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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二〇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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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5月30日第201期
本期目录
〖上海武斗专辑〗
书海泛舟
李 逊 巩固文革新秩序：上海1967年的砸“联司”大武斗
（《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1967年上海的武斗
上柴厂两大派群众组织
联司和东方红争夺造反派名分
上柴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市革委会支持东方红
支联站：联司走向社会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解福喜事件
“G号行动”
市革委会的态度
事态继续扩大
市革委会送《公开信》
偶然事件引发必然武斗
8·4砸联司大武斗
武斗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赞扬砸联司行动
小结
黄金海 我所知道的上海青浦武斗（《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选读）
史实考订
卜 权 执笔 当代县志记载的青浦武斗与我们所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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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巩固文革新秩序：上海1967年的砸“联司”大武斗
（《革命造反年代》选读）
李 逊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作者所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二十二章。这次发表时作者略有校订。
1967年上海的武斗
从“一月夺权”以后，全国文革趋势已经不再是“走资派”与造反派的较量，而是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而且由于支左军队的介入，许多矛盾升级，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达到高潮。许多地方的两派矛盾发展成为武斗。但这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1967年7月18日晚，毛泽东在武汉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 毛泽东这话是针对一些部队支持保守派，明里暗里给保守派发武器的现状。毛泽东7月18日的讲话精神，几天后在武汉7·20事件后的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团时肯定了“文攻武卫”这个口号，这个讲话马上被各造反派组织竞相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那些本已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对立情绪进一步升级，许多省市都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些武斗更是使用各种武器，伤亡极大。
这一时期，上海也发生许多起武斗事件。据当时市革委会办公室和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等编写的材料记载，仅1967年4月下半个月，全市就有95个单位发生武斗156起。5月1日至8日，八天之内全市武斗140多起。而8月的上半个月，全市共发生武斗150起，受伤者4500余人，其中死亡12人，重伤173人。 又据当时工总司叶昌明的工作笔记：1967年4月间，87个单位发生武斗；1967年5月间，174个单位发生武斗，894人受伤；1967年6月1日至6日，36个单位发生武斗，542人受伤。
1967年上海较有规模及影响的武斗有：
1月27日至28日，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与二兵团的南市区斜桥武斗；
5月8日和5月12日，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和工总司上海出版系统总联络站（版联）武斗，死亡4人；
5月30日，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体司）与工总司直属工人体育系统联络总站（工体司）武斗，伤54人，重伤11人；
6月3日及8月6日，101厂武斗，死亡2人；重伤29人；
7月9日，工总司交通运输局联络站与上体司武斗；
7月26日至27日，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与上海市消防民警革命造反委员会（消革会）、上海市消防义务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义革会）武斗；
8月4日，工总司调集几万人员，在上海柴油机厂参加砸联司武斗；
8月8日，工总司电业总部与电业战士在南车站路纠集1800余人武斗，死亡3人，160余人受伤；
8月19日，国棉十四厂两派武斗，死亡1人；
8月26日，铁路南站两派武斗，死亡3人，重伤100人；
此外还有国棉九厂、国棉二十二厂、纺织专件厂、华丰钢铁厂、冶金局机修总厂，等等，都发生过武斗。其中，国棉二十二厂的武斗发生在1969年，死亡1人。
而在大学和中学，也是武斗不断。全市大专院校有一半以上发生过武斗；中学武斗也不少，如杨浦区共有五十九所中学，其中三分之一的学校发生过武斗。
大学武斗比较出名的有：
1967年2月3日和7月14至15日，铁道学院红三司和红革会两派连续武斗，共受伤近70人，其中重伤6人；
1967年4月至8月，上海师范学院“井冈山”与红革会两派武斗；
1967年8月6日，华东化工学院“红旗”与“新化工”两派武斗，死1人；
1967年12月22日至23日，上海科技大学红三司与红革会两派武斗；
1968年1月10日，华东纺织工学院“红师筹”与“东方红”武斗；
1968年5月15日，第二军医大学“红旗”与“红纵”武斗，“红旗”一方动用手枪和半自动步枪。这是上海地区少有的使用武器的武斗，死亡3人，重伤10人。 另一起动用武器的武斗也发生在军队院校，即位于大八寺的原南京军区卫校,也死了人。除了这两起武斗事件外，上海地区其它使用武器的武斗，就只有1967年8月25日的铁路南站武斗。但只是一方的领头人周国庭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三枪以壮声势，没有向人开枪。
发生武斗的中学、技术学校和中等专科学校有：上海中学、第五十四中学、青浦中学、宝山行知中学、江湾中学、航空工业学校、轻工业学校，等等，以及上体司与红卫兵汽车学校的武斗。
在上海郊县，青浦、南汇、松江都曾发生大规模武斗。最严重的是青浦县，自1967年1月开始，延续至1968年7月，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死亡23人，受伤近千人，其中重伤近百人。
上柴厂两大派群众组织
上海文革中最大规模武斗，首推1967年8月4日的砸联司武斗。这是以工总司为首的群众组织，取缔上海柴油机厂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的行动。
上海柴油机厂地处上海东北角工业区军工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柴油机生产工厂，也是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管理局的直属大厂，有六千多名职工。1967春天，它成为上海全市关注的焦点。原因是这家工厂两大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尖锐，不但闹得全市皆知，而且由一个工厂两派群众组织的分歧，引发出全市性的两大派分歧。
上柴厂两派形成，最初源于对原上柴厂厂长朱文斌的评价，而此时，他已经调往贵州柴油机厂任厂长。朱文斌早年参加共产党，但后来曾两次与共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脱党期间，经宋子文驻沪办公室的机要译员介绍，朱曾在国民政府军用仓库工作过。文革前夕的“四清”时，上柴厂的上级管理部门第八机械工业部（八机部）以及中共上海市委，曾专门对此调查，结论认为朱没有叛变行为。但文革开始后，厂党委中有人说朱是被包庇下来的，应该批判。
朱文斌管生产，平时住在厂里，成天泡在车间。他平易近人，以身作则，不但工人，干部也多对他有好感。所以，许多人不赞成批判朱，认为朱的历史“四清”时已有结论，没有新材料不应推翻。上柴厂就这样形成“反朱”和“保朱”两派，这是上柴厂两大派别最初的形成起因。反朱派大多是政治工作系统的干部，即“政工干部”，多为车间党支部书记或委员；保朱派大多是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即“业务干部”。
上柴厂生产军需船用柴油机，和海军关系密切。1964年上柴厂为扩大规模，向八机部要干部，部里给他们分去六七十人，大多是从驻东北的海军部队转业的营、团级干部，原来在军队里都是干部编制。这么多转业军人一起进厂，没有专业技能，却又因是干部编制，不能将他们分配去当工人。厂里只能按他们原来的部队级别，相应地将他们安排为干部编制的政治工作干部，大多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或副书记，也有在厂部当政工干部的，厂里甚至还将一些原来的车间党支部书记们调去管生产，腾出政工干部的位置安排这些转业军人。就这样，上柴厂政治工作系统的政工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相当一部分是外来的转业军人干部，而生产和行政系统的业务干部，则以上海地方干部为多。
这些转业军人，大多资格老，许多人1949年前就参加共产党的军队了，进上柴厂后，因自己在军队的级别担任相应级别的车间干部；而不是由厂里干部培养提拔。加上进厂时间不长文革就开始了，所以他们与厂级干部的关系，就不会像一般从工人一步一步地被提拔上去的干部那样，多了层个人感情色彩，贴领导大字报也就少了感情和私人关系的干扰。而且又由于当初他们大都是从同一部队同时转业而来，有着共同经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工厂，更容易抱团。多年的军旅生活也使他们工作作风简单，加上不懂业务，工厂和车间的业务干部有问题不愿找他们，因为找他们，他们既听不懂也没有能力处理。
上柴厂党政工作系统的政治工作干部，与行政和生产系统的业务干部，就这样在工作和感情上都沟通不畅。这两个群体的隐形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
1949年前国民政府时期，因为工厂的宋子文背景，部分职工曾经集体加入国民党。这些职工在1949年后长期不被信任，反复受审查。文革前夕“四清”运动政治分层，一些职工在“清政治”中被审查。“四清”由政工系统的干部们负责，那些部队转业干部们工作作风简单，在审查一些“有历史问题”职工时，曾打人逼供。对那些没有历史问题的青年工人，那些部队转业干部也有得罪，尤其是后来因“KO反革命小集团”事件结怨。
