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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〇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7月30日第204期
本期目录
〖湖南文革专辑2〗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湖南文革述略
一、文革初期
从“四清”到文革
长沙高校的运动
“八一九事件”
“抓黑鬼”
主要群众组织的形成
保守派的覆灭
造反派矛盾爆发
二、“二四批示”与造反派第一次分裂
“二四批示”及其后果
“二四批示”之解析
“工联”的崛起
长沙的形势和“八·十决定”
地方武斗事件
三、造反派第二次分裂
“工”“湘”之争
“极左派”和“省无联”
“省无联”的社会背景
“新思潮”与《中国向何处去？》
哲人杨小凯
“湘瓷派”和“汽电派”之争
四、从湘南大屠杀到清队“红色台风”
大屠杀的起因
惨绝人寰的道县大屠杀
道县屠杀之扩散
“清理阶级队伍”
南岳会议和刮“红色台风”
五、湖南文革后期和结局
卜占亚时代及其结束
从批林批孔到文革结束
“揭批查”和“处遗”
张九能和武文俊
结语
书海泛舟
渔歌子录入 湖南锡矿山的文革武斗与非正常死亡记录
“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人员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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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湖南文革述略
杜钧福
文革开始时，湖南省辖长沙、株洲两市和常德、岳阳、益阳、黔阳、湘潭、邵阳、衡阳、零陵、郴州等九个专区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省长程潜，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当时程潜的湖南省长一职实为挂名，他又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常住北京，文革初期得到周恩来点名保护，基本未受到冲击，于1968年病逝。
百余年来湖南成为我国新思想的策源地，在文革时期也不例外。各种思想流派和政治势力分化组合、交织演变，文革群众运动发展为较完整的形态，可作为理论研究的样板。除去不同的政治派别外，像“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批判者周友华这样的奇人都出自湖南，并非偶然。当然典型人物是先知先觉者杨小凯即杨曦光，以及我们将要说到的张九能、武文俊。
湖南文革的研究和资料积累比较充分。陈益南、杨大庆、廖振旅、陈秉安等人的回忆录和资料整理给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本文将多次引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复旦大学向前的博士论文《政治身份体系下的社会冲突——文革初期群众行为的社会根源》则比较充分地综述了文革前期湖南的派别冲突并分析了其社会起源。谭合成《血的神话》一书则揭露了1967年湘南大屠杀这一震惊全国的惨烈事件。各界人物的回忆录也提供了比较充实的原始资料。地方志、党史、校志等类公开资料叙事较为笼统但也值得参阅。
一、文革初期
从“四清”到文革
由于湖南乃是“龙兴之地”，毛泽东对湖南地方干部以及中南局的干部比较熟悉也比较信任。1966年6月26日他在韶山滴水洞接见中共湖南省委和湘潭地委、县委的负责人，听取工作汇报时，还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文革期间湖南干部调到中央和其他省市任职的很多，如张平化、华国锋、龙书金、李瑞山等。6月17日中央调张平化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由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代理第一书记。文革开始时，湖南省级领导心中比较有底，一切举措均按中南局布置进行。
早在1966年4月28日，经省委批准，《湖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批判著名作家、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把他打为湖南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头子”。5月13日省委指示湖南师范学院停课搞运动。随之，湖南大学、湖南财贸学院、中南矿冶学院、湖南农学院、湖南医学院等校及全省各师范专科学校也相继停课闹革命。一些学校开始揭发批判本校教师和领导。6月7日省委指示省内地、市、县各级派工作组进驻中等以上学校领导运动。全省共派4600余人。
1966年6月17日，经省委批准，《湖南日报》点名批判师院历史系副主任林增平，后又加上中文系教师马积高、羊春秋，把他们三人打成湖南的“三家村”。院长刘寿祺因执行“二月提纲”受到批判，被停职反省。之后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也被点名批判。截止到6月25日，省委直接掌握的全省进行“社教”城市中被揭发出的“重点对象”共3千余人，称“四清定案，文革处理”。 8月底开始批判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周立波文革前夕在《羊城晚报》上发表的散文《韶山的节日》，给他加上“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罪名，后将其长期监禁。有些县市也拿不掌实权的民主人士开刀。如《衡阳日报》8月5日点名批判副市长、民革主任委员刘劲先，8月11日点名批判市文教局长、民盟主任委员陈植森。
灾难遍及城乡各地。在湘乡县，“至6月下旬，城内有100多名所谓‘牛鬼蛇神’被批斗或监管劳动，早晚站立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县内有近千人被大字报点名批判，其家属子女也受株连。县人民医院180名职工中，有19人被大字报点名，5人被斗。”
各地中小学教师成为运动重点对象。例如在岳阳地区，“平江一中、岳阳一中等6所中学327名教师中被点名批判的有272名，华容县2370余名中小学教师和社教队员参加县里集训班，历时34天，处理、清退、开除干部、职工、教师300多人。平江县委组织工作队进驻6个文化单位和13所中学，有105人被揪斗。湘阴县2300多名教师中有506名遭到大字报围攻，24人被开除公职。”
典型案件如长沙的“戴以珍事件”。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京赴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6月2日路经长沙，曾召集省委常委开会作出布置。6月4日省委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王延春在会上说要抓“小邓拓”、“枪打出头鸟”，在群众中抓反革命。6月9日湖南体委体操队助理教练戴以珍听了上级关于运动的指示传达后，感觉精神不对，就和其他六人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这里面有鬼》，提出不同意见，引起体委党委对她组织围攻，将其打成“反革命”、“政治野心家”，迫使她于7月9日自杀身亡。
而在湖南全省最早死于文革的可能是湘西州吉首民族师范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杜松秋。他原是地下党干部，地主家庭出身。6月初北大大字报引起的政治风浪波及地处偏僻的湘西州，一些教师贴他的大字报。6月6日州宣传部召集直属学校领导开会，没让他参加。之后他就失踪，三天后发现溺水而亡。当时分析他是被吓死的。因他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体验到政治运动的威力——他妻子被定为地主分子，带了小女儿被驱赶回桃源农村老家。这次文革要重点整走资派，现在又不被领导信任，他感到在劫难逃，故出此下策。
文革前湖南的“四清”运动整人比较厉害，和刘少奇有些直接关系。1964年8月8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来湖南指导“四清”运动，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他批评了湖南省委在前段运动中的“团结95%以上的干部是团结95%以上群众的基础”提法，并指责省委在运动试点工作中搞“和平四清”。他特别强调城乡基层政权目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已经变质，前一段运动“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的提法已不妥当”。省委根据他的指示调整了政策，使得运动更走向极端。8月10日刘少奇在接见省委领导听取汇报时，将益阳县迎丰公社“四清”中发生的反复定为反革命事件，提出必须坚决反击。于是省委组织了几百人的工作队再次下到基层，打击、处理了大批干部，致使8人自杀、多名干部被开除党籍、拘留、判刑。 文革开始后湖南一些地区的“四清”运动尚未结束。
1964年6月湖南“四清”期间，在湘潭专区茶陵县还发生“朱文文事件”。当时茶陵一中高二女学生朱文文因申请助学金未获批准，和班主任龙普腾老师发生冲突，投河自杀身亡。当时学校按意外事件处理，但经家属上诉，由于朱文文家庭出身贫农而龙老师家庭出身地主，被省里认作阶级报复事件，一直报告到中央。经刘少奇批示，定此案为“反革命阶级报复案”。经专案组调查定案，龙普腾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由于学校很多人不服此案处理，又导致该校学生会主席（当时不满18岁）被捕，被判处劳教一年。此案还牵连上百名人员被涉及或处理。1964年9月中央将“朱文文事件”用文件形式发到全国各中学及大专院校学习讨论，在教育领域开展阶级斗争教育，在全国影响到家庭出身不好学生的升学问题，湖南省首当其冲。
在茶陵县，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连小升初、初升高都要进行清理。全省有大批青少年学生在1964、1965年下放农村。这批文革前下放知青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称“老知青”。
虽然说以上两事件都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有关，但其所依据的逻辑和处理方式与文革中诸多事件无异。所以“四清”运动既是文革的前奏又给文革提供了必要的氛围。
长沙高校的运动
湖南教育界文革最先从湖南师范学院开始。其背景是院系调整后，湖南大学、南昌大学等校的一些文科系调到师院，随之调来一批知名学者。
从1963年开始的“五反”是“四清”的第一阶段。而“四清”一直进行到文革开始。当时进驻师院的省委“四清”工作队统计全院教职工出身剥削家庭的占42.7%，发现各种“敌对分子”占11%，因此严重估计形势，在“四清”中不但把教师搞得人人自危、无心教学，而且在学生中反“和平演变”，整“反动学生”。工作队还在家属中清理“六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资，共102人，多为教师家眷，勒令他们返回原籍或迁往附近农村。
文革开始后，受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影响，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生物、外语等系很快贴出700余张大字报指向院党委和“四清”工作队。6月3日院党委和工作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予以反击，于是在学生中大抓“黑鬼”，甚至通过公安局逮捕个别学生，激化了和学生之间的矛盾。省委为了缓和局势，决定撤出“四清”工作队，于6月9日派出文化革命工作队，组织批判林增平、马积高和羊春秋。 一些学生认为省委这种做法是“舍车保帅”，起来反抗。8月初工作队撤走。8月6日成立文革筹委会，由领导指定的学生组成。
在这一阶段很多教师遭到冲击。中文系主任李孚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夫人被打成“黑鬼”，双双挂牌示众。他们夫妇不堪凌辱，同时自缢身亡。
湖南大学本是所历史悠久的学校，解放后历经变迁，在院系调整中改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后又更名湖南工学院，1959年恢复为湖南大学，但仍以工科为主，土木系为重点系。该校在1963-1964年的“四清”和“五反”运动中表现极左，甚至在土木系试点阶级成分登记。文革开始后，5月16日开始停课搞运动。6月2日上午土木系62级“女生战斗小组”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向校领导提出11个为什么。下午基础课教研室部分教师贴出《保卫校党委》大字报，很快形成两派对立局面。校党委讨论当前局势，认为问题较为复杂，不宜提“反右派”的口号，应该支持《保卫校党委》一派，但对反对派也不能压制，只能采取说服的方法。尽管如此，在当时大环境下，仍然遏制不了造反的浪潮。党委招架不住，频频向省委告急。
6月9日省委派来了工作队。工作队按照省委布置，选中了一个靶子。这靶子就是副校长、省文联副主席魏东明。魏曾在1959年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甄别后重新安排工作。6月27日至8月18日对魏东明重点揭发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8月初在《湖南日报》上刊载了批判魏的文章。8月18日晚召开2万人参加的大会批斗魏东明，一直开到次日凌晨3时。其间工作队也在全校抓出86名“黑鬼”监督劳动，多为教师，以及少数党政干部。一些学生也受到围攻。8月初驻校工作队撤出。此时一批下乡搞“四清”的学生返回学校。他们要求追究省委“四清”工作队的责任，把他们揪回学校批斗。
8月上旬工作队撤离学校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一系列暴力事件。湖南大学也不例外。8月12日土木系学生批判该系副系主任贝效良。13日下午校党委召开全校干部会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会议进行中，部分学生冲进会议室，抓走党委书记戴彦、校长朱凡等领导干部十余人，又从各系、各处抓了一些人，总共96名，全戴了高帽子在校内游行，被驱赶赤脚在滚烫的石子路上奔跑，竭尽侮辱残害之能事。此事件称为“抓黑鬼游行”或“八一三行动”。
当晚，土木系全校最年轻的副教授周泽西和他的妻子、化学化工系教师杨章达不堪虐待和精神压力，夫妻双双自缢身亡。
文革运动另一典型是湖南农学院。该校从5月12日就开始停课搞运动。6月初一些学生开始给院党委贴大字报。院长倪觉初多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控制局面。他在6月6日的全院大会上号召揭发牛鬼蛇神，把斗争目标指向一般教职工。同时党委在教职工中搞分类排队，以简报形式公布对部分教职工的揭发材料。
