得是1971年7月,居然在我们那儿刮了一场龙卷风,风头就离我们家的直接距离只有二里多路。那天天气极为闷热,先是狂风暴雨,天色漆黑一团,茅草的屋顶好像都要掀翻了,我们几个赶紧冒着风雨跑了出去,还想用绳子绑住屋顶上的茅草。突然见到我们家后面不远处有一股旋转的风头由西向东迅速移动,速度极快。“龙卷风!龙卷风!”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惊呼,想不到我们竟然在里下河地区看到龙卷风了!第二天上午我们特地到现场去看了看,只见一片残垣废墟,老乡们都在拾掇家中散落的物品。后来才听说,这股龙卷风是从宝应湖西一路向东横扫,先经过我们沿河公社的立新大队,风头也就几十米的范围,但所经之处房屋全部摧毁,无一幸存,但似乎没有死人。受灾最严重的是我们西边的望直港(文革期间改为红卫公社),死伤多人。听说我们沿河公社有个农民从他家一直被龙卷风吹到20多里外的望直港,后来掉在草堆上,竟然只受到一点皮外伤,等他醒过来都感到莫名其妙,我怎么会到这儿的?

下乡后自由而贫乏的业余生活

那时农村和城市相比,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比较自由,你如果有一台带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就很容易接收到“敌台”的广播,什么“美国之音”、“莫斯科华语广播”等,都是我们经常收听的。1969年7月,我们就是在乡下听到美国的阿波罗号登上月球的消息,这对我们来说震动极大。但偷听敌台广播之事没事则罢,有事可就是罪行,这对我们来说是有深刻教训的。
乡下的业余生活很枯燥,不过那个时候在城里也差不多。知青之间活动最频繁地就是交换看书,一旦有人从城里带来什么书,也不管什么内容,大家都轮流看。
还有就是打牌、唱歌,那时有个南京五中叫任毅的知青创作了一首《南京知青之歌》传遍江苏,甚至全国,据说莫斯科的华语台还专门播出一个无伴奏的男声小合唱唱这首歌,效果不错,但听说没多久他就被省里的公检法抓了起来,差点被判了死刑!我们带来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袖珍本《外国民歌二百首》,没事干的时候就顺着次序唱,都是简谱,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基本上都会唱,现在我会唱的这些外国歌曲,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学会的。
我们生产队离公社所在地南窑镇大约有六七里路,镇上很小,没什么商店,但附近的向阳大队还有另一家也是五个南航子弟在那儿插队,我们常有走动。县城离我们“家”(知青点)大约十几里,当地农民把去县城叫“上街”,这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大概十天半个月我们总会去一趟。每次上街我们主要去三个地方:县中心的“红卫饭店”,那是中午打牙祭的地方;澡堂,每次必去,泡泡大池,洗去身上的老垢;电影院,虽然看来看去就那么几部电影,那些台词几乎都会背了,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聊胜于无的精神享受。
下乡之后,因为大家对前途没信心,对现状不满意,但又没有办法去改变,因此表现出来的就是逆反,譬如乘车或乘船逃票,打架闹事(有时是知青间的打架,有时是与农民的斗殴),但我们家的这几个人胆子都小,这些事好像都没做过,但是像偷鸡摸狗这些事还是犯过的。不过我们还是有个原则,那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生产队社员的菜我们还是不会“顺”的。
宝应县在抗战时期应该算是一个“拉锯区”,就是日伪、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武装力量相互对峙。一般来说日伪军住在县城,一两个月偶尔会下来“清乡”。村里的老乡同我们讲,鬼子下乡时看见小孩子高兴了就会撒糖,看见他们去抢的时候还哈哈地大笑。事隔多年之后再看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心想怎么就跟老乡讲得一样啊!老乡还说,鬼子有的时候还讲道理,最坏的是那些二黄(伪军),都是些县城的流氓,每次下乡都牵牛抢猪,无恶不作。但你要是胆子大点,敢到鬼子那儿去告状,鬼子还会打那些二黄。然而接下来老乡说的一番话又叫我们哭笑不得,他们说,要说现在最坏的就是你们这帮知青了,天天偷鸡摸狗,搞得四邻不安;以前二黄到乡下来抢东西,那也是一两个月才来一次,现在倒好,你们是整天住在我们家门口啊!
当时的上山下乡大致可分为兵团、农场和插队三种。兵团就是生产建设兵团,列入准军队编制,最初只是在新疆才有,后来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甘肃等地区也先后成立,江苏好像也有建设兵团,但人数应该不多。农场主要是国营农场,和兵团一样,职工都是按月发工资的,工资虽然不高,但还是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插队就不同了,既不算工龄,也没有工资,只能和生产队社员在一起拿工分,往往一年下来年终结算,不但分不到钱,还会超支欠上队里的。不过插队有一点那是兵团和农场比不上的,那就是自由,不但政治上没什么人管,譬如偷听敌台都没人管,也没有什么政治学习,就是你不出工,除了在夏秋大忙季节,生产队一般也不大理你。你要是找个理由回家去探亲,住个一两个月基本上也没人管,反正你不出工就没有工分,生产队原来也不缺你这个劳动力。
文革前南京市白下区的完全中学(含初中与高中)主要有一中、三中、六中、七中和三女中等几个中学,其他的基本上只有初中,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大都插队在夏集、黄埔、黄塍、子婴、氾水等公社,而沿河公社的插队知青多是区里的一些初中或民办中学(主要有十五中、二十三中、光华门中学、大光路中学)的学生。我是高中生,在大队里可能算是文化水平最高吧,因此常常被大队抽出去做些文字性的活儿,生产队也无奈,这就叫“混工分”。那时农村的政治运动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每当搞运动的时候,大队经常把我叫去搞搞材料,或者是写些通讯,无非都是些“东风吹、战鼓擂”之类的文字。县里组织什么通讯报道学习班,公社也让我去县里参加学习,记得我回到大队写了一篇什么利用沼气的报道,好像还在县广播站播送了,不过我连什么题目都忘了。
大队里有一个民办小学,校长姓徐,是毕业于宝应县中的本地回乡知青,在本地算是一大才子,他与我关系挺好,但凡学校有老师请假,他就叫我代课。代课不但可以“混工分”,有时学生们还会送些新鲜蔬菜给我,这算不算“以权谋私”呢?最有意思的就是,那时根据上级指示,农村基层要大力发展新党员,吐故纳新,而发展党员就需要外调,大队居然也将这个差事交给我,可我连团员都还不是呀!
说到入团,又想起一段往事。我上初三时曾因拾金不昧,班上的团支部有意发展我入团,可是我不识相,认为不能因做点好事而入团,就没及时申请,等到几个月后再递交申请时,竟然无人理会了,结果中学毕业前都一直是个白丁。文革中父亲被批,家中被抄,后来我又下乡,这个念头是想都不想了。本来文革开始后,随着造反运动的兴起,各地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共青团组织也都随之停止了活动。中共“九大”之后,197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整团建团工作的通知及附件》下发,各地陆续开始了整团建团工作,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又陆续恢复起来。
到了1974年初,乡下也开始发展团员了。看到其他知青都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也动了心思,心想这对以后招工肯定会有用的。大队团支书家就在我们生产队,我就向他提出要入团,他说你都多大了还要入团?我说不是25岁才退团吗?我还没到25岁呢!他听了后也没反对,就收下我的申请。没想到送到公社,却以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而被上面卡下了。这种事儿我经历得太多,也算是见怪不怪了,可是大队却不干了,说既然是我们大队都同意了,为什么你们不批,反复争吵,其实这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最后公社还是同意了。因此我就在即将退团的年龄到来之前,加入了共青团,这也算是一件奇事吧。

