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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清华文革中难以忘记的故事
——《清华文革亲历——老照片故事》选读
邱心伟主编
《昨天》编者按：本篇选自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老照片故事》第七章。该书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书中配发照片较多，本刊只酌选了几张。
本文在一些清华校友姓名后有当时所在系（或专业）、班的标示，外人不易理解，现根据孙怒涛著《良心的拷问》一书第357页注释的内容说明如下：
当年清华有11个系，历史比较悠久的是土建系、水利系、电机系、动农系、精密仪器及机械制造系、冶金系，统称老系。1958年前后新设置的有工程物理系、工程化学系、自控系、无线电系、数力系，统称新系。老系的班号一般是以专业简称+年级(毕业年份的末位数字)+班级序号。如汽7，意为动农系汽车专业1967届。企92，意为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1969届第2班。新系中一般都有保密专业, 所以班号以系简称+年级(毕业年份的末位数字)+0+班级序号或专业编号。如笔者所在的自604，意为自控系1966届。刚进校时,自604中的“4”是序号，大四分专业，这个“4”是专业编号。清华的学制为6年。1960年入学的，应于l966年毕业，称为6字班，当年是大6学生。以此类推，1964年入学的，应于1970年毕业，称为0字班，当年是大2学生。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要缩短后，1965年入学的这一届是5年制，也应于1970年毕业。为与1964年入学1970年毕业的那届相区别，这届称为00字班，当年是大一学生。
在文革中弄潮红海洋
那向谦（建0）
自清华第一个在学校原二校门遗址建毛泽东塑像后，全国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塑像耸立起来，且越做越大。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到清华“上门取经”。建筑系高班回校的校友高鲁基当之无愧成为建造毛泽东塑像的“元老”，他的办公室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来到了建0班，招募能够跑腿、绘图的年轻人，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加入其中。在那个年代，能和高鲁基外出，吃上一顿免费午餐，获赠一本精致的“语录”或一枚“像章”我们就十分得意了。
清华“毛主席塑像建造办公室”最宏伟的一项计划是在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支持下，在井冈山黄洋界的山顶巨石上雕成毛泽东头像，其规模和尺度都超过美国黄石公园洛基山脉上的美国四大总统雕像。但后来不了了之。
1967年下半年，清华“毛主席塑像筹建办公室”策划并完成了韶山火车站站前广场的毛泽东塑像创建任务。这是一尊毛泽东青年时代形象的站立塑像。塑像面朝东方，身着长衫，昂首挺胸，叉腰挥手，表现出年轻时代的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气概。这尊塑像，包括基座总高度为12.26米，寓意毛泽东诞生日12月26日。塑像由中国美术公司陈德宏（图左1）主创，由湖南省与广东铁路局“毛主席塑像筹建办公室”承建。这年的11月下旬，我与同班好友焦毅强、章询文，会同清华美术教研室的多位老师，到韶山参加了塑像剁斧石面层的塑造。拟在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日，举办毛主席塑像落成，暨韶山铁路通车典礼。遗憾的是毛泽东于12月17日对湖南省革筹小组做出批示：“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我们不要题字”……
〔右图：我与同班好友焦毅强（前左）、章询文（前右）。〕
我们在韶山正处在完成了毛泽东塑像的亢奋中，听到了上述文件的传达，如同一盆冷水当头泼下。近一个月，不分昼夜地辛苦换来如此批示，使我们茫然。回京后，从“小道消息”得知，毛泽东还对警卫战士说：“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个像……你们在门口站岗，让我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我站岗是没人换的，让风吹日晒雨淋……”此后，清华“毛主席塑像筹建办公室”冷清了。最终，高鲁基返回工作单位，这个办公室职能转变为“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展览会”。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为制止清华武斗，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清华。我又参加到新的一轮在校园里绘制毛泽东画像的“红海洋运动”中。工宣队安排在新林院做好画板牌坊。〔左图：在已绘制完成的毛泽东像前合影，左起田铁民（建00）、戚荣林（建0）、那向谦，其后4人为工宣队员，右1为美术教研室于学信老师。〕
1969年初，我受学校领导指派到中央美术馆，参加由中央“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筹办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出版战线的伟大胜利展览会”工作。展览会的宗旨是宣传与弘扬毛泽东思想及中共“九大”精神成果的任务。当时，北京文艺界多数单位瘫痪，专业画家被下放到全国各地“改造思想”。我因来自毛泽东亲自派员领导的“六厂二校”的特定身份，承担了“毛泽东思想照全球”大幅油画的主创。
展览会的布展完成后，从1969年10月开始内部预展，接待工农群众、机关干部和学生参观。至12月初，不知何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来到展会看后指责：“展览未经中央审批，展出未公开发表过的东西不合适。”于是到12月底展览会关闭。
1971年底，我已毕业留校工作，又被紧急召到清华党委宣传部，任务是清理、更新校园内存在多年的毛泽东画像。名曰“更新”，实质是大量拆除“红海洋运动”中布满校园中的大幅毛泽东画像。其间，我仅象征性地更新绘制了有数的几幅。而后，对毛泽东个人进行大规模崇拜的“红海洋运动”开始降温。“四人帮”倒台后，按照新的党中央部署，各地陆续拆除毛泽东塑像。在清华大学二校门旧址上的毛泽东塑像， 也在1987年8月末的一个夜晚，神秘地消失了，清华大学文物建筑“二校门”悄悄地重新复建。
1991年，清华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日前夕，复建的“二校门”完成了。由于没有准确的原建筑图，现在的“二校门”是根据照片复原而成。
“红色工程师”在清华武斗中的“演练”
邝礼安（电机系发7）
原书主编按：
我到处听校友们讲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故事，鼓励他们写出来。邝礼安是电机系7字班学生，我哥哥和他同系不同班，我们都分配在鞍山工作，有幸结识。听他很自豪地讲过武斗中做喇叭的事情，我鼓励他写点什么，直到2012年，他才向我“交卷”。我看完一遍就想笑了，不知道这个书呆子在清华武斗中还有这么丰富的经历，又很感叹！
这篇文章让人看到了一个清华学子在文革中的真实故事。一个清华的工科生，没想到在“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中，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用他的专业知识、才华、认真和钻研的精神，不是去读书搞科研，而是用在派性战场上了。我记得问过他：你为什么会参加武斗？他说过：那时很穷，回不了家，在学校多少有饭吃。我问过自己：我为什么最后留在科学馆直到最后7.27被工宣队救出来？回答也是：没钱回家无处可去，看老四被欺凌，仗义为它作些什么。好友孙慧、阎秀华到科学馆来看我，也是“仗义”留下来。朱念慈（制01，孙慧的爱人）直到今天还说：武斗，当时觉得是很好玩的事。我总想起他当时屁股后有一串工具，一走路叮当响，修修这修修那，直到今天，他仍然爱自己动手修理（家具、家电，什么都爱动手），甚至把我家的事也包干了。我们那时虽有观点，有思想，有仗义执着，但还是天真幼稚的。要不是7.27，我们在科学馆的人的结局是什么？不可想象。
几十年过去了，让我们把真实的故事、历史留下来，让后人评说吧！
清华大学原来就有一个广播台，设在明斋学生宿舍一楼，其声功率不小，设备实属一流。文革开始后广播台由当权的派别控制。1967年4月14日，清华“井冈山”内部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一些战斗组联合成立了414串联会。但由团派控制的广播台拒播414观点的稿件，4月15日414冲击广播台，但以失败告终。
414观点的人呼吁另建广播台，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营造符合自己观点的政治舆论。学生和教师们纷纷捐款，最后在科学馆三楼建立了“清华井冈山414广播台”。（右图：414广播台部分编辑、播音、机务人员。）
1967年5月29日414总部成立，两派的对抗日趋激化。开始只在广播中互相斗嘴，继而是团派破坏414广播台设备和线路，双方从小规模冲突逐渐演变为械斗。11月19日团派冲击了414广播台后，校园内各区414广播台的线路和喇叭被逐一破坏，除了科学馆上方还挂着一个喇叭外，校园内其他地方基本上听不到414的声音。
为在东区保住414的广播权，一群铁杆414在12号学生宿舍楼西侧顶层529房间里装了两个高音喇叭，设立了《红尖兵广播台》，这使在校东区八栋宿舍楼中能继续听到414的广播。
1968年1月4日深夜12点左右，团派对12号楼的414广播台发起了一场攻坚战，战斗中两派各有2人跳楼，近百人受伤。经过此役，414外围的喇叭被破坏殆尽，只剩下科学馆一个高音喇叭在广播。在偌大的清华园内，只有到科学馆附近的大礼堂一带才能勉强听到414的声音。广播台的弱势态煎熬着每个414人，大家开始思考用什么方法重建自己的广播系统。
早在1966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已三令五申停止一般单位采购广播器材作为宣传使用，也就是说要通过采购方式来重建414广播台已经没有可能。第二种办法是用武力把分布在清华园各个角落的团派喇叭抢回来，但414当时没有这种能力。那只有第三种可能：自己造！
其实，从1967年11月19日团派冲击414广播台开始，广播器材就被破坏乃至丢失、被盗、线路受损、喇叭遭抢。那时我开始思索：如何才能保住414广播台，并让它发展扩大，甚至超过、压倒团派广播台，好让414人舒缓一下久憋的那口气。
我曾求教于数学力学系的席宝树老师。
他介绍了最近在IEEE声学卷上发表的一种气动喇叭在美国海军中的使用情况，在海上传声距离可达到20多公里。声功率为高音喇叭的20倍左右，且无须电功率放大器，但需要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全校只需一个广播点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设四个气动喇叭即够，届时整个北京西郊都能听到414的声音。席老师车钳铆电焊样样皆能，他自己按论文所示的原理，设计并绘制了图纸，亲自在机械厂做了个试验品。他还带我到他的实验室——生物系馆三楼去看过这个样品。就是出口气隙距调到多大、压缩空气压力多高等关键技术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还要通过一系列实验来确定。
但这是个不成熟的科研题目，要等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是个大问题。我们414目前是要解燃眉之急，在时间上拖不起，所以被否决了。从那时起，我就经常去科学馆去和广播台机务组的常之凤（企7）和钟征宇、郑其华、×××（都是无7的）同学讨论。
早先我在图书馆多次借阅过美国人写的中译本《声学原理》，虽然那时候还没学过偏微分方程，还难以理解声波的形成和叠加原理，但是我逐渐形成一种坚定的、后来变成现实的信念，并将它拟成了计划和实施步骤：我们414完全有能力自己动手造喇叭。
大家多次讨论后向总部做了汇报，414头头毅然决定：派几个人到天津红声广播器材厂去参观学习。我们三个同学由总务处胡师傅带队去天津参观了整整一天。看完了该厂单个喇叭的生产流程后我心里就很有数了。回校后又集体讨论了两次，由于我斩钉截铁的发言、坚定无比的态度和胸有成竹的信心，说服了所有与会者。于是，重建414广播台这项历史使命便落到了我的身上。
