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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〇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9月 29, 2022 5: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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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〇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9月30日第209期


本期目录

〖非正常死亡专辑3〗

浩劫墓碑

不 平 由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文革英烈

安文忠(青海) 陈寿图(福建) 陈耀庭、谢聚璋夫妇(江西)
杜长绪(北京) 方运孚(重庆) 官明华(海南) 贾正玉(青海)
李富元(河北) 刘振武(广西) 陆兰秀(江苏) 马绵征(贵州)
毛应星(甘肃) 石仁祥(安徽) 史云峰(吉林) 汤玲瑛(湖南)
王笃良(甘肃) 王怀静(河北) 忻元华(新疆) 张开元(辽宁)
张坤豪(河北) 张志新(辽宁) 朱守忠(宁夏) 曾庆华(贵州)

杜钧福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文革受难者

陶世尧 孟宪振 曾振强 朱砚磬 刘彭业 萧岩 于子和 郭家溢

徐小棣 我收集的几位北京文革中遇难者的资料

徐科纯夫妇 寇惠玲 哈庆慈 马耀琮 张燕卿 唐志强
萧开元 王嵩友
张遵修 硬汉杜长绪

一瓣心香

薛昌津 我的弟弟薛雪

书海泛舟

袁庭栋 保守派“司令”于永志之死(《小草春秋》选读)
袁庭栋 恩师自杀(《小草春秋》选读)
丁光义 我的语文老师王功品(《梦魇》选读)
周树林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重庆知青“毛狗”(《我的文革回忆》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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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由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文革英烈

不 平

一、前言

20世纪60年代,一阵狂飙横扫了中国。这是一个什么年代?这是一个不容许有任何独立思想,甚至你根本没有什么“独立思想”,仅仅是不小心写错了一个字、弄破了一张报纸,说不定也就会被打入大牢,甚至命丧黄泉的年代。中国步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在这腥风血雨的年代,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为了反对个人崇拜,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有骨之士,有血之士,有脑之士,站了出来。面对着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巨浪,面对着个人崇拜的逆风恶浪,他们伸出了双手,喊出了:不!他们伸出的臂膀,弱似螳臂,他们喊出的声音,细如蚊鸣。但是,他们喊出的,却是人世最强音。他们不怕监狱,无畏酷刑,不惧不得超生的十八层地狱,不惮祸延九族的种种罪名。他们不愧为中国的英烈。
笔者所撰写的《文革英烈》一书,介绍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英雄烈士所进行的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事迹。本文内容大多取自于《文革英烈》书中。
笔者在《文革英烈》书中把这样的人物分成三类:一、公开反抗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被杀或被虐致死,称之为“英烈”(狭义,=“烈士”),《文革英烈》的“英烈篇”收录了79案80余名“英烈”。二、公开反抗文化大革命,虽然遭受到迫害、酷刑、囚禁,还是得以存活下来,称之为“英雄”,《文革英烈》收录了87案90余位“英雄”。这两类人物,组成了“文革英烈”(广义,“烈士”+“英雄”)。这样一个群体,也就是《文革英烈》的主要内容。三、没有公开站出来,但是在生活中对文革表示了不满,讲了真话,被检举或其他原因暴露,从而被杀被判。他们被称之为“勇士”。《文革英烈》也收录了一些“勇士”。《文革英烈》对上面的三类人物的生平、事迹、观点、遭遇进行了介绍。
有一些文革英烈,死后经政府批准,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总共有多少?据笔者目前从公开资料中检索到的,一共有24名。下面是这24位英烈的名单(按姓氏拼音顺序):
安文忠(青海)、陈寿图(福建)、陈耀庭、谢聚璋夫妇(江西)、杜长绪(北京)、方运孚(重庆)、官明华(海南)、贾正玉(青海)、李富元(河北)、刘振武(广西)、陆兰秀(江苏)、马绵征(贵州)、毛应星(甘肃)、石仁祥(安徽)、史云峰(吉林)、汤玲瑛(湖南)、王笃良(甘肃)、王怀静(河北)、忻元华(新疆)、张开元(辽宁)、张坤豪(河北)、张志新(辽宁)、朱守忠(宁夏)、曾庆华(贵州)。
本文对这24位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文革英烈进行逐一介绍。当然,篇幅所限,介绍得比较简单。如果要了解他们的详细事迹,可查阅其他相关文献或拙著《文革英烈》。另外,对于每一个英烈,本文列出了笔者找到的提及他们的出版物,以供读者的进一步查阅和参考。
在介绍之前,我们先看看一些文革研究者对这些文革英烈所作的评论。
印红标(北京大学教授)在其所著《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一书中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而思想先驱者挣脱精神枷锁的勇敢探索,尽管稚嫩却写下了寻求解放的热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国人羞耻的空白,也给后来者以久远的启示与激励。
在这个政治高压、言论和思想凋敝的严冬时期,一批青年思想者怀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不折不挠地勇敢探索政治和社会问题,形成意识形态坚冰下的思想潜流,孕育了文革末期,以至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浪潮中浮出水面的若干思潮。
由于知识分子在旷日持久的精神压抑中,难于进行独立的思想探索,长年处于失语状态,从而使那些学养有限的青年人的思想活动,在中国民间思潮中具有了突出的地位。尽管青年的思想探索不可避免地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却反映了很多中国人一度陷入思想的误区,而后一步步冲破思想牢笼,重新树立独立思考精神,走向思想解放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历程中沉重而闪光的一页。
文革期间的青年思潮经历了曲折、有教训更有反思和不息的奋斗。青年思想者以青春和热血冲破精神的枷锁,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平等、民主、法制和自由之路。在漫漫长夜中点燃希望的火焰,划出通向光明的轨迹。他们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迪和激励人们摆脱专制愚昧,创造美好的未来。

傅国涌(自由撰稿人,著有《百年寻梦》,《常识的立场》等)在《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说:

迄今为止,我们已知在历史的大浪前面,说出了真话,直指皇帝新衣的只是几个可敬、可爱的小人物,他们或被囚,或被杀,付出了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但一部“文革”史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有了一点人的气味。历史应该铭记这些人的名字──王容芬、刘文辉、遇罗克、陆洪恩……他们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曾被毛泽东打入地狱的大人物远为重要,他们当年对“文革”的清醒和洞察才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他们身上显示的道德勇气也是人类文明赖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孟令伟(当代作家,著有《中国农民宣言》)在《从林昭到张志新——兼祭所有为反极左专制牺牲的中华英烈》中说:

我非常非常地惊叹这几位女性的傲岸!她们是智慧、勇敢、正义、决绝、壮丽的化身。她们真的是生的伟大,死的壮烈!在那颠狂的年代,在那几乎是整个民族沉沦蒙羞的日子里,在那不堪回首的时代,在那令人绝望的无边黑暗中,是她们用柔弱的身体拯救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使这个民族残存的精神不至于彻底坠入无底的深渊而万劫不返。她们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是当代的女哥白尼,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贞德,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在她们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感到“刺促不安”。这几个弱女子到底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回答是:因为她们代表理性和正义,无畏地追求自由。她们的力量就在这里。
他们原本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但由于他们在民族最艰难的时期采取了英勇的抗争行动,所以理应成为值得永远记住和尊重的英雄人物。赖有他们,这个民族才获得灵魂救赎,在世界面前才不至于颜面扫地。
希望再过若干年,林昭、张志新等也能和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并列。这一天会有多远呢?

樊星(武汉大学教授,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等)在《“文革记忆”——“当代思想史”片断》(《文艺评论》1996年第1期)中说:

“文革”是一场狂热的造神运动。“舆论一律”是其显著的精神标识。1949年以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为“舆论一律”铺平了道路。从表面上看,万众一心,众口一辞,思想单纯、情感朴素,然而,自由的思想却依然在一部分人的心头萌生。当众多的理论家殚精竭虑为一次次运动提供着理论依据时,另一些普通人却通过独立思考大胆闯入了思想的“禁区”,收获了思想的果实,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于这些无意建构思想体系,有心研究中国问题;不愿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敢于在无声处发出正义的呐喊声的人们,历史已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不是理论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思想家。他们在当代思想史上留下的足迹又具有某种精神探险的意义。在未来的“文革史”上他们多半会以“平民思想者”的称号占一个不朽的位置。
他们忧国忧民、仗义执言,虽然人微言轻,不能改变政治家的意志和历史的进程,甚至因为直言而坐牢、牺牲,但他们却以独立的思想在“文革”的精神荒原中写下了思想史上光辉的一章。他们的思想再次证明了理性不曾泯灭、良知不可能被窒息的古老真理。他们对“文革”的批判、对时代的沉思、对出路的探询,许多都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奏响的思想主题、时代强音惊人地相似,由此可见思想的伟力、思想者的洞察力与预见力。
平民思想者的事迹发人深思:攀登思想的险峰、穿越精神的“禁区”,并非难事。只要心怀良知、忠实于理性、忠实于真诚的生命体验、忠实于独立人格,不唯上、不从众,就不难超越乱世、发现真理。古往今来,一代代平民思想家都从这条路上走来。

钟沛璋(曾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在《不应忘却的历史,不应忘却的教训——读陆兰秀狱中遗文》中说:

对这样的先烈,这样宝贵的遗产,我们能够忘却吗?用陆兰秀的遗训,来看看我们今天现实中仍存在的问题,我们会感到信心和力量。
对先烈最好的纪念,也就是她遗言中所希望的那样:“全国人民,后代子孙,认真研究,加以发展,求其实现。”

作为文革英烈,他们不仅有简单、平凡而超前的思想,他们更有着崇高的牺牲精神和非凡的勇气。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需要重塑脊梁。一个民族,如果连谁是英雄都搞不清,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如果我们不能成为英雄,至少让我们敬仰英雄,铭记英雄。文革中的英烈是国家的英烈,民族的英烈,人民的英烈,和党派没有关系。他们的英名必将与日月同辉,与山川共存。

二、英烈事迹简介

笔者目前查找到的被政府正式追认为烈士的文革英烈有24人,按照他们被追认为烈士的时间先后,分别是:
张开元 1973年4月
石仁祥 1978年11月24日
官明华 1979年1月11日
马绵征 1979年3月10日
张志新 1979年3月31日
王怀静 1979年
陈寿图 1980年1月14日
李富元 1980年1月20日
史云峰 1980年3月24日
王笃良 1980年4月7日
贾正玉 1980年7月3日
杜长绪 1980年7月4日
安文忠 1980年8月3日
毛应星 1980年11月29日
陈耀庭、谢聚璋夫妇 1980年11月
曾庆华 1980年
张坤豪 1981年9月19日
忻元华 1981年
汤玲瑛 1982年2月
陆兰秀 1982年4月2日
方运孚 1983年2月5日
刘振武 1984年3月3日
朱守忠 1986年6月21日
以下按照殉难者被追认为烈士的时间先后依次简介各位烈士的事迹。

辽宁张开元(1950.6 -1969.6.9)
张开元文革时为民航沈阳管理局通信兵。
1967年,他针对林彪宣扬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说:“毛主席的话一句就顶一句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还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的理论,不能分开来。”“林彪提出要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说穿了就是林彪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
1969年中共“九大”前夕,他写道:“说什么‘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为什么要提这样的口号?这不是掩盖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吗?这不是他为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吗?这不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吗?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一个战士还是一个干部或是党中央副主席,只要他有错误,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言论和行动,我们都要而且有权毫不犹豫地予以尖锐的批判、揭发。”
1969年4月11日到6月,他给毛泽东写了四封信,揭露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靠打红旗反红旗,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坏东西”,指出林彪“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葬送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他还写道:“林彪成不了什么气候,只能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所轧碎。”信的末尾写上“民航沈阳管理局通信战士张开元”,还请毛主席看后转给林彪看。在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后,他就向别人公开了自己反林彪的观点。在一次交谈中,他说林彪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林彪有实权。他担心林彪会伤害毛主席,准备写第二封信寄给毛主席。那人向上作了汇报。上面使花招把他的第二封信骗到手,作为罪证,并限制了他的自由,但他不屈服,继续写,并要求公开辩论。
他在看守所中,愤怒地高呼:“打倒林彪!”并用手铐在水泥墙上刻下:“打倒林彪!”“誓死保卫毛主席!”
1969年6月9日,张开元以微弱坚定的声音呼喊了“打倒林彪”以后,头上立刻被罩上棉裤,捆上麻绳,几个人轮流殴打。此后,张开元被宣布为“自杀”了!这个身高一米八十的健壮青年战士,死时体重只有五十三公斤。年仅十九岁。连一把骨灰也没给留下……
1973年4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批示和上级党委的督促下,民航沈阳管理局为张开元平反,并追认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1978年,当年在狱中迫害他的主谋和凶犯终于在他遇害九年之后受到制裁。
参考文献:
《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华青年英烈辞典》

安徽石仁祥(1942-1970.6.29)
石仁祥1964年参军,1966年后被调往西藏拉萨某部队任文书。1968年退伍回和县水利局工作。
回老家后,他刻印好《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列举了林彪28条罪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将信分别寄给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县县委书记马健、巢湖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熊玉坤、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南京部队空军政委江腾蛟及武汉、济南等军区负责人。内容有:“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口是心非地妄图逐步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对人民危害太大。坚决打倒林彪!”“林彪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1969年1月石仁祥被捕,1970年7月12日被杀。
“九一三”事件以后,1972年,《安徽日报》和共青团安徽省委极力为石仁祥鸣不平,要求为其平反。但当时的省委拒不同意。许多群众在合肥街头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公布案件的真相,宣扬了石仁祥的英雄事迹。同年12月28日,省委发出《关于石仁祥同志平反的通知》,但留了“尾巴”。
1978年11月24日,中共安徽省委在合肥市召开万人大会,为石仁祥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安徽省志大事记》《安徽省志人物志》《安徽法院志》《安徽省志司法志》《安徽省志公安志》《巢湖地区志》、《和县志》《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失踪者的足迹》《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安徽卷》《天地翻覆》《“梦魇”系列冤案卷八载秦城》

海南官明华(1934-1970.11.9)
官明华,女,文革时为海南白沙牙叉农场医院医士。文革初在一次批判“三家村”的会上打瞌睡,被批判为“和‘三家村’穿一条裤子”的“小黑帮”,撤销卫生员职务,下放三队监督劳动。1970年4月在审讯时说:“就是毛主席委托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好的。”专案人员怕她不认账,叫她写下来。官明华毫不含糊地写道:“一九七○年四月十日,在河边我说:‘毛主席委托的人不一定都是好的。’这句话是符合事实的。官明华70.4.10.”
下面是专案组的一次审讯记录:

骨干:“刘少奇是不是毛主席委托的?”
官:“怎么不是?就是毛主席委托的。”
骨干:“刘少奇不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混进来的。”
官:“不是混进来的,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主席委托的。”
专案组长:“真是胡说八道,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
官:“我没有攻击毛主席。”
骨干:“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说刘少奇是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官:“毛主席讲窃取的就不对,毛主席这句话不是真理。”
骨干:“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官:“毛主席讲了以上这句话,证明不是句句是真理。”
专案组:“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刘少奇篡党夺权,你说刘少奇是毛主席委托的,是林副主席对还是你对?”
6月14日,她回答说:“我说的对,林彪是错的。”

她在1970年6月的日记中有如下文字:“林彪利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这个崇高的称号,掩盖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现在我就按他讲的,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发动全国亿万群众对他进行共讨之,共诛之。”“你们要我向林彪投降,简直是白日作梦。”“只要我打倒林彪是正义的,你们把我的头砍下来我也心甘,我也感到死得其所。”“我提出打倒林彪,这是我最光荣、最伟大的革命行动。”“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具有反帝反修光荣传统的英雄的中国人民的侮辱,是极端错误的。”6月22日至24日,官明华奋笔疾书了《敦促林彪投降书》《敦促学习班领导与林彪划清界限书》《告八团革命群众书》三篇文章。她严正宣告:
“全国亿万人民已经识破林彪是披着羊皮的狼”,“林彪利用‘亲密战友’,‘接班人’这个崇高威信来掩盖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革命烈火正在祖国各个角落燃烧着”,“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林彪从党中央滚出去”。
7月,连里讨论,结果是:全连116人,47人主张将官明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61人主张判处无期徒刑,8人主张判二十年徒刑。11月9日,官明华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官明华还要出力干活,当然要吃饱饭。但被限制食量。随后,官明华宣布绝食抗议!这时已经是1971年的春天。上面马上电话指示:“一定要千方百计,维持官明华的生命。”他们要官明华活到执行枪决的那一天。
1971年3月12日,官明华被执行死刑。她被用一截竹筒塞在嘴里,竹筒穿以铁丝,扎在脑后。这样她就不能发声了。
1979年1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为她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海南省志审判志》《白沙县志》《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

贵州马绵征(1940.1-1970.5.10)
马绵征(珍),女,生前在贵阳市建筑公司工作。文革开始曾积极投入运动,参加大辩论,写大字报,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她感到迷茫了。1970年2月25日,由贵阳市专政机关直接主持,在贵阳糕点厂建筑工地上召开500多人的“群众批斗大会”,批判马绵征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反革命罪行”。批判中主持人命令马绵征作自我交代。马绵征鼓足全身力量,呼喊:“打倒林彪!!!打倒江青!!!”马绵征立即被捕。
1970年2月28日,马绵征被正式提审,录制口供,给判决书罗列“罪证”。
问:“口号”内容是什么?(审判者在明知故问)
答:打倒林彪、打倒江青……我连续喊了四五声。如果你们还没听清楚,我现在加大音量再喊,直至你们满意为止……
审判者连连摆手制止她再往下说。
问:军管会宣布逮捕你时喊了几声?
答:喊了两声。
问:这是什么口号?
答:这是革命口号。
问:你代表什么阶级说话?
答:我代表无产阶级,也代表公理和正义。
问:你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
答:因为他反对毛主席,他是大阴谋家。
问:你又为什么要喊反对江青同志的口号?
答:因为她反对毛主席,她要反对毛主席,我就要坚决打倒她。
在牢房召开的批判会上,她说:“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不容许任何人污蔑。现在形势很好,但是毛主席身边确实有两颗定时炸弹,一颗是林彪,一颗是江青。”做记录的犯人说:“你这样不行,我不敢记录。”马绵珍说:“你怕啥,不敢记我来记!”说罢,夺过笔,在记录纸上写下:“打倒江青!”“打倒林彪!”“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并堂堂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马绵征身陷囹圄之后,为抗议惨绝人赛的法西斯暴行,进行了绝食斗争。一连五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六天,依旧不进饮食,“上面”慌了手脚,立即给监狱下了一道手令:“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马绵征不死,保证执刑时拉一个活的出去。”监狱用尽各种方法,把她铐在担架上。灌牛奶、打葡萄糖针。最后两个多月一直如此。
1970年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召开了二十万人公审大会,然后游斗,然后枪决。为了不让她在临死之前说话,她被割断了喉咙。
1978年10月19日马绵征获得平反昭雪。
1979年3月10日,马绵征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贵州省志大事记》《贵州省人物志》《贵州省志审判志》《贵州省志公安志》《贵阳市志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志》《贵阳法院志》《中华青年英烈辞典》《贵阳历史人物丛书综合卷》《贵阳革命烈士传略》《划破夜幕的陨星》《天地翻覆》

辽宁张志新(1930.12.5-1975.4.4)
张志新,女,文革时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
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批斗会上她说:“林×××讲: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我认为也不是不可以怀疑,不一定都对,也可以问一个为什么。”“我认为,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这些年,什么都提毛主席,放在党的上边。我不反对宣传领袖,但不要宣传得太过分了。”“我对林×××没有什么信赖。”“林×××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方句,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了,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
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处决,是年四十五岁。
1979年3月张志新获得平反,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2019年被中国官方列为“最美奋斗者”之一。
参考文献:
《辽宁省志审判志》《辽宁省志大事记》《辽宁省志妇女志》《辽宁大事记》《沈阳市志第一卷》《沈阳市志十四卷》《盘锦市志第1卷综合卷》《盘锦市志第2卷政治卷》《党的好女儿张志新》《要为真理而斗争——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中华百年风云》《共和国洗冤录》《共和国风云五十年》《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7中华人民共和国卷2》《“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共和国历程》《中国妇女名人录》《划破夜幕的陨星》《中国现代冤狱纪实》《光荣与辉煌中国共产党大典》《光荣与辉煌共产党历程》《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党和国家高层智慧政法篇》《中国要案录》《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共和国之星》《天地翻覆》《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中国人物年鉴1999》《百年大案追踪》

贵州曾庆华(1936-1970.8.3)
曾庆华1961年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师范学院任助教,1965年下放到石阡县中学当教员。
1970年2月7日,曾庆华带着花明楼的地图去湖南宁乡,说是“拜望刘主席的故居”,请人带路。有人说:“你的话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你怎么还称主席呢?”他说“别扯蛋”。当晚,他被带到花明楼公社进行了审问,第二天被押送到宁乡,关进了监狱。2月9日,他在监房的两边墙壁上写标语:“刘主席永生!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打倒蒋介石及其爪牙!”“彭德怀有理,流芳千古!……”第二天,他被带上脚镣、手铐,曾两次绝食。
一个月后,曾庆华被押回石阡县,遭到多次批斗,仍不认罪。下面是两次审讯笔录的摘要:

