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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九四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2月28日第194期
〖上海文革专辑3〗
生逢乱世
周 励 17岁少女一封惹祸的信
史实考订
周 言 难称信史的人物传记——评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叶昌明 简评《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附录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摘录）
何 蜀 “联络站”、“档案”及其他——对张文豹口述的几处考订
附录 张文豹口述 黄谦整理 1966年四见陈丕显
史林一叶
叶昌明 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和早期机构人员情况
一、从“红旗战斗队”到筹建“工总司”
⒈ 因调查“红雷小组”问题而走上社会
⒉ 筹建“工总司”和成立大会
二、“安亭事件”
1. 我在安亭车站所见、闻的情况
2. 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三、“工总司”早期机构和人员情况
⒈ “工总司”初期队伍的形成
⒉ 总部早期的机构和人员情况
⒊ 总部领导核心和机构人员情况
⒋ 在总部工作的红卫兵、教师和机关干部
⒌ 在总部的上海警备区支左小分队
叶昌明 关于“工总司”主要核心成员的生活待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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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17岁少女一封惹祸的信
周 励
《昨天》编者按：1968年，上海17岁的初中女生周励给《文汇报》写去一封信，对当时的文革动乱提出了自己完全从当时所受的正统“革命教育”出发的并不“异端”的善意批评，结果却遭到一场严厉的批判，此后许多年成为她个人档案中的“政治污点”，直到否定文革之后才得以解脱。从这样一封信引起的遭遇，可见当年政治生态之恶劣到了什么地步。
作者简介：周励（左图为近照），女，1950年11月生于上海，1969年赴北大荒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上大学医科，1985年赴纽约州立大学自费研读MBA，1986年创业经商。1992年发表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2006年发表《曼哈顿情商》。近期发表自然探险文学作品，有《南极追梦》《穿越百年，行走南北极》《极光照耀雪龙英雄》《攀登马特洪峰》《生命的奇异恩典》等。现为美籍华人作家。
2018年11月25日生日之前，我意外翻出50年前17岁时一气呵成写给《文汇报》的信，四小页信纸折皱发黄，字迹依稀可辨，这真是意外的生日礼物，也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重要主线和历史旁证。之前我一直以为这封因造反派逼我写检讨而还给我的信早已丢失。1991年秋天我写《曼》书“代序”和第三章《少女的初恋》时，曾很想引用“一封信”的详细内容，记录那个时代一个上海少女的纯真情怀和社会背景，却怎么也找不到这封信。而这时居然突然发现夹在我当年的北大荒日记本一个半个巴掌大的小纸袋里，翻开阅读久违的文字，浮想联翩，悲喜交集。
1966年文革前，我是上海市委机关瑞华大院长大的初二班级团干部、市少年宫小伙伴艺术团合唱队的阳光少女。记得1964小学毕业时班主任给我这个中队文体委员写的评语是：“兴趣广泛，爱憎分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特殊时代却炼成“悲剧”。文革初期一双少女的眼睛困惑地看着老干部、老教授挂牌挨斗跳楼自杀，我义愤填膺又百思不解，本来就酷爱阅读的我开始了孤独漫长的地下读书。
1966、1967年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赫鲁晓夫主义》《斯大林时代》《一元论史观》《法国大革命史》《第三帝国兴亡史》，特别是《联共（布）党史》，其中一些书一直立在父亲由市委机关分配的棕色书橱里，被我翻出来放在床头。我也向哈军工北京干部子女借来一些书籍。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亦不断重演。我在阅读中顿觉恍然大悟，又感到被“黑云压城”憋得闷死了，“文革再进行下去，国家要崩溃了！”犹豫良久，我终于大胆给《文汇报》写了一封信，署名“十六岁”（文革开始我16岁），幻想一个上海女生单纯热情的心声能够让《文汇报》振臂一呼，扭转局面。结果引来学校工宣队组织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判。
今天看来很难想象这封信出于一位出身南下干部家庭的上海少女之手。现在十七八岁的少女估计也不会感兴趣，也许她们沉迷上瘾于《慈禧攻略》《甄嬛传》这类后宫争宠剧里。只希望同龄人愿意读完《一封信》。写到这里我耳畔响起儿时喜欢大声背诵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现对照原信图片，将文字一一录出。请读者穿越回1967、1968，语言具有那时特色。写这封信时我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只是阅读《文汇报》社论后一封建言献策的读者来信，哪想到险些惹来杀身之祸：信被《文汇报》退回到我中学，工宣队核对笔迹发现是我，立即毫不留情开展大批判。原信内容如下：
文汇报编辑部：
十二日文汇报《论派性的反动性》社论及十三日关于我国外交部对美帝老挝右派飞机轰炸我国云南省的强烈抗议的发表，使我们在对形势估计上产生了一系列看法，故与你社商榷，希给予分析批判。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左派”可能作为法西斯的“第五纵队”而把国家导致灭亡（至少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恩格斯曾经说过：“为了目前的利益而忘却了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效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这种作法也许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始终是机会主义，并且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况且这些十足反动的派性，更何尝不如此呢？这些热衷于武斗（应当说是军事化开战——东北甚至动用了飞机坦克），肆意捣乱国计民生，摧残国民经济，无休止地进行着赌博似的内战的“响当当”们，完全忘记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使中国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政权继续进行革命的一个先例——照他们如此得逞下去，我国将在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张的新月型包围圈中，在国内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形于一盘散沙，而军备又困乏的状况下；在运动使我国失去国际广泛的同情者的困窘中（本来新生事物的出现向来就只被少数人意识到和给予支持的，更何况现在这一新生事物给那班家伙糟蹋到何等地步？）——行于毁灭——不同于南斯拉夫、苏联形式的但同样可以作为历史惨痛教训的毁灭。（上图为原信首页）
如果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变色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转折点的话，那么世界上最后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独特色彩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葬送，将会使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陷于毁灭性的缘境……历史将发生划时代的大倒退，前景不堪设想……
这些“造反派”们也许可以一遍一遍地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次一次地高唱赞歌，但是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的派性，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航船向共产主义行驶的巨大逆流，成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矗起的最大最直接的惰力。事物就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可以把你最“美好”最“真诚”的动机，变为最可怕的现实效果。
也许我们这样看是过于悲观过于急躁了——“要看主流，不要光看阴暗面嘛，”人们会说。但是矛盾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转化着的，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客观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人们能够凭空臆想或随意加以解释的。——“慢慢来，自己教育自己嘛！”这是“老左派”观察事物的口头禅。我们要问，如果你不是傻瓜的话——如果你已看到我国在世界革命中的所置点，你已看到国际局势的战争威胁状态，如果你已经深知这一切——可还诌着这些胡言乱语，这不是存心给自己脸上抹黑、存心开自己的玩笑吗？——只有丝毫无点事业心的庸俗市侩，才会演出这类不顾现实、漫不经心的陈词滥调。
形势教育如果只束缚在狭窄的范围内，那么这种教育再加强也是徒劳的，只能等于0或1。故我们希望你社能够在报上大作能够激奋人心，使人理智的国内与国际形势的宣传与教育，利用你社在群众中的威望与声誉，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用哪一位英雄的话来说吧：优点是客观存在着的，不表扬也逃不了，而如果放松或取消对缺点的批评和指责，那将会使你滑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对革命事业一定要负责，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负责，这里也需要能够“斗私批修”，斗行会主义，斗狭隘集团主义。
最后，我们疾呼：一切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打倒派性，斩断黑手，扭转局势，把一切企图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可怜虫抛得远远的，作不愧先人的后代，不愧后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驱者。
1968年1月17日.十六岁
就是这样一封信，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谁能想象得到会引起什么后果？
我是1950年11月25 日出生，1968年1月17日 实为十七岁零一个多月。署名“十六岁”亦有强调年轻和保护自己之意。寄往文汇报的信封写了中学地址。后来遭遇的一连串不幸，被我写入了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代序》及第三章《少女的初恋》中：
……当我17岁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偷偷地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贪婪地阅读着《战争与和平》，并写下了大量笔记。在那个同样冷冷的角落里，我又如饥似渴地读完《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联共（布）党史》，并且大胆地给《文汇报》投一封信……这一下引来了学校发动的对我的批判。我的日记本，连同扉页上贴着的这位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的画像，都被造反派搜去，付之一炬。开完批判会回来，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泪水从面颊流淌下，一时间，竟想到要去死。可我还太年轻，才是17岁的少女啊！我咬了咬牙，抹了几把眼泪，就挺过来了。谁又能想到，今天，我在曼哈顿的夜晚，在Tiffany's首饰店的橱窗前，追思着托尔斯泰那颗伟大的心灵，而也许在明天，我又会到俄罗斯的大地上，去追寻那位老人的足迹……当我在北大荒的风雪中绝望地哭喊着，泪水与呵出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在眼睫毛上凝固成冰凌，又渐渐融化，又苦又涩地流到嘴边——那是因为造反派和工宣队把厚厚的批判材料悄悄地塞进我的档案，他们表面上批准我去兵团，而暗地里却想堵死我今后的一切道路，连我刚被全连评上的兵团五好战士，也因为“档案中有问题”而被拉下来！18岁的我，向谁求助呢？只有一个人伫立在风雪中，尽情地哭泣…谁又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会坐在欧洲18世纪宫廷建筑的白色市政大厅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与纽约市长侃侃而谈，或是在气氛欢乐而幽默的圣诞晚宴上，周旋在美国富商巨贾与社会名流之中？究竟是机遇或命运，还是股什么力量，使一个异国女子能在美国这块竞争激烈的土地站住了脚？
令人欣慰的是，1968年因这一封信出事后，同情鼓励我的同学不少，除了工宣队造反派大加批判，虚张声势，扬言要“抓出背后黑手”之外，没有一位同学、一位发小、一位朋友批判或批评过我，有的还表示非常欣赏，为我少女时代挨批的凄凉心境带来温暖，令我振作起来，继续阅读、写日记。
以后无论在北大荒十年还是美国自费留学，我一直在记录大千世界里的微小生命。最后在1992年以美国客户对我的称呼写了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发行160万册，获得《十月》长篇文学奖、首届《中山杯》文学奖，被评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十部书籍之一。董鼎山先生评论，“展示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一代人。”
如今重新看到手里这封50年前几乎碎裂的信纸, 仿佛被泪水或是雨水浸透化开的字迹，验证了一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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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难称信史的人物传记——评郑重《张春桥：1949及其后》
周 言
《昨天》编者按：本文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21年7月号，经作者同意本刊转载。
一
二○一七年是张春桥的百年诞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海老报人郑重先生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下称《张传》），洋洋洒洒近八十万字，以当时八十二岁的高龄出版这本近八十万字的巨著，作者的努力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在通读全书，却发现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
