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乱世】
永远的人生伤痛:留校审查
王远枝
作者简介:王远枝,男,福建省福清市人,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64级学生。退休前任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 (左图为作者1970年北京大学毕业时。)
回忆文革中被留校审查、未予毕业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难以想象的是,20世纪60年代,人类已进入现代文明,进入民主和科学已成为主流的现代社会,北京大学一名19岁的大学生,在文革初因购买了一幅自己国家的主席的绣像,就被打成反革命,不给毕业,留校审查,遭到关押、审讯、批斗、劳改、流放,被整得死去活来、颠沛流离!要是今天,我会问,我买了一幅绣像就是反革命行为,那卖绣像的国营商店该当何罪?织绣像的工厂又该如何呢?
晴天霹雳
1970年3月,全系大会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我被留校审查,未予毕业。 刚宣布完,同学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只知道我在文革中持支持陆平校党委、支持张承先工作组、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观点,没怎么参加运动,整天背着书包上图书馆。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么严重!看到同学们疑惑和同情的眼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会后,系革委会负责人张延亮对我说,明天上午8点,到某某房间。还甩给我一句话:你必须认真考虑,老实交代你在文革中的问题。 天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天天盼着毕业分配,真等到了这一天,却是这样的结果!大祸临头,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得头晕目眩。我的第一反应不是紧张和恐惧,而是愤怒和沮丧。 没有任何征兆,突然被立案审查,凶多吉少。我心里清楚,明天起,我将成为“阶下囚”。晚饭后,我想,应该向朝夕相处6年即将离别的同学们告别,就走进班上同学们住的宿舍。一进屋,本来讨论分配方案的热闹场面顿时鸦雀无声。我一个一个地看着同学,心里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见面了,也许从明天起,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们,你们可能也没有机会见到我这个老实巴交但有时也很调皮的小学弟了。房间里一片寂静,我难过得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回到房间,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文革中的一切在我的脑海里闪回。1966年5月25日中午,午休过后,我匆匆忙忙背着书包,从37斋宿舍楼赶去上第一教学楼下午2点的第一节课。我小跑着路过大饭厅时,看到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在东墙贴大字报。我想看他们贴什么,但怕迟到了会挨班干部批评,又看到马路上的同学也都是急匆匆的,所以我只是瞥了一眼就继续往前跑。谁能想到,正是这一刻,北大的历史出现了可怕的、罪恶的拐点,一场大灾难正在向北大突袭。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整个学校乱了套,北大的噩运、老五届的噩运从此开始。长达十年的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同江青等人及其在北大的死党之间一场空前规模、惨烈无比的迫害与反迫害、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的生死较量也从此开始。 我没有怎么参加这个运动,两派的争斗也没介入,甚至一张大字报都没有贴过。武斗时我在福清乡下老家,帮爸妈干农活。我骂过聂元梓,骂过校文革。记得就在聂元梓权势熏天、红得发紫、野心膨胀、志满意得,自以为她是高层肯定的响当当造反派的时候,当时外地、外校有很多师生来学校参观串连,经常会遇到他们问北大文革的经验,我就是一句话,别学北大,聂元梓是坏人。聂元梓等人搞乱了北大,对校系领导、教授和青年学生残酷批斗、殴打、侮辱,其野蛮、惨烈的场面,我看不下去。他们邪恶的本性已暴露无遗。你聂元梓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我们说几句难道还不应该吗?! 我对文革想不通,思想跟不上,有抵触。文革对领导干部、学术权威残酷迫害、乱批乱斗,长期上不了课,学业荒废等等,我对这些有看法,有不满,有怀疑,这些都是真的。我在斗私批修中也做过检查: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关心政治,不争取进步,思想落后等等。我只想早点毕业挣工资,赡养父母,资助弟妹,我家在农村,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次填毕业生登记表,组织鉴定栏目上给我鉴定是“尚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的语境是一种贬义),没有同学们普遍有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或“积极参加”等字眼。我对这个鉴定也没有提什么不同意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到底什么事不让我毕业?我实在想不起来。算了,不想了,但愿这只是一场误会,说不定明天讲清楚了,就可以和同学们一样,高高兴兴奔赴工作岗位。前两天宣传队师傅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是要把我分配到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一家企业呢。能分配到企业工作,这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 我抱着天真的幻想。
短兵相接
第二天,我在地学北楼(文史楼)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始接受审查。专案组成员是几个教员,牟保磊、曾贻善、储绪兴。他们是奉命办事,还比较讲政策,没有出格乱来,但也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那么温良恭俭让。他们先是向我宣布纪律,交待政策。纪律就是这个不准,那个不准,隔离审查,失去自由,牛鬼蛇神待遇。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交代完政策后,专案组的人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对敌斗争”架势,开始审问:“你昨天考虑得怎么样,交代你在文革中的问题。” “我想了一晚上,什么问题也没想出来。”我说。 他对我居高临下地冷笑着,笑得那么可怕:“你别装什么糊涂,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刚开始都很嘴硬,最后还不都得老老实实交代。” 我问他们,取消我的毕业资格,不分配工作,到底是什么事?有什么事就直接说,不用绕来绕去。专案组的人急了,凶狠断喝:“废话少说,交代问题。”听口气,看来他是整人的高手、老手,经验丰富有一套,搞“阶级斗争”熟门熟路下手狠。不能小看他了,我心里琢磨着。我说:“我有什么问题,请指出来,有的话,我一定交代。”他说:“你自己交代,等我们给你指出来就迟了。现在是给你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浪费了很多时间。 当我说到,你如果不拿出事实来,就是在陷害我,我就立即离开这个房间。专案组的人突然一拍桌子,拿起一叠材料在我面前晃着,还能看到上面盖着许多红色的公章和手印,他厉声喝问:“某某你认识吗?”我说:“听说过,没有见过面,不认识。”原来是外地外校的一个学生,他在被逼供时捕风捉影,乱写交代材料,一个冤案就这样产生了。我沉默着,正在思考如何解释这个材料不可信时,对方以为我害怕了,以为他们的讹诈见效了,更加猛烈地发动进攻:“你必须老实交代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所有罪行和所有的人,特别是北大的,人数相当多……”“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从严的话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从宽的话可以马上分配工作,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你要认清当前一打三反运动的形势,你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你胡说!”我被激怒了,忍无可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集团。有的话你拿出事实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参加了什么活动?” 专案组的人突然一愣,发现刚才对我的判断错了,恼羞成怒,歇斯底里:“你太嚣张了!你放老实点! 你给我站起来!” 我不示弱:“你凭什么要我站起来!我今天就是不站起来,你能把我怎么样!”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据理抗争。双方唇枪舌剑,他们几个人围攻我,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也毫不畏惧,站起来回敬他们。他们威胁我,我反唇相讥。 宣传队老张师傅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曾跟我住一个宿舍,对我很了解,人很憨厚,心地善良,坐在那儿一直没有说话。看到双方剑拔弩张,看到我气得浑身发抖,怒视对方,生怕局势失控我会吃亏,就从身后抱住我说:“你要看清楚,你是受审查的,他们是专案组,是代表组织的。你再这样下去,性质就变了,就是对抗组织审查,就可以抓起来。你好好交代,有就是有,没有就说没有。”他的一段话让我冷静下来一些,也许对方是在故意激怒我,正希望出现失控情况,好找到借口加重处理我呢。我心想,在北大学生队伍中,对文革持怀疑、不满的人数,确实是相当多,但能都打成反革命吗? 遭到审问和训斥后,我痛苦地站在窗口,仿佛听见大喇叭响着的不是文革的流行歌曲,而是激情奋发的《毕业歌》,仿佛看到同学们在塑像广场上,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逃离,而是握手拥抱、互相告别。毕业分配的幻想破灭了。大楼里只剩下我孑然一身,承受着这场突然降临的灾难与不幸。我默默地目送着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同学们离开北大、离开未名湖。 这种状况一直僵持着。天天审讯,天天挨骂受训。面对专案组的凶神恶煞,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回应了。天天被逼着写交代材料,一个星期下来还是白纸一张。 我被隔离在地学北楼(文史楼)一楼的小房间里,放置着许多废弃的矿石标本和其它杂物。房间没有窗户,空气浑浊,里面放着一把靠背木椅。我整天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大概过了一个月,估计是专案组派出的外调回来了。有些同学是刚毕业到单位报到不久就被外调,被要求揭发我的,因此也受到不小的打击和惊吓。
祸起刘少奇主席绣像
