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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九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11月30日第189期
本期目录
〖陆伟国专辑〗
生逢乱世
陆伟国 我在人民大学的文革经历
下乡参加社教运动
见识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性
文革前夕的教育革命
“仇恨教育”与“清理反动学生”
文革狂潮骤起
人民大学最初的大字报
工作组在人民大学没有引发激烈冲突
七位同学的信
郭影秋与“二月兵变”
郭影秋问题大辩论
“人大红卫兵”的出现
铁杆保郭派“东升联络组”
“八一八”红卫兵的出现
恐怖“红八月”
人民大学红卫兵与三个“司令部”
我参加了两次大串联
令人眼花缭乱的派系分化
从“人大红卫兵”到“人大三红”
“人大三红”的反康生
“新人大公社”与肖前
孙泱之死
血腥武斗开始了
校园里的武装割据与第二次武斗高潮
血溅操场
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校与毕业分配
史林一叶
陆伟国 我们离校之后的人民大学
浩劫墓碑
陆伟国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罹难者名录及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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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在人民大学的文革经历
陆伟国
作者简介：陆伟国，1945 年生，上海市人，1967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供职于政府机关和中专、大专、本科等院校。讲授过二十门以上课程，出版有学术专著，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八个，获得过省部级优秀教学奖、优秀社科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奖项，负责过一份财经类核心期刊，曾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先进教育工作者”。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出版有《风霜雨雪忆年华》（漓江出版社，2012 年），140余万字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时代出版社，2015 年），70万字的《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上下册，时代作家出版社，2019年）。（左图为作者2018年留影。）
下乡参加社教运动
在我入学的1962年，中央举行了两次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议，那就是1月的七千人大会和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七千人大会，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民主气氛较为浓厚的一次会议。但是，毛泽东对这次会上表现出来的党内和社会上对由于大跃进失败而导致大饥荒的疑虑、不满，十分敏感和警觉，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不满，并说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并且很快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还故意夸大阶级斗争态势，说是有1/3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于是就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开始是叫“四清运动”。1964年前的四清是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1964年后扩展为触及农村各方面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此，中央先后发布了“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尤其是“二十三条”，第一次指明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组织了百万工作队员下乡开展运动。出手之重，下手之狠，打击面之宽，前所未有，号称是自土改以来最深入、最广泛、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运动。
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文科要以社会为课堂”的号召下，人民大学高年级学生也都停课参加了社教运动的全过程。而且还是去了三次，第一次是1964年春，就在北京郊区房山等地。第二次是从1964年秋到1965年夏，远赴湖南、陕西、山西等地。第三次是1965年9月去京郊海淀苏家坨等处，直到文革爆发才回来。我们班去了前两次。
第一次是1964年2月29日，全校共有2200多名师生下到顺义、房山两个县19个公社参加社教。我们计统系由副主任郑尧带队，到了房山县良乡公社，参加“前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那时还没叫社教）。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去了鱼儿沟，王松岷同学当小队长，于涛老师当指导。
这次去的时候，运动还没有激化，基本上是以1963年5月发布的还算是“温和”的“前十条”为指导，加上我们学生也缺乏政治经验，而且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兄弟单位的工作队员在那儿，我们去后主要是做一些调查和文字工作，比如：写家史和村史，逐户走访，建立家庭阶级成分档案，以及协助建立大队贫协和大队里的班子等。
这次下去，为时一个半月，4月15日返校。
1964年秋，全国的社教运动进入高潮。7月5日，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里又特别强调了：“对社会不了解，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 于是，那年的10月，人民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又全部出动，共计2440名师生，分别去了湖南省湘潭县、陕西省长安县、山西省定襄县。这三个地方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的试点单位。谭震林副总理化名林教授，担任湘潭社教工作团的总领队。人民大学去湖南的领队是我们系主任铁华老师，去易俗河公社的领队是我们系副主任祁鹿鸣老师。我们组的领队是我们系认真而又和蔼的王丽媞老师。
由于事关重大，在下去之前，学校和系里作了充分的准备，整个九月份停课准备，好几次的动员和学习。9月25日晚，系办公室主任任瑞金老师宣布我系下去的地点是湖南省湘潭县。一听到是要去“毛主席的故乡”，真的完全是出乎意料，谁也没想到。我们都激动得不得了，欢呼啊，鼓掌啊……
9月30日，北京市委对要下去参加社教的师生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个动员大会。彭真到会讲话，教育部长蒋南翔作报告。走之前，系里还给我们发了军人淘汰下来的旧军装，上下身，棉的单的各一套。没想到的是，1966年夏天，红卫兵运动刚风起云涌，我们仅次于部队干部子女很快就穿上了这套军装，当然成色要差多了。
10月14日下午4点10分，我们乘坐605次专列离开北京站——可是专列啊！16日下午，我们在湘潭下车。先住在市里的专区专员行政公署交际处，学习休整了五天。进行战前的最后集训，由当地领导介绍情况，再分组编队。
10月21日上午，大部队分乘几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一路南下。不断有卡车停下，下去几个人，其他的继续往前。我们到了目的地后，又背着行李走了好长的路。终于，在一个很偏僻的小山冲里，我一个人留了下来。那儿，只有孤立的一个泥土屋，一个孤儿住在那。那儿，就是易俗河南岸的中路铺。我很惊叹地看着眼前这贫困的破败的房舍，好像到了一个没有任何年代感觉、被世界遗忘了的角落。
参加社教，对于我是个全新的经历。尤其是在湖南的九个月，是我第一次长时间、远距离离开校园、离开城市、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环境，第一次单独一个人住在偏僻的老乡家里，第一次被投入到农村、投入到社会、投入到政治运动里。工作队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要和群众实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但住在老乡家，吃也在老乡家，而且只能吃素，不能吃荤，以便于接近贫苦农民，进行扎根串联、访贫问苦。
“同劳动”，对于城里的学生娃，是最直接的锻炼和考验。这一年多，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各种各样的活，犁地、插秧、车水、中耕、锄草、施肥、收割、脱粒、扬场，甚至挑大粪、赶大车，苦活、脏活、累活，南方的活、北方的活，旱地的活，水田的活，我都干过。通过劳动，不但更多地认识了、了解了农村，更主要的，按照那时的说法，是“培养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日后养成生活简朴、吃苦耐劳、没有更多的物质欲望，不计条件、注重工作、厌恶铺张浪费这些都很有帮助。我这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连茶叶水也不喝，就是白开水。五十岁以前，经常是直接喝自来水。
见识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性
随着运动的深入，党内高层把农村存在的问题看得更严重了，而且要“追上面的根子”。1964年，“6月8日毛主席在谈到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说：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如白银厂、小站就是搞修正主义。提出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在这次工作会议以后，整个运动明显地向‘左’转。”
同时，中央在1964年6月又发布了“后十条”，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工作组”，整个运动由工作组来领导，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甩到一边，采取了大兵团作战和一系列“左”的做法，对基层政权进行全面夺权，政治运动的残酷性更加显露。
我们在湖南的前半段，即从1964年10月到1965年春节之前的四个多月，就是按照“后十条”来的。基本做法是先把村里的大小干部全部停职，来个人人过关，叫做“赶上楼”。而后通过自己交待、群众检举、相互揭发，来查“四不清”问题，一个一个“下楼梯”，最后退赔，分给贫下中农。干部交待问题是中心环节，至于具体办法，那就看各人的本事了。
下一步就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寻找、挑选和培养积极分子，要在贫苦农民中扒拉着找，旧社会里苦大仇深，现在也是越穷越好，而且最好是斗争性强，敢说话，敢冲在前。没有现成的，那就培养，就是要启发诱导：社教运动是第二次土改，贫下中农要再一次解放，打翻“四不清”干部，就可以退赔出来，再一次分胜利果实。这一手不灵的话，还可以再算政治账，社教积极分子到运动后期可以入党，夺权以后还可以掌权当队长。恐怕不少人听了都会心动。
对干部呢，就是要“洗澡”、“下楼”，具体办法就很多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三步曲：先是“唬”，告诉你这次社教运动是很严肃的，再不搞运动不行啦，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啦。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不搞出点名堂是决不收兵的，你看北京的大干部都下来了。你们队就没有阶级斗争的表现？你就没有问题啦？不要再抱幻想啦。
二是“诱”，诱导。你那点问题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就看你什么态度啦。我们工作组对你抱有很大希望啊，你毕竟是经过党的多少年教育培养了，不要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我们工作组帮你下楼，怎么样？快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吧。你过不了关，我们也替你着急啊。这个大队的工作，还准备靠你呢。
要是还不肯交代呢，那办法就更多了。第三步，就是“压”。猛喝一声：呸！你还没有问题，那谁有问题啊？我们都掌握你情况啦，群众都揭发啦。要及早回头啊。不肯交代问题，就是站到了党的对立面。那我们之间就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了，那就不光是开除党籍的问题了。漏网地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帽子，你看要哪一顶？你想不通？想一死了之？那你就更错了，那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你死了，你不想你自己，你就不想想你老婆孩子？你死了以后，你的老婆孩子会比你更惨，你信不？讲了吧，不要怕脱裤子，不要怕丑。把腚洗干净了，再穿上，不就行了么。群众会谅解的，党和人民会谅解的。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参加了许多大会小会，参加了许多谈话，我们这些学生也就知道政治运动是怎么回事了。