酝酿已久的造喇叭方案终于在我脑海中形成：总的方案是借鉴九头鸟组合方式，即造出单个喇叭后，组合安装时要按一定规律排列起来，使每一单喇叭发出的单音柱声场在三维空间迭加成一个声功率更大、传播距离更远、空间分布更广的复合音柱声场。音柱在空间分布就像个西葫芦，葫芦的瓜蒂就在发音筒的音圈外周连接着，连接喇叭越多，则叠加出来的西葫芦就越大。这种类似于九头鸟式的组合音柱，只需将声源点集中在一个安全、易于保卫的地点就可以。这尤其适合于414广播台，可避免以前那种分散式的单个喇叭需要辐射式的线路网，线路易被破坏、分散的喇叭易被盗抢的致命缺陷！
我认为单个喇叭的制造工艺是简单的。就目前我们学生已掌握的工艺技术水平没有任何问题。其中比较难的是音圈制造，但它可以向天津红声器材厂采购，每个才0.35元。剩下的是喇叭头中的磁性材料，吴文虎老师是磁性材料的专家，要选用品质良好的磁性材料那时有困难，我们研究后决定：采用电磁代替永磁。它在选材上相对简单，电磁工艺所需的线圈和直流电源制作让我们学生去完成是完全有把握的。再有的是喇叭筒的制作问题，我们在金工劳动课程中都学过钣金工，可以用手工砸制成方形，尺寸大小可以自行控制，这样就便于将多个喇叭按九头鸟形式进行组合。整个喇叭的制造组合方案就这样拟定出来了。
最后，我们的方案是在科学馆楼顶上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个方向都装一组2×5组合的“十”头鸟，每个喇叭若按气隙磁场密度控制在9000高斯左右时，喇叭所发出的声功率是25瓦，便是喇叭音圈的基准工作状态，如若通过将直流励磁电压加大20％，从而使喇叭的气隙磁场密度加大到11000高斯左右，通过喇叭音圈电流不变它就能释放出约30瓦的声功率，4个音柱4×10个组合喇叭总共声功率为1200瓦。广播台的功率放大管是用我校唯一的一个功率1500瓦真空电子大功率功放管。该管全国只做了3个，清华有一个，是放在东主楼无线电系一个实验室内的，无线电系教工414的人占大多数，于是就有人把它从实验室借出来移到科学馆。现在让它带动1200瓦的功率就是让它工作在80％负荷状态，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清华《414广播台》自制喇叭组成立大会是1968年元旦之前在科学馆三楼一个大办公室召开的，414头头沈如槐亲自主持，广播台台长陈楚三参加，我记得还有孙怒涛、刘万章、宿长忠和但燊等副头参加。会上，我被任命为喇叭组组长。下属的喇叭生产厂，也由我领导，这就是后来说的喇叭厂厂长。此时喇叭组有主力成员六位同学、一名教工和两位教师：除我之外，有原414广播台机务成克强，物8的黄金杰，无7的钟征宇、郑其华，一位负责联络和筹措开支的校总务处师傅，两位教师是无线电系的周藻薪老师（负责音柱设计）和电机系工企教研组的吴文虎老师（负责磁性材料的）。于是，一支顽强拼搏的队伍便形成。
414成立喇叭组做喇叭是个秘密行动，为了预防团派的干扰甚至破坏活动，成立后第二天马上组织与机械相近专业的同学制图、与电子相近专业设计励磁线路，工作地点都在科学馆三楼。大家动手，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我担任总设计和总校核。晒图是在旧电机馆南侧的机械加工厂，机加工则选择距离科学馆较远的铸造车间旁的金加工车间，因为那儿附近是老四的地盘。开始加工仅四套，加工后便装入书包，用向总务处广东师傅借来的那辆自行车将它运到科学馆三楼实验室去进行安装，那时科学馆已封锁戒严，进出都得被检查，一个下午只能走两次，每次都换人，以防被有心人发觉。
我们虽然在金工劳动中初步学会了车钳铆电焊技能，但没有任何实践经验，于是便出现了两个难题：一是零件的加工精度，二是各零件之间公差配合。开始，零件精度定为3划9，以防表面粗糙损坏音圈，没想到这定得太高了，加工时间也长，经过两次下调到一般精度3划7后就满足要求，所需的加工时间也比原先短多了。至于公差配合，原先我们在图纸上都标上高精度的紧密结合，经历了三次放松调整，在3划7精度下只需用松配合就可以了。
三天后，金加工完毕在科学馆进行统一组装，此时，高葆薪老师也根据波动方程算出2×5组合音柱，两个相邻喇叭之间的最优距离是12CM。高老师、钟征宇和我三人按最优组合设计了一个方形状的、延伸距离60厘米、轴向大小严格按指数性分布的喇叭筒。我和钟征宇就在焊接馆旁的金工车间手工砸制了四套，钣金工的活我都放心地交给了钟征宇，喇叭筒的喷漆工艺由我进行。因为我对漆的性能比较内行，对于选定所用的快干漆的干燥时间、喷漆厚度控制和施加压力控制等方面都掌握得较熟练。
不到一周时间，四套喇叭样品做好了，安装后接上功率放大器都响起来，音量较大且音质还很不错，大家都非常高兴！而广播台其他工作人员都高兴得放下手中的活跑到我们这个房间来一起分享这份胜利的喜悦。我告诫他们：高兴归高兴，保密归保密。我们也发愁：一周的进度才做出4套，如此类推，40套要10周时间，两个多月，时间太长了，无论是从舆论时间还是保密时间，414都等不了那么长，如何是好？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福星来了！某个周一下午，我们正在科学馆4楼喇叭组组装室欣赏我们的成果时，414“清华革工总”副司令刘福生意外光临。一说话他就为414广播台被砸得只剩一个喇叭发愁起来，火气还挺大。我们告诉他，新款喇叭我们做出来了，但是往下做，人力、财力和原材料都有困难！我们将样品放音给他试听一下后，这位副司令兴奋地跳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我回去后动员我们‘革工总’的老四来帮忙。要人力有人力，要什么工种有什么工种，要什么材料有什么材料，你们尽管开口。我今晚回去一说，明天就有几十人来帮你们！”刘副总非常豪爽地答应了我们，他总记不清我是个少见姓氏，干脆就称我“喇叭头”，几十年光阴过去了，直至现在也没改变。
第二天早八点，刘副总就带了几个人过来将图纸拿到机械加工厂去复制，十点就将图纸发放到机械加工厂和9003加工厂工人师傅手中。两个厂总共动员了二十多人，每人做一两套，下午三点就完工，四点就装车送到科学馆去。第二天又招来了十多人帮助安装，总共三天就完成45套喇叭的加工组装任务。第四天，又招来一批安装运输工，将焊机、手电钻、冲击钻、木杆和脚蹬等器材送来。下午，我们几个到楼顶层，选定位置，在“革工总”师傅们的帮助配合下，竖起四根长木杆，下面用铁卡箍固紧在凸出于楼顶的通气孔墩上，杆中和杆顶再箍上两度，围成一个四腿的木架子，用滑轮吊索将四组喇叭吊挂到杆上去。
当天下午正值北京初春雪融，朔风微吹，乍暖还寒，但我们一个个都累得汗流浃背。五点半左右，安装完毕。为了保密起见，将组合音响用黑窗帘布包裹起来，我们吊挂时，有不少人在楼下围观，但谁都说不清楚老四们在楼顶挂了个什么玩意。直到晚上七点半开始广播之前，天已黑了才将裹布卸下。
试播那天晚上整七点，夜幕刚降临，科学馆楼顶上挂着的四个黑箱突然响亮起来，反复、连续地播放着一段前奏：“清华井冈山414广播台，414广播台，现在开始战斗！”洪亮无比、响彻云霄的声音轰动起来，一下子震撼了清华园的每一个角落，也震动了整个北京西郊的夜空，尤其是震动了清华园内每一个414战士。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下子声音会响彻云霄，怎么老天爷一下子给414掉下来个大的馅饼？！吃过饭的，马上就跑下楼去探听情况；没吃饭的、不吃了；正在吃饭的教职员工，听到广播声也赶忙放下饭碗，跑出家门；宿舍楼中的学生，不管是老团老四，也都马上跑出房间，奔下楼来打探个究竟。刹时间整个清华园的学生、老师、教职员工都拥到二校门、大礼堂这边来，认真地聆听着414广播台突然发出的洪亮声响。
一些人雀跃欢呼414万岁；一些人则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另一些人则几近疯狂，相互嬉戏、打闹疯玩：胜利了！胜利了！接着广播台真的开始战斗了：先是播放东方红歌曲、国际歌，接着是完蛋就完蛋的414战歌，然后是414广播台发表《致414广大指战员重新投入战斗的声明》。广播台播放一个又一个的号召，一则又一则的声明，一篇又一篇的大字报……这些广播，在414人心中掀起心潮一浪高于一浪。414人沉寂已久的心声，难得有此良机一吐为快！一直到晚十一点多后才告一段落。最后是毛主席诗词歌曲《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第二天九点多，几位热心的师傅建议去考查一下我们喇叭在四个方向的传播距离有多远。
师傅们三三两两地出动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说：东边过了农机学院后是农民的村落都听得非常清楚；南边直到北师大南的太平湖，夜静时皇城根都能听见，但不太清楚；西边直到颐和园北宫门西的西山脚下；北边广播声早已越过体育学院，包括整个圆明园废墟在内。
在学校武斗中，我为自己、为同学焊接加工过长矛，尤其是有人从无线电实验室拉来一批薄壁硬钢管后，被女同学看中，我接触了薄壁管的焊接，经过几天无师自学的训练，我已娴熟地掌握这种薄壁焊接技术了。
为了保证5号楼的安全，我在5号楼一层右侧焊了一个机械锁式自动门，也是用这种高强度超薄壁轻型钢管制作，采用机械式而不用自动式的原因是考虑到这时期供电已经不可靠了，机械式的特点是一下子即关闭但打开时操作时间相对较长，这种装置尤其适合当时的战备状态。7.27工宣队进校后曾组织过各系学生参观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用，此时被惊动的我校机械厂曾为国家原子能实验室做焊品的老师傅也来看过一眼。
当团派占领学校供电所，断了老四主楼区域的电后，我们又设法“办电”，土法建立起一个可以自己调度的电网。用它为414派人的日常生活供电，甚至还为老四在东区设置的电话窃听站提供24小时供电。
5.30大战后科学馆成为孤立据点，6月上旬开始策划在主楼一带另建广播台。此前我们已经将一些多余的喇叭、功率扩大器和电子管等器材和工具逐一移放到主楼，为414扩建广播台做好物资上的准备，另一方面还开始专业人才培训。
6月中旬，我在主楼开了一个广播喇叭知识讲座，有来自各系的20多人听课，每天下午两点至五点三个钟头，有一项新任务就是做若干台功率放大机。
我们把无7的钟、郑等三位同学从校外找了回来，除了广播台的成克强、黄金杰外，还增加了两个材00女同学。电机系老师特意请来大名鼎鼎的童诗白老教授的高足阎石老师来帮忙。加工地点放在9003大楼一层的精密仪器机械厂。6月中旬180个喇叭的零件全部加工完成。由动农系一师傅开辆卡车运到主楼去组装。
经过将近一周时间的紧张工作，180个喇叭全部装好，喇叭筒也砸制完毕。最后一道工序喷漆是在主楼7区一个有气体压缩装置的实验室里进行的。我请计欣华帮忙，我们都将口罩戴得严严实实，从下午七点多干到凌晨一点才完成。
1968年7月9日，团派对科学馆发动火攻，将科学馆楼顶的木结构付之一炬，装在楼顶上的414广播台的喇叭、线路、辅助设备都烧成灰烬。414广播台毁了，而这边的红尖兵广播台喇叭实在不多，功率也不大，414又回到元旦前后那种欲诉无门的境地了。幸好是我们在窃听到情报后先走了一步，两天后的7月11日老团就武装占领了9003大楼，不过这对复兴414广播台的计划没有影响。
但是在7月19日发生的一桩血案让414广播台预定的开台时间足足延后了一周。这天中午，自82班学生钱平华刚从苏州回校，从东门进入校主楼前被埋伏在9003大楼的团派用带自动瞄准器的步枪击倒，急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沈如槐让我当傅正泰老师副手，帮助完成钱平华治丧工作，直到7月24日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结束。我匆匆赶回学校去，因为新的414广播台还剩最后一道安装工作要等我去做。
7月25日在主楼6区楼顶上开始吊装喇叭。当时清华主楼高9层，6区还加了个顶楼便是10层。我们在楼顶大兴土木，向南、西、北三个高校林立的方向各装一组48个喇叭；向东单位少人也少，只装24个。吊装完后用卡箍固定，并在四个不同方向加上绷线。喇叭功放拖动安排是：向南组48个喇叭用1500瓦功放管（按1200瓦出力）加上一台250瓦功放机，因1500瓦功放管低频丰富音质优良，传输距离特远，很适合清华园南向有许多高校和企业的情况；向西向北两组喇叭各用6台250瓦功放机带其负荷；只是向东的喇叭才用3台250瓦机去驱动。这个新广播台的声功率额定值已达到5040瓦，按那时掌握的数据资料是全国声功率最大的广播台，比解放军设在福建前线对金门、马祖广播台声功率还要大。
25日下午完成，晚7点开播。因那时住在学校的学生已寥寥无几，教工家属也很零落，这次开播也就热闹不起来了。26日接着又广播了一天。
7月27日凌晨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第二天414在主楼的广播台被工宣队接管。开播才两天的主楼广播台便结束了它的使命。不久后，我参加毕业分配，离开了学校。
黄报青先生之死
1966年夏文革开始，一夜之间，整个教育界被告知是在走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校长蒋南翔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清华有两万师生员工，大部分人没想通，但大家都紧跟了。只有他坚持，死保不改口。他，就是土木建筑系年轻的副教授、民用建筑教研组副主任、系党总支委员黄报青。（上图：1959年黄报青和学生一起讨论解放军剧院设计方案。）
傅培程（房8，四清时曾和黄报青先生在一起，在《云卷云舒》书中）回忆：