作为历史人物传记，尤其是在中国惨烈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影响最大的政治运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张传在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海量的当事人访谈，系统性勾画了张春桥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政治生涯，相比之前叶永烈的《张春桥传》，显然有着明显的进步。但是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郑著《张传》仍是不合格的，存在着大量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部分，甚至有为数不少的假注释，并且在行文中存在大量的史实讹误，有的讹误是致命的硬伤。尤其是涉及到张春桥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姚文元的部分，有许多不实之处。
张、姚在中共建国后的十七年中，从反胡风运动开始直到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乃至其后文革十年，始终是政治同盟，张不离姚，姚不离张，五十年代后期姚文元搬到思南路解放日报社宿舍，其住所楼上就是原来张春桥的住所。文革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两人在北京一度同住钓鱼台九号楼，直到文革末期姚文元的家属迁居北京才分开居住，这在全世界政治史上也相当罕见。虽然两人相差十四岁，但是平生风义在师友之间。张春桥自一九五八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之后，很少自己动笔，几年才发表一篇文章，这并不意味着张春桥不写文章，而他的很多意见，都通过姚文元的文章得以阐发，姚文元五十年代末以后的许多重要文章，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便得到了张春桥的修改，双方是铁打的政治同盟。因此郑重如何写姚文元，便成为了衡量《张传》是否站得住的问题，显然《张传》在写到关于姚文元的地方，存在着许多硬伤，站不住脚。
二
第一个问题便是一九五七年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姚文元的问题。《张传》指出，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上午，中共中央在颐年堂召开中央各报刊、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王蒙、李希凡和姚文元，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还说：“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较少。”……毛泽东赞扬姚文元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很重视，张春桥更是特别高兴，向柯庆施详细汇报了姚文元的情况。
首先召开会议的地方，并不存在所谓的熙年堂，而是颐年堂。而郑重引用的毛泽东讲话的来源，标注出自中国作家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战斗队1967年编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1966）》，但是我查阅了郑重注释里的这份材料，并没有发现毛泽东二月十五日的这次讲话，这份材料一九五七年的部分，从一月到四月，提到毛泽东讲话的地方，只谈到了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因此这个注释是一个假注释，而且这份材料错误颇多，比如把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时间印成了1966年。
事实上这次讲话是存在的，郑重引用材料的来源应该是网络，这个讲话在正式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有记载，只是保留了关于王蒙的部分，删去了谈到姚文元的部分。 这是官方年谱对于毛泽东讲话刻意的删节，按照中共高层人物传记年谱以往编撰的惯例，删去毛泽东夸奖姚文元的话，也是文革之后的惯例。而毛泽东谈到姚文元的两次，一次是评价“不错的”，一次评价是“片面性较少”，这两次评价并不是在同一次谈话，“不错的”是二月十五日的谈话，“片面性较少”则是三月十日和徐铸成、曾彦修等新闻工作者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徐铸成、曾彦修留下了一手的回忆资料，尤其是曾彦修指出，在三月十日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姚文元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他都看。毛泽东还问大家，你们看过他的文章吗？毛泽东还推荐说，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文章，“也就是说我们要永久拜姚文元为师” 。
其次是张传中提到毛泽东表扬姚文元之后张春桥向柯庆施汇报姚文元情况一事。张传指出：“毛泽东表扬姚文元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中共上海市委很重视，张春桥更是也特别高兴，向柯庆施详细汇报了姚文元的情况。”这段叙述没有任何来源，也没有任何出处，我查找了叶永烈写的《四人帮兴亡》，发现郑重的叙述，便来源于叶永烈。叶永烈的叙述是：
“姚文元是何许人也？”毛泽东向柯庆施打听。
张春桥向柯庆施介绍说：姚文元乃姚蓬子之子。
“哦。原来是姚蓬子的儿子！”柯庆施对姚蓬子非常熟悉。
柯庆施赶紧向毛泽东汇报：“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
“哦！”毛泽东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却并不介意。
这段叙述绘声绘色，叶永烈如同当事人，亲历张春桥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继而向毛泽东汇报。显然这种叙述是八十年代以来传记文学叙述中的虚构。即便是有类似的传闻，显然也不应该把这种传闻写入正式的人物传记，而且不加任何的注释。事实上据姚文元晚年回忆，毛泽东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康生当面向毛泽东介绍，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毛泽东当着姚文元的面对康生表示，自己很早就知道姚蓬子。 姚文元这段叙述并没有提到毛泽东知道姚蓬子的时间，但根据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在延安演讲随后在《七月》杂志发表的《论鲁迅》一文来看，毛泽东在三十年代便已经知道了姚蓬子，首次知道的时间可能更早。
而郑重在写到姚文元的另一处，则没有沿袭其对叶永烈偏听偏信的“传统”，开始随意发挥，并且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召开时间都不清楚。《张传》写道：“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正是热风吹雨洒江天的时刻，毛泽东主持的庐山会议开幕……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写了歌颂共产主义、大炼钢铁的文章，很是活跃，此时（庐山会议前后）却沉默起来，没有动笔，究其原因，是姚文元曾写过一本评论杜鹏程小说《保卫延安》的小书，歌颂大将军彭德怀。姚文元深知此事干系重大，就在大伏天蛰居起来，静观事态的发展有半年之久。直到七年以后，他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心中余悸才算消失。庐山会议，还埋下了一个日后的重要伏笔，即‘海瑞问题’。”
郑重的信口开河，显然完全没有搞清五十年代庐山会议的具体召开时间，郑重首先把庐山会议的召开时间写成了一九五八年，其实一查《张传》中经常引用的《毛泽东年谱》便知，庐山会议的召开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郑重在把庐山会议提前一年的基础上，继而发挥说姚文元知道自己歌颂了彭德怀，而彭德怀在庐山上被批斗，姚文元所以“蛰居”。显然郑重没有读过姚文元评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的那本小说，即《革命的军队 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的几个特点》，该书作为读书运动辅导丛书，出版于一九五八年十月，早于庐山会议近一年。
而即便是郑重把庐山会议的时间弄清，关于姚文元“蛰居”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查文革后四人帮专案组编写的姚文元写作目录便可看出，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召开之后，姚文元的写作密度并未减少，光庐山会议期间，姚文元就发表了八篇文章，第一篇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废物中有奇珍异宝——读书札记》，最后一篇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全》，八篇文章，何来“蛰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后直到年底，姚文元共发表了二十六篇文章，加到一起三十四篇文章，如此“蛰居”，实属罕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郑重所说的海瑞问题源于庐山会议，显然是不正确的，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是在一九五九年四月，显然早于该年年中召开的庐山会议。
而郑重这一段叙述，虽然没有注明来源，但是我经过查阅发现，这一段叙述抄袭自史云编写的、二零一二年于香港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实传》，史云的叙述是：“一九五九年八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地定为‘右倾反党集团’的头目，姚文元立刻目瞪口呆。庐山会议前后两段形势变化之快，即使跟着柯庆施上了庐山的张春桥再给他打招呼，也来不及写新的《录以备考》了。所幸的是，全国新华书店和图书馆接到文化部通知，将作家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各种歌颂彭德怀作品——包括姚文元的吹捧小册子——立即从书架上撤下封存销毁，这才使他免于尴尬。” 从郑重《张传》的注释来看，他显然看过这本书，只是在写道这一段的时候，没有查阅史云的原书，凭借自己的记忆写出了这一段叙述，而没有加上注释。
而《张传》除了把重大事件弄错之外，还存在着对访问者偏听偏信，不加甄别的错误。《张传》指出，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和江青谈历史上的儒法斗争问题时，给江青读了《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随后不久姚文元回沪，通过姚文元在上海的秘书胡鼎钧召见朱永嘉，向朱永嘉出示毛泽东用红铅笔写在日历纸背后的那首律诗，“那时只让我看，要用脑子记，不让我抄。”
郑重此处的第一个错误，是把胡鼎君写成了胡鼎钧，显然是因为书中提到了另外一位文革的当事人“胡守钧”，打胡鼎君的名字时发生的笔误，如果出现一处，还不要紧，全书多处提到胡鼎君的地方，都写成了胡鼎钧，这样《张传》光人名这一处就存在几十处错误。另外据郑重在书中给出的注释，是二零零二年朱永嘉接受郑重访谈时的记录。如果不是郑重给的注释作假，那么就是朱永嘉的回忆存在错误。事实上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和江青那次谈话过后，姚文元一直在北京，从未离开。而姚文元的家属，正是一九七三年开始陆续搬到北京的，姚文元在一九七三年就更不可能回上海，更不可能通过胡鼎君见朱永嘉。
我所描述的这些情况，来源是胡鼎君本人的工作笔记，据胡鼎君记载，从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一共回上海十三次，胡鼎君参与十一次，还有两次是因为胡鼎君住院，由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负责参与和安排的。在胡鼎君的记述中，一九七二年十月姚文元曾回过上海，这是他担任姚文元秘书之后，姚文元第十一次回上海，而第十二次则是一九七四年一月，第十二次姚文元确实找了朱永嘉谈话，但是并不是单独与朱永嘉谈话，而是和朱永嘉、王知常一起谈话，因为当时萧木已经到中央工作，因此姚文元组建的由“朱、王、萧”组成的“《红旗》组稿小组”，当时在上海只有朱永嘉和王知常。
而《张传》中涉及到姚文元的地方还有不少错误，比如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底，周恩来进入连续昏迷状态，中央领导人到医院探望周恩来，郑重写道：“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他握手的，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张春桥说：你和文元要好好好帮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他同叶剑英谈话时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四人帮）手里。” 郑重给出的注释是《周恩来年谱》，但是我查阅了年谱，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对话记录，没有周恩来和张春桥的对话记录。而我查阅了周恩来与张春桥对话的来源，发现郑重是从顾保孜、杜修贤《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中抄来的，没有注明来源。而顾、杜的书中也没有给出可靠的来源。显然郑重在此处是移花接木，通过剪裁、拼凑，形成了一整段叙述。
三
另外张传最明显的胡编乱造，在于《张传》中谈到陈永贵曾经回忆一九七零年的庐山会议，据《张传》引用陈永贵的回忆称，当时毛泽东曾说：“春桥、文元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理论权威。”并且让陈永贵“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们俩教你理论，互相学习嘛！”《张传》此处关于毛泽东的谈话，给出的注释是秦楚《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刊登的刊物是《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第一，这篇文章是一篇网文，是胡编乱造的，章立凡曾在网络撰文，指出这篇文章的来源应该是师东兵胡乱编造的（实际上师东兵只是见过很多中共高层人物，如华国锋、胡耀邦等人，但是鲜少有采访），网络转载时一个叫做秦楚网的网站曾经转载，再次被其他地方转载时又把来源的“秦楚网”误传成了“秦楚”；第二，《历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权威刊物，几乎从来不刊登党的历史的文章，郑重在书中给出的这个注释，充分暴露了其把网文注释成核心期刊的文章，增加其权威度的微妙心理。
诸如此类案例的不胜枚举，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胡编乱造的情况。比如谈到毛泽东、林彪、张春桥时，郑重写道：“一九七零年，毛泽东带着张春桥、马天水去苏州见林彪，谈话在专列上，谈话过后，毛泽东的专列开走，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看到林彪、张春桥在站台上还谈了一阵，似乎在争论，彼此都有些不愉快。”郑重给出的注释是二零一三年访问胡鼎君的记录，而胡鼎君本人在二零一七年年底在郑重的《张传》这一部分上注“瞎编而已”，胡鼎君还顺手改了两处错误，一处是郑重写到当时张春桥的司机叫“李金发”，胡鼎君改为“李奎发”，李金发是民国时期的象征派诗人，四十年代末便迁居美国，如何在文革期间给张春桥开车？另外还提到李奎发和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准备去接张春桥时，带了“几瓶汽油”，汽油如何用瓶装？胡鼎君改为“加仑桶”。
