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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八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1月 29, 2021 10: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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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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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11月30日第188期


本期目录

〖王世伦专辑〗

生逢乱世
王世伦回忆 何蜀整理 面对历史坦然自述——一个普通工人的文革历程
写了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遭到围攻
成立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
从军工造反兵团到军工井冈山
初期武斗
“六一三”武斗后军管会赞扬我的讲话
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任组织部长
我和董源河没有同意军工总部的发枪决定
“八一三”我们的人被打出嘉陵厂
潘家坪激战之夜坚持不撤退
曾萍之死
临时负责后勤工作时的一些见闻
曹国阳之死
尸臭气味弥漫重医校园
得到李鲁沂阵亡的消息
我坚决反对虐待俘虏
军工总部搬到江北后的一些情况
我主持的三次群众大会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学习班
全省一派的联合声明我们不签字
重庆反到底派再次大逃亡
武斗时期的一件“朝修特务”案
彭家政当了我与谢代芳结婚的介绍人
我心中的两个“活雷锋”
参加中央召开的“八一五会议”
参加“八一五会议”宣讲报告团
我当爸爸的第一个月连搬4次家
我被安排到厂革委政工组工作
第三次进京,参加批刘张学习班
“批清”运动中给我一个人办学习班
军管会与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案
隔离两派头头的厂革委常委学习班
赴京参加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
1974年的抓革命促生产
我在落实政策办公室了解的一些清队案件

附录 回忆录全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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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面对历史坦然自述
——一个普通工人的文革历程

王世伦回忆 何蜀整理

整理者按:本篇是王世伦先生的长篇回忆录《嘉陵涛声伴我成长——一个普通工人的80年》中有关文革经历的部分内容,分别节选自该书的第二、三、四、五章,现总标题是节选后另拟的。回忆录按作者在多次口述记录基础上补充整理的文字稿综合整理而成,其中对文革经历最主要的一次口述,是在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与重庆市图书馆联合组织的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期间,于2011年12月14日进行的,此后又陆续进行过多次补充口述与笔述。全稿整理完成后经作者数次审阅修订。
重庆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影响很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庆拥有多家大型国防企业(现称兵工企业),所生产的武器弹药被大量用于武斗,成为真正的“全面内战”。这些国防企业中的两派群众组织: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与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成为重庆大武斗中的主力,其主要负责人阳增泰(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和李木森(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组长)都已在生前分别出版了回忆录。在1968年秋冬中央为终结工人造反运动召开的“八一五会议”期间,“军工井冈山”头头邓长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八一兵团”头头方文正(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被以“杀俘”、“破坏大联合”等罪名由中央下令逮捕,后被判刑。
作者简介:王世伦,1940年生,四川合江人,初中毕业后于1956年考进国营嘉陵机器厂当车工,文革中曾任“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长和1967年大武斗结束后的总部负责人,嘉陵厂革命委员会常委。因他为人正派,性格稳重,后虽经多次清查,也只能给他一个“犯有错误,但情节轻微”的结论。摆脱浩劫阴影回归生产岗位后,他获得过重庆市自学成果奖和四川省技术能手称号,成为嘉陵集团首批工人技师、首批高级技师、兵器工业总公司首批优秀工人技师,多次受聘担任厂级、局级、市级技术比赛评委或裁判长及兵器工业总公司高级技师评委。(上图为作者近照。)

写了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遭到围攻

嘉陵厂文化大革命在厂党委领导下开始了。首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矛头指向厂党委委员、副总工程师杨昌勋为首的八大工程师,称为“八大金刚”。厂大门进去林荫道两边贴了很多大字报。我们工具车间当时还没有工程师,那些工程师我都不认识,看了下大字报也不太懂,就不再关心。
接下来党委召开全厂大会,政治部主任孙锁旺做动员报告,号召揭发批判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当时,我们工具车间已一分为二,分成413、414车间,我所在杂件车工组划归414车间,厂房还没有分开。414车间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王春华,军队转业干部。车间组织了一次批判大会,批“三家村黑帮”。全过程用了55分钟。当时每天学习时间是2小时,我认为这个1小时不到的批判会与王春华指导员没有认真组织有关。当天晚上,杂件车工组4个青年聚在张国政家里,联名写出了一张《评55分钟批判大会》的大字报。联名的另3人是:张国政,1957年重庆一机校中专毕业进厂,是我车间篮球队队友。写得一手好美术字,是我任工会组长时办黑板报的好帮手;龚绵遂,1956年进厂的车工;范品俊,1965年进厂的退伍兵,共产党员,党小组长,龚绵遂的徒弟。
(左图:1966年初的王世伦)
我们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说党支部对批判会组织不力,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中还提到党支部委员、杂件车工组生产组长、老工人吴尚模对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不重视的事。其目的不过是要求党支部重视、抓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认真开展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大字报贴出去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比如吴平江对我说,我们那是“一张闪闪发光的大字报”。第三天早上,上班就看到了几张围攻我们4人的大字报。写大字报的人是党支部组织的几个脱产搞文革的人员,最醒目的标题是“共产党员反共产党”。对我们几人用尽了污蔑不实之词,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惊!怎么共产党人也有说话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人?
我为此给党委书记李邵远写了一封信,亲自交到他手里。信中说到我参加文革的动机,响应党委号召写张大字报就被攻击的委屈与彷徨。李邵远当时在我心中就是党的化身。之前我到无线电厂看幺姐时,幺姐向李邵远介绍过我是她幺弟。李邵远收了我的信后,没有回复也没找我谈话。过后厂里有过这么几件事——
我们大字报贴出后,大字报就变得比较热闹。没几天,政治部主任孙锁旺到我们车间开大会讲话,他的讲话没有支持谁、批评谁。他用水杯举例:一边能看到手柄,另一边看就看不到手柄。就是引导大家看问题力求全面,避免片面。
接着,厂里对部分中干进行了调整。我们414车间指导员王春华靠边站,由在全厂大会介绍文革经验的优秀指导员吕存厚接替。新提了一批中层干部,我幺姐王世琼在列,接替吕存厚担任成弹装配车间指导员。
不久 ,厂里迎来了一次工资调整。7年了,工资没有动过,我还是每月12元交幺姐夫刘五哥,做母亲的生活费。自己20多块,虽无积蓄,一个人也够用了,没感到多大压力。已经结婚生子的家庭就难过了。这次调工资不讲技术等级,而是按工作年限划杠杠。1956年进厂的可调到5个等级。个别突出的58元,表现好的55元,较好的52元,一般的49元,极个别较差的46元。一榜公布,1959年已升3级的调到55元很正常,其余大多数在49元,52元的极少。我同一车床的李开定和我却都在49元之列。我们两人都有意见了。以前有人学会了加工车底刀,可以获得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出席重庆市表彰大会。我们同样加工车底刀,还有创新改进,生产效率比前人更高了,还为小三线兄弟厂培养了多名车底刀加工人员。怎么我们这样的表现连中等较好的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中下的“一般”?我在1962年还有一个年度先进生产者奖状,那不是表现一般就能拿到的吧?我们向新调来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吕成厚反映了我们的意见,过后,李开定和我都定为52元级。我也没有再说什么,人家杨维富还主动申请不升工资呢。
没过几天,调整粮食补贴。文件规定,凡是直系供养亲属是城镇户口的职工,每人每月补贴3元。无直系供养每人每月补贴1.5元。公布出来我只有1.5元。一问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我同一天进厂的钟秋臣,攻击我们那张4人大字报是“共产党员反共产党”(4人中的范品俊是共产党员)那人就是他。他说我母亲住在幺姐家,算是我幺姐供养。我说幺姐自己有4个小孩要养,我已经供养母亲8年了,住我幺姐家也是城镇户口吧。他不想改,我也没再争,每月少1.5元,算了。文革后期,副厂长任传建对我说,我这种情况是应该补贴3元的。最近还在全厂更正过一次,可惜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当时在哪个学习班吧,没得到这个消息,又错过了更正的机会。
4人联名大字报仅此一张。除了大字报围攻,人员还被分化瓦解。首先,小组里有个车工韦泽飞,是1953年进厂,精减干部下放的老工人,说话有一定影响力。他接连两天找张国政长谈,张国政从此不再参与文革活动。过后,韦泽飞调到我和李开定操作的车床学做车底刀,然后我们3人开3班。调整工资过后,本来是钳工的杨维富也调来跟韦泽飞学车工。杨维富是退伍军人,同范品俊一批进厂,共产党员,在部队上是五好战士,身体健壮,英俊帅气。之前调整工资时,他写大字报表态要求不给自己工资升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没有再争取工资55元级,粮贴少我1.5元也不争,心里都有杨维富的影响,杨维富在我心里就是个“活雷锋”。虽然我觉得领导安排韦师傅和杨维富到我车床工作,是针对我、监视我来的,但我并不反感他。不久后他们都成了我文革期间的忠实战友。