1965年的春节我们没有回北京，从1月29日到2月12日，我们在长沙五一路的省委第二招待所住了半个月。吃了半个月从没吃过的好饭。湖南省委领导和人民大学校领导都来看望过我们。2月1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湖南省委、省政府和校领导还在湖南剧院，为我们人大师生举行了一场高规格的大型团拜会。湖南社教工作团总领队、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赵紫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都到会并讲话。2月5日上午，张平化还在省委大礼堂为我们人大师生作了“全面开展四清运动”的报告。
2月11日，我们还有幸去湖南剧院看了后来的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李谷一原是B角，这次是她第一次作为主角登场。其间还去参观了韶山冲的毛泽东故居、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旧居清水塘、毛泽东的母校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以及岳麓山、橘子洲头等。
1965年1月，中央又发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春节之后，社教运动有个大的转折。这是由于党内斗争的焦点逐渐转向高层，对农村基层干部的高压态势和政策力度有所减缓，工作队的配置也作了相应调整。人民大学师生相对集中。我调到了湘江南岸易俗河公社的湖田大队。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高层的这些变化，感觉到的是，政策和腔调有了明显的调整。不再讲1/3政权不在我们手里了，而是讲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及早解放一批干部，讲退赔可以适当减免等等。我们还以为是政治运动常见的手法，运动前期“反右”，运动后期纠左了。这一点，对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了。因为他们不会在农村里政治运动中通常搞的那一套，不会捆绑吊打，连骂人也不会。
要农村干部交代问题，还好说些，可是要退赔，实打实的往外拿东西，那就不容易了。拿我的房东老郭来说，前段对他做了不少工作，他也挺配合，多少也说了点。可到了退赔这一阶段，没有动静了，没有反应了。工作组里的一位当地干部找到他，再三做工作，实在是难。不过他确实也没多大问题，家贫如洗也确实拿不出东西来。实在没办法，就劝他堂客（老婆）拿出点东西来。最后是我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的山路，去她娘家拿了十几元钱回来，了结这个事。听说，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大的老师还垫了一些钱，后来也不了了之。以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看起来就这样没什么声势，所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但不要以为社教运动就这么温文尔雅。其它地方可不是这样，例子就不举了。
随后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重新清查各人的阶级成分，有没有错划、漏划的，这是社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有个政治标签，那就是“家庭出身”。在那个社会体制下，“家庭出身”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决定了你是“主人翁”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罪人”。不但是决定了你的命运，还决定了你全家、你整个家族的命运。而且，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家庭出生还是“世袭”的，即地主的儿子的儿子，还是被视为地主。
这是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前途命运的大事，就我们来说是十分认真和慎重的。虽然对队里的这十几户人家，早已了如指掌，但还是熬了很多个晚上。很多的材料，反复地看过来看过去，有的还要出去调查。最后，在我们这个生产队，没有一个往上重划的。
接着是整顿党组织。其主要内容有：对原有党员重新登记，依据其“四不清”的程度和态度进行处理。分别有：开除、劝退、延缓登记和记过警告等，并吸收一部分积极分子入党。这项工作对于我们下去的学生来说，挺别扭。尤其是为发展党员的事——自己连个团员也不是，反而还要发展别人入党！从筛选对象开始，帮他写入党申请书，帮他填表，教他怎么回答组织的谈话，一整套的程序、手续，都要全程帮他做，都能赶上专职组织干事了。
最后“分配胜利果实”，跟生产队搞分配相类似：把退赔来的东西加起来，一共值多少钱，再用全队人数（除去四类分子、“四不清”干部和家属不算）一除，就是每个人能分到多少财物。可是这些东西一共没多少，平均一人也就是相当于三五块钱。
但是具体操作很费事。首先这些东西很难分。比如某干部要退赔三十元，他又没有钱，那就拿实物来抵。他从家里拿出一张桌子，折合成三十元。但分的时候就麻烦了，如果每人能分到五元钱，这桌子就得分给六个人，得两家、甚至三家凑起来才行，那叫谁扛回去合适呢？
更要紧的是，谁都知道这是谁家的东西，人家敢拿回去吗？运动就搞几个月，运动结束以后，都是一个村的，还有几十年，甚至祖祖辈辈要在一起。所以，除了不知轻重的人和工作组硬性要求外，通常是没有谁去拿的。就像是分了地主的房，几十年之后，人们还常习惯地说谁家住的是谁的房子。这就好理解，为什么土改斗地主时会那么狠，不但是斗得威风扫地，甚至还要全家灭门。这样翻身农民才敢分他的地、分他的房，才会拿起枪杆上战场，要去“保卫胜利果实”。
搞了那么多事，末了，还得把大队、生产队的班子重新搭起来。村里的干部基本恢复原状，真正受到处理的不多，真的心灰意冷不想再干的倒是有。这时候是反过来，工作组要去求这些基层干部：要想开一些，这是党对你的一次考验，你的表现还是很好的么，组织上是相信你的，群众还是需要你的，你的前途，我看是大得很哩，这个队，以后就靠你啦……
1965年6月15日，我们在湘江南岸的易俗河集中，渡江北撤。或许是人大师生为主的工作组对当地干部群众的打击不像周边地区那么厉害，乡亲们还自发地聚集到江边，来告别送行。我的房东老郭还扛着我的行李，和他堂客一起，走了好几里地也来到江边，送我上船。临行之际，依依惜别，还是有几分不舍之情。
回想参加的社教运动，有这样一些个人感受：
1. 对中国农村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深感那时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落后，深感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作为人民辛勤培育的大学生，自己责无旁贷。
2. 当时中国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应该是尽快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状况。那才是农民最迫切、最强烈的愿望和需要。
3. 阶级矛盾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从理论上说，直到共产主义建成以前都还会有。但那不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越来越不是主要矛盾。除非将来真的有一天，新起的特权阶层占据了绝大部分公共权力和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使社会的性质发生了不幸的改变。
4. 用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解决党内矛盾，社会成本太高，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成功的。
5. 要讲法制。即使干部中或群众中有些问题需要解决，也没有必要下手这么狠、打击面这么宽。把暴力手段、对敌斗争那一套拿来对付自己的同志，实在是很不应该。
虽然文件里也说要讲政策，不要搞逼供信，但实际执行又不是那么回事。高层也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例如薄一波讲运动初期1963年发生的事：“湖北省第一批试点铺开前后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试点开始后，仅襄阳在25天内就死了74人。广东在这年秋冬的试点中，共发生自杀案件602起，死亡503人。” 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没能让运动停下脚步。
而且运动的具体做法缺少法律依据。“二十三条”最核心的一句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的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而可以随意解释的“整”字。到底是怎么个整法呢？为什么不肯明说呢？划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文件里都没有明确规定。最严肃的政治运动，最高层次的中央文件，为什么要用这种最不严谨的词语呢？为什么不可以准确些、增加些可操作性，让下面有据可依呢？
现在想来，当时之所以不用规范的法律性词汇，而用随意性很大的口头语言，是当政者不想让这些条文反过来束缚了自己。到时候，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到了文化大革命，人们终于看到了许许多多种惨无人道、“无法无天”的整法。
我们回校后的暑假过后，1965年9月2日，由郭影秋和铁华带领的763名二、三年级师生去北京郊区苏家坨等五个公社参加我校第三批的“社教运动”。之后，1965年12月和1966年2月，哲学、农经、历史、语文等系先后也去苏家坨开展半工半读。由于他们去的人数多，跟当地结合得更紧密，以至于后来当地农民对人民大学的文革有所介入。
文革前夕的教育革命
还没等1966年春天的到来，教育改革就前所未有地跨出了一大步。以“突出政治”为主要口号，以半工半读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改革就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这是因为毛泽东接二连三地对“教育革命”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964年，毛泽东多次谈到了教育问题。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同年7月5日，他对毛远新讲：“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8月29日，他的讲话又加重了：“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9月4日又说：“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大意，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权。”
到了1965年12月21日的杭州会议上，他又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特别是要改造文科大学，文科不改不得了，会出修正主义。学生下去三年搞工业、农业、商业，而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1965年暑假，我们刚从湖南回来，还没喘过气来呢，刘少奇就要人民大学先行试验半工半读，要“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当年，哲学、工业经济两系就下去了。1965年入学的16个专业的新生都实行半工半读。
1966年1月9日，学校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有关教育改革的指示。2月2日，校党委就拿出了工作要点：本学期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深入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实行三下两上，逐步把学校搬到农村去办，并在2月5日召开全校大会进行宣讲和布置。所谓“三下两上”，就是在农村或工厂劳动三年，再回学校读两年书。
于是，也不等那个“五年试验，十年推广”了，学校立即全面推行“现场教学”。就是要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在社会中学，在实践中学，在现场学。
对我们班，1966年春学期的具体安排是上半学期在工厂学工业统计，下半学期去商店学商业统计。到五年级，1966年的秋学期，就要到农村去学农业统计。这就完全符合毛泽东讲的：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都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
1966年2月8日，一开学，从湖南带了两脚杆稀泥回来不久的我们，因为要去工厂实习而住进了城里的“总统府”——原北洋政府的执政府，是人民大学在城里东城区的分部，张自忠路3号，即早先的铁狮子胡同1号，也是1950年人民大学刚建校时的校本部。
我去实习的工厂，是安定门内的北京汽车第二附件厂和东郊呼家楼的北京医疗器械厂。上午当工人跟班劳动。下午当管理人员，帮着师傅做原始记录，再拿着单据由班组到车间、再到厂部逐级汇总。别看事情简单，因为这两个厂工序多，加工的零部件和所用的原材料种类规格多，上下流程的交接环节多，这些原始记录填起来挺费事。既要简单明了，又要准确反映。这班组记录的设置和填写、车间的汇总和分组，还挺有学问的。
此外，一星期还有两三个下午就地在工厂的会议室里上课，讲最基本的统计原理和工业统计。业务指导老师，除了辅导员倪老师，还有查瑞传老师（后来他去了人口研究所，成了全国知名的人口学专家）等。虽然学得不多，就那么几页纸，以后可是派上了大用场。除了劳动和学习，也参加厂里的一些政治活动。