刘少奇是个大坏蛋,你知道吗?
我觉得不坏。
批判刘、邓、彭、罗这些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就不好谈得。
你保存得有他們的报纸吗?
有,还不少。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報告》你有吗?
有。
你还保存这些干什么?
这些是党史材料,沒有哪样了不得。
把你的问题交代一下。
我有哪样问題,我搞不清楚。
那你是不是受冤枉?
就是受冤枉嘛。
刘少奇是什么人?
是主席。
你现在还认为刘少奇是主席吗?
我还认为他是主席。
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賊,你知道吗?
……要是你們要这样来定我的罪,那就由你們啰!
你有没有罪?
我沒有罪……你們要杀就杀,我希望早一点。

1970 年8月3日,曾庆华被以罪大恶极的“現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死刑,时年34岁。
1980年3月24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曾庆华彻底平反。当年曾庆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划破夜幕的陨星》《贵州省志审判志》《贵州省志人物志》

河北王怀静(1944.5-1970.3.23)
王怀静(敬),初中毕业后回家务农,曾任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连副连长。1965年21岁时入伍,曾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文革时,某次班里组织学习讨论时,他公开批驳了林彪的一些提法,轰动全连。1968年7月被处理退伍。退伍后,亲自去北京中央文革接待站询问:对林彪的一些言论和提法,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对方答复是: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写成文字材料寄来。
1970年1月,王怀静写了《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文,用真名真姓把信寄给毛主席。王怀静于2月23日被捕。3月8日河北省革委会批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3月28日王怀静在玉田县被枪决。从被捕到最后执行也就33天。
从玉田押回村里批斗肃毒时,他的嘴里被带上嚼子(戳着一木头棍),不让说话。为体现群众专政,尊重人民意见,县革委会将这个案子拿到村里,让广大贫下中农集体讨论,如何处理。有人说:判他个四五年行了,年轻人,不懂事。工作组的同志瞪大眼:什么四五年?王怀静罪大恶极,四五年就打发了?县革委会主任张长瑞亲自到王怀静家,提醒老人家要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怀静划清界限。张主任问:“王怀静的反革命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全村贫下中农一致要求严惩。你们的意见呢?”两位老人只好说,“让政府决定吧!”张主任把一份强烈要求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怀静的签名信拿出来:“你们看,这是王生铺全体贫下中农的意见,你们也表表态吧。”这份签名信上,按满了全村人的手印。父母两人也无奈地在上面按了自己的手印。
1970年3月20日玉田县公法军管会制作了判处王怀静死刑的刑事判决书。其中有如下内容:“1969年7月以来,除在群众中公开散布反动言论外,还明目张胆地三次向党中央投寄长达数万言的反革命信件。咬牙切齿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内容之反动,语言之恶毒,已达登峰造极之地步,更为严重的是,该犯被拘捕后,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负隅顽抗,狂妄至极,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河北省志审判志》中说:

1973年8月唐山地委责成唐山地区公法机关进行了全面复查。经查:王怀敬1970年1月2日的信是写给毛主席的。信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林彪提倡的“一帮一,一对红”,信中写道:“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要害,不是两个相对,而是两个绝对的产物”,“以我们实际体会,我反对林彪的一对红,拥护毛主席的开展谈心活动”。批判林彪提出的“三十个字学习方针”。信中写道:“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本身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理论……企图叫人们走马观花看,他反对人们详细地串通学习……他的学习方法和思想方法,纯粹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唯心论者,完全违反了毛主席所倡导的马列主义革命学风”,信中还说:“目前,林彪修正主义出现不是个小问题了,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世界革命运动前途的问题了,不能等闲视之,在政治、思想、理论上肃清林彪流毒之必要,已经是时候了。”

1975年11月16日,玉田县革命委员会以玉革〔1975〕58号作出《关于王怀静案件平反的决定》,与此同时,玉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宣告王怀静无罪的刑事裁定,并撤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玉田县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刑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
1979年(具体时间不详),王怀静终于获得彻底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0年被共青团玉田县委追认为优秀共青团员。家属得到了1000元抚恤金。
参考文献:
《玉田县志》《河北省志审判志》《玉田古今名人录》

福建陈寿图(1923.10-1970.2.27)
陈寿图,文革时为福建省福清市城头公社党委委员、城头公社公安特派员。因反对批判刘少奇被审查。
1968年9-11月,陈寿图数次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12月7日被拘留。审查期间,写下了三篇文章:《我的观点》《是我态度》《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态度》。其中令当时的人们惊骇的文字有:“对早请示晚汇报,我认为是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有什么问题应该直接写信向中央领导汇报或请示,不能搞形式主义。”“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奉承拍马,林彪无理批判大比武问题。我们认为搞大比武完全正确,不是什么没有突出政治。军队本身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打败敌人。只有练好本领,才能够保证打败敌人。当然突出政治是必要的,但也不能光念语录就能打败敌人。林彪这样是搞政变,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给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是个别有用心的野心家!”“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看,毛泽东主席已经心变思想变。这次中央整掉许多党的优秀人物,我认为这样做不正确,完全是错误的。”
1970年2月27日,陈寿图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9年3月,县人民法院改判宣告陈寿图无罪。同年4月3日,中共福清县委召开全县万人大会,为陈寿图平反昭雪。1980年1月14日,陈寿图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县人民政府(革命委员会)为他建立烈士墓。同年3月28日,中共福建省委追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并做出《关于开展学习和宣传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事迹的决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辑录陈寿图烈士捍卫真理英勇献身的生平事迹和文稿,作为建国35周年案例展览宣传。
参考文献:
《福建省志大事记》《福建省志审判志》《福建省志公安志》《福清市志》《为真理而献身记模范共产党员陈寿图烈士》《福建英烈传略下》《八闽英模》《福唐清风》《中国共产党福清历史第2卷1949.8-1978.12》《山庄随笔》《福州革命列士传略》《福建革命烈士传 12社会主义时期之三》《划破夜幕的陨星》《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河北李富元(1940-1970.4.29)
李富元,生前为石家庄车辆厂工人。
1968年他给党写《交心书》,其中写道:“党是集体领导,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员,不能搞个人崇拜。我认为现在是搞个人崇拜。”“戴像章,喊万寿无疆,这是搞个人崇拜”,“开会鞠躬行礼,这是迷信”。“主席像可以挂,如在屋内,办公室内,但街上到处挂,我不同意”。“我认为只能相信党中央,不能相信一个人”。“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我认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是林彪的问题”,“这样的人,才应该打倒”。
1970年3月4日,李富元被关押,他把“认罪书”当“宣战书”写。被棒打鞭抽时他高喊:“林彪反党,打倒林彪!”“坚决打倒林彪!”“打!打!打倒林彪!”1970年4月29日遇难,年30岁。
1980年李富元得到平反,经河北省革委会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石家庄市大事记》《划破夜幕的陨星》

吉林史云峰(1949.1-1976.12)
史云峰生前是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
1974年10月26日深夜,史云峰骑上自行车,把自己写好的25张传单,分别投给了省、市、区14个单位,并且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华的胜利公园正门前面的交通岗亭上。下面是传单中的一些内容:

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
七、八年搞一次运动是亡党亡国的路线!
所谓“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
所谓“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反党事件。政变暴乱,坏人上台,好人受气,党、国全变,后遗症已逐步愈演愈烈!
“文化大革命”三分成绩七分错误,造成后果不可收拾。
“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愈加混乱,一切都倒行逆施,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所谓“工农兵大学”实际是“后门大学”。
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
刘少奇主席是我党的优秀革命家,优秀理论建设者。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部好书!刘少奇主席并不全错!功大于过!
必须给受到不应该打击和以“莫须有”罪名非法“罢官”“降职”“挂起不用”的各级革命干部恢复名誉,解放这些同志。
刘少奇同志是以非法形式用极左浪潮、野心家上台后阴谋搞掉的,千古奇冤!
必须给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恢复名誉!
祝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身体健康!
向陈毅同志、贺龙同志致哀!

1974年12月24日晚,史云峰被秘密逮捕。1976年12月17日,向史云峰宣读了死刑判决书,并宣布给两天上诉期。1976年12月19日,史云峰被枪决。
1980年3月22日,史云峰得到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烈士。
参考文献:
《吉林省志卷2大事记》《吉林省志卷47人物》《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国要案录》《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划破夜幕的陨星》

甘肃王笃良(1944.1-1971.8.6)
王笃良,生前是兰州部队某部通信兵。
1967年9月24日,王笃良在一个部队领导机关驻地写了四幅大标语:“人民必胜,林彪必败!”署名“西北启蒙队”。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乡写了十多封信,披肝沥胆,捍卫真理。信中说:“林彪心里有鬼!”“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林彪)抓政治抓来抓去,抓成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林彪用枪杆子压制真理,压制不同意见,林彪实行的是一种独裁专政!”“林彪这个狡猾可笑的狐狸,他时时教育别人什么什么的,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他向来不提把所有的毛泽东著作叫所有的工农兵学通,他只提倡学老三篇,试问辛勤的工农兵,你动过脑筋(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要求人民限制或取缔林彪把军队用于压服一切人的一切权利!”
1968年3月10日王笃良被捕,1968年6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开除军籍,投入监牢。王笃良在监牢里先后写出了《我的认识》《我的想法》《黑牢诗》《责令》《控诉》《可笑的“拔河赛”》等十多篇文章和诗词,约五万多字。
1971年8月6日,王笃良被惨杀。
1980年,王笃良获得平反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上)》《划破夜幕的陨星》《中华青年英烈辞典》《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青海贾正玉(1937.1-1970.2.12)
贾正玉,1962年毕业于青海师范学院,文革时为青海省实验学校教师。1969年11月14日,在教师“天天读”时贾正玉念了一首诗,其中有:“握双拳,跺双脚,踏死林贼!”随即被捕。1970年2月22日被枪杀。
1980年7月3日,中共青海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召开为贾正玉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追认贾正玉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青海省志总述》《青海省志人物志》《青海省志审判志》《青海审判志》《西宁市志大事记》《西宁市志公安志》《西宁市志审判志》《城东区志》《西宁市教育志》《青海省情》《青海省志报业志》《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划破夜幕的陨星》《西宁文史资料第5辑》《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北京杜长绪(1934-1970.4.18)
杜长绪,文革时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干部。
1967年1月12日,北京化工学院一批红卫兵到杜长绪所在单位要求翻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他回答:“这个不能印,是株大毒草!”“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把生产与革命对立起来,因为它煽动向无产阶级夺权。”“你知道是谁批发的吗?”“不管是谁批的,错的就是错的。”
1月15日杜长绪被拘留。在审讯中,他宣称:“一九六七年元月,在中国的领土上重新出现了乌云,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夺了权,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专政了。”“有人利用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望蒙蔽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北京旧市委是好的,彭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众是受蒙蔽的。”“刘少奇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列主义者,他一直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将证明刘少奇是对的,不会被人民抛弃的。”“《论修养》不是黑修养,不是毒草,是中国共产党修养,是一篇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书,我不出去则已,出去就一定学好修养。”他还说:“现在的干部全被揪出来了,难道全错了吗?”“邓小平、陶铸、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薄一波、刘仁……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此同时,他指出“林彪自称是上级,太骄傲了,目前应该把他看作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在应该把他们看作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掌权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现在赶下去的是无产阶级”。在拘押期间,造反派组织曾不止一次派人对他做工作,只要承认错误,即可将他保释。但他始终坚持己见到底。
1970年4月18杜长绪被杀害,终年36岁。
1980年7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做出决定为杜长绪同志平反昭雪,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划破夜幕的陨星》《北京青年英烈录(社会主义时期)》《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判案选编1949-1989》《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

青海安文忠(1946-1969.9.23)
安文忠,西宁市东郊公社下十里铺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只上过四年小学,十五岁参加生产劳动。1968年6月至8月,书写文章、标语、传单1100余张。内容有:

拥护以王昭为首的青海省委!
拥护彭、罗、陆、杨、谭震林、安子文!
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司令部!
中国人民想念亲人刘少奇主席!
跟着刘主席,永远干革命!
跟着刘主席,革命干到底!
打倒林彪、江青!
林彪是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
拥护刘少奇当中国共产党主席、邓小平当副主席!
坚决捍卫刘少奇主席的革命路线!

书写后,他把这些传单锁进一个小箱子藏起来。3月9日晚12点,他出门于西宁市内数十条街道张贴标语,直至凌晨3点,共张贴900多张。事后安文忠被以反革命罪逮捕。被捕后,他对自己所为供认不讳。入狱期间,书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保卫刘主席,死了也甘心”的口号。青海省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认为,安文忠书写、张贴、散发文章、标语和传单,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恶毒攻击”,是“怙恶不悛、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1969年9月23日以“反革命”罪判处安文忠死刑。
1980年6月10日,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安文忠无罪。
1980年7月3日,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为安文忠平反昭雪,追认为共青团员、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青海省志审判志》《青海审判志》《西宁市志审判志》《西宁市志公安志》《西宁市志大事记》《城东区志》《青海省情》《青海省志报业志》《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划破夜幕的陨星》《千古功罪,我来评说:黑星人时评集》

江西陈耀庭(1932-1970)、谢聚璋(1936-1971)
陈耀庭、谢聚璋夫妇,1961年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瑞金大学任助教,翌年8月,他们调到赣南医学专科学校当教员。1963年陈耀庭因为彭德怀鸣不平被开除团籍、行政开除留用,留在赣南医专附属医院任收费员工作。
文革开始后,他们写了《敢想敢说(一)》、《敢想敢说(二)》、《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告全军同志书》、《陷害一大片、提高一小撮——驳〈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的两篇文章》、《黔驴技穷——驳〈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辱骂不是战斗??——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一评、二评、三评“文化大革命”等13篇文章和《致毛泽东信》、《致中共中央信》、《致周恩来总理信》、《致刘少奇主席信》、《致陈毅副总理信》、《致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党委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信》、《给江西赣州军分区党委信》等14封信件。其中说到:“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受到彻底清算,受害的同志一定会得到昭雪,林彪、江青等罪魁祸首一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林彪、江青一伙现在虽然炫耀一时,但只是‘三月桃花一时红’罢了。”“林彪是党内最大的政治投机分子,是李林甫式的人物”,“江青,这个慈禧式的皇后娘娘,和历史上的内官揽权一定要勾结外臣一样,和林彪正好狼狈为奸”,“林(彪)、江(青)倒是名副其实的埋在毛泽东身边的左右两颗最大的定时炸弹”。“林(彪)、江(青)、陈(伯达)之流,是我党我国真正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史无前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个人崇拜运动。”他们怒斥林彪、江青这些“阿谀献媚的馋臣奸妃”,指出:“个人崇拜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疯狂,与林、江之流的无耻吹捧是分不开的”。1967年7月11日至1967年10月15日,他们分4次由赣州向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中共中央、《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上海、武汉、福州、南昌等地的党政机关、军分区、军区投寄了共计77份、总字数达7万多字的信件。被定为“全国罕见的特大反革命匿名信案件”,简称为“六七七”反革命匿名信案件。
陈耀庭于1967年12月被捕,1970年3月被判处死刑。
谢聚璋于1968年2月11日被捕,3月16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71年7月11日死于劳改农场。
1980年10月6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给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报告批复,撤销原判,为陈耀庭夫妇冤案彻底平反昭雪。11月,国家民政部批准,追认他俩为革命烈士。
陈耀庭的尸体已经不知下落,谢聚璋的尸体也是从与别人葬在一起的墓中挖出,经过甄别后火化的。虽然天竺山革命烈士公墓陈耀庭和谢聚璋各占了一格,可陈耀庭那一格里面只有他的衣服和悼词烧成的灰。2011年10月,夫妻俩迁葬苏州市烈士陵园。
参考文献:
《江西省大事记》《江西省法院志》《赣州地区志(一)》《赣州地区志(四)》《赣州市志(下)》《赣州地区法院志》《震泽镇志》《复旦英烈传》《上海高校英烈谱》《热血丰碑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1949-1995》《赣南历史上的今天》《天地翻覆》

甘肃毛应星(1925-1970.4.14)
毛应星,女,西南农学院毕业,文革时在兰州农校任教。
其长兄毛应斗,曾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和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是挚友,二人同住一屋。他们曾组织一些同事,作过一次旅行,所到之处,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的迎送。毛应斗是个集邮爱好者,他保留了中外数百枚邮票,上面列宁、斯大林的头像,也有蒋介石的头像。毛应斗和杨振宁、李政道等赴美留学,把这些东西留给他的妹妹毛应星代为保管。文革中,这些照片、邮票成了毛应星的罪证。她被残酷批斗。
她向党中央连续写信,决定到北京上访。信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她两次去上访,两次被抓回。1969年1月23日被逮捕。在监狱里,她写了7本笔记、100多篇文章、书信和申诉书,加上入狱前部分笔记,共留下了30余万字的文字材料。其中有:“林彪是蒋介石式的卖国贼,康生、陈伯达等是资产阶级政客。”“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婢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一点是为个人歌功颂德,这不能代表伟大,反而给人一种资产阶级趣味的政治宣传感受。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
1970年4月14日毛应星被判处死刑。
1980年9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以〔80〕民优字第170号文件,批准毛应星为革命烈士。1980年11月25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复追认毛应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0年11月29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平凉地区影剧院隆重召开毛应星平反昭雪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批准毛应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中共甘肃省委《关于追认毛应星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批复》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为毛应星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毛应星丈夫李如璋将有关方面发给他的抚恤费、冤狱费共二千元人民币,全部替毛应星烈士交了党费。毛应星烈士的骨灰由平凉地区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专程护送到兰州,安放在华林山烈士陵园。
参考文献:
《静宁县志》《甘肃省志大事记》《甘肃省志审判志》《甘肃省志妇女志》《平凉地区志(上)》《平凉地区志(下)》《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妇女名人录》《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

河北张坤豪(1942.11.5-1970.3.19)
张坤豪,文革时为河北省电信工程队的工人。
1968年7月6日领导勒令张坤豪写检查交代。他在写的材料里,正大光明承认:我热爱刘少奇主席,并公然写下了“刘少奇主席万岁”的“反动口号”。
他先后写了9份书面材料,材料中有如下一些“反动言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数以千计万计的革命先烈们被重新判了政治死刑。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今天受到惩罚,今天的党成了一人一党,这是马列主义政党吗?这叫过河拆桥!”
“中央的任免干部不是任人唯贤,”
“我认为我们的国家被个人迷信充塞着。”
1969年8月4日他写了一份《自决书》:

我叫张坤豪,是一个工人,在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省、到基层运动中一系列方针政策路线,我感到这不是什么治国之道,我从心眼里热爱刘少奇,反对毛泽东,但在今天我又无力进行反抗,今写此信宁愿一死,以表示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决心。

1970年2月25日他被正式逮捕。3月19日下午3点召开批判会宣布死刑后被枪杀。
1979年10月19日,保定地区中级法院宣告张坤豪无罪。
1981年9月19日,张坤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保定市志第一册》《中华青年英烈辞典》《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划破夜幕的陨星》《春风化雨集(下)》《失踪者的足迹》《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

新疆忻元华(1934.7.27-1970.5.30)
忻元华,浙江鄞县人,文革时为铁道部新疆哈密水电段工人。从1963年2月至6月,忻元华为国家前途担忧,使用笔名或真名,给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48家报纸杂志社投寄信件九封共177份。1963年7月3日,忻元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7月28日正式逮捕。1965年9月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忻元华管制3年,交群众监督改造。
1967年1月15日,忻元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陈述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他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意见。24日将信交给了所在单位组织,并“请转呈毛主席”。第二天,忻元华经群众批斗,游街后,再次被拘留,同年9月11日第二次被逮捕。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但忻元华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思潮进行有力批判。5月13日,忻元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5月30日上午,对忻元华进行了最后一次审讯。审讯结束之后,忻元华被立即绑赴公判大会,游行示众,并执行死刑。
下面是忻元华在1967年1月15日第十次写给毛泽东的信的部分内容:

但是,您是否识知到,这以后您并没有坚决地不折不扣地带头贯彻这个英明的决定。您是否意识到五七年反右派,五九年反右倾在无形中把您的“言者无罪”的庄严保证,演变成“言者有罪”了,您是否意识到您五七年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精神实质,后来上由于大规模的反右运动而名存实亡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一切党内外的有志之士都不说白话了都学习说暗语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大家都无可奈何地或者是别有用心地奉承您,迎合您,歌颂您,甚至连最纯朴的工人和农民也迅速地学会了在政治上说假话,喊万岁,而不敢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了。您是否意识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在政治上普遍地说假话的民族了。您是否意识到这以后您是生活在自我陶醉的海洋里,生活在歌颂的铜墙铁壁的重重包围的迷宫中?您是否意识到这是比糖衣炮弹还要厉害千百万倍的糖衣核弹啊?您是否意识到您的豪华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您的自我陶醉的生活使您远远的脱离了丰富多彩、生动具体的现实世界,远远地脱离了最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您是否意识到这种豪华的养尊处优的生活,这种自我陶醉的生活,使您的身体逐渐发胖了,使您的思想逐渐变瘦了,使您的革命思想逐渐衰退了。你是否冷静地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在歌颂的铜墙铁壁的重重包围中,看不到祖国的真相,感觉不到人民脉搏的跳动,洞察不到工农劳苦大众心灵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是生活在豪华的小天地,生活在歌颂的迷宫中,生活在高空云雾里,您是否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使您枉有一对健康的肉眼和耳朵,而在政治上你简直成了瞎子和聋子,成了骇人听闻的白痴啊?(毛主席啊!我是多么不愿意用这种刺伤你的自尊心的字眼啊!但是有什么更确切更通俗更形象化的名词来描述这种完全由于您的过错所造成的极其可怕现象啊!人所共知,这种可怕现象在斯大林这样伟大人物身上出现过啊)您是否意识到这种可怕的现象对您对祖国人民对党都是多么危险啊!您是否强烈的意识到,已经到了对谁都不敢完全信任的地步了。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真正是孤独得可怕啊!您已经强烈地觉察到原来同自己并肩战斗的最亲密的战友们都成了可怕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难道您真的认为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吗?难道您真的认为自己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人吗?难道您真的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革命的化身,社会主义的化身,党的化身人民的化身吗?难道,您真的相信自己就是智慧的化身,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吗?难道您没有意识到祖国解放战争的胜利首先应归功于千百万革命先烈的牺牲精神和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奋斗吗?难道您真的认为没有您就不会有一个新中国吗?难道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党和人民在集体奋斗中诞生而仅仅是您一个人自己的天才创造吗?难道您的光辉著作中的光辉思想只用于改造别人,而不适用于改造和约束自己吗?
主席啊!七亿吨级核弹的引爆装置马上就要发爆了,请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啊!
笼罩着整个祖国上空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乌云,必将在空前觉醒的亿万人民风暴的袭击下,迅速地被驱散,一个无限美好的祖国和无限美好的世界,已经在微笑着向我们招手,让我们运用革命者应有的勇气和智慧,去迎接这个无限美好的明天的早日到来吧!