成立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形势由红卫兵发展到串联,我们也就走出去听一下、看一下,比如到重庆大学,我去看过批斗重庆市长任白戈的大会,我去听过学生的宣传,看过他们的大字报,后来有些外单位的来串联,比如242部队红总、重庆医学院,以后有北京南下的也到我们厂来串联。我们是国防厂,厂里他们进不来,只能在厂外做些宣传鼓动。
看到学校都有了红卫兵以后,我们工厂里也陆续组织了群众组织。当时我们车间里面大家看法比较一致,就组织了一个红卫革命造反战斗队。大家考虑孙建国是党员,就把孙建国选为队长。这是我们工具车间最早成立的造反派组织,当时还都是业余闹革命,下班以后才聚到一起商量怎样写大字报,怎样找其他群众组织串联学习。红卫革命造反战斗队成立后,得到厂里承认。我与副厂长孙寿彭签了个协议,每月给我们100元活动经费,用来购置一些在总务科领不到的物资。还在离厂大门不远的公路边给了一间平房,配置了桌椅等作为写大字报、刻印传单、接待外来串联人员、战斗队勤务组聚会碰头地点。当时红卫战斗队勤务组成员还有吴平江(团员)、孔令才(党员)、杨泽兴(技术员)和我。
这个时候八一兵团已经存在,我们也晓得厂里面已经有个先成立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我们也一起参加一些活动,一起出去串联,我记得就是在大田湾体育场,有一次还是罗广斌在那里讲了话的。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跟八一兵团,都是那时自发成立的造反派组织。
1966年9月,厂里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具车间机修组长、老工人、共产党员刘敬一当了大队长。他们是党委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目的也是保护工厂,也是对付造反派的。一天晚饭后,我正在灯光球场打篮球。广播里响起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正在打球的一些人很快离开了。我立即明白了,这是工纠的集合信号。他们都自觉地跑到指定地点去集合了。这天只是演习。
1966年12月28日中国又一次核试验爆炸成功。29日,为了组织全厂职工庆祝,党委宣传科第二科科长白凤翔,召集全厂所有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决定第二天组织全厂职工庆祝游行。为了表达全厂职工共同欢庆,八一兵团提出不戴袖章,我们提出不打群众组织的旗帜,得到了白凤翔的支持。第二天庆祝游行如期举行,但是还是有不少工人纠察队队员戴了袖章。八一兵团和我们都顾全大局,没有提出异议,保证了庆祝游行顺利完成。
12月30日,工人纠察队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围攻白凤翔,认为白凤祥支持了造反派,压制了工人纠察队。我们称之为“12·30围攻白凤翔事件”。
白凤翔是军队营教导员转业,约在1964年任工具车间党支部书记,后任党委宣传科第二科长。面对工人纠察队的大字报围攻,白凤翔写出大字报,公开支持造反派,白凤翔是第一个公开支持造反派的中层干部。造反派当然全力支持。就在平时开全厂大会的地方,不知由谁组织了一场大型辩论会。我参加了辩论,发言十多分钟。我是第一次在人多的情况下说话,还有点不好意思,没有敢站着说话,而是手拿麦克风,蹲在条桌后面说话。
这次辩论会后,红卫战斗队的影响扩大了,更多的人要求加入,包括其他单位人员。经过一番筹备,成立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战斗团下面按行政单位设立战斗队。战斗团勤务组由红卫战斗队勤务组扩大,增加了陈功贵(医院外科医生)、白深富(机修车间)、黄明镜(402车间)、赵普华(410车间)、李明秀(托儿所)。陈功贵手书“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字样,制作了红袖章和团旗。在白凤翔支持下,我们成功地在俱乐部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在厂区游行。游行队伍边游行边壮大,最后约有400人左右。
战斗团成立后,我们的斗争大方向还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斗口号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嘉陵厂,我们没有点名谁是走资派,重点还是批厂党委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工人纠察队,对付造反派。
听说有人在解放碑组织批斗会,我们也搞了一次。在解放碑批斗嘉陵厂党委书记李邵远、厂长吴从科。晚饭后在双碑车站乘车出发时,发现党委委员洪懋铮主动跟了去。到了解放碑,只记得厂长吴从科的儿子吴秀峰上台去批了他老爸。我在跟李邵远闲聊时,战斗团骨干成员、812车间姓杨的技术员,突然来到李邵远面前,直接往他胸前刷浆糊,贴了一条标语。我心里好不是滋味,人家李书记穿的可是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啊!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到1967年1月,工纠大队长刘敬一作了检查,宣布工人纠察队解散。至此,工纠存在期间也就只搞了一次集合演习,组织大字报围攻白凤翔,并没有真正和造反派组织发生摩擦,有的就是打打嘴仗,大字报互相攻击。
工纠解散后,大部分人员加入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本着革命不分先后,来者不拒,我团人员已超全厂人数60%,约2500多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深入,有的基层领导也受到批判,甚至被戴高帽游街。我记得的仅有一例,就是红卫战斗队批斗指导员吕存厚,是当时的队长何正华联合八一兵团在工具车间的人一起搞的,听吴平江说还收缴了吕指导员的工作笔记本。批斗会的过程比较平静。会后游街我参加了。所谓游街,就是从工具车间出发经厂大门到松坪解散。吕指导员家住松坪下面,等于送他回家,整个路程不足500米。高帽是出发时拿了半张报纸卷成喇叭形扣在头上,也没写字,当游行队伍只有我们两人时,他才将高帽扔在地上变成了半张报纸。当时是一股潮流,不如此好像就不是造反派了。也不是所有指导员都被批判,我幺姐就没有听她说被批斗过。厂级领导除李邵远、吴从科到解放碑批斗过一次外,其他领导特别是两级行政干部都没有受到冲击,生产正常运行。
到了1967年1月份,中央号召造反派夺权,我们厂里夺权就是2月7日。八一兵团和我们一起去了几个人到党委办公室。八一兵团是工具车间的陈仲明(曾经教我卷边冲加工技术)参与,我就看着他从党委办公室秘书谢佑明(八一兵团成员)手里接过一些印章拿走了——把公章从八一兵团一个队员手里交到另外一个队员手里,就算是完成了夺权。
夺了权又怎么办呢?也不晓得该做什么。那时夺权来得很突然,我们参加造反,从来没有想到要夺权,完全没得那个想法。到了那个时候,因为中央有号召,全国到处夺权都成了一个潮流。我们没有人去宣布党委停止工作,不过工纠没了,党委对文革的指挥权也没有了。

从军工造反兵团到军工井冈山

这个时候我们也走出了嘉陵厂,我就去过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242红总的孙正国、雷兆锁几人多次来厂串联,我也去参加过他们的内部会议,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
我们军工系统也有人来串联,最先来的是江陵的刘立才。慢慢就跟其他军工厂有了联系。八一兵团是重庆国防工业系统跨厂际的造反组织。在我们厂内,八一兵团2301团和我们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都是成立较早的造反派组织,但我们不可能去加入八一兵团。当时我们认为八一兵团的一些主要人物有点杂,平时工作表现不是很好的,调皮捣蛋的……当然也有好的,像我们车间的老工人兰仅先,他就是八一兵团的头,他也是个老党员。
军工各厂也同我们嘉陵厂一样,除了八一兵团,都有成立较早的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经过串联,都愿意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于是在1967年2月12日前一周左右的一天,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相约到解放碑附近重庆剧场一间小屋里聚会。聚会人员不足10人,但代表了几大兵工厂非八一兵团的较大造反派组织。聚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建设机床厂蔡燮生,年龄最大的是江陵厂的邹毓林。经过商议,联合组织取名“军工造反兵团”。会上确定了2月12日参加重庆市革联会成立庆祝大会,打出军工造反兵团旗号,明确了兵团大旗制作、公章刻制分工,进入大田湾体育场前在跳伞塔外集合的时间等。
由于时间紧迫,军工造反兵团没有召开成立大会,没有组建兵团领导机构。参加会议的人只能算是联络人员。会后各自加紧制作旗帜、胸章及进城开大会的准备工作。
2月12号,重庆市革联会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我们“军工造反兵团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一千多人,天刚蒙蒙亮,就分乘嘉陵一、二号轮拖载的两只大驳船,沿嘉陵江下行到牛角沱上岸,准时到达预定集合地点,见到江陵厂李木森在那里指挥队伍,那是我第一次跟李木森认识,他是江陵厂的助理技术员,后来是军工井冈山总部和反到底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嘉陵的队伍随大部队进入体育场,停留在中心不远偏右后的位置等待开会。不一会儿,在我们队伍正前方,紧靠主席台左侧看台最高处展开了一面上书“军工造反兵团”的大红旗。但在开会途中,发生了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被八一兵团撕毁、旗手被打的事件。
会后,我们军工造反兵团各厂派出代表,到重庆市人委向革联会领导讨说法,要革联会解决此事。革命不分先后,我们都是造反派,凭啥子把我们旗子撕了?撕我们旗子和打我们旗手的人是八一兵团的,其中也有我们厂八一兵团的人。我们军工造反兵团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出了事情找革联会领导解决,说明我们当时承认革联会是代表重庆造反派的领导机构。革联会出面接待我们的人中,有一个是重钢的代表,革联会成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1967年8月底此人在重庆医学院附近被重钢反到底抓住送到军工井冈山组织部,几天后按两派停止武斗协议被我释放。
到革联会把事情反映后,没有得到解决。从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来说,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先起来造反的,他们是老大,夺权就要听他们的。好像就是这么一种味道。一些革命造反组织得不到革联会承认,这些组织当然就不承认革联会的代表性。于是2月12日过后一些组织就开始反对革联会。反对革联会的组织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与“八一五派”对立的一派。
接着“二月镇反”来了。五十四军支左,就是支持革联会,支持八一五。于是就对反革联会的组织进行打压,甚至有的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一天晚饭后,八一兵团来人砸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将在团部的我、杨泽兴等人抓到重庆市委国防工办去批斗。沿途,我在卡车上不断领头高呼革命口号,押解我们的八一兵团战士也只得跟着我举臂高呼。到了国防工办一间屋里,八一兵团战士梁万效(练习过武术)用右手4指抠进杨泽兴的锁骨,使杨泽兴惨叫倒地一会才放手。在那间屋子约1小时左右,也没有批斗,又一起回厂了。接着,孙建国被抓到杨公桥看守所拘留了15天,理由是开翻了车——那是造反初期,造反派没有司机,孙建国开了小吉普出去,车里还有八一兵团的陈开益等人,回厂开到杨公桥路段时,因刹车太急,小吉普翻了一个跟斗,好在都没有负伤。事情都过去很久了,现在来翻旧账,明显是借“二月镇反”打压我们。孙建国拘留期满那天,我们红卫队吴平江、孔令才等五六个老战友及尹宗云(孙夫人)到杨公桥看守所,接到孙建国后,一起到沙坪坝双巷子餐厅吃了一餐火锅。
这期间厂里实现了军管。军管会要我们交代,受了什么地富反坏的影响,为什么要反对革联会。本来1月份那段时间我们战斗团勤务员基本上没有在车间里上班了,都在外面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到了“二月镇反”过后,就说我们反对了革联会,不准我们在外面活动了,把我们喊回车间上班了。
到了4月份,形势又变了。有一天,军管会的袁体雪到我车床边来跟我说,要我回到团部去,重新把革命造反组织恢复起来,他说前段时间整我们是整错了。这也算是口头上给我们平反了,不是反革命了。
我们当时还没有跟社会上其他军工厂联络,先把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恢复了。这个时候是李鲁沂,还有几个人,找到我,就说我们还是把军工造反兵团先恢复起来。我们当时就叫军工造反兵团430团,就是4月30号把它恢复起来的。军工430团是以李鲁沂为首,主要人员还有李孟江、陈领志、刘履中等人,团部设在距嘉陵战斗团下面不远的干打垒(学大庆建的土墙房屋)楼上。我虽然参与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我还在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这边主持工作。当时那边还有很多人,我不能离开,要是离开了,形成分裂就不好了。
那以后,我们就逐步酝酿要成立军工井冈山。我们先要把嘉陵厂反对革联会的——所谓砸派的这些相同观点的五个组织,先成立嘉陵兵团。这五个组织中,人最多的还是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下面有基层战斗队。其次是军工430,机动技术设计部门的“反到底”,厂党政机关的“红色阵线”,动力车间的“烽火”。我们五个组织合起来成立了嘉陵兵团。五个组织根据协商的名额(嘉陵3名,其余各2名),推荐产生了兵团勤务组,嘉陵是我、孙建国、吴平江,430是李鲁沂、马福兴,反到底是沈伟敏、欧阳直(二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机关是蒲义芳(党委秘书)、钟相华(党委宣传科笔杆子),烽火是周大江、刘朝富。勤务组产生3人核心组,由我、李鲁沂、沈伟敏组成。
组建嘉陵兵团工作是我一手在抓。为了使5个组织尽快联合并融合为不分彼此团结一致的战斗集体,我没有因嘉陵战斗团人多势众又是老造反而让自己这个组织在勤务组占据更多名额,体现了组织不分大小,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对嘉陵战斗团勤务组人员也先统一了思想,对于没有进入兵团勤务组的人员,继续留在兵团工作班子工作。嘉陵兵团成立,5个组织即不复存在。兵团下面以行政单位建立基层组织,自行选出领导班子。兵团工作地点设在厂内办公大楼后面较大水塘边一栋较大的空平房里。
嘉陵兵团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革命斗争大方向是不能丟的。批谁呢? 勤务组开会,将厂主要领导排了一遍,都不像——我们厂是“大庆式企业”,领导班子会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至于文革初期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工纠,压制造反派,那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能算走资派,而且已经批判过了。最后确定只批副厂长孙寿彭,他在文革前不久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就被批过。机关人员比较了解情况,由沈伟敏负责组织批判稿件。经过一番准备,批判大会在俱乐部(电影院)内召开。一千多座位不够,两边过道也站满了人。我主持大会,沈伟敏等人发言批判。孙寿彭站在台上,昂首挺立。中间我去按过他一次头,过一会他又伸直了,我没有再管他。这是嘉陵兵团召开的唯一一次批判会。
嘉陵兵团工作基本理顺了,接下来是与厂外同一观点的组织串联,当时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组织已经形成“砸派”,除了在“二月镇反”被革联会打击、压制的组织外,还有些是原来站在革联会一边的组织也反戈加入砸派了。我还到市中区沧白路一个小楼里参加过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黄廉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更多是与军工各厂联络。原来的军工造反兵团,因为没有建立起兵团领导机构,在参加2月12日大田湾大会后,接着“二月镇反”,实际已不复存在。这次是要重新建立军工系统砸派的联合组织。
军工各厂经过联络协商,约定在长安厂召开军工各厂砸派负责人会议。地点在重庆曾家岩嘉陵江对面的一栋小楼里,那是类似遵义会议会址那样四周有回廊的老旧建筑。会议在二楼中间一个房间进行。会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设在重庆医学院,在重医召开成立大会的日期,各厂一名负责人组成总部勤务组、核心小组,勤务组班长由江陵厂担任,副班长由长安、望江担任,嘉陵厂为核心组成员,负责组织部。
回厂后,因沈伟敏回陕西探亲去了,我先与李鲁沂沟通,召开了兵团勤务组会议,传达了长安会议成立军工井冈山的若干事宜。会议决定,增补孙建国、周大江为兵团核心组成员,并推选孙建国去军工井冈山总部任总部核心组成员兼组织部长,王道德到军工总部组织部任工作人员,协助孙建国工作,周大江到我厂所在的双碑地区砸派指挥部工作。不久,军工井冈山在重庆医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总部工作开始运行。