一九六六年夏，在一线四清全体师生从农村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校园里已经贴满大字报，清华党委已经成了“黑党委”，学校领导和系领导都被挂牌批斗，说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黄报青不接受这结论，也不接受校系两级领导被批斗游街的行为。他认为清华大学是全国重点高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清华大学的教育和科研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样的高校是“黑高校”，那全国的“红”高校是那一所？说出其名来。
黄报青用实际行动来宣传自己的政见：土木系总支书记刘小石被批斗游街，本来没有黄报青，可是他自觉地站到刘小石等黑帮中去一起游街。胡健、刘冰等校领导被罚扫地，黄报青拿起笤帚跟着去自觉地扫地。
他是清华第一位公开站出来反对文革运动的教授。“蒋南翔不是黑帮！”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整个教育界在走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论断。
他的作为极大地激怒了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清华红卫兵”，也震惊了文革当权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了出来，称黄报青是“清华大学第一保皇党”。黄报青受到血腥殴打，押着他单独一人游街。
在游街中，一次次问他：“清华大学党委是不是黑党委？”
黄回答：“从目前公布的材料看，没有可称之为黑党委的证据。”
又问他：“蒋南翔（高教部长，清华校长）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黄答：“不是，没有材料证明他走资本主义道路。”
于是“打倒清华最顽固保皇派”口号声四起，他受到了清华大学干部中最严酷的拷打，被打得满地乱滚。打毕再问他同样问题，黄报青宁死不屈，仍是同样回答。于是皮带乱下，又一阵血腥暴打，这样折磨他好几天，打得已经不成人样。
我在学校图书馆外面路上看到黄报青教授的惨景：赤裸着上身，脊背上和前胸用墨汁打了大叉，脸上背上全是乌青和血痕，腰部有大面积紫红色伤痕，血和短裤结成大块血痂，一群人押着他游街，惨不忍睹。
血腥暴打使黄报青教授内脏大出血了，学校把他弄到医院抢救，医院一开始还不肯救治“黑帮”。
隔了两个月左右，在清华土木建筑系门口的大字报墙上，贴出了一张黄报青先生的声明大字报，大致是这样：“我已经出院了，体罚与拷打不能改变我的观点，我的政治见解和立场与原来一样，没有改变。”
刘冰（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的回忆：
我永远不会忘记黄报青同志为蒋南翔辩护的感人情景。记得8月25日凌晨，我辈又都被拷打后，从阶梯教室转移到了科学馆楼上。这一天上午，从建筑系馆前的马路上传来口号声、呼叫声、殴打声……透着窗子朝外看去，从建筑系馆门前到大礼堂前面的马路上挤满了人。有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扭着一个高个子的人，用棍子、长把扫帚打着他游行。那高个子顽强地挣扎着，呼叫着。结果到科学馆门前马路时，我看清了，那人是黄报青。
他被打得鼻青脸肿，眼镜也打破了。他呼喊着：“蒋南翔是马列主义者，不是修正主义！”“蒋南翔是共产党员，不是黑帮！”几个造反派嚎叫骂着，跳起来用扫把、棍棒朝他头上猛烈地抽打。黄报青倔强地振臂高呼：“蒋南翔是好党员！”那几个人狠劲地把他推倒了。有人喊“揍死他”，有人用拳头朝黄报青打来，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放声喊着：“蒋南翔同志是人民的儿子！”那几个人又把他推倒在地上，黄报青挣扎着起来喊：“真理就是真理，骂不倒也打不倒！”那些人再把他推倒，他又起来大声呼叫着……就这样在草坪周围马路上反复游斗近一个小时。
罗征启在回忆黄报青时这么说：
我们建五班同学都很熟悉黄报青先生。他是位德高望重、业务精深、才华横溢的老师。我们班设计图的标题，多是他的魏碑双钩，而且不用打格起稿。大家都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原则，不肯向极左势力妥协，结果屡遭残酷迫害，终于含冤而去，但是详细情况却不甚了了。我在学习期间，曾任班长和系学习委员，和系秘书黄报青先生打交道比较多。黄先生和关肇邺先生同住一宿舍，我常到那里去，黄先生又是我的毕业设计指导教师。毕业后，我留校教学和做学生工作，黄先生也一直指导和配合我的工作。
“文革”大动乱开始以后，戴高帽游街，批斗干部、老师是平常事。但是黄报青先生就不平常了。在被批斗时，黄先生坚持蒋南翔是好领导干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喊“打倒黄报青”可以，喊“打倒蒋南翔”坚决不行。他找出许多报刊资料，说明中央一直肯定蒋南翔是好的领导干部，怎能一夜之间要打倒？！一次再次，他宁愿挨打至尿血，被赶到小河中，但决不妥协。
1966年9月在东大操场“劳改”时，大家蹲在地上拔草，刘小石（系党总支书记）悄悄对我说：“报青被打得不行了，你和他比较好，跟他说说，叫他别顶了。”我慢慢移动到黄先生身边，对他说：“黄先生，你不要顶了，中央的意图我们也搞不清楚，硬顶没有用，保护身体要紧。”他说：“要打倒我可以。现在要我拔草、劳改，都可以。但是要我说打倒蒋南翔，打倒共产党，这不可以。”我说：“你可以不说。”他说：“不是我要说，是他们逼我说，我又不能说假话。”我又说：“不是要你说假话，但你可以沉默。”他严肃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有些话不能不说。”这样，他被反复批斗、用刑，导致精神崩溃，两次送进安定医院。出院后，他沉默不语，每天不停地抄写毛主席诗词。
后来清华文革中的掌权派已经换了造反派“井冈山”，但对他的迫害没结束。团派为了打击四一414派要使用的干部罗征启，逼迫曾经当过罗征启老师的黄报青揭发他，他没屈从，反而讲“罗征启是个好学生”，挨了一顿暴打。
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折磨，让他精神恍惚，天天头痛欲裂，不能入眠，只能喝大量白酒才能睡一会儿。黄报青被认为“精神有病”，送到安定医院“治疗”。几个月的折磨，痛不欲生，在1968年1月18日，听到外面的广播喇叭高喊着罗征启的罪行：“搞假四清、包庇黄报青……”他跳楼自尽。
黄报青1929年生，去世时才39岁。
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堂堂正正，骨头很硬。同样他也多才多艺，业务拔尖。他的字写得很棒，他的大字报据说贴出马上有人拿走珍藏。（上图：黄报青先生手迹。）
清华大学文革中自杀的教授
（以下都是教授和副教授，另有自杀的讲师、助教以及行政、党务人员未列入）
1. 黄报青，清华土木建筑系副教授，民用建筑教研组副主任。1968年1月18日跳楼自杀。
2. 陈祖东，清华水利系施工教研组主任、教授。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遗址上吊自杀。
3. 周华章，清华基础部教学教研室教授。1968年9月30日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4. 李丕济，清华水利系教授。1968年11月29日中被关押时跳楼自杀。
5. 邹致圻，清华机械系教授。1968年12月10日“清理阶级队伍”中跳楼自杀。
6. 周寿宪，清华电子工程系副教授。1976年5月在其住所跳楼自杀。
“红八月”中右派学生侯协兴之死
沈晓鲤（给7）回忆：
1957年反右时清华有一批学生被打成右派，处理这些右派学生当时还相对宽松，基本在就地（北京）劳动改造。记得是我们大二或大三的时候（62~63年），土建系7字班来了一些复读的右派学生。肯定是摘了帽的，他们都从一些建筑工程公司过来，在那儿当小工干体力活。其中进入我们给（排水）7班插班就读的有两名：侯协兴（右图二排中）和富士良。
回忆当时，一般同学似乎并未鄙视他们为异己，尚能平等对待。这时期是（三年“自然灾害”）恢复时期，政治上相对宽松，“右派学生”的复读本身也能说明这点。但是“组织上”倒不见得会完全一视同仁，对他们的言行会有人“关照” 的。到了1965年大讲阶级斗争的时候，就有说法了：这伙复读的右派学生每年都有聚会，日子大概是他们当年被定为右派的那天，还酗酒，发牢骚等，我班的侯协兴还因此喝坏了，胃出血住院。
侯协兴，上海人，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的（上海简称‘南模’，是名校），较聪明，复读后学习还跟得上，能写一手好字。他平时较活跃，乐于交往，但就是不止一次的胃出血住院，给人印象不佳。
1966年8月，文革初期的狂热高潮——红卫兵运动，有“红司令”接见的无上荣耀，有那么多的光辉、难忘的时刻，因为有取自于经典著作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矫枉必须过正” 等等名言，还有最新、最高指示“要武嘛”为武器，迅即变作对“阶级敌人”的无限仇恨，此后红卫兵运动革命暴动的凶猛毋须细数了。在清华园里我们目睹了武斗黑帮、反动权威的场面……推倒二校门那天是个高潮。但是这些与北京中学红卫兵暴力行为相比，其残暴、血腥程度要逊色了。
那一天大约应该是8月26日，一大队人马从南校门一路杀入，举着“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等标语、旗幡，并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开进清华园，进入北院、大操场，再往北到二号楼等学生集中的地区，搜查狗崽子、反动学生。这是以北京中学红卫兵为主的队伍。
那天的事是我亲见：在下午某时，因有一学校女工告知红卫兵，指控侯协兴耍流氓（具体何事不清）。红卫兵抓住侯后，先押往体育馆前斗，询问后得知侯原来是右派，而且此时有人告诉说二号楼里还有数个“右派”学生，这样红卫兵就押着侯去二号楼抓人。我班另一复读右派学生（富士良，现在大连）也抓到了，当时他在二号楼宿舍里未走。他们是被一起拉到校内什么地方毒打的，当时红卫兵打人用皮带的铜头，打得很凶。约在4点钟红卫兵已渐离开，我回二号楼5楼宿舍见到侯协兴还有富士良时，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模样之惨不必提了。因正值夏天，上身光脊梁，只留了短裤头……不久，忽听叫唤有人跳楼，知是侯协兴从5楼厕所窗口跳下。
侯是臀部着地的，未出血也未当场死亡，还在抽搐着但不省人事。我和同班同学赶紧抬送校医院，校医院见状说要送北医三院，随后派了辆车，我和给七班长一起前往三院。但三院也不收，推说要送市里的医院（不记得是哪家，有可能是积水潭医院）。
车进入“红八月”红色恐怖气氛的市里，好歹进去了这个医院。只见医院门诊部大厅里躺了一地的被打伤的人，有的在爬，在呻吟，在抽搐……使人会想到文学作品里描绘的地狱。男的女的都有，不少是老者，估计都是走资派、“五类分子”吧。侯协兴虽被接收，但显然医院无暇顾及，让他躺在担架里，在一个诊室待着。在我们催促之下，等候许久才有一医生过来，看了一下，询问情况，知是从五楼跳下，说是严重“脊瘫”，向我们表示不能治疗。我可以理解当时医院是处于极端困难状态，由谁当权，谁敢说了算？之后我和班长商量，决定与学校当局“清华红卫兵”总部联系。电话打通，接电话的记得是乔宗淮，他的意见是拉回校医院再说。此时已晚，我们驱车回清华。
侯协兴在一两天后就死了，我们通知了他上海的家人处理后事，没有任何说法。只是系里和年级还有些同学，按文革高潮中自杀者的统一说法，贴大字报表态“×××死有余辜”等等。
孙聿岫和清华文革中的“反动学生”
我在编《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 大事日记》时，曾把那些清华当年小报中有记录的“反革命”名字和事件摘上去，让大家注意到这一群体。有同学反对，担心这痛苦的回忆会对他们造成新的伤害。我坚持：我笼统地查过，在文革中除了反工作组的学生被整，这些被打成反革命或“反动”的学生，大部分是对文革想不通，对中央文革成员讲话和做法不满，甚至议论最高领导人。这些人也就在文革中所谓大民主、可以怀疑一切的时期，思想上坦率地表达想法而已。他们后来的命运怎样？我希望后人有人追踪。
在我眼里，文革中很多“英雄”并不是被大潮推出来，被上层斗争利用的文革“名人”，而是那些真正独立思考，又敢于发言的人。他们受到了残酷的批斗、打击，写不完的思想交代，不能正常毕业分派，发配到劳改农场……以致有人精神失常、自杀……
我们要记住他（她）们！
在2016~2019年初期间，我开设了一个校友微信群《清华文革亲历——老照片故事》。群里回忆一段段往事，那些一段段对话，带来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有谁知道她？孙聿岫
吕述祖（铸9）：
今天我的小学同学来访，谈及文革。他那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71年春天，他们艺术类院校的都遵照江青的指示未分配，集中到了北京军区65军西合营的北洗冀学生连（沙城）。他说当时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个批斗反革命分子的大会。斗争对象是清华大学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名字叫孙聿岫（右图），长得很清秀漂亮，罪名是反对中央文革。这个女孩态度十分坚强，尽管头被压得很低，还是在不断地喊：“他们胡说！”他说他们电影学院的那帮同学以前曾多次谈及孙聿岫，当时他们年轻，基本上是同龄人，尽管都是表演系的，也还是被孙的美丽和勇敢所震惊，所以至今念念不忘。
