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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九三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2年1月30日第193期
本期目录
〖文革与艺术专辑2〗
史林一叶
胡发云 红色音乐和一代人的情绪记忆
——2009年底在美国洛杉矶南加知青协会的演讲
滕叙兖 《烽火雄鹰》
——哈军工造反宣传队的历史记忆
故纸堆
邹农军提供 渔歌子录入 老画家杨济川有关被红卫兵抄家的报告
邹农军提供 渔歌子录入 老画家杨济川有关工资和人事关系的报告
渔歌子录入 全国各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点名批判文艺界对象简介
北京公社《银锄落》战斗队 毒草歌曲批判
渔歌子录入 一份小报中的《文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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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红色音乐和一代人的情绪记忆
——2009年底在美国洛杉矶南加知青协会的演讲
胡发云
今天晚上是跟大伙闲聊一下，我自己也没有特别成熟的想法，就是谈谈红色歌曲和我们这代人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同时又是很丰富、又是很深刻的，一时也说不清楚，而且还有很多不同的观念的一个话题。
吃饭的时候我就在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中国一样，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的红色音乐培养了几代人，当中最完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1949年以后出生的。从落地起，听到的歌一直到我们醒了事，以后看了世界，满脑子灌的全是这些歌。我刚才放的是抗美援朝的一首歌，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听过这首歌，老电影《铁道卫士》里面有，是作为背景音乐，那是1950、1951年，志愿军入朝的时候，说我们打败了美国野心狼什么的，这是我印象当中最早听到外部世界的歌曲，如果不算母亲教的童谣催眠曲之外。从此我们所有的生命岁月都和音乐相关的几乎被这些红色音乐填满。
当中有一些特殊的阶段、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心境下，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接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国家有一些作家、作曲家内心还是知道音乐需要美，音乐需要表达人类一些普世的情感，那么就借着少数民族的一些题材，偷偷地表述一下爱情。比如我们最早看到的《芦笙恋歌》（唱）：
阿哥阿妹情意长
好像那流水日夜响
流水也会有时尽
阿哥啊永远在我身旁
阿哥阿妹情意深
好像那芭蕉一条根
阿哥好比芭蕉叶
阿妹耶
就是芭蕉心……
爱情歌曲，因为是少数民族的，你不好说他，他有特殊的风俗民情，但是汉族的青少年一样唱。后来《边寨烽火》呀，《冰山上的来客》呀，一批一批的少数民族电影，借着这个外壳出了一批这样的少数民族的爱情歌曲，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么一点点，而且还掺杂了很多意识形态色彩的、表达人性的歌。包括我们现在经常唱的《蝴蝶泉边》（《五朵金花》插曲）。如果大伙还记得电影的故事的话，这个电影讲的是大跃进的故事，“五朵金花”炼钢的炼钢，找矿的找矿，全是干的当时非常时髦，但后来证明是瞎折腾的一些事情。这些故事随着大跃进轰轰烈烈的荒谬过去了，表达爱情的歌曲留下来了。《冰山上的来客》和国民党间谍的斗争，我们也忘了，我们记住了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另外，到了三年饥荒时期，我当时印象，当时的一批中学生就是我们哥哥姐姐那一辈，开始在流传《外国名歌200首》，这么小的一个袖珍本，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大小。那里面两百多首的外国名歌前面有一些“帽子”，一批现代的革命歌曲，比如波兰的《华沙工人歌》，还有什么“同志们勇敢地前进……”那些表现十月革命的歌，后面就有越来越多的各国的爱情歌曲。这个成了在那个荒漠的年代里边，男女青年一种特殊的思想营养来源。但是我想这一类的歌曲不是全体青少年都能接受到的，而是一部分有这样条件、修养甚至内心有这样情怀的人才能接受到一些。过了这么些年，还有多少人记得《外国名歌二百首》？我记得当时有几个“大王”是可以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的。
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就我们这代人接触的音乐，以及我们在这个音乐环境下成长的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是闲谈不是演讲。下面我放一些我们十年以前知青艺术团的歌曲，这些歌曲有一些说法播完我们再讲。（音乐略……）
一九九六年，一批在文革当中曾经组织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朋友——这件事我在我的长篇散文《红鲁艺》当中讲述过——在经历了将近30年的生活激荡以后，大伙不知道怎么都涌出了一种很浓厚的怀旧情绪。这时候应该都不算老，四十大几，不到五十，非常怀念那段时间，怀念那段时间这一群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少年男女在一起共同度过的岁月。
实际上呢，就我接触的这个文艺宣传队的少年男女，大多数是这个社会的弃儿，也就是说，他们从出生开始，一直到他们成年懂一点事情，到文革的爆发，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物，因为他们当中有的是前政权官员的子女，有的是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孩子，有的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大地物理测量专家的孩子，有的是我们湖北省文艺界的一些所谓权威的孩子。文革开始后，他们父母亲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望，等待，后来发现这个社会对他们父母亲的压力和他们自身的压力越来越小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底的时候，整个社会是转向去斗走资派了，而青年的那种对集体、情感和温暖的渴求，对孤独和被抛弃的恐惧，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组建了这么一支文艺宣传队。这个宣传队，与其说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如说是他们在孤独当中寻求走近的一种方式。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很多场演出完了以后，大伙都不回去，都在后台或者是在一个空间，把一整夜一整夜的时间聊过去。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到武汉音乐学院找到了一间教室做我们的排练厅，再在隔壁的一所实验小学找到了一间教室做男生和女生的宿舍。床，就是所有的课桌拼起来，大概就是四张课桌拼起来的，个子大的男生睡都有点小。最后我们在那儿度过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现在所有的这些人，有的成了教授，有的成了企业家，有的成了下岗工人，都能够清晰地记得起来当初从排练到演出，一直到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
其实那段时间，这个宣传队的所有成员在那之前都已经经历过了刻骨铭心的，甚至是濒临死亡的一种精神历程。我后来才知道，里边好多人都经历过极其痛苦的阶段，有几个女生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她们说，要不是有这个“红鲁艺”，要不是碰到了这一群年轻的男女，要不是能够让她们继续唱歌跳舞，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展示自己的一点动作，她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当中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个女孩子是我们39中的，一个高三的女孩子，她从出生就没见过她的父亲，一直到50年代末期，有人告诉她，你父亲在监狱里面关着呢，他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抗战时期当了兵，然后解放战争期间当到了什么级别，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她原来一直听她妈妈说她是个孤儿，她原来一直以为她是个好出身的孩子，在学校里非常积极，学习成绩也不错，人也长得不错，所以突然到文革的时候有人通知她，你是个狗崽子，不让她做学校的学习委员，不让她干许多事情，甚至往她脸上泼墨，让她站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别的人出身不好的是坐在最后一排，她是站在最后一排，而且是靠墙，有一根绳子横着拉着，让她和别的学生有个界限。她站着上了两个月的课，一直到最后，她发现她的母亲为了改变政治上受歧视的命运，嫁了一个非常粗鲁、没有文化的经常喝醉酒的搬运工人。最后她确实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那个“龟蛇锁大江”的蛇山上面连续转了好几天，连上吊那棵树都看好了……
最后她说走到江边又想跳江，在江边看到了一张广告，这张广告就是“红鲁艺”的招生广告。上面有一句话，她说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句话是：“我们欢迎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都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众笑）
这句话现在听来十分荒唐十分可笑，但在当年，它给了那些被排除到社会主流生活之外的人一线最后的希望。她说我想试一下，看我能不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来。由此，她终于活下来了，现在成了一个我们那边的中层领导干部，大概是处一级的吧。