1980年7月,乌鲁木齐铁路局在忻元华的家乡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忻元华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新疆通志审判志》《哈密地区审判志》《中国要案录》《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鄞州革命英烈传》《鄞县英烈3》《血染的丰碑续集》《中国现代冤狱纪实》《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湖南汤玲瑛(1934-1970.3.5)
汤玲瑛,女,高中文化,文革时在醴陵红旗陶器厂工作。
1968年6月,她从日记中挑选了几篇写成7张大字报,末尾署名为:革命群众汤玲瑛。大字报标题是:“谁反对刘、邓、陶,我就坚决反对谁!!!”大字报中她写道:“我坚决拥护刘、邓、陶,为什么说他们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创始者。”大字报中力举刘、邓、陶投身革命几十年的艰苦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痛斥林彪、江青集团打倒刘、邓、陶的险恶用心是造成人民与党“离心离德”。针对林彪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她在大字报中写道:“我坚决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要继续不断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她把7张大字报一张张贴在了厂部职工食堂门口。1968年6月7日,汤玲瑛被抓到醴陵县关押、审讯,8月被捕。1968年10月25日,地方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汤玲瑛有期徒刑20年。汤玲瑛在《申诉书》中揭露:“中央文革有的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用妖言惑众,蒙蔽群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指责林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狱中,汤玲瑛拒绝做“大事”(早请示,晚汇报)。她对管理干部说:“我为什么要敬祝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呢?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难道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只有林彪一个?”
1970年3月5日,当局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提请改判汤玲瑛死刑。上午在地区开过宣判汤玲瑛死刑大会后押回醴陵,下午在万人大会上再次进行宣判后处决。没有通知家属,也不准许收尸。尸体由劳改队就地掩埋。
1980年5月,中共醴陵县委、醴陵县人民政府召开大会为汤玲瑛洗雪沉冤。1982年2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彻底平反,并报民政部批准汤玲瑛为革命烈士。烈士的遗骨终于从荒草萋萋的荒土冢中清理出来,重新入殓,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参考文献:
《湖南省志大事记》《湖南省志人物志(下)》《湖南省志政法志审判》《湖南省志党派群团志妇女团体》《株洲市志人物》《株洲市志政法》《醴陵市志》《醴陵法院志》《湘潭县志》《醴陵陶瓷志》《湖南历代人名词典》

江苏陆兰秀(1918.2.13-1970.7.4)
陆兰秀,女,1940年入党,曾出席开国大典,文革时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因为反对“打倒刘少奇”、反对打倒其他老革命家,被打成“铁杆保皇派”,1968年3月8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于1968年5月3日起被关押审查。1969年11月14日,陆兰秀开始了她在囚室中的第一次绝食,并且交出了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八篇文章,长达2.9万字,以后又写了《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告全国人民书》《再告全国人民书》《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人民的要求》《自由》等多篇论文和杂文,对当时的文化艺术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外交政策等进行了批判,还多次致信毛泽东。11月17日,陆兰秀继续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立即结束“文化大革命”。
1970年1月20日,陆兰秀被囚入以手段残酷著称的“苏州市工人纠察队总部”,在惨遭折磨中,继续写文章批判文化大革命,批判现代迷信,并指名道姓地批评毛主席晚年的错误。3月5日,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并在强撑伤病身体所写《再电毛主席》长篇电文中,要求毛向真理投降,宣布自己“与共产主义运动共存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3月18日,陆兰秀被正式逮捕,关入苏州司前街监狱。1970年7月4日,被杀害于苏州市郊横山山麓。身后遗留下来有七大卷所谓的“罪证材料”,十四万多字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以及当年她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国民党特务撕光了衣服,打掉牙齿以后,用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她的慰问金安装的两颗假牙,购买的一块手表。
1978年陆兰秀获得平反昭雪,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恢复其中国共产党党籍,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
下面是当年用以定罪的陆兰秀手稿中一些“反动言论”摘录:

(1969年11月15日,《致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为了全国人民的命运,为了世界革命人民不致迷失航向,为了马恩列斯的事业不致中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撤销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和办法,取消一切代号和密码,恢复全国人民的政治身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会感激您!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机构,是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专政机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患病的人和怀疑有病的人,都动辄加以拘留审查,甚至加以判刑或劳改,或戴上帽子加以管制,无论判得怎么轻,时间怎么短,一经如此处理,这些人就从此抬不起头来,他们的子女家属也会受到牵累。子女从小学读书起,小朋友们就会加以辱骂,使这些儿童从小就感到社会的冷酷,造成畸形发展。他们长大以后,对社会就会抱有对立情绪。人类的寿命相当长。对阶级斗争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旧的阶级敌人没有死亡,新生的阶级敌人又一代一代滋生,敌我矛盾的比例不断扩大。如果是这样,人类的仇恨和对抗何时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何时能够熄灭?共产主义社会又何时能够到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在1939年讲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毛主席在当时政权还在反动派手中的条件下讲的。到目前阶段,政权已两度夺在毛主席手中,现在再学这句语录,就有重新解释的必要。如果不讲条件、不讲限制地讲造反有理,中国社会将永无宁日。马克思一直教导人们,无产阶级不仅要解放自己,还要解放全人类。在现阶段如果还要讲造反,就应该是把人们从旧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解放全人类。
现在政法部门把一些有不逊言词的匿名信,都作为反革命案件看待。我想,真正怀有敌意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有些匿名信不过是对某些社会现实怀有不满情绪而已。如果查获了这样的写信人,政法部门不妨对他说:你的信收到了,你不要怕,有些话你说得对,有的不太对,欢迎你把话说完,说完了再一并向你解释。如果能消除他的顾虑,使他能畅所欲言,把话讲完,然后再分析他的思想,什么对,什么不对,为什么对与不对,对的都表示接受,并在今后工作中加以改进,以后如有意见欢迎再提。如果能这样,根据常识判断,以后他就不会再寄匿名信了。甚至他还会把这位工作人员当作知心人常来交谈。这样处理,比那种不分别具体情况的追查、判刑,岂不好得多?
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加强上层建筑的力量,曾经从各工厂抽调了有十年以上工龄的大批优秀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也就是说,从事工业生产的人,不是增加了,而是相应地减少了。为了今后加速建设的需要,在目前发动知识青年四个面向之中(注:四个面向指“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边远地区、面向工矿企业”),是否可以将重点放在面向工矿方面呢?各个非生产单位,是否可以安排年龄较大的人员去做这些工作,而把大批青年放到工矿企业中去培养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先决条件,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全国人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讨论问题。存在决定意识。“存在”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个崭新的局面就会出现。
时至今日,如果还对所谓的八类人、九类人(注:所谓的八类人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不加区别地保持对立情绪,把他们都当作阶级敌人看待,甚至由此而造成其他一些人的困难处境,岂不是阻碍了建设无阶级社会的进程么?
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
从来的统治者总是采用各种愚民政策,歪曲事实真相,欺骗人民,利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一套套美丽的谎言,把人民变成自己的俘虏和驯服工具,驱使他们去残害自己的同胞,或干尽损害无辜人民利益的坏事。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面教育,就是把本来心地善良的人们,和各工厂的优秀工人,驱使成压迫人民的工具,剥夺了他们原来的人的尊严和原来崇高的无产者称号。

参考文献:
《江苏省志大事记》《江苏省志审判志》《苏州市志第一册》《苏州市志第三册》《殷殷关山血当代女杰陆兰秀的一生》《陆兰秀狱中遗文》《热血丰碑 江苏革命烈士传选编1949-1995》《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重庆方运孚(1917.1-1970.3.6)
方运孚,文革时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员,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当时据以认定他为“现行反革命”的一些“反动言论”有:
“你看他手里拿着红书,口里喊着万岁,好像最最革命的样子,其实这是假象,和戈培尔的宣传差不多。正如市场上的摊贩,大声叫卖,总要把坏货说成好货。”
“林彪、江青野心很大,什么革命路线,醉翁之意不在酒,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
“你看,多有趣!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朱总司令到哪里去了?这不明明是说谎吗?那时他的地位还很低呢。这样宣传是为了什么,你想过没有?”
“你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
“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经济上不去,哪来民富国强?”
“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句句闪金光,说的是真话、老实话,真是人民的父母官。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长久,千秋万代受人崇拜。”
他还说:林彪“大树特树”是“欺世盗名”;江青参加革命时间不长,威望不高,到处讲话,信口雌黄,群众不服。并且预言:“别看他们得势一时,这种状况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在“牛棚”里,继续书写、阐述着他的观点。他还以对联形式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评价:

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
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

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公检法军管会给方运孚定罪的主要“罪证”,罪名是“以书写反动对联等方式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8年冬,方运孚被揪了出来。1969年夏,建设银行重庆分行把材料送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认为不构成反革命,不予接受。1970年“一打三反”中,问题重新提了出来,1970年2月2日,重庆市革委会批准逮捕。市革委会人保组承办人员提出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2月24日,改成死刑。
1970年3月1日,宣判方运孚死刑,3月6日被杀。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
其亲属至今不知烈士的尸身葬于何处。每到清明,祭奠无路。1980年1月,重庆市法院以错杀案报经省里批准,决定撤销原判,宣告方运孚无罪。正要宣布的时候,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于1月底在重庆视察,听取有关部门汇报到方运孚一案时,明确指出:这个案件处理得不彻底,不是单纯宣告无罪的问题,应是冤案平反昭雪的问题。为此,重庆市委常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法院按赵紫阳指示精神对方运孚重新做出了平反昭雪的结论。
1983年2月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方运孚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重庆法院志》《四川省志检察审判志》《四川审判志》《春风化雨集(下)》《天地翻覆》

广西刘振武(1926-1968.9.20)
刘振武,生前为文地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1968年7月21日,以“中国人民保党反派委员会”的名义,给广西玉林军分区政治部、司令部寄去题为《宣言》(第一号文件)和《对当切全国各地两派争端的意见》(第二号文件)两篇文章。文中说:

这个“派”性中央,近几年来,一直以个人的恩怨为标准,系统推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亦即“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的,“任人唯亲”的张国焘式的派别路钱,彻底地摧毁了我党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钱,肆无忌惮地,根本推翻了党纲党章的具体规定,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的极为重要的领导同志。空前未有地糟蹋了作为我们的党、国家和军队所赖以生存、赖以发展、赖以建设的领导队伍和干部队伍,使我们的党和国家变成了一条软骨蛇。
这个“派”性中央,专门生产政治帽子,诸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黑线、黑帮……等等,辱己辱人的产品,全力推销。但是,却从未过问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从不关心国计民生,从不体贴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
这个“派”性中央,很狡猾、很阴险、很毒辣。它通过各种乔裝,披着各种画皮,偷偷地躲在我們的敬爱的領袖身边。我們万分沉痛地看到,直至現在,我們的領袖,都还沒有发现这个“派”性中央的原形和本质。直至現在都还沒有知道,这个“派”性中央给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整个工农业生产,所造成的建国以来,从来未有的大破坏和从来未有的大損失。
这个“派”性中央,挟持领袖,使用 “愚君害主”的种种阴谋手段,贩运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货,明目张胆地公开发售。几年以来,这个“派”性中央,所说的,所做的,无不充满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这个“派”性中央,有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这一套“四个伟大”的圣人论,如果不是封建社会的“愚君害主”黑手理论,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论,都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最伟大的马列主义大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都没有说过,世界上会有“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1958年以后,几年的经济困难,最近两三年来,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得到任何正确的解决,这就更加证明“四个伟大”的圣人论,没有任何客观的依据。提出“四个伟大”的圣人论的人,无非是要在世界上,模拟出一个“完整无缺,始终如一”的圣人,强迫人们去盲目崇拜,以掩盖自己的篡党、篡国,篡军、实行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事实。“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这个“派”性中央,利用曾经有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作掩护。系统地实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也就是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愚兵的反动哲学,这个“派”性中央,也像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张国焘一样,利用人民群众不知道无产阶级政党的“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和“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的弱点,系统地实行“做个人好战士”,“个人高于一切”和“个人决定一切”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私国、私党、私军的窃国政策,系统地实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为了配合上述政策的需要,又系统地实行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所有这一切,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不是背叛无产阶级,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话,那是绝对不会这样干的。
这个“派"性中央的感情很反常。当1957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刚刚建立基础的时候,他又要“跃进”了。当出现了三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水肿病人成堆的时候,他却高呼“胜利”了。当我们全党、全民举国上下,一致努力,克服了经济困难,刚刚过得日子的时候,他却又发怒了,又要“革命”了,当整个城乡的生产,受到空前的破坏的时候,他却又欢呼“永远健康”了。甚至在连布票都发不出去的严重情况下,他竟闭着眼说:“损失最小最小最小”,同志们应该想-想,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大最大最大”的时候,那么,七亿中国人民还会有半条裤子么?
请问:一个“派”性中央,本来就是靠“永远健康"过日子。专门贩卖政治帽子为职业,那么,怎么会晓得人民群众是靠穿衣吃饭过日子,从而过问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过问国民生计,关心人民疾苦呢?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不被破坏的部队,是保卫祖国国防不被侵犯的部队。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的军队、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拿人民的钱的人民子弟兵,被骗去充当什么“个人的好战士”。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奸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绝对不能容许去充当窃国者的什么“个人好战士”。如果,你们是封建皇朝的皇家兵,那不管你是做谁家的好战士,我们是管不着的,也是无权过问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首先回到重新团结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周围。 以自己的模范的行动,号召全国人民从各个地方、各个角落、迅速地回到党的八届中央的周围,回到以我党为伟大旗手的建設社全主义的伟大红旗之下,以便于实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新大团结,顺利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振武患有胃溃疡病,狱中恶劣的环境和轮番不断的逼供审讯,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68年9月20日含冤病逝在狱中。三天以后,县公检法军管会还定他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对已死之人做出所谓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中共博白县委于1983年11月11日做出了《关于刘振武同志的平反决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84年3月3日追认刘振武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博白县志》《光荣与辉煌中国共产党大典》《光荣与辉煌共产党历程》《“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玉融英烈》《我们的宝剑》《影响中国政坛的万言书》《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前进》《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博白大观》《共和国风云五十年》《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 7中华人民共和国卷2》《博白大观》《二十世纪中国实录第5、6卷》《共和国历程》《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宁夏朱守忠(1920-1970.2.11)
朱守忠,1943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58年反右时被清除出党,到宁夏支教,在中卫中学任数学教师,历次运动中常被调离教学岗位当门卫或去农场。
文革中他有不少公开的“反动言论”,如:“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现在有人高喊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等,等等。我看说得过分了,连主席本人都通不过。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竟有人胡扯什么,谁反对林彪都是‘反革命行为’,都要‘依法惩办’。简直是越说越不成话了。难道真的想用‘强权’代替真理?难道真的想搞法西斯独裁?这是白日做梦,办不到,因此,这使我对‘天天读’这一套,更加不以为然。特别是动辄喊‘万岁’,天天唱‘东方红’,早上拜,晚上拜,开会拜,闭会拜等等,仪式繁琐,我看更不必。最近又大搞什么‘忠字化’竟然把主席当做偶像,佛像来供祀,真是花样层出,劳民伤财。长此胡闹下去,到底是不是好?主席本人究竟知道不知道这些?我总表示怀疑。”他因此被批斗。
1969年4月19日朱守忠被捕。在“交代材料”中他坚持自己观点。1969年11月24日朱守忠被判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宁夏被枪决。时年50岁。
1980年5月朱守忠获得平反。1986年6月2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报经中央民政部批准,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
参考文献:
《宁夏审判志》《宁夏通志14司法公安卷》《中卫县志》《中卫县教育志》《虹口区志》《虹口区教育志》《宁夏通志人物卷》《文革英烈》《当代宁夏史通鉴》《当代宁夏简史》《中国要案录》《上海高校英烈谱》《宁夏革命先烈(第二辑)》《金山文史资料第3辑》《中卫文史资料第1辑》《群星闪耀中卫英模谱》《划破夜幕的陨星》《宁夏百科全书》《当代宁夏史通鉴》《春风化雨集(下)》《当代宁夏日史》《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

三、烈士们的社会特征分析

以上的烈士事例,均在拙著《文革英烈》书中有更详细的介绍。下面对他们的社会特征作一个总体的分析。先列一简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殉难地点 追认为烈士时间
张开元 男 19岁 不详 不详 辽宁沈阳 1973年4月
石仁祥 男 28岁 中学 军人 安徽合县 1978年11月24日
官明华 女 36岁 中专 医士 广东海南 1979年1月11日
马绵征 女 30岁 中专 职员 贵州贵阳 1979年3月10日
张志新 女 45岁 大学 干部 辽宁沈阳 1979年3月31日
王怀静 男 26岁 初中 军人 河北玉田 1979年
陈寿图 男 47岁 小学 公安 福建福清 1980年1月14日
李富元 男 30岁 不详 工人 河北石家庄 1980年1月20日
史云峰 男 27岁 中学 工人 吉林长春 1980年3月24日
王笃良 男 27岁 不详 军人 甘肃兰州 1980年4月7日
贾正玉 男 33岁 大学 教师 青海西宁 1980年7月3日
杜长绪 男 36岁 不详 干部 北京 1980年7月4日
安文忠 男 23岁 小学 农民 青海西宁 1980年8月3日
毛应星 女 45岁 大学 干部 甘肃平凉 1980年9月24日
陈耀庭 男 38岁 大学 教师 江西赣州 1980年11月
谢聚璋 女 35岁 大学 教师 江西赣州 1980年11月
曾庆华 男 34岁 大学 教师 贵州石阡 1980年
张坤豪 男 27岁 不详 工人 河北保定 1981年9月19日
忻元华 男 36岁 中专 工人 新疆 1981年
汤玲瑛 女 36岁 高中 职员 湖南醴陵 1982年2月
陆兰秀 女 53岁 大学 干部 江苏苏州 1982年4月2日
方运孚 男 53岁 大学 职员 四川重庆 1983年2月5日
刘振武 男 42岁 中学 干部 广西博白 1984年3月3日
朱守忠 男 50岁 大学 教师 宁夏银川 1986年6月21日