在这两个厂里，我和工人师傅一起劳动，也挺开心。尤其是能开个机器，哪怕是很简单的机器，比如打孔、磨光，也是高兴得很，干一上午都乐此不疲，干不够。比起田间农业生产，既有技术含量，也轻松有趣得多。
这段时间的感受：进一步了解了社会，了解了城市，了解了企业，了解了工人群众。大学生不过是这社会里极普通的一员，很多方面自己还赶不上工人师傅。对统计工作，尤其是对基层统计工作，有所了解，并且能够担当起来。
这种以实践教学为主的教学改革，有它的长处。它改变了过去学校教学中完全依靠苏联教育家凯洛夫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立的“三中心”传统教育思想的做法（即：教学场所以课堂为中心，教学内容以教材为中心，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笔者十分赞成对传统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自己在当教师时也是身体力行。但这不能一刀切，简单化，如果所有的课程、所有的学期、所有的专业都这样搞，那也会是种灾难。
“仇恨教育”与“清理反动学生”
随着政治斗争的激化，政治局势日趋尖锐，“左”的东西又开始抬头，而且更加强烈，思想教育也跟着越趋极端化。
教育领域是左倾错误的一个重灾区，这首先表现在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其基本内容，就是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领域的两个基本估计，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从党内到党外，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各级各类学校基本上都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些说法也是在其后的文革中，学校首先受到冲击、学生红卫兵首先受到鼓舞起来造反、校领导和老师首先被残害的重要原因。
那时，左倾势力为了在整个社会推行极左观念，百般侮辱贬低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甚至对青年学生也不放过，散布了大量丑化青年学生的言论。仅举一例：说工农家庭的学生上了大学，就“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以挑动工农家庭的父母对他们上了大学的儿女的不信任，从人伦道德上彻底贬低、丑化青年知识分子。我当时就很不服气，在班里对同学就讲过，我是“本来就不土，现在也不洋，始终没忘爹和娘”。我跟左倾观念拉开距离，比较明显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同时，在思想教育中又人为地强化“仇恨教育”，大力灌输所谓“阶级仇、民族恨”，对“敌人”要有深仇大恨，非要搞个你死我活。这也是维护权力的一个惯用手法，一定要弄出一个用来打击的对立面，没有也得要有。既可以用来转移矛盾，又可以借此制造紧张空气，叫大家乖乖地跟着走。
对于罪恶的东西，当然应当加以仇恨。但是仇恨也应当是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盲目的极端的。这些仇恨教育、反人性教育扭曲了青年学生、乃至小孩子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认知。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一些还是青少年的红卫兵极端分子就能这么残忍地去残害老师、残害居民、残害当权派、残害自己的同学，这就是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
当时已经展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批判。对我们学生来说，最直观的就是一部部受批判的电影，当成“大毒草”组织观看，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红日》《革命家庭》《聂耳》《怒潮》《不夜城》《抓壮丁》《兵临城下》《武训传》等等一大串。从1965年夏，社教结束回校，到1966年2月在人大看最后一部电影，一共看了36部，其中多数是作批判的，也不用买票，难得有这样连续看电影的机会，这是这一生中看电影最多的一段时间。好在我们人大的学生，一入学就每人发个小马扎，看露天电影很方便。从这些电影的内容看，我觉得都还是不错，没看出有多大问题。
文革前政治环境不断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全国高校展开“清理反动学生”的专项工作。
事情的起因是，1963年6月14日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尚育森，对批判铁托为修正主义向中央广播电台写信表示异议，还要求公开辩论。毛泽东作出批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于是，中央很快就下发《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文件称：“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接着教育部进一步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规定了具体的细则。1964年2月10日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处理高等学校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通知》，加大对“反动学生”的打击力度。
于是，从1963年夏季开始，各大专院校闻风而动，在高校学生、尤其在当年的应届毕业生中，清理“反动学生”，一直延续到1966年7月底工作组撤走，1968年工宣队来了以后又搞了一阵。尚育森成了全国第一个“反动学生”，二十年后事实证明他讲的没错，而他已经不知下落。
人民大学党史系62级的团支部书记叶庆科，中学时就入了党，只因为在“清理思想”时说了他的弟弟在困难时期忍受不了饥饿而偷渡去了澳门，就被作为重点对象，受到严肃批判。许多大帽子向他扣过来。他很苦恼，很害怕，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没多久，竟然得上了精神分裂症，一会儿哭，一会儿闹，不停地敲打桌子，不停地骂人。最后只好把他送到安定医院（精神病专科）。看到把他圈进一个单间，他用手使劲掰着窗户上的铁条挣扎。前去的同学，心里都很难受，都想哭。好不容易上了人民大学，怎么会是这样？
高年级更要严一些，揪出了几个“反动学生”。有个马列主义基础系的学生殷宜平被定为“反动学生”。系里还把他作为反面教材教育过我们，说“学马列的还反马列呢”，不要以为上了人大就是进了政治保险箱，千万不能放松对自己政治上的严格要求啊。
我系61级的范秀济同学，1965年已经被内定为“反动学生”，文革一开始又被揪出来。到了工宣队进校，还是被带上“反革命”帽子，押回原籍广东改造。直到1979年才落实政策。
（左图：1979年冬，来人民大学要求落实政策的范秀济〔左〕和马育元〔右〕。中间那位是陪他父亲来校申诉的。）
当时我们班也是有风浪的。有位平常挺稳沉的同学，出于对组织的信任，坦诚地汇报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竟然在班里系里内部讨论时也被说成是“反动言论”，要被打成“反动学生”，亏得是我们班的辅导员倪老师挡了下来。倪老师在那种恶劣的形势下，还能主持正义，为处于危险中的同学说话，真是不简单。
直到1977年，这位同学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把他喊去，跟他讲了这个事，还把在档案袋里装了十几年的有关材料拿出来给他看，看过后当面销毁。他跟我说，当时把他吓死了，吓得目瞪口呆。他自己根本没想到还有这一下子。其实，就是现在，你也不知道你的档案里装了些什么。
当时北京市委对这些清查出来的“反动学生”下手是非常狠的。1965年1月，在昌平的南口农场二分场专门设立了关押“反动学生”和“反动教师”的劳改农场。1965年1月，先后有60名“反动学生”进场，其中就有人民大学经济系61级的马育元和财贸系62级的李春林两位。这个农场是非常黑暗非常残酷的，好几个人被打死打残。1966年5月，文革开始，南口农场被关押的师生却落入了更悲惨的境地。上面没人管了，于是管理方就更加放肆，对暴力的使用到了无所顾忌、肆无忌惮的地步。
直到1969年1月，北京市革委会通知解散那个农场，农场才很不情愿地把人放了。回校后，也是再次戴上帽子，驱逐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依然是被多次打击，一生凄惨。
文革结束后，1979年11月12日，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复查高等学校划为反动学生问题的请示报告》，才对这些“反动学生”取消处分、给予平反。马育元因为自身的不懈努力，进到深圳市委党校从事理论教育工作。而李春林这一生，则受过三次批判处理，二次农场劳改，一次农村监督劳动，三次抄家，八次进收容所，两次戴手铐，一次五花大绑……
别忘了，我们老五届还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群体！
文革狂潮骤起
形势变化之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工厂的实践教学于1966年4月25日结束，回到校本部。原准备去海淀百货商店学商业统计，但这时已经无法安排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到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5月19日，改组北京市委。５月23日，又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处理——后来批判他们是“反党阴谋集团”……
就像一个个炸雷在头顶炸开，大家都目瞪口呆，反应不过来。当我听了传达，一方面觉得事情重大，另一方面又是疑虑重重。这么多的干了几十年的党的高层领导，怎么会一下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呢？那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呢？如果他们就是要反对革命，又何必要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再去破坏呢？又说他们是“混进党内，窃取高位”，那革命队伍里其他那么多人是在干什么的呢？连这个也看不见吗？党的组织几十年来是怎么考察、提拔自己干部的呢？这个高位是大家都在仰望着，是怎么窃到的呢？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随着文革的开始而开始了。
在这波风浪中，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尊敬的郭影秋书记，5月19日被任命为北京新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兼原职）并代表华北局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在人大的职务仍然保留（学校日常工作由副校长孙泱主持）。我们的校领导都能进入新市委了，大家听了心里都很高兴。6月2日，郭影秋又被任命为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然而，尽管郭影秋得到了高升，他却没有丝毫的高兴，几次推脱都推不掉。因为他看到了前不久自杀身亡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的下场。邓拓基本上是和郭影秋同类型的党内知识分子领导干部。郭影秋在南京大学工作时，与邓拓并称为是党内的南北两大才子。而邓拓的一些知识分子秉性，却为毛泽东所不容。郭影秋在他的“临终口述”中提到了毛泽东对邓拓之死的批示：“我听了这一传达后，顿时不寒而栗……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对待一个已经死去的、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 而叫郭影秋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就是去填补邓拓死后的空缺。此情此景，怎能不叫郭影秋忧心忡忡，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顿时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
没多少日子，便又来了个谁也想不到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新市委也不新了。郭影秋在这个位子上才干了两个月，就被撤职。其原因，康生一开始对郭是抱有希望的，几次的拉拢争取，但是郭影秋明显不愿意追随极左势力、不愿意被推在前面当打手而被打倒。那个新市委的一把手李雪峰也在不久后的8月16日被罢了官。
6月18日，全国大中小学全部停课。潘多拉魔盒被无可挽回地彻底打开了，被放出来的极左妖魔就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到处猖獗，连放它出来的人也控制不了了。
人民大学最初的大字报
6月1 日，毛泽东看到康生报送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立刻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但北大沸腾了，北京的高校也都沸腾了，甚至全国的高校也都沸腾了。
面对渐渐决口的堤坝，系里传达了学校传达的市委的精神，要同学们“心要热，头要冷”，就是既要有革命热情，又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轻信，不要受蛊惑，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那些天，我们倒是很正常地去临近的各高校看大字报。有的同学还很认真地拿着本子记，一天差不多就能记一本。尤其是6月2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把北大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号召革命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这更是撕掉了一切遮挡，把以前对老百姓严密封锁的党内政治斗争完全向社会公开化了。