初期武斗

1967年6月5日,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两派武斗,重庆两派纷纷有人前去支援。6月6日下午,嘉陵兵团接到双碑地区指挥部通知,说八一五派支援西师的武斗人员从北碚回来了,要我们派人到双碑车站组织拦截。我们当即叫了近百人到了双碑车站大桥附近,看见已有二三百人聚在这里,阻断了交通。
没有等多久,八一五的车队到了,里面还有一辆空军部队制止武斗的宣传车。八一五卡车上的人员每人手里一根锄头把。砸派在这里看到了八一五派搞武斗的罪证。但我们砸派的人赤手空拳,不可能出手抓人,就只是把车堵住不让走,指责他们外出参加武斗。八一五的人也没有下车,就这样僵持着。
我退到双碑桥头一个小土包上,这里便于观察,还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阻击。突然赵文彬拉着我的手就向河沟方向跑,边跑边说,八一五从后面攻上来了。在双碑公路桥上游有一根横跨小河沟约水桶粗的水管,赵文彬拉着我从管道上面穿越河面,继续沿公路向32中(背离双碑大桥)方向跑,绕到铁路另一侧山上。
此时已近黄昏,刚到就看见八一五车队已经过了双碑大桥到了通向二钢厂路口一段,手拿锄头把的人在前开路,车队开着灯缓缓前行,那辆军队宣传车也在其中。这一天是我亲眼见到八一五派用棍棒(锄头把)武装的专业武斗人员,对赤手空拳的砸派人群开打。
车队过去后,我同赵文彬回到兵团。这里聚集了很多人,说在双碑桥头被打散,还说有人被打下了桥。我说那要组织去搜寻一下,看还有受伤人员没有,但不能空手去。我叫人将大房间一角的木栅栏折了,得到十几根约一指厚4指宽1.7米长带尖端的木条,临时作为防身武器。虽比锄头把轻,总比空手好些——这是嘉陵兵团的第一批武器。李鲁沂带人去搜寻无果,第一批武器也没发挥作用。
第二天起,无须组织动员,很多人开始自制钢钎,用三角锉磨制刮刀(本是生产用刀具可作匕首用)。兵团勤务组开会,授权李鲁沂组建一支人员精干的小分队“孙大圣”,应付突发事件,保护兵团部安全。增补陈功贵、黄明镜、孔令才、彭建华、戴洪裕、常绍先为兵团勤务组勤务员。戴洪裕到沙坪坝地区指挥部工作。承认朱福生(大学)参加烈士墓地区指挥部工作。
隔天,王道德从军工总部回来,说搞到一批藤帽。我和王道德到供运科乘上嘉陵二号拖轮,沿江而下,在洪崖洞下面靠岸,来到沿江边一条小街,发现1956年初我来过这里,幺姐生第一个小孩,我随刘五哥来这里按批发价买鸡蛋,4元100个。王道德带我们到了一间日杂库房,搬运了100顶藤帽到船上,王道德联系好的,好像也没付钱。运回厂里,交李鲁沂安排使用。
一天晚饭后,八一兵团一个老造反女工,较高,模样很熟,但没有交谈过,不知其名。她进了我们兵团部,迎面碰到我兵团勤务员黄明镜,只见她一把抓住黄明镜衣领,口里喊道:“你打我!”我非常震惊:竟然用这种贼喊捉贼的卑劣手段制造摩擦挑起武斗!黄明镜很冷静,摊开双手没有动。我立即叫人去军管会通报叫人来。果然八一兵团一群人跟了进来,带头的又是陈仲明,到我们办公室进行打砸,我们是老熟人了,一起在厂党委夺过权,在同一台车床工作过,他还教过我技术。我当时制止了他,一会军管会的人来了,把八一兵团的人劝走了。由于我们的克制,避免了一场武斗。
这期间厂里发生了一个鲁明生事件,鲁明生是八一兵团407车间头目,据说他带了一些人到一饭堂去拉肥猪,受到一饭堂的嘉陵兵团工作人员阻止,双方发生摩擦,鲁受轻伤,军管会出面调解,鲁不依不饶,带领八一兵团一些人把军管会主任辛思恭都拉到总后204部队(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管理各军工厂军管会)去解决。我也到204部队去了一趟,一个政委出面,说话明显偏袒八一兵团,厂军管会的袁体雪一脸愤怒,但敢怒不敢言。这件事拖了几天,到6月13日早上,辛思恭还在204部队。