一轮新的审讯又开始了。这次大概是有实质性内容,不像过去那样老是整态度,胡搅蛮缠,我都烦死了。 专案组的人严肃问道:“这几天问题考虑得怎么样?我们经过大量调查,你的问题很严重。今天你必须老实交代。”我诺诺,估计他还会接着发问。他问:“文革中你出去串连了吗?都去什么地方了?”我说:“大家都出去串连,我也去了,去过很多地方,具体的地方我慢慢回忆。”又问:“去过武汉了吗?”答:“去过。”问:“都干了什么?”我长时间地回忆,记得就是游山玩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干过什么坏事。答:“都是游山玩水,很不应该。”问:“你哪是游山玩水?!你买过东西,还说了反动言论。”答:“买过什么东西我记不清楚了。反动言论我再回忆回忆,因为我不敢保证我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回忆、思考。专案组的人急了,喝问:“你买过刘少奇的像吗?说了什么反动的话?” 啊!我记起来了,都好几年前的事了,他们不说我还真忘了。我就把事情的整个过程一五一十说了,没有任何隐瞒。我老实交代,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买绣像那时候刘少奇还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呀!专案组叫我回去写一份书面交代材料,这次审讯就结束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66年10月,同学们都出去大串连,校园里没什么人了。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一起出去串连,一路上看到到处都是造反的大字报、大标语,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揪斗,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对此我心里很反感、很不满,也很痛苦,想不通怎么会搞成这样。到武汉后,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好多人正在买领袖绣像。我也挤了进去,其中就有刘少奇主席的绣像。我觉得绣得真好,慈祥的微笑,和我一年前看到他的印象一模一样。 那是在1965年,当时外国元首来访的外交礼仪是群众夹道欢迎。一次,学校组织我们一年级同学去夹道欢迎。那时马路都很窄,双车道的。而且,欢迎的队伍都是马路两边单排排开。领袖车过时速度不快,近距离看得很清楚。我看到刘少奇主席和外宾的车开过来,他站在敞篷汽车上,刚好靠我们这一边。我又高兴又激动,挥舞手中的纸质五星红旗,喊着:“刘主席!刘主席!”也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小,个子也小,像个中学生,我看到他老人家朝我笑着,还慈祥地向我点头挥手。我当时感到,我一个偏远农村的孩子,能来到首都,在最高学府学习,而且能这么近距离见到国家领导人,真是像妈妈说的,她小时候是多么想念书,但是上不起学,我们运气好,赶上好时代了。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我们的前程多么光明! 想到这些,我就想买幅绣像做纪念。当时我只有买一幅绣像的钱,就恭恭敬敬地买下了刘少奇绣像。买完后,我正在自鸣得意,有同学说,刘少奇可能会倒台,现在满街都有他的大字报。我说了“别管那些,以后想买你还买不到”这句“反动”的话。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真想不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已进入现代文明,北京大学一名19岁的大学生,因为买了一幅自己国家的主席的绣像,竟然就被整得死去活来、颠沛流离!要是今天,我会问,我买了一幅绣像就是反革命行为,那卖绣像的国营商店该当何罪?织绣像的工厂又该如何呢? 检查交代、批判斗争、强体力劳动、无经济收入、饥饿和寒冷,我都要去面对,去克服。我感到冤屈,心里十分抵触。我思想斗争激烈,想得很多很多。 想到自己6年前兴冲冲来到北大,万万没有想到,等待我们的是这样一场历史大灾难。这回我是在劫难逃了。上面会怎么处分我,会不会被开除学籍送去边远地方劳改?那我这辈子就算完了,心里很害怕。 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解放功勋卓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也正在挨批挨斗,受苦受难。凭什么把他们都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想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活生生事例,富有民主、科学传统的北大一大批同学受到残酷迫害而坚强不屈,他们坚持正义,坚持真理,是我的榜样,我要向他们学习。 想到党和人民多年培养教育的恩情。我从南方考入北大,入学时,我们的衣物都很单薄,甚至一双像样的鞋子也没有。入学报到后,学校给我们做了全面体检,免费发了棉衣、棉裤、棉帽、棉鞋,还有一床棉被、棉垫,每月给我发19.5元最高的助学金。冬天一到,南方来的同学都穿起一身崭新的棉衣棉裤棉鞋棉帽,北方来的同学又羡慕又妒忌,说我们真臭美,个个打扮得像个“新郎官”。老师给我们传授知识呕心沥血、循循善诱。我们地质系学生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我们最喜欢的电影是《青春之歌》,最爱唱的歌曲是《勘探队员之歌》。我们拥抱着青春的理想,满怀着无限的希望,刻苦学习,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梦想将来用我们的知识和激情,敲开地球的秘密,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藏。想起这些,深陷苦难的我也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这样的大学是“池深王八多”? 这样的领导和老师是“黑帮”?我们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决不能忘恩负义当小人去批斗校系领导和老师,昧着良心去搞什么造反有理。 想到文革中聂元梓校文革一伙无法无天,在他们把持下的北大,暗无天日,白色恐怖。他们把陆平校长吊起来毒打,打得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享誉中外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被残酷批斗、殴打和虐待,被逼自杀。西语系教授吴兴华在“劳改”批斗中被逼喝水沟中从附近化工厂流出来的污水当场中毒暈倒,当晚身亡。还有被以“反对中央文革”、“反聂(元梓)即反动”罪名逼得年轻美丽聪明的中文系女同学在红湖畔以死抗争,又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死的3名无辜的、手无寸铁、风华正茂的学生。其中一个是我们地质地理系无辜的同学,他拟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却被抓到40楼惨无人道活活打死。中国的最高学府已经变成了恐怖的法西斯集中营。这样触目惊心、丧尽天良的血腥暴行,难道就是他们所鼓吹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难道对那些打倒一切、“文攻武卫”、全面内战的不满就是“攻击文化大革命”?! 我越想越气,越想越不服,真想和专案组的人辩论,把自己的想法,自己心中的怨恨痛痛快快地说出来,用铁的事实痛斥他们。但是我忍住了,我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很严重,因为北大现在是虎狼当道。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我想通了,逐渐地形成了对自己案子的总体看法:“我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我没有错,我问心无愧。”这种看法符合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但与专案组的极左看法相差甚远,他们还想从我身上揪出、迫害更多的人,因此我与专案组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和对立。我要做好被作组织结论,记录档案,发配到边远地区从事劳动改造,打入另册,永不录用,一辈子受歧视、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我不能自暴自弃,告诫自己:一是不能自杀,我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我没有权利自我了断。自杀对不起养育我的父母和年幼的弟妹,再多的罪也要去受,再大的困难也要去克服;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不能为了争取“从宽处理”而连累任何一个同学。连累别人就是懦夫,就是在犯罪。对我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三是咬咬牙挺住,对系革委会、专案组他们蓄意整人的种种手法不抱任何幻想,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还我一个清白和公道。我要坚定信念,不屈不挠,勇敢坚强地面对政治迫害,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坚守信心等待未来。 连续不断的逼供、审讯。当时全国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风声很紧。每次北京市发下来的现行反革命判刑案件讨论,都要求我联系自身实际谈体会,讲自己如何如何有罪,态度如何如何不好,讲自己态度如果不老实,就一定没有好下场等等。 没有行动自由。日子很难熬。1970年五一节晚上,外面放焰火,我实在憋不住,偷偷从厕所窗口跳出,到外面看了一会儿,第二天又挨了一顿臭骂。 天天政策攻心,精神折磨,无休止地逼迫我坦白交代。专案组的人处心积虑,总幻想从我身上能深挖出什么来,好邀功请赏。不过,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过了半年多,专案组的人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进屋后看到系宣传队领导坐在那里。我心想,都审查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查出我什么问题,也该查清楚了。领导找我谈话,该是解决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了。我要趁此机会向他们诉说我的冤情。我心头抱着一丝希望。 没想到,宣传队领导一见到我,就态度严厉地对我说,今天找你谈话,就是要警告你,明天上午召开全校“一打三反”宽严大会。态度好的,能主动坦白交代又能揭发别人的从宽处理,态度不好的,从严处理。明天公安局肯定要来抓人,由群众当场揪出来。据专案组反映,你的态度很不好,群众意见很大,很多重大问题都不肯交代,既不交代自己,也不揭发别人,像你这样态度不好的人明天很危险。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抓紧今天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找专案组或直接找我都可以。否则,明天群众把你揪出来送公安局法办、判刑,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你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也要为你父母亲全家着想。这次给你的最后机会再不抓住,会后悔莫及,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有预先给你打招呼。只有彻底坦白交代才是你唯一出路。听到这里,我心里凉了半截,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喃喃地说,我实在记不起我有什么罪行。 我的希望彻底破碎了。专案组到底罗织瞎编乱造强加在我身上什么罪名,让宣传队领导对我有这么严重的看法,让我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北大北大,人们都说你是科学和民主的殿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自称是“大民主”,请告诉我,现在我到殿堂的哪里,可以寻找到讲道理的地方!在哪里可以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申辩的民主权利!难道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吗?! 我彻夜未眠,不知明天会不会被抓走。想到前景,不寒而栗。我得罪了专案组,我得做好专案组报复而可能出现的各种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为了供养我上学,夜以继日,辛苦劳作,风里来雨里去,吃尽苦头,我对不起您们老人家!我就不信,在这场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中,邪恶会永远占上风! 第二天一早,校广播台大喇叭连续不断播出“凡是反动的东西……”等阶级斗争的语录歌,声嘶力竭狂呼“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等口号,东操场停着两辆警车,有十几名警察,还有不少学校保卫人员,气氛紧张、萧杀。9时,各系的队伍步伐整齐,喊着口号,唱着语录歌进入会场。我怀着不安的、恐惧的心情,低着头跟着系里的队伍进入。结果当天被抓走的是哲学系的一个叫高云鹏的,他是聂元梓的一名亲信,会上揭发批判他担任校文革武斗总指挥,涉嫌在北大和陕西汉中分校策划、挑动武斗,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犯下严重的罪行。他当场被铐走。我心想,公安局还是分得清好人和坏人,不会来抓我的。那天我还真的没有被抓走。
