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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二〇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7月 04, 2022 5: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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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〇二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6月30日第202期


本期目录

〖董国强、魏昂德江苏文革研究专辑〗

书海泛舟

董国强 魏昂德 合著《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出版社广告词、专家评语、全书目录
前言(《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选读)
第一章 序曲(《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选读)
第九章 动乱的十年(《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选读)
菲利克斯·文浩 评《中国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行动者》和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李怀印 评《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Melvin Barnes Jr. 来自农村的视角——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书评

史林一叶

董国强 魏昂德 导致动乱的因素:军队与徐州的派性战争(1967-1969)
董国强 魏昂德 1974年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董国强 魏昂德 前震:1976年南京清明节抗议活动的地方性根源

编读往来
对201期的几处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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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强、魏昂德江苏文革研究专辑〗说明

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文革刚结束时,曾有过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在外国。但在上世纪最后的十来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的文革研究一度掀起了热潮,文革题材的著述有了较多的发表与出版,许多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都以文革研究为题材。然而时过境迁,近年来国外的文革研究已不再是热点,国内的文革研究更是日益受限,公开出版物中,文革内容已接近被“清零”的状态。好在仍有一些专注于此的学者“不识时务”地坚持努力。本专辑特别介绍两位中美学者合作的研究成果。二位学者是——
董国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1985)和博士(2002)毕业。自1985年起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美国伊利诺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8-99)、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学者(2007)、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暨国际问题研究院双聘高级研究员(2008-09)、韩国高丽大学历史学系访问教授(201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访问教授(2015)、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访问教授(2019-20)。2015年调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业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近20年主要致力于文化大革命史和当代中国疾病防治史专题研究,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发表学术论著多种,代表作是《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江苏文革研究英文系列论文8篇(与魏昂德合作)和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与魏昂德合作)。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系本科毕业(1975),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1981)毕业。曾先后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香港科技大学,1997年起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讲席教授。201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共产党执政国家及其发展转型研究,近40年来发表了海量学术论著,获得各种学术奖项无数,是当下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领军人物之一。代表作包括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行动者),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一场脱轨的革命),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断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共产党国家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厂的运作与权力架构)等。
本专辑所展示的论文和专著节选,是来自不同学科的两位作者十多年合作研究的结晶。他们对地方文革运动的考察,始于江苏省会城市南京,进而扩展到较为边缘的城市徐州,最后扩展到该省最贫穷、落后、闭塞的农业县丰县。这种逐步积累和逐级推进的研究路径,使他们的著述既能充分展现文革运动在地方上不同层级的多种史实样态,又能形成一个总览全局、充满新意的理论解释体系。相对于国内外学界(尤其是国外学界)已有研究成果,两位作者的论述不仅重新诠释了文革运动的起源和派性斗争的本质,而且大大增加了文革后期的篇幅和研究深度。几位国际学者对《十年动乱》一书的评价,也有助于读者认识二位作者的学术成果对拓展文革研究视野与深度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启发性。
本专辑各篇的原著均为英文版,由董国强教授译成中文交本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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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介绍

董国强、魏昂德 合著《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初版(下图为该书封面。节选内容原有注释未录)。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广告词

《十年动乱》一书历时性地记录了一个中国的农业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充满戏剧性的政治冲突。借助于前所未有地广泛的信息来源——包括大量工作笔记、亲历者访谈、党内文件和军方文件——董国强和魏昂德向读者展示了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农村引发的争斗,及其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的持续发展,其激烈程度大大超出人们此前的想象。
本书显示文化大革命动乱不仅限于都市地区,而且波及到偏远闭塞的乡村地区。两位作者指出1967年军方的介入加剧了丰县的派性分野,因为军队中的不同分支在当地派性争斗中选择了不同立场。他们还揭示了当地各种政治团体的命运如何紧密地受制于无法预料的中央高层的政策反复。持续的镇压和迫害最终在1970年代初期形成一股反冲力,导致日益活跃的抗议活动,预示着日后对激进的毛主义的彻底否定。
通过细致入微地考察一个曾被忽略的地区如何经历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动乱》一书全面地揭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不稳定时期的极为丰富的本质内涵。

专家评语

Jeremy Brown (周杰荣,《毛时代中国的城乡对抗》一书作者)
“基于丰富的基层资料和访谈资料,《十年动乱》一书探讨1966至1976年间一个农业县的‘文化大革命’政治如何形成。这是一部罕见的和令人着迷的著作,举世无双。”

Daniel Leese (雷大年,《毛崇拜》一书作者)
“作为第一部研究一个农业县的‘文化大革命’的论著,《十年动乱》对人们关于那个时期的既有认知做出了十分必要的匡正。利用大量此前无法获得的资 料,这部意义非凡且布局精妙的著作颠覆了许多错误观念,并将在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诸多政治冲突的后遗症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Patricia M. Thornton (蓝梦琳,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
“本书关于江苏丰县‘文化大革命’的令人惊叹的详实叙述,表明董国强和魏昂德已经实现了自我超越。他们巧妙地将异常丰富的各类文献信息和访谈资料 编织到一起,对一个偏僻乡村地区的动荡时期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挑战了长期以来关于毛时代派性冲突的解释模式。”

全书目录

图示列表
前言

1.序曲………………………………………………………………1
2.两大派别 ………………………………………………………19
3.军方进入 ………………………………………………………41
4.冲突升级 ………………………………………………………59
5.北京干预 ………………………………………………………81
6.打造秩序………………………………………………………109
7.反冲力…………………………………………………………137
8.最后的决斗……………………………………………………156
9.动乱的十年……………………………………………………177

大事记 …………………………………………………………189
人名录 …………………………………………………………197
参考文献 ………………………………………………………203
索引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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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前言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选读)

作为第一部系统分析一个中国农业县文革期间的政治冲突的著作,本书提供了一系列颇为新颖的观察。首先,尽管丰县处于几省交界的偏远边缘地带,尽管它是江苏最贫困和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地方之一,该县依然深受持续的派性对立和民间暴力冲突之苦。第二,这些暴力冲突在实施军管和镇压造反派组织之后很久依然存在,两派的敌意贯穿于整个文革时期,直到毛泽东去世之后才慢慢消除。第三,军队的干预——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重建中国秩序的举措——实际上反而是派性武斗形成的催化剂,并使其长期持续。第四,在那十年期间,源自北京的每一次全国范围政治局势的波折与转向,都对丰县政治势力之间的平衡产生巨大影响。假如我们以为文革动乱主要发生在大中城市及其近郊,假如我们以为这样的动乱仅限于文革十年中的最初几年,那么丰县的历史无疑挑战了这些自以为是的看法。
我们在书中所描述的丰县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斗争,其证据的详实程度非同一般。通过长期接触原造反派组织成员、地方干部、军方人员和当地文革遗物收藏者等不同社会群体,我们不但获得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而且访谈了文革期间许多重要事件的关键参与者。我们采用的文件类资料包括文革期间中央高层发出的大量指示和通知,以及江苏省和徐州专区发出的类似指示。此外,我们利用了丰县地方当局——包括1967年垮台前的中共丰县县委和1969年成立的丰县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大量文件和指示。我们还利用了1967年3月至1969年9月间,由一系列以“军管”名目出现的过渡性权力机构发出的内部通报和文件。
在上述的系统性的官方文献之外,我们还采用了丰县两大政治派别散发的大量非官方资料。这些资料包括传单和大字报、残存的群众组织报刊和各种大事记。我们还收集到一些个人和两派头头写下的交代材料和自我批评材料,一些亲历者撰写的未刊回忆录,和一些在后毛泽东时代由地方政府组织撰写的文革编年史的未刊书稿。
同样重要的是对16位原两派头头和积极分子的访谈,他们当中有学生、工人和干部。然而与这类口述证言相比,更加重要的是6位深度卷入一系列重要事件的亲历者所保留的工作笔记和日记。这些详细的记录产生于那些重要事件发生期间。尤其珍贵的是那些在各种大会、各种学习班和其他会议期间写下的记录。与正式文件和两派公开散发的宣传材料不同,这些笔记和日记将我们带入由两派头头、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员召集的许多重要会议的现场,否则我们对这些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些笔记和日记的主人包括:(1)两大群众组织头头,(2)被派往丰县“支左”的军队干部,和(3)1969年县革委会成立后参与专案调查的工作人员。这些历经沧桑幸存下来的文字材料,显然比通过访谈获得的口述回忆资料更有价值,因为访谈是在事情发生数十年之后进行的。这些文字材料提供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准确时间和先后顺序,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众多参与者的言辞和情绪,而非多年以后对事实的回忆或重构。在与亲历者访谈时,这些工作笔记和日记是有用的定位器。它们还给访谈对象提供了机会,去澄清其中的断裂或含糊之处。
我们在本书中引用的所有此类资料都在参考文献中被列入一手资料目录,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标准地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的二手资料目录。为方便读者稽考相关文档,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我们在脚注中引用的所有一手资料。访谈对象的背景情况,以及书中引用的工作笔记主人的情况,详见两份按照首字母顺序排列的名单。在名单中列出姓名的访谈对象都获得其本人同意;否则用数字指代。对于其姓名在书中出现过一次以上的人,我们还提供了一份多达数十人的人名词典,按照(1)派性组织成员、(2)党政干部和(3)军队干部的序列加以排列。此外,我们还附加了一个简要的十年大事记,旨在帮助读者理解丰县故事的曲折发展和多次转向。
读者很快便会发现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是张连生。张是丰县中学1966年高三毕业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之一,极有可能在当年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然而由于高考被取消,同时由于他卷入了本校的政治活动,张最终成为一个重要的造反派头头和当地两大派性联盟中一派的发起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深度卷入了丰县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多次出席他所在派别领导层的重要会议,并参加了军队和地方当局组织的旨在促成两大敌对派别联合的所有谈判活动。在1970年代初期,张因所谓“反革命”罪名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直到政治潮汐变化后才获得释放和平反。在1970年代中期,他成为遍布徐州地区的抗议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之一,这些抗议活动的参与者都在前几年军管当局为巩固政治秩序而实施的镇压行动中遭到打击迫害。他接受了数十小时的深度访谈,并向我们提供了二十多本记载其文革期间个人经历的笔记本。这些访谈和笔记构成本书几个章节的重要基石。
尽管我们也采用了一些另一派的材料,但这些材料远不如张和他的同伴们所提供的材料那样丰富。我们还采访过一些另一派的成员,但他们当中缺乏像张那样的关键信息提供者。我们意识到在本书重建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对两派的立场观点的熟悉程度存在差异。这或许反映在我们的叙述中,往往将张的反对派描述为挑衅者,因而对张所在的一派表现出不应有的偏爱。但我们自信,本书所呈现的两派冲突的整体性结构及其在数年间的主要发展脉络,与来自两派及军方的资料所提供的证据相互吻合。
我们对很多人心存感激——他们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回忆录、工作笔记、日记,以及他们收藏的文件、传单和其他各种资料。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便在此透露其姓名。不过,我们要借此机会向季朗友先生、孙涛先生和惠明生先生表达特别的敬意和谢忱。他们都是丰县居民,因年幼并未卷入本书所描述的那些事件。但由于对当地那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们分别收藏了一批历史文献和其他资料。当他们得知我们的研究计划后,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自己的收藏,仅要求我们在论著中提及他们的奉献。他们的收藏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关于张连生一派的反对派的情况。
我们要感谢我们现在的学术家园——复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对我们的研究所给予的支持。董国强1981年就读于南京大学,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2015年调任复旦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慷慨地资助了我们此前关于南京文革历史的研究——这项研究实际上为我们关于丰县的研究提供了灵感,奠定了基石。我们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和弗里曼·斯帕格里国际问题研究院,它们联手在2008-2009学年为董国强提供高级研究员职位,使我们有机会开启我们长期的回报丰厚的合作研究之旅。
我们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指定的四位审稿人,他们是Jeremy Brown(周杰荣), Daniel Leese(雷大年), Mark Selden(马克·塞尔登)和吴一庆。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了认真、详尽和富有启发性的批评意见。苏阳对倒数第二稿所作的批注,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在本书中所呈现的丰县故事的更加广泛的理论蕴含。Geua Boe-Gibson出色地制作了与文本内容配套的几幅地图,并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厘清了当代地理学数据库资料与50年前的行政区划在区域边界问题上的差异之处。我们对上面提到的所有人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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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第一章 序曲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选读)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那几个被称为“四人帮”的激进同谋者随即遭到逮捕和批判,中国开始朝着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方向发展。在此后两年中逐步稳固权力的新领导人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在官方文件中,这一激进共产主义的高光年代被判定为“十年动乱”:“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起初,许多西方分析家对“十年文革说”深感意外。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学界定义,文化大革命特指从1966年至1968年底,那些挑战政治权威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所实施的社会动员。这一随心所欲的社会动员终止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将整整十年都冠以“动乱”之名,似乎意在掩盖那个异常纷繁复杂年代所隐含的巨大差异性——事实上,从最初自下而上的造反,到随后的严酷镇压,再到最后跌跌绊绊而来的初步稳定,三个阶段的不同之处显而易见。“十年文革说”似乎更多地出于舆论宣传的目的,而非学术分析的考量。
后毛泽东时代公布的大量有关那个十年期间许多政治事件的新信息,揭示了此前被隐匿的早期造反运动和随后几年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之间的延续性。最早一批涵盖整个十年的研究成果显示,1974和1975年间工人和其他社会群体的抗议活动,其实是1960年代后期派性斗争的延续。许多工作单位内部长期存在的派性问题,直到1970年代依然困扰着人们恢复工业生产的努力,而这些派性问题实际上植根于文革前期的政治冲突。
逐渐地,以下认知成为一种共识:在1966年以后的十年里,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几番动荡之间的延续性线索,远比我们原先知道的多得多。尤其是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十年动乱”的定义根源于1960年代后期的派性斗争之后,这一定义似乎并不像乍听起来那样不可思议。然而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关于文革十年的细节知识仅限于十来个冲突过程得到全程跟踪的大城市——尤其是杭州、武汉、上海和南京。即使在这些大城市中,始于1960年代后期的派性敌意究竟以何种方式持续存在并作用于后续冲突,以及地方政治和社会秩序遭受破坏的程度,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这就使我们更加无法确定,中国其他170个大小城市的文革进程是否与这些个案研究所揭示的情况如出一辙。
在我们关于那十年政治进程的知识仅限于若干大城市的同时,我们对县一级的情况近乎一无所知——尽管作为农村地区的基层行政管理单位,全国2000多个县的居民数量接近中国人口总量的80%。学界已有一些关于村一级的优秀论著,内容涵盖了那个十年,并有专门章节讨论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但它们所揭示的冲突带有强烈的地方性色彩,而且常常是个人之间的冲突,难以展现全县范围更为广泛、多元的冲突脉络。由于中国各县下辖村庄的平均数量超过350个,所以试图从村一级的历史叙事——即使是最有洞察力的历史叙事——得出全县范围政治冲突的结论是很不明智的。另有少量著述描述了那个十年间县一级的许多政治事件,但这些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几乎全部发生在1960年代后期(实际上基于“三年文革说”的认知)。

县级政治

本书是第一部聚焦于文革十年间县级派性政治的论著。它所记录的发生在江苏省丰县的一系列事件,展现了一个持续冲突的世界,其冲突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现有研究论著所做出的种种推测。尽管位于江苏、安徽、山东三省交界的边远贫困地带,丰县依然饱受派性纷争之苦——这种派性纷争形成于1967年,并在此后的十年里持续地型塑着当地的政治发展,直到毛泽东去世后才逐渐平息。由于不同派别控制着他们自己的“解放区”,任何人都无法在全县范围建立其权威,丰县几度处于长期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冲突中的重要角色都被卷入了派性斗争,而这样的派性斗争同时困扰着苏北的其他县市。这些冲突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他们命令当地两派头头到北京参加旷日持久且带有强制性的学习班,意在促成这些固执己见的斗士们和解。然而直到毛泽东去世那年为止,两派之间的敌意持续地干扰着在丰县重建稳定政府的努力。所以,任何熟悉丰县历史的人都不会质疑以下说法:文革十年是派性斗争持续存在的十年。
丰县的历史清晰地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一些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方面。县一级的政治冲突深受全国政治走势影响的程度,着实令人惊讶。在1970年代,每一次源自北京的全国性的政治潮汐变化,都会对丰县两派的势力均衡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其结果常常与国家领导人的主观意愿截然相反。在整个十年中,中央的每一次政策摇摆和转向,都会造成丰县局势的反转,因为这些政策变化改变了阵线分明、积怨甚深的两大政治派别之间的力量平衡。
该县的历史还非常详尽地揭示了中国军队的深度卷入,如何定义并激化了县一级的派性斗争。一些西方分析家早已知道,军方的干预是导致全国范围派性对立的主要因素,支持军管的造反派组织常常被称为“温和派”或“保守派”,而反对军管的造反派组织则往往被贴上“激进派”的标签。
军方对丰县的干预确实促成了当地派性冲突的阵线划分,然而其作用方式与我们此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
1967年初介入丰县政治的部队来自中国军队内部的两个不同系统。隶属于解放军徐州军分区的丰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在1967年初县委垮台后率先在该县实施军管。此后不久,驻徐州市而隶属于济南军区的野战部队也来到丰县,帮助稳定当地局势。这两个军事单位很快就在如何重建地方秩序——尤其是如何对待那些相互竞争的造反派组织——等问题上出现分歧。随后他们各自在丰县的派性斗争中选边站队,并竭力阻挠对方化解当地冲突的努力。他们对不同派别的持续支持,一方面使得当地派性冲突直到1970年代以后依然活跃,另一方面则表明,导致地方造反派分裂的派性因素同样困扰着中国军队。本来,军方的干预意在消解地方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敌意。但事实上,军方的干预反而导致派性敌意的长期延续。
在我们复原的这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农业县的政治冲突中,几个主题清晰地显现出来。
第一,偏僻的地理位置并未使丰县免受全国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只不过延宕了政治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所以不难预测,在1966年夏秋中国许多大城市受到学生和工人造反运动冲击之时,此类运动在丰县的发展非常缓慢。直到1967年初,当地的红卫兵组织及其造反运动依然规模很小,发展滞后,并未对地方官员构成严重威胁。当地政权的崩溃并非始于某个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事实上,直到地方政府垮台和县人武部接管权力之后,各种冲突才开始出现,并成为此后十年地方政治中的主旋律。然而冲突一旦形成,当地的政治发展便与北京的政局变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与许多西方分析家原先的猜测不同,丰县冲突的核心要素并非现存秩序的拥护者与现存秩序的反对者之间的对抗。在1966年下半年,丰县并未出现在大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地方权力架构的敌对者与捍卫者之间的冲突。来自不同系统的部队在当地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实际上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他们自己分成两派,各自支持不同的群众团体。丰县人武部在1967年2月上旬按照中央的“支左”命令实施夺权,迫使地方党政领导班子靠边站。这实际上引发了当地权力架构的内部分裂与冲突。人武部一方面与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为敌,另一方面与县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结盟,并通过人武部下辖的遍布丰县城乡各单位的民兵组织,在丰县发号施令。不久后抵达的野战部队首长反对人武部的种种做法,尤其反对人武部在当地造反派组织中支持一派、敌视另一派。军方的分歧加剧了造反派团体和机关干部群体内部的派性冲突——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分别与两支部队结成联盟。这样的冲突,显然不是军方与试图推翻军方的造反派之间的对抗,而是彰显了分崩离析的军队权力架构及地方党政权力架构的内部分裂——分属不同阵营的学生、工人和干部造反派,都有赖于其军方后台的支持。
第三,尽管丰县位置偏僻,但该县的冲突却与涉及专区一级和省一级的更为广泛的派性纷争搅在一起,因而冲突各方后来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央主导的旷日持久的谈判。谈判持续了整整一年,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以失败告终——尽管在此期间丰县代表团多次参加周恩来和诸多其他高官的大会接见,甚至毛泽东本人也在谈判结束前做过一次大会亮相。最终的结果,是中央裁决由人武部负责实施军管。这项措施导致一派遭到严酷镇压,直到几年后全国范围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重新激活该县的派性斗争。由此可见,军方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对派性冲突的压制,结果只是将派性敌意带入到脆弱的新政治架构中。一有机会,这种派性敌意便会以社会动乱的形式再度显现。这种政治对抗一直持续到毛时代终结。
第四,当地政治权威和公共秩序的持续恶化,和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组织结构、公共信任和民众士气的深层次断裂,在这个冲突与镇压反复交替的十年中越来越明显。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丰县仅能勉强维持统治,而在若干激烈冲突的时段则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长期无法恢复正常的政治秩序,使得卷入派性冲突的各方身心俱疲——不仅那些受到严酷镇压的人如此,甚至连那些奉命实施镇压行动的人亦如此。到1970年代初,该县政治与社会组织架构之不堪重负已经显而易见,毋庸置疑。
由于涉及中国其他县份的可供比较的研究论著极少,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本书详细描述的诸多事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究竟如何。这些事件看起来如此充满戏剧性和出人意料,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大量资料?假如其他县份政治斗争的历史复原能够达到类似的详实程度,它们是否会呈现出类似的样态?还是说丰县的情况极为独特,相对于其他乡村地区而言只是一个例外?在一个有着2000多个农业县的国度里,似乎任何一个县所呈现出的样态,都不大可能与大部分其他县份的样态高度近似。一个更加合理的推断是,在由众多的县所构成的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县域政治肯定存在着广泛的多样性,然而这种多样性基于一组共同的主题之上。在本书的结尾,我们将依据自己和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来正面回应这些问题。不过只有在读者深入了解丰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诸多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那样的讨论才会更有意义。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现在将话题转到丰县和它的故事。