除了一些明显的硬伤和为数不少的移花接木之外，《张传》的很多精彩部分，并非来自于作者本人的研究，而是掠他人之美，而没有加以说明。其中抄袭最严重的书，就是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小组成员高文谦赴美后在香港出版的《晚年周恩来》，《晚年周恩来》一书耗尽高文谦半生心血，是根据八十年代高文谦在周恩来研究小组所撰写的《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初稿改写的，此书大体上站得住，凡是有注释的地方，基本上是一手材料，但是正文部分，许多是高文谦自我的推论和评价，见仁见智，可靠性不如有注释的一手资料，对此金冲及曾经对高文谦此书提出过批评，并称对高文谦出版此书“感到痛心”。而郑重显然对此书没有任何的鉴别能力，郑重所抄袭的，几乎都是高文谦自己的推论和评价部分，对于书中的一手资料，则很少有引用。
在写到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时，郑重引用了《毛泽东年谱》的谈话记录，而没有引用高文谦更为一手、没有删减的记录，高文谦引用的记录相比《毛泽东年谱》公布的记录，多了如下的话：“你们还年轻，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郑重在引用了《毛泽东年谱》中经过删节的记录之后写道：“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表面上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实际上通篇重点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但在要害处，语气很重，露出杀气，如‘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是能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的。单独接见张春桥、王洪文，也表明在十大时他们的政治地位会提高。”
郑重的这一段叙述，几乎完整抄袭自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的相关章节，查《晚年周恩来》可知，高文谦的在谈到毛泽东与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后，高文谦写道：“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表面上虽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通篇重点却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露出杀气，已经大大超出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郑重对高文谦的这一段叙述，删去了“却”，加了“实际上”，把“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改为“但在要害处，语气很重”，同时删去了“已经大大超出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这一句话，另外略加删改，加了“单独接见张春桥、王洪文，也表明在十大时他们的政治地位会提高”这一句。郑重这一段叙述，没有加任何的注释，按照最基本的学术规范而言，显然是严重的抄袭。
而郑重忽视了高文谦原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即毛泽东原始的谈话，谈到“上他们的贼船”时，实际上说的是“上乔老爷、姬老爷的贼船”，只不过毛泽东在审阅记录时，为了乔冠华和姬鹏飞的颜面，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这种提法，据高文谦访问乔冠华、章含之的记录，在后来的批周会议上，王海容、唐闻生专门就“上贼船”这句话做了解释，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而在谈到随后的批周会议上邓小平的发言时，郑重写道：“一九八八年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访问了十届、十一届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做了一个谈话记录。纪登奎说，邓小平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才做了发言。”而郑重此时的叙述，没有给出注释，使得读者会误认他看到了这份记录，而实际上这份记录也是来自于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在这本书里高文谦专门用了一节谈了历史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关系，由此引用了这份记录。郑重在此处显然是把二手资料写成了自己的一手引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符合学术规范。
四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张传》确实花费了作者不少的心血，而且访问了诸如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姚文元的秘书胡鼎君、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姚文元的女儿三三、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成员萧木等张、姚身边最重要的当事人，从目前来看，确实是市面上专门写张春桥最重要的传记。全书也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在细节上，确实存在着可推敲、可修改之处。但是限于作者的阅读范围，有许多重要的史实，郑重本人并未提到，笔者不揣冒昧，略提一二。
首先是在反胡风运动中的张春桥，郑重只写到了张春桥执掌《解放日报》组织版面批判胡风，其依据是报纸上公开的材料，而报纸上发表的反胡风的文章，是否出于张春桥的授意和组织，还是具体工作人员根据中央和市委的精神组织的，这一点没有过多的证据，因此也不能完全归结于张春桥的推动，另外郑重没有提到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底，文委书记夏衍调离上海去北京，张春桥接替夏衍成为上海文委书记并且成为胡风专案组成员，按照王元化的说法，他在胡风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便和张春桥有着直接关系。 正是因为张春桥成为胡风专案组的成员，才能更直接推动反胡风运动。
另外郑重访问的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在张春桥身边工作十余年，但是其户口一直在盐城老家，文革后隔离审查，打回原籍，艰难度日，数年来对文革经历几乎只字不提，后来在朱永嘉的斡旋下，郑重才得以去盐城访问何秀文。张春桥曾表示，只要自己在位，绝不会动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秘书解决户口。虽然从当时的年代背景来看，张春桥此言，符合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党性和自我修养，但是无论用人还是带兵，最忌讳“薄情寡恩”，尤其是在打倒陈丕显的问题上，张春桥有着不可辩解的错误（虽然从陈丕显文革后的表现来看，其比张春桥的薄情寡恩有过之无不及）。这就是张春桥为何到中央文革工作之后，和党内诸多高层结下深仇大恨、最后墙倒众人推，几乎没人愿意为他说话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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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简评《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叶昌明
近日看到一篇发表在《档案春秋》上的“专稿”，是原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向作者尤乙“追述”1966年11月“他亲自参与处理‘安亭事件’的前后经过”。作者在篇首写道：“真要对‘安亭事件’描述其详，即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却也大多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三，直接亲历者毕竟有限。而作为当时置身于风暴中心，亲手处理此事的老一辈领导同志，原本就屈指可数，如今更因年事高远而相继辞世，存世者几乎已无从寻觅。韩老的追述，因此而更显珍贵。”
我是“安亭事件”的亲历者，又是主要当事人之一，也赞同作者此说，很想看看“追述”中我所未知的“其二三”。不过看完作者的全文后，我感到很失望，认为作者此文中错处颇多，疑是作者没能完整记录和整理好这篇“追述”。顺便说一下，作为一个釆访者在对话一位年事已高的长者，又是年已久远的往事时，应事先对所采访的问题做好“功课”，事后也应对“记录”认真地整理、核实。像“安亭事件”这一老话题，社会上已有许多文革史研究学者的文章、专著，作者也理应先查阅和后核对，但看来作者没有做好这些“功课”。下面就按文中程序举例：
① 文中写到：（10日晨）“潘国平等人强行登车，驱驰北上至南京。”后面又写到10日晚，韩哲一接中央电报去安亭后，找到了潘国平，“整个谈判过程中王洪文始终没有出现，只有潘国平一人充任‘工总司’的全权代表。”
讲潘国平乘车去了“南京”，这就明显错了！潘与王洪文是一起乘第二列车到安亭的，到南京的是第一列车。若是潘到了南京，他又怎么能在安亭参加谈判呢？同样的问题还有下例。
② 讲到10日黄金海在安亭车站，并与潘指挥众人“卧轨”，使14次特快停车一事，也是不实之词。黄金海是在11日才去安亭的，怎么可能在10日就“决计不按常理出牌”指挥所谓“卧轨”？甚至“数百名造反队员……横七竖八躺倒一片”，更是完全没有的事。造反派工人乘坐的列车车厢被停在支线煤场，工人们也主要在煤场周边，与正线不相干。谁不知火车压死人不偿命，要阻拦火车用得着卧轨？实际上拦停14次特快列车是在安亭的上海铁路职工谢鹏飞等人用红旗包了信号灯，以“红灯”信号拦停列车的，拦车的目的也并非为了阻断交通，只是希望将造反派工人乘坐的车厢挂上去拉走（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中有专门一节《安亭拦截火车事件》有详细记述）。
③ 文中又写到“韩哲一决定直接向滞留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派传达中央意见，劝他们返回。潘国平调来一辆大卡车，陪韩哲一等一行前往车站。到达后，韩用大喇叭与工人直接对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写这件事的，但还没见有第二份能证实此事的资料。韩老在安亭车站与群众见面，确有其事，只是时间是在11日的上午，而不是10日晚上。但作者在文中完全没提到这次与群众的见面。查李逊著《革命造反年代》（第315、315页）中记有：“11日上午10点右，韩哲一和上海副市长李干成等在安亭车站与工人们见面。韩哲一答应工人们可以派少数代表去，这是李富春副总理的意思。”“韩哲一站在塔吊上向工人们讲话……一些代表要求韩哲一在他们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韩哲一写上……签了名。”
④ 文中写到，“张春桥去安亭后，态度突然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口头上同意了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并说，只要同意回上海，就可以正式签字。”在一部分造反派回到上海后，接着又写到，“13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明确不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当面并没有表示异议。”“但当天下午，张春桥却在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现在已经知道：张春桥签字的“工总司五项要求”，是13日下午在文化广场谈判时，潘国平与在场红卫兵商议中一条条凑出来的，这之前是不可能有完整的“五项要求”的。《革命造反年代》中对此有具体记述可查阅。市委14日召开常委会，对张春桥的签字，当然是一片反对声。
⑤ 韩回忆中还回避了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上海市委是以造反派拦停14次特快车致使沪宁线交通中断而急电中央的。按文革后官方的讲法（韩文中也这样讲的），14次车在安亭被拦停三十多小时。那韩到安亭去处理时，14次车应还拦停在安亭。为什么韩与潘等造反派谈判时，竟一字不提放行14次车的问题，更没有去关心一下14次车（特别是众多的旅客安危）呢？
前些时曾看到原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的口述回忆《四见陈丕显》（黄谦整理，发于2011年《炎黄春秋》第7期），文中又是这样写的：曹荻秋14日在“康办”开市委常委会（张文豹列席），听取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意见。张春桥指责市委不支持工人造反派是犯错误，又讲他“带来中央文革小组的5点意见，请你们考虑”，接着马天水、王少庸表态支持，曹荻秋讲“按春桥同志的5点意见、我们照办好了。”这与韩哲一所述又不同。到底应相信哪个版本？
附录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
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摘录）
尤 乙
珍贵的追述
……按照事先拟定的话题，韩老今天要向我们追述的，是1966年11月他亲自参与处理“安亭事件”的前后经过。
尽管世事苍茫，数十载光阴匆匆流逝，然而如今中年以上的人，有谁不知道“安亭事件”呢（如果说舞文弄墨的“文革”肇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么，大肆“夺权”的起点，便无疑应当归属于“安亭事件”。正是从那一刻起，上海开始大乱，中国开始大乱。夺权的风暴瞬息之间席卷了1967年1月的那个凛冽的寒冬。老一辈革命家所掌握的各级政权“大厦”，轰然倒塌，“文化大革命”的这架疯驼，自此脱开缰绳，撒野狂奔，十年未已……
然而，真要对“安亭事件”描述其详，即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却也大多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三，直接亲历者毕竟有限。而作为当时置身于风暴中心，亲手处理此事的老一辈领导同志，原本就屈指可数，如今更因年事高远而相继辞世，存世者几乎已无从寻觅。韩老的追述，因此而更显珍贵。
事件起因
1966年11月8日，连日来已被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带领的南下红卫兵搅扰得乱哄哄的上海街头，突然张贴出许多内容相同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矛头直指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两同志。
海报的署名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即后来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工总司”。
同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直闯康平路“爱棠”上海市委书记处，恶狠狠地提出三项条件：
一、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的代表限令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必须于当日下午2点以前答复他们的要求。
市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限令”进行讨论。
说实话，面对当时疾风暴雨般袭来的工人和学生两股运动势力，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完全猜不透发起这场运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根本不清楚该如何应对。韩老说，在我们看来，所谓的造反派“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唯有发自心底的反感甚至憎恶。面对难题，只能向中央请示。电话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铸回答非常明确：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这一答复完全契合韩老等一班人的心思，上海市委旋即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干脆明了。 斩钉截铁。