“六一三”武斗后军管会赞扬我的讲话

6月10日左右,我看到孙建国和几个人在兵团部一个像是天花板的顶棚上不知在搞什么。他从军工总部回来没有对我讲什么,我也没问。6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孙建国告诉我,他们在楼上窃听到八一兵团通话,八一五派今晚要组织攻打我们嘉陵兵团。原来,他在顶棚上搞了个窃听电话的装置,可以及时听得到八一兵团的一些动向——因为当时的电话都要通过总机转接,那天我们提前知道了八一五派要来打我们。
我当即召开了勤务组会议,我认为,窃听电话的事不能让八一兵团知道。为此不用向军管会报告,我们内紧外松,假装不知道。李鲁沂组织“孙大圣”等部分人员在中型会议室后面小树林里隐蔽,发现八一五冲厂,一进大门,我们就可居高临下用砖头打击。然后分一部分人员到办公大楼前面防守,这是八一五进攻我们兵团部的必经之路,地形对防守有利。不敌时退回树林,撤退到兵团部后面防守。兵团内部,关好门窗,分头把守,防止他们破门而入。孙建国继续监听八一五动向。勤务组统一思想后分头准备。
晚饭后,兵团部聚集了100多人,李鲁沂在外面具体准备了多少人我不清楚。晚上12点过,八一五还没有动静,我想出去看看李鲁沂他们准备情况,我拿了一把洋锹在手,出大门时,一个女同事将她的藤帽给我戴上。
我出门沿右侧斜坡向上进入小树林,经过中型会议室与右侧围墙间的林地,到达厂大门左侧小山包,一个人都没有见到,不知李鲁沂的人哪里去了。
刚到这里就看到八一五的人从厂大门冲了进来。我回头一看,发现树林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下意识就有点紧张了。突然,寂静的树林里响起一个人雄壮宏亮的歌声,我仔细一听,是兵团勤务员马福兴在高唱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可能这是他们约定的报警信号。我立即向歌声方向靠拢,回到兵团大门右侧黄葛树下,李鲁沂、马福兴及“孙大圣”的人正在这里,向兵团大门前的八一五人员投掷砖头。
八一五人员正在攻击大门,将铁皮大门打得乒乒乓乓乱响,我们距离大门只有二十几米,我马上投入战斗,八一五的人也用砖头向我们攻击,一块半截砖头重重地击中我左眉骨,好在有藤帽护着,没有负伤。我心里好感激把藤帽给我的女同事——后来在“八一五会议”期间才知道她是小学老师李朝碧。
双方对攻一阵后,八一五没攻破兵团大门就撤退了。
天亮后,我们在兵团部周围寻找有无受伤人员时,发现工具车间老工人杨应章被打死了。我就打电话给军管会主任辛思恭,他还在总后渝办,大坪那边。当时我打电话是哭着跟他说的,我说我们杨应章遭打死了。我记得电话里头辛思恭还在跟旁边的人说:“王世伦都哭了……”意思就是问题很严重了,因为他很了解我平时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不会轻易感情冲动的。
“六一三”当天早上上班,生产完全停了。嘉陵兵团大多数人员来到兵团部,一些人喊着要占领办公大楼,以那里为堡垒。在那之前,重医这些单位都是占一栋楼,把窗子堵死,就像城堡一样,作为防守的据点。但是我还没有下这个决心,我觉得占了办公大楼肯定要导致厂里生产瘫痪,因为办公大楼是个生产指挥机关,你把它占了,工作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当时我们勤务组几个正在开会,研究要不要占办公大楼。这时有人来报告,下面的人已经自发占领办公大楼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群众运动起来了,根本不以你几个头头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够因势利导。占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赶紧起草了几条纪律宣布下去:办公桌里面的东西不能动,不能到办公室里头去乱翻别人的东西,特别是档案室不能进——有个地下的资料档案室,绝对不能进去。以战斗队为单位,重新调整房间。但最重要的是要恢复生产,立即通知中层以上干部到中型会议室一端的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开会。兵团勤务组由吴平江主抓恢复生产的工作。
当天上午大概九点半左右,我们通知所有中层干部来开会,我主持的,给大家通报了昨天晚上发生的情况,就是说已经是这么个局面了,让大家了解当前形势。来的主要是支持砸派观点的中层干部,当然也有其他中干来了的。我们通知的是全体中干开会,不过不一定都会来,因为我们只代表一派,照说我们没得那个资格召集他们开会,因为当时我们厂里生产还是正常的,并没有由我们一派夺了权。那天开会就是号召大家都积极动员起来,保证生产继续进行。三天后,生产秩序就基本恢复正常。当时军代室也支持我们,他们配合我们,保证交验合格多少批产品,军代室验收入库,财务部门才能拿到钱发工资。这样,经过主要是嘉陵兵团及部分八一兵团职工共同努力,到了当月25号,全厂正常发放了工资。
当天下午,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兵团勤务员及机关工作人员为主,直接安排了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及协助工作人员,并授权他们独当一面肩负起责任,理顺工作。
这时我已经得知,凌晨从兵团部到夜班食堂吃饭未归的张广全、孙建忠和一位19岁的女工已被八一五抓到了重庆大学。早上上班时,嘉陵兵团下面群众也抓了厂八一兵团头目王光前的父亲,还抓了八一兵团负责人之一的党委机关干部陈兴华。
4点左右,那位被抓青年女工的父母亲得到女儿被抓的消息,从另一郊区的工厂赶到我厂门口,要求见我。我到厂门外接待室看望了他们,说些安慰的话,表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被抓的几个人员。
当天晚上,在中型会议室(可容400余人)召开的嘉陵兵团骨干人员大会上,我作了主要讲话。我讲了当前重庆文革的基本形势,讲了今天凌晨八一五派攻打嘉陵兵团的过程,讲了今天占领办公大楼后兵团采取的应对措施和近几天兵团活动的安排,讲了我们占领办公大楼要注意哪些纪律,讲了要尽快恢复生产的问题,讲到我们兵团在厂内要承担起保卫国防工厂安全的责任,非本厂人员不得进入厂内。中间讲到面对八一兵团的挑衅“我们奉陪到底”时,获得全场热烈掌声,有效煽动起了对八一兵团的对立情绪。
最后我讲到了双方抓人的问题,我说,我们几个小青年去吃饭,被八一五抓了,那是非法的、错误的,我们正在积极营救。王光前的父亲,还有陈兴华,别人是来上班,不是搞武斗,我们抓了人家,同样是非法的、错误的。我们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要坚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我们坚决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坚决不做。我们群众组织是没有权力抓人关人的,为啥子要把王光前的父亲和陈兴华抓了呢? 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我们必须无条件放人。
我讲完走出门外时,才发现军管会副主任谢久达、何兴才几个人在门外。他们都说我讲得很好。特别是谢久达显得很激动,把我手拉着,感谢我讲的这些。他们也要做工作,不管哪边把人抓了,都要想法说服放了。后来所有国防工厂军管会当中只有我们嘉陵厂军管会支持反到底,除了他们看见我们日常的所作所为之外,旁听了我们内部的大会可能有一定关系。
当晚会后,我去办公大楼放了陈兴华。他是我们工具车间女工周文芳的丈夫,早年与414车间现任工会主席徐顺全同台表演过快板。我知道他,但没有说过话,见到他时还是先问了他名字。我说了抓他不对,但八一五派今天早晨冲进厂里攻打我们,打死了人,抓走了几个人,群情激愤下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希望理解,希望尽快将我们被抓的人放了。
1967年6月14日,我们嘉陵兵团用一辆卡车载着杨应章的遗体,到重庆市中区解放碑、小什字示威游行。来回40公里,大部分都是徒步行走,只有几辆卡车在半路上将一些年老体弱的接回来。当天老红军黄开瑞也参加了游行,在童家桥附近才接到他,有人向我介绍,这就是老红军黄开瑞。后来兵团派人陪老红军到北京找老首长告状,但并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1967年6月15日,我们嘉陵兵团为杨应章举行了遗体安葬仪式。遗体就安葬在办公大楼前那个圆形小花园里。
6月16日,我们大部分嘉陵兵团战士都恢复了生产。就在这一天。被抓到重大的张广全、孙建中和那位青年女工等人被放了回来。当时我看见那女工的长裤被撕破到大腿根部。过后得知她被强暴了。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公安部门找她了解过,后来查清是建设厂八一兵团的一个工人所为,那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嘉陵兵团决定由吴平江、蒲义芳、欧阳直等人负责,将八一五派冲击国防工厂,破坏国防生产,攻打嘉陵兵团打死老工人杨应章,抓走革命群众到重大非法关押,对青年女工进行强奸等等罪行整理成书面材料,直接到成都向省革筹汇报。材料整理好以后,兵团派出了吴平江、王道德和那位青年女工组成三人告状团。
我们占了办公大楼后,工厂的办公、生产区就是我们控制了。职工宿舍,像二宿舍那边,就是八一兵团他们占了。我们也不能回家了,他们的一些人也不进厂了。当然进厂上班是允许的,我们也派了人在门口站岗。就拿起钢钎站在那里,就是说嘉陵厂还不能随便乱冲,这还是个国防生产的地方。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嘉陵兵团的人在里面生产。少数武斗人员没有参加生产,平常要值勤,要在周围巡逻。其他大部分人呢,还是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坚持下来的,特别是水电,我专门到供水供电那些部门查看。我那是第一次走到那些地方去,看到那些老工人一直都在坚守岗位,不管他是哪一派的,都是保证供水供电不受影响,还有供气。那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就是抓恢复生产,坚持生产。当然我们兵团内部后来也分了工,有人专门去抓。
本来安排到军工总部代表嘉陵兵团的孙建国,暂时也没有去。我看到他在办公大楼2楼一间房里,组织了一些人安装了一台汽车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用于断电时临时发电。这个房间里存储了很多汽油。没想到,后来这成了五十四军军管会炮制嘉陵兵团“放火烧毁办公大楼”冤案的重要依据。
1967年6月18日,八一兵团又派出武斗人员到一饭堂抢为改善职工伙食而饲养的猪。双方再次发生了小摩擦。我没有到场,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临近6月25日,发工资的日子越来越近,生产任务还要差那么一点。在军管会的配合下,我们组织人员突击,完成了够发工资的产品任务。6月25这天。全厂职工都到厂里领取了工资。这天过后越来越多的人回到生产岗位。厂里大门还是我们在站岗,只要凭工作证就可以进出。并不受派别的影响。整个7月份生产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
有几天我没有见到李鲁沂,有一次我找到供应科汽车队,他躲在一辆汽车驾驶室里怕我看见。原来他在这里偷偷向一个外号“烟灰”的驾驶员学汽车驾驶。

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任组织部长

1967年7月初,军工总部通知各兵团主要负责人开会。我们被围在厂里面,出去是很不方便的。开会这一天,李鲁沂派了“孙大圣”的4个人保护我,他们是宋德军(嘉陵厂副厂长之子、厂篮球队员、我工艺篮球队的队友)、宋发扬(厂篮球队员、退伍兵)、小赵和“洋人”,后二人都是干部子弟,李鲁沂的好友。
我们5个人乘嘉陵二号轮沿嘉陵江而下,过了朝天门,到望龙门上岸。走到小什字下面接近打铜街路口时,看到的第一张大字报,竟然是八一兵团攻击我的,说6月18日在嘉陵厂大门口,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坏头头、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王世伦腰插手枪,手握大刀,指挥武斗。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笑,完全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我们也没去管它,就继续往前走,一路步行到了设在重庆医学院内的军工井冈山总部。
会议由当时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那时的班长、江陵厂的朱兆康主持,他讲了当时形势,讲了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对砸派的重要性。因为重医一院是砸派受伤的人都在那里治疗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不保住的话,我们砸派就站不住脚。出于这个指导思想,要加强军工总部的保卫力量,加强总部的工作。会议要求总部勤务组和工作人员及时到任,落实了各兵团派驻总部的保卫人员人数。
我去开了会回厂就贯彻了,当时哪个厂去好多人都是各厂去开会的头头定的。我们厂确定要派出30多人,我在嘉陵兵团作了动员,自愿报名,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精干小分队,由原厂部秘书、退伍军人胡值金带队,随我进驻军工总部,保护当时已经成为砸派战地医院的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一院。出发时我才出乎意料地发现,小分队中居然有曾萍在列。
就在这时,邓长春通过王道德带了封信回来,邀请李鲁沂到军工总部作战部去。因为“六一三”以前孙建国就回厂里来了。邓长春大概是听王道德讲过李鲁沂,王道德是我们派到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是造反比较早的,他在外面联络的地方比较多一点。可能邓长春听他们这样一说,觉得李鲁沂敢打敢冲,造反精神强,他很欣赏。但是我们这些当头头的都晓得,李鲁沂只是个小青年,好动,比如说我们“六一三”占了嘉陵厂以后,他经常都去偷偷摸摸学开汽车,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不大好,随便开车要出事的。他去学开车都躲着我,我去找他时,他就像藏猫一样躲起来,怕我看到了要干涉他。不过后来他会开车还是起了作用,他学会开车以后,遇到军工总部发枪,一百八十条枪送回嘉陵厂,就是他开车去拉来的,叫我给他保镖,这样给我们兵团送回来的。
既然邓长春有这个邀请,我们就让李鲁沂去了,到军工总部作战部当工作人员。至于军工总部核心组成员、组织部长的位置,孙建国不愿意去,那就我去吧。嘉陵兵团的工作基本理顺,孙建国就在厂里抓工作。这时嘉陵兵团核心组成员沈伟敏一直未归,周大江已被八一五派抓走(后遭杀害),就剩我、李鲁沂、孙建国三人。我和李鲁沂去军工总部后,嘉陵兵团就由孙建国主要负责。
我带着胡值金的队伍,还从厂部带了一台打字机,到驻重医的军工总部以后,向朱兆康报道。胡值金他们由作战部安排,我到了组织部,工作人员有江陵厂的吴贵文、孙长顺,我们厂的王道德,无线电厂的王剑。吴贵文是江陵厂的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他向我介绍了组织部的全面工作。
我根据吴贵文的介绍,在工作笔记上记下了整个军工总部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名单以及下属各兵团情况。军工井冈山总部9人核心组成员是:江陵机器厂李木森、望江机器厂邓长春、长安机器厂黎敦智、建设机床厂周应古、长江电工厂刘锡邦、空气压缩机厂霍正儒、双溪机械厂董源河,无线电厂陶开新,嘉陵机器厂就是我。总部勤务组班长是由江陵厂担任,先有康荣袍,然后是朱兆康,不久改为李木森。副班长是长安厂的女工李桂枝和望江厂的邓长春,李桂枝我在重医期间只见过一面,后来她回厂里被八一五派抓走,改由黎敦智顶替了她的工作。军工总部办公室主任是双溪厂的董源河,作战部是望江厂的邓长春、建设厂的周应古、长江厂的刘锡邦在管。刘锡邦被八一五抓打时受伤正在住院,第二天我由吴贵文陪同到重医附一院去看了他,他大腿上被捅了一刀。总部宣传部长是空压厂的霍正儒,后勤部长是朝阳厂的王增训。宣传部的笔杆子是前卫仪表厂的退伍军人王文秀,因在西师“六五”事件后为军工井冈山总部写了对重庆警司的《复函》,文笔犀利,影响很大,后来担任了《军工战报》主编,经常参加核心组会议。
我们进驻重医后没过几天,因后勤部差人,我便抽调曾萍到后勤部担任财务管理工作。
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去了以后,7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去参加警司主持的停止武斗谈判,那时省革筹领导人张国华、刘结挺都来了,重庆两派大概一边有十个代表,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圆亭开的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跟警司一个干部站在一起,我心想这个高大魁梧的军人是哪个呢?我就问:“你贵姓?”他说姓韦。哦,韦军长呀!我想起了在报上看到过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韦统泰军长自己种菜的图文报道。
就在那次会议上,刘结挺讲话中提出来,砸派这个名字不好听,你们就叫反到底派嘛。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过后我们就改称反到底派了。我们砸派里面有一些组织本身也叫反到底,比如说工业学院的,它也叫反到底。我们厂里也有一个基层组织叫反到底。
那一次停止武斗的协议发了下来。签字的双方代表名字里面有个叫蔡增华,是我儿时的同学,重大八一五的,在鼻子上有点小白麻子。小时候我两个是在教室里挨着坐的同桌。他的姐和我的姐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同学。那天签协议时我没有敢认,因为有十多年没见了。但是我觉得有点像他。后来1970年在北京中央学习班,在空军学院批刘、张那一次,我们编到一个排,他们重庆大学跟我们沙坪坝各单位,按地区编的。一次开大会,碰到了省委办公厅的八二六派代表韩准登,也是小时候在江津几子乡周氏花园小学的同学。这时韩准登是四川省革委会常委,蔡增华是重庆大学革委会常委、电机系助教,我是嘉陵厂革委会常委、车工。我们三人就在会间休息聊了一会,过后再无交集。