所以这样的一批人在一九九六年汇集到一起的时候就跟我说，我们还想把当年的那一批人召集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至于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什么，我想个人都不相同，有的人年岁大了，怀怀旧；有的人可能生活富裕了，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有的人呢是想找到当年的一些伙伴。花了很多功夫，把这些人找到了，然后就发现有些人已经不在了，有些人不能唱了，有些人不能跳了，于是就干脆把规模扩大，成立了一个武汉知青艺术团。登报向社会正式地招考，关键的一条就是你要是当过知青的。
没想到很多很多的人来考。有的人嗓音不错，有的人舞姿也不错，但是很多人不识谱。那个时候会唱歌的大多数不识谱，或者是识了谱后来也忘了。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排了这么一组节目。这组节目呢，当时我们作为组织者，就想到既然是这一代人，我们唱这一代人的歌。我们唱这一代人的歌，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都认同这一代人对那些歌词所表达的意识形态的这种认定，但是它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记录。所以除了第一首和最后一首是我创作的歌词，另一个作曲家姚峰作的曲之外，我们全部的歌都是用我们生命岁月当中，对于我们来说比较难忘的、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些歌连缀起来的。
我当时跟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些歌是这个时代甚至是这个政权强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在唱它们的时候，那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声唤起的情绪记忆，已经代替了我们对它的理解，因为它记录了我们生活的、生命的某一个阶段，这些歌对于我们来说，它一段一段地让我们记起了我们过往的岁月，哪怕是一句旋律，都会让我们想起逝去的青春年华……
然后我们就拟定了一批歌。哎呀，一开始排练的时候，大伙就是热泪盈眶了，特别是第一首歌，排一次流一次眼泪，排一次流一次眼泪。还有一批流眼泪的专业户，他们知道我们在开发区办公大楼的最高一层排练嘛，有一批人，只要是我们排练，他们就会坐在礼堂的最后几排，有时候会坐上几十个人。我们因为天天排练呀，或者是一个星期排几次，那些人的面孔都看熟了。他们的任务就是来听，你们唱一次，我们听一次，唱一次，听一次。有的时候已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听完以后帮我们清理场子，帮我们打水，帮我们做一些后勤工作，最后甚至成了这个团里的编外成员，后来又成了正式的成员。他们就在这种音乐当中，一遍一遍地回顾自己的年轻的岁月，同时也回顾自己的已经走了一多半的人生。
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开始放这些歌，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多少有一些唤起，这个唤起更多的是一种生命的感悟。随着这些音乐的响起，我们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感觉，就是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少年，我们的青年，甚至我们的中年已经随风而去，而这些旋律像一种特殊的记录的仪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让我们回忆到我们的一生的岁月。我们然后再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吃过苦，我们有过梦，我们做过努力，我们遭遇过失败。
那么在今天，在座的是一个稍稍特殊一点的群体——生活在海外。在海外的人可能会有更多的、丰富的、敏感的或者是你们自己特有的人生经历带来的甜酸苦辣。这些歌曲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可能会更珍贵、更强烈。
现在想来呢，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种乌托邦的浪漫主义的梦境当中。这些东西是可以让人上瘾的，这是那些西方国家很难体验到的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症状。一直到现在，我们那一帮子人，如果聚会，如果放这个碟，依然会进入这种乌托邦的迷醉的状态。就像在西方抽大麻，或者是吃海洛因一样，它可以给人带来激动和快感。这是一代人的宿命，我不想说它好，也不想说它不好，它只能说明我们的一种生存状态。有的时候我甚至从里边读到了很多人生的况味，特别是我看到我的一些同代人坐在一起，甚至看到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坐在一起，从你们脸上、额头上、头发上，看到了一种岁月的流逝，积淀下来的沧桑，想到了这一代人总体的命运和经历，有一种伤感的东西，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里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更没有办法逃脱亿万青少年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宿命。只是说我们过了这么多年，再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那条路，从我们唱过的那些歌，来回想我们的人生经历，是能从当中获得一些启示，或者获得一些对生命的新的感悟的。刚才我听了很多人都在跟着一块唱，唱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起一些事情，感觉到一些事情。我经常说过，音乐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音乐甚至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事情，你明知道这首歌是个红色歌曲，你明知道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在当时的境遇并不是那么令人愉快，但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旋律依然能够让你动情？
在《如焉》里边我写到卫老师八十大寿的时候，他的几个弟子给他送了一套音响，送了一张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的光碟，然后他们在一起开始唱歌，唱了很多老歌，最后达摩给卫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在批判我们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为什么你一张嘴，又是这些革命歌曲，这些老歌？卫老师说了一大段话，这一大段话，如果看过的人，再回过头去读，可能是表达的我对这样一种红色音乐和现代人的一种记忆的关系。
（《昨天》编者按：为加深对胡发云讲演的理解，摘录胡发云长篇小说《如焉》书中卫老师那段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了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想到了那个让人痛苦的屈辱岁月。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它们的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与残暴，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它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连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
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有一次，我无意间哼起一段旋律，似乎和我当时阴郁的心情有关，我突然发现，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中的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对于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怕的事。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还无法完全看清楚。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红梅赞》也好，《英雄儿女》也好，它真正要体现的那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已经退居到很不重要的地步，我们现在非常清楚，朝鲜战争是当时一次非常错误的战争，是由朝鲜挑起的，苏联支持的，中共打先锋的这么一场白白牺牲掉数十万人的这么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发展的机会。但是，当这场战争以电影中的王成、他的妹妹、他的父亲，这三个人的分分合合，以他们的这种非常感人的浪漫主义的英雄壮举，通过这样的音乐和故事情节表现出来的时候，对于当时青少年的我们来说，我们读到的可能是人类普适的一些美的东西，那些美的价值，比如勇敢、牺牲精神，为理想献身的这种勇气，还有亲情，还有那种艰苦年代的这种浪漫主义。
所以，在这一点上，艺术本身又顽强地在解构官方要给我们的这种红色意识形态的教育。我有时候跟他们搞音乐的人，特别是一些作曲的人，开开玩笑，我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那个宣传达到效果了，我说，你们当时写的那些东西，我们可能唱起来唱出了我们自己的感情和味道来。我说，当年有一个电影叫《怒潮》，里面一首歌叫《送别》，讲一对革命战友，因为一个人在党内受了委曲，被“错误路线”撤职调到很远的地方去，另外一个人送他。（唱）“送君送到大路旁……”
（钢琴弹奏，全体齐唱）
送君送到大路旁，
君的恩情永不忘。
农友乡亲心里亮，
隔山隔水永相望……
（热烈的掌声）我们要插队了，这一批同学到这儿，这一批同学到那儿，经常在一块最后聚餐的时候，或者是公园坐一下的时候，就默默地唱这首歌。有的时候，实际上是那些男生心里清楚得很，他是唱给那个队里的女生的（众笑），他是把它当情歌来唱了。
就是这么一个文化专制和文化荒漠的环境当中，人性当中的那些东西总会顽强地找到它的替代品，这个也是当初的那些作曲的人始料不及的。有些作曲的人他自己也很清楚，因为我认识一些作曲家，包括五十年代一些比较好的电影编剧，包括后来写《苦恋》的白桦，他原来写过两部片子，一部是《山间铃响马帮来》，不知道在座的人是否有人看过？（众：看过！）一部是《神秘的旅伴》。我有一次跟白桦说，我小时候大概六岁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我居住的环境让我记起了，应该是六岁，不会是七岁，因为七岁我上学了，搬了家。我说我靠在一个电线杆上，突然哼起了一段旋律（唱……），我说我当时不知道这段旋律是从哪儿来的，后来隔了很多年，我看你的那个《山间铃响马帮来》，我才发现是你那个《山间铃响马帮来》的主题歌（唱）：
