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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一〇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0月30日第210期
本期目录
生逢乱世
孙 涛 “没有斗完的故事”的故事
康小明 新华社名人在永济五七干校的日子
康小明 当年山西省直机关干部下放潮
张又普 另类反抗
热点研究
米鹤都 回看上山下乡运动
求 实 文革初期的“武斗”小议
书海泛舟
陈哲夫 “黑帮大院”的血泪（《我在北大六十年》选读）
阅史漫笔
杜钧福 历史研究不能选边站队
舒 云 《林彪工作札记》是伪造的“林彪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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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没有斗完的故事”的故事
孙 涛
两件后来成为祸因的小事
一九七六年我在太原市北郊区担任通讯组组长，被打成“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而被隔离审查。事情并非空穴来风，它的起因，源自两件事情。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正在太原市北郊区通讯组做干事。其时，上级任命刘灏到太原市北郊区做了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刘灏在文革开始时是太原五中的高三毕业生，后来做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是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山西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他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无论是我在山西大学上学期间，还是分配到太原市北郊区上班以后，与他并不认识。谢振华在山西主政时期，曾按当时的政策将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都下放到基层锻炼，然后再分配工作。刘灏先在太原市古交区的一个山村里下放，等入了党后，做了共青团古交区委的书记。这是他到太原市北郊区当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前的背景。
一九七四年我被提拔为北郊区区委通讯组的组长，紧接着在一九七五年入党，然后被区委组织部安排到新城公社南固碾大队下乡，大约也就在这期间吧，刘灏也由区革委副主任提成了区委副书记。他分管文教宣传和知青办等系统，也就是说，我领导的区委通讯组，正是由这位区委的刘副书记来分管。（右图：任区委副书记时的刘灏。）
大约是一九七五年的秋天吧，区上的宿舍区家家户户兴起一股沙发热，也就是自己动手做简易沙发。那时市面上没有家具城，出售沙发的商店极少，也只是供应机关，个人是买不起的。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呢？
我在南固碾大队下乡那阵，认识了一位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公司的工人师傅，他常驻在村里，帮助村里干部管理他们公司在南固碾村的插队知识青年。一九七六年的春上，我找到他，他们公司正在太钢承揽工程，我求他帮忙，人家一口答应。没几天，就从太钢弄来两根直径两厘米的钢管，而且帮我打了眼，折成了两个简易沙发的支架，只等组装成型后，再安上座垫和靠背，就可以“奢侈”地在家中摆放了。我去取这些支架时，那位朋友还递给我一柄一尺多长的三棱刮刀。他对我说：“你回去先刮掉铁管上的铁锈，才能刷油漆。这事不比弯管子造型打眼儿，不难。我给你找个刮刀，你先慢慢干着。等我有了时间，再上门去帮你弄。”完了还嘱咐我，说那种刮刀在他们工地上是消耗品，是不需要归还的。
无非是刮刮铁锈刷刷油漆的活儿，我决定自个干。那段时间下班一回家，就时不时地刮刮铁锈，再用沙纸打磨铁管。又请人帮忙做好了座垫和靠背，沙发终于做就，且在铁管支架上刷上白漆，家中突然就显出了一些豪华。那刮刀呢，也就被我扔在了床底。
我现在不是写小说，而现实生活里有时真是存满了悬念。这柄三棱刮刀，确实在我后面将要说到的一系列遭遇中，起到了伏线的作用。
再说另一条伏线，是关于书的事情。
时间大约已经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夏天，那年我刚刚二十九岁，已经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入了党还提了干，但身为区委的通讯组组长，在工作上却感到极不顺心。上面让“批邓”，还要具体结合“三株大毒草”（指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工作中形成的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来批。看看上面发下来供批判“三株大毒草”用的参考资料，那些批判内容极不合自己的思想，便写不出批判文章，不想写那号人云亦云的批判文章到报上去发表。通讯组的日常工作，便是了解一下区委的工作动态，收集各种新闻动态向报纸和广播电台写稿，即使是写个简单的消息在报上发一下，也可以表示通讯组做了工作。
正是抱着这种想法吧，有一天晚饭后出门散步，就走到刘灏副书记的家中。他们夫妇当时正陪着一位客人说话，是区上中心医院的L大夫。此人专攻中医，其医术在区上的中心医院里还算上乘。我平日看病，也曾找他诊脉开方，彼此很是熟悉。他是来为刘灏的夫人看病，我便和刘灏说话，彼此谁也没有想到有什么需要避讳之处。
刘灏的书案上放着几本书和一堆印刷品，我与他说完工作后，征得同意，就闲翻起他桌上的书和那些印刷品来。有一本书的名字叫《各国共产党概况》，标明是内部出版物，仅这内部二字，就让我生出无限好奇心。另外那些印刷品全是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的简报，更让我生出了许多猎奇心思——这次会议，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历史上大概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了。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下旬召开的这次会议，全部目的，就是批判省委书记谢振华。在这之前因为山西排了一台名叫《三上桃峰》的戏进京参加汇演，被江青从这个戏里捏造出一个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江青穿上军装到北京山西剧团的驻地，带头“炮轰谢振华”，从而最后导致了谢振华的下台。身为山西省委书记的谢振华，也就成了这次会议的批判对象。这个山西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主持，他北京、太原两头跑，不在太原时，会议就由接替谢振华负责山西省委工作的王谦书记主持。而原省委书记谢振华在会上则成了一个受批判被打倒的对象。这会一开就是八个多月，参会人员扩大到全省各级党委，刘灏也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他既是参会者，又是中共基层区（县）委的副书记，收到会议简报是很正常的事。但对我这号干部来说，能集中看上这么多这个会议的简报，分明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当时刘灏书桌上的那一沓会议简报，之所以勾起了我的阅读欲望，还有另一个对我十分功利性的原因。
我在一九七一年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号声嘹亮》，发表在当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山西日报》上，一九七二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不但收入了我的这篇小说，书名也用了《号声嘹亮》，在我的写作历史上，这篇作品可称为处女作。
在此小小的“成就”鼓舞下，我一九七五年入党后被安排下乡，竟不知天高地厚，写起了长篇小说，书名就按当时中央“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叫做《没有斗完的故事》。通篇三十万字，离不开那个年代的思维，主人公也是从概念出发，尽量写成大搞阶级斗争的英雄。但里面的故事还是很好看的，比如我写了农村一个常见的中年女人，外号叫香油瓶瓶，生性风流，政治上谁有权就靠谁。至于反面人物，则是一个在干部和群众中搞挑拨、在革命和生产中搞破坏的地主分子，此人也由概念而生，与主人公一样被写得极概念化。我将书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人家看毕退回，还附了一纸编辑写下的意见，其中关键一条，就是让我再强化阶级斗争为纲，增加大的时代背景，使基层的阶级斗争和上面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上下有个呼应。
编辑也是那个年代的思维，却分明给我出了个难题。
书中的那个地主，我写得就很吃力，许多坏事我得往他身上编，再和上面联系，省里市里官场上的斗争，我可怎么编呀？如果能好好看一看省里面批判谢振华的那些简报，保不住就是一种启发呢，保不住就明白这阶级斗争在上面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把这点儿真实的背景加在我的作品里，那不就是“强化阶级斗争为纲，增加大的时代背景，使基层的阶级斗争和上面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吗？
我实在想看看那本标明“内部出版物”的书，实在想看看那一沓会议简报了。我向刘灏提出了这点想法，他想都没想就说：“你想看，那你就拿去看吧。”
我便抱上这堆东西，与刘灏夫妇告辞时，也没有忘记与L大夫点头算打过了招呼，然后才出门回家。
那本书确实好看，对各国共产党的历史、现状，在国际共运中的政治态度和在他们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及党内领袖的情况，都有介绍。而那些简报，对我来说也确实很能满足猎奇心理。各种与会人物的发言，字里行间，闪烁着在山西诸多敏感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不过，若要真的将这些背景写入我的小说，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直到许多年后我做了刊物的编辑，后来又做了主编，又做了作家，才明白对一部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是件容易的事，但要按照意见修改起来，有时完全就是不可能的事了。比方我当时在书里写的那个地主分子，原本就是一个概念，再让他和省里、市里的什么领导联系上，这种概念也可以生成，但我却没有本事再将这概念编造成什么故事了。
当时那沓简报，毕竟成了我打发时光的“消闲读物”，有空就翻看翻看，平时就将它们放置在权当床头柜的一个木箱上。
这样两件事情，即便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和是非标准来判断，也绝对成不了什么问题。然而，事情后来的演变，不仅让我始料不及，更让我无法应对了。
我在大会上突然被点名“揪出来”
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到了十月中旬，中央正式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机关后勤的人上街买回大量的大麻炮以示庆祝，我便兴冲冲地和大伙放了又放，不仅在机关院里放，还在家属院里放。再往后，机关便开始按上级布置，搞起了“揭批清”运动，全名为“揭发批判‘四人帮’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我们通讯组编在区委宣传部，每天集中学习有关文件，然后讨论。
最初在讨论中显出紧张和不安的是宣传部的一位女干事，她在毛主席逝世那些天，说过诸如“毛主席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还有最杰出的女性江青同志”这样的话。这位当时已经快五十岁的女干事，一直得不到提拔，说话行事往往就爱显摆一下，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她说过这样的话，自然害怕自己成了被“揭批清”的对象。
而我呢？当时的心理状态实在轻松得很。文革让我在上大学时代不能读书学习，让我变成了时时要接受改造的“臭老九”，我的父亲因为曾在阎锡山政权中为官的历史，在文革中整天提心吊胆地活着，我的岳父虽是老革命，却被江青点名因而积郁成疾，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四人帮”倒台，我能不高兴？
但是，我这号普通的基层干部当时并不明白，在山西，这场运动在省委书记王谦的指挥下，运动的走向完全变成了陈永贵和王谦这一派，要继续清理谢振华那一派的人了。那位曾经紧张和不安的宣传部女干事，很快就不再为自已说过的那句话而紧张和不安了，因为在区委第一把手Z书记的直接指挥下，机关里很快就有了革命的对象。
在区委机关最先被揪出来的，就是区委副书记刘灏。
论政治出身，刘灏曾是文革中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论派性观点，又支持过谢振华反对过王谦，他被定为“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周围岂能没有几个黑干将？区委的十三个常委哗啦啦就斗将起来。北京有“四人帮”，我们北郊区有没有？“四人帮”有组阁名单，我们北郊区有没有？王洪文要在上海搞第二武装，我们北郊区有没有？……
于是区委干部中大斗一场，有四名常委平时和刘灏关系不错，便被打成了黑干将，他们五个常委在常委中居少数，多数常委团结起来，一鼓作气，先将他们五人打成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有组织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贴满机关大院，五名常委也被宣布住进了学习班隔离审查。形势已经很明朗化，以刘灏为首的这五名常委，就是太原市北郊区的“揭批清”对象了。
我没有被当成积极分子，因为没有人组织我去刷标语和贴大字报。我们通讯组属刘灏分管，细细观察和私下打听一下，原来这五名常委分管的部门领导，大都不是积极分子，我心里也就释然了。依旧照常开会，依旧参加讨论，主持小组会议的领导也曾让我揭发，但我实在想不出我能揭发他们什么。他们是“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和黑干将，他们反王谦反陈永贵反对农业学大寨，不但想为谢振华翻案，还要与“四人帮”一道篡党夺权……这些事他们谁也没有和我说过，也没有安排我干过，我只能无言以对，没法子发言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
有一天，区委办公室发出通知，要开三干会，将全区的“揭批清”运动推向新高潮。我也随了宣传部的干部们进入大礼堂，刚坐下，就有两位熟识的干部坐到了我的身后。
区委的领导们还没有在主席台上就坐，整个礼堂里渐渐黑压压地坐满了人。我还和周围的干部们闲聊，有人给我烟，我也客气地给别人敬烟，包括那两位跟着我坐到我身后的干部。
区上的领导们从主席台的后门鱼贯走上主席台一一就座了。一位区委副书记宣布开会。第一项就是区委Z书记做继续开展全区“揭批清”运动的动员报告。Z书记开始讲话，滔滔不绝，对前段运动揭批了刘灏等五名常委的壮举做了总结之后，讲到了下一步如何开展的安排。Z书记的口气越发斗志昂扬，说经过革命群众的揭发和区委运动领导组研究决定，要对下面有问题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
他开始点名了，一个，两个，三个，杀气腾腾地一直念下去。被念到名字的干部，便被人从台下一个一个地押出了会场。我数着，开始念第十七个名字了。我还在想，下面又该是谁了呢？
“下一个——孙涛！”
我的眼前一黑，怀疑是听错了。
我的第六感觉却十分清醒。我身后那两位刚才还抽过我香烟的干部，此时突然站了起来，一人拧住了我的一条胳膊，便将我架了起来。原来Z书记是在打一场有准备的仗，可怜我和前面十六名干部一样，就这样在毫无防备的心理状态下被押出会场，直接被押进了区委招待所，押进了早就为我准备好了的那间房子。
这次被宣布进学习班交待问题，从而失去了自由的区委机关干部，就有二十多名。
得感谢我的妻子，当天晚饭前，就给我送来了一盒茶叶和一条香烟。看管我的专案人员不让她进屋见我，但茶叶和香烟原封不动地转交给我了。说实话，他们的态度也不恶劣，从我进入那间屋子开始，一日三餐他们要替我去食堂打好送来，那时的招待所屋子里没有卫生间，我要去院子里的厕所大小便，他们也得跟着看住我。他们还给我领来了稿纸和圆珠笔，让我写交待材料。
遭遇专案组的“车轮战”
记得四五天的时间就那样过去了，我却写不出什么交待材料来。其间专案组集体给我开过一次帮助会，组长是一名部队转业的干部，人员十来名。主要由他讲政策，其他同志帮我想问题。他说：“有群众揭发了你和刘灏的重大问题，政策摆在你面前，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灏是主犯，你是胁从，早交待早主动，等刘灏交待了你还不交待的话，那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了。”
这话其实已经向我点明了，我的问题，就是与刘灏有过什么事情。但是，我确实没有跟他干过“篡党夺权”的事情，也没有听他向我说过要“篡党夺权”的话。我实在想不出我和这位曾经分管我工作的区委副书记之间，有过什么反革命的勾当。至于专案组其他同志们提的问题，全是那时“有罪推论”下的思维。比如他们让我交待刘灏是不是“四人帮”伸向太原市北郊区的黑手呀，他是不是在北郊区也搞过一个组阁名单呀，刘灏是不是想为谢振华翻案呀……还有的问题现在听起来更是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专案组的同志们认真提出的问题。比如有的同志就问我：“你以前在报上写过不少稿件，为什么自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你就没有写过一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呢？”
我被隔离着，不知道自己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但我明白了一点，那就是有人揭发了我与刘灏的什么问题了。那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不得不好好地想，但还是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也就交待不出来！