长期以来，我的这位同学和他们那批北影的同学们一直想知道孙聿岫到底是什么人？现在又怎么样了？有人知道吗？
网上信息传递得很快，有的校友四处打听，有的传上了她的照片，陆陆续续拼凑出她的“反动”经历。
孙聿岫，化701班学生。在工化系是有名的才女，除了学习优秀，其它方面也很“了得”：她是班上的团干部，因材施教生，能歌善舞还喜爱朗诵。她曾在校运会上女子短跑得过高名次，已经达“二级运动员”。她进代表队开始是跳组，后来去了短跨和全能队。
据说，当清华女生一个个都幻想着成为居里夫人时，她却想成为当章西女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公映过印度电影《章西女王》）那样统帅军队（章西女王在抗击英军时年仅23岁，被称为印度圣女贞德）。1963年左右她给校党委写过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讲自己的想法和思考经常与中央决策相符合，她认为自己有水平有能力，可以当统帅，认为当时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要求到越南战场去锻炼……当时一般同学不知道此事。
化7同学回忆说：
文革初工作组进校后，孙聿岫有不满和反工作组言行，遭工作组组织班级批判。这封信被人拿到班上来了，透露了她的信内容。大家纷纷写大字报，就在新斋前面的空地上架起了十几张席子，把大字报贴在一起。当时同学认为孙聿岫仅仅是思想幼稚，想做大事而已，一阵风就过去了。
但她后来在和同学私聊时表述过“样板戏的水平也不是那么高，无非是沾了主席夫人的光”（大意）不知工宣队如何得知的，在班上组织批判。孙聿岫并不否认，仍坚持她这一看法，这也许是她被定为“反动学生”的主要罪状。
化7同学说：
严重的是，1968年毕业分配离开学校前，工宣队组织的最后一次班会上，每人都表态：进入社会好好工作，建设祖国！而孙聿岫讲：在学校停课期间她硏究了八个样板戏，认为水平不怎么样，她要搞文艺，会比八个样板戏更好！当时我阻止她不要讲，她不听继续讲。这可是反江青啊！为此，被工宣队打成“反动学生”。
1968年秋天8字班、7字班毕业分配时，孙聿岫和其他几十个“反动学生”一起被发配到沙城解放军农场劳改。有人看见：“集合出发时他人皆愁眉苦脸，心有戚戚，唯有她手携小提琴，满面春风，貌似郊游。”
王嵩梅（无0，留校教师）：
多年前在清华园里常常看到一个个子不高、花白长辫、身材发胖、穿着半高跟鞋、无论冬夏总穿着裙子的中老年妇女在路边艰难独行。
李永德（化00，留校教师）：
据说，她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父亲曾当过《人民日报》某版的编辑，母亲是位医生，据说还是心脏病专家。由于反右时父亲“犯错误”，被发配到新疆工作，但孙聿岫本人是从北京的中学考到了清华的。上学时，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能歌善舞，手风琴拉得很棒，是众多男生所心仪的对象。她之所以能在文革中大胆议论江青，据说是因为她家和著名电影演员白杨有亲戚关系，所以对江青的底细有所了解。同学们说她心志比较高，是她曾经写过给领导写的信中谈到过自己的理想，或者是当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或者当大企业的厂长，或者带兵到越南打仗当将军和元帅等，学校埋没了她的才能等。从而让她的同学和一般人都觉得她有点精神过于亢奋，不太正常。
她1968年被发配到了沙城农场，之后曾回校要求落实政策。当时学校是工宣队当政，给她办过学习班，后来又送回到农场。进监狱可能是在农场时的事情，回到学校的时间应该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了。她一直留在化工系工作，化工系的几任主要负责人都对她比较宽容，让她在资料室上班很随意。她大概在80年代初才结婚，丈夫据说是北大附中的一位老师，和她经历类似，几年前已去世。
由于受到迫害，精神上刺激过大，她留校以后一直都比较孤僻，不仅和一般的人不接触，连和他们本班的同学也基本无任何联系。由于当时她自己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已经和从前完全两样了，生活也就不会像正常人那样。后来她的形象变化也比较大，我们见到她时经常是独自发笑、喃喃自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由于身体发胖、穿着又比较奇特，所以在学校里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
她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办的退休，此后她就不参加系里的任何活动了，退休后由于连她们本班的同学都没有她的联系方式，系里的负责人说起来也不知道她的情况。
邵作珠（建0，学校代表队）：
我知道她，孙聿岫和我是同在代表队的全能队且同一宿舍上下床的队友。我找到一张当年全能队的照片，其中后排右3 就是孙聿岫（见上图）。
提起孙聿岫这名子，就伴随着一份沉重、惋惜、痛心和无奈。人的一生可以承受很多打击，但还有死而复生的机会，然而她却被命运无情地抛到了被遗忘的角落，她再也站不起来了。太多的刺激和侮辱（心灵和肉体）彻底击毁了这颗过于单纯，自信而骄傲的心灵，让她最终选择了自闭，用以保留一份至死都不愿放弃的尊严和赖以生存的信念。她曾经是那么充满朝气、正直、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是文化大革命毁了她的青春，毁了她的一生。
孙聿岫，个子不高，秀丽的圆脸带一双睿智的眼睛，笑起来常像孩子般的单纯可爱，被队里冠以“小萝卜头”别号。平时话不多，有一副甜美的嗓音，个性有点“我行我素”。
大一刚进代表队时，我是她的上铺，对面的上铺是力905的王胜令（女队当时9字班和0字班都只收了一人)。我们俩是低班的，而我又比王低一届，谁都是我的学长，我常常会接受学长们和辅导员的关照和“指导”。虽然是件好事，但对于自由度比较大的我无形中是一种压力，但唯独与她交谈却很轻松。自然，她是个不为周围观点所左右的人。因为我不太喜欢肃穆、紧张的学习环境，所以晚饭后常躲在宿舍里自习。由此发现还有一个同伴，就是孙聿岫，有时难免会聊起来。当时学校里继“九评”学习之后，又是红专辩论，一个时髦的口号“党的需要就是你的需要”……有一天晚上，我对她讲起自己对红专理解的困惑，她没有给我说教，只给我讲了一个她的故事，至今令我难忘。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父亲带她到窗口，指着那划破夜空里的雷鸣电闪，对她讲：这雷电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如果人类能研究和掌握这大自然的秘密，就会从中获取无穷的能量，可大大地造福于人类……并鼓励她要好好学习知识，将来可为人类在科学上做贡献……从那时起，她的心里就萌发了要学化学，而且立志要做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强烈的愿望……刚听她讲到这“雄心壮志”，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透着智慧，听着她平静的语調，我感到了那份信心……我似乎感受到她脑袋里装着一个奇妙、强大的世界，我终于被她感动了。且不管这一切将来是否能实现，但在那时小小年纪的她就能有背负起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理想，这就是一种挑战、勇气、忘我、自信和责任感，这就值得尊重和赞美！我非常赞赏和敬佩这位有知识的父亲对子女智慧的启发和引导，从此对她怀有几分敬重。
前两天，我给队里老队员打电话问起孙的情况，补充如下：
1. 孙是北京女11中毕业，那原是教会学校，学校的管理比较宽松，孙在校时又是个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故可包容她“我行我素”的个性。（正是这样的个性后来给她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她一直顺利，根本就不懂得还需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2. 孙回校后不愿见任何人，包括原来队里关系很好的同学。（队里同学都很痛心她的遭遇和处境，多次试图去看望她，但都遭到婉言谢绝。）
3. 近几年队里要编写队史，到处也找不到她，后来特派一化00留校同学到系里通过各种线索去找，得到的结论是已经“失踪”有两年了。
正当群里校友议论着，准备去探望孙聿岫时，不幸消息传来，她前不久已经去世了。我们看到了在网上悼念她的视频，看到了她的照片，看到了化7年级许多同学对她的怀念：“没有任何一个同学的去世得到过这么多的关注，那是因为她的才华和遭遇！”
清华文革中其他“反动学生”
孙聿岫的故事在群里发酵着，大家不由议论起在文革中有着同样命运的一个群体——清华文革中的“反动学生”。
力8的校友谈起他们年级的女生薛恐、李焯；电0的校友谈到程从从、孙长宽、谢霞龄；物8的校友谈到易振亚、王利德、李德华；物9的同学聊到陈治国、孙乃渝；金8的同学聊到吴家骧……
连果义（房0）：
那时，在我印象中，机要系学生出身好，根红苗正，中规中矩的多。普通系如电机、土建出身一般较差，可能思想出轨的多些。看了上面各帖，感到机要系离经叛道学生的比例，恐怕比普通系还多。这大概与文革头头中，出身好的居多，是一个道理。因为出身不好的，自然更要夹着尾巴做人。
在土建系，“反动学生”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9字班的“小铁托”张正中，公开说自己最崇拜铁托，文革前他愿意向政治辅导员暴露思想，还不认为错。在反修防修甚嚣尘上的时期，这么直言，担的风险有多大！当时被列为重点思想工作对象，并没有正式列为“反动学生”。1968年毕业时他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认为江青没能力当领导人。
房0班高叔平（1964年福建高考状元，据说在全国也是前几名。入学后，享受了蒋校长接见的殊荣），文革初期因大谈中央权力斗争内幕，称毛为“老头子”，大逆不道，所以当了好一段时间的“反革命”。当时批判他的大字报在大礼堂前也曾轰动过一阵子。毕业时，他被分去农村“插队”，还好，他后来情况不算太差。退休时，是厦门市政府的正处级干部，还是党代表、先进党员。
吕述祖（铸9）：
去沙城劳改的还有一位铸7的邵承祥，中学是北京5中的，曾是他们班学习委员，也是功课最好的一位。“九评”学习时曾暴露思想，说“毛主席说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那毛主席是不是也会犯错误”等等。文革工作组时期被整，后期被该班同学告发到工宣队，遂定为反动学生，待分配，然后沙城劳改。从沙城出来以后再分配到邯郸农机厂，1979年考回清华研究生，1982年分配到北京中国农机研究院工艺所工作，十分出色，但不幸于1988年因肝硬化去世。
邱心伟：
上面校友回忆的也只是凤毛麟角，在我大事记中，文革中被戴上“反动学生”帽子的人有：
易振亚 （66.12.6为林院李洪山辩护，说“毛主席不能代表党的领导”）
王义惠 （说“林彪也可以怀疑”）
万会秦 （说“林彪经验没有刘少奇丰富”）
陈观元（光?）、杜学军、 杜玉金（汽7一）、马玉清（动农）、周汉安（机械系）等，对中央文革的不满……
龙进尧、尹克君（工人 ）、陆德（自7），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被捕……
其他：陈诞康、朱顺、李振汉、岳光溪、郭大明、沈一华、李风华、岳瑞斌、路霁鸰……
不知全校到底有多少人类似这样被打成反革命，有统计吗？学校校史有记载吗？！
傅培程（1962年进清华土木工程系，1968年大学毕业）
我毕业分配时因1964年“九评”学习、思想清理中的言论罪，被发配去沙城农场劳役两年后又去陕北流放十年，1978年由清华给与平反，撤销了档案中的不实之词，重新做了政治结论，并补发了迟到十一年的清华大学毕业文凭。
“拿到这份清华大学毕业文凭。我不由唏嘘，双泪默然而下！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对国策和政见发表些个人见解，私下里与中学生同学说了几句，竟要取消毕业生资格，去农场两年劳役后再去陕北流放十年。这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无边无际、似刑非刑、似囚非囚的无限期的带着档案材料去偏僻之地流放改造，这种对年轻学生言论进行政治迫害的手段震惊人类社会的道德和良心！也严重违反国家公布过的宪法和法律。”
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与广大学生受害的何止是我一人！历史上受害的且不去说它，“文革”中受难人数看《光明日报》1978年8月6日第一版报导：“近十年来仅被立案审查的清华大学教职员工就有一千二百二十八人，占文化革命前全校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一千二百二十八人！！