我们“彻底”地震惊了。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解放都十七年了，怎么又冒出来“假共产党”了呢？这可是不得了的事啊！尽管这些事与后来的大事情不能相比，但在我们的心里，当时也是足够的震撼了。
那些天，夜里也睡不着，躺在铺上谈论着白天的见闻，也热烈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比如工作组该不该派、该不该留。虽然讨论这些问题，很快就被证实是太小儿科、太幼稚了，但还是很认真地讨论着，那可是在关心国家大事啊。那些时日，整天屁颠颠地跑来跑去，不用上课，不用考试，没有任何的压力，也无关自己的痛痒，身边也还没有什么上纲上线的事，甚至是觉得有种热闹的气氛。
人民大学出现大字报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贴的地点，开始是集中贴在新饭厅里，先是贴在四周的墙上。不够贴了，就在柱子之间系上绳索、铁丝，大字报在上面一排排地挂着。越来越多了，就靠门口贴了，后来就贴到门外了。再后来，就贴到文化广场了，那儿地方大。再后来，哪儿有地方就在哪儿贴。（左图：文革初期我系同学批判孙泱的大字报。）
最早出现大字报的时间，很难有个准确的说法，因为它是个渐进演化的过程。一开始，在新饭厅墙上，贴的是小字报，内容是大批判稿，相当于墙报似的。没想到后来字写得越来越大，纸张也越来越大，篇幅也越来越长，才有了大字报。毛泽东肯定聂元梓等人的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讲的是政治意义上的第一张，而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第一张。
校内大量出现大字报是在5月24日，比聂元梓的那张还要早一天，主要是针对北京市委、中宣部那些的。其原因是头一天，5月23日，中央作出了“彭罗陆杨”撤职的决定。当时传来的消息，是说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等人被定为“黑帮分子”，还没有提到彭真。第二天，几所大的高校都因此而涌现出了大字报高潮。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吴传启他们还要早一天，23日当天就贴了大字报，因为他们从戚本禹那儿更早地得到了消息。
6月2日，在苏家坨公社前沙涧大队的哲学系11名学生最先贴出针对本校的大字报。因为远在郊外农村，当时校内并不知道。校内出现针对本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是6月4日由经济系教师罗肇鸿所写，题目是“向我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开火”。6月7日，哲学系教师姚中原贴出比较有影响的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8日，经济系研究生江春泽等在红二楼西侧贴出批判经济系主任宋涛的大字报，这是最早点名批判校内系一级领导的大字报。6月11日上午，语文系研究生马畏安贴出批判副校长孙泱的大字报。下午，共同政治理论课教师麦农等二十九人贴大字报表示支持。这是最早点名批判校级领导的大字报。
随着对校内领导批判的开始，分歧也就出现。6月14日，徐一志、余飘、方生、李成勋、向青等五人贴了批判我校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结果，第二天他们几个就被保郭观点的人拖出来批斗了。这个批斗会，刚进校的工作组也参加了。工作组的副组长还上去讲话说：“这个大会开得很好！”
（右图：这是1966年6月15日对徐一志等五人的批斗会。他们本人恐怕还不一定知道有这张照片。）
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的。可是写毛笔，对很多人是个难事。但对我，倒不算什么，因为我是把毛笔当钢笔写，也不抬胳膊，所以速度比较快，还帮过不少人抄写。
工作组在人民大学没有引发激烈冲突
面对开始混乱的局面，刘少奇就和邓小平两人专程乘飞机去杭州，再三恳请毛泽东回北京。毛泽东当然有他的打算，还不到回京的时候。关于派工作组一事，他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可以派，也可以不派。刘邓回北京后，为了尽快控制和稳住已经出现乱象的局面，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迅速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派驻人民大学的工作组，进校是在6月14日下午，并在当天召开了动员大会。组长是海军副参谋长赵一萍，副组长是水产部副部长丛子明，另一位副组长是张伯瑜。
但由于时局震荡太大，进校的这个工作组没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人大校内影响不算很大，不像北大、清华的工作组惹出了好多事。工作组进校后，竭力把运动引向他们控制的范围。一方面，他们在校的日子里，除了最后一天，基本上没有批斗系级领导。另一方面，不惜把矛头向下转移，去指向普通干部、青年教师和学生，从他们组织的批斗会，就可以看出来。
工作组试图控制局面的做法，与一些激进学生的想法有背离。北大发生的“六一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那天，一些学生趁工作组外出开会之机，把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揪到校园批斗，北大工作组得知后坚决制止，结果造成工作组和这些学生的对抗进一步激化。第二天，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的情况。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起草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北京内外已经开始发生的一些乱批乱斗的违法乱纪现象。
刘少奇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取得的成效，与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恰好相反，引起毛的极大不满。7月18日，毛泽东刚从武汉回来，当天就听取了江青、陈伯达的汇报，并要走了人大等四个高校的简报。晚上，刘少奇连忙赶去，但毛泽东拒绝见面。
7月24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严厉批评工作组。他说：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宣布撤出工作组。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更为严厉地指责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干尽了坏事。
人民大学工作组的基本思路，也还是社教运动那一套。一进校，他们有个基本安排就是：8月份斗黑帮，9月份批判学术权威，10月份转入“四清”，11月份教学改革。他们在校期间，同样把斗争矛头更多的是对准基层干部和学生。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在全校就内定了538个“右派”，占全校总人数的12%，其中，教师169人，占教师人数的19.7%；干部145人，占干部人数的20.2%；学生215人，占学生人数的9%。所有的辅导员都被作为审查对象。工作组除了内定“右派”，还划有“重点斗争对象”、“运动注意对象”。在计统系的学生中，这些对象就划了50个，占学生人数的15%。文革中的自杀现象，也是在工作组期间开始出现。这虽然不能完全归罪于工作组，但是，是有关联有责任的。
当时我们系定的“反动学生”有：范秀济、王国祥、刘志学、张化民等同学。这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中国高校“清理反动学生”这项工作，继1963、1964年之后的第二阶段。其中范秀济同学，因为寝室靠得和我比较近，所以印象比较深。他后来被批斗、被游街。“清理反动学生”的第三阶段，就是再后来，1968年工宣队进校，又一次开展了这项工作。甚至我们都分配离校了，这项工作还在搞。前面提到的范秀济同学，还留在校内被批判。最后被开除学籍，押回原籍接受群众专政。
当然，话再说回来，人民大学的工作组，由于来校时间短，这些工作还没有成型，打击对象还没有定案，手段还不是十分严厉，造成的后果相对于有些单位还不是最严重。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大的基本格局还算比较平稳。校内分歧还只是对郭影秋是保还是反的观点上的不同，比起后来，矛盾要小得多。况且，郭影秋那时还是中央刚提起来的新市委书记，反郭的人也并不是态度和行为都非常激烈的那种。因此，工作组的态度虽然大体上也是保郭的，但是对反郭观点的一方没有很明显的打压。所以，人民大学没有出现激烈地反对工作组的现象。
这样，在工作组8月初撤走的时候，他们和人大的运动状况没有更多的牵扯，走得也就比较平缓，几乎没什么动静，更没有什么仪式。为了减轻影响，他们是先后分了好几批走的。走之前，工作组做了一个很低调的检查，我们当时都没听说。
七位同学的信
这段时间里，人民大学还有个插曲。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校七位同学就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同时广播了）。这封信的签名者按顺序是李豫生、 张兴孟、蔡金发、程辛联、吕平、耿胜利、刘平凡等七位同学，但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语文系三年级的刘平凡（本文所讲的几年级，都是以1965年秋为准）。她父亲刘志坚当时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的副组长，父女俩这时的政治活动都比较积极。是刘平凡把信的稿子拿来学校让几个同学签名，结果自己反倒落在了最后。
但被中央台广播，可是个大事，以为可以和聂元梓的大字报相比了。这一下，全校沸腾，下午就召开大会。签名排在第一的李豫生（国际政治系64级）上了主席台。工作组很想利用这个议题，使当时激荡起来的时势能够平静一些。这封信，估计也是反映上层有些人希望文革还能保持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内，把学校的运动回归到教育改革的内容上，冲击面不要过于宽泛，行为不要过于激烈，实在不行的话，早早把这帮学生弄出学校算了。实际上，1966年的6月份，在万事百忙之中，刘少奇、陶铸、王任重、刘志坚几位还开了个会，专门研究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在惊涛骇浪拍岸四起的时候，还能想到教育改革，真是不容易。这封信的内容正是和这个会研究的内容有关，很可能就是换个方式来表达这个会议的内容。
这个做法，其实是违背了当时文化大革命要掀起狂风巨浪“以大乱达到大治”的那个“大方向”。才刚开始乱呢，怎么就要治了呢？在这里，“违背”不是贬义词。文革的大方向就是错的，那违背它就是正确的。在本文里，不少用词就有这种情况，请读者略加注意。
（左图：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这封信。）
这封信提了五条建议，一上来的第一条就是：“一、这次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凡文科大学读过两年以上的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分配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显然不是在讲教育要怎么改革，更不是讲怎么去推动文化大革命，而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这些人他们自己不便于出面，所以用了“学生来信”这种方式。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么急于要运动结束，这么急于要离开学校，在干嘛呢？
当然能在中央台广播，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那是在政治宣传领域有相当权势的人才行。真正的原件撰稿人，至今也没有披露，估计就是总政里面的人。刘志坚因为被极左势力认为是在压制部队院校开展“四大”，压制文化大革命，而于1967年1月被打倒。
这封信一开头提到了，在之前还有两个中学的信：“当我们听完北京市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写给您的信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热泪夺眶而出。”实际上，这几封信都是高干子女在文革初期要抢先表现自己，抢先占据革命制高点的动作。不久之后，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出现也是这么回事，只是形式突破了常规，力道更大，影响更大。
文革后，福建省委党校为调查了解曾参加这封信签名的分到该校的蔡京发的情况，还特地去询问刘平凡：这封信与江青有无关系？这就是他们对文革太不了解了。说起来，这封信还真有点和江青对着干的意思，是在干扰江青那伙极左分子正在掀起滔天巨浪的大方向。但几方面的人，都没有做好这个题目。
郭影秋与“二月兵变”