一个边缘县份

本书所记述的狂暴的、充满戏剧性的政治斗争传奇故事发生在丰县,可能令很多人深感意外。尽管坐落于中国三省交界处以贫困著称的内陆地带,该县依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深度地卷入到全国性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当地许多人被卷入那个十年间一些后果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在多个时间节点上与高高在上的中央政权发生直接互动。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影响十分深重且长期持续,直到1970年代后期毛泽东去世和邓小平掌权之后,才得以终结。
地处古老的黄河冲积平原,丰县远离中国的那些政治和经济中心。像一个楔子被镶在江苏省最西北的角落里,该县南部与安徽省接壤,北部和西部与山东省交界,距离处于江苏省东南端的省会城市南京有260多英里。最靠近的城市是专区首府徐州市,两地之间有一条8英里长的狭窄的两车道公路相连。徐州是一个有45万人口的中等规模城市,其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若干条连接着中国其他地方的南北向和东西向铁路枢纽。向东再走100英里是濒临中国东海的连云港市,一个中等规模的港口城市,在古代被称为海州。1949年以后,许多政府文件和历史论著依然习惯地将涵盖上述两市以及周边几个农业县的地区称作“徐海地区”——源自“徐州”和“海州”的头两个字。徐州专区建立于1953年,下辖8个农业县,其中包括丰县。不过地级市徐州市和连云港市,由设在南京的江苏省政府管辖。
按照自秦朝(公元前221-207年)建立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记载,丰县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主要是因为它据称是西汉王朝(公元前202年-公元后220年)第一个皇帝刘邦的出生地。不过到1840年代至1940年代的近百年间,如一位长期研究当地匪患和有组织暴力历史的学者所言,丰县是“一个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在那里,“周而复始的旱涝灾害造成了一种异常艰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使得各种好勇斗狠的生存策略大行其道。”
该县严酷的生存环境和地处三省交界地带的偏远区位,使其成为20世纪游击战的一个理想地点。当地的中共组织始建于1928年,并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迅速发展。抗战初期中共建立了6个区级委员会,领导约2000名党员的活动。到1940年,中共在其控制区域内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与由国民党和日本占领军扶植的两个地方政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45年日本人投降以后,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依然持续,直到1948年11月中共最终有能力占领整个县域。作为一个三股势力竞相角逐的战场,当地许多居民——包括那些后来成为中共党员和政府干部的人——在一些时段内处于日本人或国民党势力的统治之下,个人历史较为复杂。
丰县所处的区域,并非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不毛之地。在宋代(960-1127年)以前,淤积所造成的洪水泛滥尚未成为黄河沿岸的一大问题,河水的灌溉对这一地区繁荣的农业经济助益良多。温带气候和季节性降雨适宜种植多种粮食作物,以及发展林业和畜牧业。该县取名“丰”,涵义是“丰富”、“富裕”或“充足”,折射出其古代的繁华景象。宋代以后黄河向南改道,从该县西边不远处经过。河床淤积迫使人们沿着河道修筑起漫长的堤坝,而经常性的溃坝导致了周期性的洪涝灾害。不难想见的是,土壤的耗竭和林地的消失显示了不断恶化的生态,而生态的恶化造成了严重的、长期的经济衰退。
到1950年代,丰县处于一个严重欠发达的农业区域。由于土壤沙化和降雨不足,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与素以富饶著称的苏南农业地区相比,形成巨大反差。近70%的降雨发生在7月和8月农作物生长旺季,而10月至次年5月则几乎完全没有雨水。从1950年代开始,新政府倡导一年种植两季——夏季作物几乎全部是小麦,秋季作物主要是山芋,以及大豆、玉米、高粱和水稻。
在1950年代,尽管政府大力推广两季种植,但伴随农业集体化而来的强制性粮食征购制度,加上人口增长因素,使得农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大跃进”导致的饥荒使丰县陷入了又一轮饥饿之中。直到1966年,当地的农作物收成依然低于1955年。1956年的人均粮食份额是185公斤,但在1960年(饥荒最严重时期)降至122公斤,到1965年才回升至148公斤。在那些年份里,小麦制成的面粉成为一种奢侈品——绝大部分面粉被运往城市。山芋干成为农村人的主食,辅之以玉米和其他粗粮。到1970年之前,绝大部分农村人依然穿土布衣服,住土墙茅草屋。
即使按照“乡土中国”的标准,该县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县。在全县624000人口中,只有2.6%生活于乡间小镇——这样的城市化率,使得丰县处于全国2000多个县中最落后的13%之列。全县只有7100个成年人拥有领取薪水的非农工作。由于长期的财政预算短缺,当地工厂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职工是临时工、季节工或合同工。在1965年,该县只有10个国营企业,其中最大的是一个棉纺织厂和一个化肥厂——两者的职工数量分别为数百人。一些规模较小的工厂如五金厂、植物油加工厂、面粉厂、白酒厂、印刷厂、发电厂等,职工数量大多在100人以下。规模更小的,是一些散落于各农业公社中的集体所有制小工厂和小作坊,如拖拉机修理厂、农机厂、砖瓦厂、家具厂、农具厂和酿酒厂等等。
在1966年春,该县共有15个中学,学生总数为5800人。其中只有3所设有高中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坐落于县城的丰县中学。该校在全县范围招生,学生总数约为2000人。能够考入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比例很小,能够进入重点大学的人数更少。在1962至1966年间,该县共有近700名高中毕业生被全国各地高校录取。其中大约有100人后来在1967年作为学生造反派回到丰县,一度在该县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县,有可能发动1966年下半年都市地区那样的红卫兵运动和造反运动的学生和工人数量极少。这个因素——以及丰县的偏僻位置——难免使人感到困惑:该县后来缘何会深陷于长期的派性争斗之中。这实际上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从北京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向外辐射的政治脉动,究竟通过哪些途径传导至这样一个位于内陆腹地的穷乡僻壤?第二,既然不存在大量学生和工人,那么谁是当地政治运动中的行动者,并在型塑此后长达十年的冲突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两个问题其实有着相同的答案:我们必须考察构成中国“党-国”架构的、相互缠绕的政治和军事科层化等级体系。

权力架构

丰县的经济或许是长期欠发达的,但它的党政权力架构却并非如此。中国的党-国体制是一个一元化的科层制度体系,各级政府都处于同级党委领导之下,但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又负责运营由众多规模较小的党委和党支部构成的地方政权网络。丰县的党组织直接隶属于徐州专区党委,而徐州专区党委直接隶属于设在省会南京的江苏省委,而江苏省委接受设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在1965年底,丰县有9181名党员。他们分别隶属于全面覆盖所有工作场所和农业集体化组织的21个分党委和581个党支部。
该县有一套相当发达的行政官僚机构,包含相对分离的党、政系统的科层化等级体系。1966年5月,在本书记述的众多事件发生前夕,丰县举行了第五次中共党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由26人组成的中共丰县委员会,其中9人当选为县委常委,构成该县最高领导层。县委书记是高膺,三位副书记是钱秀夫、滕泽田和朱平凡。除了滕,其他人要么是本地人,要么自1950年代初就在本地工作,从科层化等级体系的底端一步步地升至现有职位。县委机关除一个县委办公室外,被分为13个职能部门,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业、农村工作、财政等方面的工作。
与党的科层化等级体系平行,同时接受其领导的,是县级人民政府——丰县人民委员会。1966年1月,该县举行了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县人委领导班子。钱秀夫——他同时也是县委副书记——被任命为县长。他和5位副县长都是县委委员。县政府下设一个办公室和30多个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公安、法院、农业、人事、财政、税收、粮食管理、交通等方面工作。上述两大官僚机构实际上是县里最大的两个雇主,有1869个党政官员(或称“干部”)受雇成为全职的管理者。
党和政府的科层化等级体系还延伸到县城之外。1966年该县有20个农村人民公社和一个国营果园(行政级别等同于公社),分别设有党委和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农村公社下面有441个生产大队(由一些相邻的村庄组成)和3314个生产小队。每个公社有一个党委书记和若干副书记,以及一些具体负责组织(人事)、宣传和青年等方面工作的干部。此外,公社行政管理机构有一个主任和若干副主任,以及一些具体分管民政、财政、粮食、生产、统计、会计、妇联和贫协等方面工作的干部。上述干部都从国家领取工资。他们掌管着若干行政单位——如供销社、粮管所、信用合作社、卫生站、中学、拖拉机站、文化站、兽医站等等。这些单位里的工作人员既有拿国家工资的公职人员,也有从公社掌管的经费中领取补贴的农村居民。
供职于上述官僚机构的干部是县里的精英。而村一级干部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逃避体力劳动。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干部们享有最高工资、最好福利和最好生活标准(尽管按照今天的标准不值一提),并能随时获悉从首都北京自上而下传达到基层的的各种政治信息。他们在该县的权力架构中拥有最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潜在地威胁到他们的职位和他们在体制内的既得利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他们在未来的十年中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
然而在此后十多年的冲突中,与上述地方党政系统科层化等级体系相比,更具影响力的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包括驻扎各地的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以及当地人武部及其领导的民兵力量。在涉及中国如何实施治理的现有论述中,与各级党政科层化等级体系平行的军事科层化等级体系常常被忽略。在1967年初全国各地党政机构纷纷崩溃之后,军队成为贯彻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行使日常管理职能。他们还深度地卷入了当地的冲突。而在丰县,他们实际上处于各种冲突的中心。
人民解放军的地方部队隶属于省军区和军分区。这样的组织架构映射出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省军区的管辖范围通常与省级行政区划一致,军分区的管辖范围通常与专区行政区划一致。它们在其辖区内有一些规模不大的部队。丰县由徐州军分区管辖。
与这些地方部队二元并存的,是与政府行政区划无关的“主力部队”战斗单位。全国共有36个集团军听命于13个大军区。这些主力部队同时隶属于大军区司令部和中央军委。它们包括占据主导地位的陆军,以及专业化的装甲兵、炮兵、空军和海军。来自这些部队的官兵在必要时可能被抽调去执行政治任务,而且在后来的几年中这种情况反复发生。在丰县,来自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68军——该军隶属于设在邻省山东的济南军区——的一个团,在1967年被派往丰县。该团官兵在此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地方性军事科层化等级体系的底端,是设在一些大城市的卫戍区,以及设在各县和一些小城市的人武部。在这个层级上,军事的和民政的科层等级体系相互重叠。卫戍区和人武部首长都是军官,但他们处于地方党委和军分区的双重领导之下,是地方党政权力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武部的一把手——人武部政委——通常都是地方党委委员。
人武部下面没有全职的军队,但它们负责指挥当地的民兵,后者是配备轻武器的后备武装力量。县城有一个基干民兵团,每个农村生产大队有一个基干民兵营,每个生产小队或城里的工厂有一个基干民兵排。这些民兵由16至30岁的男性、16至25岁的女性和退伍军人组成。在县城里,人武部设有若干规模不大的管理机构(在其中任职的约有20名下级军官),和一个约40人组成的武装警察中队——其主要责任是守卫县监狱。在每个公社,有若干名地方干部负责公社人武部工作。
丰县人武部隶属于徐州军分区,徐州军分区隶属于江苏省军区,后者的司令部设在南京。而在1967年被派往丰县并在当地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解放军主力部队,来自隶属于济南军区的68军,属于另一个军事指挥系统。这种军事指挥系统的二元并存,在丰县由来已久且长期延续的派性冲突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县委书记高膺名义上担任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和第一政委。但实际上,人武部的专职政委和党委书记是邵文——他同时也是县委9名常委之一。邵于1963年担任现职,此前是徐州军分区宣传处处长。人武部部长是刘宗斌——他自1961年起担任现职,同时也是26位县委委员之一。人武部大部分下级军官都在丰县工作了很长时间。尽管刘宗斌及其两位下属在1969年初被调往其他地方,但邵文和大多数人武部军官一直留任到1974年底。这些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当地一系列政治冲突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些冲突促使他们及支持他们的造反派站在该县两大派性阵营中的“联司”一边,陷入与来自68军的主力部队首长和支持“炮联”的造反派们的长期对抗。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延宕之后,文化大革命才在丰县缓慢地开展起来。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上述两股军事势力和与之结盟的地方两派之间的冲突。在运动兴起的最初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军队派性和地方派性的相互交织,会导致此后十年间该县政治秩序的严重破坏。丰县的政治冲突如何以颇具迷惑性的方式缓慢地展开,是我们在下一章要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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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第九章 动乱的十年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选读)

丰县派性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当地为什么会出现派性组织,它们为什么如此难以实现和解?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本书两位作者在一系列关于其他地方文革运动的论著中试图解答的问题。与有着数十个甚至数百个造反派组织的大城市相比,在这个农业县的案例中,派性冲突的线索和派性联盟的逻辑显得格外清晰。这是一个较为简单的场景,当地造反运动的规模很小——尤其是参照少数大城市的标准和学界约定俗成的理解,当地的造反运动并不“激进”。
让我们从最显而易见的解读开始——即“联司”代表了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因为其头头们是现存政治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这种解读的主要论据是,以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邵文为首的当地官员们坚定地支持“联司”,而且事实上,“联司”是在其帮助下成立的。县武装部下属的遍布各农业公社和村庄的网络,是“联司”反对“炮联”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资源,大大增强了“联司”的实力。反过来,这也使得县武装部可以打着“联司”的旗号,通过乡村民兵组织去动员农民。当地权力结构中的这个板块(指武装部及其下属的民兵组织),在旧的县委和县政府垮台后完整地保存下来。按照这种解读,丰县派性冲突的实质是旧权力结构中残存下来的镇压机构作为现行制度的捍卫者,与那些极度不满现行制度的激进分子之间的斗争。
然而一些确凿的事实困扰着这一解读。第一个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事实是,正是邵文率领其武装部下属和他在“联司”中的盟友推翻了旧的当权派,其彻底程度与任何造反派组织所能采取的行动难分伯仲。县委书记高膺被解除职务并遭到该县两派的揪斗,显然得到邵文的首肯。在1966年选出的九个丰县县委常委中,只有两人被结合进1969年秋天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26名旧县委委员中,只有三人在革命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尽管其他几位与“联司”和武装部有来往的老干部在1970年和1971年被增补进县级领导班子,其他绝大部分老干部们直到几年后才陆续重返领导岗位——此时邵文已调离丰县。
因而以下说法难以成立——即邵文的行动旨在保护当权派,或者旨在维护现有秩序。邵文在丰县掌权期间,竭尽全力地将许多“联司”头头提拔到领导岗位,并很快将他们吸收入党——这意味着“联司”头头们并非党员。为什么邵文要这样做——本质上是用武装部取代原有的党政机构?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是,1967年1月28日中央下达军队“支左”的命令,使武装部首长成为仅存的未被打倒的旧县委领导班子成员,而且由于当地未发生造反派夺权,他们事实上成为(中央高层)推翻地方党委的工具。
县武装部是解放军军分区——地(专)区一级军事机构——下属的基层单位,是在第一线开展“支左”工作的部队。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当一个造反派组织采取夺权行动后,未参加夺权行动的其他造反派组织也竞相宣布夺权,所以武装部首长不得不作出抉择——在这些相互竞争的造反派组织中到底支持谁。而邵文无需做这样的抉择,因为丰县并未发生造反派夺权。作为原县委常委兼县武装部政委,他现在是唯一的掌握实权的原县委常委。由他决定留任的另一位原县委常委,是原县监委(即后来的纪检委)书记董洪芝。除了邵文和董洪芝,在26位旧县委委员中,只有原县财经办主任朱广忍后来成为县革委会常委。假如我们认定武装部是保守势力,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武装部会大张旗鼓地对旧的权力结构实施彻底清洗,为什么武装部抵制老干部复出的努力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以后——直到1974年邵文、董洪芝和其他由武装部任命的干部调离丰县之后,很多老干部才得以重返领导岗位。
如果邵文的动机并非保护旧的权力结构,那么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是什么?以下的史实回溯十分重要:在1966年末加入“炮联”的一个最大且最具反抗精神的造反派群体,是1966年夏天被迫参加“集训班”的本县各中学的教职员工。他们在“集训班”受到粗暴的政治审查,数百人因所谓“政治不忠诚”受到批判,这样的结论必将葬送他们的个人前程。另一个群体是本县各中学里与工作队发生冲突的学生。这两类事件都源于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决定——在1966年夏天和初秋,县文革领导小组认为派驻工作队和开办集训班是运动期间的必要举措。县委书记高膺是县文革领导小组组长,而邵文是他的主要副手——由他与县公安局具体负责“集训班”工作。这是邵文对“炮联”持防御和敌视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高膺被认定为推行“资反路线”,那么邵文就会被认定为高膺的工具而受到谴责。
相同的自我保护动机也可以用来解释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为何坚定地与邵文站在一起,成为“联司”的坚定支持者。因参与县委组织的政治审查工作,公安局成为那些受迫害者的目标。因而在1967年初造反派反对县委的斗争升级后,公安局的一些干警也建立了造反派组织,打倒了公安局长(他同时也是县委委员)。他们对局长的造反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意在逃避造反派不断升级的指控,将近期的迫害归咎于他们的上司,同时打造他们自己的造反派形象。另有资料显示,公安局造反派组织的成员都是丰县本地人,而公安局长是外地调来的,他们之间早有芥蒂。然而当“炮联”请求公安局出面阻止其他造反派组织对“炮联”的围攻时,遭到公安局造反派拒绝。由此,“炮联”和公安局造反派走上对抗之路。
如果将武装部和“联司”的同盟视为“保守势力”的解读面临种种困境,那我们能否将“炮联”视为一股更“激进的”政治势力?这肯定是“炮联”试图打造的自我形象——该组织始终指责武装部和“联司”的保守倾向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相互抵触。然而困扰这种解读的第一个事实是,“炮联”从未对县委采取夺权行动,甚至没有这样做的意愿。返回丰县支持造反运动的激进的大学生们曾极力敦促“炮联”夺权。他们认为“炮联”是最有可能采取此类行动的造反派组织。但张连生和其他“炮联”头头拒绝这样做——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管理丰县,而且高膺已经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另一个造成困扰的事实是,并非只有“炮联”要求高膺接受群众批判,那些后来与“联司”结盟的造反派们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且实际上双方曾为由谁来监管高膺和由谁来组织批判大会争执不休。
丰县造反派群体内部的政治分裂,起源于对本地一些事件的不同反应,并在群众活动的高潮中显现出来。意见分歧最初出现在几次批判大会上,涉及高膺是否有权穿军装,他在批判大会上应该罚站还是可以坐着,以及他是否应该被开除党籍。由于返回丰县的大学生的言行过于鲁莽,也由于他们支持“炮联”并促使其采取更加激进的立场,那些未加入“炮联”的造反派们开始反对这些指手画脚的“外来者”,并最终将他们赶出丰县。对外来者的憎恶也殃及到“炮联”。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分裂的原因与文化大革命的宏大政治议题无关。在丰县中学,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分裂直接根源于几年前两所中学的合并。在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尤其明显地是在县公安局),分裂存在于丰县本地人和从外地调入的领导干部之间。在县里最大的企业丰县纱厂,分裂始于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诉求是否正当的辩论——许多临时工和合同工对此尤为关注。与“炮联”结盟的厂内少数派主要由正式员工构成,他们认为这些诉求偏离了文革运动的政治目标。包含了大量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厂内多数派不同意上述看法,并与“联司”结盟。然而纱厂两派对厂领导班子和县委领导领导班子持相同的批判立场。
如果“炮联”与那些后来组成“联司”的造反派之间起初并不存在特别显著的差别,那么那些加入“炮联”的团体情况如何?我们已经知道,武装部和公安局造反派是“联司”背后的关键力量。“炮联”方面的人员构成情况为武装部和“联司”提供了口实,他们指控“炮联”实际上是一个与旧当权派关系密切的保守派组织。这个指控的第一个事实论据是:一些遭到清洗的原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包括县委副书记朱平凡——支持“炮联”。为什么?他们的动机与邵文和公安局造反派的动机极为相似。这些领导干部已经在邵文和武装部的夺权行动中遭到清洗,如果造反派组织能够得势,支持“炮联”将使他们获益。其次,在“炮联”早期最重要的团体成员中,有两个团体基本上由机关干部组成——他们曾被派往邻县参加“社教”运动,直到1967年初返回丰县。“社教”运动后来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案例受到谴责,促使这些年轻干部们转而指责旧县委迫使他们执行错误路线。他们大批加入“炮联”并受到欢迎,是因为他们1966年下半年不在丰县,并未卷入当地的冲突。第三,公安局的造反派后来成为“炮联”的劲敌,但被他们打倒的原公安局长却支持“炮联”,并受到“炮联”的欢迎。眼看着旧权力结构的残余势力大量涌入“炮联”,邵文和“联司”辩称“炮联”企图让那些已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上台。换言之,“炮联”是真正的保守派大本营。在他们看来,“联司”则完全不同——它支持一个军事化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结构近乎彻底摧毁了旧的县委领导班子。
“联司”在1975至1976年的斗争中,的确以多种方式证实了他们的自我定性——他们代表丰县真正的造反派。该组织许多成员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沦为牺牲品,而在他们看来邓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最重要的修正主义官僚之一。他们的看法与后来遭到清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激进派“四人帮”一致——即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意在报复那些先前打倒“走资派”的造反派。当中央发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后,“联司”向接替邵文等军队干部执掌丰县的老干部们发起攻击。这些老干部都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他们都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倒。所以“联司”将自己视为为防止旧秩序复辟而战的激进势力并非毫无道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炮联”则在丰县冲突的最后阶段置身事外。
最后,军队的支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其他绝大多数地区,造反派们因军管问题分为两派。抵制军管的一派认为他们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表现出彻底的造反精神,同时谴责支持军管的另一派是保守派。这些标签及其背后的辩论逻辑,被许多早期的西方分析家全盘接受,这使他们更倾向于认同那些反对军管的造反派们。但在丰县,两派并非按照“支持”还是“反对”军管划线——他们的斗争主要涉及由哪支部队来实施军管。来自68军的军官们是“炮联”的保护者乃至盟友,他们持续地支持“炮联”反对武装部和“联司”组成的联盟,直到他们不再有能力这样做。
这一切如何结束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炮联”长期以来一直宣称自己代表本县真正的革命力量,强调武装部和“联司”是旧权力结构的镇压工具并顽固地坚持其立场。但到最后,这样的宣示毫无意义。作为“四人帮”的代理人遭到惩罚的造反派是“联司”成员,而非“炮联”成员,而且只有“联司”的几个头头在毛泽东去世后被判刑入狱。“炮联”最后很幸运,因为它关于自己代表丰县真正造反派的宣示遭到否决、漠视并最终被遗忘。
如果在那个十年中促成丰县冲突的诸多政治倾向很难加以简单归类,那么是否意味着丰县十年冲突的历史具有高度的非典型性?该县的历史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更广泛的样态?丰县历史的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当地的造反运动规模小,势头弱,发育迟缓。这是绝大多数农业县普遍具有的特征,那些贫穷的农业县尤其如此。在很多农业县,尤其是那些学生数量很少的农业县,直到1966年12月几乎没有地方性的造反活动,尽管已有一些去北京和其他地方串联的学生返回本地。就这一点而言,丰县并无与众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丰县没有任何造反派组织试图向县委夺权。当地的造反派们的活动仅限于批判县委书记高膺执行“资反路线”。全国只有20%的县份从未发生造反派夺权,丰县是其中之一。而在绝大多数农业县,由于学生和工人造反运动规模不大,所以“夺权”实际上是党政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团体向他们的上司夺权。这种情况的确在丰县公安局内部发生,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该县的干部造反派策动了更大范围的夺权运动。
邵文领导的丰县人民武装部在1967年3月初接管了该县权力。这是各地驻军单位普遍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截止2月份,全国37%的县份的驻军单位已经接管权力。而到3月底,这个比例达到79%——所以丰县武装部的行动及其时间节点与全国范围的模式高度一致。不同之处在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邵文开始采取强硬措施压制“炮联”,而随后到达的解放军正规部队则对武装部压制“炮联”的举措很不以为然。
这是丰县长期持续的派性对抗历史的最初源头。军方介入的后果是造成了解放军部队和县武装部之间的敌意,它还促成了“联司”的建立,并最终促使“联司”与武装部结盟。
但就这一点而言,丰县并不具有高度的特殊性。这类事件的进程同样发生在徐州市,而且这显然也是整个徐州专区的共同趋势。有关山东省的研究论著表明,山东很多地方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在那里,王效禹也派出解放军正规部队监督地方武装部首长,并常常改变他们的决定。不同部队基于不同目的在一起共事所造成的问题也普遍地存在于山西省,那里的派性武斗危害极大,难以扑灭。而且,在徐海地区的造反派头头和军队干部被中央召到北京参加“徐海班”解决派性分歧的同时,许多其他地区也奉命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参加他们各自的学习班。这表明军队卷入地方派性斗争是一个全国范围相当普遍的问题。但我们无法断言,其他地区的此类纷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县一级得到反映,能否与丰县的情况相提并论。
不同部队之间的分裂以及他们对两派的支持,是丰县派性斗争始终难以调和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地派性斗争异乎寻常的激烈程度,表现为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严重滞后。到1969年9月丰县革命委员会最终成立时,全国2066个县中只有1.6%的县还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丰县派性冲突的正式解决方案,尽管如我们所知,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喘息。
由于丰县革委会成立很晚,所以全国各地革委会成立之后盛极一时的严酷的镇压行动也延后降临该县。但它们同样严酷,而且只针对“炮联”——该组织已经失去其军方支持者,被邵文、武装部及其盟友“联司”踩在脚下。这样的镇压行动在全国范围全面铺开,造成的死亡和其他伤害远远超过此前的派性武斗。丰县也不例外。尽管只有少量的系统性证据显示,这些镇压行动主要针对在派性冲突中落败的一方,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很多地区的情况大体如此。
“炮联”在“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中的遭遇同样悲惨。尽管两派持续多年的斗争难以调和而且充满暴力,但丰县似乎并不属于最血腥的类型。基于我们掌握的资料,我们估计该县在这个时期的死亡人数大约为250人,包括派性武斗和随后的镇压行动所导致的死亡。丰县远不能与臭名昭著的湖南道县案例相比,那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4000多人被杀;也比不上42个其他县份,那些县1966至1971年间的死亡人数都在1000以上。丰县境内发生的战斗几乎都是小规模的,而且很少采用军用级别的武器。该县武斗人员并未涌入附近的城市参与大规模的战斗,而那样的大规模战斗在1968年在很多地方非常普遍。徐州城内“踢派”和“支派”的暴力对抗,与丰县“炮联”和“联司”的分裂,极少同频共振。尽管丰县存在激烈的派性对抗,但对比那个阶段的各项指标并不算特别暴力。
从1970至1973年,随着旷日持久的镇压行动不断推进,一些明显的迹象告诉我们丰县的社会秩序开始逐步瓦解。尤其是“一打三反”运动披露了普遍存在的资金滥用和非法侵占公私财产现象。大量的证据显示,在新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造反派头头普遍存在假公济私和腐败问题。而且这些镇压行动还在很多社会阶层中造成严重的士气问题,包括那些负责调查各种政治案件的人们——因为这样的政治调查似乎没完没了。既然这些镇压行动在全国范围内非常广泛地实施,我们不妨把丰县当作一扇窗户,从中观察冲突和镇压在社会基层的持久程度及其严重后果。
1970年代在丰县上演的最具戏剧性的一幕,是1974年上访人员实施的社会动员——他们抗议此前的镇压行动对他们的迫害。这无疑是该县十分漫长的派性斗争的直接后果,不过那一年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这样的抗议活动,因而很多人将那段时间视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些抗议活动与早先的派性分歧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军管当局主导的镇压行动之间的关联,在关于广州、南京、杭州、桂林和其他城市的文革论著中已有很好的论述。丰县的抗议活动积极分子直接卷入了这一全国性的抗议浪潮,我们的叙述展示了来自农业县的抗议活动积极分子如何卷入全国性浪潮的诸多细节。
几次镇压行动的余波,以及公开的派性冲突在1974年死灰复燃,并未妨碍该县穷困潦倒的经济在1970年代中期适度复苏,这反映了全国农村的一种趋势。该县的粮食产量到文革爆发前勉强恢复到1955年的水平,其后三年再次下降,到1969年依然比1966年低13%。此后粮食生产逐步恢复,1976年的粮食产量比1966年提高38%。该县规模有限的工业基础在1970年有所扩大,新开办的4个小型国营企业使得该县国营企业总数增加到14个;到1976年又增加到26个。公社和大队的企业(即后来所谓乡镇企业)也有所发展。这些企业1970年的总产值只比1965年高出11%,但到1976年已高出4倍。然而1970年代中期取得的上述进展和许多其他进展,与文革结束后取得的迅猛发展相比黯然失色。1985年的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加了两倍多。1980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已经是1975年产值的21倍以上。
这些指标和其他指标显示,1969年以后建立的高压威慑但同时冲突四起的政治秩序,使此前三年中遭到破坏的经济有所复苏。然而只有通过历史性回顾才能明显地看出,该县的经济增长依然受到各种因素困扰。1970年代中期所记录的增长,更准确地说,应该是1958-1960年“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倒退的迟到的和有限的复苏。
基于上述种种观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中国很多地方一样,卷入丰县政治斗争的双方并不能被清晰地界定为现存秩序的捍卫者和现存秩序的反对者。丰县的政治斗争的确展现了旧的权力结构的分裂和解体。这使县武装部成为丰县——以及许多农村公社——两大相互竞争的派别谁赢谁输的裁决者。丰县的不同之处在于,另一支来自其他系统的部队随后介入并质疑县武装部的裁决,而且这支部队在此后的几年里一直在丰县保持着影响力。由此造成的根深蒂固且长期持续的派性冲突带有其鲜明特点,在很多方面异乎寻常,然而这些特点和异常之处都源于一个全国性的共同主题——即军方的决定成为引发派性冲突的一个中心议题。
丰县在文革期间县级政治的宏观光谱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现在依然难以确定,但该县的历史表明,即使那些贫穷偏僻的地区也有可能被卷入全国性的政治斗争,而且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那么,这些斗争的本质属性是什么?一旦派别阵营清晰地形成,而且在两派之间的暴力对抗全面展开之后,以下意识便成为冲突不断升级的驱动力——战败意味着自己沦为敌人手中的祭品。就那些解放军和武装部首长而言,落败的一方将承受斥责、降职甚至更糟的结果。群众派别成员也是这样。由于缺乏一个不偏不倚的权威机构可以有效地迫使双方停战,并承诺公平地对待两派,所以丰县的斗争不断激化。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县一级,而是普遍地存在于20个公社和400多个村庄。在县一级达成的若干协议后来无法落到实处,一方面是因为两派不过是由众多相对独立的造反派团体组成的松散联盟,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公社一级缺乏可信赖的不偏不倚的机制足以促成停战。在那几年中“炮联”和“联司”头头之间达成的每一项协议,最终都因双方在各公社的下属团体之间爆发新的武斗而沦为一纸空文。“炮联”下属组织无法信任邵文和武装部推行的措施,因为他们与“联司”关系紧密。“联司”方面无法信任解放军首长推行的措施,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支持“炮联”。这使得那些强制性学习班所促成的两派“大联合”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所谓“大联合”只不过为高层官员们提供了一块遮羞布——使他们能够以宣告胜利的方式来摆脱他们无力解决的当地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是由他们此前的不当干预造成的。
在支持“炮联”的解放军部队最终撤离后,“炮联”在邵文手中的遭遇清晰地展示了双方竭力鏖战以期逃脱的结局——不仅限于酷刑和自杀所折射的惨烈的镇压行动,而且包括众多头头和成员失去工作、失去拖欠的薪资和失去其他各种福利。将这样的斗争简单地理解为权力之争,似乎双方是为了获得某些利益而战,无疑是肤浅的。在更本质的意义上,双方是为生存而战。这场斗争是所有参与者在最初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政治活动时都未曾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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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评《中国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行动者》和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菲利克斯·文浩(Felix Wenheuer)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文发表于英文学术期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第23卷第4期,2021年11月出版发行。作者是德国科隆大学教授。

