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九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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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12月30日第190期

本期目录

〖山西文革专辑5〗

史林一叶

杜钧福 山西文革述略
序：“华北党的封建性”
一、初期的动乱
二、夺权
三、派别的起源
四、从“四一四事件”到12月会议
五、晋东南的血与火
六、从刘张时代到谢曹时代
七、王谦时代
石名岗 山西文革中的一些人物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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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山西文革述略

杜钧福

山西省在文革开始时辖三市（太原、阳泉、大同）五专区（雁北、忻县、晋中、晋南、晋东南）。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兼省长王谦，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文革中并称卫、王、王。
山西省文革资料比较丰富，也具备一定研究基础。石名岗执笔，山西原“红联站”一些骨干人员集体创作的描述山西文革历程的巨著《文革中的山西——山西文革亲历者的记忆与反思》于2015年出版。内容主要是文革时期省城太原发生的事件，也旁及地县，收集史料丰富，不少是参与写作者的亲身体验，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得很清楚，对整个文革过程也进行了较深刻的反思。
山西省文革史料之丰富，功劳还归之于几位作家，特别是孙涛、赵瑜、谷峰、毕星星几位。他们致力于文革题材的创作，多为报告文学体裁。这些作家描写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大多采取比较客观的立场，很少有明显的“派性”，并且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而且一般是多视角的。
一些文革亲历者如李辅、段立生、李青山、汤建中、程德胜等人的回忆录也为重要参考资料。但撰写回忆录的，以原“红联站”人员为主，地域分布亦不很平衡。官方资料如各地党史大事记比较齐全但内容简略。

序 “华北党的封建性”

曾任太原市长、市委书记的山西省老干部韩纯德曾于2003年接受访问，发表题为《华北党的封建性》讲话，嘱身后发表。 他说的“封建性”主要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干部的人身依附性。所说的“华北党”指山西、河北两省，具体地说，就是河北的事要听彭真的，山西的事要听薄一波的。
实际上，中央大员分管地方已为惯例，那么山西、河北两省有什么特殊之处呢？问题在于，其他省份，例如南方各省，领导干部主要由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南下干部三部分组成，有一些相互制约的条件。而华北地区，基本上是从抗战以来就由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当政。中央任命的也大多是这样的干部。外来干部也任命过，但在本地无人脉，呆不长。韩纯德说山西就像薄一波的“根据地”，干部们不断向其“朝贡”。每逢薄过生日，山西几大领导班子都去，实际上是个“政治交易会”。
但是本地干部也有畛域之分。在山西，原来的根据地可划分为太行、太岳、晋察冀、晋绥几个区域。原来流行过一首民谣，说的是：“太行的天下，太岳的党，晋察冀的干部凑乎的用，晋绥的干部倒地爬。”晋察冀的干部许多到中央任职，晋绥的干部多南下或去西北，所以山西的干部主要还出自太行、太岳两区。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干部自我繁殖机制留下很多隐患，至今山西、河北两省在吏治方面的积弊无不与此有关，当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革的进程。在山西，卫恒是太岳的，王谦、王大任是太行的，领导班子基本上是太行的。
上述几个历史区域的地理范围是：太行区：正太路以南、白晋路以东、平汉路以西、黄河以北。白晋路指祁县白圭到晋城的公路，后沿线建铁路，故名，铁路现已废弃。太岳区：正太路以南、白晋路以西、南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晋察冀区，又称北岳区：平绥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北。晋绥区：山西西北部、绥远东南部。

一、初期的动乱

华北局会议和袁振问题

批“三家村”开始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于1966年4月20日召开了省直文教部门、统战部门和高等院校党组织负责干部4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并成立了以王大任为组长的省委学术批判领导小组，后于5月19日改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一时期亦开展了学术批判活动。
和华北地区其他省市一样，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性进展也是从华北局会议开始的。1966年5月21日至7月23日，华北局在北京召开有关文革的工作会议。山西省委由卫恒、王谦带队，共198人参加，仅留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在省主持工作。
会议开始不久，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向省委提了五点意见。这五点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二是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三是怀疑文革前省里编辑《傅山画集》有政治背景。傅山是明末清初山西省一位著名学者、画家。
袁振是山东人，曾任鞍山钢铁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兼总经理，1964年调山西。他这个外来户对政治过于敏感，在山西省的干部中属于另类。于是在卫恒率领下，从6月6日到19日，在会上对其昼夜围攻，批判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反省委反党。在巨大压力下，袁振也作了检讨。
内部造反的袁振被压制了下去，并没有减轻卫恒思想上的负担。
在华北局的四个省市中，北京市委的彭真刚刚被打倒。6月7日在会议上开始批判内蒙的乌兰夫，6月21日开始批判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捎带批判原天津市长胡昭衡。
这样一来，除去山西，全华北地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全都被打倒，卫恒感觉必须有大的举措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于是在会议期间，山西省委决定对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束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进行批判并着手准备。这也是文革初期各省市领导的通常做法。后来，《山西日报》于8月7日发表署名文章《李束为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8月11日发表署名文章《从赵树理的作品看他的反动本质》，使批判公开化。
袁振由于级别较高，华北局会议期间省委未立即对其采取组织措施。7月9日省委决定向太原市委派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首的工作组，搜集袁振的材料。对袁振的批判又涉及太原市委其他几位领导干部。7月18日上午省委在湖滨会堂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卫恒在会上讲话，强调要抓“伸手派”、“野心家”。当天下午市委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袁振作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按省委口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自湖滨会堂大会之后，山西部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省委的安排和卫恒报告的精神开展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击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挖个人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和伸手派。此期间省委以“压制民主”、“破坏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为由，处理了一批领导干部。
9月10日，市委机关红卫兵开会批斗袁振。此时国内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袁振经过精心准备，在会上翻了案，声称自己没有反党并指责卫恒等对其政治迫害。14日袁振贴出《我的申辩书》继续辩解。9月21日省委向中央、华北局报送《关于袁振同志所犯错误的报告》。
袁振有个儿子在太原五中学习。这个学校是所名校，文革开始后成立了以高三学生刘灏为首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由于和袁振儿子的同学关系，刘灏开始调查袁振这个干部的底细。 调查结果证明袁振不是反党分子，而且从他在鞍钢领导岗位上的表现来看是位好干部。9月11日刘灏贴出《痛打卫恒黑帮》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卫恒并赞扬袁振。此后袁振问题成为山西文革中争论焦点之一，使日后山西省的派别之争复杂化。

初期群众运动

由于省会太原市集中了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山西医学院、山西财经学院、山西师范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等多所高等学校及一些重点中学，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搞得有声有色。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太原市的大中学校学生即开始响应，太原工学院、山西大学、省委党校、太原机械学院等校出现了不同观点的大字报。在不少大中学校和文艺单位也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那些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干部也遭到批斗。6月4日省委决定向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等大专学校派出工作组和联络员。6月6日，山西冶金工业学校学生在市内贴出炮轰山西省委的大字报，要求改组山西省委。
6月下旬，随着北京开始“反干扰”，省委力图控制局势，把斗争矛头引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并在7月初布置在机关干部、教员、学生中划分左、中、右、反。很多教师和部分学校领导受到冲击。在省委布置下，各机关学校虽然在内部进行了政治排队，一些带头贴大字报的学生受到校方压力，但是一般未受到更严重的迫害。而且并非所有学校都派了工作组，有的学校派的是权力稍小的联络组。所以在后期未普遍发生揪斗工作组事件，省委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讨也比较迟缓。
在山西大学，1966年6月2日、3日贴出很多大字报，外语系的最多。3日，学校当局借口外语系学生荣富胜大字报中的文字错误将其打为反革命，关押了两个多月。这一“六三事件”以后，出现“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前两天贴出的大字报受到攻击。物理系学生车兆民因给校方贴大字报，在重压之下自杀身亡。6月5日校党委通过基层干部抛出外语系总支副书记、副主任高光斗，并于6月19日宣布高光斗停职反省。6月6日校方派工作组进驻外语系，查了外语系一些学生的档案。6月16日常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刘梅作“引火烧身”的报告，但仍受到一些学生攻击。
此后，学生逐渐分为两派。一派以外语系学生为主，集中攻击刘梅和教务长宋华菁压制学生造反的行为。这派领袖是外语系学生党员李大纲。他因为揭露学校当局秘密给学生政治排队、整黑材料的内幕而受到批判和围攻，被斥为“反党”。另一派以中文系学生为主，主要攻击另一副校长李子康。8月5日《山西日报》发表山西大学学生大字报和来信，反映刘梅和宋华菁压制民主，还配发了社论。８月14日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带着专人专车给山西大学革命师生送来了大批毛主席著作，以鼓励山西大学革命师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月16日，山西大学一派召开斗争副校长李子康大会。另一派认为是学校另两位当权派刘梅、宋华菁的阴谋，反对召开这个大会，发生争执。会后两派学生分别到省委要求评理。8月25日山西大学召开群众大会。李子康、刘梅和宋华菁在会上作了检讨。参加大会的卫恒代表省委宣布三人停职检查。
太原工学院于6月3、4两日如“井喷”似地出现很多大字报，多是批判院方对待文革的消极态度的，特别是批判4月30日院刊关于文革运动的社论《工科院校师生要积极参加兴无灭资的学术批判》。6月4日下午院党委召开支持北大大字报的全院大会，由院长赵宗复主持。会上有学生党员上台企图揭发赵宗复的问题被拒，又有机械系学生宋捷跳上台，因持反院党委立场也被拒绝发言。他们的行为在以后几天里引起争论，一些怀疑院党委的学生遭到围攻，大字报开始减少。
6月16日，《人民日报》就南京大学匡亚明事件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极大鼓舞了造反倾向的学生。下午工学院党委召开全院师生动员大会，院党委副书记郁世仁作报告，号召大家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暗示应批判本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后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均把矛盾指向各系的专家教授。6月19日，出现向赵宗复院长开火的大字报。6月21日，山西工学院院长赵宗复跳楼自杀身亡。赵宗复的父亲是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于抗战期间去世。赵宗复本人原是中共地下党员，任院长期间在师生中威信很高。时隔不久，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萍、山西农学院教授杨岱莆也相继自杀身亡。
7月底，鉴于北京文革形势的变化，王谦、王大任等省级领导效仿中央文革，到一些高校听取学生们意见，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7月31日，在太原的省委常委在省委礼堂接见了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等11个院校的师生代表。
此后一段时期，暴力行为升级。7月30日在山西矿业学院发生第一次批斗事件，受批斗的领导干部和教职工达15人，人格受到侮辱，人身受到摧残。8月13日在太原工学院，六七十个“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有的人被戴高帽子， 插“牛鬼”旗，抹黑脸，被诉“罪状”，游街。太原重机学院、山西矿业学院、山西大学的一些学生也来声援和支持。
８月12日省委发了一份通知，允许各高校师生们在院校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召开座谈会交流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就在这时，北京高等院校的一些大学生们来到太原，组建起了“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并由省委出面组织了一次报告会，由这些学生代表介绍经验。
8月13日太原重机学院造反派学生40余人到省委提出给划为右派的师生平反等八项要求，和一些机关干部发生冲突。学生们回校后要求罢当时参与接待的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省委机关文革小组副组长窦凯的官。王谦、王大任前去安抚，也受到围攻。直到卫恒亲自出面表示支持学生并罢了窦凯的官，这个“八一三事件”才告平息。

省城以外

省内各地文革多从文教单位开始。例如在晋东南地区，“6月20日，鉴于各大、中学校随意给校党委成员张贴大字报，扰乱教学秩序的做法，晋东南地委向地直各学校，长治市委向长治一中、二中、三中、育才中学、耕读中学等学校派出了第一批工作组，以求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纳入有组织、有领导、有秩序的轨道。”“7月28日，长治市委决定将原驻校工作组改为工作队，人员由15人增至60人。29日，晋东南地委也对驻校工作队作了相应的调整，派出了第二批工作组，以加强对地直10所中学和其他13个单位的‘文化革命’领导工作。”但此时北京开始撤出工作队，所以这批工作队很快受到冲击。但是此后又举办了中小学教师的集训。“8月13日至22日，长治市小学教员集训班连续发生6起戴高帽事件，被戴高帽者达17人次。” 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在地方上，中小学教师就是知识分子，一般总先拿教师开刀，由原来已进驻的四清工作队主持，或仍由党委领导。例如在晋东南的武乡一中，4月县四清工作队进驻，发动师生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 6月18日全面停课。8月7日四清工作团在县城发动揪“黑帮”，武乡中学8名教师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黑帮”的高纸帽，游街示众。
在晋中的太谷中学，1966年4月，晋中地委四清工作队进驻学校发动师生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5月下旬，中层以上干部和部分教师到县招待所集中学习，领导干部逐级“洗手洗澡”。6月1日以后逐渐形成了学生围攻教师的大字报高潮，十多名教师被划为“黑帮”挨整挨斗。
在一些地区，“四清”运动延至文革开始以后，并取得“辉煌成果”。例如在榆次县，7月14日，县委在农村“四清”运动总结报告中称：“查出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四类分子’88人；清出干部队伍中蜕化变质分子84人；清出血债分子183人，被害人数444人；查出老‘四类分子’1572人，新摘帽的236人，新戴帽858人，现有2149人；清出‘新三类分子’100人，其中贪污的80人，投机倒把14人，新富农6人；查出反革命组织3起，重大反革命破坏案7起，重大政治迫害案件2起，隐瞒重大政治历史问题291人。” 涉及人数甚多，其中不乏冤假错案，致使文革中的冲突多由“四清”引起。
8月25日，忻县专署所在地忻县发生“八二五事件”。当天上午，地委、专署召开“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地委书记、军分区第一政委徐志远开始讲话不久，忻县师范和农机校的一些学生就冲上讲台，以会场没有悬挂毛主席像为由而造反。而造纸厂、纺织厂的一些工人则要把学生赶下去，双方发生冲突。下午师范学校的学生集队来到地委大院，要揪出“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地委书记徐志远，受到赶来的多数群众围攻。这些学生不甘心，于次日到省城告状。省委于8月29日宣布撤销徐志远党内外一切职务。听到这个消息，多数群众不解，地区运输公司出动50余车辆，载着忻县中学、纺织厂、造纸厂等单位2000余人组成的请愿团直奔省城。到达后，省委于31日接见了请愿团，并于后来几天给他们做工作。直到9月6日，卫恒出面接见，仍是原来的口径，请愿团只好返回，只派少数人员赴京告状。

红卫兵运动

太原市的红卫兵运动始于“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８月20日山西省委召开了有15万人参加的“欢庆文化大革命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后太原市首批红卫兵出现。８月23日，太原机械学院红卫兵发出了《致全省红卫兵、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公开信》，倡议在省城和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大破四旧的造反高潮。8月24日和27日，太原召开各校“红五类”子弟誓师大会，高调宣扬血统论思潮。
8月23日，太原十中等校红卫兵冲进位于解放路的天主教堂造反，捣毁了教堂上的十字架和教堂内的宗教用品，对神职人员和修女挂牌批斗，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他们甚至强迫神职人员挖掘出已安葬25年的前山西郊区主教、意大利籍神甫凤朝瑞的灵柩公开示众。在“红八月”中，来自北京和太原本地的红卫兵先后打死在解放路总堂养病的老神甫杜秉天、老修女王永德和红沟村修士张尚贤。
9月，山西大学学生到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砸庙宇，斗争和尚、尼姑。学生走后，当地党组织下令，将289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据说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以毛笔蘸血，花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75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经书就从此消失。 著名的应县木塔中的佛像的肚子被掏空，大批珍宝损失殆尽。
在市委策划下，按照北京红卫兵的组织原则，太原市也成立了“红卫兵纠察队”。这个纠察队分为三股。其中“红卫兵北城区纠察队”（“北纠”）和“红卫兵南城区纠察队”（“南纠”）的主要成分以城区军队干部子女为主。另有“太原市红卫兵总部”，以省市各级地方干部子女为主。此时中学的党支部还在掌控运动，他们支持这些官办的红卫兵组织批斗教师、支持省委向太原市委派驻工作组。这几支“纠察队”活动时间持续很久，直到1967年3月才被“决死纵队”彻底剿灭。
此外，太原工学院在党委支持下，成立了大学生和部分教师（主要是党员教师）组成的“山西红卫兵团”。其口号也是在省委领导下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些红卫兵喊出“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导致出现剃阴阳头等侮辱教师事件。例如在山西矿业学院，红卫兵和部分师生赴京串联返院后，8月25日又掀起一次批斗新高潮。几十名干部、教师被诬蔑为“牛鬼蛇神”。他们被挂牌子、戴高帽、脸上抹灰、剃阴阳头在院内游斗，并被关入“劳改队”，院内一片恐怖气氛。
在太原五中，在来此串联的北京26中老红卫兵煽动下，也于8月25日成立了血统论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刚一成立，他们就开始侮辱、殴打那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并且把支持他们的党总支书记打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国民党高官钱大钧之子、该校老师钱仁泽被他们打得口吐鲜血，倘不是刘灏带领他的“井冈山兵团”人马赶到，驱散了这些初中生，肯定会出人命。到了9月12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对教师的迫害达到高潮，将20多名教师关押、殴打。 太原一中校长郝春和、六中校长马培云均不堪虐待而自杀身亡。“所有的领导遭受迫害严行批斗，众多的教师被凌辱痛不欲生；今天斗争地富反坏，明天横扫牛鬼蛇神；不时地有被抄家洗劫一空，不时地有遭遣送勒令返乡。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人人充满恐慌之感，个个深藏自危之虑，因为这些灾难极有可能从天而降……”
刘灏从红卫兵暴力行动中救了一些他认识的教师，但也未能全面对抗这一浪潮。太原工学院的造反派李青山仍正面评价这一揪斗高潮，但认为打击面太宽，在自己能掌控的地方避免这些暴力行为。在省委党校政治系学习的20多个支部书记都被送进“牛棚”。只有造反派“东方红”负责人段立生所在班的书记黄惠蓉没有被送进，而且她的丈夫还是个右派分子。
这些血统论红卫兵走向社会，最早在太原市刮起了大破四旧的“红色风暴”。无数出身不好的市民和公职人员，历史上为阎锡山政权服务、解放后留用于新政权的公职人员，曾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和教师，全部被划入了牛鬼蛇神行列，随时被批斗，被遣返。
9月7日，在当权派策划下，这些红卫兵提出赶“黑七类”的紧急倡议。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在9月5日召开城市四清工作团会议上，要求街道十天内完成赶“黑七类”的任务，他说：“今天布置，明天准备，后天开始大行动。”后来“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又提出“扫尽一切牛鬼蛇神庆祝国庆”的口号，太原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也贯彻省委省政府精神，提出了“干干净净迎国庆”的口号。全市各部门直到街道居委会奉命行事，掀起了驱逐牛鬼蛇神的新高潮。和北京主要通过街道驱逐不同，太原和山西其他一些地方的机关、学校也进行驱逐行动，甚至有2000名中学生也被赶走。据孙涛引《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太原市组织史资料（1924——1987）》 ，文革初期，太原市以地、富、反、坏、右和各种问题名义遣送农村的人员有11435名，随行的家属有15444人；非正常死亡671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24人。被驱逐到农村的人员，多数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回城。长治市在9月赶出“五类分子”701人，包括家属543人。
从8月底开始的“破四旧”风潮像瘟疫一样迅速传遍，从省城到专县，从城市到农村。一部纪实文学著作记述了晋中地区交城的“八二五”乱像：“仅仅这一天全城被揪出示众的竟有140多人，群众说：‘八二五，帽子满天舞。’整个县城里的人燥动不安，像发了酒疯似的。凡有说道的，平时穿戴出奇、不满运动的人，全要揪出来发泄、出气，闹腾得全城浑汤浊水的——公安局的人说，这是群众专政，他们有责任帮助维持秩序，使得乱揪乱斗的浪头一浪比一浪高……”这些揪出来的人一律关在学校里。“……然而这股风，很快就吹到了全县的各个角落，村村队队又掀起揪人游街示众的高潮，有的村揪人的手段比县城还要残酷，五花大绑，拳打脚踢，在大街上画脸谱、剃阴阳头，进行公开的侮辱。斗完之后圈在庙里，晚上逼着写悔过书，接受所有的罪状。有的婆姨们因为作风问题，背上破鞋游街，不堪忍受欺侮，一时想不通，竟投井自杀了……”这些关在学校和庙里的人直到1967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社论后，才陆续放了出来。
在农村，“破四旧”风之烈不亚于城市。除了砸古迹、拆庙宇、烧家谱、批斗老师以外，有些地方实行殡葬改革，废除了传统的治丧仪式，平了每家的祖坟，将死者埋入“公坟”。“公坟”按照阶级成分划分。贫下中农在一处，地富在另一处。
随运动发展，许多领导干部变为“黑帮”，一些组成红卫兵的“红五类”也变为“黑五类”，血统论红卫兵逐渐解体。总的来说，山西省红卫兵运动发展较迟，很多早期造反派组织都未冠以红卫兵之名，在组织原则上也受血统论影响较小，例如太工“红旗战斗队”被人攻击组织上“杂七杂八”，被他们顶住，未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