那是在1966年5月28日，上柴厂最后一批“四清”工作队员刚离厂，在图书馆、阅览室、理发室同楼男厕所里，发现有四张用蓝墨水写的传单，内容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我不能不为目前的半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双鞋子，而感到羞耻！”还说“生活水平只能同落后的非洲相并列，国弱民穷！”高呼：“女人万岁！美国生活方式万岁！”“立即开放舞会！” 这些传单署名“KO直属”，撰写者都是青年工人。他們下班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业余生活十分枯燥。一些人聚在一起，喜欢谈论女人和时尚；有几个人还标新立异地在自己裤子的皮带头，刻上英文字母“KO”。
上柴厂党委马上立案，不久破案，说揪出了一个“KO反革命小集团”，“核心成员4人，外围3人。处理的结果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首恶分子1名，处分3人，免于处分3人”。接着再抓“KO集团发展对象”，被补充交待出来的“发展对象”有30名。 那些有“历史问题”的老工人，以及“KO集团”的“发展对象”，不但在“四清”中或文革前受到批判或审查，并在紧接着而来的文革“批判牛鬼蛇神”高潮中继续被批，不少被挨打或被抄家。
文革开始后，厂部的转业军人干部跟着厂党委的反朱者贴朱文斌大字报，车间的转业军人干部也大多跟着成为反朱派。就这样，政工系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成了反朱派。受他们影响，许多党、团员和复员军人也加入反朱派。此外，文革前夕，上柴厂还从无锡和东北佳木斯等地的中等专科学校，招来150多个毕业生，而且是整个班级地招来。他们也因此容易抱团并相互影响。负责招工的厂党委干部，自己是从东北调来上海的，也是反朱派。前已提及，那些转业军人也大都是从东北海军转业而来。受地域人际关系的影响，那些东北地区分来上海的工人，绝大多数也都成了反朱派。
如果再深入了解，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反朱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到上海不久，还没有完全融入上海地域文化的新上海人，他们中许多人不习惯上海人的处事待人习俗；而保朱派则大多由长期生活在上海的工人和干部组成，他们也不习惯这批外地人的作风。这种地域文化差别造成的人际关系亲疏，也是文革中派别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6年9月间，上海市委曾派马天水前往上柴厂处理朱文斌问题。反朱派要求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马天水等市委领导先是不同意，说朱的历史在1956年的“审干”和文革前的“四清”都已有结论；反朱派坚决要求朱回上海，市委实在顶不住，只好让朱回来，但还是想方设法保护朱。反朱派于是认为上海市委包庇朱文斌，又加入了反对上海市委的行列。而且，因为分管农业机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机械工业部是上柴厂的业务主管上级，八机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都曾经不同意将朱文斌调回上海批斗，上柴的问题又被提高到“根子是四级党委”，即机电一局党委、上海市委、华东局、八机部，“阶级关系特别复杂”。
反朱派于1966年9月15日成立了“红色革命指挥部”，10月31日，又与厂内相同观点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总部”（简称东方红），成员一千人左右。
另一派于1966年10月4日，成立了“文化大革命群众串联总站”，1967年1月10日，又与厂内观点相同的其他组织联合，成立“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成员三千人左右，负责人是厂里的技术员杨仲池。1962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被分配进上柴厂，任铸工车间技术组长。
就这样，以政工系统的干部为核心的东方红，形成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的特点。这样的成员构成在当时应归入老保行列，然而，东方红偏偏是造反派组织。因为反对上海市委，所以东方红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的一支重要力量。联司的成员则以青年工人和普通群众居多，还有那些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挨整对象和边缘分子，也是联司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十七年受压制者”，通常都是造反派。然而，因为联司中的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在安亭事件中还为赤卫队印发过《非常大的安亭事件》等传单。联司于是被东方红指为是“老保”。
党团员多的组织持造反派观点，底层群众和被视为落后分子多的组织被指责为老保，完全颠覆1966年下半年文革刚开始时，上海造反派组织“落后分子多”和保守派组织“党团员多”的特点。这是上柴厂两大派阵营构成不同于同一时期上海其他厂的独特之处。
联司和东方红争夺造反派名分
1966年12月2日，工总司成立不久，东方红参加工总司，正式宣布成立工总司上柴大队。
而由几个组织联合成立的联司，其中一个组织当初曾加入过赤卫队，在1966年12月3日成立过“上柴工人赤卫队”，还印发了《上海柴油机厂工人赤卫队宣言》。 虽然这个组织在康平路事件前即已退出赤卫队，但联司还是被东方红抓住把柄，说他们是老保组织。其实，1966年12月底，联司也曾经加入过工总司。联司与潘国平关系比较好，挂在与潘国平关系较密切的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下，是其直属大队。但工总司杨浦区分部的负责人李贵发不久因被怀疑卷进分裂工总司的“双造司”事件 而遭抓，杨浦区分部实力大减。3月，工总司总部清理整顿各区既有“联络站”又有“区分部”的组织重叠状况，杨浦区分部与杨浦区联络站准备合并，而此时潘国平也已失势，杨浦区分部一派没有了势力。联司与工总司杨浦区分部从此不再联系，由此也与工总司总部断了关系。
东方红指责联司受市委操纵，因为联司中有厂党委书记的女儿陈先珍， 她是技术员，党总支干事，与市委一些领导干部熟悉。东方红还指责联司“搜罗了厂内大批地、富、反、坏、右分子，“四清”中的双不清分子，反革命KO集团分子”，“而在四清中未彻底清算的KO反革命分子，现在也有80％在柴革会（即联司-笔者注）中鬼混”，还指责说联司参加过工三司。
联司则指责东方红文革前“都是党委的红人”，而且——
一、干部多：基层干部多、总支委员多（名义上已退出）、厂党委委员多（占全部委员三分之二），
二、党员多、团员多，
三、五好工人多，
四、积极分子多。
据当时的统计，“东方红战斗总部”由以下三部分人员组成：
一、党团员（他们占全部人数70～80％），
二、工组长以上干部，
三、干部的家属。
联司还说东方红批判原厂长朱文斌是投机，因为朱已经调往外地，批判他没有风险，还说东方红批判市委是“炮口向上，大放空炮”， 是“只造市里的反，不造家里的反，就是造了反，也只是虚张声势，装装门面”。 还说东方红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干部，自己就是当权派，本身就应该是被革命和造反的对象。
关于联司和东方红两派组织各自的成员状况，联司曾经做过统计。以下是当时的统计（表格中的“红卫兵指挥部”即东方红的前身之一，“串联站”即联司）：
表1 全厂各级领导干部参与各群众组织统计表
分 类
合计 属红卫兵指挥部一方 属串联站
一方 不参与
或不表态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领导干部合计 260 182 70 59 23 19 7
1.厂党委委员 17 13 76 2 12 2 12
2. 十七级以上干部
（除党委委员） 17 16 94 1 6 － －
3. 正副科级干部
（除上二项干部） 94 50 53 32 34 12 13
4. 工长级干部
（不包括组长） 44 31 71 10 22 3 7
5. 政治工作干部
（除上四项干部） 88 72 82 14 15 2 3
（表2“领导干部基本群众百分比的对照”略。）
联司又公布了自己总部常委等人的情况：“19人中党员7人、团员2人；家庭出身除1人系小业主外其余均为工人和贫下中农。”所以“联司是以基本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组织，联司负责人是这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中的积极分子，联司及负责人是真正的革命左派”。
而在另一份传单中，联司更是以《比一比上海柴油机厂到底谁是保皇派》为题目，列出自己组织和东方红的党团员、干部等差别。说自己组织“基本群众多，中层干部及党团员占20％”，而且“被打成右派者1200名”。 联司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一则他们反的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压力大，风险也大；二则他们是“十七年受压制者”，而这些长期受压制者才是文革的真正主力。他们对东方红把他们称为“保朱派”不以为然，说：“我们保这些当权派干什么，我们头上又没有乌纱帽！”
1966年12月22日，联司以党委将“黑材料”转移至东方红派的“红卫兵指挥部”为由，砸了“红卫兵指挥部”以及“东方红战斗总部”，两派冲突开始尖锐化。1967年1月10日，联司接管上柴厂的党政权力，不久又成立上海柴油机厂革命委员会。但是东方红不承认这个夺权，发表声明说要“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夺权”。上柴厂的两派冲突于是又升级，今天这派有人被抓，明天那派有人被打，不过最初还只是一家大厂内的两派摩擦。
在两派的形成过程中，驻厂军代表起着很大作用。1967年初，上柴厂最初的“支左”军人，不是另外派来的，而是原来驻厂海军的军方代表，主要处理厂方和军方的生产业务沟通。上柴厂因为生产海军舰艇用柴油机，所以文革前厂里就驻有海军的军代表。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公布后，驻上柴厂的军代表成为支左军人。而政工干部中又以海军转业军人居多，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海军部队经历。这些军代表增加支左任务后倾向东方红。他们对东方红的鲜明支持，引起联司的强烈不满。
上柴厂独特的文革两大派阵线曾引起许多人的兴趣，还是在1966年11月，就有首都三司红卫兵进驻上柴厂进行调查，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也都曾经组织调查组去上柴厂。以后，各路红卫兵调查团进驻上柴厂不断。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 因为东方红反对上海市委，而且成员中党团员多。一个当年参加过调查团的红卫兵文革后回忆：
我们进去调查后觉得，全国只有上柴厂文革的阶级关系是清楚的，因为这个厂和别的厂不一样，党团员是造反派。我们认为造反派是文革的主力军，就应该是党团员组成。
红卫兵的观点直接影响工总司尤其王洪文。王洪文对红卫兵的意见一向比较重视。 这使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又升级为与工总司的矛盾。
去上柴厂的学生红卫兵大多支持东方红，令联司很恼火，联司多次与学生发生冲突。1967年2月6日至20日，联司与去上柴厂调查的红卫兵以及上柴厂东方红连续摩擦，双方都有人被打。学生向社会呼吁要求支援，上柴厂的两派斗争开始引起社会关注。