从性别看,这24位烈士中,女性有官明华、马绵征、张志新、毛应星、谢聚璋、汤玲瑛、陆兰秀等7人,其他17人为男性。
从殉难时的年龄看,24位烈士按年龄从小到大依次排列是:19岁1人(张开元),23岁1人(安文忠),26岁1人(王怀静),27岁3人(史云峰、王笃良、张坤豪),28岁1人(石仁祥),30岁2人(马绵征、李富元),33岁1人(贾正玉),34岁1人(曾庆华),35岁1人(谢聚璋),36岁4人(官明华、忻元华、杜长绪、汤玲瑛),38岁1人(陈耀庭),42岁1人(刘振武),45岁2人(张志新、毛应星),47岁1人(陈寿图),50岁1人(朱守忠),53岁2人(陆兰秀、方运孚)。殉难时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53岁,二三十岁的最多。
从文化程度看,24位烈士中,小学文化程度2人(安文忠、陈寿图),中学或中专文化程度8人(石仁祥、官明华、马绵征、忻元华、史云峰、王怀静、汤玲瑛、刘振武),大学文化程度8人(张志新、贾正玉、毛应星、陈耀庭、谢聚璋、陆兰秀、方运孚、朱守忠、曾庆华),其他5人(杜长绪、李富元、王笃良、张开元、张坤豪)未见学历方面的具体介绍,但从有关“反动言论”记录看,应不低于中等文化程度。按当时的主流舆论,这就在一定意义上证实了毛泽东所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从职业身份看,24位烈士中有农民1人(安文忠),工人4人(忻元华、李富元、史云峰、张坤豪),企业职员3人(马绵征、汤玲瑛、方运孚),军人3人(王怀静、石仁祥、王笃良),教师5人(贾正玉、陈耀庭、谢聚璋、朱守忠、曾庆华),医士1人(官明华),干部5人(张志新、杜长绪、毛应星、陆兰秀、刘振武),公安1人(陈寿图),另外1人张开元不知应算军人还是工人,若是工人,他的简介中又说他是民航的“通信兵”,若是军人,又未见他被捕后被开除军籍或军事法庭审判的记载。
其中有的因“犯案”后被剥夺了原职业身份,仍按原职业身份算。
烈士中的军人,共有三位:王笃良、石仁祥和王怀静。其中,石仁祥和王怀静,当他们开始发表异议时,部队随即把他们退回到地方。所以严格算起来,当他俩遇害的时候,已不能算是军人。我们可以看到石仁祥和王怀静都在地方志中有记载,而王笃良在地方志中无记载,反之,王笃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中有记载而另二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中没有记载。我想原因可能就在于此。三人之中,估计只有王笃良是由军事法庭处理的。不过,笔者还是把三人的职业算为军人,因为在三人开始反对文革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是军人。
从烈士殉难的时间看,最早的是1968年1人(刘振武),1969年2人(安文忠、张开元),最多的是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1970年17人(陈寿图、陈耀庭、杜长绪、方运孚、官明华、贾正玉、李富元、陆兰秀、马绵征、毛应星、史仁祥、汤玲瑛、王怀静、忻元华、张坤豪、朱守忠、曾庆华),随后是1971年2人(谢聚璋、王笃良),1975年1人(张志新),最晚的是1976年底1人(史云峰)。
这些被追认的烈士中,谢聚璋和刘振武病死在监狱或劳改农场,张开元在看守所中被打死,其余的人都是判刑后被枪杀,枪杀前一般都要召开公判大会,并游街示众。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最早的是文革后期的1973年1人(张开元),随后则集中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几年,1978年1人(石仁祥),1979年3人(官明华、马绵征、张志新),最多的是1980年12人(安文忠、陈寿图、陈耀庭、谢聚璋、杜长绪、贾正玉、李富元、毛应星、史云峰、王笃良、王怀静、曾庆华),1981年2人(忻元华、张坤豪),1982年2人(陆兰秀、汤玲瑛),1983年1人(方运孚),1984年1人(刘振武),1986年1人(朱守忠)。
算起来,张开元应该是最早被追认为烈士,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因反对林彪(实为反对文革)被杀,却在文革中就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在毛泽东健在时的1973年就被追认为烈士了。据《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一书27页上记载:“一九七三年四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笔批示和上级党委的督促下,民航沈阳管理局为张开元平反,并追认他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既是这样,照理说应该有不少的文字记载。但是,恰恰相反,张开元的信息严重缺失。笔者没有查到任何毛泽东、周恩来作批示的具体记载,不知是何时所作,内容是啥?笔者查阅了《沈阳市志政权志》《沈阳市志第一卷》中的“大事记”,《辽宁省志大事记》《辽宁省志审判志》,均有张志新而无张开元。其余的出版物,笔者只有找到两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和《中华青年英烈辞典》。比较《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和《中华青年英烈辞典》,除了一处以外,《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的文字都能在《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找到。这一处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是“民航沈阳管理局为张开元平反,并追认为共产党员,革命烈士”,《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是“并被所在部队追认为‘革命烈士’”。笔者不能肯定,《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中的文字是否来自《党和人民的好儿女》。按照《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地方志中似乎不应该漏过,按照《中华青年英烈辞典》的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似乎应该提上一笔。但是,笔者两面都没有找到。张开元的籍贯是山西浑源县,《浑源县志》中有一节“烈士名录”,收录了籍贯为浑源县的烈士一千余人,但是并没有张开元的名字。《党和人民的好儿女》中的文章由三位《辽宁日报》的记者所写,估计文章原先应发表在《辽宁日报》,但不知是哪一天。

最后想说几句,以上的24位烈士,除汤玲瑛外都可在《中华英烈网》(http://yinglie.chinamartyrs.gov.cn)找到。《中华英烈网》漏载汤玲瑛,不知何故。
在笔者收集这方面资料时,本来对《中华英烈网》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查阅的结果,发现该网站做得很让人失望。网页上的重复出现或内容缺失比比皆是。其中有一项是“烈士事迹”,我们可以看看其中混乱的状况,仅以在该网站上查阅1950年以后名为“张志新”的烈士的结果为例——
其中第六个“张志新”,性别为男,出生地和第五个“张志新”,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张志新的出生地不同,但牺牲为同一月,同一城市,而另无其他信息。这就极有可能是错讹记录。
建立《中华英烈网》,是为了让人们敬仰,祭拜。如果建网者自己都不严肃、不认真负责,如何让别人敬仰?

附注:对于文革英烈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访问:成家出版社beauth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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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党和人民的好儿女》,群众出版社,1979。
《中华青年英烈辞典》,主编刘洪安、王生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梦魇”系列冤案卷 八载秦城》,袁浩、建民、作明、兴民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历史的代价 文革死亡档案》,金石开,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
《划破夜幕的陨星》,群众出版社,1981。
《中华百年风云》,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撰,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共和国洗冤录》,曹英、余敏辉编,团结出版社,1993。
《共和国风云五十年》,曹英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卷2》,苑书义主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8。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主编张鸣、 温乐群,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共和国历程》,《共和国历程》编委会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中国妇女名人录》,薛维维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现代冤狱纪实》,湘霖、宏宇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光荣与辉煌 中国共产党大典》,德辰主编,红旗出版社,1996。
《光荣与辉煌 共产党历程》,德辰主编,红旗出版社,1997。
《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李艳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刘海藩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董宝训、丁龙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党和国家高层智慧 政法篇》,王瑞璞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中国要案录》,任建伍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新中国五十年大事记》,新华月報社編,人民出版社, 1999。
《共和国之星》,周大仁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中国人物年鉴1999》,《中国人物年鉴》编辑部编辑,中国人物年鉴社,1999。
《百年大案追踪》,郭学德、崔爱鹏、李海涛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中国要案录》,任建伍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血染的丰碑续集》,郭正伟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春风化雨集(下)》,《上访通讯》编辑室编,1981。
《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余习广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通鉴》编辑委员会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文革中公民异议文献档案汇编》,宋永毅編著,国史出版社,2018。
《千古功罪,我来评说:黑星人时评集》,李恒新、黑星人著,秀威資訊科技。
此外还有各有关地区的地方志、人物志及法院志、审判志、公安志等,不再逐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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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文革受难者

杜钧福

我们物理研究所在文革中有八位受难者。他们的名字是陶世尧、孟宪振、曾振强、朱砚磬、刘彭业、萧岩、于子和、郭家溢。
他们都是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自杀身亡的。
陶世尧,是我们第一研究室的实验员,东北人,高中或中专毕业,当时年龄30岁左右。他在反右中“犯过错误”,不知给予什么处分,但仍在室里工作。
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实验技术精湛。文革前在留美归国的孙湘先生领导下研制了我国第一台真空紫外光谱仪,发表在《物理学报》上的报道文章他是第一作者。据说他的具体贡献是解决了关键的真空技术问题。后来他与合作者使用这台光谱仪做出了研究成果,发现了氮NIII光谱31条新谱线和一个新能级。结果在文革后才得已发表,届时他已去世。
他由于政治上受歧视,业务级别上处于最底层,又长期单身生活,性格有一些孤僻和扭曲,抽烟也抽得也很厉害,浑身一股烟味。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后,群众思想空前活跃,引起对文革前的政治运动和政治生活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陶世尧在研究所主楼门口贴出一张篇幅很长的大字报,为他在反右运动中的问题辩解。很可惜我当时没有仔细阅读这张大字报,所以难以叙述其具体内容。由于并非文革主流,和我的态度一样,没人理会这张大字报,没人支持也没人反对。可见当时政治环境尚比较宽松
1968年春天以后,风向转变,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个运动的轨迹是先历史后现行。先清理历史问题,当然就有个抓“漏网右派”的呼声,所关注的还不是那些已划的右派分子,而是在反右中“犯过错误”的人。陶世尧不但“犯过错误”还贴大字报翻案,自然成为运动对象。这不是领导布置,而是在一次全室大会上,有些人提出要批判他,许多人鼓噪附和。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些群众往往表现得比领导还积极。
在这种高压气氛下,还没有来得及组织对他的批判,他就跑了,从此不知下落。后来有人说,在一条海轮上看到他,所以判断他是蹈海死了。我分析,他不仅是害怕被批判,而是对生活完全绝望而死。
像他这样的实验员,过去在中国科学院里有很多,精通各项技能,对研究工作贡献很大。现在有钱了,都买现成的仪器做实验,也不需要这样的编制了。
孟宪振(1931-1968),是第二研究室的副研究员、所党委委员、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在当时已是很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他于1952年从清华物理系毕业分配至我所工作,1959-1963年在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进修,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归国即担以重任。
我们研究所和其它一些老所不同,有几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青年科学家,都很有能力,例如孟宪振、郝柏林、管惟炎、章综、蒲富恪、陈春先,在政治和业务上都为领导所信任,组织了一个学术秘书室,实际在党委领导下掌管了全所科研大权。但是在文革初期,那些老科学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学者,而这几个年青的党员科学家则被视为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总之没有好人。
文革初期孟宪振在室里受到批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在我们所虽然也受到冲击,但多不是主要对象。例如陈春先被贴了许多大字报,被称为“天才败家子”,但无人组织对他的批判会。孟受到批判,也许因为他是所党委委员,算当权派,也有人对他的工作作风有些意见。但是听说,被加在他头上的最厉害的罪名是“里通外国”,是他于1966年初访问英、法等国的事。“里通外国”当然是莫须有的。也许是这一批判对他伤害太大,他就于 1968年4月13日自杀身亡。
我对孟先生不熟悉。关于他的事迹与成就可见蒲富恪、章综、郝柏林《怀念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孟宪振》一文(郝柏林《负戟吟啸录》,八方文化创作室,2009)。普遍认为,如果他能安全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以后的所长一职非他莫属。倘如此,这个研究所的面貌可能与现在不同。
曾振强,第四研究室的研究实习员,也是我的学长,1962年北大物理系毕业,印尼华侨。凡是分配至研究所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均是研究实习员这个头衔。但是这个曾振强,全所很少有人认识,是个非常普通的人。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驻后,他就自杀了。为什么自杀?没人知道,因为没有任何人要揭发批判他,也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所以他的死直到今天还是个谜。我当时在解放军农场,但是听说了工宣队进驻时的那种蛮横气势和因此造成的人人自危局面,这事也不难理解。
朱砚磬,一位女士,是第五研究室的研究实习员,1952年浙江大学毕业。她是一位“摘帽右派”,未婚。直到1968年我们下农场,她都没受什么冲击,至少我不知道她受什么冲击,但是也在工宣队进驻后自杀了。
自杀原因是受到审查。受到审查的原因是她所住的单身宿舍里有另两位“议论江青”,她也被动参加了。事情被揭发,遭到清查后,她明白,在这里面最倒霉的必定是有前科的她,所以选择了这条道路。当时她采取离别人世的方式是躺在床上,身穿她最喜爱的红毛衣,手脚缠上电线,拉闸通电而死。死状极惨。
刘彭业,也是我们北大毕业生,比我高一级,在第六研究室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同在二楼西头,经常见面,有时一同在走廊上打乒乓球。他身材高大,有风度,待人平和。他的父亲是动物所的研究员、首任所长刘崇乐,文革初期受到冲击,但从来没听说他本人有什么问题。也是在工宣队进驻后不久,他跳楼自杀,死状亦极惨。
萧岩,女,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前参加革命,可能出身知识分子,在历史或社会关系上肯定能找到一些毛病,所以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受到审查,被隔离在所里。一天夜间从三楼跳下而死。次日清晨,人们上班时看到地下写着针对她的大标语:“……畏罪自杀,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这种没有人性的话,谁看了都浑身发冷。
于子和,食堂炊事员,可能因“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上吊身亡。
郭家溢,工厂工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身亡,具体原因不明。
以上八人,从党委委员到普通工人,从实验室到食堂、工厂,遍及全所每一个角落。“清理阶级队伍”是我所文革中最黑暗的一页。我们应该记住上述几位受难者的名字,在心中祭奠他们。
很遗憾的是在编写所志时把这一页历史忽略了过去,没有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册。
除去上述八名死者以外,还有数名自杀未遂者。其中有些留下终生的伤痛。一位工程师从三楼跳下摔断了一条腿。还有一些人受到冲击后得病而死,都未计算在内。我们研究室一位女士,患精神病居家养病,因说些胡话被居委会组织批斗后自杀身亡,二者是否有联系未知,也未计算在内。总之这一政治运动对于全所人员心灵上的冲击是永世难忘的。
以上所述八名死难者中,有五名是在工宣队进驻前罹难的。此时一些造反派也开始受到打击。大家心里明白,照这样下去,谁都在劫难逃。所里虽然已经结合了领导干部,但基本上还是造反派掌权,特别是基层。没有人对这一运动提出反对意见,当然也不敢提出。所以对于工宣队进驻前发生的惨案,造反派应负该负的责任,特别是一些思想极端的基层负责人肆意制造紧张局面,情节特别恶劣。至于工宣队进驻后,就主要打击造反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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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我收集的几位北京文革中遇难者的资料

徐小棣

自文革结束并被从政治上否定之后,已经有一些学者陆续对部分文革受难者情况做了或继续在做着调查与记录,积累起相当可观的民间档案史料。作为一个普通的亲历者与关注者,我感到仍有许多普通人的遇难情况与生平经历缺少详细回忆和准确记载,有些只有一个姓名,有些更是连姓名也无人知道。但这些姓名以及太不具体的生平碎片也值得一记。每一例因文革而造成的无辜死难都不应被忽略,每个姓名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本文记录的受难者,是我基于上述认识而收集的资料。期待得到更多见证和补充。这样,一旦有了文革历史博物馆,他们的名字就都能铭记在受难者的名单之中。

因恐惧批斗而自杀的徐科纯夫妇

在调查文革中遇难的王佩英的事迹时,我知道了一对夫妇的自杀。
徐科纯,男,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标准处技术干部,大学文化,年龄不详。1966年徐科纯看到机关贴出的斗争会的海报后,因恐惧而夫妻双双自杀。其妻姓名未能打听到。
受访人陈淑英2009年讲述:“他们夫妻俩的关系特别好。他们一看,批斗会的海报一出,看那个形式,承受不了,干脆把孩子给哄出去,说是哄到羊坊店一个亲戚家去,他们两口子就上吊了,在厕所(家中卫生间)。”“他们那孩子很小,最后有个林易华,把那孩子给送到农村去了。农村的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那孩子又小,挺受苦的,后来她的姨从香港还是从海外回来,把那孩子给接走了。”
徐科纯的妻子不在专业设计院标准处工作,她是一位老师。(2009年记录,受访人是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标准处退休干部陈淑英)

被打死的东打磨厂2号居民寇惠玲

这位死难者是我的一位亲戚。
寇惠玲,女,生年不详。北京市崇文区东打磨厂2号居民。公私合营九江洗染店工人,其故去的丈夫曾是这家洗染店的“资方”。
1966年7月寇惠玲已经主动将东打磨厂2号的私有房产交公,并得到了一张收条。
1966年8月红色恐怖时期被闯入抄家的红卫兵打死,其女孙文京时年12岁,目睹了全程,包括殴打、封门和将尸体扔进一辆卡车。
寇惠玲遇难后,在1967年就得到了其单位将她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但当其继子孙宝良要求对年幼的孙文京的生活有所补助时,遭到了训斥,以至于不敢继续交涉下去。没收的房产也一直没有发还,因孙文京直到晚年都不敢提出要求。
2004年孙文京接受采访时说寇惠玲遇难日期是7月26日。日期是否有误,有待考证。

被学生折磨致死的体育老师哈庆慈

这位死难者是我通过朋友知道的。
哈庆慈,女,回族,未婚。籍贯:湖北汉阳。父亲:哈汉章。生于1915年10月8日,1966年8月27日去世。193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右图为哈庆慈遗像。)
以上是2010年抄录的哈庆慈人事档案。遇难前哈庆慈在北京女十一中任教,是体育教研组组长,二级教师(又一说法是一级教师,但是履历写为二级)。
《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第一版《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授奖大会授给起义人员韦大卫等三人奖金》一文中关于哈庆慈的相关资料如下:“北京市第十一女子中学教员哈庆慈在会上说,当她每次看到报上发表蒋军空军起义归来的消息,就希望回来的是她的亲属。她希望在台湾充当蒋贼空军军官的哥哥哈虎文、哈郁文和姐夫王健珍,都能听到今天晚上欢迎韦大卫等的欢乐声音,而知有所选择,不要再沉沦下去。”
原女十一中学生贺秉柟回忆如下:“哈先生,回族,论相貌说实在的,有些不恭,她脸色黝黑 (整日暴晒之结果),嘴还有些歪。确有其貌不扬之嫌,却有颗金子般的心。为了发展学校的体操事业,创体操专长校,她不惜把家中的犹如房间大(大约十几平方米)蓝白花图案的纯羊毛波斯地毯,搬到学校,供学生练自由体操使用。这地毯到现在也是价格不菲呵!更何况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能换回多少贵如黄金的粮食呵!她的业务精湛,在体育界闻名遐迩。是全市仅有的几位团体操编舞之一。她虽终生未嫁,却有着慈母般的心肠。她对每个学生都平易近人,慈爱有加。一次,我因不谙世故,口无遮拦,招惹了一个学习上不务正业,但在整人上颇有心计的同学在班会上对我的攻击、批判。气得我有口难辩,哭得我天昏地暗,谁也劝不住。此时,恰逢哈先生从教室经过,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以后你的路还长着呢!这点小事又算什么呢?人谁无挫折?挫折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经过挫折的人,才能经得起任何暴风雨的考验……”哈先生的一席话,使我顿开茅塞,受用终身,至今仍刻骨铭心。”(原文见《马大人府与女十一中》)
原女十一中另一校友在博客中写道:“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会明天就要在北京开幕了,而我在这时却单单想起我高中时的体育老师哈庆慈。我上高中时,她在我的眼中已经很老了,一点没有一个体育老师应有的健壮体魄。她身材瘦小,说话嗓音沙哑,长相不敢恭维,有点儿符合我童年时的女巫形象。但……这个人不可小看,不但在校内很有威信,也是北京体育老师中的元老和权威。她多次参加大型团体操的编导,是一个善于判断,果决,坚毅的人。……可是,这样一个好老师,却在文革中被她的学生凌辱折磨致死。那时,她被剃了光头,被勒令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打扮成一个妖魔鬼怪的模样,然后做着规定的动作,唱‘我是一个牛鬼蛇神’,唱到最后一句‘让人民把我砸碎’,还要双手砸自己的头。被多日关在牛棚的老师,因有人提出要洗一下脚,结果被勒令脱下袜子,让老师互相叼在嘴里。我还听说,给老师吃的炸酱面是用屎做的酱。记得有一天,我来到学校,听说哈老师死在学校,是被红卫兵打死的。但这只是传言,只有当事人知道,可至今没有人说出真相。”(2008年)
哈庆慈的学生袁××受访回忆如下:“哈庆慈是被迫光脚围着火堆奔跑,最后终因不堪忍受凌辱,从学校里后排楼的四楼跳楼,当场死亡。同时期跳楼的还有一个非教员工友,男性,姓名不详。与哈庆慈同时被斗争折磨的有女教师邓宛湖(音),女校长张艳筹(音)。红卫兵的头子是姓曾的高三女生。”
哈庆慈的亲戚提供照片一张并回忆:“……因哈庆慈女士是回族,按照民族习惯应土葬。但其时,少数民族政策已被停用,还未恢复,哈庆慈女士的遗体被其所在单位当时的负责人送去火化。一周后,回族土葬政策恢复。哈庆慈女士生前还资助过一些家庭困难的学生。遗憾的是,当年迫害哈庆慈女士的红卫兵中竟有被她资助过的学生。”
注:北京女十一中现名北京一六五中学,校址依旧。未见到哈庆慈得以“平反”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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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〇九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9月 29, 2022 5: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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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死于校园中的地理老师马耀琮

这位死难者是一位朋友的亲人。
马耀琮,男,1926年生,原籍河北藁城。1966年8月他住在北京鼓楼附近的草厂胡同与父母、姐姐同住一座四合院,在北京南苑红星中学任地理教师。
在“红八月”里,与他共同居住草厂胡同的父母都被定为“逃亡地主”,遭到鼓楼中学和男一中红卫兵的抄家、批斗并被遣返河北藁城。同时期,马耀琮在南苑红星中学也被红卫兵批斗毒打,死于校园中。但通知其妻子时,是说他“喝农药自杀”。遇难时其女十二岁(1954年出生),其子九岁(1957年出生),其妻正在怀孕,遗腹子出生于1967年2月。(上图:马耀琮生前与子女留影。)
马耀琮老师的家属始终不相信自杀的说法,他们不能相信他对幼年子女不留遗言就结束生命。他是一位孝敬父母的人,他在挨斗期间曾满身浆糊地回到草厂胡同的家中,晚辈看见他在暗处悄悄换衣、洗净,不让被斗的父母看见自己的惨状而担忧和伤心。
马耀琮的姐姐2010年回忆,马耀琮在北京上高中时,因日本人查户口时打了他一个耳光而异常愤怒,辍学从军,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他曾到印度受训。这一段历史后来成为他的“历史问题”。马耀琮还曾加入过中共领导下在湖南零陵的军区教导大队。1949年后,他先在北京女二中任教,后来被调往郊区南苑红星中学教地理。文革中他被红卫兵迫害致死,也与在闲聊时学说方言电影《抓壮丁》中国民党士兵的台词有关。
马耀琮在1979年获得“平反”,南苑红星中学对其子女有过经济补助。(受访人马耀琮老师的姐姐和外甥李震宇,提供了照片。2011年10月)