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最令人着迷且充满争议的篇章。在其他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位执政党领导人像毛泽东在1966年秋天所作的那样,号召民众向官僚体制造反。西方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聚焦于中共领导层内部的精英冲突——尤其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斗争。而那些采用地方史研究视角的学者,则一直透过1966年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来管窥文化大革命,并将其描述为激进学生与老干部之间的代际冲突。按照这类研究的解释,群众运动内部的分裂主要存在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他们分别是既定权力关系格局的捍卫者和反对者。
一些学者早已对这样的解说提出了质疑,魏昂德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认为,具有精英家庭背景的红卫兵与来自平民家庭的造反派之间的冲突,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大城市,而且持续时间不长——主要是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他还在其新书《中国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行动者》中进一步明确指出,各级党政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重要“行动者”。该书基于2000多本正式出版的新编地方志(涵盖了全国范围省、地市、县三级)中的信息和统计数据,提出了一个以历史事件的时间线索为核心的解释体系。该书的重大发现之一是,只有很少几个地方——诸如上海和南京——的秩序崩溃是民众造反的结果。在1967年初中央政府向全国各地发出“夺权”号召后,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在县一级——是被那些紧跟群众性造反潮流、向其上司“夺权”的干部们搞垮的。这样的发展更多地是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而非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魏昂德还指出,许多地方性冲突与中央高层的派性斗争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有着其自身的内在动力。
该书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涉及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者的人数,以及他们死亡的时间节点。基于对新方志中官方统计数据的研究,魏昂德强调,绝大部分受害者被杀于1968和1969年,而此时各地早已采用“革命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新的秩序。在许多地方,军方统治者严厉镇压造反派和所有持不同政见者。1966年北京“红八月”期间红卫兵暴徒的暴力活动,是公众记忆中的一大痛点。不过与军方的“绿色恐怖”相比,红卫兵暴力所导致的死亡数量占比很小。据魏昂德估算,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非正常死亡者的数量大约在1100万至1600万之间。
魏昂德自己也承认,其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短板,是不同省份新方志中的数据质量差别很大。有些新方志提供了众多事件的细节和“非正常死亡”的数据,而其他一些新方志则叙述简略而且没有死亡数字,因而难以进行跨地区比较。此外,按照魏昂德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不但难以深入了解一省或一县的派性斗争复杂历史,而且无从得知众多参与者的个人动机。不过,魏昂德对全国范围大趋势的揭示显得十分详尽——例如他向我们展示了国家权力在不同层级崩溃的一条时间轴线。
他这本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是让人们懂得1967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处于国家体系各个层级的干部们之间的斗争。考虑到中国政府一直严格禁止研究者接触历史档案,所以魏昂德依据公开出版的官方资料,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高清图像,并推算出“非正常死亡”数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魏昂德的许多重要发现,反而使中共当局对这个话题更加敏感。按照官方的解释,导致文化大革命动乱和暴力的罪魁祸首,是“林彪集团”、“四人帮”和一些激进学生。至于“绿色恐怖”,直到今天依然是一个禁忌话题。
在《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魏昂德与中国教授董国强合作,对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充满暴力的派性斗争历程作出了更加深入的解析。这次他们采用的研究路径不同于《动乱行动者》一书,而是对江苏丰县进行个案研究。两位作者搜集了大量官方文件和亲历者工作笔记,并对一些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和两派头头进行了访谈口述。与中国绝大多数地方一样,丰县的红卫兵及其造反运动也分裂为两派。该书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来自军队的干预——毛泽东希望借此来稳定国家,结果却导致地方上派性冲突的血腥升级。
当地的一大群众组织派性联盟是“炮联”,得到68军下属部队的支持。另一大群众组织派性联盟是“联司”,得到丰县人武部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意味着,两派都能得到派性斗争所需的武器和资金。双方均不理睬中央多次关于停止武斗的明确命令。在1969年在首都举办的“学习班”上,两派头头被迫签署了一个“和平协议”。但返回丰县后,他们继续进行武斗。外来的解放军部队与丰县人武部之间的对抗,使得当地缺乏一支中立势力,能够建立一个两派都可以接受的新秩序。直到68军的部队撤出以后,“联司”和县人武部才占据上风,并最终摧毁了“炮联”的抵抗。这样的发展,背离了中央号召实现群众组织“大联合”、将所有组织结合进革命委员会的初衷。
《十年动乱》是迄今为止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派性斗争的最详实著作。它以新近获得的、在丰富性和多元化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进一步匡正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认知——即所有文化大革命参与者都对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指示亦步亦趋。事实上,一些群众组织头头和军方领导人之所以能够在地方上的派性斗争中存活下来,乃是因为他们遵从了地方性的斗争逻辑。此外,两位作者还令人信服地指出,外来军事势力的干预并未带来稳定,反而使军队陷入到当地的派性冲突之中。
两派还发动农民参加武斗。不过主要战斗都发生在县城——因为那里有众多党政机构、学校和国家官员。基于这个情况,该书的一个更加确切的副标题——尽管可能对出版商而言缺乏吸引力——似乎应该是“县级的文化大革命”。正如两位作者在他们此前合作发表的其他论著中所言,促使人们加入派性斗争的首要因素,是在错综复杂、结果难料的权力斗争中生存的需要,而非意识形态或社会利益的不同。涉及意识形态抵牾和社会利益集团的论述在本书中难觅踪影——书中所有参与者都将其自身诉求纳入到官方的毛式话语中,宣称自己紧跟中央路线。更重要的是,两大派性联盟均包含了众多不同组织,它们常常在一些事件发生后分化重组,不断地改变着当地的权力关系格局。
董国强和魏昂德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与1968年全球性的学生暴乱期间的感性认知相去甚远。在西方“新左派”内部,以及在西方大学里,许多人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一个发动学生、农民和工人,反对官僚主义、技术官僚和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变种的伟大尝试。但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地方性冲突遵循着一个极为不同的逻辑,而且国家机构和群众运动内部的矛盾冲突促使地方性冲突升级为内战。
要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在国家和社会的不同层级上的多样性,就需要有更多的地方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研究。董国强和魏昂德是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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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评《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李怀印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文发表于英文学术期刊The China Journal第87卷第1期,2022年1月出版发行。作者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

这本书记录了位于江苏省西北角的丰县的文化大革命历程。作为第一部深入探讨县一级文化大革命的专著,该书在现有文化大革命研究成果中显得十分突出。绝大多数现有研究成果都以大城市中的运动发展为关注焦点——当然也有若干书中的个别章节和若干单篇论文例外,它们主要关注发生在乡村社区里的一些事件。
正如其标题所示,该书内容涵盖了从1966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止,持续了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再度凸显了该书相对于绝大多数已有研究成果的独特价值——因为后者的论述内容都集中在文化大革命头三年,主要涉及(1)1966年下半年学生如何被动员加入红卫兵组织,以及普通市民如何被动员加入相互敌对的阵营;(2)1967年造反派如何从现任党政领导人手中夺权,此后造反派内部如何展开持续一年多的派性斗争,以及1968年下半年如何强化军管措施以稳定局势;(3)如何最终于1969年在全国范围普遍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并重建秩序。
该书也记述了上述一系列事件,但选取了一个来自农村偏僻角落的视角。继第一章概述了文化大革命前丰县的地理环境和权力结构后,两位作者在第二章中描述了中学生群体、返乡大学生群体、工厂工人群体和机关干部群体最初的造反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的出现——其中最突出的是1967年1月成立的“炮联”。尽管丰县的造反运动规模不大且发育迟缓,各群众组织之间依然出现了派性分裂,其突出表现是它们对县委——尤其是县委书记——的不同态度。
第三章揭示了军方在型塑两派的不同命运问题上的至关重要作用,以及军方内部相互对抗的后果。“炮联”自认缺乏掌管丰县的能力,因而无意夺权。于是与“炮联”关系紧张的丰县人武部接管了县政府的日常行政权力。“炮联”得到赴丰县“支左”的解放军部队始终如一的支持,同时也面临来自“联司”的激烈竞争。后者是当地另一大造反派联盟组织,得到县人武部的支持,并以人武部领导下的遍布全县的民兵网络为组织基础。
第四章重点论述了两派之间武装冲突的逐步升级,其间迫于上级压力而做出的种种停止武斗和建立大联合的努力均未奏效。徐州军方当局干预的失败,迫使在北京的中央高层直接介入,将丰县和徐州专区其他市县的两派头头召到北京,举办了一个为期长达一年的“学习班”。但如第五章所述,这项举措也未能终止该县的武装冲突。
第六章详细论述了姗姗来迟的革命委员会于1969年9月建立后,丰县的局势发展。该章考察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其间“联司”占据优势,对“炮联”成员滥用暴力。第七章披露了“联司”头头施加的种种迫害,如何促使“炮联”积极分子不顾其对手的阻挠,赴北京和南京等地上访告状。丰县两派的对抗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双方的强弱态势随着高层政治的发展发生了变化。第八章叙述了1975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期间“联司”如何受到压制,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联司”如何再度雄起,后来“联司”又如何随着“四人帮”被捕而瓦解,以及地方层面后续的清洗行动。
整体看来,上述各章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年份里,那些促成动员和暴力的深层次动因,如何持续地形塑着贯穿于1970年代的权力格局形态及其运作方式。就我所知,西方学界尚无其他研究论著如此全面地记述了地方层面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并全面揭示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的内在延续性。
两位作者在本书开头提到,他们考察的地点是位于江苏、山东、安徽三省交界处的一个贫困小县。尽管在全国层面、全省层面和专区层面的运动发展影响下,丰县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不同阶段时与其他地方并无差别,但书中各章内容表明,它的有限规模、贫穷落后和边缘化地位又确实对该县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方式形成某种制约。第一,与一些城市不同——那里的群众组织在1967年初推翻现任党政领导班子的行动中发挥了先导作用,丰县没有任何造反派组织企图向县政府夺权。第二,县人武部和解放军部队之间的对立,以及他们分别支持当地两大派性联盟,导致该县派性斗争的长期延续。第三,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丰县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属于最后一批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县份。最后,持续的冲突和派性敌意,与县人武部领导下的遍布于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民兵组织系统有关。这增强了“联司”的势力并助长了它的攻击性。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十分罕见。
关于丰县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众参与的详实论述,基于一大批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各级政府正式文件、当地群众组织非正式出版物、坦白交代材料、自我检查材料、个人工作笔记、两派头头和积极分子回忆录,以及作者对16位积极参与者的访谈。不过正如两位作者在本书开头所言,那些非官方资料绝大多数来自“炮联”(尤其是其头头张连生)一边,因而该书关于两派的论述显得有失平衡。关于“联司”头头们的活动及其动机,大多语焉不详。因为书中的资料和视角大多以“炮联”为中心,所以“联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非正义的好战者的面目出现。尽管人武部控制下的公社一级网络,显然对“联司”优势地位的形成至关重要,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对公社一级派性头头和积极分子的个人经历、背景和动机知之甚少。
在理论阐释方面,两位作者在该书的结尾摒弃了约定俗成的看法——即派性冲突起源于对权力的争夺。作为替代,他们将丰县派性斗争的升级和持续归因于两大相互竞争的组织“为生存而战”。他们认为,两派均无法承受被其对手打败的后果——这不但意味着失去工作,而且可能遭遇酷刑和杀戮。
该书中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是毛泽东时代国家的特有属性,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与社会在基层的复杂互动。现有的各种理论分析范式——诸如西方学界提出的极权主义、利益集团和恩主-侍从理论,或者是毛式专有名词中的“大民主”——看来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丰县权力斗争的种种实际情况。此外,两位作者并未论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问题和权力政治学遗产,在型塑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基层政治文化和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政治发展前景方面具有哪些影响。
尽管存在这些不足,《十年动乱》对县级文化大革命细致入微且引人入胜的叙述,使之成为那些希望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的必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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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来自农村的视角
——《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书评

Melvin Barnes Jr.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文2021年10月发表于美国俄亥俄大学高柏中心网刊Origins: Current Event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作者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博士生。

按照中共的官方说法,“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难以厘清,但这场运动显然出于毛泽东重新获得“大跃进”失败后丧失的权力的考量,以及他对中共的敌对势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忧。然而,毛泽东对年轻一代革命者的召唤,导致了持续十年的血腥派性武斗,重创了中国的权力庙堂,举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角落得以幸免。
尽管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但绝大多数史学家一直将目光聚焦于都市的运动,并对军管措施的实施持肯定态度。董国强和魏昂德的《十年动乱: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一书,首次凭借对一个中国农业县文化大革命运动历程的详实论述,拓展了文化大革命概念的内涵。通过深入到农村内部探寻,两位作者得出的一些认知质疑了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假设——首先是这场运动会在哪里发生。
该书前两章介绍了江苏省丰县——这项研究所考察的实地所在——以及当地两个长期交战、致使丰县在1966至1976年期间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派性阵营。当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丰县是中国最贫穷的县份之一。由于该县仅有不足3%的人口生活在城镇,所以即使按照1960年代中国的标准,当地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业地区。两位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事实是,即使那些偏僻的中国县份,也未能幸免于“文化大革命中”暴力的侵袭。
在贯穿该书的大部分章节中,两位作者细致地描述了丰县两大革命组织——“炮联”(全称“丰县炮打司令部联合总部”)和“联司”(全称“丰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之间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
借助于一大批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众多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和6种保存完好的工作笔记和日记,《十年动乱》考察了“炮联”和“联司”之间持续冲突的诸多片段,其详实程度令人惊叹。
“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发布后,当地学生开始绑架和批斗县里的官员。两位作者清晰地描述了丰县那些最初团结一致的革命组织,如何在一批政治姿态更加激进的大学生返回该县后发生分裂,并围绕如何惩罚当地官员展开激烈辩论。“炮联”是最早形成的派别,它的出现反过来刺激了“联司”的成立。在随后的几章中,两位作者阐释了丰县两派如何陷入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战争——不是为了权力,而是为了生存。
第三章和第四章记述了军队对丰县的干预。绝大多数西方历史论著认定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动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方介入才得以重建秩序”。《十年动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彰显了它与其他文化大革命历史论著的最重要差异——它揭示了军方干预如何加剧了丰县的派性冲突,并使其长期延续。
该县的军管会由丰县人武部和解放军68军下属部队组成,但他们很快便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生分裂——县人武部逐渐与“联司”结为盟友,而解放军部队对“炮联”的同情也与日俱增。在本书中间几章,两位作者详述了控制权在两股军方势力之间的每一次易手,如何导致“炮联”和“联司”之间势力均衡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致命后果。
该书最后几章记述了中央政府几度努力,想使丰县摆脱动乱、重建秩序,但收效甚微。鉴于徐州军方领导人多次干预的失败,中央高层命令当地两派头头到北京,参加旨在终结暴力的学习班。然而从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炮联”和“联司”头头们都错误地将这类会议看作他们替本派鸣冤叫屈的机会。实际上,北京的政治领导人对两派无限上纲的辩论毫无兴趣,他们只想早日终结该县的暴力冲突。
两位作者明确指出,终结丰县派性冲突的最后障碍是中央高层自身。尽管丰县地理位置偏僻,但难以预测的全国政治局势变化,依然对县内的斗争产生影响。例如,北京学习班结束后,几位军队首长于1970年5月离开丰县。由于失去制衡力量,“联司”及其在县人武部中的盟友占据上风,并立即将矛头对准“炮联”及其支持者。后续的整肃运动导致刑讯逼供、谋杀和众多“炮联”支持者自杀。
两位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从此时开始,“炮联”不再有能力挑战“联司”在当地的主导地位,直到1971年毛泽东的继承人林彪飞机失事、离奇死亡之后。
林彪一直是最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支持者之一,但在他死后的几年里,针对林彪及其所推行政策的批判运动,为那些在前几年受到迫害的人们带来寻求平反的机遇。因而,尽管当地的冲突带有很深的个人和地方性印记,但两位作者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全国范围的政治局势为丰县的文化大革命设定了基调和华彩乐章。
《十年动乱》是一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但它对文化大革命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令人感到自相矛盾同时又十分有趣的是,该书最突出的长处同时也恰恰是它最明显的短板。尽管两位作者收集到16个人的口述历史和6个人的日记,但张连生无疑是该书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在张连生及其所在的“炮联”得到令人惊叹的详尽描述的同时,两位作者显然未能从“联司”方面获得同样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一本涉及两派冲突的著作而言,这样的资讯失衡当然会造成一些问题,尽管两位作者很好地应对了这类挑战。
另一个问题是丰县的代表性。该书颇为老道地阐释了,即使最偏远的县份也会被卷入到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巨大灾难之中。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丰县的代表性究竟如何。换言之,从文化大革命期间丰县的遭遇中所得出的一些认知,是否适用于中国其他地方?
《十年动乱》并未就此给出清晰的答案。但有一个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尽管两个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的战争表面看来是对政治权力的角逐,但战败的后果——诸如酷刑、死亡和失去工作等等——表明,归根结底,正是个体和集体的生存诉求,为中国的“十年动乱”提供了充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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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导致动乱的因素:军队与徐州的派性战争
(1967-1969)