上柴厂第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7年1月21日，上柴厂两派发生冲突，东方红称自己一派先后有二百人被打，向文保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的简称）控告联司。第二天，文保会派专人调查组去上柴厂调查，并与两派代表协商，共同制定了不许私设公堂、不许扣人、打人等四项协定。但两派的冲突并没有停止。
1月24日清晨5时半，联司抓走东方红的人。东方红向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告急，闻讯赶去调停的“文保会”二百名公安人员一进厂也遭包围、扣留和殴打，带去的步话机和手铐被抢走，还被撕下公安帽徽和领章。 工总司派去调查的杨浦区联络站的沈克祥被关押在地下室，他从下水道爬出，赶回联络站汇报。杨浦区联络站的人非常气愤，随即调去几千人，包围上柴厂，要联司“交出打人凶手”。联司的人关紧工厂大门，一面召开全厂大会，控诉进厂的公安人员，一面又爬上房顶反击。
事发当晚，张春桥将王洪文叫去兴国路招待所，要王洪文出面调停，让两派坐下来谈判。王洪文和陈阿大开着摩托车赶去上柴厂，途中还翻了车。王洪文到了现场，说服了包围者撤人。这场冲突造成上柴厂全厂停产一天，一些厂房设施被破坏。
对联司扣押公安人员，工总司总部有人主张干脆对联司采取行动，“敲掉联司”。王洪文告诉他们，张春桥说“再让他们表演表演”，不同意。 武斗后来虽然暂时平息。但是上柴厂两派从此结怨。
联司不服文保会对上柴厂武斗的处理，说自己方面人被绑架，东方红方面则说自己一派多人被打。东方红说联司扣押和殴打进厂执法的文保会公安人员，联司则强调说这些公安人员都是公革会的，公革会是群众组织，他们抓的是公革会人员。第二天，1500多名联司成员及家属，分乘二十几辆大卡车，身挂“我是反革命前来自首”的牌子，往文保会所在的福州路游行示威和抗议，要求释放被抓人员。
这是联司将厂内冲突推向社会的开端。
这以后，上柴厂大小武斗不断，而且越来越频繁。冲突中，联司始终占着上风。他们人数比东方红多得多，厂里的广播台也为他们控制。每有摩擦，东方红都不是对手，几次被打得全体人员撤出工厂。对此，王洪文和叶昌明等多次说“东方红头头很无能,被联司一打就跑出来了”, “东方红太软,被联司一打就往外跑,把厂里的阵地都让给了联司。东方红的活动能力太差,不如联司会造舆论”。
市革委会和工总司总部最初想将联司和东方红两派捏在一起，促进两派联合。叶昌明等人认为，两派都是造反派，应该促进它们联合。但联合的努力没成功。徐景贤说“联司是茅屎坑的石头，又硬又臭”。
市革委会支持东方红
市革委会多次向张春桥汇报上柴厂情况。1967年3月，张春桥建议派解放军的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但派什么部队去，颇费心思：
张春桥决定在上柴厂派“三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在上海是独一无二的。张春桥讲过，上柴厂海军转业干部多，再派海军不太好，武装部是支持“东方红”的，派警备区“联司”不信任，不好工作，最后决定派陆海空三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上柴厂的问题在市革委会碰头会议上议论过很多次。
原来的军代表是海军的，支持东方红，再派海军去会被联司认为有倾向性；陆军去也不容易展开工作，因为陆军是由上海警备区派出的，上柴厂所在的杨浦区武装部支持东方红，而区武装部属上海警备区领导，所以也不妥；于是干脆陆、海、空三军都派。这样一支由三军组成的宣传队，在上海绝无仅有。但是实际上，这支三军宣传队成员，还是以原来驻厂的海军军代表为主，负责人就是原来的海军驻厂军代表。
3月23日，军宣队进驻上柴厂。联司和东方红都希望军宣队表态支持自己。三军宣传队进厂后，便组织成立上柴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联司认为其中没有自己一方代表，指责说这是个亲王洪文的“王家铺子”。
经过一个月调查，军宣队在4月1日宣布“联司大方向有问题，不对头，错了”。4月24日下午召开全厂广播大会，明确表态支持东方红，再一次宣布“联司大方向错了，而且一错再错”。 这个表态是经市革委会讨论的，
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厂一段时间之后，对上柴厂运动表态是经过市革委会碰头讨论过的。并且为了支持三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总司表态支持，还安排上海的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声明支持。
三军宣传队还于4月6日，让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抓走柏广山和卢伯兴两人。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让公革会执行抓人，理由是此二人“目无法纪、私设公堂、非法拘留、一贯打人”。这个本来意在抑制联司的行动，却促使了联司的进一步行动。
联司原本希望三军宣传队为自己说话，不想三军宣传队还是向着东方红。一气之下在4月22日砸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4月26日又组织赴京控告团，由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带队。
5月20日，回上海的杨仲池带队，联司二千余人往福州路上的市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要求释放柏、卢，还成立接待站，争取社会同情。联司通过静坐示威，将活动场所从上柴厂搬到了市中心：福州路的一头是上海市公安局，另一头是人民广场。上柴厂内两派矛盾于是又在人民广场展开。
张春桥最初对上柴厂的两派没有表态，至少到5月初前，张春桥对联司还没有下定论。他在5月5日的一个讲话中说：
上海有个大厂子，六千多工人，分两派，一派四千，一派两千，两派都互相说对方是保皇派。又都说自己是左派，经常武斗。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分成两派，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还是两派，还是武斗，一打就可以去几千人，从外面厂子调一些人，一方是两万人，一方是一万人地干。经常打。为了想识别一下究竟哪一个是左派，北京和外地在上海的三十几个左派学生组织和上海的所有左派组织，工人的，学生的，机关的，都介入了。结果，别的问题左派组织都很一致，就在这个问题上一分为二，两派弄得谁也做不了结论。我们收到关于这一工厂的材料就一大堆，我们现在也判断不清楚。
支联站：联司走向社会
联司从一个工厂内的两派矛盾成为全市性的矛盾，从全向东 和陈卜昌的加入始。全向东真名汤福坤，那年32岁，任上海交通大学140教研室助教。2月29日，他前往上柴厂与联司负责人杨仲池见面。他和杨仲池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毕业生，两人交谈非常投合，全向东表示支持联司。全向东擅长演讲，讲话很会抓住听众的情绪。他的加盟，理清了联司的思路，放大了联司的声音，为联司争取到许多同情者。
陈卜昌 是上海汽车配件厂的钳工，时年24岁，老造反，参加过安亭事件，当时担任厂革委会主任。 他的加盟，将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从上柴厂扩展到整个上海。那时，正是联司在市公安局门前抗议示威整整十五天。6月4日，上海市革委会出通告谴责联司：“一些负责人，组织一批职工离开生产岗位，妨碍公安机关正常行使职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应该立即返回本厂的生产岗位上去。”而在前一天，张春桥在讲话中说，“那些坐在公安局门口等着的人啊！你们要当心一点啊！你们要的人究竟是要对了还是要错了？你们要动动脑筋哪！不要以为都是抓错了，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
张春桥最后一句话“也不要以为都放对了”，是针对陈卜昌的。陈卜昌曾领着人在虹口区公安分局门口静坐示威，要求释放两个因抢黑材料被关的工人。5月20日，这两人被放，陈卜昌让那两个被释放者戴着大红花在虹口主要街道游行以示庆祝。联司在市公安局门口静坐示威，就是学陈卜昌的。
陈卜昌被张春桥不点名批评，心里不服。6月4日半夜，他去市公安局门口，只见杨仲池和全向东等人正在开会，讨论要不要撤人。杨仲池觉得张春桥表态了，不撤会被动；全向东则主张坚决不撤。有人把陈卜昌介绍给杨仲池和全向东，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陈卜昌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错了没有？错了，就缩回去；没错，就坚持下去。但是，这里公安局门口不待了，把人统统拉到人民广场去。我明天就动员我们厂的工人来支持你们。旁边的一位人民无线电厂的工程师补充说，这叫“告天状”，古时候，告官状不得公正，就向老天告状呼吁。我们去人民广场呼吁，让全上海的老百姓来评评理。这个工程师还说，我明天就让厂里来装广播喇叭。
陈卜昌提出将全市的反对派势力联合起来。据当时一份对立派的小报记载，说他们提出：
要把2月5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受过“压制”的组织，把至今还被“排斥”在市革委会门外的那些行会组织、把凡是与“名牌”组织对立的组织作为发展、争取对象等组织纲领。他们还提出了原X、X、X兵团（即一、二、三兵团——笔者注）作为反工总司的力量，XX会（即红革会——笔者注）作为反徐景贤、红三司的力量，红卫军、战到底……等组织统统都要。支联站的头头陈卜昌提出了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革命行动联络站”。于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支联站就出笼了。
就这样，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从厂里转移到市公安局门口，又从市公安局门口转移到人民广场。联司和东方红的矛盾，因为市革委会和工总司对东方红的支持，扩展为联司与市革委会与工总司的矛盾。
6月14日下午4时，支持联司者在人民广场召开声援联司的“誓师大会”。四辆大卡车搭起的临时主席台上，陈卜昌首先发言，接着联司的支持者们相继上台发言。这些支持者成立了许多支持联司的联络站，简称“支联站”。虽然6月14日这天的大会，并不是支联站成立大会，但大会后，全市许多支持联司观点的群众组织，纷纷去人民广场发言表态支持联司，或者为联司提供物质支援。全向东和陈卜昌串联了一百多个支联站，开展对联司的声援活动。到7月，全市支联站发展到627个。
支联站的兴起，使联司力量大增。上柴厂两派矛盾就这样发展到社会上，在全市形成两大派。所有对市革委会、工总司或对张春桥、王洪文不满的组织和个人，终于找到一个代言人。大大小小的支联站纷纷成立。
支联站是反对派力量的重新整合。那些被打击的保守派，那些当初没挤进上海人民公社的造反派组织，那些被解散的一、二、三兵团等组织的成员，那些因“炮打张春桥”被批判的红革会、炮司等组织的红卫兵，那些挨整受排挤的造反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失望的人们，还有许多对张春桥、徐景贤、王洪文不满的人们，都集合到支联站的旗下，结成了一个新的反对派阵营。
联司被砸后，《工人造反报》上曾登出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作者戴祖大是原一兵团负责人戴祖祥的弟弟。他曾随戴祖祥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和早期活动，后来又随戴祖祥反对过工总司。虽然这篇交代是他关押期间被迫写的，但反映出参加支联站者的心态。戴祖大说，他哥哥戴祖祥因为成立反工总司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3月被关押，所以他很恨工总司——
