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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〇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9月 29, 2022 5: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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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〇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9月30日第208期


本期目录

〖丁光义专辑〗

书海泛舟

丁光义 在动乱年代当乡村民办教师(《梦魇》选读)
走上民办教师的岗位
教师集训
建造新学校
战备
开挖汉北河
“革命化”的春节
走上公社中学的教学岗位
三合中学的生活
教育革命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九二○“工厂”
教师培训班
“一打三反”集训班
英语教学
承诺
区中学生运动会
南水北调“谱新篇”
反腐败
旧貌换新颜
“九一三事件”的震撼
民办教师转公办
再一次任教
出差荆州
混乱的教学工作
武汉采购
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

附录
《梦魇》全书目录
金卫斌 历史教训应该记取(《梦魇》序一)
彭善述 一本有价值的书(《梦魇》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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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在动乱年代当乡村民办教师
(《梦魇》选读)

丁光义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的长篇回忆录《梦魇》(2022年自印书)中有关在乡村担任小学、初中民办教师的内容(左图为作者近照)。
民办教师,曾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边缘化的群体,而乡村民办教师则更处于边缘中的边缘,他们与当时城市里的民办教师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他们不享受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也没有工资,只由生产队记工分,因为身为农民(当时叫“公社社员”)的乡村民办教师,脱离了农业劳动,这工分就与当时经常为兴修水利之类建设工程对农民进行无偿调配使用劳动力时摊派的“水利工”一样,由大队和各生产队进行分摊结算。乡村民办教师和本生产队的社员一样,由生产队分配柴禾和粮食,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决算分红。而年终决算分红的结果,有时不但没有一分钱收入,反而还会因工分值太低而使辛苦一年的农民成为倒欠生产队钱的“超支户”。乡村民办教师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承担着教学任务的。作者的回忆记录下了许多在正史里看不到的历史细节。
作者简介: 丁光义,1947年生,湖北天门人。1966年高中毕业于湖北省荆州中学,1968年回乡务农,其间两次被调任乡村民办小学、中学教师,亲历了当时所谓“教育革命”的全过程。恢复高考后1978年考上大学。毕业于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于江汉油田退休。爱好文学。含饴弄孙之余,创作散文、诗词等作品,有的已在报刊发表或收入书中。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传达了老人家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伟大领袖的战略决策,有谁能干涉和阻挡呢?“上山下乡”运动,立即在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开展起来。看到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我深深地知道,我只能走回乡这条路了。高考升学已经无望,其它道路均被显示为“此路不通”。回乡务农,成了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唯一选择。
1968年底,我又一次来到学校。按照荆州中学革命委员会的要求,我写了一份“自愿”回乡当农民的申请——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渺小的个人,也只能受潮流所裹挟,不自愿也得自愿,除此之外,别无它法。把申请上交后,我很方便地在学校办理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迁移证明文件。
我背上破旧的被子,怀揣粮油和户口迁移证明,回到了天门县多宝区三合公社丁云生产大队。
从此,虽然还经常记挂着自己读中学时的母校荆州中学,时常回忆在荆州中学酸甜苦辣的学生生活,但是自己毕竟已经不是荆州中学的在校学生,不可能经常到学校去探听什么消息了。我的身份已经彻底转变,光荣地成为了一个在农村生产队面朝黄土背朝天,以挣工分为生的标标准准、地地道道的农民。
荆州中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都是来自农村,他们也和我一样面对的是只有回乡当农民的命运。在当时,升不了学,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同学中的少数幸运者,通过各种关系,或者通过自己的实力,经过政审和体检后,成为让当时的学生羡慕不已的解放军战士。而大批家住城镇的同学们,则不得不离乡背井,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和鞭炮声中,依依不舍含泪告别自己的父母亲人,带着一种失落,一种悲壮,一种茫然的心情,走向贫穷陌生的农村。他们要去广阔天地炼红心,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接受柴米油盐的缺乏,去接受繁重农活的磨炼,去接受生活困顿的洗礼。

走上民办教师的岗位

三合公社十三个大队,只有三所小学。由于文革而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由于适龄儿童的增多,已经难以满足孩子们入学的需求。十三个大队和全国的农村一样,被迫因陋就简,依靠自己的力量,办起了民办小学。
全国兴办民办小学,是把国家由于文革而催生出来的连办一所小学也无能为力的经济危机,向老百姓转移的上上之策。这极大地减轻了国家在教育方面的负担。不知道伟大的文革,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是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令人寒心的倒退。
1969年,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教育系统内,实行公办教师可以调回原籍任教的方案。一部分在丁云小学任教的公办老师,相继调走。这样,民办学校的师资就更是出现了严重缺乏。
丁云三队的贫农廖世举,是当年新四军五师突围时被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而辗转回到家乡来的老革命,对人真诚,老实巴交,没什么文化,后来荣任丁云大队党支部书记。文革造反时,他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我在1967年夏曾逃离动乱中的学校回乡养病,那段时间里即使在当地参加过一个多月的“红色造反者”,也根本没有对他有过任何不敬的言论,更没有批过他斗过他。性格随和的我,当时压根儿就不想去批斗谁。我对人的真诚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廖世举也心知肚明。何况我是大队唯一的持有高中文凭者,且还是省属重点高中的毕业生。当时,多宝全区也仅有我和刘向公社的曾凡海两人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荆州中学。大队师资的严重缺乏,让他首先想到了我。他到我家来做工作,要我出任大队的民办老师。
我原来一直梦想的,是好高骛远地想当科学家,或者当工程师。说句心里话,压根儿也就没想到要去当一名与孩子打交道的、有着“孩子王”之美誉的教书匠。
我祖父当过教师,我父亲当过教师。“师”,这是一个神圣的字眼。1957年前,很多家庭的堂屋正中,都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大幅牌匾。每逢节日,饱受孔孟之道洗礼的平民百姓,都会燃香秉烛,对着此神圣的牌匾顶礼膜拜,企望自己的子孙,能在文化上有所传承和建树,能成龙成凤。可是1957年反右之后,“天地君亲师”的牌匾,统统被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画像。教师,则成了一个受人鄙视的职业。人们在茶余饭后,插科打诨的,都是对教书先生这一职业无端编造出来的耻笑蔑视的故事。每每在劳动之余,想放松一下疲乏心境的时候,耻笑、蔑视教书先生的话语,又灌入了我的耳膜,让我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我甚至对我有一个曾经从事过教育工作的祖父,有一个曾经从事过教育工作的父亲,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难道我家,就一定要与“教书先生”这一被毛泽东时代耻笑的职业紧密相连吗?
但是,廖世举书记亲自上门盛情相请,如不答应,不是很不给书记面子吗?再说,自己已经是时代钦定的回乡农民,能有几斤几两?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梦想,早已离我愈来愈遥远。并不光鲜的家庭历史——中农,几近落魄的个人现状,能使自己的命运,幻化出什么人间的骄人奇迹?
在家人的鼓励下,我接受了去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这一光荣的任务。
乡村民办教师的待遇,就是和社员出工一样,一天记一个工分。这些工分,是通过水利工的分摊,由大队和各生产队进行结算。自己和本生产队的社员一样,由生产队分配柴禾和粮食,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决算分红。
那时候,我们生产队一个工分的收入,也就是区区三毛多钱。这些钱,足够荣幸地买到三斤多大米了。我也幸福地享受到了一天有着三毛钱之巨收入的民办教师待遇。
来到了我父亲曾经工作过,我曾经就读过、代过课的丁云小学。这是一所用乾隆庚辰年间建造的丁家祠堂,在土改时期办起来的简陋小学。狭小的操场上,孤零零地立着一个还是1958年用祠堂的旧杉木制成的已经破败的滑梯。不规则的教室阴暗逼仄。木头架上形状不一油漆斑驳的黑板,用一块长木板安上四条腿的课桌,以及用砖块尴尬地支撑着的缺腿长条木凳,更加彰显着教学设施的原始简陋与不堪入目。已经解放了二十年,在和平的环境下,社会综合条件理应发生很大的改善。这时期,二战中战败的日本,已经出现了经济的腾飞。可惜,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依然甚至更加破败不堪。
学校七八个老师中,只有从江陵县调回原籍的丁心厚老师是公办身份。他当仁不让地当上了学校的领导。
老师没有教材,学生没有课本。文革,已经彻底改变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区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及公社的教育干事,只要求学校抓好政治,抓好阶级斗争。学不学文化知识,则成了一个软指标。学生上学,不是政治学习,就是开批判会,或者放羊式的玩耍。试想,一个几岁的娃娃,在政治上能学到什么?在批斗会上能收获到什么?老师上课根本不用备课,只要手拿一张报纸,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应付学生一天的时间。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也根本没指望孩子们能学到什么,只是找到了一个幼儿园式的,有人管着的玩耍地方。“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目中。学校的教学工作有其名,已经早就无其实了。
教学没有教材,老师们不得不东拼西凑想办法。
一天晚上,与丁云小学同名的丁云老师和丁存宜老师,值夜班于祠堂的学校。夜深酣卧之时,被一阵响动惊醒。警觉性极高的他们,立即起床查看。原来是一条饿狗,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了祠堂。他们手拿木棍,对这个不速之客拼命驱赶。被逼急了的狗,在祠堂内上窜下跳,呲牙咧嘴,与二人对峙,更显狗急跳墙之疯狂。二位老师,误以为进来的是一只恶狼,更是精神亢奋,血脉偾张。人奋力对狗以木棍相向,狗怒目狂吠而左冲右突。古老的祠堂内,深夜上演了一场人狗大战的活剧。狗最终得以侥幸逃脱,二位老师才汗流浃背,惊魂未定地长舒了一口气。
第二天上课时,没有教材怎么办?二位老师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脑瓜一转灵机一动,有了妙招。只见他们在黑板上,用粉笔庄重地写上了两个字:打狼。于是,两手空空,没有任何教材的二位老师,就以“打狼”为题,分别在各自的班级,对蒙昧无知的学生,好好发挥了一个上午。这样,半天的教学时间又借以打发了出去。
两位老师的作为,是对文革时期无教材、无秩序的教学现状的一种机敏智慧的应对,是对当时“教育革命”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嘲弄。
不管教学搞不搞,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一定要搞的。为此,丁心厚老师为学校买回来了秦琴、二胡、唢呐。虽然其档次低劣,但在文革期间,能买到这几样乐器,也实属不易。他拿着秦琴对我说,这个,以后就交给你了。
回想在荆州中学时,看到红卫二班的一个同学,在寝室“叮叮咚咚”地弹奏着秦琴,美妙的音乐,顿时飘荡在寝室内外。让羡慕至极的我听得心驰神往,如痴如醉,如沐春风。从此后,我也梦想自己能有一把心爱的秦琴,好借此去显摆,去弹奏,去宣泄。可是,贫穷的家庭条件,这却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1967年夏我从学校回家暂住之时,曾经央求母亲,把一根杨树卖掉后,给我买一把秦琴。怎奈卖杨树后所得的七八元钱,由于家庭经济的捉襟见肘,挪作了它用。我的秦琴之梦也为之泡汤,怎不让人沮丧。
看到心厚老师递过来的秦琴,喜欢音乐的我如获至宝。
土改时,丁家营(现丁云五组)有一个与我同辈份,“瞎子阿炳”式的京胡能手广哥。广哥从小眼盲,生存维艰。但广哥却凭借其聪慧和勤勉,在京胡的演奏上,造诣颇深。解放前,曾赴江城汉口大戏院,为正规戏团的演出伴奏,借以谋生。其对京、汉、楚剧之曲调,烂熟于心,均用京胡演奏得如行云流水,时而抑扬婉转,时而高亢激昂,深得受众欢迎。出众的技艺,使盲人广哥得以顽强幸福地生存于世间,四乡八里,名声远扬。20世纪50年代初,广哥亦曾应邀赴天门县广播站录音,向全县播送。此等丁家之优秀音乐人才,成为了我心目中的偶像和楷模。可惜,戏院旧体制改变后,广哥失去了这份本来十分体面的工作,只得回到丁家营,艰难度日。
反正文革时期学校的教学任务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你要是太注重了教学,你就会被指责为不突出政治、有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的思想,应该受到严肃批判。于是,我只好潜心学习广哥,兢兢业业,把精力主要花在了练琴上。从此,作为学校的丁家祠堂里,也每天传出我“叮叮咚咚”的秦琴练习之声。可能是由于自己的执着勤勉,抑或是对音乐的无限爱好,以后,我居然能用秦琴弹奏出样板戏《红灯记》的全部音乐,弹奏出其它样板戏的部分唱段。这也不能不说是文革的一大丰硕成果,是伟大的文革催生出来的一个奇迹。
学校教学工作可以不搞,政治可不能落后。丁云小学也顺应文革的新形势,组织高年级的学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蹩脚生硬,难看的忠字舞动作的表演,用五音不全的稚嫩嗓音喊唱出来的对伟大领袖和对文革的颂歌,使丁家祠堂有了一点儿生气。几位老师并不熟练的乐器演奏,也给并不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学校,增添了一丁点儿花里胡哨的别样气氛。

教师集训

那时的暑假寒假,以区为单位,每年每学期都要搞教师集训。这种集训,一不学业务,二不交流教学经验,实际就是办的阶级斗争学习班。1969年暑假,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集训班。
8月1日要到多宝区的教师集训班报到。前一天傍晚,我和几个老师相约,到村边的小河里去游泳,放松一下疲惫的心情。
天门河的下游直通刁汊湖,湖里的鱼群经常上溯至南河一带,给人们带来丰富的渔业资源。文革前,人们在鱼群上溯时,会竞相捕捞,从而享受到大自然对人们的无私馈赠,弥补农业经济单一与生活贫困的缺憾。文革时期,社员们都不敢在河里捕鱼了。因为那是要遭到千人批万人斗的万恶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如果有人胆敢违反“天条”,私自在小河里捕鱼,绝对要受到无情的斗争和批判。文革时期,不管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对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都是谈虎色变的。
我们边游泳,边用手顺着河道的岸边抓鱼(当地人叫摸鱼)。只有这种用手抓鱼的原始方式,才不会被认定是在搞资本主义。福佑苍生,幸福降临:我鬼使神差地抓到了一条约半斤重的桂花鱼!这种鱼背鳍有毒刺。鱼被抓住后,其背鳍一张,扎伤人的机率绝对高之又高。其被扎伤后的疼痛,是难以忍受之痛。我强忍疼痛,毅然将鱼抓出了水面。
丁云大队离多宝有二三十公里的路程。为了避开白天步行赶路时太阳的烤晒和高温,8月1日,我天不亮就起床。母亲提前煮好了焌米茶,也煮了这条来之不易的桂花鱼。夫人正怀着身孕,平时都是粗茶淡饭少盐没油,能吃饱肚皮就不错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营养对其补充。为了让夫人及肚子里的孩子增加点难得的营养,我把她从睡梦中叫醒,和忍受着被桂花鱼扎伤后还在疼痛的我,共同享用了这顿难得的美餐。
到了多宝,按照事先在农户家安排的住处打好地铺,简单安顿好,就进入到了深批猛揭阶级斗争盖子的学习之中。区学习班的主要组织者,是多宝区革命委员会的吴部长。在那个时候,革委会里的造反派代表早已靠边站。老人家依靠的是军队。在县级以下的革委会所依靠的,就是人武部的人当家了。操着山东口音、身体已经发福的吴部长,那时候在多宝区的革命委员会中,是一个能呼风唤雨、说一不二的人物,权力相当大。
集训班的第一天,就是开动员大会。吴部长春风得意,傲气十足,威风凛凛地登上多宝区大礼堂的主席台,面向全区数百名公办、民办教师做报告。他唾沫横飞,慷慨激昂,报告着文革的大好形势,报告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好形势。论述着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曲折性、复杂性,论述着教师队伍中抓好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神情严肃,列举了教师中阶级斗争存在的诸多具体事例。他语重心长,严肃指出,某学校的某某男女老师,乱搞男女关系,这就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在教育战线上的具体反映,并发出了要将这样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大会结束后,以公社或者以学校为单位,中会小会轮流开,时间安排一环紧套着一环。照样也还吃不饱肚皮的老师们,对照吴部长在动员报告中披露出来的阶级斗争“铁的事实”,深挖细找本学校的阶级斗争新线索,深揭猛批本单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人人做好自己的思想检查,对照事例谈认识,找差距。
一时间,多宝区的教师队伍中,男女关系的问题,成为了阶级斗争的首选目标。当然,清一色“和尚”的我们可悲的丁云小学,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就没有了阶级斗争的具体对象,深感惭愧至极。找不到斗争目标的我们,只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吴部长披露出来的典型。
在中会小会学习讨论中,也穿插着全区的大会。大会上,吴部长依然正襟危坐,神色严峻,讲话中多次点名痛批某学校某某男女老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他把这种男女关系,上纲上线到了十分吓人的程度。指出,这是国外反华势力,对我们的和平演变。要不对其进行坚决的斗争,就会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遭到断送,资本主义就会复辟的危险。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吴部长深揭猛批教师中的“男女关系”问题,把它上升到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高度。人们不得不佩服吴部长敏锐的阶级斗争洞察力,及对阶级斗争新形势的深刻分析。由衷佩服吴部长所论述的阶级斗争哲理之深邃高奥。
多宝区上十天的教师集训,道貌岸然的吴部长,义愤填膺高谈阔论,通篇就是在讲两性关系,男女关系,论述男女关系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极端重要性。但是,这也不能全怪吴部长。是文革,才把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完全不懂教学,不懂经济,不懂政治,不懂领导方法,五大三粗行伍出身的区武装部的吴部长,推到了领导全区革命工作的前台。
老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这个集训,根本没有提及教学的有关任何内容,更没有研究,没有交流,没有探讨教学的方法和经验。可能吴部长这样一个大老粗,在组织这样的教师集训时,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和思路。为了迎合文革时期甚嚣尘上的阶级斗争新形势,只有抓住男女关系这个阶级斗争的新表现大做文章了。