6月9日省委工作队进驻农学院，10日宣布“一切权力归工作队”。他们肯定前段时间党委的做法，宣布解放倪觉初，并组织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集中学习。6月18日工作队和院党委在院党委扩大会上拟定将69名教职工列为打击对象，其中教师56名。他们同时指使积极分子整被打成“黑鬼”的教师、干部的材料。6月30日将全部讲师以上教师集中学习，相互揭发。8月初工作队撤走后，工作队扶植的文革委员会和后来成立的“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继续执行工作队的路线，而且把打击对象扩大到99人。他们还把部分家属打成“牛鬼蛇神”，挂牌劳改。
长沙另一重点高校是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于1952年，文革时是湖南唯一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工作队进驻后，对师生员工摸底排队，划分一、二、三、四类，设专案组，抓“小邓拓”。8月6日工作组撤走。当天下午，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学生会主席詹先礼在食堂门口讲演，朗读一封来自北京航空学院学生的来信，鼓动造反。8月8日省委派宣传部代部长徐天贵等四人来校企图压制。徐天贵晚上在教室楼讲话，激起学生公愤，称为“八八事件”。8月10日学院4000多名学生游行要求赶走徐天贵。晚上省委派农村政治部主任尹子明到学院召开大会指责学生，引起学生抗议。学生和省委关系日益紧张。文革初期，全院有四名干部、教师被迫害致死。
因为工作组在长沙高校里，特别是湖大、矿冶两校主要整教师，和学生矛盾并不突出，以后学生也没有强烈要求工作组回校检讨。师院在文革初期被整的学生最多，但是在1966年9月到10月期间，他们主要卷入社会上的争论，并未在校内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他们学校参加“高司”的有三支队伍：教师为主的“红卫队”和学生组织“总部”（即“思想兵”）和“指挥部”。他们对外的立场比较一致。“总部”内包含很多当初整人的学生。“指挥部”内被整的学生直到1967年3月才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组团到零陵去批判原校工作队队长、零陵地委副书记赵企贤。
“八一九事件”
和其他省市一样，湖南在文革初期领头一呼而起的都是干部子女。如果说湖南省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那么长沙一中就是湖南文化革命的摇篮。这所学校集中了很多省级干部子女。6月初市委、省委先后派工作组进驻长沙一中。学生党员谢若冰、黄杏英就自杀身亡的总支书记张林问题贴大字报批评市委工作组，被说成“反党”。谢若冰的父亲谢介眉是省政协秘书长，母亲谢巧瑜是省妇联副主席，都是地方干部，不受重用，出任闲职。这时他们也受到牵连被监视。在学校里拥护工作组的学生代表是代理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的女儿王虹霞。王延春是南下干部。所以学生间的对立自有家庭出身的背景。此时在一中还潜伏着另两位后来湖南文革中的重量级人物，一位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杨曦光，乳名杨小凯，一位是高中语文教师叶冬初，后改名叶卫东。
“十六条”公布以后，造反运动持续发展。8月14日长沙十二中学生、共青团员胡宜民、陈振国等5人在市委大楼院墙上贴了一张《坚决打倒三相信》大字报，在全市引起轰动。“三相信”指相信省委、市委、工作组，是保守派在当权派引导下喊出的口号。胡宜民是市委统战部长胡鹏的儿子，因抗议学校工作组批判伙房一位青工，不顾父亲拦阻把大字报贴到市委大楼。
一中学生谢若冰等九人于7月初经上海赴北京向中央告状，在上海被劝退二人，七人进京。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时谢若冰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代表外地来京学生讲话，毛泽东还在她的笔记本上签了名。
因8月17日长沙八中、十二中等校学生来湖南大学要求他们到市内宣传革命，8月19日湖大土木系200余名大学生徒步到河东 进行宣传，最后来到市委，要求进入市委大院贴大字报。市委急调附近一些工厂的工人前去保驾，又从其他几个工厂调几百人助阵，并安排人员轮换。市委书记孔安民身着军装出面讲话，企图以军分区政委身份压制，引起学生反感。当时有部分市民参加，辩论激烈，一些学生被打伤。听说这个消息，更多的湖南大学学生出动，包围了市委。下午学生们又涌到省委大院抗议市委组织工人打学生。市委派遣600余名“赤卫队”员前去，发生冲突。次日市委在河东河西两个地方同时召开辩论大会，安排几名劳模上去控诉学生们的暴行，把这个会变成对湖南大学学生的声讨会。
在“八一九事件”中保护市委的“赤卫队”是8月14日到19日之间成立的，以各厂原来的基干民兵为骨干。8月17日还成立了全市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简称“长保军”或“红保军”，其他城市均称“红保军”）。其领导人为干部子女李政、王虹霞等。李政是长沙五中学生、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洪茂之子。他们也参加了“八一九事件”中保卫市委的行动。8月28日在益阳市也发生了“益阳市红色政权保卫军”围攻造反派学生的类似事件。
除去这些官办的保守派组织外，一般工人、市民多同情、支持这些造反学生。当时杨小凯在长沙街上看到：“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举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
8月21日谢若冰等几名一中学生满面风光地回到长沙，开会汇报北京之行，并四处讲演，策动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但他们在本校仍无立足之地，只能暂居中南矿冶学院。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点名批评长沙等地挑动工人斗学生，于是风向大变。大中学生造反派连日上街游行，欢呼社论发表。长沙及省内各地群众纷纷到湖南大学表示对学生的支持，持续达半个月，人数有几万人之众。省市委机关也经常受到学生冲击，一些领导干部纷纷逃避。水利机电局长王俊杰支持造反派抓逃跑的孔安民，后来主持写了篇小品《奔命记》讽刺这一现象。
8月29日黄杏英、胡宜民等造反派中学生组成“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成为长沙第一支全市性造反派队伍，中学里形成对立两派组织。这个“造反有理军”开头也只吸收“红五类”子弟，后来才把条件放宽。
此时正值京城“红八月”。湖南保守派红卫兵受到挫折后就把注意力转向“破四旧”。8月23日以后，各地红卫兵上街砸招牌、封茶馆、毁佛像，进一步抄家、批斗牛鬼蛇神。岳阳的红卫兵甚至要拆毁岳阳楼，被当局阻止。南岳衡山上的宗教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在长沙，“长保军”充当了“破四旧”的主力。“记得当时正好是长沙八中、九中、十中、四中的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联合一起，冲进北郊的开福寺，乱砸、乱打、将好端端的一个千年古寺砸得稀巴烂。事后，他们在校园内贴出了大红喜报，称这次行动为‘大捷’。”
在基层，这个“破四旧”深入每户家庭，破坏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常德地区澧县对此运动中毁坏的物品做了详细的统计：“八月前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县展开。在砸‘四旧’运动中，全县共拆毁土地庙2985个，砸菩萨12827尊，灵牌灵屋24713个，收缴道士及算命工具9940件，毁掉神龛9942个，花轿2644顶，搜缴族谱5382本，各种书籍8万3千册，旧匾、图案47342件，砸毁了一大批古建筑物及石、木雕刻艺术品。” 于是，“‘四旧’破了，‘封、资、修’的东西扔了。伦理道德不讲了，人性的尊严废弃了。”
但此时由于发生了“八一九事件”，城市社会舆论主要关注点仍在造反运动上。8月23日衡阳矿冶学院学生冲击市委机关，求见市委书记杨兴洲。8月29日岳阳县城区千多人冲进县委机关大院，揪斗地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毛致用。
以后几天局势迅速发展。8月25日张平化在北京随陶铸、王任重一起接见中南地区学生代表时说，“三相信”是错误口号，利用工人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是反动行为，长沙有人挑动工人打学生，必须追究。8月27日，经中南局批准，省委宣布改组长沙市委，撤销市委书记孔安民、副书记王群伍、韩曙光和秘书长张惠民一切职务。张平化在北京听到“八一九事件”后，于8月29日毛泽东接见陶铸和他时谈到此事件。毛泽东生气地说：“原子弹还没有打下来，人就都跑了？”于是张平化请求回湖南，经毛泽东同意后于8月30日乘飞机回到长沙。 9月8日中央决定将张平化调回湖南继续任省委第一书记。
张平化回长沙当天到省委做些布置，第二天下午到湖南大学安抚学生。 他在讲话中提到“八一九事件”时说：“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反革命性的事件。（鼓掌）完全违反了党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违反了十六条。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其目的就是要镇压革命运动。这样的事件是决不能容许的！”并指出“三相信”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他还对文革初期派工作队承担了责任，检讨了错误。9月1日长沙部分大中学校学生和工人、干部组织大规模游行，提出“改组省委，罢王延春、万达、章伯森的官”的口号。万达、章伯森分别任8月22日成立的省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
此时各校又成立了一批新的红卫兵组织。对成员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了。“从这个时候，即出现了具体的派别观点后，所有新成立的红卫兵，除了对担任其主要领导人的人要求家庭出身好，以防对立派别抓辫子外，对一般参加红卫兵或造反派组织的人，家庭出身好与否，已不再是先决条件了。于是，一大批对佩红卫兵袖章羡慕得要死，却始终只能畏畏缩缩站立在红卫兵组织之外的学生，很快都成为了红卫兵的积极分子。连对家庭出身要求最严（不是红五类子弟不要）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此后也不得不敞开大门，让那些出身不属‘红五类’子弟的学生，以所谓‘红战友’的名义进入自己的队伍。” 给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政治打开了闸门，使得湖南的造反运动更加超前。
1966年9月7日长沙第一个跨系统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方红总部”）在北京成立，10月3日回到长沙，主要负责人为刘定安（长沙市曲艺队相声演员）、熊正吾（长沙市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正明（工人）等，标志着造反运动正从学校走向社会。
“抓黑鬼”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全国来京的红卫兵时，林彪在宣读中央给他的讲话稿中，有这样一段：“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段文字中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都是毛泽东审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林彪代表中央的讲话反映出当时确有一种要警惕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敌人趁机破坏的意向。
鉴于外地红卫兵涌到上海，对上海市委造成压力，周恩来和王任重商量派遣有组织的红卫兵南下保卫上海市委。9月1日北京“一司”的先遣队出发，3日到达上海。9月9日周恩来会见了南下兵团负责人，了解准备情况。次日他又出席了外出军团誓师大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上海的特殊情况：“上海有另一种复杂的现象，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指示主要打击方向：“破四旧，也要破主要的四旧，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9月7日周恩来出席了中国科学院两派辩论大会并发表讲话，要求学部的人不要到中关村来，要求科大“革命造反队”回校。周恩来还让陶铸给华东局打电话，传达中央精神，要求学生不要到工厂串联。这都是造反运动要收的迹象。审时度势，张平化于9月初就派华国锋到北京了解动态。他接触的自然是陶铸、王任重等人，所打探来的信息使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下了“反右”的决心。
林彪的讲话给全国的造反运动泼了冷水，在一些地方引起波澜，但在湖南却产生大的逆转。以张平化为首的省委在9月15日以前即已决策转向，所以源头不仅仅是林彪的讲话。15日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省委还决定恢复各高校的党组织，湖南大学成立临时党委，湖南师范学院派去临时党委书记。湘潭市委副书记、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貞茂闻风而动，抓出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厂党委宣传部长兰云飞。
9月14日益阳地区宁乡县直属机关“文革筹委”组织1500余人，分乘30多辆汽车去省委机关要求罢免该县县委书记职务。9月17日省委工作组进驻宁乡，认定宁乡造反派“九一四”长沙之行是反革命事件，在全县开展“抓右派、促生产”运动。历经月余，共抓“右派”1500多人，其中300余人被捕入狱。
9月中旬衡阳市委书记杨兴洲被造反派群众扭送长沙“交省委书记张平化处理”，9月17日返回衡阳，带来的却是新的精神。20日杨即召开副部级以上干部会，传达张平化反击“右派”的指示。同时街上马上出现拥护当权派的大标语，并以工人为主，成立“红色政权保卫军”、“无产阶级专政军”、“五四挺进兵团”等保守派组织。
到9月14日，长沙工人保守派组织“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工人赤卫队”可能在“八一九事件”时期就已开始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各厂的基干民兵。