造反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大致说，从8月底开始，一些学生开始怀疑省委，但多数人主要关心本单位的问题。9月以来，更多揭发省委的问题。太原五中刘灏等人贴出炮轰卫恒的大字报后，继续追击。9月16日，太原五中、六中、太原工学院等校学生联合成立“炮打黑省委联合指挥部”，口号是“炮轰卫恒，支持袁振！”9月19日，这批学生在刘灏、宋捷等领导下，在山西第一招待所与卫恒就袁振问题辩论了整个一个通宵。
迄今为止，卫恒始终积极贯彻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完成了一系列规定动作。但是和其他省市比较，例如由于林彪9月15日讲话的影响，许多省市运动发生反复，湖南省委在此期间正在“抓黑鬼”，卫恒不但对造反学生们比较宽厚，而且敢于面对现实、积极承担责任。在全国所有省委书记中，这样的干部很难找。当然这可能与他比较年轻（52岁）有关。
9月下旬，刘灏率领他的“井冈山造反兵团”，还有新加入的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建筑公司（俗称“十三冶”）的工人杨承效等人，到太原市文化局、图片社文管局等处抢“黑材料”。所谓“黑材料”不是当权派整群众的黑材料，而是《傅山画集》一类“封资修”的材料。他们抢了很多这样的东西作为省委罪证，派人送往北京中央文革处，连带关于袁振的申辩材料。
杨承效是从东北迁太原的十三冶的一名电工。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刘灏在刷替袁振翻案的大标语，就说“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刘灏问他是什么人，他回答的口气很大：“我是工人阶级！”并表示代表工人阶级支持为袁振翻案。刘灏叫他回去组织队伍，他找了十几个人，回来对刘灏说“全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那么什么是“清一色”呢？“就是他妈的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刘灏听了这话头大，但是急于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也顾不得那些了。后来杨承效率领的这支十三冶的工人队伍迅速壮大，成为山西省文革造反派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与刘灏的对话也显示草根造反和体制内造反的区别，并预示着杨承效的悲惨结局。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群众性造反运动进一步高涨，各路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山西省委陷入被动。
虽然山西省的文革有其特点，工作组问题不那么严重，省委也没有将造反派视若寇仇，但造反派保守派的分野仍然是很明显的。
以太原五中的刘灏为例。他最初组织的“七一战斗小组”从文革一开始就不参加甚至反对揪斗老师。“十六条”公布以后，他更明确斗争矛头应指向当权派，贴大字报指出党总支支持揪斗老师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以后，刘灏在五中掌了权，“杀向社会的刘灏，并没有忘记在五中一统江山后，按当初自己大字报指出的问题，去纠正原校党总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派人把运动初期被揪斗后戴上‘牛鬼蛇神’帽子遣送回原籍的老师们，全部喊了回来。让他们在学校参加运动，撤销对他们的专政，照发工资。”
刘灏拥护袁振。袁振在华北局会议上对山西省委的攻击，现在看来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追随了当时的政治潮流。刘灏因为拥护袁振而反对卫恒，而不是因为反对卫恒而拥护袁振。从这点来说，他也算不得“真造反”。但是划分造反保守主要看他在基层问题上的立场。此外可以看出，造反派有比较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尽管这独立思考仍然建立在当时所接受的理论体系之上。
其他后来成为造反派领袖人物的造反者都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并非一味追随伟大领袖。山西省委机关青年干部李辅对“桃园经验”有看法，参加在晋祠举行的“读书会”时看到李雪峰等高级干部成天大吃大喝，非常不满。省委党校“东方红”的领袖、后来成为“红联站”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段立生因为反对学校把学生和教工划分为左、中、右、反而奋起造反。

群众组织的成立和联合

在太原，大致时间过程是8月成立战斗组，8~9月成立战斗队，10月各单位战斗队联合成立造反兵团。
太原工学院学生思想比较活跃。8月24日成立以杨保明、李青山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后称“太工红旗”。“在这个组织中，大多数是平时敢于提意见、只专不红或者是因家庭出身长期受压制，以及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小爬虫’的人，总之，不是党、团组织的‘顺民’，而是异类，或者是异类的同情者。” 此外该校还成立了以宋捷为首的“瑞金战斗队”和以高翔为首的“永红战斗队”。保守派则不很成气候。
在山西大学，9月24日，反刘梅、宋华菁的造反派成立“八八红旗战斗队”，领导人李大纲、方培泉等，观点比较倾向刘灏等人组织的“兵团”，最后加入了“兵团”。而保守派成立“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名称来自纪念卫恒向该校赠送毛主席著作的日期。
除去太原五中，太原六中、十中、十二中、十五中都较早成立造反派组织，而且在以后的文革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学校都是太原有悠久历史的名校，学生思想相当活跃。
在省委机关也产生了造反派，组成以李辅为首的“七一公社”，在省委党校则产生以段立生为首的“东方红公社”，后来都成为山西造反派骨干力量。山西省委党校和一般党校的训练班性质有所不同，类似一般的高校，参加全国统一招生，文革初也是太原带头造反的高校之一。
10月26日，太原工学院、省委党校、山西医学院、太原十中、太原十二中、太原十三中、太原冶金学校等校200多名造反派学生到省委要求执行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精神，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和省委王大任、武光汤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最后签订了五条协议，封存了一些档案。但后来省委并未完全遵守这些协议。
这一事件后，他们立即酝酿成立联合组织。首先成立的是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是在8月成立的“炮轰组”基础上于10月26日正式成立的。主要成员有五中“井冈山兵团”、六中“32111”、太原工学院“瑞金战斗队”，还有太原机械学院、山西大学等校一些组织。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这个“兵团”虽说其主要领导刘灏只是个中学生，但是有袁振这个高干在背后给他们出谋划策，而且还有个广播电台的技术干部、很有思想的汤建中充任“高参”，在日后的山西政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几乎与此同时，“太原红色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后改称“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主要成员是“太工红旗”和“太工永红”、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以及山西农学院、山西医学院、太原十中一些群众组织。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他们和“兵团”的区别，拿李青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从袁振问题入手， 炮轰省委. 搞得有声有色. 我们则从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省委整革命学生的黑材料入手，炮轰省委。”
在学生造反派帮助下，成立了两个工人造反派组织。一个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成立于10月19日，原为“兵团”的成员，后来发展为独立组织，主要由十三冶的工人组成，主要领导人是杨承效、车成林等。 在十三冶内部，和“决死纵队”对立的保守派称为“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简称“野战兵团”），主要由退伍转业军人和机关干部组成。他们后来也参加了省里的夺权。
另一工人造反组织是“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成立于11月8日，主要由太原市一些大型企业如太原重型机械厂、太原纺织厂、太原钢铁公司的造反派组成，主要领导有张建国、李宝顺等。他们在山西各地也发展了下属组织。
保守派方面的学生组织有上述“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太原红卫兵纠察队”是中学生组织，“山西红卫兵团”是大学生组织，也有少数党员教师参加。这两个学生组织的实际领袖是山西大学模范学生、“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的刘普德。保守派工人组织有“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 （简称“工联”），其领导人是山西机床厂青年工人、有“工人诗人”之称的张志安。 此外还有山西大学的“八一四”和中学生组织“百万雄师”，以及工人组织“太原工人红卫兵总部”等保守派组织。
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省委逐渐陷入困境。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山西省委于11月2日至19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3日遭到以“太工红旗”为首的“红联站”的冲击一度中断。复会后开至20日休会。
11月8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数百人将卫恒拉至第一招待所“辩论”，然后要求卫恒在他们提出的“八项要求”上签字。这“八项要求”包括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为被整群众彻底平反等。他们还要求召开大会辩论袁振问题。卫恒在造反派拟的大会海报草稿上签了字。11月22日，王谦、王大任等八名省委常委写信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告卫恒的状，要求撤卫恒的职。他们还在当日的常委会上将此信当作常委正式报告，批评卫恒在“八项要求”上签字是严重的组织错误和政治错误，迫使卫恒检讨。这不啻是给卫恒从后面捅了一刀，使得卫恒内外交困、无所适从。
省委内部的分裂的苗头由来已久。李青山回忆，在1966年10月去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据说， 在预备会上，王大任还点了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名，说卫恒7月18日的报告是个黑报告，说卫恒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等等。”
11月9日“红联站”发动第二次冲击三干会的行动，由王大任接待学生。学生们提出了类似“八项要求”的“六项要求”，无结果而终。11月10日下午，“兵团”、“首都赴晋大队”等学生组织了与卫恒关于袁振问题的辩论大会，与会有十几万人。由于有大量保卫恒的“工联”、“山西红卫兵团”群众参加，双方发生冲突，卫恒被保护离开。11月20日“红联站”召开大会批斗卫恒，同日占领省委机关广播室、会议厅。11月24日省委召开群众大会，卫恒代表省委作检讨，会议被造反派冲散。11月27日太原几支主要造反派队伍开大会批判卫、王、王。12月1日“太工红旗”查封太原市委机要文书科，要求交出“黑材料”，“红联站”等造反派组织前来支援。在保守派的参与下，双方对峙长达一个月。此时，省委已经不能正常工作，遂按华北局指示，划分了一、二线班子，确定一线领导文化大革命，二线负责工农业生产。

二、夺权

刘格平出场

1966年11月23日，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申诉1936年北京草岚子监狱一批共产党员出狱事，即后来所说的“六十一人案”。当时刘格平坚持不肯按中央指示在报纸上刊登自首启事，因而多坐了八年牢，1944年刑满才出狱。他是河北孟村回族，中共执政后多做统战方面工作，被定为行政3级，但不被中央看好。1960年任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时，因“地方民族主义”被解职，1965年调任山西省副省长。当时中组部长安子文对山西省委交待：“此人妄自尊大，好突出自己，打击别人，注意不要让他太多地接触群众和干部，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他呀，是一只闭着眼睛的狮子。” 所以在山西也不掌实权。文革开始以后，1936年出狱的那批干部，或者已被打倒，或者正遭受冲击，这桩历史旧案重新审理的条件已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刘格平不失时机地给中央写了那封信。据他自己说，是南开大学调查“六十一人案”的学生到他那里去了以后才决定写信的。
1966年12月9日，康生电话通知刘格平来京。周恩来、康生于10日在京接见了刘格平。周恩来说，毛主席要你站出来，组织一个小组，把工作管起来。
1967年1月4日，毛泽东委托关锋、王力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要刘回山西参加文化大革命，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省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6日刘格平回到山西，住进军区招待所，开始紧张策划夺权。他首先与同是副省长的刘贯一联系，又通过刘贯一联系上了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因为刘贯一和张日清都是原来新四军的干部。在省军区内部，只有张日清是支持造反派的。他的加盟是山西省在全国第一个夺权的另一有利因素。1月7日，张日清向毛泽东、林彪、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允许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这可能是与刘格平谈话后决定的，以取得行动的合法权。同日，山西省军区党委开会讨论参与文革事，十三名常委中只有张日清坚持支持造反派的斗争。军区将两种意见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军委。山西夺权后，张日清的意见得到肯定。
1月8日刘格平等人组成中共山西核心小组，成员为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刘格平为组长，张日清为顾问。其中陈守中是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原晋察冀区干部。他们还串联了省委常委何英才，以及陈守中的夫人刘志兰。这些人都是省委原太行、太岳干部圈子以外的干部，而且大多在来山西前遭到过挫折。也有一些干部经他们游说后拒绝参加。
经紧张策划，刘格平、刘贯一、何英才、袁振、陈守中五人于1月10日贴出一张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的大字报，以后简称“五人大字报”，正式向省委提出挑战。这张大字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北京农机学院“全无敌”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首先表示支持。
在组织夺权领导班子的同时，他们也在争取造反派组织的支持。由于袁振的关系，“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自然成为夺权的主要支持者。十三冶的“野战兵团”也表示支持。“红联站”的“永红”和“捕猎大队”也参加了，但其主力“太工红旗”却犹豫不定，没有参加。还有一些小的组织或临时成立的组织，包括一些原来的保守派也参与其中。

一·一二夺权

1967年1月9日，毛泽东批示并向全国播发《告上海人民书》，在全国掀起夺权高潮。
山西省是在1月12日夺权的。但是直到这天上午，还没有做任何具体准备。这天下午，刘格平、刘贯一和“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北京农机学院“无全敌”纵队、“太工永红”等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商讨山西省文革局势与任务，决定当晚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成立全省统一的造反派组织，以及给上海“工总司”等组织发贺电，并商讨夺权问题。傍晚，山西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在刘格平宿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3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和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以及刘志兰等。在会上，刘格平传达了中央关于山西省夺权的指示，宣布已经成立临时的党的核心小组，提出要尽快夺权，并建议由群众组织成立夺权指挥部。
这时，刘志兰提供了一份山西省委进行“特务活动”的揭发材料，而太原十二中“红旗战斗队”负责人跑进会场，出示他们前一天从卫恒家里抄来的所谓“反革命特务罪证”：一座被打碎的毛泽东瓷像和几张缴获的国民党空投传单。就是这点“罪证”，激起了与会者极大义愤，马上派出队伍，分头去抄了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人的家。此时，这几位领导人已躲避到其他地方。抄家后，这批人又回来继续开会，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杨承孝为总指挥，朱永庚、宋捷、张建国为副总指挥。他们并且立刻兵分两路，分别到省委、省人委实行夺权。朱永庚是北京铁道学院学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负责人，张建国是太原重型机械厂工人、“工人兵团”司令。
1月14日，“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告夺了省、市党政领导权，接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署名的有“总指挥部”24个成员单位。15日，“总指挥部”再次批斗卫、王、王等领导人，因保守派冲击会场转移到太原机械学院。卫恒表示不服。以后几天，造反派夺了省、市各职能部门的权。17日，王力、关锋在北京接见山西群众组织代表，表示支持山西夺权。22日，刘格平等五人又贴出攻击省委的第二张大字报。25日，《人民日报》转发山西“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并配发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社论，表示中央正式承认了山西省的夺权。
1月30日，处在监禁中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死亡，终年52岁。对于死亡原因，医疗单位的结论是出血性胰腺炎。卫恒在文革中能够面对现实，肯于负责，曾和造反派辩论一个通宵，但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此时期还发生一个情况：“一·一二夺权”前，“兵团”抄卫恒家的时候，在柜子里发现几叠钱。每叠千元左右，分别注明李雪峰、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名字。后来卫恒对中央专案组的解释是：这几位中央领导生活困难，省委考虑予以补助。 这也许验证了韩纯德所言“朝贡”一说。
2月10日，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增补徐志远、刘志兰、胡炜、陈永贵为组员。其中胡炜为21军长，因很快调防未到任，换成68军政委曹中南。25日中央正式批准这一核心小组名单。2月26日，根据核心小组决定，成立“山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代原来的公检法机构，由张日清任主任。
3月12至18日，召开“山西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省革委会委员245人、常委27人。主任为刘格平，副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谢振华、焦国鼐、陈永贵。郭永彪是省军区副政委，焦国鼐是省委常委、副省长。18日省革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总指挥部”已完成历史任务，原省人委一切权力由省革委会行使。（下图：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祝大会。）