建造新学校

丁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地,是丁云大队和中心大队。丁家祠堂是丁氏族人的共同财产。土改时,祠堂被充公,收归区财管所所有。后来在丁家祠堂里,办起了潜江县(土改到1954年该地属潜江县管辖,1955年划归天门县)新一区新集乡的新集小学。后改名叫丁云小学,为现在苗浲小学的前身。丁存恕、丁国仕老师,和我的父亲,就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新集小学吸收当地的中心、丁云、陈桥、新集等四个大队的适龄儿童入学。
为了解决适龄上学儿童增加的矛盾,1969年前后,各个大队都因陋就简地,建起了自己民办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的校舍,是当地最不值钱的杨柳木柱子和泥巴墙的结构。房子歪歪斜斜,教室也不正规。老师,则是和社员群众一样,每天记着工分的公社社员。
丁云大队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也决定在大队的小河边,建造自己民办性质的大队学校。
贫穷的丁云大队,决定抢先对创自清朝乾隆庚辰(1760年),重修于乾隆辛亥(1791年)的这所丁家祠堂进行拆除,让曾经为新集小学所占有的这所祠堂,既成事实地为丁云大队所独有。
丁云大队七个生产队的社员,对祠堂的拆除进行分片包干。昔日雕梁画栋,檐牙门槛,气势恢宏,历经两百多年,具有文物性质的丁家祠堂,在1969年的暑假期间,仅几天工夫,就被社员们拆除殆尽。各种石碑散失四处。一米多深的墙脚下,像城墙砖一样厚实的砖块,被社员们挖回家垒了猪圈。大家把拆除的砖瓦木料,运到了小河边,开始建造大队的小学。
建学校,大队基本上没有投入多少。贫穷的大队,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投入。泥瓦工、木工、小工,全由各生产队无偿摊派。
丁云二队的方家富,人称家富哥,从没跟过任何师傅学手艺,更没有参与建造过房屋,只是自己在家,凭着自己的小聪明,学做过一些小的箱箱柜柜。像他这样的木匠,当地人称之为“家木匠”。那时候,人们穷得丁当响,吃了上顿愁下顿。成立人民公社后,一直到文革的一二十年间,社会经济状况不进反而倒退。农村私人盖新房的现象几近绝迹。社员们还是住着老祖宗从明清民国时期传下来的木头泥巴墙房子。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喜欢木工活的家富哥,不可能得到建造房屋的学习条件和实践机会。但是,文化不高的“家木匠”家富哥,做事认真,受人信任。他脱颖而出,担任了木工主墨,成为了丁云大队校舍建设的总设计师。
聪明负责任的家富哥,带领几个只会使出力气拉大锯的木工,在地上划出房架的线条和图样,再用木条钉出房架的模型,量出各部件的尺寸,然后再依样画葫芦地去下料,去制作。
老师们也参与了搬砖递瓦的部分劳动。大家齐心协力,国庆节之前,八个教室,一间办公室,共两排黛瓦白墙房子的学校,背靠小河坐北朝南建立了起来。虽然耽误了学生9月1号的开学,但是,开学与否意义也不是很大。即使按时开学了,学生也没有课本。
学校以学生要烧水喝及教师烧饭为由,向各生产队摊派了棉梗。人民公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摊派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经常发生在身边的真实。国家穷,对关于国计民生的项目没有一分钱的投入。水利工要摊派,大队干部的工分要摊派,民办教师的工分要摊派,修桥补路的钱要摊派,建学校的钱,更是要摊派。社员们在被摊派中艰难地生存着。
丁云大队把原来四队老榨房台基的几分地,划给了学校,用于学校的小笔开支之需。从新校舍后面到小河边一带,则是绿化之地。得益于丁家祠堂被拆除后的物质条件,在大队的小河边,赫然呈现出丁云小学两排崭新教室。
这样,丁云小学,在整个三合人民公社各大队学校中,也可算是鹤立鸡群,好好风光了一把。

战备

中苏两党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亲密无间走向了翻脸。中共指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苏共则指责中共为“教条主义”。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反驳中共的观点。中共又连续九次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九评”,来对苏共进行坚决反击。两党谈判破裂,双方矛盾步步升级。从论战,到互相攻击对方领导人,从两党意识形态的纷争,再发展到两国国家关系的纷争。最后发生1969年珍宝岛的边境武装冲突。战争的阴云笼罩着北京,笼罩着中华大地。
9月份,就在我们的新学校即将建成之时,国家为了防备国际形势的恶化,防备苏联对中国搞突然袭击,要准备打仗,搞起了战备。各级革命委员会层层动员,号召全民挖防空洞。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够了战争的苦难,特别是日寇的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听到关于战备的动员,一时间人心惶惶,均不知道战争的恶魔,什么时候真的会突然来袭。有的人说,现在有吃的就多吃点,有喝的就多喝点。真的战争来了,谁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得出去……当然,文革时期,一直在动乱,在折腾,人们哪儿又有多少吃的和喝的呢?
江汉平原没有挖防空洞的良好条件,但是,上级革委会对于战争的宣传甚嚣尘上,让大家产生了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的冲动和欲望。我等平民百姓,为了在可能发生的对苏战争中,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住我们本也如蝼蚁般不值钱的生命,都积极响应号召,家家户户开始了挖防空洞。
我在房子后面的台基边,选准了一个地方开始挖洞。蜷曲在狭小的土洞里的我,一身土一身汗水,卖力地铲土。为了不让正怀着身孕的夫人劳累,患病的母亲身先士卒,用病殃殃的身躯,一筐筐地向上提土。七十多岁的老祖母,也和母亲轮换提土。花了好几个中午下午的时间,断断续续地挖出了一个一米多深,仅能容纳三四个人的土洞。人们参观我的防空洞后,有的说,这像是一个冬天装红苕的苕洞。又有人说,人就比苕还苕(即傻的意思)。要你苕,你也不得不苕了。真是一种黑色之幽默!
上级革委会对防空洞的样式,也没有统一的要求和标准。社员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按照自己的主观设想,挖出了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土防空洞。
生产队长丁存典安排丁心浩等好几个年轻人,也在仓库边为公家挖了一个防空洞。这个并不很深能容纳十多人的洞,进口很小,里面宽阔。可是仅仅两天,该洞就无情地彻底坍塌了。即使不坍塌,社员们辛辛苦苦挖出来的这种土洞,是否能起到在战争中的防空作用呢?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和我一样,也在各自家里挖好了防空洞。老师们每天的重要话题,就是在忧心地议论着战争,议论着防空洞。可是,在三四百名学生的学校,根本没有挖防空洞的条件,战争一来,那岂不是白白等死吗?
中苏之间的战争终究没有爆发,这是两国人民的万幸,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社会的万幸。这些防空洞,绝大多数相继很快崩塌,只有极少数,荣幸地成为了冬季贮藏红苕的苕窖。

开挖汉北河

天门县、汉川县,地处江汉平原,地势低洼,水患不断。流经天门和汉川的天门河河道狭窄,弯弯曲曲排水不畅。每逢暴雨,极易形成涝灾。为了改善排涝条件,省革命委员会终于行使了一下自己成立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权力,决定人工开挖汉北河。
全长100公里的汉北河,实际就是对天门河的一次人工改道。挖河土方量巨大,任务艰巨异常。人民公社的男女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丢下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全部被赶到了挖河工地上,无偿地战天斗地改造大自然去了。
丁云小学的校舍建成后,学校还是散乱不堪,教学还是没有走上正轨。也难怪,文革时的学校,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都是这样如出一辙地走不上正轨而散乱着。11月底12月初,接大队和区教育组通知,各学校一律放假,老师全部赴汉北河工地挖河。国家把学生的学习根本没当一回事。反正是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学生上不上课,读不读书已经无所谓。学校的老师们也被当作了后备劳动力,而补充到了挖河工地上。
这时候,我的大儿子才刚满月。丁云小学的全体民办教师,离开丁云大队,离开由于修建校舍被耽误了时间,刚刚开学不久的丁云小学,风急火急地赶往汉北河工地,去参加开挖汉北河。
学校的七八个老师肩挑行李和箢箕铁锹,步行四五十公里,来到天门县城。看到县人武部院内绿树掩映,紫色的女贞树籽挂满枝头,大家窃喜,何不采摘一些,以备新校园的绿化之需呢?我们进入文革时权力非同一般的人武部院内,啃着随身携带的冰冷红苕,权作午饭,用竹竿打下了满满一箢箕女贞树籽,像捡到了宝贝一样地开心。
来到丁云大队的挖河人员驻地,但见驻地的生产队里,没有一间砖瓦房。歪歪斜斜简陋的民居,彰显着诉说着民众生活的贫穷。我们生产队的几十个挖河人员,只能集中住在一两户社员狭小低矮的房子里,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
泥巴墙低矮简陋的房子里,在任何一个潮湿的泥土地面上,铺上一点稻草,就是供我们打地铺的地方。我们十几人睡在正房后面几平米的拖檐里。狭小的空间,难以容纳这么多人的睡眠。晚上睡觉要翻一下身的时候,不得不通知大家一起协同,才能步调一致地完成任务。为了不影响大家的睡眠,虽然劳累了一天,几近僵硬的身躯,想在有限的睡眠时间,能够去舒展地翻一下身,也不得不尽力加以克制忍耐。
每天天还没亮,正是严霜结庭院,寒风刺骨时,水利工地嘹亮的起床军号声就已吹响。正处于酣梦中的挖河人,不得不按时起床。喝了稀饭后,拖着还没有恢复疲劳的身子,披着星光深一脚浅一脚地上了工地。只见东方一颗彗星的彗尾,斜扫向上空,格外显眼。迷信的人们说彗星是凶恶的扫帚星,上扫君,下扫民。看着这个扫向苍穹的彗尾,少数人忧心地窃窃私语着,担心国家是不是又要出什么大事了。当然,这种忧心的交流,只能在互相信任的人们中间偷偷地进行。谁也没比别人多长几根肋骨。否则,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加以处置。
来到一两百米宽的挖河工地上,但见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标语牌上的豪言壮语振奋人心,鼓动宣传的高音喇叭声响彻云霄。远远望去,挖河人布满河道两侧,密密麻麻,一直铺向天边。人们如蚂蚁搬家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沿着河坡鱼贯而上,用箢箕挑着沉重的泥土,在艰难地蠕动着。又挑着糊满泥土的空箢箕,返回河心。周而复始的机械运动,让活生生的人们,几乎也成了简单僵硬的搬运土方的机器。沉重的泥土压弯了人们的腰,也麻痹了人们的神经。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不会思考,只会出力干活的机器,是一种最成功的政治。
搬运湿淋淋泥土的原始劳动,让衣衫褴褛饿着肚皮的公社社员们,有一种无法承受之痛。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以期提高工效。大队唯一值钱的家当,一台20马力的柴油机,也被搬到了挖河工地上,用于带动钢缆,拖拽满装着泥土的板车,运向倾倒的地点。
机器没有燃油作为动力,就不能正常运转。挖河人这部生物机器,却是在缺少必要食物的条件下,无情地消耗着自己的体能,超负荷地运转着。一天一斤米、少盐没油的生活,让人们的能量付出频频告急。于是,生产队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搞起了“瓜菜代”生活。在集体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各个生产队,动员了全队仅有的一点财力物力,确保挖河第一线。在其它地方只一两分钱一斤,而在挖河工地上却高达一毛钱一斤的胡萝卜,就成了在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生产队,对挖河人员唯一的能量补充物质。殊不知,那时候好多生产队,劳动一天的一个工分值,还不够买一包两毛钱的“圆球牌”香烟呢。
每天开饭时,掺满胡萝卜丁和胡萝卜缨的小米饭的饭甑一打开,人们就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去拼命哄抢。在哄抢中,有人偷偷总结出了一个经验。即开始时少盛一点饭,待别人还在对第一碗米饭狼吞虎咽之时,他就已经快速解决掉了第一碗米饭,而捷足先登地来到饭甑前,死命地、扎扎实实地盛满了一大碗。在这种时候,那些没有此经验,而还在狼吞虎咽第一碗胡萝卜饭的人,随后就只有面对所剩无几的空饭甑,望洋兴叹了。由此你也不得不佩服,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在水利工地上,一些人面对饥饿,为了确保自身,在“抢饭”时所表现出来的绝顶聪明和高超的智慧。
看到热火朝天的政治宣传,看到人山人海的挖河场面,知道汉北河开挖后,能给人民带来的好处,我也由衷地受到了感染,我也兴奋异常。在肚子还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每次还要求给箢箕装泥土的人,给我挑的箢箕多装点泥土。甩开膀子奋力挑着沉重的泥土,走在泥泞的河坡上,却也能健步如飞如履平地。只有这样,自己才感到了一种满足。这时候,我也彻底忘掉了自己肩负着教书育人任务的民办教师身份。忘掉也没什么错,那时候民办教师的地位,在毛泽东时代,又会有多高呢?
人们日复一日,简单机械,重复透支体能的劳作,结出了伟大的丰硕成果。汉北河在广袤的江汉平原之上,初现了河道的雏形。这时已经临近春节。在这个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佳节到来之前,开挖汉北河的工作才暂时告一段落。

“革命化”的春节

1969年,我这个有着四个劳动力的六口之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生产队辛苦劳作一年之后,眼巴巴又心怀忐忑地盼到了一年一度春节前的年终决算。
这年,全家四个劳动力,在生产队整年劳动所得总收入为400多元钱,所分柴米的总支出为500多元。收支相抵后,荣幸地超支了生产队100多元钱。这和前一年的超支数据大体相当。
全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吃不饱穿不暖,劳动一年后却都成了拖累集体经济,正挖着社会主义墙脚的超支户。各家的超支总数额,每年在辛苦的劳作中,在麻木的神经中,让人沮丧地无情地增加着。这已经和他们合作化前的那种虽不富,也不一定是吃了上餐愁下顿的生活,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只能把困惑、不满和悲哀放在心里,而不敢吐露半句真言。他们默默地承受着这些苦难。他们也想不明白,现在这个日子,怎么过得总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一年比一年更加艰难?
在大队革命委员会,及更上一级,更上上一级革命委员会的英明领导和强制下,生产队果敢地对全体超支户办了好多次超支还款学习班。在那临近春节前的一个个寒冷冬夜,破衣烂衫的超支户们,低头坐在生产队冰冷简陋的库房里,被勒令限期还款。如不还款,还威胁要拆掉你家那本来就已经风雨飘摇的房子。那时候,一不准搞家庭副业,二不准出门打工经商。全体农民都被死死禁锢在生产队的土地上,为集体经济战天斗地。大家无奈地搞着一穷二白的集体经济,搞着残酷的阶级斗争。农民的命运都死死掌握在生产队里,完全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更没有任何自主权和迁徙权。还款之钱,何处去觅?
超支户们,死猪不怕开水烫,横下了一条心。反正是家徒四壁,要杀要剐,只能听天由命了。生产队和上级革命委员会,也真拿这些生怕耽误了一天生产队劳动而积极出工干活,本非好吃懒做之辈,没有了任何办法。黎民百姓,在文革的风雨中一筹莫展,无可奈何,艰难度日。集体经济也在文革的动乱中,在大众的贫穷中死死地硬撑着,苟延残喘着。
那时候,生产队生产的棉花,不准去私分和偷偷出售。生产队只能将棉花上交国家采购站,按国家单方面所定的价格进行结算。然后,国家按照各生产队完成棉花征购任务的情况,来确定返销给生产队的粮食数量。
已经揭不开锅了,生产队给我家发了40斤粮票。这是国家对棉农们,在向国家平价出售棉花后的返销粮。穷困潦倒的我家,却无钱将40斤粮食,从国家的粮站里购买回家。
万般无奈之下,我年轻的妻子心急如焚,只好厚着脸皮去向她父亲,我的岳父求助。好在岳父家房后有一小块竹园,他起了个大早,趁着夜色偷偷地到永隆河去,变卖了一捆青竹。天还没亮就来到我家,从窗外给他女儿塞了5元钱。这样,我们才得以顺利地买回了40斤大米,从而缓解了无米之炊的窘迫。
由于饲料的极度缺乏,生产队猪圈里有限的几头生猪,在人们望眼欲穿的希冀中,顽强地生长了一年多,才勉强达到宰杀标准。腊月二十几,生产队杀掉了两头仍然是瘦骨嶙峋的生猪。我家又荣幸地分到了5斤皮多肉少的猪肉。这可是我家春节的唯一带有奢侈品性质的年货了。
腊月三十,正当要做年饭时,一脸憔悴的母亲,却躲在房间里哭泣。原来是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过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穿,正拿着针线躲在房间里,边哭泣边给早已经是补丁摞着补丁的裤子,再次打着补丁。她要等着把这条裤子的补丁打好后,才能穿上,再去劳作。再去给我们做那餐让人馋涎欲滴,唯一一餐不掺和菜叶,有着少许荤腥的年饭。
父母亲经常给我讲述解放前,穷得冬天没有棉裤穿,只能穿两条单裤过冬的故事。但在过年时,也还尽量要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可现在,母亲却在过年时,连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也享受不到了。
1969年的大年三十,母亲躲在房间里,为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过春节而哭泣的时候,我们全家人心里都在流血!这就是伟大的文革,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革,给人民带来的“美好幸福生活”。
合作化前,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人们会祭祀祖先。大人孩子都换上了新衣后,将最丰盛的菜肴敬献在祖先灵位前。点上香烛,然后匍匐在地,顶礼膜拜,借以缅怀逝去的先祖。将饱含喜庆色彩并寄托着希望的鞭炮点燃。一家人在鞭炮的硝烟中,在鞭炮的噼噼啪啪声中,高兴地幸福地其乐融融地享用着一年中最丰盛最神圣的团年饭。可后来,大跃进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人们因为贫穷,因为要搞“反修防修”,所以一不敬祖先,二不放鞭炮,三不穿新衣,过起了“革命化”的春节。
文革时,崇尚越穷越革命。富,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就在被批判之列。1969年,作为民办教师的我,就用这难得的五斤猪肉,和家人对付着“荣幸”地过了一个“革命化”的“幸福”春节。

走上公社中学的教学岗位

在革命委员会的英明领导下,1970年,伟大的“斗批改”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斗批改”,即一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三是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1970年正月初六,教师集训在三合公社的行政中心南河举行。舍弃多宝区每个假期的大型集训,而第一次改为以公社为单位,进行小规模的教师集训。这是不是区教育组和多宝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在对每个学期以区为单位的教师集训有一种束手无策之后,在甩包袱呢?当然,这也不是我等小民应该关心的事了。
仍然是用板车拉着柴禾及粮食蔬菜行李,来到公社春节期间的教师集训地南河大队。依据公社革委会的安排,在农户房子里的泥土地面上打好地铺,安顿好吃住,就进入了集训班狠批资本主义、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集训程序。
大会讲,小会批,群情振奋,慷慨激昂。大家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狠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生的毒害。究竟从内心里,认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多大的危害,大家却心知肚明,不予认可。文革时,你只有违心地发言,违心地按照北京“两报一刊”的文章讲假话,你在政治上才是最安全的。这样,你才可以捞到一定的政治资本。良好的政治资本,有利于入党、转正、升迁、当兵、招工、农转非(即农业户口转为让人羡慕的城市户口)。但更多的时候,或许仅仅只是得到了一种把你列入被依靠的对象这种毫无用处的心理安慰。
由于文革,学校长期停课,教育工作早已经打乱了学生秋季入学的正常秩序。在这次改革中,和全国的大多数学校一样,将被称之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从秋季入学算起的学年制,一律改为了从春季入学算起的革命化的学年制。连学年制度的设立,也有了革命和不革命之分,可见文革时期的革命之彻底,之激烈。
除此之外,三合公社和其它地方一样,狠批了把广大的贫下中农子弟关在中等教育门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决定在三合公社所在地的南河,借助原南河小学的校址,开办三合中学。
三合中学的开办,不是那么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暂且不论及其它教学条件,首先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师资力量的严重短缺。整个三合公社教育战线上,公办教师寥寥无几,具有中等师范专业水平的老师,更是凤毛麟角。把几个也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甚至还不够初中文化水平的公办教师,赶鸭子上架般地弄到三合中学后,教师的数额仍然还有缺口。
饥不择食、荒不择路的窘迫,让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打破了常规。革委会的领导们,立马改变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不得不在全公社一百多位民办教师中,用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的思想,来物色三合中学基本能胜任初中教学工作的教师人选。
承蒙区林业干事丁光炳大哥的推荐,我这个省属重点高中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荣幸地成为了公社三合中学的一名民办教师。我们仍然每天和普通社员一样记着工分。这样的工分,每年由公社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利用水利工进行结算。
水利工的分配及其结算,包罗万象,内容丰富,让人眼花缭乱。这是毛泽东时代,对普通农民进行无偿调配使用劳动力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手段。每年,上级都会随时、无休止地把上至国家的河道开挖、水库建设、堤防修筑,乃至铁路建设等一系列工程,下至生产大队的大型沟渠开挖整修,及其它要付出无偿劳动的项目等,利用“水利工”任务的方式,分配给各生产队,由社员们去无偿地承担与完成。“水利工”是一个“万金油”,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民办教师的工分,也属于“水利工”结算的内容之一。每年年初,各生产队会计,要去大队和公社,接受名目繁多、异常庞杂的“水利工”任务。年底,生产队会计,会用漫长的时间,集中在大队部,统一结算让人头疼,让人烦闷,有时候几乎是怎么也算不清楚的“水利工”。
和我一起被安排进三合中学任教的民办教师,还有本大队的丁明松、新集大队的曾祥吉、王尽美、李福元、团结大队的彭冬官、大桥大队的黎纯清等一共七位老师。这些自己“背米袋”的,即不享受国家的商品粮供应,不拿国家工资,只能自己带米去学校吃饭,用“水利工”进行结算,记着“水利工”工分的民办教师,和我一起荣幸地走上了公社中学的教学岗位。在简陋的,根本就不具备办初中条件的三合中学,度过了一段含辛茹苦、永难忘却的青春时光。