然而，再严正的答复，也阻止不了“工总司”一意孤行的脚步；已然形同虚设的国家权力机关，正是他们蓄意趟平的政治屏障。
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如期举行，王洪文、潘国平等纷纷登场。会上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声称：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是一个在上海，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公开发出的“夺权”动员令。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都遭拒绝。当晚9点，“工总司”组织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遭拒绝。10日凌晨，恼羞成怒的造反派涌向上海北火车站，扬言“北上告状”。
韩老回忆道，潘国平等人强行登车，驱驰北上至南京，其余大部分造反派则被华东局和市委有意识地引出北站，抛在安亭，以避免市中心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那是一个远离市区，毗邻江苏的铁路编组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于下一步开展瓦解工作比较有利。
10日上午8时许，上海铁路局按照华东局的指示，把乘载造反派的602次列车阻滞在安亭车站的岔道上，然后摘下车厢，命机头单独驶往常州戚墅堰。使602次车失去动力，动弹不得。这样一来，虽还有一部分造反派步行去了苏州和南京，但大部分都被留在了上海境内。
同日上午，市委组织人员往安亭送去大量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经过市委派出干部们的规劝疏导，原本乌合的造反派人心涣散，已有一部分人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眼看北上之行即将功亏一篑，已然疯狂的潘国平、黄金海等决计不按常理出牌。
数百名造反队员冲进安亭车站，强行卧轨，横七竖八躺倒一片。中午12时许，北上首都北京的第14次列车不得不紧急停车，被迫滞留。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就此被腰斩，延续时间长达31小时34分。中央为之震惊。
“安亭事件”由此起焉。
临危受命
京沪大动脉瘫痪事件发生的当天，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韩哲一，收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名道姓直接发给他的电报。电报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要求韩哲一去安亭出面处理此事。中央的原则是，让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北上，不要成立工人造反司令部。同日，陶铸也打来电话，重申，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成立造反司令部，不同意进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让工人尽快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陶铸给华东局和市委也打了电话，重申同一内容。
中央直接发电给韩哲一个人，而不是给华东局或上海市委这样的一级组织，有悖于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组织程序。时隔几十年后，韩老分析，中央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属于特例。早在1964年初，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就已发现身患肺癌，在华东医院作了肺叶切除手术。1965年初，柯前往广州疗养，3月，转到成都看花市。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中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设宴招待赴川视察的朱德、贺龙及柯庆施。柯饭后引发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北京、上海派出的两个专家医疗小组多方抢救，却终于不治，于4月9日下午去世。
柯去世后，华东局由于缺少了主事的一把手，给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至于由谁来接替他，当时党内虽有种种猜测，但毛主席始终没有定。华东局当时的书记处书记由六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兼任，专职书记只有魏文伯、韩哲一两人，他俩曾多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要求中央有个明确的态度。事情报告到毛主席那里，主席一锤定音：采取联合国的办法，实行秘书长专政。自此以后，兼任华东局秘书长的魏文伯，便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韩哲一则继续分管工交方面的事。
按说，处理“安亭事件”应当是上海市委职权范围内的事。然而，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因患鼻咽癌，正在住院治疗，尚未完全恢复，上海市的工作暂由曹荻秋市长主持；但曹荻秋同志被造反派视为主要目标，穷追猛打，无法正常工作。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文革”之初就因常犯心脏病，连中央点名要他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未能履职，此时亦无法出面。当时韩哲一分管工交工作。在中央看来，铁路运输瘫痪，毫无疑问属于工交范畴内发生的事故，由分管工交的书记出面处理比较合适。如此亦可看出，中央当时还是把“安亭事件”作为事故、而非政治事件来对待。
亲赴安亭
韩老笑道，这些都是事后的分析，当时哪里看得清嘛。
接到陈伯达的电报和陶铸的电话后，韩哲一立即带领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长的李干成和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赶赴安亭。
10日傍晚，韩哲一等一行在安亭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的厂房内落下脚来，作为与“工总司”交涉的临时谈判点。然而，乱哄哄的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露宿野外的工人造反派，根本找不到谈判对象，也不知道该和谁谈。经过一番交涉，“工总司”方面终于派出代表，一个20郎当岁的年轻人出现在工厂二楼的办公室。事后得知，此人就是文革初期名噪一时的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工潘国平。
韩老回忆，整个谈判过程中王洪文始终没有出现，只有潘国平一人充任“工总司”的全权代表。韩哲一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电话的精神，要求他们贯彻中央精神，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对立双方的谈判结果可想而知。造反派一方完全不买账，继续坚持停产闹革命。谈判僵持不下，韩哲一决定直接向滞留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派传达中央意见，劝他们返回。潘国平调来一辆大卡车，陪韩哲一等一行人前往车站。到达后，韩用大喇叭与工人直接对话，反复讲明道理，却终于无果。一直延续到深夜，双方反复拉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再磨下去已毫无意义。韩哲一表示，若要满足“工总司”的要求，必须请示中央，我们无权超越权限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地限于条件，无法同中央取得联系，我们必须返回上海后再行联系。潘国平等人起先认为，谈判没有结果不能放韩哲一走，但现场确实不可能解决与中央通话的问题，无奈之下，只好让步。
11日凌晨，韩哲一等一行风尘仆仆返回上海，立即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表示根本无法做通造反派的工作，华东局也无法承担京沪线瘫痪的重大责任。搁下听筒，韩哲一再给陶铸拨电话，然而连续拨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拨通。天亮以后才知道，这天毛泽东再次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天不亮就都去了天安门城楼。于是，电话由中南海转到天安门，这才找到陶铸。陶说，中央一是以陈伯达的名义拟好一份电报，直发安亭，劝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派张春桥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11日中午，《陈伯达同志致上海工人电》在安亭广播，大意是：毛主席指示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希望你们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派张春桥来见你们，有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
张春桥出场
11月11日夜，中央派军用专机送张春桥飞上海。韩哲一、李干成、杨恺一同前往机场接机。
在虹桥机场，韩哲一见到了这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通报安亭的情况。当时，张春桥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抓生产。寒暄之后，张春桥请韩哲一回去休息，他由杨恺陪同直接前往安亭，随行的还有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张春桥去安亭后，态度突然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口头上同意了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并说，只要同意回上海，就可以正式签字。对张的表态，"工人造反派内部产生分歧，即时分为两派，一派返回上海，另一派不听张春桥那一套，继续徒步北上，并把张春桥车上的宣传喇叭也砸了。
13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明确不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当面并没有表示异议。
但当天下午，张春桥却在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大致是：
⒈ 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
⒉ 承认“11•9”是革命行动；
⒊ 由此而引发的后果，由华东局和市委负责；
⒋ 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
⒌ 为“工总司”工作提供方便。
消息传出后，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意外和震惊，此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市委的不同观点，公开暴露在了工人造反派的面前。于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把打击的重点，迅速集中在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头上。
另一派北上的工人造反派，在经昆山途中，推选出新领导人耿金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潘国平大20多岁，比较老练）。此人当时已率队抵达苏州，并声称要继续徒步北上。
面对这种形势，张春桥不得不去苏州，处理“后安亭事件”，他要求韩哲一同行，因韩去过安亭，与工人造反派有过接触。韩表示不愿去。张多次与魏文伯通话，强调理由，催促成行。魏与韩协商后，同意韩前往。张春桥还要求曹荻秋也同去，曹亦拒绝。但张同样固执己见。曹与陈丕显商量，陈显然也不便拒绝，只能同意曹一同前往。此时的张春桥之所以敢如此强硬，完全是因为其自恃代表“中央文革”，背景非同以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均很难与之抗衡。
15日上午，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等一行到达苏州。张春桥主谈，“工总司”的代表是耿金章。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张又和耿金章达成了类似“安亭事件”的五条。张春桥让曹荻秋、韩哲一签字，遭拒绝。张坚持要签，并首先代表“中央文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无奈之下，经长时间电话与陈丕显、魏文伯协商后，曹、韩也只好签了字。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双五条”。
充满玄机和变数的“安亭事件”，在张春桥出尔反尔的操作下，终于在僵持了一个星期之后落下了帷幕。
16日，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最高指示”：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
韩老说，“安亭事件”是“文革”的重要转折点，张春桥、王洪文、“工总司”，从此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成为骤然迸发的“政治新星”。紧接着，“工总司”于1967年1月，在上海发动了史称“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此风迅速蔓延全国，终于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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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考订】
“联络站”、“档案”及其他——对张文豹口述的几处考订
何 蜀
《1966年四见陈丕显》一文，由张文豹口述、黄谦整理，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本来那几年的《炎黄春秋》我都一直订阅的，对该刊上的文革题材文章也都是必读的，但可能是当时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或这类题材文章读得太多，所以对此文读得很粗略，读后基本上没留下什么印象。直到前不久读到叶昌明先生在微信里发来的对张文豹口述的几点指正，才引起了我的重视，把张文豹口述认真读了一下。
根据我多年来整理口述历史、特别是整理文革亲历者口述历史的经验，知道任何口述者的记忆都是会出现差错的，必须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文字记录，或与其他亲历者的记忆相对照，并对口述者本人进行反复追问、探讨，最后才能得出一个较为接近历史真相的文字表述。而在目前的不少口述历史记录中，则十分遗憾地看到，相当多的记录整理者，都仅仅满足于文字的记录与润色，缺乏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认真推敲、查阅史料，并对产生的疑问向口述者进行反复追问与探讨。