清清河水流不完
鲜花开满山
重重青山望不断啊
马帮行路难
毛主席的马帮为谁来
为我们边疆人民有吃又有穿
哎——
太阳升起
白云散开
山间铃响马帮来……
是这样一首歌。但是我当时哼唱这旋律所表达的是一种很特殊的少年惆怅的东西，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它是一首歌颂解放军解放边疆的歌，所以我就跟白桦和其他的搞音乐的人说，有的时候，音乐本身不讲道理，唱它的人会顽强地按照自己内心的情绪去理解它。包括后来《血染的风采》和《十五的月亮》，什么“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什么“宁静的夜里，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歌中的其他什么都忘了，最后就剩下“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众笑）它就是顽强地要表达自己人性深处的那些东西。
当然，这都是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我们今天唱起来会很尴尬，或者有的时候有些比较极端的人，他会拒绝再唱这些歌，但实际上他拒绝，也拒绝了自己回顾自己生命的有用的这么一种媒介。我在《如焉》里边也写到，卫老师说到自己，有一次他非常阴郁、烦闷的时候，就哼了一首曲子。（唱：……）他说哼完了的时候才发现，那歌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众笑）所以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有。八十年代后期，还是九十年代初期，湖北有一批年轻的作家和评论家，当时我们还能够冒充年轻，三十多岁的，四十出头的，到鄂南的一个山区，有一个休闲的山庄，去开一个理论研讨会。都是这样的一批同龄人，山林非常宁静，晚上没有任何人，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样的环境当中，人们很容易沉到自己灵魂深处。晚上都觉得有点寂寞，各人都从房间走出来，想碰到几个人说说话呀。最后就发现有人坐在会议室里在聊天，三五十个人吧，最后都慢慢汇集到会议室去了。白天已经在里面开了一天的会，晚上又去干嘛呢？大伙就提议我们唱歌吧。就是从刚才我放的那一首歌开始，（唱）“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这个我估计会唱的人不多了。（钢琴弹奏，有人跟着唱）从这首歌起，一直唱到《一无所有》（众大笑）。
当中唱得最多的是文革时的歌曲，语录歌，还有歌唱“敬爱的毛主席”。
（唱……钢琴声起，全体合唱内蒙古作曲家阿拉腾奥勒谱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
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
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
敬祝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一批年轻人实际上挺“反动”的（众大笑），我估计是八九以后，每个人都什么乱话都敢说的，但一唱就这些歌。唱了一夜，从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吧，一直唱到清早六七点钟，也没有睡意了，就干脆去食堂吃饭。在食堂吃饭，就看见一位老人在前面排队，穿着一件大衣。老人一副很想讲话的样子，就扭过头来同我们说，昨天晚上是你们在唱歌吧？我们说是呀，一想完了，肯定吵人家老人家的瞌睡了。老人就猛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昨天听了一夜，激动得不得了，看来中国革命还是有希望的（众爆笑）。我们唱也唱拧了，他听也听拧了。
这就是说音乐它可以解读的东西太多了，像这样的情况经常有。我们有的时候到外地旅游啊，或者朋友聚会呀，有时候也会唱。我就在想，是什么可以让这一批平时思想非常犀利，甚至言词非常激烈，不容任何异端观念的人，他能够在这样的音乐的环境当中，突然就唱起了毛泽东呀，《长征组歌》呀，唱起了《阿佤人民唱新歌》呀，《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呀……
后来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些事情，我想可能还是这些音乐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它负载的功能已经多样化。
有的时候我也听有些人在批评这样一种现象，说那些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们，自己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在路边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众大笑）。我说，可能你们要宽厚一点对待他们，他们可能只是用这种方式来找到自己生活的一点支撑和乐趣，他们回家该骂什么还是一样骂。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就这个话题更多地听听大家的感觉，我们互相之间沟通一下，或者大家愿意唱什么，我发现今天来的这位琴师是一位高手，是一个曲目量大得不得了的人。
（秋枫：是福建知青，×××。）
哦，福建的。我估计我们这代人会唱的歌，八九不离十的他都能弹，所以我们在一边唱一边弹一边思考一边聊的过程当中，也算是我们武汉知青和洛杉矶知青的一次联欢会了，尽管武汉的只有我一个。
（女：我也是。）
（秋枫：很多呀。）
你现在已经是洛杉矶的了。我这边先给大家点播几首，看大伙……刚才有听过的。这个音频给我。
这是我多年来精心收集的。我本来说送给加州知青协会做个纪念，让更多的人在需要的时候听一听，可能不知道哪一首会触动你们的神经的，想起自己的初恋，“送君送到大路旁”啊。
（放碟，音乐响起。秋枫：《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
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继续放碟。）
对，这首歌，和上面一首歌，都还是这个国家政治比较清明的时候，五十年代的中期，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色彩。
（音乐继续响起……）
这个呢也很好听，但是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东西了。哦，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听得出来。
小锄头哟手中拿，手里格手中拿呀，
井冈山下种南瓜，种里格种南瓜呀……
什么歌？《井冈山下种南瓜》。为什么井冈山下的南瓜不是普通的南瓜啊？歌中唱的是“做餐革命传统饭”“继承红军好传统”。那就是我们所有的歌曲，它都在灌输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在讲述一种革命的传统。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到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这歌都还记得。
车轮飞，汽笛叫，火车向着韶山跑
穿过峻岭越过河，迎着霞光千万道……
这是儿童歌曲的几个阶段，到了文革了。哦，我先挑了一组儿歌啊，这个儿歌从五十年代初期的《我们的田野》到《让我们荡起双浆》，一直到有革命传统教育意味的《歌唱二小放牛郎》，一直到文革中的《火车向着韶山跑》。还有一组，《路边有颗螺丝帽》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呀……这证明我们在进行儿童教化的过程当中，这种意识形态的色彩越来越重，到了最后有一首歌，（唱）“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众笑）就直接地参与到政治大批判当中去了，这一代一代的儿童就在这个当中成长。
我们还有幸，我们有童真的时候，还有一些好的儿歌，包括像《小鸭子》呀，包括像《小燕子》呀。到了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孩子，就是在我刚才唱的“叛徒林彪，孔老二”这种儿歌当中成长的。他自己完全是糊涂的，孔老二是谁，林彪是谁，也搞不清楚，坏东西就是坏，一心搞克己复礼，一心搞复辟，是吧？这个是中国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音乐教育的过程，它是以一种审美的形式，来改变一代人的心灵的结构，从此来形成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
这个我在《如焉》里面写到了，我们没有别的歌来表达我们自己，没有儿童的这种情趣，没有儿童的这种顽皮，没有儿童的忧伤，没有儿童的梦想。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很大，实现共产主义，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要团结起来，勇敢斗争，甚至要不怕牺牲。那个《英雄小八路》里的歌，后来变成了新一代的《小年先锋队队歌》（唱）：
我们是共产主义（合唱起）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分贝很高的琴声和合唱声共鸣起来）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这个接班的后果，必然地要导致一种新的东西，更加激烈的一种东西出来。
（响起恐怖的音乐……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唱）：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
文化革命当闯将……
这是当时的一个原声，录的音。能留下这些声音已经不简单了。
（又一首歌。）
（再一个前奏响起……）
北京的朋友应该记得这首《北京颂歌》：
灿烂的朝阳，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哦，意识形态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纯粹，非常宏大，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这种理想感召力。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一种东西。我们后来了解到希特勒的艺术观，整个法西斯的艺术观，非常相近。法西斯艺术观啊，对。你看看他们当时的电影，他们的建筑，他们的舞蹈，唉呀，你不是一个法西斯，你都想当个法西斯了（笑）。