迎合形势需要的知青结婚现场会

上世纪的50、60年代,男女关系在城里绝对是个敏感的话题,可是在乡下却不同了,老乡们平时经常讲些带色的笑话,村子里的大姑娘还是害羞斯文的,可是那些妇女一旦结了婚,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她们就变得肆无忌惮、百无禁忌了,还经常拿我们开玩笑,可我们还真是正儿八经的童男子啊!
1968年刚下乡的时候,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刚过二十岁,而老初一的才十五六岁,大多数人对于性还处于一种青春懵懂的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无聊,以及对前途的无望,知青中也开始有人谈恋爱了,但真正谈到要结婚,那就少之又少了。因为知青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找知青结婚吧,连自己都养不活,还能成家吗?和当地农民成亲吧,彼此的生活观念和方式毕竟还是有差异。而且最关键的是,你要是真正结婚了,那就是断了日后回城的路,尽管眼下看似没有消息,但大家心中还是抱着一丝希望,幻想有朝一日返城工作。
最初县以下各级领导对知青恋爱这一现象虽说没有强烈反对,但态度上至少是不支持的。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上山下乡运动看来不是权宜之计,而可能是要延续多年的一场运动时,如何动员和号召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心扎根,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大约是在1974年,不知从上面哪个部门发出指示,要动员知识青年扎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农村结婚生子。因此很快从上到下的宣传机器就开动起来,并反复要大家学习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在这儿,“结合”两个字是重点,至于什么叫“结合”,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我们大队的干部也不甘落后,在知青中寻找对象,最终也竟然完成了任务。李庄有位姓徐的南京知青在干部们的撮合下,与另一生产队一个本地女青年宣布结婚了。这个女青年虽然没有文化,但人很能干,是队里的积极分子,还是个新党员(她的外调材料就是我去跑的)。他们结婚后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不大清楚,因为一年之后我就离开农村,到徐州挖煤去了。后来那位知青还是以顶职的名义调回南京了,但他妻子和孩子是农村户口,回不了南京。改革开放后她们也来到南京,那时户口已没那么重要,没有粮票也可以高价买到粮食。南京号称是“鸭都”,什么盐水鸭、烧鸭都是南京人的最爱,因此她到南京后就摆上摊,卖起了烧鸭,生意挺红火,我也经常去光顾,你别说,味道还真的不错。
那个时候动不动就召开什么现场会,就是上级找到一个典型,再把大家从各地集中在那儿一起开会。记得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县里决定在夏集公社召开一个知识青年结婚现场会,参加会议的对象除了各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之外,还要各公社找一些知青代表出席。我们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叫老苏,正在我们大队蹲点,平时与我关系还不错,就拉着我,要我和他一起去开会。我赶紧对他说:“你要带我去开会?我可没想在农村结婚啊!”他说:“我又没逼着你结婚,让你去开会不过就是去看看,路费报销,还有工分拿,你哥哥不是在夏集吗?去看看你哥哥不好吗?”我心想这倒是一件大好事,何乐而不为,也正好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于是便欣然赴会。
夏集公社的知青多为原南京一中的学生,一中在南京是名校,下乡后在很多方面一直是全县知青的表率,这次也同样不落后。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姓杨,听我哥哥说,那些天他就像救火队员那样,天天到各个大队动员知青结婚,最后好像是凑够了十多对结婚的知青。
在这中间,有夫妻都是知青的,也有和当地农民结婚的,其中一中有一个姓蒋的老高二知青,后来被树为典型。他那时候刚刚入党,接着不久就和一个当地女青年结婚,其后相继出任大队书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书记,副县长、县委书记,90年代后又调到扬州,先后任副市长、副书记及市长——要知道90年代的扬州可不是一般的地级市啊!还有一位姓童的典型,他也是一中的高中生,他和农民结婚后就调到另一个公社的供销社工作,他是个笔杆子,虽然在供销社工作,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为县里起草各种文件和新闻报道。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以江苏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此时他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毕业后留在南大,后来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
这几个形象可以说是当年知青在农村结婚的正面典型,但我想更多的事例恐怕不会这样美好。当然,虽然是上边积极动员,但真正响应号召的知青实在不多,说到底,就是大部分人还没有放弃回城的幻想,也就是说,还没有觉悟到与贫下中农做到真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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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难忘在“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遇到的几件事
(《千江有水》选读)

朱永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千江有水——小人物见证大时代》(中国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22年5月)。现大、小标题都是本刊另拟的。作者当时是中专学校毕业分配到江苏省宝应县望直公社(文革时改名红卫公社)医院的医生,被临时抽调到农村工作队。

有研究说,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仍在快速增长,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不比改革开放以后差多少。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但它却罔顾了这样一个事实:从1963年开始,一直到1977年文革结束,中国所有靠薪水生活的人工资从来没有增加过;农民一直吃不饱肚子;所有单位都停止了科技人员的职称评定,有些著名专家一直停留在1956年评定的中级职称。既然经济发展得很快,为什么就业岗位没有增加,反要几千万知青去农村与农民争食呢?为什么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呢?因此,上面的说法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就拿江苏来说吧,党政大事由一位武将说了算。
上面说要解决北煤南调,他脚一跺,让人在南京龙潭、扬州靖江孤山挖煤,几年下来花钱上千万,却一无所获。上面说要解决南粮北调,他手一指,下令全省建立大寨县,像军队一样搞人海战术。他亲自到各县巡视,指示这里种高粱,那里种玉米。他还发誓要走遍江苏各个县。我们刚到工作队时,就听说他到扬州、南通视察,因为他到哪里事先都不通知,总是搞突然袭击,我们队长、指导员天天报告他的行踪,深怕他会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然而1971年9月14日后,他突然从苏中消踪匿迹了。过了好久才听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不过,我们直到两个月后的11月初才听到林彪事件的传达。
我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连续三年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的。