我和董源河没有同意军工总部的发枪决定

1967年7月25日,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正在开一个各兵团负责人的会议,就当前形势讨论如何面对武斗,上交凶器——那阵还没得武器,只有些匕首、棍棒、钢钎之类凶器,更不会想到要发枪,当时根本就没得这个议题。
那天我没有参加会议,被派去作为军工井冈山的领队,带领各兵团参加警司组织的声讨武汉“七二○”事件游行去了。游行回来以后,董源河找到我说,总部会议上邓长春提出要发枪自卫。他把当天开会的情况简单跟我说了一下,就说他们已经通过决定,要发枪了,就是要把建设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拿出来发给基层组织。我想,发枪,这是好大的事啊!当时董源河不赞成发枪,但他一个人说了不作数,这么多人都赞成,就通过了。我也觉得不应该赞成。董源河看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就跟我说,我们两个写一个东西,把我们的保留意见交给总部。
董源河就写了一个备忘录,记下我们不赞成发枪的意见,同时还写上,既然已经决定发了,就要注意哪些哪些问题,其中主要的是不要落到阶级敌人手头,不要落到坏人手头去,要把枪支弹药管理好。就是这么一些意见。我在董源河写的这个备忘录上面签了名字,就是说,军工总部决定发枪这个会,董源河是参加了,但是他不赞成,我没有参与会议讨论,但我支持董源河的意见。
当天晚上李木森就拿了个单子来,两张信笺纸,浅绿的横格纸,上面签了些名字,除了总部勤务组的以外,还有参加会议的下面各兵团的头头,都签了名。他把那两张纸交给我,他说你收捡好,这是我们今天决定要发枪,大家的一致意见,这就是证明,有哪些人参加决定的。
这个东西我是一直收捡好的,到了后来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搬到江北区委里面的时候,我们分了几个部门,当然有些文件想分类归档,当时这个文件我就拿给谢代芳,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说这两张纸你把它收捡好。我还是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始依据。当时她在军工总部斗批改办公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是徐文达。群众组织不是正规的政府机关,虽然我们也分了些工,但是工作还是有些混乱,人员也来来去去的不固定。到了最后群众组织要撤销要收场的时候,我找她要那两张纸,她找不到了。这个签字决定发枪的原始资料,我历来都承认,李木森是交给我了的,里面有好多人签字,这是事实。
这一决定“发枪自卫”了,第二天就通知各单位到重医来领枪了。军工总部作战部就派李鲁沂带起人,到建设厂去拉来了一批成品枪支和子弹,全新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当时我就去帮李鲁沂,我想我们都是一个厂的人,我不帮他哪个帮他呢?我就帮他建立一个登记手续,跟他一起研究哪些发好多哪些发好多,包括我们嘉陵厂发一百八十条枪。我以前记得那次发的总共是一千零四十条枪,大约就是这个数目。来领枪的,是哪个兵团的,你领了好多,要签字,都有个手续。这个本来是作战部管的事,我就帮他健全了这个手续。
发完了枪,李鲁沂就说,王世伦,你枪打得好,我们把这一百八十条枪给厂里送回去。我说行嘛。他说我枪打得好,是指我在厂里参加民兵训练的时候打靶打得好,其实我并没有当过兵,他才是正南其北当过兵的,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因病退伍回来的。
我坐到副驾驶座位上,也拿了条枪,四十发子弹。半自动步枪在这之前我也打过,民兵练习的时候都用过的。我就跟他两个人把这批枪送回嘉陵厂,孙建国不在,就交给吴平江,点了数,完了又跟车子回到重医军工总部。厂里面这一重担就甩给吴平江他们去了。
军工总部大部分工作人员,胡值金他们领导的保卫人员,都是每人一条枪40发子弹。青年女工谢代芳在军工总部当工作人员,学习打字,文革前她在护厂队当过基干民兵,使用的就是半自动步枪,对枪械熟悉,她向其他人员演示了半自动步枪的拆装保养。李鲁沂还弄来了一挺12.7高射机枪。
大约是发枪的当晚还是第二天晚上,李鲁沂就组织了一次对重医一院对面机械制造学校的攻击。天刚黑,李鲁沂对我说,今天晚上去打机制校,你负责打他的探照灯。
那天去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厂的人。他们抬着12.7高射机枪,到了重医附一院到机制校中间的干麦田里,架上机枪,向机制校开枪射击。以往机制校的探照灯一直都在照射,有时还向外开枪。但是这一天晚上一直都没有开灯,我也就一枪没有打。打了一阵,李鲁沂指挥撤退,我走在最后负责掩护。快到重医大门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马路中间,走近一看,是谢代芳一个人持枪站在那里,好像是在等着我。我们一起回到了军工总部。第二天我出去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地方,才发现根本不该把机枪架到那个麦田里,如果机制校居高临下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只有挨打的份。过后这挺机枪就安到了重医住院部楼上靠医学院一端的阳台上。这里照样可以向机制校射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随胡值金他们几个人到潘家坪与机制校之间的一所小学周围,巡逻了一圈,我仍然一枪没有发。
自从发枪以后,机制校及八一五其他阵地,加强了对我们反到底占领的重医附一院到潘家坪一带的火力攻击。一天,反到底的一些红卫兵出去与八一五对射,一个叫“嘎儿”的壮实小伙子在阵地上被打死抬了回来。有一天在重医院内,一颗子弹“啪”的一声穿过某障碍物掉在我的面前。我捡起来一看,子弹的外衣还没有完全被剥离,像是一颗12.7高射机枪的穿甲弹。看来对方也有了高射机枪,如果用燃烧弹,打燃房子完全是有可能的。

“八一三”我们的人被打出嘉陵厂

发了枪不久,李鲁沂就跟邓长春他们到望江去了。当时我们嘉陵兵团的主要头头孙建国也开了个嘉陵一号拖轮,想到长安去搞点机枪回来,到望江去搞点炮回来。孙建国这个船到望江厂去了过后,改装成了那个“战舰”,前后都安了炮。当然那个样儿我一直没有看到。孙建国到了望江,一时也走不了,就一直到了8月初,加入邓长春的“舰队”,参加“八八海战”,到了九龙坡以后他才回厂。
嘉陵一号是厂里的运输船。以前厂里有嘉陵一号、嘉陵二号,好像还有个船,都是从泸州化工厂运弹药回来,泸州化工厂也是军工厂,他们生产的弹药,我们要用船运到我们厂来组装生产枪弹。嘉陵一号的动力好像是五百匹马力,比那两只船要大点。速度要快一点。像我们厂有时要到城里面去开大会,要组织游行,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要到城里面去参加五一、国庆游行,都要坐嘉陵一、二号拖的驳子,把我们运送去。
孙建国跟嘉陵一号到望江去了以后,我在军工总部。“八一三”那天八一五攻打我们嘉陵厂的时候,我们嘉陵兵团的头头就只有吴平江在厂里,他还不算核心组成员,但是吴平江从我们成立嘉陵革命战斗团起,就是主要负责人,他跟我两人都是一个车间的,都是车工,孙建国是钳工,我们几个都是从那里起来造反的。孙建国不在,我也不在,吴平江自然就负起责来了。
到了“八一三”,嘉陵厂遭八一五派攻打。这时吴平江他们派了嘉陵工校两个女学生,是刚刚打响的时候,把纸条扎在辫子里面,到军工总部来找我告急,要我们的人回去支援,要我们派人支援,要不然嘉陵就要失守。我当时给筹建军工造反兵团时认识的江陵兵团邹毓林写了一封短信,希望他们派人支援嘉陵兵团。仍然由那两个女生带信到江陵兵团。
当时李木森不在军工总部,我就找了周应古、刘锡邦,他们都是总部核心组成员,负责作战部工作。李鲁沂这时也不在,到邓长春的“舰队”去了,他跟孙建国两个都在船上,从望江到“八八”红港打了过后,李鲁沂跟邓长春到九龙坡了。孙建国到九龙坡后来到军工井冈山总部,还没有回厂,就遇到“八一三”了。
我找了周应古,又找了负责武斗指挥的韩庆昌,初步决定都说要派一支队伍去嘉陵支援。但是最后遭周应古否决了,他说你车子开起出去,你要通过那么多封锁区,车轮给你打爆了怎么办呢?不行。那么不走这条路,怎么支援呢?当时我们还想了一条路线,走歌乐山这边,从建设走新桥、山洞那样上去,从歌乐山那边下去,而且我们都到建设厂去,准备他们给我们出点人,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没有说得通。光靠我们自己那点力量肯定不够。反正没有回得去。
以后消息传来就说嘉陵已经失守了。我们的人都退到江北农场。我又给江陵厂的邹毓林写了信,要他给我们撤到那边去的人一些照顾。至于李木森回忆说他们拉炮到江北农场往我们那边炮击支援,那个时候我跟李木森还不是那么很熟悉。李木森在军工总部决定发枪以后就一直不在总部了,7月底发了枪,他就回江陵去了。军工总部的日常事务都是董源河我们几个在顶起。