把我哥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下，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
又如解放日报社的支联站，后来被揭发说就是当初《解放日报》被夺权时，拒绝印刷“第一张新生的《解放日报》”的老保们。 而在一些反对联司的小报上，更不时可以看到文章揭露哪个支联者过去曾经是老保、赤卫队，或什么兵团的分子。
联司开来二十多辆大卡车，在福州路口人民广场排开，又从厂里运来了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每辆卡车都装上大喇叭，只要车上的人一演讲，全人民广场都能听见，晚上柴油发电机将广场照得通亮。过了几天，江南造船厂的支联站又拉来了厚木板和三角铁，以几辆卡车为底座，焊接搭起了演讲台。每天晚上人民广场不是支联会，就是辩论会，或者是声讨会。讲演、辩论、撒传单，看热闹的，起哄的，人民广场成了反对派的天下，广场集会每天到下半夜才散。联司甚至拉起了个“小支联站”，主要成员有三四十个，都是些七八岁至十几岁的孩子，给他们些零花钱或给他们买些吃的东西，让他们为联司看管汽车，散发传单，起哄会场，放掉对立派汽车轮胎的气。人民广场附近南京路上，上海最大百货公司中百一店，自六楼楼顶两个窗口向下挂出每个字足有二平方米的两条巨幅标语：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
文化大革命开展一年，群众中的种种不满在这里找到了宣泄之地。所有的不满情绪在这里受到鼓励，并传染放大扩散。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联司原来反对的只是自己厂里的对立面组织东方红，自从全向东等加入，支联站兴起，联司的对立面扩展到市革委会、工总司以及张春桥，还有公革会、财革会等，因为这些组织都坚决反对联司，而且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抓联司的公安人员都是公革会成员，还有驻沪海军，因为联司认为驻上柴厂的三军宣传队中，海军最坚决支持东方红。
下面是全向东的部分言论，可以看其矛头指向：
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对这些山大王估计太高，依靠太多，也是山大王为所欲为的促成条件之一。……
安亭事件应该有个恰如其分的历史估价。既有初期推动运动好的一面，更有它带来破坏性的一面。
上海市在1967年以来，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借着造反的名义纷纷建立，山头较大或较早的拉到虎皮者，就拉着虎皮作大旗去吓唬别人，发号施令，为所欲为，成为新形式的工作组和新型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四大”得不到发扬，运动冷冷清清。……
（安亭事件）绝不应该成为某些野心家用之不绝，取之不尽政治资本的聚宝盆，应该把这些山头解散，把种种新型工作组解散。……
我认为这些靠所谓安亭事件起家的人，不能代表上海市广大革命造反派，从数月来运动的实践，他们中的很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家和野心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必须重新改组，把这些人清洗出去。
在三月份王洪文集团掌握工总司大权以来，就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上海的工人运动引入歧途。……
上海工总司的司令部和基层组织、基层群众是分离的，在广大革命工人的心里并不承认这个烂掉了的司令部是自己的领导。
全向东反对工总司独霸上海造反派天下。他称工总司为“某些大牌组织”。他尤其对王洪文不以为然，认为王洪文不是真正的工人，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他讨论谁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夺权后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他认为市革委会必须改组，把王洪文、徐景贤等清除出去——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已经垮台了，上海你们等着看好了，历史会证明，要把革委会中的著名人物一个个揪出来。……
上海某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政权！……
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几乎就在全向东说这些话的同时，北京红卫兵中有人写出《论新思潮》，提出“权力再分配”论，立即遭到主流话语批判。上海的《文汇报》也马上在7月24日发表批判文章《评一种所谓“新思潮”》。后来联司被砸之后，全向东的这些讲话被与“权力再分配论”挂上钩，也被批判。
全向东说“市革委会里除了张、姚，都不是好人”，将张、姚与上海市革委会撇清，似乎他们并不反对张春桥。但其实，全向东们目标的最终指向就是张春桥。6月14日那天下午的支联站的大会上，全向东在发言中说：我已经派人去山东调查张春桥，看来他是个叛徒。此话一出，下面鸦雀无声。旁边的陈卜昌见状，赶紧打圆场，淡化全向东的这几句话。会后，几个主要负责人讨论，都认为没必要这样明显地反对张春桥，陈卜昌也认为不能给自己树立这样一个劲敌，虽然他对张春桥一直非常反感，认为他是“政客”。于是，当大会的会刊印出来时，全向东的这个讲话没被刊登。
联司和支联站还几次在开会时提出要绑架王洪文等人：“时候已经到了，该行动了，时不可失，机不再来。他们先动手抓我们，我们怎么不可动手抓他们呢？我们初步计划先绑架以下几个人：王少庸、徐景贤、王洪文、陈阿大、宋有福等。” 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联司和支联站还提出：“揪出陈曹黑秀才”，这是针对徐景贤；“打倒陈再道，揪出军内走资派”，这是指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高志荣；“徐景贤和王少庸挑动群众斗群众，王洪文是为所欲为的山大王”。据后来有人披露，全向东甚至有过抢军队武器库的打算，“像武汉造反派那样武装自己”，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解福喜事件
在整个联司与东方红的冲突中，上海市革委会及工总司都态度鲜明地站在东方红一边。王洪文多次召开工总司总部会议，商量如何对付联司，要求以工总司的名义在《工人造反报》上发表声明谴责联司。王洪文还让叶昌明去工总司所属区、县、局联络站联系，要他们也公开支持东方红，谴责联司。 工总司的负责人都认为应当对联司采取措施。武汉7·20事件的爆发，以及越来越乱的上海形势，大家都认为再不对联司采取行动不行了。但是，王洪文不同意，他认为如果硬打，后果会很严重，毕竟联司是上柴厂的多数派。
上柴厂冲突持续升级，武斗不断。东方红一派几次被打出厂，联司一派也无心生产。据当时一份小报报道统计，在这个六千名职工的工厂中，仅联司方面：
5月20日至6月5日中，联司成员旷工人数达6143人次。平均每天旷工人数达409人，而且还不包括每天报到后又外出的，和不作统计的非生产的科室人员。铸工车间6月1日至5日的旷工人数也没计算在内。
这个统计没有将东方红方面的旷工人数计算进去，否则人数还要多。
从6月22日起，至6月29日，上柴厂又连续发生武斗事件，被打伤者二百多人，其中十多人重伤。 6月30日下午，王洪文以市革委会领导人身份，与支左办公室的刘政委等，联合慰问东方红被打伤者。以这个行动作为不是表态的表态。7月1日，市革委会在人民广场组织十万人集会，“声讨联司和支联站挑起的武斗”。
7月18日，上柴厂局势进一步恶化，再一次发生武斗，东方红一派的解福喜被打死。解福喜是车间的工段政治指导员，共产党员。武斗的起因是7月18日上午，联司认为东方红提前覆盖了他们刷的大标语。两派发生争执，4个东方红工人被20多个联司工人围住。解福喜见状，上前劝阻，被联司的人拖走，第二天死亡。东方红指责联司打死了解福喜，因为他身上伤痕累累。事件发生后，东方红派认为在厂里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一次全部撤出工厂。
从1966年底至1967年7月，上柴厂先后发生几十起武斗，上柴厂的生产几乎停顿。支联站的兴起，又将上柴厂的矛盾推向社会。联司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置于上海市革委会的对立面，本来有可能通过谈判解决的分歧，被一次又一次的冲突激化，武斗升级着仇恨，直至解福喜的死亡。
7月21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追悼解福喜大会，王洪文在会上发言。会上宣读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通令，通令要求：“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判。” 会后，与会者分乘上百辆卡车游行。
解福喜被打死之际，正是武汉7·20事件发生之时，武汉的“百万雄师”已遭到解散。7月23日，市革委会召开大会，声讨百万雄师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会后游行。工总司的造反派早已经摩拳擦掌，打算像武汉造反派砸百万雄师那样，也对联司采取行动。如果不是张春桥反对，冲突早已发生。但联司却没有察觉局势变化，仍没有降温或改变策略，不但继续反对以市革委会及工总司为首的主流造反派，继续在闹市区和人民广场制造反对舆论，而且还进一步筹划更大的行动，准备成立全市性的支联总站。
只有全向东，已经敏感地从武汉事件觉察出异样，加上他听有人放话说要抓他，7月18日，他将妻子和三个孩子托付给陈卜昌，让陈卜昌为他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他自己于7月29日之后不再露面。 陈卜昌也从武汉事件中觉察出不祥：
我觉得事情激化了，搞大了：你要是对的，就一直对到底；错的就错到底了。所以我们不能让对方说我们是错的，因为结果是要么上天，要么下地狱。
我还将自己这派与武汉比，我们到底像哪一派，但没法比。因为百万雄师是保军区的，我们与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反市革委会的。所以比不出所以然。
陈卜昌虽然感觉到危机，但他已经没法停止了，在这种莫测时刻，他更加必须证明自己过去的行动是正确的，否则结果对自己将愈发不利。
“G号行动”
就在联司积极筹备全市性支联总站的同时，工总司也在行动。王洪文派陶国正打入支联站卧底。陶国正参加过工总司筹备会议，但从未在工总司总部工作过。他对联司负责人说自己受王洪文排挤，要加入支联站反对工总司。支联站的人开始不相信，多次考验他，有一次还突然将他抓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点审问拷打，问他是不是工总司派来的探子，都被陶顶住了。陶终于取得支联站的信任。王洪文让陶国正与自己以及交大反到底的红卫兵杨小兵单线联系。7月下旬的一天，陶国正送来消息：全市各支联站正在联合筹备成立“支联总部”；7月31日晚上，各支联站将在泰安路一栋房子里开会，支联总部以及各区支联站头头包括全向东近25人将到会，讨论成立大会的各项事宜；第二天8月1日将召开成立大会。得到消息，王洪文当即于7月30日下午在“888”召集工总司总部负责人会议，决定趁此机会将联司和支联站头头一网打尽。