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整个这一代人，想不进入文革都不行，想不经过这样一次磨难都不行，必须有这样一次炼狱般的磨难，我们才能最终从当中走出来，不然这个过程要漫长得多，只是我们把它压缩到十年当中，我们用我们的苦难，用我们父辈的全民族的苦难，结束了这么一场噩梦。
但是这个梦是否真正地结束了，我还不知道。因为这次我在武大讲文革的时候，我一再地提出来，文革实际上没有结束，当一个政治制度没有改变的时候，它时刻有再一次爆发的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听这一类的歌曲，我们依然能够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种所谓专制主义美学，它是具有强大的冲击力的。它可以把很多荒谬的东西，变成非常动情的东西。你看，把在井冈山上杀了那么多红军战士的毛泽东，变成一个在八角楼下用功的一个革命的天才。会不会唱这首歌——
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
茅坪河的水啊闪银光。
井冈山的人啊抬头望，
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
非常浪漫的场面，在茅坪河边有一个八角楼，我还去过八角楼，还是满漂亮的。八角楼透出灯光，有一个人在灯下写文章，由此呢，“五湖四海红旗扬”了。（笑）其实当时中国革命的状况是非常惨烈的。今年七月份的《炎黄春秋》上有一篇文章就谈到了当时毛泽东到井冈山后，为了占住自己的地盘，发起了一场党内军内反AB团的这样一场非常血腥的运动。当时老革命根据地的指战员和红军战士，无缘无故地被杀了几万人，还有我们湖北的洪湖啊，恩施地区搞的内部“肃反”……所以革命的残酷在文艺作品中已经看不到了，革命在我们后来人的笔下、歌声和舞蹈中变成了我们刚才听到的非常优美的、动情的、浪漫的这样的一种形象，而且这样的一种形象留在我们心里边的力量要强大得多。你现在让历史学家说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很多人可能听不进去，听进去第二天忘了，可这个歌还记得。你看这个歌是六十年代末期的，是由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的歌舞剧《井冈山的道路》里的歌，已经有将近四十年了。而且这个歌在当时没有什么传播手段，只是被一些地方的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演出过，口口相传，居然被今天这么多人还记得，那就是说，它的力量还是不可小看的。
一直到文革后期，我当时记得有一首歌，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音乐从文革初期的那种粗痞的、简陋的，甚至是很不干净的，变得非常恢弘，这个时候革命的意识形态也在寻找最能打动人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是一九七五年的。
（放歌曲《毛主席是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江山万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我们伟大祖国日益繁荣富强。
毛主席呀毛主席，
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千山万水向您欢呼，
千歌万曲向您歌唱，
您的光辉思想，把我们的心儿照亮，
您的革命路线，是我们胜利的保障！
幸福的伽耶琴在海兰江边激荡，
热烈的达甫鼓在天山南北敲响，
欢快的芦笛吹奏在槟榔树下，
深情的马头琴回响在内蒙草原上，
在你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心花怒放，
在你的抚育下各族人民茁壮成长
翻身的农奴献上洁白的哈达
解放的牧民捧起鲜美的奶浆
清香的山茶饱含着深情厚意
彩色的壮锦绣出了心中的红太阳
在你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心花怒放
在你的抚育下各族人民茁壮成长
毛主席呀毛主席，
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呀毛主席，
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这个歌后来重新录了，这一句变了，这一句原来是（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辉煌”，现在改了一个把文革隐去了的歌词。你们再听一遍，这证明这些人脑子还有一根筋是醒着的。（众笑）
文革开始以后，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迅速走向一个非常极端的状况，半音，发（4）西（7）很难出现了，三拍子在几年当中绝迹了。一九七五年突然出现了一批，我刚才说到了，美丽恢弘的这种法西斯意识形态，特别好听，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听这个歌的时候，那种新奇和激动。大段大段的三拍子，是跳舞用的。梆梆梆，梆梆梆，全是那样的，而且运用了很多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蒙古族的，朝鲜族的，瑶族的。
这些东西恰恰是从部队开始的，部队有他的一种特权，当时总政是最厉害的，很多这种具有“封资修”元素的音乐作品，就从他那儿传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部队呢，他有一种保护下的特权，一般地方上省、市的歌舞团不敢创作那样的节目。后来这个节目一出来，很多歌舞团就跟着学，又把三拍子的东西解放出来。在那之前，除了有一个“小小银球传友谊”的那一首歌是三拍子的以外，我还没有发现，可能我当时并不是关注所有的音乐，没发现更多的三拍子歌曲。这个是在一个恢弘的大曲子当中用来歌颂毛主席的，全曲除了其中一部分快板以外，全部的三拍子。在今天看来可能是无足轻重，当时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现象。
这实际上在一九七五年底，当时文艺界还没有把“反击右倾翻案风”提出来，是最后一次用一种最辉煌的声调和旋律来对文革的伟大胜利进行一次总结。当时的用意就是这个样子。
从我刚才放的这些歌曲来看，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歌一直没有放松过，甚至一丝一毫没有放松过，灌输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可能在流行歌曲的领域里面稍微好一点，但是在美声，是管得是最严的。他们意识到，官方最高层还是认为美声属于皇家音乐，在美声当中很少有那种小情调的东西，或者说是那种“不太健康”的东西，丢给了流行歌曲。民歌是山山水水呀，男欢女爱呀，这个还可以多一点。我儿子学美声的，男低音，后来发现没有一首自己可以唱的歌，只能唱外国歌剧里边的，中国老百姓也不听，最后就觉得在中国，美声真是穷途末路的这么一个行当。音乐这个武器一直是被当局牢牢地握在手里的，包括青歌赛。你要是说有一点个人情怀的东西，这本来是世界普适的东西，比如说，旅途上人的孤独，晚年对旧事的一种怀想，父母亲的这种恩惠，对于失去的乡情的一种惆怅，还有内心的一些痛苦，这是整个世界音乐最普遍的一些主题，恰恰是我们的歌曲里边最缺少的。
有一次我与几个作曲家说，你们能不能写一点与普通人情怀有关的歌呢？他们说，写什么？我说，随便举个例子啊，今天我送儿子上火车，他要去北京工作了，那么，我看着儿子的背影随火车一块走了，我写一首与此相关的歌，行不行？这样父母送儿子远行，常有的事情。假如我们有一首非常好的歌，能够表达普通人的情怀，把它表达得比较深刻，是不是一首大伙都需要的歌，不受任何时代和政治意识形态局限的这么一首歌？在海外很多呀，从贝多芬开始，他有一首《土拨鼠》，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有人会唱的：
我曾走过许多地方，把土拨鼠带在身旁，
为了生活我到处流浪，带土拨鼠在身旁。
啊土拨鼠，啊土拨鼠，这土拨鼠陪在我身旁。
啊土拨鼠，啊土拨鼠，这土拨鼠陪在我身旁。
就这么简单，它实际上表示一个流浪汉的孤独。舒伯特的《冬之旅》之《菩提树》，也是一个人怀念自己童年生活的：
门前有棵菩提树，站立在古井边。
我做过无数美梦，在它的绿荫间，
也曾在那树干上，刻下甜蜜诗句，
无论快乐和痛苦，常在树下留连……
他成为流浪汉远离故乡，好像听到那树叶在轻声呼唤……这样的人类最普遍的一种情感，最真实的和人相关的一种情感，在我们的音乐里边反倒没有！我们都是极其宏大的东西，像江山万里啊，红旗飘飘啊，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失去了我们人性最本真的那一部分，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宏大话语当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音符，加入到这六十年的合唱当中。包括我们今天的很多合唱的曲目，今天是有人谈到了《祖国颂》，（唱）“江南丰收有稻米”。
（钢琴弹奏；部分听众合唱）
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
高粱红啊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山外。
铁水汹涌红似火，高炉耸立一排排，
克拉玛依荒原上，你看那石油滚滚流成海。
长江大桥破天险，康藏高原把路开，
万里山川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首歌诞生于一九五九年，是我们全民族开始饿肚子的时候，你听这首歌的歌词啊，“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这是我们的音乐常常是和我们的生活拧着来的，纯粹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乌托邦。当时唱歌的人从来没想，我饿着肚子唱这首歌是不是有毛病啊？（众笑）这首歌从那个时候一直唱到今天，因为它的旋律，它的美，它的这种乌托邦的色彩，让一代一代的人沉浸在当中而忘掉了和它完全冲突的这种现实。这确实是我们国家音乐生活当中也是情感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一点和其他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都还不一样。因为我原来比较喜欢俄罗斯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向斯拉夫女人告别》（又译作《斯拉夫妇女送行曲》）。
（胡发云刚唱出旋律，钢琴马上弹奏出来。）
（秋枫：老胡，准备酝酿酝酿，给大家来个独唱。）
我的嗓子已经一塌糊涂了。这个歌是俄罗斯将士出发的时候唱的一首歌，不是向党告别，也不是向祖国告别——据专家介绍，在苏联内战时期，红军与白军都唱这首歌——是向他们的斯拉夫女人告别，“我要为你们去打仗了”……
（钢琴弹奏，少数人轻唱）
军旗飘，军鼓敲，出发时刻到，
只见你含着泪对我瞧。
你和我分别时紧紧相拥抱……
这首歌的歌词我不太熟。还有一首《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我们越战的时候也有一首《再见吧，妈妈》，在情调上，在人性的深度上，除了我们模仿它以外，还赶不上它。它有一种和母亲和祖国甚至和命运相关的东西，他们在反法西斯的战争时，他们依然会保留自己人性中的一部分。包括《喀秋莎》，喀秋莎是为了远方的战士在写信，远方的战士，因为姑娘爱他，他才英勇作战。包括保加利亚的一首歌《写封信儿寄到边疆》：
