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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
在文革时期，根本就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芸芸众生们，在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之下，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像斗红了眼的公鸡，把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发挥到了极致。
当时，三合中学在各个班级开展什么样的政治活动，怎么样去搞文革，怎么样去搞阶级斗争，都没有一定之规。只要围绕阶级斗争，围绕当时中央文革及毛主席所把握的运动方向，围绕保卫毛主席，围绕与走资派进行斗争的中心进行即可。班主任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敏感性，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可以说，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和喜好，确定自己班级的政治活动内容。
结合文化大革命大批大斗的大好形势，三合中学有的班级的班主任，自发地在学生中开展了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所谓反腐败教育。文革时期的各项运动，本来就是十分散乱的。这个反腐败教育，也是没有学校统一安排的一项散乱的荒唐的小运动。
M老师是一个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他在他的班级开展了紧跟阶级斗争大好形势的反腐败教育。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贫穷的农村中学的孩子们，在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生存堪忧，蒙眛无知的情况下，能有什么腐败可言？可M老师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紧跟文革形势的政治敏感性，对所谓的反腐败教育，理解得透彻，抓得紧，抓得深入彻底。
有着一副如百灵鸟般好嗓子的女同学Y，是M老师班上的学生。十四五岁的她，活泼靓丽，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学习也比较优秀，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囿于贫困条件的限制，抑或是生活习惯的使然，很多孩子们哪怕是一些大人，都是一身邋遢的打扮。而Y同学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讲究。她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即使是穿着补丁衣服，也是合身得体，干净整齐利落。在学校，容光灿烂，始终不知道愁苦的她，鹤立鸡群，犹如一朵娇艳夺目的出水芙蓉。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各方面比较出色的她，必然引起一些同学的忌妒。有一些调皮的学生，就毫不客气的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她。有同学向M老师打小报告，说Y同学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放学后，在家偷偷地唱情歌。特别是晚上乘凉时，还一直唱到深夜。
这可是资产阶级妄图和平演变，严重腐蚀青少年灵魂的铁证，是残酷的阶级斗争在学生身上的反映。有着一副火眼金睛，对文革时期的政治有着相当敏锐性的M老师，在捕捉到这个对青少年一代进行和平演变的可怕信息之后，似乎找准了反腐败教育的目标，可以在他的班级，理直气壮甩开膀子大反腐败了。
只要是语文课，政治课，只要是M老师的上课时间，他的班级的反腐败活动，就雷打不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学生学不学文化知识并不重要，他把学生学习的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他认为崇高的、神圣的“反腐败”上。他声色俱厉，目光如炬，正气凛然，义愤填膺。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从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高度，从世界革命的高度，从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慷慨陈词。他论述资产阶级的阴魂不散，还在利用各种渠道和手段腐蚀我们的青少年一代，这就是触目惊心的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他上挂下连，罗列了本班Y同学爱打扮、唱情歌、声色犬马追求享受，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腐败的典型事例，并进行上纲上线，深入剖析和批判。在批得口干舌燥之后，M老师号召全班同学，联系Y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全班学生“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把Y同学批判得焦头烂额，体无完肤。
一连几天不学文化不学知识的批判，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Y同学有口难辩，直不起腰，抬不起头，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根红苗正过分单纯的自己，怎么也成了文革时期大批判的对象？她一直趴在自己的课桌上，眼睛红肿，泪痕满面，身心俱疲，无颜见老师同学。
幸好，她没辍学，没自杀，没自我玩消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Y同学不知道从哪儿滋生出了无限的胆量和勇气，她终于走进了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她去向革委会的领导们申诉，要求洗清自己所谓腐败的不白之冤。在申诉之时，也愤怒地无情地揭发了M老师的“腐败错误”。Y说，那天晚上,8348部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三合中学的操场上，对三合人民进行慰问演出时，M老师就表现出了“腐败错误”……难道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吗？Y同学不惧自己的柔弱与孤立，发扬“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终于对M老师发起了使之意料之外、招架不住的奋力反击。
公社革委会的领导们，听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揭露其老师的资产阶级“滔天之罪”，他们进行研究后，决定把M老师立即清退出了三合中学的教师队伍。
M老师牢牢紧跟文革的大好形势，深刻领会伟大领袖，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伟大思想，以反资产阶级的腐败为己任开始，最终却也被当做一个腐败者清除出学校而终生蒙羞。在人们的唏嘘声中，在无限的沮丧和悔恨中，M老师离开了三合中学的教学岗位，回到了他的生产队。Y同学以攻为守，最终取得了在文革时期被称之为“反戈一击”的伟大胜利。
旧貌换新颜
低矮阴暗逼仄破败的三合中学校舍，已经难以承受有两万人口的三合公社的初中教育之重。丁存恕校长及全校师生，梦寐以求的是何日能改变三合中学这种尴尬的现状，让学生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上课。
经过丁校长的多次努力，多宝区终于向天门县争取到了拨付给三合中学的4000元建校款项。这区区4000元，虽然严重不足，却也给三合中学师生们的新校舍之梦，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希望。三合中学的新教室建设事宜，在人们热切的盼望中正式启动。
怎么样安排好这笔微薄的资金，使之用在刀刃上，让异常兴奋的丁校长又发了愁。丁校长开动脑筋想办法，找了很多内行的人进行咨询，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指点和帮助。大家集思广益，终于有了一个安排这点资金的计划。丁校长花400元，从南河木工厂买回了一大堆弯弯曲曲的，其他人都不愿意用来做建房材料的杨树。丁校长说，这可以用来做窗户和瓦条了。资金有限的窘迫条件，逼迫他只能这么凑合。又花近3000元买回了石灰和砖瓦。一算计，把旧校舍拆除后的废料全部利用后，做房架的大梁还不够。每天在学校无所事事，闲得近乎无聊的贫下中农管校的L代表，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发挥了一下贫下中农管校时期难得发挥的作用，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所需要的大梁，到他所在的双河大队的生产队去采买。这样，一是他可以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动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出面帮忙说话，从而能用最少的资金，买到所需要的木料。二是还可以把采购到的树木，从小河里通过水路运回学校，从而节省运输费用。