9月21-23日省委召开反击右派的会议。23日就有代表用电话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地方。9月24日在省委举行的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张平化就当前运动形势和以后部署发表讲话，即他的“抓黑鬼”报告。此后即在全省按照反右的路数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反击造反派的斗争。
他在报告中首先给湖南省委打包票，说省委多年来一直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一切事情的，要在国庆前谈谈我们的成绩，提高我们的信心和勇气，“绝不能承认湖南省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绝不能承认湖南省委是黑帮，因为也不符合事实。”他还说：“以兰云飞为首的组织一班牛鬼蛇神钻进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反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这种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着，早就存在着，在文化革命高潮中，更加激烈起来，现在很激烈，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他们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省委，打倒市委，反正是无产阶级专政就要打倒。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
张平化的报告第二天就传达到县一级。汉寿县詹书记传达的内容是：“张平化的报告首先讲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接着讲存在的问题。他列举了运动中许多老干部受到残酷迫害的情况，其范围之广泛，迫害之酷烈，手段之残忍，真的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报告的最后部分是号召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坚决地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他还说：“我们对那些炮打九级司令部的造反派，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也要让他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要把那些跳得最高闹得最凶的人抓出来。” 所谓炮打九级司令部是当时湖南的一种流行说法，即炮轰中央、中南局、省、市、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九级领导。
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更就如何抓“右派”作了仔细的部署：一、放手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打击“右派”分子；二、开展大辩论，从政治思想上把敌人压倒；三、分清主次，分清前台后台，先抓主要的，先抓后台的；四、这个运动搞三个月；五、大中学校主要是把矛头对准本单位。还说：“有多少右派，就抓多少，不受框框限制。”
于是风向大变。各级干部心中隐忍多日的积怨终于爆发，觉得秋后算账的日子到了。1957年的反右不就是这个节奏吗？至于以前对学生说的软话，不过是“阳谋”，逻辑上也说得通。很快，“八一九事件”又变成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凡是支持过事件中闹事学生的都变成右派、黑鬼。成千上万的人被揪出，或被批判，或作检讨，或停职反省，甚至投进监狱。几天功夫，据说全省抓了不下十万人。 因写文章《奔命记》批评市委领导人，文化干部学校的邓守宇和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王建武，分别于9月26日和27日自杀身亡。一些学校把靠边站的领导复职，一些地方把已经撤出的工作组再次派回学校，但已不能掀起文革初期那样的大浪了。此时正值“血统论”泛滥之时，和“抓黑鬼”运动相配合，在基层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再次遭到迫害。
继中学生“长保军”成立之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总指挥部”于1966年9月28日宣布成立。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学生，全省著名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学生）等人为总负责人。当天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到会祝贺，张平化被聘请为顾问。继中学生、大学生的组织以后，又成立了“长保军”的“工人总部”。
然而形势再次变化。根据毛泽东新的意向，周恩来调整了政策，于9月26日命令红卫兵南下兵团返回并出席了北京“三司”的大会。张平化可能了解到一些消息，在9月28日又抛出一个报告，企图刹车。但是各级领导均不理会这个报告，按照自己意愿继续抓人。10月5日张平化到衡阳，对衡阳矿冶学院和地委的干部说他9月24日的报告有缺点。6日他在矿院全体师生大会上作了检查。
但是在这次事变中张平化留了一手，就是不动学生组织，尽管这些学生造反派也受到很大压力。9月14、15两日王延春还先后到湖南大学、中南矿冶学院作检讨。张平化的这一策略对以后湖南文革中的派别分野影响极大。对于谢若冰，则全力攻击她的双亲。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地下党出身，总能找出些毛病。中南矿冶学院造反派领袖詹先礼则示意谢等人离开该校。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压力下，谢若冰退出了这个组织。
主要群众组织的形成
张平化的“抓黑鬼”运动只持续了十来天就偃旗息鼓了。《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公布，使造反运动进入一个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新阶段，也显示了这次运动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实质性的不同。张平化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知道大事不好，撞到枪口上了。他很快于10月12日以个人名义发表一个《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19日他又以省委名义发出一项建议，呼吁继续揭发省委在文革中犯的错误。
“抓黑鬼”运动中被抓的人很快放了出来，但人们似乎已经对时局频繁变幻习以为常，而且心有余悸，这次反复引起的反应没有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引起的波动那么强烈。一些人放了出来后直到11月才得到平反。这个“抓黑鬼”运动虽然短暂，但是为以后造反派，特别是“湘江风雷”一类激进造反派组织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两个在湖南文革过程中举足轻重的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
1966年10月15日统一的长沙高校造反派学生组织“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成立，主要负责人詹先礼、佘定成等，主要组成单位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南医学院“八一五红卫兵”、“八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他们还聘请了张平化为顾问，但不久之后就将其开除了。10月20日左右张平化从北京打来电话，要省委支持“高司”。10月25日王延春、徐天贵到中南矿冶学院表态。
“高司”的主要负责人詹先礼以党员身份在矿冶学院带头造反，8月上京告状，在8月23日陶铸、王任重、张平化接见湖南学生时主持会议，后又任长沙9月11日炮轰省委大会执行主席，成为湖南高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高司”统一了长沙八所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其中除农学院外，造反派在校都已是多数派。因文革前招生已强调家庭出身，成员大多成分很好，主要领导多为党团干部。詹先礼是湖南省学联负责人。作为学生组织，“高司”比较擅长宣传，成立后致力于批判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血统论，帮助被打成“黑鬼”的人员翻案，深入群众发动工农，到外地支持造反派组织。
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各界人员纷纷上京告状。在北京“三司”帮助下，他们于10月14日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后改为“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简称“湘江风雷”，以便在工厂中发展组织。其主要负责人是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长沙市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等。司令是汽车电器厂工人彭少云，后来因政见分歧退出了。
由于这些发起者属于不同系统，使得“湘江风雷”成为跨行业的造反派组织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10月24日“湘江风雷”联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红卫兵联队”等北京造反派组织在中宣部召开了批判张平化大会。10月30日陶铸在京接见了“湘江风雷”代表，要他们回湖南去。他们于11月2日回到长沙，在火车上从68人发展到118人。
“湘江风雷”回来后以“为反革命平反”、烧毁歧视迫害市民的“黑材料”为号召，在短时间内组织迅速膨胀，1966年底前发展到近千人，以后全盛时在全省号称达百万之众。其成员以工人、干部为主，也包括其他各种社会成分。
叶卫东是农家子弟，1961年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湖南大学中文系当助教，1962年湖南大学中文系撤销退回师范学院待分配，被长沙一中作为优秀人才引进任语文教员兼教员团支部书记，1966年8月参与造反，支持谢若冰等人，9月带领学生到京参加检阅活动，也被驻校联络员上报列为“黑鬼”。张家政家庭出身自由职业。养父曾为国民党军医，解放后留用在卫生机关，为民革成员。张家政1962年高中肄业，为长沙银星电影院（当时改名为人民电影院）美工，《人民日报》“八二三”社论后组织“东方红战斗队”。26日战斗队参加了支援株洲航校绝食斗争的游行。8月28日上京告状，是与北京学生组织的主要联系人。他原为“东方红总部”政治部主任，后来因家庭出身问题退出该组织，参与组织“湘江风雷”，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
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来自底层。如后期主要领导层中，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贫农出身、党员、港务局搬运工。后勤部长赵南西，小手工业家庭出身，长沙五金工具厂工人。宣传部长李仲昆，工人出身、转业军人、湖南制药厂工人，后转为干部任工会干事。接待室主任黄长春，贫农出身，株洲601厂电工。他们都因领头造反或支持学生、在张平化9月24日报告后被打为“黑鬼”。
有一位中学教师，一天晚上已经上床睡觉了，听到敲门声，原来是他们学校食堂两位厨师来找他，想动员他参加“湘江风雷”。 这种学校辅助人员在文革中走在教师前面的情况在全国还很少见，足见当时社会动员面之广。
“湘江风雷”下属若干战团，主要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山鹰”与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
10月28日另一中学生造反派组织“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其主要领导是一中的谢若冰、十二中的谢东子等。他们比“造反有理军”显得更加激进。
随着群众组织成员的社会化、年轻化，以及两派冲突的加剧，几个更能战斗的精干队伍成立了。11月24日造反派的“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简称“青年近卫军”）成立，其政治倾向接近“湘江风雷”，成员有几千人，到1967年2月发展到2万人左右。他们自己统计，成员80%是青年工人，20%是学生。 也有一部分返城知青。
那些在张平化“九二四报告”后被打为“黑鬼”的人、在“八一九事件”中支持学生而受到打击的人、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的人，都聚集在“湘江风雷”等组织的旗下，这些组织为他们伸冤诉苦，与当权派斗争，追索“黑材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处理或被歧视的人也找到他们寻求支持，主持公道。
保守派在省委、省军区支持下，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于1966年11月14日重新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简称“八一兵团”），直属武装部领导。军分区和省市领导人参加了他们的成立大会。其主要成员都是党团员，有很强的战斗力。
12月上旬原“长保军”和“八一兵团”部分骨干人员成立“红色怒火”，成员几百人，但很强悍，专搞武斗，被称为“土联动”。这个组织在“八一兵团”和“长保军”覆灭后消停了一段，“二四批示”后参与镇压造反组织，并在长沙的第二轮较量中成为“高司派”的武斗主力。
11月15日开始筹备、12月6日正式成立的与“八一兵团”对立的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旗军”（简称“红旗军”），又称“国际红旗军”，后改名为“湖南红旗军”，积极参加造反派的各项活动。其发起人为贺孟宣等。 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名号为“红旗军”的组织。湖南的这个“红旗军”和其中一个的“北京总部”曾有过联系。