张文豹在文革爆发时是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在他的口述中，讲到文革开始后，就出现一个比较容易引起熟悉文革历史的研究者疑惑的细节：
8月12日，陈丕显在华山路一幢洋房内，找我单独谈话，陈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你担任主任。”……14日，我领衔受命，在陕西北路500号市团校大院挂出“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牌子……
首先要引起疑惑的是“8月12日”这个时间，离“八一八”首次检阅红卫兵还有六天，“红卫兵”这样的“史无前例”的群众组织，除了在北京一些学校已经建立起来以外，还没有在全国推广，其名称还没有在官方传媒上出现，在8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也没有提到这样的组织名称，更没有中央支持红卫兵到各地串联的表态和有关的通知。上海市委怎么可能在这时就成立“红卫兵联络站”？
再说“红卫兵联络站”这个名称。当时全国各地都由党政部门建立了许多学生（或称“革命师生”）接待站，在上海，据金大陆所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记载，以团市委所属的市学联于8月15日建立了“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并在北站等基层设立了接待站。 可知当时由官方建立的是接待“革命师生”的“接待站”而非“红卫兵联络站”。“联络站”这样的名称，是后来群众组织对自己建立的机构的称呼，比如在1967年初得到毛泽东赞赏的上海造反派的《告全市人民书》后签字列名的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和在《紧急通告》后签字列名中除上述四个外地学生联络站外新增加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驻沪联络站。除了这种某地某校某群众组织驻外地的联络站外，另一种联络站则是本地多个群众组织建立起来交流信息、协调行动的机构。
张文豹将官方主办的接待站说成了“联络站”，显然是记忆上的差错或口误。
下面一处问题则属于对历史细节的不熟悉或不了解、不严谨所致：
（8月）29日前后，北京红卫兵大批来到，聂元梓系“首都红三司”的也到了上海
“聂元梓系‘首都红三司’”——这个说法不对，第一，红卫兵“首都三司”这时还没有成立（9月6日才成立），第二，不能说它是“聂元梓系”，“首都三司”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为首发起成立的，该校后来又是反对聂元梓的“地派”领袖。
问题最大的则是这一段口述：
11月5日，马天水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交大“反到底”红卫兵组织要查抄烧毁档案，校党委希望我去做劝阻工作。……（我去后）了解到，他们不信任校党委，怀疑档案里记载一些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因此想烧毁，认为这是“扫四旧”的革命行动。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四旧”；档案每个人都有，和户口一样，我也有档案；没有档案，怎么证明你是谁？怎么毕业？怎样接受工作分配？这是关系到你们今后一生的事情，怎么能烧毁呢！你们要相信校党委，建立学生档案是国家的统一规定，是对你们的爱护。
这一段的问题在于，口述者把当时造反派为了彻底平反而要求检查、查抄和销毁档案里的整人材料（时称“黑材料”）说成了要求“烧毁档案”。“销毁黑材料”与“烧毁档案”完全是两回事。
因为中央军委、总政于1966年10月5日发出的《紧急指示》已经明确提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为此，在许多地方、许多单位都发生了被整的群众要求检查、清出被工作组或党委装进个人档案里的文革“黑材料”并进行销毁，而引起与工作组、党委及拥护领导的保守派的冲突。在10月22日周恩来对首都大专院校代表和全国廿五省市红卫兵的谈话中，在北京地质学院代表讲到工作组整了“东方红”的黑材料时，周恩来就说：
关于档案问题，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一样，我们一直宣布，黑材料大致有这样的东西：
一、工作组对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总把学生分成两派，从一去就这样做，揭工作组的就是反革命派了。
二、排队。排队也不恰当嘛，排左、中、右。
三、检讨材料。让受压制的一方写的检讨书。
四、支持工作组的，供应的材料。
五、写给中央、市委的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倾向性。把反对工作组的都说成是反党、反革命，把支持工作组的就说成是好的。
六、工作组组员记的日记、笔记。记哪些同志说什么……。
七、工作组的会议记录。
这都是工作组整理的材料问题。据我们调查，大概有这么七类。这些材料，工作组走时没有解决好。我在清华做了这些工作，让叶林检讨退还。我最近没有见到叶林（有人说：叶林已经作了处理。）那叶林的觉悟就提高了点了。
关于这七种材料，工作组或多或少都有，无怪乎受压制的少数，你们不给，他就去抢了！我亲手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们就相信刘新权（外语学院工作组组长）就那么老实？（外院一同学解释了一句）你还替他辩护，我做总理的不如你知道？我亲手处理的嘛！他还瞒着我呢？态度不老实，他说烧了，结果又搜出一麻袋。所以说这个问题早一点处理是好的，找人封起来，不然同学意见更深。
…………
（当农大讲到某人带领红卫兵到农大去抢档案时）总理说：你保他干什么？有人事材料没有？他把黑材料混在一起，你们又要上当了，好心又办了错事。我不是提倡抢档案，档案室里有时可能有这样的黑材料，人家怀疑是可以的。你们不要保护，可以打电话给谭副总理处理。你们挺身而出也是好心，可是错又落在你们身上了，自己和党委联在一起，越搞越被动。当然，我们不提倡抢，你们是过分紧张了吧！
当时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刘宁一以及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有关群众要求销毁“黑材料”而与工作组、单位党委及保守派发生矛盾冲突的讲话很多，都是明确区分了档案和“黑材料”的不同的。针对这种在全国普遍出现的情况，11月1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并以严厉的口气提出：“责成原工作组、学校党委或者其他有关组织，必须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包括整理过的或者没有整理的材料，除在这一文件宣布以前，确实已经焚毁的外，全部集中，不许隐瞒，不许转移，不许复制，不许私自处理。否则，就将加深错误，并将受到党的严厉处分。”
在1966年10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各地各单位发生的矛盾冲突，普遍都是集中在官方总是不愿认真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给前一阶段被整的群众平反，更不愿痛痛快快地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而群众则积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不再相信官方的口头承诺，一定要亲自检查档案中是否还装有“黑材料”。当年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蒋寄梦在回忆文章《美丽园纪事——上海戏剧学院文革片断》 中，专门写有查抄“黑材料”的“激战‘一一•四’”一节，十分生动具体地写了戏剧学院造反派学生在11月4日如何冲破学院党委和保守派的阻挠，前去查抄被混夹于档案中的“黑材料”——
党委领导们正在二楼开会，见我们一行来者不善，有些紧张。费书记镇静地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你把整我们的黑材料交出来。费书记说我们没有黑材料。我们说，你不交黑材料我们就查封你的档案。费书记说，这里面是党的机密文件，你们没有权利查封。我们说，你不让查封我们就砸！
（赵全国为首的造反派学生不顾一切砸开了档案柜）
……柜门洞开，一袋袋档案排列得整整齐齐呈现于我们面前。
二十世纪过来的人都能惦出这一袋袋东西的分量，多少年来它神秘地主宰着每个人的命运。谁要是使坏，哪怕塞进只言片语，都可以叫你一辈子翻不了身。表演系有个陶同学，上了一年学，有关领导便将他甄别出院，谁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陶同学回到广州老家，找了几个单位，都没人敢要他，打听下来才知道是档案里面有“货”。原来这陶同学平时爱说点怪话，一次他们这个班下乡劳动，正干着活，陶同学就侃开了：不是说九个农民养活一个大学生吗？那我们就应该在课堂上好好学习将来报答他们才是，可天天在这里拾麦穗，叫我怎么对得起那养活我的九个农民兄弟？有人将他的话汇报上去，组织上就将其定性为思想反动。 陶同学的父亲是全国著名演员，曾担当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主要角色。可这大明星的儿子多年来却一直在运输公司抗大包，是档案里的这点“货”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望着洞开的档案柜，我不禁想起了曾经读过的一篇童话：一头凶龙强悍无比，可它的灵魂却藏在遥远山洞的一只匣子里。要是有人找到山洞打开匣子，捏死里面的小鸟，庞然大物就会立刻轰然倒下。如今这一袋袋卷宗就像童话里的一个个匣子，那里面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这不禁让我怦然心跳，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赵全国却似乎没想那么多，他抽出一个袋子，看一看封面就准备拆，这时梁副书记上前按住那牛皮纸袋口，一脸严肃地说：这里面都是党的机密，你这样做要承担政治后果。赵全国似乎没有听到，将他的手拨开，把袋子里的东西抖搂出来，见没发现什么，再去拆第二包。
费书记抽起烟，沉默地注视着赵全国。梁副书记以及何同学也在一旁看着，显示出无奈的神色。外援们大都犯了困，一个个横七竖八睡在地板上，整间屋子就听得赵全国拆看卷宗的声音。眼看拆开的档案袋在一旁堆成了一座小山，我的心也越来越紧。
功夫不负苦心人，到天亮时终于有了收获，赵全国从一名教师的登记表格夹层中抽出一本报告纸，封皮上清楚写着“赵全国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啊！一份标标准准的黑材料！
房间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这一趟总算没有白来。
…………
我们将黑材料的一部分公布于众，引发了同学间不小的波动。那是关于学生排队的内容……每当运动来临，当领导的总要做这门功课，便于掌握政策，依靠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但这只是内部掌控，对外绝对保密。如何划分群众，这对于少数左派来说不是一个秘密，因为他们一般会被邀请来参与做这门功课，甚至还被允许翻看其他同学的档案。可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却充满了悬念，因为谁都害怕被划进右派队伍中。悬念造成了一种势能，就像人们头顶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它让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要了自己的脑袋。如今我们将这把剑摘下来扔在大家脚下，并让大家看到了刻在剑身上的右派名录，此举立刻奏得奇效，我们将这部分人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将他们纳入了“革命楼”队伍中。
据我在文革中的亲历与后来研究文革中的所知，文革中没有任何造反派组织会提出“烧毁档案”这样的无知要求。所以张文豹口述中对严步东所说的那些有关档案重要性的大道理，全是文不对题的无稽之谈。
另外，叶昌明先生（文革爆发时为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参加造反运动后曾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常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其文革中的五本工作笔记已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编印为“上海文革史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的《叶昌明工作笔记》自印本）以一些事件亲历者的身份，在微信中对张文豹口述作了几处指正，摘录如下：
文中所讲北京红卫兵爬楼冲进市委33号办公大楼的时间应是9月4日（“9•4事件”），31日这次还是从大门冲进去的。记忆中，杨富珍应没有带工人到33号去做劝说工作，而是以杨的名义写过“发给毛主席的紧急电报”，有很大影响。
“工总司”成立大会上，张文豹被突然拉来要他表态，又因不满他的表态而轰走他，这是有的。但我记忆中，我们主席团五个人都坐在主席台席位上，后台有人来讲找到了市委组织部长张文豹时，王洪文、潘国平没有离席去后台，而是直接叫张来台前的。张讲话很简单，大家要他代表市委表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张讲“我不能代表市委”，台下就起哄了，不能代表市委，来干什么！随即把张赶回后台了。当时台上并不是乱哄哄的，怎么可能有人“乘乱打他二个耳光”？如真有人打他，那些派来的人还不乘机闹起来（前面已有人闹过）。
9日晚，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的人群游行至33号市委大楼，要求曹荻秋出来接见未果后，又去了友谊电影院，因不滿只有张祺出面，提出赴京告状而去了火车站要乘车北上。这9日晚到10日早晨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而身为“红卫兵联络站”主任的张文豹和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苏超，竟会一无所知？！
最奇怪的是张文豹讲：10日中午，梁国斌书记叫张随他乘小车去安亭车站（已发生“安亭事件”）。张随梁在“下午2点左右”到了车站，据张讲没找到王洪文，只找来一个什么厂的小头头，梁批评了这人一通，还要这人“告诉你们司令……”。这个小头头居然回答：“我汇报过了，我们的行动听王司令指挥。”这个“谈话不足半小时，劝说无效”后，就打道回府了。
若是这样，梁去安亭干什么（目的）？这个时间点，按官方说法，被拦停的14次特快车还在安亭车站，梁会不问、不去看一下14次车的情况？还有接市委通知后，有大批干部正在车站煤场和列车边做劝返工作，梁对此也不闻不问？
据查李逊《革命造反年代》和准官方编纂的《上海文革史话》，在有关“安亭事件”内容中，都没讲到梁国斌去过安亭车站。若梁作为市委书记处书记真去过，我想是会记上一笔的。
同为多年后回忆“安亭事件”的老干部口述，在华东局书記韩哲一的口述中就记录了他和上海副市长李干成等人在10日晚去安亭车站，还找到潘国平谈判过。在我当年当月12日的工作手册记录中，记了当天安亭车站回来的人所讲事，其中也只讲到韩、李。
我10日上午得知发生“安亭事件”，午后赶到安亭车站，到傍晚前回市区。在安亭时，见到市委派来做劝返工作的干部，还与本单位来车站找人的干部交谈过，我在大吊车上架了广播机讲过话，但从没听说梁国斌来过车站的事。我在安亭的时间与张文豹讲的在安亭时间是重叠的，怎么会没人提起？
按张所讲，梁国斌是10日中午召他去的，到“康办”时梁已在小车旁等着出发了。我猜想，市委已向中央报告了“安亭事件”，但市委并没领导人去过现场，万一中央问情况时没法讲。梁不会是个人行为去的，应是书记处商议过的，但也不会是派他去处理，而是去看看现场情况的。所以梁在车站并没认真去找“工总司”的人，只是随便找几个人问问就算了。我还猜想梁到车站时没亮出他市委身份，连车站也不知道的（否则车站必报路局），所以与工人谈话时，有人讥笑他“算老几”！如果在场群众知道他是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怎么会放过他？一定会缠着他解决问题。这也是梁虽接触过一些群众，却没信息传出之故。当时去车站做劝返工作的各单位干部很多，梁就是在里面兜一圈也不一定有人认识他的。另外，中央也正巧只通知华东局韩哲一去车站处理，没要市委先去。我想市委正好就此把梁去车站事密而不宣了。
当然，这样想法存在的最大疑问，还是为什么至今除张文豹口述外，没见有第二份资料讲到梁国斌当时去过安亭车站。