“宽严大会”批斗后自杀的老教师张燕卿

这位死难者是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童年时的生活老师。
张燕卿,女,汉族,1917年生(根据我母亲的年岁推测,因母亲讲过她们同龄)。北京宣武区槐柏树街北京小学的生活老师,独身,无子女。
1968年11月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次“宽严大会”上遭到突然袭击式的批斗后喝火碱自杀。
我母亲目击的情景是:张燕卿开会就座时对将遭受批斗还毫不知情。会上北京小学革委会成员青年女教师王春英突然宣布:“把老白毛揪上来!”随即她被人从座位上揪起推搡上台批斗,会后当夜喝火碱自杀。
2018年3月我从李鸿滨老师(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的讲述中知道,她当时被作为“从严”对象批斗的原因,是她保存了一套国军制服没有“交代”——制服的主人是她早年的恋人。

死于“一打三反”的天文爱好者唐志强

这位死难者是我阅读文革史料知道的。在此基础上我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他发表在《天文爱好者》上的文章。
唐志强,男,二十五岁,安徽省人,遇难前是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从197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印制的《通知》中看到的罪名如下:
“现行反革命叛国犯唐志强,男,二十五岁,安徽省人,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天文辅导员。唐犯思想极为反动,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大量书写反动日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多次寻机投靠外国未遂。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唐犯化装成外国人,携带我国重要政治、经济情报三百余份和反革命信件多封,到外国驻华使馆投靠,当场被抓获。”
这是当年交给群众“讨论”的《通知》,被讨论者绝大多数被判决死刑,如遇罗克、王佩英等。该《通知》共有二十人,唐志强名列第二,于1970年1月27日被处决。
唐志强的学生回忆如下:“唐志强,我的天文老师,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个子不高,性格内向,工作认真,朴实无华。他热衷于天文,经常深夜里把我和刘百操﹑王一宁等几个人叫起来,遥望夜空,观测星星,耐心地向我们讲解夜空的奥秘,他教会了我们许多天文知识,激发了我们探索天文的兴趣。想不到一天下午,他被警察带走了。据说他反对林彪,当我们听到他的死刑判决书时,都惊呆了,茫然与惶恐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释怀……他走的时候,只有那些基督教友为他送行。一年后,林彪叛逃坠机灭亡的下场使我又想起了唐志强,我为之惊叹,也为之惋惜。”(新浪博客“鹰击长空”,2007-02-02 23:26:3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天文爱好者》1963年第10期第15页,有唐志强在北京八中做学生时的文章《我对天鹰座η星的目视观测》(左图为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当年《天文爱好者》杂志中发表的唐志强文章,在唐遇难后,按当时的社会风气,唐志强名字被打了叉,旁边还标注了“叛徒”二字),报告了对天鹰座η星将近两个月的观测、计算结果,开篇是:“天鹰座η是一颗造父变星,我在去年10月4日—12月2日对它进行了近二个月的目视观测,每逢晴天夜晚都要观测一次,共得亮度记录48次。……”在《天文爱好者》1965年的第7期唐志强发表了《我们的天文小组》,报道天文小组的工作,当时天文小组有组员101人,文中记述“在初、中、高级组里,除由天文辅导员讲授天球坐标,时间计量,望远镜等基础知识外,还可按个人的爱好和兴趣,分别参加变星、流星观测和制作望远镜等活动”,其中“天文辅导员”即唐志强,并刊有一幅说明文字是“辅导员正在指导组员制作简易望远镜”的照片(见右图)。
1966年《天文爱好者》第2期刊有唐志强的文章《一颗明亮的大流星》。当时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唐志强仍在观测星天。他写到:“1965年11月3日东经120o标准时(即北京时间1时47分),我正在观测(观测地点北京西城区)的时候,突然,一颗明亮的流行垂直地平向下飞过。这颗流星极亮,可能是一颗火流星,亮度估计约为负4.5等,出现时天空背景都被照亮。……”
从1963年以八中的学生身份发表文章,到1965年成为西城区少年科技站的专职天文辅导员,可以断定,唐志强没有进入大学,凭其对天文科学之专,高中毕业后就直接被西城区少年科技站录用从事天文辅导员的工作了。
未见到唐志强得以“平反”的资料。

死于“一打三反”的工人萧开元、王嵩友

这两位死难者是我阅读一份判决书知道的。
肖开元,男,1945年生,湖南省武岗县人。遇难前是北京市西城区工程大队工人。
王嵩友,男,1943年生。辽宁省盖平县人,遇难前是北京市新都暖气机械厂工人。
肖开元和王嵩友于197O年4月18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反字第52号》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8O年9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80)中刑监字第1136号》宣布:“经本院再审查明,肖、王二人于一九六九年三至五月,书写油印的五百余份传单,主要是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再审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年四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反字第52号判决书。二、宣告肖开元、王嵩友无罪。”(上图为198O年9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决书 〔80〕中刑监字第11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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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硬汉杜长绪

张遵修


作者简介:张遵修,女,1924年出生,今年98岁。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曾任《大公报》记者、编辑。1978年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法学》卷责任编辑,《世界经济》及《中国历史》等卷终审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顾问,参与《法学》卷修订版的组织和案头工作并终审。

文革开始,小报流行。或是用来打派仗,或是揭发某某大人物的“罪行”。行人在一条街边上走上一段路,就能买到几种不同的小报。由于大公报社里有印报工厂,便常有人拿着稿件和印报费用,到报社来接洽印制小报、传单。报社负责同来人接洽的,是人事保卫干部杜长绪。杜长绪是三十多岁的高大汉子,一个红根红苗的贫农儿子,不苟言笑,也从不张扬,与人接触不多,所以报社里很多人都不认识他。
1967年1月,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上海掀起了向市委和市政府夺权的风潮,他们自己称之为“一月革命”。这天,有一个红卫兵到大公报社,要求报社给印“一月革命”的号外,与之接洽的杜长绪拒绝接印。那红卫兵说“一月革命”是国家大事,印出号外广为散发,让更多人知道这件喜事。杜长绪说这不是什么“一月革命”,是“一月反革命”!双方大吵起来,杜长绪就是坚决不予接印。气急败坏的红卫兵揪着他,把他交给了报社的群众造反派。
报社接着召开了批斗杜长绪的大会。假如他违心地做个检讨,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把他打入牛鬼蛇神劳动队吧。但说违心的话不是杜长绪的性格,在批斗大会上,这条硬汉板着面孔、咬紧牙根,坚持说上海的夺权是反革命行动!批斗会开不下去,造反派群众又不肯服输,一些极左分子就把他扭送到派出所。
派出所觉得,这个案子不好办,找不到杜长绪的罪名,就把他上交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与报社联系,想把他退回报社,交群众批判教育。报社与公安局来人接洽的,是王X,她拒绝接收。公安部门几次来接洽都被拒绝,经过辗转移送,其结果最后是杜长绪进了监狱。
杜长绪在监狱里受尽酷刑凌辱,但这条硬汉始终都不低头。他在日记里写道:“历史将证明我无罪。”这句话竟成了他“死不改悔”的证据。
1970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一场全国政治运动。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杜长绪被执行枪决。街上张贴着铅印的白红大布告,左边是一串几十个被枪决的人名,杜长绪的名字列于其中,每个名字上都画上了血色的红叉。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市长林乎加在首都剧场主持召开了为杜长绪平反的大会。在主席台上,杜长绪躺在他弟弟捧着的骨灰盒里,听林乎加读着他的狱中日记:“历史将证明我无罪。”
是的,历史证实了杜长绪无罪——而且是以生命坚持真理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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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

我的弟弟薛雪

薛昌津

1966年9月初,我突然接到一份电报:“薛雪(原名薛昌洪)畏罪自杀,死已火葬。”
这一纸电文如晴天霹雳,击碎我心。恍然是在黑夜里做了噩梦,偏偏又是无情的现实。随后,收到母亲来信,她强忍巨大悲恸而安慰我:“津儿,你妊娠临产在即,千万不要过于伤心。只当你弟出远门去了。”
是的,洪弟出远门走了,走了,这一走再也回不来了!
洪弟30年短促的生命里程就这样结束,没有骨灰,也没有坟冢。每到清明,我只能看看他的照片,那一桩桩,一件件难忘的往事又涌上心头,我只能将它们诉诸笔端。让我洪弟的音容笑貌,留在这点滴的回忆录里,永远活在没有忘记他的亲人们心中。

一封珍贵的家信

1952年金秋10月,我在朝鲜战场收到一封很厚重的信,信封上印有醒目的“北京大学”几个字,一看落款那是我弟弟薛昌洪寄来的。16开的6页信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详细地叙述了他高中毕业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经过考试和学习,如何走进首都北京大学这所高等学府。字里行间激情涌动,流露着青年学生淳朴的赤子之心,对美好未来有无限憧憬。信中那细致具体的描述,反映出新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面貌。我在重庆刚解放就参军,去了湘西剿匪,现又抗美援朝远离祖国,非常渴望知道这些。洪弟的来信使我读之更倍感亲切。当时,我的战友们也纷纷传看,都非常欣喜。信文如下:

亲爱的哥哥姐姐:
你们首先会想到现在已经是开学了,究竟洪弟在什么大学念书呢,是不是?好吧!我来告诉你们。亲爱的哥哥姐姐,我已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了,我这封信就是坐在北大图书馆写的。您们是否会感到兴奋和惊讶?那就让我从头说起吧。
这次我们高中毕业生升学是祖国的一件大事情,因为我们被选入高等学校学习后,出来就要为人民服务。我们是祖国的建设骨干,所以党把这次统一招生的工作看成是一个政治任务,制定了今年全国统一招生的计划,西南西北两大行政区还在暑期中举办了学习团,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思想教育及选择科系的教育。
然而,一到学习团,首先使我们感到较突出的是祖国(具体的就体现在首长们的身上)对我们的迫切需要,和他们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首长们说:“你们是祖国的宝贝,祖国已把你们的名字安排在建设计划中了。”在生活上给了我们甚为周到的照顾。首先动员了西师附中的同学给我打扫清洁环境。为了防止同学得疟疾,又发给阿的平药片和奎宁,没有蚊帐的借给蚊帐,稍淋了一点雨就忙着烧姜开水。经常拨款给我们会餐打牙祭,又给我们放电影《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些使大家都很感动……
8月15、16两天是入学考试。考前我们除重点复习文化课外,就是进行政治学习,开展文化体育活动。这次考试是我所经历过的考试中印象最深的一次。这是向祖国汇报啊!考试当天,西南广播电台、重庆电台都向我们播放祝词和文教部副部长的讲话,要我们静下心来别紧张,祝大家考试胜利。我禁不住与同学们一起兴奋地说:“谢谢你啊,祖国,我亲爱的母亲!”
考试之后,又组织我们参观了工厂。还去游览了新近落成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那原来是川东师范旧址。嗨呀!那真是伟大壮观的建筑呀!里面很大,什么都有了。学习团又买票请我们看描写成渝铁路的话剧《四十年来的愿望》。总之,尽一切可能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祖国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一致,发生冲突时应该有服从集体的利益的正确态度。
发榜前,全学习团掀起了服从分配的高潮,大家纷纷保证和挑战,要经受得起祖国的初步考验,要在决定自己的今后工作学习专业的考验关头,昂头挺胸而过。不要被人抬过去或是混过去。752个同学都向刘伯承主席及曹荻秋市长写了信,表示我们的决心。这时,传来志愿军青年英雄刘兴文同志英勇牺牲的消息,大家感到异常悲愤。我们重庆很多同学曾见过刘兴文同志,请他签过字,和他握过手。他的牺牲更激励着我们前进,我们要把悲愤化为力量,更加坚定服从分配的决心。我们向刘兴文同志的父母寄了信。我们愿作他们的儿女,我们要向刘兴文同志学习。在这段时间,“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生根,发芽,开花”成了我们共同的口号,“献给您,亲爱的祖国”成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九月二十六号,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终来到了——祖国的命令下来了。学习团主任廖伯康同志带来了录取名单,他再次重复录取分配的原则是根据祖国需要然后才尽量照顾个人志愿。但大多数同学都实事求是地选择了科系,所以很多同学都被分配到自己的第一志愿。亲爱的哥哥姐姐,您们想想吧!当我们在榜上找到自己的名字那是多么高兴啊!大家跳着,笑着,紧握着手互相道贺。到北京的是十分兴奋,到西北的更欣喜万分,到云南的保证要为建设祖国的大西南贡献出力量,留在重庆的,愿和沙坪坝一块成长。大家祝愿祖国的每一个地方都是美好的,每一个学生所学的系科专业都是祖国所需的。
二十七日晚,学习团举行盛大的隆重的游园晚会,整个西师附中布置得灯火辉煌,一片欢乐气象,而一幅大标语说出了我们的思想“服从分配,愉快升学”。当晚一直玩到早晨五点钟,跳舞场、乒乓室、打靶室、猜谜室、克郎球室、画报室、唱片欣赏室、谈心园等都充满了尽情欢笑的人们,整个学习团充塞着愉快的气氛。大家都说,又是服从分配,愉快升学,又是庆祝国庆,大家欢乐,真是“重庆”啊!
十月三号,我们在求精中学集中,五号就离开重庆,所有旅费是由国家垫付的,困难的可以申请补助,当然我需要申请。
水手在起锚了,我和大家一起站在甲板上。中午十二时,我站在船上望着重庆,真有种说不出的感情。汽笛长鸣着,我在甲板上向重庆招着手说:“我亲爱的妈妈再见了,亲爱的重庆再见了!”我常住在重庆,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可是离开它的时候,都觉得这山城分外可爱。我当时想:“二天回来时,重庆已经变样了,妈妈也变了,会有更大进步。”轮船掉过头,我们又从这边跑到那边,不断地向山城招手,亲切地喊着:“再见了,重庆!再见了,妈妈!”
亲爱的哥哥姐姐,1951年春节,组织上曾把我调到海员工会工作过一月多,所以我一上轮船,就感到和轮船很亲切熟悉。那时我在船上工作觉悟还很低,想不到我现在却是乘着大轮船到北京去学习哩!
在船上,我重又看了位于两岸的河山,觉得比去年我在海员工会工作是更加亲切可爱。“祖国的土地啊!美丽的山川啊!”
船过三峡时,我熟悉的景象又展现在我的眼前,高高的山峰绵亘两岸。眼看已到尽头的流水,一转弯又是开朗的大江,祖国的锦绣山河牵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大家更加强了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念。
在船上我们碰见了一位同行的志愿军,他是回国公干后返回朝鲜前线的。一说起,他也是一个学生参军的,和罗盛教同志曾在同一个班里战斗过。他给我们讲了罗盛教的英雄事迹及他本人立功的经历,思想情感的变化等等。使我们大家都很感动。我立刻联想到你们了,亲爱的哥哥姐姐,快把立功的消息寄给我呀!我是多么殷切地期待着你们的来信啊!
这位同志是和姐姐一个大单位的,有机会你和他见面可以说说,他给我题了字,鼓励我今后要好好学习,我也给他题了字,要他努力作战。他是志愿军47军政治部的舒悦同志。
船上生活我们一点也不寂寞,和志愿军联欢,又和船上的海员联欢,看到的都是祖国的新气象,感受到的是一切都在前进,都在变。七日下午我们轮船到了宜昌,很快地得了文教局帮助,又乘民族轮到汉口。八日早晨船开不久后就看到荆江分洪的伟大工程了,还在船出三峡时,我们就感到心胸开朗得多了。宜昌以下江面很宽,水看去很平静,实际上流量都很大。在距沙市三十里时,我们亲眼看见荆江分洪的五十几洞长长的闸门,使大家感到很兴奋,船上有个湖北省文教部门的同志给我们说,荆江分洪原定3月完成的,可是结果提前完成了。许多来工地参观的外国代表们不相信。我们看到这伟大工程,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更增加了我们建设祖国的信心。
下水轮船,从宜昌到汉口,只一天半就到了。又因工人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所以晚上可以夜航,就缩短了航行时间。九日下午就到达汉口,在这里休息一天。我们在附近逛街看看市容。这地方很平,街道都是柏油马路清洁整齐。一些高大漂亮的建筑是解放前的租界,现在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产。过去不许华人靠近的洋房,现在却住着我们一群路过这里的新中国的大学生。
十一日早晨九时二十六分,我们乘火车离开汉口。接着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广大的平原。我们在重庆从没见过这种辽阔的平原,两旁简直就看不到山。偶然看见的迷雾,仿佛就跟在宜昌以下看江边一样,感觉是山,总觉是山,其实不是山。田里的稻麦作物已经收割了,又插上了新的秧苗,远处青青的树林,衬托着恬静的乡村,真像是画中的美景。
车窗外、铁路旁常见有村民在车水,也经常看见农民们骑着自行车飞奔在公路上,乘车的农民也很多,说明农民的生活日渐上升。看见农村搞建设的情景,我不禁有所感触。我觉得,农村都在向我们召唤,农民们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应该如何努力才是啊!我要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了,我要好好地充实自己。
火车行驶很快,很快地孝感过去了,郑州过去了,新乡,信阳,石家庄等城市也迅速地落在了身后。过了丰台,我们看见了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不久我们就到达那向往已久的伟大的首都——北京了。京汉铁路全线1208公里,火车在30个钟头零几十分钟行完了全程,我们的旅途生活也就结束了。十二日下午火车驶进北京站。
一出北京站,就看见雄伟的大前门,“大前门”我是见过的,那是在香烟盒子上。可如今我见的不是商标了,而是真正石头做的城门!我们安置好行李后,就急着去看天安门。一个北京师范大学新生招待站的同志领着去看,天安门也是我们很熟悉的,那是从电影和画报上见过。真的天安门比电影和画报上的更漂亮,城楼及城墙都已粉刷一新,远远看见一片深红色,金字的标语口号映着城楼的图案,显得金碧辉煌,伟大雄壮。这是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的地方,您想我们来到这里该是多么高兴啊!遗憾的是没有赶上今年的国庆。
晚上我们就搬到城里的北大去了,正碰上北大这几天在搬家,为什么要搬家?我就把我听来的一些关于北大的情况向您们介绍一下吧!
中央教育部为了集中力量办好高等学校,所以就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北大成为了综合性的大学,只设文理二个学院,像政治、财经都已经分出去了,工学院就和清华等其它多科性的高等学校合并,而燕京大学、辅仁等都撤消。燕大,清华文理学院和北大合并,加上新生一千多人,北大就成为了拥有五千多人的大学校了,将来还要按照莫斯科大学的模样办呢!所以决定校舍由城里迁到西郊海淀,即原来燕京大学的校址。同时正赶修十几座大楼,房子没修起,所以新生要十一月二十五日才能报到,十二月一日才能行课。可是我们走前既不知道,如今又从遥远的西南赶来了,所以只好在城里原校住下,暂时自己组织起来生活学习。
我们在城内北大红楼住了三天。第一天我去参观了毛主席在校工作处和李大钊先生纪念堂,毛主席和李大钊同志当年工作的情况及手迹等都在这里。我一走进那二间屋子就感到进入了一个不平凡的天地。我想自己来到了毛主席曾经工作过的学校里面,应该怎样努力学习才对得起毛主席啊!我随时都想到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北京大学的学生,是需要自己艰苦努力的。北大学生一直在中国革命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有着光荣传统,我应该保持和发扬这种光荣才对。
十四日下午我们去游玩了北海公园,嗨呀!那真是个好地方,还在门外就望见了清澈的湖水,岸边的垂柳,山上的白塔,真是美不胜收。各种金鱼真是逗人喜爱,我当时想:要是妹妹来看一看才好哩!我们又去参观了九龙壁。这个精美的艺术建筑,象征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极其宝贵伟大。谁说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落后呢?站在白塔上,俯瞰全城,那才更美哩,一片绿荫中冒出几个建筑物的金顶,故宫和新建的房子点缀着绿树如海的北京,北京已经不小了吧!但报刊说,北京以后将比现在要扩大十倍。单是西郊的文化区就要相当于二个现在的北京城,姐姐哥哥,你们看祖国的建设计划多伟大啊!
十五日上午我们去参观了中山老公园。下午就由北大借来的车子把我们送到了新北大来了,燕京园真是一个好地方,简直就跟花园一样,校址很大很宽,到处都是绿树如荫和像地毯似的草地,房子都是宫殿似的,雕梁画栋,美丽非凡。校内还有座塔,每当夕阳西下时,湖光塔影,真是绝妙的美景,令人喜不自胜。亲爱的哥哥姐姐,我到了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来学习,心里是多么感动啊!要再不好好学习,岂不辜负人民的心意,和这美好的环境。在北大学习不仅有中国学生,而且还有东欧新民主主义兄弟国家的几十个学生,听说还有苏联教授等等。这些都使我异常兴奋。
我们北大是全国最好的高等学校之一,而且又富有革命传统,有着光荣的历史意义。所以很多外国代表团到中国来都要来北大参观。最近亚洲和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完了,代表们也准备来参观。北大图书馆是全国第二大图书馆(第一是国立北京图书馆),这正合我的心愿,我今后将在这里努力学习,当然不脱离实践。
这些都谈了,让我再来谈一谈北京的气候、传统习惯等方面。北京是比较冷,不过不是我想象中那般冷,当然要不比朝鲜冷。下雨的时间很少,经常是天晴出太阳,不过有时却大风刮得尘土满天飞。不过我在这里生活挺习惯,碰见北京人,我还说北京话哩,大家反映说,倒还不错,挺流利的。
再谈一下妈妈的情况吧!她现在身体还好,学习也还好,工作也较前认真,精神也愉快些,所以请你们千万放心。我现在也满可以的,要是钱不够还可以申请补助,所以我以前曾和妈妈决议,不准您们寄钱回来了,朝鲜很艰苦,你们自己的劳动报酬就留着自己用吧!妈妈和我需要的是你们来信的鼓励和联系,只要在这方面满足我们的要求就行了。
我们的妹妹很乖,很听话,你们看见了相片就会相信我的话真是不假!
还谈一谈我们的课程,有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俄文,今后很多教学法都要采用苏联式的,您们说我们多幸福啊!
亲爱的哥哥姐姐,我不写了,拿了五六个钟头的笔,手都捏酸了,加上自己的手指还缠着纱布哩……有一点小伤口(不要怀疑),所以字写得很草又乱,请原谅,下次我一定接受哥哥给我提的意见,把字写工整些,把字写清楚些,不久就再给你们寄信去。
祝福你们
进步健康!
你们亲爱的弟弟洪上
1952年10月18日

洪弟这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几十年来我一直保存着。有时静下心来细细品读,这真是我们新中国初期一幅多么生动美好的画卷,其中完全可以感触到洪弟那青春洋溢的滚烫的心的跳动!