就在这狂风恶浪的当口，郭影秋（见下图）表现出是个极具正义感的人，与极左势力完全不是在一条路上。这个分歧，可以用派遣工作组为例来说明。因为派工作组大都由郭影秋安排，一时安排不了那么多。而陈伯达和康生，却不顾一切地反复打电话催促“要快派”，“尽快派”，还不依不饶地逼迫说：“派不出去也得派，要么你（郭影秋）就自己去！”然而，７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形势急转直下。当康生、陈伯达得知毛泽东反对派工作组后，翻脸比翻书还快。在中央扩大会议上，陈伯达公然抵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的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气得李雪峰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而康生则对郭影秋施压，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都是刘少奇背着主席决定的，你要揭发刘少奇。”要郭影秋在高层会议上当面揭发刘少奇指派工作组的问题。
郭影秋怎么都想不明白，作为高级干部，康生、陈伯达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所以，在中央高层对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他没有说过一句对刘少奇不利的话。郭影秋在极左势力的阴谋活动中，不但没有成为工具，而且还成了绊脚石。
很快极左势力就要找借口除掉郭影秋。这个借口，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二月兵变”。
所谓“二月兵变”是这样的：为防止“反革命政变”，中央决定扩大北京卫戍区的力量。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组建北京卫戍区独立团”。3月2日北京军区安排先由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编制名额1500人，代号4885部队。
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了，留下的空房可否暂时借用。他们去过人民大学联系，事后学校有关部门向郭影秋作了汇报，郭并不赞同。后来，这个部队住到南苑一个靶场的西营房去了。
把这件事跟郭影秋联系上的是北师大的造反派。因为对郭影秋保护师大工作组的孙友渔有气，6月20日北师大物理系有人贴大字报，质问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硬是把郭影秋和“二月兵变”联系了起来。
康生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炸弹。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康生就直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２月底、３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就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
这一下形势突变。第二天，7月28日傍晚，有二百多个人大的学生聚集在市委大楼门口要求揪斗郭影秋。深夜，郭影秋就被反郭派揪回学校，拖到新饭厅批斗。震天的大喇叭，把我们从被窝里都吵了过去，因为新饭厅就靠在我们住的东风楼边上。这时候，批斗的架势又大大升级了，戴高帽，搞喷气式，连他的夫人、校监委书记凌静也被拉来一起陪斗。
在这种情况下，郭影秋还是很冷静，在一鞠躬后，对人民大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他来人大以后的工作和不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一直讲了两个多小时，讲得非常令人信服，至少我是这样认识的。这时，台上的人再高呼“打倒郭影秋”，已经应者寥寥。
但是会后，郭影秋还是被押到我住的东风三楼的底层（34号）法律系的男生宿舍里，还被捆绑着。接着，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跟了过去，围在楼前，我也在其中。直到黎明将至，人数越来越多，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有的等不及，要冲进去抢人，楼里就有人往外扔碎砖头。有的则比较策略，提出我们也要批判校领导，为什么只能你们批，不允许我们批啊……早晨七点多达到了高潮，国际政治系四年级的朱仲仁跳上窗台，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斗郭影秋是违反宪法的！”赢得了一片喝彩。
最后，反郭派的人只得把他放出。这边的人又把他转移到了旁边农经系宿舍的那个楼——东风二楼2层28号。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两种不同观点的群众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29日上午，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笳到校，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基本肯定了郭影秋，表示可以揭发批判，但不要戴高帽、限制他的自由等等，并第一次提到了没有“二月兵变”这回事。
下午，李雪峰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中央决定撤销郭影秋刚担任了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郭影秋是人民大学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也被当作黑帮一样撤职，我们很想不通。当晚，我们还在文化广场上看大字报，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一时议论纷纷、群情激昂，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二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
此时的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我们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笳（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但讲的都是推托之词，不得要领。他们讲的主要意思是，要相信中央的决定；郭影秋有哪些错误，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也可以请示中央文革，他们掌握情况比较多，我们市委不便于说，等等。
回想起来，这大概也算是上访吧。见到的这几位领导，当时虽然是被选拔到文革第一线，算是重用了，但我看他们的神情，也是几分的疲惫和无奈。
因为那几个市委领导没能说服我们，彻夜未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直接去了鼓楼大街西的小石桥胡同24号康生的家，直接找上门去了。整个大院是灰砖灰瓦，因为是夜里去，显得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大门过照壁，穿过竹叶茂密的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这是他老婆曹轶欧先出来挡驾。她说：“康老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请你们等一会儿。”接着她又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一会。
我们坚持不走。许久，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他是满心不愿意，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辞、推诿敷衍。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很多很尖锐的责问，他很有一番推功，没有一一作答，而是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要理解和相信中央的部署，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对郭影秋的问题，他也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郭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跟不上形势了。这些话，跟他之前之后讲的另一些话，就不一样了。
等回到学校，我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郭影秋问题大辩论
接着，8月2日夜，人民大学就郭影秋问题举行辩论会。作为中央全会的一场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还有外校和临近单位的不少人也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人声嘈杂。
大喇叭响起了主持人的声音：“同学们，辩论会马上开始，请安静了！”会场立即安静下来。我一看，那主持人不就是前两天去市委见到的吴德么。“同学们，今天参加我们辩论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同志！”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吴德正在作开场白呢，忽然停了下来，说：“我接到一个条子，问我是谁？我姓吴，叫吴德！”那时候，还真有点“民主”，在台下坐在地上，还能递个条子上去，说不定还会回答你。
大会开始后，正反双方轮番登台，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有讽刺挖苦，但没有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总结发言，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文化革命怎么搞，我还弄不清楚，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了！第二，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对于一个干部多少年的评价，你们学校本身不能做结论，要由中央或新市委从全面的角度来考虑。对“二月兵变”这个重大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
邓小平的表态，使康生被迫在8月4日的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
8月20日晚，中央再次在人民大学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中央的排名已经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大会直到第二天凌晨4时结束。但这天的会场秩序已经不大好了，台上一方的人发言，台下另一方的人就起哄、大喊大叫，属保郭一派的苏家坨贫下中农和校内工人的情绪尤为激烈。陶铸最后讲话时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辩论要有个气氛，现在这样情况我觉得难以辩论。毛主席要求文化革命要有很好的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即使少数是错误的，也要让他讲下去。不然怎么能辩论起来呢？今天晚上我不满意。
在那种大的形势下，对于郭影秋和人民大学的问题，他也已经很难表什么态了，讲好讲不好，都不便于说了。他说，“郭影秋同志既不算革命左派，也不是黑帮。”但他最终还是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
陶铸在文革初期，与人民大学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先后有六次专门对人民大学的讲话。尤其是8月20日的第二次大辩论会，陶铸的讲话深深地搅动了保郭反郭两派，特别是保郭派的内心。在这次会上，陶铸因为已经知道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反对工农干预的态度，但又不便于直说是毛的意见，便用自己的话对农民到校保郭提出了批评，从而引起了保郭派大为不满。当时“八一八红卫兵＂负责人之一的张联瑜不但递条子给台上的陶铸，表示不满，而且还直接上台同陶铸进行争辩。甚至台下还有人向陶铸投掷石块。会后，他们几个还商量，要向中央去告陶铸的状。
在这次大会之前，保郭派方面要求请郊区的贫下中农来参加辩论大会，让他们表达爱护郭影秋的心情。陶铸进行了批复，同意来三十个人。谁知，那天一来就来了六七百人，声势非常浩大，对辩论大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压力。而且，在会议之前，就有人数不等的来过几次。
这给陶铸带来了相当大的被动。自己同意的事情，被“八一八”方面弄得变了味儿，又说不出来。尤其是，毛泽东对这件事情很不高兴，在给王效禹的批示中明确地对这事提出了批评，尽管还没有点陶铸的名。所以，在辩论大会上，在这个问题上，陶铸心里对保郭派的做法，肯定也是不高兴的。但是，“八一八”方面就不理解，不仅不配合，反而对陶铸还有不小的意见。陶铸在短短的四个月之后，就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打成最大的保皇派，人民大学有农民进城，这很可能是起因之一。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要向刘邓和一大批当权派发起冲击，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帮手。除了少数甘心卖命的之外，临时还得找一些看上去过得去、跟刘少奇那帮人靠得不是很近的人。没想到，这些人里不少人虽然是被“提拔”起来了，但还是有起码的良知，不愿意昧着良心和道德，去撕咬曾经的战友和同事，这就要被革命的浪潮所淘汰。从陶铸到郭影秋，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提拔上来又很快被打倒的，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情况。