潘家坪激战之夜坚持不撤退

到了8月10日左右,这个时候潘家坪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还有军队在站岗,不晓得是哪一天过后军队就撤走了,站岗就换成了我们的人。也就是胡值金带队的,我们嘉陵兵团的人进驻了潘家坪招待所主楼。
我们的人进去以后就明确宣布了,我们要把潘家坪招待所大门守住,潘家坪的东西不准往外拿,不能乱拿里面的东西。那是重庆当时最好的高干招待所,国宾馆,毛主席、刘少奇、西哈努克来都住那里,里面的东西都是很名贵的。
我们的人进去后,在食堂里面找到了一些钱和粮票,全部交上来,我们把钱粮都点清楚了,全部交给曾萍,她就把那些钱粮都放在一个布包里,随身背起。平常她还有个账本,包括他们后勤部收上来的东西,哪天去占领了哪个服装厂,各种各样的衣服裤子,拉了一车回来,都点数后由后勤部管起来。
潘家坪这个时候就在我们手头,我也上去看过,胡值金陪同我到过一个小卖部,里面东西很多,我当时只拿了一块香皂,当时天气太热,真用得着。还有一台缝纫机旁边,有很多边角布料,我拿了几小块用作擦枪布。到了1号楼。经过长廊到了一套房间,有厨房、饭厅、客厅、书房、卫生间,浴池很宽大。书房里有很多书。我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精装本,后来送给了望江厂的郑祥国。还有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是线装书,一共16本,太高档了,我没敢拿。据说西哈努克亲王就在这里住过。我们还去看了室内游泳池、小剧场,有小湖泊,还有驻军这个碉堡。我去的时候驻军还在。靠党校围墙那边有几栋楼房,外面看都很普通,走进里面才看到装饰很豪华。我将潘家坪招待所全部逛了一圈。
一天我在潘家坪看到主楼旁边一栋房子的顶盖斜面中部被枪击后冒烟了,眼看即将起火,我和胡值金等人立即接通消防水管将其扑灭。
8月17号下午,我在潘家坪看到作战部的人,包括韩庆昌,那天他们在屋里开会,作一些布置。当时我没有参与作战部的工作,所以我只在旁边听了几句,也没有专门注意听。记得那天说了一下要打五台山那边。为啥子要去打,这些我都不清楚,只晓得他们在搞这些布置。看来面对八一五的不断枪击骚扰。我们反到底是要进行反击了。
当天晚上,住在重医军工总部及附近一些反到底派的武斗人员都集中到了潘家坪。潘家坪那一栋有四层的楼房,当时我们把它称为主楼,胡值金的队伍就住在这里,4楼的一端高几个台阶是一个大平台。我们厂拉去的一挺12.7高射机枪就安在这里,是我们的主要据点。当晚刘锡邦的临时指挥部也是在这里。
那天晚饭后,驻重医的武斗人员出发开赴潘家坪时,我看到曾萍背着她装有钱和粮票的小背包也来了,准备跟着到潘家坪去。我告诉她上面要打仗,叫她不要去,但她还是坚持要去。
到潘家坪后,我们军工总部办公室主任董源河,宣传部长霍正儒,组织部长就是我,还有复旦大学在宣传部协助工作的两个大学生,还有朝阳厂的陈光建,也是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西师八三一的大学生黄志坚,在董源河办公室工作,我们七个人,作为文职班子的人,临时组成了一个班,就到军工总部作战部长刘锡邦那里,说我们临时组成一个班,看今天晚上有啥子任务分配没得,听你安排。至于驻重医的军工总部,除了作战部办公室负责安排总部保卫工作的徐正编等几个人及负责守门的清江厂来的几个人以外,几乎走空了。
我们在刘锡邦那里坐了一会儿,刘锡邦就叫我们给西师八三一送子弹去,说他们的子弹少了。当然找了个人给我们带路,就从潘家坪一个院墙洞穿出去,经过一个山湾,然后上坡,到五台山那个方向,那个山包包下面一点,我找到了西师八三一的人。其实他们是从北碚来找军工总部,想搞点枪回去,结果这个时候就正好把他们派上了用场,把他们安排在潘家坪外面,党校外面那里有个山包包,大概是有个气象站吧,反正是个制高点下面那个地方,岔路口的地方,叫他们防守那里。我们就给他们送子弹去。
去了以后,发现最高处有几间房子,一条公路缓缓下去10多米,左侧是一块红薯地,西师八三一的人分布在红薯地里,前面是一块水田。我感到他们布防不当,正准备帮他们进行调整,这时八一五派攻上来了,他们一梭子打过来,我们董源河也就“砰、砰、砰、砰……”打了十来发,还击了一下。我还说:“董源河,你看都没看到人,打啥子嘛!”结果这一打响了以后,我再一看,怎么西师八三一的人都不见了呢?
我们就往回撤退,就是往那个制高点,有几栋房子那个地方撤。我是趴下身子,顺着那个红苕土沟沟用匍匐前进姿势爬回来的。但是陈光建和复旦大学两个大学生,他们就立冲冲地走上来,一会儿,对方就对着他们打了一梭子,大概是往上打的,这一梭子打过来,弹着点全部打在我刚才站立处背后的墙上。他们三个都受了伤,一个是脚踝处,一个是膝盖,一个是臀部。我要是几十秒前不向左移动到两房中间的巷道,我的胸腹部会被打中几枪。那两个都跛着脚走过来了,臀部受伤这个就走不动了,叫我们救救他,我就爬过去,把他背在身上爬回来。
穿过巷道,来到房子背后一张石桌旁边。一看就剩我们七个人,其他人都没见到了。我就跟董源河说,你把伤员背起走,我来掩护你们。因为我心想我受过民兵训练的,比他打枪打得好点。但是他说,你背起走,我来掩护。那个时候又不宜多争执,我就把臀部挨了枪这个大学生背起走,他们几个就跟着我,他们有的走得快点就走到前头去了。
后撤一段路,我回头看,董源河还在那里防守,也不大像那回事,那个姿势就不对头,可能人家抵拢了他都看不到。等我下来在草堆那个地方歇口气,就看到刚才董源河站那个位置已经被对方占领了,又一梭子弹就朝我草堆这个地方打过来。我就赶紧又把这个伤员背起又往潘家坪主楼撤。当时还有个人喊我把枪拿给他,我看那不是我们七个人里头的,我就想,我拿枪给你?枪就是保命的,我怎么拿给你呢?连同伤员的枪我都没有给他,还是原路回到了主楼。
回到主楼,就看到曾萍她们帮着给伤员包扎伤口,又让另外的人送他们到重医去医治。我这里七个人,就有三个受伤,出师不利。但是我还不能撤,董源河也没有撤。因为这个时候,仗一打响了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受伤,几个人送伤员一送下去,就不会再回来的。我们就没有走,曾萍也没有走。
那天晚上,我们就只听到枪声在头上炸响,不晓得打成个啥样子了,潘家坪里头究竟有好多是我们的地盘,好多是他们的地盘,已经搞不清楚了。这时好像韩庆昌来过一趟,他认为我们有个地方失守了,说是刘锡邦指挥无能,气愤中还拿起手枪朝刘锡邦比过一下,说了要枪毙他的气话。
凌晨4点左右,枪声响得一塌糊涂 我们厂的武斗队长胡值金把背包都打起了,那个架在主楼顶上的12.7高射机枪也不管了,就准备往重医撤。我上去看到了,就说怎么子弹都没有打完就撤,那别人上来调转枪口就好打我们了!好,他马上就对着对面那个山上,把上了膛的一串子弹,砰砰砰把它扣完了。
这时我跟董源河商量,我们不能撤,潘家坪一失守了,它与重医就是一墙之隔,一个在坡上一个在坡下,这个地方怎么能丢呢?我们要保卫重医这个反到底医疗伤员的地盘,这个地方如果遭八一五占了怎么得了?我们的伤员往哪里送呢?所以我说不行,我们还是不能走。我就跟董源河商量,把主楼当时能够召集拢来的所有人都喊拢来,看看究竟还有好多人。
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后一清点,还剩了三十几个人。我们就把这三十几个人分成三个班,我跟董源河还是带一个班,胡值金带一个班,另外还有一个其他兵团的小头目,当时被喊作“营长”的,我估计至少是个武斗队的排长,叫他带了一个班。我说我们搜索前进,看一下前面究竟哪个楼房没丢,一处一处搜索,看我们能够到哪个地方,不管怎样还是要把阵地守住,坚持到天亮韩庆昌他们来。
当时我们分了三个班以后,我跟董源河就沿着潘家坪跟重医这个院墙——这个说得不好听呢,还是有点私心:万一要往重医退的话,我两个带的这个班要退得快些。
我们搜索到游泳池,都还没有看到对方的人。好,我们就把那儿占到了。其实对方并没有到里头来打我们,还隔得很远,他们用的那种马克辛机枪,那个子弹就是在你头上爆响,听到声音好像隔得很近一样。他们也不晓得我们的虚实,大家都不晓得,反正只听到枪在响,都以为对方要打拢了。我那个枪是到这个时候都没有放过一枪的。
快天亮的时候,建设厂韩庆昌带的人来接替我们,我们才退了下来。

曾萍之死

我们回到主楼后不久,天快亮时,我在4楼上楼梯后右手第一间房,和嘉陵兵团几个武斗人员在一起休息。突然,被我们叫做“小八路”的一个外校中学生跑来——他从文革开始就参加我们厂里造反活动,我们当时连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爱戴一顶八路军那种帽子,都叫他“小八路”,他冲进我们正在休息的房间,扑到我身上哭着说:“王团长,曾孃孃遭打倒了!”
我立即出门一看,在楼梯口,走道中间,胡值金抱着倒下的曾萍,曾萍的一只脚光着,鞋摔到一米开外。我看了一下,她身上和地上都没有血迹,没发现有中弹的伤口。曾萍发出轻微的“哼……哼”声。我把她身体翻过来,才发现弹孔在背上,子弹没有穿透身体。我叫胡值金他们赶快送到重医去,我还不能离开。
后来知道曾萍是同胡值金、殷翠银几人从对面房间出来,准备到阳台去,经过走道时被击中的。子弹正是从4楼走道对出去的外面,八一五派占领的山上打过来的。若干年后我去旧地重游,在那个4楼走道口外面的墙壁上,依然能看到很多枪弹击中的痕迹。
(左图:曾萍遗像)
10点左右,我带人上前线送水,经过一个哨位,执勤的作战部工作人员、七医大“105”的秦裕泉语气沉痛地告诉我:“曾萍同志9时××分牺牲了……”秦裕泉因为是学医的,他参加了送曾萍到重医抢救。
后听胡值金讲,北京来的那个首都红代会年青教师包康玲,与曾萍关系很好,曾萍牺牲后,她发誓要为曾萍报仇,来到主楼前线,几乎在同一个地方,又被外面飞来的枪弹击中,送到重医后也死了。

临时负责后勤工作时的一些见闻

建设厂韩庆昌带的增援队伍上来后,十分果断地作了一些布置,这使我认为整个潘家坪地区这场武斗的总指挥应该就是韩庆昌。虽然他在总部没有职务,但他是真正参加过作战的部队转业干部,后来听说他是在川东剿匪时入党的,有战斗经验。军工总部作战部名义上是邓长春、周应古、刘锡邦他们在负责,但邓长春早就回望江厂去组建他的“舰队”去了,我在作战部也没有看到过周应古,刘锡邦只是长江电工厂的一个助理技术员,别说打仗,可能跟我一样打架都不会。
天亮后约九点多钟,韩庆昌对我说,军工总部后勤部的人没看到,这里有12个人,你负责指挥,为前线送饭送水。我知道后勤部长是朝阳厂的王增训,我也没看见他在哪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这12人是钢校的一个班,清一色的工作服,每人都有一支枪。他们很听指挥的。我带着他们下山到重医食堂,挑上水和饭菜,送到各战斗前线。
我们第一个送的就是242红总防守的一个据点,在潘家坪靠近党校围墙的最后面,也是我们昨天晚上穿过围墙出去那个山湾右侧的围墙里面,是个小山包制高点。到了阵地上,我看到刘锡邦也在这里。原来昨晚242红总的一挺双轮式马克辛重机枪守在这里,打退了八一五派多次进攻。他们的机枪打的那个声音很吓人,昨晚我听到的,原来是他们在那儿防守。242红总的人跟我们讲,昨天晚上就是他们一直在打。所以说我们听到那些枪声那样激烈,还以为是对方打进来了。
除了送饭送水,韩庆昌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布置一间会议室。当时4楼上已经被对方的什么炮击穿了三堵墙,我找到主楼底楼下面有一间储藏室,4周都有房屋遮挡,很安全。我带领那12个人,搬出了房间里的杂物。清扫了房间。晚上在这里开了作战会议。我也参加了旁听。
韩庆昌还让我带路,带了一队人到前面石头房子驻守,那里原先住有解放军。第二天就听说,这队人的头头到靠近党校那边的青砖楼房里,被八一五派的人抓了,他还以为那里也是自己人呢。
在潘家坪围墙外面的冬瓜地里,我们的人抓到了一个人,怀疑他是八一五的探子,有人威胁要枪毙他,他说他是反到底的。威胁他的那人我认识,是建设厂篮球队的,到我们厂里打过球,后来他又到军工总部来工作过,叫李林。过了一晚上,韩庆昌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理。头天我看见这个人是戴着手表的。交给我的东西里却没有手表。我立即把他交给军工总部负责守卫的清江厂的几个人,让他们带回军工总部去。过后我回到军工总部,问了下他的情况,他说是回马王乡,路走错了。我放了他。他向我提到了手表的事。我承认看到他戴手表的,但我也没有办法去找回来啊,只能说以后找到再还他。过后我也没办法去找。
一次我带着钢校学生从潘家坪到重医去取水的过程中,刚离开潘家坪围墙不远,路上碰到两个女孩,她们问我们到潘家坪怎么走,我反问她们是哪里的,她俩说就是重医的。我说,重医的人不知道潘家坪在哪里吗?钢校的学生对她们一阵恐吓,她们就说了实话,她们是那边气象站的,刚从军工总部偷跑出来的。结果我们又把她们送回到军工总部作战部去。交给在那里的朝阳厂的中干徐正编。若干年后。听说是其中一个女孩被朝阳厂的李某强奸,李某被判了10年徒刑。当时我如果直接给她们指路,让她们走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
第三天.我们的后勤部长来了,我才把这十二个人及送水送饭的工作交给他了。后勤部长是朝阳厂的王增训,戴个大眼镜,也是我们军工总部勤务组的成员,不算核心组的,因为他们厂小嘛。他来了,后勤的事我就不管了。