保守派的覆灭
造反派组织成立以后就致力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给打成“黑鬼”的群众平反。1966年10月30日“高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数万人大会批判张平化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省委于11月8 日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会议在十分保密状态下进行。张平化在会上代表省委对文革中的方向路线错误作出检查。同日省委发出《关于坚决迅速地做好平反工作的通知》。11月13日各造反派组织又在湖南剧院等地召开批判张平化的大会。一些“抓黑鬼”的受害者当场控诉其“罪行”。
各造反派组织协助被迫害群众搜查、销毁“黑材料”。11月9日“湘江风雷”、“井冈山”和北京“三司”人员从市委搜查出一批“黑材料”，11日又到长沙纺织厂援助那里的造反派搜查“黑材料”，和“长保军”、“赤卫队”发生冲突，称“双十一事件”。11月14日长沙各造反派组织冲进省委机关搜查“黑材料”，封闭各办公室。湖大也在校内兴起搜“黑材料”之风，被临时党委及时制止。但临时党委很快停止活动。 11月18日“湘江风雷”和“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在劳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斗张平化，当众公布和烧毁从省委搜查出的“黑材料”。此后省委处于瘫痪状态。
11月19日建湘瓷厂造反派及同行业造反派群众搜查该厂整群众的“黑材料”，遭到保守派和其他单位“长保军”的包围和殴打。晚上在北京“三司”宣传车指挥下，“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和其他学生组织冲了进去，发生激烈冲突，一些学生被厂方扣留。总共有一百余人被打，118人被抓进临时牢房，45人受伤送进医院。最后造反派冲进厂区，冲突到20日晨方结束。 21日各造反派组织又召开对“一一·一九事件”的控诉大会。
11月21-23日张平化到衡阳接受批判。12月3日“井冈山红卫兵”封了《湖南日报》，遭到“八一兵团”、“长保军”的强烈反对和围攻，发生激烈冲突。12月10日“八一兵团”、“长保军”包围北京“三司”联络站和“东方红总部”。12月16日《衡阳日报》也被衡阳矿冶学院红卫兵和“湘江风雷”封闭。
12月下旬，“高司”湖南大学总部，即“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多次向省委提出为“八一九事件”平反的要求。他们组成了“湖大问题要平反代表团”，于12月24日派出29人加上其他单位人员共36人到省委参加谈判。省委派副省长王含馥接待。代表团要求张平化出面，并以上京告状相威胁，张平化才于27日露面，在湖南大学望江楼举行第一次谈判。后来又于28日、29日先后举行第二、三次谈判，29日双方签订了“十三条协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此即“望江楼协议”。
就在谈判的这几天爆发了激烈武斗。29日至31日，进驻省委大院的“长保军”和造反派在大院里进行了三天的搏斗，以“长保军”失败告终，从此“长保军”一蹶不振。1967年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指名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走资派的“御用团体”。周恩来1月22日在接见外地群众组织时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给“长保军”致命一击。此后“长保军”完全停止活动，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至于“八一兵团”，在1966年底，中央要求解散全国所有复转军人组织 ，“八一兵团”也随之解散了。湖南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至此基本结束。此后，一部分保守派成为逍遥派，一部分参加“高司”，一部分反戈一击转为造反派。
造反派矛盾爆发
1966年底到1967年初，以“八一兵团”和“长保军”为代表的湖南保守派彻底解体，湖南成了造反派的天下，结束了湖南文革中第一轮的争斗。但在全国“一月夺权”和“二月镇反”的大形势下，湖南又开始了第二轮更激烈的争斗。这次发生在造反派内部，主要是学生组织“高司”对阵“湘江风雷”等组织和后来成立的“工联”。
造反派内部分歧由来已久，早期主要是对待张平化的态度。例如10月24日在中宣部批斗张平化，“高司”代表不满“湘江风雷”对张的粗暴行为而退出会场。10月30日召开批判大会，是否将“打倒张平化”列入大会口号发生激烈争论。而“望江楼协议”，事先未经各造反派组织协商一致，会谈以“高司”为主，只有少数“高司”以外组织的人员参加。事后湖南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周国辉首先提出质疑，引起谢若冰等人的重视。他们指责“高司”在“打黑鬼”中没有受到迫害，今日却想独占和省委的对话渠道。“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和首都“三司”、北航“红旗”、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等组织迅速站在“井冈山”一边，指责“高司”右倾。
为什么对张平化的态度成为两派争斗的焦点，“湘江风雷”非要把他打倒不可呢？因为“湘江风雷”所广泛代表的阶层认为他是旧体制的代表人物。而“高司”所代表的学生们缺乏这种意识，他们完全是体制内的造反。
再一个表现是陶铸问题。虽然“湘江风雷”曾聘请陶铸为顾问，但是后来充当了倒陶的先锋。12月22日晚，陶铸接见了湖南群众组织代表团，表示支持群众的要求，但是不赞成马上打倒张平化。参加了“湘江风雷”的北京民族学院学生洪飙（郭翠琴）次日以“湘江风雷”名义在北京贴出《给陶铸贴一张大字报》。27日“湘江风雷”驻京联络处成立“专揪陶铸战斗队”。1967年1月 1日长沙一中“齐卫东”在长沙贴出“陶铸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受到“高司”的反对。
矛盾爆发的起点是1月上旬长沙各造反派组织商议于1月15日召开大会。这个会称“湖南省红色造反者向湖南省委内以张平化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发起总攻击大会”。但是在筹备过程中对张平化的态度发生严重分歧。“湘江风雷”等组织认为张是打倒对象，而“高司”认为张是三类，甚至是二类干部。因为达不成一致意见，致使这次大会流产，两大造反派的分歧最终导致分裂。 除去观点不同以外，对领导权的争夺也是造成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1月中旬以后，保守派组织刚刚垮台，两大派就开始公开互相攻击。有关的群众组织，以及干部、群众选边站队，当然也包括军队在内。
“高司”方面与省委达成“望江楼协议”，在筹划夺权时考虑争取军区的支持。而当时介入支左的省军区也在考察各个群众组织，寻找支左对象。成员成分比较单纯、组织比较严密的“高司”自然获得军区的青睐，认为是真正的左派，而“湘江风雷”则被认为成分复杂、造反动机不纯。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使得军队对群众组织下手有了依据。
二、“二四批示”与造反派第一次分裂
“二四批示”及其后果
1967年初，湖南造反派分裂和“二月镇反”中的重要事件就是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以及之前的“一·二○指示”。
1月16日“井冈山红卫兵”等组织怀疑省军区窝藏有整群众的“黑材料”，封了省军区大楼的1至3楼。1月19日“红旗军”和“红导弹”又封了4楼的机要室。“红导弹”本是个不起眼的社会小组织，这下子跟“红旗军”一起惹了大祸，遂使竖子成名。根据省军区的汇报，1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红卫兵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时称“一·二○指示”。这个文件内容很简单：“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这一文件语气比较和缓，所以当局仅把“红旗军”的几个头头抓了起来，并没有涉及两个组织的普通成员，也未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相反，这一文件引起普遍怀疑和反对。支持“红旗军”的大标语贴得满处都是。军区对此也没有反应，更引起对文件本身真假的怀疑。长沙一中“齐卫东”、“夺军权”二战斗队甚至针对性地提出“夺权必夺军权”的极左口号。
省军区不动声色，是在寻找更大的目标。他们寻到了“湘江风雷”的两个把柄。一个是说“湘江风雷”拥有枪支，其实是省展览馆的展用旧武器，由“湘江风雷”展览馆支队保管。在上报的报告中还编造事实，说“湘江风雷”企图抢武器库。另一件事是2月1日至3日“湘江风雷”和“高司”发生斗殴事件。起因是1月30日“东方红总部”宣传车开进矿冶学院“宣传毛泽东思想”，广播内容攻击“高司”，被“高司”连人带车扣留。31日“青年近卫军”一辆宣传车路遇“高司”游行队伍，车上48人被绑架扣留。随后“高司”又扣留谈判代表20余人。下午北京“三司”、北航“红旗”等组织3辆宣传车开进矿冶学院，连同车上40余人也被扣留。晚上在省军区主持下双方谈判无结果。2月1日清晨起，“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等组织共三四千人来到矿院，冲进院内。冲突中双方都有人受伤，学院部分教学设备遭到损坏。
此事件称为“矿冶事件”，被军区夸大为打死人和毁坏大量财物，并和拥枪事件一起上报中央，很快得到中央文革的批示。这份2月4日晨7时由全军文革办公室转的批示全文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此文件时称“二四批示”。
中央军委在2月9日还发了一个《关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生参加“湘江风雷”的通知》。其内容是：“最近在湖南长沙，解放军艺术学院三人参加了反动组织‘湘江风雷’，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部分学生特别是艺院‘星火燎原’在湖南、沈阳、福州等军区造谣，抄家，任意抓人，带头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进行残酷武斗，抗拒毛主席批准的八条命令。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以护军纪，保卫文化大革命，军委决定：艺术学院所有人员，限五天之内返回本校进行整风，违者以军纪处分。” 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组织“星火燎原”确实从“湘江风雷”一成立起就积极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省军区于2月4日清晨接到这一文件后并未立即宣布，而是精心策划，并在晚上和“高司”通了气，于2月5日凌晨出动全副武装的部队对“湘江风雷”总部和各分部包围、捣毁，逮捕其中人员，关进监狱或临时拘留所。与此同时，“高司”的宣传车在街道上播送中央文革的批示和打倒“湘江风雷”的口号。至于“湘江风雷”的基层组织，省军区并不清楚。这些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就由本单位原来的保守派人员“点水”而遭逮捕。但部队接到的指令是“逮捕支队长及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头头”，并未全收。尽管如此，据说全省共逮捕、拘留了上万人。 谢若冰这样的红卫兵头头也被捕。参与支左的47军军长黎原说：“由省军区统一部署，参加支左的部队同时行动，三日内共抓捕大小头目一万余人。经审查绝大多数人当即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关了起来，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长沙的“高司”除了配合省军区作宣传工作外，还抓了一百多“湘江风雷”人员，以及北京“三司”和北航“红旗”的联络站人员。当时北大、西安交大、哈军工的驻长沙人员比较支持“高司”。2月7日由“高司”等9个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和“长保军”头头。“长保军”也被批判，明示着保守派组织不能翻案也不能改头换面东山再起。
2月8日在省军区支持下，“高司”等12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作夺权准备。在这个机构里，除了“高司”，就是“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公检法”）最具实力。其余组织人数都很少，有些是“长保军”下属单位的变种。2月9日省军区在“第二号通告”中提出“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3月29日“省红联”向中央上报了“三结合”省革委会名单，包括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刘子云等，以及地方干部代表万达、华国锋等和群众代表若干人。他们还拟定了《夺权宣言》，但未来得及成立省革委会，仅在《湖南日报》社和长沙市一些机关成立了革委会。省内各地成立类似的准夺权组织，多冠名为“红联”。
各个群众组织再次面临选边站队。“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总部”这样比较激进的组织和“湘江风雷”一样被清理。中学生造反组织“造反有理军”站在“高司”一边。但是后来其头头胡宜民拉出部分队伍组成“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参加“工联派”。而余下的队伍继续支持“高司”，在他们自己组织前面加上一个钢字，称“钢长造”。
由于湖南造反派具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即使在逆境下，仍然有一些人奋起反抗。2月25日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成立“孙大圣挺进军”，公开站在省军区和“高司”的对立面。3月9日长沙“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是由“井冈山红卫兵”谢若冰、从“造反有理军”分裂出来的“红色造反团”汤建平（三中学生）、长沙一中“齐卫东”、“夺军权”、“共产主义红卫兵”的黄杏英等组织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成。在成立宣言中他们明确反对省军区和“高司”的政治立场，将“二四批示”解读为只要求逮捕“湘江风雷”的少数头目，并未宣布其为反动组织。 黄杏英原来也是“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后来因为和谢若冰闹翻，回到了“齐卫东”。