董国强 魏昂德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Modern China, Vol. 44(2),2018, pp139-169,原标题为Forces of Disorder: The Army in Xuzhou’s Factional Warfare, 1967-1969。

摘要:
关于文化大革命最初几年派性冲突的最新研究揭示,军队卷入造反派组织之间派性武斗的程度之深令人震惊,以至于军队自己也分裂为不同派别。对于这种军内分裂的起因,学界过去很少予以关注。在这项涉及江苏徐州驻军卷入残酷且持久的派性战争过程的深度研究中,我们通过当地驻军首长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作出的各项决定,以及他们在中央政策变化之后为避免沦为替罪羊而捍卫自己最初决定的种种努力,追溯军内分裂的形成。为迫使顽强反抗的军官们就范,高层对他们施加了种种压力,结果分裂了当地军事指挥系统,强化了相互敌对的军队和地方派别的阵营意识。而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复杂组织架构,又使得这些源于当地因素的分裂不断加深、更难化解。徐州似乎是这一混乱时期在许多地区反复出现的一种模式的一个极端化案例。这种模式威胁到中国军队的完整性,迫使毛泽东作出决定,授权军方采取任何必要手段重建地方秩序。

关键词:
中国文化大革命 集体暴力 人民解放军 派性问题

1967年1月下旬,当中国军队受命“支左”以稳定造反派向地方党委夺权后的局势时,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举在地方性冲突中引入了一个新的更有力量的角色,以反复无常、难以预测的方式将中国的军队硬生生地推入到地方性的对立之中。尽管军队的干预旨在巩固造反派夺权成果和稳定新的政治秩序,然而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了一个最混乱、最暴力的阶段。在经历了最初的暂停之后,派性暴力在1967年4月初开始迅速升级,在当年夏天达到高峰,随后虽略有下降,但依然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68年中期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得到巩固。与遏制地方派性冲突的初衷不同,各地的驻军部队发现他们自己处于敌对派别之间不断升级的纷争的中心,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同时也招致了另一些人的怨恨。
这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军队内部发生了分裂,不同部队和不同军官个体在当地民众的派性斗争中支持不同派别。在这些事件过去后不久发表的研究论著,尽管提到了军队分化的明显迹象,但当时能够获得的资料极少涉及具体细节。 几十年后发表的论著,才描绘出更加丰满的军队派性斗争轮廓。在浙江省,不同部队在1967和1968年间派性斗争升级中支持不同派别。 在陕西省,县一级派性冲突中的双方从不同部队那里获得武器和支持。 在广西省,两大敌对派别从不同的部队获得支持,双方的僵局直到其中一支部队在1968年7月撤走才告结束(当然是以极为暴力的方式)。 在江苏省,一些地方的驻军部队公开支持群众组织向不同系统的部队开火,与此同时,地区一级(regional)和当地的(local)军队领导人也分为不同派别,以至于各级军官们暗地里——有时则是公开地——拒绝服从他们的顶头上司。 军队指挥系统正在分崩离析的种种迹象,促使毛泽东在1967年下半年决定实施强力干预,为处于困境中的地区一级军队领导人解套,给予他们重建秩序所需的政治支持。
当涉及中国不同地区的研究更清晰地揭示了军队在地方政治冲突中的关键作用后,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在军队内部会出现不同派别?有关文化大革命这一阶段的论述,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释造反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而与之平行发展的军队内部分裂问题则被严重忽视。我们所引述的那些有关地区性冲突的论著,描述了军队的分裂及其影响,但它们并未解释导致分裂的原因。一些中文论著的史实叙述提供了军队分裂的诸多细节,但它们的分析却带有显著的标签化倾向,其结论是,在军方整体上积极致力于重建秩序和恢复生产过程中,一些基层部队因自身原因很不幸地犯了一些政治错误。 军队内部不同派别的出现,看起来特别令人费解。与松散地组织起来的民众性派性阵营不同,军队在进入这个阶段时,想必有着一个统一的、纪律严明的指挥架构。对军队派性问题起源的漠视,在现有的文化大革命论述中留下一个缺口。随着我们对军队深度卷入地方冲突的了解逐步深入,这个缺口变得格外显眼。
一些专注于中国军队问题的学者在考察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的作用时,曾经提出几个值得关注的论点,然而这些早期创获对于后续的以区域视角切入的研究助益不大。他们的论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可以被归纳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聚焦于军方高级首长之间的人际关系;其二则基于军队内部复杂的官僚体系架构。自上而下的论点认为,与中国军事指挥架构紧密相连的因素,是个人关系网络和相互竞争关系,而这种个人关系网络和相互竞争关系的基础,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于哪个野战军。因而,军队的分裂被视为高级军事将领之间个人关系的产物——即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在1967年型塑了下级军官中显而易见的派性阵线。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军队的分裂是军队内部复杂的组织架构的产物——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在全国指挥链条中有着不同的定位,因而它们与地区性(regional)和地方性(local)党政领导机构的关系也很不一样。与地方部队相比,主力部队拥有更高的地位,同时有着更好的训练和更好的后勤保障——这意味着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之间可能存在地位之争。所以,军队的分裂实际上折射了不同部队在介入地方冲突时被赋予的不同使命,以及它们在最初阶段作出的不同决策。
我们当然会考虑这些现有解释,但我们将主要致力于提出一种新的分析思路,聚焦于当地驻军首长们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即他们如何理解来自上峰的命令,以及他们为怎样贯彻这些命令作出决定。我们将考察他们在军管初期作出的一些决定如何导致他们卷入当地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以及随后上级指示的反复无常如何迫使他们以各种方式捍卫他们此前的决定,使得地区性和地方性军事指挥系统分崩离析。这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与那些注重历史渊源或组织架构的论点不同,因为它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地方上的各种政治互动导致派别的出现。归根结底,对那些正在发生的事件而言,自上而下论点和组织架构论点都是“外因的”——即它们所认定的那些原因,在当下发生的种种政治活动之前业已存在。而我们提出的自下而上论点则与此相反,认为派别的出现相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而言是“内因的”,是当地一系列政治互动的结果。我们的核心论点是,一些早已存在的因素——尤其是军队内部的组织架构——的确加剧了派性冲突,但前提是派性冲突已经形成。如果不认真考察当地驻军首长们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不认真考察当地造反派们对军队介入的各种不同反应,不认真考察各级军官们面对瞬息万变、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政治风险的局势所采取的各种不同应对措施,就很难解释军队中派别的出现。
徐州个案之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派性战争先后导致当地前两个革命委员会的破裂和废弃。直到1969年8月,当地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革命委员会才宣告成立。徐州专区是江苏省最后一个实现“大联合”的专区——比倒数第二的淮阴专区晚了17个月。截止1969年8月,中国99%的专区已经建立了革委会。全国只有一座城市——与徐州相邻的连云港——还没有建立革委会。不过徐州市第三个革委会成立后不久,连云港市也成立了革委会。 质言之,徐州是中国最后几个勉强地将派性冲突维持在可接受的控制水平之下的地方之一。中央高层不得不反复介入徐州问题。毛泽东本人也在1968年后期特别提到徐州,认为当地的群众组织和军队中均有顽固的派性冲突存在。
徐州的各种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在1969年后期一度受到遏制的派性仇恨,在1973年军队退出地方党政机构之后死灰复燃,导致了1974和1975年间新的派性冲突。 这些派性冲突使位于徐州的重要铁路枢纽彻底瘫痪,以至于邓小平不得不派出一个中央工作组直接干预。但此后不久,当邓在1976年初再次受到批判并失去领导职务时,这个行动受到指责。
本文旨在通过深入考察军队在一个省级以下地区的作用,探讨军队内部政治分裂的原因。此前关于地方上军队派性问题的细致研究一直很少,主要是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很难获得——涉及军内派别的资料,远不如涉及群众派性冲突的资料丰富。各部队都受到军事纪律的约束。与群众派别不同,军内两派并未印发各种小报和传单,因而无法具体反映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文革期间军队内部的命令指示、工作报告和申诉材料,目前都不对外界公开。
我们关于徐州冲突的论述基于五种类型的材料。第一种是大量的徐州各大造反派组织在1967和1968年编印的各种小报。在这些小报上,两派声嘶力竭地展开各种辩论,因而军队的政治作用在这些辩论中被描述得相当详尽。第二种是各种党内文件,它们历时性地记录了那段时间徐州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第三种是对卷入那些冲突的造反派成员、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的访谈口述资料。第四种是一些亲历者保存的、能够反映当时情况的回忆录、工作笔记和日记等。第五种是那些亲历者珍藏多年、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重大事件的内部文件,而这类文件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
在上述资料中,有许多资料仅从其标题便可看出很强的倾向性,而且它们在指控反对派时常常夸大其词。很多人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常常捍卫他们早先的观点,有些人还试图借助访谈为他们当年的种种行为辩解,甚至试图为他们当年所遭受的惩罚讨个说法。因而,研究者在处理这些资料时必须十分小心。我们与冲突的两派均有接触,既包括一些造反派头头和地方干部,也包括一些军队干部。在建构本文叙事的过程中,我们尽最大努力寻找那些涉及历史事件基本脉络的一致看法,同时过滤掉各种派性偏见。资料类型的多元化和资料观点的多元化——而且在时段上涵盖那个时期和随后的许多年——使我们能够非常细致地(当然,我们希望也是非常准确地)再现当年扑朔迷离的地方冲突的进程。

徐州的政治困局

位于江苏北部的徐州专区,得名于专区行政机关所在地,一座约有51万人口的城市。专区下辖八个农业县。1967年1月21日,当地造反派向徐州市委夺权。1月26日,徐州专区也被夺权。随后当地驻军部队奉命“支左”。大约两个月后,统率当地军队“支左”工作的68军于3月18日宣布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当地的造反派们一开始欢迎这项举措,因为这意味着造反派们夺权无罪。但后来有些造反派反对革委会,认为军队在新的政治安排中权力过大。那些继续支持军队干预的造反派遂被称为“支派”,而那些反对军队干预的造反派想“踢开革委会”,便被称为“踢派”。自此以后,两大造反派组织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不但涉及“3·18革委会”,而且涉及下一个革委会。作为革委会的发起者,军队也被拖入这些争斗的中心。
徐州的冲突之所以变得如此久拖不决,原因之一是这一地区的军方权力系统和行政权力系统之间的统属关系含混不清。徐州专区位于江苏北部与山东省交界地带。尽管江苏省内其他地区均由南京军区管辖,但徐州专区以及相邻的港口城市连云港却并非如此。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以及上海警备区,均隶属于南京军区。 然而,济南军区却被授权管辖相邻的江苏港口城市连云港,以及徐州专区。
这使得行政管辖权与军事管辖权之间,以及军队指挥系统内部,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在1960年代,人民解放军被划分为两种差别明显的部队:主力作战部队通常以“军”为建制,而地区性部队则由独立的“师”和“团”组成。当时共有13个大军区,下辖36个军,这些主力部队都隶属于大军区和中央军委。而独立地构成地方部队的师和团,则隶属于29个省军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省军区的辖区与省级行政区划一致。这些地方性部队接受省级党委和省军区的双重领导。 这种双重领导原则还被复制到省内各专区、市和县,因而军分区、警备司令部和人民武装部被分别纳入相应层级的地方党委,同时也对省军区系统内的直接上级负责。 例如,司令部设在南京的江苏省军区负责指挥徐州军分区,及其下辖的县级和市级人武部。
因而,1967年1月底在徐州“支左”的部队,既有隶属济南军区的,也有隶属江苏省军区的。隶属于济南军区的三个主力部队是68军、空29师和坦克2师。但隶属于江苏省军区的军事单位——例如徐州军分区和徐州市人民武装部,也在当地驻扎。
这种含糊不清的权属关系在通常情况下问题不大,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军队介入“支左”工作,需要不同部队之间有更紧密的协作。因为68军是级别最高的军事单位,这支部队的首长们便被委以重任,领导徐州所有武装力量投入全新的“支左”工作。然而,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领导层最终在徐州的派性问题上形成不同看法,进而导致两位大权在握的地区性(regional)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一位是王效禹——他是一位激进的文职干部,在1967年2月初成为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并在5月成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另一位是许世友将军——他自1955年起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后来在1968年3月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这些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他们双方均插手了徐州问题——使得业已存在的徐州冲突雪上加霜、积重难返。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维系南京和济南两大军区及其下属部队首长的关系纽带,是他们的历史渊源——例如68军军长张铚秀在1946至1949年解放战争期间在许世友手下担任师长,而张的两位副手——吴怀才和胡贤才——在红军时期是许的部下。 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关系纽带,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文化大革命之前68军和南京军区之间的个人忠诚。因而1967年初中央下令军队“支左”时,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意见完全一致——68军应该担负领导责任。 来自两大军区的部队在68军统率下,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力量介入“支左”工作。这种同舟共济的意识,在不同部队的不同军官个体对当地事件做出不同反应之后,发生了急遽变化。

第一个徐州市革委会引发的冲突

徐州的群众运动在1966年最后几个月里逐步展开,情况与中国其他地方大同小异。捍卫地方党委的群众组织反对那些攻击地方党委的群众组织。带头反对徐州市委的群众组织包括:由大学生主导的“淮海八三一”和徐州“红三司”;由中学生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和“八·一红卫兵总部”;以及由工人主导的“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
在上海后来被称为“一月革命”的一系列夺权事件的刺激下,徐州造反派组织采取类似行动,接管了党报、广播电台和地方党政机关。此类行动在1967年1月27日形成高潮,当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和“八·一红卫兵总部”联合宣布向徐州市委夺权。 这标志着徐州市委和捍卫它的群众派别的垮台。此后捍卫各级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土崩瓦解、退出地方政治。1月23日,中央向全国军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1月28日,驻扎徐州的几支部队在68军统率下全面介入。军队首长召集了一个造反派头头会议,商议成立一个“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正式组建一个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新政府创造条件。68军司令部一位处长吕文俊奉命主持这些工作,参与其中的大约有30多个造反派组织。
并非所有造反派组织都赞成军队干预。有些造反派组织——例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指责实施“军管”违背了群众运动的精神。在他们看来,中央号召“一切权力归造反派”,意味着造反派们将行使实权;但关于军队“支左”的命令,实际上使军队处于主导地位。显而易见,中央关于运动的指导性意见对地方上的行动者们而言,包含着诸多含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信号。徐州军方领导人在2月中旬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反革命”,使得这一问题尖锐化。他们给“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部”贴上“反革命”标签,并将其头头们送进监狱。当其他几个造反派组织对此提出批评时,他们也受到镇压,其头头们也被关进监狱。到3月中旬,一共有34个造反派组织因“反革命”罪名遭到取缔,146个造反派头头遭到逮捕,数千名造反派成员在其工作单位内部受到“群众专政”。
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在军方胁迫之下,不得不选择与军方合作。其中一个组织是“徐州铁路火车头红色造反兵团总司令部”,当地俗称“火车头总部”,头头杨正祥是一位中年火车司机。不过,也有一些其他造反派组织热情拥护军方,例如“八·一红卫兵”——该组织由中学生组成,很多人的父母是现役军人。还有其他几个组织在这段时间与军队保持着良好关系:其一是由一位徐州师范学院学生领导的“淮海八三一”,其二是由一位徐州市第一中学学生领导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其三是由一个郊区农民领导的“红农会”。
在采取有力行动实现控制之后,68军进而于3月18日建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68军这样做,显然是要在徐州推广山东模式——该省早在1967年2月3日就建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这是1967年初得到中央批准的少数几个省级革委会之一。江苏省(除了徐州市)则在1967年3月被置于军管之下,直到1968年3月之前尚无一个获得批准的革命委员会。 山东省内所有专区和市在当地“支左”部队的指导下,到1967年4月全部建立了革委会。然而在江苏看来,这是一个轻率的行动。江苏的1967年“一·二六夺权”没有获得中央的批准,省革委会直到1968年3月才得以建立。因而江苏省内专区和市一级革委会的建立,都在1968年3月之后。
尽管徐州市第一个革委会的建立早于江苏省革委会,但当时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对此并不存在任何政治分歧。新建立的革委会共有44名委员,主任是68军副政委刘汝贤。革委会包括十来位“革命干部”——如原徐州市市长和一位原徐州市委副书记。很多造反派头头当选为“群众代表”——如“红农会”头头朱成明,“火车头总部”头头杨正祥,徐州日报社造反派头头田超,“淮海八三一”头头吴方新,“八·一红卫兵”头头张晓阳等。朱成明还当选革委会副主任。但这些“群众代表”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威。造反派头头们占据了革委会委员数量的三分之一,但在6位副主任中只有1人、在14位常委中只有3人是学生或工人。一个由11人组成的“党的核心小组”掌握实权,其中没有一位造反派头头。
这些制度性安排很快便遭到质疑,因为中共中央在4月1日发布《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禁止军队随意给群众组织贴上“反革命”标签并逮捕其头头。《决定》强调对那些犯了“错误”的人,“应采用整风的方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解决问题”。 这个文件标志着中央关于军队作用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很多省份都在镇压造反派,引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警觉。第二天,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再次肯定造反派们的政治忠诚,以及他们作为革命先锋的重要性。 几天之后,中央军委发出一个新的命令,重申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中的几个要点,强调要防止像青海省军区副司令那样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正如它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起到的作用一样,中央政策的这次逆转削弱了徐州军方的权威,深刻地改变了当地的政治格局。一些军方的盟友——以“火车头总部”头头杨正祥为首——要求为那些遭到镇压的造反派组织平反并释放其头头。在遭到军方拒绝之后,他们宣布退出徐州市革委会。其他几个组织——包括“淮海八三一”和“八·一红卫兵”——认为没有理由撤销他们对革委会的支持。这就是“踢派”和“支派”分裂的起源。
当地军方领导人对这样的政策转变极为不满,在贯彻中央的新指示时故意磨磨蹭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既未释放那些被关押人员,也未撤销针对那些“反革命”组织的取缔令。直到张春桥——他受毛泽东委派调处山东和江苏两地的冲突——5月上旬在南京召见68军领导班子,命令他们转变镇压造反派的立场,他们的态度才有所改变。5月16日,68军宣布为那些遭到取缔的组织和被捕的造反派头头们平反,但它拒绝改组徐州市革委会,拒绝将那些获释的造反派头头增补为市革委会常委。因而,那些造反派头头加入了“踢派”。
由于中央明令禁止逮捕造反派,徐州军方遂改变策略,暗中支持那些拥护革委会的造反派组织。军方帮助“支派”成立了若干指挥部,并帮助他们组织了一个“三·一八棒子团”——该组织在攻击“踢派”的行动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支派”方面的武装进攻始于5月31日的一场大规模武斗,随后有数千名“踢派”成员被打出徐州。68军的军官们帮助“支派”策划了这场武斗,但在武斗期间他们又援引中央军委“十条命令”袖手旁观,任其发展。 这次武斗导致6人死亡,1200人受伤。 被打败的“踢派”派出1000多人赴南京、上海和北京告状。
由于“踢派”在这次攻击中遭到重创,徐州市革委会和徐州卫戍区(依托68军组建的军事单位)在6月底发布一项联合声明,倡导两派团结,同时指出反对革委会是一个政治错误。他们呼吁“踢派”参加以“支派”为核心的造反派大联合。 然而,军队支持“支派”的暴力进攻加深了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也强化了“踢派”对军队的敌意。不过直到此时,当地各支部队对造反派组织的立场依然保持一致。军队内部的分化是此后发生的事情。