三合中学的生活

新成立的三合中学鸠占鹊巢,占用了南河小学的原校舍,把南河小学的学生,分别挤到了南河、新河、双河、直河四个大队各自大队部的一隅之地去了。
原南河小学,是在土改时没收了被划为“大地主”的老中医向云庭的房产后开办的。当年,向云庭凭借自己一身精湛的中医医术,及勤奋的劳作,挣得了这个在现在看来并不起眼,但却在当年可以称之为不菲的房产。这幢一排六开间、三进深,有着两个天井外带一个独立的大厨房,杉木青砖青瓦结构的房子,早已经破败不堪。利用卧室和客厅改成的逼仄的教室,早已经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孩子入学。1957年,在操场的南面和西面,又新建了几间低矮简陋的平房教室。这些,也就成了1970年三合中学开张时的全部校舍和家当。
学校给我安排了一间简陋的宿舍。这是在向云庭原来住宅的一间卧室的中间,用竹片编成的墙壁上糊上旧报纸进行间隔的狭小宿舍。另一半住着黎纯清老师。一张单人木床和一张摇摇欲坠的原始木桌,是宿舍的全部摆设。我贫穷的家里,没有更多的被褥让我带到学校去享用,仅有一床十分破旧的棉絮,及作为床单的宽条纹花布,成了我宿舍的唯一铺盖。床上的垫絮则只能用我自嘲为“金丝垫絮”的稻草来代替了。把宽条纹花布整齐地铺在“金丝垫絮”的上面,再盖上旧铺盖,也能勉强凑合着度过一个个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初春之夜。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人民生活的一切,全由北京统一计划着。一个人能吃多少口粮,吃多少食油,享用多少棉花,都得由伟大的北京决定。能得到一张用于购买棉絮的棉絮票,当然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看到老师们在三合中学窘迫的生活现状,公社革委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们终于大发慈心,给学校发放了几张棉絮票。学校立马向我进行有力的政策倾斜。太阳的温暖光辉,终于幸福地照耀到了我的头上。在享受了几个月“金丝垫絮”的生活之后,我荣幸地用公社发放的棉絮票,从供销社里购买到了一条五斤的棉花垫絮。“金丝垫絮”的“美好”生活,终于在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凯歌声中寿终正寝。我床上的装备,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量和质的破天荒的伟大飞跃。
我和黎纯清老师的床,只隔着编织的竹片糊着报纸的一层墙壁。每当万籁俱寂,夜阑人静无声之时,对方酣然入睡的鼻息声,和在床铺上翻一下身的微小动静,却也清晰可闻可知。要是拆除了这层权且叫做墙壁的薄薄隔离带,双方的床铺,俨然成为了一个整体。当时,黎纯清老师和时任三合公社同样背着米袋的妇联主任易仁英,正是新婚燕尔。如干柴烈火的小两口,想亲热一下的机会,也被不合时宜的环境条件无情地大打了折扣。我只能每天早上,知趣地提前起床,把这一小段可以放松心情,毫无顾忌地去亲热去温存的时间,留给他们小两口。
从宿舍出来的必经之道,就是用堂屋改成的学校办公室。十几张陈旧不堪,大小不一的办公桌,及式样不一的办公椅,让狭小的空间拥挤不堪。连从办公桌之间穿过,都要侧着身子才能完成。晚上用于照明的煤油灯,成了办公桌上的一大摆设。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白天的光线也阴暗无比。夜晚煤油灯青烟缭绕,空气污浊。一台用手猛拍几下才能发出断断续续声音的木头外壳老式晶体管收音机,成了办公室里唯一现代化的电器产品。
只有十几个老师吃饭的简陋食堂里,由还没有任教资格的右派老师白志会,兢兢业业地担任着炊事员的工作。他每天千篇一律地做着少盐没油的“瓜菜代”饭菜。这每餐还要出三分五分钱菜票的生活,让囊空如洗、临时却掏不出几分钱的我,有一种羞愧难当之感。无奈之下,只要可能,每天放中午学时,我就和学生们一起步行两公里,回家去吃只是暂时不用掏钱、也同样是少盐没油的“瓜菜代”饭食。为了节省时间,回家及饭后到校,我都以昂扬的姿态,“竞走”的速度,热情投入其中。学生们都是“走读”,我也把我的这种生活,自嘲为“走教”生活。当然,偶尔到小河北面新河大队的岳母家,去蹭一次饭,也成了点缀我“走教”生活的一个小插曲。幸亏我年轻。良好的视力,强健的体魄,过盛的精力,及顽强的生命力,一直伴随着我的“走教”艰辛生活。
这种“走教”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天门县给每位民办教师每月发放三元的生活补贴为止。在有了每餐能掏得出几分钱菜票的“雄厚”资本后,我的“走教”生活,才得以庄严地宣告结束,而荣幸地改变成幸福的“住教”生活。
“瓜菜代”,不见一星半点油荤的饭菜,伴随着文革浓浓的阶级斗争喧嚣,及高涨的教育革命风潮,成了我们每天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有笑脸、面容憔悴、少言寡语的右派分子白志会,每天低头落耳默默无闻地当着炊事员。自从在1957年的反右蒙冤后,他对政治噤若寒蝉,很少和同事们交流。
一天,白志会突然神秘兮兮地对老师们说,他现在有了一个给老师们加餐改善生活的好机会。老师们对他痴人说梦般的话语,不置可否,付之一笑。
原来,白志会最近一直对一条每天钻进老师食堂来偷食的饿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天,他焕发出了冲天的革命干劲,瞅准机会,把饿狗堵在食堂里,用一把铁锹,只三两下,就取得了人狗大战的绝对胜利。之后,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让老师们美美地大块朵颐了一顿。白志会以一种在现在看来不可取,但在文革时,却不足为奇的方式,兑现了他改善老师们生活的庄严承诺。我也终于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短暂的一丝笑容。
我舍不得把我的那份用白志会神勇的功夫换来的狗肉大菜全部独自享用。抽空,我把一搪瓷缸来之不易的狗肉拿回家,让难得见到荤腥,正处于哺乳期的夫人,也美美地享用了一顿。

教育革命

在老人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伟大思想指引下,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英明领导之下,教育战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除学年制一律改为从春季入学算起外,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制分别缩短了一年时间,变成了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革命性的新学制。
新生的入学取消了考试录取的程序,代之而起的,是从小学毕业后,不管你的成绩好坏,只要愿意上初中的,一律直接升入初中。老师本来就没很好地教,也不敢很好地教。如果你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工作上,又怕背上走白专道路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智育第一的黑锅。学生也不会很好地学。因为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想,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内心和骨髓。因此,学生的学习成绩,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很多学生对分数和小数的计算还搞不清楚,也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初中生。
在教材上,把物理化学合并,并称为“工业基础知识”。将生物改为“农业基础知识”。好在,这时的学生,也有了简单的学习课本。哪怕此时的课本一般要在开学很久后,才迟迟地发到学生手中,但也是一个革命的进步了。“工业基础知识”没讲什么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定理,只是在拼命地歌颂伟大的文革。每个章节,都在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说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造出了万吨水压机,造出了碘钨灯,造出了荧光灯。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殊不知,这些玩意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是不值一谈的小小进步,却在当时的报纸和学生的课本上,被吹得天花乱坠不亦乐乎。几近小儿科的理由,牵强附会,不一而足。
学生上课时,老师走进教室,学生在班长“起立”的喊声中,齐声高喊“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毛主席语录。下课时,高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毛主席语录。老师上课要引用毛主席语录,开会要引用毛主席语录。不管是牵强附会还是生拉硬扯,毛主席语录已经渗透进了教学工作的全部。
当时上课,基本不用备课,更没人督促检查你的备课资料。我负责教初一一个班的数学,和初二的“工业基础知识”。三合中学文化最高的我,感觉得是太轻松了。公办老师丁良贵,虽然上过初中,由于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和后勤管理工作,所以他在教初中数学的时候,有一种力不从心焦头烂额之感。经常要提前向我请教后,才能去对付下一堂课的教学任务。这样一种胸无成竹,“现买现卖”的现象,在当时的很多学校中是不足为奇见怪不怪的。所以,这种窘迫,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也能心安理得地轻易蒙混过关。
学校工作不是以教和学为纲,而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当时检验你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门办学”。要“请进来,走出去”,把田间当课堂,把贫下中农当老师。在这点上,任何人也不敢马虎。每个学期,都要请老贫农进行忆苦思甜教育,以此提高学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觉悟。
双河大队的老贫农R,是三合公社远近闻名搞阶级教育和忆苦思甜的典型人才。这个对旧社会怀有刻骨仇恨的大老粗,其言行非常迎合上级的口味而深受器重。他理所当然地被请进学校,给师生现身说法作报告。
大字不识一个的R,紧跟文革的阶级斗争大好形势,把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也能生拉硬扯,半通不通地对付几句。诉苦大会上,他最擅长表演的拿手好戏,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其语无伦次自以为得意的讲话,听得同学们哈欠连天,昏昏然一头雾水。
教育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能初识几个汉字的双河大队的贫农主任L,顺应潮流,代表三合公社十三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走上了三合中学的管理岗位。这个也和我们七个民办教师一样,记着水利工,背着米袋子的L代表,带着十二万分的优越感,俨然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管理着三合中学。他的领导、管理,就是带领我们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我们在L代表的领导之下,搞政治学习,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晚上,我们办公的时候,L代表也只得在办公室陪着我们。一个人正襟危坐,默默地在那儿翻看着毛主席的语录。究竟他对毛主席语录上的字能认识多少,对据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主席语录,能理解多少,我等被管理被教育的对象们,不得而知。
不能说L代表一无是处,L代表也的确是一个严于律己,老实巴交的好人。清晨,还有老师没起床的时候,无所事事的他,有时候也会拿着扫帚,在操场上独自打扫。学校老师的菜地里,也经常能看到他荷锄劳作的身影。他也会为了突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必要性,在学生早操后,或者排队放学的时候,站在全校学生面前干咳几声,然后前言不搭后语,有时候是逻辑混乱,结结巴巴地讲上几句让学生至今还在当作笑料的“至理名言”。他会给学生老师们,讲那些被夸大也应该被夸大的旧社会的苦,讲毛泽东时代同样被夸大了的人民的“幸福生活”。可是,他对1959年到1961年,中国农村更超过旧社会多少倍的饿殍遍野,却只字不提。当然我们理解他,知道他也是没那个胆量,而不敢去提。
L代表管理着三合中学,管理着三合中学的阶级斗争,管理着老师们的向毛主席敬祝万寿无疆,向林副统帅敬祝身体健康,可就是不管理学校的教和学。这可不能怪罪老实巴交没有文化的L代表。因为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管的是政治,管的是方向路线。在政治、方向、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可不能让那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去污染了革命的教学阵地。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文革时,学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并不重要。因为只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那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和智育第一。坚定老人家“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政治方向,才是正确的。为了迎合文革时期的政治需要,三合中学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由摘帽右派戴京山老师负责,我协助戴老师工作。用文革时期的说法,这叫做对戴老师不是在依靠,而是对他的一种利用。哪怕明目张胆地说是利用,戴老师表面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怨言。
戴老师家庭出身不好,1957年不满20岁。不谙时事,中师毕业的他,由于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天真地给党提意见,而被伟大领袖的阳谋击中,被打成了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右派。之后,右派分子的名声,让个头瘦小却英俊潇洒的他,找对象也成了一大难题。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在南河二队贺姓农户入赘,当上了在当时,让当地人最看不起眼的上门女婿。在封建的传宗接代观念根深蒂固的当年,孩子出生后,也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后代跟着夫人姓贺的严酷现实。
经受了这个磨难后,戴老师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有任何张扬。他谨言慎行,唯恐由于自己一时的不慎言行,再次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乃至灾难。对同事、对乡邻、乃至对自己的学生,都是低三下四,面带笑容。在那个以阶级划分敌我的毛泽东时代,对政治的恐惧,是长期蒙在他心理上的阴影。戴老师精明能干聪慧勤勉,有着文艺方面的天赋。学校领导看中了他的这一长处,除了让他带一个班的语文外,就把学校宣传队的工作,也一并交给了他。
当时,全国的文艺领域,对一切封、资、修的电影、戏剧、小说等进行了全面的封杀,只保留了由江青培植的假大空的八个“样板戏”。人们笑称为“八亿人只看八台戏”。为了让这八个样板戏深入人心,除了广播电台不厌其烦地播放外,党报和被文革的革命浪潮荡涤后全国仅存的少量杂志,也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样板戏”的内容和消息,为江青的“样板戏”造势。
三合中学得到了几本“样板戏”的简装册子,大家如获至宝。在让人窒息的文革时期,咿咿呀呀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成了年轻老师们,每天最好的消遣方式之一。我也把相当的精力,放在了攻克样板戏的曲谱上。我不仅学会了《红灯记》的全部唱段,及全部乐谱,而且也学会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上的一些经典唱段。每天,三合中学的校园里,都会传出我叮叮咚咚弹奏这些“样板戏”选曲的秦琴声。时隔不久,我居然能用秦琴基本上弹奏出《红灯记》的全部曲谱,也能弹奏出《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上我所喜爱的片断。这也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要是没有崇尚“知识越多越反动”和“读书无用论”的伟大文革,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我,怎么可能用一把区区几元钱的简陋秦琴,不可想象地弹奏出如此美妙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天籁之音?
戴老师对学校宣传队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学校宣传队在戴老师和我的指导下,快速地疯狂地运转着。我拿出了在江西步行串连时,被江西艺术学校舞蹈班小老师们熏陶出来的有限技艺。戴老师也使出了在文艺方面与生俱来、无师自通的独到功夫。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三合中学的宣传队红红火火,一派兴旺。
学校宣传队主要演出的节目,是学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片段“痛说革命家史”,和戴老师根据杂志上的介绍,编排的《大刀进行曲》、湖北道情等。饰演李奶奶、李玉和、铁梅的分别是徐元珍、蒋前方和严定喜。这三个学生,都是三合中学学生中的佼佼者。在那个想要脱离农村去拿国家工资比登天还难的年代,这三个农村的学生,后来都通过自身的努力,跳出了“农门”。徐元珍成为了多宝变电站的一名正式职工,蒋前方成为了中共唐山市委的一名领导干部,严定喜成为了天门县荆州花鼓剧团的一名骨干演员。不过,要是没有文革,从小就出类拔萃的他们,其前途是不是会比后来更为辉煌呢?还有那些当时虽然暂时没有他们那么闪亮的学生们,会不会让自己的人生更精彩些呢?
宣传队的学生们排练节目,一般在星期天或者放晚学后进行。但是有时为了赶任务,不惜牺牲学生们上课的宝贵时间进行排练,也是经常之事。有了演出任务,就更不管是不是耽误学生们的课堂学习了。
我用马粪纸,做了一个红灯道具。向永圣同学拿回家,请做漆匠的父亲帮忙油漆后,更是惟妙惟肖光彩夺目。徐元珍和严定喜,有着天生一副如百灵鸟般的好嗓子。《红灯记》中的唱段,一经她们唱出,便成了在三合地区大受欢迎,百听不厌的悦耳之音。
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让学生从学校走出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学生们也不用上课,因为只是坐在教室里上课,死读书、读死书,本来就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之嫌。他们只能走老人家倡导的革命化道路,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去演出。节假日,更是把节目送到贫下中农家门口,送到生产队的禾场里。演出后能得到几声孤零零的掌声,和观众会心的微笑,也让大家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
公社革委会,对三合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作很是满意,春节前,革委会到与南河只有五里之遥的总后勤部274部队的农场去慰问,也拉上了三合中学的宣传队。274部队农场知青们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了依据对农场的农田进行旱改水(把旱地改成水田,以此来增加粮食产量)而编排的歌舞。要知道,在遍地青沙,素有沙洋之称,根本就不保水的农田里搞旱改水,是一种极其违反自然规律不切实际的瞎折腾,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好的结果。可这种瞎折腾的荒唐,在疯狂的文革时期,也堂而皇之地被美化被歌颂,被受荒唐风潮裹挟的知青们当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而搬上了面对千人百众的神圣舞台。
在这次慰问演出中,我们的“痛说革命家史”,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参加慰问的还有梁场公社的宣传队。慰问演出结束后,274部队农场招待我们和梁场公社宣传队,一起吃了一顿热腾腾的肉丝面条。在民众还是吃了上餐愁下顿的毛泽东时代,这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要知道,1957年后,特别是在伟大的文革时期,我们可从没吃过这种让人馋涎欲滴,在睡梦中也难以梦想到的美食呢。
那时候,各个学校和各个生产大队,都有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在不厌其烦地,跳着向老人家敬献忠心的“忠字舞”,在唱着江青的“样板戏”。在表面光鲜,虚假繁荣中,三合中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戴老师的领导下,誉满三合,位居前茅,独领风骚。

九二○“工厂”