专案组终于向我集中火力了。我记得是我被关进区委招待所的第五天吧，从上午开始，专案组又开始和我再次正面接触。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多数人的发言还是以劝说的方式和语调进行。午饭后没有休息，专案组继续帮助我。晚饭后还是没有让我休息，专案组的同志们也没有休息。看来是要连夜帮助了，我心中想道，刘灏不会给我胡说些什么吧？……
大约到了快十点钟时，院子里出现了一些嘈杂声。有人推门探进头来，低声和组长说了几句，组长就让两人留下看着我，一挥手，专案组其他成员便跟着他出了屋子。我想，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根据我事后得知的情况，我被送进学习班确实事出有因。那就是区上中心医院的L大夫，看到刘灏等五名区委常委被打成“四人帮”伸向北郊区的黑手和黑干将之后，向区委做了一个让Z书记分外重视的揭发。其内容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晚上他去刘灏家为其夫人看病时，目睹孙涛也到了刘灏家，而且从刘灏家取走了一沓子材料。至于是什么材料，明明知道的L大夫当然说他不知道了，但他提到刘灏和孙涛说到了谢振华的什么事情。他将这个大大的疑问交给了区委，Z书记正为支持自个的多数派常委将少数派常委打垮高兴，L大夫的这个揭发岂不是送来了一个重大的线索？
于是，在Z书记的核心谋臣中间，一个可怕的假设出现了：刘灏确实搞出了一个北郊区的组阁名单，或许这名单的范围更大，闹不好就是有刘灏参与的全市和全省的组阁名单呢！除了组阁名单，保不准还有谢振华通过刘灏整王谦、整陈永贵的黑材料呢！而这些材料，刘灏为了保险，统统藏到孙涛家了……
这就是我被隔离的原因。在我对此事一直不做任何交待的情况下，Z书记终于等不及了，下令在那天晚上，对我家进行了突击搜查。我的大女儿那时被妻子送回奶奶家，妻子和不到两岁的二女儿刚刚睡下，绝没有料到会有人来抄家。我那时住在区委宿舍的排房里，就一间半屋子，几乎全被来人翻遍了，抄走的东西主要有几种：从刘灏家里借来的内部出版物《各国共产党概况》，一九七四年三月下旬召开的省委三届七次扩大会议的一大沓子简报，我写的三十多万字的小说稿《没有斗完的故事》，我参加工作以来发表各类文章的剪样张贴本，一本一九六八年由群众组织编印的红皮本《江青同志讲话》……最要命的，就是还从我家的床下搜到了那柄三棱刮刀。
对这些东西，我的妻子当时都有实事求是的解释，但是来抄家的那几位运动积极分子不听，反而一再追问她：“刘灏还有什么黑材料放在了你们家？”
我妻子那时候也就明白了，我从刘灏家借来看的那一沓子东西，就是这场飞来横祸的全部祸根！虽然没有抄出“组阁名单”，专案组认定还是有收获的。于是，那个晚上我无法睡觉了。
当专案组重新进入我住的那间屋子时，我发现他们人多了，更重要的是，区委的一名常委和办公室主任也一脸杀气地走进来。那间屋子是一溜通铺，空着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和好几把椅子。那位常委走到桌子后，并未落座，而是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怒吼道：“孙涛！你小子老老实实地给我站起来！”
我正呆坐在床铺边沿上，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惊吓中就如犯人般站到了地下，众人有的在地下有的在铺上，团团将我围住。
专案组组长开始向我大声发问：“你说，你从刘灏家里取走的，都是些什么黑材料？”
我不由得一怔，随后就明白了这位组长所指的内容。我想辩解，但是容不得我说话，许多张嘴向我张开，一张张面孔上充满了斗争的神色。我确实有些害怕了，但我直到现在也不能埋怨专案组的这些同志们。他们怎么能不愤怒呢？人家领导说了，刘灏将一批黑材料转移到了孙涛家了，还有杀人的凶器。抄家已经将这些铁证全抄出来了，现在的任务，就是先帮助孙涛端正态度。有人甚至用手指点住了我的额头使劲戳下去，骂我这几天一直不老实，是对抗运动。我身体不得不向后仰去，跌坐在铺上。然后又在别人大声的斥责声中，再次屈辱地起身站到原地接受斗争。
专案组的同志们太辛苦了。那晚我整夜无眠，他们也整夜无眠。
第二天早饭后，专案组组长让我写交待材料。经历过一夜辛苦的同志们可以轮流睡觉了，我不能。
我整整写了一天。凡昨晚他们已经向我点明了的事，我全写了。我从刘灏家借走了什么书和什么简报是重点问题，我认真回忆认真交待，尽力说明那不是什么黑材料。其余的也全写了。比如我的那部小说稿，说明我不务正业，所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没有写过批邓的文章；比如那本红皮书《江青同志讲话》，是在上山西大学时由工宣队发下的，“四人帮”垮台后我没有上交，说明我政治上不成熟；比如那柄三棱刮刀，本来应该用毕就归还的，没有归还，说明我侵吞了工厂的工具。我尽力将所有的问题都“上纲上线”往自个头上扣屎盆子。但写了一天，没想到晚上又遭到了火力更猛的批斗。
晚饭后批斗就开始了。这一回专案组的同志们是车轮战。他们轮流休息而我一分钟也不能合眼。先是逼我交出刘灏和那四名常委搞的组阁名单。我拿什么交呀？接着又是批判，说组阁名单你没有，你是不是参与他们商量过组阁名单呢？说你的交待材料全是避重就轻，刘灏向你转移并让你保存揭发批判谢振华的会议简报，目的就是要日后给谢振华翻案，岂是你一个借字可以开脱得了？说你藏在床下的那把凶器肯定是有来头有目的的，你不好好交待，还想编故事来继续欺骗组织不成？他刘灏都交待了，那是他准备谋害省委王谦书记的凶器，你还要继续包庇他吗？
更让我招架不住的，是不断有新的材料向我抛出，比如某月某日刘灏是不是到过你家？你们说过什么？某月某日某位常委（自然是现在正被隔离着的一位）是不是也到过你家？他给你布置了什么？……
这全是事实，但刘灏来我家那一次，是我那天买下了两个大西瓜，下班时正碰上他，就约他来家里吃西瓜。他饭后就来了，还带着夫人。我隔壁的邻居正在院子里扯着电灯，和区上另外三名干部打扑克玩“争上游”。刘灏夫妇来我家时，他们全看到了，还一道站起来和刘副书记打了招呼的。
至于那位常委，确也来过我家。我曾找他想在宿舍区调换一套两间的房子。他平时住在办公室，那天黄昏时到宿舍区转悠，就到了我家，告诉我房子没法子调换，我说的那套两间的空房子，是要分配给某某人的。
但我说这些情况时，人家不信，又是一阵批判，说我不老实，说我还在胡说。更让我无法说清的，是专案组又给我点明了，说我曾收到过信封皮上印着清华大学的信。清华大学是“四人帮”写作组“梁效”的黑基地，你和清华有什么联系？
这也是确有的事，但我开始时出于道德良心的考虑，明确说这事我不能交待。原来北郊区有一名上了清华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农村时爱写文章，被我调到通讯组脱产学习写过一段新闻报道，其间认识了另一名女子，是一位当时也被我调来通讯组脱产学习写稿子的农村女干部，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到了清华后，这位农村女干部也调到了区机关。他给我写信就是让我捎个口信，他想向这位女同乡求爱。这种事，我能给人家说吗？
可是我越不说，专案组便越认为这事有大问题。
那一晚，我又是整夜无眠。与前一晚不同的，是专案组的同志们用车轮战的办法，他们有了轮流小睡片刻的机会。
恍惚中的“彻底交代”和清醒后的坚决翻供
已经是第三个白天了。加上前两个夜晚，我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了。
我正在进入一种恍惚之中。在这三天两夜的信息对抗中，专案人员持之以恒地将他们认定的信息强行灌入我的脑子里。恍惚中我的精神正在错乱。有些事我不得不交待了，如清华大学的来信，这是我毕竟可以说清楚的事。有些事我是想按他们的思维交待了，比如刘灏家中保存那些会议简报是要为谢振华翻案，我想看，他就趁机将那些黑材料藏到我家里了。还有些事我是想交待但还是交待不出来，如那柄三棱刮刀，它怎么就能变成刘灏让我窝藏的凶器呢？……
对我的车轮战又一直到了下午。我的头几乎就要裂开了。我已经听不清别人在问我什么。恍惚中我听见有人向我说：“你再不交待，我们就送你到该去的地方去，你再不用见你的父母和老婆，还有你那两个女儿了！”
我害怕了。我感到自己确实真的成了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成了替“四人帮”的黑手刘灏转移了黑材料的小爬虫，成了无法再面见家中父母和妻儿的罪人，特别是我再见不到我那两个天真可爱的女儿了！
我想赶走瞌睡虫，害怕自己进入梦中，害怕这些在梦中全变成现实，但我又实在太希望能赶快进入梦中，好摆脱现实中的一切了。
我的精神终于垮了，对围着我的人们说：“我交待，彻底交待，我说，我全承认！”
我于是听见了来之不易的赞扬：“这就对了，你总算有个好态度了。”
他们让我坐下了。我的两只眼睛几乎就睁不开了。
我开始顺着杆子往上爬。有人问，有人记，问什么我全承认。需要胡说时我全胡说。
你替刘灏转移的是黑材料吗？是。
是想替谢振华翻案的黑材料吗？是。
刘灏当时是怎么交待的？他说让我替他保存好。
你替他转移和保存这些黑材料的目的是什么？那——那就是要替谢振华翻案吧。
那把凶器刘灏已经交待了，也是他让你藏起来的，是不是？是。
还有，还有，还有……
终于全问完了，我也全承认了。让我看笔录，我不看。又让我签字认可，我就签了我的名字。
“我可以休息了吗？”我问。我似乎听到了，是那位组长说：“你现可以休息了。”
我连衣服也没有脱，爬到了铺上。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已经有三天两夜没有让我合眼了，我得承认，我没有钢铁之躯，也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车轮大战面前，我终于成了“软蛋”。
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时，我看到了床铺上放着为我打来的早饭。看管我的人好心眼，没有叫醒我，而是把饭放到了床上。我没有吃早饭，猛然间，由不得嚎啕痛哭起来。没有人来劝我。男儿有泪不轻弹！因为我此时神志又清醒了，我知道，我承认的那些事，恐怕要让我遭受更大的罪了。
果然，第二天，区委在大礼堂召开了批斗刘灏大会，我们这些被隔离的干部也全被安排到了台下就座。当然了，背后还坐着看管我们的人。我很害怕，不知是不是也会被押到台上去。开会了。那位曾向我拍桌子的区委常委做重点发言，其中说到了有关刘灏的罪行，说根据查证和刘灏的交待，在“四人帮”横行期间，他将为谢振华翻案的大批黑材料和企图谋杀省委书记王谦同志的凶器，转移到了某某人的家中。他没有点我的名，大约是为了体现政策有别吧。虽然我没有被押到台上，但我心里更加害怕了。就这两条，刘灏吃不了要兜着走，我呢？岂不是一样！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萌生出一种强烈的愿望：我必须说清楚，现在不能说清楚，以后也得想法子说清楚，事情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就在这次会上，又有一批区委机关干部被点名了，也就是说，又有人被列入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要对他们立案，进行批判、审查了。当时北郊区的区委机关不足二百名干部，先后就有五十多人成了被清查的对象。
快过元旦了，我被宣布解脱，放出了学习班。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叫我去看一份《关于开除孙涛党籍的处分决定》，让我签字同意。
我总算等到了机会，在那份文件上写了一段话，说刘灏的那些材料是我借来看的，三棱刮刀是某某人给我用来刮铁管的，我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我写罢把这份文件递给对方，他看完后，一脸怒气而不知该说什么。
又过了几天，一天晩上，那位领导又将我叫去，以商量的口气，仿佛做生意一般对我说：“你总得承认你有问题吧，你总不能说组织上把你搞错了吧，组织上研究了，你可以留下党籍，但对你必须有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又是让我签字。
这一回，我干脆不签了。我说我的意见在上一份文件上已经写了，现在还是那意思。说毕，扭身就走。出门时，门外的西北风刮得正紧，我出门后，身后那门被西北风吹得重重地关上了。
第二天，那位在学习班向我拍桌子的常委约我谈话。他说：“听说你昨晚上在组织部拂袖而走，甩门而去，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他只说对了一半。我那阵子确实就像一只还没有死去的猪，不是不怕开水烫了，而是害怕再让开水来烫，所以我绝不能签字认可我的罪行和给我的处分。我想通了，唯有如此，恐怕我才有可能活过来。
平反后的无奈与伤心
区委一直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想调离那块土地了。在一九七八年，我先找《太原日报》当时的社长樊宝珠先生，人家愿意要我，后找省作协主持工作的胡正老师，人家也愿意要我。但我就是哪一家也去不成。
我曾去找区委领导，刚提出想调走的事，对方就一口回绝。这两个单位都派人来联系过，区委办公室那位主任回绝的更干脆：“孙涛是从学习班解脱了，但并不能说明他就没有问题了，摘了帽子的右派还是右派，我们还没有处理他呢！”他说得对。
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的国务院对全国干部的三次调资中，我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但是，我真要接受了处理，在开除我党籍的文件上签了字，人家那些单位还能要我吗？
这种好笑可悲让当事人欲哭无泪的故事，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在太多了。有罪推断可以先断定有问题，再收集用以批斗和打倒你的各种材料，便无须鉴定其真伪了。
好在党中央正在一步一步地否定文革，太原市北郊区委这样的基层党组织，也得不断纠正自己的文革思维和“揭批清”运动中的错误。这种纠错和平反，一直到一九八一年以后方才全部了结。
（下图：2016年孙涛〔左〕与刘灏在一次老友聚会上。）
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在进一步彻底否定文革的战略部署中，决定由霍士廉同志担任山西省委的第一把手，王谦书记调离了山西。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也在一九八一年的四月二十五日召开大会，为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宣布平反，并下了平反文件。除刘灏确实在文革中当过一大派群众组织的头头，符合“三种人”中第一条“造反起家”，被定为“三种人”外，其他四位受害的区委常委也都重新恢复了工作。
一九八五年，我已经调入太原市文化局并担任了《并州文化》的主编职务，当时的北郊区委又下了一份红头文件，为我和我妻子以及其他三名调离北郊的受害者被耽误了的调资一事，向市人事局做了说明。这不过是个空头人情，我虽知误了的事完全不可能弥补了，但还是为北郊区委能如此行事，向亲自登门给我送来这份文件的一位区委副书记和一位副区长表示了谢意。
最后，事实证明，太原市北郊区没有一件“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清查专案组给五十多名被清查者定的“罪行材料”，最后都在当事者在场的情况下做了销毁。我的那些专案材料也在大会宣布平反后，由组织部派出专人，让我看着被送进区委机关茶炉房的炉膛里，化成了一大团火苗。
从我家中抄走的东西尽数退还。书籍、材料汇编、红皮《江青同志讲话》和我的发稿剪样等都在，那把三棱刮刀也在，只是那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手稿不在了。我追问专案组那位组长，他笑着说：“你写的那书大伙传着看，好看，也不知传到哪儿去了。”
我好无奈也好伤心，那可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三十万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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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新华社名人在永济五七干校的日子
康小明
我最早是从发小马晓勇的口中知道新华社永济五七干校的。
当年，他父亲曾在那个干校劳动，他从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回太原探亲，专程跑到永济干校看望父亲马明。晓勇告诉我，他父亲和新华社社长朱穆之住在一间宿舍里，他去后，朱穆之专门把自己的铺位腾出来，让晓勇住。2017年2月，马晓勇和马正弟兄俩又去孙常村干校遗址，寻找父亲的足迹，拍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也为我写作此文，提供了很多资料。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所加的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为响应这一“伟大号召”，中央党政机关单位在河南、湖北、江西、山西等18个省市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有十多万名下放干部和3500多名家属子女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其中，新华社有400余名记者、编辑和130多名行政人员到山西永济县的新华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新华社五七干校，位于中条山北麓伍姓湖畔的永济县孙常村，这里的五百亩盐碱地，是开垦改造的对象，下放到这里的530多名干部一律被称为学员，也叫“五七战士”。
1969年刚入冬，新华社的五百多名“五七战士”（当时群众对干校同志的称呼）和部分家属子女浩浩荡荡地来了，按照部队的编排，“五七战士”共分5个连，因为干校还没建好，所有的“战士”先分住在老百姓家里。
老百姓热情欢迎了这些北京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打扫屋院，挪腾房间，有的生火炉，有的烧炕，有的舀好洗脚水……
本来干校计划建在伍姓湖畔的低洼地里，但是善良的村民们认为：咸盐滩地，深挖三铁锹就是水，风大，潮湿，在那待上一年，都得患了关节炎。他们是毛主席的“五七战士”，我们不能不心疼他们。为校址的问题，村里多次和新华社发生争论。最终，村里决定，校址迁到孙常村北边高地，新华社也同意校址迁往孙常村。
建干校，一切从零开始，没有砖，他们自己烧；没有石灰，从中条山用小平车拉回来石头，粉碎后烧制成石灰；无论男女，从砖窑里背砖，脱了鞋子赤脚和泥。到1970年末，“五七战士”们用了多半年的时间，建起了干校的房舍：办公室、会议室、礼堂、加工厂、宿舍、家属房、食堂、灶房、水塔、饲养场样样俱全。
晓勇的父亲马明到干校后，被编入第四连，先后参加了采青石、烧石灰、掘方土、打砖坯、挖沙土、割芦苇、盖房和割小麦等繁重的集体体力劳动，直到干校1973年3月结束，马明才返回新华社山西分社。
初到干校，马明先被指派到距校部（孙常村）15公里的中条山北麓风柏峪村参加一个小分队采青石、烧石灰的劳动。他们住在一座寺庙的大殿里，毎天晚上和泥塑佛像为伴，白天到石窑采青石。