1967年3月中旬，毛泽东对“二四批示”有看法的小道消息从北京传来，“湘江风雷”的翻案活动就从暗流逐渐发展到大潮汹涌。
在邵阳，1月24日“邵阳地区红色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宣布夺权，26日召开夺权大会，胡求生、罗时宽分别任地、市委接管小组组长。“二四批示”后，2月9日地委宣布夺权无效，接管小组解散。
在衡阳，1966年11月8日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有理军衡阳总指挥部”成立。衡阳矿冶学院文革筹委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11月由衡阳矿冶学院学生和北京“三司”串联人员发起，建立了“湘江风雷”组织，后称为“湘江风雷衡阳挺进纵队”。两者联合与保守派的“红保军”斗争。11月11日，“造反有理军”、“湘江风雷”、矿院文革筹委会等组织联合成立“湘江革命造反兵团联络站”，简称“湘江兵团”。
1967年1月16日，衡阳“红保军”和“无产阶级专政军”两保守组织垮台。但同时造反派内部冲突导致1月18日“湘江风雷”从“湘江兵团”中分裂出来。1月25日“湘江兵团”宣布夺权，26日召开夺权誓师大会。1月30日驻军47军和军分区宣布支持左派夺权。中央“二四批示”下达后，“湘江风雷”被取缔，支队长以上人员1000余人被捕（一说抓捕“湘江风雷”骨干213人）。 “湘江兵团”开大会声讨“湘江风雷”、“红旗军”及已垮台的“红保军”、“无产阶级专政军”等。2月25日“衡阳地区革命造反勤务委员会”成立，3月9日改称“革命委员会”。 长沙的“高司”曾来衡阳进行宣传工作，但没有发展组织。在衡阳相当于“高司”的是“造反有理军”。衡阳之所以在湖南率先成立革委会，可能是得到驻衡阳47军的支持。
“二四批示”之解析
这一时期湖南发生的事情颇为诡谲。黎原认为，湖南的乱局，就是源于“二四批示”。“二四批示”肯定是中央文革的文件，但是从湖南省军区上报到文件签发这个过程十分迅速。
查《周恩来年谱》，1967年2月2日周恩来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每周一、三、五晚10时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周参加。《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这种会上凡是周参加的，都由周主持。次日星期五即2月3日开第一次会，周提议讨论初中、小学开学问题和工业生产问题。 可以推断“二四批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和产生的。凡忌讳的事件年谱均不提。
当事人的回忆有三。一是王力回忆录。王力说：“在（1967年）7月18日的会上，我向主席说：主席还记得吧，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的陈再道，而是中央文革，把江西的一个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过去我曾向主席反映过，主席调过这个文件。主席说，回去后再把这个文件调给他看。这个文件是在军委八条之后，中央文革在一份快报上批示，对江西的一个大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三个人——陈伯达、康生、江青都签了自己大名。” 陈益南已指出此处王力将湖南误记为江西。这一回忆显示，该文件确为中央文革的正式文件，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组长，康生作为顾问，江青作为副组长在上面签了字。
第二是《戚本禹回忆录》。其中有两处涉及此事。第一处说“在湖南省，由陈伯达搞了个错误的‘二四’批示后，则发生了湖南省军区镇压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事件。”第二处说“1967年1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传达后，湖南省军区在2月3日来了报告，说‘湘江风雷’冲击省军区，根据‘军委八条’文件，应当按反革命处理。当时叶群也来了，她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说，湖南省军区司令龙书金是林彪的一员战将，说这个人会打仗，如何如何好，要我们支持他。于是，2月4号中央文革就发了一个关于‘湘江风雷’的批示。这个批示是王力和关锋起草的，我也看过，陈伯达、江青也看过。” 戚本禹这两处有关记录之间不很一致，但是说明是在会上讨论过的，中央文革主要成员都看过。
第三是原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王广宇追忆。他说“二四批示”的产生过程是：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打报告，全军文革把报告转给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组将报告编成《要事汇报》，陈伯达针对《要事汇报》作出批示。
以上三人的回忆录都有可取之处，但是由于当事人记忆的误差，以及写作时可能的偏见和顾虑，不可能十分准确，彼此之间也有抵牾之处。但是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一，“二四批示”确是中央文革小组作出的，其过程符合应有的程序；二，陈伯达可能表现得特别积极；三，周恩来是知道并支持此文件的。
在研究“二四批示”时还应考虑其产生的背景。我们注意到，1967年1月26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了开枪伤人的“石河子事件”。2月2日兵团的丁盛给中央文革打报告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而且有抢枪事件发生。此后毛泽东采信了丁盛的解释处理了此案。这一背景是否影响到“二四批示”的产生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至于陈伯达为什么特别积极也许与叶群的表态有关，从后来他与北京军区的关系可见一斑。
关于“二四批示”问题，周恩来在7月12日第一次接见湖南省群众代表时对陈伯达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啰！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途，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实际上已经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在审阅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时，于8月4日在其中加了一句：“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这并非毛泽东首次对“二四批示”予以批评。他在2月5日，即“二四批示”的次日即对此事提出批评。在这天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上，他拿出这一批示对陈伯达、江青、康生说，“为什么匆忙发出这一指示？也不送给我看。”他进一步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这怎么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制度。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没有民主集中制，对我也不报告，文革小组没有经过正式会议作出过决定，各人说各人的，康生说一套，陈伯达说一套，江青说一套，对上也没有报告。” 毛在这里所指责的，主要不是批示的内容而是程序。如果认为批示有严重错误，当时还来得及纠正，但是事实上没采取任何措施。所指责的也未必是文革小组内部民主集中制问题。他指责的是通过批示的会议不是“正式会议”。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个会议应确实召开过。年谱上又说在2月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致文革小组的信上批示：“此件不用，退周。”否定了周的建议。所以毛的批评看来主要针对周，主要指责他“对上也没有报告”，此信未经毛看过就在3日晚按计划召集会议通过这个批示。应注意到这一事件发生在“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两个“二月逆流”主要事件之间，值得玩味。但《周恩来年谱》记述过简，曾涛引用毛的话也有删节。凡语焉不详的地方必有隐衷。
至于“一·二○指示”疑点更多。后来造反派多次向中央反映。然而周恩来在1967年8月15日接见湖南造反派时说“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他又说：“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如果中央没有这样的指示，湖南省军区敢伪造？而且这件事查起来不难，却不去查，必有隐情。
实际上造反派组织已经分别对长沙北京两地进行了调查。该指示下发次日，即1967年1月21日下午4时40至5时20分，他们给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当时叶不在，由秘书李为芳接电话并回答所提问题。他肯定发过这一指示，两次核对了指示内容，说是1月20日凌晨两点5分发出的，途径是用电话打到广州军区，再转湖南省军区。 所有这些电话都有记录。
在“一·二○指示”和“二四批示”前，1966年12月中旬在长沙曾出现一个“007密令”。这个“密令”是长沙铝厂一位青工葛建华声称偶尔捡到的但很快又丢失了。这本是一桩荒唐的谎言，但是“湘江风雷”的头头们竟然深信不疑并向中央反映。到了1967年1月，这个“密令”又出现了。其大致内容是：“命令你部所属师团和民兵师团于12月16日统一游行会议。拟于元旦（1月1日）统一政变。”全文手写，下面的签名据说像周恩来字体。这一文件可以肯定是该青工个人伪造的，后来传说是“湘江风雷”头头们编造的。 此疑案正如杨大庆所评论的：“但问题是到底是‘007密令’引发了某些人对周恩来的怀疑，还是对周恩来的怀疑使张家政等深陷‘007密令’不可自拔仍然是个谜。”
“工联”的崛起
1967年3月底、4月初，北京开始批判“二月逆流”。随着军委“十条”发布，各地在“二月镇反”中被压制的造反派开始翻身，被捕的人陆续获释，群众组织重新洗牌。有些“高司”成员退出，加入反“高司”行列。后期一些高校学生组成以湖大为主的“高校风雷”、以师院为主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等组织，但人数较少。“高司”成员在高校里仍占多数。
4月1日，一个支持“湘江风雷”的新组织“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长沙工人”）成立，主要由工交、二轻、粮食、外贸等系统人员组成。它的成员不多，但在关键时刻成立，对“湘江风雷”是很大的支持。
4月7日长沙“红中会”、“井冈山”等中学造反派封了“高司”派控制的《湖南日报》。4月10日“高司”组织反扑，占据了报社。但是各界造反派纷纷涌入报社，使《湖南日报》再度被封。
此时“湘江风雷”还没有恢复，其主要领导人还在狱中。一个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正在酝酿成立。4月15日“长沙市工交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成立，后发展到各行业，称为“长沙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它是一个产业工人组织，成员都是长沙大厂矿企业的工人和少数干部、技术人员，内有一些被打为“黑鬼”的人。由于是按单位组织起来的，成分比较单纯，组织比较严密，思想也接近正统，其模式更符合官方对群众组织的要求。其核心领导由五人组成：组长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胡勇，副组长是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党员唐忠富。除去这两个厂外，长沙机床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建湘瓷厂、长沙船舶厂等都有他们的重要成员组织。
这样，在湖南全省形成了“工湘派”和“高司”派的对立。资兴县的亲历者评论：“全省的两派，根本分歧不在对待各级党政当权派上，他们在揪斗党内‘走资派’、夺走资派的权方面是大体一致的。而在对待‘湘江风雷’和支左的省军区、分区、武装部上，两派却完全对立。‘工联’极力为‘湘江风雷’翻案，拥护并实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判省军区的错误，也得到驻省部队及军事院校的支持；‘高司’（‘县红’属此派）得到省军区支持，坚持‘二四’批示，不许‘湘江风雷’翻案，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判为‘毁我长城’的‘反动口号’。”
“工联”第一把手胡勇是复员军人。5月9日他率先带领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纵队”在厂内夺了权。胡勇之所以能够带领这支队伍崛起，除去他本人的能力外，也因为他通过关系得到省直机关中本地籍干部的支持。这些干部的代表是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和档案局副局长毛华初等人。4月一些省直机关干部成立了“永向东”组织，支持为“湘江风雷”翻案。
4月22日，章伯森和原省经委负责人梁春阳领衔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亮相”支持造反派查封《湖南日报》的行动，带动了从省委到基层一大批领导干部投向造反营垒。4月24日，章伯森、梁春阳和“永向东”负责人尚春仁等联名贴大字报，认为湖南“二月逆流”根子就在省军区。梁春阳曾约见“红中会”负责人申学崧、李昆明、汤建平，建议他们要搞大动作，造成大影响。5月12日章伯森率25名省、厅级干部发表《我们对当前形势的声明》，再次表示支持“工联”，批评省军区的方向路线错误。6月9日邵阳地委代理书记张厚发表“亮相”声明，宣布支持造反派。后来他历任地区革筹小组长、革委会主任。干部的支持巩固了“工联”一派的地位。
章伯森早在1967年1月25日就给中央打报告反映湖南情况。毛泽东阅后于27日批示：“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泽东这里所指的可能是1966年8月26日晚游行群众在湖南宾馆围攻章伯森和冲击省委机关时省委多数负责人逃开的事件。
在衡阳，4月9日“衡阳工总”成立。造反派又成立“湘江风雷平反委员会”，上京告状，攻击衡阳革委会是“大杂烩”。而革委会则继续批斗原市委“走资派”，并声称不准“湘江风雷”翻案。5月7日，由于两派冲突，400余人在市革委大院里发起绝食抗议，直至9日在革委会谈判后结束。