和我的父亲一样,同为三合地区现代教育开拓者之一的我叔父辈丁存恕,为人正直,精明强干,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家庭出身中农的他,在毛泽东时代,本来就应该是一个不受重用的对象。但是,由于他的上述优点,就破天荒地一直担任着丁云小学的校长职务。后来,还荣任过多宝区政府眼皮底下多宝小学的校长。文革初期,他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了几年。后来,又被三合公社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出来,重新启用,担任了三合中学的校长职务。
经历过1957年反右的风浪,对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丁校长,在经受了文革之初灰溜溜下台的光荣洗礼之后,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政治,更是敬畏有加,不敢含糊半分。当初下台时,给他强加一些莫须罪名的阴影,还深深铭刻在心。现在,如何避免去重蹈坚持资产阶级智育第一思想的覆辙,是丁校长要认真考虑的一个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在老人家“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思想指引下,丁校长冥思苦想,脑洞大开,想出了一个让学生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路子。就是在学校土法上马,办九二○“工厂”。他企图让学生到田间地头去“开门办学”,让学生在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同时,也能让学生在自己学校的九二○“工厂”里学习劳动。只有这样,他的领导工作,才符合老人家的文革理念,才不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智育第一。
九二○即赤霉素,它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本身在生长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能满足自身生长的赤霉素。文革时,把九二○的作用无限夸大,说其具有神奇的功能。能大幅度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在工农业生产遭受到极大破坏,国民经济严重凋敝的文革时期,这也当之无愧地,算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项伟大丰硕的成果。
丁校长做出办九二○“工厂”的决定,是受到了南河大队严作元带领着几个人,土法上马,正在办九二○“工厂”的启发。
在文革期间的农业学大寨热潮中,南河大队发扬文革中“革命加拼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办起了九二○“工厂”。在南河大队,那个居然也能被称之为工厂的九二○“工厂”里,几间简陋的房子破败不堪。在木板的夹层里充填了旧棉絮,用煤油灯加热进行保温的土制培养箱、用木板钉成的接种箱、两盏酒精灯、几支试管、及一堆从各家各户找来的废旧玻璃罐头瓶,就是这个“工厂”的核心重量级设备。另一间破屋子里,摆放着分层搁置米糠培养基的木头架,便于加热保温、用旧铁皮卷成的烟道横亘其中。第三间房子则是用红砖砌就,用于蒸煮消毒的炉灶间了。严作元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工厂”里,领着几个人,生产着九二○。虽然其产品的产量极其有限,也没有经过任何权威部门的认可和检验,更没在生产上有过任何应用。但是,他们这种作法,却得到了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充分肯定和褒奖。在一大二公、一贫如洗、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村,能有什么比这个在简陋的条件下生产出九二○,更为闪亮的人间奇迹呢?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把这作为学大寨的伟大成果和文革的伟大成果,而大肆宣扬。
丁存恕校长看中了我吃苦耐劳,爱钻研的长处,及相对过硬的文化知识,就把在三合中学办九二○“工厂”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南河大队严作元的九二○“工厂”,就成了我们办厂的光辉样板。我带领几个学生,只花了一两个小时,到南河大队学习了他们的办厂经验和操作技能。之后,三合中学的九二○“工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也紧锣密鼓地上了马。
南河大队的木匠严述钊,是我在南河小学上五、六年级的同班同学。他的学习,当时和我一样名列前茅。由于其家庭出身地主,连初中也没能让他上。郁郁不得志的严述钊,只得在小小年纪,就去学了木工手艺。看着他用精湛的木工手艺,把几块废木板,根据丁校长的意图,变成土制培养箱时,我的心里是五味杂陈的。这样一个聪明刻苦优秀的人,要是不出生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定能在学业上一帆风顺,并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可惜,他却没有任何能力,去挣脱当时的社会桎梏对他的无情束缚。更不可能去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大有作为。他只能乖乖地去为生产队操刀弄斧当木匠,去挣每天用于活命的工分。
我带领几个学生,用四处搜罗的废砖块,砌起了培养间和烟囱。用废铁皮,做成了用于加温的烟道。从南河大队的九二○“工厂”里,弄来了一点用于消毒的福尔马林及几支试管,从公社卫生所里找来了一点酒精和一个酒精灯,发动学生你一把他两把地从家里带来了用于发酵的米糠,和用于扩大培养的玻璃罐头瓶。总之,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如孩子们玩过家家游戏一样的幼稚可笑。由于条件的限制,三合中学所办的“工厂”,只能比南河大队的更差一筹。
从南河大队弄来了九二○菌种。接种后,用土制保温箱,把菌种培养起来。菌种的培养,温度是关键。为了让试生产不出现任何闪失,每天半夜三更,当其他老师正在酣然大睡之时,我也要多次起床,去查看煤油灯加热保温箱的效果。白志会利用老师食堂的饭甑,帮我蒸培养基,以此来进行间歇式灭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用玻璃试管进行的一级培养,用玻璃罐头瓶进行的二级培养,和用米糠进行的最后培养,均没有出现杂菌感染,头一次就庄严宣告成功。
丁校长看到后,高兴异常。几个年轻老师,则兴奋地带着学生,用一把椅子当轿子,把仅有的一块半只有几斤重的米糠发酵品抬上,敲锣打鼓地,去向公社革命委员会报喜。生产出的一块半九二○发酵品,被当作校办“工厂”向上级领导报喜的道具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因实际上并无此前那些报道中吹嘘的那样大的效用,就被弃之一隅,而失去了价值。
不过,试生产出了九二○这一铁的事实,仍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文革中三合中学走毛主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道路的一项光荣伟大成绩。
不经意间,我一不留神就成为了三合公社回乡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典型代表。三合公社在三合中学的小树林里,召开了全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大会,丁校长安排我在大会上做典型发言。我气宇轩昂,振振有词,脸不变色心不跳地介绍了自己回乡后,安心农村,现在如何攻克难关,利用土法试生产出了九二○,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了可喜成绩的光辉事迹。
位于三合中学小树林的会场里,三人一堆,五个一伙,互相倾诉着在农村生活的艰辛,和对城里家人的相思之苦的下乡知青们,对大会上领导的讲话,对我慷慨激昂的典型发言,听进去了多少呢?他们可能只是把这次大会,当作了一次可以不晒太阳,不去干农活,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极好机会,可以和同病相怜的下乡知青们好好交流,好好倾诉一下的极好机会。这样的大会,对这些根本就不安心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而只是想在农村镀一下金后立马回城的下乡知青们,能有多少帮助?何况我的回乡,也是大势所趋,身不由己,极不情愿的无奈选择。

教师培训班

1970年冬,上级革命委员会的教育管理机构,突然要求各个公社中学必须开设英语课。并把这当作是为支援亚非拉革命和埋葬帝修反,培养急需人才的必要手段。学洋文,不是崇洋媚外的可恶行径吗?上级的指示,就是圣旨,必须执行。
但是外语老师的缺乏,却成了制约这一宏伟革命计划的一大瓶颈。于是,多宝区决定开设教师英语培训班,以解决英语师资缺乏之尴尬。三合中学的老师中,只有我一个人学过英语。于是,我又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参加多宝区教师英语培训班的最佳人选。为了在各个学校大力普及江青的“样板戏”,和英语培训班同时开班的,还有两个“样板戏”的教师培训班。英语培训班的培训对象,主要是公社中学的英语老师,和开设有初中班的大队小学的一名英语老师。样板戏培训班,则要求全区每一所中小学,都要有一名老师参加。
英语培训班的辅导老师,是多宝中学已年近六十的古老师。古老师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英语老师。通晓五六门外语,并在外语教学上业务过硬的他,由于在1957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而受到贬谪。文革中又独自一人被发配到天门的“西伯利亚”——多宝中学来任教。
文革中后期,学校的班级,都是按照军事编制的连排称谓。教师培训班也概莫能外。所以,英语培训班就叫英语排,样板戏班就叫“样板戏”一排、二排。整个培训班,由曾经当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头头,后来在区教育组工作的肖明发负责。身高一米八、英俊潇洒的肖明发,曾经是我父亲的同事,他非常了解我的人品及能力,所以对我非常器重。也由于在整个多宝区英语排的二十多名学员中,又仅仅只有我一个人荣幸地学过英语,因此,我就更是当仁不让地走马上任,荣幸地当上了英语排的排长。
英语排全都是背米袋子,“吃毛粮食”(即指不是吃的国家商品粮,而是吃的从公社生产队里分来的没经过加工的毛粮食)的底层民办老师。个别老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诙谐地创造发明了民办老师的带有自嘲性质的所谓“英语说法”——“吃毛粮食的”。其中的“毛”字是非常突出的汉语拼音的第一声,且故意将其尾声拖长。因为这些人,无缘去享受国家的商品粮供应。当年,只有城里人,只有国家干部,只有拿国家工资的人,能吃上国家商品粮。吃商品粮,是一种高贵荣耀的象征。吃商品粮人的福利待遇,虽然也极其有限,却也远远高于农村的公社社员。因为公社社员(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福利可言。吃商品粮的人,也就必然有了高人一等的像外星人一样优越的特殊感觉。
英语排的“吃毛粮食的”学员,在博学多才的古老师辅导下,从英语的26个字母开始学习,然后就弯道超车般地学习难以掌握的英语音标,学习在当时必须学习的“毛主席万岁”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几句文革期间政治上的英语时髦用语。样板戏排的“吃毛粮食的”学员,每天在年轻貌美待人真诚、在声乐技巧上有独特建树的辅导老师张老师的辅导下,咿咿呀呀,刻苦地学着江青的“样板戏”唱段。
对大学英语教学轻车熟路、精通五六国外语的古老师,苦笑着,吃力地应付着教会“吃毛粮食的”学员学习26个英语字母的尴尬现状。这种杀鸡只能用牛刀的作法,是对文革期间教育工作的绝妙讽刺。曾经学过几年英语的我,对于英语排“吃毛粮食的”学员从零开始的英语学习,感到轻松自如毫无压力。我这个不称职的英语排的排长,把更多的精力,投在了跟着张老师学唱样板戏唱段的革命实践之中。
样板戏排的辅导老师张玉瑚,时年38岁。她是全家下放在多宝区沿江公社当农民的女高音歌唱家。张老师当年在湖北实验歌舞剧团工作时,曾参加了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的拍摄。1961年,正当全国遭受大饥荒,而饿殍遍地之时,她们同样饿着肚皮,含辛茹苦地拍完了享誉神州大地之经典传世影片。电影《洪湖赤卫队》中,韩母优美唱段的录音,就是出自张老师之口。至今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和韩母优美的唱段,仍然在神州大地经久不息地永久传唱。这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使张老师的头上,罩上了让人眩目的光环。但是在文革时,由于其出身,及“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等问题,张老师仍然落得了被全家下放农村,去乖乖当农民的可悲下场。
张老师有一个伶俐乖巧,扎着两个羊角辫的五岁女儿。有时候还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她,一旦在大家的要求下,唱着《红灯记》中“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优美唱段的时候,即刻就表现出了其家族文艺传承中无以伦比的骄人天赋,稚嫩的嗓音,和幼小孩童表演中不可企及的眉目传情,伴随着十分到位的手势动作,立即会吸引并倾倒全体没见过世面的“吃毛粮食的”成年人们。显然,这是她母亲耳濡目染长期熏陶的结果。但是,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风浪,仍然使这个艺术之家从小经受艺术熏陶的幼小女儿,不得不跟随父母,下放农村,去被迫过那种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她们,非常陌生非常贫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何时能划上一个句号呢?犹如草芥一般的这对母女,只得听天由命了。
培训班的“吃毛粮食的”学员,就餐是在多宝中学的食堂进行,对于每餐几分钱的高昂就餐开支,有一种力不从心之感。好多“吃毛粮食的”学员只好两人合打一份五分钱的素菜,可怜兮兮地将就着果腹。我和新集小学的一个“吃毛粮食的”谢克美老师,每餐合打一份五分钱的素菜。就餐时,两人都不好意思过多地把筷子伸向菜盘。用谢克美老师的话说,就是“有时候夹一点点儿菜,润润喉咙而已”。他的这句放之当年中华而皆准的经典名言,使我每每想起,就热泪盈眶,终身难以忘怀。不知道当今,谢克美老师还健在否。如果健在,真想找机会,和谢克美老师好好就着当年使人望而却步的菜品,好好痛饮一番,才能了却当年让人望尘莫及的世纪之愿。
当年的“吃毛粮食的”学员,在半饥半饱中,勉强地“润着喉咙”,勉强地享受着这种文革“大好形势”下的“幸福”生活。每天按照军事编制,在出着早操,跑着步,敬祝着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着伟大的副统帅林彪永远健康。在学着26个英语字母,在学着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江青的革命化的“样板戏”唱段。
经过短暂的培训,英语排的“吃毛粮食的”学员终于认识了26个英语字母,并结结巴巴、生硬地用英语读出了“毛主席万岁”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样板戏”排的“吃毛粮食的”学员,也用五音不全的嗓音,吼出了“样板戏”的部分唱段。这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一打三反”集训班

在毛泽东时代,大的政治运动套着小的政治运动。一场运动接着一场运动,在人们的万般无奈中疯狂地进行着。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人人自危的最大政治运动中,必然会有不同的人,甚至在不经意间作为靶子而中招。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打三反”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而其中的重点就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实际上,这场运动,也必然成为对造反派的又一次大清算,大整肃。当年的造反英雄们,曾经短暂地被“重用”,短暂的“辉煌”已成过眼云烟。他们最后只有在政治的涡流中,乖乖地俯首就范。还根本就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造反派头头们,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又一次面临“深揭猛批”,他们又一次成为了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宰羔羊。
寒假期间,多宝区所属的六个公社的教师集训,也就必然围绕“一打三反”这一伟大的政治运动去进行。英语排和样板戏排的“吃毛粮食的”学员,结束了自己一个多月的学习,也一并参加了教师“一打三反”集训班。
教师“一打三反”集训班,首先对多宝区的“红色造反者”头头,进行了狂风暴雨式的大批判。多宝中学的肖栋才、杨光兴、卢向林等这些书生意气十足的造反派老师,成为了被批判的重点。
肖栋才、杨光兴、卢向林都是多宝中学的年轻老师。我在多宝中学就读初中时,肖栋才和我的班主任李宏勋老师,都是该校毕业班语文把关老师。文革初期,作为教育骨干的他们,李老师参加了保守派,肖老师加入了造反派。在毛泽东“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伟大思想的指引下,他们盲目地为了所谓的保卫毛主席和保卫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互相争斗得不可开交。
在伟大领袖强烈支持造反派的武汉“七·二○”时期,肖栋才老师扬眉吐气了。李宏勋老师却受到了造反派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凌辱。
在已经取得了文化大革命“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彻底胜利后,认为已经达到目的的老人家,对那些曾经帮助他打倒刘少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不再宠幸。造反派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而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兔死狗烹这一人类社会的历史规律,又一次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十分完美的证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把造反派打入了十八层地狱。造反派,保守派,谁得势,谁挨整,谁风光,谁走霉运,完全取决于京城里的“龙颜”,完全由高居于芸芸众生顶层,金口玉言的老人家说了算。这点,只须他“动一根小指头”的功夫。
这个时期,又轮到李宏勋老师扬眉吐气,彻底翻身了。肖栋才老师,则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挨整对象。
多宝区礼堂里庄严肃穆,一片肃杀之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和“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的标语,烘托出了浓重的政治氛围。主席台上,区革命委员会、人武部、教育组领导,正襟危坐,目光如炬。批判大会上,李宏勋老师及其他保守派的人员,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深揭猛批肖栋才等老师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措辞之猛烈,语气之激越,火药味之浓厚,让批判大会空气也紧张异常。一个个如泰山压顶似的大帽子,压得肖栋才等曾经的造反派老师,心惊肉跳冷汗淋漓。肖栋才老师等人俨然成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理应被严惩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被碎尸万段,方能解“革命人民”心中之恨的罪犯。
三合公社的教师们,则结合三合公社所谓的阶级斗争实际,集中对张良生老师等几个“红色造反者”头头,进行了坚决斗争无情打击。在批判会上,越是措词激愤,就越是能彰显出你的革命性。这种狂轰滥炸式的批判,特别让保守派们解恨。原保守组织“无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简称)的头头、大桥小学的民办老师白远才和白远宏,阶级斗争的觉悟更是无限高涨,批判水平更胜人一筹。他们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当之无愧地充当了狠批张良生的急先锋。
太平小学的公办老师张良生,家庭出身贫农,为人随和谦恭,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很有几分口才。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积极参加了对三合公社“走资派”严定甲的斗争和批判。这种行为,与保严定甲的白远才等人的观点,形成了分歧和对立。后来,天门的“红色造反者”胜利,张良生当上了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常委的椅子还没坐热乎,“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的狂风暴雨,就把他从常委宝座上无情地掀了下来。从此,对他的批判就没完没了。
张良生被变幻莫测的文革形势,及老人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搞糊涂了。对老人家文革的做法可能已经看出端倪的他,又不敢直抒胸臆,只是不无感慨地说:毛主席真是英明,毛泽东思想真是伟大,他的伟大思想不是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毛泽东思想真是高不可攀,高不可准……要知道,这样的话语,可是犯了毛泽东时代政治上的大忌了。
在批判张良生的大会上,白远才声音宏亮,出口成章,痛批张良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批判张良生参加造反派,就是为了当官。只可惜“张常委”是“刚上位”,“刚尝味”,“刚尝到味”,就被革命人民揪了下来,显露出了其反动的真面目。白远才以张良生当时的职务自己杜撰出这种鄙夷谐音,其目的是不择手段地去贬损张良生。他批判张良生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居然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还居然叫嚣说毛泽东思想是高不可攀,高不可准,其目的就是妄图阻碍我们革命群众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居心何其毒也。
在“一打三反”集训班,大会套小会,整天都是批判会。白天晚上批判会连轴转。每人都要发言,都要亮明思想,哪怕你的发言是违心而发。要顺从区革命委员会的意思,去对被揭露出来的人和事,进行坚决的批判。要穷追猛打,要让他们成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体无完肤,臭不可闻。
在那时,政治问题,是人们生活和行为规范中的最大问题。人们的思想上,都要绷紧一根阶级斗争的弦。由于政治问题,可以斗得你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身败名裂,生不如死,甚至家破人亡。在崇尚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时代,人们受潮流的裹挟,斗得不可开交。文革中,更是一个个变成斗红了眼的公鸡。一派失利,另一派翻身后,翻身这派,就对另一派进行痛批和整治。对其使用批判、隔离审查、关押、殴打、刑讯逼供,甚至消灭其肉体等种种手段,必欲置其于万劫不复之地而后快。这似乎已经成为了文革时期社会之常态。张良生和白远才,同属贫下中农子弟之列,他们都叫喊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这是他们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目标,理应与对方如同志加兄弟般的亲热。本无冤无仇的他们,却在文革的狂潮中,彻底反目为仇,互相大加挞伐。
这些造反派们,根本就不理解“一打三反”的暴风雨,怎么就这么激烈。他们不明白,文化大革命不是要革“走资派”的命吗?不是要革修正主义的命吗?怎么如今也革到了出生好、衷心拥护毛主席,根红苗正的自己头上。他们更不明白,通过这场批判后,通过“一打三反”后,自己最后将会得到何等处置。自己遭受的打击,将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犹如被严霜打蔫了的茄子一样,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和生气,在逆来顺受中苟且,在惶惶不安中度日。要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如果谁被荣幸地归入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列,那他的政治生命肯定会立马终结,其个人生命,也有可能步入穷途末路。

英语教学

1971年春节过后开学,三合中学两个班的初二学生在完全没学到什么初中知识的情况下已经光荣毕业。只要愿意继续上学的,他们不经过考试,一律升入了在多宝中学的高中班。当然,在文革时期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就是不经过考试也能上高中的优惠条件,又有多少人能领情去上呢?因此,不领情而自愿辍学,为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到生产队去挣几毛钱工分的初中毕业生也不在少数。还在一日三餐吃不饱肚皮的社员们,也十分乐意让自己的孩子早日成为劳动者,从而为其家庭减轻负担。他们已经穷够了。
三合中学又在全公社招收了三个班的初一学生。根据区革命委员会教育组的指示,学校开设了英语课,我负责全校初一初二共六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
这些从没学过汉语拼音,有的连自己的名字也会写错,其实连小学的知识也根本就没掌握的所谓初中在校学生,学起英语来也是艰难异常。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些学生对英语学习,不,是对一切文化知识的学习,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他们父母根本就没指望自己的子女到学校去学多少文化知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念,早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学生和家长的心中。
英语教育首先是让学生学习26个字母,然后就是学习“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和“Long long live Chairman Mao”(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学生们不明白,在地球上怎么还有这种读法写法的文字,用这种文字的人也喜欢也乐意说“毛主席万岁”吗?看来,毛主席真是伟大,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真是太幸福了。
在多宝区英语排,由古老师辅导学习的仅有的这两句英语,也由我对付了学生们好长一阵子。三合中学的学生们,没有学会26个字母,根本也就不认识“Long live Chairman Mao”,但是一些学生通过反复模仿跟读,却能生硬拗口地说出“毛主席万岁”的英语来。这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
一天,我正在破败阴暗逼仄的教室里,教学生学“Long live Chairman Mao”,教室窗外和门外,突然围上了不少的不速之客。他们是何等人氏?他们为何对一个乡村简陋破败中学的英语教学,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原来,这些不速之客,均来自于三四公里之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沙洋分校。这些中国权威外语高等学校的师生,被文革时期的一纸战备疏散令无情地疏散到了沙洋这个满目黄沙的穷乡僻壤之地。他们究竟是不是每天继续在刻苦攻读,究竟是不是在为伟大的世界革命,为解放世界三分之二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人,而发愤学外语呢?当地的老百姓只看到他们经常顶烈日,披雨露,而荷锄在农场的花生地里劳作的身影。他们长期身处穷乡僻壤,见不到外面的世界,也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犹如与世隔绝的他们,好不容易,有能到附近的京山县永隆镇去观光消遣一下的机会。在观光回程的路途中,能在我为之教学的窗外,听到“Long live Chairman Mao”的英语诵读声,能不为之惊奇,为之震撼吗?
我的英语教学,一没人检查,二没人过问。因为我上边的管理者压根儿就没几个人懂English,怎么检查和过问?何况对学校的其它所有教学工作,也没人督促检查过问呢。因为强调教学,强调文化知识的学习,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货色。革命人民应该以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己任。我的英语教学,可以在蒙混中过关,可以在政治能冲击一切的文革中,误人子弟。这真是人类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承诺