学校的老师和个子大点的学生，充当了采购木料的伐木工和运输工。管校L代表这下更是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借锯子、找斧头、系缆绳，忙得不亦乐乎。只见他拉大锯，俨然是一个行家里手，抡板斧的招式娴熟自如，搬运树木时轻快敏捷脚下生风。看来，体力劳动是他的强项。但是，文革却把根本对教育工作一窍不通，大字不识几个的他，推向了学校管理工作的前台。这种赶鸭子上架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荒唐作法，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把采购后砍伐的几根准备做横梁的树木，就近推入小河中。师生们赤膊上阵，在水中扶着推着树木，顺流而下，泅水鱼贯而行。三四公里的路程，泅游了一两个小时，才将水中的树木推到了三合中学后面的河岸边。
还不到放暑假的时间，学校就提前放假，搞起了建设。因为学生学不学知识，学得怎么样并不重要。文革时期的学校教学工作，本来就没有计划。提前放假这种决定，也就不需要任何上级机关的批准。
建校的劳动力，和木工泥瓦工，是不需要花费银子的，都是公社利用水利工摊派的方式解决。水利工，加重了公社社员的负担，却帮了三合中学建造新教室的大忙。拆除旧校舍的工作，由师生和各大队派人共同完成。用作校舍的老房子，原来是建在一个北靠河岸，西临巨大沟壑的土台上，东高西低的场地平整，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资金，充分挖掘社会的潜能，平整施工场地的工作，则只能全由师生们来完成了。那些日子，学生俨然成了不可多得的免费劳动力。每天他们都要带着铁锹和箢箕，到学校搞平整施工场地的义务劳动。大个子学生和老师们，则承担了打硪（夯实地基）的重体力劳动。施工场地的平整，浸透了师生们的涔涔汗水。
由各大队派出的木工和泥瓦匠及小工，每天紧紧张张地忙碌着。全体老师和一些学生，也承担了部分清理旧砖，搬砖递瓦，搅和灰浆的劳动。没多久，一排坐北朝南，13间共四个教室（3间并作一个大教室，中无隔断墙，上各有过梁撑顶）的平房落成。后面同样规模的平房教室，也开始了挖基础、打基础的工作。
这时，正值8月盛夏。多宝区革命委员会通知各学校的教师，一律到多宝去集训，参加“一打三反”学习班。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请假。丁校长无可奈何，只得把彭冬官老师一个人留下来继续负责协调建校工作。其他人则马不停蹄赶往多宝区的暑期教师集训班。本来对基建等项工作，比老师们内行得多的贫下中农管校代表L同志，也只有一起去参加教师集训班的唯一选择。因为这是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政治，贫下中农管校代表，在这个伟大的政治面前，岂能缺席？
这次的“一打三反”学习班，照例是把多宝区教育战线的“红色造反者”的骨干分子，弄出来好好地批斗了一番。三合公社的张良生等，又一次经受了教职员工革命大批判的洗礼。几个月的造反活动，却被批判了几年。多宝区教育战线上的造反派头头，及三合公社的张良生们，只能逆来顺受，只能接受命运的捉弄。他们已经被批判得焦头烂额，形容枯槁，没有了任何申辩的机会和能力。
学习班的大会，就在多宝区礼堂进行。小会则在多宝中学的学生宿舍召开。在用教室改作的学生宿舍里，教师们每天容颜木讷，毫无表情，挤坐在摆放密集的学生木制双层床的下铺上，享受着每个假期都会享受到的文革大批判的煎熬。这种大批判，不仅要求人们不停地、不厌其烦地反复发言，而且发言要带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发言要上纲上线，要有针对性，要能命中被批判者的要害。于是，人们搜索枯肠，想出了各种十分刻薄的语言和词汇，如“狼子野心”“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居心何其毒也”“罪有应得”“罪该万死”等等。这些极端的词汇，不管合适不合适，也要把它毫不客气、生拉硬扯地套在被批判者的头上。只有这样，才显示出批判者的革命性。
每个人在批判他人的同时，要联系自己的实际，从思想上，深刻检讨自己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表现，狠批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要人人表态，个个过关，而且都要写出思想汇报，写出心得体会，上交学习班的组织者。每天冗长枯燥，带有浓浓火药味的会议，和无休止的写思想汇报，写心得体会的“集训”，把老师们搞得筋疲力尽。不管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感觉这样的学习班是紧张的，沉重的。紧张得让人郁闷，沉重得让人窒息。
这时，我已经身怀二胎身孕的妻子即将临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组织者请假，却得到了坚决的回绝。理由是，家庭事小，革命大批判事大。不能让自己的私事，耽误了革命的大批判。学习班上，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请假。于是，我不得不又龟缩于多宝中学的学生宿舍里，参加每天的“一打三反”革命大批判。
留守建校的彭冬官老师，也不轻松。4000元的建校资金不说是杯水车薪，也可以说是捉襟见肘。要想把两排教室建造起来，这可为难了没有任何经验的他。第二排教室的砖瓦究竟还够不够？很多工匠建议，把教室墙壁的高度降低20公分。彭老师只得带领几个学生，手拿木棍，把那些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废旧砖瓦，指点着一块块点数。心中有数后的彭冬官老师，才做出了把教室的墙壁高度维持原计划不变的英明决策。身为民办教师身份的彭冬官老师，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前方多宝区的教师学习班，如火如荼地开办着。好像被遗忘了的学校后方建校工作，在彭冬官老师的主持下，也艰难地进行着。多宝区的教师暑期学习班结束的时候，三合中学的两排26间平房，共8个教室的新校舍，也拖泥带水地光荣宣告落成。再没有资金去购买和安装窗户玻璃。何况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文革时期，即使有钱，也难得买到窗户玻璃。这样，塑料纸，就成了最佳的替代品。更没有银子去铺设教室的水泥地坪。奢侈的水泥地坪，本来就没有被纳入建校之计划。
4000元宝贵资金建起来的校舍，虽然仍显过分简陋，但三合中学的校舍，毕竟胜过了“大地主”向云庭那低矮阴暗逼仄破败的老房子。
告别“万恶的旧社会”二十几年后，三合地区最大最主要学校的旧貌，才在不能再维持下去的窘迫中，勉强换了一个新颜。
“九一三”事件的震撼
1971年9月份开学后，全校六个班，近三百名学生，终于可以坐在新教室里上课了。他们继续像宗教信徒一样，每天不得不在上课之前，在教室里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细心的人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即这年国庆节，北京的庆祝活动与往年完全不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往年在伟大的首都北京，国庆节时，都要组织天安门前的盛大游行，晚上还要看五彩缤纷的绚丽焰火表演。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一身戎装，照例要亲密无间地参加这些每年一次的重要活动，以展示文革莺歌燕舞的大好局面。而这年的国庆节，却例外地改为了群众性的游园活动。且在这些活动的报导中，没有了毛主席和林彪这一对亲密战友的任何消息。对这样特殊的现象，人们可不敢多想，不敢多思考，更不敢去议论。因为那是让人敏感的政治问题，随便议论，是要负不可推缷的政治责任的。如果随便议论老人家，斗胆去扩散、传播老人家的负面消息，有可能出现被关押、被斗争、被专政、被投入大牢、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
1971年秋天，是饱受文革苦难的中国人民，在心灵上最受震撼，在思想上最为迷茫，在行为上最不知所措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年秋天，在北京的高层出现的重大政治变故，是苦难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也难以出现的特殊现象。
10月底11月初的一天，公社突然通知三合中学全校师生停课，到南河大队，去听中央重要文件的传达。文革中小小老百姓们，听重要文件的传达也非此一次。但是，这次的情况，好像和往常的不太一样。大家也估摸不透，这次究竟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中央重要文件呢？
全校师生甚感迷茫，带着上课用的长条木凳，来到南河大队的南河小学操场上，按照预先划定的地方坐好。只见同样是迷茫的南河大队的社员们，早就规规矩矩地集合在那里。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则照例无权参加这个重要的传达会议。他们本来就是一群被剥夺了政治生命，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奴隶。和“四类分子”们同样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与会者，是不是又幸福地感受到了，自己是老人家最坚决的最革命的“依靠对象”的快慰？
公社革命委员会成员人武部陈部长，首先宣布会场纪律：一、不准交头接耳；二、不准随意走动；三、不准高声喧哗；四、不准记录；五、不准脱离文件随意议论。一经发现违反上述纪律的，均以破坏中央文件的传达论处！
与以往传达中央文件不一样的气氛，近乎苛刻的森严纪律，让人不知所措。这哪里是在给人民群众传达什么文件，分明是在对“四类分子”等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和管教，进行触及灵魂的例行训话。