马明在《辙印》回忆录里写道：“在分队长阎振国的带领下，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在乱石山坡上挑拣到可以烧石灰的青石，一筐筐地抬到烧窑旁边，再装进去，烧成白灰。日复一日，冒着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为了熟练掌握烧灰技术，干校从当地请了一位师傅作指导，尔后经过反复实验，摸索到一种边装青石、边加温烧石灰和边出石灰成品同时交叉作业的新方法，提高了技术，增加了产量，及时按量满足了盖房建校的需求。在烧窑两侧，还写了两条标语，上面写着：‘烧白石灰，炼红思想’，‘伍姓湖畔埋忠骨，中条山下献终身’。
“完成生产石灰的任务后，我们烧石灰小分队回到（孙常）校部，和连队汇合后，又担负了为新建干校宿舍提供地基石、打砖坯、烧砖和到黄河滩拉芦苇的任务，时间紧，劳动强度大。为了赶建筑工程进度，烧窑里的砖还没有冷却，我们就赶忙一批批地往出背发烫的烧砖……这么强的劳动量，累得我们每天都肩痛腿乏，浑身汗水淋漓。身上受点轻伤成了家常便饭。”
马明在干校劳动时，曾从遇到车祸的拖拉机上“飞”下，右腿受重伤。1970年的一天，烧砖运土的巷道忽然塌方，“五七战士”梅柏春不幸遇难。这个来自东北的孤儿，后来被安葬在孙常村，村里人每年都要到他的坟头上去拔拔草，祭奠一下。
随着一排排新房的建成，“五七战士”们从借住的民房搬进干校的新宿舍，五六个人一间房，“五七战士”的随行家属住在村里的民居。搬进新房后，马明和朱穆之、王文西等五人住在一间宿舍。王文西是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老摄影记者，来到干校后学会了开四轮小车，老当益壮，还做搬运工。这些平时手拿书本纸笔和相机的文化人，在村民的帮助下，各种人才纷纷涌现：铁匠、木匠、瓦匠、泥粉匠、马夫，学会了烧砖、烧石灰、放羊，成立了农耕队、建筑队、打井队、运输队，还办起了养猪场等等。
新华社“五七战士”的进驻，让孙常村九年义务制学校的学生受益匪浅。无论当时“白卷英雄”的气势有多猖狂，来自新华社的老师们总是对学生说，多学点文化知识，终究是有用武之地的。
孙常村学校的学生外语好，这是别的村子没有的，这完全是沾了新华社记者的光。当时的课本是新华社的老师们自己编写，印成教材，发给学生。每晚自己出题，刻成蜡版，用油墨印成试卷，交给学生。有的学生回忆说：“交上去的试卷，老师批改得很认真。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卷子、纸张，老师们是从哪弄来的，然后免费给了我们。”
新华社的老师们还教给学生唐诗宋词等许多课外知识，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老师们还找来一堆电线和灯泡，让每个学生动手做出并联、串联的线路组。出的作文题目也和别的学校不一样，语文老师洪和临（原《山东日报》总编辑，后任《瞭望》杂志主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雪》。永济县教育局举办作文大赛，获奖的学生大部分是孙常村的。
五七干校里有一位穿戴很不起眼的普通老头，经常在巷子里，推着个平车默默地拾粪，村里人并不知道他的姓名，这是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朱穆之当时是经过改名换姓的，身份对外保密。1972年8月7日，周总理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朱穆之从干校回到北京。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朱穆之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村里人才知道朱穆之就是拾粪的老汉。
“五七战士”侯波，山西夏县人，是专门负责在中南海为毛主席摄影的。文革开始后，侯波被定性为“坏分子”“假党员”“投靠资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先是在新华社机关挨斗、挨打、游斗，之后，去了新华社永济干校。虽然大家去的是一个地方，但待遇不一样。摄影部有一个名单，黄色的是“走五七道路”的人，白色的是监督劳动的，侯波是在白色名单里的。在永济，侯波的丈夫徐肖冰从北京偷偷给侯波寄过几次粮票，有一次还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首短诗，鼓励侯波要相信党和人民，一切问题终会得到解决。天冷了，徐肖冰又给侯波寄去棉鞋，还在鞋里装上了几块糖果。他是要侯波好好地生活，爱惜自己的身体。但这些举动被发现后都遭到监管者的痛斥。
后来在干校的全部人员都回京了，连看管侯波的人都走了，只剩侯波一个人留在那里。当地一个知情人劝侯波也回北京去，回去后不要回单位，自己在家里呆着，看他们能拿你怎样。
1973年，侯波被送回新华社摄影部车间继续劳动改造，做了八年胶片漂水工，十个指头都变形了。1977年，党组织为侯波平反。
“五七战士”盛世良，早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俄语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在干校，盛世良获准阅读外文书籍。此前新华社俄文干部被批准每人花一毛钱买一大捆被处理的俄文原版书。盛世良在干校“斗私批修”一年，最大的损失是被电刨削掉了三根手指头，最大的收获是读完了自己的、妻子的和好朋友的三捆俄文书。从干校修地球回来，发现俄文水平不经意间提高了不少。1978年，盛世良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驻到莫斯科分社工作。
“五七战士”张辛民被戴上“反动文人”的帽子下放干校劳动，在这期间，他被取消了阅读《参考消息》的资格。1970年的一天，正在孙常村五七干校劳动的张辛民，偶然发现公社合作商店的柜台上摆着一份《参考消息》。这令张辛民非常奇怪，因为散布《参考消息》上刊登的内容，一直被作为“泄露机密”甚至“政治问题”来处理的。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对翻译夫妇，因向亲朋好友透露过《参考消息》中的内容，肃反运动中被清除出新华社。
在张辛民的意识里，《参考消息》的读者是“限制性”的，对行政级别、职业性质都有规定，能够阅读《参考消息》，代表一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文革中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取消了《参考消息》的阅读资格。
《参考消息》怎么会出现在商店的柜台上？一直在农村劳动的张辛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参考消息》早已“扩大发行到工矿企业车间党支部，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解放军连队党支部，供广大干部和高等院校学生阅读。”
“五七战士”陈亮，是1956年8月调到新华总社参编部从事编辑工作的。1957年5月，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新华工字楼的北墙上，贴满了群众写的大字报。正在要求入党的陈亮不甘落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题名是《庶民谈国是》。
这篇墙报文章贴出后，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谈的主要内容是：高干子弟享有特权，跟满清的旗人差不多；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刑不上大夫”，少数人逍遥法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于粗暴，类似焚书坑儒；领导人应该有退休制度，外国总统、总理也退休嘛。陈亮万万没有料想到，他成了本部门第一个批判对象。
“你诬蔑共产党的干部！”“你竟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诬蔑为焚书坑儒！”对陈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你竟敢要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外国的总统、总理那样退休！”陈亮，由于他的文章“极其恶毒、反动”，跟国内部戴煌被并列为新华社的两个“极右派”，陈亮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戴煌后来被转移到太原东太堡劳改砖厂。文革期间陈亮又被下放到永济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和陈亮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改革开放以后，陈亮在参编部当了几年《参考消息》和英文编辑室的头头，又赶上“老同志驻外”的末班车，在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干了几年。
“五七战士”李慎之，1954年至1957 年上半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1957年，因“大民主”的有关言论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69年12月，李慎之和妻子张贻女士都被发配到永济五七干校，他们的四个孩子中已有三个上山下乡，两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只剩下十三四岁的小四留在北京家中，临行时，因不是同一个连队，他们夫妇分乘两个车厢，二女儿从东北回来送行，含着眼泪一会走到母亲面前，说我不愿意做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一会走到父亲面前，对他说我不愿做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干校，李慎之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进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和年轻人一起“深挖洞”，拉着人力“拉拉车”到十八里路远的永济县去拉口粮、运肥、运庄稼、拉砖盖房子，吃的是窝窝头就咸菜，有时到离干校九十里路的蒲州拉芦苇，早上装车起程，要晚上八九点才回来，路上带着干粮和水壶，饿了吃，渴了喝。当时李慎之的大女儿就在距干校不远的临漪县插队，抽时间来看望父母，住在母亲那边，可三个人从来没在一起团聚过。后来二女儿也从东北转来临漪插队，一家四个人在干校仍然没有团聚过。
李慎之于1973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1978年底至1980年初，参加了中共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五七战士”杜运燮，大学期间曾应召入飞虎队和中国驻印军任翻译三年多，1951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杜运燮的诗作《秋》因为“朦胧”曾被诗评质疑，之后“朦胧”一词逐渐演变成诗歌史上的专用名词。在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后，杜运燮被迫退职，到侯马林城大队当社员，靠挣工分来维持生活二年。1974年到临汾山西师范学院任外语系教师及系主任。1979年落实政策，才重回北京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1971年3月开始，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接到上级通知，陆续回京或返回各地分社，干校的人员走空了。此后这些“五七战士”仍与孙常村保持着联系。孙常村人进京，总会受到当过“五七战士”的新华社人热情招待。
几十年后的2017年2月，“五七战士”马明的两个儿子马晓勇和马正到孙常村寻访新华社五七干校遗址，见到的是，伍姓湖农场已成为一片一片整齐的农田，令人心旷神怡。当年占地20亩的干校的建筑，如今掩在一丛丛荒草中，已经破败不堪。院墙已经倒塌，大门依然完好，但形同虚设。大门两侧各是一间房子，应该是当年监管人员住的地方。走进大院，是一排排的平房，平房的门呈半圆形，大多数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门窗也早已被人拆走。大门右边的平房墙上，有一行夺目的标语：“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万岁！”标语是用红砖砌在灰色的砖墙上，得以保留完整。
从孙常村出来，走几公里路，就是虞乡火车站。那时，新华社的“五七战士”往返回家探亲，都是在虞乡坐火车。小小火车站，现在还保留着，但是已经停用。征得车站工作人员的同意，马晓勇在站牌前留影作纪念。
据当地新闻说，永济市政府领导考察干校遗址后，提出了保护开发这处遗址的要求，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
然而，这毕竟是一段尚未“脱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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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当年山西省直机关干部下放潮
康小明
1970年，山西省直机关发生一起很大的事件，那就是省直机关上至原省委领导干部，下至一般干部，全部到农村插队落户或者下放基层工作，省直机关顿时变得空空荡荡，空闲下了大批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房。据统计，插队下放干部加上家属子女约有几万人。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经常在想：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插队下放干部和他们的家属子女是如何工作、生活的？
较之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对干部插队下放运动比较陌生，因为干部插队下放只涉及到一个群体，社会冲击力、影响力远没有知青上山下乡那么大，后人写的山西文革史中也是一笔带过。
但是，由于省直机关大大小小干部的特殊身份以及覆盖面之大，留下的时代烙印恐怕是难以消除的。插队下放触及了干部和家属子女两代人的灵魂，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想忘却也是很难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批插队下放干部都已步入耄耋之年或已作古，本文就是想告诉后人，当年的那场干部插队下放运动是怎么回事，让后人记住这段渐渐淡漠的历史。
一、大的时代背景
插队下放的原因之一：革命化的需要。
1967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及各地、市、县党政领导权相继被“造反派”所夺，全省绝大部分党政机关陷于瘫痪，大批干部被卷入运动之中。1968年5月7日，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安庆县创办柳河“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属机关干部去干校下放劳动。毛主席高度评价了这一做法，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说：“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此后，全国陆续推广了这一经验，包括山西在内也兴办了大量的“五七”干校。
“九大”之后，全国各地干部下放达到高潮，这不仅仅是去干校，许多是直接到农村插队落户。实际上，这是将自文革初期受到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安置起来，等待分配的需要，也是当时革委会精简机构急需安置大批编余干部的需要，同时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处理一批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的需要。
插队下放的原因之二：消除派性的需要。
文革期间，山西的派性问题和武斗问题愈演愈烈，都动用枪炮了，很让中央头疼。1969年，中央决定，举办山西干部学习班，彻底解决山西的派性问题。同时举办学习班的还有武斗非常严重的几个省。1969年3月开始，中央把山西省直机关全体干部,、工人造反派大小头目共计8000余人陆续集中在北京封闭学习。中央学习班山西班编为六个大队，大队长、政委及连长、排长都是由解放军师、团、营级干部担任，学习、生活都是军事化。山西日报社的人员集中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
1969年10月，战备空气紧张，山西班集体参加了国庆二十周年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不久，就迁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告一段落，本来准备结业让大家回去过年，学习班突然宣布，山西的派性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要揭发批判刘格平、张日清等人的问题。学习班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以前学员们星期天休息可以上街，亲属可以探望，而此时宣布学习班实行“五不”：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信、不准请假、不准会客。学习班采用小会揭发、大会批判、联系自己检查派性的形式，一直持续了三个多月。
客观地说，这次学习班是有成效的，基本抑制了山西派性的膨胀，为日后彻底解决山西问题带来一个良好开端。
插队下放的原因之三：战备疏散人口的需要。