丁良贵老师是公办老师。只上过初中的他,家庭出身令人惭愧。很能识时务的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良贵老师俯首贴耳,不敢有任何造次。谨言慎行的他,终于没有被划为万恶的右派分子。
良贵老师与生俱来,有一种乐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除了负责初中一年级一个班的数学教学任务外,食堂、菜地等后勤工作,均由其负责。他身先士卒,不辞劳苦,把这些后勤工作打理得一丝不乱,井井有条。
那时候,公办老师每月享受着27斤粮票,4两油票的国家供应指标,每月享受着四十元左右的工资待遇。民办老师,则只能自己从家里背米,带油票,到学校就餐。他们和生产队的社员一样,记着一月能给自己带来十元左右收入之巨的工分。
经常为吃粮问题发愁的民办老师们的家庭,也不可能向其提供比公办老师们更多数量的粮食和油票的后勤支撑。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吃肉,就更是成了这些穷教书先生们的一大奢望和难题。良贵老师高瞻远瞩,身先士卒,急学校之所急,想老师们之所想。他开动脑筋想办法,利用食堂的洗锅洗碗水,及菜地的剩余菜叶,养了一头猪。试图给老师们改善生活。
丁良贵老师苦心关照下的这头猪崽,在极度的营养不良情况下,终于从十多斤重,艰难地长到100斤左右。这时候,它也就在老师们馋涎欲滴的希冀中,寿终正寝了。当老师们热切地盼望着,能大快朵颐一年也难得一见的猪肉美味时,丁校长和丁良贵老师,首先想到了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严定甲、Y、L等几位领导同志。
严定甲主任那天有要事外出而不在公社,所以,没有享受到即使他这个公社一把手,在那个伟大的时代也难得享受到的口福。公社革委会二把手Y,及分管教育的L,接受邀请,兴冲冲地到三合中学喜赴猪肉盛宴。学校低矮简陋的教室里,用几张书桌一并,成了简陋的宴会桌。良贵老师和白志会两人,灶前灶后忙得不亦乐乎。在他俩的辛勤打理下,炒猪肝、炒腰花、炒猪耳朵,香气扑鼻。一笼粉蒸猪肉,热气腾腾。当这些难得一见的佳肴,端上桌来的时候,不管是老师还是领导,一个个争相下箸,狼吞虎咽。直吃得饱嗝声声,热汗淋漓。
L就读于南河小学时,只高我一届。当时的他,在学习上虽然不敢恭维,但在老师同学们面前,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表现欲望。这种底气,除性格使然外,还得益于他有一个好的出身、一个硬后台。1958年抗议美国出兵侵略黎巴嫩,南河小学组织学生游行,他挥舞红旗,在操场上跳腾蹦达的身影,在我儿时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文凭只有小学的他,依靠根红苗正的资本,及得力后台,从大队团支部书记职位上,青云直上。后来理所当然地当上了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年轻气盛的他,平时依仗其红得发紫的资本,及在三合公社显赫的地位,往往说话口气非凡。不管对错与否,他都是神情激动,嗓音宏亮,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这次的猪肉大宴上,面对老师们,他必然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宴会的主角和中心。吃得面色红润异常兴奋的他,更是打开了话匣子,话题一个接着一个,主宰着宴会的语言空间。
当转到民办老师这个话题上来时,Y也来了精神。很善于表态的他,拍着胸脯,立即慷慨激昂地给民办老师们表态:“为了留住人才,为了把三合中学办好,一定要想法把学校的七个民办老师,全部转为公办老师,彻底解决民办老师们的后顾之忧。”肉足饭饱的L,也在一旁热诚地随声附和。他也表态,要为七个民办老师的转正竭尽全力。
三合公社两位主要领导人热诚的笑脸,亲民的话语,及其庄严的承诺,让我们如下等公民的民办老师,大喜过望,受宠若惊,激动非凡。
那个年代,人们都盼望能有一天拿上国家工资,端上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但是,这样的好事,能够轮到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吗?由自己的民办老师身份去向公办老师转变,是我们这辈子难以实现却又梦寐以求的奢望。公社领导的承诺,就像天上突然间对我等小民洒下来的甘露,掉下来的馅饼。让我们有了一种春风化雨,云开雾散,柳暗花明,洪福齐天之感觉。
事物有时候可能就是在人们的不经意中,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正是有了这次美滋滋香喷喷的猪肉大宴,我们才在不经意中,听到了公社领导这种难得的庄严承诺。宴会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我们由衷地感谢丁良贵老师的辛勤劳动,是他给我们创造了年终猪肉大宴的良好条件。我们同样感谢丁校长,是他做出了盛情邀请公社领导来赴宴的英明决策。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民办老师转正之事,却如石沉大海,没有了任何消息。公社领导的庄严承诺,轻轻松松地打了个大水漂。我等小民,怎敢去追问?听天由命才是我们的最佳选项。民办老师们仍然从家里背着米袋子到学校,仍然和生产队社员们一样荣幸地记着工分。大家在半饥半饱中,在文革的批判浪潮中,在阶级斗争的喧嚣中,搞着学校的“斗批改”和“教育革命”。

区中学生运动会

4、5月份,区教育组决定在三合中学召开全区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做出这个决定是有其原因的。
当年,市场上根本没有商品化肥。生产队的地里,极度缺乏如人粪尿、猪牛栏粪一类的肥料。三合中学就利用学校厕所的大粪,向附近的生产队,换来了数量不菲用作食堂薪柴的棉梗。那个时候很多单位和家庭,用于填满灶王爷嘴巴的薪柴严重不足。三合中学校园内,却有着堆集得如山似岭的棉梗。这一充足优厚的条件,让人们羡慕不已。
丁良贵老师真是一个有心人,他充分发挥三合中学棉梗柴充裕的优势,和三合公社的有些肥缺部门,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关系。在那个时候,负责三合公社十三个大队一万多名社员肉食供应的南河食品站,一天也只能宰杀一头100斤出头的生猪。有时候,食品站甚至无猪可宰。良贵老师和公社食品站的工作人员,形成了一种十分融洽的良好关系。每天,食品站的一个女士,把她家的大米,从两三百米之遥的食品站,送到三合中学的教师食堂来免费蒸饭。良贵老师一个月则可以去食品站,买到一两次不要肉票的猪骨头,用于改善老师们的伙食。有时候也可以利用这种关系,去粮店,用一斤粮票买回来三斤碎米。从而使老师们有限的粮票,能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些,都是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员们望尘莫及的大好事。
区教育组的领导们,看到三合中学堆积如山的棉梗柴,动了心思。于是他们就英明地做出决定,在三合中学举办区中学生运动会。这样全区七个中学的运动员代表队,来三合中学做饭时,就可以无偿地利用这儿的棉梗,而不用煞费苦心地去自带柴禾了。
用土改时期没收的地主向云庭的住房改成的破败简陋校舍,1957年建造的两排简陋的教室,不足一千平方米,北高南低的泥土地面操场。这些,就是三合中学的基本硬件设施。三合中学根本就不具备开运动会的任何基本条件。这些倒无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师生,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和克服困难的坚强决心与勇气。南河大队一生产队,有一条五六米宽的田间泥土大道,这可以因陋就简地用作运动会的跑道。操场上有一个铺满青沙的沙坑,及一副土得掉渣的木头跳高架。这些,已经足矣!
运动会在不声不响中如期举行,全区六个公社,共七所中学的体育代表队,齐集三合中学。学校的教室和南河大队的社员家庭,成了运动员们的临时住所,学校的棉梗,成了各体育代表队的免费薪柴。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天公不作美,第二天便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这对于运动会的决策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无疑是当头一棒。教育组的领导,及各学校的带队老师和运动员代表们,看到这晦气的天气,沮丧至极。但是,领导们仍然给运动员们鼓气,说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一定会驱散云雾见青天。话虽然是这么说,可老天就是不领情。毛主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光辉思想,在这儿的确也派不上了任何用场。
一连两天的连阴雨,着实下得让人心烦意乱。一些参加运动会的孩子们,也没雨衣雨伞雨鞋。他们的父母穷得叮当响,帮他们置不起这种昂贵的家当。老天爷却偏偏和他们作对,对这次运动会,对他们的出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不得不蜷缩在破烂的房子里,呆呆地苦熬时光。或者被淋得落汤鸡似的在泥水地里赤脚行走。
第三天,雨稍稍停歇,天空仍然阴沉。组织者们匆忙地在南河一队的田间大道上,用石灰划出了几条跑道印记。几个赤着双脚的孩子,在麦田边围观者的加油声中,泥里水里的刚跑完了短跑全程之后,又享受到了绵绵阴雨的热情光顾。
天门县多宝区第一届中学生运动会,就这样在绵绵雨水中,在文革的凯歌声中,在人们的无奈中草草收场。这个为了节省做饭的薪柴,而选定的运动会的举办地,以更加的无奈,目睹了此次运动会全过程的低落士气。但是,区教育组的组织者,却可以在总结报告中大书特书一笔此次运动会的胜利召开,可以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归结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条件上而创造条件上的又一丰硕成果。

南水北调“谱新篇”

20世纪50年代,湖北省在钟祥县城东南20公里的地方,组织农民修建了石门水库。水库向南修筑的灌溉渠道,到达天门县多宝区的刘向公社。其第九支渠,又作90度的拐弯向东延伸,经过南河的河道之南,到达三合公社所属的直河、南河、中心、丁云、陈桥、新集等大队。
由于石门水库的库容有限,也制约了其灌溉面积的继续增大。不切实际地修筑第九支渠,这种不讲科学,超常规地扩张水库灌溉面积的做法,给三合公社的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甚至是灾难。当雨季来临,一场暴雨,石门水库就开闸向渠道下游放水,从而使下游出现水患。我生活的丁云七队,就曾经深受过此水患之害。
1969年的一天深夜,大雨如注,石门水库开闸放水。超负荷的水量,造成高悬于地面之上的渠道,在丁云七队的地方决口。渠水奔腾而出,冲毁了渠旁的棉花地,淹没了生产队的鱼塘。禾场和房屋也几乎被淹。队长丁存典深夜发现此险情,大声疾呼,奋力组织全生产队劳动力连夜抢险。大家动用了门板、麻袋、树木,及全生产队的全部男女劳动力,奋力拼搏,团结一心,克服了抢险人员被激流冲走,和渠道的缺口一次次被激流撕裂的重重困难。经过十多个小时,才终于化险为夷,堵住了缺口。但是,当天气干旱,农田里的作物眼巴巴地急需水流灌溉的时候,身处下游的三合公社的人们,就是昐不来一星半点儿石门水库的水花。
在毛主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伟大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敢想敢干,敢作敢为。为了展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为了在“农业学大寨”方面出政绩,他们脑子里灵光一现,突然幻化出了一幅三合公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宏伟蓝图。
在南河的南岸利用这条灌溉渠道,进行“旱改水”还不成功的情况下,他们发扬文革中“大批促大干”的伟大精神,脑袋一拍,决定在南河北岸的几个大队也实行“旱改水”。他们试图提高粮食产量,向伟大的毛主席敬表忠心。
北岸“旱改水”的水源,就是企图利用南岸的石门水库的渠水。这就要在南河的河流之上,凌空南北向地建筑过水渡槽,将渠水引向北岸。这也就是三合公社自己号称的“南水北调”伟大工程。这显然是一个违背科学的错误决策,是一个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但是,这个工程,在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在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严定甲的英明领导之下,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可靠论证的基础上,紧锣密鼓地动工了。
首先,他们平调了全公社的劳动力。不管这次的“南水北调”成功与否,不管其真正能受益的大队生产队是哪几个,全公社的社员都要向“南水北调”工程提供无偿的劳动力支援。宽阔的河滩两岸,雄伟的渡槽渠首土方工程,及全部渠道的修筑,都凝聚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全体三合人民的汗水。渡槽的骨架,就是用无偿平调的全公社的活生生的树木,没经过任何防腐处理工序搭建而成。三合公社农具厂的铁业社,不分昼夜,无偿地为渡槽骨架赶制用于连接树木的抓钉。渡槽的槽身,就是用公社加工厂榨油车间,一个个锈迹斑斑的废油桶的铁皮铆合而成。
三合公社历史上如此“宏大”的工程,让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同志们兴奋不已。北京一直宣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现在才深切体会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让精神变物质的伟大力量。他们不就在干前人想干而不敢干,也不能干的事业吗?他们不也在没有条件时也取得了三合公社历史上举世无双,让凌空渡槽横跨于南河河流之上这一伟大丰硕的成果吗?于是,他们组织人们,纷纷向工地送慰问信,造成浓烈的政治气氛,并以此大力宣传其伟大的功绩。
三合中学的教育革命,这时就紧紧围绕公社的中心工作开展。除了向工地送慰问信外,还组织学生到工地进行参观学习。
我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随着三合中学的师生,也去参观了正处于狂热中的“南水北调”工程。该工程位于中心大队和南河大队交界处。看着由公社领导拍板,几个土“专家”设计,耗费了三合公社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宝贵财力物力,及一钱不值的人力,建造起来的“宏伟”工程,我难免产生了过多的怀疑。其一,人工打在河道泥沙里,没经过防腐处理的树桩,能抗得了多久的自然腐蚀?其二,薄薄的油桶铁皮,又能抵抗得住多久的自然锈蚀?其三,如果没经过防腐处理的树桩及薄薄的油桶铁皮,也能够年年岁岁固若金汤,而不看水源,不搞科学论证的“南水北调”,到时在急需要水的时候,究竟能否真的有水可调?
标语横陈,彩旗飘扬,人声鼎沸的施工场面,让三合中学参观的师生们兴奋不已。回到学校,丁明松等几个语文老师,照例是紧跟革命的大好形势,冥思苦想出了让学生写作文的好题目,叫做是“南水北调谱新篇”。他们得意忘形地正在兴头上的时候,有点儿沉不住气的我说了一句:“这个作文题目好是好,可惜不怎么好写。要是等到秋季,看到这个工程使南河北岸的旱改水见到了成效,我们看到了丰收的稻谷,及人们丰收后的喜悦,就可以写出动人的篇章了。”
谁知很平常的一句话,却遭到了两三个语文老师同样沉不住气也并无恶意的反对。他们的话语之中,坚持认为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后,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的决策,是英明的正确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让三合人民焕发出来的冲天革命干劲,一定能结出改天换地的丰硕成果,这是不容怀疑的。这篇文章不仅好写,学生们一定会写出水平,写出感情,写出文革新时代的不朽颂歌,和三合人民战天斗地的时代风采。
在丁校长也加入到了支持写这篇作文的行列时,我除了保留我自己的观点外,只能支支吾吾地不置可否。因为势单力薄的我,已经无法说服有点儿狂热的、这几个朝夕相处亲如兄弟的亲爱同事。
好在,他们比较得意的这篇作文,并没有让懵懂的学生们付诸写作的实践。而三合公社的“南水北调”工程,也在急需水的时候,因为无水可调,而成了一个让人为之扼腕的摆设,成了一个茶余饭后有点儿沉重的笑柄。河北岸的旱改水农田,也因为得不到水流的及时灌溉,而几乎绝收,从而让人们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那个横空出世,雄伟壮观,横垮南河的河流之上,耗费了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三合公社人民宝贵的财力物力人力,没有发挥过半点作用的巍巍渡槽,也在风雨的侵蚀中,在人为的损害中迅速寿终正寝,杳无踪迹。
这不可能是三合中学那几个语文老师和丁校长的错。他们让学生利用此来练习写作的出发点非常正确。但是,对这个狂热的所谓 “南水北调”工程,应该作何评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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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〇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四 9月 29, 2022 5: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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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

在文革时期,根本就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芸芸众生们,在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之下,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像斗红了眼的公鸡,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三合中学在各个班级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怎么样去搞文革,怎么样去搞阶级斗争,都没有一定之规。只要围绕阶级斗争,围绕当时中央文革及毛主席所把握的运动方向,围绕保卫毛主席,围绕与走资派进行斗争的中心进行即可。班主任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敏感性,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和喜好,确定自己班级的政治活动内容。
结合文化大革命大批大斗的大好形势,三合中学有的班级的班主任,自发地在学生中开展了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所谓反腐败教育。文革时期的各项运动,本来就是十分散乱的。这个反腐败教育,也是没有学校统一安排的一项散乱的荒唐的小运动。
M老师是一个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在他的班级开展了紧跟阶级斗争大好形势的反腐败教育。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贫穷的农村中学的孩子们,在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生存堪忧,蒙眛无知的情况下,能有什么腐败可言?可M老师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紧跟文革形势的政治敏感性,对所谓的反腐败教育,理解得透彻,抓得紧,抓得深入彻底。
有着一副如百灵鸟般好嗓子的女同学Y,是M老师班上的学生。十四五岁的她,活泼靓丽,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学习也比较优秀,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囿于贫困条件的限制,抑或是生活习惯的使然,很多孩子们哪怕是一些大人,都是一身邋遢的打扮。而Y同学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讲究。她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即使是穿着补丁衣服,也是合身得体,干净整齐利落。在学校,容光灿烂,始终不知道愁苦的她,鹤立鸡群,犹如一朵娇艳夺目的出水芙蓉。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各方面比较出色的她,必然引起一些同学的忌妒。有一些调皮的学生,就毫不客气的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她。有同学向M老师打小报告,说Y同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放学后,在家偷偷地唱情歌。特别是晚上乘凉时,还一直唱到深夜。
这可是资产阶级妄图和平演变,严重腐蚀青少年灵魂的铁证,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在学生身上的反映。有着一副火眼金睛,对文革时期的政治有着相当敏锐性的M老师,在捕捉到这个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和平演变的可怕信息之后,似乎找准了反腐败教育的目标,可以在他的班级,理直气壮甩开膀子大反腐败了。
只要是语文课,政治课,只要是M老师的上课时间,他的班级的反腐败活动,就雷打不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学生学不学文化知识并不重要,他把学生学习的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他认为崇高的、神圣的“反腐败”上。他声色俱厉,目光如炬,正气凛然,义愤填膺。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高度,从世界革命的高度,从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慷慨陈词。他论述资产阶级的阴魂不散,还在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腐蚀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这就是触目惊心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上挂下连,罗列了本班Y同学爱打扮、唱情歌、声色犬马追求享受,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败的典型事例,并进行上纲上线,深入剖析和批判。在批得口干舌燥之后,M老师号召全班同学,联系Y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全班学生“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把Y同学批判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
一连几天不学文化不学知识的批判,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Y同学有口难辩,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根红苗正过分单纯的自己,怎么也成了文革时期大批判的对象?她一直趴在自己的课桌上,眼睛红肿,泪痕满面,身心俱疲,无颜见老师同学。
幸好,她没辍学,没自杀,没自我玩消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Y同学不知道从哪儿滋生出了无限的胆量和勇气,她终于走进了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她去向革委会的领导们申诉,要求洗清自己所谓腐败的不白之冤。在申诉之时,也愤怒地无情地揭发了M老师的“腐败错误”。Y说,那天晚上,8348部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三合中学的操场上,对三合人民进行慰问演出时,M老师就表现出了“腐败错误”……难道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吗?Y同学不惧自己的柔弱与孤立,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终于对M老师发起了使之意料之外、招架不住的奋力反击。
公社革委会的领导们,听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揭露其老师的资产阶级“滔天之罪”,他们进行研究后,决定把M老师立即清退出了三合中学的教师队伍。
M老师牢牢紧跟文革的大好形势,深刻领会伟大领袖,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伟大思想,以反资产阶级的腐败为己任开始,最终却也被当做一个腐败者清除出学校而终生蒙羞。在人们的唏嘘声中,在无限的沮丧和悔恨中,M老师离开了三合中学的教学岗位,回到了他的生产队。Y同学以攻为守,最终取得了在文革时期被称之为“反戈一击”的伟大胜利。