山东王效禹的干预

“踢派”的申诉引起中央文革小组官员的关注与同情,他们在7月指派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进行斡旋。王在1966年夏天名声大噪,当时身为青岛市副市长,他公开宣布支持红卫兵攻击青岛市委。此举受到毛泽东表扬,称他为“革命干部”的榜样。他随后组织了青岛市夺权,并被中央文革小组派赴济南向山东省委夺权。
王效禹之所以被选作斡旋者,是因为在中央文革小组看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作为所有驻江苏部队的顶头上司,不可能成为一位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许当时正因为军管问题遭到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反对,而且他对4月初的政策逆转也极为不满。与徐州军方领导人一样,他也在南京造反派的分裂中倒向一边,暗中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 换言之,中央无法指望许世友公正地处置徐州冲突,是因为他是南京此类冲突中的当事人之一。另一方面,王效禹是一个公认的激进派干部,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任。直到1967年5月,他才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这意味着他与68军此前的所作所为毫无瓜葛。然而此事很快变得明朗:王效禹绝非一个不偏不倚的仲裁者。他对68军在徐州的种种举措持严厉的批评态度,而且很快便在公开场合采用“白色恐怖”之类的极端化语汇来描述5月和6月的徐州局势。
王效禹于7月5日到达徐州,并立即宣布68军立场有问题。与68军首长们认定“支派”是群众组织的核心力量的立场截然相对,王效禹争辩说,只有那些表现出最大“革命热情”的群众组织才应该得到支持。68军首长反对王的意见,他们认为他的意见反映了“踢派”的立场。 于是,王效禹分别召集师级、团级、营级干部会议,利用高压手段迫使中下层军官支持他的意见。他的策略很快奏效,第一个“转弯子”的部队是空29师 ,该师于7月11日就其此前的所作所为做了一个自我批评,并宣誓支持王的立场。 王立即将这个自我批评——以及他代表济南军区作出的肯定性批复——散发到所有当地驻军单位。68军党委在压力之下极不情愿地发表了一个类似的自我批评,但有多位军首长并不认同这个自我批评,同时也对他们下属及友邻部队的背叛忧心忡忡。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司令员因所谓抗拒中央的罪名遭到猛烈批判,中央对那些固执己见的军队首长的态度在7月底变得更加强硬。 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一份文件中盛赞空29师官兵,宣称他们是全军的模范。 7月24和25日,空29师与徐州“踢派”联合举行了一次盛大集会和武装大游行。坦克2师和68军203师也很快转变立场,支持“踢派”。然而,68军党委多名成员和隶属于江苏省军区的徐州军分区首长,坚持他们原先的立场。
王效禹采取措施削弱那些拒绝承认错误的军方领导人,剥夺了68军党委的实权。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徐州支左指挥部”,任命那些支持他的军官掌握其权力。他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徐州卫戍区党委,由他的支持者负责。尽管这些新机构名义上隶属于68军党委,但实际上是取而代之。
7月24日,王效禹离开徐州,显然觉得他已经解决了徐州问题。 但实际上,68军几位主要首长坚持他们原先的立场,同时“支派”依然反对王效禹的主张。王在徐州期间,一大群“支派”活跃分子曾将他围堵在空29师司令部内,与之激烈辩论,试图迫使他改变立场。直到领头者遭到逮捕,其他人一哄而散,这一事件才告终结。7月23日,一个“支派”下属组织伏击并打伤几名解放军战士,抢走他们的汽车——这些战士来自支持王效禹的部队。7月24日,“支派”活跃分子冲击了“踢派”召集的一个群众大会。最终,所有“支派”头头于8月5日宣布退出徐州市革委会以示抗议。8月26日,他们围攻军方“支左”指挥部,当面顶撞几位支持王效禹的军队首长。
8月31日,两派之间的街头武斗在全市范围爆发。徐州支左指挥部的首长决定给“踢派”发枪——他们觉得这符合不久前毛泽东关于“武装左派”的指示。他们就此事请示济南军区,几个小时内便收到回复。随后他们向“踢派”发放了1000多支枪。 此举扭转了当地斗争局势,“踢派”在随后的一周里赢得了几场战斗。王效禹还敦促邻近的山东造反派组织前往徐州支持“踢派”。这些冲突导致23人死亡,400人受伤。大约有1000名“支派”活跃分子逃往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9月4日,“踢派”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胜利。被迫遵从王效禹意见的68军军长张铚秀,在这次大会上发表讲话,宣称所有驻徐部队坚决支持“踢派”。
徐州军方支持“踢派”的立场,在1967年9月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和关锋被清洗之后发生逆转。这两人都与王效禹关系密切,他们遭到清洗的罪名是在8月份煽动攻击军队和加剧暴力冲突。这在68军党委常委之间引发了一场争论。他们召集了一个持续六天的秘密会议,辩论文化大革命走势的最新变化,是否意味着8月31日给“踢派”发枪是一个政治错误。绝大多数党委常委——包括军长张铚秀和副军长吴怀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少数常委——包括军政委李布德和副参谋长祖岳嵘——则辩称发枪的决定是基本正确的,只是发放的数量多了点。他们还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支持王效禹。但多数人持批评王效禹的立场,在争论中占了上风。王效禹的应对是在济南召集一个68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出席会议,逼迫68军首长在“八三一事件” 问题上“转弯子”。 杨得志宣称,徐州两派的斗争是一场“路线斗争”,没有调和折中的余地,并告诫68军首长“不要背后搞小动作,唱对台戏”。
68军党委常委会被迫就他们的立场动摇作出自我批评,军长张铚秀还在11月11日“踢派”召集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这份自我批评。 在此期间,王效禹下令派专列去上海,接回流落在外的“支派”活跃分子。几位“支派”头头返回徐州时,在群众大会上受到欢迎,此举意在展示造反派的“大联合”。 这种解决徐州问题的办法只能收到暂时效果。王效禹干预的持续影响无疑是造成徐州军方领导层的政治分裂,进而导致徐州冲突的长期延续,而非迅速终结。

重头再来:第二个徐州市革委会

“八三一事件”发生后,几位“支派”头头带领上千名追随者赴南京、上海和北京告状。9月中旬,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联盟组织“淮海八三一”,谋求在与“踢派”及其军方后台的斗争中反败为胜。10月期间,少数“支派”头头接受“踢派”方面的报价,返回徐州加入“踢派”主导的“大联合”,但多数人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返回徐州。当上海当局要求他们离开上海时,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到南京。 10月初,吴方新和田超——两位“支派”头头——秘密返回徐州,试图组织留在当地的追随者与“踢派”对抗。在被“踢派”觉察后,他们两人又逃回南京,并带回一批支持者。流落在南京的“支派”人数很快增至2000多人。
田超原是解放军战士,复员后在徐州日报社工作,后来成为“支派”领导层中的一员。 他和吴方新从徐州逃回南京后,向他们的追随者发表了一番激情澎湃的演讲,反对济南军区的部队掌管徐州,呼吁隶属于南京军区的部队接管。他们指责王效禹错误地支一派压一派,要求中央就王在徐州的所作所为表明立场。 11月初,在南京的“支派”成立了一个以田超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一些受到排挤的“支派”头头十分不满,带领他们的追随者返回徐州加入“踢派”。
此后在南京的“支派”领导班子策划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行动,并寻求徐州郊区一些造反派组织的支持。他们还打算联络徐州附近几个煤矿和几个郊区公社的造反派们,建立了一个“根据地”。 1968年1月田超前往北京,与流落在那里的“支派”头头讨论军事行动方案,然后返回南京具体部署进攻行动。其行动计划是,第一组人马将提前潜入徐州城内,在徐州军分区司令部设立一个据点,搜集68军情报,并伺机抢夺枪支,攻占邮电局和广播电台。第二组人马将在徐州西南郊集结,必要时封锁道路,炸毁桥梁,以吸引中央的关注。第三组人马将留在南京大造舆论,将冲突归咎于王效禹和“踢派”。
徐州那些反对王效禹的军官们暗中支持这些尝试。68军司令部处长吕文俊一直与“支派”头头吴方新保持联系,另有几位68军司令部军官曾秘密前往上海会见“支派”头头,共同商讨对策。当吴方新秘密潜入徐州联络留在城里的“支派”成员时,吕文俊安排军车接送,并让他住在68军司令部大院内。田超在“八三一事件”后逃往北京避难,68军一位副军长的夫人给了他粮票和现金。吕文俊和其他军官后来帮助他秘密返回徐州,在他的形迹败露后又安排交通、提供资金,将他送往南京。
当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刚刚经历了夏天的一场十分凶猛的“倒许”运动,发起运动的是那些反对“军管”的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拖了一段时间才决定支持他。 许世友鄙视那些干涉军方“支左”工作的文职官员,尤其是张春桥,因为张曾暗中支持南京造反派攻击他。许对王效禹干涉徐州问题持类似看法。所以他暗中支持流落南京的徐州“支派”。与此同时,徐州军分区领导人感觉受到王效禹和“踢派”压制,派出代表赴南京与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和“支派”头头建立联系。1968年初,在南京一次“支派”成员大会上,有人宣读了一份据说是许世友对徐州“支派”表示同情的声明。
2月1日,田超、吴方新等人率领数百“支派”成员在徐州郊区发起进攻。 2月3日凌晨,“支派”炸毁四条铁路和两座公路大桥。他们还抢劫了两趟客运列车和五趟货运列车,并从护路部队手中抢夺了47支枪。 通往南京和郑州的铁路交通被迫中断4天,导致华东地区铁路网瘫痪。
中央对“支派”的攻击行动深感震惊。1968年2月4日,周恩来向毛提交一份报告,认定这个事件已经超出了派性斗争范畴,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同意周的意见。 2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一个紧急命令(时称“二六命令”),宣布:“破坏铁路交通,炸毁桥梁建筑,袭击列车,杀人劫货。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决不能再承认他们为革命造反派。”“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镇压法办。受蒙蔽的群众要立即猛醒,反戈一击有功,放下武器,交出坏头头,交出凶手,揪出幕后操纵者无罪。”并授权护路部队和公安人员使用武力阻止破坏活动。 来自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下属部队的三个团在68军军长张铚秀指挥下,连夜出动,在徐州西郊和南郊包围了肇事罪犯。 被派赴现场审讯被捕嫌犯的调查人员,发现徐州军方深度卷入了“支派”的破坏行动。在327名卷入破路炸桥活动的人当中,有170人是军队人员。 包括吴方新在内的几名“支派”头头被捕。田超躲过搜捕逃往中国东北,几个月后被捉拿归案。
按照周恩来和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发出的最新指示,68军党委决定由副政委刘汝贤负责,展开新一轮调查。 调查中发现68军、徐州军分区和徐州市人武部都有高级军官与“支派”串通一气。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几名高级军官遭到逮捕。 由于证据显示当地军方的卷入如此广泛,济南军区决定在山东潍坊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接手调查工作。然而在68军专案组移交案件前,一位副军长下令销毁了所有审讯记录,导致潍坊特别军事法庭实际上陷入停顿,结果绝大部分涉案人员在1968年7月获得释放。
尽管对军方合谋者的调查难以为继,但“支派”及其军方后台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这次事件似乎证实了王效禹的看法——“踢派”才是重建秩序工作中更可靠的盟友。结果在1968年3月1日,一个新的徐州市革委会宣告成立——这是一年之内的第二个。来自“踢派”的群众代表这次占据了显要职位。杨正祥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另有两名“踢派”头头被任命为副主任。表面上新的革委会提升了造反派们的代表性,但实权依然掌握在军队干部手中。3月10日,济南军区党委任命刘汝贤担任徐州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包括祖岳嵘(68军副参谋长)和韩本初(原徐州市委成员)。核心小组中没有造反派。
新的市革委会着手重建秩序。在随后的数周内,当局开办了7000多个强制性的“学习班”,大约有20万人参加“学习”。到7月底,全市80%的工作单位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革委会。 但狂热的组织化活动,并未消除两派的派性。3月9日,市革委会和徐州卫戍区下令,原先分发给群众组织的武器必须全部交还给军方——同样的命令在7月份再次发出,意味着两派并未上交他们的武器。 3月18日,一些“支派”人员围攻并占领了徐州卫戍区大院。他们留住在大院里,直到4月7日军方召集更多“踢派”人员将他们强行驱离。
显然觉察到新一届革委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于4月12日指示济南军区,将两派选出的代表送往北京进行“大联合”谈判。王效禹暗箱操作,确保“支派”选出的代表都支持新的革委会。留在南京的“支派”们指责这些代表是“假支派”,要求中央准许他们派出自己的代表,并付诸行动。
5月底,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共同在北京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代表,以及驻徐部队和徐州两派代表——包括流落在南京的“支派”代表。这些代表争吵不休,无法达成任何共识。周恩来遂将怒气冲冲的代表们送入学习班,意在重塑他们的思想。

迈向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

中央下令在北京举办“徐海班”,实际上以隐晦的方式承认了王效禹干预的失败。从一开始,学习班便举步维艰,王效禹的干预举措成为各方争执的中心。更糟糕的是,王试图继续施加影响,使争议朝着有利于“踢派”的方向发展。这只会危害学习班,加剧冲突。毛泽东最终对王失去耐心,指责他的干预措施,促成徐州市革委会的又一次急遽改组。
1968年7月下旬,2000多名徐州地区造反派和军队代表汇聚北京,参加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的“徐海班”。学习班从一开始便麻烦不断。来自南京的“支派”代表团的出现,惹恼了徐州“踢派”代表,他们与被南京“支派”斥责为“假货”的徐州“支派”代表一起冲出学习班表示抗议。随后一些人乘火车返回徐州,另一些人则去找中央领导人讨要说法。周恩来命令他们返回学习班,但他们拒绝服从。 从7月底至8月中旬,“踢派”代表在学习班里挑起18起争吵和打斗事件,双方均有人受伤。 直到此时,王效禹依然在积极尝试为他过去的所作所为辩护,他还帮助那些返回徐州的“踢派”头头召集会议,共商对策。他们发起一场猛烈的批判宣传攻势,谴责流亡南京的“支派”们的所谓“反军”活动。 然而,“徐海班”领导层似乎对“踢派”代表出走及其相关派性活动视而不见。他们只是口头批评“踢派”代表,并要求他们做自我批评。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10月,此时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始介入。黄永胜和吴法宪接见了68军和其他驻徐部队的赴京代表,批评他们未能解决两派的分歧。他们还告诫两派代表不要理会社会上流传甚广的王效禹失去中央信任的谣言,并断言继续鼓噪打倒王效禹是一个政治错误。他们宣称从南京来的代表才是真正的“支派”代表。进入1969年后,各方谈判依然毫无起色。“徐海班”里反复发生出走和打斗事件,徐州街头的武装对抗依然持续。
毛泽东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达了他对徐州局势的失望情绪:“徐海的‘支派’,北跑济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一党政权。徐州一个‘支派’一个‘踢派’,还是军队不一致,两边都是共产党,共产党与共产党打架”。
徐州问题的僵局一直持续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此时当地的种种问题都被归咎于王效禹。“九大”之后,山东省代表团奉命留在北京参加一个新的学习班,王效禹沦为批斗对象。5月24日,王效禹、杨得志等人提交了一个自我批评,涉及他们在徐州和山东引发混乱的政治干预措施。 毛随后接见山东代表团,对批判王效禹表示支持。王受到的指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他事实上被解除了山东省革委会主任职务(直到1971年3月他才被正式解职),取而代之的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鉴于其庇护者深陷困境,徐州“踢派”愿意作出妥协。5月25日,周恩来召集“徐海班”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几名成员出席。这次会议的重要议程是让王效禹当众宣读一份自我批评。 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了徐州“踢派”的暴力倾向和反军言论,呼吁消除王效禹的恶劣影响。7月初,在就过去的错误行为作出自我批评之后,68军在驻徐部队中的领导地位再次得到确认。 68军党委的自我批评,被作为一份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广为散发,其附件是一份经中央批准的新一届徐州市革委会成员名单。
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于1969年8月1日宣告成立。表面看来“踢派”和“支派”的委员名额分配更加平衡,但实际掌权的依然是68军。革委会主任是68军军长张铚秀,六位副主任中有两人是68军高级军官。张铚秀同时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但不久之后那些曾经支持王效禹的军队干部便遭到罢免,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曾经抵制王效禹并暗中支持“支派”的人。那些跟随王效禹支持“踢派”的各级军官,在一场整肃运动中遭到审查,后来又被作为“五一六分子”接受审查。三名师级干部和100多名团级干部被送入“学习班”,坦白交代他们的“罪行”。他们遭到隔离审查、群众大会批判和免除领导职务。一位军队干部在关押期间死亡。68军中那些“反王派”成员纷纷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踢派”头头和那些投靠他们的“支派”头头被清洗出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有些人因“反革命”罪名被捕入狱,其中几人死于狱中。那些一度流亡南京的“支派”头头因直接卷入破路炸桥事件,被排除在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之外,但对他们破坏活动的调查也不了了之。
在“一碗水端平”解决徐州派性冲突的表象之下,第三个徐州市革委会实际上是一次针对“踢派”和那些支持王效禹的军队干部的彻底翻盘。这迫使当地的派性敌意转入地下,但这种派性敌意在1974年被以一种猛烈方式重新激发,导致铁路系统瘫痪,迫使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作出干预。而此时的毛泽东已进入风烛残年。