所谓“劳动改造”
隔离审查几个月,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像是大病一场,全身虚弱无力,手酸腿软,见到阳光头晕目眩。 系里决定对我边劳动改造、边审查交代问题。 我拿起扫把去扫大马路,开始了劳改的第一天。 人们以为校园里劳动会很轻松,其实不然,校园里许多活都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后勤部门校工们的工作是很辛苦。我在校园里扫厕所、掏大粪、烧锅炉、养猪、种菜,没有给我任何劳动防护条件,脏活累活危险活,春夏秋冬,寒冬酷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遥遥无期。没有工资,只有十几元的生活费。我在忍受各种屈辱中苦苦挣扎,奴隶般拼命地、默默地干活。面对失去自由,前途吉凶难测,我天天在痛苦中熬煎。同学们都分配离校了,校园里空空荡荡。未名湖已失去往日的婀娜多姿。我这个身背冤案的落难学子,天天孤独一人拉着笨重的、又脏又臭的粪车在艰难地上下坡,稍有不慎,雨雪路滑,或者身体不适力气不够,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发生车毁人亡的惨剧。我的心在流血,在呐喊,漫漫黑夜,你何时是个尽头?!黎明曙光,你什么时候才会来临?! 系里命我每天负责文史楼楼道和厕所的清扫,还要在中关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等地方扫厕所、掏大粪。当时这些园区的公用厕所都不是冲水厕所,而是旱厕,又脏又臭,见了十分恶心,尤其是到了夏天更是苍蝇蚊子特别多,弄得你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呆。我好一段时间都不适应,经常恶心呕吐,吃不下饭。一不小心,我的双手和身上就沾上了粪便,臭不可闻。我独自一人拉着粪车满校园转,路人一看便知道是一个反动学生在劳动改造,俨然成为北大校园内的一个“牛鬼”明星。粪车路过时,好些人都掩着鼻子,有的还表现出厌恶的肢体语言。我感到十分屈辱,我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我被社会抛弃了。 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扫厕所、掏大粪,拉了满满一车粪。中午,我拖着疲惫和饥饿的身子,到大饭厅买饭,系革委会负责人张延亮突然凶恶地把我挡住,向我咆哮着:“你上午干什么去了!”我答:“掏粪。”他的吆喝声惊动了在大饭厅排队买饭的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们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纷纷过来围观。“你为什么不去拔草?!”“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他很亢奋,眼里露着凶光,教训着我,责骂声连续不断从他口里吼出,想搞什么随时随地的“现场批斗”,体现一下“群众专政”的威力。我感到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做人的基本尊严受到极大的损害。我想辩解:“没有接到让我去拔草的通知。”但一想,没有用的,他不会跟你讲理,人家就是要故意找茬整你,如果他真想知道我上午在哪里,问一下专案组不就行了,就缩回这句话不讲了。我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看着他尽情地、淋漓尽致地表演着“北大社教左派”的蛮横、“文革中造反派当权者”的威风和当众欺凌一个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弱者所获得的某种愉快。我没有一句检讨服软的话,心中涌上了数不清的、巨大的委屈和愤恨。大概是看到我再没有搭他的话,看到了我那双愤怒而不屑的眼神,也感觉到现场围观同学对我同情的气氛,他才自觉无趣,悻悻而去。 一天上午,是在夏天,我骑着三轮平板粪车,从第四阅览室南边坡上下坡,可能是因为速度过快,车子被路上的小石头绊倒翻车,我也被甩出几米远狠狠地摔在地下。我躺在地上一时起不来,脑袋很痛。这时跑过来一个人,帮助我站了起来,关切地问,要不要送医,脑子还清醒吗。我说,没事了,不用送医,歇一歇就会好。他说,幸好是空车,车上没东西,不然就会酿成大祸。我说,摔死就好了,一了百了。他很小心地问,我看你不像个工人,像个学生,哪个系的。我说,我是地质地理系,分配不出去,留校审查。他说,我是化学系,叫齐菊生,也分配不出去,我们交个好朋友吧。啊,大名鼎鼎的齐菊生。 种菜时一起劳动的有三个人,另外两个是国内外著名的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劳动改造,一位是侯仁之,一位是林超。过去我们做学生的想见都见不到他们,想听他们讲一堂课都很难。他们两位都年龄大,身体不是太好,我年轻力壮,就多干点活。他们都很喜欢我,在劳动过程中争着给我传授知识。他们给我系统讲解明代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不畏艰险游历天下的故事和《徐霞客游记》主要内容。还讲授许多北京城历朝历代发展史。他们尽量地开导我、安慰我。特别是侯教授,他很健谈,好像北大的每一座房子、每一块石头都有说不尽的历史故事。林教授经常作关键性的补充,旁征博引。有时我挨专案组的训,心情不好,他们讲的时候我爱听不听,他们也不怪我,继续讲他们的,还故意夹着一些笑话,让我暂时忘却心头的痛苦。两位老教授真是用心良苦,他们担心我想不开。 种菜最重要的活是浇水,每两天就要浇一次水,我和两位老人都要从很远的地方挑水浇菜。那一大片菜地,浇水的劳动量很大。我们想了个办法,从附近的水龙头挖一条小水渠引水到菜地。一天浇菜时,水流逐渐没了。我就去探个究竟,发现我们的水被别人改到他们的菜地了。我想和他理论理论,但必须先知道这个人的底细。我找到齐菊生,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个人。齐看了后告诉我,那人是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分配出去后清查5·16又被学校叫回来,涉及到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被刺死一案。我一听,就觉得此人不是等闲之辈,起码人品上是很自私,没有跟人商量就把水偷改过去,而且从涉及殷文杰同学人命案看,此人在良心道德上有严重缺陷。我上去找他质问:谁让你把水改过去?可能他以为我是工人,惹不得,连声诺诺。我顺手把水改过来,说以后不许你随便改水,临走时蹬了他一眼。动态组长应该被理解为新北大公社的情报头子,情报人员应该具备很高的素质,我很替聂元梓悲哀,用这种人当情报头子,不败才怪呢。 冬天来了,我就要到学校锅炉房烧锅炉供暖,每天下午6时上班,第二天6点下班。同时,每天上午10点还要到系食堂帮厨,帮助洗菜,烧火,清理卫生。劳动时间太长,我很累了。位于中关村的技术物理大楼,楼北面空地上有一堆多年积累的垃圾,据说是实验室垃圾,里头可能还有放射性物质,堆积如山。系里命我把它清理掉。我一个人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把这座山移走了。我太不幸了,不懂得反抗,不懂得维权,只想拼命干,只想用自己的血与汗,争取尽早毕业,尽早领到工资,尽快帮助陷入经济困境的家庭。 1972年,是我受审查的第3个年头。当时,国家形势开始纠偏好转,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人民群众开始批评文革中的极左做法,对“頂峰论”和整天空喊革命不抓生产颇有微词,一批领导干部逐步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看到形势好转,我心里高兴,情绪也慢慢好一些。同班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团结友爱的情景不断在脑中涌现。同学们现在何方,大家都好吗,我想念同学,但是得不到任何信息。我的挚友杜辉强,无线电系65级,与我是福清老乡,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有体育专长,是北大校体操队的,他曾获1963年的福建省少年体操全能冠军及多项单项冠军。他哥哥是第一届全运会技巧混双冠军,他们兄弟俩在福清远近闻名。1965年北大新生运动会杜辉强获得跳高冠军,还是我当的裁判,负责捡竹竿。文革时,他对中央文革倒行逆施很不满,对聂元梓更是视如敝屣。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曾经直抒胸臆,无所忌惮,有说不完的话,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听说他有个聪明美丽的女朋友,也是北大的同学,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否安好。北大福清籍校友中有许多人都是对文革不满,他们也都好吗? 有一天,我向系里提出,我到底什么问题,我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本来是我心中焦虑着急,希望尽快解决问题、尽快毕业分配工作的正常反应,却被他们认为是“挑衅”、“进攻”、“翻案”,受到严厉批判。刚好又碰上什么反击右倾回潮,说什么社会上有人居心险恶,借“9·13事件”来批“极左”,来攻击文革,要算文革的账。我又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老实改造、妄图翻案反扑的活典型挨批。经系革委会部署,地学北楼(文史楼)南面墙上突然间出现了好些批判我的大字报,贴出威胁我的诸如“王远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王远枝罪该万死”、“强烈要求从严惩处王远枝”、“王远枝必须低头认罪”等大标语,并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我的什么严重罪行和嚣张气焰,上纲上线。他们批判我不老老实实改造,说我什么一有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竟敢向组织挑衅,天天幻想着文革失败告终、“走资派”复辟上台、自己解脱翻身毕业分配,这是阶级斗争在当前的突出表现,等等。我感到十分委屈,不就是问一句什么时候能解决我的问题,就用这么多、这么大的帽子扣在头上,看来他们是天天盯着我鸡蛋里面挑骨头,真是有苦说不出,欲哭无泪。 在当时校园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字报的情况下,这些大字报、大标语、大批判对我来说是极大的伤害。我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对我加重处分的前兆,心里十分害怕和恐慌,直后悔自己为什么忘记了专案组的“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的训示,会多嘴去系里问什么时候解决我的问题,真是像批判会上所说的“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北大三年的磨难,我最大的收获是,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受迫害、受欺负的感觉,亲身体验并懂得了科学、民主和自由的可贵,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养育我的平民百姓、弱势群体的感情。这些道理,书本上和课堂上老师都讲过,这次蒙难,刻骨铭心,是真正学懂了。
苦难的母亲