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严定甲神情庄重，进入传达文件的主题。只见他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声高气朗，慢吞吞地读着中央文件。显然，他这一层的领导，早就已经听过了这个文件由上而下由里而外的传达。他对这个重大的事件，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对这种地球上突然出现的核弹爆炸级事件，有了一种超然的从容和淡定。
他首先传达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此刻，大家一听到文件中称林彪“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说法，神经马上高度紧张，表现出一种不相信自己耳朵的极端惶恐。早上不是还在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吗？但是，由严定甲一字一句念出的中央文件里“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几个字，大家分明听得真真切切，没有任何差错。当时空气也像凝固了一样。大伙惊愕得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上。敛声屏气，生怕漏听掉了严定甲所传达中央文件的每一个字。
严定甲传达了中央文件中有关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的简要内容与相关文件。仔细倾听着严定甲的传达，我的思绪却是被搅成了一锅粥，处于一种转不过弯来的混乱之中。毛主席搞文革，打倒刘少奇，不就是依靠的林彪吗？林彪不是和毛主席一样，享受着亿万人民的尊崇吗？林彪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是被庄严地写进了两年多以前才由中共“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吗？怎么一下子，中国社会就出现了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局面呢？问题出在哪儿了？我们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怎么了？
我在传达中还听到，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看出了林彪对中国革命没有信心。在林彪正当红的1966年，毛主席就在被称之为“西方的山洞”的韶山滴水洞给江青写信。那时他就看出了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反革命嘴脸。当然，这些我们都听得将信将疑，一头雾水。如果老人家在原来真的就看出了林彪的反革命嘴脸，怎么会在文革中如此重用他呢？但是，一介百姓，谁又会不怕招来杀身之祸，去斗胆地表达出自己的疑问呢？哪怕是后来一些人，说这是老人家为了能在林彪事件上下台，而事后杜撰出来糊弄老百姓的“西方山洞”之说，我等平民怎能知道？反正我等“小小老百姓”（文革时的陈伯达之语）是没有能力，也更没有权力来澄清此事的。
在慢慢冷静下来后，在凝固的气氛和忐忑不安的情绪中，人们终于听完了严定甲对“九一三事件”文件的传达。
听完传达之后，就是要组织学生认真讨论表态。十一二岁的孩子们，每个人都要站起来，一个一个像对天发誓一样地表态，要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拥护党中央彻底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不管理解不理解，都要表态。大胆的敢于抛头露面的学生们，一个个发了言。他们也很别扭很笨拙地表示，要和林彪划清界线，坚决将他批倒批臭。那些平时本来就羞于启齿不善言辞的学生们，则被逼得不知所措，满面通红，最后也不得不战战兢兢、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硬着头皮表了态。这些还不谙时事的孩子们，也和大人们一样，不得不过早地在让人捉摸不定的文革政治旋涡中，奋力适应着。
“九一三事件”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带给中国社会的震撼，是巨大的。
民办教师转公办
“九一三事件”，从理论上实践上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产，改变了许多人的认识。老人家也借坡下驴地，把由于文革造成的一切中国政治和社会的乱局问题，统统归罪到了已经不可能在中国政坛上和人世间发声的林彪身上。被疯狂的文革打倒了的一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意外地陆陆续续得到了“解放”。要是没有林彪的“九一三事件”，中国的命运，及普通老百姓的命运，又会是什么呢？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是不是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功劳呢？是与不是，只有留给后人去评价。
早在1970年，中央就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并把这一方针推向全国。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今后高校办学的学制为两至三年，课程分为三大块：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同时，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在此“大好形势”下，全国大学和中专，都如获圣旨如沐春风，从而在文革被严重破坏的教育秩序和教学环境中，艰难地小范围地慢慢恢复了招生。
1971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老人家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的“两个估计”，一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被称之为“上管改”），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
“九一三事件”之后，这种“上管改”的招生工作，慢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种招生，不需要任何考试，更不需要以文化知识为基础，而只是需要当地的党政部门的推荐，名之曰“推荐选拔”。
这时候的招生，注定是要招收革命家庭根红苗正的亲属和子女了。于是，各级领导的子女，农村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子女，生产大队的书记、大队长、贫协主任、大队会计的亲属和子女，不管其文化层次的高低，成绩的优劣，统统成了最佳的“推荐选拔”对象。普通贫下中农子女，则眼巴巴地与此等好事无缘，就更不要说其他家庭的子女了。
丁云大队书记丁存福的女儿丁松英，和大队会计丁心明的侄女丁旺英，荣幸地被大队推荐去上了卫校，不过，要是平等地进行考试，进行择优录取，她们的卫校之梦，可能也不一定能如愿以偿。这两个孩子，理应很好地感谢其有一个好父辈，理应感谢当时的招生政策的制订者了。
与此同时，国家也启动了将记工分、背米袋子的民办教师转为拿国家工资、吃皇粮的公办教师，即“民转公”的伟大工程。三合公社当然也启动了“民转公”的工作程序。犹如春风化雨润大地，云开雾散见青天。公社最高学府三合中学的几个民办教师，在艰难跋涉之后，似乎已经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我们民族和我们个人黎明的曙光。
民办转公办，首先要过让人欢喜让人愁的严格政审关。M老师被辞退后，三合中学剩余的六个民办老师中，只有我一个人家庭出身中农，且祖父还有“历史问题”。我的这种政治面貌，就成为制约我“民转公”的一大不可逾越的政治障碍。其他五个民办同事，个个家庭都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他们的“民转公”理应是顺风顺水地没有什么问题了。
明知道我享受“民转公”一定会是非常艰难坎坷的，可三合中学的丁存恕校长却心有不甘。他一心一意想留住我这个“人才”。一是我的文凭，是三合中学教师中最过硬的，二是我的为人和责任心丁校长很赞赏，三是三合中学只有我一个人学过英语，并且正处在英语教学的重要岗位上。没有我，三合中学的英语课，将会出现无人可教的尴尬局面。
存恕校长是在满怀期望中，看着我从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慢慢长大成年的。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对学习一贯优秀出类拔萃的我，他一直器重有加，关怀备至。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品学兼优，刻苦耐劳，办事认真，工作能力强，放得心的年轻教师。预感到我在“民转公”上会困难重重，他如热锅上的蚂蚁，寝食难安。他多次到公社革命委员会去游说，甚至表露出要是唯有一个“民转公”指标，也应该优先考虑我的观点。他妄图用他的这种虔诚的游说方式，去感动上帝，将我的“民转公”变为当仁不让不可逆转的现实。
公社派“外调人员”，对我们六个民办老师的家庭成份及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这个“调查”，对我来说就是致命的。因为我并不优越，或者说并不光鲜的家庭中农成份，更或者是我祖父哪怕是微小的政治历史“污点”，抑或是我没有任何过硬的社会关系，都注定了我在“民转公”上的必然失利。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亲不亲，阶级分”，“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的年代，我的“民转公”，必定不会出现任何柳暗花明，峰回路转，枯木逢春的人间奇迹。