5月1日以“工联”为首的长沙造反派举行大游行，明确提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口号。5月9日，由于一名湘潭锰矿“红造联”工人的非正常死亡，长沙“红中会”、“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等组织在省军区前发起绝食斗争，得到“工联”的支持。此时“高司”势力已基本退出河东。
省军区在上级压力下也开始退却。5月11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打来电话，传达广州军区领导对湖南问题的指示，要求对照军委“十条”检查前段工作，对前段错误作出检讨，对“湘江风雷”问题做好善后工作，除少数头头外，一律宣告无罪，所拘人犯，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平反。5月12日湖南省军区作出贯彻广州军区指示的报告。5月14日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以[67]151号文件批发了广州军区报告和湖南省军区这一报告。此后湖南省军区对湖南文革的控制逐渐丧失。
此时一颗政治新星华国锋冉冉升起。6月15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章伯森，要他和梁春阳以及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赴京汇报。6月16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了詹才芳、章伯森等人，详细了解了湖南文革状况。章伯森考虑到自身级别较低，缺乏代表性，根据当时湖南省委干部状况，重点推荐了华国锋。6月20日在京的章伯森、梁春阳、胡勇向萧华介绍了湖南省军区介入文革状况。萧华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华国锋来京。
华国锋是山西籍南下干部，1950年代任湘潭地委书记时曾得到毛泽东赏识。他已表态支持“高司”，经胡勇等做工作后对改变立场仍很犹豫，被软禁在汽车电器厂。听到中央召见消息自然万分高兴，立刻转变立场，于6月21日上午上飞机之前发表如下声明：一，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悔改，接受群众批判；二，“长高司”、“红联”、“公检法”充当了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先锋；三，“工联”始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坚决支持；四，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这就是华国锋的官运在文革中突飞猛进的起点，章伯森等鼎力支持华国锋应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华国锋是毛泽东欣赏的干部。第二，华属于南下干部，和自己的派系不同，以避嫌疑。第三，华在当时湖南政局中处在中间位置，拉过来能对局势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华在官场上表现比较老实忠厚。
长沙的形势和“八·十决定”
华国锋的站队给“工联”一方增加了一个大的权重，长沙局面日益对“工联”有利。但是“二四批示”一日不否定，“湘江风雷”就难以平反。在省军区暗中支持下，“高司”一派仍在顽强抗争。
当时长沙的局面，河西文教区是“高司”的天下。在林立的高校中间“高司”占优势，只有中科院矿冶研究所这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支持“湘江风雷”和“工联”。 6月4日矿冶学院的“高司”人员闯进研究所，制造了流血事件，下午湖大的“高司”人员又在路上袭击了研究所到警备区申诉的队伍。在河东市区，“高司”有几个宣传点，但是随着“工联”力量的增长都渐次被拔除，到了6月初只剩下中苏友好馆这个最后的宣传阵地。
6月3日上午长沙市搬运公司“六号门挺进纵队”向“高司”发出约架的“武斗照会”。内容为：1.在一星期内，时间由你们定；2.地点在中苏友好馆；3.“双方如有伤亡各自料理”。这个“六号门”属于“工联”系统，是长沙武斗中一支强悍的队伍。当时“高司”也组织了自己的武斗队伍，毫不犹豫地接了招。
6月4日，“六号门”打头，“工联”派几百人攻打中苏友谊馆，双方抛掷砖头、石块。“高司”退入门内据守。河西“高司”援兵被阻于湘江无法过到河东。6月5日“工联”召集“井冈山红卫兵”、“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孙大圣”等30余个组织开会，确定分工，支持“六号门”，组织人员包围中苏友好馆。5日晚“高司”派遣最具战斗力的“红色怒火”为先锋的一百多人冲过对方阻拦，冲进馆内试图营救被困人员，但馆内人员拒绝撤退。当日深夜，“工联”方开始火攻，6日上午攻入对方阵地，下午完全占领中苏友好馆。“高司”方剩余人员全部被拘留。此役是文革期间长沙市内最大的武斗事件，共死10人，即“高司”派7人，“工湘”派2人，无辜学生1人；伤215人，“工湘”派19人，其中重伤17人，“高司”受伤77人，其中重伤43人，解放军119人。 此后，“工联”派完全控制了河东，残余的保守派一夜逃散，两派隔江对峙。
长沙市公安局原由“高司”控制，“六六事件”后“高司”人员撤出，晚上由部队接管。同日各造反派成立了“革命治安指挥部”。6月8日省军区和驻长部队联合发布通令，宣布该指挥部非法，勒令解散。 该指挥部即提出抗议并改名为“制止武斗联合司令部”。
从6月底到7月初，长沙南郊的冻肉厂、赛璐珞厂、管道厂等几个大厂又发生一系列武斗事件。双方主要使用梭镖大刀等武器，也开始使用小口径步枪。
6月6日早上，中央文革给省军区和交战双方发急电要求制止武斗，但此时武斗即将结束。此事件引起中央重视，招湖南代表团进京协商解决办法。代表团由三方面代表组成。“工湘派”自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有“红联高司派”和军方代表。中央点名要叶卫东参加接见。6月底叶卫东被释放后接到北京。
7月12日周恩来、陈伯达、戚本禹等首长首次接见。接见开始后即由叶卫东讲述两个小时。周恩来仔细听，还记录在本上，预示湖南大局已定。当时周恩来要求各地各派再派代表来谈判，以达成协议。7月19日第二次接见，谈铁路运输问题。7月27日第三次接见，周恩来批评抢劫马坡岭军火库事件，并说“湘江风雷”是左派组织，原来也没有宣布取消这个组织，宣布省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改组省军区。要47军回去处理遗留问题。8月2日第四次接见，周恩来宣布“二四批示”有错误，中央承担部分责任。“湘江风雷”的问题，是主席先察觉的。建议“湘江风雷”按系统恢复。“一·二○指示”问题待查。8月7日第五次接见，周恩来批评了湘潭军分区发枪。因戚本禹在中央文革里负责湖南问题，他参加了这几次接见，而且表现了强烈支持“湘江风雷”的态度，引起“高司”的不满，在长沙组织几千人上街，发起一个反对戚本禹的运动。
8月10日，中央以[67]244号文件颁发了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宣布“二四批示”是错误的。省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9月5日革筹小组成立。组长黎原，副组长华国锋、章伯森。8月13日周恩来单独接见“工联”代表，谈到发枪和与“湘江风雷”关系问题。8月15日第六次接见湖南代表团，周恩来谈到“红旗军”组织比较复杂，还要调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以后就只接见“工湘派”了。8月16日接见造反派，周恩来批评“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名称不对。8月17日周恩来、戚本禹接见“工联”、“湘江风雷”双方代表，周恩来谈省革委会筹备小组问题，还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双方各1500人，发1000支枪。
驻衡阳的47军一直支持“高司”派，到6、7月还在对“湘江风雷”采取专政措施，7月底开始转变立场，接到支左任务后，军部于8月1日移往长沙，留139师在衡阳，140师驻湘潭，141师抽部队到长沙，127师抽部分干部到株洲执行任务。 衡阳支左由139师接替，原衡阳革委会无疾而终。
形势明朗以后，长沙“工湘派”开始进军河西。7月下旬“工联”、“红旗军”等组织包围湖南医学院，围困多日，武斗中死伤数人。7月27日第三次接见结果传到长沙，“湘江风雷”欢欣鼓舞，立即在长沙和其他城市武装游行，向“高司”派示威。
“高司”本想在河西再打一仗，但看到大势已去，决定退到湘潭。当时在湖南大学，“湖大高司派群众以及中间群众闻讯后立即向湘潭大撤退，有家属的教职工和干部则举家迁走，无论是白发苍苍的教授或五六岁的孩子都是徒步，当时称为‘七二七大逃亡’，喧闹的湖大校园顿时一片寂静。” 各校给每个撤退学生发一个月粮票、12元饭钱。但实际他们中很多人在外地滞留几个月之久。
湘潭是“高司”的后方根据地。这里有几所国防工厂。工人的工作比较稳定，自身政治条件也比较优越，倾向于保守立场。而且这些厂子能生产武器，武斗队伍的装备更为先进，有强的战斗力。而几处锰矿的工人则倾向“湘江风雷”。湘潭电机厂党委宣传部长、湖南最大的“黑鬼”兰云飞，由于“高司”给他的平反卖了力气，他领导的“革造联”（“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坚定支持“高司”，把对立的“红造联”赶出湘潭。“革造联”得到湘潭军分区的支持。而且尽管47军已转变立场，后期来到湘潭的47军140师却支持“革造联”。
长沙市“高司”主力退到湘潭后，“工湘派”乘胜追击，8月10日在湘潭市易家湾、暮云市、白马垄一线遭到湘潭“革造联”和长沙“高司”严密布防队伍的阻击。“工湘派”以“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和“红卫军”打头阵。“革造联”则出动了几辆坦克轰击，“红卫军”用迫击炮反击。双方动用了现代化兵器，打得不可开交。此时长沙工、湘两派起了内讧，湘潭的武斗逐渐平息。但是到了8月下旬，工、湘两派重新合作，湘潭武斗又起，直到9月20日才在省革筹和47军调解下结束。武斗中双方死92人，受伤上百人，而且造成巨大的财产和物资损失。武斗中双方都虐杀战俘。“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在埋葬他们武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战俘活活垫了棺。以报复此前湘潭“红色怒火”枪杀7名“工联”人员祭坟事件。 在8月22日的战斗中，前来支持“工湘派”的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女学生赵重如中枪身亡。 47军派遣部队进驻后湘潭问题才得已解决。
易家湾战斗后，工、湘矛盾激化，冲突迭起。湘潭的“高司”和“革造联”决心乘机开辟第二战场，经长沙河西的坪塘镇反攻长沙，以求“解放河西”。8月26日“高司”武装力量200余人占领了坪塘一带以及24中。但此时为遏制“高司”对长沙的侵蚀，工、湘两派再次联手对敌。9月4日双方侦察队伍在莲花桥附近遭遇开火。此后“工湘派”分三路合围，中路直取24中。双方均投入主力部队。“高司”方出动500余人，“工湘派”出动近千人，动用所能找到的现代武器作战，伤亡惨重。双方在坪塘战场总的投入有数千人，死亡数十人。战斗在9月5日下午结束，24中被攻克。经此役，“高司”派势力逐渐消亡。
到了1967年12月，“高司”人员组织一些宣传活动和游行，要求平反，给予一定的政治地位，还组织了千余名湘潭工人到北京上访。他们自认为属于“犯错误的老造反派”，类似浙江的“红暴”。中央于1967年12月10日回复47军，说湖南“高司”不同于浙江的“红暴”，总部不能恢复。
地方武斗事件
“工湘派”在长沙取得优势时，湖南省内其他地区大多为保守势力所控制。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时说：“首先，中心地区一稳，再解决湘潭问题。随后，从常德、邵阳向西伸，黔阳可以后推一步。郴州、邵阳推向零陵。”
在长沙、湘潭、株洲三角地区以外，以常德地区武斗最为激烈。1967年4月以后常德“工联”和“红联”两派形成并逐渐发生冲突。5月“湘江风雷”恢复活动，成为“工联”派主要力量。7月4日，因“红联”抓了一些“工联”人员，关进其据点东风剧院，引起“工联”派围攻剧院，次日继续调动兵力进攻，双方参与达几千人，使用冷兵器交战，后在军分区调解下结束。
7月下旬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后，两派冲突加剧，逐渐演化为激烈武斗，并建立专业武斗队伍，形成武装割据。8月5日47军一部进入常德。清华大学“井冈山”李磊落随车护送伤员，为掩护解放军司机，站在驾驶室踏板上，遭对方袭击中枪而死。
此时“工联”在常德大饭店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在常德市区和地区北部津市、澧县、石门等地占优势。而“红联”在常德市郊南坪公社设指挥部，占据慈利、汉寿、桃源一带及广大农村，不断袭扰常德。8月17、18日双方在常德上南门至下南门一带武斗，共投入数百人，使用精良武器。“红联”在军分区支持下，在武器方面占优势。19日“湘江风雷”到军分区白洋湖农场抢枪被包围，发生战斗，双方共死13人，伤37人。8月底，“红联”夜半偷袭，发生最剧烈的一场战斗，造反派方面死十余人，包括北京化工学院学生胡宝新。9月17日“工联”几个县的队伍联合攻打临澧县城，双方投入几千人，伤亡惨重。8、9两月，双方战死于常德的有四五百人。
处于长沙、常德之间的益阳市，7月19日在总工会发生激烈武斗，双方伤百余人。7日和22日支左人员煽动益阳县和市郊上万农民进城，围攻、搜捕、殴打造反派及领导干部，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逃往长沙的造反派200余人7月29、30日参与抢劫洪山庙军火库后，于8月2日杀回益阳。此后两派枪战不已，发生多起重大事件。武斗中共死8人。
在湘西州，首府吉首也成立了“湘江风雷”，但与长沙没组织联系，也比较温和，未产生大规模武斗。在大庸县（现张家界市永定区），几位退休的老红军，原属贺龙部下，看不惯“县工联”、“湘江风雷”这帮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兴风作浪，支持当地农民组成“农联总”，用武装部的枪支武装起来，战斗力极强。造反派“革筹”只能孤守百货大楼，并向邻县求援。9月6日枪战最为激烈，附近的邮电楼完全烧毁。但各县同派人员均不敌当地的“农联总”。可是“农联总”犯了个大错，把吉首军分区派来的一名科长当成探子，残酷杀害。于是军分区组织围剿，战争打得极其激烈，直到10月47军派兵进剿，战事才得已结束。
与湘西州毗邻的黔阳地区，专署所在地安江主要群众组织有以湘运和纱厂工人为主体的“湘江风雷”、以纺织业工人为主体的“五一兵团”、以建筑工人为主的“104兵团”、以下放知青为主的“119战团”。其中“五一兵团”、“104兵团”和“贫联”联合成立“工农联总”，和“湘江风雷”成对抗之势。8月1日因覆盖大字报问题冲突，引起两派武斗，开枪伤人。此后“湘江风雷”撤至邵阳，8月21日分两路杀回安江，枪战中死14人，伤数十人，全区性武斗开始。“工农联总”退往郊区，于28日攻城，被进驻的47军阻止。9月16日“工农联总”撤出安江，“湘江风雷”派追击到沅陵、溆浦。武斗到10月才得已平息。全区三个月武斗总共18次，死亡268人。