1969年初至1970年初，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的战备高潮。“九大”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美苏争霸一时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从1968年起两国边境冲突事件显著增加。8月，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苏联领导人相继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更使中国领导人加重了对苏联大国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为应付可能的突发事件，加强战备的问题被尖锐地提了出来。1969年3月，中苏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4月28日，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6月和8月，新疆裕民县的塔斯提地区和铁列克提地区又因苏军入侵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向中国发出新的战争威胁，甚至进行核恐吓。面对这种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很快进入高潮。6月至9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了一系列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成立了以周总理为首的全国人民防空领导机构。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全国随即出现修建防空工程的高潮。8月28日，中央发布命令，要求克服派性，加强军民、军政团结，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召开数十万人的动员、宣传大会，并开始整顿社会秩序、疏散人口和转移物资等。9月中旬，毛主席在审阅中央政治局讨论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稿时，增加了一条超长的不像口号的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基于上述种种复杂的原因，在中央办的山西学习班结束前，宣布了人员去向名单：省直机关干部一部分人到农村插队落户，一部分人下放到基层工作（仅有极个别人留在省直机关，但也不能回原单位工作），比例大约是各占50%。分配名单是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政工组军代表确定的，中央学习班没有分配权，但有调整权，个别干部提出要求重新分配，学习班也做了调整。但是，还是有一些夫妻没有分配到一处插队落户，后来才调到一起。
插队落户和去五七干校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干校统称为“五七战士”，并不是真正的落户。我读过杨绛写的《干校六记》，写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她与钱锺书在干校两年的生活，实行的是军队管理模式，编成连队，住营房，吃食堂，互相之间有交流和照应，工资和户口都在原单位。而插队落户则是户口、组织关系随着插队一起转到了目的地，这些干部完全交给地方党委接管了。关于“落户”一词的理解，1969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干部插队落户》。文章说：“我们组织机关工作人员下乡插队落户，让他们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直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部下乡插队落户，在思想上和作风上来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生活在群众之中，就能及时地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深入地了解和反映广大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有事同群众商量，通过群众路线解决问题。……干部插队落户，决不仅仅是为了给农村增加几个劳动力，而是肩负着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双重任务。”
1970年7月，学习班干部留在太原的子女们终于见到了从学习班归来的父母。一年多来，这群孩子已经适应了大孩子照顾小孩子、抱团取暖的日子，本以为父母从学习班回来是件高兴的事，没想到，父母又开始捆绑行装，开始做搬家去一个陌生的不知道会生活多久的地方的准备。当时有个说法，那就是一人下放全家下放，夫妻一方是插队下放的，另一方也要随行调动或者迁户。因为规定携带的行李是每人七十公斤，家里许多日常用品都不能要了，我的酷爱读书的父亲挑来拣去，忍痛卖掉了两平车多年购买的书籍。
1970年7月30日，那是一个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家随着干部下放的队伍爬上大卡车，被送到太原火车站，乘上了一趟专列。这是一趟名副其实的专列，因为车上坐的全部是北上的干部和家属。据说太原铁路局一共发出十几趟专列，太原长途汽车站一共发出几十辆专车，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几万名下放干部及家属全部送到了全省各地、市、县、公社和大队。
在列车车厢里，少不更事的我们嬉笑玩耍，而大人们却是寡言少语，因为前路未卜。车厢里到处堆放着行李和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说是限制重量，但有的人家居然把生火做饭用的煤膏也带上了火车。多年后，雁北插队下放干部的子女相遇，经常会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都是乘一趟火车下来的。
火车从太原开车，一站不停，一直向北驶去。我们到达大同后，车站有雁北地区的十几辆大卡车在那里等待着，卡车把我们统一拉到地委大招待所，住了一晚上后，到各县插队落户的干部及家属又被各县的大卡车拉走。我家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雁北地委给我家分配了住房。在大同这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我时常会想起在太原的生活，想起太原的同学们，我后悔离开时没回头多看一眼报社机关大院和宿舍大院，多和同学话别一会儿。我悲哀地感觉到我和我的同学可能今生今世再也难以见面了，因为他们也四分五散，不知去向。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那就是干部都走了，省直机关的工作谁来做？
多年后我才知道，偌大的省公安厅留下六个干部，只能依靠北京军区的部队干部维持日常工作。《山西日报》正常出版报纸，但已经不发地方稿件，全部发新华社电稿，只需要几个人接收电报、拼版、校对即可。其他军管了的厅局也是以军人为主。学习班中留下的几个《山西日报》学员都分配到了省广播电台。
在大同雁北地委大院，从省城来的干部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叫做“下放干部”。少时别人问我父母是什么人，我总是回答——下放干部。
二、在农村插队落户的日子里
上世纪70年代初期的大同市虽然破旧，但毕竟是城市，是雁北地委机关所在地，生活条件稍好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人是什么情况呢？
有个插队干部的子女回忆道：插队落户首先要过生活关。烧火做饭就是一大难题。不是烧不着就是烧灭了。还得靠当地农民帮着边烧边教。最不习惯的是上厕所，简陋肮脏。吃菜也很困难，许多插队干部家里不得不靠着村民帮忙种了村里分的小块地。
其次，要过劳动关。插队干部到农村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各种农活都得学会操作。刚到农村时，插队干部全家人变为农村户口，改吃农业粮。但是这一做法很快得到纠正，时间不长，插队干部和家属子女又恢复了市民户口，改吃市民粮，每月只需要到公社粮站买粮。
虽然插队干部初到农村遇到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干部插队有安家费，带工资，吃供应粮，组织上也有若干照顾政策，与当地农民比起来还是好多了。
有个插队落户的干部子女告诉我，当时他父亲每月拿130多元，母亲每月拿90多元，与农民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当时许多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到了年终去掉口粮钱，不但没钱分，还要倒贴。虽然那时流行的价值观是越穷越光荣，但是，农民骨子里是羡慕插队干部的，插队干部的经济状况农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时，农村物价比城市要低，菜是自己地里种的，摘下来就吃，集市上东西也便宜，插队干部的家里都有了积蓄。而农民家就不一样了，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分配周期是年分配制，家里要办什么事情，就显得捉襟见肘，农民们只好经常向插队干部借三五块钱，或者拿着鸡蛋和插队干部换钱。
在农村的日子里，插队下放干部和农民同甘共苦，他们读报纸，办夜校，开讲用会，搞宣传，组织农民屯垦拓荒，兴修水利，推广农业科技知识，开展科学实验，发展集体经济，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曾经造福一方。
中国电力科学院博士张东霞清楚地记得，她家离开省委大院插队到雁北地区平鲁县“下面高”大队后，她父亲张敏是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在冬天的土窑洞里，父亲的身边围坐着一圈身穿黑且油腻的羊皮袄的农民叔叔，一边抽着水烟一边听宣传队长宣讲林彪副统帅叛国、坠机死亡事件，这事让他们很是迷惑不解，令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副统帅要往国外跑，难道他也不能每天吃油炸糕吗？
朋友寒鸿给我讲过他父亲在平鲁县插队的故事。他的父亲寒声曾任省文化局副局长，剧作家，在平鲁县井坪镇下水头大队插队时，发现老乡们多年吃水困难，而山上的泉水却白白流掉了。他苦心钻研水利技术，亲自勘察设计，组织村民修水渠、架水管，帮助村里从山上5里外引来泉水，建起储水窖，让清澈的泉水通过水管流进全村每一户村民家里，有的村民在水窖旁贴出一幅对联，上面写着“幸福不忘共产党 吃水不忘寒老头”。寒声看到后赶紧劝阻：“可不敢，你们这是害我哩！”1971年，村里开始整党运动，大队支书让寒声负责，寒声说我不是党员，已经被开除。大队支书说：你是老革命了，我们这里不管你们那的事，我说你是你就是，帮我们把工作抓起来吧。整个整党过程中，都是由寒声组织学习动员，读报读文件，讲评写报告做总结。
群友李惠民的父亲到公社报到后，便被派到南院大队下乡，当他看到村里信息极不灵通时，便自己掏钱给大队装了部电话机，还给大队订了报纸。他每天给大家读报，讲解形势政策，常常是夜里讲得很晚。他还和其他干部一起下乡调研，写了很多关于山地农村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得到了五台县委的重视。李惠民的母亲则在大队协助妇联主任开展工作。
有个插队干部的子女给我讲了他家的故事。自从他家到村里落户后，生产队的干部会议就改在他家开了。队长说，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干部，政策水平当然比我们高。他的父亲母亲成了生产队的主心骨。生产队长大事小事都要找他父母商量，从来不说客气话，直呼他爸他妈为“老胡”、“老李”，因为生产队人人都是这样叫着。
生产队开会都是利用晚上时间，有一次队里开会研究向公社派劳力修水利工程的事，生产队劳力紧张，队长很发愁，而且公社搞一平二调，不给一分钱，全部由队里记工分，等于变相摊派到了每个社员的头上。他父亲耐心地做生产队干部的工作，向他们解释说：修水利工程是全公社的大事，一村一户根本搞不起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干成，现在公社没钱还要办大事，只能向各个生产队伸手了，但最后受益的还是全公社的农民。等公社有了钱再干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遇到旱灾怎么办？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很快就抽调了劳力参加了公社的水利工程。多年后，我的这位朋友回想起他当年旁听生产队干部会议，感慨地说：“不能完全否定集体经济的优势！”
插队干部到农村后，远离了过去的是非争斗和派性喧嚣，精神是愉快的，并与那里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许多人至今都会魂牵梦绕当年插队的地方，思念在自己人生最困难时，为自己遮风挡雨的第二故乡，感恩善待庇护自己的父老乡亲。这也是干部们返城后，多年来，在不同岗位上尽其所能回报曾经插队落户的地方的原因。
李惠民的父亲胃病犯时，房东拿出家里仅存的一点白面掺上豆面擀成细细的面条做成汤面给他吃，让他感动至极。我曾看到版画家董其中写的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话：“下放平鲁农村插队，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山西，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民，获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爱上了头包羊肚肚毛巾、脚穿牛鼻鼻布鞋的老农民，爱上了身穿光板板皮袄、脚穿解放鞋的壮小伙，爱上了额留马鬃鬃、身穿灯芯绒的淳朴姑娘，爱上了头扎小辫辫、身穿花袄袄的小女娃，还爱上了黄土高原的层层梯田，爱上了梯田里的一排排窑洞；爱上了灰毛驴儿和羊群，爱上了山里的红枣树和核桃树……山西成了我之最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插队干部中，有一些是被认为有“问题”的干部。有个插队干部子女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夜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听到爸爸妈妈悄声在谈论一件似乎很严重的事：有一个夜晚播放露天电影、当银幕上出现毛主席的形象时，有个瘦高个头的男孩走过放映机前，部分挡住了主席的身影，公安局在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而那个高个男孩身形很像大哥。我听到爸妈在绝望地说，如果真是我们的孩子，即使不是故意，也难保过关，我们只能把孩子交给人家，按规定办理。后来查证那个身影不是我大哥的。虽是虚惊一场，但它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
发小牛晓丽告诉我，她家到襄垣县插队落户后，她读初中，全班30多人中就有17名插队干部的子女，这些孩子把城市文明带入了农村，深深地影响了农村的同学。每逢假期，她们姐妹几人都要参加农业劳动，帮助一段时期吃农村口粮的母亲挣工分。农村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她们的一生。多少年过去了，她每年都要回去和农村的同学聚会，那里，已经成为她的第二个故乡。
三、在基层工作的日子里
有位插队干部子女告诉我：真正算起来，插队干部的劳动时间不太长，因为散珠一般撒落在全省各地农村的插队干部很快就被县里、公社抓差了，不是叫写材料，就是叫办班，先是借调，随后就正式调入县城机关了。对干部的重新启用，与我们今天说的落实政策并不相同，整个过程都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开什么大会，发什么文件。
下放各地区工作的干部大约有几千人，下放雁北地区机关的约几百人。和插队落户比较起来，直接下放基层工作的干部幸运一些。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下放使得他们又恢复了工作的机会。他们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无怨无悔地投入到了分配给自己的对口或不对口的工作中去。下放干部安排的一个特点是高职低配，如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当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省邮电局局长张首先当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兼神头电厂工程指挥部总指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胡晓琴当了朔县革委会副主任，省卫生厅厅长李学敏当了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
我父亲从省报到了雁北地委，负责筹备复刊《雁北报》。父亲想尽办法把散落在雁北各县插队的《山西日报》的一批老报人和其他新闻单位下放的老报人调到《雁北报》，一群省报出来的人为主，办张地区报，自然是水准不一样，难怪有人说，《雁北报》是省报的水平。仅仅五年，《雁北报》办成了全国新闻界闻名的一张报纸，读者公认“尖锐泼辣”是它的一大特色。《雁北报》摘要刊登副总理陈永贵的长篇讲话稿，被地委有些人说成是把陈副总理的讲话搞得支离破碎，扣上反大寨的帽子，父亲据理力争，最后地委书记承认批评错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由于“四人帮”的淫威，全国新闻界万家齐喑。是《雁北报》在全国率先发出记者王生明写的《永恒的怀念》的长篇通讯，记述了周总理1973年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大同云岗石窟的全过程以及雁北大同260万人民对总理的怀念，后来，此报道被全国新闻界称为“敢吼天下第一声”。
1972年后半年，国内、省内形势发生一些变化，个别头脑灵活的插队干部捷足先登，调回了省城的原单位。一些干部的心动了，有的人说，不为别的，只为争口气也要回去，一些人开始跑省城联系，更多的人是离开县城，调到了地直机关工作。
在雁北农村插队的一些干部陆续被调到雁北地区工作，地区机关的下放干部人数增多，家属子女也多了起来。这些干部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如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剧作家寒声编剧、导演的大型民族歌舞剧《晋水咽》，获得全国1980～1981年剧本创作优秀作品奖和山西省剧本创作一等奖，由雁北文工团排演后，获得很大的反响和好评。他为雁北北路梆子剧团写出的剧本《春风杨柳》，获得了全省调演五项奖。那时候，雁北地区各剧团、各剧种的新戏一个接着一个，雁北地委礼堂里经常是人头爆满。1973年底，我和一批下放干部的子女随着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离开大同，插队到了雁北地区的农村。许多知青是父母刚从农村抽上来没多久，自己又插队到了农村。