造反派组织的分化

山西省夺权取得成功，并为全国各省市夺权树立了“三结合”的范例。但是和上海、黑龙江的夺权不同，山西省的夺权实际上基本是中央编导的，有些类似山东省的夺权。这种类型的夺权必然引起造反派组织的分化。
在太原的三大学生造反派组织中，“兵团”无条件支持夺权。“红联站”的两个所属组织“太工永红”和“捕猎大队”也参加了夺权。但是“红联站”的主力“太工红旗”领导人对此有些犹豫。首先他们没有夺权的思想准备，认为夺权应该有中央的明确指示，不应该由几个干部私下安排。而且，这几个干部也是原来省里的领导干部，看不出和卫恒这些当权派有明显区别，或者说，他们“亮相”不够。再者，他们认为参与夺权的群众组织“不纯”，有保守派参加，没有权威。于是，“红联站”召开了几天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夺权符合大方向，应予配合，但是有些情况不明，暂不参加，但积极组织对一些省市所属机构和基层单位的夺权。由于同样考虑，山西大学“八八”和“工人兵团”也退出了“总指挥部”。这样，太原造反派的半壁江山就与夺权指挥部产生了隔阂。
其实，夺权的这个缺陷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不可弥补的，因为原来这些组织并无激进保守之分，现在立场也非完全对立，在一些党政机构的夺权中也采取合作态度。在这关键的几天内，双方都在试探联合的可能。但是可能由于权力分配等问题始终未能谈拢。
但是他们，特别是“红联站”未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1月25日，中央正式表示支持山西夺权后，平等协商的基础消失了。在这一天，省城由夺权指挥部召开10万人的“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红联站”代表在会上发言，要求加入总指挥部。晚上刘格平表示，“红联站”加入，必须开除“太工红旗”。为保证自己的合法性，“红联站”只能照此办理。
“太工红旗”虽然是“红联站”的中坚队伍，但是夺权以来，对待夺权的态度和“红联站”有所不同。早在1月13日，即夺权次日，“太工红旗”经集体讨论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其主要观点是：夺权问题，只能由中央说了算，不能由几个当权派自行宣称，提防全省人民要谨防政治扒手混水摸鱼。这一文件是明确反对“一·一二夺权”的宣言书。之后他们又在14日发表《再告全省人民书》，以后又陆续发表“三评”来评论总指挥部的《通告》，对刘格平等人提出怀疑。这个“二告三评”就使他们走到夺权的对立面。在他们的思想深处，还有一项怀疑，就是卫恒这些当权派，虽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不是“走资派”还不一定。“总指挥部”发布的《通告》也仅仅给他们扣了些大帽子，并未指出具体犯罪事实。
“太工红旗”被迫请罪、整风，但没有被整垮。“红联站”也被迫整风，更换了领导人，后于2月2日参加了“总指挥部”，但仍然和刘格平面和心不和。“总指挥部”不再承认“红联站”在各个党政单位的夺权，派人去再次夺权。
再说山西文革的另一特点，就是劳模造反。和其他省市的劳模不同，山西一些劳模很政治化，积极参与文革。第一名站出来的是太原纺织厂的劳模解悦。她是一名挡车工，创造了管理纱锭数目的亚洲记录，成为全国劳模，还发表过文章。关锋曾登门采访并写过赞扬她的文章。文革初期，解悦担任厂里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成为工人组织“太纺红卫队”的领导。1966年8月“太纺红卫队”曾和其对立面“太纺红卫兵”发生冲突。
1967年1月23日，山西大学“八八”和“工人兵团”出动万人协助“太纺红卫兵”夺厂里的权，受到“太纺红卫队”的阻挠，发生武斗，最后夺权成功。由于解悦是关锋支持的，山西大学“八八”贴了关锋的大字报而被打为“反动组织”。“八八”一成为“反动组织”，其对立面“八一四”立刻转变立场，拥护“一·一二夺权”，成了造反派。1月26日，省军区派出部队帮助“太纺红卫队”反夺权，并宣布“太纺红卫兵”为反革命组织。另一参加夺权又退出总指挥部的“工人兵团”也被迫解散。两个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被捕。
（左图：解悦向新徒工传授技术的照片上了《人民画报》封面。）
另一位全国闻名的劳模、昔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从文革开始以来就追随中央精神，积极参与批判活动。1966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批判“三家村”的文章，6月11日又发表他“打倒权威”的文章。1967年1月夺权阶段，昔阳县举行大会，由陈永贵主持，揪斗晋中地委领导干部。2月11日，陈永贵带领32个群众组织夺了昔阳县委的权。
（右图：毛泽东接见陈永贵。）
“一·一二夺权”后，陈永贵对此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应该支持。直到1月底中央表态后，他和平顺县西沟村另一有名的全国劳模李顺达相约来到太原，在“总指挥部”撮合下，又找了太原市的两位劳模：太原纺织厂的解悦和十三冶的牛发和，于1月31日发起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并于2月5日宣布加入“总指挥部”。但是这个“联络总站”在3月3日就撤销了。 后来陈永贵和李顺达在省内分别参加了对立派别。
在其他一些省市，夺权后的一个必要程序是解散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等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红代会和工代会。这些“代会”的结果一般有二。一是成为官样机构，不起什么作用，二是成为一派的派性组织，例如天津的“五代会”和唐山的“三代会”，均为依附强权的派性组织。夺权后的山西省核心小组委派陈守中筹备工代会。当时一度强大的“工人兵团”因退出“一·一二夺权”而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其持“红联站”观点的部分成员投奔陈守中组成工代会筹委会。后来的“七月会议”后，陈守中垮台，这个工代会（筹）自然解散了。成员后来投奔“兵团”，成为“兵团工总司”的主力。
当时核心小组委派革委会常委、“红联站”的段立生负责筹办红代会。段立生找了党校“东方红”一些人帮他做此事。当时一些学校里军代表进驻，要求学习天津延安中学经验，群众组织解散，归口大联合。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四一四事件”，社会再次动荡，群众组织分裂重组，这个红代会还未见规模就搞不成了。

各专区、市的夺权

“红联站”成立以后，和受其影响的“工人兵团”一起在太原及省内各区、市发展了组织。在“一·一二夺权”的同时，他们认为光夺省委、省人委的几颗大印不管用，所以也立即采取行动，夺了省市一些下属机关和部门及各企事业单位的权，并在省内各专区、市实施夺权。在这一时期“总指挥部”配合他们一起行动。但是在1月25日中央正式承认夺权后，“总指挥部”不再承认“红联站”和“工人兵团”在各部门各单位的夺权，而进行反夺权。太纺“一·二六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事件。2月13日在太行仪表厂、2月16日在太原钢铁厂、2月23日在太原铁路分局相继发生类似的反夺权事件。在这几次反夺权中，都由军队直接出动镇压“工人兵团”在这几个单位中的组织，逮捕了他们的领导人。
所以这些事件具有典型的“二月镇反”特征，就是部队直接出面逮捕人。在《文革中的山西》一书中也提到“二月镇压”一词。在太原以外的各区、市的夺权中，也多次发生类似事件，就是二次夺权。早在1月20日左右，太原造反派就派遣人员到忻县、大同、阳泉等地帮助当地造反派夺权。“总指挥部”自太原立足并真正掌权后不予承认，又派出干部到各地组织再夺权。在此期间，中央军委于2月15日调原驻山西的21军到陕西，于3月初调38军移驻保定地区，原驻保定的69军移驻山西。以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与69军有关。
太原市：在“一·一二夺权”时，“总指挥部”宣布夺了山西省、太原市一切党政大权。1月28日太原市革委会成立，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为主任，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负责人王承琚为副主任。
大同市和雁北专区：在大同市，1967年1月12日，“工人兵团”的下属组织“大同兵团”偕“大同红军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夺了报社、广播电台的权，20日对市党政机关全面夺权，称“一·二○夺权”。也在1月20日，雁北专区的地方造反派夺了雁北地委和专署的权，后来“工人兵团”的“大同兵团”也参与。但是省革委会成立后，省核心小组和“总指挥部”不再承认“一·二○夺权”，认为是“工人兵团”操纵的“假夺权”，并派遣袁振等人前去组织反夺权。反夺权于3月16日在大同市、雁北专区同时进行，称“三一六夺权”。以后，群众组织对“三一六夺权”的态度分为两派。拥护的称“好派”，反对的称“糟派”。军分区支持“好派”，当地空10军支持“糟派”。最早起来造反的“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参加夺权的，但是反对镇压对立派，也被划为“糟派”。他们遂退出夺权机构，成立“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总司”。县一级发生同样事件。如灵丘县在县武装部主使下，一些群众组织于2月2日夺权，并组织“革命群众组织联合总部”（“联总”）。而反夺权派组成“平型关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平总”）。3月24日，6名反夺权人员被捕。其中两名干部拟判死刑，但4月又陆续释放。
在忻县专区，1月20日，太原“红联站”和“工人兵团”的“忻县兵团”联合夺了地委和专署的权，但是只夺了文革的领导权。他们和原地区领导人签署接管协议，认定其余行政权力仍由地委掌握。这反映了“红联站”领导对夺权意义的理解，当然不被省核心小组认可，于是他们派了原来已免职又站了出来结合进核心小组的徐志远到忻县，在军分区支持下于2月4日组织了再次夺权。徐志远成为后来成立的地区革委会主任。夺权后当地群众组织发生分裂。拥护徐志远的称“二八派”，反对的称“联合总部”。因为“联合总部”中支援建设的东北人多，得到太原“决死纵队”的支持。两派冲突发展到武斗。1968年5月4日，“二八”把“联合总部”赶出忻州，称“五四大反击”。
阳泉市：1967年1月20日，阳泉市一派造反组织“阳泉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等抢在另一派之前进行了夺权，但不被省核心小组和“总指挥部”认可。在他们策动下，3月16日阳泉31个群众组织组成以阳泉化工公司党委副书记安克为首的“阳泉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再次夺权。
晋南专区：当地造反派组织了“晋南革命造反总部”于1月26日进行了夺权。山西“红联站”和“工人兵团”也参与其间。对这次夺权，张日清开始也表示支持，但省核心小组很快认定为“真保皇、假夺权”，予以否定，并派遣原省粮食厅副厅长石珉等前去重新发动、组织反夺权，于3月18日成功进行，当地驻军逮捕了一批“一·二六”夺权的造反派领导人。
以上雁北、忻县、晋南三专区和大同、阳泉两市的夺权模式相同。所以《文革中的山西》一书中说，此后三区和两个半市的权掌握在刘格平手中。所说的半个市指太原市，因为新成立的革委会副主任王承琚完全是“红联站”观点的。但是在当时，这些分歧未完全暴露出来。但此说不完全准确。各地夺权的确实都是刘格平派去的，但是刘格平和张日清还没有分家，夺权得到各地军分区的支持。所以权力实际掌握在军队手中。
本来在太原和山西各地造反派已经奠定了夺权的组织基础，但是刘格平这一来将其完全打乱，造成了夺权以后长期的内乱。至于晋中、晋东南两地，情况比较特殊，须分别论之。这两个地区，加上太原市，地域广阔，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属于山西省核心地带，文革运动进程对山西全省局势变迁有决定性的作用。

晋中

晋中地委和专署所在地榆次距离太原很近，受太原的运动影响很大。1967年1月4日，太原“红联站”怀疑省委将“黑材料”转移到榆次，派队伍到榆次抢夺档案柜，引起冲突，称“元四事件”。1月18日，当地造反派组成“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部”，宣称夺得地委和专署的权，但遭到普遍反对而流产。1月23日太原造反派和当地造反派联合在榆次批斗卫、王、王和地委书记王绣锦、专员谢子和，因为暴力行为遭到当地群众抗议。
山西夺权被中央肯定后，“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及其晋中支队在省核心小组和“总指挥部”支持下，积极组织在晋中夺权，且得到张日清的同意。1月30日晚，晋中支队召开当地几十家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晋中总司”)。1月31日凌晨，这个“总司令部”宣告夺得地委、专署大权，下属组织查封了各办公室，收缴了印章。与此同时，他们征求驻军21军63师领导的意见，根据军领导的意见，将“晋中总司”总负责人从“工人兵团”晋中军团负责人李祥林换为晋中水利局干部李兆田。这一夺权得到刘格平、张日清和63师的支持，陈永贵也应邀参加，成为“晋中总司”的常委。
2月11日，省核心小组派遣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到榆次，与晋中军分区、63师负责人组成中共晋中核心小组。任井夫曾任专署副专员、平遥县委第一书记。王振国曾任地委副秘书长。张怀英曾先后任昔阳、文水县委第一书记。他们都在1964年昔阳的“十月事件”中落马。
文革前的1964年10月，省委组织了5000人的干部队伍到晋中地区祁县、昔阳开展“四清”大会战。他们“制造了一些针对领导干部的错案，形成了扩大化。当时晋中地区的两名干部任井夫和王建国对地区主要领导的作法提出异议，便被认定是‘反党’。昔阳从区委书记干起一直干了八年县委书记、树起大寨这面旗帜的张怀英公开站在任、王二人一边，任、王、张三人便成了晋中地区‘四清’中的‘反党集团’。” 当时定性为“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共涉及373人，其中95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在整“反党集团”和“四清”运动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逼死了45个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 陈永贵虽然也在批判张怀英的会上发过言，内心却是站在他们一边的。1967年2月他在昔阳夺权后，就把正在挨批的张怀英救出，并将任井夫、王建国二位保护起来。1967年11月昔阳核心小组给“十月事件”平反。文革后的1981年省委对此案重新认定，认为“十月事件”的受害者，文革前确有错误，但不是反党性质的。
任、王、张三位实际代表一大批在“十月事件”受到打击的干部，也代表了在晋中地区“四清”中受到打击的干部、群众。对待“四清”的态度成为后来晋中两派的分水岭。这一点，在其他地区也可能存在。
例如，忻县专区原平县的原县委书记白兴华，在1965年“四清”运动中任定襄县工作团团长时期就制造了一个典型案件白文章大案，到了原平任上，又发掘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的典型杨美玲。1966年初，因大营公社书记王金籽和“四清”工作团意见不同，经白兴华批准，工作团连续对王金籽进行批斗，撤销其公社书记职务，时称“大营事件”。文革开始后，王金籽等写信向上反映情况，被当作“反革命骚乱”镇压。王金籽于8月23日被捕，一些学生和社队干部被处理。但是在省里夺权以后，原平造反派于2月18日夺权，将白兴华等三人逮捕。2月底，陈永贵派人将王金籽接到太原，并以“总指挥部”名义为“大营事件”平反。 王金籽后来成为陈永贵一派骨干人物。

晋东南

晋东南专区首府在长治。这一地区实际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南五县”，即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简称晋高阳陵沁，后来划为晋城地区。另一部分就是以长治为中心的中、北部地区。
晋东南地区前期的文革运动与其他地区无很大区别。1966年7月起就开始重点揭批作家兼晋城县委副书记的赵树理。7月20、21两日，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副书记仝云为首的一批干部在地委大楼里贴出了针对赵树理的两张长篇大字报，然后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批判他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9月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开始指向党政领导人。 10月底至11月初，红卫兵开始更暴烈的行动。长治市市长王一浩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遭到批判，于11月7日坠楼身亡。12月19日，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在长治被晋东南医专“医专文革”和“潞安中学红卫兵”等组织揪到地专礼堂回答问题，直到晚上12点，离开后就宣告失踪。直到7天以后，才在长治南门外一口深井中发现他的尸体，身上还用床单包有石头等重物。死因一直未能查明和公布。因为他调来时间不长，工作中没什么问题，所以对于他的死普遍感到疑虑。
1966年9月在长治成立“第一红卫兵总部”，只吸收“红五类”子女。被排斥的其他保守派于10月成立“红卫兵第二总部”。11月又有农民、工人、学生混合组织“红卫兵第三总部”成立。夺权后“第一红卫兵总部”被迫解散。
1967年1月21日，以医专“东方红”为首的长治本地造反派，主要是学生组织，进行了一次夺权，因未得到军队支持而流产。1月24日，由“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晋东南支队”牵头开会布置夺权，有54个群众组织（其中长治18个）参加，并成立“晋东南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25日宣布夺得地区和长治市的党政大权。夺权过程很顺利，次日军分区就表态支持。之后，各县及基层单位都进行了夺权。2月16日，省核心小组承认晋东南地区及各县的夺权是“左派夺权”。但是在“一·二五夺权”时，并无领导干部参加。之后他们物色了原地委副书记（地委常委、副专员）程首创作为结合干部。1967年3月中共晋东南临时核心小组成立，组长程首创，副组长刘凤翱（军分区政委）、常三毛（原晋城县委书记）、武天明（军分区司令员）、崔修德（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顺达。3月上旬，各县相继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取代原公检法机关，由支持夺权的县人民武装部负责人担任委员会主任。4月17日晋东南地区革委会成立，成员就是核心小组原班人马，只是副主任增加一个贾茂亭（原专署副专员）。所以这个政权基本是由军分区控制的。
在晋东南所属一些县也进行了二次夺权。例如晋城县于1月23日进行了第一次夺权，省城夺权后，另一些群众组织又于2月8日再次夺权。高平县于1月25日第一次夺权，2月11日再次夺权。阳城县于1月27日第一次夺权，3月7日再次夺权。 在各地的一些机关单位也进行了这种二次夺权或反夺权。
夺权后，由于对夺权的态度不同发生激烈争论。1月29日军分区组织驻军和民兵举行支持夺权的示威游行，受到反对夺权的群众组织的拦截，辩论夺权的是非。后该组织负责人被抓捕，此事件称为“反军事件”。致使两派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夺权时，很多群众组织被排除在外，而且在夺权后受到压制。另一问题是王尚志的离奇死亡，一些人将责任归到他生前批斗他的群众组织上。再者是程首创，虽然他被夺权组织拥护为第一把手，但是不很赞成对另一派实行镇压。3月22日，核心小组确定4月10日召开全区群众组织代表会以选举地区革委会，酝酿期间他建议吸收医专“东方红”、“师范红总”等大的学生组织代表参加。这一建议不被采纳，导致核心小组内部分歧。程首创逐渐被这个派别抛弃，而被反对派接纳和拥护。于是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两派。一派反对“一·二五夺权”。另一派拥护夺权，反对程首创，受到军分区支持。