结论

在徐州,军队和地方的派性分裂由以下因素促成:首先是军队干部如何理解中央“支左”命令,以及他们为执行这些命令所采取的最初行动;其次是夺权后造反派阵营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军方介入;第三是军方以严厉镇压回应那些挑战其权威的造反派组织。这些互动使造反派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派支持新生的徐州市革委会及其后台老板68军,另一派则反对新的革委会和68军。这些由地方性因素促成的分裂,到1967年4月因来自中央的新命令而加深,因为新命令要求释放被捕的造反派头头,终止对其所在组织的禁令。这在无意间固化了68军首长和支持他们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使那些反对军方此前举措的造反派势力得到加强。
直到这个时候,交叉重叠的军队官僚体系和行政官僚体系才开始发挥作用。山东王效禹的干预明显偏袒68军的反对者,其严重后果是分裂了徐州的军事指挥体系,加深了两大相互竞争的造反派阵营之间的敌对情绪。心怀不满的68军领导人继续为“支派”的暴力活动提供秘密协助,而且“支派”还得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支持——因为他无法直接阻止激进派文职官员王效禹的干涉。分裂还在支左部队内部出现——如空29师转变立场支持王效禹。而且在68军内部也出现了分裂——如一些军官在地方上的两派冲突中选边站队,并与隶属于江苏省军区和徐州军分区的地方部队结为盟友。
军队内部的分裂形成于这一系列事件的进程中。1967年4月中央高层在军队“支左”政策方面的急遽转向,以1967年7月王效禹干预徐州的方式加以贯彻落实,意在让各地驻军首长为中央高层此前的优柔寡断和草率决策做替罪羊。但许多军队首长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并进行了抵制。逼迫军队首长就范的种种措施——例如王效禹对68军下属部队施压的做法——导致驻徐部队的分裂。这使一部分数量不多但大权在握的军队首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暗中支持那些受到排斥的造反派组织。在此之后,不同部队——乃至于同一部队中的不同首长——便以隐蔽或公开方式支持在派性战争中相互对立的两大造反派组织。在有些时段,地方上两派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变得近似于军内两派的代理人战争。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徐州军方的一系列行动导致当地派性敌意的激化和深化,而向造反派发枪更是导致伤亡数量急遽攀升。军队内部的分裂从未得到治愈,1969年王效禹倒台造成“踢派”及其军内支持者失势之后,针对他们的报复行动来得异常迅速和猛烈,由此留下的伤口后来在1970年代被再度撕裂。
从这个关于徐州的研究中,我们能够就军队派性的起源得出哪些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我们在军队系统的官僚体制架构中,在中央高层军方领导人和文职领导人的不同派性倾向中,或者在地方上两大造反派阵营的政治目标方面,没有发现任何“先在的”体制性因素足以促成1967年头三个月中出现的分裂。事实上,在徐州出现的不同政治派别及其派性联盟,起源于军方领导人和造反派头头在一系列互动中所作出的不同选择——这些互动始于1月21和26日由造反派实施的夺权行动,以及3月18日由军方主导的徐州市革委会成立。在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中,有些组织支持军方的干预,而其他一些组织则反对军方的干预。当军队采取措施镇压那些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取缔其组织,逮捕其头头)时,他们一方面为自己制造了一批顽固的敌人,另一方面将造反派们分裂为“支派”和“踢派”。
假如事情到此为止,像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那样(这些地方的夺权行动以成立经中央批准的革委会告终),分裂将不会发生于军方领导人之间。然而,江苏与绝大多数其他省份一样,并未获得中央高层对当地夺权的支持,而是被置于“军管”之下。谈到这里,中央高层内部的派性分歧和军队官僚体系的复杂架构,才成为需要解释的因素。就徐州个案而言,在派性分歧中起到最大作用的因素,是北京高层内部的不同意见,而非革命战争年代不同野战军的谱系——这从许世友与68军首长之间的历史渊源可见一斑。换言之,中央高层内部的不同意见,在延长和激化徐州派性冲突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造成68军内部以及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下属部队之间的分裂。
第一个例子,是1967年4月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十条),实际上推翻了当年1月出台的《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呼吁当地军方停止“镇反”行动,释放被他们关押的造反派头头,并将这些持不同政见的造反派头头吸纳进新的权力机构。在徐州,像中国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当地军方领导人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向与之友善的“支派”组织提供秘密支持。这个“军委十条命令”是中央高层派性分化的产物,尤其与激进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的种种忧虑有关。他们认为军方的强势介入正在碾压各地的造反运动,必将导致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服务于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愿景持有异议的稳健派官员——如周恩来和那些军队将领——的目的。
第二个例子,是山东王效禹的介入——他强迫68军领导层无条件服从新的命令。当遭到他们抵制时,他又迫使几个下属部队的首长就他们的“错误”行为作出道歉,实际上使他们的顶头上司处于尴尬境地,最终导致当地军事指挥系统分崩离析。此后,各级军官开始分别支持地方上的两大派别组织,使之成为军内两派代理人战争中的行动者。军队内部的复杂官僚体制架构进一步作用于这些发展——听命于江苏省军区的部队抵制山东王效禹的干预,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形同陌路,因为杨不得不支持毛泽东任命的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效禹。
对徐州这样的地方性文革运动发展进程的深入考察,精确地揭示了军方的干预不仅未能遏制派性冲突,反而使之加剧和延长,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性个案研究同时告诉我们,在军队深度卷入地方派性冲突时,其内部团结如何受到威胁。全国性政策的左右摇摆乃至自相矛盾,以及来自中央领导层中不同派系的干预,都有可能使地方上的军队首长沦为政治替罪羊。当地方上的军队首长被这些干预弄得不知所措时,他们便与不同群众派别和其他军队干部结为盟友,共同寻求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外部支持。他们意识到,中央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这些变化是中央高层派性纷争的结果。这样的意识强化了持不同意见的军队首长的抵抗决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最终会得到证明。结果,68军中持不同意见的各级军官,以及作为他们代理人的“支派”,在1969年4月清洗王效禹后得到高额回报。而他们的军内反对派和“踢派”,则付出了沉重代价。
当我们探讨那些造成军队内部分裂的地方性根源时,我们更加确切地意识到,军队如何深度地卷入了1967和1968年在全国范围肆虐的派性暴力。他们当初被派去维护秩序,结果反而变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加剧了地方秩序的混乱,其危害程度远远超过1966年的动乱。在这些斗争的进程中,地区性的军事指挥系统也因派性问题而变得四分五裂。一旦我们对这些发展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我们就能更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如何深度地且不可逆地削弱了中国“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秩序。党和国家的行政架构已经在1967年初的夺权浪潮中被有效地摧毁,未遭损害的党组织和上下连贯的全国性科层体系仅存在于军队内部。如果这一科层体系也遭解体的话,就找不到任何途径重返政治秩序。这样的考量肯定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占据首位,因而他最终决定倒向倍受困扰的军队首长一边,终结地方上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我们很难知道毛泽东理想中的结果是什么,但有一点显而易见,他的上述决定无非是面对极其严重的局势而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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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二〇二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7月 04, 2022 5:3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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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1974年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董国强 魏昂德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 第212卷,2012年12月出版发行,原标题为Nanjing’s “Second Cultural Revolution” of 1974。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央高层的派性斗争导致各省的群众运动死灰复燃,使中国再一次经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冲突。现在有研究著述将这些冲突定性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即东山再起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派势力奋起抵制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们重新复出掌权。然而南京地区的冲突和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老干部群体的操控下,这场运动的斗争矛头集中指向那些依然把持该省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们。由于造反派在此前几轮异常惨烈的军方镇压行动中遭受重创,所以南京的民众抗议行动并非由先前的造反派领导,而是源自那些在60年代后期“清队”和其他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城镇“下放户”。当杭州和武汉等地的原造反派群体利用这场运动向老干部群体发起攻击之时,南京的老干部们却利用这场运动赢得了反对其军方对手的胜利。杭州和武汉模式意味着60年代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活,南京模式则预示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运动的到来和毛时代的终结。
毛时代的最后五年,是一系列重大斗争和急剧政治变化相互交织的五年。自1971年林彪突然死亡并受到批判开始,到1976年“四人帮”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遭到逮捕为止,中国经历了长期持续的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精英派性冲突,以及间歇性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这样的地方性突发事件,有些是此前当地派性斗争的回光返照,其参与者主要是在1967-1968年相互对垒的派性组织成员;有些则是在1976年4月清明节期间达到高潮的民众性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前奏。
这两种政治倾向的着眼点截然相反。其中一种回溯不久前的过去,从毛泽东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中央激进派官员们倡导的红卫兵和其他社会势力的造反运动的口号中寻求灵感。而另一种则展望毛时代之后的未来,公开谴责蛮横暴戾的政治压迫,呼唤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发生于上述历史时段的中点。由于在此前后形成的许多历史文献行文隐晦,语义含混,其真实含义在当时并不广为人知。例如在1972年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林彪最初被定性为“极左”——即指责他刻意将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极端,从而造成破坏性后果。然而这时他却被定性为“极右”——即指责他乞灵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阴谋反对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的不少学术论著认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希望借助这场运动达到两个不同的政治目标:其一是要弱化军方对地方各级党政机构的长期控制——尽管在1971年以后揭批“林彪集团”的运动中,军方在中央一级的权力已经受到极大限制,但是在地方上,许多军队干部依然占据着主要领导岗位(因而有必要继续“批林”);其二是要延缓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显著的政策回摆——此前,周恩来曾借助于批判林彪的“极左”大力推动地方老干部的解放,以便迅速恢复更有效率的行政管理。1974年的运动获得毛的认可,意在削弱周的影响并遏制老干部群体的重新崛起,从而确保毛主义阵营所倡导的经济和教育政策得以延续(因而有必要开展“批孔”)。
这场始于1974年1月的运动,公开鼓励对那些被指责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恢复旧秩序的领导干部们展开批判——这些领导干部中既有介入地方党政领导工作的军队干部,也有在“林彪事件”后复出掌权的老干部。在许多地区,当地的各种势力纷纷闻风而动,竞相利用中央指示中的语义含混之处谋求自己的利益。根据MacFarquhar 和Schoenhals的观察:“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中央领导层便发现地方层面的运动进程越来越难以控制……这场运动很快遭到地方上各种势力的劫持,这些地方势力更加关心的,不是如何批判声讨中央圈定的反革命分子——无论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否真的与林彪和孔孟有何牵连,而是如何与自己在当地的敌人们进行斗争。” 在一些地方,这场运动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造反派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借助于这场运动,在与那些一度落马、而今又重返领导岗位的老干部们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因而,这场运动鼓励民众动员和街头抗议,并被公开地标榜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和“第二次夺权”。
尽管人们很早就知道这场运动引发了十分广泛的政治冲突和民众动员,然而学界关于其地方性实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王绍光关于武汉的论著,描述了当地东山再起的前造反派势力所实施的广泛的民众动员。 Keith Forster关于杭州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大体类似的运动——先前的造反派头头们借助这场运动进一步接近权力庙堂。 在广州,先前的造反派们为了实施民众动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字报运动。 甚至在激进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上海,这场运动也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尽管相对而言较为短暂与低调。
Forster关于浙江省及其省会城市杭州的研究专著和若干论文,已成为理解“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实际影响的一个标准模本。 在杭州,60年代后期涌现出来的那些著名造反派头头们纷纷行动起来,挑战那些掌握该省大权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军队干部。 他们依赖其在杭州城内一些学校和大型国营工厂中的群众基础,发起针对那些省级领导人的批判运动,给他们贴上“修正主义者”的标签以迫使其就范,并强迫他们将造反派头头们提拔到领导岗位,同时将成百上千的造反派群众吸纳进党内。这场由造反派发起的批判运动对当地工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并威胁到政治稳定。这种省级范围的政治动荡与其他一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最终促使毛于1974年下半年决定终止“批林批孔”运动。 杭州个案后来被视为中国首都之外广大地区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出象征。由于缺乏来自其他地区的详实叙事,人们很容易主观地认定全国各地的冲突情况都与杭州一模一样。
然而在与浙江毗邻的江苏——其省会城市南京大约距杭州200英里,事态的发展进程却截然不同。在南京,这场全国性的运动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语境中酝酿并展开。以最具攻击性的姿态利用“批林批孔”运动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的地方群体,不是60年代后期的造反派头头,而是那些幸存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而后被结合进省革委会领导班子的地方老干部。这些老干部利用这场运动逐渐削弱并最终推翻了那些依然掌握地方党政大权的军队干部。江苏的造反派头头在军管期间遭到彻底镇压,因而不能像其浙江同伴们那样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倒是那些地方老干部采取投机主义的策略,将自己打扮成造反派的捍卫者,首先站出来指责军方要为1971年前后发生的、旨在彻底消灭造反派的清查“五一六”运动负责。南京城内也爆发了民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但与杭州和武汉不同,这种民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不是造反派实施社会动员的结果,而是由那些在1968和1969年整肃运动中遭受打击迫害的人们发动的——当时军方为了巩固新成立的省市革委会的统治,给这些人贴上各种政治标签并将其赶出南京,同时却将一些造反派头头结合进新的权力机构。
南京的老干部们通过指责军方领导人无情镇压造反派势力,将自己装扮成文化大革命的捍卫者。造反派对老干部们的上述举措投桃报李,积极参与他们在地方党政机构内部组织的批判军方领导人的运动。意识到对军方过去种种行为的公开批判,可能是改善其自身处境的一个机遇,成千上万在60年代后期被迫下放农村的城市居民纷纷返回南京,持续地向省市当局请愿,在市中心游行示威,甚至阻断京沪铁路交通——与杭州和武汉不同,南京的民众动员不是前造反派成员酝酿“二次夺权”的产物,而是60年代后期历次整肃运动受害者的反抗活动。然而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最终只属于老干部们——他们利用这场运动将军队干部从地方党政机构中驱逐出去。
“批林批孔”运动对上述两个相邻地区截然不同的影响,揭示了1974年中国政治的模糊性和过渡性。在杭州(以及武汉),这场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前造反派群体“向后看”的倾向——他们试图通过重新启用1960年代后期的口号和策略,打击削弱那些复出掌权的老干部群体,从而实现政治的逆转。南京的运动则与之相反,在相当程度上预示着1976年的政治斗争和“后毛”时代的到来。尽管南京运动中的话语策略是捍卫毛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其真实的核心内涵却是谴责文化大革命期间无以复加的政治压迫。这一政治进程的线索在1974年广州的大字报运动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其进一步发展便是1976年4月清明节前后爆发的更加广泛的公众抗议活动 和70年代末期的社会民主运动。 江苏老干部群体的政治目标是非常有限的和自私自利的,然而他们对浙江模式中的激进主义话语的利用,预示着更加广泛的反抗政治强权和极端主义的斗争必将到来。事实上,这样的反抗斗争在1976年浮出水面,并在1978-1979年间以一种更有组织的方式展开。
在那些积极参与南京“批林批孔”运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关心这场运动被赋予的表层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然而,他们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应该如何利用这场运动的政治修辞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尤其是那些老干部,他们借助这次运动发起一场异常猛烈的批判攻势,以牺牲其军方对手为代价谋求自己的政治升迁——同时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当地“批林批孔”运动的目标。以彭冲和许家屯为首的地方老干部群体,因军方强权人物许世友将军(政治局委员,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不久前的调离而深受鼓舞,希望借助这次运动彻底颠覆军人们的统治。 曾邦元、周锡禄、徐松林等被结合进省革委会的前造反派头头在1971年前后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洗并被投入监狱,现在他们与老干部们通力合作以谋求自己的平反。 那些在1968和1969年整肃运动期间因各种政治嫌疑被迫下放农村的普通市民和干部们,则希望借助这场运动返回南京。上述几大群体不约而同地采取十分类似的政治策略以实现其自身的诉求,因而在本质上,这场斗争是各种在野势力结成联盟,去推翻自1968年开始掌权的军方领导人。
我们对南京一系列事件的解读与再现,基于大量公开出版和尚未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和大事记、一些残存的大字报底稿和油印传单,以及许多亲历这场运动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政治积极分子公开发表或自印发行的个人回忆文字。我们还对一些在1974年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前造反派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大量引用了前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暨团省委书记个人保留的1974和1975年间的十二本工作笔记。这位领导人出席了省委召集的所有重要会议,并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中央会议的记录。他的工作笔记详细记录了历次省委内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自我批评和辩论交锋情况,并提供了许多中央和省委文件的全文抄件。 上述这些资料使我们对这一时期一个中国省份内部的尖锐派性冲突有着异常深入的了解。

一、江苏军管:1968-1973

在1974年1月“批林批孔”运动拉开序幕之时,江苏依然处于军队干部的绝对控制之下。军人们占据着省级和地、市、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革委会主任职位。在浙江掌权的资深军队领导干部们因直接受到林彪事件的牵连,在1972年即遭到清洗。 而江苏的许世友并未受到任何影响,继续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信任。许世友对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充满自信,当然有他的理由。早在1967年夏天,因认定他在处理江苏派性冲突问题上立场偏颇,南京“好派”曾发起一场“倒许”运动,省军管会内部的一些高级军官也加入其中推波助澜。然而就在许世友的统治看似摇摇欲坠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将他召到上海,明确表态全力支持他,并叫停了造反派的“倒许”运动。 此后许世友采取强硬措施终止派性武斗,使江苏的秩序得以恢复。1969年,他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不但在军队内部的整肃中毫发无损,反而在党内、军内获得更高地位。因而,他在江苏可谓说一不二。
1973年12月,为了削弱军队在地方上的政治影响,毛泽东下令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许世友调往广州后,其在江苏的强权统治戛然而止。丁盛从广州调来南京,接替许世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一职。许的两位主要副手成为省内最高党政领导人:吴大胜代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职务,蒋科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全省行政事务。
由于许世友去了广州,而新来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不再担任地方党政职务, 所以吴大胜和蒋科此时作为江苏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他们将在社会各界对此前军方统治的各种批评谴责中首当其冲。在南京,以及在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绝大多数其他地方,各地驻军在1968年以铁血手段镇压了派性武斗,并进而实施严酷残暴的军事管制。通过组建名义上包含幸存的地方党政干部代表和各造反派群众组织代表在内的各级革委会,军方实施了一系列针对那些被打倒的地方党政干部和其他社会势力的镇压行动。
这些镇压行动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在位的省委领导班子成员和数以千计的其他各级领导干部首当其冲。1967年1月造反派夺权后,江苏约有20多位省级领导人遭到各造反派团体的公开羞辱和摧残,并被关进牛棚。到1967年3月实施军管时,这些官员又几乎全部遭到军方关押。他们被关在南京城东句容县的一处监狱里,直到许世友调往广州后才陆续获释。到1975年之前,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获得重新任用。
对地方干部的清洗还蔓延到基层。南京军管当局认定地方党政干部和政府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旧人员”,有预谋、有步骤地将他们从现有岗位调离,其中也包括那些在1967年加入造反派组织的人。在1968年夏天,大约有7000名省级机关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被送往南京东郊农村参加集体劳动。到1969年初,其中约有1000多人得以洗脱罪名,被重新任命为省革委会下属各机构的副职。对于那些没有通过甄别审查的人,军管当局于1969年夏天在南京周边建立了若干“五七干校”。在“干校”内接收“再教育”的人数很快便增至10000。在1969年底,其中约有3000多人及其家属被下放到农村。到1972年后期,还有约4000名干部被留在“干校”内。 那些被从“干校”解放出来的干部,以及那些躲过早期审查、没有被送往“干校”的干部,通常会被任命为在各单位掌权的军队干部的副手。有些则被全家下放到农村,通过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
大规模的城镇居民和各级党政干部下放运动,是始于1968年的一系列整肃运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至1969年底,江苏全省约有近百万人遭到逮捕和刑讯逼供,他们的涉案罪名通常是含糊其辞的“特务”、“叛徒”和“现行反革命”等。 在1970年下半年,全省又有83000多人遭遇到类似的厄运。
有些旧省委领导人——如彭冲和许家屯等——幸运地躲过上述清洗行动,并在1968年被结合进江苏省革委会。但他们很快就在军方巩固其权力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或者被强行解除职务。那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如文凤来和曾邦元等——起初也被赋予重要的象征性地位,但很快也被边缘化,并最终成为后续一系列整肃运动中的斗争目标。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许世友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声称原省级机关领导干部中75%的人有严重政治问题,原地、市一级领导人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占到70%。
造反派显然受到比老干部更为严酷的对待。当老干部陆续重返工作岗位之时,原先的造反派头头和他们的下属们却成为新的打击目标——其主要方式是一场声势极其浩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70和1971年运动高潮期间,江苏全省有130000多人受到“五一六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讯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证其罪,有6000多人在关押审查期间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残疾。 而据一些参加过专案审查和事后复查的人士透露,真实的数字可能是上述数字的两倍。 在一些被确定为运动“重点”的单位,相关数据更加令人震惊。例如在南京电子管厂,3800多名干部职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审查,1226人被认定为“五一六分子”,7人死于刑讯逼供。 在南京市政建设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审查,约占该单位干部职工总数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 在南京大学,当时在校的约3000名教职员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受到指控,有1154人受到正式审查,有108人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和刑讯逼供,有21人自杀。 这些数据意味着,当地造反派势力在这场运动中遭受到的毁灭性打击远甚于其他地区。这个因素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以下事实——与他们在杭州和武汉的同伴们不同,南京的原造反派势力在1974年的公共动员中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事实上,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但迫使那些前造反派头头离开领导岗位,而且也波及到许多在1968年赢得“革命干部”头衔的老干部。在清查运动期间,吴大胜宣称省级机关中55%以上的厅局级干部和30%以上的一般工作人员是“五一六”分子。在1971年10月,约有2400多人接受正式审查。 1968年3月任命的省革委会常委中的绝大多数人——28人中的21人——成为清查对象。9名前造反派头头全部遭到清洗。8名老干部也悉数受到怀疑——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得以保留其职位。 清洗运动还蔓延到军队内部。一批在1967年夏天卷入“倒许”风潮的军队干部受到隔离审查,并被免除职务。
通过上述种种措施,担任江苏省党、政、军一把手的许世友将当地的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军队干部手中。尽管中央曾做出规定,地方行政权力应该由实行“三结合”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共同行使,但实际上,军队干部们控制了所有权力。由于现任常委中的许多人受到停职审查,所以从1970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3年底许世友调离南京,江苏省革委会没有召集过一次会议。 截至1970年,军方的集权统治已达到如下程度:全省14个专区的党政一把手全部是军队干部,而在全省68个县中,有60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都是军队干部。 许世友的所作所为,必然招致造反派头头和地方老干部们的强烈怨恨。

二、军管当局与中央的关系

许世友在南京的独裁统治,还导致其与中央和周边省份的关系紧张。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央曾于1972年8月发出通知,要求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逐步撤出地方行政管理事务,让位于那些具有经济建设工作专长并富于行政管理经验的地方老干部。 然而许世友并未认真贯彻上述中央通知和其他相关指示。截至1973年底,仍有2000多名军队干部占据着江苏各级党政领导职务。 专区一级的党政一把手依然全部是军队干部;与此同时,68个县中的39个县的党政一把手也依然由军队干部充任。
南京军方还极力抵制中央过问江苏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盐城专区是清查运动的重灾区,在13名专区党委常委中,有10人成为审查对象,有6人被判罪名成立;在84名专区下属各党政机构领导干部中,有一半以上遭到关押;在中层和基层干部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被判有罪;其中18人死于刑讯逼供。 因而,当地的干部群众纷纷前往北京告状。1972年3月,中央信访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省委报送关于盐城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情况的材料。当省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这一问题请示吴大胜时,他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不要理他!”
中央对南京军方处理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十分恼火。因为那些对经济工作和生产管理一窍不通的军队干部,试图通过耗资巨大且浪费严重的基建工程来凸显其政绩。他们在没有报请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上马了一大批基建项目,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中央领导人对这种固执己见、愚蠢失策的做法非常气愤,以至于李先念在一次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严厉斥责这样的做法是“吃基建”,是“犯罪”。 与此同时,一些在中央各部委看来十分必要的项目,却遭到南京军方领导人的抵制。他们甚至告诫中央各部委不要插手江苏地方事务。
许世友还多次公开表露他对以张春桥为代表的、权倾一时的“上海帮”的不屑。他对“上海帮”的怨恨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1967年夏天南京“好派”发起的“倒许”运动,曾得到张春桥的积极支持。直到毛泽东公开表态支持许世友后,张才不得不紧急刹车。 许世友曾做过一首打油诗,表达他对张春桥的蔑视和羞辱,并在其下属中广为传播:“戴眼镜,夹皮包;写总结,会提高;论思想,一团糟;打起仗来往后跑。” 1973年11月,许世友明确告诉吴大胜,不要理睬中央发出的要求各地学习上海经验、迅速组建城市民兵指挥部的指示。

三、“批林批孔”运动引发地方冲突

1974年1月,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开展运动的三个文件。2月初,全国性的主流媒体又发表了3篇重要社论。 当地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发轫。由于许世友已经调离,领导江苏“批林批孔”运动的重任便落在吴大胜的肩上。2月4日,江苏省委召集一个省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文件和《红旗》、《人民日报》社论。省委领导们一致认为这些文件和社论十分重要,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央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联系当地的实际情况展开批判运动。于是他们决定先在南京和其他城市选择一些单位进行试点,看看群众的反应。 这些试点单位的情况显示,许多普通群众也对这场运动感到困惑与担忧。但也有一些敢说真话的人正确地猜测到,这场运动的深层动机是“批死人、逮活人”。有些人还断言,这场运动是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为了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并控制运动的导向,吴大胜在2月中旬召集了一个省级群团组织(省总工会、省贫协、共青团省委、省妇联等)负责人会议,强调这场运动应该集中批判林彪的反动谬论——如“天才论”和“克己复礼”之类。他还强调,这场运动的目的并非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来惩治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而是旨在“教育群众”,使他们与“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决裂”,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教育群众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然而此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吴大胜的上述努力并不成功。那些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前造反派头头都将这场运动看作自己争取平反的良机。3月初,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谴责军方在清查“五一六”期间的种种做法。学校党委并未采取措施阻止这样的行动。 在3至4月间,时任《新华日报》记者的两位前南京大学造反派成员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系列大字报,详细披露了江苏清查“五一六”期间大搞“逼、供、信”的情况。 在一次地市委负责人会议上,吴大胜承认清查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但他强调那次清查运动“主席有批示”,“中央有文件”,“大方向是正确的”。他警告大家要防止阶级敌人利用各种借口彻底否定清查运动,并号召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保持警惕。
然而问题在于,各级党组织中也有不少人对军方的所作所为心怀强烈不满。4月初,吴大胜在省总工会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发表讲话,高调阐释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号召与会者们积极揭发批判林彪及其在江苏的“死党”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令他大出意外的是,两天以后在同一个会议上,省总工会主任、前苏州造反派头头华林森 指责时任苏州市党政一把手的军队干部与林彪的罪行有牵连。华的指控还涉及到许世友。与会的其他前造反派成员纷纷起身响应,提出许多类似的指控——其中之一,是指控吴大胜为了保护许世友夫妇和蒋科,在1973年初审阅省委向北京报送有关林彪集团在江苏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时,有意删去报告中与他们有关的内容。
当彭冲和许家屯——现任省委领导班子中的老干部代表——提出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揭批运动议程时,吴大胜等军方领导人操纵运动进程的企图遭遇到更大的失败。许家屯呼吁就林彪在江苏死党的活动展开调查,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吴大胜等人。他在省委召集的一次大型会议上说过:“革命小将反潮流,我们为什么不能反潮流?”彭冲则强调,江苏的“批林”运动应该聚焦于(一)林彪在江苏死党的罪行;(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三)军方人员与“选妃”活动的牵连。他还提出,要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调查这三个问题。
省委领导层的公开分裂,对基层的群众运动无异于火上浇油,导致批判运动迅速升级。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之下,吴大胜在4月中旬的一次省委会议上承认,江苏清查“五一六”运动确实存在许多错误,而且省委应该对此负责。他同意释放一批依然受到监禁的著名造反派头头——这些人都在1966和1967年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并在1968年被结合进省革委会。 他还同意对时任苏州和无锡党政一把手的两位军队干部展开调查,搞清楚他们与林彪在江苏活动的关联。对于自己的一些错误,他也做了自我批评。
4月21日,彭冲等人对省委办公室进行了改组,使其摆脱吴大胜和蒋科的个人控制,置于省委常委的集体领导之下。他们还恢复了名存实亡的“林彪问题调查小组”,并要求该小组加紧追查林彪在江苏死党的活动。此后,江苏的“批林批孔”运动沿着一个新的方向展开,聚焦于许世友、吴大胜、蒋科与林彪夫妇在江苏活动有牵连的种种指控。要通过这样的“调查”找到大量的相关“材料”并非难事——因为林彪夫妇在苏州有一处“行宫”,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曾几次在那里小住。省市军方领导人在此期间多次向林汇报工作,请客送礼。面对这些调查材料,吴大胜不得不在5月初举行的一次省委领导层会议上作出更深刻的自我批评。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因为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四、民众抗议行动