人大校园里反对陶铸的活动，基本上是这个情况：12月26日，“红色造反连”贴出人民大学第一张批判陶铸的大字报。1967年1月4日，“红旗战斗团”组织声讨陶铸的校内游行。晚上，他们还前往中南海要求把陶铸揪回人大批判。次日凌晨6点，周恩来接见了他们。1月5日上午，以“红旗战斗团”为主，在新饭厅举行“彻底批判大会”。当天晚上，“红旗战斗团”联合外校的一些组织，又在我校大教室召开“批判陶铸”大会。1月20日晚，“红旗战斗团”等再次召开“批判陶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人大校园里针对陶铸的最后一次大型活动，已经是1967年9月11日，“新人大”还在大教室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大会。
这些动作，基本上是“八一八”一派及其后续队伍的动作，这既是因为保郭影秋没能成功而要吐一口憋了好久的气，也是想摇身一变装成“造反派”的样子。但也是他们不理解陶铸更深层次的苦衷。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陶铸很快就被打倒。但是，就是这样的所谓保皇派，作为保守派的“八一八”反而对他有更多的愤恨。而作为造反派的“人大红卫兵”，态度反而比较和缓。这是挺有意思的。这就说明，文革中的所谓保守，所谓造反，不管用的是什么旗号，其实都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在追随极左势力，都是在保护、争夺和扩展自己的利益。只是“八一八”和它的后续，到这时，把自己弄得保守不像保守，造反不像造反，很是尴尬了。
陶铸在人民大学的文革史上，留下了匆匆的又是重重的几行脚印。多年以后，八十年代末，郭影秋夫人凌静病重时，住在空军总医院，管床医生正好是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她对陪床的郭影秋次子郭又陵说：那次我父亲去人民大学，就是想保你父亲的。这讲的是真心话。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级学生去京郊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1966年8月20日，苏家坨六百多名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据说车辆是校筹委会派的）。他们来到郭影秋暂住的东风二楼前，郭出于防止事态扩大的考虑，还走到窗前说了几分钟话。他向楼下的群众招了招手，声音哽咽地说：“大家千万不要到城里来，不要耽误了生产。我的问题要相信组织，要相信人民大学的红卫兵，会把问题搞清楚。”说完他就退回了屋里，任凭乡亲们怎么呼唤也不再出来。
这些不懂政治的农民，甚至还在校园里和校门口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年代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批复山东王效禹写的报告上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那天，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广大贫下中农更是帮不上忙了。1967年3月3日，戚本禹特地来人民大学召开大会说，郭影秋也没打倒，郭影秋也没有很好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但郭影秋的问题不管是什么性质，你们反他是对的，是正确的。而保他是错误的。
这之后，郭影秋就跌入了深渊，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后来虽然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却被截去左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一个为广大群众所敬仰的优秀干部在极左时期的遭遇。
“人大红卫兵”的出现
随着中学红卫兵的出现，高校红卫兵也就跟着出现。第一个名字叫就叫“红卫兵”的，是8月3日成立的北京水电学院红卫兵。“人民大学红卫兵”应该是全国第二个成立的全校性高校红卫兵。具体的时间地点是，8月8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台（音乐堂），在那儿讨论并通过了章程，成立了“人大红卫兵”（全称叫：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参加的主要成员有：朱佳木、朱新加、刘平凡、傅民族、顾小鸥、郭平英、李江宏、程幸联、李纪周、郑理力、庞戍、乌兰琪琪格、高轩等十几个高干子女，也有几位不是高干子女的同学，如：陈贤忠、侯成亚等。会上商定，由朱佳木任大队长（父亲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朱理治），刘平凡任政委（父亲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民族还当场给大家发了红卫兵袖章。
与大多数高校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保党委、保工作组不同的是，“人大红卫兵”还真的一开始就是造反派红卫兵。文革初期，人民大学在对待郭影秋的问题上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反郭，一派是保郭，也就是通常所讲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观点上，“人大红卫兵”算是造反的，具体讲就是反郭的。
8月11日夜，“人大红卫兵”就贴出“严正声明”，表态批判郭影秋。8月17日，他们就已经派出三位同学刘平凡、陈贤忠、金士宝去南京调查郭影秋的情况，当天就受到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亲自接见。19日，江苏省委在鼓楼广场召开学生大会时，他们三人还一起上了主席台。但是，调查材料没找到什么。
不久后，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人大红卫兵”也是最早以“红卫兵”名义登上城楼的高校群众组织，别的高校还几乎没有叫红卫兵的。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8月17日晚上，“人大红卫兵”得知第二天毛泽东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但倾向保郭的校筹委会却另外找了还不是红卫兵的十个人。朱佳木他们在筹委会办公室当即要通了北京市委值班室的电话，对方明确答复，就是让红卫兵去。筹委会只好把那十个人喊回来。朱佳木他们就连夜从学校步行到天安门。第二天一早，还上了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
铁杆保郭派“东升联络组”
在全校性的“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出现之前，先有个“东升联络组”。东升的“升”字，一开始写的是繁体的“昇”，“东升”的意思是“东方升起红太阳”。“东升联络组”成立得很早，8月6日就有了，开始的成员比较杂，学生、教师、职工都有。他们推举造纸厂老职工、据说是参加过长征、还给朱德牵过马的李文华担任组长，而实际负责人是国际政治系四年级的朱忠仁同学。在全国还没有一个比这更早的在学生之外成立的群众组织。他们强烈地拥护郭影秋，用那时的话来说，是个典型的“保守派组织”。所以校内很多拥护郭影秋的师生员工就参加和靠拢过来。这儿讲“铁杆保郭派”，没有任何贬义。
由于之后不久，10月份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守派包括保郭影秋都吃不开了。所以很多人，又来撇清和东升联络组的关系。现在看来，保护郭影秋是对的。甚至还有人认为，人大复校后如果是让郭影秋来当校长，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高层是考虑了更多的因素。
东升联络组开始的发起人是计统系戴万春同学。在8月2日就郭影秋问题的第一次大辩论后，他就找了东风楼几个系和国政系的一些同学串联，成立了一个联络组。开始还没有取名字。8月6日成立后，它的实际负责人是朱仲仁。他们在成立之初，就旗帜鲜明地打出了“坚决保卫革命左派郭影秋”的口号。而且还实际承担了保护郭影秋的一些具体工作。比如，专门轮流为郭影秋守门、送饭，替他回家拿一些衣服和用品，接待和安排来访人员，等等。对于反对郭影秋的人，他们当然就认为是反动黑线，想要夺左派的权，情绪上是非常对立的。
联络组名义上的组长是李文华，但他并没有起决策作用，只是想用他老工人、老红军的那块牌子。对于农民进城保郭影秋的事儿，也是东升联络组有人去向农民说黑帮要斗郭影秋。要不，农民怎么会知道学校里的事儿呢？那些农民还准备要带镰刀来，后来没带，不知道是谁劝阻了。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学生来人民大学，参加保护郭影秋，也是东升联络组接来的。他们的出发点，是“要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方”。这些事儿当时很敏感，谁也不会说。现在看来，至少并不是在做什么坏事，可以多少说一点了。
东升联络组跟吴玉章老校长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经常去吴老那儿。还通过吴老向上递送材料，也常把吴老的一些看法带回来。
也应该看到，东升联络组在一些事情上的分寸和力度没有把握好，有的事做得过了份，甚至是在挑动矛盾，制造事端，扩大事态。比如，“八一二”保卫东风二楼的事件。那天半夜传出消息来，说是人大红卫兵组织了校外五千红卫兵来揪斗郭影秋。东升联络组连夜在西区食堂后面的空地上开了个秘密会议，进行策划。又连夜安排人员乘车到市委和吴老那里去告急，派人叫出租汽车护送凌静逃走避难。联络组派出人员组织工人以及联系各系调动人马，忙了一整夜。第二天，保郭的工人和同学们听到这消息，很紧张，很气愤，有数百人纷纷拥到了郭影秋临时住的东风二楼前面，打乱了东升联络站原先的安排。
应该说这是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但是事情的起因，这个话到底开始是从哪儿造出来的，一直没有人深究。至于筹委会，他们不是这次事件的策划者。他们是后来知道这件事，不过也没有再以制止，反而也是在里面起到一些作用，把事情继续闹大。后来听说这是有人故意放出的谣言，弄得联络组和筹委会都很被动。
1966年的10月，批判资反路线之后，“八一八”的一些人为了洗刷保守派的形象，就推脱和铁杆保郭派东升联络组的关系，说他们和东升联络组不是一帮人，没有任何的联系。应该说，“八一八”的发起人确实不是东升联络组的。但是，从“八一八”的筹备开始，东升联络组的大多数人都参与进去了，而且有的还担任了“八一八”的负责工作。在“八一八”的很多机构里，有很多东升联络组的人。更主要的是，他们两者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这没有什么可回避，也不需要回避了。
“八一八红卫兵”具体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因为“八一八”在学生里、在教工里联系面更广，声势更大，所举的“红卫兵”旗子更新鲜闪亮。所以，保郭的同学很快就都聚集到“八一八”里面了。一个联络组算什么呢？装不下了。“八一八”的人数要比联络组大几十倍呢！所以，形式和旗号也是很重要的。
东升联络组没有明确地宣布过解散，而是在10月份以后，不再以它的名义活动了。
“八一八”红卫兵的出现
我们这些比较“保守”的人还没反应过来，几天之内，看着校内校外突然冒出来到处都是红卫兵。既然毛主席支持红卫兵闹革命，咱们也是闹革命，那咱们也就是红卫兵了。我们也就个个都戴上了自己做的红袖章。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和承认，自己就戴上了。一开始连个名称也没有，就是红卫兵。简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用毛笔写的。不像那些中学高干子女红卫兵讲究得很，谁能戴多宽的红袖章，能用什么样的布料，得看他老爹的乌纱帽有多大，等级分明得很。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封建专制的腐臭味。
人大的红卫兵组织具体的形成是这样的，8月19日上午，国际政治系四年级的张联瑜等同学分头到各系串联，十点钟左右，在系办公室召开各系联席会议，商量成立红卫兵事宜。下午三点，由张锡林同学主持继续开会，决定新成立的红卫兵叫：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红卫兵。8月20日下午三点，召开成立大会。张联瑜任政委，石永健任团长。
会后，吴玉章校长的秘书王宗伯很快过来了解情况。接着王宗伯就带了“八一八”的几个负责人去了吴玉章的家。吴老听了几个人的介绍之后，表示非常支持，并欣然担任了“八一八”的名誉团长。
有了“八一八”，我们大多数相对保守的，便都算在这里面了。后来，我们换了统一印制的黄字红袖章，写上了“八一八红卫兵”的字样。红卫兵的组织结构比较松散，也没有另外推举班级里的红卫兵负责人，班干部还是班干部，继续负责。参加红卫兵，也没有任何的仪式和手续。
想说明一点，当时人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所谓“红五类”，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和中学的学生干部。因此，没有其它学校学生中那种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势头出现在班级里。我们班的同学之间，这时在表面上还能和平相处，即使后来分成了两派，至少也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这也是我现在能够比较平静理性客观地写这份回忆录的原因之一。
那时，各人都在自己想办法找来旧的黄军装、黄军帽，要是有草绿色的，那是最时髦的了。对于我们人大的学生，倒是有现成的，那就是去社教时发的旧军装，虽然已经破旧了，但好歹也是黄军装吧，说不定这破旧还说明你有资历呢。
在红卫兵出现之后，毛泽东又抓住机会，迅即以他特有的宏大手笔把红卫兵运动推向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高潮，那就是亲自接见红卫兵小将。在1966年的下半年里，他先后八次共接见1100万红卫兵，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壮举”。