三、派别的起源

昔阳县

派别的起源，在太原，由于领导干部的涉入，显得有些凌乱。在地县一级，派别是如何起源的，我们以晋中地区为例。虽说是派别分歧以“十月事件”划线，实际有更深刻的原因。首先看看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全国劳模陈永贵为什么支持“红总站”。
大寨原是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的一个普通的村子，地处偏僻，土地贫瘠，但是在1945年就解放了。1946年成立了以贾进财为首的互助组，1947年从中分出以陈永贵为首的另一互助组。是否参加互助组在当时是自愿的，所以还有一些农户未参加。这两个互助组发挥了作用，1949年大寨村平均亩产达到175斤，人均占有粮食568斤。这在中国北方山区已经很不错了。
陈永贵出身贫苦，但性格倔强、有主见。他在日据时代加入过“新亚会”，当过村代表。这成为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在他1948年入党时虽受到审查，但是仍然认为算不了什么大事，通过了。这个历史问题在谢振华、曹中南时代被再次揭露，上报中央，但未能动摇陈永贵的位置。
1952年底，农业合作化热潮掀起。1953年2月在大寨成立了以陈永贵为首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年12月又升格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和初级社不同，高级社中土地和大牲畜等主要生产资料完全归公，获得的劳动成果全部按劳分配，是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导致了其领导人完全掌握了社员的命脉。而权力的集中使得陈永贵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也助长了他的家长制作风。1960年山西省委开始把陈永贵当作干部参加劳动的先进典型加以宣传。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3年山西省委开始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人民日报》也报道了大寨的先进事迹。从此，中央宣传机构掀起宣传大寨的热潮，而且开始将其成就和政治挂帅联系起来，将其从生产典型转为政治典型。
陈永贵的政治生涯在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遭遇小的波折。当时华北局对山西的情况估计得很严重，认为全省96个县，问题严重的就有44个。昔阳，主要是大寨，领导仍认为是一类队，问题不大，揭发出的问题主要是虚报产量、隐匿土地。当时他们大队开垦了不少荒地。这些新耕地是否算在地亩总数之内有争议。如果算，粮食平均亩产量就会降低。而这是衡量大寨先进性的主要指标。按说这不算什么严重问题，因为至少在北方农村，瞒地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因为可以少缴公粮。当时各级领导也有潜规则，就是不管，不计较这个。但是这涉及大寨这面红旗的成色，不应该对中央弄虚造假。工作队就是这样想的，当然得罪了陈永贵，这是他不满“四清”运动，同情“四清”下台干部，在文革中和昔阳“十月事件”的受害干部走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这个“十月事件”也有宗派斗争的背景。当时流传一句话“山西是太行的人晋东南的权”。在“十月事件”中被整的任、王、张等都是本地干部，而当时派来整他们的都是外地来的。陈永贵站在这些本地干部一边。
据“红联站”编辑的《大事记》记载：“据统计，平遥四清中查出的地、富、反、坏、右123人中，因支持任王张给予正式平反者达百人之上。介休四清下台干部和查出的地、富、反、坏、右给予平反的占总人数的49.6%，平反后许多人都担任了专、县、公社各级领导。” 《大事记》中说其中很多人都是“国民党”，阎锡山时代加入国民党的很多都是些有文化、有能力的人。
文革开始后陈永贵不甘落后，在大寨和昔阳掀起大批判的热潮。在他的支持下，大寨大队成立了以郭凤莲为首的“太行红卫兵”，大寨公社成立了“大寨烈火红卫兵”，昔阳县成立了“‘十月事件’受害者捍卫毛泽东思想决死队”等组织，并开始揪斗原晋中地委负责干部。1967年2月11日，陈永贵组织的“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并夺了县委的权。1967年4月他又被推举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委员和核心小组副组长。在此期间他也参加了省里的夺权活动，担任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核心小组成员，并一路飙升，直到最终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平定县

平定县位于晋中地区东部，和河北省毗邻，地处交通要道，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有一定典型意义。文革前平定县也经历过“四清”运动，但看来对文革影响不大。该县的文革始于平定中学。开始的过程和其他地区学校相同，后来学生分裂为两派。一派以共青团干部为骨干，认为学校领导虽犯方向路线错误，但是他们斗牛鬼蛇神教师还是对的。他们后来组成“红卫兵造反总指挥部”（“红指”）。而另一派认为斗教师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后来组织了“红卫兵战斗兵团”（“红战团”）。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的教师则组成“红色教师联合战斗队”（“红教联”），和“红战团”一个观点。这样在学校里就形成对立的两派。所引书中分别称他们为“原来的精英派”，和“对文革的思辨派”。
1967年1月22日，平定县由“联络总站”等一些工人组织自发夺了县委的权，由于没军队支持流产了。3月28日在县武装部支持下，以西郊武装民兵组织为主进行了二次夺权。夺权后成立了筹委会，得到晋中核心小组的承认。但是这个筹委会缺乏代表性，对群众组织的态度也不公平。因此这次夺权成为全县两派分裂的起点。一派以平定中学“红指”、平定师范“红司”（“红卫兵司令部”）为骨干，支持“三二八夺权” ，后来加入了山西省的“兵团”。另一派以平定中学“红战团”、平定师范“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平定工人决死纵队”为骨干，反对夺权，后来加入了省的“红总站”。 两派皆有自己的宣传工具。筹委会办的是《红色战报》，“红总站”办的是《平定风雷》。“马路兵团”则持“红总站”观点，和太原市情况相反而且更有组织，自来水公司一名工人任“团长”，成员达3000多人。 因为平定县处于阳泉市和昔阳县之间，受两地影响很大。阳泉县的工人组织支持筹委会一派，而昔阳的陈永贵则表态支持“红总站”。
两派成员的选边站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有几位被访者都谈到造反派中阶级成分不好的、受压的人多，有人加入红总站是为了反抗、报复原来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的党政干部。他们是受压者在反抗，在和主流社会相对抗，这无疑也是造反派形成的原因之一。”
有一位青年人石鸣歧，其父曾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大队干部歧视，在文革中参加了“红总站”。他说：“我加入‘红总站’，主要是因为我在生产队受压。我父亲本来是戴‘右派分子’帽子后来摘了帽的，可是大队又给戴上了帽子。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受大队干部的气。‘红总站’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他们一点也不小看我，我和他们在一块有话说。武斗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任何战斗队，但是，我自个儿跟了‘红总站’。”平定“红总站”常委李守珍说：“‘红总站’的人，受压的多，造反的心态也不一样。但由于受压，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待遇，一有机会就闹起来。其实在‘文革’前，这种压制在社会上就显现了，只不过‘老人家’利用了这种情绪。” 所以从平定县看，两派的起源和一般城市里，及全国大多数地区类似，都是文革前和文革初受压的群体成为造反派，为的是争取自己的权利。

交城县

交城处于晋中腹地，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曾发生遍及城乡的“八二五”极端暴力事件，迫害面极广，受害人众多。造反运动掀起之后，主要围绕这一事件的态度分为对立两派。
首先是学生造反，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时期成立了造反组织“红联”。从太原来的“太工红旗”和北京红卫兵都支持“红联”。县委机关的“七一兵团”也属于他们一派。成立后，立即把斗争矛头指向“八二五事件”，追究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十月事件”的受害者也积极参加这一批判，支持造反派。
没多久，另一派成立了“交城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他们的成员吸收的都是出身好，平时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尤其是各指挥部（商、工、农、学）的头头，全是根红、苗正、参过军，堪称优秀分子组成的，最初成立的时候，据说家庭成员稍有说道的也不吸收，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革命的接班人。”两派互相攻击的口号分别是“红联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总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这是典型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互相指责的标签。
以学生为主的“红联”于1967年1月底夺广播站的权，因受到部队反对而失败，就开始向农村发展，壮大了队伍。而“总指”缺乏宣传技巧，只是一味揭露、指责“红联”成员的家庭出身。他们吸收了一批干部，特别是1963年转业的干部。2月29日“总指”在武装部支持下，夺了公检法大权，成立了专政委员会，逮捕了对立面一些骨干。他们继而在3月1日夺了县委的权，成立了“三一兵团”。但是“七月会议”肯定了“红总站”，不但省城“红总站”、“兵团”派人来支持“红联”，“红联站”也派人支持。他们成立了“红色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司”），于8月16日夺了县里的权。
“红总司”一派受到 “十月事件”的受害者的支持，所以投靠了“红总站”。太原的“太工红旗”因为他们是造反派而支持他们，但是不赞成和任、王、张搞在一起，所以最后分道扬镳了。
“十月事件”的主要受害者中一些是在“大跃进”中弄虚作假、搞共产风的领导干部。他们在批判文革中的“八二五事件”、翻“十月事件”的案时也批判“翻案风”、“包产到户”。当然也有批判“大跃进”中干部的恶劣作风的情况，但不普遍。这与“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在山西省并不很突出有关。按照曹树基的统计，在“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中，全国21个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和比例，山西省排在21位，非正常死亡6万人，占总人口数目的0.37%。 山西省“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也是比较严重的。1960年粮食总产量33.7亿公斤，几乎退到1951年的水平。 根据杨继绳的比较研究，造成饥荒的不仅是人均可以掌握粮食的水平，与当时政府的政策也有很大关系。当时山西省发生干部迫害、残杀群众的“寿阳事件”，但未见报道大面积的饥荒，省委对“寿阳事件”的善后也比较稳妥。
总的来说晋中地区的派别分野主要基于对“四清”的态度。交城的邻县文水一位“总司”的头头说：“在晋中参加总司和红联站的，大部分是原来‘四清’积极分子和各村的基干民兵。”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也站在他们一边。
当然造反的原因五花八门。1962年为了压缩城市人口，渡过难关，安排许多城市职工回乡或下放农村，并许诺他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回来。山西全省下放了几十万职工和城市居民，居于全国前列。文革开始以后，他们要求政府兑现以前的承诺，让他们回城。他们结成团体，贴大字报诉求此事，署名都是“六二压”，遍及全省各地。

四、从“四一四事件”到12月会议

“四一四事件”

山西省夺权后不到三个月，就发生“四一四事件”，造成领导层的分裂和全省性两大派别的正式形成。
这一事件起源于群众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据“兵团”领导人回忆，省核心小组的刘志兰鼓动“兵团”所属六中的“32111”等组织去天津炮轰李雪峰，因为李雪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华北局会议上批判袁振。这些学生到北京了解李雪峰到天津是中央安排去主持工作的，于是改变了主意。其中有几位在天津贴出拥护李雪峰的大字报。回到太原以后，“兵团”认为刘志兰是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于是在4月14日以“兵团”名义做出炮打刘志兰的决议，在太原满街贴批判刘志兰的大字报，称为“四一四事件”。
这本是一件群众组织内部的事情，而且“兵团”内部对于是否支持李雪峰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四一四事件”以后的几天中，在太原贴大字报的也不只是“兵团”一家。不属于“兵团”的“太工永红”等组织也参加了，而且很快成为炮轰刘志兰的主力。而且，他们很快扩大攻击范围，将陈守一和刘贯一也包括在内，统称“刘、陈、刘”。陈守一是刘志兰的丈夫。而刘贯一，由于他在3月26日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的报告中声称三个月内要完成斗批改，结束文革，当时已经受到批判。
此事件可能有更深的背景。有人揭发，4月13日刘格平夫人丁磊在家召集了一些单位的人布置贴刘志兰的大字报。 在李青山的回忆录中，谈到当时传说4月14日下午刘格平从北京打来电话，提出要炮轰刘志兰，摧毁“太工红旗”。但是4月19日，在袁振主持的省革委会会议上，传达了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署名、从北京发出的“三人来电”，表示支持刘志兰。此来电经袁振加上自己的名字，变成“四人声明”。此举是否为官样文章掩盖领导层内部矛盾则未可知。
“四一四事件”的起源可能与核心小组内部本来存在的矛盾有关。“一月夺权”以后，中央即于2月召集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等到北京开会解决核心小组的内部矛盾。当时的主要问题是核心小组的其他人攻击袁振，说他拉帮结伙。所谓拉帮结伙就是指支持“兵团”和“决死纵队”。结果中央不同意他们攻击袁振，说刚夺了权要团结。而“兵团”现在把陈守一、刘贯一作为攻击对象，就是怪他们也追随刘格平反对袁振。
而“刘、陈、刘”之所以持续遭到攻击，是因为中央在4月22日到23日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四月会议”，批评了刘贯一、刘志兰、张日清。
这一“四一四事件”的一些细节和起源仍不很清楚。成立不到一个月的省革委会就发生分裂，而且造成新的社会动乱，肯定是中央所不愿意看到的。钱理群认为是两派干部政见不同引起的。 但背后的权力之争，特别是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权力之争也应起一定作用。正如段立生所说：“是一场真真切切的权欲旺盛者为满足权力欲利用政治对手的失误，而操纵群众组织，发起和组织的一场再夺权的演习。” 中央之所以两次召开会议解决山西问题，也说明早在“四一四事件”前，省核心小组内就已产生尖锐的矛盾。一些参与者将不该泄露的会议情况故意透露出来，触发了“四一四事件”。
“红联站”虽然也加入“总指挥部”，但一直是体制内的反对派，最初对这个“四一四事件”的发生迷惑不解，经调查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坚决支持“刘、陈、刘”，对袁振也持批判立场。这与他们受到后来组成“红总站”派别的攻击有关。此外，“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也开始公开批判刘格平分裂造反队伍的行为。“红联站”主要由省委党校“东方红”负责，成员多大学生，擅长“文斗”，于5月6日由“东方红”出面，发表《“四一四事件”是一个反党大阴谋》，在市内广播。此为“一论”。以后又连续发表了“二论”、“三论”和“四论”。5月16日，“太工红旗”正式返回“红联站”，表示“红联站”和刘格平正式决裂。山西省原来的造反派组织形成对立两大派。
张日清原来在核心小组内就与刘格平有矛盾，在“四一四事件”以后站在反刘格平的立场，而且开始组织针对“决死纵队”的工人组织，和刘格平冲突表面化。省军区大部分领导在夺权阶段不赞成张日清，此时也全力支持他了。新调进的69军立场比较中立，但也倾向省军区。军队的支持也鼓舞了“红联站”对抗刘格平的勇气。
在刘格平方面，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另一项活动，就是筹建新的全省性组织“红总站”（“山西批判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据说这个组织是由刘格平夫人丁磊出面筹办的。主要成员包括“太工永红”、“太机四野”、“东风兵团”和“电业兵团”。这个“红总站”于8月27日成立，总指挥是电业局的郝廷云，在成立之前，就接过“兵团”攻击刘志兰的口号，成为反对“刘、陈、刘”的主力。“决死纵队”未参加“红总站”，但始终与其持同一立场，共同行动。对于“红总站”，《文革中的山西》书中说：“总的说来，红总站应定义为造反出身，并坚持‘继续造反’的组织.”

七月会议

1967年7月4日到8月5日，中央在京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山西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史称“七月会议”，包括几十次大中小型会议，一些群众组织代表也参加了其中一些。此时正值社会上“揪军内一小撮”时期，后期又发生的武汉“七二○事件”。可能与这一局势有关，会上张日清遭到批判，连累到“红联站”。
批判的主要内容与晋中地区的“十月事件”有关。1966年底，太原造反派开始调查“十月事件”。1967年夺权后，“四清”运动中受迫害的当事人才被平反。1月23日“决死纵队”和“兵团”抢了晋中行署的材料，有人被军分区羁押。次日“决死纵队”冲击晋中军分区，要求释放被拘留人员。2月26日根据核心小组决定，以张日清为首的山西省专政委员会成立，赋予公检法的权力。3月初，专政委员会抓捕了冲击晋中军分区的几个人，一直关了四个月。这件事被认作是镇压造反派。从事实看，也确像“二月镇反”的一部分。但是在“一·二一夺权”后，省核心小组在太原和外地多次反夺权，也属于同一性质，为什么只提这一件事呢？这次“七月会议”主要由康生和关锋主持，但是如果没有上层的决策，他们不可能在山西省的重大事件上作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
专政委员会主要由军队干部组成，包括少数原公检法机构人员。“七月会议”的第一次大会一开始就由被专政委员会关押的受害人、“兵团”的王清英控诉这个委员会的暴行。张日清在8月11日的检查中说：“专委会完全凌驾于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之上。共捕人21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无罪的，是革命群众，有的长期被关押，不予处理。” “七月会议”后，省级及地区的专政委员会全部解散。
8月6日，会议作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8月20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其主要内容是：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等支持革命小将炮轰刘、陈、刘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肯定了张日清支持夺权，但是在夺权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刘、陈、刘，反对刘格平，不支持陈永贵，压制革命小将，要求张日清检讨。会议认为刘、陈、刘错误很大，要求对他们批判斗争。会议认为“兵团”、“红总站”等是革命左派组织，“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会议在晋中问题上坚决支持陈永贵、支持王、任、张和“晋中总站”。
山西情况很不同于武汉。两派都算是造反派，也远非水火之势，但中央断然出手，支一派压一派，很快造成恶劣后果。“七月会议”后，张日清在省军区内被批判，晋中军分区、晋南军分区及阳泉市和很多县的武装部受到冲击。“红总站”很快发起对“红联站”的扫荡，冲击“红联站”的基层单位。“红联站”变得比“红总站”、“兵团”低了一头，一些成员被迫退出，但是组织没有垮。他们声称拥护“七月会议”精神，做了检讨。在宣传上，着力攻击对方在“七月会议”后破坏联合协议，挑起武斗的行为。山西形势变得更加险恶。
“七月会议”后，由于中央对山西局势的态度明朗，很多单位的群众组织掀起加入社会组织的风潮，纷纷加入“红总站”或“兵团”，参与社会斗争。其中同情“红联站”的组织多参加“兵团”，为今后“兵团”与“红联站”联手作了准备。多数单位内部是两派对立的，对立派参加“红总站”，这派就参加“兵团”，或者相反。这也为今后“兵团”和“红总站”分家埋下了伏笔。例如在河西的化工企业集中地区，于8月8日成立了“兵团化工总团”，有多家实力雄厚的单位参加。后来“太纺红卫兵”也参加进来，成为“兵团”一支重要力量。 在后来的武装割据中，整个太原河西地区成了“红联站”和“兵团”的地盘。而城北主要为“红总站”所占据。城南成为两派争夺的区域。