在平鲁插队的原《山西日报》副总编辑杨尚枫被调到地委政工组担任副组长，后担任地委宣传部长。他曾组织人写了一个剧本，名字叫《枫》，后排成话剧上演。1976年揭批“四人帮”时，说这个剧本里有批斗走资派的情节，杨尚枫是“四人帮”在雁北的代理人，地委大院贴满了揭批杨尚枫的大字报，杨尚枫被撤职隔离在宣传部机关审查，我父亲接替地委宣传部长一职。地委主要领导让我父亲揭发杨尚枫，但我父亲一个字没写，地委主要领导很不满意，决定整我父亲，是别人说“老康是大好人，你整了不得人心”，这才作罢。有个干部偷偷进入隔离杨尚枫的屋子看望，被人发现，地委就要进行追查。我父亲当场顶回，说：“多年相处的同志看了一眼，就成了政治问题，实在是小题大做，就是犯了错误，也应该做做思想工作，安慰安慰！”
地委副书记李惠春因为对继续“批邓”运动有一些看法，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关押一年多。直到中央过问山西的清查扩大化问题，才被释放。李惠春后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长治市委书记。
山西日报社插队下放其他地区的干部，许多人被抽调到了各地区报社，我曾听说过吕梁地区的一件事。山西日报社下放吕梁的编辑记者受命筹备《吕梁报》，计划是每周出版一期报纸，人员也是按照周报的编制配备的，报头请国家领导人题写。没想到国家领导人题回来的是《吕梁日报》。他们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周报改成日报，整日疲于奔命，狼狈不堪，据说后来才改成《吕梁报》。
在晋东南插队落户的著名作家马烽、孙谦、西戎以及曾任过省报副总编辑的省委干部牛项良被抽调到平顺县西沟大队写作组搞宣传，这也许是史上最牛的大队一级的写作组。
结尾的话：回归省城
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插队下放干部陆续返回省城原单位，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返回省城的人越来越多，多数人回了原单位，少数人去了另外的单位，他们的子女有的留在当地就业没有回来，有的被推荐上了大学，有的后来陆续调回了省城。留在各地市最终没离开的插队下放干部寥寥无几。一些领导干部官复原职，被人戏称为“复辟”。1978年，我父亲回到省报担任领导，我家也搬回报社的编委楼。我看着物是人非的《山西日报》大院，儿时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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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另类反抗
张又普
1966 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巨大的灾难，数以千万计的人遭到政治迫害，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老百姓。在血腥残暴的政治迫害之下，数百万人死于非命。遭到残暴的迫害时，被迫奋起反抗者，当然为数不少。如张志新的悲壮就义，傅雷的以死抗辱，马思聪的绝命出逃等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过，千千万万受迫害者是难以采用这些激烈的反抗方法的，他们的反抗大抵上或是争辩，或是沉默，或是“认罪”。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反抗，给他们带来的也往往是更多的罪名、更大的灾难、更惨的结局。这样的悲剧，在文革浩劫中实在是数不胜数。
那么，面对无法抗争的迫害时，有没有巧妙的抗争方法呢？本文就想給大家介绍一位，这就是我所敬重的杜伯伯。
杜运魁（1896～2001），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文革前是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资深教授。当年我母亲在西北大学外语系担任日本语教学工作时，是他的青年同事。杜运魁教授不仅聪明能干，学术水平极高，而且为人忠厚善良，在工作上对自己下面的青年人颇多关照和帮助，我们全家人都很尊敬和感谢杜运魁老教授。
我从小生长于西北大学家属院，杜运魁家与我家住对门，两家门到门的距离不超过五米。他的小女儿杜棠与我姐姐同岁，两人从小是玩伴，小时候两位小姐姐在一起过家家玩时，常常拿我当她们的布娃娃使用，使我感到受宠若惊，其乐融融，终生不忘。
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时，我13岁，是我有生以来有体会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西北大学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属于“重灾区”，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教人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年逾古稀的资深老教授杜运魁，当然首当其冲。我曾亲眼见到他头戴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顶着烈日，在校园里游街示众，而且被一位凶狠残暴的年轻造反派打得满脸是血。我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不由得死死地记住了那位打人凶手，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班学生、文革宣传队的头子。尽管这些凶手们文革后仍能心安理得、逍遥法外，但“举头三尺有神明”，恶行终会有恶报的。
在文革最疯狂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造反派们在一间教室里召开批斗会，批斗“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杜运魁。但见几位臂裹红袖章者站在台上，对着杜运魁狂呼乱叫，声嘶力竭，命令杜运魁“老实交代问题”，随之满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喧嚣，此起彼伏。
杜运魁老先生则是一副茫然的、不知所措的面孔，慢条斯理地说，自己年老体衰耳背，没听清是什么问题，请发问者大声再说一次。然而再大喊数次之后，杜运魁似乎仍然听得似是而非，懵懵懂懂，乃至屡屡所答非所问，引起满场哄笑。
无奈之下，批斗者只好把问题写在黑板上。但见杜老先生步履蹒跚地走近黑板，颤颤巍巍地带上自己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认真阅读，一顿一挫地缓声回答。然后，批斗者们相互交头接耳一阵，再逐次把后面的问题一条接一条地写到黑板上。
如此一来，书面问答使得批斗会的气氛逐渐走了样，变得冗长疲沓，沉闷枯燥，台下的造反派们被磨得不耐烦了，大感索然无味之后，逐渐锋芒削弱，左右聊天者有之、出门溜达者有之……批斗大会最后终于开得大煞风景，草草收场。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时，忍不住捧腹大笑，对我父亲说：“杜伯伯可真厉害，弄得批斗会上的造反派一个个急得团团转呀！不过，他的耳朵真的这么糟糕吗？我常常在家门口见到他并打招呼，没有感觉到他有什么耳背呀？”
当时我父亲也和杜伯伯一样，是“牛鬼蛇神”、批斗游街的对象，整天眉头紧锁、沉默寡言，怎能也像我一样“捧腹大笑”？但他仍然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杜运魁这个人真是绝顶聪明！他年迈体衰，有些耳背是真的，但远没有那么严重。他这是故作聋哑，是在用疲沓战术作无声的反抗，意在耗尽对方锐气”。
后来我想，在批斗会的险恶场合下，可能也只有这种反抗方法最智慧、最有效了。杜运魁老教授的这种反抗，合情、合理、合法，真是一种充满了睿智的反抗艺术！
杜运魁老教授硬是熬过了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他又恢复了教授的职务，受迫害期间被扣发的工资，都被如数偿还，并且健康长寿地活到了105岁，成为西北大学著名的老寿星之一。杜伯伯可以含笑九泉了。
2019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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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回看上山下乡运动
米鹤都
《昨天》编者按：本篇是作者在2022年7月“共识国际平台”的讲座，现略作修订后提供本刊发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如果算上各式各样的回乡知识青年，全国有大约两千万人被卷入了这场运动。若按家庭计，估计约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镇家庭受到波及。正是这种广泛性，造成了以牺牲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特大社会悲剧。
今天回看这场运动，应当是早已尘埃落定，可以盖棺论定了。但是由于它是在文革时期出现的，临界于一种半禁区的状态，缺乏广泛和有深度的讨论，因此在学术上很多问题并不清晰。今天，我想就这场运动的缘起和性质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主要是捋一下思路，时间够的话再谈谈对这场运动的内涵和影响以及有关“青春无悔”争议的一些认识，请听众和研究者们指正。
第一、“上山下乡”的历史溯源
“上山下乡”最早见于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这是我查到的文献资料中首次提到类似上山下乡这个词。
实际上的上山下乡，还早于此。起初，它源于为解决学校无法容纳过多的高小和初中毕业生的困难，目的是让这些失业人口到农村去解决吃饭问题。当时是合作化运动兴起之时，毛泽东兴奋地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至1957年秋，据称有200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但是其中城镇人口不到百分之一。
1960年到1965年，可以说是上山下乡的序曲。根据当时经济调整、压缩城市人口的需要，也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政治形势，各大城市都有一大批初、高中毕业生到农村当农民。全国大约有数十万知识青年由城市前往农村，这当中，有大量所谓“出身不好”，既不让继续升学，城市也不予分配工作的青年。当时的报刊，也不断出现对上山下乡的宣传。如周恩来到新疆视察工作，还专门抽空接见了一些来自上海等地的知识青年代表，以示重视。
以上可以说是上山下乡在中国的溯源。但是真正被称之为“运动”，或者说我们这里要讨论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从1967年下半年开始的。强调一下，1967年之前，我称它是上山下乡；1967年之后的上山下乡，我加上了“运动”两字，以示这两个阶段的区别。
第二、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
起初，上山下乡运动显然和毕业生的正常分配相关联的。至今仍被称为“老三届”的1966、67、68届中学毕业生，特别是66届学生，大致从1967年初开始零零星星被分配到郊区的一些工厂、学校、煤矿等工作。但是，尽管1967年的国民经济尚未濒临崩溃，却已捉襟见肘，陷入停滞状态。文革对工业生产的大规模破坏，使社会无法容纳堆积在一起毕业的老三届们；服务业的萧条更甚，红卫兵的破四旧更是作茧自缚，急剧加速了服务业的萎缩。
全国如此众多的“红卫兵小将”怎么安排？除把极少量急需的劳动力收纳外，其大多数只能让他们自谋生路了。但是，如何妥善而又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已经放在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主持文革日常工作的这些领导人的台面上。
另一方面，时势也在造就“英雄”，有社会的需要就有为这场运动造势的人物应时而现。当时，一些较为激进的红卫兵们，对愈演愈烈的派性争斗不满，对“斗、批、改”停滞不前不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到了这一关头，知识分子如果不能与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于是，从1966年底大串联的后期，便陆续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们自发到边远的农村或农场去长期劳动。
以北京为例，有两批这样的先行者。
第一批人创建的是红卫兵农场。
数十名以董良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子）、陈小鲁（中共元帅陈毅之子）为首的一批初期红卫兵，在“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失势后，开始酝酿去上山下乡。这和其他派别红卫兵兴起、“西纠”失势密切相关，也和一些初期红卫兵希望重振雄风，要和新起的红卫兵派别比比谁更革命，期冀充当另一种革命先锋有关，也和董良翮的父亲董必武等希望子女做农民、远离政治的教育有关。这些人在大串联中酝酿创建红卫兵农场，农垦戍边，选址在广东，毗邻香港，意在与资本主义对着干。他们的想法得到陶铸的支持，介绍他们找广东农垦局。他们于12月中旬出发，抵达广东不久，由于领头人董良翮被电话召回北京并被捕，此事作罢，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人去了工厂，实际也是探索另一条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第二批是1967年10月，以曲折为首的10名学生，注销了北京户口前往内蒙插队，显示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决心。
曲折是北京25中的学生，也是中学红代会的二级负责人之一，受文革前下乡知青典型邢燕子等的影响很深。还在文革前，曲折就一门心思想要下乡，要去当邢燕子。李冬民讲了个故事，挺有意思，说曲折家里不同意他下乡，曲折就给家长念毛主席语录“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是个裁缝，也用毛主席语录“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反驳他：所以你要上大学，好好学习。
曲折等十人，临行在天安门前宣誓，数千人送行，影响很大。首都的红卫兵再次领风气之先成为开路先锋。顺便说一下，这并不是北京中学红代会的主张。其核心组的主要负责人李冬民、刘龙江等对上山下乡甚至颇有微词，核心组的成员也很少有上山下乡的。
显而易见，没有上层的倡导和官方的支持，这种少数青年的自发行动，充其量和六十年代上半期的插队落户一样，可能不乏一时的轰轰烈烈，却不会形成什么长时期的社会运动。然而这些学生对革命理想的激进追求，正好与城镇无法安置大批学生就业的功利需要相吻合。正为如何解决老三届毕业生安置问题发愁的北京市和国务院的领导，也找到了“抓手”，他们立即表态支持红卫兵的这种自发举动，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就此开始。
至1967年秋冬，正式的、以官方为主导的、以毕业分配为形式的、全国性的上山下乡就开始了。
我觉得，这一阶段的上山下乡才是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序幕。它成为了可行的解决失业危机的模式，客观上也是一种将城市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危机转嫁给农村集体所有制，或者说是把国家财政困难转嫁给民间的缓泄剂（兵团的知青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部分特例，这里不做区别论述）。不可忽视的是，它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文革中已非常脆弱的国民经济。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失业”。所以官方为解决就业难题而推出的上山下乡，仍然是以崇高的政治目的来开宗明义的。这一时期的口号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但是，序幕并不是正戏，它缺乏正戏所需要的主角、主题和高潮。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这场运动的正戏真正到来。
第三、什么是上山下乡运动
对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有不少人把它视为是以经济为主导的运动，是解决失业的“不得不”的经济行为。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还有人把它称作是一种国策。如此等等。
美国学者托马斯的专著《上山下乡》前言中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的主编、原国务院知青办的顾鸿章也说：“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
外国人的研究就不提了，经常会有些脱离中国ABC的议论。但是我感觉《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这本书编得也不太好，它的立论是把上山下乡25年连为一体来叙述的，并认为上山下乡是从50年代开始的一个国策，一直延续到文革后结束。
我觉得，文革前和文革中的上山下乡应当要区别开来，这是性质根本有别的两个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构成上山下乡运动的要件有这么几个：
⒈ 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框架内发生的、是与文革主流互动的组成部分。
⒉ 具有为期十年、全国性的、涉及近两千万人的深度和广度。
⒊ 以接受再教育为主旨，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容之一。
⒋ 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唯一出路。
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不具有这样鲜明的政治内容。另外，上山下乡运动本身也存在序幕和正戏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特点分别是：