有早年出现的《文革十大武斗事件》网文，说黔阳在1967年8至11月发生过大型武斗，死数千人，被当事人驳斥为不实。
衡阳市也发生多次恶性武斗事件，但一般由单位内部或单位间冲突引起，动用枪支，由于47军的控制，未发生全市性大型武斗和野战。单位内主要是“工总”、“湘江风雷”和“造反有理军”间的斗争。典型事件有8月6日的水泥厂工代会人员伏击对立派“青年近卫军”、“电力红旗”人员，当场打死2人，打伤26人。次日下午，他们又纠集“造反有理军”冲击厂内反对派，打伤2人。
另一起更严重的武斗事件于8月25至28日发生在415医院。该院属于二机部系统，文革时分为两派。一派是“工总风雷激”、“湘江风雷支队”、“红旗军支队”，统称“湘红派”。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造反纵队”（“捍卫队”）。前者多行政后勤部门人员，后者多医生。因“捍卫队”在内部受压，通过关系寻找外界支持。衡阳的“全国赴衡革命野战军”（“全野”）派人调查，认定该医院“湘红派”是保守派。8月23日衡阳“湘江风雷”总部开会，议决解散该医院“湘江风雷支队”，接纳“捍卫队”。这样就造成该院“湘红派”和市内主要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25日“湘江风雷”司令、衡阳矿冶学院学生李瑞林率60多人冲击医院，相互开枪，外来人员一人被打死。此后“衡阳工总”、“红铁军”“青年近卫军”、“红中会”等组织共千余人前来攻打。枪战中，攻方4人被打死。打到傍晚，将守方全部人员俘获，战斗结束。为报复对方，“湘江风雷”将对方3人判处死刑枪杀，另一名折磨致死。
“湘江风雷”发展极快，很多临时拉起的队伍自称“湘江风雷”，组织良莠不齐，和长沙总部也不一定有从属关系。其内部矛盾重重，和“工联”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三、造反派第二次分裂
“工”“湘”之争
“工湘派”与常德“革联造”在易家湾战斗正酣之际，“工湘派”内部却起纷争。这是湖南文革的第三轮争斗，在社会层面上，它更值得关注。
1967年8月20至22日工、湘两派在长沙解放路武斗，火烧湘绣大楼。事情起源于8月8日“工联”一辆卡车被盗。19日“工联”发现“东方红总部”的人在驾驶此车，遂将车连人扣留。“东方红总部”即出动武装队伍拦截“工联”车辆。20日上午“工联”亦出动武装队伍对抗。下午经部队调解达成协议后，却发现“工联”包围了“东方红总部”所在地。21日上午“工联”开会，决定端掉“东方红总部”，于下午出动三路人马，对“东方红总部”形成包围之势，并开始交火。入夜后，“东风近卫军”、“红旗军”、“长沙青年”等组织人员也站在“东方红总部”一边投入战斗。22日下午1时，“东风近卫军”向“工联”阵地发射了5颗迫击炮弹。“长沙青年”则依据所占据大楼，向对面“工联”占据的湘绣大楼射击，引起大火，导致完全烧毁。此役双方投入兵力达五六千人，使用了多种现代武器，导致24人死亡。其中“东方红总部”16人、“工联”3人、47军战士1人、无辜群众4人。
工湘之争不仅发生在长沙。9月3至7日在岳阳城区，“工联”与“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等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投入3000余人，死16人，伤50余人。
工湘两派矛盾产生已久，最初分歧源于“湘江风雷”平反问题。1967年五一大游行中，“红中会”、“井冈山”等组织提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口号，为社会各界所响应。省军区于6月3日发表声明，说“湘江风雷”不是反革命组织但也不得恢复。但省军区威信已丧失，5月31日“湘江风雷”就已正式宣布恢复，并开始筹备重新树旗大会。而“工联”却认为“二四批示”是中央文革的文件，不能轻易否定，执意要开支持亮相干部大会。激进的“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则积极要为“湘江风雷”翻案。
中央首长接见和两派谈判开始以后，虽然“湘江风雷”平反已成定局，但是一些激进组织的领导人并不满意。首先是他们出席代表名额太少，而且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肯定“湘江风雷”，但是也强调其中混有少数坏人。周不承认发过“一·二○指示”也不肯为“红旗军”平反。而且在后来的中央关于湖南问题决定的正式文件中，将“工联”定为“革命造反派”，而“湘江风雷”仅仅是“革命群众组织”，比“工联”低了半头。而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先造反的，应该以他们为核心。北京的中央首长接见没完，谢若冰就私自回来了。
当时省革筹小组的群众代表共计6人，为“工联”的胡勇与唐忠富，“湘江风雷”的叶卫东，“长沙工人”的张楚楩，“井冈山红卫兵”的谢若冰，“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朱顺祥。“大专院校”后来倒向“工联”派，谢若冰立场也比较游移。
湘派中比较激进的是“高校风雷”。省革筹名单公布后，“高校风雷”、“红中会”等组织就反对这个名单，具体反对华国锋，并暗指周恩来，还攻击省革筹是“中间派和投机分子联合夺权”。8月12日“齐卫东”、“夺军权”公开贴出“打倒周恩来”的标语，与北京的“五一六兵团”遥相呼应。对此举“工联”立即表示坚决反对，“湘江风雷”总部也发表声明反对。8月30日“高校风雷”、矿冶学院“井冈山”等25个湘派组织发表声明，批评省革筹人选名单，声称要揪出“‘二月镇反’的黑主帅”，攻击“工联”是“右倾机会主义”。
比较实质性问题是两派组织成员结构不同。“工联”主要由几个大型国营工厂的工人组成。“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像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像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 所以尽管属于造反派，他们的社会地位也高于一般社会阶层，有比较稳定的收入和劳动保障条件。“工联”领导人也基本上不是运动初期揭竿而起的人，基本队伍大多也不是那一时期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在为“湘江风雷”平反问题上比较稳重。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曾与“高司”联络，建议与其“大联合”。
而“湘江风雷”这样的组织，矿冶研究所一位技术人员在评论中说其“发展速度之快，人员之广，揭竿而起，势如暴风骤雨。什么人物都有，底层的地痞流氓，中共官员，上层的高级知识分子，都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不仅保守派，连其它造反派也认为他们的成分太杂。他们行动过激，打砸抢现象严重，对保守派和当权派毫不留情。值得研究的是如此过激的群众组织，群众基础很深厚。当时很少有人对党的领导不满，但对党的干部不满的人很多。既然毛主席号召大家造反，说明毛主席对他下面的人也是不满意的。有的人对他们应该得到的政治权利长期得不到满足而愤怒。我就是因为技术上受排挤，不甘心边缘化的地位，而牢骚满腹。毛主席最相信的工人阶级参加‘湘江风雷’最多。不仅产业工人，大批的手工业者，各单位的行政工人，参加‘湘江风雷’的人数也很多。部分右派分子也在行动。甚至他们认为他们早在1957年已经反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矿冶研究所的所长郑戈令是个老干部，支持造反派，也被打为“湘江风雷”的“黑后台”。
周恩来曾说“湘江风雷”组织不纯，成员有帮会人员，此言不假。“解放后，长沙已经取缔了所有的帮会组织，但是文革一开始，它们死灰复燃了，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我后来也见过几位人物）。庆保不过是湘江橘子洲一个渔民的儿子，自幼练武，喜欢打架，为人又义气，所以在当地小有名气，加上他有天生的组织能力，人又长得剽悍，所以别人不是怕他就是服他。文革一来，渔民中祖传的旧帮派一时有了机会，他于是发动组织了‘十三太保’……”此人名余云庆，曾在武斗中救过落难的汤建平。 此外还有“长沙五虎”之类帮派组织。他们一般支持造反派，甚至充当武斗之主力。
“极左派”和“省无联”
1967年10月5日，20个“湘派”组织商议成立“省无联”，即“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并决定于10月11日召开成立大会。这20个组织中，只有“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红中会”、“青年近卫军”等颇具实力，其余有些组织只不过区区数人。而且，此时“湘江风雷”已发生分裂。参加“省无联”的是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而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于11月24日发表声明，表示不承认“省无联”。这个“省无联”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没有固定的领导班子和职能机构，成员组织的构成也不很稳定，各成员组织经常分头行事。
在“省无联”成立时，“工联”已在9月宣布解散，但是他们在长沙很多基层单位占优势，省直机关的“永向东”也是“工联”派的，又为领导所肯定，所以尽管他们不争这个“核心”，也是以他们为核心。
虽然“省无联”是个松散的组织，但是几乎包括所有激进派组织。他们所做的一是炮轰周恩来，二是发表异端理论。
炮轰周恩来，主要是认为“二四批示”是周恩来主使的，而在成立省革筹过程中排斥激进派组织也是周恩来在背后推动的。另一方面，他们从北京的造反派组织，特别是从“五一六兵团”那里知道，周在“二月逆流”里支持农林口的保守派夺权，并在财贸口的群众大会上当场逮捕支持造反派的副部长杜向光。8月15日长沙一中“夺军权”发表《彻底批判周恩来的“二月提纲”——初评周恩来2.17、2.21在财贸口农林口讲话的实质》，称之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说他镇压了河南的“二七公社”和湖北的“工总”。这个“夺军权”早在6月20日就发表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再论夺军权》。
10月24日“红中会”的“降魔兵团”发表《驳“反极左运动”的勇士——现代堂·吉珂德的法宝》大字报，驳斥“工联”方面攻击他们反周恩来。大字报说，我们“红中会”确有少数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不及总人数的百分之一，而且“红中会”总勤务站两次发表声明反对。而你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某战斗队也贴出炮轰周恩来的大标语，其总部却不吭一声。 这说明，当时反周恩来确系少数人员所为，而且两派都有人涉及。
尽管这些言论和活动都是“省无联”少数激进分子所为，“省无联”内广大成员并没有认同，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言论的发表，但是从领导看来，已经把“省无联”和“极左派”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了。10月9日周恩来在武汉警告“极左派”，说他们到了犯错误的边缘了。10月10日黎原在长沙接见“省无联”代表，表示不能承认“省无联”这样的跨行业组织，遭到围攻。
1967年10月24日，林彪与周恩来等中央高层几乎所有的领导人，接见了驻湖南的47军军长兼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听取黎对湖南文革形势的汇报。林彪指示：“湖南突出的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其后台有国民党，有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的爪牙。有坏人在后面策划。因此，要发动群众，将坏人揪出来。湖南问题很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凡是和平解放的地方常常不和平，问题都多。像新疆、西藏，都有问题。湖南不同于江西，不同于湖北，也不同于两广。湖南烂摊子大：国民党底子厚，再加上两个政客（刘少奇、陶铸）、两个军阀（彭德怀、贺龙），是反革命三结合。彭德怀、贺龙爪牙多、坏人多，再加上和平解放。现在还没有乱透。湖南的乱，肯定有坏人在后面操纵，这条黑线很长。有三条黑线：第一条黑线，是国民党黑线。和平解放的，有××、×××、××、×××的部下。这条黑线是起作用的。第二条黑线，是彭德怀、贺龙，影响很大，也是起作用的。第三条黑线，是刘少奇、陶铸，影响也是很大的。湖南黑手很多，黑线很长，运动中暴露暴露是好事。现在是否都暴露完了？不一定。有些人削尖脑袋往造反派中钻，如蔡爱卿就是一个。”
但是林彪并没有声称要对这些“极左派”采取行动，反而说湖南还没有乱透。这就给“省无联”抓住了理，于12月21日发表纲领性文件《关于目前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接过“三条黑线”的说法，提出要“摧毁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黑线”，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声称反极左就是反革命，还批判“放弃原则的联合”，批判“机会主义”，但文章内容比较空泛。
11月初，“省无联”创办了机关刊物《湘江评论》继续发表文章。1967年底到1968年初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的张玉纲写出了高度理论色彩的《我们的纲领》。而长沙一中的杨曦光（即杨小凯）则写出了《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两篇重量级的文章。湖南大学的“高校风雷”领导人周国辉的多次讲演吸引了很多听众，产生强烈反响。
1967年下半年“省无联”仍在积极活动和发表文章是因为它未遭受打击，尽管它发表的文章与北京的“五一六”没什么差别。原因可能是它确是少数分子所为，没有引起普遍关注，也可能因为这些理论文章没被当地当权者看懂，不知道它的危害性。他们读马列经典肯定没那些中学生多，甚至根本没读过。47军和省军区鉴于以往打反革命的教训，也不敢轻易对造反派采取镇压行动。
如果说，打着“省无联”旗号的“极左派”在初期的活动还有派别斗争性质，有许多策略性的考量，那么到了1968年初，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他们的言说对当权者来说已经是颠覆性的了。他们在文章里所论述的绝非湖南一隅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是全国许多造反派不约而同地思考着的问题。
所以，当省革筹获得这几篇文章，特别是看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华国锋立即对其严厉批评：“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并很快将其和“省无联”挂上钩，说《中国向何处去？》就是“省无联”的黑纲领。