第一次那当然是最著名的“八一八”了。在“八一八”之前，8月16日，中央文革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数万人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有说这是“八一八”的预演。那次活动，秩序不大好。由一些中学红卫兵当纠察，管不住。那些外地学生，不但往前拥，挤到了主席台跟前。甚至还爬上了主席台上面的顶盖，躺在了顶盖的前沿，伸出个脑袋往下看，怎么喊他们下来也不听。连林彪走到麦克风前面，直喊：“同志们，静一静！”结果喊了十几遍，也静不下来，连话也没讲成。
等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用了四种不同的方式，前三种都是用大学红卫兵担任纠察，我都参加了，去了六次，而且都是在第一排。
8月18日那天，是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讲完话后，红卫兵们列队在长安街由东向西步行通过。这几次，我们每次都要凌晨三四点就出发，基本上都是站在天安门前。看着满含着热泪的红卫兵们尽情地跳着、叫着、喊着，我们则催促他们快走。
这种像朝圣般的时刻，也有不那么神圣的事：据凤凰卫视2003年12月6日播放的鲁豫对叶向真的采访，叶向真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鲁豫疑惑地问：“为什么？”叶向真答：“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我是没见到金条，但被踩踏的鞋子，掉落的帽子，放在中山公园里，堆了好几堆。
由于红卫兵们在通过广场时过于迟缓，队伍拥堵，不易疏导，要弄到下午甚至傍晚。所以在10月18日的第五次接见时，改为红卫兵排在大街两旁，由毛泽东乘坐吉普开过。这时，我们就和军人一起，挡在红卫兵队列的最前面，排成一排，以防止后面的红卫兵往前拥。
那天，我的位置是在农展馆前的东三环拐角处。近百米宽的大道，笔直地向西和向南延伸，在蓝天和绿树的衬托下，气势非凡。大道两边都是红卫兵的海洋，几十人宽的队列，向两个方向延伸，绵延不断，伸向远方。150万红卫兵列队长达50华里。翻卷的红旗，涌动的绿军装，一直铺到无尽的天边。现场上声浪滚滚，各种文革歌和语录歌此起彼伏，一阵高过一阵。
终于大喇叭里传来现场指挥部的指示：“请安静。”原先沸腾的海洋，一下子安静下来，鸦雀无声，静静地等待着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下午，一点多钟，这一时刻终于来了。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声。顿时红卫兵们沸腾了，排山倒海般地爆出欢呼的巨浪，“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呼喊声震耳欲聋，人在其中，几乎都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在压倒一切的欢呼声中，在秋天的阳光里，毛泽东的车队从远处开来了，在摩托车队的前导下，一辆吉普、后面又接着一辆辆的吉普，向我们驶来，又从我们面前驶过，向西转弯而去……
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第一辆车里。他身着崭新笔挺的草绿色军装，身材高大，两眼凝视前方；左手扶前面的车把，右手半举，缓缓地动了一下；脸庞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一层薄薄的光彩，像是涂了化妆的油彩……因为正是在拐弯处，车队减速缓行，我看得很真切。
后面，林彪、周恩来各一辆。再后面是合乘的，能认得出来的，有叶剑英、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谢富治这些人。
为了万无一失地保障毛泽东的安全，于是，11月10日的第7次接见，又另想了个办法，动用了6000辆大卡车，把红卫兵装上去，开过天安门广场。那天，我的位置是在革命博物馆北侧的长安街上。每一排有四辆卡车，并行而过，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真的是蔚为壮观。这时，我们就省事多了。但实际上，为防意外，车速不快，花的时间也不少。
最后一次接见是11月25、26日连续两天，为减少对市区交通的严重影响，改在西郊机场进行。毛泽东在吉普车上，绕场一周。这个机场塞了一百多万红卫兵，头天夜里就从北京市里各个地方赶来，吃喝拉撒，真是不易。因为那是军用机场，所以是用军人做纠察。那天散场时出了事，红卫兵们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那个桥本来没多少人走，连个栏杆也没有，哪经得起成千上万人的踩踏。两边手挽手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都被挤到河里去了。最后是踩死了好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这是红卫兵运动史上很少被人提到的一件事。在这之后，就再没安排这样的活动，这天就成了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谁也没想到，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宏大场面，竟然是这样落幕。
恐怖“红八月”
这一年的8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出现了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抓行为，被称为“恐怖的红八月”。一场血腥暴力的狂潮，山呼海啸般地压来，仅存的一点半点的理性都被横扫得荡然无存。当然“红八月”的时间划分也不是绝对化的，并不是从8月1日开始到31日结束，7月底就开始了。
人大校园里从7月底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批斗，校系领导、一些老教授都被拉了出来。根据那时的“革命逻辑”，是个领导就是“走资派”，是个教授就是“反动学术权威”，甚至一些普通教师、学生也未能幸免，学生干部就是“修正主义苗子”，出身不好那就更是“狗崽子”， 至于“叛徒特务”、“漏网右派”、“孝子贤孙”、“残渣余孽”等等等等，各种名目不一而足，要什么有什么。
7月27日，人民大学的第一场大规模批斗会就在文化广场爆发。会上，有五十多位校系领导、专家教授，即所谓的“黑帮”，个个都被挂黑牌，戴高帽，低头而双手反剪，即所谓“喷气式”。这还算是最“客气”的了。不然，一个扫堂腿就叫你跪在地下，甚至故意从桌子上推下，一顿拳打脚踢之后，再全身被踩上脚。（上图：1966年7月27日，文化广场上的批斗会。笔者也在人群里面，背后就是贴大字报的芦席围栏。）
会后就把他们拉出去游街，这是自土改、镇反之后十几年没有的事了。“黑帮”们被戴上高帽，胸前挂着黑牌，写着打上红叉的各人的名字，被人押着、按着、用绳子拴着往前拖拉，稍有不从，便劈头盖脸地拳脚相加。有的还被侮辱性地剪成阴阳头。连孙泱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女儿都被剪过。还有的被迫敲着一面破锣，嘴里喊着“我是黑帮，我是黑帮”……
被游街的人，个个垂头丧气，有的深深地埋着头，像是怕被人认出来；有的像是在听命，任别人拖拉；有的则是满脸愤恨，这样的人吃亏最大、挨揍最多、最叫人可怜。《教学与研究》的主编王南真是个好汉，虽然被人摁着，却还是一次次地挣扎。批斗他的人吼叫着：“说‘我是黑帮’！”他却一次次地反抗着：“我不是黑帮，我是王南！我不是黑帮，我是王南！”我还记得，我们系五年级的范秀济同学因为被打成“反动学生”不服，吃的苦是最多的了。他是被几个人压着，几乎是横倒在路上，硬是被拖着过来，衣服都撕破了，上面是点点血迹。
不但全校性的大会批斗，第二天1966年7月28日，各系也都开会批斗。在那么多被批斗的人里面，要特别讲一下我们系的王命先老师。他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儿子，却是一个苦命的人。
王稼祥是安徽径县厚岸村人，只与原配夫人查瑞香育有一子，取名王命先，生于1925年10月20日。但王稼祥为革命早就在外四处奔走，家里的妻儿得不到起码的照料。王命先出生还不到一个月，母亲就去世了。而王稼祥对儿子的事一无所知，更别说见面了。
王命先在亲友的照顾下，在厚岸生活了24年。直到中共执政后，王稼祥通过各种关系找到自己的儿子，才把王命先接到身边。来京后，王命先在人民大学学习。1954年留在我系工作，任资料员。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在历史上，无论是对革命还是对毛泽东个人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但是后来却再没有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1962年2月27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向中央写了封建议信。信中建议：为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争取时间渡过难关，在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
这些无论是动机还是效果都是很好的建议，却遭到了毛泽东的当头一棒。事情还是由康生引起，是康生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儿告状。毛听了刘的报告，掰着指头说：“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到了康生手里，更把“三和一少”升格为“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所以文革一开始，1966年的5月，就把王稼祥夫妇赶出了中南海。
而王命先虽身为高干子女，却工作认真，为人诚恳。可能是早就知道党内高层争斗之凶险，他做人做事，一直都非常的低调，平常话很少。和那些一般人印象中的高干子弟，完全不是一回事。文革刚一爆发，王稼祥被赶出中南海。加上学校里有人翻他老账，说他曾经参加过“三青团”，是“历史反革命”。王命先老师更是抑郁不安，知道难以躲过这场风暴。
那场计划统计系的批斗会是7月28日的下午，在老俱乐部开的。在一阵阵“打倒×××，把×××揪出来”的狂吼中，一个个老师被事先准备在两边的学生架着推上台，连辅导员们也都被押了上去陪斗，台上被批斗的有二十多人。我印象很深的是，王命先老师在被念到名字后，没等别人来架，是自己走上台的。（上图：前排左一就是王命先老师，很瘦弱的书生样。摄于1964年参加湖南社教运动时。）
那天他从批斗会出来，回家后不久，就去了京西运河投河自尽。他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的第一个罹难者。
文革中，对批斗对象，先叫你自己承认“罪行”，将污水往自己身上泼，再像猪狗一样地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批斗。这种做法，极度侮辱人格、彻底摧毁人的尊严，叫被批斗者无地自容、永远抬不起头来，这是极左势力最为卑劣的做法。
在这个恐怖“红八月”里，革命对象除了被批斗挨打，还有抄家。这儿转述孙泱女儿孙冰的简短回忆：那段时间里，红卫兵每天都来抄家，有时一天都来好几次，前一批还没走，后一批又来了。家里所有的古董器皿、连唱片都被砸碎，字画书籍都被拿到楼下烧毁。几乎每一张纸、每一张照片、每一件衣服都被翻过，有的不知被翻了多少遍。家里一片狼藉，无法下脚。到最后连沙发、家具、床铺都被搬走。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去阻拦，孙名被两次推倒在地，孙宁被打得鼻子流血。而且抄家者还捣毁抢走的东西，还要把古董字画家具说成是“封资修”的。尤其是收音机被说成是电台，打字机被说成是发报机，都成了“特务活动”的罪证。
恐怖“红八月”还冲击到了对外关系。文革前夕的1965年秋，有一批越南女学生，冒着敌机的轰炸，千难万险，途中还牺牲了几位同伴，好不容易来到了我们学校。有一些还和我住同一楼层，就隔了几个房间，共用一个盥洗室，早晨一起在那里洗脸刷牙，晚上一起洗衣洗脚，几乎是“朝夕相处”了。她们很爱笑爱闹，满楼道都是她们的欢声笑语。可是恐怖“红八月”的到来，使她们无法在中国继续正常学习。加上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9月，她们就被通知回国。刚才还在学着“走资派”被斗时低头弯腰的模样、装鬼脸嬉笑着的她们，刹时间就花容失色。临行时，她们的哭泣与不舍，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人民大学红卫兵与三个“司令部”
北京高校红卫兵最早的联合体是8月27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有27所院校的29个组织参加，基本上都是早期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也有个别例外，如北师大井冈山。因为是第一个成立的，简称“一司”。
由于“一司”里面都是正宗的高干子女红卫兵，自我孤立，封闭性很强，连一些成立稍晚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也进不去。于是经中央文革同意，9月5日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有48所院校的48个组织参加。总指挥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周太安同学（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中将之子）。
之后出来的一些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很快于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号称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起初的召集人是地质学院的周永璋，实际领头的是朱成昭，后来是王大宾。1966年年底前后，蒯大富在其中的作用超过了前者。“三司”作为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在全国算是出现很早的，对北京的文革，乃至对全国的文革，都有相当的影响。