旧貌换新颜

低矮阴暗逼仄破败的三合中学校舍,已经难以承受有两万人口的三合公社的初中教育之重。丁存恕校长及全校师生,梦寐以求的是何日能改变三合中学这种尴尬的现状,让学生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上课。
经过丁校长的多次努力,多宝区终于向天门县争取到了拨付给三合中学的4000元建校款项。这区区4000元,虽然严重不足,却也给三合中学师生们的新校舍之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希望。三合中学的新教室建设事宜,在人们热切的盼望中正式启动。
怎么样安排好这笔微薄的资金,使之用在刀刃上,让异常兴奋的丁校长又发了愁。丁校长开动脑筋想办法,找了很多内行的人进行咨询,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指点和帮助。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有了一个安排这点资金的计划。丁校长花400元,从南河木工厂买回了一大堆弯弯曲曲的,其他人都不愿意用来做建房材料的杨树。丁校长说,这可以用来做窗户和瓦条了。资金有限的窘迫条件,逼迫他只能这么凑合。又花近3000元买回了石灰和砖瓦。一算计,把旧校舍拆除后的废料全部利用后,做房架的大梁还不够。每天在学校无所事事,闲得近乎无聊的贫下中农管校的L代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发挥了一下贫下中农管校时期难得发挥的作用,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所需要的大梁,到他所在的双河大队的生产队去采买。这样,一是他可以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动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出面帮忙说话,从而能用最少的资金,买到所需要的木料。二是还可以把采购到的树木,从小河里通过水路运回学校,从而节省运输费用。
学校的老师和个子大点的学生,充当了采购木料的伐木工和运输工。管校L代表这下更是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借锯子、找斧头、系缆绳,忙得不亦乐乎。只见他拉大锯,俨然是一个行家里手,抡板斧的招式娴熟自如,搬运树木时轻快敏捷脚下生风。看来,体力劳动是他的强项。但是,文革却把根本对教育工作一窍不通,大字不识几个的他,推向了学校管理工作的前台。这种赶鸭子上架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荒唐作法,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把采购后砍伐的几根准备做横梁的树木,就近推入小河中。师生们赤膊上阵,在水中扶着推着树木,顺流而下,泅水鱼贯而行。三四公里的路程,泅游了一两个小时,才将水中的树木推到了三合中学后面的河岸边。
还不到放暑假的时间,学校就提前放假,搞起了建设。因为学生学不学知识,学得怎么样并不重要。文革时期的学校教学工作,本来就没有计划。提前放假这种决定,也就不需要任何上级机关的批准。
建校的劳动力,和木工泥瓦工,是不需要花费银子的,都是公社利用水利工摊派的方式解决。水利工,加重了公社社员的负担,却帮了三合中学建造新教室的大忙。拆除旧校舍的工作,由师生和各大队派人共同完成。用作校舍的老房子,原来是建在一个北靠河岸,西临巨大沟壑的土台上,东高西低的场地平整,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资金,充分挖掘社会的潜能,平整施工场地的工作,则只能全由师生们来完成了。那些日子,学生俨然成了不可多得的免费劳动力。每天他们都要带着铁锹和箢箕,到学校搞平整施工场地的义务劳动。大个子学生和老师们,则承担了打硪(夯实地基)的重体力劳动。施工场地的平整,浸透了师生们的涔涔汗水。
由各大队派出的木工和泥瓦匠及小工,每天紧紧张张地忙碌着。全体老师和一些学生,也承担了部分清理旧砖,搬砖递瓦,搅和灰浆的劳动。没多久,一排坐北朝南,13间共四个教室(3间并作一个大教室,中无隔断墙,上各有过梁撑顶)的平房落成。后面同样规模的平房教室,也开始了挖基础、打基础的工作。
这时,正值8月盛夏。多宝区革命委员会通知各学校的教师,一律到多宝去集训,参加“一打三反”学习班。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请假。丁校长无可奈何,只得把彭冬官老师一个人留下来继续负责协调建校工作。其他人则马不停蹄赶往多宝区的暑期教师集训班。本来对基建等项工作,比老师们内行得多的贫下中农管校代表L同志,也只有一起去参加教师集训班的唯一选择。因为这是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政治,贫下中农管校代表,在这个伟大的政治面前,岂能缺席?
这次的“一打三反”学习班,照例是把多宝区教育战线的“红色造反者”的骨干分子,弄出来好好地批斗了一番。三合公社的张良生等,又一次经受了教职员工革命大批判的洗礼。几个月的造反活动,却被批判了几年。多宝区教育战线上的造反派头头,及三合公社的张良生们,只能逆来顺受,只能接受命运的捉弄。他们已经被批判得焦头烂额,形容枯槁,没有了任何申辩的机会和能力。
学习班的大会,就在多宝区礼堂进行。小会则在多宝中学的学生宿舍召开。在用教室改作的学生宿舍里,教师们每天容颜木讷,毫无表情,挤坐在摆放密集的学生木制双层床的下铺上,享受着每个假期都会享受到的文革大批判的煎熬。这种大批判,不仅要求人们不停地、不厌其烦地反复发言,而且发言要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发言要上纲上线,要有针对性,要能命中被批判者的要害。于是,人们搜索枯肠,想出了各种十分刻薄的语言和词汇,如“狼子野心”“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居心何其毒也”“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等等。这些极端的词汇,不管合适不合适,也要把它毫不客气、生拉硬扯地套在被批判者的头上。只有这样,才显示出批判者的革命性。
每个人在批判他人的同时,要联系自己的实际,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表现,狠批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要人人表态,个个过关,而且都要写出思想汇报,写出心得体会,上交学习班的组织者。每天冗长枯燥,带有浓浓火药味的会议,和无休止的写思想汇报,写心得体会的“集训”,把老师们搞得筋疲力尽。不管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感觉这样的学习班是紧张的,沉重的。紧张得让人郁闷,沉重得让人窒息。
这时,我已经身怀二胎身孕的妻子即将临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组织者请假,却得到了坚决的回绝。理由是,家庭事小,革命大批判事大。不能让自己的私事,耽误了革命的大批判。学习班上,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于是,我不得不又龟缩于多宝中学的学生宿舍里,参加每天的“一打三反”革命大批判。
留守建校的彭冬官老师,也不轻松。4000元的建校资金不说是杯水车薪,也可以说是捉襟见肘。要想把两排教室建造起来,这可为难了没有任何经验的他。第二排教室的砖瓦究竟还够不够?很多工匠建议,把教室墙壁的高度降低20公分。彭老师只得带领几个学生,手拿木棍,把那些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废旧砖瓦,指点着一块块点数。心中有数后的彭冬官老师,才做出了把教室的墙壁高度维持原计划不变的英明决策。身为民办教师身份的彭冬官老师,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前方多宝区的教师学习班,如火如荼地开办着。好像被遗忘了的学校后方建校工作,在彭冬官老师的主持下,也艰难地进行着。多宝区的教师暑期学习班结束的时候,三合中学的两排26间平房,共8个教室的新校舍,也拖泥带水地光荣宣告落成。再没有资金去购买和安装窗户玻璃。何况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文革时期,即使有钱,也难得买到窗户玻璃。这样,塑料纸,就成了最佳的替代品。更没有银子去铺设教室的水泥地坪。奢侈的水泥地坪,本来就没有被纳入建校之计划。
4000元宝贵资金建起来的校舍,虽然仍显过分简陋,但三合中学的校舍,毕竟胜过了“大地主”向云庭那低矮阴暗逼仄破败的老房子。
告别“万恶的旧社会”二十几年后,三合地区最大最主要学校的旧貌,才在不能再维持下去的窘迫中,勉强换了一个新颜。

“九一三”事件的震撼

1971年9月份开学后,全校六个班,近三百名学生,终于可以坐在新教室里上课了。他们继续像宗教信徒一样,每天不得不在上课之前,在教室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细心的人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即这年国庆节,北京的庆祝活动与往年完全不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往年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国庆节时,都要组织天安门前的盛大游行,晚上还要看五彩缤纷的绚丽焰火表演。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一身戎装,照例要亲密无间地参加这些每年一次的重要活动,以展示文革莺歌燕舞的大好局面。而这年的国庆节,却例外地改为了群众性的游园活动。且在这些活动的报导中,没有了毛主席和林彪这一对亲密战友的任何消息。对这样特殊的现象,人们可不敢多想,不敢多思考,更不敢去议论。因为那是让人敏感的政治问题,随便议论,是要负不可推缷的政治责任的。如果随便议论老人家,斗胆去扩散、传播老人家的负面消息,有可能出现被关押、被斗争、被专政、被投入大牢、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
1971年秋天,是饱受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在心灵上最受震撼,在思想上最为迷茫,在行为上最不知所措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年秋天,在北京的高层出现的重大政治变故,是苦难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难以出现的特殊现象。
10月底11月初的一天,公社突然通知三合中学全校师生停课,到南河大队,去听中央重要文件的传达。文革中小小老百姓们,听重要文件的传达也非此一次。但是,这次的情况,好像和往常的不太一样。大家也估摸不透,这次究竟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中央重要文件呢?
全校师生甚感迷茫,带着上课用的长条木凳,来到南河大队的南河小学操场上,按照预先划定的地方坐好。只见同样是迷茫的南河大队的社员们,早就规规矩矩地集合在那里。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则照例无权参加这个重要的传达会议。他们本来就是一群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奴隶。和“四类分子”们同样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与会者,是不是又幸福地感受到了,自己是老人家最坚决的最革命的“依靠对象”的快慰?
公社革命委员会成员人武部陈部长,首先宣布会场纪律:一、不准交头接耳;二、不准随意走动;三、不准高声喧哗;四、不准记录;五、不准脱离文件随意议论。一经发现违反上述纪律的,均以破坏中央文件的传达论处!
与以往传达中央文件不一样的气氛,近乎苛刻的森严纪律,让人不知所措。这哪里是在给人民群众传达什么文件,分明是在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和管教,进行触及灵魂的例行训话。
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严定甲神情庄重,进入传达文件的主题。只见他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声高气朗,慢吞吞地读着中央文件。显然,他这一层的领导,早就已经听过了这个文件由上而下由里而外的传达。他对这个重大的事件,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对这种地球上突然出现的核弹爆炸级事件,有了一种超然的从容和淡定。
他首先传达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此刻,大家一听到文件中称林彪“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说法,神经马上高度紧张,表现出一种不相信自己耳朵的极端惶恐。早上不是还在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吗?但是,由严定甲一字一句念出的中央文件里“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几个字,大家分明听得真真切切,没有任何差错。当时空气也像凝固了一样。大伙惊愕得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敛声屏气,生怕漏听掉了严定甲所传达中央文件的每一个字。
严定甲传达了中央文件中有关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的简要内容与相关文件。仔细倾听着严定甲的传达,我的思绪却是被搅成了一锅粥,处于一种转不过弯来的混乱之中。毛主席搞文革,打倒刘少奇,不就是依靠的林彪吗?林彪不是和毛主席一样,享受着亿万人民的尊崇吗?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是被庄严地写进了两年多以前才由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吗?怎么一下子,中国社会就出现了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局面呢?问题出在哪儿了?我们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怎么了?
我在传达中还听到,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看出了林彪对中国革命没有信心。在林彪正当红的1966年,毛主席就在被称之为“西方的山洞”的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信。那时他就看出了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反革命嘴脸。当然,这些我们都听得将信将疑,一头雾水。如果老人家在原来真的就看出了林彪的反革命嘴脸,怎么会在文革中如此重用他呢?但是,一介百姓,谁又会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去斗胆地表达出自己的疑问呢?哪怕是后来一些人,说这是老人家为了能在林彪事件上下台,而事后杜撰出来糊弄老百姓的“西方山洞”之说,我等平民怎能知道?反正我等“小小老百姓”(文革时的陈伯达之语)是没有能力,也更没有权力来澄清此事的。
在慢慢冷静下来后,在凝固的气氛和忐忑不安的情绪中,人们终于听完了严定甲对“九一三事件”文件的传达。
听完传达之后,就是要组织学生认真讨论表态。十一二岁的孩子们,每个人都要站起来,一个一个像对天发誓一样地表态,要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拥护党中央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不管理解不理解,都要表态。大胆的敢于抛头露面的学生们,一个个发了言。他们也很别扭很笨拙地表示,要和林彪划清界线,坚决将他批倒批臭。那些平时本来就羞于启齿不善言辞的学生们,则被逼得不知所措,满面通红,最后也不得不战战兢兢、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硬着头皮表了态。这些还不谙时事的孩子们,也和大人们一样,不得不过早地在让人捉摸不定的文革政治旋涡中,奋力适应着。
“九一三事件”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带给中国社会的震撼,是巨大的。

民办教师转公办

“九一三事件”,从理论上实践上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改变了许多人的认识。老人家也借坡下驴地,把由于文革造成的一切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乱局问题,统统归罪到了已经不可能在中国政坛上和人世间发声的林彪身上。被疯狂的文革打倒了的一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意外地陆陆续续得到了“解放”。要是没有林彪的“九一三事件”,中国的命运,及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又会是什么呢?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不是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功劳呢?是与不是,只有留给后人去评价。
早在1970年,中央就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并把这一方针推向全国。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今后高校办学的学制为两至三年,课程分为三大块: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此“大好形势”下,全国大学和中专,都如获圣旨如沐春风,从而在文革被严重破坏的教育秩序和教学环境中,艰难地小范围地慢慢恢复了招生。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老人家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一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被称之为“上管改”),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
“九一三事件”之后,这种“上管改”的招生工作,慢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种招生,不需要任何考试,更不需要以文化知识为基础,而只是需要当地的党政部门的推荐,名之曰“推荐选拔”。
这时候的招生,注定是要招收革命家庭根红苗正的亲属和子女了。于是,各级领导的子女,农村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子女,生产大队的书记、大队长、贫协主任、大队会计的亲属和子女,不管其文化层次的高低,成绩的优劣,统统成了最佳的“推荐选拔”对象。普通贫下中农子女,则眼巴巴地与此等好事无缘,就更不要说其他家庭的子女了。
丁云大队书记丁存福的女儿丁松英,和大队会计丁心明的侄女丁旺英,荣幸地被大队推荐去上了卫校,不过,要是平等地进行考试,进行择优录取,她们的卫校之梦,可能也不一定能如愿以偿。这两个孩子,理应很好地感谢其有一个好父辈,理应感谢当时的招生政策的制订者了。
与此同时,国家也启动了将记工分、背米袋子的民办教师转为拿国家工资、吃皇粮的公办教师,即“民转公”的伟大工程。三合公社当然也启动了“民转公”的工作程序。犹如春风化雨润大地,云开雾散见青天。公社最高学府三合中学的几个民办教师,在艰难跋涉之后,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我们民族和我们个人黎明的曙光。
民办转公办,首先要过让人欢喜让人愁的严格政审关。M老师被辞退后,三合中学剩余的六个民办老师中,只有我一个人家庭出身中农,且祖父还有“历史问题”。我的这种政治面貌,就成为制约我“民转公”的一大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其他五个民办同事,个个家庭都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他们的“民转公”理应是顺风顺水地没有什么问题了。
明知道我享受“民转公”一定会是非常艰难坎坷的,可三合中学的丁存恕校长却心有不甘。他一心一意想留住我这个“人才”。一是我的文凭,是三合中学教师中最过硬的,二是我的为人和责任心丁校长很赞赏,三是三合中学只有我一个人学过英语,并且正处在英语教学的重要岗位上。没有我,三合中学的英语课,将会出现无人可教的尴尬局面。
存恕校长是在满怀期望中,看着我从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慢慢长大成年的。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对学习一贯优秀出类拔萃的我,他一直器重有加,关怀备至。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品学兼优,刻苦耐劳,办事认真,工作能力强,放得心的年轻教师。预感到我在“民转公”上会困难重重,他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他多次到公社革命委员会去游说,甚至表露出要是唯有一个“民转公”指标,也应该优先考虑我的观点。他妄图用他的这种虔诚的游说方式,去感动上帝,将我的“民转公”变为当仁不让不可逆转的现实。
公社派“外调人员”,对我们六个民办老师的家庭成份及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这个“调查”,对我来说就是致命的。因为我并不优越,或者说并不光鲜的家庭中农成份,更或者是我祖父哪怕是微小的政治历史“污点”,抑或是我没有任何过硬的社会关系,都注定了我在“民转公”上的必然失利。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亲不亲,阶级分”,“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的年代,我的“民转公”,必定不会出现任何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枯木逢春的人间奇迹。
三合中学六个民办教师,最终只有两个转为了公办教师。一个是李福元,其父亲李存祥,是土改时期的干部,时任多宝区卫生院院长。另一个是彭冬官,其岳父廖启泰,也是土改时期的干部,时任多宝区酒厂厂长。当时,区一级下属单位的院长、厂长,可是比大队一级领导干部高得多的官衔呢。大队的官们的孩子,都能被推荐上大学,上中专。这些区里院长、厂长的子女,凭什么不能“民转公”呢?公社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L在三合中学喜赴猪肉大宴时,表态为了留住人才,为了振兴三合公社的教育事业,要竭尽全力将三合中学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的庄严承诺,还余音未了,我们其他四个民办老师的“民转公”,却就此可悲地泡了汤。
三合公社一百多民办老师中,实现了“民转公”的,还有“无派”的头头白远才和白远宏。他们二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教学能力也不强,身体和年龄更不占任何优势。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狠批狠斗造反派头头时冲锋陷阵立了功。他们和多宝区及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建立起了在对造反派进行坚决斗争中的深厚战斗友谊。他们如同三合公社冉冉升起的两颗明星,必然当之无愧地,优先地享受到“民转公”阳光雨露的温暖和滋润。
同样根红苗正的其他三位民办教师同事黎纯清、曾祥吉、王尽美,由于没有过硬的关系,也和我这个家庭出身并不光鲜的人一起,被解聘了三合中学民办教师的职务,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生产大队。
我们只有认命,只有乖乖地服从,而别无它法。他们三人所在的大队小学,刚好民办老师缺乏。回大队去当民办教师,成了对他们的最好安排。丁云大队的小学,由于教师队伍人满为患,则没有了我的一席之地。重新操起锄头镰刀干农活,赶着毛驴拉板车,背着喷雾器打农药,成了我从三合中学民办教师的岗位上被解聘后的唯一选择。
这时候多宝区的高中师资相当缺乏。只上了一年高中的六八届高中毕业生李福元,和上了两年高中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彭冬官,我这两个亲爱的同事,也立马被赶鸭子上架般地调到了多宝高中。彭冬官教高中语文,李福元则带着高中学生“开门办学”,到处采草药,干起了给贫下中农扎银针拔火罐的营生。
新集大队的王尽美,在回新集小学任教期间,由于家庭的贫困而吃尽了苦头。在家庭除了面临“无米之炊”,而又面临“无薪之炊”的窘境之时,不得不利用星期天,到五三农场东面的山里,去割茅草柴。在拖着一车沉重的茅草柴下山的时候,由于饥饿和疲劳,而使板车失去控制。最后,连人带车一头撞在山间的大石头上,就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相比命运多舛英年早逝的王尽美,我则是幸运的。
回乡后,我除了作为强劳动力,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及当时一阵阵掀起热潮的“学大寨”运动外,还因在乡里学历最高,又兼做了信用服务站会计、广播线路维护员、合作医疗站的勤杂等三种工作。