1968年1月2日周恩来在京接见了47军副军长郑波，明确作出批判“省无联”的指示。1月19日中央首长接见省革筹时，对“省无联”态度更为严厉。1月22日，在接见广东省造反派代表时，周恩来就对他们说：“湖南‘省无联’的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要批判，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1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叶群、曹轶欧、黄永胜、张秀川、谭甫仁等接见湖南学习班和省革筹小组。康生首先讲话。他强调杨曦光是杨第甫的儿子，说看过《我们的纲领》和周国辉的讲话。他说：“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们背后有反革命黑手……”当他谈到“纲领”上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时，周恩来当场询问所有参加接见的领导干部，谁知道这段话出自何处，无人能回答，证实了“黑手”一说。然后康生用了很多时间逐条驳斥“纲领”。接下来几个人讲话中，陈伯达批判“省无联”是“大杂烩”，要求群众组织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大联合。江青则强调：“不要以为凡是参加了‘省无联’都成了坏人，如果这样恐怕不妥当。我觉得这个组织的群众是无罪的。”姚文元的简短讲话也有同样意思。最后周恩来讲话，说：“今天是宣布‘省无联’破产的大会。‘省无联’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的大杂烩。”他批判“省无联”这些人利用江青关于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说法，歪曲毛泽东关于阶级分析的学说，指出：“他们又说要砸烂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就牵涉到怎么样评价建国十七年来的问题。他们把我们在座的（指中央首长）都说成是新的资产阶级贵族。那么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置于何地？”点到了争论的焦点，也击中了杨曦光这些理论家逻辑上的要害之处。在他讲话时，姚文元插话说“他们的纲领也是大杂烩，有苏修的、美帝的、蒋介石的、地富反坏右的，‘非常委员会的’，‘五一六’的”，康生则插话说“还有托洛茨基的”。后来江青还插话，说极左思潮是极右思潮。在谈到“青年近卫军”这一组织时，江青说：“让他们到苏联去吧!”一句话致使这个群众组织很快宣布解散。
1月26日康生接见湖南省学习班核心小组和省革筹小组在京人员，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李六如的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和《平江革命史》，以及两部影片《燎原》和《怒潮》，说都是为彭德怀翻案的。他还批评47军和省革筹领导对“省无联”问题软弱无力。2月1日康生在会上再次严厉批评省领导和47军干部，说他们太软弱了，在报上批判连名都不点，实际是包庇他们。周恩来也批评他们说湖南反革命公开出报纸你们却熟视无睹。
然而面对严峻形势，“省无联”，具体说是杨曦光毫不退缩，针对“一·二四讲话”，他又起草了《关于目前时局的严重声明》，称这一讲话是“毫不讲理的怒骂”，它“证明新思潮在湖南形成一种政治势力构成了对中国新生官僚、资产阶级的严重威胁”，他号召打倒中国最大的党阀康生，把“省无联”的红旗打下去，将革命进行到底。
结果“省无联”土崩瓦解。张家政被判20年徒刑，省文艺界“红造团”宋绍文判15年，“湖南红旗军”毕健判10年，“红中会”杨曦光判10年，“高校风雷”周国辉判7年，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张玉纲判3年。还有如“湘江风雷”李仲昆等人，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长期监管。“湘江风雷”则迅速与张家政等“一小撮坏头头”划清界限，掀起批判“坏头头”、挖“黑三线”的高潮。
原省委常委、后任湖南大学副校长的唐麟，因支持“省无联”，于1968年1月被定为结合对象，后被对立派从赴京的列车上抓回关押，挂牌游行，于2月18日从关押处坠楼死亡。
2月21日在长沙举行群众大会，“工联”、“湘江风雷”等群众组织宣布撤销总部。从3月开始对所有群众组织的经费停发。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黎原，第一副主任龙书金，副主任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胡勇、叶卫东。张平化仍未被解放，但根据毛的指示，在《告全省人民书》中不点他的名。又根据中央指示，报纸上对王延春进行批判。6月23日在长沙召开群众大会批判王延春、王含馥等领导干部。
“省无联”的社会背景
虽然“极左派”或他们自称的“新思潮”在“省无联”中只占少数，不为造反派多数人理解，但某种意义上他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任何造反派理论家如果按同一逻辑走到底，必然走上这条道路。而且这种思潮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周恩来所说“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的大杂烩”正说明它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
林彪所说的“三条黑线”并非完全无的放矢。讲话记录中隐去的×应该指程潜、陈明仁等人。“林彪宣称‘湖南和平解放不和平，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础。’因此程潜等人及其部属成了文革打击的一个目标。” 这些人即使有看法也不敢明言，但是他们的子女却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
此外在湖南这个地方历史上有若干游离于国共之间的人物，如康生所指出的张振汉就是一个。他在1967年被迫害致死。在湖南“解放”前夕，有一些地方势力在地下党帮助下乘机起义，被改编为解放军，例如“湖南人民解放军”、“湘西纵队”等地下武装。其中“湘中纠察总队”政委、毛泽东的族侄毛特夫曾任湘潭市长、湘潭县长，在1958年被打为右派。
首都“红代会”到湖南串联的人员和其他一些组织创办了一份《湘中专案简报》，致力于替地下武装“湘中纠察总队”平反。这支队伍1949年后被打为“土匪”武装。原地下党和相关民主人士还组织了一个“解放一大片打击一小撮湘江战团”，出版《咆哮》报，以一些造反派组织作后盾进行活动。
林彪所说的第二条，特别是彭德怀，在湖南有深厚的基础。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林彪所说的蔡爱卿。在同一次接见中，周恩来和戚本禹也说，“后边有黑手，蔡爱卿、吴自立就是黑手。除他们两个外，还有。”
蔡爱卿原来是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少将。在“反右倾”运动中为彭德怀说话遭到批判，1963年回到湖南赋闲在家，文革中支持“红旗军”，为之出谋划策。他的夫人韩爱萍是“红旗军”成员，曾负责该组织宣传部工作。文革一开始，长沙一中的学生躲避工作组，到他家写大字报，给周恩来写信。蔡爱卿支持他们，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他们，为此事被抓起来斗了两个月，“八一九事件”后放了出来。1967年“一·二○指示”后由于和“红旗军”曾有接触被关押，但在北京“三司”联络站帮助下到北京上访未果返回长沙遭遇“二月镇反”，2月底到5月9日被扣押在省军区。释放后，6月23日他在北京红卫兵联络站和“工联”支持下到北京活动，7月9日回到长沙。他曾发表过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声明，并参加过“反武斗指挥部”的会议并多次给“孙大圣”、“青年近卫军”、“红旗军”、“湘江风雷”等组织作报告。8月6日他参加了“省无联”筹委会会议。在中央首长点了他的名后被这几个组织扣押并游街示众，后来一直被扣押直到文革结束以后释放。 1978年病逝后经中央批准得到平反昭雪。
“湘江风雷”派的另一支持者是吴自立。他是平江人，1928年参加革命，1955年授衔少将。曾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1959年他积极收集革命斗争史料，编写革命回忆录和参加创作《怒潮》电影剧本，1964年被认定是给彭德怀翻案，是一个“很嚣张的分子”，被批判后撤销一切职务。文革中支持造反派，在中央点名后被揪到广州军区批斗，1975年死于车祸。1979年得到平反。
在1967年夏湖南的乱局中乘势而起来造反的还有文革初期被打为“黑鬼”的教师和基层干部。师院“三家村”之一的羊春秋1967年8月到北京上访，回来后在高校中成立“高教总”，致力于为这些受迫害的人员翻案，得到“湘江风雷”大专勤务站及“省无联”的“湘江战团”支持。他到处作报告，说：“湖南省的教师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别的省没有这么厉害。”鼓吹“黑鬼彻底翻身”。在师院还出现了一个原师专的右派翻案集团，说反右斗争肯定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师院“革教站”的“农奴戟”战斗组的青义学说：“我们这些人过去是受压迫的，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我们要造反。”在湖大，一些教师在原来“批资联络站”基础上成立了“革教站”。这些人中很多都在反右、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打击。他们准备从“最黑最大的黑鬼”，就是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副校长魏东明着手。他们还支持原《新湖南报》的右派集团翻案。在农学院，“革教站”和原党委一些成员在10月一起开会，要求“对黑鬼一律平反”。在矿冶学院则出现了陈新民、胡为柏右派翻案集团。他们“总想找机会把57年反右斗争的案完全翻过来”。他们的这些活动在1968年初随着“省无联”的覆灭而终止，在随后开展的“反三右”运动中遭到批判和打击，再次成为牛鬼蛇神，一些成员重陷囹圄，两年时间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运动初期的局面。
杨小凯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黑帮的人在文革第二阶段大多参加了造反派，要求当局和保守派为他们在文革第一阶段所受的迫害平反。湖南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和文艺界红色造反团的成员就大多是文革第一阶段受迫害的知识分子。”
典型的右派翻案事件是前《新湖南报》事件。《新湖南报》是《湖南日报》的前身。由于在办报指导方针上和省委主要负责人周惠有分歧，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多数编委，连同多数骨干编辑、记者，共30人左右被打为“党内右派集团”。整个编辑部，连同合署办公的《湖南农民报》在内，总共一百四五十人中打了54名右派，1958年处分12人劳动教养，11人监督劳动，其余31人则被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撤职降级。在劳动教养中三人自杀身亡。此案株连之广、处分之重，在国内新闻界无出其右，成为轰动全国的大案。
文革初期这些右派被打为“小邓拓”、“黑鬼”，吃尽苦头。到了1967年，他们彼此串联要求翻案，成立了“新湖南报受迫害干部控告团”，组织上访，出版报纸，共出了三期，名为《韶山》、《挖黑线》、《新湖南报反右专案特刊》。为减小阻力，他们只要求平反他们这个小集团，不牵涉整个反右运动。他们找省革筹小组的章伯森、梁春阳反映情况。章、梁也是本地干部，了解这段历史，表示支持他们的行动。原省委宣传部长唐麟也出来揭发原省委打击干部的内情。当然也有些右派认为《新湖南报》所有右派都应平反。
到了1967年下半年，随着中央对湖南问题的多次表态和对“省无联”后台的追查，原来支持他们的报社“红色新闻兵”改变立场，开始严查他们的“右派翻案”事件，将其中的蔡克诚拘捕。1968年3月4日蔡克诚在囚禁中自杀身亡。之后更多成员被批斗或关押。1970年“一打三反”期间，其中的知名学者朱正和钟叔河都被判刑，朱正被判了3年，钟叔河10年，被发配到株洲的洣江茶场劳动。“在茶场，两人常有碰面的机会。碰上了，就聊些‘敏感话题’，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之类的。”
“省无联”及其中萌发的“新思潮”的另一重要社会背景是湖南的下乡知青。这里说的下乡知青指文革前1964、1965年下乡的知青，称为“老知青”。由于湖南省“四清”、“五反”的特殊情况，湖南省在这一时期被驱赶下乡的大多是家庭出身不好、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学毕业生。他们多被发配到偏僻地区，生活困苦，而且遭受政治歧视，精神上极为苦闷，感到没有出路，文革的爆发给了他们表达自己愿望、争取更好前途的机会。
在文革初期，下乡知青组织战斗队，针对工作组和当地干部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给予的迫害。在大串联高潮中他们乘机返回城市，大约有6万之众“回城闹革命”。他们的主要诉求是“造户口的反”，要求生活补助、恢复城市户口。在长沙，一些知青及其家长举行集会示威，批斗安置办公室的干部。他们组成调查团，到各地调查知青受迫害的情况，写成材料发表。“湘江风雷”成立后，他们立即站在这一边，成立隶属“湘江风雷”的“山鹰战团”。
1967年“二四批示”被否定后，随造反派的解放，知青运动再次掀起高潮，在长沙成立了“反迫害总勤务站”，负责人是城市平民家庭出身的许九皋。这已经是“老知青”中家庭出身最好的了。他们力图把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纳入文革主线。地下小说《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写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把上山下乡和刘少奇捆绑在一起批判，因而完全否定了这一做法。他们也对安置的方式提出疑问，质问安置在山区和边疆有什么需要和好处。他们的造反不是对某些领导人的造反，而是对制度的造反，因而遭到省直机关造反派“永向东”的批判，使得他们全力支持“省无联”。直到1968年“省无联”垮台，群众组织解散，一些知青组织头头被抓，各级革委会成立，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这些滞留城市的“老知青”才回到乡下。
造反派在城市底层成员有广泛影响。当时长沙甚至有保姆造反组织。杨小凯家的保姆就参加了这样的组织，而且她的谈话对杨小凯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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