三合中学六个民办教师，最终只有两个转为了公办教师。一个是李福元，其父亲李存祥，是土改时期的干部，时任多宝区卫生院院长。另一个是彭冬官，其岳父廖启泰，也是土改时期的干部，时任多宝区酒厂厂长。当时，区一级下属单位的院长、厂长，可是比大队一级领导干部高得多的官衔呢。大队的官们的孩子，都能被推荐上大学，上中专。这些区里院长、厂长的子女，凭什么不能“民转公”呢？公社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L在三合中学喜赴猪肉大宴时，表态为了留住人才，为了振兴三合公社的教育事业，要竭尽全力将三合中学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的庄严承诺，还余音未了，我们其他四个民办老师的“民转公”，却就此可悲地泡了汤。
三合公社一百多民办老师中，实现了“民转公”的，还有“无派”的头头白远才和白远宏。他们二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教学能力也不强，身体和年龄更不占任何优势。但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在狠批狠斗造反派头头时冲锋陷阵立了功。他们和多宝区及三合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建立起了在对造反派进行坚决斗争中的深厚战斗友谊。他们如同三合公社冉冉升起的两颗明星，必然当之无愧地，优先地享受到“民转公”阳光雨露的温暖和滋润。
同样根红苗正的其他三位民办教师同事黎纯清、曾祥吉、王尽美，由于没有过硬的关系，也和我这个家庭出身并不光鲜的人一起，被解聘了三合中学民办教师的职务，灰溜溜地回到了自己的生产大队。
我们只有认命，只有乖乖地服从，而别无它法。他们三人所在的大队小学，刚好民办老师缺乏。回大队去当民办教师，成了对他们的最好安排。丁云大队的小学，由于教师队伍人满为患，则没有了我的一席之地。重新操起锄头镰刀干农活，赶着毛驴拉板车，背着喷雾器打农药，成了我从三合中学民办教师的岗位上被解聘后的唯一选择。
这时候多宝区的高中师资相当缺乏。只上了一年高中的六八届高中毕业生李福元，和上了两年高中的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彭冬官，我这两个亲爱的同事，也立马被赶鸭子上架般地调到了多宝高中。彭冬官教高中语文，李福元则带着高中学生“开门办学”，到处采草药，干起了给贫下中农扎银针拔火罐的营生。
新集大队的王尽美，在回新集小学任教期间，由于家庭的贫困而吃尽了苦头。在家庭除了面临“无米之炊”，而又面临“无薪之炊”的窘境之时，不得不利用星期天，到五三农场东面的山里，去割茅草柴。在拖着一车沉重的茅草柴下山的时候，由于饥饿和疲劳，而使板车失去控制。最后，连人带车一头撞在山间的大石头上，就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相比命运多舛英年早逝的王尽美，我则是幸运的。
回乡后，我除了作为强劳动力，参加各种农业劳动及当时一阵阵掀起热潮的“学大寨”运动外，还因在乡里学历最高，又兼做了信用服务站会计、广播线路维护员、合作医疗站的勤杂等三种工作。
再一次任教
1973年，被文革的狂潮打倒的“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务实求真的邓小平，终于被伟大领袖权衡利弊，予以解放，恢复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让中国人心情振奋的大好消息。饱受了几年文革动乱之苦的人民，早就对文革带来的灾难痛之恨之哀声叹气之，都翘首以待盼着这种混乱局面能早日结束，国民经济能早日走上正轨。
1974年，伟大领袖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
当年，按照伟大领袖的重大步骤，文化大革命要经过“斗”、“批”、“改”三个阶段。实际上，三个阶段有时候是穿插交错进行的。当然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侧重点。这个时候的全国，当然包括学校，也已经进入到了“改”的阶段。对一个被称之为应该被打烂的旧世界，使用极左的方式去斗、去批、去破坏，相对较为容易。“改”，则是要建设。在既无实践也无头绪，而又要不脱离极左路线下的建设，则是难之又难。
1974年下半年，教育战线在“改”的浪潮中，丁云小学准备于次年开设初中班。由于师资缺乏，经大队党支部批准，当年丁云大队文化最高、文凭最硬的本人，荣幸地又一次当上了丁云大队的民办老师。丁云五队的存香叔，接替了我在信用服务站的工作。我即刻受宠若惊，走马上任。
1969年拆除了雕梁画栋的丁家祠堂这一明清时期的建筑后，利用祠堂的砖瓦木料建有两排平房，八个教室的丁云小学，鹤立鸡群地坐落在丁云大队的小河边。几年过去，教室前后的冬青树已经长大。校园内，空气清新，绿荫如盖，环境雅致。
当时学校按照老人家“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小学只有五年。不管你学到没学到小学阶段应该学到的知识，缩短学制后，五年级就成为了小学毕业班。雅致的校园环境，在当年，算是可以说得过去的硬件设施。这本是一个读书育人的好地方。可惜在文革期间，学校仍然把学生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了并不重要的地位。上课，完全是在打乱仗。阶级斗争，阶级教育，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主要任务。学生学不学文化知识，教师教不教语文数学，无人考核。在学校，只要学生打架不把脑壳打破，不把胳膊肘儿打断，只要你抓了阶级斗争，抓了“开门办学”，则可交差。会念语录讲台站，一张报纸混一天。学生知识没学到，阶级斗争年年喊。会拿锄头和镰刀，照样埋葬帝修反！
当时，北京的四届人大会议已经筹备了几年。这个重新组阁分配权力的代表大会，经过林彪事件的沉重打击，一再推迟后，也即将在1975年元月召开。这是不是我们伟大的党中央，伟大的舵手，向饱受灾难的全国人民发出的一种文革即将结束的伟大信号呢？大家也同样热切地翘首期盼着。
面对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大好形势，历经文革的苦难，不自量力，偷偷自诩为丁云大队青年才俊的我，革命豪情顷刻勃发。为了迎接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我在教学之余，热情地利用自己自学的拙劣简谱知识，自己作词谱曲，创作了一首表达自己“革命豪情”的时髦歌曲。我组织学生，把这首《热烈欢呼四届人大胜利召开》的歌曲，编排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节目。这个让稚气的孩童们，用笨拙别扭的动作表演的欢快节目，表达着我和纯朴的丁云大队民众的热切心声，给贫穷落后，饱受文革之苦的社员们，带来了些许难得一见的喜悦和享受。
当然，教育改革的重点，除了狠抓阶级斗争外，就是要搞好“开门办学”。学校在搞好阶级教育，政治教育的前提下，要办好宣传队、体育队。还要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
大队把丁云四队原来老榨油房，近一亩的地基拨给了学校。种上棉花后，作为学校的学农基地。学校组织学生，在这儿拔拔草，捉捉虫，就有了一个向上汇报的好材料，有了一个“开门办学”的好交待。此等小朋友玩家家的闹剧，堂而皇之，经过我们这些无辜者之手，在朗朗乾坤的丁云大队的大地上，拙劣地上演着。
在这种误人子弟荒唐的大环境下，怎么样去更好地紧跟文革的大好形势，把学校的学工也搞得有声有色呢？只有想办法去搞一个校办工厂了。
丁云校长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了解到我在三合中学搞过九二○“工厂”的事实后，当即拍板，决定在丁云小学也办一个九二○“工厂”。这个所谓的“工厂”，只是占用了学校的一间教室。全体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齐动手，利用废砖块加泥巴，在教室里分隔出了简陋的发酵室、接种室等。又派我到天门县彭市镇的竹器玻璃厂，采购回了用于生产菌种的玻璃试管。在万事俱备之后，可还欠缺用于消毒的福尔马林。
在丁云小学中，见过外面世面的人，只有我。对于外面的关系，熟悉之人，非我莫属了。于是，我又成了为办丁云小学的九二○“工厂”而一筹莫展的校长解除忧愁的救命菩萨。我充当了赴荆州、沙市，去寻购福尔马林的最佳人选。
出差荆州
1975年5月份，在离别荆州七年后，为了寻购福尔马林，我又来到了曾经就读了三年高中，一直让我魂牵梦萦的这个三国时期的著名古城。
荆州，也是当年楚国的故地。荆州城北面几公里之遥的楚都郢城、纪南城，彰显着荆州历史的悠远和博大精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人，也曾在此演绎过“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留传后世的千古奇闻。也曾留下了“歧路亡羊”“晏子使楚”等警示后人的诸多历史典故。
经过九年的文革，荆州城仍然没什么大的变化。破旧的民居，逼仄的街巷，萧条的市场，贫困的百姓，那种昔日的苍凉，依然故我。变化了的崭新景象依然乏善可陈。
最大的变化，则是新开的南门和东门的改道。荆州城历史上有东门名迎宾门，南门为南纪门，西门称安澜门，大北门名拱极门，小北门名远安门，小东门名公安门（水门）。1975年，呈现在我眼前的是，靠荆州师范那儿的城墙被扒开了一个大豁口，此为新南门。在东门和小东门之间，开了一个门，此为新东门。除此之外，再难找出变化了的荆州模样。
当年，人们通常的商业活动，都是在国营商店，国营商场进行。我十分幼稚地认为，购买福尔马林，应该非荆州最大的荆州商场莫属了。带着希冀，我直奔荆州商场。哪知商场内货架空空，顾客渺渺。文革，已使原来兴旺的商业，一蹶不振元气大伤。