1973年初,系里通知我,春节期间,你可以回家看看父母亲,并发给我46元钱。 从1968年学校武斗结束宣传队进校后,我就没有回过家。5年过去了,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亲人有没有因我而受冲击?强烈的想家之情撞击着我的心。我到街上买了好多北京特色小吃,这些爸妈可从来都没吃过,装了满满的一箱子,很沉很重。这些好吃的都是我劳动挣来的,该孝敬孝敬他们老人家了。我急于回家,但又害怕回家。回想起1964年,我和姐姐同时考上重点大学,而且我还考上北大,这个消息震动了家乡的小村子和周围的村庄。对儿女的疼爱和期望交织在一起,爸爸筹划着赴校路费,妈妈高兴地精心准备我们到校要用的生活用品,重复着无数次的叮咛嘱咐。临走时,妈妈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弟弟,举起弟弟的小手对弟弟说:“快说哥哥再见!”今天,我落魄到这般地步,该怎么跟妈妈说呢?不!我要振作精神,不能像个“阶级敌人”、“专政对象”似的畏畏缩缩、垂头丧气,要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从战场上凯旋的英雄战士一样出现在爸妈和乡亲的面前! 妈妈听说我要回来,天天下午都要站在村口,盼望着她日夜想念的儿子会突然出现在回家的路上,出现在她面前。 我终于回家了,回到了爸妈身旁。妈妈喜出望外,一直端详着我。妈妈敏锐地发现我听力有点问题,急切地问,你到底因为什么事,挨打了吗?饿着了吗?北京那么冷,冻着了吗?生病了吗? 我是我们家最大的男孩,妈妈最喜欢我,我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听家里讲,在我受审查期间,妈妈天天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天天挂念着我,为我担惊受怕,又得不到消息。她怎么也不会相信,她的善良懂事的儿子居然会是“反革命”!我姐姐在中山医学院学习,也是64级的,比我们晚半年分配。毕业分配时,宣传队找她说,你北大的弟弟有问题,被留校审查,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结果她被分配到贵州省条件最差的地方。我12岁的弟弟因为我的事,村里有人欺负他,他回应了一句:“我哥哥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呢!”被按在地瓜地里毒打,直到乡亲们把他抬到家里,落了个终生腰疼的旧疾。村里有人以我是“反革命”为由,闯到我家里抄家,家里被砸得凌乱不堪,一塌糊涂。他们当着妈妈的面,把妈妈最心爱的,她平日精心维护的,家里最值钱的,也是我们上学交学费唯一经济来源的一台缝纫机砸烂。看到这些凶狠残暴打砸抢抄家的场面,善良的妈妈心都碎了,被惊吓得人都要崩溃了:她更忧心远在北大的儿子的处境和命运。 妈妈是那么慈祥地看着我。望着妈妈憔悴的面容和额头上新添的白发,我心里痛。我心里清楚,妈妈因为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和伤害。我要抚平妈妈心中的伤痕,让妈妈不要为我操心。 我说,妈妈您放心,您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听领导和老师的话,要勤奋,诚实,善良,帮助别人,自己吃点亏没关系,这些我都牢记在心。您儿子决不会辜负您的希望,绝对不会干什么坏事。我在北大这几年,您就放心吧,没有吃多少苦。 妈妈,我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向您报告。我开始学经济学了。这两年,我一直在想,不能让他们这样白白地浪费我的时间。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状况还不太好,总有一天要搞经济建设。那时候国家就会很需要懂经济、懂科技的人才。我念的专业是地球化学,现在学它已不太可能,因为需要仪器、实验室等工作条件。我考虑很久,还是学经济吧,因为这不需要实验室,自己可以自学,北大的条件也好,图书馆有大量的书。不管今后怎么处理我,能不能用上,让不让我干工作,即使不让我工作,去劳改用不上,也要学。学总比不学好。不然将来一旦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会后悔死了。 这两年,我白天劳动,虽然很疲劳,但晚上坚持刻苦自学经济学,主要是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自己花钱到旧书店买的书,书非常厚,已经看完第一卷,第二卷也看了一大半。我也读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我晚上看书看得很迟,还做笔记。专案组的人怀疑我深夜在那里写什么,是不是在写日记,记“变天账”。有一天晚上,牟保磊突然闖进我宿舍,我正在写笔记,他二话没说,就把笔记本从我手里抢走。他很得意,一句话不说,匆匆走了。我无助地、呆呆地看着笔记本就这么被没收。很可惜的是,那笔记本里记的是我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心得,是我的心血。况且我没有钱,买一本笔记本也不容易。牟保磊可能以为我在宿舍里写“反动”日记或者在记“变天账”,这回证据抓个正着。“皇历?!带回去研究研究!”我在妈妈面前表演了鸠山队长搜查密电码的动作。 妈妈惊喜地看着我。眼前站在她面前的儿子,他没有颓废,没有屈服,更没有悲观厌世。他变得越来越坚强。他热爱着党,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也热爱着自己的生活。他在逆境中还能想到国家经济建设,还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这正是她所期望的儿子。 整个假期,母子俩有说不完的话。我5岁的小妹妹还从来没见过她大哥的面。刚回家时,她怯生生躲在妈妈身后不敢上前。没两天功夫,跟我亲热得很,总是偎依在妈妈身旁,眼睛一眨一眨地、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大哥向妈妈的诉说,挺可爱的。小妹后来也考上大学,在省上做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假期到了,该回校了。我向妈妈告别。妈妈送我到门口。突然,妈妈不由自主拉住我的袖口,不让我走。她在害怕,担心她儿子走后还会不会回来。 “妈知道你受了好多苦。”妈妈满脸泪水。 “妈妈您放心!”我斩钉截铁,像是在宣誓。 1973年5月我离开北大,被以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为刘少奇的垮台鸣不平”、“犯严重政治错误”等政治结论,各种诬陷不实材料装进档案,发配到福建省永泰县农械厂当车工。5年繁重的体力劳动,还加上各种歧视、刁难、欺负。这是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厂。我人还没有到,厂里就传开了过几天要来一个北大的“反革命”、“5·16分子”的小新闻。我进厂第一个月领工资,就被厂里的小偷偷了个精光,向上反映,却得到“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的辱骂。那个小偷有恃无恐,跟我吵起来,还动手打人。他后来又在厂外行窃,被公安局当场抓到,交待了他偷了我的钱。虽然这些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搞得我没有安全感,人生地不熟,总怕有人借口我是“反革命”来欺负、寻衅,也害怕再来一次运动,把我先揪出来批斗、痛打一顿。我牢记自己是个有问题的人,厂里的工会都入不了,要老老实实、如履薄冰过日子,不能得罪任何人,下班以后一个人躲在宿舍里看书念英语。从北大到农械厂,只不过是换个地方接受劳动改造。企业派性严重,文革的病毒已经侵蚀到社会的最基层的细胞,正在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共和国的健康的肌体。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我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虽然远在遥远的南方深山沟的小厂里,但我的心飞向了祖国首都,仿佛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母校,回到未名湖畔。我天天在想,在盼望,如果不去伪存真拨乱反正,不彻底肃清文革“四人帮”的流毒,不实事求是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认真复查,仍然用谎言代替事实,那就太冤枉我了,死都不能瞑目!我开始给校党委、地质地理系党总支写信申诉,要求复查,重新结论。 我的申诉一直没有回音。 1978年春,学校要招一批学生回炉进修,当时我还没有得到复查平反。回炉考试后,自我感觉考得不错,向厂领导请假,想高高兴兴回福清老家向妈妈报喜。进门时,我盘算着如何给妈妈一个惊喜,却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的身影。“妈,妈妈,您在哪儿?”我焦急地呼唤着。 我预感大事不好。二伯母听到声音,过来告诉我,你妈妈病重住院,你爸爸和你姐妹、弟弟都在龙田医院。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奔跑十几里路到医院妈妈病床旁。妈妈见到我,平静地安慰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她还向病友介绍说,这是我大儿子,眼里流露出母亲的自豪与满足。我问爸爸,妈妈病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爸爸说,妈妈一再嘱咐全家,说你老想着北大的事,她的病千万不要告诉你。她说如果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去考,就影响了你的前途。 医生告诉我,妈妈因操心焦虑、劳累过度,已是癌症晚期,她为了省钱,忍痛多时,送医太晚,已无法治疗。我在妈妈面前强装镇定,出来后,我再也支持不住,蹲跪在医院地上嚎啕痛哭。亲爱的妈妈,是不孝的我害了您老人家。“四人帮”对我残酷迫害,各种假消息、谣言、猜测席卷全村。您日夜挂念担忧我的安危,家被抄了,弟弟被打,被人拿“儿子是反革命”背后议论,歧视误解,伤害您善良的心。儿子实在不知道您为我流了多少擦不干的泪水,不知道您多少回被噩梦中儿子遭批斗的场景惊醒。您忍辱负重、废寝忘食从事繁重的农田耕种、缝纫加工和家务劳动,抚育着年幼的弟弟妹妹,支撑着经济陷入困境的家庭。您和爸爸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培育我上了大学,好不容易等到毕业,我不但帮不了家庭,反而让您为我的蒙难忧心如焚,为我承受那么大的精神打击,忍受着那么多难以想象的委屈和痛苦,摧垮了您的健康。在您病重忍受剧痛折磨的时候,您牵挂的仍然还是您儿子我身上的冤案,我的前途!母爱如山,您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您年仅52岁,您病了,我还考试干什么!您病了,我居然没有在您的身旁!我应该怎么做,怎么能够用我的生命来救妈妈的生命!我开始恨我自己,恨北大,恨未名湖!我急疯了,听说莆田县有一个名医,我一时买不到长途汽车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边哭边骑自行车往莆田跑。苍天,你们救救我母亲! 北大进修回炉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捧给妈妈看,告诉妈妈:“北大让我回去进修,您就放心吧,我永远是您的好儿子。”妈妈脸上露出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笑容,是那么慈祥,是对我最重要的赞许和鼓励。它一直珍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陪伴着我走过风雨,战胜挫折。1978年10月5日,我心中的天坍塌了下来,妈妈终于没有看到儿子平反的那一天,带着遗憾,也带着期望,敬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回到北大,没有心思看校园的变化,没有久别重逢老师同学的喜悦。我悲伤,我想妈妈。像死去一样,整天沉默不语。像机械人,按部就班地上教室,上图书馆,去食堂打饭。晚上集体宿舍熄灯后,我才有自己的世界,蒙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哭泣,几乎天天晚上如此,直到睡着了。 按我们老家习惯,父母逝世,戴一个月的孝,而我决心要戴孝一年。我就在中山装上衣右口袋前缝上一块白布,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妈妈。每天晚上,妈妈慈祥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浮现,妈妈殷切的话语总是在我耳畔回响。她说,妈小时候姥爷在南洋,遇到灾荒,跟着姥姥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你们现在有机会上学,妈妈真羡慕你们,要好好读书。记得我高考作文,就是写妈妈这段话。我仿佛又回到妈妈身边,跟在她身后上山砍柴,妈妈疼爱地帮我擦去脸上的汗水,教导我男儿要吃得了苦。我仿佛又回到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有粮食,妈妈喝着稀汤,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她碗里仅有的几颗米粒倒在我的碗里。我仿佛又在深更半夜醒来时,看到妈妈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缝纫机替人缝衣服,为的是给我们交学费。我仿佛又看到妈妈看着我学期成绩单时既满意又充满希望的笑容,妈妈的笑真美!……妈妈,亲爱的母亲,您无怨无悔,含辛茹苦,养育我长大成人,您恩深似海,儿子永铭在心!