再一次任教

1973年,被文革的狂潮打倒的“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务实求真的邓小平,终于被伟大领袖权衡利弊,予以解放,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让中国人心情振奋的大好消息。饱受了几年文革动乱之苦的人民,早就对文革带来的灾难痛之恨之哀声叹气之,都翘首以待盼着这种混乱局面能早日结束,国民经济能早日走上正轨。
1974年,伟大领袖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
当年,按照伟大领袖的重大步骤,文化大革命要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实际上,三个阶段有时候是穿插交错进行的。当然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个时候的全国,当然包括学校,也已经进入到了“改”的阶段。对一个被称之为应该被打烂的旧世界,使用极左的方式去斗、去批、去破坏,相对较为容易。“改”,则是要建设。在既无实践也无头绪,而又要不脱离极左路线下的建设,则是难之又难。
1974年下半年,教育战线在“改”的浪潮中,丁云小学准备于次年开设初中班。由于师资缺乏,经大队党支部批准,当年丁云大队文化最高、文凭最硬的本人,荣幸地又一次当上了丁云大队的民办老师。丁云五队的存香叔,接替了我在信用服务站的工作。我即刻受宠若惊,走马上任。
1969年拆除了雕梁画栋的丁家祠堂这一明清时期的建筑后,利用祠堂的砖瓦木料建有两排平房,八个教室的丁云小学,鹤立鸡群地坐落在丁云大队的小河边。几年过去,教室前后的冬青树已经长大。校园内,空气清新,绿荫如盖,环境雅致。
当时学校按照老人家“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小学只有五年。不管你学到没学到小学阶段应该学到的知识,缩短学制后,五年级就成为了小学毕业班。雅致的校园环境,在当年,算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硬件设施。这本是一个读书育人的好地方。可惜在文革期间,学校仍然把学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了并不重要的地位。上课,完全是在打乱仗。阶级斗争,阶级教育,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主要任务。学生学不学文化知识,教师教不教语文数学,无人考核。在学校,只要学生打架不把脑壳打破,不把胳膊肘儿打断,只要你抓了阶级斗争,抓了“开门办学”,则可交差。会念语录讲台站,一张报纸混一天。学生知识没学到,阶级斗争年年喊。会拿锄头和镰刀,照样埋葬帝修反!
当时,北京的四届人大会议已经筹备了几年。这个重新组阁分配权力的代表大会,经过林彪事件的沉重打击,一再推迟后,也即将在1975年元月召开。这是不是我们伟大的党中央,伟大的舵手,向饱受灾难的全国人民发出的一种文革即将结束的伟大信号呢?大家也同样热切地翘首期盼着。
面对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大好形势,历经文革的苦难,不自量力,偷偷自诩为丁云大队青年才俊的我,革命豪情顷刻勃发。为了迎接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我在教学之余,热情地利用自己自学的拙劣简谱知识,自己作词谱曲,创作了一首表达自己“革命豪情”的时髦歌曲。我组织学生,把这首《热烈欢呼四届人大胜利召开》的歌曲,编排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节目。这个让稚气的孩童们,用笨拙别扭的动作表演的欢快节目,表达着我和纯朴的丁云大队民众的热切心声,给贫穷落后,饱受文革之苦的社员们,带来了些许难得一见的喜悦和享受。
当然,教育改革的重点,除了狠抓阶级斗争外,就是要搞好“开门办学”。学校在搞好阶级教育,政治教育的前提下,要办好宣传队、体育队。还要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
大队把丁云四队原来老榨油房,近一亩的地基拨给了学校。种上棉花后,作为学校的学农基地。学校组织学生,在这儿拔拔草,捉捉虫,就有了一个向上汇报的好材料,有了一个“开门办学”的好交待。此等小朋友玩家家的闹剧,堂而皇之,经过我们这些无辜者之手,在朗朗乾坤的丁云大队的大地上,拙劣地上演着。
在这种误人子弟荒唐的大环境下,怎么样去更好地紧跟文革的大好形势,把学校的学工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只有想办法去搞一个校办工厂了。
丁云校长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了解到我在三合中学搞过九二○“工厂”的事实后,当即拍板,决定在丁云小学也办一个九二○“工厂”。这个所谓的“工厂”,只是占用了学校的一间教室。全体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齐动手,利用废砖块加泥巴,在教室里分隔出了简陋的发酵室、接种室等。又派我到天门县彭市镇的竹器玻璃厂,采购回了用于生产菌种的玻璃试管。在万事俱备之后,可还欠缺用于消毒的福尔马林。
在丁云小学中,见过外面世面的人,只有我。对于外面的关系,熟悉之人,非我莫属了。于是,我又成了为办丁云小学的九二○“工厂”而一筹莫展的校长解除忧愁的救命菩萨。我充当了赴荆州、沙市,去寻购福尔马林的最佳人选。

出差荆州

1975年5月份,在离别荆州七年后,为了寻购福尔马林,我又来到了曾经就读了三年高中,一直让我魂牵梦萦的这个三国时期的著名古城。
荆州,也是当年楚国的故地。荆州城北面几公里之遥的楚都郢城、纪南城,彰显着荆州历史的悠远和博大精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人,也曾在此演绎过“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留传后世的千古奇闻。也曾留下了“歧路亡羊”“晏子使楚”等警示后人的诸多历史典故。
经过九年的文革,荆州城仍然没什么大的变化。破旧的民居,逼仄的街巷,萧条的市场,贫困的百姓,那种昔日的苍凉,依然故我。变化了的崭新景象依然乏善可陈。
最大的变化,则是新开的南门和东门的改道。荆州城历史上有东门名迎宾门,南门为南纪门,西门称安澜门,大北门名拱极门,小北门名远安门,小东门名公安门(水门)。1975年,呈现在我眼前的是,靠荆州师范那儿的城墙被扒开了一个大豁口,此为新南门。在东门和小东门之间,开了一个门,此为新东门。除此之外,再难找出变化了的荆州模样。
当年,人们通常的商业活动,都是在国营商店,国营商场进行。我十分幼稚地认为,购买福尔马林,应该非荆州最大的荆州商场莫属了。带着希冀,我直奔荆州商场。哪知商场内货架空空,顾客渺渺。文革,已使原来兴旺的商业,一蹶不振元气大伤。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医药商店可寻。相继跑了很多商店,均宣告无果,我十分沮丧。看来,风尘仆仆赴荆州寻购福尔马林之任务,是难以完成了。为了不虚此行,我当机立断,又到荆州商场,为学校宣传队购买了两把价值几元钱的二胡和竹笛,从而得到了心理上的些许安慰。
赴荆州之任务看来是完不成了。但何不借此机会,去寻访一下昔日在荆州中学同窗共读的老同学呢?
一路步行,也唯有用步行的方式,来到荆州博物馆。在唐朝的古建筑开元观外,挂上一块招牌的荆州博物馆展区,逼仄狭小压抑,依然是文革前的模样。我很容易地在这儿找到了从事美术工作的荆州中学高中同班陈秀英。这个让我等老同学羡慕的工农兵大学生,已经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她从小有热爱绘画的爱好和天赋,父母均为南下干部的家庭出身条件,成就了她上大学、从事美术工作的儿时梦想。
七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相见,喜悦之情无以言表。至今还孑然一身的秀英同学,停下了为出土文物绘画的单调工作,热情地带我参观了荆州不久前出土的西汉古尸,及装在竹篓里堆积如山的出土青铜器库房。
出土西汉古尸的古墓,位于荆州凤凰山。这是文革期间,非常夺人眼球的荆州地区考古新成果。
凤凰山位于荆州古城北约五公里处的楚故都纪南城东南隅,为一处南北走向的平缓岗地。已发现秦至西汉时期的古墓180多座,168号西汉墓为其中之一。因中国人民解放军2460部队七中队在此建雷达阵地而被发现,于1975年发掘。墓内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古尸,和竹牍、“告地书”、笔、墨、天平衡杆,以及漆器、铜器、陶器、竹器、丝麻织物、木俑等文物500余件。
荆州,人文荟萃,历史悠远,地下文物比比皆是。文革,毁坏了一部分地上文物,也出土了一部分地下文物。功耶?过耶?但,目睹荆州博物馆库房内,堆积如山的青铜器文物时,那种新奇,那种震撼,那种不虚此行和叹为观止的感受,至今却让人难以忘怀。
告别陈秀英,于荆州西门外的江陵县农药厂,找到了同班同学骆竞瑜。老同学相隔七年后的相会,同样有说不完的话题,表达不尽的情感。
骆竞瑜六八年下乡,历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严酷锻炼后,招工在江陵县农药厂当工人。这个主要以生产高残留的六六六粉剂的农药厂,位于已经被文革的狂涛毁坏得面目全非的太晖观旁。太晖观四周,散发着刺鼻的农药气味。设施简陋,工艺落后的农药厂,在文革中期诞生,当时还顽强地生存着。工人们在这种恶劣的空气环境中,长年累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有毒气体的缓慢侵淫。
骆竞瑜换下工作服,戴上让人羡慕的,个人物品中最值钱价格达100元左右之巨的手表。我们步行,边走边聊。到博物馆约上陈秀英,来到骆竞瑜位于民主街的家中。
历经文革洗礼,青砖青瓦的骆氏老旧平房的房顶上,耐受恶劣环境的瓦松,依然顽强生长着。简陋的室内,最让人亮眼的家具,是装有玻璃镜片的暗红色衣柜。这种能助梳妆、正衣冠的衣柜,在我们贫穷的农村可难得一见。
竞瑜的家人,热情接待了我和秀英。竞瑜在厨房为招待我们的母亲帮厨,我和秀英在客厅叙旧。她谈到了文革,谈到了荆州几个同班的近况,也谈到了和她一样,仍然孑然一身的竞瑜。这些上山下乡后招工回城的老三届们,虽然比我等农民身份的老三届还是强了不少,但过得也很艰辛。面对拿着国家工资的老同学,低下的农民身份的我,顿觉自惭形秽。但是,已经是三个孩子父亲的我,与还依旧孑然一身的两个老同学相比,好像也略微显露出了在另一方面的些许安慰与满足。
吃饭之时,说到我此次的出差任务,就是到荆州寻购福尔马林。骆、陈二同学,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招工在荆州医院当护士的李媛善同学,说她可能会解我的燃眉之急。
第二天,我很方便地在荆州医院找到了李媛善同学。她和还在部队服役的同班同学胡志林,已幸福地结为秦晋之好。我荆州中学同班47人中,当初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的,似乎只有陈秀英一人。但是,当兵的男生却有十个之多。这里面,有军分区司令员的儿子,有老红军的儿子,有土改骨干的儿子。那时,学生升学无望,摆在面前的,只有当兵唯一一条能体现人生价值的最佳出路。那些对前途充满希望,或者无望的女生,一般都怀揣着能找一个当兵的同学,作为自己终生伴侣之梦想。本班七个女生中,就有三个女生在同班同学中寻觅到了心爱的兵哥哥,并修成正果,喜结连理。
李媛善同学在其狭窄拥挤简陋的寝室里,热情接待了我。知道我还没吃早饭,她搬出煤油炉,在寝室的书桌上,为我煮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饥肠辘辘的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地立马解决掉之后,她把我带到了荆州医院的人体解剖室。一具等待解剖,散发着浓烈福尔马林刺鼻气味的尸体,被褐色的被单覆盖,放在手术台上。这不禁让从未经受过此等场面的我,心情紧张,毛骨悚然。
李同学向主管解剖室的女医生说明了我的来意后,热情的解剖室主管立马当机立断,行使了一下本不应该由她行使的小小权力。她居然无偿地,给我灌装了两瓶散装的福尔马林消毒液。赴荆州寻购福尔马林的任务,无意中却大功告成,我欣喜若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激动的我,也忘记了近距离面对冰冷解剖尸体的恐惧。真是无以用语言对主管、对李媛善同学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当然,骆、李二同学,和陈秀英一样,也非常优秀。他(她)们就像一块金子,放在哪里,也会闪烁出明亮的光辉。恢复高考后,骆竞瑜和李媛善,都考上了自己满意的高校,后来都取得了教授的职称。陈秀英后来和教授老公幸福地随女儿定居澳大利亚,且成为国际知名画家。当然这是后话。
辞别李媛善,带着二胡,带着在荆州医院得到的福尔马林,我到荆州农校拜访了在这儿就读的三合公社的赤脚兽医丁光武。
荆州农校停办,及后来被迁到乡下办学后,其旧址已经被从北京和大庆迁来的江汉石油地质学校占用,这就是后来的江汉石油学院。邓小平复出后,荆州农校在原来校址的南面,搭建了几座芦席棚,算是有了一个简单的安身之所,并开始招收社来社去的学生。社来社去者,是当时不用经过考试,而是由各个公社选送来的学员,毕业以后身份不变,不用国家发工资,还是回原来的公社工作去,拿工分去。这种简单的不用动脑子、不用耗费国家财力的毕业分配方式,极大地缓解了由于文革折腾,而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捉襟见肘的矛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也是这样一种缓解吗?丁光武就是以这种身份,入读荆州农校的。
据丁光武介绍,荆州农校,当初就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走出高楼深院,迁到乡下办学的。这一走,却把一个环境幽静,在1958年就办有高农班的好校园,给走丢了。江汉石油地质学校,鸠占鹊巢,发展成了后来的江汉石油学院。再后来,就成了现今的长江大学。
丁光武热情招待我,在简易的芦席棚食堂里,买了稀饭馒头咸菜。我们两人步出芦席棚食堂,在杂草丛生的“校园”内,边走边吃边聊,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
告别丁光武,告别荆州古城。也告别了我曾经带着青春梦想苦读三载高中后,梦想彻底破灭的地方,坐上了回家的班车。老式汽车嘎吱嘎吱地行驶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汉宜公路上。无暇观赏沿途的村舍田园风光。我的思绪,一直沉浸在昔日荆州中学学习生活的回忆中,一直沉浸在此次荆州之行的一幕幕难忘的场景里。

混乱的教学工作

寻购福尔马林的任务完成后,接下来,丁云小学“校办工厂”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难以为继。空有其名而并无其实,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校办工厂”,也不得不偃旗息鼓寿终正寝。这个“校办工厂”,也给文革时的“教育革命”闹剧,留下了一个可悲可叹的真实笑柄。被占用的那间教室,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绝不可能由普通民众左右,更不可能由丁云校长和我等普通民办教师左右,或者能负责的荒诞无稽的可悲历史。
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已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适应全国人民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动乱的愿望,提出了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条指示,作为指导一个时期的工作纲领,当时被简称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从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下半年,也对教育进行了整顿。由于整顿,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教育战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时,丁云小学办起了一个初中班。
丁云小学的所有民办老师中,只有我是高中文凭,其他老师只有初中或者小学文化。可见当时农村文化知识和文化人才之奇缺。丁存宜老师虽然只是初中文化,但却脑子活络,口齿伶俐。因此,丁存宜老师和我,共同担负起了丁云小学初中班的教学任务。
“一打三反”和独具湖北特色的清查“北、决、扬”运动的余波,还在湖北大地回荡。天门县把全县原来“红色造反者”的骨干分子,集中在天门的白茅湖农场办学习班。这也是对他们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乃至罪行,进行的一次全面集中彻底的清算。这些当年追随领袖造反,曾在当地叱咤风云,现在又如丧家之犬的造反派头头们,也只有一个唯唯诺诺、俯首贴耳地任由他人批斗的命运了。
丁云小学的丁存宜老师被抽调到学习班去,帮扶管教这些造反派头头。所以,初中班的数学、语文、政治、英语、工农业基础知识、体育、音乐、劳动等科的全部教学任务,完全落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一个四十多人的初中班的全部教学和管理工作,从早到晚的每一节课,仅仅依靠我一个人来对付,可想工作量和教学效果,会是何等的不堪。师资缺乏,教材缺乏,课桌缺乏,资金缺乏,制度缺乏。很多时候,只有手拿一张报纸进教室,高谈阔论一整天。嗓音嘶哑,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效果甚微,是当时我们教学工作的真实写照。反正文革时,只要学生不出现安全事故,不打破脑壳就行。教学无人监管,效果无人考核。我虽然无法改变这一窘迫的现状,但是对这种学生不愿学,教师整天混的教学工作可悲状况,忧心忡忡。
1975年底,伟大领袖在全国范围内,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运动。一心通过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
1976年1月8日,这一天,也正是农历的腊月初八的腊八节。
寒冬时节,学校已放寒假。我正抖擞精神,和十多个没上水利工地的老弱社员,不辞辛劳,学雷锋似地在帮丁云三队一户人家整理台基。省吃俭用却还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房东,准备重新盖一座泥巴墙新房。他家的老房子是在清朝后期建的,历经沧桑,年代久远,到现在已摇摇欲坠,早就难以入住了。
这时,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从原始的收音机里传来。大家停下活计,面带惊恐,屏息静听噩耗。在文革期间,周总理在民众中拥有崇高的威信。哪里有了灾难,哪里有了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周总理总是会出现在哪里。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1976年的4月5日是清明节。人民群众出于对“四人帮”的痛恨,出于对文革的反感,自发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这是人们通过清明节之悼念,而找到了一个发泄对文革不满情绪的合适窗口和渠道。此深得民心,代表民意的活动,却被最高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从而遭到镇压。邓小平被认为是此事件的总后台,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消息是通过中央的《人民日报》等党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传播的。至此,从上到下,又掀起了一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全面整顿彻底终止,国民经济及社会秩序又急速恶化。
为了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教育战线也大踏步地“向左转”。学校当时的主要任务,说是要彻底进行教学改革。时任拖市区教育组南河片片长的谢克仁老师,不止一次到丁云小学向老师们传达上级教育改革的伟大精神。即学校要彻底废除课程表、清洁值日表、作息时间表等三表制。要把农田当课堂,把农业劳动当教材,把贫下中农当老师。学校要办工厂,办农场,实行革命化的“开门办学”。课堂不要了,教师另有“高明”(贫下中农)了,“三表”被废除了。
丁云大队把老榨屋拆除后近一亩的屋基地,划给了学校种棉花,作为学校的学农基地。试想,此狭小的基地,能让学校两百多学生学到什么呢?还好,学校总算有了一年大几十元的棉花收入,也有了点儿可以支配的活动资金。这,也算是不错的结果。
教育革命无序的盲目折腾,让老师们无所适从。教学工作在极左理论指导下,在上级错误的决策中,完全没有了章法。混乱混乱再混乱,可悲的教学工作,再次陷入到了荒唐的无序之中。