到了1967年初，中央强调“归口大联合”。2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意图取代三个司令部。由于那么多的组织凑过来，也搞不到一起，这个“红代会”后来也没起什么作用，下边各校的组织基本上还是各行其是，只是在组织名称前边加一个“首都红代会”。
“人大红卫兵”开始是“一司”的主要成员，刘平凡还是他们的副总指挥。但在高干子女奉命退出领导岗位后，“一司”的活动很快就大大减少，“人大红卫兵”也不怎么参与“一司”的活动。虽然“人大红卫兵”的性质还真有点造反派的意思，不过也并没有去靠拢“三司”。1967年2月“红代会”成立后，人民大学的各个红卫兵都在里面。“人大红卫兵”的后续“人大三红”也进去了，但在里面并不积极。
而“八一八红卫兵”则参加了“二司”，在里面也是无声无色。尽管“二司”的司令周太安就在本校，但“八一八”和他的个人联系也不多。“二司”组织的集体活动也不多。直到1967年初，“八一八”演变成“新人大公社”以后，也去参加了“红代会”。不过已经是6月份了，到那个时候再参加进去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人民大学还有几个规模较小的红卫兵，有个在10月1日成立的“十一红卫兵”。它当时的基本观点也是反郭的，算是个造反派，去参加了“三司”。不料，一个多月后，反被“八一八”的人渗透进去所操控，但还保留着它的名称。“八一八”，包括以后的“新人大”，对这个“十一红卫兵”还是挺重视。因为人家可是参加“三司”的，是个造反派哦。到了11月30日，把人家“十一红卫兵”的名字改成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个牌子一直扛了好长时间。
同一个学校的红卫兵，三个“司令部”都参加了，也是不多的。但在里面都没起什么作用，这大概是人民大学学生的一个特点。后来变成了“天派”、“地派”，也是这样，人大学生没去出头露面。
我参加了两次大串联
大串联是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件大事。从6月初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开始，就有一些周边地区的学生跑来北京看究竟。据丁晓禾的《狂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一书说，“早在1966年6月10日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啊！”最早成批的学生进京，是8月13日天津有四千多学生为寻求中央文革的支持和北京红卫兵的声援，要“告万晓塘的状”，徒步前往北京。毛泽东当即作出指示，派车在杨村接了他们。大串联实际上就这样开始了。中央的正式通知是9月5日下的，叫《关于组织外地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就目的和性质来说，出去大串联大体有四种类型：1. 开始多是一哄而起集体出动，对各地起到宣传、推动、学习的作用。2. 有意识地，甚至是受高层指使，去支持某地的造反夺权。3. 群众组织的向外派遣活动。4. 各人自发的活动，或相当于“红色旅游”，或免费回家了。就形式来说，大多数是坐车，后来因为实在太拥挤了，有步行串联的，通常是去红色景点，甚至“重走长征路”。
我参加了两次串联。第一次是因为8月24日晚上传来消息，中央文革赞同北京的学生出去闹革命，北京的学生就此蜂拥而出，我们当然也闻风而动，说走就走。8月27日，我们系同年级的两个班集体行动，取了个名字叫“红旗战斗队”，抬腿就出发，先后去了上海、杭州、南京三地，历时两周。第二次是因为学校里住的外地学生太多，中央发出大串联的通知才两天，就受不了了。9月7日，周恩来特地在我校大操场召开了近十万外地来京学生大会，动员他们尽快离京。没等他们离开，我自己先回家了。因为南下的车太挤，所以先是北上，出关外，去了鸭绿江边的丹东，而后掉头，经天津、烟台、青岛，回到上海。或许真有冥冥一线，我在串联中一共去了六个城市，只有南京没靠海边，而我生命的最后落脚点就是在南京，之前还在烟台生活了八年，在那儿成家立业。
令人眼花缭乱的派系分化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掀起后，作为相对保守的“八一八红卫兵”明显感受到了压力。“人大红卫兵”则对“八一八”的逼迫更是来劲了，一心想要趁机而除之。10月6日，“红色野战兵团”贴出大字报“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筹委会和‘八一八’开炮”，公开向对方发难。并且在学校广播站从早到晚、连篇累牍地广播此类攻击“八一八”的稿子。
这种情况下，“八一八”只能被动应战。10月6日晚，“赤卫队”的唐立春老师干脆就说，来个“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后，“八一八”方面承认自己有缺点有错误，但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我们也是红五类”，“我们也是革命派”。想要全面否定“八一八”是不对的，大方向就错了。
这时，对“八一八”出现了最后一次机会，那就是也要批判郭影秋了。正好10月11日晚上，北京市委通知郭影秋返校接受批判。消息传到校内，两派都连夜准备。第二天早饭时分，谁知“八一八”还在布置会场呢，“人大红卫兵”已经列队进场，把文化广场占了，先召开了“批判筹委会、‘八一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八一八”只好退出，改在下午开批判郭影秋的大会。
另一方面，“人大红卫兵”还对“八一八”直接动手。在“批判资反路线”中，有一项是清理工作组整理的一些材料。11月19、20日，在市委主持下，由原工作组、筹委会、人大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等十个单位举行联席会议，商讨此事。“人大红卫兵”方面要求筹委会、“八一八”方面交出前期整群众的材料，双方未能谈妥。“八一八”将这些材料转移到了高压配电室、自来水塔这些自认为别人不敢去也不能去的地方。
“人大红卫兵”也有点“造反派”的勇气，敢于往前冲，专门组成了“革命暴动野战兵团”。11月25日，有计划地冲击了上述地点。在配电室那儿，对方守护人员不肯交出。这边的人砸坏了五把锁，查出有关材料五个箱子又一柜子。
批判“资反路线”，对“八一八”的一些人也是有触动的，开始反思“八一八”的观点，甚至要脱离“八一八”的组织。10月7日，“八一八”的王胜光、周军等同学成立“反到底战斗小组”，这是第一个造“八一八”团部反的群体。12月5日晚，进一步扩大了的“八一八红卫兵造反联络站”召开誓师大会，“人大红卫兵”也前来支持。这是一派群众组织内部首次出现的公开分裂。
12月15日晚8点，“八一八”红色暴动委员会举行红色“暴动”。兵分四路，接管“八一八”团部和它的一些下属单位。晚十二点，暴动委员会与“人大红卫兵”举行联合庆祝活动。其间，“赤卫队”的一些人拿着木棍前来骚扰，也没能阻碍整个进程。这次“暴动”，对“八一八”的消亡是起了作用的，前后出现了几十个造“八一八”反的大小组织。但“八一八”的块头毕竟在那儿，还没有造成致命的影响。“八一八”的最后消亡，还是它的自我蜕变。
后来，声明造“八一八”反的越来越多。这里面就要具体分析。有的，是真的认为“八一八”是保守派，自己要顺应革命潮流，改换门庭了。有的是基本观点没有变，只是认为“八一八”团部没搞好，先出来再说吧。相当多的则是出于无奈，知道“八一八”这面旗子维持不下去了，只好表面上说脱离，内心里依然如故。有的虽然也打出新的旗号，嘴上说是造“八一八”的反，其实还是那么回事。后几种人，在有人竖起“新人大”的旗子以后，他们也都进去了，还是原来的圈子。
要讲这个变化过程，还真是反反复复，令人眼花缭乱，蛮复杂的。12月份出现的“东方红联络站”虽然看起来是另起炉灶，但它明确说了“‘八一八’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明显的是“八一八”在换一种说法的延续。
“东方红联络站”存在的时间不长，大概是因为刚从垮塌的废墟里出来，相互间不适应，又缺少组织协调，很快就分崩离析，分化成包括赵桂林带队的“北京公社”在内的三十多个组织。到了1967年2月，这些继承“八一八”体系的组织又以“北京公社”为核心组成“革命造反联络总站”。“革联”的时间也很短。到了2月22日，就改为以“革联”为主体的“新人大公社”。
还有比这更复杂的。造“八一八”反的“红色造反连”里，依然有一些坚持“八一八”观点的（即改变组织但不改变观点）。1966年12月31日，“红色造反连”改名为“红旗战斗团”（简称“红旗”）。1月17日，“红旗”对“八一八”也来了次“暴动”。
那段时间，有过好几次的“暴动”。到后来，都分不清是真“暴动”还是假“暴动”，到底是谁在暴谁的动。曾经一时人强马壮的“八一八”弄得好可怜啊！更多的人，一时沉寂下来，减少活动，即使有活动也不再以“八一八”的名义。 很快，“红旗”也出现分裂，一部分出去加入了“三红”，剩下的坚持与“三红”对立，在两派之间又有点变回去了。
在“八一八”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红旗”反倒冲在了前面。1月20日凌晨，“红旗”去抄刚被康生点名的刘志坚的家，企图强迫刘志坚的女儿刘平凡回校检查。但结果却是，“人大红卫兵”毫不迟疑地趁“红旗”后方空虚之机，在校内砸了它的团部。（左图：“红旗战斗团”对“三红”袭击它总部的一个“声明”。）
“红旗战斗团”在“新人大”成立时，合并进去了。
还有个“十一红卫兵”，前面已经讲过。原先是参加了“三司”的一个造反派，后被“八一八”占据，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新人大”时，他们也合并了进去。而名称还仍然保留，因为它可是“三司”的成员，那是造反派的标志哦，哪能轻易放弃。
在此情况下，趋向于保守的“八一八”也就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到1966年底，在多数成员出走或另打旗号之后，“八一八”这面旗子也就完成历史使命，不再用了。至于最后一次用这旗号，具体是在哪一天，还没查到。
从“人大红卫兵”到“人大三红”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各群众组织也在循着不同的轨迹在变化。而“人大红卫兵”的演变，更有它的特点，在它刚成立一个月就开始了。
最早出现的“人大红卫兵”基本上是高干子女红卫兵。不多久，8月末，中央文革要求高干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岗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人大红卫兵”实际上就剩了一二个人在活动。8月中旬，同样是持反郭观点的更愿意跟上“革命大潮”的学生，以“八一二串联会”的名义进行活动，而且很快大多也加入了“人大红卫兵”，反而成了它的主体。这些新成员于9月6日在新教学楼二楼聚会，把已经名存实无的“人大红卫兵”接了过来，改组了领导班子，推举曾国乱为大队长，孔宪龙为政委。这时的“人大红卫兵”与原先高干子女的那个“人大红卫兵”，除了借用这个名称，在组织上、人员上几乎没有什么其它关系了。
这时的“人大红卫兵”，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特征已不明显，而开始带有造反派红卫兵的某些特征，有比较多的革命激情。当然，他们和本来意义上的造反派红卫兵也不一样。他们不像蒯大富那些因为受过工作组的压制才揭竿而起，更不是“黑五类”及其子女那种被逼得退无可退。因此，他们在社会上冲锋陷阵的劲头看上去不是那么足。只是相对于“八一八”来说，在人大校园里，算是“造反派”。
“人大红卫兵”之所以能够转化得过来，有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开始它就是持反对校领导的观点。而绝大多数高校的早期高干子女红卫兵是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也就是从一开始，“人大红卫兵”就既是高干子女红卫兵，同时又是个造反派红卫兵，这种情况也是很少有的。细想起来，这恐怕又是和人民大学的学生秉性有关。相对来说，人大的学生思想比较成熟，行为比较理性，并没有像通常人们印象中的“造反派”那样急躁和偏执。
“人大红卫兵”这一方的势力则在扩大。12月26日下午，人大红卫兵、红卫队又发起成立“东方红公社”。
“东方红公社”把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虽然是相同观点而没能参加进“人大红卫兵”的人都聚拢了进来。作它的外围组织，容纳的范围更大，共约两千多人。这样在人数上，两派也就大体相当。“东方红公社”的出现，意味着“人大三红”的最终形成，使得这一派的力量更强、气势更壮，在实力上往前推进了一步。
“东方红公社”没有实体，不设单独机构。“人大红卫兵”总部直接把人大红卫兵、红卫队、东方红公社这三个组织统一组合为“人大三红”。它的召集人为经济系学生会主席孔宪龙同学、刘庆库（刘梦溪）同学和安维华老师。它没有明确的成立日期，也没有发布“成立宣言”。（右图：左起刘庆库〔刘梦溪〕、孔宪龙，合影于1967年。）
在这之前，曾经把人大红卫兵、红卫队和红卫军这三个组织也统称为“人大三红”。因为“红卫军”是退伍转业军人的群体，人数有限，所以这个叫法没有叫响。（下图：“人大三红”的徽章。）
“人大三红”的队伍里还有一位外籍红卫兵，那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国俘虏温纳瑞斯。他在遣返俘虏时自愿要求到中国，后来从济南的工厂被安排到人民大学学习，文革中他还参加了“人大三红”。外籍人士参加中国红卫兵的，大概只有这一位。因动乱停课，又让他回济南工厂里去了。其他在北京的外籍人士，比如有名的美国左派李敦白，他们另外成立了外籍人员自己的造反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
按说“八一八”面临瓦解，“三红”方面本来应该是形势一片大好。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遂人意。“三红”里面也有些人思想比较激进，在这关键时候没有把握好，走得过了。
在上海“一月革命”夺权风暴的影响下，“三红”少数人没有想好就开始行动。第一步，先在“三红”内部夺权，1月14日，成立“夺权委员会”，强行夺取了总部的决策指挥权，法律系的张宜仁成了“三红”的负责人。很快，第二步，1月15日，又对学校进行初步夺权，象征性地收走了一些党政办公室的印章。接着，他们又跨出了第三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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