平反昭雪走上新的征程
1979年3月,初春的北京,严冬已经过去,春天悄悄来临。虽然春风还有点冷飕飕,但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万象更新,生机勃勃,拨动着人们心中美好的希望。3月19日上午,北大党委在东操场隆重召开全校大会,校党委宣读了为在文革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学生平反昭雪的决定。我得到平反昭雪。 北大党委在《对王远枝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指出:“经复查,王远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对刘少奇、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深表同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现经复查,撤销1972年7月25日的决定,强加于王远枝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彻底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 这是经受了历史检验的公正的结论。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从1970年3月到1979年3月,整整9年过去了。二十来岁,燃放着希望与理想的青春,人的一生最美好、最宝贵的年华,而我,却在苦难和屈辱中度过。今天,这一切都结束了,新的征程开始了。妈妈要是能够看到今天,她老人家该有多大的安慰,该多么高兴!妈妈,您快来看看这肃穆庄严的会场,听听受迫害的同学对“四人帮”的血泪控诉。妈妈,您听见了吗,听这您日夜盼望的、响彻北大上空春雷般的声音:“撤销1972年7月25日的决定”、“强加于王远枝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彻底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 亲爱的妈妈,您安息吧,“四人帮”强加于您儿子的种种罪名、种种谎言已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砸碎了沉重的锁链,我擦干泪水,决心以钢铁般的意志奋起直追,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向科学技术进军,掌握一门为人民服务、报效国家的本领,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平反后一个月,1979年4月,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研究生。9月,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1982年7月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分配到国家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局工作。 2015年,我和妻子赵涛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建省福清市一座宁静美丽的小村庄。故乡背靠着山,面向着海,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我们来到山岗上,空气清新,山高林密,郁郁葱葱,爸爸妈妈就安息在这里。遗像中的妈妈还像过去那样朝我微笑着。我们在父母坟前鞠躬敬礼,在坟前的石头上,静静地坐着,寄托着对父母亲的哀思。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阵阵清风轻轻掠过。小村庄里,密密的新房连在一起,村前一片金色的田野,村西头弯弯的小溪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向村东头远远望去,大海就像一条蔚蓝色的飘带。这时,我们看到远处银白色的高速列车在骄傲地飞驰,奔向远方。 后记
历经10年、给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结束了。我国人民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进程。但是,几十年来,臭名昭著的文革余毒如同新冠病毒,变种多、传播快、危害大、根治难。一有机会,它们就会以各种面目出来兴风作浪,干扰破坏改革开放大业和人们的平静生活。(左图:作者2017年春与妻子赵涛合影。) 我一直被文革余毒所纠缠、骚扰。上世纪九十年代,文革已经结束20年,正当我聚精会神为国企改革发展勤奋地做着自己本职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机关单位却突然有人造谣,说我“文革中在北大挨批斗,是造反派”、 “只会写不会做”,而且流传甚广,颠倒是非,荒谬之极,使我受到二次伤害,严重影响我的工作。近年来,文革已经结束40年,母校北京大学一些人,主要是跟聂元梓一起写大字报或文革中跟聂元梓跟得比较紧的人,他们误判形势,编造故事,篡改历史,为文革招魂,为聂元梓涂脂抹粉,虽然他们之中有的调门很高,但毕竟理屈词穷,掀不起什么大浪。 感谢编委会各位校友,把我写的那篇《回首抗争路,难报慈母恩》文章收入到2018年出版的《风雨未名湖》一书中。看了这篇文章后,原地质地理系党总支书记陈凯老师,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在电话中告诉地化二班班长苏爱生说,她看了我的文章,“浴火重生,非常优秀”。原地化老教授朱梅湘告诉我,“我们系的老师都为我们系能够涌现出你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我们系的很多老师也都在我受审查期间给予我不同形式的关照和安慰。北大国政系77级校友杨玉林,后来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说,读了你的文章,从你身上看到北大五四先人的精神得到传承,我真羡慕你们老五届,也感谢你们抵制聂元梓,抵制文革,保护了北大的名声。福清市委、市政府也在春节给我老家送两盆鲜花致意。 回顾往事,在灾难中支撑我的力量来自党和人民的教育,具体地说,就是北大的老师的培养教导,他们言传身教,用五四精神,用他们的品质和知识影响熏陶我们;来自父母亲对自己的儿子要成为诚实善良,对国家有用的人的期望;来自党心、民心的向背。我相信,如果外敌侵略,一旦祖国需要,我一定会为祖国、为人民舍生忘死,一定会做一个 “挺身而出的凡人”。 —————————————————————————————————— 【生逢乱世】
忆“插友”林仁本
周祖德
林仁本系南京九中老三届知青、丹阳插队难友,前些年在洛杉矶辞世。 2018年是南京老三届下乡50周年,知青联谊活动繁多,我也数次参与。这样回想起来,我与仁本交往也有四十多年了。 “轮船”路遇
我与仁本第一次见面已是插队末期了,说起来还很有“戏剧性”。时为1975年秋季,我乘坐丹阳-访仙的“轮船”去窦庄公社杨城村,我弟也在此插队。窦庄知青大多数来自南京九中。 丹阳话有许多听上去怪怪的,或是一种古语遗痕。按一般理解“轮船”再小也得几百吨吧,而丹阳话里的“轮船”是指一种沿着运河航行的木机船,或是“小火轮”拖拽的驳轮,二三十吨是有的。倘若这也敢称“轮船”,那么南京中山码头的长江轮渡就是航空母舰了。好在这种“轮船”客舱配设长条木椅,人人有座,机器噪音也不大,在贫穷落后的毛泽东时代这就是很舒适的交通工具了。 从丹阳至窦庄船行一小时,我照例利用这个空档看几行书。乘客多半是庄稼汉,时称“贫下中农”,大家以闲聊和抽烟打发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客舱里人人喷云吐雾,秋冬舷窗紧闭烟气更浓令人窒息。可以说,此生我所见识过最厉害的抽烟场所,那就在丹阳的“轮船”里。 船行中,我发现客舱另一头也有一位知青,肤白显眼,透过烟雾我们还互望了一眼。船抵窦庄一起下船,才发现彼此是同路人,一搭话即知是南京知青,他就是仁本。他问我到哪儿,我说杨城村。他一听很高兴,说一块走!原来他与杨城村的知青也很熟悉。从码头走过去有二里地吧,一路聊天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听木匠讲新闻
仁本见多识广、谈锋甚健,是一个有趣的人。有他在就不怕冷场,所以几十年以来他一直是插友聚会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听他说的第一个故事是河南大水灾,事发1975年。因媒体静音,我们在苏南乡间自是一无所知。 为谋生,仁本学了木匠手艺,当时他在河南一带做木匠糊口,幸运的是仁本脚下那块土地并未受灾。借“近水楼台”他率先知晓灾情之惨烈,无数家庭遭遇灭顶之灾。仁本看见了灾民,听来了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有几个故事印象深刻。 据仁本说,受灾地区是平原,农舍也就是土墙草顶。在重灾区,突发的洪水冲过来浪头有两层楼那么高,后果就不谈了。 仁本说有一户农家,应该是处于灾害中等地区吧,洪水涌来时全家还来得及爬上屋顶。不意土墙不多会就泡塌了,好在茅草屋顶还漂浮着,一家人只得趴在上面听天由命。仁本说,只要这个屋顶一散架,全家就完蛋。好在菩萨保佑屋顶一直“水坚强”,他一家随波逐流多少里终于得救。多年后,想起仁本讲述的这一家人死里逃生的故事我仍感欣慰。 仁本还说,政府动用了直升机救灾投送食品。他说有一次直升机降落,大批灾民一拥而上起飞遇阻,后来不得已采取断然措施直升机才升空…… 在一个信息闭锁的国度里,有幸听来了仁本的“新闻报道”,我们才得以在河南大水灾当年就知晓其事。
新四军问题专家