“888”是工总司从6月中旬起，设在地处华山路的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一个办公地点。当时联司与东方红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与工总司的矛盾，而且，卧底的陶国正曾送出消息，说支联站几次开会都有人提出要绑架三王一陈，即市革委会的王承龙，工总司的王洪文、王明龙以及陈阿大，因为这几个人都坚决反对联司。王洪文担心工总司办公室被砸或人被绑架，所以经常在这里碰头开会。因为所借办公室电话号码是370888，大家就将这个办公室简称为“888”。工总司总部负责人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等就住在支左办的对面，旁边是部队食堂，生活很方便。此外，还准备了二线和三线办公点，以作备用。
王洪文布置陈阿大和戴立清两人为现场指挥，由陈阿大向上海矽钢片厂、上海耐火材料厂等冶金系统工厂的造反队调一百人，负责包围现场外围；请上体司胡永年调50人，负责入室抓人；还要王明龙负责调两辆冷藏车。因为冷藏车密封，外面看不到车里的情况，保密性能好。为防止被抓者反抗引起冲突，王洪文要陶国正在开会前，将房间里凡是能抵抗的工具全部清除； 为防止混战，王洪文要行动人员都在左臂扎白布带作为记号。 王洪文还规定，上体司的人只负责抓屋里的人，若有人从窗口或阳台跳下，则由外围人员抓。王洪文称这个行动为“G号行动”。叶昌明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了会议内容：
王洪文：
最近社会上有几件事
发现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坚决打倒两面派江青。主要是攻击样板戏问题，攻击江青的生活。
攻击市革委会的大字报也不断出现。支联站不断拉队伍，好多已联合的也被拉开，反说是工总司拉的。同时大反解放军，要大肆抓人（据知在八月初几天要对头头下手）。
这几天敌人已经达到猖狂的地步，我们一些人的地址他们都摸熟了。
张宝林：专政机关决定在8月1日上午在南市第一看守所传讯杨仲池。
G号行动计划
今天支联站（上海联司）开会（经常开的）有三十多人，要抓几个人。
昨天他们写了一份宣言，矛头直指市革委会，里面有一批亡命之徒的。
这几天他们要动手捉我们几个人了，所以我们也要动手捉（泰安路120弄31号）
进去的地点：华山路、泰安路，把弄堂堵塞就走不掉。
方案：1.埋伏捉人。
2.袭击、围攻捉人。
人员：1.体司抽五十人。
2.抽一百人袭击。
时间：晚上七点。
记号：左手绑白布。
指挥部：戴立清、王洪文。
王洪文对大家解释说，他这样秘密行动是为了不引起冲突：
他们准备8月1日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如果在他们召开成立大会时，我派人去冲会场，这样会造成流血事件的，所以趁他们头头在今天开会时把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7月31日下午，所有行动人员在泰安路附近的05单位集中，王洪文对人员、车辆、标志等逐一检查，并配备了简单的药物。 上体司胡永年向王洪文报到，王洪文告诉他，这次行动陈阿大也参加。上体司因5月30日与工总司所属工体司的武斗积下怨，许多队员不服陈阿大。胡永年担心陈阿大指挥不动上体司的人，亲自去现场指挥。
晚上，各方支联头头果然如期而至，负责人基本到齐。7时，正准备开会，50个身强力壮的上体司运动员一拥而入。与会者中有人跳上阳台企图跳楼，仍没逃脱。26个与会者全被抓获，开会者准备的“上海支联总部”的牌子和旗子也被当场砸烂撕毁。原来打算装被抓者的冷藏车来晚了，被抓者全被塞进一辆大客车。车子先在路上不断兜圈子，确定无人跟踪后，开往杨浦公安分局。叶昌明特地赶往杨浦分局，逐个清点，发现只漏了一个支联总部的常委。王洪文吩咐绝对保密，决不能让联司知道，甚至也没有报告市革委会，说反正胡永年会告诉徐景贤的。被抓者中，除两名过路人数天后被释，9人被关押一个月，14人被移至第一看守所，关押七到八年。
这次行动，全市支联站的负责人几乎被一网打尽，不过，没有抓到联司负责人杨仲池以及支联站的全向东和陈卜昌。全向东前一天已经躲藏，陈卜昌不赞成建立全市性支联组织，和这些人没有来往。陈卜昌认为没有必要搞得这么正式，成立全市性支联组织，还选出常委，等于给对手送上骨干名单，一旦失败将被一锅端。事实证明了陈卜昌的预见。
砸了支联总部，联司的支持和同情者群龙失首，联司失去支联站的庞大社会支持力量。
尽管整个行动十分保密，但人员失踪，还是使联司和支联站马上察觉，决定以牙还牙。8月1日支联站在江湾附近的大八寺（又称大柏树）开会。陈卜昌说，根据各区汇报，我们的人已失踪48人，其中确定被抓的有30多人。
市革委会的态度
张春桥最初不同意黄金海等提出的敲掉联司主张。王洪文最初也不主张硬行解决联司问题。虽然工总司总部的其他人例如黄金海、戴立清、王腓利等人，一直主张干脆砸了联司，但王洪文不赞成，他认为如果武斗就会有伤亡，他作为负责人要承担责任：
王洪文不是很强硬的人，他耳朵根子软，不同意打联司。他认为打了联司会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他作为我们的一把手要担当责任。另外他认为矛盾还没有激化，他也对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抱有希望，还想通过政法指挥部解决问题。
后来随着支联站势力的扩大，王洪文的态度改变：
（1967年）5月以后，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提出新的口号：“上海夺权不彻底，不彻底的原因是用老干部比较多，不是造反派掌权，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市革委会决定做工作，也没做成。7月份联司在社会上闹得很厉害，把南市的一所中学烧了，烧了手工业局的一座楼房，在外滩把汽车给推翻烧了，把东方红派打出厂去，住在市革委会33号的地方。社会上少数坏人附和联司当时提出的口号。联司这一派实际上比林彪的更“左”，它提出的实际是打倒一切，反对用老干部。我对这些做了调查，8月3日给他们写了公开信，派三军（海、陆、空）宣传队送去，联司不接受，把宣传队赶出来，摄影机砸坏了，人也被打了。调查后，我认为如果不解决，当时社会秩序刚恢复些，上海就要乱下去，革命生产都搞不好。
但是，市革委会始终下不了硬行解决的决心。6月29日，上柴厂又一次发生武斗。晚上，主持市革委会工作的王少庸在外滩的市革委会大楼底层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专门讨论联司问题。到会者有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等，以及军队的廖政国、李彬山、张宜爱等：
王洪文态度激烈，讲早该砸联司，主张立即动手不能再拖延，批评市革委会一直没有措施。三军领导人都主张用武力取缔。王少庸不同意用武力解决。我支持王少庸，也反对用武力。朱玉佩也是。徐景贤开始不同意用武力，后来看到会议上多数主张用武力，他又把原来的意见缩回去了，含糊起来了。并在中途要退会回康平路去，想回避尖锐矛盾。我不让徐景贤走，我讲你走我也走，这样才留下。
见会上两种意见无法统一，王少庸说立即请示张春桥。他让王承龙向在北京的张春桥打电话。电话接通后，王少庸征询张春桥意见，张春桥说：“不要急，乱透了，群众会起来的。”于是会议决定暂不采取武力行动，先展开舆论攻势。
张春桥对联司问题始终不赞成以武力解决。7月13日，他又一次电话指示，希望大家冷静：
春桥指示，文元来电：
关于联司的问题，希望大家头脑要冷静，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被干扰、转移了大方向，革委会对两方面都要听他们的意见，对群众还是要促进大联合，头脑要冷静，要做细致思想工作，闹一顿也不要怕，闹不到哪里去。还是依照过去电话意见，双方意见都要听，把情况缓和下来。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市革委会努力化解联司矛盾：在上海所有报纸上开展攻势，试图彻底孤立联司；让两派代表都到市革委会来谈判。 解福喜被打死之后，市革委会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以及三军代表，曾与联司负责人坐下谈判。但是，谈判没有成效，联司不接受市革委会要他们交出打人凶手的要求。
事态继续扩大
联司不服市革委会的表态，两派对立的局面没有缓和，相反事态还在继续扩大。从6月底到7月底，仅人民广场及周边地区，就连续发生多起武斗事件：
6月29日晚上12点，人民广场旁边西藏路上的市青年宫被冲砸，玻璃被打碎，一人重伤。起因是青年宫的人要在自己楼外悬反对联司的标语，支联站的人便以“有人从青年宫楼上往下洒杀虫剂666粉”为由，冲砸青年宫，砸碎了青年宫的玻璃窗，还将值班人员拉出来殴打。
7月3、4、5日晚上，吴淞路海宁路上的市北区邮电局被连续冲砸，一人被打伤。起因是那里有个广播喇叭播放《工人造反报》上批判联司的文章。
7月8日晚上，西藏路福州路口的市饮食公司大楼被冲砸，所有广播器材被砸毁，两人重伤。起因是财革会在那里设了一个广播站，播放批判联司的文章。
7月9日和8月2日晚上，淮海路西藏路附近的光明中学被冲砸，校门被捣毁，门口所有的玻璃都被砸碎，学校的门房间也被纵火烧毁。起因是该校红上司的红卫兵在校外散发反联司传单，在校门口悬挂反联司大标语。 联司和支联站的人还要冲进光明中学去抓人，后来工总司派人增援，才解了围。
7月31日、8月1日和8月3日晚，南京路四川路口的上海市手工业管理局（手工业局）办公大楼被连续冲砸。起因是一辆卡车上的红卫兵对着另一辆卡车上的人员高呼“联司必败”口号。红卫兵的卡车当即被对方拦下，卡车上的人员被殴打，其中一个女中学生被侮辱。事发附近的手工业局值班人员见状出面制止，与打人者发生口角，也遭殴打，累及所在的手工业局大楼遭冲砸。大楼的大部分玻璃门窗计大小玻璃共147块被砸碎，而当时一块大玻璃就值500元，21间办公室被砸，打字机、速印机等办公用品被毁，底层产品陈列室被抢，手工业局机关的文件被烧，局机关内6人被打伤，其中两人被打至重伤。还累及手工业局对门以及附近的和平饭店、春雷童装店和益众商店也遭毁坏。 那个被侮辱的女中学生，是工总司物资局联络站一个头头的女儿,下身被塞进碎玻璃片，就是打碎的窗子洒在地上的碎片。女孩被路人抢出送进医院，阴道缝了近20针。做父亲的在工总司总部说起女儿遭遇，忍不住失声痛哭。
市手工业局门前这场骚乱连续三天，到8月3日半夜，更达到高潮：一辆卡车去人民广场参加市革委会召开的声讨联司大会，行至手工业局门口被拦下，车上人员被拖下殴打，多人被打伤；一辆交大反到底的摩托车在手工业局旁边的和平饭店门口被拦，骑车者被打成重伤，摩托车被烧毁。
闹事和看热闹的人群整天拥堵在马路上，途经人民广场的49路公共汽车只得改道，光明中学附近西藏路上，17路公共无轨电车无法通行。与此同时，在上柴厂内，从6月1日到7月20日，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武斗就有30多起。解福喜就是在其中一起冲突中被打死的。
市革委会送《公开信》
面对联司和支联站的日益壮大，市革委会和工总司以《工人造反报》开展猛烈宣传攻势，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联司。同时，工总司总部多次开会讨论如何在一个适当机会采取强行措施。王洪文说，联司和支联站企图以第二工人组织取代工总司，上海将因此分成两大派，形势刻不容缓。但王洪文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有专门开会讨论布置。因为市革委会不赞成。
7月29日和7月31日，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为解福喜事件传讯以杨仲池为首的联司负责人，联司拒绝听命，还围攻前往执行的政法指挥部人员。 。
8月1日晚，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门口，又发生流血冲突，起因是为一辆公交车。王洪文在888召集陈阿大、张宝林、戴立清等，说有一辆公共汽车被联司抢去作宣传车，要去将其夺回来。于是当即决定由戴立清、张宝林等人连夜调集队伍，将西藏路上的大世界附近从云南路到龙门路一段马路封锁，以抢回车子。为避免与支联站发生冲突，定于早晨5点统一行动。但是，行动中还是出了乱子。本来，讨论时决定，为避免混战，工总司人员全部以左臂扎毛巾为记号。但前往的队伍大多没有这样做，结果现场一片混乱，都以为对方是支联队伍，乃至自家人冲突。冶金局队伍中的上海冶炼厂工人金乃林被打死；带领冶金局队伍去大世界的陈阿大，乘坐的小汽车窗玻璃被砸碎，司机在慌乱中当场压死南昌中学的学生潘国盖。