（钢琴弹奏）
在那静寂傍晚微风轻悠悠，
吹向菩提树边你的小窗口。
请你把窗打开，静静站在窗前，
清风带来国防战士的问候……
还有一首《灯光》。我写过一篇散文，就写灯光，写知识青年插队前夕，一个小女孩暗恋他们楼上的一个拉手风琴的男生，在最后要出发的前夜，听着他用手风琴拉《灯光》的一个小故事，算个小短篇吧。当时我第一次听到《灯光》的时候，不叫听到吧，那个时候听不到，都是看歌谱。我就觉得，他们敢写一个战士，在出发以前，和一个相爱的姑娘告别，他走远了，还痴情地望着姑娘窗口金黄色的灯光……他不怕别人说他小资产阶级情调，也不怕别人说他贪恋这种儿女情长而革命意志不坚定。同样的另一首歌，也是我的一个熟人、忘年交高如星写的，电影《柳堡的故事》中的插曲《九九艳阳天》，在五十年代电影刚放映后不久，就是因为那个小战士要去打仗了，在河边坐着想他的小英莲，就是这么一首歌遭到了批判，认为“不健康”。到了文革时就把这个影片打成“大毒草”，这首歌被诬为“靡靡之音”，高如星被强迫交代写这歌的“罪恶目的”，遭到残酷殴打……而且这歌还没有《灯光》表现得那么深入、那么亲切。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唱过或者会唱《灯光》啊？
（钢琴弹奏，合唱。）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上，
透过淡淡的薄雾，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
《小路》，一样的。女生，女生唱。
（秋枫：女生唱，大点声。）
（钢琴弹奏，女生唱。）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插队的时候，我们也唱这首歌，只是谁都不敢唱“爱人”，改成“战友”啦（笑），因为那个时候“爱人”是一个非常犯忌的词，甚至“爱”都是个很犯忌的词，所以大家很自觉地，唱“跟着我的战友上战场”（众笑）。本来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变成一个同性之间的事情！
但是，这一批俄苏歌曲，尽管我们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情感上的冲击，观念上的冲击，可能是我们在那种禁欲主义的年代，给我们带来的一种轻松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还是自觉地把它叫做“黄歌”，包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都叫“黄歌”。
这个时候，“黄歌”对于我们来说，变得特别亲切，而且特别地需要。因为在乡下的时候，我们一些同学都带着手风琴啊，小提琴啊，笛子、二胡去了。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乐器，这样的歌声，让我们度过了冬天漫长的寒夜，度过了一天劳累以后傍晚的时光，也让我们的男生和女生们有一种接近的理由和机会。有的女生说，哎（叫着我的名字），拉个曲子给我们听啊，然后她们就可以在我的房间坐下来，顺便走的时候把我要洗的衣服带走。（众大笑）所以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让男生和女生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接触，能够通过歌曲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那份情愫。确实是一种对人性的安抚和小小的解放。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是应该感谢苏联老大哥，因为他们五十年代在中国的特殊的地位，迫使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面，在艺术领域里面，撕开了一个口子，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的绘画，看到了俄罗斯的文学，听到了俄罗斯的音乐。如果说，没有苏联老大哥这么一个外来的因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我们如果按照延安时候的那一套，一直到解放初期的那一套，我们这一代人的美育的教育，可能就会更加严酷、更糟糕一些。
我知道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不识谱，从小也没有听音乐的这种条件，没有听标准音的条件，我们这代人当中很多人唱歌不准，不怪他们天赋不好，因为唱歌要唱准，你是要听到标准音的。很多人家里没有收音机，也谈不上有录音机的，也没有唱片，那么，老师如果是个声音还准一点儿的，就能够教给他们基本上是准的。老师如果是一个五音不全的，教的一班的学生全都会不全。他没有标准音来告诉他，这个音应该怎么唱，所以大多数人，今天能够在这边有这么多曲目量的人，特别多。我想，就一代人来说，做到这一点的人，只能占百分之十。有的人到二十多岁了，还没有开过口唱过歌，到文革的时候，不唱不行了，大伙全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候，你不唱都不行的，才开始学会唱歌，但私下从来没有用歌声来表达自己。很多年轻人就说，胡老师你讲课好有意思啊，我的父母，在家里从来没有听他们唱过歌。我说，你这几十年都没有听过？没有，没有。我觉得他们这辈人就不会唱歌了。我说，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不会唱歌，他们没有自己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这样一种习惯了。四五十岁的人，基本上不会唱歌，这是因为找不到可以唱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可以表达的环境。
所以我们的音乐的教育，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歌曲，最后就造成了这么几种很特殊的状况，要么呢，像薄熙来那样，在重庆，以非常投入的政治表态的方式大唱红歌，弄得让人家以为文革又要来了。还有一种是以非常复杂的心态，我唱这些歌，是因为这些歌和我们有相关联系的。你比如说，刚才看到了，有“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我们当时在武汉剧院，将近二千个座位，全部都坐满了。这个录像是在湖北电视台的演播厅里拍的。在武汉剧院连演了几场，武汉剧院的工作人员都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这个剧院没有坐满过七成。那几天是连走道，连很多座椅都是加座，还有很多人在外面等票，还发了牢骚，见到我们就骂我们，说上山下乡让我们去，看节目不让我们来。（众笑）我说，我们就这么多票啊，还是卖票。他们说希望我们加演。我说，我们都是一些各个岗位上来的人，有的有工作的，请的假也非常有限，就这么三两天，演完就完了，已经加演过了，白天加演过了。那么，在唱到“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时候，唉呀，台下很多人都在流眼泪。这个歌是个非常雄壮的歌，（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因为他们当时想到了自己就是唱着这首歌下去的，想到了自己下去以后的那种苦难，那种歧视，那种孤独。
还有一首歌，是我们晚会后面的，专门有一个新疆的小分队，唱了一首《送你一束沙枣花》。那首歌非常好听，与《边疆处处赛江南》二首，成为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到内地来骗女青年去的最好的一个武器。因为这样的音乐，加上当时一个纪录片《军垦战歌》，非常优美的天山的景色，新疆的风情，那么甜的西瓜，那么好的葡萄干，“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嘞——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鱼呀么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
所以把这歌一听，片子一看，都满怀向往报名去了。去了之后才知道，完全两码事。
音乐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确实都有不同的色彩，不同的作用。今天晚上我想剩下的节目呢，大伙一块把自己想唱的歌都唱一下。愿意唱什么歌，你们知青艺术团的应该主动了吧？老邱——
啊，这样啊，还有二十几分钟，我们来搞一次联唱。（秋枫：你点歌……）
（钢琴弹奏，合唱……略。）
胡发云2021年11月15日补记：
《昨天》编者编辑此文时提出：好像没完？是否加个结尾？
确实没完。十二年前那次赴洛杉矶，主要是给他们的华文作家协会做一个讲座，这场演讲好像是临时加的，只算是一次漫谈。开场前商议好，全场两小时，前半场聊天，后半场互动，结果讲到后来，主持人提醒说只剩二十分钟了，便匆匆打住。开始了更加热闹的后半场，全体听众都不肯离场，一首又一首，将前面批判的那些歌、还有没有提到的一些歌，如醉如痴地唱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所属会场的工作人员通知我们，他们要下班了……
本来这个漫谈，主要是分析批判我们这一代全部青春岁月充满了极权主义美学的音乐生活，我也知道这些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绝大多数都认同我这次漫谈的主旨，但是——但是有些东西你不能强制它——我后来说，极权主义音乐、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极权主义艺术，它的厉害之处就是，它不仅仅是影响你的思想观念，而且植入你的情绪记忆，成为你生命感受的一部分。这些都是非理性的，不是像厘清是非对错的问题那样简单，那样容易割除。这些歌记录下你的许多过往岁月，那些过往岁月里的情感记忆，有苦难的记忆，有欢乐的记忆，特别是那些一去不回的童年的、少年的、青春的记忆，因此你不能彻底地摆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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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烽火雄鹰》
——哈军工造反宣传队的历史记忆
滕叙兖
文革爆发五十多年了，窃以为凡是有点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反思这一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祈福我们的祖国不要再发生这种祸国殃民的历史惨剧。当年神州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必说70后、80后们一无所知，就是亲历这一浩劫的40后、50后、60后们也大多集体失忆，或麻木、或漠然，个别文革“遗老遗少”还在鼓噪再来一次文革呢。