曹国阳之死

后勤的事交脱了,我就到我们厂武斗队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潘家坪主楼被打了一炮,打穿了三堵墙。我就跟他们说,哪个没得事,跟我一路去侦察,看他们是啥子东西打穿我们三堵墙。傅长青、曹国阳愿意跟我去。当时我们拿了个那种炮队镜,像潜望镜那种,是242红总拿过来安在我们楼上的。我带上这个东西,为了便于安全观察,人在掩体下面,对方的枪打不到我。
我就把那个炮队镜扛起,他们两个跟我一路,到了一号楼,从这边翻窗进去,穿过一号楼那个长廊,长廊那边我们原来去过的,据说曾经是西哈努克在那里住过。那里头当时我看到还有毛选的线装书四卷本。但是这个时候那里就成了主战场。两方交战就在那个地方。当时潘家坪已是各自一半那种态势。
到了那个地方,我看到最前沿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外语校的一个女班长,可以说是在前沿的前沿,在那个地方防守。我在那个地方的一间屋子里就架起炮队镜看,看出去就是个花园,没有看到其他什么情况。但是看了一会儿,突然看到有个人打着赤膊,只穿一条短裤,另一个人穿个白汗衫,一条短裤,从那个花园里一闪而过跑过去了……哦!硬是这前面还有人呀!
这时我就想起过去厂里民兵训练时学的军事知识:要压制火力。当时我还懂得这一点,你尽管看不到对方,你只管乒哪乓、乒哪乓往那个地方开枪,他就不会乱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打那个枪,只要是前边的树丛,估计可能躲得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大树子的侧边,砰砰砰砰……反正子弹不是我的,是屋子里地下摆起的,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就用,我自己带的四十发子弹没有动。
打了一阵,结果把我那条枪上面的夜光瞄准具都给震脱了。夜光瞄准具还是“八一三”的晚上我到建设厂去时,有个女工给我的。
打了一阵后我就问傅长青,曹国阳呢?他说曹国阳好像到前面去了。好,我就把炮队镜扛起,我跟他一起到前面去找曹国阳。最前面窗子那个地方,两间屋,我进去没有找到曹国阳,前面这一间呢,地上流了滩血。有个人就跟我说,刚才死了个人,据说是二轻或是哪个单位的。我就把炮队镜架在那滩血上,通过炮队镜从窗子上面往外看出去:
坦克!
看起来就在30米左右的距离。
一会儿,韩庆昌走到前面来了,我就把韩庆昌叫来,跟他说:你来看,坦克在这个地方。韩庆昌看了也没有说啥子就离开了。
这时有人给我说,里面还有个人。我说刚才看了没得人呀?这下子我才埋下头进去看,进门右侧有两个沙发,一个茶几,我弯着腰低着头走到那个窗子下,看到墙壁与沙发之间有个空隙,一个人蜷缩在那角落里,左边脑壳没得了,我从他的穿着一下就认出了他就是曹国阳……
当时感觉十分震惊和难过。他带的子弹,按照我们给每人发的四十发子弹,都打完了,子弹袋都空了,说明他在这个最前沿的最前沿,跟对方打了一阵。但是我心头在叹息:你打,把右眼睛露出来瞄嘛,怎么把左脑壳露出去给别人打了?
我就把曹国阳的遗体拖出来,刚才站在那里的那个人说,我给你拖下去,你在这里看着。我的炮队镜还在这里,我就去继续观察,让他把我的人送下去——这就是我看到曹国阳的最后一面,最后安葬时我都没有顾得上去,这也是个遗憾。
曹国阳的遗体拉走过后,我又通过炮队镜往外看了一阵。因为跟韩庆昌已经说了,我就往回撤,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守着的。我撤过走廊,到翻窗进来那栋楼,我又架起炮队镜看,还看得到那个坦克在那里,没有动,还隔了段距离。我从炮队镜看出去只有三五十米,但是炮队镜它是要拉近距离的,实际上肯定要远得多。看得到他们坦克上头的重机枪在往我们这边打,那边一枪打来,这边墙就要掉落一块,打得墙都像要打穿了一样。所以我们在穿过那些门道的时候,都是利用它那个射击的间隙,“朵朵朵”,“朵朵朵”……等你“朵朵朵”一打完我们赶快就过。等你下一个“朵朵朵”我们已经过去了,利用这个空隙穿过有门洞的地方。
又观察了一会儿。我跟傅长青两个人,从原路翻窗出来。在有个电线塔那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我心情有点沉重,觉得我们那晚七个人一路出去,遭打伤了三个,今天三个人出来,又死了一个,我心头确实有点闷闷不乐。
(上图:原军工井冈山总部〔左起〕王世伦、朱兆康、李木森、林家臣在潘家坪武斗四十三年后重返潘家坪在主楼前留影)
这时看到建设厂的海二联37高炮开上来了。我回到招待所主楼,把炮队镜交还给胡值金,告诉他曹国阳死了,让他安排人去找到并处理好曹国阳的遗体。

尸臭气味弥漫重医校园

第二天,8月21日,我叫来了胡值金,约了董源河,我们一路去重医看曾萍。因为曾萍已经死了两天了,我都还没有去看她。曾萍毕竟是我们兵团出来的,另外也是我们军工总部的工作人员。我们到重医附一院先去看了首都红代会的包康玲,当时包康玲已经不行了,胸部起伏出很大的大气,医生正在抢救。然后我们再去一个阶梯教室里,看到了一排六具尸体,5具尸体用白布从头到脚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其中有一具是大个子,有一条腿都伸不直,就那样弯起,还流了很多血。只有曾萍只包了身子,头和脚没有包,让我得以见到曾萍最后一面。我收集了曾萍所有遗物,包括1958年我们一起在沙坪坝照师徒合影相时她已戴在手指上的一枚金戒指,后来亲自送到她父母亲手里。
那天去了重医以后,就晓得啥子叫尸臭,尸体那个尸臭啊……当时天气很热,重医校园里面就弥漫着尸体热天发臭的那种味道,一直几天都闻到那种味道。
过后曾萍和包康玲都暂时保存在福尔马林池里。曾萍的爱人从部队回来,见了曾萍最后一面后才入土安葬。他还到江北区委——那时军工总部已经搬到那里,来跟我们见过一面。曹国阳的哥来厂里为他办理的后事,我也见过一面。
不管是曾萍的爱人,还是曹国阳的哥,我都只能给予口头安慰,说他们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荣牺牲的,他们都很理解。当时的人都只有那个认识,也只能那样说。

得到李鲁沂阵亡的消息

李鲁沂死的时候我不晓得。消息传来时我已从潘家坪回到重医。当时是我们厂里一个叫朱大富的,还有一个跟李鲁沂很好的六中的女生李莉,他们两个从九龙坡到了我们总部,专门来跟我说这个事情。这是朱大富告诉我的——朱大富后来在我们嘉陵技工校当过钳工实习指导老师,也是我们厂里的钳工高级技师。
他们告诉我,八一五派进攻电力校,李鲁沂从船上带人去支援电力校反到底,在战斗中被打死了。邓长春为李鲁沂在船上开了追悼会,枪杀了两个八一五的俘虏祭奠李鲁沂。李鲁沂被电力校反到底奉为英雄、救命恩人。他的遗体就安葬在电力校。李鲁沂的遗体我们没有能够搬回嘉陵厂来,后来我们曾经派人去要过,当地学生组织不同意,他们就是要葬在他们学校,说李鲁沂是为了保卫他们牺牲的。最终也没要回来。
我们嘉陵兵团的其他死难人员如曾萍、曹国阳等30多人都迁葬回到了我们嘉陵厂出门左边那个山上,集体修了个墓。但是我们没有钱,不能像八一五那样在沙坪公园修建“豪华”墓地。现在连墓的影子都不见了。
只有李鲁沂没有迁回来,就葬在了电力校。具体位置呢,我上次找过朱大富,没有打听清楚。朱大富问了马福新,也没有说清楚。
我们厂八一五那边死的人不多。在武斗初期,他们那个观点的,有个人被我们下面的人抓来关起了,怎么死的具体我搞不清楚。上次回潘家坪去旧地重游时,那个何坤富说他都为死了个俘虏的事情进看守所去坐了一下“鸡圈”,就跟那个事情有牵连。那个人好像叫罗九成,就是在他手头死了。这些事我是不晓得的。在我手头,包括“六一三”他们捉了些人,我都跟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放了。我们无权抓人嘛,你凭啥子抓别个呢?