8月2日，市革委会发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柴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要联司群众“反戈一击”，“起来检举揭发，抓出杀害解福喜同志的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这封信是王承龙等人极力主张写的，王承龙主张“先礼后兵”，先以市革委会和政法指挥部名义发公开信，而王洪文则主张快刀斩乱麻，不赞成发什么信。 最后，市革委会同意王承龙意见，向联司送公开信。
8月3日下午5时，三辆宣传车载着市革委会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代表，以及《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记者，还有上海电视台记者和东方红（即原“天马”）电影制片厂电影拍摄人员，上百人分乘三辆车前往上柴厂。当车辆驶至上柴厂大门口时，被联司的人拦下。宣传车上高音喇叭被砸，摄影记者的摄影机被抢，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吉普车被扣下，市革委会公开信被烧毁，市革委会和三军代表以及记者共二十多人被殴打和扣留，并都被关进地下室。据联司后来说，扣押他们是打算万一发生情况，可以将这些人作为人质提出交换条件。下午5时左右，送《公开信》代表被打被扣消息传到市革委会，引起愤怒。联司连市革委会代表都敢殴打甚至扣留，显然是对上海最高权力机构权威的公然挑战。市革委会决定，立即于当夜在人民广场召开声讨联司大会，逼迫联司释放被扣押的人质。
晚上，王承龙和朱玉佩去888，商量当夜大会筹备事宜。为车辆调度问题，王承龙与工总司的人吵了起来。王承龙说车辆调度必须由市革委会负责，他指责正忙着调度车辆的王明龙，说车辆怎么都归工总司统一调度，工总司的权力怎么比市革委会还大？王明龙很生气，说，我不管了，你王承龙去管吧。在场的张宝林、戴立清、叶昌明、陈阿大和王腓利，本来就看不惯王承龙企图独揽市革委会大权，也和王承龙吵起来。王明龙赌气离开888，让司机开他去西郊公园。工总司的其他人见王明龙气走，也都驱车跟了去。他们在公园门口发了一通牢骚，被紧跟而来的上海警备区驻工总司小分队负责人潘又安劝回。 王明龙和王腓利从交运局和工交二场调了近五百辆卡车和公交车，接送半夜去人民广场开会的各群众组织队伍。
偶然事件引发必然武斗
8月4日凌晨1时左右，全市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数万人的“控诉联司罪行大会”。大会是市革委会召开的，放在半夜，是因为联司在下午打了市革委会派去的代表，所以连夜开会强烈抗议。还有，据说也是因为8月夏天的白天太热，晚上凉快些。王少庸、王洪文、徐景贤、王承龙出席大会，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并讲话。被打死的上柴厂工人解福喜的妻子、被抢了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都上台控诉，同济东方红的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说，对联司是应该采取行动了。大会开得很短，半小时不到就结束。虽然在会前通知时，只说是控诉大会，没有说要去砸联司，会上也没有动员大家去砸联司，但大会放在半夜召开，甚至等不及第二天，事实上起了激化和煽动情绪的效果。 大会结束，一些参加大会的工厂造反队随即游行。在外白渡桥，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所属造反队三人，被突然冲来的卡车撞倒：
联司两辆开足马力的大卡车发疯般行驶着，朝正在外白渡桥下的我站造反队员扑将过来，顿时，飞旋的车轮碾轧了造反队员的身体，同我们并肩作战的许多阶级兄弟就这样被这一小撮匪徒惨遭伤害了。新仇旧恨心中涌，万丈怒火胸中烧，怒不可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即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上海柴油机厂开去。
被撞倒的三人都是冶金局所属耐火材料厂的工人造反队员，其中一人头破血流，被撞成重伤。 肇事卡车撞人之后，马上混入车群飞快逃逸。在场的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造反队员们都认为卡车是联司或支联站的，这是具挑衅意味的故意撞人行为。三天前，在大世界武斗冲突中，被打死的上海冶炼厂工人金乃林就是工总司冶金系统联络站的，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头头曹可祥早就恨透联司，这下更是新仇旧恨。他当即决定，将冶金系统游行队伍拉去上柴厂，一定要联司交出肇事者。他们于是立即开往军工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 此时，是8月4日早上5点。
上柴厂被包围的消息，很快传到888。8月4日清晨5点左右，睡在888的戴立清、王腓利等人被从梦中叫醒，说以冶金系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已经包围了上柴厂。戴立清和王腓利等立即赶往康平路大院，睡在那里的王洪文也已被人叫起。接着，市革委会其他负责人王少庸等也都陆续赶到。大家商量了半天，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市革委会该怎么办。王少庸坚持要王洪文等待张春桥的回音。但是，电话打了半天，没有找到张春桥。
张春桥其实就在上海，据张春桥的秘书回忆，8月4日那天——
主席此时在上海，我知道张春桥在主席那里。但我不能随便打电话去，我不能透露主席的行踪。我只能说张春桥不在上海，我无法联系到张春桥。直到晚上张春桥回到兴国路，我才向张春桥汇报了王少庸他们的担忧。张春桥没有说什么。
而张春桥自己在砸联司行动不久后的一次讲话中，也说那天他没有和市革委会联系过：
我今天可以在这里讲，8月4号那天我在上海。不过，我没有和革命委员会联系，他们也不知道我在上海。
王少庸担心武斗将造成大规模伤亡，着急地催促众人赶快去现场，他要王洪文去说服冶金局联络站撤包围。最后决定，所有人一起去上柴厂现场。据戴立清回忆：
8月4日一早，天还没有完全亮，大约5点不到，我还在睡觉，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打来电话，说上柴厂门前人山人海。我立即和我的秘书交大的红卫兵胡斌赶往康平路汇报，那里好多人，王洪文、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承龙等都在，他们已经知道上柴厂被包围了。说市革委会的人这样在康平路不行，要马上去现场。于是，几十辆汽车，好像是41辆，开往上柴厂。
40辆左右的轿车赶往上柴厂，长长的车队见头不见尾。王洪文和廖祖康乘一辆车，同车的还有王腓利。 他们听说工总司冶金局联络站包围了上柴厂后，担心冶金局联络站人少吃亏，所以尽快赶去。刚进军工路，车就无法再往里开。从军工路口到上柴厂，数不清的车辆将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大都是冶金局所属工厂的造反队。王洪文只能下车，和王腓利、廖祖康一起，在车辆间穿来穿去，步行到上柴厂大门口。
联司早已有准备。在整个厂区，几天前就派人每日24小时轮流值班。虽然支联站的陈卜昌对联司死守大楼的准备不赞成，认为不可能顶住众多人的进攻，但杨仲池没有听他的。联司制造了长矛、盾牌、钢盔等武斗工具；将玻璃瓶灌满汽油制成土燃烧弹，甚至还将盐酸装进小玻璃瓶做成“炸弹”。他们将这些东西搬上厂内各建筑物的楼顶，在厂办公大楼和一些车间的屋顶上堆满石头、铁块和铁螺帽，筑起防御工事；为了应对被长期围困的可能，还准备了半个月的粮食，并给每幢大楼都配备了小型发电机。8月4日凌晨，联司不断接到报告：大批人马正在逼近。联司立即紧急集合，人员上房顶准备应战，还将工厂大门用装箱机器堵塞；让妇女们撤走，但一些女工还是选择了留下。上柴厂内，办公大楼和车间厂房的楼顶上，到处是联司的人群。此时已经是早上8点左右。
王洪文和王腓利等人步行到上柴厂门口，看见这阵势。王洪文像是对旁边人、又像是对自己说：“看这个架势，劝他们是劝不回去了。今天这次要死人啊，争取不能死十个人啊。” 王腓利后来回忆说，他当时感觉，王洪文很担心因武斗死人。
虽然工总司总部的一帮人主张敲掉联司，而且在8月4日之前，工总司总部内部曾对上柴厂的情况议论过许多次，戴立清、黄金海、张宝林、叶昌明、王明龙等都说不能任由联司这样闹，但王洪文一直没有下决心，而且市革委会王少庸、徐景贤等都始终不同意用武力解决。 现在，冶金局联络站的人已经将上柴厂包围，事态严重了。王洪文立即动身赶往现场。
众人从另外一条路，绕到上柴厂北面军工路上的2856号一幢平房内，那里是铁路殷行洗罐站班道房，8点左右，众人在道班平房内开会，商量如何解决处理这样的局面。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班子，最初是为了解决两派对垒的局面，不久实际成为砸联司的指挥部。 戴立清拿了张纸条，一一记下在场者名字，第一个是王承龙，第二个是王洪文，还有工总司的张宝林、王腓利、戴立清，以及工总司的一些区指挥部或联络站。指挥名单内中还有潘国平，不过他开完会就马上找地方睡觉去了，以后再没见他身影。 闻讯赶来的还有耿金章。因为没有上柴厂的平面图，他们对上柴厂的建筑物分布不了解，后来还是赶来的消革会人员给他们一张上柴厂的消防地图，王腓利照着这张图，简单临摹了两张，自己一张，另一张给了张宝林。 消革会的人还拿来对讲机，这是工总司的人第一次看到对讲机。
大家都认为，尽量不要强攻。先采取宣传攻势，劝联司的人从房顶上下来，尽可能不激化矛盾。王洪文分析现场形势，提出若强攻硬打，会造成大的伤亡。他建议围而不打，以切断厂区水源电源的办法使联司自己瓦解，这样可以避免双方冲突，避免伤亡。这个建议指挥部的人都同意。市革委会的王少庸、徐景贤，以及驻沪三军领导人，近中午时也都赶到现场。他们都担心强攻造成伤亡，再三叮嘱要注意安全，减少伤亡。于是，调来了宣传车，还找来了手提喇叭，先向屋顶上的联司进行宣传攻势。
上午，开往上柴厂的车辆越来越多，都是闻讯赶来或被电话调来的工厂造反队，事后估计有约十一万人。整个上午，两军对垒，剑拔弩张。解放军战士拿着手提喇叭，对守候在房顶上的联司人员喊话，联司也用安在厂区大门口的高音喇叭反宣传。一个解放军战士被联司用强力弹弓发射的螺丝帽击伤，王洪文当即布置将厂门口的大喇叭拆下来。人群一拥而上，向紧闭着的工厂大门逼近，房顶上，联司成员射下流星雨般的铁螺帽。强力弹弓的皮筋以医疗橡胶管做成， 弹性十足，弓架是直接焊在楼顶墙沿的铁条，用铁螺帽作子弹，射程可达几十米，杀伤力不小，不少人受伤：戴立清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被射断，墨水染蓝了衣服前襟；王腓利左腹和耿金章锁骨也被射伤。宣传车更是只要一喊话，立即招来雨点般的螺帽，车上的喇叭被打瘪。戴立清后来回忆说：“我们因为是仓促上阵，连‘武器’和安全帽都没有，还是上柴厂的人拿来了柳条编的安全帽。”后来闻讯赶去者，很多都被吩咐带上铁榔头、铁棍或木棍，还有安全帽。
8·4砸联司大武斗
双方对峙到中午。谢鹏飞回忆，当时王洪文对他们铁路局造反派的交代是：
可以助威，但不要参与。所以后来我们铁路局的100辆卡车的人在外面兜了一圈，但没参与打。我们铁路在殷行有个车队和洗油罐车的殷行洗罐站，就挨着上柴厂。王洪文叫我们铁路不要参与，因为周总理有指示：铁路和地方运动必须脱钩。我就通知这家厂不要参与砸联司。这说明王洪文一开始不是想搞大的。
王腓利后来回忆说：