平遥武斗

晋中地区平遥县位于太原西南方向。“十月事件”当事人任井夫曾任县委第一书记。也是晋中地区矛盾冲突焦点之一。当时县里的两派组织分别称为“联络站”（“平遥革命造反联络站”）和“总司”（“平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联络站”成立于1967年2月24日，主要成员是学生、教师、部分工人，后来属于省里“红总站”派。“总司”成立于3月18日，成员主要是工人，以及远郊农民，后来属于省里“红联站”派。他们于4月9日在武装部支持下夺了权，并开始镇压对方。
在平遥，“总司”一派人多势众，不少人是党团员和贫下中农。“联络站”一派相对人少，不少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出身有问题，还有一些骨干是在四清运动中挨过整的人，以及‘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人。” 所以大致可以判断他们的派别归属。
这里有一个“马路兵团”支持“联络站”。有原“联络站”一派人员回忆：“当时还有一个不佩戴袖章、没有组织机构的‘组织’，人称‘马路兵团’。所谓‘马路兵团’就是不参加任何一派组织、但同情和支持我们的城市平民群体。他们把我们的主要活动基地——城隍庙街，称为延安；把‘总司’实力为主的衙门街唤作西安。也就是当做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
1967年8月1日，平遥两派庆祝建军节开会，会后游行，两派队伍相遇发生冲突。双方经准备后，8月3日武斗升级。此日“总司”方面调动农民进城，将“联络站”围困在城隍庙和平遥一中。“联络站”派人上京告状。8月7日省革委会派副主任陈永贵到平遥解决问题，他到了平遥一中，却公开支持“联络站”，激起“总司”的不满，派遣队伍将陈永贵困在平遥一中内，称“八七事件”。
8月8日凌晨新华社记者将此事报中央。周恩来指示69军军长谢振华设法救出陈永贵。谢令驻祁县的319团部署兵力前往，并同时亲率一营兵力连夜赶往平遥，于清晨到达。他领部队在卡车上架机枪严阵以待，并派一个连战士徒手乘3辆卡车进城营救陈永贵，同时与当地两派协商平息争端。谢振华救出陈永贵并撤回祁县。此事件已经解决，但是刘格平命令杨承效率万余武斗人员前去将平遥“总司”派据点砸光，将这派赶出平遥。回程中，又在太谷的山西农学院将“红联站”的“山农火炬”砸烂。
但是平遥事件本身，不能简单归于后来的“红总站”和“红联站”之间的冲突。因为根据“七月会议”精神，又有周恩来的指令，不仅“决死纵队”出动了人员前去镇压，“兵团”和“红联站”也出动了部分人员前去助阵。
作为省核心小组成员，陈永贵本可以利用自己的威信妥善解决平遥事件，结果却导演了一场武斗大戏。而且他自此事件后开始厉兵秣马，组织自己的武斗队伍，还在平遥建立自己的军火制造中心，生产手榴弹和枪支。
平遥武斗本身并不很严重，只死了两个人，还分别是从房顶和城墙上掉下来摔死的。但是“七月会议”以后，“晋中总站”受到鼓励，在各地大举进攻，使得“晋中总司”在榆次只在两单位占优势。一个是晋华纺织厂，当时改名东方红纺织厂。“晋中总司”在该厂的组织称“东方红纺织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站”，简称“东联”。另一个是专区建筑公司，相应的组织称“专建指挥部”。8月中，“晋中总站”调动数千人进攻“专建指挥部”未得手。 11月27日晋华两派首次武斗，“东联”攻打对立派“捍卫”（“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1967年8至9月期间，在大同、阳泉、忻州、晋南等地均发生激烈武斗事件。大同的“好派”掌权后，抓捕“糟派”人员，于8月13日将“糟派”围困到体育场，导致武斗。9月13日部分逃出来的“糟派”又被围困在第一小学。9月20日由于“好派”的“红总司”播音员郭凤兰被害，该派认为是对方“红三司”所为，两派在大同宾馆发生械斗。
阳泉“三一六夺权”后，在军队支持下，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成立“大联合”组织。但是不久，从这个“大联合”中分裂出一个“六二八风暴”，后来加入了“红总站”，剩余部分仍称“大联合”。1967年8月8日，“六二八”到体育场参加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大会后，分乘一百余辆汽车到矿区游行，遭到“大联合”拦截。双方从当天下午对峙到次日凌晨，最终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人数达1.2万人，使用钢筋、钢管打造的长矛等武器，打死3人，打伤200余人。此后，“红总站”控制了市区，“大联合”控制了矿区。生产全面停顿。9月12日，“红总站”护送部分“六二八”成员返回矿区，又与“大联合”发生大型武斗。双方参与6000多人，使用了枪支，打死1人，数十人伤残。“大联合”部分成员被迫撤离，矿区所属各矿全部停产。

九五事件

早在“七月会议”前，太原“红总站”就开始对“红联站”的基层组织进行打、砸。6月20日晚，“决死纵队”对党校“东方红”打、砸，打伤多人。6月21日，他们又打、砸会计学校“井冈山”，抓走几名学生。7月21日“决死纵队”攻打山西大学“八八”，打伤百余人。“七月会议”后，他们企图搞垮“红联站”所有基层组织，武斗升级，几乎每天都发生严重武斗事件，许多“红联站”基层组织被摧垮，人员被赶出。
7月26日，“红总站”组织3万余人围困太原重型机械厂“东野”据点，甚至航校的飞机都出动助阵。但是“红联站”所属“东野”的武斗专业队“九九支队”训练有素，讲究战术，将进攻者打得仓惶而逃，进攻失败。此战双方死十余人，伤百余人。事件使刘格平大为震惊，不甘心失败，遂重新组织队伍，打造武器，召集十余万人拟再次进攻。但是太重“东野”方面探知消息，提前转移，使进攻者扑空。
从3月起的一系列事件中，刘格平一方虽在武力上占优势且有中央支持，但在舆论上输了理。太原市一般市民很容易看出谁是谁非，因而普遍同情、支持“红联站”。他们跟在“红联站”游行队伍后面为其壮大声势，对“红总站”的游行队伍则起哄、扔砖头。他们在武斗事件中为“红联站”站脚助威，甚至直接参战，被称为“马路兵团”，对“红联站”帮助很大。甚至有些人，在单位上是“红总站”的，下了班就变成“红联站”的了。一位旁观者说：“那年就是这样，中央文革甚至毛老人家都表态了，群众却不买账。1966年文革初期的那种不假思索的崇拜和狂热，这个时候降温了，群众的政治态度有自己思考的迹象了。围观的群众乃至大部分关注的市民舆论倾向红联站。”
太原十中也是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当时属于“红联站”的“七一战斗队”在校内占优势，又因为地点位于省革委对门，成为“红联站”的重要据点和宣传阵地。“七月会议”以后，一些学校和单位的“红联站”人员被赶出后也聚集在这块根据地，总共400来人。刘格平早就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拟派“决死纵队”出面予以歼灭。而“七一战斗队”方面也做了充分的应战准备。“决死纵队”方面曾先后两次袭击这一据点都没有成功。
经省革委会精心准备后，9月4日晚上，“决死纵队”派人进入学校企图偷袭，被发现赶了出去，并被俘虏数人。5日借口学校打砸了省革委的汽车、冲击革委会，派遣几万人包围十中，又以省革委会名义要求对方投降。6日凌晨开始进攻，并使用炸药炸楼。守楼方向下抛掷砖头石块还击。久攻不下之后，突然一排枪声响起，楼内学校初中一年级女生孟玲玲和太钢工人李成义当场中枪毙命，几十人受伤。守楼的“红联站”负责人觉得这样下去牺牲太大，决定派代表团谈判。可是派出的十几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达革委会后，被训斥了一顿后即被隔离审查。楼内的人员被解放军带出，后来学生多被释放，一些领导和校外人员被拘留，遭到残酷迫害。
凡事情做过了头，必向反面转化，“九五事件”实为“红总站”从盛到衰的转折点。“红联站”利用哀兵必胜的道理，很快掀起宣传攻势，控诉“决死纵队”在“九五事件”中的暴行，很大程度上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首都红代会和各省市造反派组织驻晋代表也发表声明，谴责“九五事件”是反革命镇压事件。在“红联站”内部，也对过去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检讨，将总负责人换成重机学院的张珉，以及两位工人代表赵凤岐、魏润福，并积极组织能战斗的工人队伍。
而主要社会背景是全国大局势发生转折性变化。“揪军内一小撮”被批判，王力、关锋被逮。首先受连累遭殃的是劳模解悦，因为解悦可以说是关锋树立的典型。解悦被批斗，当然又牵连到“红总站”。
而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事件是“兵团”的转向。“兵团”所依仗的老干部袁振在领导层内本来和刘格平不是一条心，在新的形势下，他看准时机，及时改变了立场，对“兵团”有很大影响。9月5日当天，“兵团”也曾出动兵力抵达现场，但是没看到什么冲击革委会的“反革命事件”就撤回了，所以没参加对十中的围攻。事后“兵团”领导人领悟到要及时和开枪杀人的“红总站”划清界限。9月7日“兵团”总部召集太原所有所属，以及晋中、忻县分支队伍举行检阅，显示自己的力量。刘灏在大会上发表讲演，谴责“九五事件”是杨承效一手策划的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武斗事件，是刘格平操纵的企图破坏“七月会议”纪要的大阴谋，一定要彻底揭露这一事件真相，将文革进行到底。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中央文革对山西核心小组关于“九五事件”的报告作出批示，支持刘格平正确处理“九五”反革命暴动事件。这使得“兵团”很被动，连夜开会，于9月8日发表“严正声明”，表示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支持刘格平政委，“红联站”头头必须低头认罪。这个大转弯被“红总站”和“红联站”看在眼中，都骂“兵团”投机。这也说明，在文革的这个阶段，所有群众组织都在揣摩中央的态度，在夹缝里求生存和发展。
但是“兵团”仍然显示其独立性。他们不好直接攻击刘格平，就在9月18、19日，由其下属组织贴出大标语攻击丁磊。刘格平也在不同场合下公开与袁振的矛盾。到了11月，其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兵团”原来主要是个学生组织，而且主要由中学生组成。但是“七月会议”后开始发展工人队伍，“九五事件”以后进一步扩军，于11月8日成立“兵团职工总司令部”（“兵团工总司”）。这使得在实力上形成省城鼎足而立的三大派组织。
由于“兵团”和“红总站”分家，山西政治版图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兵团工总司”甫成立，就于12月3至4日和“决死纵队”在太原的并州饭店干了一仗，并且打死了人。对于这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众说纷纭，细节已不易考。但是“兵团工总司”在基层和“决死纵队”矛盾甚大，可能是根本的原因。自此事件后，本来多年合作的“兵团”和“决死纵队”成为冤家对头，双方下属组织也纷纷表态站队。
在晋中地区，一些“晋中总司”观点组织也参加了“兵团”。在阳泉，为寻求外界支持，市区和矿区的“大联合”也和省城“兵团”挂钩，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阳泉总团”，简称“兵总团”。12月20至22日，“兵总团”和“红总站”及其附属组织“六二八”在晋东化工厂、桃河大桥、矿务局砖厂、一矿、三矿等几个地方爆发大型武斗。双方使用步枪、手雷、火箭筒等武器，打死22人，打伤200余人，许多建筑和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此后，“红总站”成员纷纷撤离到昔阳等地，阳泉被“兵团”一派的“大联合”控制。

12月会议

1967年11月28日至12月26日，中央再次召开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称为“12月会议”。和往次不同，这次会议仅邀请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和革委会副主任参加，群众组织代表未与会，标志着群众组织即将退出政治舞台。
会议仍由康生主持，他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刘格平不执行中央指示、支一派压一派，为“九五事件”翻了案。会议最重要的举措是成立新的山西省支左小组，由69军副军长谢振华为组长、69军政委曹中南为第一副组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为第二副组长。这就为谢振华主宰山西开辟了道路。69军的名义军长是1949年绥远起义的国军将领董其武。
中央这样做，自然有全国形势的背景。就山西而言，刘格平制造的“九五事件”不得人心也是直接因素。而且，在前段时间里，刘格平夫人丁磊不识时务，干了两件蠢事。一件是指使“红总站”的“永红司令部”（由“太工永红”发展而成）出了一本歌颂刘格平的小册子《踏遍青山人未老》，除赞扬刘格平的光辉形象和业绩外，还顺便夸奖了丁磊。这本书在省内广泛发行，遭到对立派“红联站”和“兵团”的攻击和嘲笑，讥讽刘格平为“刘未老”。丁磊此举也引起中央的反感，结果与初衷适得其反。丁磊做的另一蠢事是在江青9月5日讲话后，丁仍不识时务地提出“依靠025、027、8731，团结4642，斗争山西军区”的政治路线。其中025是空军第十航校，027是十二航校，8731是后勤部队，4642是69军。这被认为是明显的“反军宣言”，立刻遭到反对派的批判。在中央看来，是典型的“五一六”思潮，在“12月会议”上遭到康生的严厉驳斥。会议期间，山西省核心小组在谢振华主持下，制订了稳定山西局面的15条措施。其中主要有：抽调三大派组织头头500人到北京办学习班，以和他们的组织脱钩。在省内收缴枪支弹药。派遣军队干部5000人到各地实行军管。
康生本来力挺刘格平，“七月会议”所讲的话言犹在耳，这次突然翻脸，是否有更深刻的原因？文革期间，原来山东根据地的几位文革前因右倾遭到批判的干部走了红，如山东的王效禹、中央党校的李广文、云南的赵健民，再就是山西的刘格平。但是从1967年开始先后背运，最终被打倒。这个过程，也就是老干部逐渐复出，对文革前的一些事情从否定到逐渐肯定的过程。
“12月会议”后，在北京的解放军后勤学院召开山西两派头头的学习班，签订了两派组织联合的协议书，但是实际没起任何作用。更厉害的武斗事件发生在晋东南。

五、晋东南的血与火

“红字号”和“联字号”

1967年4月起，晋东南的南五县就开始形成两派。5月30日高平县两派在县城辩论时发生扭打，武斗之风迅速传播各地。全区各群众组织也积极与省城“红联站”、“红总站”挂钩，寻求支持。5月在长治，反夺权派两次在军分区门口静坐，要求给王尚志开追悼会。7月18日夜，淮海机械厂“大联合总部”工人队伍路经军分区附近，有人被扔出的砖头砸伤，于是他们在军分区门口静坐抗议。该厂有工人万余人，绝大多数属于反对“一·二五夺权”组织的，本来对军分区就有意见，这次借此机会，大批人员涌来加入，也有许多市民参加，总达2000多人。他们要求交出凶手，要求军分区司令武天明接见。经几天静坐示威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在7月21日，这些参加组织和人员联合成立“华北地区为王尚志同志复仇造反大军”，后改为“晋东南红色造反大联合总部”（“红大”），俗称“红字号”。
一开始还是赤手空拳的搏斗，多是“红字号”冲击军队人员主导的专政委员会，抢整群众的“黑材料”。例如7月20日沁源县“红源兵团”头头李沁泽率部冲击县武装部控制的专政委员会，在搏斗中被俘遭受拷打。为解救李沁泽，该县“红字号”到太原把在那里开会的县武装部政委燕相珍抓来，交换了李沁泽。燕相珍在释放后不久因受伤死去。
就在7月21日，又发生“医专事件”。长治的晋东南医学专科学校坐落在军分区附近。该校拥护“一·二五夺权”的“医专文革”通过广播谩骂在军分区门口静坐的群众，发生冲突后抓了几个人，引起刚成立的“大军”立即涌到医专发动进攻，造成长治市第一次重大武斗事件。事情闹大以后，武天明司令员终于接见了静坐的群众，发表了讲话，表示拥护刘格平。静坐群众，主要是淮海厂的工人才撤回，为期四天的静坐结束。
伴随这一事件的插曲是军分区将劳模李顺达抬了出来，叫他支持军分区。李顺达起初的态度很犹豫，但是最后还是站在军分区一边。8月4日他在长治钢铁厂讲话，公开了核心小组内部的矛盾，批评程首创，强调了“一·二五夺权”的正确性，表明了他的立场，为他以后遇到的麻烦起了个头。
“医专事件”以后，军分区针对“红字号”的“大军”，将一些已经归口的单位组织找了出来，在7月29日成立“太行工人红色造反大联合总司令部”（“红总司”）。两天后，同一派人员又成立“长治工人造反联合总司令部”（“总司”）。后来他们联合成立“晋东南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捍卫红色政权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俗称“联字号”。这就是晋东南两大派的来历。
“联字号”主要根据地是红星机械厂，即后来的惠丰机械厂。此外还有长治钢铁厂等单位。“红字号”的主要成员单位是淮海机械厂，此外还有太行锯条厂、潞安矿务局等单位，规模略小。双方的武斗主力都是工人，而且有很多复转军人参与并成为骨干。至于武器，这些厂子本来就是国防工厂，而且支持他们的军队也送给他们现代化武器，在战斗中甚至直接参与和指挥。而且，像长治市商业局、交通局这样的单位均设有武装部。例如10月11日，商业局武装部被抢步枪37支、机枪2挺、火箭筒2支。这就为以后大规模战争提供了足够的装备。
和太原市内的“马路兵团”支持“红联站”不同，长治市的“马路兵团”支持“红字号”，甚至成为“红字号”中不可小觑的武斗队伍。其首领叫侯小根，是个搬运工。1968年1月5日，“红字号”方面王宗裕老师被“联字号”抓捕拷打致死，双方发生武斗，各有一人死亡。侯小根参与此次武斗，在“红字号”垮台后被逮捕处死。
在南五县，7月30日高平两派发生冲突，数十人受伤。以后“联字号”的“总司”退出县城。8月20日沁水县城也被“红字号”占领。晋城县的两派也从城内打到城郊。8月26日，高平县“总司”、“联总”两派武斗，打死7人，伤360多人，“联字号”败北。此战后，开始使用枪支甚至大炮，局势开始出现转折。阳城县在9月17-24日两派进行了持续一周的武斗，最终被“联字号”占据。此后南五县中晋城、阳城、陵川被“联字号”控制。
在长治，8月24日长治北站武斗，打响了“太行山上第一枪”。“红字号”进攻长治北的“联字号”“五四兵团”，遭到枪击败北。10月14至15日“联字号”发动几千人进攻太行锯条厂，攻占后退去。 到了12月中旬，长治城内水、电、交通、通讯设备相继遭到破坏而中断。16日市内交通中断。25日银行停业。27日煤炭停止供应。1968年1月2日全市停水并大面积停电。1月6日长治通往外地长途电话中断。一场大战即将来临。