工作队长的“运动”经验

第一年,1971年,就在望直公社旁的红卫大队——也就是现在望直乡的望直村。
望直这个地名,古已有之。传说宋太祖从宝应城赶灵鸡至一个小镇,遂取名望直赶。因此地西临县城,经常有船舶停泊于此,又更名为“望直港”。望直港在宋时就是县城通里下河的水上要道。明万历志记载:“宋嘉定八年,港且湮塞,知县贾涉以港与射阳湖通商旅辐辏,塞则舟航阻绝,大为民病,因浚之。”
望直乡,一条宝射河(从宝应通往射阳的大河)横穿其间,将其一分为二。宝射河通过船闸与南北大运河相联,与大运河以及河西的高宝湖落差几十米。运河堤上有许水闸,引水到灌渠,因此只要长江和大湖有水,运河就有水。河东地区乃至下游的盐城是不缺水的,整个河东俗称里下河地区,河湖港汊纵横,是个著名的鱼米之乡,战争时期则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望直公社北面由西向东有黄滕、下舍、鲁坨,南面有小官庄,沿河正西,隔着城郊公社与县城相连,距县城仅10华里,步行一个多小时即到。因为靠近县城,水陆交通便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敌占区。
望直镇南面紧靠宝射河,周边为望直大队所包围。望直镇原本有几十户城镇居民,“徐向东事件”(三年困难时期,宝应县发生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县委第一书记徐向东等被作为主要责任人受到处理)以后,全都由城镇户口变为农村户口,也属红卫大队社员,是农村户口却又没有土地。公社和大队将他们组织起从事食堂、饭店、理发、浴室和豆腐坊等业务,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矛盾非常突出,一直是公社最头疼的地方,希望通过“学大寨”解决那些麻烦事。
1971年9月,工作队十几人进驻红卫大队。工作队队员是国家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几个下放干部,其中有两个行政16级的老干部,一个叫徐诚之,另一个叫沈杰,分别担任工作队的正副指导员;队长叫顾正岗,是宝应子婴河人,行政十九级,副队长是镇上银行的行长,姓杨。
顾正岗原做过望直公社社长,在望直地区很有威望,文革中被打倒靠边,尚未分配工作。他四十出头,据说有慢性肝病,我们医院的人对他很熟悉。他是农村出身的干部,因有些文化,很得上级赏识。“大跃进”时,曾因反对浮夸风,差一点被当作白旗拔了。这对他教训很深刻,以后便很能领会上级精神,顺着上面意思亦步亦趋,紧跟形势。
他是工作队的核心人物,两个老干部级别虽高,并不太主动过问工作队的事。顾正岗在“四清”中的表现得到上上下下赞赏,认为他是一位立场坚定、敢于斗争、有魄力的干部,他的出现常让犯有错误的人胆寒。
我有幸亲睹了他的果敢和魄力。工作队员每人包一个生产队,而大队干部就由工作队队部负责处理,轮流做工作总结,其实也就是检讨。每个大队干部念完自己的检讨,退到一边,顾队长会点评几句,诸如“要斗私批修”“要深挖根子”之类。
这天,轮到大队会计检讨过关了。这个大队会计姓陈,在家行三,大家都叫他陈三,三十多岁,算盘打得好,人也随和勤快,整天嘻嘻哈哈的,常和社员特别是女社员开玩笑。有一次,他从田边路过,和在水田里干活儿的一群女社员笑着对骂。几个女社员见他穿得干净,想要拉他下水田,把烂泥往他身上扔,弄得他混身是泥巴。他索性冲到田里,一手将一个女社员按到田里,另一手往她的短裤裆里塞青蛙和烂泥,引得在场的社员哄堂大笑。
陈三发完言后,向会场看了一眼,便笑嘻嘻地坐了下来。顾队长问:“说完了?”
“完了。”他仍笑嘻嘻地,望了顾一眼。
“你再想想,就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比如账目方面的。”
“没有,账目上清清楚楚的。你们可以查嘛!”他脸上的笑容没了,望了望其他参会人员,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查不查,怎么查,是我们的事;说不说,如何说,那就是你的事了。还有说的吗?”顾队长沉下脸,略带出对他的鄙视。
“没有。”陈三的声音低了八度,嗫嚅着低下了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砰!顾队长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钢笔跳起来,滚到地下。
“你敢说你经济上一点问题没有?你敢说你一分钱没贪污?你敢保证上面下拨的、下面上交的都没有截留!?”
“……”
“敢不敢?你站到这儿来说,面对大家说你没一点问题。”顾队长站了起来,手指着会场中间的空地。
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原本的叽叽喳喳声全消失了,静得能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
“说!”顾队长再次狠狠地说,“今晚说算你主动。过了今晚,那就是抗拒从严了!你是知道后果的,我说话向来是有的放矢,说话算话的。”
“哇”的一声,大队会计终于崩溃了,哭了起来。他一边擦眼泪,一边交待了截留上级下拨救济款等款项三百余元的事情。
顾队长乘胜追击,对其他大队干部说:“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不要像骡子似的拉着不走打着倒退,有什么事儿不好在会上说的,可以找我单独谈。到我找你的时候,那你就被动了!希望大家珍惜现在的机会。”
说完,他看了每个大队干部一眼,每个人都耷拉着眼皮,冷着脸。
“散会!”
工作队并未组织人查账,顾队长怎么就认定大队会计贪污了呢?这在我心中当时是个谜。
在处理上下级关系方面,有两种不同理论:一种认为要和下级成为朋友,要相互理解,才能得到支持;另一种认为要与下级保持一定距离,永远不能让你的下级知道你在想什么,使下级对你心存畏惧。我想,顾队长处理与下级关系属于后一类。
我在宝应几年间,和下放老干部、公社书记都能称得上朋友,唯独这个顾队长,我始终把他当作领导,绝不敢称之为朋友。
但我还是探知了他的一些奥秘。有一次在队部,他问我知不知道用蚕豆皮煮水喝可以治疗慢性肝病的偏方。我说,民间秘方很多,有的对一部分患者很有效,但对另外一些患者效果可能并不明显,不过可以试试。接着,我就问:
“顾队长,你在大会上要求各生产队要在10月25日之前,把冬小麦播种完毕。现在都快到12月了,你怎么也不着急呢?也不去检查呢?”
顾队长笑了起来,他的笑很特别:两个眼睛眯缝着,嘴唇挤向中间,唇尖起前突,真是笑不露齿的。
“小朱医生,这是农村,不是部队、学校、医院。我们面对的是农民,不是军人。对农民就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我的意思就是抓紧种小麦。常说三秋大忙,秋收、秋播、秋季征购,农民事情多得很,你不说他也会种麦子,只要想到就行了。我的要求就像防空打飞机,是留有提前量的。农村工作跟城里是两回事啊!”
“原来如此!那大队会计的事,不会是你诈出来的吧?”
“是有诈,但并不全是诈。去年春节前,县里给每个伤残军人发了十元钱春节补贴。我见到一个熟人,他就是补贴对象。我问他,他好像并不知道这件事;我也问过他的生产队长,也不知道。过去快一年了,可见这钱是被大队会计截留了。他连十块钱都敢拿,能那么干净?”
“噢,我明白了。”
虽然他也让我包了一个生产队,可却是最大最难搞的生产队,本地别的队员都不肯去。他让我去有他精明的算计:既然谁都搞不好,不如让能干的那些人去好搞的生产队,容易出成绩。这就是“田忌赛马”之法——强对弱,弱对强,总体上是赢的。
因为我是生手,什么也不懂,搞不好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就按照工作队的部署,一步一步地进行工作。我经常会说一些外行话,引得社员们哈哈大笑。
我的经常性工作不是在生产队,而是在调查组搞内查外调。虽然是一个组,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叫黄奇辉,另一个就是我。顾队长用我也是发挥我的长处:我不是本地人,没那么多顾忌。
顾队长天天看报,形势跟得紧,一些想法也很独特,符合报纸宣传,“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只抓生产,那是低头拉车,抓革命才是抬头看路。革命怎么抓?那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搞阶级斗争,就需要一个阶级敌人。然而红卫大队没有一户地主,那地主到哪去了呢?原来,县城周边的田都属于城里资本家的,土地虽分给农民,但资本家并不属于斗争对象。
到哪里去弄一个敌人呢?