在其出现和成势阶段，总体看来似乎是以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其特点表现在：规模不大，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城市；几乎所有上山下乡者是主动报名参加的；他们的政治定位还是与工农近乎平等的“相结合”。安家落户曾经被官方定义为三五年。
在毛泽东有关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后，运动性质产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表现在：全国迅速出现全民动员上山下乡的高潮；原本并没有想要上山下乡的多数人成为了主力军；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无奈走上这条路；他们的政治定位是去接受再教育。其后，“扎根一辈子”更逐渐形成这场运动的主旋律。
如何定义这场运动，我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在全球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趋势中的逆向“探索”，是以一代人青春为代价的，旨在消灭城乡差别、培养革命接班人和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综合性的社会实验。
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当年政治经济形势的产物，即使它在当时的中国具有必然性，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国策，而是一场政治运动。之所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政治运动，或者主要是以政治为导向的运动，建立在这样几个依据之上：
首先，根据我当年查阅的一个统计资料，文革十年间，在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同时及其后，大约又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除了一两百万所谓“三支两军”人员外，也包括部分被当地招工的知青，这个数字大约是600万左右，但无论如何还是有几百万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镇。这个数据是我在1989年撰写《红卫兵这一代》一书时查阅的资料，可惜后来卡片不幸丢失，已无法找出它的出处。好在后来法国学者潘鸣啸（Michel Bonnin）2004年写的《失落的一代》也用了类似的统计资料。他说：“80年代我就看到一些资料，很明显地证明在下放知青的时候，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农民被城市雇佣。”
1700万知青的下乡和1300万农村劳动力的进城，两者的高峰值虽不同，不过它还是清楚地表明，文革中后期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然而，城市的青年依旧整批整批地上山下乡，需求劳动力的企业再从农村小批小批地招工；城市的应届毕业生们到农村去，然后再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这种耗资巨大的城乡间的劳动力逆向对流，这种培养人材的间断性和角色互换性，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解释，恐怕难以自圆其说。
其次，在文革后期，上上下下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运动，然而却由于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的存在，没有人敢于冒修正毛泽东思想之天下大不韪去改变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于是乎，全国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这一指示之下竟然持续长达十年之久。这也是它作为政治运动的表现。
再次，其结束的方式，也是以大批知青的病退、困退、转插、招工、参军、招干等庞杂、无序、五花八门的途径手段，后期，更出现了云南数万知青要求返城的泣血陈情。总之，这些都不是能拿到台面的正式方式，而是由知青们用行动“宣告”了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的结束。
下面，再从运动的发动者的角度考察一下这场运动的属性。
第四、为何会发动上山下乡运动
前面说了，文革中上山下乡兴起的初衷，是出于解决老三届的失业问题，但是其后性质发生了转化。在当年毛泽东一言九鼎之下，要全面客观地考察这场运动，不能不从毛泽东个人思想体系中寻求答案。这点也是我们判定这场运动性质的重要依据。
⒈ 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基本的、也是一贯的政治认识密不可分。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他始终把二者视为源与流、体与用、皮与毛的关系。1938年4月，毛泽东在给抗大四期毕业同学的题词中写到：“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建国后，他又提出著名的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毛说。他认为：“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请注意，这在概念上实际已经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者之外了。
毛泽东一贯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从两个途径入手的：一是加强政治学习，一是要求他们到工农之中去。在这代城市青年还没有成为“臭老九”之前，把他们从旧知识分子脱离体力劳动的“覆辙”上拉到正轨上来，很有必要。人，只有取得体力劳动者资格之后才能够奢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更应如此。
⒉ 与上述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相关联，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知识”也进行了定位。他告诉人们：“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实践出真知，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基本思想，他不仅一直身体力行，甚至将这一真理向前推进了小半步。他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说：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
通过种种事实的罗列，毛泽东的结论是：卑贱者最聪明。因此，文革中，继军宣队进驻学校加强对红卫兵们的纪律管束之后，工宣队和贫宣队又被派进学校执掌大权。一方面它表明了毛泽东以体力劳动者占领“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夙愿，一方面体现了以生产劳动的实践者直接向学生们传授知识的尝试。这种尝试显然是不彻底的，如同他将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那样，他也要将这些知青们送到工农之中，使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增长“真正的”知识。
⒊ 与此相关的是毛泽东对于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他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现在正在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死钻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许与毛泽东没有进入大学，而完全依靠其过人的聪明才智通过实践磨炼自学成才的经历有关，他对通过科班学习和增长知识才干的途径始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学院式的教育几乎就是误人子弟。他对教育领域的不满更在于，认为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⒋ 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浪漫理想主义的一次重要探索。消灭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一直是毛泽东多年孜孜以求的目标。就其心目中的理想蓝图，它至少曾被描绘过三次。第一次是他早年接受新村主义时拟就的一份建设新村的计划书，第二次是在大跃进时对人民公社的赞赏和论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五七指示”。这三次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尽管分处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毛泽东本人不同的思想阶段，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中都可以领会到其理想社会的模式。在他看来，这种理想社会的结构应当是：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结合，农林牧副渔全有，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在这种社会中，不再存在工农间的差别，城乡间的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间的差别。实际上，这样的理想社会是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的均平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公社理想的混合物。其不仅限制和抹煞社会个性的发展，而且显现了旧日帝王 “牧民”的思维定式，因为角色定位是由社会的管理者实际也就是放牧者来决定的。这已然与二十世纪的世界发展趋势相背离，甚至和共产党人的巴黎公社原则相背离。所以在现实上，这样的理想社会也就根本难于实现。而毛泽东却以神人的魅力，诗人的浪漫和革命家的魄力，在一穷二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上，用如椽巨笔挥就了这首名为“理想”的“长诗”（尝试）。两千万知青的上山下乡即为这首长诗的重要一章，也是一些学者们口中的伟大社会实验。
这一理想的纯洁性也许无可厚非，其现实性也暂且不谈，就手段而言也是缘木求鱼。为达到理想境界，不是从发展经济入手，而力图依靠行政手段调整社会结构，通过各种社会角色的功能互换和阶级斗争而一蹴而就。如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就很有代表性。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接受再教育，应当说就是出于角色交换、消灭三大差别的创举。
不过，人们依然可以提出疑问，即使要求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即使要求青年人只能从生产实践中学习知识，为什么不让他们与真正的产业工人——即共产党人的阶级基础相结合受教育，而一定要上山下乡呢？除前述的经济原因的决定性作用外，还与下列几个因素有关：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小农国度的国情；二是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特殊的密切关系；三是中国革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四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情结。因而，他对上山下乡不仅全力支持，还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概念。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时期“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本身就是要受无产阶级思想灌输和教育的对象，怎么能教育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对鼓吹上山下乡是培养接班人必由之路的歪理，是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
⒌ 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也是收拾文革乱局的需要。随着文化大革命正戏的出台和运动推向深层政治，恰恰是“革命小将”们一直被灌输的可悲的使命感，使他们不识时务地向文革的阻力转化。首先是初期红卫兵中的一些人，出现了所谓的“保爹保妈派”，干扰了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流；接着又是自以为是的“革命小将”们从窝里斗到分裂成为两大派造反组织，于是乎又是兵戎相见，天下大乱，国家的神经中枢几乎到了失控的地步。这显然也出乎其发动者的意料。1968年夏，毛泽东破例接见了所谓的“五大学生领袖”，并狠狠批评了他们。他说：黑手就是我，就是我派工宣队去压制你们的，谁要是再顽抗，我就派部队围歼。这种严厉的措辞，表明他收拾乱局的决心。
从毛泽东开始感到局势有些失控的时候，他先后实施军训，要求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再派工宣队等等，实际效果上，都未能根本解决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在接见“五大学生领袖”后不久，老五届大学生很快被分配离开了校园。他接着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把已对文革主流产生离心力并在多方面起着消极作用的中学生们逐出城市。让这些造反成瘾的小将们分散到广袤的农村去自生自灭，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客观功能。
⒍ “接受再教育”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深刻表现了毛泽东对共和国第三代人的失望。 在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放弃了由他那一代人赶英超美、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然而，毛泽东对青年人的看法并不像人们最耳熟能详的那句语录中所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对第三代人充满寄托和期望。实际上他的心情颇为矛盾，对第三代人能否保持“江山万代红”而疑虑重重。当年，斯诺曾就中国青年一代未来的发展方向询问过毛泽东。据斯诺的描述，当时毛泽东猛地吸了一口烟，过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也不知道。”他甚至设想青年人可能会跟着他的敌人走。
文革中，他对这代青年看法的不确定性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比如，他之前曾明确表达过对高干子弟的反感，认为干部子弟是一场灾难。但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自发的、以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作为利器，打开了文革初难以发动群众的僵局，将个人崇拜借红卫兵之手推向高潮。不过他很快就抛弃了初期的老红卫兵，转而启用平民子弟的造反派，但是结果还是差强人意。
伴随着“革命小将”不断地“犯错误”，他对共和国培养的第三代人感到深深的失望。他把这归咎于文革前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恶果，而真正要完成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显然有必要对他们及其后来者们进行“再教育”。或许可以说，毛泽东对第三代人的失望之情，直接导致了“接受再教育”理论的出笼。
⒎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与此时中苏交恶，边境摩擦频仍的外部环境也有关系。伴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新指示的出台，紧接着便是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以及10月里林彪的“一号命令”。全国立即陷入了一场空前紧张的战备气氛中。除了全民性的深挖洞、广积粮以外，大量城镇人口被动员迁往农村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则是这一时期的标准口号。加上之前已经开始的机关精简机构，干部走五七道路。这些既有战备的需要，又有毛泽东反苏和战争的考量。这样的外部环境，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助力。
在这些明确的政治观念和思想导向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不言自明。虽说上山下乡运动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但是若把它仅仅理解成是为了解决城市失业危机的应急之举，还是显得有所偏颇。客观上，上山下乡运动实际有着一石三鸟的功效：一是整治了红卫兵们在文革中无法无天的乱象；二是减轻了经济压力和变相消除了失业；三是毛泽东寄希望于一场“反修防修”的社会实验，来确保他的革命路线千秋万代。但在领袖的眼里，经济问题始终是在第二位的。某种意义上，文化大革命突出显现了毛泽东社会理想中浓厚的浪漫色彩，他在夺取失控的权力、重新确立“正确路线”之余，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探索社会结构的“合理化”。