长治“一·一六事件”

1967年8月11日，刚从太原返回长治的程首创在军分区被“联字号”绑架并被囚禁至14日。之后根据刘格平命令，他由海字0115师保护起来，后来又转移到淮海厂。8月29日，山西省核心小组根据“七月会议”精神，制订了关于晋东南问题的“七条”，明确指出要支持程首创的工作。10月刘格平亲临晋东南落实“七条”。但是“联字号”不服，在军分区支持下提出程首创的历史问题对其发起攻击。到了12月，两派冲突开始使用枪支、手榴弹甚至大炮，武斗升级。
1968年1月，为解决晋东南问题，省里召集晋东南革委会及军分区领导人到太原开会，程首创被排除在外。1月11日，通过关于晋东南的“八条意见”，内容对“联字号”有利。有人认为原因是“联字号”运了一个大炸弹摆在会议桌上作为“红字号”武斗的证据，其实“红字号”的命运早在“12月会议”上就决定了，但是以后的“一·一六事件”加速了这一过程。
“一·一六事件”前，长治两派战斗正酣。“红字号”连日攻打军分区附近的晋东南医专，15日发射炮弹并出动坦克。军分区领导亲临“联字号”阵地慰问，并派一连兵力摘掉领章帽徽参加战斗。
太原会议结束后，因为担心代表们返回路上不安全，69军和省军区各派一个连武装护送。代表团主要成员有晋东南核心小组副组长李顺达、贾茂亭、常三毛、李世源，以及军分区领导，还有家属和随从人员，由晋东南军分区副司令李英奎率领，乘20多辆汽车，于1月16日上午启程。但是“红字号”在省城的耳目早已探听到车队出发消息，并由空军学校协助，派飞机将他们在省城人员，包括海军一位首长先一步飞回长治准备拦截。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调动了主力部队外加外部援助，给返程车队设置了陷阱。
当日傍晚，车队抵达长治北郊长治钢铁厂处，李英奎决定立即进城。“红字号”将一辆破汽车摆在马路中间挡住去路，并用大喇叭广播，要求车队停止前进，退出戒严区域。面对这种形势，李英奎下令冲过去。当即前面车辆冲了过去，但此刻一声爆炸后枪声大作，500多“红字号”战士猛烈开火封锁了道路。结果只有前面的69军的六辆军车冲了过去，包括李英奎的指挥车。后面大轿车上人员，包括晋东南军政要员在内的105人全部被俘。最后的省军区车队，则令他们暂住海军0115师处，于次日返回。
“红字号”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大获全胜。他们本想像“联字号”对抗“七条”那样对抗“八条”，但是没想到，时候不同了，结果惹下了大祸，拘留的人质也成了烫手的山芋。实际上，“联字号”绑架地区革委会主任程首创也是很恶劣的事件，但究竟是局部事件，知道的人少。而这次涉及全国劳模李顺达和军分区一些领导，造成惊天大案。因为“首都赴晋大队”的邢晓光也在其内，蒯大富还为此专门给陈永贵打了电话，要求将邢释放。
在太原通往长治的公路上，2月11日又发生战事，但属于“联字号”内部的误伤。当时省军区派遣两辆军车满载药品和医疗队从太原开往长治。长治方面的69军也派一个野战排从南往北迎接医疗队。但是69军车队路经沁县和“联字号”四县联防民兵发生误会，相互开枪，双方各有人受伤。三辆军车冲过去，和太原来的两辆医疗车汇合时，民兵追兵赶到，双方射击，五辆军车逃回太原。冲突中69军两位战士和一位搭车的女学生身亡，民兵方面战死六人。

野战军的进驻和围剿

军队是文革时期保证稳定的最后一张王牌。在文革中调动正规部队解决群众组织武斗的事件频出，曾发生在安徽、江西、黑龙江、河北、宁夏、陕西等地。但在晋东南事件中，出动部队的规模和战斗激烈的程度都是空前未有的。这起军队直接围剿武装群众组织的重大事件在正史中罕有记载，只在作家赵瑜未刊的《牺牲者》一书中有所透露：“在山西，在长治，在太行山上，地方部队和后来开进的野战部队多次参加了武斗战事。有时公开，有时隐蔽，有时攻击，有时指挥，有时穿军装，有时换便服。这便是文革大战中的军民关系了。” 这样的事情勿怪正史无法记载了。
这一罕见事件的大背景就是从1967年8月以来，特别忌讳全国造反派的跨省联合，以至于有“北航黑会”之说。而在此时期，山西各地区的“红总站”系统联成一体，互相支援。内蒙、雁北的人来晋东南支持程首创。河北的“狂派”、陕西的“红工机”也来山西助阵。而武汉的“钢二司”则派武装人员到河北的保定、邯郸参与武斗，开枪伤人。锦州的“糟派”则援助唐山的“矿派”。晋东南“联字号”则以河南“二七公社”为靠山。小背景则是毗邻的河北、山西两省局势。1967年12月底到1968年初陈伯达的河北之行，一路发表谈话支一派压一派，压垮了整个河北省的造反派，并直接导致了唐山的三大冤案，以及惨烈的邯郸地区磁县事件和邱县事件。其中2月9日的磁县事件类似晋东南事件，军方出动了两个团的兵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造反派，造成军民严重伤亡，但较山西省的事件规模小一些。后来在晋东南的“清队”中，陵川县的“联字号”特地来石家庄学习“刮12级台风”的经验。
所以，陈伯达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北京军区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67年2月调往山西的69军原驻保定，也曾参与河北省的“二月镇反”。1968年1月25日，北京军区为解决山西问题召开党委会，陈伯达在会上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了话。
1月19日，省革委会向晋东南拍发特急电报，要求“红字号”放人，交回抢夺武器。1月26日，省核心小组又提出解决晋东南问题的“六条措施”。2月3日省革委会再次发布“紧急通令”，语气更加严厉。2月4日，省革委会和核心小组联名发表《给晋东南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在1月26日省革委会的“六条措施”中，最重要的第六条是“中央指示派一部分解放军进入晋东南地区支左，处理上述事件”。1月28日，此文件经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批示。27日北京军区所属三支部队进军晋东南。一支是69军肖选进副军长率领的一个团，一支是工程兵一个营由内蒙和大同方向开进，另一支是一个炮兵团由石家庄方向开进。再加上原来晋东南地区一个独立团，总共三个团一个营的兵力。
但是此时晋东南的局势已经难以控制。“到1968年元月和2月，军民冲突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惨烈程度。军分区和各县乡武装部，满含着对‘敌人’的仇恨，亲自上阵剿灭红字号，红字号组织反过来向军队发起了更大攻击。”
2月4日，晋城两派群众武斗中，“联字号”的“地二八”进攻“红字号”的“红二八”的最后据点四新矿。“红二八”在撤退之前，用炸药炸毁了四新矿的屏障、南北两座邮电大楼，造成经济损失40多万元，晋城的邮政、电信完全中断。2月25日在武装部和民兵参与下，四新矿被“联字号”攻下。也在2月4日，“红字号”的大本营、长治淮海机械厂发生大爆炸，当场炸死42人，重伤42人。此事件震动中央，周恩来随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决定立即派遣第二批部队进驻晋东南，并用飞机到当地撒放对于“红字号”最后通牒的传单。
这第二批兵力包括两大军区5个军的番号：武汉军区1军1师两个团、北京军区高炮61师三个团、63军一部、69军一部、工程兵一部、省独立师一部、军分区独立团等。
1968年2月17日，中央发布《通知》云：“为了尽快解决长治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指定由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肖选进同志带领部队前往长治地区担任支左任务，并负责主持两派进行谈判。”
2月7日至17日，“晋东南地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调集襄垣、潞城、平顺、屯留、长子、武乡等7县民兵约7000余人，向长治市内“红字号”组织发动总攻击。武斗中除使用步枪、轻重机枪、手榴弹等一般性武器外，还动用了130火箭炮、75无后坐力炮和40火箭筒等重型武器。14日，医专教学大楼遭炮击，楼内教学仪器全部被毁，经济损失约150余万元。15日，晋东南药材公司批发部门市部被40火箭筒击中，6间房屋、7间货棚被烧，室内存放的12万余元药品被毁。17日，长治面粉厂被120炮击中起火，烧毁小麦200万公斤，玉米1.5万公斤。这次武斗持续近半个月，直至中央17日下发制止武斗通知后，在部队的强制干预下，各县民兵才陆续撤出长治返回本地。武斗中，死亡17人，伤80多人。这几起损毁国家财产事件，真相已不可考，事后都把罪责推到“红字号”方面，将多人判刑，三人被枪毙。
2月12日，晋东南军分区组织晋城、阳城、陵川、沁水、长子县的5000余名民兵，在高平“联总”的配合下，分数路进入高平境内，展开大规模武斗，这就是所谓的“五县剿匪”。2月27日5县的民兵相继撤回本县后，高平两派组织继续武斗，持续到3月17日，共有42人在战斗中丧生，1人自杀，致伤残者达1000余人。事后对“红字号”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把168000余人说成是土匪，把2711人列为大、小坏头头，制造了晋东南地区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
作家赵瑜说：“我在《牺牲者》的采写过程中，收集到的对晋东南地区的武斗伤亡人数估计是两万人。死亡人数，在四千到五千之间。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当时晋东南地区的总人口是三百万。”
这场血腥战争成为一代、甚至两三代人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一些作者采用更不一般的形式表达它对自己灵魂的触动。柴然的叙事长诗《死无葬身之地》 叙述了陵川县“联字号”围剿“红字号”，“红字号”退守硫磺矿、吉祥寺等地据守，终被歼灭，作者父亲被对方打死的故事。

六、从刘张时代到谢曹时代

“红总站”的攻势

晋东南战事结束，“红字号”全面溃败，支持“红字号”的刘格平声望降低，但整个山西省的局势并不平静。“红字号”武斗人员流落晋中、晋南等地，参与当地的“红总站”一派，增强了他们的力量。1968年2月，中央召集山西各派领导人在北京办封闭式的学习班，为期半年。但是这些代表总有办法与家里秘密联系并指挥，学习班对制止武斗没产生什么作用。3月24日北京发生“杨余傅事件”，中央提出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口号。这一事件有针对“华北山头”的意图，北京军区遭到质疑。4月9日中央领导人专门接见了69军干部，针对山西局势作出指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反对打倒刘格平。林彪说：“在山西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是错误的。中央态度很明显，支持革命委员会，有缺点也支持。军队要支持革命委员会，你们反对刘格平，反对陈永贵，实际上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中央支持刘格平，你们不支持？”
这些讲话肯定了刘格平、陈永贵，警告了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和69军，实际否定了山西支左，也鼓舞了“红总站”的士气，在太原、晋中、晋南等地转为攻势。他们在太原市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并查封了《山西日报》社。“1968年5月至7、8月，太原的气氛特别紧张，好多单位都修筑工事，拥有武器。两派的枪战经常发生，有的地方都路断人行。” 5月8日，“红总站”方面以“决死纵队”和“红太钢”为主力，进攻太原钢铁公司的“兵团工总司”主力之一的“新太钢”，“新太钢”遭到重大打击，数人战死。
在晋中，任井夫组织了脱产武装队伍，称为“晋中解放军”，有三个连的兵力。1968年4月10日，“晋中解放军”冲击离石监狱，解救了被监禁的群众组织负责人，4月24日又冲击了交城监狱。4月26日扩充到13县联军的“晋中解放军”联合“决死纵队”等组织上千人动用机枪、火炮围攻文水县交河峪水库的文水“红联”据点，打死“红联”17人，俘虏数十人。此役奠定了“红总站”在晋中西部的优势。 5月8日，13县联军和流落在外的中阳“八一”派1500多人开始攻打中阳县城。守城的“红司”派受到武装部支持，武装人员有五六百人。战斗持续两天，于5月9日攻克。双方死亡40余人。其中30余人死于战场，其余在被俘后处死。 6月21日，发生临县“红总司”拉救济粮车队被汾阳“指挥部”开枪截击事件，死14人。
1968年6月“晋中解放军”包围了“晋中总司”的最大据点、榆次的晋华纺织厂。6月19日“晋中解放军”会同“决死纵队”、晋东南“红字号”、阳泉“六二八”，以及“晋中总站”共3000多人开始进攻。战斗异常激烈，使用了各种先进武器，但由于“晋中总司”方面准备充足，有部队支持，最终未能攻克。
中央首长“四九讲话”和“五一六指示”后，军队影响减弱，各地，尤其是太原和晋中地区武斗频繁，生产下降，社会秩序混乱。省核心小组报请中央从省内调几支部队到太原地区维持秩序，但效果不大。5月26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接见参加全国煤炭会议直属矿和地方矿代表时，阳泉“六二八”代表梁宝贵指责军队不支持造反派，遭到江青、周恩来、康生的“严厉批评”，被指责为“坏人”。6月17日，周恩来等接见煤炭会议山西代表和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时又说了69军的好话，批评了阳泉核心小组成员、“红总站”的安克，以平衡局面。这些讲话的直接结果就是阳泉的“六二八”垮台，阳泉成了“大联合”的一家天下。 在军分区支持下，“晋中总司”乘机发动攻势，收复失地。之后，省核心小组和军方竭力促进山西两派组织的联合，为各地成立革委会创造条件。

“九大”后战火复燃

1968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斗争对象已不再是“走资派”，而是“牛鬼蛇神”和部分造反派。针对广西和陕西的混乱形势，7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制止武斗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7月28日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宣告学生造反派退出历史舞台，以及文革群众运动阶段的结束。9月山西省在北京办的学习班结束，三大群众组织开始“大联合”，名义上实现倒旗。9月5日，新疆、西藏两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为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做了准备。
在山西省，也经历了这些过程。原有的派性组织解散，成立各种代表会议。高校学生毕业分配到各地。1968年8月10日山西省革委会发布给“红联站”“九五事件”平反的公告。之后各地区各单位均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晋中、晋南实现两派“对等掌权”，局势相对平稳了一段时间。但是，与学生组织占主导地位的其他省市不同，山西省的工人组织深度介入文革并成为主力。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带有派性，权威性不强。在两派势力都很强大情况下，“清理阶级队伍”也不可能将一派完全压服，当然晋东南例外。
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又把“二月逆流”那几位老帅批了一顿。也许与此有关，“红总站”首先发难，因为他们在各级政权中处于弱势，感到受压抑。12月15日原来太原“红总站”的成员以“太原工人”名义召集三万人游行，反击“二月逆流”。此后，原“红总站”一些学生组织成员也打出“太原红卫兵”旗号，不再服从驻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
1969年1月3日，原“决死纵队”的杨承孝和郝廷云等开会，策划恢复“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月5日这个“总指挥部”发布“誓师宣言”，接过反击“二月逆流”的口号，号召进行“第三次革命”。但是这一行动仅是“红总站”少数人的行为。该组织多数成员都意识到这种行为不合时宜，致使这个“总指挥部”存在两天就解散了，并宣布撤销“宣言”。但是从1969年1月到3月，在太原等地战火重起，发生数起武斗伤人事件。中央不得不在3月办起第三次山西问题学习班，但效果不佳，这次动乱集中在晋中和晋南。
晋中西部的交城、文水、汾阳已在1968年被“红联站”的“晋中总司”收复。“红总站”的“晋中总站”则固守平遥。双方争夺靠南的介休、离石等县。1968年12月21日介休“晋中总站”的“批挖站”（“批刘邓挖二三线联络总站”）包围“晋中总司”的“兵团”驻地，打伤多人。23日“批挖站”联络平遥、汾阳同派砸了介休县革委会，将其驱赶在外，自己成立了单方面的革委会。但“兵团”方面仍然占据着介休县的汾西矿务局大楼。
1969年3月9日，介休“批挖站”联合汾阳、平遥、离石同派人员共千余人袭击介休郊区的县革委会，迫使革委会退入山区。3月10日流落在外的平遥“总司”为防止平遥“总站”袭击汾阳，烧毁了汾河上的公路大桥。4月2日介休“批挖站”为庆祝中共“九大”开幕举行游行，路经汾西矿务局时遭到枪击，当场死23人。后“批挖站”方面集中兵力围攻汾西矿务局，守卫大楼的“兵团”方面阵亡30余人，余部撤往山区。
5月11日，榆次“专建指挥部”发动介休、平遥、太谷、汾阳、文水、交城的武装人员围攻榆次“一把火”（即原来的“晋中总站”）据点，此役死24人，伤数百人。“一把火”退至太谷。6月5日和26日双方又在太谷作战，死伤多人。
5月21日，介休“兵团”联合平遥、汾阳、孝义、灵石四县武装人员数千人围攻介休，在陈永贵调停下停火，但次日“批挖站”突然反攻，“总司”方面损失惨重，直到“七二三布告”后才能返回。6月26日，太谷“总站”方面人员帮助麦收车辆在孟高庄遭到“总司”武斗队截击，被打死12人。
在晋南的两派中，先夺权的“一·二六”派有造反派的属性。 “二月镇反”以后，在临汾搞教改的北师大学生也曾在地革委静坐声援“一·二六”派。
夺权并成立革委会的“三一八”派上有省“红总站”的支持，下有军分区和各县武装部的帮助，对各地“一·二六”派实施镇压。而1967年3月调进临汾的69军207师支持被镇压的“一·二六”派。1968年10月地区革委会成立，革委会主任换成207师副师长吕树品，“一·二六”派聚集到临汾，在临汾占有绝对优势，在外县，只在浮山、洪洞占优势。两派各有靠山，武斗开始并迅速升级。12月13日，浮山县派遣300余武装人员到临汾配合临汾“一·二六”派攻打党校。“一·二六”派死亡18人，“三一八”派死亡3人。
“三一八”派成立八县联合总司令部，总司令是临猗县劳模王传河。他们以南八县为根据地，逐渐北推，占领了侯马、曲沃、襄汾、洪洞、霍县等地。1969年4月29日“三一八”派武斗队从临汾撤到襄汾，在侯马新建革委会。他们将总部驻扎在侯马，将前线指挥部设在襄汾，调集他们控制的各县力量，于1969年6月包围了临汾，向城里“一·二六”派控制区开炮。面临危局，“一·二六”派也于5月28日抢了临汾军分区的枪械库内大批轻重武器武装自己。
当时 “三一八”派占优势各县派遣武装人员支援临汾。例如曲沃县在1968年5月，“县革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织420名干部、工人参加专业武斗队，到临汾参加武斗。并组织80人在‘后方’非法抄、抓。同时勒令平阳机械厂等9厂联合制造土坦克、装甲车各1辆，大炮、机关炮32门，各种枪械369支，炮弹4651发，手榴弹4万余枚，地雷1267颗。”
当时临汾城里“一·二六”派在展览馆设指挥部。与之相邻的一中也是重要据点。1968年6月30日夜，“三一八”派通过军分区秘密将大批武斗人员和武器运进城内，并占领了展览馆对面的地区革委会大楼。黎明时，他们从地革委大楼的五楼工事突然向展览馆射击，造成很大伤亡。早8时，“一·二六”派弄清情况，调兵包围进攻地革委大楼。他们动用了所有武器，包括土坦克，最后使用几十吨炸药将大楼炸塌。此役双方各死亡数十人，“三一八”最终未将临汾攻下。
这次临汾战斗之前，晋南地区交通动脉南同蒲铁路即已中断。从1969年4月起，铁路就经常遭到骚扰、冲击。铁路局于5月14日决定停开临汾以南客货列车，经努力开通了一个星期后又停运了。但是“三一八”派组织了一列称为“318次”的“派性列车”，南始运城北到襄汾，借以运送武器和人员。
正当“三一八”派准备8月1日再次攻打临汾时，“七二三布告”公布，军队于7月29日开进襄汾，及时制止了武斗。
这些事件震动中央，派飞机撒传单，并出动军队稳定局势。为消弭部队的派性，1969年5月，中央将晋中军分区与保定军分区互调，将晋中军分区下辖的20个县人民武装部也分别与保定军分区、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市、县人武部干部互调，同时将晋南军分区与邯郸军分区干部互调，晋南军分区下辖的20个县人武部也与邯郸军分区的部分县人民武装部的干部互调。