从上面清华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生或被扣上反革命帽子的人有共同特点：他们是一群成绩优良、思想活跃，比较独立思考又敢言的优秀学生，有些人出身好，甚至还是入党较早的党员。他们或是向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或是“九评”学习中暴露自己的思想，或是在文革中以为“大民主”、“怀疑一切”的氛围下可以随便议论，一些言论被同学出卖，日记被同学偷看、上交邀功……有的则是在文革中从狂热走向理智，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去研究马列主义……从他们在被平反的最后经历和对社会的贡献看，他们本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有的像孙聿岫那样的本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才女，胸怀远志，可叹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如同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被风雪摧残，凋谢了；一些意气风发敢于思想的青年的大好年华被耽误了。大学本应该是发现和呵护人才，助年轻人有理想有志向地健康成长的地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人才得以成长的阳光和雨露，而不是机械地生产螺丝钉的工厂，更不是集天下英才而毁之，扼杀青年人理想的思想牢笼。“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许能从孙聿岫和这些“反动学生”们的悲剧可见一二。人才难得，希望中华大地上再不要有如此悲剧。
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清华同学，他们的名字也应当写在历史上！
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小将熊莉
1968年7月28日凌晨4点，团派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乘车撤往昌平200号，因司机驾车瞌睡，行至沙河附近，车翻入路旁稻田。一团派人员上车时把携带的手榴弹环拉出，以防外人劫车，翻车时手榴弹被引爆，炸死2人，炸伤5人。
熊莉（见右图），就是被炸伤者中的一个女生。
文革期间我住在5号楼，在西边往西区去下坡的马路上，常常碰到一位身着一身黄军装，书包斜背身上，英姿飒爽的女同学，即使在文革期间也很是显眼。7.27后我在5号、6号楼间见到熊莉，是拄着拐杖、头上戴着箍套的她（因伤后手术头发被剃掉），艰难地在走路。有人说她脑袋上的头盖骨炸坏了，镶嵌着一块塑料。
几十年后的我，常常想起这个女生，圆圆的稚气的脸，她的身上定有许多故事。
我想追踪着她的故事，然而得到的只是只言片语：
我看到了冶金系张钢整理的马小庄、陈继芳、熊莉等一干人在文革中长征的日记。那时的她，很坚定的革命信念，沿途艰苦跋涉，下海船、去矿井、下农田体验生活，一路宣传毛泽东思想、访贫问苦，吃苦耐劳、积极向上。
1968年清华武斗，5.30团派进攻东区浴室，有人看见她“一身红色娘子军服，身上挎着大刀”，也冲上架在浴室墙上进攻的梯子上，被老四上面晃着梯子，摔下来了。
7.27那天，工宣队进校围住各楼，要学生停止武斗，交出武器，撤出据点。中午时分一教团派抢了工宣队午饭，有人看见她靠站在二楼窗口，慢慢吃一碗面条，故意每吃一口都用筷子把长长的面条高高挑起，对着外面失去午饭的工人晃几下，再慢慢放进自己的嘴里。
张存和回忆：
1968年大概10月，我因肾结石在校医院住院，病房隔壁来了个新病人，不对，是伤员。两臂支着双拐，头缠着纱布。还有个和她差不多的女生扶持，一步一拐上楼梯，看着面熟，我认出来就是武斗期间穿一身红色娘子军服背大刀挎盒子炮的女老团，扶她的是她妹妺。我和她作为隔壁病友接触了半个多月，听她讲述过7.27的经历。此外她的颅骨有眼镜片大小的一块骨头被去掉了，头皮下面就是脑组织，软软的。
熊莉是一个极其天真、幼稚、乐观的女孩子。我只记得，受了那样伤的她总是笑得很灿烂，就连讲自己脑部伤情时也看不到一点难过悲观的影子，还开玩笑，我还记得她用一只手抬起拐杖指指点点的样子。
她曾在一教团派广播室，每天听到的捷报播的就是她的声音，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当年的红色娘子军，不光是衣着，她被自己所广播内容感动着，做出了今人无法理喻的事。
…………
熊莉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后来调到北京轴承研究所工作，于2003年7月在北京病逝。
她的全部经历已无从查找。她也许只是一个思想单纯，跟毛泽东干革命干得很积极又很惨的一个。我虽然没同她讲过一句话，但她的身影一直在我脑海里。
国际友人李敦白和清华
王文中（电0学生，“捉鬼队”负责人之一）回忆：
看《鲁豫有约》，看到李敦白和他的妻子出现在舞台上，真让我大吃一惊。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然而依然思路敏捷、精神抖擞的老人，难道就是那个文革中大红大紫的国际友人、而后又被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并投入秦城监狱的美国人吗？
记得1966年，李敦白作为中央广播电台造反派的头头，到清华大学做了一场毛泽东思想的演讲报告。当时我们就在台下聆听这个黄头发、高鼻子的美国人，用流利的汉语，宣讲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高涨的革命精神、大义凛然的英雄风度，尤其是他那不同凡响的宣传激情，引起我们这批热血青年山呼海啸般的回响，那场面可是远远超过了当前那些超男超女的粉丝。如果那时他喊一声：“同学们，为了保卫毛主席，冲啊！”我们这些狂热分子，真会抛头颅、洒热血，义无反顾地跟他浪迹天涯，像跟“格瓦拉”一样，去赤化全世界。
我记得他最动情的一句话，也是演讲结束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红太阳，也是美国人民的红太阳，更是世界人民的红太阳！”（上图：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在李敦白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
然而好景不长，事过不久，从中央文革某位领导口中我们听到：“堂堂中央广播电台，咱们中国人民的对外喉舌，竟然让一个美国人掌控了大权岂非咄咄怪事！”于是这位红遍中国的国际主义战士，顷刻沦落为“美国特务”，投入监狱整整十年。加上解放初期他被关的六年，这个爱中国胜过自己祖国的美国大兵，在他为之奋斗的同志设的牢狱中，“享受”了十六年的铁窗生活。
李敦白曾到清华多次，是清华“井冈山”的“亲密战友”，和清华造反派同批刘少奇的“黑修养”。
在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召开的那次著名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措辞激烈的发言：
“……七年以前，中国的无产阶级把世界革命的大叛徒赫鲁晓夫揭露出来了，为世界革命立了一大功，除了一大害。今天，中国人民，清华井冈山的战友们揪出了一个王光美，揪出了一个刘少奇，揪出了另外一个世界革命的大叛徒，也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一大害，立了一大功。我们感谢你们！”
（下图左：和清华井冈山兵团座谈批刘少奇《修养》的讲话；下图右：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斗王光美会上的讲话。）
他的言论激励和鼓舞这许多青年学生，对他崇拜万分。在1967年参加外地武斗而去世的李磊落就是把他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李敦白参加了清华1967年8月在外地武斗中被枪击牺牲的两位同学李磊落和肖化时的追悼会，还是治丧委员会委员。他在追悼会上发言：
“……二位烈士虽然牺牲了，但他们和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的英雄们睡在一起，他们和英勇抗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而牺牲的刚果人民睡在一起，和反对美帝反动政府而惨遭杀害的美国黑人睡在一起。”
…………
李敦白在他的回忆中说：
“后来坐牢的时候，这个心里疼得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以为刘少奇是搞修正主义的，但我回忆那个斗王光美的会，她两个女儿在那儿，也是被迫，两个女儿被迫来反对她们自己妈妈，觉得真不是滋味儿，悔不该了。”
李敦白是美国人，出身富裕家庭，是一个单纯、富于同情心的美国左翼青年，参加过美国共产党。他在二战期间参军，因学过中文被派到中国战区，对中国革命发生了兴趣。退伍后，李敦白在宋庆龄、周恩来的帮助下到了延安，决心投身中国革命。并且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经中央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担任中共对外宣传广播的英文翻译工作。
但是，在革命接近胜利的1949年，受斯大林炮制的斯特朗间谍案牵连，李敦白遭到6年多的单独监禁，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平反释放。这样惨痛的冤屈并没有摧毁李敦白对中国革命的信心，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决定留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李敦白也因此获得了中国领导人的信任，受到很高礼遇，担任广播事业局高级外国专家，负责对外英文广播稿的把关，月工资高达600元，过上了优裕的生活。
但他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对优裕生活的自责，对官僚等级制度的失望，让他在文革到来时为言论自由、解放而欣喜若狂。他写道：“我有被解放的感觉。我喜欢听这样的辩论，我喜欢听人们自由的言论。我同意陈伯达说的每一句话。党应该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现在人民是主人。”
但不久李敦白就看到了文革丑恶的一面——无处不在的暴力。他看见一个熟悉的年轻录音工程师，用鞋去敲对其“有过芥蒂”的领导的头；他参加了工人体育馆开的万人批斗陆定一、吴冷西、周扬等“走资派”的大会。他听到群众的呐喊声响彻云霄，看起来很快乐，笑容满面。看到这批被批斗的人不久前还在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如今却落得颜面扫地，凄凉惨淡，大家觉得十分痛快。他也看到了挨斗的人，比如周扬——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拳打脚踢而痛苦地尖叫。“我坐在贵宾席上，跟其他人一样高举拳头呐喊。群众已经被激醒，要起来对抗代表旧专制的一切事物。他们被教导要去仇恨旧体制，仇恨任何与它有关的事物。”
他虽然厌恶暴力：“难道这就是真正的革命行动？”但又认为文革本身是好的，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而暴力只是群众获得自由初期不成熟的表现，以后会逐步改善。他参加了广播学院的造反派，成了文革名人，到处去演讲，宣传他的民主理念。
在新老造反派的争论中，他曾想极力调停矛盾，希望“将两派团结起来，找出权力共享的方式，实现我们一直追求的民主式领导”。“如果双方能友好相处，那么我们通往民主领导的道路一定会更平坦”。但是事情并非如他想象，“民主远不如维系自身的权力来得重要”，“造反派，也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身份转换”。
虽然最后中央文革支持李敦白进入广播事业局的三人领导小组。北京各单位造反派也纷纷请他做报告，他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同样最后也因为中央内部的争斗，王力的垮台，一夜之间李敦白受到牵连，再次以美国间谍的罪名被关进了单人牢房，这一关就是9年多。
1977年，李敦白从监狱中出来，带着全家回到美国，“落叶归根”。但没有停止对中国的热爱，仍然从事中美友好交流活动。他曾见证了文革初期的群众民主，并热情深入地参与其中。他没有停止对中国文革的思考，以他的亲身经历和独特的视角，出版了几本书（见上图与右图），为我们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观察和历史见证。
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文史学者）