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医药商店可寻。相继跑了很多商店，均宣告无果，我十分沮丧。看来，风尘仆仆赴荆州寻购福尔马林之任务，是难以完成了。为了不虚此行，我当机立断，又到荆州商场，为学校宣传队购买了两把价值几元钱的二胡和竹笛，从而得到了心理上的些许安慰。
赴荆州之任务看来是完不成了。但何不借此机会，去寻访一下昔日在荆州中学同窗共读的老同学呢？
一路步行，也唯有用步行的方式，来到荆州博物馆。在唐朝的古建筑开元观外，挂上一块招牌的荆州博物馆展区，逼仄狭小压抑，依然是文革前的模样。我很容易地在这儿找到了从事美术工作的荆州中学高中同班陈秀英。这个让我等老同学羡慕的工农兵大学生，已经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她从小有热爱绘画的爱好和天赋，父母均为南下干部的家庭出身条件，成就了她上大学、从事美术工作的儿时梦想。
七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相见，喜悦之情无以言表。至今还孑然一身的秀英同学，停下了为出土文物绘画的单调工作，热情地带我参观了荆州不久前出土的西汉古尸，及装在竹篓里堆积如山的出土青铜器库房。
出土西汉古尸的古墓，位于荆州凤凰山。这是文革期间，非常夺人眼球的荆州地区考古新成果。
凤凰山位于荆州古城北约五公里处的楚故都纪南城东南隅，为一处南北走向的平缓岗地。已发现秦至西汉时期的古墓180多座，168号西汉墓为其中之一。因中国人民解放军2460部队七中队在此建雷达阵地而被发现，于1975年发掘。墓内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古尸，和竹牍、“告地书”、笔、墨、天平衡杆，以及漆器、铜器、陶器、竹器、丝麻织物、木俑等文物500余件。
荆州，人文荟萃，历史悠远，地下文物比比皆是。文革，毁坏了一部分地上文物，也出土了一部分地下文物。功耶？过耶？但，目睹荆州博物馆库房内，堆积如山的青铜器文物时，那种新奇，那种震撼，那种不虚此行和叹为观止的感受，至今却让人难以忘怀。
告别陈秀英，于荆州西门外的江陵县农药厂，找到了同班同学骆竞瑜。老同学相隔七年后的相会，同样有说不完的话题，表达不尽的情感。
骆竞瑜六八年下乡，历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严酷锻炼后，招工在江陵县农药厂当工人。这个主要以生产高残留的六六六粉剂的农药厂，位于已经被文革的狂涛毁坏得面目全非的太晖观旁。太晖观四周，散发着刺鼻的农药气味。设施简陋，工艺落后的农药厂，在文革中期诞生，当时还顽强地生存着。工人们在这种恶劣的空气环境中，长年累月无可奈何地承受着有毒气体的缓慢侵淫。
骆竞瑜换下工作服，戴上让人羡慕的，个人物品中最值钱价格达100元左右之巨的手表。我们步行，边走边聊。到博物馆约上陈秀英，来到骆竞瑜位于民主街的家中。
历经文革洗礼，青砖青瓦的骆氏老旧平房的房顶上，耐受恶劣环境的瓦松，依然顽强生长着。简陋的室内，最让人亮眼的家具，是装有玻璃镜片的暗红色衣柜。这种能助梳妆、正衣冠的衣柜，在我们贫穷的农村可难得一见。
竞瑜的家人，热情接待了我和秀英。竞瑜在厨房为招待我们的母亲帮厨，我和秀英在客厅叙旧。她谈到了文革，谈到了荆州几个同班的近况，也谈到了和她一样，仍然孑然一身的竞瑜。这些上山下乡后招工回城的老三届们，虽然比我等农民身份的老三届还是强了不少，但过得也很艰辛。面对拿着国家工资的老同学，低下的农民身份的我，顿觉自惭形秽。但是，已经是三个孩子父亲的我，与还依旧孑然一身的两个老同学相比，好像也略微显露出了在另一方面的些许安慰与满足。
吃饭之时，说到我此次的出差任务，就是到荆州寻购福尔马林。骆、陈二同学，热情地向我介绍了招工在荆州医院当护士的李媛善同学，说她可能会解我的燃眉之急。
第二天，我很方便地在荆州医院找到了李媛善同学。她和还在部队服役的同班同学胡志林，已幸福地结为秦晋之好。我荆州中学同班47人中，当初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的，似乎只有陈秀英一人。但是，当兵的男生却有十个之多。这里面，有军分区司令员的儿子，有老红军的儿子，有土改骨干的儿子。那时，学生升学无望，摆在面前的，只有当兵唯一一条能体现人生价值的最佳出路。那些对前途充满希望，或者无望的女生，一般都怀揣着能找一个当兵的同学，作为自己终生伴侣之梦想。本班七个女生中，就有三个女生在同班同学中寻觅到了心爱的兵哥哥，并修成正果，喜结连理。
李媛善同学在其狭窄拥挤简陋的寝室里，热情接待了我。知道我还没吃早饭，她搬出煤油炉，在寝室的书桌上，为我煮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条。饥肠辘辘的我，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地立马解决掉之后，她把我带到了荆州医院的人体解剖室。一具等待解剖，散发着浓烈福尔马林刺鼻气味的尸体，被褐色的被单覆盖，放在手术台上。这不禁让从未经受过此等场面的我，心情紧张，毛骨悚然。
李同学向主管解剖室的女医生说明了我的来意后，热情的解剖室主管立马当机立断，行使了一下本不应该由她行使的小小权力。她居然无偿地，给我灌装了两瓶散装的福尔马林消毒液。赴荆州寻购福尔马林的任务，无意中却大功告成，我欣喜若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激动的我，也忘记了近距离面对冰冷解剖尸体的恐惧。真是无以用语言对主管、对李媛善同学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当然，骆、李二同学，和陈秀英一样，也非常优秀。他（她）们就像一块金子，放在哪里，也会闪烁出明亮的光辉。恢复高考后，骆竞瑜和李媛善，都考上了自己满意的高校，后来都取得了教授的职称。陈秀英后来和教授老公幸福地随女儿定居澳大利亚，且成为国际知名画家。当然这是后话。
辞别李媛善，带着二胡，带着在荆州医院得到的福尔马林，我到荆州农校拜访了在这儿就读的三合公社的赤脚兽医丁光武。
荆州农校停办，及后来被迁到乡下办学后，其旧址已经被从北京和大庆迁来的江汉石油地质学校占用，这就是后来的江汉石油学院。邓小平复出后，荆州农校在原来校址的南面，搭建了几座芦席棚，算是有了一个简单的安身之所，并开始招收社来社去的学生。社来社去者，是当时不用经过考试，而是由各个公社选送来的学员，毕业以后身份不变，不用国家发工资，还是回原来的公社工作去，拿工分去。这种简单的不用动脑子、不用耗费国家财力的毕业分配方式，极大地缓解了由于文革折腾，而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捉襟见肘的矛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也是这样一种缓解吗？丁光武就是以这种身份，入读荆州农校的。
据丁光武介绍，荆州农校，当初就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走出高楼深院，迁到乡下办学的。这一走，却把一个环境幽静，在1958年就办有高农班的好校园，给走丢了。江汉石油地质学校，鸠占鹊巢，发展成了后来的江汉石油学院。再后来，就成了现今的长江大学。
丁光武热情招待我，在简易的芦席棚食堂里，买了稀饭馒头咸菜。我们两人步出芦席棚食堂，在杂草丛生的“校园”内，边走边吃边聊，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愉快时光。
告别丁光武，告别荆州古城。也告别了我曾经带着青春梦想苦读三载高中后，梦想彻底破灭的地方，坐上了回家的班车。老式汽车嘎吱嘎吱地行驶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汉宜公路上。无暇观赏沿途的村舍田园风光。我的思绪，一直沉浸在昔日荆州中学学习生活的回忆中，一直沉浸在此次荆州之行的一幕幕难忘的场景里。
混乱的教学工作
寻购福尔马林的任务完成后，接下来，丁云小学“校办工厂”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难以为继。空有其名而并无其实，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的“校办工厂”，也不得不偃旗息鼓寿终正寝。这个“校办工厂”，也给文革时的“教育革命”闹剧，留下了一个可悲可叹的真实笑柄。被占用的那间教室，无声地诉说着那段绝不可能由普通民众左右，更不可能由丁云校长和我等普通民办教师左右，或者能负责的荒诞无稽的可悲历史。
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召开，已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适应全国人民迫切希望结束文革动乱的愿望，提出了以毛泽东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条指示，作为指导一个时期的工作纲领，当时被简称为“以三项指示为纲”。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从整顿铁路作为突破口，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下半年，也对教育进行了整顿。由于整顿，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教育战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时，丁云小学办起了一个初中班。
丁云小学的所有民办老师中，只有我是高中文凭，其他老师只有初中或者小学文化。可见当时农村文化知识和文化人才之奇缺。丁存宜老师虽然只是初中文化，但却脑子活络，口齿伶俐。因此，丁存宜老师和我，共同担负起了丁云小学初中班的教学任务。
“一打三反”和独具湖北特色的清查“北、决、扬”运动的余波，还在湖北大地回荡。天门县把全县原来“红色造反者”的骨干分子，集中在天门的白茅湖农场办学习班。这也是对他们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乃至罪行，进行的一次全面集中彻底的清算。这些当年追随领袖造反，曾在当地叱咤风云，现在又如丧家之犬的造反派头头们，也只有一个唯唯诺诺、俯首贴耳地任由他人批斗的命运了。