2015年12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期间，曾有意识去查阅50年前的旧报纸。在一间阴冷的地下书库里，我找到成堆的发黄变硬变脆的《黑龙江日报》，一连两天，我匆匆忙忙翻阅1966年6月至1967年12月的报纸，在1967年5月22日的《黑龙江日报》第四版上，我看到一篇长文，题目是《烽火雄鹰》，副题是“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造反宣传队”。
2012年3月31日，我就在一篇博文里谈到哈军工文革时期的大学生演出队的历史。那时候，伴随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狂飙大潮，宣传队是一大特色标志，凡是大点的群众组织都有自己的文娱骨干们组建起的歌舞班子，颂圣献忠，煽风点火，为文革造势，名曰“宣传队”或“演出队”。
哈军工两大派的宣传队可能是哈尔滨市最早最有名气的宣传队，即“红色造反团”的“造反演出队”和“造反宣传队”两个相对独立的团体，前者是属于造反团总团管理的，后者是导弹工程系自己创办的；与造反团对立的“八八团”只有一个“八六演出队”。
多年前，我在研究哈军工历史时从原“八六演出队”成员手里搜集到几张老照片，但是没有找到原“造反演出队”成员，没有第一手的老照片。当年在红卫兵文娱舞台上激情如火出尽风头的哈军工学生不少，可至今没有见到什么人写过回忆文章。这次我看到《烽火雄鹰》一文，终于对“造反宣传队”的历史，对擅长文艺的哈军工学生当年的青春风采，有了概括的了解。
化名“红纵”的作者发表的《烽火雄鹰》一文，以文革年月的特色语言讲述了造反宣传队从1966年8月中旬成立以后，十个月中的超出想象的活动情况。
文章一开头就把造反宣传队自己的战绩说足：
这支造反宣传队一经诞生，就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注：毛语录）的大无畏精神和“刺破青天锷未残”（ 注：毛诗句）的英雄气概，鹰击长空，冲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烽火，他们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处为革命群众演出，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大喊大叫。他们在首都北京，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鹤岗，陕西省的西安、延安，四川省的成都、重庆，贵州省的遵义、贵阳，云南省的昆明等城市进行革命串联，大煽革命之风，大点“造反有理”之火。他们的任务是宣传、是战斗、是学习！大街小巷、机关学校、田间地头，甚至每一节车厢，都是他们宣传战斗的阵地。他们播下的革命种子，有的正在茁壮成长，有的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上述记载并非夸大张扬之词，事实应该是可信的。当年哈军工这支强大的理工科红卫兵队伍杀向社会，闯遍全国，其能量之强，影响之大，惊动中央高层，这是全国民众都知晓的。
《烽火雄鹰》的第一节标题是“拿起文艺作刀枪”，提出了“造反文艺”的概念：
他们感到要革命，要造反，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拿起造反文艺这个武器，他们就根据红色造反者的斗争实践，创作了《鬼见愁》、《红卫兵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舞蹈。同时他们写出代表全体红色造反者心声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文艺万岁》这篇庄严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郑重地宣告：
造反文艺，就是要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我们，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顶天立地的红色造反者，我们的野心是赤遍全球，让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我们的战斗口号就是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造反有理。
…………
造反文艺，就是要充满浓浓的火药味。什么人情，什么博爱，什么调和折中，统统滚到一边去！就是要坚持真理，而真理就必须旗帜鲜明。爱什么？恨什么？支持谁？反对谁？一清二楚！就是要像匕首，像投枪，像爆破筒，横扫四旧，打得牛鬼蛇神丢盔卸甲！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叫“文革式语言”，哈军工造反宣传队这篇无比自豪的雄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文艺万岁》，就是用典型的“文革式语言”来宣扬了什么叫“造反文艺”。
现在的年轻人更不会知道“造反文艺”究竟是什么模样，以当时造反宣传队每场都要演出的两首歌曲为例，可以看出“造反文艺”的面目。
一、《革命造反歌》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喊）杀！杀！杀！——嘿！
二、《鬼见愁》：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你）就滚他妈的蛋！
（呼口号）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
造反歌曲大多先从北京传过来，但都经过哈军工造反宣传队的改编加工，并编成舞蹈。后来他们开始为毛泽东语录谱曲，时间不晚于以谱写《毛主席语录歌》闻名天下的音乐家李劫夫。
“造反文艺”的特点就是“浓浓的火药味”：杀气腾腾、威风凛凛、铿锵粗暴、蛮横霸道，让人不寒而栗。
“造反文艺”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魔鬼文艺，邪教文艺。它歌颂皇权专制，鼓吹个人崇拜和疯狂造神，它营造了一种荒诞的党文化，它无视和丑化人民大众，宣扬没有伟大领袖的阳光雨露，人民大众就无法生存；没有伟大领袖的引领，人民大众就会迷失方向。它鼓吹暴力杀戮，制造社会仇恨，它践踏人性和法制，掩饰国家与民众的苦难，成为文革浩劫中十分有力的助推器。
哈军工造反宣传队是最早把造反文艺推向全市、全省乃至全国的高校造反派学生演出团体。《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先生当时拍摄的若干照片可以作证。（左图：1966年国庆节，哈军工造反宣传队在天安门广场演出。李振盛摄影。）
1966年9月，哈军工造反宣传队到黑龙江省佳木斯、鹤岗、绥化大串联，他们一方面四处煽风点火，发起万人“造反有理”大会，一方面“充分运用造反文艺这一锐利武器”，进行鼓动工作。使当地文革“死水开始搅活了”。
1967年1月，在红太阳的支持下，上海的“一月夺权风暴”冲击着全国大大小小的党政机关。哈军工造反宣传队正好串联到贵阳市，他们马上建立“哈军工红色造反团驻黔联络站”，积极投入贵州省的夺权斗争中。《烽火雄鹰》文章披露说：
他们坚定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并夜以继日地参加了实际战斗。他们对贵州省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贡献，并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创作和演出了对口词《西南的春雷》，歌曲《革命左派联合起来》、《夺权好》，舞蹈《我们就是要夺权》等，给贵州省的革命群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68年秋，随着工宣队、军宣队控制大学，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开始退潮，哈军工造反宣传队也无奈地解散了。
当年把全部青春热血投入文革的哈军工造反宣传队成员们，如今都是70岁开外的老人了。我只知道他们当中有人后来仕途顺遂，当过高官。不知他们怎么看待造反宣传队这一段峥嵘岁月？怎么看待目前中国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问题？
显然，哈军工造反宣传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艺演出队，而是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急先锋，推波助澜的发动机。他们不请自来，以钦差大人的心态介入全国数个省市地县的造反运动与夺权运动，唯恐天下不乱，其超出常人的造反劲头在中国高校红卫兵运动史上也堪称典型。
这篇《烽火雄鹰》为哈军工造反宣传队的历史留下了白纸黑字，是耶非耶？功耶过耶？应该不言自明。为什么文革时期“造反文艺”能大行其道？为什么本该幼稚淳朴的青年学生却如此热衷于无法无天的极左政治运动，在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面前血脉贲张？红卫兵狂热激烈思想生成的深层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恐怕用“年轻人一腔真诚革命热情”、“追求革命理想主义”、“青春无悔”之类的粉饰性言语是无法解释的。
文革爆发已经半个多世纪，窃以为如今年纪在六七十岁以上的文革亲历者们，有责任带头反思这一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十年浩劫，首先是拒绝遗忘，激活记忆，恢复文革时代的历史原貌，把文革史实一件一件梳理清楚并留存给后人研究，才是我们告别文革的起点。
写于2016年2月
2021年12月5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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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老画家杨济川有关被红卫兵抄家的报告
邹农军提供 渔歌子录入
录入者说明：杨济川，号汝舟，1903年生，四川富顺人。1927年考入北平艺专，毕业留校任教，与齐白石、黄宾虹、溥心畬、陈缘督、吴镜汀诸公同事，常与诸公卖画荣宝斋，或于北海公园来今雨轩办春秋两季个展。杨画大受好评，往往被订购一空，尤以白孔雀红叶最为著名，一时间世人以红叶称之。其佳作一幅工笔大中堂红叶孔雀为费城博物馆收藏。此外还在西单办“南田画馆”教学传艺，其中佼佼者有王闲影、张民权、康同璧等人，抗战起，杨济川返川定居重庆，或鬻画或教学。1949年后曾任重庆美术公司经理、市政协委员，多作竹帘画出口换汇支援国家建设，并为重庆刺绣厂等设计图案，山水花鸟虫鱼皆出笔下，其画金鱼尤生动，又有杨金鱼之称。杨先生富学养，于诗词金石文字无不兼通，其画题材广泛，儒雅生动富文人气。文革时居住于重庆南温泉的杨先生于1966年8月31日至10月初多次遭到附近学校官办红卫兵在当地派出所支持下的抄家、批斗。这是他在被抄家后写给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时驻重庆化龙桥）的报告。文革初期遭到抄家后能及时写出详细报告并留存下来的极少，极有研究价值。现根据手稿原件照片录入。
报告一