姐弟重逢在北京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签字,我们部队仍在朝鲜执行任务,为朝鲜人民修路筑堤,重建家园。当年国庆节后不久,我收到洪弟10月9日来信,是从北京协和医院寄出的。原来他于9月17日住进了有名的协和医院,因肺部脓肿呼吸艰难,24号就施行了肺部大手术。他感谢党和政府花钱给他治病,才挽救了他的生命,感谢学校和同学们给予他的关怀和温暖。信中写道:“正当我闭着双眼、头脑昏眩、心紧胸痛难以忍受时,我忽然听到熟悉亲切的一声呼唤:‘昌洪,希望你坚强勇敢地忍受一切,我们和你在一起。’我睁开眼立刻看见是我们团支部组织委员在给我读同志们写给我的慰问信,我迅即联想到,这也是妈妈的心声,是哥哥姐姐和所有亲人、朋友的声音,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曾处于两种选择:要不就昏睡过去不知疼痛;要不就忍受痛苦,但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选择了后者,我不想失去对身边生活的感觉。手术当天,有不少同学进城来医院看我,使我得到莫大鼓舞。手术后最初几天,每天支部派一个人来日夜照护我,让我度过了最难受的时日。院里的医护人员也对我很关怀照顾,有的还成了朋友。这些都叫我感动万分!”
我得知弟弟在协和医院开刀动了大手术,十分惦记,总想有机会去看望一下才好。也巧,正在想着机会就来了。志愿军在辽宁阜新办了一期声乐培训班,我被派回祖国参加学习。1954年6月初,为期半年的学习结束了。开始请假没准,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说:“办不了护照,谁也不能去北京,集体过江回朝鲜。”一下子我的心凉了半截。不料,3天后志政文化部王副部长来看望我们,非常亲切热情。晚上分队长就带来好消息,“请假回家或去北京的可以开到护照了。”6月8日培训班结束,军文工团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孙济民,也请假探亲去北京。我们一起乘火车走,我的鞋坏了,还找他借了一双新发的鞋穿上,后来穿旧了,也不好意思再还他,好在战友之间不甚计较。
我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又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弟弟,心情十分激动。那天,洪弟与他几个同窗好友早早就在校门等候。从1949年底分别,已5年不见了。幼时曾是健康儿童的“群婴之冠”(当年洪弟得的奖旗),如今显得文弱清瘦,我顿生心疼怜爱之情。他个头长高了,身穿洁白衬衣、蓝色长裤,非常朴素。姐弟双手紧握对视打量,热泪盈眶,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
第二天,洪弟带我去天坛游玩,一路上我们手拉着手,我们谈到了对爱情的认识,他说:“我们太容易爱别人了,很容易对一个人产生好感,因此往往都有发展成为爱情的趋向,异性朋友总得在感情上有一定的限度才行。”我觉得昌洪讲得有一定道理,我们姐弟都太重感情。我要他别过早地去寻求生活的体验,应该尽量使自己思想精力集中于学习。在天坛的回音壁两端我和弟弟说笑唱歌,回音壁真是美妙啊,我们相隔七八十米,对着墙壁小声说话的时候,听起对方的声音很清楚,好像就在自己身旁的墙壁外。据说是声波折射于各处,聚于一点形成的,这多么有意思!
次日周末上午,洪弟与他的同学们来带我到校园走走,我们一起坐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畔,很惬意地交流聊天。同学们让我讲战斗故事,唱朝鲜歌曲,我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下午,我们又一起去参加北大诗社和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诗歌朗诵会,昌洪是诗社的成员,他在会上朗诵了两首诗。他深情地朗诵《校园的灯火》:
“……每当我们抬起头仰望明灯/ 便见祖国的眼睛深情闪烁/ 灯火啊是万千严峻的见证/ 鞭策我们奔向崭新的生活。”
在《心中的太阳》诗中他动情地轻吟:
“……再诱人的月色也难以挑逗她分心/ 一进图书馆她就牢牢钉在椅上/ 试管里啊,消逝了多少春夏秋冬/ 这生物园地就是她神圣的战场/ 多情的小伙子啊,你千万莫沮丧/ 铸造共产主义的明天,可得加倍图强/ 当你攀登上人民期望于你的新角度/ 你呀,你会在那里喜遇心中的太阳!”
晚上我又去参加了他们的周末舞会,我和洪弟跳舞的愿望实现了。洪弟的舞跳得不错,他说:“我离开重庆走前还和妈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跳了几场呢。将来我和妈妈欢聚时,我还要和妈妈跳一跳。”
那天,我和弟弟与他的好友们一起在校园里照相,碰到一位朝鲜留学生金宽七,他才十七岁,父亲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哥哥是战斗英雄。他看到我是志愿军非常热情,主动要与我合影,还送我一张他的单相,他说:“我们交个朋友吧!希望我们今后多通信联系!”后来我们通过几次信。
几天来,我受到了洪弟和他同学们的热情接待。他的好友李绍广和左言东都赠送给我很有纪念的日记本,那是专门制作的“北京大学五四校庆纪念(1898—1954)”的纪念品。另外,洪弟在协和医院住院时,结识的护士朋友王月浩,也专程在下班时来看望我。她专程陪我去故宫参观,又去看了电影《走向生活》。她是在职军人,是她们医院里的优秀党员,处处替别人着想,她对我们姊弟真热诚。在洪弟和他好朋友的陪伴下,我又去了就近的中山公园和北海,深深感到我们伟大祖国每一个地方都美丽可爱,新中国的一切都欣欣向荣。
我在北京大学期间住在班里的女生宿舍。我见到一位身材颀长而优美的大姐,着黑色素服,左鬓上一朵小白花,面色清瘦恬静。交谈中,我才知她是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徐先生病逝后不久,她经周总理介绍来北大中文系学习。她请我在学校的小食堂吃饭,又请我去她家参观徐悲鸿纪念馆。
徐先生逝世前扶病为志愿军作画《奔马》,给指战员很大鼓舞。静文大姐对我说:“悲鸿生前非常热爱解放军,我见到你很高兴。”她领着一对幼小的儿女,向我介绍徐先生的作品,其中许多都写有“爱妻静文保存”字样。我深深感受到她内心承受的巨大悲痛,我真佩服她重上大学的决心和毅力。
后来,在1984年初,我们有幸又在长沙会面。静文大姐十分高兴,特为我写下徐悲鸿先生的一首诗:“桂林神力凿,阳朔乃天开,应思同舟梦,何年梦再回。”桂林,是静文大姐和徐先生初识之地。静文大姐将题诗字幅赠我时说:“何年梦再回?那梦是永远也回不来了。”她对我弟弟1966年在天津文革的浩劫中被迫害致死,表示十分惋惜和深切哀悼。后来我把此事著文连同那幅字,发表在1987年5月24日的《长沙晚报》。

1959年去天津看望洪弟

我1954年底随部队回到祖国,1955年转业考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此时洪弟在北京大学读二年级,我们经常见面。1956年我姐弟俩一起乘宝成铁路回到重庆。全家团聚,那一年是我妈妈最幸福的一年,哥哥也在西南政法学院上大学,只有妹妹还在上小学,一家三个大学生同时上学,很不容易。
1957年洪弟毕业了,分配方案本已确定洪弟留在北京,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后来因为年级同学中有一对情侣,男同学分配在北京新闻单位,而女同学因为是从天津来,所以分配回天津女四中当语文教师,他们与洪弟都是诗社的好朋友,就与洪弟商量,是否他去天津,让那女同学留在北京。洪弟的女朋友远在苏州,他就想到何不成人之美成全他们。另外他本来喜欢自己搞点写作,教中学有寒暑假可以出去游览或深入生活。于是他们便将双方同意对换的意愿上报组织,最终22岁的薛昌洪分配到了天津女四中,教高三毕业班的语文,洪弟的年龄比学生们大不了多少。(下图:1956年薛昌津与弟弟昌洪回重庆探亲时与母亲及兄、妹合影,后排左为昌洪〔即薛雪〕,右为昌津。)
他去到天津后一边教学,一边进行业余文学创作。他写了一些诗、文学评论及其它作品,发表在天津、北京的一些报刊上。“薛雪”本是他常用的笔名,这时他就干脆用作了自己的正式名字。他工作积极,创作的热情也很高,精神很愉快。
1959年初,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前,选定到天津档案馆去充实我写毕业论文的材料,趁此机会专门去洪弟那里看望他。这时,洪弟已工作两年了,我见他还像个十分单纯的学生模样。他的学生们很喜欢听他讲课,他学识丰富,旁征博引,修改作文喜欢尽量当面批阅点评,招来许多女学生的青睐和好感,不少学生经常送些小礼物、食品之类给他,这些后来都成为了文革中批斗他的罪状。
他上课时拎着一个小闹钟上讲台,同学们都静静地入神地听他讲课。我则到他宿舍去帮他清洗他的被褥床单,并找出他需要缝补的衣物袜子来缝补,又彻底地搞好了他的宿舍卫生,在他那里呆了三天。他又高兴又感动,他说:“我姐姐来一趟就让我的狗窝变了样,清理得井然有序,以后姐姐要多来。”而1959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因我丈夫在驻湘部队里,我也分配到了湖南。没机会再去天津看他了。

1964年与洪弟的最后见面

1964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湖南衡阳二中任语文教师,也有寒暑假。这个暑假,洪弟专程来衡阳看望我们,他还特意给我带了一段做衬衣的府绸花布。他来住在姐夫房吴生所在部队的营房宿舍,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姐夫和小侄子房祝(此时大侄子房祁在合肥他爷爷奶奶家)。他与姐夫对弈象棋,两个人都劲头很高。
有个天津战友马海涛听说他来了也来看望,马海涛回天津时曾去过洪弟那里,回来就兴奋地告诉我们:“薛昌洪有本小说要出版,还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看中,要拍电影,要他请假去西安改稿。他把西影厂的电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信函都给我看了。但学校毕业班要准备高考,离不开,他就没去成。”
我为洪弟的写作成就高兴,又为他失去小说改编电影的机会惋惜。更想不到的是,1964年与洪弟在衡阳一别,竟成永诀。

1968年我去天津调查了解洪弟之死

1968年我在一个同事好友的陪伴下,专门去天津洪弟工作过的女四中弄清楚我弟弟是怎么死的。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又走访了一些与洪弟同被批斗的知情人,看了能找到的反映当时情况的一些材料,使我对洪弟之死有了大概的了解。
我那可怜的弟弟啊,当时所遭受的迫害真是令人发指,比最残酷的法西斯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借口洪弟与学生很亲近,学生经常送东西给他,就说他作风有问题。又因为知道他的父兄分别被划成了历史反革命、右派,有人便用大字报来揭他的“家庭问题”,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洪弟工作后,每个月要寄给父亲薛彦夫12元的赡养费,那是因为当时父亲没有工作,法院判弟弟赡养他。这也成了批判他“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父、兄都彻底平反了,洪弟却没有活下来看到这一天。
洪弟刚开始受到批斗时还只是文斗,没有武斗,让批判者发言,被批判者检讨。后来逐步升级,开始大肆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与肉体折磨。8月11日批判会上把他浑身衣服撕烂,泼了一身黑水,罚他从上午九点起跪到下午一点。晚上又从七点跪到十二点。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抄了。他没结婚成家,住在学校单身宿舍,有时晚上也会有人一脚把门踢开,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给他脖子吊砖头,要他靠墙站着请罪。有时不让他吃饭,有时吃饭时给他碗里撒沙子……他几次跑到公安局、派出所,要求能把他当犯人一样关起来。起码也能少挨些打,吃顿饭睡个觉,可是公安局已自顾不暇,管不了。
在他死的前一天,那些红卫兵用铜头皮带狠打他的头,打得他血流满面,昏死过去。那些人找校医来包扎一下,用凉水泼醒又打,他一连昏死两次。他上大学时肺部动过大手术,这时他旧病复发,开刀的伤口又绽开了。他躺在地上动不了,红卫兵把他像拖死狗一样拖到操场上让太阳暴晒。
他并不想死,他不是自杀。他头天还买了饭菜票,他手上还有爬水管沾上的油漆,他只是想逃生。我去天津调查时,学校传达室的工友、60多岁的苗雨详细地讲了当时的情况,“薛雪被打得扑在地上,脸铁青,血流满地,当时没有人敢救他,没人敢说公道话。”第二天苗雨到学校去就听说薛雪老师死了。送他去医院的常华说:“他当时还有气,派出所的想救活他,红卫兵还犹豫着没同意,派出所的人就说还得留着他继续交待材料,这才同意把他送医院,先找校医来打了一针强心针。他说了一句话‘走出去,向左’,就断气了。马上改为直接送火葬场,医院也没去了。”
周围一些同情薛雪的教职工,都认为薛雪不是自杀。当时那楼房墙上的水管刚油漆过,所以他手上有绿色的漆。他是想从隔离室的窗口顺着水管往下爬,躲开看管人员逃出去。而他几个月来没好好吃饭睡觉,又被打得死去活来,他哪能从这楼上抓着水管爬下去啊!他就这样摔下去了。自杀的人跳楼大多是闭着眼睛,而他是大睁着眼。弟弟啊!你真是死得冤呀!
洪弟1935年9月26日生,死时才三十岁,重庆刚一解放他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从重庆巴蜀中学毕业后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1953年,大学二年级因肺脓肿,学校让他住进当时最好的协和医院,给他动了手术,花了不少医药费。他对新时代、新生活充满了热爱,他在《人民日报》《天津时报》《天津晚报》《河北文学》《新港》等报刊发表了好几十篇诗文,还以校园生活为题材写了长篇小说。我在清点他的遗物时,看到西安电影制片厂要他改编成电影剧本,为他请假的电报,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约他去北京改稿的信函,可惜手稿《青春时代》已经被抄走找不到了。他的遗物只剩下从重庆去北京上学时妈妈给他的一个斑驳破旧的小皮箱,箱里装着他珍藏着的一顶水手帽子,一双清洁工人的手套,他曾与他们一起劳动,因为自卑“家庭出身不好”,他总是想方设法多“深入工农兵”去“改造自己”。另外箱内还遗留下他发表在报刊上的少数作品,有《河北文学》(1961年第五期第26页)刊登的诗歌《天安门广场颂》,有他发表在《人民日报》(1960年5月14日第八版)上的诗《一切都换了崭新模样》等,从这些诗中可看出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向往。
弟弟从四岁读小学起一直到死为止,从这个学校门到那个学校门,一直生活在学校里。他出生后不久,妈妈就在小学教书,他童年也是在学校度过,他非常单纯,也有些任性。从1952年到北京大学上学开始到去世,整整十四年,他身边始终相伴的,就是妈妈给他的用了几十年的旧皮箱。
在他被迫害至死之前,来信中已经反映了当时他所受的煎熬和迫害,非常人所能想象,信中写道:

亲爱的津姐、吴生兄:
因为运动的关系,各方面都需特别注意。
在我没给你们来信以前,请千万不要给我来信。
我是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只是看来进程中有些困难。
我永生永世记住了你们的教导,要突出政治,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小祁好。小祝乖!
最衷心的祝福!
大安,万请保重!
弟昌洪 1966年6月5日

这是洪弟最后的绝笔,此信是他留下的一点珍贵纪念。寥寥数语我读过无数遍,每读一遍都热泪盈眶。每看一遍,都透过字面理解到其中更多难言的深意。我可爱的洪弟啊,多年来你时刻盼望收到我的信,而此刻却要我们千万别给你去信,你是怕我们受到牵连啊!我可怜的小弟哟,你在苏州有个恋爱几年的女朋友,给我们寄来过你俩的合影,如果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你已打算结婚,还说要争取能调到一起工作。可是此刻你还没成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别人批斗挨打之后还有亲人抚慰,而你没有……看你在忐忑不安匆忙写就的信中,面临绝境仍不忘关注两个小外甥,对6岁的房祁和4岁的房祝,我的两个儿子,用一个“好”字和一个“乖”字,表达着你这小舅舅对孩子们充满希望的眷爱。对我们“最衷心的祝福!大安,万望保重!”这加重语气的惊叹号,饱含了多少难以尽言的深情!
回顾1966年,那恐怖的“红八月”,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学校领导和教师纷纷挨批斗,遭殴打。各地被打死打伤不计其数,尤以北京、天津最为剧烈,洪弟就是在1966年8月31日惨遭迫害致死的。

浩劫之后终平反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1978年5月19日,我们就收到了为洪弟正式平反的通知,原文如下:

关于薛雪同志的结论

薛雪 男 曾用名薛昌洪 1935年9月26日出生于重庆市,1946年以前上小学,1946~1952年重庆巴蜀中学上中学,1952年~1957年北京大学学生,1957~1966年天津女四中教师。
家庭出身 教师 本人成分 学生
薛雪同志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解放后积极接受党的教育,注意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不断进步。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拥护社会主义。政治上靠拢党组织,曾光荣的参加共青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运动,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
在教学工作中认真负责,努力钻研业务,积极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好,得到师生一致好评。特别是对文学写作很为爱好,曾写出一些有益的作品。
在文化大革命前,为提高教学质量,向高等院校输送合格的毕业生,做过有益的贡献。
薛雪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迫害,不幸于1966年8月31日去世。

中共天津第十一中学支部委员会(盖公章)
1978年5月19日

当年通知我们家属说洪弟是“畏罪自杀”,这时做出的结论是受迫害不幸去世。并对洪弟的思想品德和教学及写作,给予较好的评价和相应的肯定。
亲爱的洪弟,当年雨骤风狂你梦魂无所依,而今你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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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保守派“司令”于永志之死
(《小草春秋》选读)