综上，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十年，政治动机应当是第一位的。我始终认为，上山下乡是一场特定的政治运动，只存续于文革中的那一阶段。如果今天再发起一个屯垦戍边，或者号召大学生下乡支农或谋生，让城市中一些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去农村体验体验生活，依然还可以叫上山下乡，但是其内涵将完全不同。
第五、谈一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
随着时间的流逝，今天，“上山下乡”渐渐成为尘封于史册的名词。但是，作为曾被反复熔来炼去的当年那代知青，无一不留下深深的历史烙印。由于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机遇，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处境，导致他们今天回看上山下乡，观点和视角各异，但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受，那就是刻骨铭心的青春的祭献。
一、难以评估的评估
知识青年的返城风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相互交织的，可以说前者敲响了后者的丧钟，或者说后者又加速了前者的进程。这场运动给社会和历史留下了无法统计，也难以估量的后果。
在经济上——
一方面，它给老百姓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每个产生过知青的家庭都曾背上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在大规模病退、困退的过程中，有的甚至是明码明价的赎买。同时在国家层面，则为每个知青付出路费、一年的伙食费、工具炊具费和建房费等许多无法收回的投资，这笔钱据说超了100亿。在当今各种不同观点的评价中，几乎无人支持上山下乡运动取得了什么经济上的效益。
另一方面，它的确缓解了那一时期的就业压力，至少将这一大批人的生计问题由全民所有制的财政支出中转到了集体所有制的名下，使已陷入窘境的经济机器还能够维持。同时，这批人在建设农村中毕竟以血汗创造了财富，尤其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各种农业机械的使用、技术的更新开发，均得益于上山下乡运动。
在政治上——
一方面，它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下，使相当一些知青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损害，另外，不少人则在放任中虚度年华以致染上恶习，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另一方面，它以独特的逆境方式使这批人经受了实践的磨砺，加快了他们的社会化进程。这主要表现在多数知青面对农村的真实和贫穷，经历了理想主义和个人迷信的破灭，少数知青则在思想管控相对宽松的农村，开始探讨未来的改革之道。这批人可以说是文革中最早觉悟、对文革反思最深的一个群体，成为尔后改革开放的促进者。
在文化上——
一方面，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就是对文化的反动。它以片面强调实践知识的形式，否定了书本知识和抽象知识的意义。在摧残文化的前提下使这批人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成为“被耽误的一代”。它表现在文化上、科技上以及人材上严重的断层，造成了整个社会传续的十年断层。断层的涵义在于，十年青春，在一般情况下是人们提高文化水平、熟悉专业技术、工作小有成就的十年，而这代人却将这宝贵的时间消耗在重复简单的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上。在一个平均文化水平极低的国度，这是严重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对于这代人来说，则是青春和生命的耽误，丧失了日后在社会中竞争的能力。
另一方面，它又促进了城乡之间大规模的、广泛的文化交流，为广大农村举办了一次长时间的城市文明的展览会，包括众多的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等，提高了农村的文化和医疗水平，并刺激了农村青年们对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的向往。又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次准备。
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自身成长过程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一是在“扎根一辈子”的口号下，城市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这是一种在心灵上斩断与城市文明联系的煎熬。
二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他们从被社会热捧的“小太阳”沦落到被改造的境地，在社会中已经被列入了另册。
三是在改天换地的艰苦劳动中，需要付出的不只是汗水，知青们几乎都经历了脱几层皮的磨炼。
四是在贫穷如洗的生活条件下，他们也不得不以野菜果腹、糠麸充饥，“三月肉不尝”也是这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五是一些知青、特别是女知青在山高皇帝远的地区遭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摧残。
六是一些知青的先进人物在高歌扎根农村一辈子，而沉默的大多数在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途径回城。
这些内容所构成的画面，就是我们称之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内涵。
这场运动也给这代人留下众多的副产品。
一是共同的处境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这代人的派性和鸿沟；
二是生活的磨难使他们具有吃苦耐劳和求实的精神；
三是逆境的砥砺逼迫他们去继续追求和思考，成为最早反思文革的一代人；
四是在共和国出现动荡时，他们依然以匹夫有责的心态，勇敢地站在了“四五运动”的一线，为结束文革做出了历史贡献。
总起来看，这代人失去的主要是和物质有关的，获得的几乎全部体现在精神上。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似乎有点滑稽。
二、关于“青春无悔”的争论
“青春无悔”的提出，源于成都的知青搞的一次“青春无悔”的展览及出版的图书。其发起者之一的王晓梅说：“青春无悔的含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从大的方面来说，我是绝对不赞成上山下乡运动，像这样一场运动是对民族和国家的毁灭。而对我们自己来说呢，因为我们在这种环境中间，没有办法的时候，被迫走的一条路中间，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生活情况下，在艰难困苦之中，都能得到一种生活的体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了。”这一理解和立意应该说是对的，但是使用“青春无悔”一词为题，却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或者说词不达意，从而引发了知青们、以至下一代参与的大规模争论。
我前些年参加过几次关于红卫兵、老三届和知识青年问题的座谈会或讨论会，其中有三次是在国内，有两次是在海外。涉及到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和如何评价自身的这段经历上。每次会上，不同的与会者们无形中都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无一例外。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大致把它们归类概括为认为“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命题。
2011年出版了我写的《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之后，我把书中关于论述“青春无悔”的一节放在凤凰网上，反应非常强烈，两种观点极为对立。从网站点击的支持看，支持“青春无悔”的人，多于否定“青春无悔”的人。很短的时间里，网上参与评论的有一万多人。不可否认，庞杂的内容反映了这代人思想的混乱。
当然，参加评论的不一定都是知青。其中有一部分是70后、80后或者是90后凑热闹。还有就是我们社会二元机构的不平等，使得原来的农民子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不平等，他们评论说，我们就祖辈在农村待着，你们这些知青为什么不能在农村待下去？这一点实际我们当年在农村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在《心路》中我也提到了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平等。它反映出共和国初始设计的基本制度上的缺陷，我们至今还无力去完全改变它，不过这应当是我们这些知青应当去关注和促进解决的社会问题。
综上讨论的问题，虽然大家都使用了无悔这个词。但对无悔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那么，无悔的涵义是什么？
有人说，上山下乡曾给知识青年造成了伤害，也带来了收获，有失有得，因此两相抵消，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所以叫无悔；
有人认为，过去上山下乡可能带给我们个人一些伤痛，但时至今日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心理上的伤痕，因为无伤可疗，也就没有悔恨了。
有人认为，“我并不认为自己不行，并不觉得我们那一代人就生不逢时，因为，人无法选择生活本身，但可以选择生活态度。我的青春诚然是在内蒙古的沙漠里度过的，但我年轻的心没有哪一天不是认真的、诚实的，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生命。”
有人从理想追求的精神境界或历史使命的角度来谈无悔。一位作家这样说：“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代知青下乡去追求人生价值，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值得肯定的。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理想，不管他这个理想你后人看起来怎么样评价，但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是值得肯定的，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
有人从人生经历的丰富多彩并转化为财富的角度来谈无悔。譬如一位画家回答“客观不幸，主观无悔”时谈道：“主观是否无悔不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我可以谈一谈怎么判断你提出的那个‘客观’。现在一些回忆录总是在说‘被耽误的一代’和‘夭折的一代’，我很不赞成。从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中国当代史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很多，在人类历史上都算是大风大浪，是罕见的、荒诞的了，可能以后再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从人生体验这个角度，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大大的财富……”
有人甚至从自己脱离了“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认识问题：“‘文革’也好，上山下乡也好，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种千载难逢的锻炼。如果要没有这种机会，可能我们就是很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说做大事，连见大事也见不到。这种对政治眼光的开拓和对中国国情的切身体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都是千载难逢的，实在是很幸运，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
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上山下乡运动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予以否定。这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当然，在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并不否定这场运动的一些伴随物，它们对红卫兵这代人的成长具有一些正面的影响。但它只是一种坏事变好事，毕竟是从属的，而坏事变好事本身就首先明确了其性质是坏事。因此，我们对在上山下乡中那样地虚度青春当然是悔恨的。
一位学者指出：当年对于个体而言的“下乡”意义也正是整个上山下乡原初所宣传的意义——战天斗地、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接班人等。当整个上山下乡的意义被否定后，知青也不再从这个角度观照自己行动的意义了。……这样看来，悖论似乎不复存在：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被否定，而知青却执着于“青春无悔”，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仅仅存在于表面。知青的“无悔”已经是另外一种意涵。今天知青的述说，很明显是简单化的甚至于已忽略掉当年的意义，而去把持另外一套意义系统。事实上，这种行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也是一种否定。
严格地说，这位学者的定义是正确的。“青春无悔”本来是针对上山下乡而言的，但是多数人则转换为对自己青春经历的归纳和评述。这在逻辑上是一种偷换概念。
有悔的涵义又是什么呢？认识也不尽相同。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对文化的反动，是对知识的反动，是对一代人青春的扼杀，它本身就是一场罪恶；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至今还有着大量的后遗症，许多人受到在正常人生过程中不应有的伤害，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反思就是对历史的悔悟。
有人从这代人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的角度来谈有悔。一位教授这样说：“有悔无悔要以是否有益于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衡量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当别人突飞猛进地发展生产力，进入爆炸的知识领域，我们却在接受知识无用的再教育，去学习自秦汉以来几乎未加改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且这不是体验生活，而是被要求扎根的十年呀！说得尖锐一点，这是反生产力方向的。即使在精神方面，除了极少数既得利益者，整个一代人在上山下乡过程中是受到摧残的。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心理健康标准，这代人的多数在当年多少都会有些心理问题。如果还有人对这两方面的负面作用视而不见，仅仅对在摧残下获取的悟性、砥砺的性格而不悔，我就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有人从这代人的整体和个体关系、体认历史的角度来谈有悔与无悔：“从整体看，这代人的青春应当有悔。在这场逆境中站起来的成才者毕竟是少数，而虚度年华的、因辍学导致今天丧失竞争能力的、遭到淘汰的是多数。而从体认历史必然的角度，这是已然发生而无可挽回的事情，它产生了经过熬炼的一代青年，又是无悔的。他们的经历都是难得的终身受用的财富。”
再一种意见是，所谓悔与不悔，都是相对于自己的主观而言的。上山下乡对这代人大多数来说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也就没有悔与不悔的问题了。不过，这只是从个人的主观选择上看，而作为一代人十年之久的社会活动，毕竟还有一个反思与否的问题。
三、知青情结
关于“青春无悔”的内涵。不同的人说青春无悔，具有不同的涵义，这和每个人不同的青春回忆有关。在整个政治运动当中，自己的挫折也好，或者是认为奋斗的成绩也好，人们会加以不同的理解。
我觉得“青春无悔”实质是一种知青情结，这里面包含些什么呢？
一是自恋情结，包括知青这代人对自己青春人生的认识和留恋。我们可能都有这个感受，这代人很喜欢唱红歌，随口一哼出来的可能首先就是红歌。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都赞同红歌里面的政治内涵，而却是一种青春的印记。上山下乡当中的理想主义，青春的激情，都已作为人生的印记留在了血液里。这属于一种自恋情结。
二是乡土情结，包括你的青春是在哪里度过的，那么你的青春就在哪里，你的记忆就在哪里。就一般人而言，我们的青春在那里度过，对那块土地和人们就会有一定的感情。
三是知青情结里面还有一种苦难情结，所谓苦难与辉煌，还有人称之为苦难与风流。能想出“风流”这个词确实有点意思。其实，那时能不能走出农村，是人生命运的拼搏，估计多数人顾不上什么风流不风流。
当然还有第四种情结，他们的那种青春无悔是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肯定和眷恋。
这场争论的本质，除个别人外，双方并不在于一方对上山下乡充分肯定，另一方完全否定。而在于双方看问题的角度的差异。