李乃全之死

天无绝人之路。一天,顾队长在镇上理发,理发店虽然只有周师傅一个人,却是望直镇名符其实的新闻中心。公社干部和其他吃皇粮的人都来他这儿理发,因此各路消息都有。
周师傅理发,不紧不慢,每个人都要理一个小时以上,边理发边讲各种趣闻,没有急事,理发人一点也不觉无聊。周师傅近五十岁,望直镇的前世今生,没他不知道的。
顾队长一边理发,一边就和周师傅聊了起来:“老周,人都说你万事通,望直大队没有地主,解放前就没有什么坏人吗?”
“有啊,镇西的银匠,解放前曾帮国民党工作,据说是个特务,敌人档案是挂了号的。不过这人却没有作过恶,每次运动都批一批,是个老运动员了。”
“除了他,就没有别人了?”
“有倒是有,不过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
“是谁?”
“小李庄生产队李家的大小子,叫李乃增,日本时期帮和平军干过事。”所谓“和平军”,指的就是汪伪政权的军队。
“说起来,他比我大一岁,上过宝应中学。日本人来了以后中学停了,他就辍学在家,又不肯种田,就在镇上鬼混。日本成立维持会,他帮忙做些文字工作,派伕征粮等。”
周师傅就慢条斯理给他讲了李乃增的故事。
李乃增是望直镇人,住在离镇子不足一公里的村子里,解放后他家定的成份是中农。解放前,他也算是个富裕人家子女。一般人家孩子,上两年私塾认几个字就行了,他父亲偏送他到县城读了中学。日军占领宝应后,控制望直镇,在镇上成立了一个常设机构。可是,县城的人谁愿意到这靠近前线的地方来呢?日军就看中了他。他也不是安分的人,依仗日军势力在当地做了些“掘绝户坟,踹寡妇门”的坏事,为当地人所不齿。据说,一个国军军官就是被他告密,才被日本人抓去枪杀的。还听说,他曾经把一个日本娘们儿带回家来。
周师傅说:“他还有一把小手枪,在我面前显摆过。日本人投降以后,他就没了踪影。解放后,我的一个在上海的亲戚来家说,曾经在上海南京路上遇见过他。”
顾队长听了,觉得这正是他要找的深挖阶级敌人的机会:如果能把这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找出来,必将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辉煌成果。
回去后,他就开了个小会。参会的有队长、两个指导员、黄启辉和我五个人。他讲了他的发现,决心把这个隐藏很深的历史反革命挖出来。至于如何去挖,需要制定一个寻找李乃增的方案或者说路线图。
沈杰曾做过法院院长,他分析说:“一九四五年他就离开了宝应,到今已经二十七八年了,如果没有死,就有三种可能:一是隐姓埋名在某个地方找份工作生话下来;二是继续犯罪被我专政机关拘押在某个地方。三是死了或者逃出到境外了。”
徐诚之说:“我很赞同老沈的分析。根据分析,我们要采用不同方法去找。中国很大,不能大海捞针,我们只能假定他在上海。如果他隐藏起几十年了,就可能见过什么人。我们去上海找移居过去的望直本地人,一个一个地去查,看1945年以后是否还有人见过他。第二,假定他被专政机拘押,就要到上海劳改农场去查去找。只能试试看了!”
根据他俩的意见,我和黄启辉出发去了上海。我们先找在上海工作的黄启辉的哥哥,又去找曾经见过李乃增的老周家的亲戚,通过他们两个人共找到三个在上海的望直人,都说没见过李乃增。那个声称见过李乃增的老周家亲戚,说在大街上碰到过,互相并未搭话,只是外貌很像他,至于是不是就是他,也不敢确定。
我们又去上海市的三个劳改农场,分别在江苏大丰县和安徽的郎溪、广德,结果令人失望:查遍三个农场所有犯人中与李乃增姓名相近的,共有三人,分别叫李乃珍、李乃真、李来臻,第一个是女的,后两个年龄不足三十岁,我都见了,听口音分别是逝江人和东北人。
一个多月东奔西跑,最终一无所获,眼看就要铩羽而归。剩下的只是过过形式,接触一下此前因担心走漏消息而未接触过的李家人,再无收获就准备结案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在最后关头竟然闹出了人命关天的事情。
这得从我的搭档黄启辉说起。黄启辉是望直公社红星大队的人,家里兄弟六个,他是最小的,人称六太爷。他排行虽小,却是家里的有功之人:他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
原来,共和国成立之初,各地积极动员分到土地的农民参军。黄家兄弟六个,除老大去上海谋生外,余下五个都在家乡,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一人参军。可是几个哥哥都已结婚生子,各家都分到了自己的土地,谁也不愿抛妻别子去当兵。这时,16岁的老六黄启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出去当兵。这让哥哥们感动得不得了,一齐表示.你去当兵,父母由我们兄弟来养。如果你回来,我们几兄弟帮你娶媳妇儿。就这样,黄启辉未成年就带上大红花当了兵,又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鸭绿江边。虽然说是参加抗美援朝,他却并没跨过鸭绿江,留在东北为前线做后勤工作。
复员回家后,几个哥哥张罗着为他娶了媳妇。他的一个哥哥做村干部,托人找门子给他找了个工作——在公社做些修电话线、当通信员之类的杂活,每个月有廿四块钱的工资,算是吃上了皇粮。如果说县长是七品官,公社社长是八品的话,他算是真正的九品官。其他官员调来调去,他却从来不挪窝,成了公社大门内资格最老的人员之一。乡下人有些纠纷闹到公社,他就先给挡住了,来言去语,三下五除二就把事情给搞定,帮助解决了。在老百姓眼里,他可是不小的官呢!
我俩在从上海回来的路上就商定,找李乃增家人谈一次话就了事了。找农民谈话,哪里该硬,哪里该软,哪些话要软中带硬,哪些又该藏而不露,让被谈话人摸不着头脑,黄启辉是个行家。
“小朱医生,你在一旁听,拿张纸做出记录的样子,哪些该记哪些不记,随你的便,只要让他觉得我们是有备而来的就行,做做样子。”
“好!放心吧,我一定配合你的。”
到家第二天下午,黄启辉叫生产队长通知李乃全明天到大队部来。生产队长问:“找他什么事?”
“你别管,只告诉他工作队找他谈话就行了。”
李乃全,高高的个子,方脸盘。在“徐向东事件”中,他的父母自己吃树叶草根,把仅有的一点口粮留给儿孙们吃,两个人浑身肿得发亮,不久就双双去世了。李乃全一家好不容易熬了过来。
他家是中农,几辈子辛苦经营几亩水田,每年种些水稻,如无洪灾兵祸,照章纳粮,倒是个小康之家。新四军过来第一次土改时,按他家当时人口,是可以分得少量旱田的。但他父亲坚持不要,说分给更穷的人吧,背地对家人说:不是自家挣来的,种得不踏实。不久新四军北撤,还乡团回来,他家平安无事,直到合作化之前他家都种自家的地。
望直的地主都是资本家兼地主,在城里开粮店、绸缎庄、果品店、藕粉厂,或者经营农副产品贸易,所以土地分了,人并未被打倒。他家既没有租别人的田,也没有分别人的地,进城遇到地主时,双方仍客客气气。他父亲觉得自己没占别人便宜,不欠别人什么,活得硬气,临死时仍对自己的儿孙嘱咐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
他是种田的好把式,不论水田旱作,农活儿件件拿得起,工分也是队里最高的。
听说工作队找他,他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有些紧张。早上起来,拉开鸡圈门,放小鸡出来,拣回几个鸡蛋——孩子们上学等着用它换书本呢。他又拔了几把青草放在猪圈里,看着老婆把稻草打碎的草糠煮开放在猪食盒里,一头母猪带几个猪娃子就争抢着吃食。
他随便吃了点东西,生产队敲钟上工了,他也就拿着烟袋,背着手向大队部走去。
他和这里其他农民一样,只上过二年私塾,不认识多少字。
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级领导都被批被斗,城里闹得热火朝天,斗过来斗过去,农村呢?反而没人来干涉,没人今天叫你干这,明天叫你种那,农民一样秋收春种,倒是轻快许多。
上午九点多钟,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李乃全。他虽然只有四十几岁,看起倒像五十大几岁,方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发花白,粗大的双手长满了茧子。