武汉采购

生产不重要,教学不重要,其它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作也不重要。搞好文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最重要的大事。这,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成为了文革后期的最大政治。这时,丁云校长安排丁光烈老师和我一起,共同负责初中班的教学工作。
丁云小学紧跟当时的“大好形势”,适应批邓的需要,着重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继续办好体育队。体育队由丁明礼老师负责,无怪乎就是组织学生打打篮球,跑跑步,训练立正、稍息、向左向右转之类。其成效如何,基本上无外人问津。
第二,继续办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宣传队的受众,则是当地文化生活贫乏的公社社员。社员的口碑,社员们的热情,激励着学校宣传队。这可就是给学校挣面子的事了。
除此二者外,学校工作似再无重要之处。
在贫穷的农村,对文艺和音乐的爱好之人,少之又少。在此方面略为“超前”的我,在管理初中班之余,理所当然地负担起了丁云小学宣传队的工作。宣传队紧跟“大好形势”,编排批邓的节目,和歌颂伟大领袖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节目。虽然违心,但却是当年政治正确的需要。只能如此,别无它法。
要办好学校宣传队,首先,要为宣传队配备像样的乐器和演出服装。二胡、笛子、秦琴、唢呐等已经具备的乐器,似还不够新潮。丁云校长决定,再为宣传队添置一部扬琴。
然而,高大上的扬琴,在穷乡僻壤的天门乡下,绝对犹如外星文明的稀缺之物。做演出服的衣料,在当地,更是难觅踪迹。于是,丁云校长安排我立马赴省城武汉去采购。采购的费用均出自丁云大队拨付给学校一亩左右的学农基地的收入。此基地为丁云的一处榨房,几年累计一百多元之巨的棉花收入,成就了此次赴武汉采购的经济底气。
在大队开好了赴武汉的介绍信,和赴武汉为公社加工厂采购动力机配件的两位“武汉通”老乡同行。一年要跑几次武汉的他们,“武汉通”之称谓真是名至实归,受之无愧。我诚惶诚恐地与之结伴,心里也有了几分难得的踏实。
要去省城武汉了,总得有一个体面的打扮和行头。和夫人初次见面时,穿过的大补丁裤子,肯定会丢人现眼,会让大城市的人们瞧不上眼。于是,我把结婚时花费了29元之巨,却从不舍得再穿一次的蓝色“涤卡”裤子穿上,心怀忐忑地和两位武汉通老乡,起了一个大早,在永漋镇的杨家浲,坐上了一天仅此一班赴武汉,且破破烂烂的过路班车。
车到武汉,但见省会武汉的街市脏乱破败,解放大道车辆渺渺,行人稀疏。最具现代化,却也十分简陋的湖北广播电台的大厦,孤零零地耸立着。可文革标语、文革遗迹却骇然映入眼帘。
更让我傻眼的,是武汉市民和大街上的行人,虽然穿着陈旧破烂,但却没有一个人穿着像我这种吊着裤脚边的原始裤子。这,与第一次大串连赴汉的感受绝然不同。乡巴佬,如另类,无地自容,成为了我第二次赴武汉的第一感受。我像做了贼一样,窜到街边一个小小的缝纫店里,尴尬地将外裤脱下。我龟缩在那儿,花费几毛钱之巨,急等裁缝师傅,帮我剪下裤子的吊脚边,再缝好。拾掇好后,才心安理得地倘佯在了武汉的大街上。
那时候,城市的人们,居住条件十分窘迫,冬天,没有在家洗澡的条件。因此,街市上办了一些经营性的公用浴池,俗称澡堂。春夏季,武汉的公用浴池空闲了。聪明的武汉人,在浴池的水泥地面上,放置好从各家各户搜罗来的,各色各样大小不一的铺盖后,就将其临时作为“旅店”经营,以便增加收入。这样的浴池旅店,归集体所有,则免除了搞资本主义之虑。
这种简陋得再不能简陋,只有男女两大通间的“旅店”,也必须有介绍信才能入住。我和两位“武汉通”老乡,凭借介绍信,并花费每晚两角钱之巨后,晚上在浴池大通间的水泥地面上,就有了一个难得的安身之所。
来“旅店”住宿的人们,几十人拥挤地睡在浴池水泥地面上,毫无遮拦。门窗密闭,汗臭味、霉味、各种不明臭味,充斥其间。此起彼伏的鼾声、梦呓声、挫牙齿的声音,形成了晚间浴池水泥地面上的“美妙”交响曲。
赴武汉的采购任务,我牢记在心,不敢有丝毫马虎。第二天,从地铺上爬起来,匆匆忙忙到武汉的各大商场去转悠,去寻购那个高大上的扬琴。还算阔气的武汉商场、也可称之为繁华的六渡桥和省府政要们同居一隅的武昌的商店,都让我一次次大失所望,心怀悲凉。看来,此次的武汉采购任务,可能要泡汤了。
情急之下,再次颌首低眉,不耻下问,终于找到了硚口商场,并在硚口商场寻觅到了心爱之物扬琴。此老天助我也!抚摸着心爱的扬琴,欣赏自己笨笨拙拙地敲打出来的清脆天籁之音,心中的满足和欣慰,油然而生。花费60元之巨,三分钟成交。
一气呵成,又在硚口商场的疋头柜采购到了用于做宣传队演出服,且不用花费布票的面料。扬琴和面料,总计不到100元。
带着希望,带着战利品,在新华路长途车站坐上班车。100多公里的路程,风尘仆仆,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又回到了丁云。我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此次赴武汉采购的光荣任务。老师和学生们,像迎接外星文明一样,争相目睹了高大上的扬琴之尊容,似乎享受到了难得的节日之欢乐。

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

宣传队的乐器配置,在拖市区,甚至在天门县的各大队小学中,也应该还算新潮了。除了我自己亲历亲为,每天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加班练习扬琴的弹奏技法外,我还百里挑一地从全校学生中,选择了三年级伶俐乖巧,聪明的丁金姑,作为学习弹奏扬琴的最佳人选。每天,听着小姑娘从笨拙到能简单地弹奏出一曲完整的乐曲时,我就感到了一种后继有人,成功在即的莫大欣慰。
丁云校长的夫人擅长缝纫手艺,此时她又荣幸地得到了一次学雷锋的良好机会。她不辞辛劳,日夜加班,通过缝纫机和一双灵巧双手的完美结合,不用花费一分钱的加工钱,八件鲜亮的演出服横空出世,耀人眼眸。宣传队的工作,顺风顺水地开展了起来。
我甩开膀子,竭力绽放青春激情,努力调动创作灵感,日夜沉浸在作词谱曲不可名状的兴奋之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此生难得的人生价值。继而一鼓作气,组织宣传队的学生加班排练,让我的拙劣创作,演变为学生们变幻的队列队形,及手舞足蹈的形体动作,也让他们用稚嫩的嗓音,演唱出了在那个苦难村庄权且可称之为的天籁之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政治绝对正确的节目大功告成,相继问世。初中班丁存培等两人的相声《扫盲》,情感真挚。群舞《保卫天安门》,迎合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代主旋律,慷慨激昂。表演唱《棉花姑娘扎把收蛾》,歌唱种田“为革命”,情动乡野。表演唱《选种》,更是大话连篇,豪情翻飞。鲜亮的演出服,配以不太落后的乐器伴奏,及孩子们的卖力表演,把丁云小学的名声,推向了建校以来的一个高峰。
这样的演出,即使在当时的城市非专业人士眼里,肯定也只是拙劣的小菜一碟而已,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政治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贫穷落后的乡村,这些原始的节目,也还是很能吸人眼球的。看着自己的心血,终于结出了“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岂不倍感欣喜!
我们编排的节目,除了在丁云大队的田间地头演出外,还参加了在南河中学的演出,参加了拖市区中小学在赵台大队的文艺汇演。均得到了那个政治正确文化贫瘠年代的一致好评。
自编自演节目,虽然让懵懂的孩子们和老师们,得到了一些虚无的快意,享受到了一种成功后的虚荣。但却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习时间,浪费了孩子们宝贵的年少时光。不过,没参加宣传队的学生们,在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也是碌碌无为地跟着老师在“抓革命”。
当时,初中班的数学教学,还有一个关于测量和绘制地图的课程。我带着初中班的七八个或十来个学生,利用一根一米长的直尺、一块带支架的木板、一个罗盘、一个20米的卷尺,和几根竹竿,为丁云大队进行了简易的地图测绘。丢下大多数学生不管,带着少数学生,以测量代替上课,这就是我们的“开门办学”,这就是我们的教育革命。这种教育革命,是上级革命委员会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大力倡导的。
夏末秋初之9月,太阳仍然炙烤着大地,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给人以初秋燥热的感觉。棉桃开始吐絮。我和几个学生头顶烈日,带着土得掉了渣的,权且勉强称之为测量设备的工具,穿行在道路、沟渠、棉田之中。我们在丁云大队与相邻大队的边界,选好测量点,打上木桩,树上竹标杆。用两头钉着大头针的直尺,瞄好角度,一段段地测量着。再根据实际长度,换算出绘图纸上线段的长度,按照方位描画在图纸上。经过十多天的测量、绘图、修正,丁云大队的地图,在我的图纸上赫然显示出了骄人的轮廓。按照当时的政治语言逻辑,这也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附录

《梦魇》全书目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章 文革烈火
一、风雨来临
二、停课后的疯狂
三、我的语文老师王功品
四、工作组进校后
五、短命的文革工作组
六、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七、荆州中学诞生了红卫兵
八、疯狂的破“四旧”
九、抄家狂飙
十、紧绷着阶级斗争之弦
十一、“红宝书”
十二、第一代红卫兵谢幕
第二章 北京接受检阅
一、我们要上北京去
二、出发
三、到武汉
四、开往北京的火车
五、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六、北大串连
七、游览天安门广场
八、第六次检阅之前
九、第六次检阅
十、在北京的大专院校
十一、第七次检阅
十二、参观“收租院”
十三、礼物
十四、游览颐和园
十五、北京游览
十六、等待
十七、告别北京
第三章 步行串连
一、荆州决策
二、回家
三、会师武汉
四、“长征大学”成立
五、夜行军演习
六、南昌的等待
七、长征大学第三连
八、誓师长征
九、抚州经历
十、在南城南丰
十一、广昌路上
十二、赴瑞金的征途上
十三、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十四、于都分裂
十五、三个人的长征
十六、雪夜上井冈
十七、井冈山的疯狂
十八、黄洋界上
十九、到分宜
二十、回武汉
二十一、结束串连
第四章 两派争斗
一、两派的初步分化
二、造反派保守派
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四、“七二○”后
五、抢
六,“革命”的活动
七、日薄西山的保守派
八、“钢”、“新”之争
九、“八三一事件”
十、岑河农场
十一、思索
十二、无奈的选择
十三、即将谢幕的红卫兵运动
十四、上山下乡回乡
第五章 贫苦的生活
一、“三忠于”、“四无限”
二、政治活动
三、艰难度日
四、尴尬的商品供应
五、“九大”前夕
六、上山砍柴
七、白猫洞
八、初步整肃造反派
第六章 教育生涯
一、走上民办教师的岗位
二、教师集训
三、建造新学校
四、战备
五、开挖汉北河
六、“革命化”的春节
七、走上公社中学的教学岗位
八、三合中学的生活
九、教育革命
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十一、九二○“工厂”
十二、教师培训班
十三、“一打三反”集训班
十四、英语教学
十五、承诺
十六、区中学生运动会
十七、南水北调“谱新篇”
十八、反腐败
十九、旧貌换新颜
二十、“九一三事件”的震撼
二十一、民办教师转公办
第七章 在继续革命的日子里
一、割资本主义尾巴
二、尴尬的信用服务站工作
三、有线广播网
四、合作医疗
五、滚水坝
六、学大寨
七、农村工作组
八、苦涩姻缘
九、再一次任教
十、出差荆州
十一、混乱的教学工作
十二、武汉采购
十三、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四、巨星殒落
十五、翻天覆地
后记

历史教训应该记取
(《梦魇》序一)

金卫斌

中国的历史,向来不重视来自底层草民的经历和故事,仿佛历史上只有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出现过,普通的士、农、工、商、兵,很少能在史书上留下痕迹。丁光义同学在写作本书之初,也曾犹豫、徘徊过。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文革经历,能说明什么?有意义吗?
我虽然比作者年少十多岁,却有幸做了他的大学同学,这正是文革期间高考被取消的结果。与他作为文革参与者不同的是,我从1968年开始上小学,1978年正好高中毕业,对文革十年发生的那些事有感觉而无知觉,成年以后,却发现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竟然有那么多不能公开提及的禁区。然而越是被禁,越引起好奇,我非常渴望能从更多的渠道,获知这段历史的真相,很自然就产生了对所有文革回忆作品的浓厚兴趣。对丁兄的写作计划,更是抱有特别的期待。
本书既有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1966~1976),大致可分为荆州中学学生(前四章)和回到老家天门务农(后三章)两个时期,也有对全国、湖北省、荆州城区、天门县、多宝区等地文革运动的全景式回顾。我从本书中读到了许多在公开可见文献中,难以见到的真知灼见,在一些疑难问题上,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也隐约看到了一些藏在细节之中的“魔鬼”。我坚信,这样的民间历史记述,是有着特殊而又重大价值的。
在前四章,作者全面回顾了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发展到落幕的过程,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是把红卫兵分为三代。丁兄认为,第一代红卫兵,是破“四旧”、斗“黑帮”、点燃文革烈火的红卫兵,主要由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组成。第二代红卫兵,是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除极少数所谓的“黑帮”子女外,一般没有明确的家庭出身限制。第三代红卫兵,是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极力支持和鼓动之下,造反、夺权、搞武斗的红卫兵。这个时期的红卫兵组织和成份,极其复杂,除青年学生外,工人、农民、机关干部都有参加。我看这三代红卫兵共同之处,是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积极参与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斗争。不同之处在于参与动机、斗争对象和斗争的形式有很大不同,且与他们不同的家庭出身有密切关系。这三代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不同表现,或者说他们的主要贡献以及最终结局,读者可分别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第四章中得到比较清晰的了解。如果你想知道文革早期那些殴打老师、迫害“学术权威”、大规模毁坏历史文化遗迹的“革命行动”,究竟是何人所为,读一读本书是非常有益的。
就本书所提及的第三代红卫兵而言,在我看来,或许用文革语言称之为群众组织更为合适,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因为此时的学校红卫兵在推动运动发展的力度上,已经大不如此前。运动的主力基本上是工人、机关干部、农民。当然,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如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一登台,就基本上抢光了上海红卫兵的风头,而在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光芒,直到1968年9月,才被伟大领袖亲自抹掉。
有关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派性斗争,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是文革期间另一个重大问题。本书第四章对发生在湖北武汉、荆州、天门的派性斗争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真相是:湖北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在整个文革十年期间,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月的风光,能够坐在主席台上,对一些当权派耍耍威风,过过官瘾。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是被审查、批斗甚至囚禁、劳改的对象。这与保守派头头们,和一时挨过批斗的当权派们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从清理阶级队伍,到清查“5·16”、“北、决、扬”,再到“一打三反”,以造反派头头为主要整肃对象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在本书第四至六章中都有体现。
在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和全面内战基本谢幕之后,七十年代的前6年还是相对平静的时期。从本书第五章开始的叙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相对富裕地区农民们的真实生活写照。不过,读者们在书中读到的内容,是不是很难跟“富裕”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我相信所有的过来人对此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后生们如有疑问,可征询自己的长辈或长者。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贫穷,伴随着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愚昧、顽劣和无知。一帮自己底裤上缀满补丁的人们,却吼着喊着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相信那些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处上演着荒诞不经、可笑之极的挥舞着“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闹剧。
我也清楚地记得,当伟大领袖永远离开我们的时候,许多大人都在嘀咕,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梦魇初醒,1976年以后的生活,我们大家都过来了,是好是坏不用我多说,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历史决议。但围绕文革的争论并未真正平息,许多事件的真相也不见得都大白于天下。今天我们在嘲讽五十多年前的那些闹剧,明天我们的后代是否会嘲讽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漠视与掩饰?
好在并不总是只有胜利者写下的历史,才能够流传于世。无数个如丁兄一样的普通人,也留下了大量文革期间的珍贵史料。行文至此,唯有诗圣千古名句能表达我的心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感谢丁兄给了我先睹为快的荣幸。遵嘱是以为序。

2022年2月18日于黄州遗爱湖

【金卫斌博士原系黄冈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一本有价值的书
(《梦魇》序二)

彭善述

四年前,我旅居大连,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丁光义写的回忆文字,大感兴趣。尽管当时全书尚未写完,我全然不顾电脑屏幕对于眼睛的伤害,一口气全部读完。读完后才发现丁君与我是同龄人,且他的高中同学有些也曾是我的同学,他高中的密友也曾是我的密友,这不禁使人有“世界真小”之叹。正是因为我们是同一辈人,从同一个时代走过来,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种种荒唐,他写的这些才真正使我感同身受,好像也就是写的我自己的经历一样。
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革命”,官方早就有了“浩劫”“内乱”的定性。但是五十多年过去了,对于文革的真相并未得到系统的梳理与清算。尤其是文革对于我国国民的文化、思想与道德这三个层面巨大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正因为未经认真严肃的批判与清算,所以如今便渐渐地显现出了它的恶果。人们沮丧地看到,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的文化已然成了弱势文化;人们抱怨社会上充斥着金钱至上,三观扭曲,不知敬畏,毫无底线的人;人们又无可奈何地感叹当今的道德水准的大滑坡,以至于有学者大声疾呼:如果这样下去,中国人的人种都要退化!(资中筠语)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辈人都深深地体会到,旧的东西推翻了,打倒了,并不意味着新的东西就确立了起来。文革使得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毁于一旦,“破四旧”对中国文明的毁灭程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好友揭发、亲人背叛,冤假错案成堆,法制形同虚设,社会因阶级斗争而撕裂,价值、道德、伦理观完全消亡。彻底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更是摧毁了中国一切既有的文化、哲学、思想、道德、良知、及美好的情感。但是,摧毁了这一切之后,有新的、更高明的代替了它们吗?
前总理温家宝说过一段话,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这段话其实也就是说文革带来的经济损失尚可弥补,文革带来的精神毒素将长期地戕害我们。
现在因为害怕深入批判文革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影响到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尽管承认它是“动乱”与“浩劫”,仍然把讨论文革作为禁区。但是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后代终将会彻底丢掉这些羁绊,而完全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出发去详尽地从各个层面研究文革,正像我们现今可以从任何角度出发去研究古代史一样。
而到了那个时候,由于时过境迁,加之对文革讨论长期的封锁,材料的问题便显得突出地重要。丁光义的这本书,以及其它类似的个人撰写的回忆性的文字便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了。且不论历史是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反正你从官修历史中是读不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东西的。上一世纪西方有一门科学发展得很快,叫社会学。社会学有一个分支叫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的材料来源不仅仅是官修史书,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众多的回忆录,尤其是特定时代个人的回忆文字。这便是学者们说的“第一手材料”,是极其珍贵难得的。
光义的这本书,就是这种“第一手材料”,它以极其流畅的笔触,描绘出了那个时代非常翔实的面貌,使我们完全如临其境。除了完整清晰地叙述了作者在那个“革命洪流”中的经历与思考之外,它更是真实地、既无虚夸又无掩饰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那个特定时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对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生存环境、生活水准等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要注意的是,那个时候光义的家乡就全国而论,属于相对富庶,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这里历朝历代都是中国的“粮仓”。他们尚且如此艰难,国内其它的真正的穷乡僻壤的人们在如何挣扎则可想而知了。
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自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与认识价值。随着时光的流逝,它的价值必定愈发珍贵,光义真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已经老了。当年他们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当这个偶像破灭后,他们就只有相信他们自己了。书中提到老革命的女儿宋彬彬,当年,她们师大女附中的一群红卫兵,这一伙女孩子,活活地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卞仲耘。前几年宋彬彬经过反思,对死者家属郑重地道了歉。但死者家属不接受这种道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她们只是一群孩子,是谁唆使她们犯下了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当时孩子们杀了人,大人们在哪儿?现在孩子们道歉,大人们又在哪儿?
许多该说话的大人,从过去到现在都不出来说一句话(有的已经带着本该说的话永远离去了),可见仍然有研究文革的必要。所以我要感谢光义,能写下这么一本有意义的书。虽然我与光义至今未得谋面,但我特别地写了以上的文字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2022年3月17日

【彭善述先生原系湖北省农村金融学校暨湖北省电大农行分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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