一开始我们确实是没有狠下心要强打，王洪文也再三关照要尽量避免伤亡；后来，因为联司的人不断在房顶射螺帽，许多人被打伤，甚至把解放军都弹伤了，激起大家愤怒。来上柴厂参加的都是下面的造反队，那么多人，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到中午11点左右，一些人开始强攻。王洪文也认为再不强攻，拖到晚上天黑会很麻烦。
这样的两军对峙，僵持到中午，参加包围上柴厂的造反队有的开始采取行动。王洪文此时也认为，再这样下去，拖到天黑，黑暗中如果发生冲突，可能造成大伤亡，还是在白天解决问题较妥。 而且王洪文决定由工总司而不是市革委会出面行动：
我产生这么个想法，这派不解决不行，全市要乱，下决心要砸，从根本上解决。……决定后，市革委会王少庸不同意砸联司，认为上海警备区有一批干部支持我们，王少庸批评了警备区的几个干部，实际上是对我的批评，他要我请示张春桥，我不同意，心想：张不好表态，对了，错了，我自己负责。
城市建筑公司的造反队调来一辆推土机，将大门旁的围墙推倒；冶金系统的造反派从上钢一厂调来25吨履带式起重吊车，吊走堵在大门口的装箱机器；另一些人则拆毁厂区南面的围墙。众人借着推土机的掩护冲进厂区，一个个车间大楼被包围。人们用木板顶在头上当盾牌，挡住射来的螺帽，冲上了屋顶。与此同时，耿金章带人攻入厂区，首先占领了食堂等处。联司成员们眼见自己被分割在几座孤立的楼顶上，无法相互联系，又被8月的烈日暴晒，一整天没水没食物，只得纷纷下楼投降。到下午2时左右，三分之二的厂区被攻下。
攻打的难点是原东方红总部大楼和联司总部大楼。王洪文要求在天黑之前务必攻下。联司人员从屋顶上射出密集的螺帽，扔下石头、铁块，还有土燃烧弹、盐酸瓶。大楼外墙本有铁扶梯可攀上屋顶，但联司在武斗前已将靠近地面的下半截切割，攻方无法攀登。下午2时，王洪文要消革会调消防车攻打联司总部大楼。最初只开来两辆，廖祖康忍不住发牢骚：你们消革会与公革会武斗时，将全市的消防车都调去了，今天支援我们却只来两辆。 后来又调来了八辆消防车。消防人员在高耸的云梯上，居高临下地用高压水枪射向楼顶的联司成员，但因水压不高，作用不大。后来还是使用消防云梯以及绳梯才攻上大楼。
另一些人则在王腓利带领下，爬上车间里侧高处的起重行车轨道，翻出天窗，与外面爬上楼顶的进攻者两路汇合。虽然联司用长矛猛戳攻上屋顶的人员，但顶不住人多势众，大楼终于被攻下。大楼旁边的水塔顶上尚有七人，看到大楼被攻克，他们便自己下来了。至此，联司的全部制高点都被攻克。（上图：强攻联司大楼。）
由于联司有准备的拼命抵抗，在强攻大楼时期，受伤者大部是攻方人员，有些人受伤非常严重。 王腓利亲眼看到好几个人血肉模糊地从他面前被抬过去，由闻讯赶来的上医司的医护人员和第二军医大学红纵的学员包扎。
整个武斗，工总司的王洪文、戴立清、王腓利、张宝林、耿金章、曹可祥等人，都在现场指挥，还有赶去的各路造反组织负责人，以及市革委会的王承龙，也都实际参加武斗指挥。陈阿大、叶昌明、王明龙、王秀珍，则在888值班接电话，以及组织向上柴厂运送面包等食物。但他们没有调派增援人员去现场。去上柴厂的大部分造反队，都是在武斗发生后被已经在上柴厂现场的人员调去的，或是自己闻讯赶去的。
进上柴厂的道路早被封锁，堵住了联司的逃跑路线。黄浦江水面上，游弋着巡逻的船只，是王腓利布置的。傍晚，他接到电话，说黄浦江面上好像不太平，联司看样子要从水路逃走。他于是打电话给江南造船厂的造反队，要他们派一些船只在黄浦江上巡逻。 阻击增援的最激烈冲突，在上柴厂与几百米外的上柴职工宿舍之间。那里有一条一百多米长的铁路专用线，直通上柴厂内。联司方增援人员几次试图突破这个铁路隘口进入上柴厂，但砸联司指挥部已紧急调动上海金属材料加工厂造反大队封锁道口。增援者一再发起进攻，阻击者则将带铁钉的铁板铺在路上，设置成长二十多米的障碍，阻止了据说是“满装硫酸、灭火器等化学毒剂”的车辆进厂增援。 （下图：联司大楼被攻占。）
上柴厂刚被包围，在厂内的杨仲池就给陈卜昌打电话，要各支联站急速调人增援。此时，王洪文的“G号行动”作用显现：陈卜昌打了二十多个电话，根本找不到人，只好让人开着宣传车去人民广场紧急呼吁。结果去的都是零星队伍或人员，起不了大作用。
联司一千多人被俘。为了辨别谁是联司成员，男俘虏们一律被强迫脱光上衣，赤膊，女俘虏们则一律被撕下所穿衣服的一只袖子，有些女俘虏衣服被撕裂得露出身体。他们都被强迫高举双手作投降状，还被迫不断念着：“联司必败，联司必败”，许多人被打得浑身是血。整个武斗中，在强攻各个大楼时，攻方的被打伤者占多数。但到武斗结束，联司成员从占据的各大楼下来后，受伤者就都是他们。一些人用棍子、长矛殴打这些已经投降的俘虏们，在场的同济、交大的红卫兵们，手挽手组成人墙，拦着不让打，但还是拦不住，许多联司成员都是这时候被打伤。 据王承龙回忆：
联司的许多人被打伤都是在投降之后，从屋里出来的时候被打的，有的流血。我和朱玉佩去劝，不听，照样打。许多联司的人不敢出来，女的在屋里哭，怕被打。
俘虏们被分别送往公安局，以及附近的上海体育学院和同济大学，一些轻伤者被送往离得较近的第二军医大学。
杨仲池躲藏在地下室，当场被抓，被打得鼻青脸肿。王腓利怕打出人命，只好将他藏在消防车后的储物箱里，冲出包围人群。
厂区对面就是工农新村，这是上柴厂职工的住宅区。道路两旁和房顶上聚满人群，除了看热闹的，许多是联司成员的家属，他们惊恐地目睹了这场大武斗的全过程。而在工厂大门口，聚集着更多担惊受怕的家属们，眼见自己的亲人被打，有人甚至跪下求情。
整个武斗过程，被闻讯赶去的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人员拍下纪录片。为历史留下了记忆。
下午5时，联司被彻底击溃，到下午6点3刻，武斗全部结束。王洪文马上要人检查有没有死人。王腓利在全厂仔仔细细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死人。他四十年多后还记得，当他通过对讲机向王洪文汇报时，王洪文几乎是欢呼般地叫起来：“没死人，太好了！” 王洪文离开上柴厂之前，要戴立清和黄金海留下，和公安系统的人一起护厂。
第二天，8月5日，陈卜昌在自己所工作的上海汽车配件厂内被抓。全向东在砸联司前已经不露面。联司被砸之后，另外有六人找到他一起出逃。他们乘着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黑色吉普车，就是8月3日从市革委会派去上柴厂宣传时扣下的那辆，一路向东开。8月6日，市公安局公革会组成十余人小分队，跟踪追击到九江，但没有抓到他们。为了“在他们之前赶到武汉，不使他们与武汉的百万雄师联系上”，上海警备区和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立即通过上海民航局，经在北京的民航总局批准，调去一架双引擎飞机，最后在武汉抓到全向东，上海方面派出专门交通工具去武汉接应。8月18日，全向东被押回上海。
武斗的严重后果
比起康平路事件，砸联司武斗的双方真正是杀红了眼，守方和攻方受伤情况都十分惨重。文革中的宣传，和当事人文革后的回忆，都没有提到8·4砸联司时曾打死人。 武斗中被打受伤者一千多人，其中许多人是武斗结束后，被作为联司或支联站各级头头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到毒打的。不少人从此落下残疾。（右图：全向东被抓捕时上海《公安战报特刊》上刊登的示众照片。）
武斗后，被绑架关押者八百多人。 杨仲池、全向东以及陈卜昌等11人被关押8年以上，直到1975年才宣布对他们的判决：杨仲池被判刑3年缓刑3年，实际关押8年，刑满后又被工厂“监督劳动”3年；全向东被判刑2年缓刑2年，实际关押多年；陈卜昌刑期最长，被判20年，据说是因为他主张成立全市性的支联组织，将上柴厂内的两派矛盾推向了全市。 还有陈先珍，尽管早在1966年底左右，她就已经退出联司，但仍被关押8年以上。
上柴厂两派长期武斗不断，给上柴厂造成极大损失。据中共上柴厂党委文革结束后的资料显示：整个文革中，上柴厂非正常死亡共18人。
8·4武斗后，工人们一个多月都无法回厂，工厂二三个月无法生产，甚至半年也没能恢复正常生产；8·4前后两个月中，因停工停产，减少产值500万元，减少利润175万元；武斗后经全厂性盘点，损失350万元。两派的长期对立与武斗，使工厂受到重大破坏，为修理被损坏的设备和厂房，用去修理费14.8万元。（左图：砸联司后给联司派人员办了“学习班”强制转变观点并揭发“坏头头”、交代“罪行”。）
由于武斗中大批职工受伤，1967年和1968年两年中，上柴厂医药费用开支11.86万元；文革后，为复查和落实政策，用去14.31万元。 无法统计的是人们精神上的创伤，以及人与人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这些后遗症在上柴厂多年都没有能愈合。最初引起两派分歧的原厂长朱文斌被反朱派打断了一条腿，从此伤瘸，落下残疾，不过所幸活到文革之后。
8·4砸联司之后，许多工厂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以砸支联站的名义冲砸对立面。为制止这样的状况，工总司于8月7日和8月8日连续两天发出通告：《关于处理支联站的通告》，《关于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制止武斗的通告》，要求所属组织“不得借解散支联站为名，冲砸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对联司和支联站的群众“不要轻易扭送专政机关，不要拉出来游街，也不要进行人身侮辱”。
但是，还是有不少组织借口砸支联站攻打对立面，造成严重后果。上海8月4日以后一段时间内，许多武斗或冲突，理由大都是“砸支联站”：
8月6日，工总司普陀区分部以砸支联站为名，帮助101厂的造反队攻打另一派造反组织。101厂的两派纷争已有好几个月。一派为联合造反纵队（简称“联纵”），成员一千多人，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分部；另一派“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部”）成员七百左右，挂钩于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联纵在3月份夺了厂党委的权，成为掌权派。总部不服联纵一派掌权，于6月3日，在工总司普陀区联络总站的支持下，集结外厂9个组织约1500人，冲砸联纵，将其打出工厂。武斗中，联纵被打伤64人，总部也有20人受伤。联纵誓言“杀回厂去”，“血债要用血来换”，宣布总部是“支联站”。8月6日，在工总司普陀区分部支持下，组织八十多个工厂近万人，调来消防车、大卡车和大型公交车，使用长矛、铁锤、铁棒，甚至氨水、硫酸等，于凌晨2时向总部发起攻击，5时攻入厂内，武斗到上午10时方才结束。打死对方2人，打伤382人，自己这派也有160人受伤。101厂因此停产49天，经济损失60多万元。
8月8日，工总司电业总部以砸支联站为名，攻打电力修造总厂另一派造反组织“电业战士”。造成3人死亡，160余人受伤，全厂停产20多天，经济损失53万元。 电业总部攻打理由之一，是说中百公司大楼上那两幅巨幅标语是“电业战士”刷的。
毛泽东赞扬砸联司行动
砸联司行动时，毛泽东就在上海。毛泽东7月21日因武汉7·20事件被迫离开武汉，乘飞机到上海，张春桥为此特地从北京赶回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住了近两个月，直到国庆节前坐火车离开上海。 但为毛泽东的安全保密起见，除了张春桥的秘书，上海方面的其他人包括徐景贤，都不知道张春桥这一时期在上海陪毛泽东，以为他在北京。
毛泽东在上海时，住在西郊花园代号为“414”的招待所。8·4当天深夜，毛泽东坐了装甲保险轿车，由张春桥陪同，到外滩巡视。 徐景贤文革后回忆说：毛泽东觉得上海的形势和武汉大相径庭，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毛泽东感到很高兴。电影制片厂人员拍摄的砸联司记录片，电视台随即转播。毛泽东在414看得津津有味。
9月8日，张春桥和马天水等接见了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戴立清、王秀珍等人。张春桥那天情绪非常好，称赞打联司的行动：
你们打联司打得好，一天时间就把上柴联司打掉了。你们工总司打联司打得对，打得得人心，受到了上海人民群众支持拥护。