现在回想起来,仁本以一名初中生,却跳级“混迹于”高中生群体,这并不是每一位初中生都能够做到的,可见其识见高于其同级同学。 老三届插队元年为1968年,其时距日本投降仅23年,许多新四军老战士还不到50岁。因为“殷鉴不远”,丹阳地区流传着许多关于日本侵华的时代记忆。中国向来是一盘散沙,在苏南地区国、共、日伪三家互斗搞拉锯。以我的见闻,江苏乡村以共产党势力最强大,所以后来他们夺权建政决非偶然。 这时新四军老战士早已分化为两类,一是有干部身份的新官僚,二是各种脱队人员,其人数也不少,均已解甲归田。老战士历经战乱,他们有啥说啥毫不忌讳。因此许多知青也听来了闻所未闻的故事,与学校教育大相径庭,堪称震撼。 仁本一度握有“新四军问题专家”之美誉。原来,他新四军的故事听多了,成了有心人。新四军在苏南地区的活动,他无所不知。例如新四军的“北上”,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随军“北上”而脱队。据仁本自诩,江苏新四军团长以上没有他不知道的。至于丹阳出身的新四军大头目如管文蔚等,其背景仁本说起来那真是如数家珍。 杨城村九中高三的吴贵生,他也是仁本的大朋友。吴贵生同我一样喜好轶闻旧事。他说,共产党强于国民党从一件事可见端倪。其时窦庄一亩地的稻草捐为共产党8斤国民党7斤。这一数据国共两党是如何达成共识的,至今不得而知。 窦庄公社距我插队的横塘公社有20多公里,两地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历史见闻,那就是连新四军老战士都为“伪保长”鸣不平,说他们冤。 原来国共互害是一回事,然而在保长的任命上两党却毫无分歧,始终保持高度一致。江渭清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坦承,此类职务有一些是经我党同意任命的。 实际情况是,国共总是疑心保长对人好对己坏,因此保长是一个两头不讨好、极其凶险的差事。一般干不到三年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来杀了,手段残忍。我同一位当年的执行人交谈过,恕那人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不敢叙述其详。有鉴于此,不难想象保长一职人们避之犹恐不及,“毛遂自荐”就更谈不上了。 老保长惨烈殉职了,两党不搞官僚主义即刻任命新保长,否则苛捐杂税找谁要呢?新保长必为上有老、下有小、无处可逃的倒霉蛋。在升官“喜报”上门时,新保长知道大祸临头,惟有全家抱头痛哭。 注:“喜报”并非是加盖国共大印的委任状,只是给新保长丢句话通知一声而已,没有一个保长是有聘书或委任状的。 后来日本投降,最后一批“伪保长”侥幸活下来总算熬出头了。不意祖国灾连祸结,新君看外国书学来了“阶级斗争”,又把隔代的“伪保长”拉出来百般凌辱迫害,无非是杀鸡儆猴震慑民众。 根据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原理,世代在恐惧中生活的人,不免进化出自我保护的DNA。我插队没两年就发现,村上三岁娃天生就知道祸从口出,该说能说的坚决说,不该说不能说的坚决不说。所以江姐、刘胡兰什么的在我们那儿真不算啥事。 以上这些也是仁本经常的话题,每谈及此我们惟有摇头,叹息…… 返城
至1975-1976年南京的党和政府出手,把本市知青从插队的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我们噩梦终结返回老家。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大张旗鼓地推行血统种姓制度,其时一个青年人前途的惟一决定因素是家庭的政治血统。这一政策在招生、招工、分配工作中严格执行。在那个黑暗的岁月里,千百万“低种姓”青年生而有罪沦为贱民,其人格尊严被肆意践踏。以政治血统为人民划分等级,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 经大浪淘沙,至南京知青大返城时,知青中“高种姓”已近绝迹。然而保证高血统至上的阶级政策不动摇,在分配工作时只得“矮子里拔将军”,把较好的工作赋予血统较高者。最后挑剩下的,无非是工作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工作,则分配给我们“低种姓”青年。 最后,我分配在南京市饮食公司打烧饼,仁本分配在南京市果品公司当装卸工。 记得上初中时,我们的语文课本有一篇陶铸的文章《松树的风格》,这说明植物也可以有风格。我们“低种姓”青年经过贫下中农长期再教育,具备了生产队庄稼的风格,即“吃大粪结正果”的风格。虽然我们高攀不上“共产主义接班人”, 但是我们的胸膛里也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照样感谢党恩终身不动摇。为此,我还发表过一篇短文《感谢政府感谢党》。文中我代表一名老三届知青,真诚地感恩“高种姓”的良知未泯之士,感恩他们高抬贵手把我们“低种姓”知青也调返老家,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放我们一条活路。 我与仁本互访过对方的工作地点。我打烧饼就在市中心的“北京羊肉馆”,插队难友来访很方便,我也热情接待。仁本扛活在中央门铁路货运站,有一天我路过去过一次。他那天的活是把整筐的苹果从闷罐车上卸下来,全凭人力。我踏入车厢一看,但见苹果滚落一地,仁本与工友正坐在苹果筐上休息。我还遇到另外几个老同学,互相打个招呼就告辞了。 后来果品公司对仁本用其所长,将之调至公司本部做木匠,搞些修修补补的活儿,地点是杨公井,就在大行宫往夫子庙方向一站路这儿。 有一次仁本对我说,如果我有什么木匠活,都尽管拿过去给他做,别客气。他说他什么都是现成的,反正都是公家的。有一次我需要一个小木盒,于是到他的木匠摊比划个样子请他做。 那一天我有了一个新见闻。原来,仁本的摊子紧挨着果品公司的工会。工会只管一点儿职工福利,是有名的闲差。我去的那一天正好看见工会办公室女干部排排坐,总有七八个。我不禁妄议道:“工会哪要得了这许多人?”仁本回答说:“都是些官太太,放在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里养着呢。”仁本情报灵通,他还指名道姓谁的丈夫是谁,是个什么官。原来国企安插私人,也就是体制性腐败早已有之,这是我的一次亲见。
出国谋生
在我打烧饼生涯后期,有一天我正在厨房揉面团,仁本来访,径直走到案板边,一言不发取出一个信封交给我,我伸出一只沾满面粉的手接过来。回想起来,这是在中餐之后饭店空闲时,忙时是不允入内的。 我仔细看了信封上的邮票、邮戳和寄信人地址说,这是南美洲哥伦比亚的来信。我清楚地记得,大概是仁本认为我说的对,现出满意神色。他告诉我这是他舅舅的来信。他让我有空去他家坐坐,意思是有话要告诉我,说完就走了,前后100秒。厨房里工友多,说话不方便。 仁本家住在同仁街15号,这是南京的历史地名,处于繁华之地,是一个清代的三进大院。古时候只住一家人,想必是很舒适的。现在挤进十来家,就什么也谈不上了。 从我店步行到同仁街也就20分钟吧。在仁本家,他对我说,他和其弟决心投奔舅舅到南美洲去。数十年以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中心,有一家“中华料理”生意红火,现在可能仍在营业,那就是他舅舅家开的。 论人生经历仁本是插队、当木匠、做搬运工,我也差不多。虽然我们同属中国低端社会,然论家世则不同。我家世代为匪,而仁本则是好人家出身。其父老中大(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民国时在南京做律师,无疑曾是一代精英。 不料后来中国实行人治, 不搞法律的那一套。因此仁本父亲风光不再,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流落到内蒙一所学校教书——但愿其遭遇不比我所知道的更糟糕。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仁本的爷爷把仁本的爸爸培养成律师。而仁本的爸爸呢,他不如仁本的爷爷,只把仁本培养成一个劳工。 后来仁本爸爸退休返宁,人很消瘦。仁本爸爸看得起我,还有意要把他老同学的女儿介绍给我。老人家因病不到六十就过世了,父丧的那几天,仁本施展木匠手艺在院子里摆开场子连夜打造寿材,操办了父亲的后事。 仁本兄弟出国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做厨师。因此在出国前,兄弟俩在南京的大三元、四川酒家等名店实习。好在各店都有插队难友,其时已工作三四年成长为厨房骨干。插友的理解和支持,对于二人学习厨艺大有裨益。 至一切办妥,兄弟俩动身已是1981年。这时我已经离开烧饼炉子,换了工作。 —————————————————————————————————— 【生逢乱世】 那个绿色的身影
陈 虹
远远的,远远的,一个绿色的小点渐渐地清晰了起来。——绿衣,绿裤,绿帽,绿色的自行车,在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上驶近了,又驶远了…… 不知为何,这一相同的梦境竟于数十年间反复出现,它是那么清晰,又是那么模糊——现实中的这位邮递员,我不仅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就连他的面容也不曾近距离地观察过。 上个月学生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个聚会,地点特意安排在了当年我当知青时插队落户的地方。我明白他们的善意,更理解他们的好心——为了圆我的一个梦,为了帮我寻找曾经的足迹。 很遗憾,那天的发言让他们失望了,既无青春无悔的豪言壮语,也无战天斗地的激情回忆,我只是轻轻地讲述起了那个如梦如幻的绿色身影——“背井离乡的日子,再苦,不怕;再累,也不怕;唯独想家,那份寂寞与惆怅,无论如何也排遣不去,只能将全部的期盼集中在那个远远的绿色的身影上,翘首以望,企足以待……” 是因为不放心体弱多病的母亲?自从父亲(编者注:陈虹的父亲是著名作家陈白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文革爆发前夕即已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驱离北京,贬至江苏南京,1966年9月11日深夜被中国作协派人揪回北京接受批斗)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揪回北京后,她便独自支撑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是因为自己的身边没有了伙伴?她们先后以各种方式离去,剩我一人留守在举目无亲的村子里。……八年的岁月,留下的最深记忆似乎就是对家书的等盼,那是伫立中的望眼欲穿和期待中的忐忑不安。 邮递员姓甚名谁,一无所知。村里人都叫他小霍,姑且就用这个字来代替吧。我不知道他投递的范围有多大,每天要骑多少公里的路程,但是只要不下雨,都会看到他那健壮的身影,听到他那忽远忽近的车铃声。 那是中午11点钟的光景,远远的,有似天边,一个绿色的小点出现了。绿衣,绿裤,绿帽,绿色的自行车,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歪歪扭扭地骑过来了。这时的我正在山坡上劳动,不由自主地放下锄头,引颈眺望,目不转睛地眺望。……他驶进了村子,又驶出了村子,渐行渐远了。我不能去追赶他的自行车,这是违反劳动纪律的。更何况作为“黑帮子女”,尤其是批判父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出现后(编者注:1970年5月底《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由中央专案组写作班子署名“钟岸”批判陈白尘写于1936年的历史话剧剧本《石达开的末路》的文章《毛主席领导的红军是英雄汉——批判反动历史剧〈石达开的末路〉》),大队干部找我谈过话,必须“认真改造”,必须“划清界限”。于是只能等,度日如年地等,度时如年地等,等待队长吹响下工的哨子。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和小霍从未接触过,始终是默默的等待,远远的张望。但是信封上的两个邮戳告诉了我——南京的那个是前一天下午5点盖上的,后一个是县邮政局的,时间为次日上午7点。也就是说,小霍一点都没耽搁,不到24小时就送到了我们村上,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当今的快递,更不要说是在交通极不方便的穷乡僻壤。 