对于上山下乡的得与失，如果分为政治运动和实践锻炼两个层次来看待，可能会更贴近历史和人们的感受。
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是必须要否定的，可以说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它的性质是反动的，是在全球人类向国际化、工业化、都市化迅速发展中的一场反历史进化方向的社会大迁徙。它的目的是错误的——
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反修防修”，
是以城乡人口对流来消灭城乡差别，
是以现代生产关系中处于落后地位的小农经济的主体，来教育知识青年成为以大生产为标志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是以行政命令下的迁徙而不是以发展经济来消灭失业……
这些目的性没有一条值得肯定。
它的客观效果是灾难性的，使国家承受了一定的损失，更使广大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人为造成了不必要的骨肉分离，耗损掉整整一代城市青年的青春。
如果说它还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话也是少得可怜的，如我们在社会发展史中所看到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社会的传承进步，是必然要走一些弯路的。上山下乡这段弯路的最大社会功效，就是这代人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活化石。这种化石效应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仅在于它宣示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此路不通”，从而杜绝了人类社会实验中的这条“理想之路”，足以警示后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对这一层面的认识上，应当说是罕有“青春无悔”的情结。但是今天的网上依然还有一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恋者，除了令人无语之外，只能希望他们身体力行以实践作为试金石，将这条他们以为的“康庄大道”走到底。
而作为这代人的上山下乡实践活动，它使知青们在一种特殊的变异状态下，或者说在人生逆境中走向了成熟，并塑造了这代青年一些特殊的品格。就是单单从其正面效应看，它也并不足以改变这场运动破坏性的本质。道理在于，不能因为吃苦可以锻炼人们的坚毅性格，就去吃没有什么社会效益的苦，更不要说还强行要整整一代人去吃苦。
部分人的无悔情结是建立在对自己逝去青春的留恋上。他们对曾使自己激动不已的那种革命理想至上的社会氛围，对当年那种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历史使命感，对所经历的种种苦难和磨炼，对自己曾做出的自我牺牲，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斩断的留恋。总之，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感动的自恋情结。有人形象地比喻：“我们的上一代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扛过枪；我们这一代也可以拍胸脯自豪地说，老子下过乡。”这样的比拟实在不敢恭维，如果说扛枪的一代自豪，是因为他们在抗击法西斯和争取独立解放的战争中，于历史、于社会、于民族有功。而下乡的一代给社会带来了些什么呢？诚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没有哪一代人愿意去否定自己的青春。但是，我们的青春是与一个怪诞的时代相伴，成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政治运动的试验品。这样的青春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才能走出来。
多数人的无悔情结则建立在对自己曾经生活和成长的第二故乡的留恋上。他们对那段与父老乡亲朝夕相处的淳朴情感，对曾经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土地，对自己在那段经历中养成的一些受用终身的良好品格，以及由虚妄的责任感被扬弃而转化出的、对那块土地和父老乡亲的承诺，所表现出的深切留恋。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乡土情结。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什么走资派子女、右派子女到了农村以后，真正到了生产队，天高皇帝远，老乡是不大在意这些东西的，他们看重的是你的劳动、你的人品。这个时候发生的政治环境上的转化，对这样一批人等于逃离了政治上的压迫。总之，这是人们心灵深处善良本性的表露和理想主义在这代人血脉中的升华。即使在海外，还经常见到一些老插们在谈到父老乡亲的苦难时而热泪盈眶的场景。而许多老插们今天带着子女回到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有些人还为当地捐献投资帮助发展教育和经济，都是这种知青情结的使然。这是一种正常和有价值的人生情感，而由于第三代人的特殊发展条件，这种情结成为他们主要的代意识之一。
我觉得，众多知青的“青春无悔”，其实就是自恋和乡土两种情结交织相伴。这两种情结中，前者是不健康的，后者是健康的。
如果一个人的“青春无悔”是建立在历史无法改变而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之上，无可厚非。但是作为更多的“青春无悔”者，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可能往往二者是融合在一起、难以区分的。这样的“青春无悔”还不能称为“自为”，严格意义上，这代人的知青情结中，其自恋情结所占的成分越多，说明其反思的程度越浅。而且，很多人的这段自恋情结还是与其红卫兵的经历紧密联系的，是对当年那种理想主义的感动和眷恋不舍。这是一种更不健康的自恋情结。这意味着如果不能对当年理想主义的那个内核进行扬弃，不能对那个时代的自我进行痛苦的否定之否定，也就无法重建适应于今日社会的新的自我。受文革浩劫之害最深的第三代，如果自己还没活明白，何谈国家和民族的反思。
另外，如果把吃苦作为骄傲的资本，而不是以社会效果衡量功过，就会产生不健康的情绪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标准。“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一定有价值”，王小波的这两句话是正确的衡量标准，否则不仅不能作为拍胸脯的本钱，反而是负面的作用了。道理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种种不同评价，特别在有悔和无悔认识上的分歧，不仅反映了人们认知水平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它取决于人们在今天社会中所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上的差异。
可以说，上山下乡对这代人的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影响。
例如以行业论，今天从事于自然科学工作的老插们，几乎没有人不扼腕叹息那段光阴耽误了自己出成果的机会，相对于下一代人，他们在知识积累和专业经验方面几乎不存在什么优势，而知识结构、年龄、精力等等使他们已经失去了夺取诺贝尔桂冠的时间。但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作或走上仕途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却使他们获益匪浅，为他们今天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对国情的洞悉和丰富的阅历就成为他们相对于下一代的优势。恰逢中国正处于一个向现代化转折的历史时期，对于前所未有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经验是如此地游刃有余，而他们在重新找回自我的过程中打开的眼界、创新的精神又如此地为社会所需要。对于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这段经历就更可贵了。无论是早期的朦胧派诗人，伤痕文学或知青文学的作家，电影界的第某代导演，画坛的某某流派等，其多数都是从他们的知青生活开始其艺术生涯的。甚至可以说，他们若缺乏这样的磨难和体验就成为不了艺术家。但是像上面引述某作家、画家和非“普通老百姓”的那几段话，如果作为自己或个人的一点感触也许还能成立，但是放之四海，称“我们”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应该说是一代幸运人”则会引发谬误泛滥。
这里面其实涉及一个原则，对于一个有能力把昔日的苦难变成今日财富的人，他个人或许有理由认为自己的青春无悔。他的主观感受可以通过那些大风大浪、痛苦、荒诞的经历得到升华，以丰富人生。但是，对于这代人当中绝大多数凭体力讨生活的老插们，这段经历除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他们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却是那么的苍白无力，甚至起到的是负作用。如果他们的人生意义和需求，都已经超出了解决生存和温饱的层次，他们就会主要从追求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丰富多彩等精神层面去检讨人生了。因此，那些有本事把灾难变为财富的人们，那些专注于精神享受的人们，那些具有话语权的人们，切忌代替那些缺乏这种能力的沉默大多数说出“青春无悔”！因为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最重要的是物质生活的水准，灾难只能就是灾难，它无法转化。
另外，人们今天的经济条件也决定着人们对此问题的态度。
比如说，现在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们，大多不会再计较那段经历蒙受的损失，而容易用宽容的眼光浏览过去。但对于一些至今尚未脱贫的人们，因为工龄或本单位工龄的限制，与那些比自己几乎小一轮的弟妹们拿着相差无几的工资，不能分到按情理来说应当享受的住房，面对着下一代青年纷纷进入大学校门而自己却只能在下班后攻读着各种文凭或补习班，或者完全与现今的各种文凭无缘，他们回首上山下乡的往事时，又怎能不把现状中的这些叹息归咎于斯呢？至于那些在这一过程中遭受离异之苦、伤残之痛、变态婚姻的折磨，以及因此受限终身失去遇到知音机会的男女们，上山下乡简直是一场噩梦。
还有，人性的某些弱点也影响着他们的态度。
今天也有很多仅仅处于温饱状态中的老插们，也在喊着青春无悔。除了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未能真正对文革反思之外，和人性中的故有弱点也密切相关。人们的记忆往往是有选择的，也是趋利避害的。忘记对自己不利的历史片段，忘记曾折磨自己的痛苦，这是人的“选择性遗忘”本性所致。因此，一些人的记忆中实际已经摈弃掉了那些为填饱肚子的煎熬，为回城的辗转难眠……留下的尽是些田园牧歌和“村里的小芳”……其实，只要让他认真考虑一下是否重新回去享受享受“青春无悔”，就会调动出他那些已经被主动屏蔽的记忆。而那才是真实的和全面的。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用经济学上的投入与产出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从个人角度看，知青得到什么物质效益了吗？几乎没有。得到什么精神升华了吗？很少。从社会层面看，也是如此。只要会进行简单的成本核算，就会发现以自己青春为投入的这种社会实验，所产出的效益寥寥无几，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这成本太高了。
四、结语
伴随着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无疑是要被彻底否定的。但它作为第三代人的一次整体实践活动，毕竟给这个社会、给他们自身留下了些东西，其褒贬毁誉自然应当是后代历史学家的事情。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些不同认识注定要通过这代人强烈地表现出来，不管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符合于时代发展潮流的抑或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因为它留给这代人的痕迹太深了。
我总的看法是：青春有悔还是青春无悔，归根结底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命题，而且是一个概念并不明晰的命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争议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悔还是无悔，生命的价值在于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是否做到了无愧。
所谓“无悔”，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的、自在的命题；而“无愧”，则是一个理性的、自为的命题。
一是从认识事物的角度看，我觉得这代人还需要对这段历史有进一步反思。简言之，就是要活得明白一些。人们在青春热情驱动下的付出，虽然高尚但并不一定就等于青春无悔甚至无愧了。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方向错了，青春的热情越高，对社会的破坏会越大。远有纳粹的褐衫队，近有红卫兵运动，都是青年人的热情被误导的结果。人的认识，必然要经过一个感性的、“自在”的阶段，上升到一个理性的、“自为”的阶段。严格意义上，当人没有经过反思、对某一事物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时，就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所以说，如果还没活明白，也就不可能“无愧”。
二是从评判事物的标准看，最终需要以社会、民族的长远发展为正向轴线，以此衡量每个人留下的青春足迹。更重要的是，对上山下乡的评判不仅要考虑个人的感受，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整体的效果看，中华民族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比如，20世纪50年代苏美冷战时期，当苏联的载人飞船上天之后，曾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一代青年的“爱国热情”，最优秀的精英转向了航空航天领域，他们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苏联已经望尘莫及了。又比如60年代中国与日本在电子领域的差距并不大，也就是十年的时间，中国被远远甩在了身后。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不得不用巨量的石油、煤炭、稀土等宝贵资源以及广大百姓几乎见不到的最优质的土特产品，去换取今天看来几乎不值钱的大量收录机、彩电、冰箱、电子表等等。这些都是在第三代人成长过程中身边发生的事实，是我们需要记取的教训。
如果至今还不清楚中华民族这十年失去了些什么，怎么可能“无愧”？
当然，就个体而言，我们无法改变历史的命运，但是在被强制的扭曲中，需要保持的是历史的清醒和灵魂的正直，认真对待生活，至少不去做那些把自己的偏激强加于人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就做到了“无愧”于自己的历史。
这两点，应当是我们回看往事、权衡人生予以客观评价的基本坐标。
延伸一下。其实以上述为坐标，我看这代知青们的“无愧”更展现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段。仅谈一下芸芸众生这个层面的贡献，就是他们以自己的容忍和担当支撑了改革。
一是自己解放自己，为上山下乡运动划上事实上的句号。这代人中最弱势的群体是文革结束还没有返城的知识青年，大约还有几百万人。他们发挥了自己解放自己的拼搏精神，甚至通过罢工、卧轨、绝食等手段，冲回了城市，从此世上再无知青。
二是自己养活自己。当然知青没有失业，叫做待业。这是知青们冲回城市以后首先面临的问题，也是生存问题。这前后加上已经返城但还待业的据说有近千万人。国家当时的经济发展，根本无法安排他们的生计。实际上正是这些知青的大批回城，催生了城市个体经济的破土而出，不仅自己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推动政府为解决知青生存而不得不在城市恢复了私营工商业。某种程度上，它比农村的包产到户对中国的改革更具积极意义。
三是挺住了物价闯关。当时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混合经济，计划经济已经不能有效地协调经济发展了，必须搞市场调节，就是放开物价。可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时候，一放开物价都遇到“波兰怪圈”，即涨一次价闹一次。为什么中国闯过去了呢？当然也有八九后的特殊背景，主要还是承受这个压力的主体——知青一代容忍了。当年在农村那么困难，他们都过来了，这次他们也挺过来了。之后的发展说明，不闯过物价关，改革开放就是空话。
四是容忍下岗。可以说，他们是被改革淘汰下来的第一批人，大部分下岗职工是第三代人，这其中的大部分又是老知青。真正承受下岗恶果的是这代人，他们还是容忍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容忍，中国的改革开放绝对不会成功地走到今天。
所以说，这一代人当中的“沉默的大多数”，对中国改革是有重大历史奉献的，是以自己的身躯支撑了改革开放的大业。这是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这代人在这个历史平台上可以放言“无悔”或“无愧”，而不是在那些麻绳捆豆腐的事情上纠结不休。
问题太大，很多问题只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提纲。有些未展开的内容，可参阅拙著《新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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