“坐吧!你就是李乃全?”黄启辉让李乃全坐在对面的凳子上,我拿了一本信笺,一张小桌靠在旁边。
“是的,领导找我……”
“今年多大了?家里几口人?”
“民国十七年出生,虚岁45。家里七口人,三个孩子两个孙子。”
“父母呢?”
“都走了。前几年走的,饿的,临死都没吃一顿饱饭喔!想起就觉得对不起他们。”
“兄弟姐妹几人?”
“四人,一个哥还有两个小妹。”
“你哥叫什么名字?”
“李乃增。”
“现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他是你亲哥,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哥他不学好,日本投降那年就外出了,再也没回来。”
“以后就再没联系过?没有写信或请人带口信回来?”
“没有,估计是死在外面了。”
“你怎么知道死在外面的呢?”
“那几年兵荒马乱,他身上又没钱,如果没死还不早就回家来?”
“可有人在上海见过他呢。”
“谁见过?反正我们不知道。”
“老李啊,你这样态度就不好了嘛,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掖着藏着。”
“他是他,我是我,我为什么要掖着藏着?”
“你哥曾把一个日本娘们儿带回家,你能说你不知道,没掖着藏着?”黄启辉冷不丁来一句,李乃全顿时愣住了,呆呆地低下了头。
“说呀,你能说没有这事儿?”
这时,黄启辉从袋子掏出一包飞马香烟,递给李乃全一支。李乃全没接,从腰上拔下烟桿,在袋子里装上一袋烟,划着火柴点上,仍然不说话。
“老李,说说吧,我们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插嘴劝说。
“不是日本娘们儿,是个日本姑娘。”他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终于开口说话,“她父母是日本商人,在南京做生意。”
“她到你家干什么么?”
“据她自己说是来看景儿,来看大运河,夏天来看荷花荡。她的一个亲戚,大概是叔叔之类,是日本人在宝应县城的大官。她是奔他来的,不是来我们家。”
“那她为什么会住在你家呢?”
“巧!就是碰巧了!她到宝应见到她叔叔后,买些宝应鸭蛋和藕粉,就要回去了。回去之前,她要到芦苇荡看荷花,日本翻译官就找我哥,要他带她看看荷花。他们到西荡划船进湖荡,看荷花,摘莲蓬,疯了一天,又到附近烧鱼煮菱。那时交通主要是划船,半夜才回来。只好住在家里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
“第二天,去县城找她叔叔,却发现所有日本人都不见了。”
“为什么?”
“当时不知道,后来才听说是日本宣布投降了,日本军队接到命令立即开拔去徐州,她叔叔也就走了。”
“以后呢?”
“日本人在这里作恶多端,现在投降了,如果有人发现我家有日本人,那还了得?这姑娘虽是日本人,可她没犯什么罪呀,怎么办呢?我父亲是个行善积德的人,这块烫手的山芋在手里留不得,急得不行。一番商议,让我和大哥立即租船将日本姑娘送到南京。就这样,我们经水路七八天才到南京,到南夫子庙姑娘家一看,也人去楼空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什么地方。日本投降了,汪伪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还在重庆,市面上那个乱啊。后来听说南京遣返日本兵都在下关火车站广场,等着上船回日本,我们就去下关。下关的日本兵有上万人,静静坐在广场上等待上船。
“姑娘会日本话,请求跟他们一起回国,日本兵哪敢答应,让他找中国政府负责遣返日本侨民的组织。找到以后,中国官员又要找人证明她是日本人,终于在一群日本人找到了认识她的人,才将她送出去。李乃增又带我回到广场。
“日本人在中国做了不少坏事,到这个时却很可怜地坐在广场上。根据战俘条例,中国政府应该给他们饭吃,可中国官员恨他们,有粮食也不给,给每个人发几斤稻谷,让他们自己脱壳煮饭。他们各人就拿砖石在地上磨着脱壳,脱不干净,饿了就连皮带壳煮着吃。围观的中国人有人说话该,是报应;也有人同情他们,还有人买几块烧饼、饼干,到他们中间去换他们的私人物品。李乃增也买了几块烧饼,用半生不熟的日语比划着和日本兵交易,说好五块烧饼换一块手表,可他拿到手表,只给他两块烧饼拿起来就跑,那个日本兵站起来哇哇叫,一个日本军官立刻喝斥他,让他坐下不许乱叫。
“李乃增拿着手表,得意洋洋地炫耀。我说你是趁火打劫,他却说:‘他们抢了我们中国那么多好东西,轮到我们了,不抢白不抢。我知道日本兵守纪律,不敢追我。’说着,他又到另一个角落和日本兵交易去了。就这样,他用几块烧饼,在日本兵中连哄带骗,连抢带拿,拿到了许多值钱的私人物品。
“在广场上,他碰到一个也曾经替日本人做事的同学。同学告诉他,现在宝应各地也在抓汉奸,他不得不跑出来了。李乃增作过恶,自知回不去了,就对我说:‘乃全,哥回不去了,父母养老送终就靠你了。我只能流落他乡,混一天就活一天了。你自己回去,替我给爸磕几个头吧。’说着就和他同学结伴走了。去哪里也没和我说。自那以后就再无他的消息了。
“他作孽多端,我父亲生前曾说只当他死了,再也不想见他。我说的都是实话。”
看他老实巴交的样子。虽未赌咒发誓,我相信都是真话。
他不紧不慢回忆着往事:“李乃增的事儿,说出来,我也痛快多了……”
大队部是五间草房,房间隔墙是芦苇编成,再用草木灰和泥糊上,因此是不隔音的。顾队长在里间听得清清楚楚,这时他推门出来,劈头就问:“都说清楚了,那么枪呢?一把手枪!一把小手枪在那里呢?你不会说你不知道吧?”
李乃全再一次愣住了。他说:“想起来了,是有一把小手枪,是那个日本姑娘带来的,说是她叔叔——也就是那个日本军官,送给她防身用的。她从望直回去就要还给他叔叔,然而他的叔叔已经开拔走了。我们送她去南京之前,我父亲说,不能暴露她的日本人身份,更不能带枪,就把枪留下了。”
“以后呢?”顾队长追问。找不到人,找到枪也是胜利!
“我不知道。听我父亲说,解放后怕惹麻烦,他丢到宝射河里去了。”
“死无对证!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假话,你真的认为我们就那么好骗吗?”
“我没骗你,我真的不知道!”
“好吧。你回去仔仔细细找找,只有把枪交出来,我们才会相信你!”顾队长最后又说:“不要错过机会!”
李乃全这时真的垮了,低着头走出大队部,口里喃喃地念叨着:“我没骗你,我真的不知道。我没骗你,我真的不知道……”
他迎面碰上大队支书,连招呼也没打,呆呆地向前走着,“天啦,这叫我如何说得清啊?”
大队支书说:“他说什么呢,像得了魔症似的?”
连续个把月的东奔西跑,我也累了,当晚回到家,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草草吃了饭,我又回到队部,只见墙上贴着大幅标语,“李乃全对抗运动,死有余辜!”
我一下子愣住了:那个可怜的农民死了?
进了队部才知道,今天清晨,小庄社员发现李乃全吊死在自家旧田边的树上——他死也死自家田埂上,死在原来属于自家的树上,不愿累及他人。可怜的人,怎么就想不开呢?原本今天就结案了啊!
李乃全死了,他的家人没有到队部来哭来闹,悄无声息地收了尸,深深地埋在自家的田里,没有坟堆也没有墓碑,上面仍然可以种庄稼。大队也未苛责他家没有火葬,工作队内心有愧,就让大队自行处理了。
一个忠厚农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没人来闹,也没人去告——他们哪里敢呢?那个时代可悲的农民!每每想起来,我都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杀人帮凶,良心不得安宁。
是什么让这个无辜的人抛弃亲人走上轻生之路呢?是当时令人压抑和近乎恐怖的环境和气氛:某某是叛徒、某某是特务、某某被斗死打死屈辱而死的消息不时传来,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讲。他内心的孤独、无助和恐惧无法排解,又宁死不愿受辱,无奈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这年5月底,新粮上市,我们的工作也就结束了。随后,顾队长调到邻社当公社书记,比文革前还升了一级;徐诚之被安排到县委宣传部部长;沈杰呢,调任县卫生局长成了我们的顶头上司。