在江苏实施军管后的两三年中,全省约有350000城镇居民被迫到农村安家落户,仅南京市就下放了130000多人。这种做法酿成了许多社会问题。 近几年来暗中涌动、日益扩大的反对军管措施的社会潜流,使得那些被迫离开城市的“下放户”受到鼓舞,促使他们为重返城市家园做出种种努力。1974年1月下旬农历春节期间,数千名南京“下放户”拖家带口返回南京,吁请省市当局恢复他们的城市户籍和原有工作。然而省市领导人拒绝与他们见面。在此后的三个月中,“下放户”多次在省委和市委门前聚众示威,贴出大字报申诉他们的悲惨境遇,并不断在闹市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些请愿活动吸引了大批围观者,市区的公共交通常常因此而中断。僵局持续到4月28日,被激怒的“下放户”集体涌入南京火车站,试图强行登上北上的火车去首都告状。当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拒绝让他们登车后,他们便坐在铁轨上阻止火车驶出南京站。京沪铁路的交通运输因而中断两天。
4月29日和30日,中央办公厅两次给省委领导人打来电话,要他们设法阻止这些“下放户”去北京。中央办公厅在电话中指示,省委领导人可以承认在下放运动中存在着一些失误,但“下放户”的请愿活动偏离了当前运动的政治大方向。他们的问题必须等到“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再设法解决。中央还认为,这次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由于吴大胜等人拒绝接见“下放户”而引发的。他们命令省委主要领导立即前往南京火车站,倾听“下放户”的申诉,并劝说他们不要阻碍火车的正常运行。 于是,吴大胜和其他省委领导人赶往火车站与“下放户”谈判。他面临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中央严禁采取“经济主义”——即物质刺激——的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下放户”又绝不会满足于空洞的政治说教。经过艰难的谈判,省委领导人与“下放户”代表于5月2日签订了一个“八项协议”——“下放户”原先所在的工作单位接到指示,要尽快给这些人找到栖身之所,并许诺给他们发放经济补贴和粮油煤炭计划配给。
这个协议解决了南京火车站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问题。当第一批“下放户”的要求得到满足的消息传播开来后,另有5万多名“下放户”从周边农村涌入南京城,要求同等待遇。地方当局显然没有足够的财力去安置如此众多的请愿者。当这个情况明朗化以后,后来的“下放户”要么聚集在南京街头抗议示威,要么三五成群地向北京进发。由于中央已经明确规定不准阻碍铁路交通,一些北上的请愿者们便在公路上拦截巴士和大卡车。奉命前往劝阻他们的干部遭到围攻,有些人还被打伤。
5月9日,中央专门就江苏问题发出第14号文件,严厉批评吴大胜对第一批请愿者的处理。该文件指责吴大胜没有遵从中央指示,对请愿者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是屈从于他们的“经济主义”要求,结果引起更大的麻烦。这样的错误处置,严重干扰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该文件还重申,省市委领导人绝不能在“下放户”的种种经济要求面前让步,要说服他们等到运动后期再协商处理这些问题。
5月10日,省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央第14号文件。吴大胜在会上作了长篇检查,并详细回顾了与“下放户”谈判的经过,暗示参与事件处理的彭冲和许家屯等老干部也应该分担责任。彭冲和许家屯随后也就自己在谈判中的表现作了自我批评,但他们强调,吴大胜作为主要领导人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他们还强调,吴大胜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他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捂住林彪问题的“阶级斗争盖子”。他现在采用“经济主义”手段转移“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与他此前的立场一脉相承。彭和许还针对吴大胜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责任提出一系列问题,使双方的争论重新聚焦到军方对老干部和造反派头头的打击迫害问题上。
在彭、许的暗中策动下,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5月11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奋起批判省委长期以来所遵循的错误路线,揭开省委内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该报还在显要位置分别报道了4月中旬召开的几次群众批判大会的情况——这些大会的主题,是批判军方近年来所犯的种种错误。 虽然吴大胜和蒋科没有被公开点名,但谁是这场批判运动的目标显而易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文章还极力影射吴大胜和蒋科是所谓“林彪死党”。
从5月中旬至6月底,省委在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举行有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参加的省级机关“批林批孔”大会。数十位“群众代表”应邀与会——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前造反派成员和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军方领导人做出种种批判。与会者们还时不时地在公共场合贴出大字报和散发传单,公开点名谴责吴大胜等人。 彭冲和许家屯多次出席省级机关批判大会,并常常在会前与一些积极分子密谋,指导他们如何在大会上展开斗争。 他们还与那些没有资格参加省级机关批判大会的前造反派头头们暗中接触,鼓励他们在社会上组织抗议示威活动,给军方领导人施加压力。
随着批判运动的不断升温,一些在省级机关和其他工作单位掌权的军队干部也纷纷倒戈,加入到批判吴大胜的行列中。在他们提出的所有指控中,最具杀伤力的指控是吴大胜直接卷入了1969年“九大”上提名林彪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活动,以及他与林彪集团在江苏的活动——如“选妃”活动——的牵连。指控者们不但暗示吴大胜参与了林彪集团的种种犯罪活动,还详细披露了他如何指示其下属拒不执行中央各项指示、极力排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从而在决策过程中大权独揽的情况。
吴大胜多次在这类群众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但他一再强调自己的各种错误主要源于其思想认识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自我定性与所谓“林彪死党”的指控相比,自然有天壤之别。彭冲和许家屯极力促成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运动,多次采用拉线广播的方式召开全市性的群众大会。他们还多方设法,将省级机关批判会议上的批判发言和自我批评发言加以整理汇编,在社会上公开散发。他们呼吁继续调查清查“五一六”期间的冤假错案和“选妃”问题,旨在对吴大胜的种种错误做出最严厉的政治定性。 他们要求释放那些依然遭到关押的“五一六”问题受害者,而后又指令其所在单位的领导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批判吴大胜的群众运动中来。

五、对军方领导人的批判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导致1974年上半年工农业生产的滑坡。为此,毛泽东指示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等人对稳定和生产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中央随后发出了第21号文件。 该文件将社会动荡和生产滑坡归咎于许多地方的领导人未能切实有效地开展好“批林批孔”运动,不愿承认他们自己的错误,在种种不合理的经济要求面前妥协退让,导致矛盾激化,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给“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破坏革命提供了可乘之机。该文件还强调,“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
这份文件将江苏列为问题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当地的动荡局面究竟是社会各界对依然掌握省委大权的军队干部的过度批判的结果?还是源于这些军队干部拒绝承认并忏悔其此前的错误言行?在7月5日召开的省级机关各部委办局负责人学习、讨论中央文件的会议上,彭冲极力倡导后一种解释。他强调,江苏的生产搞得不好,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没有搞好——即对吴大胜等人错误言行的揭发批判还不够深入彻底。彭冲的解释立即得到许家屯和其他许多与会的地方干部们的大力支持。他们决定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开展批判“林彪死党”的运动。
在整个8月和9月,各级各类群众性的批判大会继续举行。与此同时,彭冲等人在省委领导干部会议上继续加强对吴大胜等人的批判攻势。8月15日,吴大胜最终承认他在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参与了支持林彪集团的活动,以及他千方百计掩盖许世友夫妇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种种事实。 8月21日和22日,蒋科作了长篇自我批评,详细交代了他参与“选妃”活动的情况——当然也涉及到许世友夫妇。
两位军方主要领导人的坦白交代不但没有赢得批评者们的谅解和同情,反而激起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始终极力隐瞒上述罪行。此外,由于两人的坦白交代都直接牵涉到许世友,所以与会者们开始将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这位南京军方前任大老板。 在8月31日会议结束时,彭冲代表省委做出如下总结:作为原江苏省委一把手,许世友的种种错误应该受到批判,而且必须受到批判。各级地方党委应该将揭发批判其错误的材料报送省委,由省委统一转报中央。他断言清查“五一六”运动是林彪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伟大成就的复辟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还下令起草一个正式文件,对那次清查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予以纠正。
由彭冲和许家屯领头发起的批判攻势,也遭遇到一些零星的抵抗。一些地市一级的军方领导人试图遏制这场批判运动的势头——很显然,他们担心自己会与数月前倒台的苏州、无锡军方领导人一样,沦为这场批判运动的牺牲品。于是,一些谣言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说中央会很快结束“批林批孔”运动,还传言毛主席说了,中央14号文件点了吴大胜的名,点重了。最直接的挑战来自担任徐州专区一把手的军队干部。他公开挑战了“江苏省委没有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并挑战了提出这种说法的地方干部的领导权威。他还提出一系列问题,质疑那些积极推动这场大批判运动的人的动机,以及他们的终极目的。 在9月份的一次领导干部会议上,有人指责对吴大胜的严厉批判“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说这场运动“过火”了。还有人说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该彻底否定。担任盐城专区一把手的军队干部曾对其下属说过:只有吴大胜能够代表省委,他不会接受来自其他任何省委领导人的指示。
这些零星的抵抗并未能够蔓延开来,因为10月6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支持彭冲和许家屯等人的解释。几位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对一些地方领导人拒斥中央指示的行为给予严厉批评。李先念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江苏的情况——他批评了担任徐州党政一把手的军队干部的派性思想。10月14日,王洪文和张春桥出席了最后一天的会议,从激进的立场出发阐释了毛泽东“安定团结”指示的含义——安定团结并不意味着批判运动的结束,而是要更好地开展政治斗争,以实现更高意义上的团结。他们强调,在成千上万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没有获得平反之前,不可能实现安定团结。王洪文、张春桥的讲话,以及李先念的讲话,显然与彭冲和许家屯对江苏问题的看法不谋而合。
当出席这次会议的许家屯返回南京后,省委召集部委办局负责人、地市委书记和南京军区政治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的最新指示。许家屯和其他地方干部们引用中央激进派领导人王洪文和张春桥的谈话,进一步加大了批判吴大胜和许世友的力度。吴大胜在10月23日再次做出自我批评,就许世友与林彪集团的关系问题交代揭发了更多情况。10月24日,许世友和吴大胜的一名军队下属揭发,许世友有意利用清查“五一六”运动打击造反派头头,并公布了许世友讥讽张春桥的打油诗。10月25日,一位资深地方领导干部指控许世友在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公开污蔑所有造反派头头,还指控许世友亲自审讯并殴打一些受到审查的老干部。
这次会议最终对南京军方主要领导人提出六项指控:一、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牵连;二、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搞以人划线,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五、搞独立王国,破坏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六、批林批孔以来,不批林,不批孔,不准联系江苏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际,捂盖子,保自己,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破坏批林批孔。有错不认错,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影响安定团结。省委在一份文件中公布了对“吴大胜等人”的上述指控,在干部群众中广为散发。但这份文件没有公开点许世友的名——他是否应该承担上述罪责,需要由中央高层定夺。

六、地方干部群体的升迁

11月13日,地方老干部群体的胜利得到最终确认。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包括丁盛、彭冲和许家屯——奉召前往北京。当天下午,他们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和纪登奎等人接见。中央领导人宣布任命彭冲为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吴大胜和蒋科被停止领导职务,继续接受批判和审查。中央领导人在谈话中强调,这次江苏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他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好几年了。他们指示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要认真处理好“下放户”问题,并对“五一六”案件进行复查。许世友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传达这些决定的中央和地方文件中。由此可见,省里对他提出的各项指控,没有获得中央高层的支持。
彭、许等人返回南京后,召集省委会议传达中央的最新指示。屈服于中央的权威,吴大胜和蒋科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拥护彭冲的领导。 12月30日,江苏省委和江苏省军区联合发出通知,命令在地方党政机构里工作的所有军方人员全部返回部队。 许多地方老干部奉派接替他们在各级政府中的党政领导职务。
在1975年的头两个月中,新的省委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巩固他们的胜利。1月初,彭冲在一次谈话中提到,现在还有人在南京街头贴出大字报,要求继续揭批“黑帮”。他指责这样的行为偏离了党的正确路线,“否定一切”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还说,吴大胜确实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党内团结。省委欢迎原先的造反派们帮助党内负责同志纠正路线错误,但他们必须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许家屯积极倡导为那些受到军方错误指控的人平反,并立即释放那些依然受到关押的人。但他认为平反工作不应该不加分别地搞“一风吹”——有些在清查“五一六”期间受到诬陷的人,可能同时犯有其他错误,因而并非每个人都将自动地获得平反释放。 新近掌权的省委领导人承认军方镇压造反派的运动过了头,但他们一再强调,各级党委应该拒绝造反派头头们提出的恢复其原先领导职务的要求。造反派头头们被从牢房里解放出来,摘掉了他们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但他们重返权力庙堂的诉求遭到无情拒斥。
至于那些城镇“下放户”,彭冲在一次谈话中坦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命令各级政府官员在1975年农历新年期间下到农村去,为“下放户”们发放生活补贴,聆听他们的倾诉。他还命令农村基层各级革委会关注这些家庭的生计问题。 进入1976年以后,彭冲还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提到,“下放户”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大多数“下放户”直到80年代以后才陆续返回城市,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未能恢复其原先的工作。

七、结论

迄今为止,人们对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主要基于Keith Forster和王绍光对杭州和武汉两地的个案研究。然而在南京,这场运动的本质内容和展开方式却与上述两个城市的情况大相径庭。在杭州和武汉,前造反派头头们在前造反派群众中实施动员,并进而对重新复出掌权的老干部群体发起攻击。在他们看来,老干部势力的重新崛起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否定。在南京,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老干部们自始至终操控着当地的运动,并利用它推翻了军方在全省的统治。他们采取的策略之一,是以文化大革命成果捍卫者的姿态出现,并指责军方主导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措。如本文开头所述,全国范围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隐含着两大诉求,而南京的运动仅仅实现了其中之一——即最终迫使军方势力从地方行政事务中退出。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并不难预料:地方老干部们成为南京“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最大赢家。他们以进攻者的姿态出现,并诱导这场运动朝着最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发展。因而,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与其字面含义背道而驰。
南京的运动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展开,显然基于当地的一些特殊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直到这场运动发生之时,军队干部们依然在江苏地方行政事务中发挥着绝对的主导作用。许世友在中央党、政、军领导机构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他在省内一言九鼎的权威,使他有可能延缓军方势力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离——而在其他许多省份,尤其是像杭州那样的城市,原先掌权的军方领导人早已因林彪事件的牵连而受到清洗,军方势力也早已陆续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淡出。作为一个地方强权人物,许世友通过异常彻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确保原先的造反派群体绝对无力挑战军方的领导权威。那场清查运动的许多受害者们直到1973年底还被关在监狱中——其中几个最重要的造反派头头,还因刑讯逼供和长期监禁而精神失常,无法继续从事政治活动。
许世友在南京长期统治的第一个后果,是当地的前造反派群体无法像其杭州和武汉的同伴那样实施民众动员,并进而扰乱南京的经济。在后两个城市,造反派头头们依托原先的派性组织进行社会动员,在一些大型企业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群众中重新激活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派性身份认同和激进政治口号。然而在南京,群众性街头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并非原造反派群体,而是那些在1968年及以后的历次整肃运动中被迫全家下放农村的城镇“下放户”。这些人或者因为个人历史问题,或者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成为60年代后期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南京经济的瘫痪,并未源自原造反派群体的新一轮造反运动所导致的普遍停工,而是由于成千上万要求回城的“下放户”们阻断了市内和城际交通运输网络。
许世友在南京任期的第二个后果,是军方势力始终没有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出。因而,如果“批林批孔”运动旨在批判那些当权派,那么南京军方领导人成为这场运动的目标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军方领导人以“军管”名义实施一系列镇压运动期间,彭冲和许家屯一直跻身于当地权力机构内部。但这并未阻碍他们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以一种激进的姿态操控这场运动,严厉声讨许世友前些年犯下的种种“错误”,并迫使其下属吴大胜和蒋科承担罪责。尽管事实上,许世友绝对效忠毛泽东,并未卷入迄今为止众说纷纭的林彪篡党夺权阴谋,彭冲和许家屯还是给许世友及其下属贴上所谓“林彪死党”的标签。他们套用此前针对“林彪集团”提出的种种指控,谴责南京军管当局的政治实践——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老干部们的批判攻势中最富创意的一点,是他们以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受迫害的前造反派头头们的支持者的姿态出现。由此,他们将自己装扮成文化大革命遗产的捍卫者,极力争取中央激进派领导人的支持。通过上述种种策略,南京的老干部们得以操纵这场运动朝着与杭州和武汉的运动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就全国而言,这场运动旨在遏制老干部们重新崛起的势头。然而在南京,这场运动却加速了老干部们重新执掌全省大权的进程。
很有意思的是,这场最终导致吴大胜和南京军方统治彻底垮台的运动,大肆渲染了军方犯下的种种错误,而这些错误都与当时依然身居高位的许世友直接相关。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还大肆渲染了许世友对张春桥和上海市激进派领导班子的不满和不屑。南京老干部们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要竭力争取中央对这场运动的支持,并进一步凸显其作为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捍卫者的自我定位。然而,同样有意思的是,在中央关于罢免吴大胜和蒋科的文件以及江苏关于军方人员“一揽子”从地方行政事务中撤出的文件中,均未出现许世友的名字。针对南京军方领导人的批判运动表明,许世友与北京的大人物们之间存在裂隙。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举措,一方面使得他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受到清算,另一方面又使他继续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因为他对毛的忠诚毋庸置疑。吴大胜和蒋科倒台了,许世友却保住了他的各项职务。
南京的老干部们一旦实现他们将军队干部从地方党政领导岗位上驱逐的目标后,便不再支持造反派群体的事业。他们明确表示,造反派头头们不能回到他们在1968年取得的领导岗位。这清楚地意味着,1974年运动的胜利只属于老干部。此外,新的省委领导班子还采用高压手段瓦解了“下放户”们要求回城、要求复职的抗议示威活动。这显然为南京地区下一轮政治冲突搭建了平台——笔者拟另外撰文对此加以详细论述。这里只想简略地指出,到了1976年,造反派们已逐渐恢复元气。他们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起新的政治攻势,指责老干部们压制造反派势力、大搞“修正主义”复辟回潮。与此同时,在另外一条战线上,那些在1974年聚集在南京街头抗议示威、反对文化大革命过激政策的“下放户”,与其他许多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人们一道,在1976年清明节前夕再次聚集到南京的闹市区,发起群众性的街头抗议行动。事实上,1976年3月末的“南京事件”,是更为著名的4月4日至5日天安门广场清明节示威活动的先驱——或者如某些论著所言,是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目前学界对1974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阐释,几乎完全脱胎于杭州和武汉两地运动情况的现有论述。而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则与这样的论述完全不同。南京的老干部们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以批判清查“五一六”运动期间的政治过激主义为标榜,无意之间激起更多其他文化大革命受害者的共鸣,并进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群众街头抗议活动。因而,在某种意义上,1974年南京的“批林批孔”运动预告了在1976年以一种更为成熟的方式出现的、旨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以及在1978-1979年间爆发的反对“凡是派”中央领导人的政治斗争。
南京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再一次提醒我们,中央发出的政治号召可能在地方上造成无法预料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后果。它还警告我们,不要将一两个我们对之有深入了解的地区的政治运动发展情况,轻率地拔高为全国范围的普遍范式。
它还提示我们,尽管近来的不少研究成果表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政治状况的了解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我们对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运动中的政治动力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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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前震:1976年南京清明节抗议活动的地方性根源

董国强 魏昂德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The China Quarterly, Volume220, December 2014, 原标题为Foreshocks: Local Origins of Nanjing’s Qingming Demonstrations of 1976.

内容提要:
1976年3月下旬的南京事件,是4月4日和5日更为著名的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先导(或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是那场著名事件的触机)。这两次抗议活动曾被广泛地解读为,民众自发悼念不久前去世的周恩来总理,实际上是宣泄对文化大革命激进路线的不满。对南京事件背景的进一步考察显示,当地的抗议活动发生于那些前造反派头头们向老干部们发起猛烈进攻期间,同时也是对这一事态的反应。对周恩来的爱戴——同时意味着对政治局激进派们的憎恶——的情感迸发,使得无数普通市民涌向南京街头,其数量远远超过造反派头头们所能召集的人马。这说明造反派头头们十年前一度享有的广泛支持不复存在。无论是造反派头头,还是他们试图打倒的老干部,都对南京的抗议活动深感意外,因为这是当地一系列政治对抗的最新发展。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天安门事件 南京事件 中国人民的抗议活动

1976年4月4日和5日声势浩大的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长期以来被视为社会公众对文化大革命各项政策的一次强烈抵制——而这种政治情绪在精英阶层的反映,是当年10月逮捕“四人帮”。著名的北京清明节事件的先导,是此前一周在南京出现的持续的和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在一些相关论著中,南京事件被描述为稍后的天安门事件的灵感源泉。两座城市抗议活动的共同特征,是包含着对不久前去世的周恩来总理的敬爱,以及对江青和其他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局成员的不加掩饰的蔑视。尽管这些事件的直接后果是邓小平遭到清洗,不过它们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关于这两起事件的现有论著,都侧重于事件本身的叙事性描述。中文出版物往往将天安门事件看作一次公众自发的情感宣泄——他们赞赏周邓倡导的稳健政策,厌恶极左主义。 英文出版物也通过考察工作单位动员方式和参与者社会背景,探讨北京抗议活动的根源;或者将这些抗议活动看作人们对邓小平倡导的教育和经济政策遭到猛烈批判的一个反应。 涉及南京事件的现有论著与此大同小异。 总而言之,关于这两个事件的现有论述,都强调它们所处的特定政治语境实际上反映了全国的宏观政治走向。
我们对南京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认为它们深深地植根于1974年底至1976年初困扰江苏的地方政治冲突。南京的清明节抗议活动与其说是一次民众情感的即兴发挥,倒不如说是对当地造反派头头发动的猛烈政治攻势的一种回应。当南京市民走上街头抗议对周总理政治遗产的无端指责时,他们其实是在对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当地氛围(local atmosphere)做出反应,而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当地氛围,是由那些公然试图打倒老干部的前造反派头头们营造出来的。

1975年全面整顿的政治影响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引发全国范围的社会骚乱,其间一些前造反派卷土重来,阻止前官员们重新占据领导职位。这场运动在1974年底被毛泽东叫停,因为他开始担忧社会骚乱,以及它们对经济的影响。 1975年初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受命阻止各地动乱,使经济重返正轨。在毛的支持下,他在1975年春夏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整顿运动。 这场运动中的两个因素引发了江苏省内一次政治反冲(political backlash),而这种政治反冲又直接构成南京事件的背景。第一个因素是铁路系统整顿,第二个因素是区域(regional)和地方(local)两级党的领导班子整顿。“整顿”有力地打击了扰乱行政和经济的派性斗争。
全国铁路系统在1974年遭遇严重困扰,其间再度崛起的造反派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攻击那些刚刚官复原职的老干部。江苏的南京和徐州,是受影响最严重的若干铁路枢纽中的两个。1975年3月初,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俗称“中央9号文件”),并命令一支工作队进驻徐州。工作队采取强硬手段重建秩序,其随后提交的工作报告被作为“样板”转发全国各地。老干部们受到鼓励,要敢于对他们单位里存在的派性问题“捅马蜂窝”,要与制造动乱的派性头头们做坚决斗争。 随后的浙江和河南整顿运动,严厉打击了那些带头闹派性的原造反派头头,许多人被解除职务,有些遭到逮捕,其他人则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邓小平在9月和10月间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肯定了上述做法,呼吁尽快让老干部们官复原职,同时把那些草率提拔、缺乏经验的青年干部降级使用。他告诉老干部们,不要害怕被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起初支持邓小平的各项举措,但在1975年底改变态度。因为担心邓正在暗中消解那些他最珍视的政策,毛于1976年2月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同时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遭贬,以及喧嚣一时的反“复辟”运动,都发生在1976年1月中旬,标志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变。
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运动中遭受打击的各省造反派头头们,认为这是他们反败为胜的一个机会。造反派头头们动员起来攻击老干部,指责他们犯了和邓小平同样的错误。在省会城市杭州和武汉,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派性争斗遭到镇压,现在造反派头头们再次尝试卷土重来——他们在党政机关门前贴出大字报,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试图把老干部们赶下台。
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在南京、苏州、徐州和江苏其他地方引发了原造反派们的新一轮攻势。江苏的新造反运动来势凶猛,并且显然得到省里一些著名激进人物及其军方支持者的支持。不过与武汉和杭州不同,在南京,造反派们的进攻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社会基础广泛的公众抗议,这次公众抗议成为稍后的天安门事件的灵感源泉。