在《文革“风潮”中洋人李敦白》一文中说：
我常常惊异于为何在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文革中兴起的各群众组织也不能通过民主选举的文明方式建立秩序，而是选择以惨烈的武斗解决分歧，而且即使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劝阻下，武斗也始终难以平息，最后靠高层派军宣队、工宣队强行进驻缴械才解决问题。
避开文革到底是一场民主运动试验，还是由上面操纵的自上而下的夺权运动之说不管，文革时期普遍的、大规模的武斗，应从千千万万造反派群众自身的政治素质上找原因：他们不仅仅是“文革小组”操纵下的木偶，他们同样是积极活跃的历史创造者；他们对自由民主的无知、他们野蛮粗暴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是文革血腥武斗的重要原因。
张永说：现代文明启蒙：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使命
民主制虽然表面是以分权、竞争性选举为特色的一套政治制度，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却根植于一套以自由、平等、公正为核心的价值观和以此为归依的行为方式。拥有这一套现代文明价值观的人，懂得尊重别人，在保卫自己权利的同时，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不会总想让自己的权利凌驾于别人之上。
为了保障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不受侵犯，就需要制定一套规则——法律。法律就像是一套公平竞赛的规则，是大家共同制定、自觉遵守的，破坏法律就像在比赛中作弊，侵害了别人的权利，违背了基本的行为准则，是正大光明的现代公民所不屑的。
但中国离这一切似乎有相当距离。从文革群众造反组织夺权中可以看出，它们习惯野蛮专制的行为方式，推翻压迫者并非为了建立自由平等的秩序，而是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压迫者，所以短暂的自由只带来野蛮的释放、暴力的循环，不但不能带来民主，反而离民主越来越远，连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遭到践踏。
如果没有一套文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作为底蕴，自由开放的权力竞争就会变成疯狂的恶斗，各方都不择手段，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最后走向极端野蛮的斗争方式——暴力。
民主就是人民做主，民主能否成功的根本在于人民，所以民主建设中最根本的是开启民智，使多数人逐渐放弃野蛮专制的习惯，接受文明法制、公平竞争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在现代文明的启蒙过程中，知识界无疑应该承担重要的使命。不过，就中国知识界的现状看，掌握学术权力的人常表现出缺乏自制的野蛮作风，把学术公权力变成私人关系的筹码，从院士选举、职称晋升、课题评审等学术竞争中暴露的乱象看，知识界本身还处于某种程度的混乱状态。中国知识界必须首先自己清理门户，建设文明的堡垒，然后才能真正承担起传播现代文明的历史责任。
李敦白的经历恰恰是我们这本书《清华文革亲历——老照片故事》中所发生的。我想用他的经历和后人的思考来代替该书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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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参加处理知青两姐妹被杀案
王世伦回忆 何蜀整理
整理者说明：本篇节选自王世伦先生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面对历史坦然自述——一个普通工人的文革历程》。本刊第188期曾选发了王世伦回忆录中有关文革经历的主要内容，现应一些读者要求再选发其中一节。王世伦当时以群众组织反到底派代表身份担任厂革委常委，奉派参加处理了一件知青姐妹被杀害的案件。当时厂革委会主任由军管会领导担任。
1969年底的一天上午，厂革委收到一封电报，革委会主任伍喜科紧急召开厂革委常委会议。电文很短，来自宣汉，宣汉县是我厂知青下乡落户的地方。电报内容是李玉英、李玉珍昨晚被杀害。厂革委当即找来知青办的人，知青办的人查证，确认两个受害人都是我厂412车间老工人李师傅的女儿，发报人是老中干供销科长王世英的儿子王德义，都是我厂到宣汉王家公社的知青。确认消息来源可靠。
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竟然被人杀了，真是惊天大事。伍喜科当即决定，由我带队到宣汉，代表厂革委全权处理此事，军管会派出张营长协助我，知青办公室派出钟昌臣作为随行工作人员，他早年是厂团委书记。知青办负责将知青遇害信息告知其父母，做好安抚工作，让他们做好准备，下午在厂大门上车去宣汉。车房派出由老司机王师傅驾驶的大卡车，我在中心会议室搬了两张能坐5人的长条靠背椅，抬到车上。
下午三点多钟，在厂大门上车时，我看到了李师傅，李师母情绪低落，身体比较虚弱，我请他们先坐驾驶室。张营长我们都坐后面露天车厢里。这时候，保卫科干部杨又清说他没有事，跟着去看看。我想他有办案经验，到时候还可能发挥点作用，同意让他上车。另有一个是知青办的临时工作人员余兴臣，她的女儿也是知青，与遇害知青同在一个大队住在一起的，他不放心，要去看看，我也同意了。
卡车一直开到天黑以后，在一个山沟里停下来。这也是我们军工系统在华蓥山的靶场，我们就在招待所吃饭住宿。晚上那个靶场里也有人在试射，双管连续发射到天空的双色燃烧、曳光弹蔚为壮观。同住一房的杨又清向我们演示了，经常出差在外，晚上洗了袜子如何快速干燥的方法。
第二天继续赶路，下午到达宣汉，先直接去了王家公社。公社原党委王书记接待了我们，他在文革中受过批判，这时是暂时在主持公社全面工作，还没有“解放”。我说，我们从我厂知青王德义的电报得知两名知青被害的消息，厂军管会、革委会非常重视，立即派我和张营长陪同受害知青家属前来了解情况，配合你们处理好这个事件。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两名知识青年被杀害，是对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策的严重破坏和干扰，必须查明真相严肃处理。他说已报告县公安局，正在调查。
然后我们去遇害知青的家。卡车倒回去了一段路程，停在了一条小岔路口边。我们下车还要步行一段路程。司机王师傅留在这里守着卡车。离开公路不远是一条左边靠山、右边是沟的山路。左边山不算高，右边沟却很深，少说也有50米，而且坡度大于80°，很陡，路面不宽，仅约半米。这段路有百多米长，很险！稍不留神掉到沟沟里肯定捡不起来。走过这段路回头一看，沟底是一条小溪流向远方，对面是高高的青山，青山背后延伸出一条公路向右通向王家公社。沟的尽头有一条宽约3米、高数十米的瀑布悬挂在那里。我们刚才就是从瀑布上面一点走过来的。看到这个画面，我当时的感觉是这里的风景这么优美：青山郁郁葱葱，银色瀑布高悬，一条小溪隐藏在竹丛下面，静静地流向远方。怎么竟出了这样的杀人案！
继续向前，经过一些裸露在地表面的大石滩时，发现都雕刻有红军时代的标语口号，在宣汉期间这样的革命遗迹随处可见。原来这里就是以前徐向前元帅他们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区。我们厂的知青真是幸运，能够到革命老区插队，不仅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能受到革命传统的熏陶。我们厂党委老书记李邵远的老家就在宣汉旁边的平昌，他就是从这革命老区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的。我们厂知青能来这里，不知是否与他有关。
早在文革前的1964年，我们厂就有一批老知青到了宣汉，我的内弟谢代泽就在其中。谢代泽后来辗转回重庆机床厂当了一名搬运起重工，工龄从到农村当知青算起，退休工资接近了我这个1956年参加国防工业建设的具有41年工龄的技术工种高级技师，更比他在嘉陵厂工作的二姐、四姐高出一大截。
同行的还有一个当地农村的女青年，记不清是公社派来为我们带路的，还是在路上偶遇的。这女青年20来岁，很健谈，跟在我后面，边走边聊。从她口里我知道了，她是这里的一个小学老师。还知道了，我们要去的这个生产队是王家公社第七大队。这个大队是他们王家公社各方面条件最好的一个大队。这个大队距离公社、距离公路都很近，不像边远大队需要翻山越岭。这个大队良田较多，收成好，全年吃饭不缺大米。大队田地间有很多小树林，所以煮饭不愁没有柴烧。他们这个大队社员的劳动工分的分值比其他大队的都要高。还有这里每家每户都是通了电的。
我心里在想，难怪知青办的余兴臣将自己的女儿安排在这里。余兴臣以前我不认识，是昨天厂门口上车时才认识的。
大约走了一公里多的路，到了李家姐妹居住的地方。进入院坝里迎面就看到一间房里两副白花花的新棺材——就是我儿时在江津白沙棺材铺里看到过的那种棺材盖、两侧板、头部都是圆弧形的标准棺材，只是略显小巧。棺材看起来很新，但不会是现在赶制的，李家姊妹已经入棺。这才一天多，动作还是很快的。
我们在院坝里见到了大队长，一个比较高的中年人。他带我们在房子周围看了一下，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根据他的介绍，我了解到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三合院，左侧房间住了三个知青，除了李家姐妹，还有余兴臣的女儿余文素。停棺材的那间房是她们的堂屋，有一张饭桌和一台风车，堂屋左侧一道门通向厨房。厨房里没有灶台，直接在地上烧火，煮饭炒菜用吊锅。厨房有道小门通向背后的猪圈，她们没有养猪。堂屋右侧一道门通向卧室，卧室分两层，底层隔断为两间，前间较小用作过道。过道尽头靠墙是楼梯，余文素住在楼上。过道右侧一道门通向后间，进门左侧靠隔断开的小窗下有一张书桌，对面靠右后墙横向摆放一张大床，就是李家姐妹的卧床。楼梯处的隔墙那边是正房一家的厨房。据我观察，李家姐妹的卧房，前后左右天上五面都被房间包围，晚上要有什么动静，除了楼上的余文素，其他人是不会听到的。昨天早上生产队出工，见三人迟迟未来出工，派人来叫，才发现李玉英、李玉珍已被杀害。去楼上看，余文素躲在高粱堆里瑟瑟发抖，外衣都穿倒了，就是领口朝下，真是被吓昏了。
院坝里站着一些围观的群众。一会儿来了一个军人，是县公安局军管会的。他走到人群中一个小伙子的身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可能问了一下名字就把他带走了。据说这个小伙子跟余文素的关系很好，经常会帮她做一些事。
晚饭是大队长安排人做的。就在李家姐妹的厨房，用吊着的一个鼎锅做的闷锅饭。饭吃起来特别香，一问才知道是用当年生产的新米做的。我们城里人可没有这个福分，吃的都是两年前的陈米。
晚饭后，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终于来了，比我们重庆来的人还晚几个小时，案发时间已经快两天了。刑侦人员来了两个人，他们带来了一名县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我和张营长跟他们互相认识了一下。他们来的第一件事是进到卧室查看案发现场，我也跟了进去。在李家姐妹卧室里，我看到靠右墙角一端，床上的蚊帐还完好地挂着，而左边的蚊帐已掉到床上。左边床头到墙边还有一段空地，地上、床上、墙上都还有很多血迹。我想是李家姐妹头向左并排睡在床上，凶手站在床头空地上，面对没有护栏的床上熟睡的二人头部，隔着蚊帐就突然袭击，睡梦中的二人恐怕还没有醒过来就被打死了。
接着上楼察看。正对楼梯口墙边，摆着一小堆高粱穗，最多不过两箩筐，这哪里藏得住人啊？除非躺在地上，用高粱穗盖在全身，勉强能盖住。下楼离开卧室的时候，我看见门后有一把小锄头，我还拿起来看了一下，没发现有血迹什么的。
接下来是验尸。就在停放棺材的房间，找两条长板凳上放了一块门板。我参与了从棺材里抬尸体出来、检查完毕又放回去的工作。其中一具不好搬，因为头部从颈项处被砍开，已经没有多少肉皮连在一起，必须用一只手扶着头。尸体放在平板上，外科医生负责检查，他一边检查一边口述，用医学语言介绍，被伤害处的位置、形状、大小，一个刑侦人员做笔录，另一人照相。我在旁边也在记录，并直接在我工作笔记本上，画出了头部受伤的图形。当检查到右手背有一个圆弧形淤血伤痕时，我说这可能是小锄头挖的。我当即从进入卧室通道门背后拿出来一把小锄头，直接拿到尸体手背上比对，完全吻合。锄头口部距边5毫米处有一缺口，手背上的淤血痕迹在这里正好断开，这证明了小锄头正是作案工具之一。但颈部被割开，必须有另外的刀具才行。
公安局刑侦人员找余文素做了询问笔录。她坚持说听到楼下有动静，以为有人抢劫。她害怕跟着就会有人上楼抢她，她就躲在高粱穗里不敢下楼，直到大队的人来。但余文素始终脱不了嫌疑。刑侦人员要把她带回县公安局继续讯问。他们没有交通工具，我们就一起坐卡车去宣汉城。