英雄末路

我又回到医院,没过两个月,就又参加了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地点是县城十里以东的蛤拖(发音为国妥)大队。
蛤拖又名界淘。对当地的水乡风光,明代诗人朱雯在一首题为《界淘沟》的诗中这样描写:

秋风秋雨蓼花天,水外何期庆有年。
霜稻几畦镰似月,风荷一片藕如船。

林彪事件后,武将当道的局面有所改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仅四个月就草草收场。但就这几个月间,却又经历了两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宝应地区有个柳堡很出名,电影《柳堡的故事》就发生在此地,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家喻户晓。但“还乡团九十九,不敌一个陈长有”“还乡团三十三,不敌一个夏子安”的民谣,就只有宝应人知道,只在当地流传了。宝应人乐此不疲的原因,除了陈、夏二人在对敌斗争中的英勇与智慧外,还有他们不同寻常的英雄经历和令人唏嘘的结局之间的巨大反差。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宝应地区是国共两党的拉锯地区。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后退出宝应等地,撤到苏北鲁南。宝应等地又被国民党占领,原来被赶走或逃走的一批人,全副武装地跟着国军回来了。这些人被称作还乡团。他们不是正规部队,不受军人纪律的约束,报复起来更为凶残。另一方面,共产党的正规部队虽然走了,但大多数民兵和地方干部却留下来坚持斗争,陈长有和夏子安就是那个时期的传奇人物。
关于他们如何与国民党地方政权和还乡团进行斗争,电影《柳堡的故事》中有描述,我不再重复。但他们奇特的人生结局,却一直吸引着众多百姓谈论和感慨。
宝应再次解放时,据说夏子安已是一个区的区长。他与一个农民的妻子通奸,被这个农民发现后,他不但没道歉认错和悔改,反而开枪将对方打死了!结果,他被法庭判处了死刑。执行枪决之前,他的一位战友是当时的县长,亲自备了酒饭来到监狱,为他送行。然后,夏子安笑着受刑赴死。那时的共产党人重纪律,无论功劳大小,犯法必究,同时也重情谊的故事,至今仍被百姓津津乐道。
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陈长有,在解放战争后期,随着百万大军渡过长江,占领了扬州对岸的镇江。由于传奇的经历,他被安排到镇江某地任公安分局局长。全国解放以后,仗不打了,他就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没文化的他,大字不识几个,又看到家乡分了土地和农具,觉得革命已经成功了,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已达到了,于是就不辞而别,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头毛驴,一路牵着毛驴,顺着大运河走回了老家宝应黄浦,就这样再也没有回去。他并未意识到,这是自动离职,是自动脱党。他只觉得,自己本来是个农民,革命成功了,回家种地是天经地义的。
他的名字在当地无人不晓。人们关注和好奇的是:和他一齐革命或者更晚参加工作的人都当了干部,有的甚至做到了县级以上,而他却始终是个农民。他心里究竟是如何想的?他就不后悔吗?
我有幸见到过他——这个传说中的英雄。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声中,在苏南的带动下,苏中各地也纷纷与城市联系办起了社队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为国营大企业生产和加工小的零部件和产品包装。公社主管工业的领导找上了城市出身的我,希望我出点力,帮他们联系办个小厂。可巧,我的一个亲戚在连云港光学仪器厂做个小干部,真的帮他们找到了生产包装箱的活儿:用宝应地区盛产的楝树(又名苦楝树)木材,代替当时非常紧张的三合板,制作出口非洲的光学仪器的包装盒子。这种盒子有点像我们装显微镜的箱子,大小规格不等,每年需要上万只,每个十几元钱,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生意。公社盖了一幢烘干木材的房子,找了几个木工,很快就建起一座包装箱厂,受到了上级表扬。
那时,陈长有家所在的黄浦公社也办社队企业,苦于没有关系,有人就想到了陈长有。陈长有以前的伙伴现在大多是干部,有些在国营企业关键部门掌握权力,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请他出来做业务员。但谁都不知道如何去办这些事情,就到我所在的公社参观学习,我因此见到并结识了他。
他当时约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白净脸庞,身体很壮实,穿着干净整齐,不大像常年劳作的农民。他给我印象是,性情很爽朗,也很健谈,并不避讳当年的事情。他说:“文革中有人批判我革命意志衰退。我怎么衰退?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耕者有其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是农民,回家种地就是革命意志衰退?仗没得打了,我没有文化,根本不是当官的料儿。如果当时我不回来,今天也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
他的见识的确与众不同。我们交谈了许多,几十年过去,从他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当年与还乡团斗智斗勇时令敌人胆寒的豪气和压倒一切的气概。这反倒使我想起与他同时的另一个人,不过后者的命运比他惨得多了。
这个人就在我工作过的蛤拖大队。当时蛤拖大队有两个所谓的阶级敌人,一个是北大学生右派分子,另一个就是被定为“坏分子”的这个人,每逢运动都遭受批判。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这个人和陈长有一样是民兵。新四军撤退仓促,没来得及通知他。还乡团一来,他找不到党组织和区领导,孤立无援,无处藏身,只好把枪藏在麦垛里,人躲到外地去了。待解放军打回来后,他才回来,可是枪却找不见了。为此,他与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大吵大闹,被定为带枪投敌!
我没看过他的材料,带枪投敌应定为“历史反革命”,可他却被定为“坏分子”。每次挨批斗,他都不服气,梗着脖子叫骂:“老子干革命时,你们这些龟孙子还不知干什么呢!”
“农业学大寨”时的批判,只是个形式,走走过场,并不会当真。农民私下里议论说,要不是他这个熊脾气,他早就是吃皇粮的人了。与陈长有相比,我倒很欣赏他宁折不弯的斗争意志和不屈精神,常常生起敬意!
人们常用“虎落平川,龙游浅水”来形容落难英雄,其实,硝烟散尽后的战士,其命运的起伏也是很令人感叹的!
另外一件趣事,则更具时代和地方特色。