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八月卅一日至今，本地（南泉）红卫兵亦数次来我家中，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作为国家工作干部组织成员，本着应有的组织纪律性，我觉得有必要将事情情况，向有关组织领导汇报，现根据我记忆整理，如实述后：
八月卅一日上午，市廿七中（南泉）红卫兵准备斗争该校教职员程漫父等数人。八时许先在街上贴大字报，在关于教师程漫父大字报中，所举程认识的人，内有我的名字，在名字后面注“右派分子”四字（程在廿七中任美术教师已十余年，与我认识是事实，详情后述），随后把程等押在南泉汽车站空坝上，站在桌上，戴高帽子斗争，帽子上写“我是牛鬼蛇神×××”，颈上挂一铜锣（鼓），自己敲打，前后胸亦贴大字报。约九时许，有该校红卫兵廿余人，大多无臂章，来我家，进门大叫“把程漫父的黑诗黑画交出来”，我答：“我没有他的诗，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学习时，他曾拿过一方小纸卷，迳入我厨房烧了，内容我未见过，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只有他送我的一张南泉风景山水画。”当即交出，后又在架上找出一张程画的山水画，也是南泉风景。他们不答应，口称“押去对质”，将我拉出，连推带踢，到斗争程某地点，早已安好一张空桌子，把我推上去，勒令钩腰垂手，伸腿，前面站一人说：“我问你，只许你答一句，不准多说。”先问：“程漫父有多少黑诗在你家？”我答：“没有。”又问：“程漫父的黑诗，到哪里去了？”我答：“不晓得。”跟即拳脚交加，周围一些小学生也动了手，我身旁的红卫兵同学将我手反扭向后，用棕绳捆绑，又用剪刀将我头发剪光，戴上纸糊高帽子，胸前后亦贴上大字报，上写有“右派分子杨济川”、“我是牛鬼蛇神”等字样，并有人说：“你算啥东西，《重庆日报》总编辑、市委书记都抓来斗。打死你，当不到一条狗！”（大意）在拳脚交加中，有一拳打中我右眼，一拳打中我后脑，我当场昏昏迷迷，不知东西，只觉得好像有人提着我手，推拖着我在走。待我醒转来，才知身在南泉派出所，所里同志倒了一碗开水我喝后，神志稍清，才知身受不少拳脚，疼痛颇巨。特别颈项受伤，不能抬正，右眼下被打青紫，后脑胀痛，上衣撕破，布鞋踩失一只，脚面多处伤口，原因年迈已近半聋的耳朵，被击后，左耳完全失听，右耳只能闻大声音了。我休息少许后，由一女同志送我回家。时已下午一时许，此时家中已有红卫兵把守。我休息未久，吃了一颗药，未吃饭，又来了廿余人（有的戴红卫兵袖套，有的未戴，有一人是老师），一齐对我吼问，并叫我站立正姿势听问。一时高大声杂，根本无法回答。只听得有人吼问：“把程漫父的黑诗黑画交出来！”我答：“没有黑诗黑画，你们不信，请搜。”又问：“程漫父与你是知心朋友，他烧了些什么，你说！”我答：“我认识程漫父是事实，但谈不上是知心。他烧的是什么，上午我已说过，我不知道。我这里没有他写的诗词，我敢具结。”这时便多人大声吼叫：“你不老实！”“坦白从宽，抗拒死路一条！”“你是右派分子，还不老实！”我说：“我何年何月戴的右派帽子？请查我人事档案。”又有人问到程的朋友花效实、陈铁风、刘西北。我说：“这些人程漫父带来我家来过一两次，吃过饭。我与他们无交往。陈铁风给我看过病。”有人问：“在困难时期，程漫父在你处说过什么黑话、黑牢骚,平时说过什么黑话，你要老实交代!”我说：“让我把与程交往情况写给你们如何？”他们商量一下同意了。这时我才得坐下，写了约三四十分钟，共三四页，内容是分条说明我怎样与程认识，程平时主要与我谈作画，我处无他作的诗词，我见过程的一些诗词后，只记得“改地换天，清河镇海，核弹三成”等句，及六四年程六十岁借我家作寿情况等内容。他们又命立正读给他们听。读后，他们拿去（无底稿，只一份），又嫌太简，命再写，我答：“完全可以。”此时又有人拿出一封我二女儿杨仲琪来信说：“你女儿杨仲琪来信中有问题。”我当时根本不知什么女儿来信。他们摘读其中几句是：“南泉的红卫兵有没有活动，家里的东西，有些自己注意一下，免得红卫兵贴大字报，要支持红卫兵的行动……”等，事后我才知道，这封信是当天（8.31）上午，正在街上斗争我时来的，由她的女儿杨奇（我外孙女，12岁）拆阅后，放在桌上，在上午斗争我时，便有一个老师带了几个红卫兵同学来我家，搜过一次，拿去了一些过去我在北京时的旧相片，一张64年程作60寿后共在南泉拍的一张相片。一些朋友、女儿信件，及上面这封杨仲琪来信，这封信我没有看过。我说：“我家里没有程漫父的黑诗黑画，没有反动文件，枪支弹药，违禁物品，不信请搜，我敢具结。我认为她信中所说注意一下的东西，无非指的是一些属于四旧的旧书旧画。这是我的看法，你们不相信，可去问她。”最近杨仲琪回来看小孩，我问她此信事，她说：“这很简单，问红卫兵在不在活动，这不算错，家中有些旧书旧画，属于四旧，理应自己清点、处理，自己革命，何必让红卫兵来贴大字报。我后面说要支持红卫兵的行动，为何他们却抓住前三句断章取义？”此外，在下午斗争我的时候，另一些红卫兵同学又搜查我的全家书画、衣物、箱柜，又拿去了一些旧扇面画等和书（有一本解放后印行的小说《官场现形记》，一本是解放后印行的《郑板桥全集》，《幽默诗话》一本是解放前印行的，是程漫父的书）、相片、信件及我的创作计划底稿（已报过美协）、题画诗稿、自传底稿等（上午下午拿去的东西均未登记）。到此时，已下午四时多，红卫兵同学说：“快些写好，过天我们还要来，你的东西我们交派出所，家里不好的东西自己清出交派出所。”才离开我家。
9.1、9.2日，我详细写好有关程漫父的材料（共十余条，共10页），又嘱我爱人及小孩，将家中彻底清了几次，又清出程漫父的《诗韵合璧》书一部，赵松雪字帖一本，程画的写生草稿34张，我与程漫父、李晨岚在木桥新村一号我原住所前摄照片一张，另外清出杨献珍著书两本（解放后印行，载有周扬报告及黄胄作画的《美术》杂志数本。8.17日、8.18日、8.24日《重庆日报》三张（因街上大字报揭发这三天《重庆日报》有反动标语）。上述东西，本拟等红卫兵同学来时交出，可是他们一直未来，我只得将这些东西于9.3日上午交到南泉派出所。同时又将家中新旧书画，大致归类，报派出所听候处理。（右图：杨济川文革前作画时留影。）
我认识程漫父，有交往，这是事实。关于我与程的关系，除已写书面材料交派出所转廿七中红卫兵外，现再将红卫兵问的几点情况，汇报如下：
1. 56年，我因病迁居南泉，住木桥新村一号，我是搞国画的，程亦是搞国画的，南泉地区又只有我二人搞国画，因为同行，便开始认识。当时我画竹帘出口，程亦想画，竹帘不同于纸，他没画过，逐渐来我处，问我如何画法。后来他画了一些，不合要求，便中止。在数年交往中，我曾了解到他在廿七中工作，至今已十余年，在历次运动中，未戴过帽子。他自说出身是中农，他子女中，除大儿子程应普因犯错误劳教过，其他均在工作。他有时上街购物，顺便来我家坐一二十分钟，碰见吃饭，间或也吃一餐。既是同行，平时与他交往中，主要谈的便是绘画技法，国画如何表现新内容，新时代精神面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等等。互相研讨，互相摸索。程曾建议我写心得体会，我已写了“花鸟画探讨泛论提要”约二万余字，与他研讨过。在困难时期，我还没听到他在我面前发牢骚。平时有时他也与我谈到国际时事，如他在学校看《参考消息》的内容，谈过65年印尼政变，越南抗美战争形势，65年港澳记者回国写的观感等。据我所忆，他还没在我面前就这些事情谈过黑话。总之，就我水平，就我所忆，几年中我还没听到过程在我面前说过什么反党黑话。
2. 程喜作诗词，但用典太深僻，有些连我这读过几天书的人，都看不懂。为此曾建议他写普及性的东西。他有时把所写的词（小纸条）给我看看，很多我看不懂，或不全懂，更记不得内容，亦很少置可否。他便带走。我这里没有他任何诗词作品。事实上红卫兵同学数次清查，没有查到程的半句诗词。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天程来我处说到郭沫若在报上检讨自己写的作品应该烧掉一事，我们也谈到不合工农兵要求的是应该烧掉。又后，廿七中运动开始，他有一天来说，他写的讨邓拓词，被大字报批判是调和主义。我问是什么内容，他说是开头的“改天换地，清河镇海，核弹三成……”几句。又过了几天，一天傍晚，我正在写信，他自来我家，从衣掏一小纸卷，迳自到我厨房，向我爱人要火柴烧了。此时我一直在写信，我写完去看时，已只剩余灰了。当时我似乎觉得他面色不好，亦不便问，由他自去。事后我问我爱人是啥东西，她说：“我在洗碗，不清楚。”至此以后，他至今从未到我家来过。
3. 64年五一节前两天，程忽然来说，他今年满60岁，城里有三个朋友要到南泉来聚会一下，拟借我厨房一用。到时果然来了。因为是他60生日，又借我家，我未便拒绝。当时来的是花效实、陈铁风、刘西北三人，过去我均不认识。饭后在公园游逛，又碰见在此疗养的南充师范学院彭用仪教授（彭与刘西北是亲戚，彭解放前是重大教授，与我有一面之识）。大家在公园内合摄一影（就是8.31上午红卫兵拿去的那张）。第二天，彭又借我家聚会，又添上疗养院一个医生，和在此疗养的粮食局胡局长（彭约的）。饭后画了几张画，我作了一首七言诗祝程60寿，写在他的寿诗册上。又作了一首送彭（以上诗句已记不清文字，内容无非是祝增寿、进步之意）。陈铁风是中医，认识后曾请他开过几回处方，因服后无效作罢。今年春，花、陈又来南泉，也在我家吃饭（程备的酒菜）。这次我向程、陈当面提出不赞成约花再来玩的意见。因为从我内心上说，我根本不喜欢这样搞，我是病号，打不起精神陪客，所以才不顾面子，大胆提出。因此以后未继续了。
4. 程的儿子程应普，58年犯错误，曾受劳教处分，期满送返重庆（现在参加某国防厂工作）。在未得工作以前，程父子为此事有意见，四处写信。我不同意他们的作法，曾予以劝阻。去年程应普参加工作前后，我亦多次劝他，好好工作，不要再犯错误。
5. 归纳一下，我这里没有程漫父写的诗词，程漫父的东西（包括红卫兵拿去的和我交出的）已全部交出记有：①程画的南泉风景山水画二张（8.31日红卫兵拿去），②与程合影相片两张（8.31日红卫兵拿去），③《幽默诗话》书一本（8.31日红卫兵拿去），④《诗韵合璧》一部（9.3日我交出），⑤赵松雪字帖一本（9.3日我交出），⑥程作风景写生草稿34张（9.3日我交出）。以上东西是否黑画黑书黑相片，组织可随时凭物审查。
自8.31日后，红卫兵同学一直未来过，9.10日左右，派出所田所长、张同志先后来家，问我身体好没有，叫我不要背包袱，要认清大方向。我表示，这是革命风暴时，完全没有包袱。像我这样旧知识分子，震动一下，完全是好事。张同志来问我，家中旧书可多？我答：“旧书不多，主要是画书、画谱、字帖、字典，旧诗书也有几本，前已列单报所了。”过了二三天，有两位红卫兵同学来家通知，将旧书交到派出所去。当即将旧书清出交去（主要有美术丛书，群芳谱，画谱，词源，字典，及旧诗书等书，共约百余本）。