谢振华的整肃

在中共“九大”召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中央无法容忍山西省的乱局，决心下狠手整治，于1969年5月召集山西省核心小组到北京开会，决定处理山西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按照会议作出的决定和请求，中央发布专门针对山西省的“七二三布告”，即[69]41号文件，点名批判在太原、晋中、晋南部分地区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决心采取措施、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恢复社会秩序。在提出的八条措施中，明确指出撤销南同蒲路非法的“318次”列车。同日中央发出[69]42号文件提出解决山西问题的组织措施：调革委会主任刘格平和副主任张日清、袁振来京参加学习班，由谢振华任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主持革委会工作。此后，69军政委曹中南成为谢振华的主要助手。山西省从刘、张时代进入谢、曹时代，实际实行了军管。
谢、曹当政后，大力整治社会秩序，调动军队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派出大批部队人员进入学校机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原来的群众组织负责人遭到整肃。其中最严厉之举是处理了三派的头面人物：“决死纵队”的杨承孝、“兵团”的汤建中和“红总站”的郝廷云。其中杨承孝被判处死刑，汤建中被判处无期徒刑，郝廷云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在大乱的局面下，不开杀戒无法立威。而开杀戒就必须找一个倒霉的，就找到杨承孝头上。杨承孝肯定是有罪的，但很多事情不能由他一个人承担。汤建中是“兵团”的“高参”，因言论治罪，实际是为了体现“一碗水端平”而作为杨承孝的搭配。郝廷云则因为有攻击周恩来的“五一六”问题。
全省各地均采取有力措施并大开杀戒。据太谷一位参加过武斗的人说，7月30日“七二三布告”空投后，新换防的部队包围了所有武斗据点，封锁了全部进出城路口检查行人。“随后，我们被集中起来学习七二三布告，动员私藏武器的交给部队。半月后我们用不同方式返回原单位或学校，接着是被原单位原学校关起来，美名是学习班，半年后大部分被判刑，有十个左右被枪毙，其中最小的刚十九岁（后来基本都纠正平反）。”
“七二三布告”公布时，“红联站”方面正在组织队伍围攻平遥。布告公布后解围，“总司”的人回城，组建大联合的领导班子。按照布告精神进行公判，共枪毙了6个人。“总司”的王振山由于炸汾河大桥被判处死刑。他是文革前的县公安局长。 在介休，“批挖站”一至七把手均被判处死刑。
1969年国庆后，谢振华将在北京举办的学习班迁往石家庄，再加上山西新旧政权中的大小干部，总共8000人。一开始主要是“清队”。1970年国庆节前，中央突然宣布山西派性问题没有解决，要集中批判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和刘、袁的夫人，并规定了限制自由的“五不准”，被称为“干部集中营”，又持续了三个月。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在这里接受审查和批判，学习班还安排他们回太原当众亮相斗私批修，然后将他们下放到外地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
但是在经受了一段在基层的锻炼之后，谢振华又安排了原来三大派一些头面人物去当官，在派别上也保持平衡。例如任命“兵团”的刘少卿为省机械厅副厅长，“红联站”的李辅为省委调研室副主任，“红总站”的吴春久为省科委副主任。李辅于1973年挂职襄汾县委书记。“兵团”的刘灏，则被安排为太原市北郊区副主任，后又被任命为区委副书记。“红联站”的第一把手段立生被任命为清徐县革委会副主任，后又任命为县委副书记。“红总站”的司令黄锐庵则先后被任命为太原市北城区的革委会副主任和县委副书记。 这种有赏有罚的做法有利于局势的稳定，也使得这批在文革中涌现出来的年青干部有一个锻炼和表现的机会，在事实上回答了“造反派当官以后怎样”的问题。
再者，他们解放、启用了一批老干部。省级的王谦、王大任、武光汤、王中青等，地级的仝云、王绣锦、赵雨亭等都被解放并安排的工作。
“当时通过贯彻落实这两个文件山西局势得到平稳，是因为毛泽东下了最大的决心，彻底解决山西问题。然而平稳下面隐藏着暗流。这股暗流就是贯彻落实‘七二三布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一打三反’、‘清队’、‘清查五一六’等产生的许多冤假错案。因而，形成了对以谢振华、曹中南为核心掌控山西的第69军和省军区一种潜在威胁。”

从“清理阶级队伍”到“一打三反”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从1968年开始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如前所述，这个运动并没有消除派性，而且用派性对付派性。接着在1970年又开始“一打三反”运动。1971年开始清查“五一六”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比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红色恐怖’时期更加打击面大、更加阴暗恐怖、更加凶狠残酷、更加旷日持久，全国各地大屠杀触目惊心、比比皆是，并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三波自杀的最高峰。” 山西农学院动物科学系教授张龙志经数年劳改后，又被当作美国特务批斗，遭到反复折腾。1969年11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1970年1月15日被隔离审查，2月5日解除隔离后不久，2月16日“一打三反”运动又开始，4月16日到23日再次被隔离审查。1971年2月20日才算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在1970年他参加了5次太谷的“宽严大会”。
1968年工宣队进驻后，山西大学迁往昔阳，按系住在不同的村子里。上述三个运动在昔阳连续搞，再加上派性作怪，冤案层出不穷。在“一打三反”中，“学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就有265人；还有虽未被立案，但在各种场合受到批判斗争的教职工147人，两项共412人，占当时全校教职工的34.3％，有的系、部门竟高达60％。除此以外，还有100多名家属和学生被审查、批斗，很多人受到株连。仅仅所谓‘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一案，校内外被牵连受审查的就有100多人。在‘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8人被迫害致死，7人无辜坐牢，80人挨过打。”
继1966年太原天主教堂神甫被残酷批斗以后，在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1970年2月26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发布公告，判处“反动神父”郝鼐死刑，立即执行。听到这个噩耗后，次日主教李德华在狱中死亡。与郝鼐同时被枪决的还有同一教堂的“反动神甫”王世伟。另外还有两位郊区的青年人寇德普和阎发旺。他们于1967年3月组织“反革命集团”“前驱”，书写文章，印发文件。可惜他们的著作未能流传下来。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太原纺织厂的劳模解悦由于和关锋的关系，又一次挨整，被拘留审查了两年七个月。在太原纺织厂，原“红卫队”人员有151人被打为“五一六”分子。
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在晋中平定县，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超过文革的其他时期，多数是被罗织罪名的普通老百姓。1968年，两派武斗升级，“兵团”一派退避到乡下。1969年初，继“兵团”派的“贫协会”进城以后，县城再次发生武斗。在部队支持下，“兵团”渐占优势。造反派“红总站”被“兵团”打死3人，主动躲避到昔阳。1969年8月，被打出去的“红总站”800多人回到平定，在1969年11月开展的“清队”和1970年2月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斗争对象除了造反派以外，还有运动初期揪出的五类分子和牛鬼蛇神。文教卫生系统是“红总站”集中的地方，运动搞得特别残酷，还在平定中学制造了一个“投修叛国集团”。全县在革委会成立前的乱局中死了两个人，革委会成立后却非正常死亡150多人（官方统计是70多）。
1969年在太原市娄烦县制造了一个“三特分子”大冤案。所谓“三特分子”是指国民党、复兴社和新民会三位一体的反革命分子。全县从上到下有1136人被打成“三特分子”，被打死逼死132人，致伤致残60余人，牵连达万人。
在晋南蒲县，1968年“7月6日，蒲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此后，全县自上而下对所谓‘九种人’实行全面‘群众专政’，先后专政群众2500余人，其中，打死11人，被迫自杀14人，打伤致残77人。”
在晋南吉县，1970年3月15日至6月18日，以县核心小组、县武装部、部队“支左”人员为主，组成领导机构，将县直机关揭露出“有问题”的465名和公社363名干部、职工集中进行“隔离审查”、批斗。19日晚9时，县核心小组组织有“支左”部队参加的1000名骨干，采取统一行动，对459户干部、职工家属宿舍查抄。28日召开“一打三反”宽严大会。有3人免予处分，8人被判刑。8月20~26日，组织联合调查组调查城关等5公社在“五月专政”和“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65人的原因。
在晋东南，军队进剿以后，首先“刮十二级台风”，进行极其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运动中仅被逼自杀人员达到700余人，紧接着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阶段，借运动对一派群众继续死整，自杀人员又有200余人。两项相加，全区仅自杀者就达到近千人。例如在陵川的“清理阶级队伍”血腥杀戮中，由于党政军领导直接指挥，“在这个太行山巅的逼仄小县，一下子就暴死了至少139人，被毒打致残者达到258人，被游斗酷打者达到4800余人，受牵连遭迫害者达到8643人。史称‘十二级台风事件’。”
著名作家赵树理从文革一开始就遭到批判，先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后来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作家”，后来又扣上“大叛徒”的帽子。1967年被批斗，打断了肋骨。1969年在晋城“清队”时，被军宣队工宣队定为批斗对象。1970年省革委会向全省下达批斗“反动作家”赵树理的通知，在《山西日报》上批判了一年之久。9月17日在太原召开批斗大会，赵树理在会场体力不支而晕倒，于9月23日惨死。
在陈永贵的大寨，1970年掀起整“五种人”运动。这年8月，为筹备北方农业会议，纪登奎来到昔阳，他把“反大寨”的典型归结为“五种人”，即民主派、蜕化变质分子、走资派、坏人、老好人。于是陈永贵接过这个提法，拼凑了一些典型，推广了解决“五种人”的经验。很多干部遭到残酷迫害，一些人不堪折磨，病死或自杀身亡。 后来，山西省委又把这种经验推广到全省。
因为在山西，1968年武斗正酣，很多地区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于1969年甚至1970年初，和“一打三反”运动相衔接。这几场整人运动主要发生在谢、曹时代。在后来批判谢、曹时，也批判了在“清队”等运动中制造的冤案。所以，尽管他们主政时，比较注意到派别的平衡，维持社会的稳定，因而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是空前的，因而不能把他们作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七、王谦时代

《三上桃峰》事件

1973年8月中共举行“十大”。山西省的陈永贵、李顺达、韩英当选为中央委员，王体、王谦、谢振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十届中央全会上，陈永贵又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韩英、王体都是山西省劳模。
文革运动的整个大局已定。“但是，与1969年的中共九大相比，中共十大的召开，在民间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政治狂热。老百姓对‘文革’的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早就伴随着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失去了关注，当对报纸上依旧鼓吹的这些伟大意义和伟大胜利心存怀疑又不能说出口时，更多的平民百姓们，开始关注如何在贫穷中改善一下自个的生活了。在省城太原，女人们开始编网兜、编彩色塑料花门帘，男人们则开始想方设法弄点五合板、纤维板，琢磨着打个立柜、做套简易沙发，让家里变得稍稍舒适一点。中共山西省委在谢振华的领导下，继续稳定全省形势，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努力抓工农业生产，省城太原，也出现了自打‘文革’开始后，从未有过的文化活动。”
可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批判晋剧《三上桃峰》事件。1972年7月，新设立的吕梁地区搞文艺汇演，柳林县编了一出新晋剧《三上桃峰》。其题材出于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发生在河北省抚宁县的“一匹马”故事。这出晋剧原名“三下桃园”，主题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演出后获得普遍赞赏和领导肯定，被送到北京参加1974年1月举行的华北区文艺调演。但是到了北京，第一炮就没打响。1月27日彩排，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于会泳等观摩后提了一大堆意见，还都是技术性的。可是到了江青那里，批判就升了级。特别是这个戏涉及抚宁这个产生王光美“四清”桃园经验的地方，戏名里又带“桃”字，犯了大忌。另外，江青正在按毛泽东的意旨鼓动“批林批孔”运动，缺乏适当的靶子，正好有这个现成的材料送上门来，于是将其打成给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2月27日山西省晋剧团被赶回山西。28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给这出晋剧定了性，宣布了其罪状。可是，江青为了表示“对事不对人”，又调山西晋剧团进京。于3月8日演出了《龙江颂》，江青出席观看并予以肯定。
1974年3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山西省委汇报会，主要是批判谢振华。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开了三个多小时。主要批判内容一个是《三上桃峰》，一个是晋东南镇压造反派，一个是反对学大寨。3月下旬回到山西后，谢振华实际被罢了官，并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批判内容有三点：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批极左思潮和整陈永贵材料。会议开了60多天，谢振华给毛泽东写信做了检讨，毛批示“到此为止”。谢振华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仍接受批判。山西省委扩大会议以后，谢振华、曹中南调离山西，任命王谦为省委第一书记。山西历史上的谢、曹时代结束，开始了王谦时代。
这次批谢、曹，又挑起了派别之争。原来“红总站”的黄锐庵集中批判谢振华，而原来“兵团”、“红联站”一派的刘灏、段立生等不能反对批谢，就批第二把手王谦，说推出《三上桃峰》和用李顺达平衡陈永贵，谢振华当然要负责，可是你王谦干什么去了？但是原“太工红旗”的李青山和杨保明，则坚决拥护批谢。
全省开展批谢、曹活动。4月26日和6月25日，晋东南地委两次召开会议，揭批谢、曹，也结合晋东南情况批判武天明、常三毛。这一批判运动推动了“红字号”群众“申冤雪耻”浪潮，批判谢、曹和武天明的大字报又贴满街头。而“联字号”把火力集中到与谢、曹对立的“老走资派”王谦身上，说他向文革反攻倒算。长治地区又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9月4日，山西省委常委决定，对晋东南地委和革委会进行调整：免去晋东南地委书记、地委常委武天明等人职务，任命李顺达为晋东南地委书记、地革委会主任。

王谦落选事件

1974年四季度在推选四届人大代表时，山西政坛出现了一起意料之外的事件，就是王谦落选。出席这次大会的山西代表本来已经确定，但因谢振华出局而需补选一两名。这个名额，按照一般的逻辑和程序，以及中央意图，自然应落在王谦身上。
王谦在文革前是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在“一·一二夺权”后被打倒，1970年后逐渐复出，1973年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在“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成为山西省文革前主要领导干部复出的代表，在谢振华、曹中南离开山西后成为山西省的第一把手。复出后他主动靠拢陈永贵这棵大树，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积极批判谢曹路线，自然也得到原来群众组织“红总站”、“晋中总站”、晋东南“红字号”和晋南“三一八”派别人员的拥护。原“红联站”、“兵团”成员则采取不同立场。李青山等“红联站”元老级人物，因为一开始就对“一·一二夺权”有怀疑，和王谦关系比较融洽。后期“红联站”领导张珉等则采取激烈批判态度。
参加选举的省革委会委员和各地代表共200余人。其中造反派出身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余是复出的老干部、部队人员和劳模。原“红联站”的只有段立生等三人。但是王谦最后意外地落选了，十届中央委员、劳模韩英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据段立生叙述和分析，“红联站”并无有计划有组织的抵制，但是在老干部中，很多是在文革前受到压制的，并不拥护王谦。而军队干部由于批判谢、曹受到牵连，更是对王谦不感冒。至于劳模，则支持与否各半。这样就造成了王谦落选。
此事件惊动中央。王洪文批示道：“这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员的严重政治事件。”这确是罕见的历史事件，文革前和文革后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中央接受了这一选举结果，王谦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四届人大。但是段立生等为此事挨了整。