古墓之谜

事情就发生在1972我参加第二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期间。当时,我是个年仅25岁的青年,农村工作经验不多,领导分配我到一个较好的生产队——蛤拖大队。以前说的一个毕业于北大的右派学生就在这里。蛤拖大队距望直公社约十里,农民大多姓朱。
我住在一个很干净的农民家中,整天没什么事,看书打发时间。这天下午,队长突然来找我,说是本队社员和邻近的西荡大队社员打起来了。我匆忙中叫上工作队里的本地队员黄启辉,一起过去处理。
到了现场,果然看到双方共几十个人拿着锄头、木棒在对峙。黄启辉是本地人,大我约10岁,又是公社的小干部,处理这些事较有经验,说话也有人听,一上去就喝散了农民。
事发经过是这样的:邻近的西荡大队,与蛤拖大队之间有一条宝射河,西荡大队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古墓,挖出两口棺材,虽经几百年仍然未腐。棺内有一面铜镜,墓志铭上的文字显示墓主人姓朱,蛤拖社员就说是他们祖上的墓,因为西荡队大队社员大多姓付。就这样,两个大队就为棺木争抢起来。
宝应是水网地区,修船和在小河小沟上造桥都需要木料,而那时木材是极为紧张的物品,国家只分配木料给农具厂。因此,两个大队对棺木志在必得,而对文物价值极高的棺内物品和墓志铭却并不在意。
墓究竟是谁家的,只有看墓碑才能清楚。我和黄启辉由人带着来到一户农民家。在这家农户的猪圈门处,看到了一个大约七十到八十公分见方的青石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文字,虽然是文言文,但近乎于白话,并不难懂。根据碑文记述,墓主是个女性,姓陶,是朱家的媳妇。陶氏的丈夫获罪流放云南,后来死在那里。陶氏闻讯赶赴云南,亲自扶棺,历经艰辛将丈夫尸骨运回家乡。安葬好丈夫以后,陶氏数日不食而亡。
这原来是一位烈女的墓,碑文就是她的烈女传!
事件的处理我并不在意,不就是几块破木头吗?但社员却非要争个是非曲直。第二天,朱姓社员捧着几本厚厚的家谱,来到我的住处,要从家谱记载上来证明那是他们家的祖坟。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家谱这种中国特有的文献,上面除了每次续修家谱的简短叙文之外,全部是家族男丁代代延续的记录。我看了之后,确定家谱记载有该墓主,从而证实了该墓确实是朱家所有。因为我也姓朱,就对这个家谱产生了兴趣。可是仔细研究起来,又十分考验我的历史知识。
因为我并非历史专家,许多谜至今未解,也许哪位朋友能够给一个解释。这个朱家的家谱开始于一位王爷(大多数家谱都是从家族显要人物开始),好像叫中山王,在家行三,称为三王。家谱从三王始向下续写,只记家里的男丁名字,在男丁名后注明妻某姓或妾某等,并不说明哪个朝代。
问题来了:这位王爷显然是明朝以前的,可明朝之前哪位姓朱的曾经做过王呢?当地传说有个三王墓,就在那里,真假无从得知。看家谱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三王的十世孙,在家谱中注明被元朝皇帝赐姓脱脱。
问题又来了:这个脱脱会是元末著名政治家脱脱丞相吗?如果是,曾经和朱元璋、陈友谅打过仗的脱脱原本姓朱吗?一个汉人在元朝能够做到丞相吗?这都是困惑了我几十年的问题。
墓主人是三王的十六世孙,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在他名下注明娶妻陶氏。当地社员由此认准这是他们家的祖坟。过了几天,当我们再去找那块墓碑时,已经不见了。据说已被农民扔到宝射河里去了。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黄启辉是小学文化,当时并未认真看墓碑,因此我就成为见过那块墓碑的唯一一个外地人了。事过一二年后,我和交好的老干部徐诚之(文革后复职时为宝应县宣传部长),以及一位老干部朱洪泽聊过这件事。朱洪泽好像是文革前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当时尚未解放,赋闲在家,他对此很感兴趣,托我借那个家谱给他看,并说可能是和他同一支脉的家谱。
这事儿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曾经想给宝应文化部门写信说明此事,但无凭无证,谁会在意呢?随即罢了。但却又不吐不快,在此写出来,希望能引起朋友们关注。这件事是我几十年前的亲身经历和见证,并非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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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恩师黄先生的独特遭遇

张又普

说明:柳知青先生对我这文稿做了很多修改与润色,特此致谢!