袁庭栋

1966年8月初,驻四川大学工作组奉命撤出后,按照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的要求,成立了四川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在党委已经“靠边站”,工作组又撤出的情况下,学校的文革运动及其他大事也只能由筹委会出面解决,筹委会事实上代行了校党委的职权。
筹委会完全是工作组依靠他们所相信的“左派”队伍,根据他们的政治原则和好恶标准,一手组织的,未经公选,但是成立初期在全校颇有威信,颇得多数师生的支持。关键的原因,除了当时大多数师生(我也是其中一员)还对西南局和省市委心存敬意之外,就是因为学校在“四清”运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在当时表现优秀的积极分子,而筹委会主要就是由这批积极分子组成的。筹委会主任于永志,就是大家公认的这批积极分子的突出代表。
我对于永志很熟悉,很了解。因为他原来就是我们历史系的学生,比我高两个年级,毕业后留系工作,教中国现代史,我们算先后同学。当年的学生食堂吃饭都是八个人围一桌的统一饭菜,不能自己选择。为了照顾不吃辣椒的同学而设置有白味席(同时还有清真席)。我小时不能吃辣椒,就吃白味席。于永志是北方人,也在白味席,所以我们俩在历史系的白味席同桌吃饭将近两年(大跃进进入高潮之后,无法按时吃饭,更无法固定编桌,大家都吃流水席,白味席撤销),谈过不少话,以后我们见面时也往往会聊上几句。
于永志比我大十多岁,山东人,是解放四川的解放军、老党员。当时国家设立工农速成中学,专门招收文化不高、年龄不大的工农干部在全公费、带工资的条件下教育培养,毕业后可以继续工作,也可以进大学。于永志就是工农速中毕业之后来川大读书的。他在部队上是先进模范,立过功,负过伤,进川大后不仅一直是年级党支部书记,还以学生党员代表的身份成为系党总支的副书记,他的党龄比党总支书记还长。
他出身贫苦,作风朴实,态度谦和,关心他人,学习刻苦,劳动积极,给任何人都会留下极好的印象。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大哥。大跃进时期,他带领部分同学编了一份《红色史学》的油印刊物,写过几篇有关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历史科学的重要文章,不仅给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低年级同学做出了表率,就是在全系师生中也都认为他就是全系同学中又红又专的楷模。“四清”运动中,他是全系师生中揭发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排头兵,不仅是历史系工作组的第一依靠对象,也是学校“四清”工作团最看好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人物。文革开始后,他紧跟上级部署,积极参加批判北京的“三家村”,批判省市委抛出来的一个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当《人民日报》公布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之后,他又率领我们系上王幼麟等几位教师紧跟党中央的脚步,贴出了著名的大字报《请看温建平走的是哪条道路?》《校党委的投降主义错误必须批判!》,一度获得“川大聂元梓”的美名。
一句话,在当时,于永志作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带头革命的先进典型是大多数师生所公认的,是有群众基础的。工作组将他安排为筹委会主任,全校都没有听到过公开的反对意见。正因为有了于永志这样的领头人,筹委会在全校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相当高的威信。
不仅于永志很优秀,工作组所选拔出来的筹委会成员多数都是当时学校中的优秀师生代表。例如筹委会另一位负责人、物理系青年教师彭秉忠,他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彭咏梧的儿子,也可以算是革命烈士彭咏梧的战友与第二任妻子江竹筠(即《红岩》中的江姐)的儿子。随着运动的发展,筹委会成员大多成为了学校“保守派”的核心成员。应当承认,以他们为核心的“保守派”中的多数成员也都是“四清”中的积极分子甚至是班级的先进分子,出身好的多,党团员多,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多,这与全国各地的情况大致相同。
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不,应当说是运动的不断变化,毛泽东和党中央所指引的革命方向,让于永志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也真正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
于永志可以按照川大“四清”的路子带头批判代校长温建平,因为温建平不是川大党委的一把手,省市委又不支持温建平——当年四川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是1949年随十八兵团入川的“南下工作团”的晋绥老区的干部,少数是随第二野战军西进入川的参加革命工作不久的“西南服务团”的青年知识分子。温建平不属这两个系统,是从南京师范学院调来川大的,属于四川干部之中的外来户。于永志可以按照川大“四清”的路子带头批判校党委所犯的路线错误,可以按照川大“四清”的路子批判川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是,他不能同意市委、省委和西南局也犯了路线错误的观点,更不能同意“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坚决反对“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更加激进的造反。在他的心中,政治运动很有必要,但是只能如“反右”、“四清”那样在上级党委领导之下进行,这是他作为一个老革命战士的革命原则与行为准则。
当成都的革命形势到了需要保卫市委、保卫省委、保卫西南局的时候,他当然要挺身而出带领他的战友日夜保卫上级党委,而且成为中流砥柱。当广大群众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时,他很自然成为“保守派”而且成为当然的领袖。当毛泽东明确支持红卫兵,支持造反派“大闹天宫”“造反有理”时,他无法理解,无法紧跟,他不仅不参加“造反”,还组织“保守派”与“造反派”对着干,对“造反派”搞调查、搞跟踪、搞材料,准备“秋后算账”抓“右派”。
到了毛泽东号召“炮打司令部”,党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大抓“走资派”时,他更无法理解,无法紧跟,他只能组织“保守派”以尽可能的方式保卫西南局,保卫省市委。当运动超出学校范围走向社会时,他很自然地成为了成都各高校原筹委会的一个联合组织(这个组织的寿命很短,名字记不清了)的负责人(有人说是被省市委指定的,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但是没有看到可靠的根据),成为公认的成都高校保守派的“于司令”,一直坚持和各种“造反”行为对着干。
在愈演愈烈的两大派斗争中,川大筹委会被砸烂了,川大党委被砸烂了,省市委瘫痪了,西南局瘫痪了,很多负责人都被打倒了,川大成立了党中央支持的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和成都市也相继成立了以支持“造反派”的军队干部、“革命干部”和“造反派”代表为主体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于永志所代表的“保守派”不仅完全土崩瓦解,而且沦为被批判被嘲讽的对象,他被批斗,被嘲讽,被羞辱。作为一个多年来几乎从来都是被肯定、被表扬、被歌颂、被重用的老左派、老先进分子,他很难接受眼前一步步出现的现实,他很难同意被众人加给他的一项项猛烈的指责,他想不通,无论如何想不通。
所以,当他所认定的“反动学生”群体即“川大八二六”在学校获得90%师生支持,并成立了川大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川大的党政财文大权,特别是当成都市革命委员会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底相继成立,他所认定的“反动学生”即“川大八二六”的负责人竟然有4人成为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这样的铁的现实出现之后,他的内心痛苦到达极点,无法理解,无法消解,无法回头。
于是,他在1968年5月自尽而去,同时留下遗书,要儿子永远跟着共产党革命。此后,妻子改嫁他人,儿子到云南当知青时去缅甸“解放全人类”,听说在缅甸人民军队伍中作战牺牲。
别说是现在,就是在当时,我都能体会到于永志在一步一步走向这最后一步时万分悲愤而绝望的心情。
今天再来批评他不该自尽之类的话已经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他能再坚持活下去,哪怕是再多活一个月,相信他就不会这样,很可能至今健在,正在享受离休干部含饴弄孙的幸福晚年。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就在于永志自尽前一周左右,分管全校“斗批改”(当年十分流行的一个简称,就是党中央为全国各地指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要达到的目标,即“十六条”中指出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川大革委会副主任、“川大八二六”核心组成员刘安聪,和我有一次谈话:
“你是历史系的,你对于永志的看法如何?”
“我过去和他有较多的接触,我认为他过去是各方面都很优秀的老党员,但是现在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现在搞‘斗批改’,到了干部的处理阶段了,你认为我们对于永志应当如何处理?”
“他完全可以出来工作,但在川大肯定不行,大家对他的意见太大了,他没法工作。能不能与上面商量,把他安排到其他单位,只要不在大学里,他还可以当领导干部。”
“你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致,下来我们研究一下,搞一个材料,向市革委说明情况,请市革委解决他的工作安排。这件事还没有结果,你不要给你们系上的人说。”
可是,几天之后就出事了!
我一听说之后心中就为他十二万分的惋惜。虽然我们当时已经是对立的两派,但在我心中真正认为他是完全可以继续工作的师兄。我还想,如果我能早几天把刘安聪和我的谈话告诉他,他就不会走这条路。当然,这种惋惜纯属空话,因为刘安聪给我打了不能传话的招呼,更何况,自从于永志当了“于司令”之后,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谈过话了。
文革之前,于永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又红又专的教师,这是无可争议的。文革开始以后,他仍然怀着多年来的革命理想,按照多年来的革命方式参加运动,保卫各级党组织的利益,同他所认定的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作斗争,一心要同他心目中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实事求是地说,他一生都在革命,而且在要求自己永远忠于党、要求自己认真努力地坚持革命。
可是他竟然自尽了。
究其因,绝对是他对“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想不通,对毛泽东的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想不通,对党中央的一系列革命部署想不通,对他自己的遭遇想不通,对于未来的前景想不通……总之,他有若干个想不通,无论如何想不通。
在那一年多,我们只是点头之交,他当然不会向我说一句心里话,我无从真正了解他的内心。
若干年后,我为当时我们没能有所交流而深感遗憾。例如,自1966年冬天以后他为什么一直坚持沉默,既无言论又无行动,连一度轰轰烈烈的“二月镇反”时,一些曾一度销声匿迹的保守组织死灰复燃,而他这位公认的“于司令”却没有任何介入的言与行,他在想些什么?如果能将他的思考保留下来的话,对于研究文革历史肯定是很有价值的。
我多次在想,作为一个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革命战士,于永志在文革中的经历应当如何评价?
今天,是不是可以对他做出这样的评价:
当年他曾经与文革中一系列严重错误的做法做过坚决而不懈的斗争,他全力支持与协助省市委工作组的工作,他希望维护各级党组织的权威,他反对将矛头指向党组织与党的负责人的“造反”行动,他力图维护正常的工作与教学秩序,他把目光瞄准他所认定的形形色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和他心目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受到了一系列不应有的打击甚至迫害,以至回天无术,孤立无助,拒绝屈服,以死明志。一句话,他应当是一个英雄,一个烈士,应当给他树碑,给他立传。
可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看:
他在文革中一次又一次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和部署,没有按党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和四川“红十条”这些“纲领性”文件办事。要知道,这些“纲领性”文件都是党中央制定的、毛泽东亲自批准发布的。那时还有一次又一次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向全国人民传达,每一次传达下来我们都要上街去庆祝游行,高喊“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那时还有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知道,那时的中央文件大多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下达的,那时一篇篇重要社论大多是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 的名义共同发表的。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对于这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指示和最新文件,他应当听还是不听?他应当执行还是不执行?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能不能说他当时没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没有执行党中央的一个又一个文件,没有执行“两报一刊”传达的革命部署。一句话,他不应当肯定,而应当批判。
两种分析方法,两种明确结论,迥然不同。
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恰如其分地评价于永志这样的代表人物?
值得讨论的文革中的历史人物,当然不止他一个。
有这样的疑问的文革中的过来人,当然也不止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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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恩师自杀(《小草春秋》选读)

袁庭栋

我的恩师黄少荃,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的主讲老师,是系上唯一搞明清史的教授,也是史学界杰出的女教授。
少荃师1919年出身四川江安的书香门第,其父荃斋先生培育出了著名的“蜀中三杰”,就是大女儿稚荃、二女儿筱荃,和行三的少荃师。少荃师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以治《战国策》的成果而见重于当时在成都的钱穆,在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明文记载。她和过去不少前辈一样,可以把中国古代史打通,从先秦讲到明清。她潜心治学育人,在我向她请教之时她还未结婚。她特立独行,是在那个年代全校唯一一位敢于身着花旗袍、打着花洋伞从容行走于校园之内的女性,唯一一个敢于身着花旗袍上讲台的教师——川大“四清”中在揭发她的大字报上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有人劝她不要穿旗袍,她回答说:“这是国粹。”
在1959年的大跃进热潮之中,还在上大学二年级,却已经因被视为“白专典型”而遭边缘化、仍然一直想当史学工作者的我,下定决心要进行有关张献忠的研究。现在回顾起来,我的决定在外人看来绝对是颇有几分荒唐,一来那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之中,是在要把 “白专道路”批倒批透、批深批臭的革命年代;二来我当时连明清史的基础课都还没学,怎能说研究二字?不过,那正是大跃进中不知天高地厚的结果,那正是由于那个时代的客观情况和自己与其他同学有较多不同的主观情况而产生的几股合力的结果。
我决心在自己的自学与研究中坚持“地下活动”,绝对不能让班上任何人知道。道理很简单:我的“白专道路”绝对不能让党团支部发现,否则再来一次典型批判,我就死定了。我在课余时间搞了两年多“地下活动”,读了很多书,抄了很多资料,写了一部近10万字的书稿,直到我向大家宣布之前,同宿舍的同学全都一无所知。
我的“地下活动”极为艰难,所以得以完成,全赖两位恩师,两位被我“拖下水”而和我一道进行“地下活动”的恩师,其中一位就是黄少荃。
虽然我当时连明清史的基础课都没有学过,但是由于我在一年级的大学生活中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由于校系两级的图书馆在大跃进中一直开放,这就帮助我走出了第一步。当时我们的中国通史课还没有学到明清,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听过少荃师的课,她根本不认识我,我对她的性格脾气全然无知,她会不会把我拒之门外,根本不予接见?我不知道。第二,在那一片狠批“白专道路”道路的肃杀之风中,我这个“白专典型”还敢如此大胆地大走“白专道路”,她会不会立即予以斥责,并将如此典型的顶风逆流告知系上的党总支,让我再次成为典型?我不知道。第三,我才读二年级,明清史的基础课都没有上,就如此自不量力地要想研究张献忠,搞科研,她会不会立即予以责贬,认为我是好高骛远,无知妄为,可笑之至,要我打消痴心妄想,老老实实听课?我不知道。
没有想到,少荃师开门接见了我,不,是接纳了我。她仔细听完了我的陈述,反复询问了我的情况。最后,她说她支持我的打算,鼓励我实现我的梦想。
在她的谈话中,一点也感觉不到是在大跃进的影响还未消除、大饥荒的阴影已经到来的1959年的夏天。在我心中,她就是一位纯粹的教师、负责的导师、慈祥的母亲、淳朴的长者。
她在谈了对我进行鼓励的一般性谈话之后,向我说了一段虽然不长但是极为重要的话。她说,她从来没有研究过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对这一段并不熟悉,对我不可能有多少帮助。她要求我一定要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目的。她说,方法比刻苦更重要,学习方法比取得成果更重要——“授人以鱼”怎如“授人以渔”?我第一次知道这句至理名言,就是她后来在上课时给我们讲的。她要我首先读的书是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说这是研究明末历史的工具书、入门书。
喜出望外,一夜未眠,我没有想到世上还会有这样好的老师,我没有想到老天爷还会这样眷顾我这样的学生。
1964年四川大学“四清”开始,我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少荃师则成了“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为了少麻烦,我们师生中断了来往。文革开始,又加进了她与吴晗的学术来往关系,我们更不敢来往。这一中断,就是好几年。
四川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开始后,我回川大进了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的“批清学习班”,我们历史系是一个“连”,我和少荃师还编在一个“排”,我们又经常见面了。不过,由于她是全系三位因为年老体弱而不在学生宿舍集体住宿的老师之一,也由于我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所以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个别接触,见面时我也只能以默默的注目礼向百病缠身、衰弱不堪的少荃师表示我心中的问候。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批清”搞不下去了,管理松懈了许多。一天上午,连队的运动“动力”们开会去了,既非“动力”也非“对象”的老师们多数都溜回家去了,一些房间空无一人,我在宿舍走廊上行走,突然听见少荃师在一个房间之中叫我,我立刻走了进去。师生相对而坐,默默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有好几分钟。还是我先开口问候了她的病况,她也问了我这几年的情况和家事。她对我说:“在学习班中听别人说了你很多事,我相信你在政治运动中会有错误,会摔跟头,但是我不相信你会是反革命。今后国事如何,你我都不清楚,你还年轻,好自为之。我不行了,你就别管我了。”
稍微停顿之后,她突然问我:“你知道《碑传集》吗?”我如实回答:“知道,翻过一下,但是没有用过。”她又问:“你知不知道《碑传集》还有续编、补编和三编?”我说“ 不知道。”她说:“这部书用处很大,一般人只有正编,能将续编、补编和三编收全的很少。我的藏书你是知道的,不多,其中最难找的和最有价值的就是这套完整的《碑传集》。”停了一下,她又说:“续编是缪荃孙编的。”
当时我真是大惑不解,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和气氛之中,她老人家怎么特地和我谈起古籍目录学了?回忆起学术大家缪荃孙了?正在惊愕之中,她继续说:“我早已不读书了,以后也不会读书了,我决定把我藏书中有价值的选出来,捐给系上,我正在写清单,在我捐的藏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这套完整的《碑传集》。”
这时我才明白,她和我谈话的目的原来是要捐书。但我还是不明白,在当时那个全校师生关进“批清学习班”中大抓反革命的时候,在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早已完全关门的时候,谁来关心《碑传集》?谁来接收与保管《碑传集》?谁来使用《碑传集》?
正在这时,走廊上传来脚步声。她说:“有人来了,你快走。”我连忙起身离去。
谁也不会想到,这是我们师生最后一次谈话,也是少荃师与系上同仁最后一次谈话。
几天之后,1971年10月19日,全连安排劳动,地点在今东风楼宿舍区,任务是清理一片已经拆除的旧房。少荃师和缪钺老师坐在小凳上干轻活,我在较远处干重活。我们没有说话,只是相互看过几眼,她没有任何异常的神情。
下午全连开大会,突然军工宣队都被叫了出去,一会儿,系上几个老师也被叫了出去,神色都不正常。
很快,噩耗传来,两个钟头之前少荃师在家中自尽了。
由于这是在学习班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所有具体情况一直保密不宣。更由于少荃师的夫君杨允奎(我国作物数量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原四川省农业厅长、四川省农科院院长兼四川农学院院长)一年前病逝,膝下没有子女,所以一切后事都由军、工宣队出面草率办理。有关情况我是此后通过很多努力才略知一二。
少荃师是当天下午一点过自尽于自家的床架上。留有遗嘱,主要内容两点:一是把已经清点的书籍捐赠历史系资料室;二是把全部存款(只有几百元)捐赠给学校后门外望江大队的贫下中农。
少荃师为什么会自尽?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运动连年,长期患病,一人独居,久有弃世之念。
第二,她原来住在新铮园一个小院中。文革开始,总务部门让她让出两间,搬进一位“革命群众”。此人乃宵小之辈,一心想独霸整个小院。不久前,少荃师一晚辈亲戚从新疆回川,多年未见,当晚在少荃师家中作彻夜之谈。此宵小之辈竟然跑到保卫处“报案”,声称“发现黄家有奸情”。保卫处的人也竟然到年老病衰的少荃师家中“捉奸”,让少荃师蒙受了此生从未受到的奇耻大辱,又无人可以倾吐,悲愤难言。
第三,学习班已经在流传消息,运动的重点要从清理“五一六”和“三老会”转为“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一消息让少荃颇为惊吓,因为早在文革初期,她就为一桩“特别事件”成了“阶级敌人”,在原来的“斗批改”阶段已经作为“阶级敌人”被正式清理过,现在又要“重新清理阶级队伍”,她不知又要受到何种对待,她实在是太害怕了。
这件“特别事件”是什么?是她与钱穆的关系。
今天的年轻人如果谈到胡适、钱穆、傅斯年,或是如数家珍,或是钦羡有加。可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这三位大师级学者的名字却是有如瘟疫或炸药包,任何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因为他们都被定性为“反动文人”、“国民党的帮凶”、“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有人与他们有一丁半点瓜葛,就是“海外关系”中的“特别海外关系”,必然会成为政工部门、保卫部门乃至专政机关的关注对象、控制对象、监管对象,乃至专政对象。
不知应当说幸还是不幸,少荃师和钱穆有过一段很深的关系。关于此事,由于可以想象的原因,少荃师当年从来没有向我谈及。这里,引用钱穆《师友杂忆》中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回忆文字:
“重庆中央大学又邀余去主持历史研究所,余以气候关系,不欲往。读其毕业生所编刊物,有黄少荃一名,能读余《先秦诸子系年》,并有补余阙者。余告来邀者,如黄生有意,余愿任其指导。一日,黄生特来成都,时余犹在赖家园(袁按:指成都西北郊赖家花园,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设此,因顾氏之邀,钱穆时在此任职),始知黄生乃一女学生。以一女生而擅长考据,益喜其难得。又逾年,少荃乃辞去中央大学研究生之职,特来成都专从余学,并寄寓其寡姊家。其姊乃一诗人(袁按:指稚荃先生),姊妹两人性格各异,所学绝不同。而少荃亦时流露出其名士派之一面,时来华西坝,时余已迁华西坝之后居。少荃常携其亲自烹饪之数肴,留余寓所晚餐。少荃能饮,余每以成都大曲泡枸杞等诸药物,酒性极烈,少荃可独自饮一瓶,余则仅饮数口而已。少荃有意专治战国史,余告以北平寓所留有《竹书纪年》各种版本一大书柜,他年君去北平,当举柜相赠。及余离成都,少荃尚住其姊家。后余在江南大学,少荃寄其所为《战国编年》之楚国一编来,凡八卷,斐然有述作之意。余至广州,又得少荃书,知其方应武汉大学之聘。余赴香港,而音讯遂断,至今不晓其成就如何也。香港大学为余重刊《先秦诸子系年》,余则增入少荃语数条,乃为余读其文未识其人以前之为也。”
这就是少荃师与钱穆的关系,很明白,是恩师与学生的关系。作为学生,少荃师把恩师的来信一直保留着作为对恩师的怀念。这几封书信在文革之初被揭发出来并被迫上交,就成了少荃师的催命符。
其实,少荃师在1949年之后已经是相当相当谨小慎微的了,她从来不在别人(包括我这个被人们称为她最喜爱的学生)面前谈及钱穆一句,她放弃了一心钟爱的战国史研究,再也没有写过有关战国史的只言片语,她把自己治战国史的主要成果《战国史考辨》共8万余字暗中交给了专治战国史的缪文远(我这位师兄是全系青年教师中大家公认的首屈一指的书呆子,交给他一百个放心)参考使用,其重要成果22条均被师兄采纳编入他的名著《战国策考辨》,改革开放之后出版。
现在,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了,钱穆这个炸药包又要在她的头上炸响了,她终于支持不住了。她凄清而冤屈地走了,连火化时都没有一个亲人。可是,在她凄清而冤屈地离世之时,她想到的是古籍要捐给系上让大家使用,存款要捐给贫下中农。这就是我的恩师的遗泽,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范。每念及此,我只有心痛、心酸、心碎、心仪。
由于可以想象的原因,当年能够亲聆恩师謦咳时,在她的口中从未听到“钱穆”二字。可是,当我后来对钱穆的了解加深之后(我不仅读过一些钱氏著作,在巴蜀书社工作时还编辑出版过几种钱氏著作),感到钱氏对她影响至深。由于她的科研成果不多,但仅从教学来看,就极似钱氏风格。例如:
她教古代史,原来都是从先秦一直教到明清,是典型的钱氏风格。只是因为后来学校一切学苏联,古代史教学必须分段而当时川大又没有专门教明清史的老师时,才分配她教明清史。
她授课不仅编写有详细的讲义发给我们,还编印了两巨册《明清史参考资料》让我们自学。上课时不再按照讲义讲,而是突出重点,恣意发挥。她喜爱并崇敬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曾经板书张苍水的著名诗作:“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然后以激越之情给我们讲岳飞、于谦和张苍水这“西湖三杰”,告诫我们:“你们是学历史的,到了西湖,第一件事不是去断桥想什么你情我爱,而是去‘西湖三杰’坟前顶礼膜拜。”她板书的这首张苍水诗我长期能够背诵,后来我第一次去西湖,也真的是按先师教诲首先去了“西湖三杰”的祠墓顶礼膜拜。
她在谈到青年英雄时说:“你们应当学习刘胡兰、董存瑞,更应当学习夏完淳。你们要记住,夏完淳结义抗清时才14岁,为国捐躯时才16岁!小小年纪就写下了一批有血有肉的诗文。你们应当学习的,是他!”
她上课时能够把一些非常见材料信手拈来,融会贯通。例如在讲到古代扬州市井之繁华时,引用了两句诗:“翠袖三千人上下,黄金十万水西东。”“千家养女先教曲,十亩栽花算种田。”后来知道,这是著名文士唐寅和郑板桥的诗句,形象生动,超过了若干字的史料。她在谈到提倡创新、力戒雷同时,引用了一位作家之言:“第一次把少女比喻为花朵是天才,第二次把少女比喻为花朵是人才,第三次把少女比喻为花朵是庸才,第四次把少女比喻为花朵是蠢才。”既说明问题,又十分形象,几十年之后我还能记忆。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少荃师都堪称最优秀的历史教师。老师呀,你走得太早了!你弃我而去时才53岁呀!
我妻子家住成都盐道街26号,这是由一个若干大小院落组成的居住区,有如一条小巷。我在此住了几年,少荃师的大姐稚荃师也住在里面的另一个小院。稚荃师是上世纪30年代全国少有的古典文学研究生,黄节的高足,曾任国史馆编修。她是蜀中公认的罕见的才女,诗、书、画享誉全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更是不同凡响,著名学者徐永年师兄(因重听,又名徐无闻)一直称她“蜀中教授的教授”,终身执弟子礼。民国时期,她和二妹筱荃、三妹少荃并称“黄氏三杰”,周汝昌曾有专文介绍。由于我与少荃师的关系,稚荃师对我另眼相待,视如子辈,让我在她家随意出入。
1985年,她告诉我说,筱荃(少荃师的二姐,原成都工学院校医,也在文革中蒙冤自尽)的子女打算给母亲修墓,考虑到少荃师没有子女,无人修墓,所以她决定让她的两个冤死的妹妹合葬一墓,让我代她想法找到少荃师的骨灰。我作了尽可能的努力也没有办到。虽然我找到了当年随工宣队去火葬场办理火化的师兄一道去查询,但是按当时成都琉璃场火葬场的规定,骨灰盒的寄存时间只有三年,到期后必须交钱办理续存,否则即作无主骨灰处理,也就是抛掷荒野了。1971年至1985年已过14年,因为没有亲属办理续存,现在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
稚荃师又要我去找一点当年的手稿,也一无所获。但是我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当年军工宣队把少荃师家中的书籍交给历史系之后,其余遗物都由保卫处封存。后来保卫处不想保管,就全部作了处理,把有用的衣物廉价拍卖,其他东西全部一火而焚之。通过这个线索,我打听到当年拍卖出去的眼镜,这是少荃师的贴身之物,于是就要了回来(我本想按拍卖价买回,但是对方听说我的用意之后坚持不收钱,算是送我了),交与稚荃师,成为了少荃师两姊妹福州合葬墓中唯一遗物。
以眼镜代替骨灰入葬,在我国并不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老一辈的革命作家田汉于1968年惨死狱中。有关当局不通知家属,用“李伍”的代号草草火化,同少荃师一样,骨灰也被扔掉。改革开放之后田汉虽然被平反昭雪,但是入葬的“骨灰盒”中没有骨灰,而是生前使用过的眼镜和钢笔。我们四川的著名作家、翻译家、教授刘盛亚(他曾经留学法兰克福大学,任过《新民报》副刊主编、《大公报》文艺主编,有十几部著作传世)1957年划右(他的父亲刘运筹曾经留学英国,任过北平农学院院长、四川农学院院长,也在同时划右),送往峨边的沙坪农场劳改,1960年饿死,尸骨不存。改革开放之后平反昭雪,四川省文联开追悼会时,骨灰盒也是空的,只放了一支生前使用的钢笔。
“著述无多差免祸”。出于对政治运动和上纲上线“学习批判”的畏惧,1949年后少荃师只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前的1951年于成都《工商导报》的《学林》副刊发表过《“花会”源流》一篇文章——这也是当年考证成都“花会”源流的唯一文章,以后她就再也不敢发表任何文章。其实,她虽然体弱多病,却相当勤奋,每次系上举办学术讨论会她都有重要论文提交,但就是一篇也不愿发表。她曾经向我说过:“白纸黑字,会是箭靶!”今天的青年人可能会大惑不解:“20年不发文章,怎么提职称呢?”青年人不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大学中评了一次职称,以后除了新参加工作者要评一个助教职称之外,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就从来没有提过一次职称。我的很多老师都是在1983年之前30年职称纹丝不动,有如铁铸。特别是一批老讲师,他们的水平相当高,可是从无提拔。少荃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评为副教授,当然也是多年不动。
少荃师含冤辞世20周年的1991年,为了纪念恩师,也为了让她不多的又未能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能够存于人世,我决定自费为她出版一本论文集,而且希望能在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几位师兄的帮助下,我搜集到11篇文章编成了《黄少荃史论辑存》一书。川大出版社要收书号费,我也认了。就在排校完毕正要付印时,已调到川大出版社工作的彭静中师兄向我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文集中有一长篇论文目前不宜公开发表,不宜公开流传。我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老师的文章我又无权改动一字。考虑再三,我做出一个很为罕见的决定,出版此书完全是为了表达我对少荃师的深切怀念,所以不打纸型,只印两本,然后拆版(当时还是铅排)。这两本书印成后,一本自存,一本送给了杨亮升(杨允奎之女,我在川大历史系的同学,著名学者童恩正的夫人。少荃师与杨允奎结婚后,杨亮升与继母少荃师共同生活了几年,因为少荃师未生育,我把她视为少荃师的女儿)。若干年后,成都首屈一指的当代藏书家冉云飞说他在送仙桥旧书市场买到过一本,我不信,可是他真正从书架上给我拿了出来。这一本从何而来?只可能是印刷厂多印装了几本,以后流到了旧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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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我的语文老师王功品(《梦魇》选读)