张文豹口述中讲的14日“康办”市委常委会的内容，很不可信。当时的市委书记处和常委会是不可能支持张春桥的。还有张春桥怎么会把他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说成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五点意见”？“五项要求”与“中央文革小组五点意见”的表述角度完全不同。而马天水在会上表态支持，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马之后去参加中央工交会议时的发言，就表示了反对成立“工总司”，反对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为此受到了批评。
此外，张文豹在被要求代表市委表态承认“工总司”时，反复说的是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起来革命、造反。这样的表态也不准确。当时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的主要一点，是不能承认“工总司”这样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陈丕显在回忆录中说：11月8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找市委要求承认“工总司”，要求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成立大会，市委必须提供宣传工具。市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并给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陶铸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因此市委定下了三不方针：不参加9日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不承认“工总司”这个组织，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由此可知，当时上海市委不承认“工总司”的主要一点是“不得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张文豹即使没有参加市委紧急会议，也应该清楚这一主要原则。如果是因年代已久，在口述时忽略了，整理这类口述而又不熟悉不了解当时情况的整理者，就一定要多做些查阅资料的案头工作，了解当时的相关背景，研读有关的文字记载，这样就可以发现被口述者记忆有误或忽略了的一些情况或更符合当时情况的说法，向口述者提出询问，进行探讨。
我曾写过一篇《仅有记录是不够的——〈文强口述自传〉指瑕》（发表于《书屋》2003年第八期），提出千万不要把整理口述历史只当成一项简单的记录工作。近二十年过去了，看来还得再次强调：抢救口述历史，仅有记录是远远不够的。
附录
1966年四见陈丕显
张文豹 口述 黄谦 整理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1966年的中国，云诡波谲；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四次前往陈丕显书记养病处，接受他的直接指示，做了一些工作。多年往事，历历在目。
2月份，江青在林彪支持下在沪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与此同时，《二月提纲》传达到上海市党政机关，山雨欲来风满楼。5月10日，陈丕显秘书余永年通知我去华东医院见正在养病的陈丕显书记；我即赶去，在华东医院病房，陈吩咐：“我要你亲自去趟北京”，我问“什么事？”陈说：“去中央组织部找安部长，调取30年代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历史档案。这两天你安排一下，快去快回。”11日，我将此事告知杨士法部长，杨似已知道，听后也不说什么。12日上午，在虹桥机场乘坐伊尔24型的小飞机飞往北京。途中，女乘务员小王告诉我，飞机要在济南降下，加油，吃午饭。下午2点，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我打电话通知了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他们派小车将我送到翠明庄招待所，安顿后，即打电话向安子文部长报到，安说：“你来了就好，明天上午来找我吧。”13日上午，到西单组织部4楼见安，把来意说了，安说：“好，我替你准备一下，不要着急走，有事跟你谈。”接着，安子文部长急切地询问上海的“四清”运动的情况和干部的思想状况，我作了简要的汇报，说：“大家询问：姚文元的文章直接针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把历史上的罢官、翻案和当前的现实联系起来，到底有什么含义？当前为何要发表这样的文章呢？很不理解，对姚文的背景也不敢多加揣测，普遍感到困惑。”安说：“北京市委认为这是个学术问题，你看过《二月提纲》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提纲》的意见是对的。”我接着反映：“对《二十三条》中提出要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不能理解。在运动中到底解决什么问题？中央有明显不同的两种意见，毛主席和刘主席对问题的不同看法，为何还要往下传达？这是怎么回事？上海的干部们都很困惑。”安听了，神情凝重，没有回答。我又说：“党内什么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都有一种预感，似乎又会有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到来。”安也没正面回答，只是说“按中央指示办，可能又有新的指示。”当晚，安部长邀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帅孟奇、李步新、陈野苹，秘书长赵汉，办公厅主任王雨亭，和我共8人在会计司胡同安宅吃晚饭，安部长说“就吃点家常菜哦”，厨师老王烹制了面食猫耳朵，有藕片，木樨炒虾仁，红烧肉，鱼香肉丝等七八个菜，喝了点西凤酒；我自1957年到上海工作后，还是第一次回北京，和老领导、同事们相聚叙旧，言谈甚欢。14日，依安的安排，到档案科长刘冀鲁处签收档案材料。15日回到上海，16日通知余永年事已办好，余告诉我不必再去华东医院见陈，将材料交给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即可，我略略扫了档案目录一眼，是夏衍、于伶、陈鲤庭等人的历史材料，立刻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将档案材料当面交给苏超了。17日，中央发出“5•16通知”，全国范围的文革开始了。
8月12日，陈丕显在华山路一幢洋房内，找我单独谈话，陈说：“市委决定成立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你担任主任。”我表示“自己一直从事组织工作，对上海的学生情况不熟悉，难以胜任，建议由团市委书记张浩波兼任。”陈不同意，说“这是市委的决定，要服从，”并说“你是从中央机关调来上海的，你的条件比较合适；再从市委宣传部、团市委调两个副手，你们一起赶快把这个摊子办起来，有事及时向市委报告。”14日，我领衔受命，在陕西北路500号市团校大院挂出“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牌子，在二楼朝南一间大屋内，召集担任副主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蓝瑛、团市委副书记郑均培和另外三位干部，共六人开了碰头会，作了简单分工，我主要负责接待，蓝负责宣传方面的事务，郑负责联系各大专院校，其他三人负责安排住宿，提供各种物资材料等具体事务；大家都感到责任重大，表示要认真诚恳地做好工作，但如何接待，心里都没数。8月20日，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便来联络站，经其自我介绍，知道带队的是谭怀远（谭震林之子），叶子枫（叶飞之女），此行主要是向上海市委通报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情况，提出要看望陈叔叔。我即向苏超汇报，经安排，21日下午，我带领谭、叶去华山路洋房见陈丕显，见到陈，他们便自报家门，说“爸爸问你好！”，陈叶请他们代向其父问好，接着，谭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们赞成“十六条”、反对“打砸抢”、不赞成宣扬“红色恐怖”、不赞成“随意批斗”；并且建议上海也应及早成立红卫兵组织。陈听了很高兴，表示赞同，当即对我说：“这件事你去负责办一下。”这批红卫兵到主要的几所大学串联了一两天就去杭州了。
先前的几天，市委已着手筹备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8月19日，苏超打电话给我：“曹市长叫我告诉你，23日召开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你们迅速去联络各红卫兵组织，协助做好会议组织工作。”当时，华师大“心向党”红卫兵组织成立最早，人数最多，经华师大党委推荐，拟定该组织的领队人女大学生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我觉得她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请示市委获得同意后，22日上午，找李谈话，问了她一些问题，她一一作了回答，是山东省荣成县人，22岁，贫农出身，在教育系就读，共产党员；他们一致表示拥护党的领导，保护校党委，坚持学习。我看了发言稿，要求加上一条：“倡议全市红卫兵组织起来。”并表示“市委会表态支持。”23日上午，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上海市红卫兵成立大会，有三万多人参加。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副书记梁国斌，上海警备区政委刘文学，副政委张宜爱、李彬山，空四军和东海舰队的代表，劳模杨富珍、杨怀远、蔡祖泉等参加了会议。曹荻秋代表市委讲话，表示支持上海市的红卫兵运动，刘文学代表警备区讲话，李本荣代表红卫兵发言；选出了廖年（廖政国之子）、李健（韩哲一之子）陶小勇（陶勇之子）等四人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会议期间，我一直在会场安排、协调各组织的排列、站队、进出，巡视会场情况，也遇见了我大儿子和他所在的61中学的红卫兵们，打了招呼。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保皇派”的红卫兵纷纷去了各地串联，没有形成为一支队伍。
8月24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 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是9月24日成立的，8月24日到上海的可能是中学红卫兵或清华大学红卫兵——编者）两大红卫兵组织的一批有80多人到上海，30多人来联络站，他们身穿旧军装，手持“红宝书”，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各种物资材料，要求提供市委机关地址。一位梳着羊角辫、自称“鬼见愁”的胖墩墩的北航女大学生，反复向我们宣讲“红色恐怖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还说：“你们不支持我们，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我瞥见她的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一个名字：“刘春娥”。经报告、请示市委后，向他们提供了索要的做宣传用的一些物资材料。29日前后，北京红卫兵大批来到，聂元梓系“首都红三司”的也到了上海。他们不来联络站，直接去各大专院校串联、动员“造反”，并积聚在延安西路33号市委机关门前、静安公园等处，鼓动市民支持他们起来造反，冲击市委机关的意图愈来愈明显。许多市民与他们展开辩论，杨富珍带领着一批工人赶来劝说他们离开、不要妨碍办公。29日上午9时许，苏超通知我和联络站的同事赶快前去做劝说工作；在33号门前，我向红卫兵们自我介绍：“我叫张文豹，是市红卫兵联络站的负责人。同学们，不要冲击市委机关，这样影响工作，希望大家离开。”下午，又到静安公园继续做红卫兵们的工作，还和他们及部门持“造反有理”、“红色恐怖”观点者展开辩论，我谈自己的观点：“解放以前，敌人对我们实行白色恐怖，我们革蒋介石反动派的命，造旧社会的反，那是有理的；现在新社会，不能革自己人的命，造人民政府的反，这是无理的，我认为：没有也不能实行什么红色恐怖。”好多年以后，我所住花园公寓的邻居老蔡见到我说：“老张，那时我也去静安公园了，看到你和北京的红卫兵们辩论，我看他们辩不过你啊。”
但是，劝阻无效。上海的许多工人们神情严肃、庄重，手挽手组成人墙围绕在33号周围保卫上海市委机关；北京红卫兵们不断力图冲击进入33号，很难抵挡。30日我向苏超报告：“看样子顶不住了。”苏告诉我：“已通知，所在机关决定31日放假；文件等全部转移，把门窗关好，做好受冲击的准备”，并让我尽可能进行劝阻。3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部分红卫兵找来梯子等工具，从东侧爬墙通过楼梯进入了33号大楼内，从里面打开门锁，人墙再也无法抵挡，大批北京红卫兵瞬间一拥而入，我看到了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们的一张张兴奋的脸在晃动。有一位红卫兵爬上楼顶，想扯下国旗；见状，我和许多工人、市民们痛心疾首、齐声高喊：“不准降国旗！不准降国旗！”我冲着他喊：“这是国家的标志……”，结果，愤怒的吼声震慑了那位冲动的红卫兵小将，他住手了，五星红旗仍在飘扬。我午饭也没吃，进入33号继续劝说，看到因事先做好了准备，红卫兵们一无所获，稍感宽慰。晚上6点左右，红卫兵们才逐渐散去，回所住学校了。但是市民们仍然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忧虑、迷惘、不安。晚上走回联络站，向苏超通报了情况。当时，我和蓝瑛、郑均陪都步行往返各处，另三位同事骑自行车四处联系工作，非常辛苦。11月5日，马天水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交大“反到底”红卫兵组织要查抄烧毁档案，校党委希望我去做劝阻工作。交大派车将我接去，和党委书记余仁、校长张华等略作交谈后，就在校部会客室直接和该组织负责人之一的严步东等见面。不多时，严等要求我到该组织的司令部和他们谈，说：“你来了，我们欢迎，你就在我们这儿住下来！”我也想和他们多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看看他们是如何组织、活动的；就答应住下来。于是，和严等在学生宿舍同住一屋，睡在下铺，买饭菜票和他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排队时还相互让先，他们客气的称呼我“老张”。这样，和他们同住同吃，并四处走走、看看，在宿舍和他们聊天；了解到，他们不信任校党委，怀疑档案里记载一些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因此想烧毁，认为这是“扫四旧”的革命行动。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四旧”；档案每个人都有，和户口一样，我也有档案；没有档案，怎么证明你是谁？怎么毕业？怎样接受工作分配？这是关系到你们今后一生的事情，怎么能烧毁呢！你们要相信校党委，建立学生档案是国家的统一规定，是对你们的爱护。我每天到校党委通报情况，也要求他们一起做工作，校党委的组织部岳部长和其他干部、教师们一起向他们解释，进行劝说、疏导，终于缓解了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以后，未见“反到底”组织的红卫兵继续进行查抄烧毁档案的行动。