丁云小学的丁存宜老师被抽调到学习班去，帮扶管教这些造反派头头。所以，初中班的数学、语文、政治、英语、工农业基础知识、体育、音乐、劳动等科的全部教学任务，完全落在了我一个人的头上。一个四十多人的初中班的全部教学和管理工作，从早到晚的每一节课，仅仅依靠我一个人来对付，可想工作量和教学效果，会是何等的不堪。师资缺乏，教材缺乏，课桌缺乏，资金缺乏，制度缺乏。很多时候，只有手拿一张报纸进教室，高谈阔论一整天。嗓音嘶哑，口干舌燥，筋疲力尽，效果甚微，是当时我们教学工作的真实写照。反正文革时，只要学生不出现安全事故，不打破脑壳就行。教学无人监管，效果无人考核。我虽然无法改变这一窘迫的现状，但是对这种学生不愿学，教师整天混的教学工作可悲状况，忧心忡忡。
1975年底，伟大领袖在全国范围内，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运动。一心通过全面整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
1976年1月8日，这一天，也正是农历的腊月初八的腊八节。
寒冬时节，学校已放寒假。我正抖擞精神，和十多个没上水利工地的老弱社员，不辞辛劳，学雷锋似地在帮丁云三队一户人家整理台基。省吃俭用却还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房东，准备重新盖一座泥巴墙新房。他家的老房子是在清朝后期建的，历经沧桑，年代久远，到现在已摇摇欲坠，早就难以入住了。
这时，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从原始的收音机里传来。大家停下活计，面带惊恐，屏息静听噩耗。在文革期间，周总理在民众中拥有崇高的威信。哪里有了灾难，哪里有了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周总理总是会出现在哪里。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1976年的4月5日是清明节。人民群众出于对“四人帮”的痛恨，出于对文革的反感，自发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这是人们通过清明节之悼念，而找到了一个发泄对文革不满情绪的合适窗口和渠道。此深得民心，代表民意的活动，却被最高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从而遭到镇压。邓小平被认为是此事件的总后台，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消息是通过中央的《人民日报》等党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传播的。至此，从上到下，又掀起了一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热潮。全面整顿彻底终止，国民经济及社会秩序又急速恶化。
为了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教育战线也大踏步地“向左转”。学校当时的主要任务，说是要彻底进行教学改革。时任拖市区教育组南河片片长的谢克仁老师，不止一次到丁云小学向老师们传达上级教育改革的伟大精神。即学校要彻底废除课程表、清洁值日表、作息时间表等三表制。要把农田当课堂，把农业劳动当教材，把贫下中农当老师。学校要办工厂，办农场，实行革命化的“开门办学”。课堂不要了，教师另有“高明”（贫下中农）了，“三表”被废除了。
丁云大队把老榨屋拆除后近一亩的屋基地，划给了学校种棉花，作为学校的学农基地。试想，此狭小的基地，能让学校两百多学生学到什么呢？还好，学校总算有了一年大几十元的棉花收入，也有了点儿可以支配的活动资金。这，也算是不错的结果。
教育革命无序的盲目折腾，让老师们无所适从。教学工作在极左理论指导下，在上级错误的决策中，完全没有了章法。混乱混乱再混乱，可悲的教学工作，再次陷入到了荒唐的无序之中。
武汉采购
生产不重要，教学不重要，其它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作也不重要。搞好文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是当时中国社会最最重要的大事。这，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成为了文革后期的最大政治。这时，丁云校长安排丁光烈老师和我一起，共同负责初中班的教学工作。
丁云小学紧跟当时的“大好形势”，适应批邓的需要，着重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继续办好体育队。体育队由丁明礼老师负责，无怪乎就是组织学生打打篮球，跑跑步，训练立正、稍息、向左向右转之类。其成效如何，基本上无外人问津。
第二，继续办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而宣传队的受众，则是当地文化生活贫乏的公社社员。社员的口碑，社员们的热情，激励着学校宣传队。这可就是给学校挣面子的事了。
除此二者外，学校工作似再无重要之处。
在贫穷的农村，对文艺和音乐的爱好之人，少之又少。在此方面略为“超前”的我，在管理初中班之余，理所当然地负担起了丁云小学宣传队的工作。宣传队紧跟“大好形势”，编排批邓的节目，和歌颂伟大领袖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节目。虽然违心，但却是当年政治正确的需要。只能如此，别无它法。
要办好学校宣传队，首先，要为宣传队配备像样的乐器和演出服装。二胡、笛子、秦琴、唢呐等已经具备的乐器，似还不够新潮。丁云校长决定，再为宣传队添置一部扬琴。
然而，高大上的扬琴，在穷乡僻壤的天门乡下，绝对犹如外星文明的稀缺之物。做演出服的衣料，在当地，更是难觅踪迹。于是，丁云校长安排我立马赴省城武汉去采购。采购的费用均出自丁云大队拨付给学校一亩左右的学农基地的收入。此基地为丁云的一处榨房，几年累计一百多元之巨的棉花收入，成就了此次赴武汉采购的经济底气。
在大队开好了赴武汉的介绍信，和赴武汉为公社加工厂采购动力机配件的两位“武汉通”老乡同行。一年要跑几次武汉的他们，“武汉通”之称谓真是名至实归，受之无愧。我诚惶诚恐地与之结伴，心里也有了几分难得的踏实。
要去省城武汉了，总得有一个体面的打扮和行头。和夫人初次见面时，穿过的大补丁裤子，肯定会丢人现眼，会让大城市的人们瞧不上眼。于是，我把结婚时花费了29元之巨，却从不舍得再穿一次的蓝色“涤卡”裤子穿上，心怀忐忑地和两位武汉通老乡，起了一个大早，在永漋镇的杨家浲，坐上了一天仅此一班赴武汉，且破破烂烂的过路班车。
车到武汉，但见省会武汉的街市脏乱破败，解放大道车辆渺渺，行人稀疏。最具现代化，却也十分简陋的湖北广播电台的大厦，孤零零地耸立着。可文革标语、文革遗迹却骇然映入眼帘。
更让我傻眼的，是武汉市民和大街上的行人，虽然穿着陈旧破烂，但却没有一个人穿着像我这种吊着裤脚边的原始裤子。这，与第一次大串连赴汉的感受绝然不同。乡巴佬，如另类，无地自容，成为了我第二次赴武汉的第一感受。我像做了贼一样，窜到街边一个小小的缝纫店里，尴尬地将外裤脱下。我龟缩在那儿，花费几毛钱之巨，急等裁缝师傅，帮我剪下裤子的吊脚边，再缝好。拾掇好后，才心安理得地倘佯在了武汉的大街上。
那时候，城市的人们，居住条件十分窘迫，冬天，没有在家洗澡的条件。因此，街市上办了一些经营性的公用浴池，俗称澡堂。春夏季，武汉的公用浴池空闲了。聪明的武汉人，在浴池的水泥地面上，放置好从各家各户搜罗来的，各色各样大小不一的铺盖后，就将其临时作为“旅店”经营，以便增加收入。这样的浴池旅店，归集体所有，则免除了搞资本主义之虑。
这种简陋得再不能简陋，只有男女两大通间的“旅店”，也必须有介绍信才能入住。我和两位“武汉通”老乡，凭借介绍信，并花费每晚两角钱之巨后，晚上在浴池大通间的水泥地面上，就有了一个难得的安身之所。
来“旅店”住宿的人们，几十人拥挤地睡在浴池水泥地面上，毫无遮拦。门窗密闭，汗臭味、霉味、各种不明臭味，充斥其间。此起彼伏的鼾声、梦呓声、挫牙齿的声音，形成了晚间浴池水泥地面上的“美妙”交响曲。
赴武汉的采购任务，我牢记在心，不敢有丝毫马虎。第二天，从地铺上爬起来，匆匆忙忙到武汉的各大商场去转悠，去寻购那个高大上的扬琴。还算阔气的武汉商场、也可称之为繁华的六渡桥和省府政要们同居一隅的武昌的商店，都让我一次次大失所望，心怀悲凉。看来，此次的武汉采购任务，可能要泡汤了。
情急之下，再次颌首低眉，不耻下问，终于找到了硚口商场，并在硚口商场寻觅到了心爱之物扬琴。此老天助我也！抚摸着心爱的扬琴，欣赏自己笨笨拙拙地敲打出来的清脆天籁之音，心中的满足和欣慰，油然而生。花费60元之巨，三分钟成交。
一气呵成，又在硚口商场的疋头柜采购到了用于做宣传队演出服，且不用花费布票的面料。扬琴和面料，总计不到100元。
带着希望，带着战利品，在新华路长途车站坐上班车。100多公里的路程，风尘仆仆，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又回到了丁云。我终于圆满地完成了此次赴武汉采购的光荣任务。老师和学生们，像迎接外星文明一样，争相目睹了高大上的扬琴之尊容，似乎享受到了难得的节日之欢乐。
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
宣传队的乐器配置，在拖市区，甚至在天门县的各大队小学中，也应该还算新潮了。除了我自己亲历亲为，每天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加班练习扬琴的弹奏技法外，我还百里挑一地从全校学生中,选择了三年级伶俐乖巧，聪明的丁金姑，作为学习弹奏扬琴的最佳人选。每天，听着小姑娘从笨拙到能简单地弹奏出一曲完整的乐曲时，我就感到了一种后继有人，成功在即的莫大欣慰。
丁云校长的夫人擅长缝纫手艺，此时她又荣幸地得到了一次学雷锋的良好机会。她不辞辛劳，日夜加班，通过缝纫机和一双灵巧双手的完美结合，不用花费一分钱的加工钱，八件鲜亮的演出服横空出世，耀人眼眸。宣传队的工作，顺风顺水地开展了起来。