丁光义

我们的语文科任老师王功品,自幼聪慧,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深谙古文,文学素养出类拔萃,语文教学经验丰富,是当时湖北省属重点中学荆州中学的语文教学台柱子之一。
说起王功品老师,他的资历可不一般。
王功品(1912~1966),洪湖螺山人,1942年秋,毕业于武汉大学。曾任武大附中教务主任。1946年至1949年,任沔阳县立第二初级中学校长,任武汉实验中学语文教员。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聚会,带领学生奔赴解放区。后任襄南公学副校长,奉襄南分区命令,只身深入潜江沔阳一带,宣传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和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动员大批有志青年参加革命。在他任新堤军事管制委员会成员期间,代表人民政府接管了蒲圻师范学校(沔阳师范学校),并任学校校长。1953年,调任荆州中学副校长。
身材瘦小,家庭出身不好,但却心向革命的王功品老师,在毛主席尽情挥洒“阳谋”的1957年,怀着满腔热情,十分真诚幼稚地“帮助党整风”,给敬爱的党提意见,而被划为右派。
由于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语文教学上做出了成绩,1962年,他的右派“帽子”又被摘掉。
他历史上的这个“污点”,让他在政治上,蒙受了一次次沉重的打击。每次政治运动来临,他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他的身心,一次次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在来势汹汹的文革大灾难中,心灵本已十分脆弱的王老师,又一次受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攻击。“反革命”、“资产阶级右派”、“牛鬼蛇神”……一大堆帽子压在他的头上。他不知所措,寝食难安。他在学校礼堂,弯腰屈膝诚惶诚恐地接受批斗。批斗完毕后,他又用拿惯了粉笔的手操起扫帚,肩挑粪桶,打扫肮脏的厕所。用劳动洗刷他自己也不知道这辈子能否会洗刷掉,一直沾在身上的“罪恶”。钻研教学方法,备写教案,与他彻底无缘了。遭受革命师生的呵斥和没完没了的批斗,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
王功品老师有一个十三四岁,也在荆州中学上初中的儿子。父亲是右派的严酷现实,也折磨着这个骨瘦如柴儿子的幼小心灵。他在同学们中,挺不直腰,抬不起头,精神受到极大的压抑。
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高压之下,这个小孩子从一出生,就受到了社会的冷遇。为了表示自己和家庭和父亲彻底决裂的意志,为了表示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也违心地,在大礼堂贴出了揭批其父亲莫须有“反革命罪行”的大字报。那是有一天,王功品老师在精神备受煎熬的情况下,和妻子说了他想离开工作岗位的话。王老师的儿子听到后,立即在学校大礼堂,贴出了《王功品要逃到哪里去?》的大字报。大字报揭露说,其父亲要逃跑了,要逃避革命师生对他的惩罚和专政了。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然还有人胆敢逃避专政。荆州中学里,突然出现的这样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让狂热的学生们轰动了。根据伟大领袖“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革命师生们立即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对王老师的批斗大会。王老师低垂着头站在台上,接受着自己曾经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过的学生的严酷批斗。各种污言秽语和不实之辞,有如重磅炸弹,轰得王老师冷汗直流。他嗫嚅着,轻声地辩解着。他说,不是要逃脱革命师生对自己的专政。只是觉得自己再不适合站在人民的讲台上,去教书育人,而应该辞去教师职务。这样的辩解,只能遭来更加激烈的批斗。
这样的批斗会,是显示革命师生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向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性的大好时机。这些本来每天也没能吃饱肚皮的学生们,把从勉强果腹的粗劣饭菜中所取得的有限能量,全部发泄在了对王老师的批斗上。王老师从开始的辩解,慢慢变成了默不作声的承受。他已经没有力气去辩解。他也知道这样的辩解,在“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面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他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
身心俱疲的王老师,回到自己简陋的宿舍后,没吃饭没喝水没睡觉。他面目憔悴,更显得苍老。他目光呆滞,长吁短叹。他没有责怪自己儿子的薄情和无知。他知道由于自己的“右派”污点,使自己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心理上一直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痛苦。这完全是大的政治气候使然,能去责怪一个十三四岁的亲生儿子的无知和不孝吗?他不知道这个自己曾经倾注了多少热情、倾注了多少心血的社会,对他的这种折磨,对他家人,包括对他年幼的儿子精神上的折磨,在哪儿是一个尽头。他真的想离开了。他想尽快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寻求解脱。他想到了自杀。
在那个红语录满天飞的年代,在那个万众一心紧跟大救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时刻,荆州中学出现了一条轰动性的新闻:王功品失踪了。
荆州,在历朝历代,演绎出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喜剧。在荆州古城西门之外的一个水塘边,人们发现了整齐地摆放在地上的一双破旧皮鞋,及一块指针还在默默转动着的,老掉牙的旧手表。这就是王老师的遗物。这是他一生中,为革命,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后,留下来的最为昂贵的个人财产。他干瘦的躯体,已经义无反顾地、决绝地消失在了这个深深的水塘之中。他把毕生最昂贵的财产,留在水塘边,不知是在告诉人们,他的生命已经在这个水塘里结束的信息,还是舍不得把毕生最宝贵的财产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抛却亲人,投水自尽,成为了王老师的最佳选择。他失去了惶恐,失去了被羞辱,失去了精神被无端的摧残。他得到了宁静,得到了自由。他终于被解脱了。但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他那个从懂事起,就一直承受着残酷的精神折磨的幼小的儿子,得到的是什么呢?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但,王老师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去寻求死亡,去抛却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王老师干瘦的遗体被打捞上来后,没有送葬的花圈,没有追悼会,没有哀乐的陪伴。他的自杀身亡,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是“罪有应得”。
战争年代思想进步,为了崇高的理想而追随革命的王老师,对革命是有功的。现在,他的功劳,怎么就被无情地抹煞掉了呢?
他的“罪”,不就是在1957年,给我们敬爱的党提了意见吗?那不是毛主席鼓励和号召的吗?当然,其根本原因,还是他的那个身不由己的出身问题了。阶级成份是当年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铁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出生于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家庭,在那个被领袖使用“阳谋”的1957年,只要你不自量力地,给我们伟大的党提了意见,你就必然会被划为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 这样,连同前面所说的四类分子一起,你就成了每次政治运动,要被专政的“五类分子”,即文革中的“黑五类”。所以,像王功品老师这样一个“黑五类”,这样一个犯有十恶不赦滔天大罪的右派分子,在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的大好形势下,去自绝于人民,又有何痛哉惜哉?
在文革初期,在整个文革期间,像王功品老师这样承受不了巨大的打击,而含冤自杀者何止万千?呜呼!我们敬爱的博学多才的王功品老师,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初期,在荆州中学第一个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那个社会最后进行了柔弱无力消极的抗争。他的这种抗争,在向人们昭示着什么呢?这是王老师的悲哀,还是当时社会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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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重庆知青“毛狗”
(《我的文革回忆》选读)

周树林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我的文革回忆》(香港·南方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10月)。文革爆发时作者是四川省涪陵专区酉阳县的青年职工——龙潭区供销社文书兼主办会计,共青团支部委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职工。参加造反后成为当地“忠实派”小头头。后成为当地一派掌权的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分管知青工作。

为什么我要说他、写他,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我结识的这个重庆知青蔺习勤(外号“毛狗”),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估计是他的灵魂在天堂游弋了四十多年,至今还没有一个归宿,所以从我写文革回忆一开始,他那英俊的形象就不时在我的脑海浮现——大概也算是天人感应吧,让他的灵魂留在人间的任务,在冥冥之中就归落到我的头上,写出来,记住他,留住他那在天堂漂泊了几十年而无归宿的灵魂。
蔺习勤死时不足十八岁,死在涪陵龙王沱码头外那漩涡最多的长江中。
那是1970年夏天,他被重庆公安局从他落户的酉阳麻旺甘溪大队抓捕,准备押回重庆。在涪陵开往重庆的班船上,凌晨三点,趁船即将离岸之际,他借解大便手铐被解开的机会,从卫生间船板上那个大便孔跳入长江。因出乎押送者意外,过了一会儿才被发现,军人们急了,下令不准开船,到处搜捕。据讲在夜色中有人看到他曾一度浮出水面,被探照灯正射着,军人朝水面打了几枪,为了打捞他,班船一再拖延开船,直至天亮,也未能打捞到他。
对他的死,在酉阳知青中一直都有两种说法:一是他跑脫了,隐姓埋名还活着;另一种说法是水性再好,一只手上拖着手铐在龙王沱水深漩涡又多的大江中也游不出去。但因未找到尸体,至今都只能称为失踪者。所以一切均有可能,但我相信他确确实实已离开人世。
“毛狗”在涪陵死亡之事,是当年我从北京中央学习班回涪陵后,母亲对我讲的。1968年我曾帶“毛狗”在我家吃过饭,与我母亲认识。他死的当天,他被军人从酉阳押送乘船回重庆时路经涪陵(当年从酉阳到重庆基本上都是从酉阳龚滩乘坐乌江的班船到涪陵,再转乘涪陵到重庆的班船),在涪陵箱子街从我母亲的缝纫社铺子前经过,对我母亲还笑了笑,我母亲还追出铺子喊他,问他出了啥子事,当然没有得到回答。谁知当晚在船上就出事了。事后涪陵人只知道被抓的一位重庆知青跳了龙王沱。
“毛狗”是落户酉阳的重庆知青中打架很有名的一位,只闻其名的人都会想当然地以为他一定是一个粗犷壮汉。当年他在酉阳龙潭、麻旺坝子上,打架赫赫有名,本地知青都不敢惹他。只要听说“毛狗”来了,都远远避之。那年代的酉阳人,包括许多重庆及本地知青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大名叫蔺习勤,只知他的外号“毛狗”。
1969年3月,“毛狗”一班人与龙潭107地质队的人发生矛盾打了起来,重庆知青在“毛狗”带领下,手拿大刀、木棒想冲进地质队大门,被地质队的人用石头、鸟枪顶住,“毛狗”的好友、被戏称“政委”的白沙身中数十粒鸟枪铁沙子,知青们负伤较多败下阵来,但“毛狗”事后仍在号召重庆知青聚集龙潭,血洗地质队,报仇雪恨。
龙潭告急,报到县革委,我作为知青安置办公室副组长,随军人们到龙潭处理。在龙潭医院,先看望了受伤的十几位重庆知青后,立即寻找“毛狗”。经龙潭区医院护士李开兰(人称李医生,支援山区医疗的重庆人)介绍,将“毛狗”叫到她家里与我见面。李医生是我的婚姻介绍人,对人热情、性格直率,爱憎分明,那时期大家都很敬重她,她又单身,龙潭造反派头头常在她家里开会。李医生在重庆就与“毛狗”母亲认识,“毛狗”来酉阳落户,他妈曾写信托李医生照顾,所以“毛狗”当然听李医生的话。这次与“毛狗”见面,关系一挑明,“毛狗”也就必然听我的招呼了。
其实蔺习勤的长相完全是一个白面书生,又英俊,一米七几的瘦高个,与其外号“毛狗”完全不相符,他父亲并不是传说中的重庆高干,而只是重庆某税务局干部,因1949年前毕业于中央大学,有此“历史问题”,文革初期其家被抄过。
由于“毛狗”与我这层关系,所以他很愿意听从我们县革委提出的调解意见,武斗得以平息。从此,我在重庆知青中,就有了这位小字辈的朋友。
在一次县革委常委会上,人保组汇报,重庆公检法军管会来人抓“毛狗”。我与武装部副部长彭润容观点一致(他和我分别是县革委会知青安置办公室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重庆知青刚来酉阳落户,就要在重庆知青中抓人,对安定知青工作会带来很大阻力,绝不能把“毛狗”从酉阳抓走。不等散会,我就打电话到龙潭李医生处,请她转告“毛狗”躲避。我们以光凭介绍信就来酉阳抓人太草率,无证据我们不予配合,更不允许把人从酉阳地盘上抓走等理由拒绝。当然,重庆公检法军管会人员此次是空手而归。
“毛狗”在文革中所犯何事?重庆公检法军管会的人说有人揭发他在成都杜甫草堂玩耍时参与了一起打死军人的事件。

【注】据蔺习勤的一位朋友回忆,“毛狗”在成都打死军人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67、1968年重庆两派武斗激烈的时候,南纪门中学的初三学生蔺习勤(“毛狗”)属于反到底观点,学校被八一五派占据后,“毛狗”随一些反到底派学生避难到成都。一天他与一些在成都的反到底派(一共有十多二十人)“难民”到杜甫草堂玩,碰到一群南充的造反派,双方起了摩擦,对方有枪,重庆学生中“毛狗”有一支手枪。南充造反派见“毛狗”他们人多势众,也有枪在手,就跑掉了。但隔了三四天,“毛狗”他们又去了草堂,没想到,又碰上那些人。很快对方围上来七八百人,怎么办呢?寡不敌众的情况之下,“毛狗”他们准备撤走,但不知是哪个拿出枪朝天上鸣枪示警时却打中了高压线,这样驻军就闻讯赶来了。“毛狗”和同伴在撤离时,失手开枪打死了一个军人,在他们还没有跑出草堂时,就被围上来的军人抓住。“毛狗”承认是自己开的枪,与其他同学无关。于是其他同学被“教育释放”了,只把“毛狗”一人关在成都警备区司令部里等候处理。但很快“毛狗”即巧妙地在一些女同学去探望他时,化装成女生混在前来探望的女同学中逃出。回到重庆后,不久即下乡当了知青。但成都的案子并未了结,当了两年知青后仍然未能逃脱被抓捕的命运。

1969年8月,刚结婚第三天的我就接到去参加四川省革委学习班学习的通知。“毛狗”很想回重庆看父母,但又怕沿路遭报复——他落户酉阳,从涪陵起就一路打架,得罪船上船员,得罪龚滩搬运工人,得罪县城的一些人。单身回家,遭报复难免。我就叫他一路紧随着我,并告诉他:只要一路上不惹事,就没事。在酉阳跟我住在县革委。在龚滩,有搬运工人想捆他,见我打了招呼也就放了他一码。在回涪陵的班船上,船上的人跟我讲:不是你护着,早把他捆绑起扔进仓底。那次的一路上,小伙子倒是老实。
在涪陵,跟我回家吃饭,认识了我母亲,嘴也很甜,很讨我妈喜欢。
晚饭后,“毛狗”陪着我夫妻到涪陵中山旅馆,我去为到灌县参加四川省革委学习班报到。进房间见一住店的男子光着身擦背,见我爱人也不赶快穿衣服。“毛狗”见此人毫无礼貌,当即上去教训他,并要打他,我们立即劝阻了。当晚,我送他上了去重庆的轮船。从此以后,因为我先后在省革委学习班、北京中央学习班学习,也就无缘再见面。
“毛狗”是重庆五十六中(又叫南纪门中学)的学生。据讲读书时成绩很好,尊师重教,尊重老人,对同学朋友很讲义气,又爱替同学打抱不平,所以他身边的同学都崇敬他,团结在他身边,其中一位外号叫“白沙”的同学,“毛狗”称之为“政委”,打架时总是与“毛狗”一起冲锋陷阵,在龙潭与地质队的武斗中,“白沙”身中数十颗鸟枪铁沙子,在病床上毫无怨言,只担心“毛狗”的安全,可见“毛狗”的为人。“毛狗”与我一路同行并在我家吃饭,对我母亲及我爱人的尊重,也可看出其人的本质是纯正的。
“毛狗”的故事,是那个年代重庆知青的故事,更是千千万万知青故事的缩影。由于所知有限,我只把与“毛狗”的交往的一部分写出来,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重庆知青。
他和全国的知青一样,本来都应该是在学校读书学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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