路上，余文素就坐在我旁边，穿了一件红色毛衣，看起来就一个白净微胖，比较漂亮的十七八岁的女中学生。我暂时还不认为她是凶手，但也不便和她交谈。到了县城，先送外科医生到了医院，再到公安局。这时得到消息。昨天军管会抓了那个青年，已经多人证实，前天晚上他在另一个地方没有作案时间，人已放了。
我们到宣汉招待所住了一晚，上午到街上逛了一下，感觉宣汉县城好小好小，还没有我们江津白沙镇大。
第二天早饭后，县公安局刑侦人员来了。他们说昨天晚上余文素彻底交代了，李家姐妹就是她一个人杀死的。她在半夜趁她们睡熟以后进入房间，站在床头对这两姐妹的头部乱打乱挖。确认两个人死了以后，她把书桌上的小收音机和两个灯泡拿到猪圈里，挖个坑埋了起来，然后洗干净小锄头的血迹，打开门，伪造外来人员作案的现场。回到楼上后，她又怕没有死透，又下了楼，拿了菜刀，去砍那个她怀疑没死透的人的颈子。至于杀人的动机，她说，两姐妹爱劳动，表现好，深得队长和群众的喜欢。如果没她们两人，群众就会喜欢她了。
刑侦人员说，白天光线好，仔细看都能看到余文素红毛衣上和脚上都还有血迹。刑侦人员还递给了我余文素写给李家父母的一封信，信比较长，写满了一张纸，主要内容是她认识到杀害李家姐妹是做错了事，请求李家父母原谅。现在李家女儿不在了，她愿意做他们的女儿，孝敬他们。
我看了信，感觉余文素真是太天真了，还没有认识到杀人是犯罪，还不知道犯罪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刑侦人员还要到案发现场提取物证。我和张营长、钟昌臣商量，现在案件已经成功侦破，我们有必要把真相告诉李家父母，听取他们的意见，做好安抚工作。我们要肯定李家姐妹在生产大队的工作表现，号召知青们向她们学习。
很快，在招待所房间里，我向李师傅、李师母及余兴臣通报了案件进展情况。余文素已经交代了作案动机和作案过程，现在已被公安局拘留。我将余文素的信交给了李师傅，说，原不原谅是你们的事，但余文素杀害两人且手段残忍，属于严重犯罪，会受到法律制裁，希望他们有思想准备。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就要面对现实，希望不要影响两个家庭原有的良好关系。现在案情已经基本清楚，我们这就回生产队去，尽快让二人入土为安，料理好后事。李师傅、李师母和余兴臣都没有多的话说，表示同意。
随后我们启程回生产队。到了之后，刑侦人员直接到李家姐妹住房后面的猪圈屋，很快起出了余文素埋藏的收音机、灯泡等物。李玉珍、李玉英姐妹被杀案基本侦查终结。再补充几份走访群众的旁证材料就可结案了。
我找到队长，和李师傅、李师母商量，选择好地方，准备好明天安葬。清理一下两姐妹的遗物，结算一下他们的劳动所得。下午将去公社商量召开追悼会的事宜。
这几天，我们还接触了一些知识青年，走访知青点，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倾听他们对杀人事件的反应。我记得我就到过两个女知青杨玉碧、董怀礼的知青点做客。杨玉碧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白白胖胖、开朗活泼的姑娘，很健谈，声音响亮，人称洋铁桶；董怀礼则相反，皮肤较黑，不胖，文静内向，少言寡语。但交谈中也得知，她与李玉珍、李玉英是表姐妹，李师母是她姑妈，还有检验科驻工具车间检验组老师傅董锐哲，是她伯父。他们都是四川合江县人。我也出生在合江，母亲也姓董。我认识董锐哲师傅，他和李师母的脸型，与我母亲和二姨很有些相似的地方。我没有深追，弄不好跟李家姐妹还扯上了远亲关系。杨玉碧和董怀礼是要好的同学，她们组成了一个知青家庭，住在公路边一套独立的小房子里，旁边就是她们自己种的菜地。现从菜地里拔了白萝卜，砍了白菜，煮了吊锅饭。我感觉这一餐虽然简单，却充满了乡土气息、田园风味，无比的清香。
在公社，还是那个负责公社全面工作的原党委王书记接待我们，我们确定了第二天上午下葬，今天就通知全公社知青，明天下午一点在公社召开追悼会。定这个时间是照顾到边远生产队往返路程较远。集中全公社知青开会的目的，是要就李家姐妹被杀害案说明真相，对知青们进行正面教育，消除不良影响。这些知青都是我们厂的职工子弟，工厂就是他们的娘家，我作为娘家的代表，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为他们打打气，鼓鼓劲，让他们安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当晚我住在公社，钟昌臣为我起草了讲话稿，我只稍作修改就用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生产队，胸前戴上知青们制作的小白花，送李家姊妹到了墓地。墓地不远，就在附近一个小山林的下沿，坎下就是大队的耕地。从墓地看出去视野非常开阔，墓地的位置很不错。两副棺材放入坑里以后，我看到有风水先生拿着罗盘，校准棺材摆放的方位，然后填土形成一个较大的土堆。最后我看到大队长与李家父母进行经济核算，给了他们一些钱，其中扣除了棺材的费用，也没有剩下多少钱。我心里在想，李家姐妹被人杀害了，还要自己掏钱买棺材安葬自己？我当然也只是想想，没有说出来。只要李家余家相安无事就好。
下午按计划在公社召开了追悼会。追悼会后专门把知青留了下来，大约五六十人。我代表革委会对他们讲了话，就是按钟昌臣那个发言稿念了一遍。对于一些知青要求追认李玉珍、李玉英为革命烈士的问题，我个人的态度是支持的。我认为，她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插队也是来干革命的，杀害她们的人就是反革命的杀人犯，就是阶级敌人。被阶级敌人杀害的革命同志理所当然的是革命烈士。这是我在死者亲人、同学、朋友面前的一个态度。公社王书记认为不可能。我建议几个热心知青可以协助公社收集整理她们在农村的先进事迹，整理材料上报县委。争取在全县知青当中开展学习李玉珍、李玉英先进事迹的活动。是否追认烈士，我们只能建议，决定权在上级机关。
我们准备返程。最辛苦的应该是卡车驾驶员王师傅。自从踏上前往宣汉的路程，几天来天都是阴沉沉的，不时下着小雨。好像老天爷也在为李家姊妹被杀害而悲伤哭泣! 好多时候，王师傅都是一个人静静地在寒风中等待着我们。有一次，卡车正行驶在左边是高山，右边是深沟的山路上。在一处左转弯的地方，前面没有喇叭声，却突然从山后蹿出一辆卡车，我们的车一个急刹，我从卡车车厢后排，瞬间冲到驾驶室背后。所幸人没有受伤。王师傅50多岁，共产党员，以前不认识。几天接触下来，我在他身上感觉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回来的路上，在两路镇下车休息吃饭。那时的两路就是一个三岔路口，路边有几家小店，有家店里有一口大锅，里面煮的汤圆不完全是圆的，带有一个小尾巴，称为“把把汤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见到并吃到的肉馅汤圆。
回厂后我向革委会主任伍喜科做了口头工作汇报。他对我们在宣汉处理两个知青被杀害案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他之前已经见过张营长。他说张营长对我在宣汉的工作表现高度赞扬。我和张营长就是那一次共同工作了几天，回厂以后就再没有见过。
过了几天，宣汉公安局刑侦人员来厂找到我，说那天晚上尸检时照的相片，全部没有冲洗出来，报废了。他说尸检时我画的图形，能不能照画一张放到案卷材料里，作为没有照片的一种补充。我拿了两张16开的纸，一张画了两人头部受伤的位置，另一张画了一只右手背被小锄头挖出的痕迹。签上记录绘制人我的名字给了他们。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传来了余文素被判处死刑，在宣汉河边被处决的消息。据说余文素刑前在自己身上缠满了“鸡肠带”（一种机织白色棉线带子），死后就掩埋在河边附近。余文素对法律的无知，一念之差毁了两个家庭。万幸的是李家还有一个兄弟，余家还有一个妹妹，两家没有再传出相互交恶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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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边犊：2021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一、中共中央举行座谈会纪念华国锋诞辰100周年
2021年2月20日，“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并讲话。据新华社报道，王沪宁讲话中称：“华国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奉献了毕生精力。”对于历史来说，华国锋真正被载入史册的是他在毛泽东逝世后果断领导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从而结束了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
二、新版《中国共产党简史》出版发行
2021年2月25日新华社北京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央宣传部组织，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单位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已由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原2001年版第七章“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在新版本中不再单独成章，而是被纳入第六章、整本书中篇幅最短的章节——“社会主义的探索和曲折发展”，且全篇没有一处使用“内乱”和“浩劫”二词。新版《简史》中，文革十年动乱只用一页简略描述了文革经过，强调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文革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却用了足足七页描述“各项工作在艰难中仍然取得了重要进展”，包括一批交通运输线和输油管线设施相继建成，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对外工作也开启新局面，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新版《简史》把文革融入进了建国后二十七年的历史长河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三、毛派人士以餐聚方式举行纪念江青座谈会
2021年5月14日是“四人帮”之首、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自杀身亡30周年，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毛派人士以餐聚和不公开提江青本名的方式举行了“李进党史地位座谈会”。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又名李进。她在文革中被毛泽东委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重任，实际控制中央文革小组，文革中被称为“旗手”，后被作为“四人帮”之首，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再减为无期徒刑，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有人在座谈会上提出：发动文革是毛主席党中央决策，江青是在党领导下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是按照党中央指导办事，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领军式人物，这是她一生的顶点。文革是党史的一部分，文革与江青不可分，江青应该在党史中占一席之地。并认为纪念党史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应该对江青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还她在党史上应有的地位。
四、毛派人士迫于压力取消纪念文革活动
2021年5月16日是“五一六通知”发布55周年。据港媒消息，北京毛派人士纪念文革活动被强令取消。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据报道，北京红博会、实践共产主义网、乌有之乡、毛泽东思想旗帜网、毛泽东研究院、主人公网、北京红歌会等多个毛派团体，原计划将在北京红塔礼堂或官园礼堂举行“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十五周年”活动。但被要求取消线下活动。
五、原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主演刘长瑜送别钱浩梁