我甩开膀子，竭力绽放青春激情，努力调动创作灵感，日夜沉浸在作词谱曲不可名状的兴奋之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此生难得的人生价值。继而一鼓作气，组织宣传队的学生加班排练，让我的拙劣创作，演变为学生们变幻的队列队形，及手舞足蹈的形体动作，也让他们用稚嫩的嗓音，演唱出了在那个苦难村庄权且可称之为的天籁之音。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政治绝对正确的节目大功告成，相继问世。初中班丁存培等两人的相声《扫盲》，情感真挚。群舞《保卫天安门》，迎合当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代主旋律，慷慨激昂。表演唱《棉花姑娘扎把收蛾》，歌唱种田“为革命”，情动乡野。表演唱《选种》，更是大话连篇，豪情翻飞。鲜亮的演出服，配以不太落后的乐器伴奏，及孩子们的卖力表演，把丁云小学的名声，推向了建校以来的一个高峰。
这样的演出，即使在当时的城市非专业人士眼里，肯定也只是拙劣的小菜一碟而已，不值一提。但在当时政治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贫穷落后的乡村，这些原始的节目，也还是很能吸人眼球的。看着自己的心血，终于结出了“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岂不倍感欣喜！
我们编排的节目，除了在丁云大队的田间地头演出外，还参加了在南河中学的演出，参加了拖市区中小学在赵台大队的文艺汇演。均得到了那个政治正确文化贫瘠年代的一致好评。
自编自演节目，虽然让懵懂的孩子们和老师们，得到了一些虚无的快意，享受到了一种成功后的虚荣。但却耽误了孩子们的学习时间，浪费了孩子们宝贵的年少时光。不过，没参加宣传队的学生们，在阶级斗争的喧嚣声中，也是碌碌无为地跟着老师在“抓革命”。
当时，初中班的数学教学，还有一个关于测量和绘制地图的课程。我带着初中班的七八个或十来个学生，利用一根一米长的直尺、一块带支架的木板、一个罗盘、一个20米的卷尺，和几根竹竿，为丁云大队进行了简易的地图测绘。丢下大多数学生不管，带着少数学生，以测量代替上课，这就是我们的“开门办学”，这就是我们的教育革命。这种教育革命，是上级革命委员会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所大力倡导的。
夏末秋初之9月，太阳仍然炙烤着大地，树上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给人以初秋燥热的感觉。棉桃开始吐絮。我和几个学生头顶烈日，带着土得掉了渣的，权且勉强称之为测量设备的工具，穿行在道路、沟渠、棉田之中。我们在丁云大队与相邻大队的边界，选好测量点，打上木桩，树上竹标杆。用两头钉着大头针的直尺，瞄好角度，一段段地测量着。再根据实际长度，换算出绘图纸上线段的长度，按照方位描画在图纸上。经过十多天的测量、绘图、修正，丁云大队的地图，在我的图纸上赫然显示出了骄人的轮廓。按照当时的政治语言逻辑，这也是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附录
《梦魇》全书目录
序一
序二
前言
第一章 文革烈火
一、风雨来临
二、停课后的疯狂
三、我的语文老师王功品
四、工作组进校后
五、短命的文革工作组
六、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七、荆州中学诞生了红卫兵
八、疯狂的破“四旧”
九、抄家狂飙
十、紧绷着阶级斗争之弦
十一、“红宝书”
十二、第一代红卫兵谢幕
第二章 北京接受检阅
一、我们要上北京去
二、出发
三、到武汉
四、开往北京的火车
五、毛主席请来的客人
六、北大串连
七、游览天安门广场
八、第六次检阅之前
九、第六次检阅
十、在北京的大专院校
十一、第七次检阅
十二、参观“收租院”
十三、礼物
十四、游览颐和园
十五、北京游览
十六、等待
十七、告别北京
第三章 步行串连
一、荆州决策
二、回家
三、会师武汉
四、“长征大学”成立
五、夜行军演习
六、南昌的等待
七、长征大学第三连
八、誓师长征
九、抚州经历
十、在南城南丰
十一、广昌路上
十二、赴瑞金的征途上
十三、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十四、于都分裂
十五、三个人的长征
十六、雪夜上井冈
十七、井冈山的疯狂
十八、黄洋界上
十九、到分宜
二十、回武汉
二十一、结束串连
第四章 两派争斗
一、两派的初步分化
二、造反派保守派
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四、“七二○”后
五、抢
六,“革命”的活动
七、日薄西山的保守派
八、“钢”、“新”之争
九、“八三一事件”
十、岑河农场
十一、思索
十二、无奈的选择
十三、即将谢幕的红卫兵运动
十四、上山下乡回乡
第五章 贫苦的生活
一、“三忠于”、“四无限”
二、政治活动
三、艰难度日
四、尴尬的商品供应
五、“九大”前夕
六、上山砍柴
七、白猫洞
八、初步整肃造反派
第六章 教育生涯
一、走上民办教师的岗位
二、教师集训
三、建造新学校
四、战备
五、开挖汉北河
六、“革命化”的春节
七、走上公社中学的教学岗位
八、三合中学的生活
九、教育革命
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十一、九二○“工厂”
十二、教师培训班
十三、“一打三反”集训班
十四、英语教学
十五、承诺
十六、区中学生运动会
十七、南水北调“谱新篇”
十八、反腐败
十九、旧貌换新颜
二十、“九一三事件”的震撼
二十一、民办教师转公办
第七章 在继续革命的日子里
一、割资本主义尾巴
二、尴尬的信用服务站工作
三、有线广播网
四、合作医疗
五、滚水坝
六、学大寨
七、农村工作组
八、苦涩姻缘
九、再一次任教
十、出差荆州
十一、混乱的教学工作
十二、武汉采购
十三、教育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四、巨星殒落
十五、翻天覆地
后记
历史教训应该记取
（《梦魇》序一）
金卫斌
中国的历史，向来不重视来自底层草民的经历和故事，仿佛历史上只有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出现过，普通的士、农、工、商、兵，很少能在史书上留下痕迹。丁光义同学在写作本书之初，也曾犹豫、徘徊过。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文革经历，能说明什么？有意义吗？
我虽然比作者年少十多岁，却有幸做了他的大学同学，这正是文革期间高考被取消的结果。与他作为文革参与者不同的是，我从1968年开始上小学，1978年正好高中毕业，对文革十年发生的那些事有感觉而无知觉，成年以后，却发现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竟然有那么多不能公开提及的禁区。然而越是被禁，越引起好奇，我非常渴望能从更多的渠道，获知这段历史的真相，很自然就产生了对所有文革回忆作品的浓厚兴趣。对丁兄的写作计划，更是抱有特别的期待。
本书既有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1966～1976），大致可分为荆州中学学生（前四章）和回到老家天门务农（后三章）两个时期，也有对全国、湖北省、荆州城区、天门县、多宝区等地文革运动的全景式回顾。我从本书中读到了许多在公开可见文献中，难以见到的真知灼见，在一些疑难问题上，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也隐约看到了一些藏在细节之中的“魔鬼”。我坚信，这样的民间历史记述，是有着特殊而又重大价值的。
在前四章，作者全面回顾了红卫兵运动的起源、发展到落幕的过程，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是把红卫兵分为三代。丁兄认为，第一代红卫兵，是破“四旧”、斗“黑帮”、点燃文革烈火的红卫兵，主要由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组成。第二代红卫兵，是进行革命大串连的红卫兵，除极少数所谓的“黑帮”子女外，一般没有明确的家庭出身限制。第三代红卫兵，是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极力支持和鼓动之下，造反、夺权、搞武斗的红卫兵。这个时期的红卫兵组织和成份，极其复杂，除青年学生外，工人、农民、机关干部都有参加。我看这三代红卫兵共同之处，是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积极参与对所谓的阶级敌人斗争。不同之处在于参与动机、斗争对象和斗争的形式有很大不同，且与他们不同的家庭出身有密切关系。这三代红卫兵在文革中的不同表现，或者说他们的主要贡献以及最终结局，读者可分别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第四章中得到比较清晰的了解。如果你想知道文革早期那些殴打老师、迫害“学术权威”、大规模毁坏历史文化遗迹的“革命行动”，究竟是何人所为，读一读本书是非常有益的。
就本书所提及的第三代红卫兵而言，在我看来，或许用文革语言称之为群众组织更为合适，包括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因为此时的学校红卫兵在推动运动发展的力度上，已经大不如此前。运动的主力基本上是工人、机关干部、农民。当然，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如上海，工人造反组织一登台，就基本上抢光了上海红卫兵的风头，而在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的光芒，直到1968年9月，才被伟大领袖亲自抹掉。