九月十八日（星期日）晨，廿七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下简称红卫兵）约十余人又来我家，带头的红卫兵男同学，穿白衬衣，赤脚，在八月卅一日来过，先问我：“有没有程漫父的黑诗？”我答：“没有。”随即问我二女儿杨仲琪工作地点，通信地址，是否党员等，我一一作答。又问杨仲琪每月工资多少，为何与其爱人离婚等，我答“不清楚”。（我二女杨仲琪，中共正式党员，原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今年七月调巴县木洞区委，去年与其爱人齐恒荣离婚，有女儿二人，经法院判由杨仲琪抚养，她工作调动后，将其女儿转来南泉落户，衣物等亦放我家中，每月由她寄女儿生活费与我。齐恒荣现在市设计院任总支书记。）又问我“每月多少钱，哪天发”，我答：“100元，政协，由统战部每月八九号寄来。”又问：“你拿了这样多钱，给国家作了些什么事？”我答：“十年来，为国家画了约两万件出口及国际礼品用画件，如竹帘等。有底可查。”随即叫我将杨仲琪箱子两口打开，清查后，将其大部分衣服及小孩衣服、存款单、公债、相片、日记本等装满两箱准备带走，又将我的箱子打开清查，将我和我爱人李白华的皮衣、毛裤、棉衣、旧呢衣、存款单等亦装两箱，准备带走。在清查中，他们查到我的解放前（民十九年）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证书一张，上顶有孙中山像及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便问我：“这是蒋介石发的，为何保留？”我答：“我在解放前读书，当然不可能有解放后的文凭，这是个人学历和历史档案文件，是人事部门需要了解的东西。应该留存。”在清查中，他们对我大儿子的衣箱一口完全未动，并对他说：“你的东西，我们不管。”（我大儿杨叔璘，超龄团员，现在昆明云南一工校任教师，因长期患肺结核，经该校准假三月，于7.15日返家疗养，带回衣箱一只。）对我的书画等，此日亦未清查。这时已上午十一时许，红卫兵等正准备清得的箱子四口搬走，门外又来了一个红卫兵同学（8.31也来过，穿蓝中山装），与清查我东西穿白衬衣的红卫兵同学争执起来，刚来的问他说：“你代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何抄家？你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大意）清查我东西穿白衬衣的红卫兵同学答说：“他出身是地主（指我），当然该抄。你为何干涉我？”（大意）又过了一会，红卫兵等又进来，将箱子重新打开，叫我一件件清点列单盖章，附于箱内，然后由双方写封条贴在箱子上。在这次重新清点中，经我们要求，才将小孩们即将穿用的秋衣留下一些。到下午一时许清完，共计有箱子四口（我二口，杨仲琪二口）毛、棉旧线一小袋（重四斤多，是杨仲琪的），由红卫兵同学搬交南泉派出所。下午三时许，派出所来电话要我去。我与我爱人一同到所，又会同再开箱清点（在场的同学一再说，杨仲琪这样多袜套，印花手帕，给小孩照这样多相，简直不像个党员）。清完，由派出所开收据交我（收据是违反治安条例没收用收据），一些零星东西未要（如我的结婚证，杨仲琪的旧线子等），最后计有箱子四口，另杂毛线一袋，箱子四口中，两口是杨仲琪的，内装她全家三人的旧秋冬衣裤、被单、被面、布片、袜子、童衣、空白日记本三本，相集两本，另两口是我的，装我与爱人及小孩的旧呢衣、皮衣、棉袄、毛线裤、小披风等，旧毛线一袋，重称计重3.2斤，是杨仲琪的。除上述衣物外，箱子中尚有杨仲琪存款单叁百元，公债壹百元，铜质顶针一只。我的存款单叁百元，镀金戒指一个，夹金戒指一个（约重七八分），我爱人李白华自传底稿等一小包，我的解放前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证书一张等。派出所收据共计廿五张，内列一百廿三项，其中八十六项是杨仲琪的，卅七项是我的。清点至夜六时半完毕（内中存款单600元一项，是我和杨仲琪共有的）。
此报
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
杨济川报告（杨济川私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二日
报告二
九月廿二日，已将八月卅一日红卫兵来我家情况，已作了报告。为使组织、领导继续了解，现将此后情况，尽我所忆，报告如下：
十月五日晨六时许，家中尚均未起床，有南泉民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同学廿余人来敲门，我穿好衣服开门，红卫兵进来，一位女同学叫我、我爱人、我大儿子在桌边立正站好后，对我说：我们搜查黑诗，搜出来自己负责。随即分成几起，在家中几间屋中搜查。抽屉、书架、箱子、柜子、床上、床下、墙脚、天花板上下、屋角、墙角、墙壁上补的泥灰、药瓶、药罐、炉灰、柴草、树洞，各种书画都抖开看后，每张纸都看，相片、相夹、药方、空白画纸、印泥、图章、颜料、画笔包等等，红卫兵均一一查看。到八时左右，廿七中前两次来过我家进行搜查的那位男红卫兵同学和另一位女红卫兵同学亦来（戴的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他们又重新叫我和我爱人立正双脚并拢站好说：你们都不是好东西，两个老狗，你的解放前毕业证书上有青天白日旗，是蒋介石培养的。我说那是一般学校证件，不是反动的政治性证件，解放前读书的人都有，现在留存是为了个人历史与学历的证明，便于组织了解。这位男同学又问我是什么出身，我说是地主。他说你是吃人民血汗长大的。我说，我廿岁便与家庭脱离关系，解放前我自己不剥削。他又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我又说，我哪点反动？他又说，你与你女儿杨仲琪捣鬼，她写信给你，看来她也不是好东西。我说，我女儿九月份回来过，她的信我没见到，你们说拿去读给我听的。这时我大儿子杨叔璘在旁说，我二姐回来时，我问过她，她说：“我信里几句话，根本无问题。家里是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但没有黑东西。”这时我大儿子与他到另一间屋子里，将我二女杨仲琪对其信中几句话的解释（详在第一次报告中）说与他听了。随后这位男红卫兵同学，又叫我到屋外面立正站在墙脚，问我花效实住址。我答不知道，我没去过。又问陈铁风住址，我答：化龙桥嘉陵路582号（他是医生，我通信请他看过病，所以知道住址，他家我没去过）。又问刘西北的住址，我不知道（此三人都是程漫父的好朋友，但我与他们无交情）。又问：还有哪些人？我答：他们在公园碰到疗养员彭用仪（南充师院教授），因与刘西北是亲戚，因此一同到我家来玩。后又由彭约来市粮食局胡局长（疗养员）和疗养院的一个医生（姓名不详），还有十中教师向昌华，一齐在我家吃过饭（彭是主人）这些经过。前已交代过的，只不过是又重一遍。第一次报告亦说过了。他又说：你们吃饭是搞反革命集会。又说，你是程漫父的反革命上司。我说，难道吃一二次饭，就算反革命集合？何况花、陈、刘等人是程的朋友，两次我都不是主人，程漫父烧诗的事，是有其事，早已交代，但我未参加，更不知内容（还是事后斗他那天才知道烧的是诗）。上述这些人都在，尽可以去调查。是不是反革命集会，反革命上司，事实会给出答案。
在上午，南泉派出所田所长亦来我家，同红卫兵同学一起进行搜查，几间屋子，天花板上，他都看过。
中午红卫兵同学轮流吃饭，留人轮流在家看守。下午在家看守的红卫兵同学一面清点，又进行了一次小搜查。另有几个女同学，将搜后散在地上的纸，堆一大堆于门口，由她们索取火柴烧了。又有的同学对家中贴的毛主席语录提出意见，如字写草了，写“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条不对等。这些语录是我大儿子杨叔璘在九月份选写的，他当场表示，接受大家意见，跟即买红纸写好换贴了。
后又有同学问程漫父的黑诗，我又将程烧诗的情况（已交代过数次，亦报告过）又说一次，并严肃说明，我处决无程的任何诗，已搜查过几次了。程烧诗，我未参加，更不知其内容。我爱人此时在厨房，红卫兵同学也对她询问，她也将程火烧诗情况，说与他们。
晚上六时许，红卫兵同学写好清单（计4页）交我签字，我说，下午是几个同学，几处点数，一边点，一边就拿走。我耳朵半聋，眼半瞎，东西又杂，数字上难免有差错。字我可以签，更敢签，但必须说明这一点。这时旁边一位女同学说，数字我们保证基本正确。我想同学们说的“基本”和我的意见一致，便签了字，并留一份给我执存。清单中将信件三封（我未过目）称作“反动信”，我想反动与否，在其内容，不在其帽子，未予过问（事实上，10.5日至今已半月，并未见提出反动信问题）。另有几项写的是“黄色照片”、“黄色书籍”，我大儿杨叔璘在旁问同学说：是指内容黄色呢，还是因旧了变黄？同学答说：相片、书旧了，颜色变黄了。
这次搜查，拿去的东西，主要的有：经前几次搜查和派出所命交后留下的画（绝大部分是解放后的画），我收藏的古人和他人的书画（十余幅，如尹秉绶的字，陆五湖的画，姚茫父的字等），各种白画纸约百余张，书画册（如解放后出版的宋人画册、中国工艺美术、陈之佛画册等），腹稿留相（创作时用，报过美协），花瓶、砚台、图章、印泥、颜料、小制钱数枚（小女儿作毽用的）、玻璃缸（买的，红卫兵同学数了下底部图案是12个花瓣），另拿去破豹皮一块（解放前买来垫床的），羊皮一条和纱巾一条（是美术公司汤文虎同志，去年号召疏散时，寄放我处的）等。经过此次搜查，现家中只剩几十本《人民画报》《重庆日报》《毛泽东选集》《活页文选》《美术》杂志、《小朋友》《儿童时代》等了。
次日晚饭后，南泉民中红卫兵十余人，来家命我不要随便外出。我说，自8.31以来，至今时觉头昏，根本未到任何地方去。随后车站坝子演电影（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红卫兵同学来命我去看电影，并且和街道上的黑五类分子在一起，四周有红卫兵同学看守。看完后叫我写感想，我按时写好，由红卫兵派人来家拿去。（下图：杨济川和他画的竹帘画。）
10.18日上午十一时半左右，南泉派出所田所长和一位戴眼镜、手持带闪光灯照相机的人民警察同志，一位穿灰上装的同志，和三四个女同志（似乎只有一个戴有红卫兵袖章，没看清楚），带了我的一些书画来家，先将书画打开重叠摊在地上（这时我才看见有我解放前画的白孔雀一张，白猿一张，红叶仕女图一张，其他若干张，小斗方花鸟画一些，书是解放前后出版的宋人画册，中国工艺美术，陈之佛画册，另有9.3日我自己主动清出交派出所的程漫父的34张画稿），先由戴眼镜的人民警察同志在侧后方照了相。这时他们问我这些画是什么时候画的。我说是解放前在北京和重庆画的。戴眼镜的同志叫我一张张指给他们看。于是我蹲在地上指着红叶仕女那张画说，这是解放前在重庆画的，上有解放前我的别号“藤荫斋主人”，解放后未再用此别名。这时戴眼镜的人民警察同志已到我前面，将我和地上的书画一齐又摄了一张相（事先警察同志并未叫我和书画蹲在一起以便照相，而是当我蹲在地上指明画是解放前何时画的时候，照相闪光一闪，强光刺激我眼，我抬起头，才看见是照了相。先后一共照了两下）。我想，这些东西是我的，过去未否认，现在不否认，将来也不否认。书是解放后国家出版的，内容带有四旧，画是解放前的，内容亦有四旧，这些东西是该破的，但它们不是枪支弹药，违禁毒品，金银财宝，反动证件，黑诗画，这种照片，除了说明在我家搜出一些带四旧内容的书画外，别无其他。因此我不怕拍照，应该欢迎照。需要照多少都应欢迎，因此未加任何阻止拒绝。
照完后，穿灰上衣的同志问我是否卖过画。我说，解放前在北京和重庆为生活糊口，都卖过画。解放后没卖过。他又说，红卫兵说，你私人卖画，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解放后为手管局（录入者注：即手工业管理局，后改称第二轻工业局）木竹工艺厂画竹帘，是有稿费收入，对方是国营企业。解放后没有为私人画画而收过一分钱、向私人卖过一张画。约我画画的单位都是国家单位。这怎能算走资本主义道路？跟着他们便将画卷好带走离去。前后共十余分钟样子（以上所有对话，因无记录，都是大意）。
从8.31日起，红卫兵同学先后来我家搜查了几次，我觉得这是件大好事，我是旧知识分子，搞艺术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红卫兵对我提出怀疑，进行搜查，这是应该的，理所当然的。搜查就是调查研究之一。通过搜查，哪些是四旧东西，就处理掉，哪些是旧思想旧作风，就批判改正。对我身上这些旧东西，就是应该坚决斗争，不然怎能触及灵魂呢！所以这一切，都是对我来一次革命的震动，革命的促进。通过搜查也能澄清事实，明辨是非。从哪方面说都是大好事。因此我一直未有任何反抗。并保证今后也如此。
此致
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
杨济川报告（私章）
六六年十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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