2021年6月5日，著名京剧演员、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浩梁（文革中被江青改名浩亮。文革结束后被作为“‘四人帮’安插在文艺战线的代理人”审查，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轻，且本人有认罪态度表示，故决定不予起诉”。2020年9月3日病故）下葬于北京怀柔九公山纪念林。曾在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李铁梅的刘长瑜女士出席了这次活动。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曾有传言说钱浩梁和刘长瑜在台上是情真意切的父女，在台下却水火不容，表现在舞台上二人从无眼神交流。据说是刘长瑜因“出身不好”而被钱浩梁整过，因而对钱心存怨恨。后来有人开导她：当年浩亮真想整你，你还能再演李铁梅？以浩亮后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他一句话就能断送你的艺术前程。八十高龄的刘长瑜在钱浩梁的葬礼上做了近十分钟的发言，数度哽咽，她特别提到：钱浩梁，我的大师哥，我要感谢他。他是我的大恩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用特殊的办法，保护了我。
六、曾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的阎长贵2021年6月10日病逝
阎长贵（1937~2021），山东聊城人，家里世代务农。1961年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因为学业优异，家世清白，被选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跟随关锋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1962年，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短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引起毛泽东关注。1966年春天，《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撰写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吸收阎长贵参加。文革初，阎长贵先后被抽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机要秘书，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11月底兼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1968年1月阎被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关进秦城监狱，一关七年半。1975年5月释放后背负罪名下放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文革结束后1979年9月获得平反，1980年3月回《红旗》杂志社任编辑。1983年被评为副编审，1988年被评为编审。1997年退休。2021年6月10日逝世，终年84岁。晚年积极从事反思文革的写作与编辑活动，著有《问史求信集》（与王广宇合著，香港版书名为《钓鱼台忆往——江青随员的证言》）、《江青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谈江青》，主编有《还原一个真实的江青》。
七、中宣部发布重要文献中一个注释对文革的新定义
2021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新闻发布会，重磅发布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连同目录加注释，共约45000字。其中的“注21”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进行的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与早期的官方定性相比，新的定义直接点名由毛泽东发动，而非含糊地以“领导人”代之，而林彪、江青集团，不再称“反革命”集团。同时，加上了“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这个颇为意味深长的短语。
八、著名文革遇难者卞仲耘之夫王晶垚去世
2021年8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离休干部、副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王晶垚先生逝世，享年100岁。他为世人所知，不是因在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或享受离休待遇的革命资历，而是他的特殊身份——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的丈夫。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狂暴的文化大革命所鼓动起来的学生批斗殴打致死。次日王晶垚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120照相机，拍摄了妻子伤痕累累的遗体和家人的哀痛场景，以及之前女学生们贴到他家门口的标语、大字报……为历史留下了珍稀的文革受难者铁证。当时中国的文革受难者，能像卞仲耘这样由亲人留下如此之多的影像记录者，绝无仅有。王晶垚至今保留着“组织上”对卞仲耘之死的两份鉴定材料：1969年12月4日，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作出的《对卞仲耘的审查结论》：“卞仲耘担任干部以来忠实地执行了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系犯错误的革命干部。1966年8月5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死。”1978年6月3日，中共西城区委发出一纸近千字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卞仲耘同志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对党和群众始终坚持正确态度，表现了自我牺牲精神。对别有用心分子的破坏活动，及时进行了揭发和斗争，坚贞不屈。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九、网友实名向中共中央谏言彻底肃清文革流毒遭“请喝茶”
2021年10月31日，12名网友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总理等提交建议，其中包括应该再次批判文革，彻底肃清文革流毒，对文革的批判不能淡化只能深化，并建议赔偿文革受难者，向全国道歉。另外还建议完成新闻法立法，依宪保证私人企业和个人从事媒体。互联网个人微信不得随意封号封群，官员要竞选人大代表，首先要辞去官职等等。此前大陆公益网站燕山论坛主办过七次线上研讨，希望总结民间意见，将建议递交国家信访局。有200多人本着公民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积极参加讨论，谏言献策，有12名网友对最后定稿的谏言以实名签名。但当谏言通过正当渠道上呈后，有的签名者被当地公安登门请“喝茶”，还有一名签名者被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关了四天。
十、中共中央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
2021年11月16日公布了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性评价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宗庶：2021年涉及文革内容的出版物
乐黛云著《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1月。
宁宗一著《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宁宗一口述，陈鑫采访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5月。
樊能廷、张从、奚学瑶主编《莫教青史尽成灰》，时代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
张晴滟著《样板戏：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台北）人间出版社，2021年1月。
王虹整理《南京师范学院附中教育改革文献资料（1964-1966）》（上、下册），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1月。
任志、张来耘、金光耀编《张育海、沈大伟战地书信》，自印书，上海，2021年1月。
王复兴主编《聂元梓遗稿——检查、交代、申诉及访谈》，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2月。
黄强著《游向自由：我逃离文革的不为人知的故事》（Swimming to Freedom: My Untold Story of Escap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美国出版，2021年4月。
方延曦著《古稀回望人生路》（上下册），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6月。
张逸民著《沧海作证——张逸民回忆录》，自印书，2021年6月。
余汝信著《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新世纪出版社，2021年7月。
陈兼著《怎忍青史尽成灰——文革政治史批判笔记》，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7月。
晚成著《足迹——难忘的岁月》，（多伦多）绿野出版社，2021年。
方惜辰编《当代中国人物：聂元梓》，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8月。
郑会欣著《陌上草青：一个历史学者的自述》，中华出版社，2021年8月。
滕叙衮著《国之翼——哈军工空军工程系系史》，自印书。2021年8月。
邱心伟主编《清华文革亲历——老照片故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1年9月。
黄春光、黄正著《黄永胜北京当总长1287日》，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9月。
寒山碧著《越山击浪岁月——偷渡的真实故事》，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1年9月。
戴相陵著《前半生年华（1950-1986）》（上下册），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9月。
罗平汉著《群众路线思想发展史》，华夏出版社，2021年9月。
胡鹏池、陈楚三、周宏余主编《从生物馆到200号——清华文革蒯氏黑牢》，时代文化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文青著《不周山下》（小说），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9月。
方惜辰编《红色教育（一）：高等教育》，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10月。
方惜辰编《红色教育（二）：中小学》，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10月。
宋永毅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和文化基因的新阐释》，台湾联经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21年10月。
黄强著《偷渡犯》中文版，2021年11月。
乔晞华著《上山下乡与大返城——以社会运动学角度》，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11月。
许正国著《在那逝去的岁月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21年12月。
黄玉梅著《追求与命运——造反者自述》，美国华忆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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