张赵集团

原“红联站”骨干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典范，既有较丰实的知识积累也有较深厚的社会阅历，在几年的政治风云激荡中得到充分的锻炼，较“红总站”那样的草根造反者有更高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林彪事件激发了他们更深入的思考。当时革命造反的大潮已过，派性斗争也稍为消停，一些活跃的人物的思想开始沉淀和凝聚，超越具体的政治斗争，转向更深入的社会问题，即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何在，出路又何在？原来的造反组织虽已解散，但那段“风雨同舟”的经历使得他们有基本的相互信任，提供了他们联合起来的组织保证。
所谓张赵集团的主要人物就是原“红联站”后期的领导者张珉和赵凤歧。张珉原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生，这时在太原化肥厂任技术员。赵凤歧是太原化肥厂工人。太原化肥厂的张耀明、罗建中也是该集团的重要人物，当然这集团也包含其他单位的一些成员。曾任“晋中总司”总司令的李兆田也属于他们这个集团，但参加活动较少。
他们的政治见解集中表现在张耀明1974年写的《论现状》一文。其主要论点是：“我党”目前采取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以阶级斗争理论主宰一切；在党的历史上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在农业上，学大寨不如机械化更起作用，不否认物质刺激的积极性，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应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干部；发扬党内民主。从这些内容看，显然是受了林彪集团的《“571”工程纪要》的影响。
和当时全国各地很多类似的理论学习小团体不同，他们有很明确的目的，就是不仅讨论理论，而且要组织反对派，进行了分工，而且加强对外联系。据说他们和北京方面有联系，受一个“中央二委”的领导，有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但此说几乎可以肯定为误传。
但是这些人缺乏地下工作的经验，轻信别人。他们所做的事逐渐暴露，特别是有组织这一点，使案情迅速升级，一直汇报到中央政治局。周恩来、江青、王洪文、华国锋均对此案有所批示，于是成为中央交办的大案，公安部也派员来山西督办。
1974年3月，王谦正式成为山西省第一把手，即开始抓此案。经长时间侦察，1975年8月，张珉、赵凤歧等人悉数被捕。正如天津的“中央革命委员会”案一样，因为要追出幕后主使者，这类案子不会很快结案，一直拖到文革结束。1976年文革结束后，此案反而升级。1977年清查“四人帮”，山西省委把张赵集团列为重点清查对象，由此受到牵连的竟达2000多人，被打成集团成员的有300多人。李兆田也在1976年11月被捕。1977年11月19日上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赵集团进行了宣判，以反革命罪判决张珉、赵风歧、罗建中死刑、张耀明无期徒刑，李兆田等多人判处有期徒刑。当时，王谦指示该案件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但是省高院负责人认为按中央精神，像张赵案这样重大的案件，应该由省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王谦只好同意。
于是案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当时，高院组成合议庭，对原卷和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核，并于1978年12月赴山西提审了张珉等12名被告人，对该案进行了认真核对。此时正逢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江华院长仔细审核并批准了合议庭的案情报告，于1979年1月23日致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指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应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等12人无罪。省委经讨论后，同意给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79年2月27日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王谦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宣布为张赵等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此案终于得到了结。
张赵集团当时的言行代表了当时人民普遍的心理，即反对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落实各项政策，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生活。他们认同党的纲领，宣称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自认为是党内一派，属于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所支持的“党内健康力量”，针对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这些认知类似于文革后中央对文革的定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和贵州“启蒙社”这样的草根组织有一定距离，但这些活动达到了体制内造反的高峰，为文革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资源。

“八二三事件”

1974年谢振华、曹中南被批判、调走后，山西原两派冲突再起。1975年5月22日，中央任命王谦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代替谢振华的位置。此时正处于邓小平整顿时期，首先抓铁路运输。因太原铁路局是老大难单位之一，铁道部长万里、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1974年任职的太原市委书记黄志刚动手解决太原铁路局的问题，对其领导班子做了一些调整。与此同时，大同市委也调整了另一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和兰州铁路局、徐州铁路局同时发生的问题相似，这些措施自然触动了敏感的派性问题。
1976年5月中旬，太原市委蒋守身等32名干部贴大字报，批评王、黄等把批谢、曹搞成批群众，再来一次“翻烙饼”。这一大字报影响很大，在太原市掀起炮轰王、黄的浪潮。
由于这次运动开展后生产秩序混乱，铁路运输不畅，煤炭生产下滑，中央要求山西切实解决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问题。6月26日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大同铁路分局的情况报告》。为落实中央文件精神，7月3日至8月21日，王谦、韩英赴大同，参加太原铁路局、大同机车车辆厂领导的学习班，用一个多月时间解决铁路运输的问题。王谦回太原后，省委决定8月23日召开太原铁路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上发生了后称“八二三事件”的暴力事件。
“在这一事件之前的1976年初，太原铁路局少数派性严重的头头进行秘密串连，和‘四人帮’直接挂钩，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联系实际’为名，妄图否定1975年整顿太原铁路局领导班子的成果，明目张胆地提出打倒万里、王谦、黄志刚等领导人。”
开会当天，太原铁路局原属于“兵团工总司”的“铁路红旗”一拨人，冲进会场，将王谦强行押上卡车，挂牌游行。最后他们把王谦送到省委大院，还要求省委人员写“收到王谦一名”收条，被拒绝。同时被游斗的还有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事件造成铁路一度堵塞，并造成全省各地一度混乱。省委报告中央后，于8月27日召开大会事件宣布中央指示，并责成公安机关对肇事人员予以处理。后来这几个领头闹事的都被判处了有期徒刑。由于当时王谦等开会研究生产问题，此举受到当时舆论的普遍谴责，文革后也未能翻身。
虽然此事件是少数人所为，但是也反映了当时山西两派仍大致处于均衡状态。这也是文革后王谦能延续其统治而不倒的因素之一。
再者，以“党内健康力量”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对立在山西划线是很不准确的。很难说大寨的陈永贵是中央文革那一头的。只能说他们都是极左，只是极左的内容有所不同。

文革结束后的反复

1976年10月事件发生后，山西省的王谦时代并没有结束。这在全国各省市中是少有的，原因应该与学大寨运动有关。由于学大寨是伟大领袖提出的，在文革后的华国锋当政时期，为了显示其执政的合法性，必须继续高举毛的旗帜。其一就是再次在全国掀起学大寨运动的高潮。另一方面，“四人帮”是耍笔杆子出身的，反对“唯生产力论”，提倡学大寨与批判“四人帮”不悖，当时所有中央领导在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都是一致的。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第一阶段在昔阳召开，第二阶段移到北京，后来称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出席的有邓小平、华国锋、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吴桂贤、李素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来自全国各地代表3700多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陈永贵致开幕词，邓小平作重要讲话，10月15日华国锋作了总结报告。10月19日大会闭幕。会后在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经华国锋亲自提议，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大寨会议，叶剑英主持，华国锋作了重要讲话。大寨仍为全国农业以及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在这一时期，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领导人先后到大寨参观，提高了大寨的威望，受陈永贵欣赏的一些干部得到提升。在这种形势下，和陈永贵一势的王谦自然也站稳了脚跟，并且开始整其对立面。所以，在山西，文革后的“揭批查”运动是和学大寨运动一起进行的，并以是否反大寨作为整对立面的借口。
在清查运动中，山西省的行动都比其他省市迅速。1976年12月1日，太原市12位重点人物被捕，包括牛发和、段立生、王清英、蒋守身、仝云等。同时省委机关也有一批对立派人物被捕。 王谦不但继续清查“反大寨”的人，并且继续清查“四五运动”和张赵集团，甚至继续批判谢曹路线。省委甚至宣判张赵集团三位主要人物死刑，幸亏省高院对此案予以拖延才救了他们的命。
这一时期在晋中发生岳增寿事件。岳增寿是平定县广播站工作人员，目睹陈永贵宗派势力在当地为非作歹、横行不法，多次上书中央申诉。事情起源于陈永贵等要为他们体系重要人物王金籽的胞兄、犯有强奸幼女等罪行被判处20年徒刑的王金魁翻案。这个案子平反后，还安排王金魁当了干部，而反对他翻案的人都受到打击。岳增寿从1974年到1976年几次上书中央揭发此事，继而反映了陈永贵和大寨弄虚作假等一系列问题。1976年10月后，这些信转回到平定县，经陈永贵批准，对岳增寿予以隔离，并于12月22日在大会上批斗，后被判处18年徒刑。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被提前释放，1979年2月正式释放。释放后，岳增寿到处贴大字报要求彻底平反，最后将大字报贴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这张大字报引起中央注意，指示山西方面解决，并派调查组前往。山西方面怕事情进一步扩大，被迫于1980年8月26日开大会对岳增寿案彻底平反，并对王金魁案恢复原判。
1976年《三上桃峰》事件后，谢、曹调离，但王谦与陈永贵合流，又由于发生张赵集团案、“八二三事件”，前“红联站”派依然受到压制。文革结束后，王谦以清查为名，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镇压，特别是在太原、晋中、晋南这些地区。在晋东南，从1975年开始，省委就着手解决这一地区的“派性”问题，并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换，但依然是“联字号”在各级掌权。
1976年10月后，这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红字号”翻了身。既然“联字号”一直掌权，什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自然没有“红字号”的事。“红字号现在是既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又是在正规的组织领导下向联字号大举反攻了!其势如雷霆万钧、排山倒海！” 但是当年的主事人武天明、李英奎等已调离，就主要由劳模李顺达承担这个罪责。1977年他落选中共十一大代表，并继而作为“反大寨”的代表受到批判。
“联字号”的人受到审查、批斗、逮捕。这自然有“红字号”报复的因素。这突出表现在当年被围剿的高平县，“战后，联字号军政大批抓捕城乡红字号成员，关押到集中营昼夜毒打。该县红字号被治罪者面积甚大，重点注册骨干多至2738人，定案为‘土匪’的群众竟达168462人。也就是说，太行山上一个县，一派将红字号17万人定了罪，编成档案多达19卷，枪决重判一大批人；待到1977年‘揭批清’时，王谦主政山西，烙饼又翻过来，1月12日至14日，三天时间，高平县突击抓捕王学科等联字号头头40人，重点清查1308人，6600多人被关押交待问题，种种罪名无法复述。” 这个数目大致与官方统计相符。“据初步统计，南5县约有近5000人在清查中被列为清查对象，因清查受牵连的普通党员干部及家属有数万之众。”

王谦时代的终结

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山西开始着手落实“四五事件”和文革中的一些冤案。1979年初，张赵集团案宣布平反。但是，尽管有中央的督促，王谦始终不肯为谢、曹案平反。经各方面多次反映王谦在山西的清查中另搞一套，中央于1980年10月决定调霍士廉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罗贵波于1978年12月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将王谦免职调出。1980年底，山西省委向中央打了为谢、曹案平反的报告，然后根据中央批示，在1981年1月召开大会正式为谢振华等人平了反，也否定了对《三上桃峰》的批判。
1983年2月中央再次调整山西省领导班子，任命李立功任省委书记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王森浩为省长，霍士廉为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李立功在文革前在山西省工作，文革期间调北京，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81年5月任山西省委常务书记。这次调整后，清查工作再次发生转折。
1982年，根据中央布置，山西省开始清查“三种人”运动。“三种人”概念是陈云提出的，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一运动实际是对造反派再一次清算。
在前一段运动中，山西省曾有一个“善终”工作，即纠正清查中的过火现象。但是这次又翻了过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第二年六、七月间，在山西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在清查中又开展善终工作（简称作‘清查善终工作’），纠正清查中的扩大化错误，为被清查错的了干部平反，但又发生平反面过宽的偏向，把‘文化大革命’中明显犯严重错误的，也不切合实际地平了反，这些问题在后来的清查‘三种人’工作中基本得到解决。” 原“红联站”领导、曾任清徐县委副书记段立生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他于1971年3月在清徐县插队时入了党，1976年以后被关押了3年。清徐县委于1980年将其定为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公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在罗贵波主持下开始纠偏。1982年5月，清徐县委发文，撤销原结论，恢复段的党籍和职务。但是，李立功来到山西以后，1984年6月，清徐县委又作出结论，维持1980年的定性，将其开除党籍。
和王谦领导的清查工作不同，这次清查再也不是“红总站”，或谢、曹势力对“红联站”的反攻倒算。两派中所有“造反起家”的人无一幸免，全都被清算。头面人物皆被算成“三种人”，党员开除党籍。
属于“红总站”派的劳模解悦在这一时期被整肃，回到原来车间。“‘四人帮’被粉碎后，解悦同志作为劳模代表，再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谁知没过多久，开始清查‘三种人’，解悦同志又成了清查对象。查来查去，直到1983年，也没查出什么，这才算是不了了之。不过，解悦这个劳模的名字，从此也就被人们忘记啦。”
原平遥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县委书记、灵石县委副书记张法德于1983年被停职，1987年灵石县委作出开除党籍处分，罪名是残酷批斗干部和组织策划武斗。 他属于“红总站”派。
王谦和李立功的做法毁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干部。典型如当过襄汾、平遥县委书记的李辅。李辅原是省委政治研究室的青年干部，在文革初期组织了省委机关的“七一公社”，参与“一·一二夺权”，属于“红联站”一派。他在基层任职期间能从实际出发，政绩颇佳，深得当地群众拥护。后来柯云路小说《新星》中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形象据说就是根据李辅的形象塑造的。文革后经反复审查，终于在1984年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
所以，正如段立生所说：“这些经过文革考验，又对文革有了反思，终于觉醒的真正改革的力量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被作为‘三种人’打压下去了，而且几十年不得翻身。”
就全国来说，文革的群众运动阶段大致持续了两年，最多到1969年的“九大”为止。但是在山西，派别斗争贯彻文革始终，文革的理念和行为方式甚至延续到文革结束以后多年。例如上述张法德案就是1987年才最后定性的。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各种政治派别分化结合，政治态势反复变化。这与山西省的文革中，中央直接主导和干预、劳模造反，以及传统的干部结构有关，不能简单归之于少数领导干部的秉性和作为。例如李辅这个好干部，原来王谦对他也是比较欣赏的，不因他是“红联站”的而摈弃，后来有人进了谗言才决定整下去的。
文革里的另一例是晋东南地委书记王尚志之死。此案争讼已久，后经专家鉴定为自杀。但为什么自杀，直接原因似是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但深层原因在于：“王尚志最终选择自杀，与党内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个人造成的巨大精神孤独，是相关联的。”王尚志原在内蒙工作，处在地方蒙系干部包围之中。1964年华北局为解决内蒙的蒙汉干部间的矛盾，对内蒙实行省际干部大调换。王尚志被调到晋东南任地委第一书记。他原在雁北长期工作，来晋东南后没带来一个干部，当地全是太行太岳系干部当政。他初来乍到，人际关系不熟，无所适从，精神苦闷，又赶上“四清”和文革，落得这样的下场。
这使得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引用的老干部韩纯德的文章，干部集团是决定文革及文革后时代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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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山西文革中的一些人物与组织

石名岗

导言

山西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80年，经历了近十五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卫恒、刘格平、谢振华、王谦等四代“王朝”时期。这四个时期包含了文革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一月革命”风暴、“新生红色政权”分裂、武斗割据、军管、批谢、“四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倒清查”等阶段。
在这近十五年里，各派政治人物、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了一幕幕气势恢宏，时而明斗、时而暗战、时而斗嘴、时而动手，有时是很血腥的历史活剧。
现将这些历史活剧的主要剧中人和组织简介如下。

人物

前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干部：
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王谦：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王大任：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贾俊：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运动初期曾任省委派驻太原市委工作组组长，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刘贯一：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
刘格平：山西省副省长，后任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
袁振：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后任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副主任
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后任太原市革委会主任
刘志兰：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原左权夫人，文革时为陈守中夫人。后任省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军队干部：
张日清：山西省军区政委，后兼核心小组副组长（文字秘书张庆林，生活秘书韩跃俊）
谢振华：69军副军长，后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
曹中南：69军政治委员，后任山西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
李金时：69军副军长

群众组织代表：
陈永贵：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后为大寨红卫兵负责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李顺达：西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后为晋东南革委会副主任
解悦：太原纺织厂纺织女工，山西省劳动模范，后为太原纺织厂红卫队负责人，山西省革委常委，红总站负责人
段立生：山西省委党校学生，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红联站负责人，省革委常委
杨保明：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工红旗负责人，红联站总勤务员
赵凤田：山西省委党校学生，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红联站总勤务员
张珉：太原重机学院学生，重院联总负责人，红联站总勤务员
赵凤岐：太原化肥厂职工，省革委委员，红联站职工部负责人
刘灏：太原五中学生，五中井冈山兵团负责人，山西省革委常委，兵团司令
宋捷：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工瑞金负责人，兵团副司令，省革委常委
李金渭：太原六中学生，六中32111公社负责人，省革委常委
崔吉娃：太原十二中学生，十二中红旗负责人，省革委常委
杨承孝：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工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负责人，省革委常委
郝廷云：山西电业局工人，山西电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省革委常委
高翔：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工永红负责人，省革委常委
李辅：省委政研室干部，七一公社负责人，省革委委员
黄锐庵：省人委办公厅干部，东风兵团负责人，省革委常委

党政机关与群众组织

党政机关：
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简称省人委，即文革前的省人民政府
太原市人民委员会，简称市人委，即文革前的市人民政府
山西省核心小组，夺权后替代省委的中国共产党临时领导机构
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简称省革委，即文革中的省政府
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夺权后替代公检法的临时领导机构

社会群众组织：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权时的临时指挥机构。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开始是以中学生为主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后来成为跨行业的山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反刘（格平）派（1967年“七月会议”后），司令为太原五中学生刘灏。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山西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反对夺权，反刘派，代表性人物是山西省委党校学生段立生，负责人杨保明、赵凤田、张珉、张玉峰等。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山西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太原重型机器厂工人张建国，后因退出夺权、炮打关锋被取缔。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拥刘（格平）派，开始时是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为主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后成为山西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总负责人是十三冶工人杨承孝。
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总站，是夺权后的“新生红色政权”分裂后，由刘格平夫人策划的跨行业的造反派组织，总负责人郝廷云。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省级机关干部为主的造反派组织，拥刘派，主要负责人黄锐庵。
太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太司，太原市市级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司令郝守礼，政委翟仁武。
晋东南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或“红字号”，拥刘派。
晋东南批判刘邓联络总部，简称联总或“联字号”，反刘派，代表性人物李顺达。
晋南地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一八”派，拥刘派。
晋南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一·二六”派，反刘派。
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晋中总司，反刘派，负责人李兆田。
晋中批刘邓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晋中总站，拥刘派，代表性人物陈永贵。

基层群众组织：
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红联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李青山。
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红联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段立生。
太原五中井冈山兵团，兵团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刘灏。
太原六中32111公社，兵团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李金渭。
太原十中七一，红联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田仿余。
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负责人李大纲。
太原工学院瑞金战斗队，兵团发起组织，负责人宋捷。
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红总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高翔。
首都红卫兵赴晋革命造反大队，负责人是朱永庚（北京铁道学院学生）。
十三冶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夺权时名称：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决死纵队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杨承孝。
十三冶红色造反联合总部（夺权时名称：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负责人陈广仁。
电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夺权时名称：山西省红色造反者联盟），红总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郝廷云。
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参加夺权组织，负责人王承琚。
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红总站发起及核心组织，参加夺权组织。
中共山西省委机关七一公社，负责人李辅。
山西省级机关东风兵团（夺权时名称：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红总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黄锐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