那一封封带着母亲的体温和泪水的家书,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清冷而孤寂的夜晚。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和社员们一起挥汗插秧,母亲的信来了。她告诉我,她挂念远在湖北干校劳动的父亲,也心疼远在异土他乡插队的我,她决定家中再也不买西瓜了,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与我们患难与共…… 我的眼泪簌簌地往下落,既为家人的相濡以沫,亦为自己的鞭长莫及。我不知道这一封封的家书母亲是从哪里寄出来的,是街边的邮筒,还是邮局的信箱?但我知道,它们是小霍骑着自行车送来的,上面有他的汗水,也有沿途的灰尘。 小霍不仅送信,也代人寄信。邮局远在镇上,相距15华里,于是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这项任务——只要将信封好,贴上邮票,放在村中的小学校里,便万无一失了。这里是一座废弃的庙宇,被借作一个初小“复式班”的课堂。门边靠墙摆放着一张缺了条腿的桌子,桌面擦得干干净净,左边摞着的是小霍送来的邮件,右边码着的是村上人托他邮寄的书信,一清二楚,井然有序。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小霍定下来的吗?我不知道,但每个人都在认真遵守。 已经记不清我从那张桌上取回过多少封信又寄出过多少封信了,但是其中的一封却是永生难忘。——那是1969年的年初,正在北京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父亲,因为对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一再强调,自己绝非反对,因为高中毕业的女儿已经前往农村插队落户了。但是对方不相信,硬要说他是“帝修反的应声虫”。情急之下,他写信向母亲求救,母亲的信第二天便到达了村上。我心领神会,当夜复之,并直接寄往北京。信封的下端,详详细细地写上了我的地址——江苏省丹阳县胡桥公社向阳大队石中生产队。 那天中午一下工,我迫不及待地奔往小学校的门口,桌子的右边空荡荡的,小霍已经将待发的信件取走了。我的心放下了,却又马上拎起,一分一秒地计算着小霍的行程——应该已经骑到通往公社的大路上了……应该已经回到县邮局的大厅里了……信封上应该已经盖好了邮戳……那个装着它的大邮袋应该已经送上了北去的火车……多么难熬的时间啊,父亲的安危悬在了小霍的手上。他哪里知道,这封看似平常的信,不仅是我响应伟大号召的“证据”,更是为父亲洗清罪行的“铁证”!直到后来,文革结束了,我在为父亲整理日记时,才看到其中的一页:“虹儿的来信救了我,终于免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批斗会。”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了宽畅的柏油马路,邮递员的坐骑也由自行车变成了新式摩托。站在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口,学生们簇拥着我,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我在张望,情不自禁地向着远方张望,似乎那个绿色的身影仍然会出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 —————————————————————————————————— 【生逢乱世】
告密者
力克口述 阿陀整理
(一)
记得那是小学四年级的事了。 有天下课,我正在跟同学跳橡皮筋,一女生跑来说,学校外的小竹林竹子上有反动标语。我没在意,又去跟另外两个同学继续玩翘翘板。这时,学校看门的校工走过来了,冲着我劈头盖脑乱骂一通,说我是反革命的孩子,还破坏公物。 我给他骂愣了。我辩解说自己没破坏公物!他说:“你等着,你是蓝医生的女儿,我认得你,你敢顶我?!你老子是反革命畏罪自杀了!你出身反动家庭,才会破坏公物……” 这时上课铃响,我跑回到教室上课。
(二)
下课后,老师叫我去办公室谈话。我进了办公室,发现除了班主任老师,还有学校革委会负责人也来了。 老师:“知道学校外面小竹林有反动标语吗?” 答:“刚听女同学说过。” 老师:“现在我们怀疑是你写的。” 答:“我没写过!” 老师:“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没写反动标语?!” 答:“没写就是没写,凭什么说是我写的?!” 老师:“就凭你父亲是反革命这点(注:当时整个学校里只有我家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认为是你写的!你拿不出证明,就得认!” 答:“今天上学路上,我是和×××、×××三个人一起走的,不信可以去问她俩。” 我始终坚持说没干过这事,老师没办法,最后只好让我回教室去了。
(三)
当我回到教室后,我的同桌问我什么事给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去了,我说是因为反动标语的事。她说她知道了,因为她已经偷偷摸摸跑到办公室门口偷听到了。她还问我,你真的没干过?我说没有!结果一下课,同桌就站起来跑去老师那儿告我状,说我告诉她自己是被老师冤枉的。 当天下午上课时,我在课桌抽屉的书包上,发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小心点,今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班长(红小兵大队长)会组织全班男生打你!”我看着纸条自言自语:“这是谁写的?为什么打我?” 突然,我的同桌从我手上抢走纸条,飞跑出去……
(四)
下课了,老师让我与另一位男生去办公室,到办公室后,又让我与男生分别进不同的房间问话。过一会儿,老师让男生先回去上课,我继续留在办公室交待问题。 老师:“我是老师,认得学生笔迹,纸条是×××(男生)写给你的是吧?!” 答:“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写给我。” 老师:“你太不要脸了,勾引男生!” 答:“你说什么?!” 老师:“看看你,胖了,发福啦?故意不戴文胸在班里跑来跑去?!臭不要脸,小小年纪就懂得谈恋爱!” 我给老师骂懵了。满脸通红,泪流满面。我辩解说没那么回事,老师就说,你妈是医生,难道没教过你什么是耻辱吗? 老师硬逼我承认是谈恋爱,风骚勾引男生。我坚持说没有。什么是谈恋爱?我不懂! 老师说,刚才男生在另一间房已经承认你们谈恋爱! 我一口咬定就是没有! 放学的铃声响了,老师让我回家去写个检讨明天交回学校,认错态度要好,否则就要追究今天玩翘翘板,破坏公物之亊(没想到校工去老师那投诉我了)。
(五)
由于我被留在办公室谈话,这天放学晚了。 当我一个人走到校外小竹林边的路口时,忽然黑暗中有一群男生从竹林里冲出来,带头的就是红小兵大队长。他拦着我说:“你这反革命狗崽子,写反动标语,破坏公物,还敢顶撞老师……看我们收拾你!” 我说:“我没干过,你让我过去!” 他说:“不准过!” 我说:“我就要过!!” 他说着说着就开始推我…… 我愤怒极了,把书包取下顺手拎起书包带对着他砸过去…… 我这出人意料的举动,让所有男生都愣住了,我趁机冲出包围。大队长见状,出手没抓住我,将我的衣领撕破,结果还是给我挣脱跑了,总算没让他们打着。 事后,别的同学告诉我,同桌女生就是向老师打小报告的告密者,红小兵大队长是老师指挥的打手。其实不用她说,这我早就知道了。
这是文革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故事。 那年我才十岁。 本来我是不想谈及文革,也想将伤痛永远埋藏在心里!但看到现在有些人为文革歌功颂德、点赞,让我气愤!作为亲历者,我感到无比的焦虑与愤怒!没有这种经历的那些人,怎么会知道我们受害人的伤痛? 我只有说出来,让他们明白, 什么是文革! 2016年3月 【整理者感言】 一九七七年,梦醒时分。《人民文学》刊登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曾风靡一时。文中那个念念不忘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未读过《牛虻》就指其为“黄书”,专爱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中学生团支书谢惠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力克这个真实故事比刘心武的小说更让我震撼十倍。 当年这群才十岁的熊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今何在? 恍惚间,似听到校园里,广场上,大街上,网群上……到处是他们的喧嚣…… 重新翻出多年前的这篇旧文,回望神州,满心悲凉。博文几被删除干净,朋友圈已被半屏,估计用不了多久,微群也将消失…… 赶紧将旧文重发一次。
—————————————————————————————————— 【编读往来】
孙耘:读192期“争鸣”后的一点看法
看到贵刊第192期“争鸣”栏目中几篇记录清华校友对《从生物馆到200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以下简称“黑牢”)一书的各种意见,其中有陈楚三校友的“答群友”。此前,陈楚三与我有长达两年的私聊,询问过有关当年专案组的问题,我作了认真回答,当然也有争论。看到他将我与他私聊的部分内容用到了书中,我是有意见的,我并不是怕公开那些私聊内容(实际上我对公开发表有思想准备),而是觉得他这样做之前应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黑牢”一书出版后我也大致读了。我没有参加“索书群”,本来也不想参与孙怒涛学长组织的讨论,但我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该书的成书过程,而且书中涉及我的内容也不少,如果我不说些什么,恐怕会引起某些猜测,或认为我默认了书中的描述(特别是有不少非清华文革亲历者的群友)。思虑之后,我先在孙怒涛主持的群里发上与陈楚三学长的全部相关私聊,临讨论结束时又对涉及我个人的事情做了一些澄清。现将当时的发帖略作修改作为我的“一点看法”参与“争鸣”。 我记得阎淮同学多次谈及写史,大意是:澄明史实和价值判断,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宜分清,勿混淆。我以为就当前现状而言,澄明史实最重要,而价值判断则是见仁见智的事。至于我,还想借用阎淮引用的岳麓书院楹联中一句: 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
清华的文革反思有长久的历程,我在《关于清华文革反思的感想与思考》一文有简单的记述(载《真话与忏悔》,孙怒涛主编,2018年4月版),现摘录如下(熟悉情况的校友可略去):
我们清华人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一直在反思文革。清华的反思相对于其他院校而言,呈现出几个特点,如集体性反思,两大派互动,参与人数众多(包括两大派之外的),而且有显著的“成果”,即十几本著作问世,而在我看来,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两派和解、共同反思。