联司破坏上海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治安，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再不能让联司他们这样闹下去了。
张春桥情绪好，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要徐景贤在电视台的频道中多安排些节目。徐景贤遵嘱，除了播放砸联司现场纪录片，还专门组织了几场批斗上海市委负责人电视实况转播，批斗现场设在上海杂技场或文化广场，张春桥在招待所陪毛泽东观看。在一个批斗会上，王洪文作总结发言，张春桥在一边向毛泽东介绍王洪文的情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王洪文，虽然是在电视屏幕上。这个指挥十几万人踏平上柴联司的工人造反派领袖，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对上海的形势非常满意，甚至因此想在上海过10月1日的国庆节。他问张春桥“国庆节我在上海过好不好？”但是当时正值上海附近的苏南武斗非常激烈，而且部分武器已经流入上海，中央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保卫工作难度很大，毛泽东最后还是于国庆节前回了北京。
9 月14 日，《人民日报》社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公布了毛泽东的一段讲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的武汉7·20事件后多次讲的，在上海时又几次讲起。毛泽东终于看到群众两派对立的恶果。
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一天晚上，市革委会通知工总司总部的王洪文等开会，张春桥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张春桥告诉他们，毛主席原来打算接见工总司的部分负责人，但他当时对毛主席说，他们工人造反派守不住这个秘密，接见他们的话，主席住在上海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出去，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不利。现在主席已经回北京去了。 张春桥还告诉他们，8月4日砸联司的那天晚上，他陪毛泽东坐小轿车去人民广场转了一圈。 陈阿大后来回忆张春桥的这段讲话：
你们8月4日打联司，我在上海，你们可不知道呀，这天晚上，我坐了车出来转了一圈，在延安西路和淮海路上，看到载满人的一辆辆卡车打好联司胜利归来，好多过路群众在马路上乘风凉，群众和在楼上的居民，群众大人和小孩都从窗口伸出头来，拍手鼓掌表示欢迎拥护攻打联司，说明联司非打掉不可，我看到这个情况很高兴。
1970年，毛泽东接见王洪文时，再一次谈起砸联司之事，毛泽东对当年这场势不两立的大武斗是肯定的。毛泽东说：
看了你们的电影，实际是电视片，你们打了个胜仗，稳定了上海的形势（应为“局势”-笔者注）。
在另一个场合谈到武斗时，毛泽东甚至对各地报上去的死亡人数不以为然，一次会议上——
附带又讲到武斗问题，主席讲：各地报上武斗的情况，死伤多少，讲得都很严重。武斗有，但查下来都没有那样严重，好像过去虚报灾情，好多领粮食一样，好得到支持。
毛泽东反对武斗，但当他的文革主张和支持者受到威胁时，他也不反对冲击一下对手。
小结
从联司和东方红的早期轨迹，可以看出文革前的人际关系，是怎样被文革初期的政治动员转化出派别意识。这是文革初期派别形成的又一模式，即派别意识不只由文革前与主流政治的亲疏，而且也由人际关系的亲疏决定。而以后，政治因素又不断激化着派别的对立。在上柴厂，干部问题是两派群众组织矛盾的开端。对干部的争夺，实际就是对政治资源和话语权的争夺。干部问题是夺权的关键，正是夺权和对于干部的评价，激活造反派组织的欲望以及组织之间的分歧。谁都希望夺得这个能够显示自己组织正确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资源。
除了对干部的评价，联司和东方红争论不休的，是谁才算真正的造反派。因为只有具有了这个革命名分，才能够具有在文革新政权中参政的资格。这是中国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文化传统，所以必须不断进行谁是打天下者的鉴别。对文革来说，打天下的是“老造反”。不过，对于究竟如何区分造反派和老保，各方标准不一。在联司和东方红的争执中，联司一方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理由是东方红成员中党团员和基层干部居多，这是以与文革前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东方红抨击联司是老保的理由，是因为联司中有一个组织曾经参加过赤卫队，这是以文革初期的政治表现划分“保”与“造”。而全向东认为东方红是老保的理由则又不同，他认为工总司和市革委会已经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东方红与他们关系密切，所以是老保。这是以与文革中主流政治的亲疏划分“保”与“造”。
整个反对联司和支联站的过程，反映出文革对上海造反派角色身份转换的要求。1967年“一月夺权”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秩序和权威的恢复和重建。因夺权而成为或即将成为各级领导的造反派们，身份的转换要求责任的转换。此时文革对造反派的要求，已经从1966年文革动员时期的“炮打”、“火烧”走资派，转为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于是，“一月革命”前，衡量革命派或者左派的标尺是“造反”还是“保皇”，造反派是文革的动力，必须大力支持，保守派是文革阻力，不被允许存在。但是“一月革命”以后，衡量革命派的标尺因文革新秩序的建立而改变，以是否维护文革新政权、新秩序为标尺。
可是联司和支联站却没有悟出这个变化。他们争夺谁是名分最正宗的革命派，但标尺还是“造反”与“保皇”，还在为“造反派”名分而纠缠不休，全然不顾他们所反的对象不再是“走资派”，而是文革中建立的新政权，全然没有觉察文革话语已经改变，革命派的标准已经变化。联司指责东方红是老保，既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老保，就没有存在权利，市革委会支持老保东方红，所以市革委会也必须改组。他们挑战文革新秩序，挑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权威，以为只要造反就必然革命，必然是文革原动力，必然应该掌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造反观念，已经使自己成为文革发展的新阻力。
联司和支联站将“一月革命”前造反派“炮轰”上海市委的口号“上海必须大乱”，稍作修改，重又拿出来作为自己的口号：“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这是已经成为文革强势集团的工总司等最不能接受的。用《工人造反报》上的话来说：过去乱，是乱了走资派，现在再要乱，就会乱了自己。反映了已经跻身上海主流政治的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对不同阶段的秩序的态度。
砸联司是上海文革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武斗。和外地死伤无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这场大规模武斗要克制得多，武斗当场没有发现死人。而且，这场武斗与外地同一时期发生的武斗相比，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是没有动用枪支弹药。上海几次著名的两派冲突，最初1966年12月底的康平路事件，只是拳脚相加；以后包括这一次上柴厂的大武斗，最多只是以长矛、铁棍、弹弓、燃烧瓶和高压水龙为主要武器，杀伤力较小。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地域文化所特有的上海人谨慎小心的性格，另一方面，也与驻上海军队没有太深介入上海地区文革有关。上海地区的矛盾都由张春桥表态定夺是非，军队对上海的是非没有发言权。向上柴厂派军宣队，是上海市革委会派出，军宣队进厂后的倾向，实际是市革委会的倾向，代表的是市革委会，而不是驻沪三军。这使驻沪部队领导部门，与上柴厂的两派都拉开了感情距离，避免了直接介入，也避免了武器流入民间的可能。
在全国一片武斗烽烟甚至真枪真炮战争之际，砸联司武斗，却是上海文革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冲突。上海的主流造反派在支联派还没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统一派别时，便抓了主要头头，继而砸了上柴联司。砸联司武斗的两个月之后，除了郊县和极个别工厂、学校，上海的两派冲突类型武斗基本平息。这为上海文革局势的稳定，起到决定性作用，上海就这样以稳定的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
但是，这样的稳定却是以巨大代价换得。这个代价，不仅是两派群众的大量受伤，不仅是上柴厂厂房设备财物的严重损坏，而且更是对本已混乱的文革理念的彻底摧毁。造反派之所以成为造反派，从本质上说，就是反权威，自由言论，不盲从当局的舆论导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而他们最初的造反，实际上就是争取言论和结社自由。但是，现在他们自己也开始压制别人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已经脱离了当初造反的本义。这些刚进入主流话语的造反派们，缺乏对制度的呼唤意识，当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他们也如当初整他们的干部们那样坚决反击。在这方面，工总司的造反派们早有倪端。从对待赤卫队、红工司、二兵团，一直到对待联司，都是道不同就相砸，动辄宣布对方是“非法组织”，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粗暴激烈。他们对干部，对反对文革者也是动辄批斗。就这样，他们重复“资反路线”曾经对待自己的方式，封死了从社会制度或社会关系层面进行哪怕是些许改变的可能，文革彻底进入死胡同。而他们直到最后被真正“秋后算账”，也许还没有对自己当初与“走资派”同样专横的行为有所反思和醒悟。
砸联司事件也显示造反派组织之间，没有双赢，只有你死我活。每一方都必须不断证实自己的正确及对方的错误。因为一旦失败，带来的结果是全盘皆输。不只是自己这派组织的溃灭，而且更是组织中每个个人，尤其是领导成员的彻底垮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文化基因，又一次在这里发挥影响。这也是文革前阶级斗争理论长期教育的结果，只讲如何“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不讲如何妥协。在这种文化教育下，只知斗争，不知妥协，不知如何谈判。没有了上级权威的调停，双方根本不知如何互相退让一步。只要有分歧，一定都是真理之争，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联司和支联站拒绝任何谈判和妥协，本来有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矛盾，就这样成为死结，除了武力相砸，再没有别的出路。这也是文革武斗不断的又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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