11月9日晚七点，严步东等突然不由分说地把我拽到一辆吉普车上，说“一起到文化广场开会去”，问开什么会，严说：“不要问了，去了就知道。”我和严及另外两个人到了文化广场后台，严说：“我把你介绍给王洪文”。接着对王洪文说：“这是张文豹，市委红卫兵联络站主任。”王对我说：“我是工总司负责人，叫王洪文；我们在这里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希望你代表市委讲几句话，支持我们起了造反。”这是第一次见到王洪文，在场我所认识的有潘国平，潘见到我便说：“我见过你，你就讲几句，代表市委支持我们。”我无任何思想准备，感到问题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要挟，我镇静下来，停顿片刻后，对王、潘等说：“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允许的，但是，要按《十六条》办事，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第二，我是市委机关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我无权代表市委。”王洪文等人说：“不行，其他人没找到，就找到了你，你是联络站主任，你可以代表市委。”潘国平一边把我往主席台推一边帮腔说“你可以代表……”，我再次解释“我是和学生打交道的，你们工人师傅要起来造反，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王、潘等说“不行，既然来了，就到前面去和大家见个面”，我摆脱推搡，自己走到主席台前，看到昏暗的灯光下全场坐满了人，王洪文用麦克风介绍：“张文豹是上海红卫兵联络站主任，欢迎他代表上海市委支持我们起来造反，欢迎张文豹讲话。”下面高喊：“你代表市委讲话，你代表市委讲话……”等喊叫声停了以后，我就向台下的人们说：“工人师傅们，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号召的、中央领导的革命运动，你们起来参加是可以的，但《十六条》的规定是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止生产，起来革命、造反，这样违背《十六条》，不应该。我是市红卫兵联络站主任，但只是市委机关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无权代表市委，我劝你们还是按《十六条》规定办。”台下面“不许你胡说，不准推卸责任……”的叫喊、嘘声乱成一片，我站在台上，局面僵持着，王洪文见状便朝台下的人群说：“师傅们，他既然不支持我们造反，就把他轰走好了。我们另想办法。”旁边的潘国平等恼羞成怒，狠狠斥责我，叫严步东把我带回去，混乱中有人打了我两个耳光。回交大的路上，在吉普车上李严埋怨我：“你为什么不代表市委讲话？”我说“他们不应该停产闹革命！我也无权代表市委讲话。”严说：“你真是，如果你说了支持他们，以后日子就好过了。”我说：“我不能那样做。”回到交大学生宿舍，我一夜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我向苏超通报，苏说“昨晚还有这事？……”我说“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动”。中午，校党委派人找到我，说“梁国斌副书记叫你赶快回去”，即派车将我直接送到康平路市委，梁国斌已站在机关大院小车旁等着，看到我便说：“跟我去安亭车站，他们已经卧轨了！”下午2点左右，我随梁国斌、李庸夫直达安亭车站。车站内，许多人散乱地坐在铁轨上，有的在站内四处游荡，火车全部停运了。车站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引到值班室，王洪文不在，便把一个约30岁、穿工作服、听闻是一纺织厂的机修工的小头头找来了。梁严肃地批评他说：“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不应采取卧轨这样的行动，阻断交通，火车不能运行，影响国家建设，要赶快撤回去！”小头头说：“我们起来造反闹革命，你们市委不支持，找你们领导又找不到，没办法，只好在这里；你们不管，中央文革会管我们。”李庸夫插话：“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国家宪法、法律没有规定用阻碍交通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赶快撤走，让铁路恢复运行。”在场的造反派们轰起来：“你算老几？你们说话不算数。”梁表示：“告诉你们的司令，还是要按《十六条》办，赶快撤走！”小头头说“我汇报过了，我们的行动听王司令指挥。”谈话不足半小时，劝说无效；我没插话。回来路上，都沉默不语，到康平路时我说：“梁书记，看来事情闹大了，要研究怎么应对。”梁回答：“那好吧。”梁又用小车把我送回陕西北路联络站。见到蓝瑛、郑均培后，我对他们说“事情愈闹愈大，看样子，大的风暴还要来，要做好准备。”
11月14日，苏超通知我下午1点30分去康平路市委2楼会议室列席常委会。会议主要是听张春桥的意见，陈丕显没有出席，曹荻秋主持会议。曹说：“张春桥同志从北京来，代表中央文革和我们商量怎么妥善处理安亭事件的问题。”接着张春桥站了起来，面露愠色，用手指着曹：“你们完全错误！为什么不支持他们起来造反，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有优良革命传统，他们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你们一个领导也不跟他们见面，为什么！”常委们静静地听他批评，张接着又说：“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上海发起的，你们跟不上形势，违背毛主席的指示，要尽快改正。”曹荻秋说：“丕显同志一直在养病，市委的日常工作是我主持的，我们这些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对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充分理解，对工人起来没有加以支持，这是我们的失误，愿意接受春桥同志的批评，研究怎么改正。”张提出：“有错就改嘛。我带来中央文革小组的5点意见，请你们考虑。”所谓5点意见，内容即为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工总司的5项要求。曹说：“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谈了5点意见，大家看看有什么意见？”沉默了几分钟，马天水首先发言：“我赞同春桥传达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上海工人师傅起来闹革命是正当行为，上海工人有革命精神，我们应该支持，我同意5点意见。”接着王少庸发言：“我觉得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应该接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争取主动，陷入被动，现在应抓紧时间把这局面改正过来。”曹问：“其他同志有什么意见？”又沉默了几分钟，没人讲话。曹最后说：“按春桥同志的5点意见、我们照办好了。”
11月20日，苏超派车把我从陕西北路接到华山路陈丕显养病处，市经委副主任熊中节已在座，陈丕显对我俩说：“这几天的形势你们都了解，工总司成立了，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委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困难。”说着，他双手一摊：“看来大势已去。”嘱咐：“你们两个，现在要注意，老熊哦，你要想办法把工业生产抓好，尽量减少损失。你呢，”指了指我，“在联络站要注意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及时向市委汇报，并且要想办法帮助解决问题。”我们问：“陈书记，你身体怎样？要多保重！”陈回答：“最近身体还好，希望能挺过这一关。”谈了半个小时左右。一起出来，我和熊中节互道：“再见，多保重！”
我和联络站的同事们，按照陈丕显书记和上海市委的指示精神，恪尽职守。11月30日，“红革会”占领《解放日报》社、阻止了报纸的出版；我和蓝瑛等奉命三次进入报社内了解情况并做劝说工作，但无效果。秋末，寒意渐深，安子文部长的儿子安民来到我家，告诉我，北京的造反派红卫兵冲击了中央组织部，他父亲已受到批判，提醒我要注意了。12月30日凌晨，工总司和各路造反派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围殴赤卫队员，扫荡了市委办公大楼，我们闻讯赶去，只见楼内已空无一人，一片狼藉。
回到联络站，我对蓝瑛、郑均培和其他三位同事说：“联络站解散吧。各回原单位。”至此，上海市红卫兵联络站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张文豹，曾用名：张旭东，历任东北人民政府秘书处长、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市新成区委书记、静安区委书记、上海市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淮南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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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和早期机构人员情况
叶昌明
一、从“红旗战斗队”到筹建“工总司”
⒈ 因调查“红雷小组”问题而走上社会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四清”运动刚结束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合纤所党委组织职工学习有关的报刊社论和文章，还把“四清”中批判过的几个干部和职工再拎出来批判。随着社会上文革运动气氛的不断提高，所党委又把几个出身成分不太好的工程师等人抛出来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甚至还指使团委组织一些团员青年冒用“红卫兵”名义，去一些家庭成分不好的职工家里“抄家”。
我当时刚加入共青团不久，对团委组织的这些活动都抱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去参加。我也关心社会上的运动情况，常利用休息时间到静安公园的大字报区看大字报，到延安西路33号市委办公大楼前看北京红卫兵与保护大楼的人群辩论。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党中央关于文革运动的“十六条”发布和一些重要社论、文章的发表，我在学习中对照合纤所运动的现实情况，就感到合纤所党委的做法有些问题了。特别是中央一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所党委却一直把运动的矛头对着一般干部和群众，从不联系自身讲党委是否有什么问题，这与中央精神是不合的。特别是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出后，使我觉得党委在运动中把矛头对着群众，这不就是“错误路线”的表现吗？
我觉得所党委的这些行为完全背离了中央精神，于是我写了张《炮打合纤所的司令部——党委》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所内引发了较大反响，机动车间的三位老师傅苏惠康、王鸿安、王悦根来找我表示支持，讲他们也有相同的意见，并邀我去参加他们召开的座谈会。大家交流了各自情况后，都认为所党委搞运动的方向错了，我们要揭露党委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做法，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所党委。大家经协商后，建立了合纤所工人第一个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红旗战斗组”（不久因人数增加而改为“战斗队”，“安亭事件”后又一度称为“红旗战斗兵团”）。这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就是“造反”了。
合纤所的“红旗战斗队”建立后，我们在已经停课的业余学校占了一间教室作为活动场所，大家都是下班后在此聚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特别是重点议论所党委有些什么问题。经过多次议论后，我们认为抓到了所党委的一个大问题：即所党委对于在我们所内的上海市学习毛泽东思想“四大标兵”之一的“红雷青年小组”，不组织职工学习他们的事迹，甚至也没有在所内开会介绍宣传“红雷小组”的先进事迹。我们认为这不说明了所党委是在抵制学习毛泽东思想吗？我们就决定重点抓住这个问题，调查所党委在宣传学习“红雷小组”上存在的问题。也因为搞这个调查的需要，“红旗战斗队”从合纤所走上了社会。
我们开始调查后，就发现了不少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终于有了突破：先是“红雷小组”的一名成员悄悄地向我们透露了不少“真相”，我们就找所团委书记和其他有关人员查核，他们大多承认了在所谓“先进事迹”的“总结材料”中有严重造假的问题。至此，我们认为“红雷小组”是靠造假而被吹嘘成的“假标兵”，但这个问题就决不会单是所党委的责任了，这应是市委，至少是市委宣传部的责任了。而要彻底查清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个小小的“红旗战斗队”是很困难的。于是就想到了要把这件事向社会上公开揭露出来，这样也可以找到支持者，帮助我们彻底查清这个问题。
我们就把揭露“红雷小组”是“假标兵”的大字报贴到了静安公园的大字报区，也正是在这里看到了（红卫兵）“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传单，就想到了要找他们来帮我们调查这件事。
⒉ 筹建“工总司”和成立大会
1966年11月4日的下午，合纤所“红旗战斗队”的一些主要成员来到愚园路311号的“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接待我们的是北京红卫兵包炮（后才知包炮是以“首都一司”成员身份来上海的），他听我们讲述了调查“红雷小组”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个重大的问题，支持我们的调查和揭发。他还讲，有不少工厂的工人来他们这里反映问题，寻求支持，正准备开个座谈会来听大家的诉说，要我们也来参加。
于是在6日下午，我和苏惠康等人又来到联络站参加座谈会，包炮主持开会后，就由各单位的代表发言，我代表“红旗战斗队”介绍了我们调查“红雷小组”的情况，引起了与会者的纷纷议论；国棉十七厂“永忠队”代表介绍他们赴京告状的情况，大家都很感兴趣；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代表控诉华东局和工厂对他们的迫害，更激起了与会者的愤慨；其他单位的发言也都是介绍本单位的运动情况。（右图：包炮早年照片。）
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十七个单位工人造反派代表和红卫兵们，商议了要建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决定于11月9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还对建立组织和开成立大会的一些事项做出了安排。这次座谈会就成了“工总司”的首次筹建会议，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作为“工总司”的发起单位，各派一名代表和一名工作人员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合纤所红旗战斗队派我为代表、高志发为工作人员参加筹建工作，并由我代表“红旗战斗队"在成立大会上发言。在后来的筹建工作中，各单位代表商议推荐和最后决定了“工总司”成立大会的五名“大会主席团”成员：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徐美英（女）。同时还决定了王洪文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潘国平为“大会执行主席”，范佐栋负责大会秘书处的工作。所以在“安亭事件”后，“工总司”总部事实上就由王洪文、潘国平为一、二把手，范佐栋位居第三和在总部主持日常事务。
1966年11月9日下午，在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一个完全由上海工人自发建立的群众组织宣告成立。