可以说,人们对文革的思考早在文革爆发那一刻就开始了,到“9·13事件”林彪折戟沉沙已促使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开始反思。 罗征启老师是文革反思的先行者。正是基于深刻的反思,罗老师在文革结束不久(1979~1980年)就代表他们全家对我们这些罪人表示了宽恕,解救了我们的牢狱之灾。他还鼓励支持我报考研究生,最终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使我到哈工大就学。这件事的影响十分深远,它展现出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和博大胸怀,迈出了两派和解的第一步。
文革以后,80年代末期,汲鹏同学不记前仇不避嫌疑热情接待了新婚的蒯大富夫妇;到90年代,深圳的两派校友(包括唐伟、张学琛等许多同学)做了很多努力,促成蒯大富与沈如槐握手言和,成为和解的一个新标志,如此等等还有许多事例。 新世纪初,年轻的唐少杰老师作为研究者、沈如槐同学作为亲历者开始了清华人记述清华文革史的新历程(2003~2004年)。其后,2007~2008年由汲鹏和邱心伟、原蜀育、孙维藩、王允方等同学组成“齐凡思”——取“一起来反思”之意——出版了两本“清华文革亲历”,引发了文革反思的一个新高潮。一时间,“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责任”(陆小宝)成为清华校友网上的流行语。
几年来校友们陆续发表了十多部有关文革的著作,直到2015年前孙怒涛主编的百万字巨著《历史拒绝遗忘》文集问世。据了解,目前还有一些著述,例如陈育延、陈楚三等同学的,正在写作中。【作者注:现在阎淮的《进出中组部》和陈楚三的《人间重晚情》已出版】 多年来,清华校友借助现代科技提供的网络平台不断进行交流和探讨,还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活动。比如会前播放的视频所展现的两次【注:原计划播放】:2009年由李自茂(做东)和陈育延、唐伟等共同发起,网友和两派部分头头干将汇集郭林酒家,是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2011年百年校庆期间,由张学琛做东,陈育延、唐伟等人联络,在卢沟桥聚会2天。大家坦诚交流,气氛热烈,在回顾与反思中有诚恳的道歉也有激烈的争论,有分歧也有共识。【作者注:正是在这次聚会上我认识了孙怒涛和陈楚三两位学长】 无论在校友网社区、微信群还是相聚中面对面交流,整个反思的过程就是一次民主的生动学习和亲身实践,反过来又提高了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和实施能力。 我觉得,在两派和解过程中,414派,特别是其中的有识之士一直处于主动和主导的地位,功不可没;团派中的骨干分子则命运多舛,遭遇过多次整肃,但没有简单地归罪于对立面,大家已经摈弃了简单地争论我是你非,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寻求共识。可以说,文革反思是两派和解的基础,两派和解是文革反思的一项重要成果,而且只有不同派别的和解、不同观点的交融才能将文革反思提升到新的层次。 因而,清华的反思得到外界(高校、学界及文革的思考者)的肯定和赞扬。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文字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最近的“过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 当然,对这十余年的反思或有不同的看法,也希望开诚布公地交流、探讨,以进一步地推进文革反思的进程。 “黑牢”书中有周家琮、陆小宝等同学写的序和读后感,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读来获益匪浅。几位受害者的控诉,更为动人心魄。我愿再次引述上文中的一段话表达我的态度:
清华文革反思的历程漫长而丰富多彩。我有幸参与其中,受益很大,所以要向所有推进文革反思进程的同学、老师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鞠躬) 我个人在文革中干过很多傻事错事糊涂事,犯有不少错误甚至罪行。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再一次表达我的悔罪之情,向直接以及间接受到我伤害的同学老师道歉,向你们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鞠躬)
“黑牢”书中在第三部分3.3节“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窒息致死案”里,引用了我给陈楚三学长的两封邮件。未征求本人意见就发表私下通信确实令人不快——我之所以不参加索书群就是有点怄气。但随后一想,陈学长此行为可理解为“大行不顾细谨”,所以我又补充了全部私聊发在校友群,以便读者有较全面的了解。说来我还得感谢楚三学长,给了我一个公开答辩的机会。 “黑牢”书中引用我记述罗征敷致死案的文字(以下简称“罗案”),来自我的《直面良知——我的文革心路历程》(首载于孙怒涛学长第一本书《良知的拷问》)。文章发表后有两位的回应,我印象很深。其一是汲鹏同学,他素来喜欢聊而不喜欢看文字,居然告诉我:“你的文章我一口气看完了,看到半夜。”还说李磊落之死的一段他最受感动,“李磊落是一个典型,应该好好记下来。”第二位是唐少杰老师,他给以很高的评价,并执意以编委身份推荐到网刊《记忆》发表。后来发表于2013年第98、99、100期,而且标题增加了“直面良知”四个字,因为觉得孙怒涛的“拷问”二字过于沉重。 那时汲鹏夫妇和邱心伟都批评我“太注重细节”,意思是:人命官司都出了,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细节还那么重要吗?这话当然也有道理,不过作为当事者,从心理上难免要关注细节,而且细节往往涉及到案件的定性(比如罗案就定性为“误伤”)。 关于罗案,记得在2006年校友社区上就有涉及。那时我还没退休,没上校友网,有人跟我说起,有什么“装麻袋塞进后备箱”等等说法。2008年我进入校友社区(63级和64级社区)后,有人让我出面订正,但我心有顾虑,总感到去纠正别人并不好,有机会还是自己写明有关罗案的真实、准确的过程。孙怒涛编《良知的拷问》一书给了我机会。我凭自己的良知,一五一十地简要描述了案件的经过,有我自己的亲见亲为,也有公安局干警(俗称“队长”)告知的情节。我不认为自己记忆力很好,但二十多年间我历经五六次审查,写的材料尺厚有余,这些事全然在心,再差的记忆力也不会失误的。 “黑牢”书中在罗征敷致死案一章有我的记述,还编入了“唐金鹤书中所陈述的罗征敷致死案”以及“唐金鹤的质疑和编者的点评”两节。 唐金鹤的陈述摘自《倒下的英才》第三版,读者可自去翻看,这里不引用了。我手头还有唐书2009年的第一版。我也不想抄录,只想指出,第一版的“细节”有更多道听途说的描述,例如“几个人用脚踩”,以及送北医三院时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还说是北医三院向公安局报告的。而事实是,北医三院只开出死亡证明,不接受尸体。我们当时不清楚致死原因,还捉摸着(当然也希望)是不是心脏病突发呀(某次校运会曾发生过这类事件),于是到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报案。至于“几个人用脚踩”更是子虚乌有,第三版更改为“王庆章用脚踢、踩拼命挣扎的罗征敷”。虽然点了真名实姓,但同样是作者的猜想。当然,王庆章应当承担他所负的直接刑事责任,而且已经承担了责任,但子虚乌有的情节安在他头上也是不公道的。 对“唐金鹤的质疑和编者的点评”一节我不得不引述原文一一回答。 “对比孙的回忆与唐的记述,我们看到有许多不同。比如:孙文中说塞棉纱的是王同学,即王庆章;唐书中则是张建国。有关文件资料似乎证实了唐的记述。” 这些用词很有意思,表现出作者的随意性。我请问,你的“有关资料”是什么资料?是哪来的?为什么还是“似乎证实”?难道对这样的“大案、要案”,对历史事实,就用“有关”、“似乎”这类东西行吗? 关于肋骨断的事,我们(包括王庆章、张建国)当时根本不知道,在公安局拘留时也没有听说。我听到这个情况是在1971年清查5·16时的批判大会上。当时我推测,回到甲所后,保卫组的青工一直给罗做人工呼吸,大约有二十分钟(我先去找医生,后到总部叫来陈继芳、王良生),估计小青工们按压力量过大导致骨折。当然这只是猜测,实情只有查看公安局的档案。 关于抓罗征启父亲罗老先生的事我写得很清楚了。谢谢陈学长公正地表示“应该相信他本人的记忆”。 关于“麻袋套头”的事,“黑牢”书中表示:“这个区别,可能是时间过久造成的回忆误差,对事件的主要情节和性质并没有影响。”我可以明确地说,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回忆误差。当年清查5·16时就有这个说法,但这是个不知出自何处的不实传言。事实上,直到八十年代 “清理三种人”运动,一直在使用清查5·16运动中整出来的材料(有些甚至进了档案和正式文件),而这些材料的可信度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是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的常识了,难道今天我们这些老清华人还不懂?请问今天谁还会使用反右派的材料?谁还会相信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 我说的这些,都只是为了从当事人的角度澄清一些史实,指出编著者对历史事实不够严肃认真,希望校友们提出批评意见,但不要引发派性争论。 《黑牢》一书的重头戏是陈楚三主笔的“第三部分 ‘罗文李饶反革命集团’和‘十二人反党集团’冤狱”,其中重要资料来自一份中央文件。讨论中有群友希望批评者指出书中有哪些“严重失实”的地方。作为当事人,我将依据自己的亲历和所见所闻,证实确有某些 “严重失实”的内容,并由此质疑这份所谓的中央文件。可以说,这是我和陈楚三的私聊变成公聊,也算我的进一步答辩。
热心读者纠误
本刊194期发出后,有热心读者来信说:该期评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一书文章的最末一段,说“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在张春桥身边工作十余年,但是其户口一直在盐城老家……张春桥曾表示,只要自己在位,绝不会动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秘书解决户口”,所述有误。据知情者说,应是何秀文家属的户籍一直没迁上海,而不是何秀文本人的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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