1955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浓云密布,寒风凛冽,东海上的一个小渔岛,船码头空无一人,只听得几声海鸟的凄厉鸣叫,格外冷清。一个青年男子伫立在海边,远望无际大海,欲呼无声,欲哭无泪。他仰望苍空,默默问道:“天哪!我该怎么办?”回答他的只有东海波涛那低沉的吼声,他知道,自己的生死今后是无法预料的了。
他,就是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我的恩师黄先生。如果他还在世,如今已是九十岁开外的老人了,但愿他能看到这篇文字,知道有人还在怀念着他。
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记述了文化大革命中100位小人物的不同的坎坷命运,读后感慨不已!黄先生也是一位小人物,和许多遭受迫害的人一样,文革中他也曾九死一生,只不过与冯骥才笔下的小人物们相比,黄先生的故事更不同一般,我也希望像冯骥才先生那样,把黄先生动荡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这就是我决定动笔的原因。
但我只是一位俗称“码农”的电脑软件工程师,没有文学素养,写不出妙笔生花、引人入胜的文章,好在我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希望这些并不精彩的文字也可以被读者接受。
黄先生的家族几代人都生于台湾、长于台湾,是道地的台湾人。他三十年代初出生在台湾南部的一个殷实富户之家。黄先生的父亲劳作一生,辛苦经营,不仅在台湾有不少海产加工企业,而且在东海渔场的那些小岛上,也经营渔获买卖,黄先生及其家人因此经常在台湾和这些小岛之间往来,生意还算是兴隆。
台湾自十九世纪末被日本占领,统治长达五十多年。在这半个世纪中,日本在台湾强力推行日本文化教育,因此在学校受过教育的人都懂得日语。黄先生自幼老实忠厚,同时又聪颖过人,技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一口日语已经可以与他的母语闽南话同样流利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黄先生由于生意上的需要,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国语。
1946年以后,中国爆发内战,国民党军队连连败北,溃不成军,仅三年时间,就被共产党军队完全逐出了大陆。但是由于武器装备的先进,国民党军队仍然在海军、空军方面占有优势,继续盘踞在东海的许多岛屿上。加之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爆发,共产党军队无暇东顾,台海一带基本平静,没有大的战事发生。朝鲜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军队得以集中兵力、剑指东海,台海一带方才战云密布,硝烟滚滚。1954、1955两年,浙江以东海面星罗棋布的岛屿,陆续被共产党军队攻占。在此之前,这些岛屿均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它们在行政区划上隶属浙江省几个临海的县份,有渔民居住的岛屿大都设有乡镇政府,还有市场、码头、邮局等设施。这些岛屿与台湾之间不定期地有半军用性质的民船往来,码头上也不时有国民党海军的舰只停泊。
1955年春节之前,黄先生乘坐民船来到一个刚有鱼获上岸的小岛,准备与当地渔民、鱼商洽谈贸易。到达时天色已晚,旅途疲累的他便住进了一间小旅店。那天晚上月光明媚,风平浪静,岛上一片安谧祥和气氛,使得黄先生很快进入梦乡。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晚上,一夜之间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原来,正当他安详入睡之时,守岛的国民党军队根据早已接到的命令,趁共产党军队不备,于那个夜间秘密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之下,全体守军舍弃辎重,悄然登船,尽数出海,退往台湾。黄先生拂晓醒来,听到外边有惊慌的议论声,出门打探,才知道国民党军队的设施以及岛上地方政府的房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码头上仅有的几艘可做交通之用的渔船也早已被军队征用,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惊慌失措的黄先生急忙披衣奔向海边,见到的只是茫茫大海,滔滔波浪。“回不去了!”一个声音重锤一般撞击着他惊恐的心。黄先生后来回忆道,波涛低吼声中,老父母、兄弟姐妹们悲切呼唤他的声音,不停地在耳边回响,令他痛苦得难以忍受。
黄先生在岛上没有熟识的人,所带盘缠也不很多,海上孤岛,何去何从?他不知所措地苦熬了一天。所幸第二天共产党军队登陆,一切恢复平静。可是岛上已经没有邮局了,两岸通讯完全断绝,黄先生无法与台湾家人联系,而且海岛刚刚易手,战事未毕,渔民禁止出海,连托人稍带口信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从此,黄先生与家人天各一方,渺无音信,生死不知。
共产党军队占领海岛后,台湾带来的纸币成了废纸,黄先生很快变得身无分文、一贫如洗,生活登时陷入困境。面对那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孤独和挣扎,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开始一个新的人生。一些善心的岛民给了一点救济,岛上新生的地方政府也给了一点帮助,黄先生终于可以颠沛流离地去了大陆,并且凭籍自己的专业技术,在一间公私合营的工厂里觅到一份工作,总算可以“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了。
后来,陆续有好心人的帮忙介绍,黄先生最后辗转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大西北,在西安市西郊的一家国营工厂里担任了技术员工作,并且登记了西安户口,继而在那里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小心工作,低头做人,开始了他以前不敢想象的安稳生活。只是那时在双方敌对的状况下,两岸信息绝对不通,家人生死全无音信,时常使黄先生深陷痛苦之中。
1950年代的陕西,是全国比较落后的省份,教育落后尤甚。那时在西安市能够讲日语的人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我母亲是东北人,早年毕业于伪满洲国国立长春大学,1949年以后在西安任大学日语教师。黄先生是有心之人,很快就打听到了西安仅有的几位日语人才。我母亲精通日语口语与语法,教学水平很高,家里日文藏书又很多,其他几所大学的日语教师和黄先生等民间的“日语通”经常来我家做客,慢慢形成了一个朋友圈。
文革前大学的教学气氛尚好,这些朋友聚会于我家时,他们用日语研究教学,用日语交流经验,用日语闲聊家常,全无拘束。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也熟悉母亲口中常用的一些日语词汇,于是很喜欢听大人们的日语对话,时不时地还可以插进去几个字,也很讨大人们的喜欢。这些日语人才个个都是我的老师,使我的日语口语和听力有所提高。其中黄先生对孩子亲切、耐心、庄重、幽默,又见多识广,满腹经纶,精通数理化,是我最爱戴、最敬佩的一个。
但是同时,黄先生的台湾背景也使他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难逃厄运的一个。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黄先生被怀疑为“台湾间谍”,不由分说,首当其冲被揪了出来:
“蒋匪军前脚走,你后脚到,这是谁安排的!?”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
“抗拒从严,你都搞过那些破坏活动!?”
“密电码藏在哪里?毒药、手枪藏在哪里!?”
“交代你的后台和同伙!不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
随之而来的,是对黄先生的人格侮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批斗会、“坐飞机”、戴高帽、下跪、剃光头、挨耳光、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关押“牛棚”,这些尽人皆知的文革暴行,黄先生无一幸免,其惨烈程度,我没有足够的文学能力来描写形容。黄先生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活下去!”是什么支撑着他的信念,当时年少的我一无所知。
1971年,林彪坠机蒙古,随后邓小平复出工作,中共中央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动,历时5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国内,社会上的乱批斗和打砸抢受到一定程度的制止,对国外,紧锁的国门稍微开启了一些。对在“牛鬼蛇神”生活中熬煎了五年的黄先生而言,特别感到惊喜的是:中国的老百姓终于被允许与除台湾之外的国家、地区通信了!虽然所有来往于国外的信件都要被国家的公安机关和地方的保卫部门逐封开启审查、备案,但这毕竟为黄先生打听家人音信带来了一点希望。
当时,与台湾通信,仍然会被视为罪行,“台湾社会关系”仍是令人恐惧的政治污点,直接去信台湾寻亲乃是风险之举。黄先生寻亲心切,勇气过人,他通过非常间接和迂回的路径,终于在1972年找寻到了已经从台湾移居日本的胞兄,建立了通信联系。直至那时,早已万念俱灰的台湾黄氏家族的亲人,才得知已经失联17年的黄先生仍活在人世!
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时他的哥哥从日本邮寄来的全家福照片竟然是彩色的,引起了我的不小的惊讶。那是我平生首次见到的彩照!
那时的中国岂止没有彩色照片,国外寻常百姓家的电视、冰箱、洗衣机、计算器、电子手表等,国内一般的人都从未见过。由于文化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技术落后,物质匮乏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正因为如此,那时的海外华侨常给国内亲友寄来一些小小的科技产品。
1973年,黄先生的哥哥从日本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又另信讲述了使用方法。那时文革的混乱仍未结束,全国上下无法可依,海关也不例外。黄先生收到了日本来信之后,计算器邮包却久候不至,但是,黄先生所在工厂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言称为保卫国家安全,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明确要求黄先生致谢海外亲属,说邮包已经收到,同时还需要向海外亲友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找到黄先生,严厉盘问了黄先生的家庭情况与日常生活,接着出示海关通知书,警告他必须服从海关的命令。那时,黄先生刚刚从“牛棚”出来不久,大难不死,已属万幸。如今听到保卫科的命令,哪里敢说半个“不”字?只能立即照办,并动笔回信胞兄。数日后,黄先生来到我家大吐苦水,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汉,竟然气愤得失声痛哭起来: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他不得不强装笑颜,用谎言欺骗家人!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包厢的人恰巧是广州海关的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车厢里的两天的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的电子手表和随身带的电子计算器,口无遮拦,直言前两年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有权没收海外华侨寄来的那些新鲜玩意儿,而且收件人还不得吐露实情,所以不会造成不良影响。又言这些物品海关干部人人有份,后来东西多了,他们就出手倒卖,由于“进价”是零,故怎么卖都有赚头。我朋友的父亲当时就从那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在工作间隙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是我向黄先生求教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五年。黄先生的故事,我也是在那五年里一点点地知道的。后来在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完成硕士和博士课程,这当中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得益于我的恩师黄先生那些年对我的孜孜不倦的教诲。
1975年的一天,我借用大队部电话,与黄先生商量点私事,通话中说的是日语。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平时表现如何?为什么电话里说外国话?对方是谁?有什么背景和可疑之处?他是不是间谍?幸而工组师傅实事求是,大力帮忙,说我学过日语不假,但不过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和工作,别的什么也不懂。最后保卫科只是给了我一个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的土地上用日语说话!”受到这次威胁后,我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练习日语了。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那一年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革浩劫结束了。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国民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可以出国探亲、移民了。黄先生遂成为陕西地区第一批拿到了中国护照的公民。在海外亲友的帮助下,他携带家小,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他乡,移民国外,慢慢地和国内朋友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
我永远都怀念我的恩师黄先生!

初稿于201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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