有关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派性斗争，造反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是文革期间另一个重大问题。本书第四章对发生在湖北武汉、荆州、天门的派性斗争情况作了简要介绍。一个不太为人注意的真相是：湖北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在整个文革十年期间，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月的风光，能够坐在主席台上，对一些当权派耍耍威风，过过官瘾。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是被审查、批斗甚至囚禁、劳改的对象。这与保守派头头们，和一时挨过批斗的当权派们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从清理阶级队伍，到清查“5·16”、“北、决、扬”，再到“一打三反”，以造反派头头为主要整肃对象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这在本书第四至六章中都有体现。
在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和全面内战基本谢幕之后，七十年代的前6年还是相对平静的时期。从本书第五章开始的叙事，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相对富裕地区农民们的真实生活写照。不过，读者们在书中读到的内容，是不是很难跟“富裕”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我相信所有的过来人对此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后生们如有疑问，可征询自己的长辈或长者。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贫穷，伴随着的是与之相适应的愚昧、顽劣和无知。一帮自己底裤上缀满补丁的人们，却吼着喊着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相信那些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到处上演着荒诞不经、可笑之极的挥舞着“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闹剧。
我也清楚地记得，当伟大领袖永远离开我们的时候，许多大人都在嘀咕，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梦魇初醒，1976年以后的生活，我们大家都过来了，是好是坏不用我多说，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历史决议。但围绕文革的争论并未真正平息，许多事件的真相也不见得都大白于天下。今天我们在嘲讽五十多年前的那些闹剧，明天我们的后代是否会嘲讽我们对历史真相的漠视与掩饰？
好在并不总是只有胜利者写下的历史，才能够流传于世。无数个如丁兄一样的普通人，也留下了大量文革期间的珍贵史料。行文至此，唯有诗圣千古名句能表达我的心情——“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感谢丁兄给了我先睹为快的荣幸。遵嘱是以为序。
2022年2月18日于黄州遗爱湖
【金卫斌博士原系黄冈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一本有价值的书
（《梦魇》序二）
彭善述
四年前，我旅居大连，浏览网页时偶然看到丁光义写的回忆文字，大感兴趣。尽管当时全书尚未写完，我全然不顾电脑屏幕对于眼睛的伤害，一口气全部读完。读完后才发现丁君与我是同龄人，且他的高中同学有些也曾是我的同学，他高中的密友也曾是我的密友，这不禁使人有“世界真小”之叹。正是因为我们是同一辈人，从同一个时代走过来，亲眼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种种荒唐，他写的这些才真正使我感同身受，好像也就是写的我自己的经历一样。
对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革命”，官方早就有了“浩劫”“内乱”的定性。但是五十多年过去了，对于文革的真相并未得到系统的梳理与清算。尤其是文革对于我国国民的文化、思想与道德这三个层面巨大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正因为未经认真严肃的批判与清算，所以如今便渐渐地显现出了它的恶果。人们沮丧地看到，与西方文化相比，我们的文化已然成了弱势文化；人们抱怨社会上充斥着金钱至上，三观扭曲，不知敬畏，毫无底线的人；人们又无可奈何地感叹当今的道德水准的大滑坡，以至于有学者大声疾呼：如果这样下去，中国人的人种都要退化！（资中筠语）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辈人都深深地体会到，旧的东西推翻了，打倒了，并不意味着新的东西就确立了起来。文革使得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遗产和风俗习惯毁于一旦，“破四旧”对中国文明的毁灭程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好友揭发、亲人背叛，冤假错案成堆，法制形同虚设，社会因阶级斗争而撕裂，价值、道德、伦理观完全消亡。彻底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人性道德，更是摧毁了中国一切既有的文化、哲学、思想、道德、良知、及美好的情感。但是，摧毁了这一切之后，有新的、更高明的代替了它们吗？
前总理温家宝说过一段话，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这段话其实也就是说文革带来的经济损失尚可弥补，文革带来的精神毒素将长期地戕害我们。
现在因为害怕深入批判文革会带来负面的作用，影响到党的执政的合法性，尽管承认它是“动乱”与“浩劫”，仍然把讨论文革作为禁区。但是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后代终将会彻底丢掉这些羁绊，而完全从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出发去详尽地从各个层面研究文革，正像我们现今可以从任何角度出发去研究古代史一样。
而到了那个时候，由于时过境迁，加之对文革讨论长期的封锁，材料的问题便显得突出地重要。丁光义的这本书，以及其它类似的个人撰写的回忆性的文字便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了。且不论历史是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反正你从官修历史中是读不到具体的、活生生的东西的。上一世纪西方有一门科学发展得很快，叫社会学。社会学有一个分支叫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的材料来源不仅仅是官修史书，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众多的回忆录，尤其是特定时代个人的回忆文字。这便是学者们说的“第一手材料”，是极其珍贵难得的。
光义的这本书，就是这种“第一手材料”，它以极其流畅的笔触，描绘出了那个时代非常翔实的面貌，使我们完全如临其境。除了完整清晰地叙述了作者在那个“革命洪流”中的经历与思考之外，它更是真实地、既无虚夸又无掩饰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那个特定时代农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对人们当时的精神状态、生存环境、生活水准等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要注意的是，那个时候光义的家乡就全国而论，属于相对富庶，号称“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这里历朝历代都是中国的“粮仓”。他们尚且如此艰难，国内其它的真正的穷乡僻壤的人们在如何挣扎则可想而知了。
我个人觉得，这本书自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与认识价值。随着时光的流逝，它的价值必定愈发珍贵，光义真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已经老了。当年他们无法无天，只相信一个神——毛主席，当这个偶像破灭后，他们就只有相信他们自己了。书中提到老革命的女儿宋彬彬，当年，她们师大女附中的一群红卫兵，这一伙女孩子，活活地打死了她们的校长卞仲耘。前几年宋彬彬经过反思，对死者家属郑重地道了歉。但死者家属不接受这种道歉，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她们只是一群孩子，是谁唆使她们犯下了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当时孩子们杀了人，大人们在哪儿？现在孩子们道歉，大人们又在哪儿？
许多该说话的大人，从过去到现在都不出来说一句话（有的已经带着本该说的话永远离去了），可见仍然有研究文革的必要。所以我要感谢光义，能写下这么一本有意义的书。虽然我与光义至今未得谋面，但我特别地写了以上的文字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2022年3月17日
【彭善述先生原系湖北省农村金融学校暨湖北省电大农行分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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