文革造反派的种种冤情

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前,江苏的政治权力完全由军队干部垄断。许世友将军自1968年3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建立时,便担任省革委会主任。随后,他采取断然措施整肃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包括在1970至1972年间发动一场全面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各级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遭到系统性的清洗,许多原造反派头头被送进监狱。1970年各级党委重建后,实际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中。
在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前不久,许世友被调往广州军区。这为江苏的老干部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够扩展他们自己的权势,并将那些在省会南京和其他市县占据领导职位的军队干部赶下台。他们成功地利用了“批林批孔”运动,将前几年整肃造反派头头的当地军方领导人描绘成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许世友的下属们被解除省委主要领导职务,成为以彭冲和许家屯为首的地方干部的附庸。彭、许还派出许多老干部,全面地取代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军队干部。
然而,彭、许并未让那些获得平反的造反派头头们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刻意绕过了一些著名造反派头头——这些人曾经获得一些党内职位,在军方的清洗中幸免于难,并在1974年反对军方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华林森、曾邦元和施兆祥——华林森是苏州造反派头头,1970年中共江苏省委重建时当选省委委员,1973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曾邦元是南京造反派头头,1970年当选江苏省委委员;施兆祥是苏州造反派头头,1971至1973年间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 彭冲和许家屯宣称:“五一六”问题性质有交叉,目前只能做到为受害者平反。涉案人员提出经济补偿要求和恢复原工作、原职务的要求是错误的,各级领导应加以拒绝。 更糟糕的是,这些盼望重新获得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头头,在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又因派性活动遭到打击。他们的挫败感和遭背弃感与日俱增。
一些曾风云一时的造反派头头命运凄惨。南京大学青年教师文凤来是南京“好派”最著名的头头之一。 他在1968年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后来成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并因刑讯逼供导致精神崩溃。1974年他被从狱中释放,但可怕的遭遇已使他身心交瘁,再也无法参与政治活动。 张建山,一位南京大学学生和南京市“好派”的主要头头之一,起初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委员(这项任命在他同年毕业分配到东北一个偏僻的林业队后,变得毫无意义)。清查“五一六”时他被揪回南京,并在审讯中精神崩溃。精神病发作期间,他说了一些侮辱毛主席的话,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判了死缓。最终在1975年以保外就医名义出狱,由其家人照料,不久后溺水死亡。朱开地是一位南京工人造反派重要头头(属于“好派”),曾在1968年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常委,也在清查“五一六”期间精神失常,出狱后无法再度投身政治活动。
那些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中幸存下来的造反派头头,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边缘地位。南京大学青年教师曾邦元是南京“屁派”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1968年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常委。1970年江苏省委重建时,他成为省委委员,直到清查“五一六”期间失去该职务。1974年获得平反后,他被降级任用为苏北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他感到屈辱,拒绝履职,留在南京另谋出路。唐省智是一位工厂干部和南京“屁派”头头,1968年被任命为江苏省革委会常委,清查“五一六”时遭到清洗,1974年获得平反后成为苏北一家工厂的负责人。鲁学智,一位来自南京长江机器厂的“好派”工人头头,在1968年被任命为南京市革委会委员。在清查“五一六”期间,他失去这一职务。1975年初获得平反后,他被任命为长江机器厂革委会委员。葛忠龙是一位南京大学学生和“好派”著名头头,在1968年被任命为南京大学革委会委员,但年底便和同学们一道被送到苏北一个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在农村期间,他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但在北京服役期间,他被揪回南京接受“五一六”问题调查,并被隔离在一个“学习班”长达三年。1974年获得平反以后,他成为苏北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耿昌贤,一位南京大学学生和“好派”头头,1968年被任命为南京市革委会委员,但年底便失去该职务——他和同学们一起被送到皖西一个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年,他被揪回南京接受“五一六”问题调查。1974年获得平反后,他被分配到扬州一家工厂附属学校担任教师。
简而言之,让造反派头头们恢复以前曾经拥有的领导职务,似乎不是“平反”的应有之义。他们能够得到的新工作,通常是最贫困的农村地区的低级职位。另有许多造反派头头获得平反、释放后留在南京,他们的新工作直到1975年初还没有着落。他们当中,有曾任江苏省革委会常委的徐松林和周锡禄——他们两人都是省级机关干部,在文革之前入党;有曾任南京市革委会常委的徐浩——他文革前在南京一家医院工作;还有曾任江苏省革委会委员的须锦兴——文革前是南京一家工厂中层干部,党员;以及曾任南京市革委会委员的周文昌和汤大民——他们二人文革前分别是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这些人都在1975年日渐活跃,为重新获得在军管时期失去的职位而奋斗。在城市等级体系的底端,那些基层工作单位中的前造反派的情况大同小异——尽管他们被控参与子虚乌有的“五一六”阴谋活动的问题获得平反,但其他问题悬而未决。
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前造反派竟和省委领导班子中的军队干部——几年之前他们曾是向造反派施暴的元凶——结为政治盟友。军队干部在1974年被老资格的地方干部们推到一边。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保留着党政职务,但显然已处于从属地位。吴大胜在1973年底担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江苏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军区政委,这时被降职为省委副书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全省体育工作——这表明他已失去权力。他的军中副手蒋科保留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常委职务,但不分管任何工作。 另一位可以预期的军方盟友,是第60军政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广立。他和许世友关系不佳,早在1971年便开始紧跟江青和上海激进派领导人。1974年他配合彭冲、许家屯等人揭批吴大胜和蒋科,得以保住其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委副书记等重要职务。因他与上海和北京的激进派领导人有联系,所以南京造反派们在尝试恢复原有职务的斗争中,视其为一位重要盟友。

苏州的纷争

1967年苏州发生夺权之后,当地造反派中的一派——“支派”——附和地方军事当局,积极配合军方重建秩序的努力。得益于他们与军方的关系,他们没有成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标。他们的头头是华林森,一位党员和工人劳模,1966年文革爆发时是苏州长风机器厂的设计室主任。他带头向苏州市委造反,逐渐成为该市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之一。 到苏州市革委会成立时,他被任命为副主任,主任是一名当地驻军军官。华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是施兆祥,文革前是共青团苏州市委副书记。施领头在市级机关内部成立造反派组织,并在1968年被任命为苏州市革委会常委。 华及其盟友从他们与军方的合作中获益良多。1969年,华作为苏州市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九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70年,他成为苏州市委副书记。1973年,他出席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施兆祥也被提拔到省里的重要岗位上,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
苏州“支派”与当地军方的亲密关系,使他们能够存活下来,但他们显然是军队干部的下属,通常分管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如工会、共青团、妇联、公共卫生、教育等等。华林森虽然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在苏州,他却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副手。因而,到1974年彭冲和许家屯起来反对军方统治者时,苏州造反派支持了彭、许。结果,在苏州主政的军队干部遭到罢免,华林森事实上成为该市最高领导,尽管他没有被正式任命为苏州市委书记。
华林森知道他与南京那帮老干部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他设法强化与有权有势的上海造反派的关系。华在文革初期曾与王洪文和张春桥有过合作。这两人调到北京工作后,指示他们在上海的同僚马天水和王秀珍与华保持紧密联系。 与此同时,华还在苏州实施了一次“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行动,让许多原造反派头头成为党员,并将他们安插到各工作单位和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 在这次“双突”行动中,他明显地偏向“支派”成员,绕过了许多在1967和1968年间与他敌对的“踢派”头头。
1975年7月,几位“踢派”头头写信给江苏省委和中共中央,控告华林森在苏州的所作所为。邓小平意识到,这些控告表明苏州的派性争斗依然普遍存在。这种围绕领导职务的无休止争论,恰恰是邓小平希望通过全面整顿加以遏制的。8月,省委向苏州派出一个工作队,勒令华林森停止“双突”行动。11月初,省委又派出三位老干部主持苏州市委工作,同时调来其他老干部掌管市委下属的各行政部门。华被暂时解除职务。而那些获得“双突”的造反派头头则被告知,他们尚不具备担任领导职务的能力。
华和他的盟友作出反击。他于1975年底前往上海“养病”,试图争取上海造反派的支持。他的追随者则在苏州展开一场抵制省委任命的新领导人的行动,随后该市因派性斗争陷入瘫痪。当华得知“批邓”运动即将开始时,他写信给在北京的王洪文,作出种种抱怨。 中央的激进派领导人对此高度重视,因而“苏州问题”无论在南京还是在北京,都被看作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徐州的冲突

苏北的工业和铁路交通中心徐州,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饱受激烈的和持续的派性纷争之苦。当地建立的前两个革委会相继垮台。最终在1969年8月,第68军军长组建了一个新的革委会,才在该地区建立起一种相当脆弱的秩序。徐州后续的一系列迫害运动主要针对两大群众派别中的一派——“踢派”的头头:22800人成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目标,6700人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沦为受害者。 另一派——“支派”与军方当局关系紧密,在多次清洗中幸免于难。1973年10月,在获悉省里即将派出老干部接管徐州的消息后,当地军方领导人迅速行动,将“支派”的许多头头吸收入党,并赋予他们各种党政职务。
在1974年,当南京的老干部们呼吁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时,他们无意之中使得徐州地区闷烧已久的派性仇恨再度爆燃。南京派来的新任市委书记主张为那些受迫害的“踢派”平反,遭到在军方卵翼下得势的“支派”头头们的强烈反对。那些受到压制的“踢派”成员则坚决要求获得平反,并指控“支派”是军管当局一系列罪行的共犯。由此引发的两派街头抗议活动,扰乱了许多工厂和公社的工作。在历次清洗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人还组成上访团,赴省会南京告状。 新任命的徐州市领导班子无力掌控局势,当地党政机构全面瘫痪。
作为一个重要铁路枢纽和煤炭生产中心,徐州成为邓小平1975年整顿的一个主要目标。3月初,一个以铁道部部长万里和江苏省委副书记许家屯为首的工作队被派往当地。工作队下令为历次镇压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并严厉处置那些闹腾得最厉害的造反派头头,其中几个最著名的人物遭到逮捕和公审。 工作组还下令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将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解除职务。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将徐州整顿的经验树为全国样板。
在这次徐州整顿中,在军队保护下得势、后来又占据不少领导职位的“支派”遭到严重打击。这伙人以原造反派头头孔庆荣为首,视“批邓”运动为逆转他们近期厄运的一个机会。孔是徐州“支派”的头头,1969年成为徐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成为徐州市委常委。1973年,他当选中共“十大”代表。孔和苏州的华林森一样,成为老干部们主导的江苏省委的尖锐批评者。这两人相互配合,利用“批邓”运动攻击在南京的彭冲和许家屯。

南京的造反行动

1975年底华林森在上海一家医院“养病”(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其在苏州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时,王洪文的秘书向他通报了毛对邓小平的几次批评,并告诉他:“这次运动总要解决一些问题。” 华随即告知其苏州盟友,而他们立即向那些刚刚被任命为本市领导的老干部们发起攻击。他们宣称新来的老干部都是“走资派”,不应该由他们来领导“批邓”运动。他们还组织了一个上访团前往南京,要求省委领导按照他们的主张处理苏州问题,但遭到断然拒绝。 1976年1月初,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与华林森会面,告诉他江苏省委这次错误十分严重。 深受鼓舞的华立即写信给王洪文,指控彭冲、许家屯奉行“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打击“新生的革命力量”。王秀珍亲自将这封信带往北京。
彭冲和许家屯强调,江苏的情况“基本上是好的”,“批邓”运动必须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切勿使其沦落为一种派性动员。华林森决定采取反制措施。 中央的激进派领导人支持他的立场。3月2日,在北京一次党内会议上,江青和王洪文依据华的控告信向江苏领导人兴师问罪。江青质问彭冲:华林森不参加会议,江苏问题怎么揭的开呀?王洪文告诉江苏领导人:告你们状的人不少,我看都看不过来。他还说:苏州问题解决不好,整个苏南就要乱了。
省委领导人回到江苏后,按照中央指示召集了一个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中包括华林森和孔庆荣——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没有资格参加此类会议。彭冲做了一个主题发言,要求与会者认真学习毛主席讲话和中央文件,批判邓小平的各种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各项指示。不过,他也含蓄地警告造反派头头们:“青年干部也要避免犯新的错误。” 华林森反驳说:省委领导人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很深,根本没有抵制,而是一拍即合,积极鼓吹,卖力贯彻执行。 在场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担任省委副书记的军队干部杨广立说:1975年“批派性”是批了文化大革命,“整顿班子”是整了造反派。他还指责彭冲和许家屯全面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陷得深,包袱重,右倾翻案风容易接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对错误不认账,不转弯子。
这次会议为来自江苏各地的反对派们提供了一个协调彼此行动的机会。在会议间歇,华林森鼓励孔庆荣在徐州坚持斗争。因为徐州是邓小平主导的全面整顿的全国样板,所以华林森建议孔庆荣将徐州问题与全国范围的批邓运动相互联系。他还说:苏州和徐州有共同的命运,所以我们要加强联系、互相支持,要心连心地团结起来顶住压力,进行斗争。
彭冲和许家屯显然意识到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处境。3月8日,许家屯与华林森会面,提出可以另派一位更加合适的人担任苏州市委书记。华拒绝了这个提议,强调苏州问题的处理事关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任命谁当“一把手”的问题。后来彭冲通知华,他将请示中央如何处理苏州问题。在华看来,省委领导人此举意在向北京施加压力,胁迫中央作出有利于他们的决定。他气愤地退出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回到上海。 3月11日,他给王洪文写了第二封控告信,指控江苏领导人拒不悔改。
在1976年3月,当造反派头头们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难时,他们的支持者开始组成新的造反组织,贴大字报,并相互串联。这些新的“战斗小组”的名称,不禁使人联想到1960年代后期的群众组织。针对邓小平和省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指控,仿佛是十年前那些相同指控的回声。照搬照抄1967和1968年的熟悉脚本,他们在公共场所贴出大字报,并将大字报内容制作成油印传单,到各工作单位和南京街头广为散发。
3月31日,南京市委发出第20号文件,规定不允许传播小道消息,不允许造谣、信谣、传谣,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不停课、不停产。 造反派们对这些规定不屑一顾。省委领导班子中的几位军队干部支持造反派的动员,敦促造反派头头们组成新的战斗小组,并与其他造反派们进行串联。 造反派头头们还联络《人民日报》派驻南京记者,通过他们向中央转达造反派的诉求。 记者们上报了当地造反派的种种指控,不过他们同时也报告,南京街头出现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且令人担忧的新动向,这些新动向与旨在打倒南京领导层的群众动员直接抵牾。

公众的反向动员:南京事件

在造反派们攻击省市委领导人期间,一场性质迥异且规模空前的公众动员将南京的政治推向相反方向。这场公众动员始于南京大学和其他单位举办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遭遇禁限。后来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借批判邓小平诋毁周恩来,导致公众动员不断升级。到3月底,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持续数日,公开表达对江青、张春桥等激进派人物的不满。来自各大学的抗议者们涌入南京火车站,在开往北京的列车上贴满大字报和大标语。一些历史叙事认定,这次行动有助于激发更加著名的首都“四五”抗议活动。
自清明节之前数日乃至数周起,中国许多城市一直有关于公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报告,尽管各地已就此类活动发出禁令。在西安、郑州、洛阳、开封、太原、武汉和杭州,都有大量的悼念花圈被引人注目地摆放在一起——这些地点通常成为公共集会和张贴传单指责政治局激进派的场所。 在杭州,一些大字报攻击政治局激进派的走狗、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4月1日,当地一家钢铁厂的党员们来到市劳动局,将一个悼念周恩来的大花圈挂到建筑物屋顶的旗杆上,人们在几个街区之外就能看到。杭州其他工厂和单位纷纷效仿,浙江大学师生们也一样。该市许多大字报宣称“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要高度警惕林彪之类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杭州城区各大百货商店、大学校门和几个主要广场附近,聚集了大量为这一类政治表达而欢欣鼓舞的人群。
在江苏,这样的活动地域分布很广,社会影响很大,其高潮是在南京爆发的群众性抗议示威事件——该事件在规模上仅次于天安门广场事件。关于人们悼念周恩来和反对激进派领导人的种种言行,南京、苏州、徐州、无锡、常州、淮阴、阜宁和其他市县均有报告。 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并不属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崛起的造反派当中的任何一派,也没有卷入近几年的派性冲突。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此类事件的发生如此难以预料。在南京大学冒出来的领袖人物主要是“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是1972年大学重新开办以后,从其他地区来到南京的。教职员们对自己在此前运动中遭受的迫害记忆犹新,不敢冲到前面,但绝大多数人显然对抗议示威活动深表同情。 一些工人因年幼并未卷入1960年代后期的各种冲突,但他们对1970年代中期个人生活饱受政治因素牵制和缺乏发展机会心存不满,所以也积极投身于此类抗议活动。
一些人在南京事件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他们的个人背景有助于揭示这一事件的缘起。李西宁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儿子,1966年时是扬州的一个初中生,一度参加红卫兵组织。1968年他被下放农村后,对村庄的贫困深感震惊,政治观点发生变化。在成为工人后不久,他到南京大学上学。197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成为数学系团总支书记。他赞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同情老干部的遭遇,反对造反派再度闹事。他组织了一次规模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并贴出一幅大标语谴责“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李良玉是苏北一个小镇基层干部的儿子,1966年时是一名初中生。他的父亲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这导致李对文革的反感。他的不满情绪在其被下放农村后与日俱增。农村的贫困和乡村干部滥用权力,令他心灰意冷。1973年,他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他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一系列重要变革,强烈反对造反派势力的再度崛起。他所在班级是南京大学最早组织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班级之一。
康育义1966年时是南京大学地质系一名青年教师。由于家庭出身是地主,他遭到所有红卫兵组织的拒绝,因而也没有卷入他们之间的派性纷争。到1972年南京大学重新开张后,他一方面为文化大革命动乱终于结束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也对造反派势力再度崛起忧心忡忡。他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常常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看到令人绝望的贫困。他觉得给邓小平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十分荒唐。靠近3月底的时候,在新街口广场一次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期间,他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聊天,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旁观者们的鼓励下,他站出来发表了一个演讲,吸引了一大群热情的听众。
政治局的激进派们对南京不断升级的反向动员知之甚详。不但《人民日报》的记者们要定期提交报告,造反派头头们——如华林森等——也对事态发展忧心忡忡,不断向北京传递消息。1976年3月30日,王洪文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南京街头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他命令该报驻南京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去,要掌握南京的情况。他还肯定“造反派贴出反击声明,是无产阶级的反击声明,大方向对,是要批邓”。
4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王洪文代表中央向江苏省委发来指示,指责南京的抗议活动是一起“政治事件”,意在“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要求立即清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彻底追查“这起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追查“谣言制造者”,并下令“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4月2日,江苏省委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了中央指示,并动员干部和工人清理那些犯忌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获悉中央指示精神后,南京的造反派头头们贴出一系列大字报,谴责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并指控省市委领导人暗中操纵这些活动。 身为省革委会成员的造反派头头曾邦元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赞扬周总理,指责彭、许和其他老干部背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4月3日,十几位曾担任南京市革委会委员的造反派头头前往市委,要求彻底贯彻中央“四一指示”,逮捕“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南京反革命事件”。
这些行动很快便被不断高涨的民众抗议浪潮淹没。作为南京民众对中央负面定性的回应,一场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4月3日爆发。抗议者们贴出的大字报和呼喊的口号,变得更具对抗性和挑衅性。南京工学院的2000多名师生员工在市区的梅园新村纪念馆门前举行示威——1946年国共和平谈判期间,周恩来曾在这栋小楼里住过。同一天,大约有140000人前往城南的雨花台公园悼念周总理。在4月3日至6日,大约有近600000市民聚集在南京街头。 这些抗议活动在4月5日至6日达到高峰,与之同时并行发生的,是北京的抗议活动。


结语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起持续了整整十年,以逮捕“四人帮”告终。这让不少西方学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研究这一问题已经长达十多年,他们认为1968年实施“军管”即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终结。一些人直到现在依然认定,文化大革命一词特指1966至1968年间红卫兵和造反派势力的自由动员的时期。按照这种观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内涵是针对当权派的造反运动,并不包括后续的以当局镇压和派性冲突为显著特征的时期。
随着我们对1970年代地区性冲突的了解逐步深入,群众性冲突的头两年和随后几年(参照“十年文革说”)之间的显著差异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公然藐视江苏省委的造反派派性动员,直到1976年依然地普遍存在着,而那些活跃人物的政治身份是在十年前的冲突中形成的。在1969至1972年间,严酷的军事管制迫使派性斗争销声匿迹。但派性斗争后来死灰复燃,并在1976年初达到白热化程度。由此看来,认定文化大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似乎并非毫无道理。
然而,1976年3、4月间在南京发生的那些事件所呈现的政治图景,与十年之前的政治图景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当那些在1967和1968年的斗争中产生的造反派在1976年初发起攻击时,民众的强烈反应令他们始料不及。造反派能够动员的力量,其规模和力度都难与民众的自发动员相匹敌。1976年造反派能够动员的仅限于少数头头和骨干,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代表原造反派头头的利益诉求——即试图重新获得他们在几年前被军队干部剥夺的领导职务。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卷入官僚体制内部争斗的利益集团,在当地缺乏任何意义上的广泛民意支持。他们之所以能够给江苏省委领导层出些难题,完全依赖于北京和上海那些权倾一时的激进派官员——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支持。他们只不过是前十年间群众运动的越来越弱的回声。
而他们的反对者们则拥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在毫无高层精英支持、缺乏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情况下,能够将大多数城市人口动员起来。在本文关于南京事件的地方根源的叙述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民众动员是在原造反派头头们策动的猛烈攻势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是与后者直接对立的。普通市民走上街头,绝不仅仅是想展示不断高涨的公众情绪,支持邓小平和周恩来倡导的各项政策。南京抗议活动的发展壮大,直接针对同一时段发生的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动员。
更加值得强调的是,民众以更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来回应中央压制这些街头抗议活动的企图。我们由此得到的另一个启示是,南京事件与更为著名的天安门事件一样,标志着中国政治开启了一个新纪元。无论是那些老干部,还是那些卷土重来的造反派,都料想不到这样的公众抗议活动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政治图景,因为他们只关注他们自己在官僚体制内的无休无止的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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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对201期的几处订正

有热心读者指出,本刊201期目录中最后一篇文章《当代县志记载的青浦武斗与我们所知的真相》,作者“卜权”应订正为“卞权”。李逊的《巩固文革新秩序:上海1967年的砸“联司”大武斗》中提到“上海警备区驻工总司小分队负责人潘又安”,“潘又安”应为“潘学安”。在节选的黄金海《我所知道的上海青浦武斗》一文前面的作者简介中“劳动模范,市五好工人”有误,黄金海是上海市五好工人,但未评为劳动模范,这是两个不同的荣誉称号。第46页“又在上海铁床厂找到‘工青联’的滕福根”,此处“滕福根”订正为“穆大申”。66页“北塘桥上”订正为“北塘桥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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