这天上午，参加筹备工作的工人和红卫兵们早早地就到了文化广场忙碌起来。在布置会场时，我们还有点担心来参加大会的人数是否会太少，因为由红卫兵们帮助油印的一批大会《海报》到8日才张贴出去，张贴的数量和地点都有限，能看到的人数也就很有限了。但我们的担心到中午时就没有了，只见一队队的人群从文化广场的几个大门不断涌进来，人群中许多是穿着各种工作服的工人，也有戴着各种袖章的红卫兵，还有敲锣打鼓、举着红旗的队伍也进入了广场。到开会前，文化广场的座位早就坐满了，连会场过道上和主席台前都站（坐）满了人。当时是不可能有人数统计的，但据广场有一万八千个座位来看，会场内人数是远超过二万人的。这种热烈的场景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下午近二时要开会了，大会主席团的五名成员：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法、徐美英到台上就坐后，潘国平即到讲台前主持开会。依当时的惯例，在介绍大会主席团各成员时，都一一自报“家门”（单位、年龄、职务、家庭成分等）。这时发生了意外情况：一个女青年从下面爬上了主席台，指着潘国平大声喊叫，大意是讲潘是“骗子”，他曾在市委大楼前自称是“红卫兵”，现在又自称是“工人”了。当大会的纠察人员去制止这个女青年时，下面又冲上来更多的人大喊大叫，主席台口一片混乱，谁都听不清谁在讲什么话。潘国平拿着话筒被人推搡着也无法讲话，后来连话筒也被人抢去了。我们几个坐在主席台上的人，谁曾经历过这个场面？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时都手足无措。这时一个工人（后才知是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张宝林）冲到人群中抢过话筒，一口北方普通话大声叫喊着又不断领呼革命口号，终于把其他人的声音都压了下去。他向这个女青年问明了问题后，大家都力证潘国平确实是工人，不是红卫兵。在这个女青年和其他人下台后，大会继续下去。（左图：1966年11月9日，文化广场召开的“工总司”成立大会现场，铁路装卸机械修理厂代表谢鹏飞在控诉发言。）
大会上应该是宣读过“工总司”成立《宣言》的，但我一点都记不起当时情况了。大会上的发言，原来准备了五六个，但我只记得合纤所、十七棉、装卸机械修理厂的发言。会场中不时有人大声叫喊，要曹荻秋来听取大家的控诉。主席团成员商议后，就要后台工作人员打电话到市委催促他们（因在会前已派人专门去通知过市委办公厅，要求曹荻秋来参加大会，但一直没有回音）。
就在一片群情激愤之时，忽有消息传到主席台上，讲市委派人来了。接着一个中年男子被领上了主席台，主席团成员要求他向大家讲话表态。他拿着话筒却讲，他是市委组织部的张文豹（副部长），今天来这里是不能代表市委的。张的这个表态更激怒了大家，都讲你不能代表市委，要你来干什么？就把他轰下去了。
会场上不少人大喊：市委不来人，我们就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出来接见！大会主席团与后台的几个主要成员商议后，就宣布大会结束后组织队伍游行去延安西路33号市委大楼，要求市委负责人出来接见。这个决定得到台下一片拥护声。
大会结束后，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就带领一部分群众游行去市委大楼了。我和范佐栋、陈阿大、黄金海等人没去，留在文化广场处理善后，然后回到巨鹿路“工总司”的暂驻处等候消息。
二、“安亭事件”
⒈ 我在安亭车站所见、闻的情况
11月10日上午，我在“工总司”总部得到讯息，讲昨晚去市委大楼的队伍已到了上海火车站，要乘火车去北京向中央告状，控诉上海市委。我马上骑了自行车赶到北火车站，在一个月台上找到了主席团成员徐美英，在她周围还有一大批群众。徐美英告诉我：昨晚游行队伍到了延安西路33号市委大楼外后，一直没有人出来接待大家，到很晚时天下了雨，忽然传说有“通知”，讲要队伍到友谊电影院去等候市委领导接见。于是大队人群赶到了友谊电影院，等了一会儿，来的人是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任张祺，张讲话只是要求大家解散队伍回家去，大家当然不答应。在混乱中忽然又传来了“周总理的电话指示”，大意是讲上海市委不接见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我接见你们。于是人群中有人高喊“打着红旗上北京”的口号，队伍又赶到了北火车站。
在北站，王洪文、潘国平去要求派车，车站没同意。有一批人自行爬上了一列即将开的客车，已开走了。之后车站又通知讲同意派车了，但要分二批走。于是王洪文、潘国平带了一大批人乘上了第一列车开走了，徐美英带余下的人原是要乘第二列车的，但车站却又说不派车了，还说前面那列车也停在安亭车站不再开了。徐美英正准备带余下的人步行到安亭车站，去与前列车的队伍会合。她要我告诉总部的其他人设法前来支援。
我赶回巨鹿路总部处找红卫兵们求助，见到“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后文简称“炮司”）的红鸥等红卫兵，我讲了情况后，她们讲去找辆宣传车一起去。我和她们在静安寺附近找到一辆红卫兵的宣传车，就一起乘车赶到了安亭车站。我们到安亭已是下午了，在车站看到的是只有一列客车停在附近煤场中间，两边都有煤堆，大批人群散落在列车周围。我想先找到王洪文、潘国平，但找不到。又问了列车周边一些人，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当周边人群知道我也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后，就都围上来焦急地问我该怎么办？于是我与一起来的红卫兵们把宣传车上的广播设备拿下来，架设在煤场的一部大吊车上后，我就代表“工总司”总部向大家讲话表态（大意）：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总部支持大家的北上控诉行动，现在这种情况是市委对我们的迫害，我们要坚决斗争，等等。
这时我在大吊车边竟意外地遇到了合纤所机动车间党支部书记吴宝兴等人。吴告诉我，市委已通知所有单位，凡有职工外出的，都要派干部到安亭车站来找人，做工作把外出人员带回去。我问吴有否见到合纤所来参加大会的人。吴讲合纤所是苏惠康带了二十多人去参加大会的，现在还没找到他们。但听说有一批人是乘另一列车先开走的，这列车现在停在南京，估计他们是在那列车上的。我对吴宝兴等人讲，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们也别找了，还是回去吧。吴还告诉我，市委也通知了有关部门组织力量送食品和饮水到安亭车站来。（左图：1967年“一月夺权”后，在“安亭事件”现场的大吊车上留影：前排右起谢鹏飞、缪南生、潘国平、王洪文、唐文兰、王秀珍、程琳，中排右起黄金海、廖祖康、刘荣根、房佩仙、徐洪源，后排右起陈阿大、×××。）
待吴等人走后，我又到车站内外转了一圈，除了停在煤场的北上客车外，没见有其他列车，也没找到一个认识的人。由于当晚我还要代表“工总司”参加一个与各红卫兵组织的联席会议，准备明天（11日）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大会和发言，所以趁天还未黑就赶回了总部。
在当晚召开的各组织联席会议上，我讲了在安亭车站见到的情况，大家商议后决定由我代表“工总司”在明天的大会上发言，揭发市委迫害工人群众，制造了“安亭事件”。
在11日由多个群众组织联合召开的人民广场大会上，我介绍了筹建“工总司”和召开成立大会的情况，揭发市委拒不接见革命群众，拒绝承认“工总司”，还指使铁路局出尔反尔，先同意发车，又把车停在安亭，这是迫害革命群众的行为。我们要求北上控诉市委的迫害是革命行动，等等。而其他参加大会的组织也纷纷发言表态坚决支持“工总司”。这次人民广场大会，是“工总司”宣告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全市性大会。
⒉ 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
以后几天，我都在巨鹿路总部负责接待大量的来访人员，天天忙于应付并焦急地等待安亭车站的消息。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我们也无法与在安亭的人员联系。所以连韩哲一、李干成在10日深夜到过安亭车站的事，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在11日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时也没得到这一消息。
11月12日，支持“工总司”的上海和外地红卫兵组织，在巨鹿路“哈军工红色造反兵团驻沪联络站”召开了“学生声援工人联席会”，我代表“工总司”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才知道韩哲一等人去过安亭车站的事。我当时的“工作手册”第一页记录了这次会议的简况，但当天记录上没有张春桥到安亭的事，这是因为我们还未得到此消息。当晚，在安亭车站的北上人群大部分回到了上海，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回到巨鹿路总部后，我们才知道了张春桥到安亭车站的情况。
关于“安亭事件”和张春桥当时的处理情况，我是在陆续听到各方面消息后才清楚的。综述于此：
“工总司”部分乘车北上群众被拦阻在安亭车站后，上海市委即向中央报告称，京沪14次客车被在安亭车站的人群拦停，沪宁线“铁路运输中断”。党中央即开会讨论，并决定给上海发二份电报：先发一份给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内容为 “据铁道部报告，上海有几千工人要乘火车来北京，现在安亭停车。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研究了这个情况，请你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另一份电报是稍后发给在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派群众的，也即是陈伯达那封强调“大道理”的电报。党中央并决定派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去上海解决“安亭事件”。韩哲一接到电报后，即在10日当晚与上海副市长李干成等人赶到安亭车站，找到了潘国平进行谈判，但无结果。在安亭的群众也不接受陈伯达电报的说辞，大家都认为必须坚持斗争下去。
张春桥是在11日深夜来到安亭车站的，先是找到了潘国平和包炮，后王洪文也来了，在无线电专用机械厂谈判的。谈判的焦点是张要工人先全部回上海，其他问题回上海再谈；潘国平坚持提出要张先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否则不回上海，还要求张与在车站的群众见面。谈判时间拖得很长，在得知外面一批等得不耐烦的工人已准备步行去北京时，张春桥决定结束谈判去与群众直接对话。（上图：1966年11月12日，张春桥在安亭车站煤场与群众见面现场，卡车上前排右1潘国平、右2张春桥、右3侧身者王洪文。）
12日上午，在车站煤场的一辆大卡车上，张春桥在王洪文、潘国平陪同下冒雨与大批群众会面、对话。张从陈伯达电报的“大道理、小道理”讲起，讲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目的，讲到工人阶级在文革中的使命。张春桥的讲话与陈伯达的电报精神相同，没有表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劝说大家回上海。包炮等红卫兵的发言指责了张不支持工人，在谢鹏飞发言控诉了被殴打、关押的迫害后，更多的工人抢话筒争相发言控诉。工人们与张春桥的对话从上午8时持续到下午3时，在听了那么多工人的发言和控诉后，张的态度有所转变，他表示原来对一些情况不很了解，你们的行动是被上海市委逼出来的，看来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这些情况可由他负责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张还是要求大家先回上海，有事到上海再谈。张要求王洪文宣布最后决定，王、潘表示“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在王宣布“工总司”决定全部人员回上海后，张春桥接着讲：毛主席派我来上海，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一定要把安亭的事情处理好，解决不好，我决不回北京！张讲后就回上海了。在安亭车站的人群也先后乘车回到市区，其中由黄金海带领的一部分群众到了文化广场（黄是在11日闻讯后赶去安亭的）。
13日下午2时多，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潘国平和一些红卫兵继续谈判。最后达成了五条一致的意见，张春桥签字同意了。张春桥签字后，还应要求向在文化广场内的工人造反队员发表了讲话。
12日下午在张春桥离开安亭车站后，有部分人群坚持步行北上，并由途中推选的临时负责人耿金章带队，于14日晚到达苏州后被安置在苏州铁路中学。15日上午，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在苏州市委招待所与耿金章等人谈判，张春桥等签字同意了耿提出的五项要求。18日，上海市委派出十几辆客车把在苏州的北上人群接回。
11月10日清晨，有部分北上控诉群众先乘上了于5时发车的一列客车北上，至中午接指令停在南京车站后，其中一部分人被劝返了，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北上。坚持北上的这批人群渡过长江步行到了浦口，15日又步行到达六合县。16日受张春桥的委托，潘国平、王洪文先后赶到六合来劝返，但被带队的戴祖祥所拒。后经江苏省委文革小组转告了中央文革的电话后，戴只得同意都回上海去。这支队伍18日回到南京，21日凌晨4时多回到上海，张春桥即在上午到红都剧场接见大家并讲话，曹荻秋和韩哲一等人也在场。至此，“安亭事件”终告结束。
三、“工总司”早期机构和人员情况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组织结构是：总部（市级）→联络站（区县局级）→联络分站（区县局下属的公司）→造反队（基层单位均称造反队，但大型单位可称“造反大队”）。当然，上述结构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多次组织整顿后才逐渐成形的，而早期情况是非常混乱的。
1. “工总司”初期队伍的形成
“安亭事件”后，尽快地发展“工总司”的下属工人造反队组织，当然是总部最重要的工作。但那时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是有意识地主动去各个单位发展队伍和成立组织，而是下面单位已有的各种造反派组织来人到总部联系，要求让他们改名为造反队加入“工总司”；或有的人是来上访告状的，我们就叫他回单位去串联人员成立造反队，再到总部来挂钩作为下属组织；区县局级“联络站”的建立情况也是这样，除个别“联络站”是“工总司”发起单位的人建立的，大多数的“联络站”是在他们已建立后再到总部来挂钩的。
当时来总部挂钩的单位（个人），是不需要什么证明、介绍信，更不会去审查的。他们要求总部承认和发给“造反队”袖章，似乎只要拿到了袖章才算是加入了“工总司”组织（那时袖章是稀缺物，对单位也只能象征性发几个）；总部也没想到过给他们发个什么“证书”之类的东西作为“承认”的依据，而对表态承认了的也不作登记备案。所以总部对下辖有多少个造反队组织，整个队伍的人数，一直都不甚了了。
由于我们没有制定过组织发展工作的规则，也没有提出过加入“工总司”的条件（如地域、行业等）限制，更没有建立登记备案的制度，再加上总部工作人员几乎人人可以表态承认建立组织的乱象，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在市总部下面有不少所谓“兵团”、“司令部”、“指挥部”、“分部”等跨行业、地区的组织，在一些区、县、局也存在有二个（或更多）同属总部的“联络站”类（名称各异）的组织，这些组织都竞相去基层单位搞发展、拉队伍，造成许多单位有多个“工总司”造反队组织。在财贸、文体、教卫、科技和出版等系统中，都有“工总司”所属组织，也与这些系统中的其他造反派组织发生矛盾。
对于这种混乱的组织状况，我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组织整顿措施。一是下决心在“工总司”名下取消了所有“兵团”、“司令部”等组织，并把其下队伍归纳进各单位所在的区县局属组织中。 二是取消了下属跨区县（地区）、跨系统（局）这一类的组织，其所辖队伍均按行政领导关系所属归口。三是把不属“工总司”所在范围（即工业、交通、基建三大系统）的组织全部划出，明确其必须按行政所属回本系统与该系统内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四是对属于“工总司”范围内的市和区县局，以及基层单位各组织统一名称，即“工总司”的机构在市称“总部”，区县局为“联络站”，局属公司和区县属公司（局）为“联络分站”，基层单位均称“造反队”（大型单位可称造反大队），原用的非规范名称一律取消。对于原有多个组织（名称）的单位，必须在实行大联合后才可使用这个统一的名称，为此总部下大力做了大量促进联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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