我坚决反对虐待俘虏

这以后没得几天,就喊收缴武器了。跟着“九五”命令来了。在那之前就有过好几个停火协议,不管哪一次谈判,只要双方达成了协议,我都坚决贯彻执行。收缴武器呀,释放人员哪,这个我是贯彻很坚决的。
在军工总部,我当组织部长期间,他们抓的人都交到我那里来处理,处理了好几起。
嘉陵厂八一兵团头头、老造反派王光前。我刚到军工总部时,他已经被抓到了那里,他还有伤。我们对他不打不骂,等他伤养好了就送他走了。
还在潘家坪武斗期间,天星桥中学有一些学生,十二个人一班,他们开起车,就在河运校那边哪个地方,遭了反到底派的伏击,全部成了反到底的俘虏,被送到军工总部来。听他们说,当时就打死了一个娃儿,大概是十二岁左右,那个人已经埋了。送来的还有十来个人,男生女生都有,还有个女孩背部受了伤。我把受伤的女生安排在另一个早一天来的女生房间,住在一起,准备养好伤再放。之前关的这个女生,是重钢的,她父亲是反到底的,她是八一五的,她来看他的父亲。不知为什么重钢反到底的武斗连也把她弄到这里来,来了嘛我又不好马上就放,先让她住下。天星桥受伤那个女生来了,就安排跟她住到一起。当时门也没有锁,吃饭的时候就自己出去打饭吃。
第二天上午,我对天星桥中学那些学生进行了教育,要他们各人写检讨,保证不参加武斗。吃了饭的粮钱还是照交不误——吃饭要拿钱的,我们那里没得免费的午餐哟,吃饭各人自带粮票,自己交钱。写的检查交了,就把他们放了。
只有那个女生没有放——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受伤那个女生在哭。我问重钢那个女生是个什么情况?她就跟我说,昨天晚上来了,关在那里,我们有个人,去猥亵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侵犯。我说有这种事啊?我问受伤的女生,你认不认得到?她说认得到,我说你等会儿指给我看,她就指给我看了。结果那是军工总部作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是朝阳厂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姓李。朝阳厂的人他们当时也住在军工总部,我跟董源河说了,把那个人喊起来,由办公室的、董源河我们一起,喊他交代昨天晚上的事,作了个笔录,交给办公室一个叫况才伟的,我叫他把这个资料收捡好,我说以后来处理这个事情,作个原始依据。但是现在这个人不能留在军工总部使用,把他退回到朝阳兵团,由他们朝阳兵团来处理。结果一会儿就听到说那边有人在叫唤。我去看呢,结果就是他,遭他们的人关在电工的配电房小屋头,绑起,好像还吊起了一会儿,他们朝阳兵团自己搞的。他们内部的事情,自己内部处理嘛。
我就去把那个受伤女生叫来,喊她看,我说你看,这个人,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个女孩名字我还记得,姓杨,在我们那里呆了几天,我让重钢女生陪她,把背上的伤养好,然后我送她到门口,还是开了条子出去的。这个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处理了。一年后,1969年春,在宣讲“八一五会议”精神过程中,我们嘉陵厂代表与无线电厂、朝阳厂的代表编在一个组。一次我们住在渝中区成都军区招待所,晚上休息时,在闲谈中,讲起了那个女学生小杨的事,朝阳厂的八一五派代表胡某年说,这个小杨回到八一五派,讲到她在重医遭遇的故事。他们都感到惊奇,反到底还有这样好的人啊?胡又说那个姓李的被判了10年刑,说他还强奸了气象站的一个女孩。
还有,就是重钢武斗连抓了个人送来,他们说是八一五的大头目。这个人我认识,革联会开始时候的一个头目嘛。1967年初,元月12日,八一兵团在大田湾体育场革联会成立大会上,撕毁我们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我们到革联会去要求解决问题时,与他打过交道。革联会成员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在他们重钢的确是个大人物,抓到我这里来,确实还是关了几天,没有拿他做啥子,就是写检查作交代。没过几天,“九五”命令下来了。还没有到双方协议放人的时候,我就把他放了。我觉得没得啥子关的必要,开了个出门路条。就是从我这儿放出去的,开的证明上是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盖了章的,一路就不会阻挡了。
把他放了过后,他们重钢的反到底在我们这里有个武斗连驻起的。他们那个头还来找了我,质问为啥子把他放了。我还给这个人做了些工作,讲了些道理。他们听了,还是通情达理的,没有再说啥子。
当然还处理过也是他们抓起来的,也是重钢的,不是俘虏,是我们反到底派内部的,男女之间有一个好像不正当行为,也抓到这儿,也是教育了、关了两天,写过检查。放回去了。
凡是到我这点儿来,是不会受到虐待的。我是看到过的,周应古他们建设厂的一个人,当时也在军工总部当过工作人员,那次也是抓了俘虏来,他就用脚踢那人。我就看不来,一贯不主张这样做。那段时间我在军工总部,我做的事就是处理一些俘虏呀、警司有啥子要求传达下来要贯彻呀这些事。
“九五”命令下来以后,重庆警司下达了上缴武器的命令。军工井冈山总部通知各兵团,坚决贯彻执行。我具体组织了军工总部上交武器的工作。嘉陵兵团连望远镜都一起上交了,其中包括了李鲁沂私人的一个小型望远镜。我收集了李鲁沂的遗物,交给他的母亲。他母亲还问起过那个望远镜。我见到过那个望远镜。后来是嘉陵兵团陈昌华在使用,我问过陈昌华,他告诉我,望远镜在上交武器的时候一起上交了。

军工总部搬到江北后的一些情况

武斗平息过后,李木森他们准备回总部来工作了。他觉得重庆医学院到他们厂比较远,想搬迁总部。就开了几次会,到望江、长安都去考察过。最后确定搬到江北区委。当时江陵兵团的苏静康是江北地区指挥部的司令,他的地区指挥部就设在江北区委。区委门口有驻军部队,军工总部在里面一栋2层小楼办公,相对比较安全。确定搬家以后,我先到江北区委做准备工作。搬家的时候我不在重医,我从嘉陵厂搬到军工总部那台打字机,被重医学生拦下来了,说那是他们学校的。我没再去追究就算了,算我把嘉陵厂的财产搞丢了。
军工总部在成立的时候,吃饭的问题,是在重庆医学院学生食堂解决。到了江北区委,就要我们自己解决。我从嘉陵调来了贾凤云,担任食堂管理员。她之前在嘉陵厂二食堂就是管理员,机修组长老工人胡兴臣担任炊事员,他们一直工作到军工总部解散。
军工总部搬到江北区委以后,门口有驻军。原作战部的保卫人员,都放回了工厂。只有胡值金的队伍,留下了4个人,补充总部工作。胡值金在办公室,他原来就是嘉陵厂厂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傅长青留在了组织部,刘兴智在后勤部,胡兴臣任炊事员。
李木森召开勤务组会议,提出要发挥工总司的作用,说我们军工井冈山应该在工总司里起主导作用。具体讲嘛就是跟黄廉他们有点争地盘那个味道。当时就确定了李木森、邓长春、周应古、刘锡邦、黎敦智,还有前卫厂林家臣,嘉陵厂李明秀,都到工总司去担任部门领导,或者是工作人员,充实工总司。
军工总部这边,就确定由我担任总部勤务组组长,主持军工总部的工作。作为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机构还是健全的。李木森他们到工总司上头去了,他们在军工总部勤务组的身份没有变,只是不参与军工总部的具体工作。
为了军工总部正常开展工作,我补充了一些人员,调整了组织机构。江陵的邹毓林来总部担任副班长,我们内部还是有健全的核心组、勤务组。部门设置除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外,撤销了作战部,新建了斗批改办公室。
办公室还是董源河负责,董源河不在时,双溪厂的张云清,巴山厂的陈文元,都作为总部勤务组的成员负责办公室工作。组织部还是我兼着。宣传部的霍正儒,自总部搬到江北区委以后就没有来,空压厂的周照诗顶替他担任核心组成员兼宣传部长,但他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主要还是由前卫厂的中层干部王方基负责宣传部工作。王文秀还是负责《军工战报》的主编。后勤部长王增训也没有来江北,朝阳厂换了一个较年轻的小曹来担任勤务组成员兼后勤部长。不久,我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新组建了斗批改办公室,由国防工办的徐文达负责,主抓干部工作。
除了在军工各兵团抽调人员加强总部工作外,还留用或新增了一部分学生协助总部工作。如七医大“105”的秦裕泉在组织部,西师“八三一”的黄志坚在办公室。新增加的有西师“八三一”的三个女大学生和西南农学院的一个女生,西师的女生陈红宇留在办公室,其他三人都在后勤部。还有几个中学生和一个小学生在宣传部工作,她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写得一手好字,会刻钢板油印传单。这些学生在军工总部工作都是自愿的。他们没有任何报酬,吃饭自带粮票,自己付钱。他们在这里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当中得到锻炼。
军工总部搬迁到江北区委后,开始几个月的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主要是按照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指示精神,就是贯彻落实“红十条”、“红五条”,结合当时重庆的革命形势展开工作。我们也搞过“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形式,就是每天早上学习或开会前,都要拿起那个语录本本挥舞几下,“向毛主席请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我还在五十四军部队里体验了一次。当时李木森以反到底工总司负责人身份参与重庆警备区组织的制止武斗小组工作,和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住在警备区附近的学校里。我去找李木森汇报军工总部的工作。他留我在食堂吃了晚饭。一道泡青椒咸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和战士们住在一起。熄灯前做了晚汇报。早上,起床军号一响,战士们翻身起床,坐起第一件事就是手举《毛主席语录》本,面向墙上的毛主席像,整齐划一地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十四军战士们的“早请示”,然后才下床。
为了表明我们军工总部对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后的态度,我们军工系统内部,主要是军工井冈山与八一兵团之间的革命大联合问题,我们于9月28日发表了军工井冈山总部严正声明。我记得最早的版本还是我和宣传部副部长王方基一起在一块大平板玻璃上油印的。
1967年10月26日,总部勤务组通过并发表了王文秀起草的《重庆工总司军工井冈山总部对目前山城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对重庆的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全盘否定“二、三月镇反”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四川省、重庆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等问题,表明了态度。过后,还全文刊登到了1967年11月16日出版的《军工战报》第5期头版。
通过建立斗批改办公室,主要抓领导干部解放、结合,进入革委会的准备工作。记得空压厂党委书记于春仿就到江北区委来过,我们以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名义,提名于春仿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但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对我的过头吹捧,给我留下了不是很好的印象。
我们在江北继续出版了14期《军工战报》及《嘉陵血案》专刊(下图为《嘉陵血案》第二版)。当时印刷比较困难,《嘉陵血案》由嘉陵兵团主编,军工总部后勤部长到涪陵组织印刷,用船拉到了望江。通知我组织人去拉回来。嘉陵兵团派出了由陈克辉驾驶的中吉普,我亲自到望江去拉回到军工总部。从黄山下来的时候。因为小雨路滑,撞上路边一块巨石,差点造成车祸。这辆中吉普在军工总部呆了几天,被嘉陵工校的学生开出去玩,出了车祸。我去了现场,发现人没有受伤,车四脚朝天躺在公路上。由于没有及时找到工具拖回来,过两天再去看时零件都被人拆光了。嘉陵厂这辆中吉普就这样损失了。
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所有出版物,包括《严正声明》、《军工战报》、《嘉陵血案》等等,除了送市革筹、工总司、各兄弟组织,下发各兵团外,还按照北京图书馆的要求,给他们寄送两份。除了这些,还向广大群众散发。我就亲自到解放碑去发放过《嘉陵血案》。在《嘉陵血案》中,我们公布了1967年武斗以来死亡的反到底派嘉陵兵团成员与观点倾向反到底派的职工家属共30人的照片与生平简介。后来由史志部门编写的《国营第451厂厂史》中记载:在文革期间的大小武斗事件中,工厂职工、家属共死亡37人。

我主持的三次群众大会

在我负责军工井冈山总部工作近一年时间里,我前后组织了三次群众大会。
一、批判李井泉大会
为了体现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1967年10月,我们组织了一次批判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判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我组织动员了军工总部所有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分头准备。批判大会在体育馆内召开,几千人的场地座无虚席。除军工井冈山总部各兵团派代表参加外,还邀请了市革筹、工总司及一些兄弟组织代表出席。大会得到了市革筹的支持,同意我们从警备区借出李井泉进行批判。为了确保李井泉的人身安全,从警备区安全借出,顺利接受批判,然后毫发无伤地送回警备区,我都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
参与批判的人员及批判的内容,都是徐文达领导的斗批改办公室准备的,我按程序单主持了这个批判大会,具体哪些人参与了批判及其内容,都没有印象了。对李井泉的批判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戴高帽,没有做“喷气式”,只不过在中途我也象征性地轻轻压过他一次头。会后,及时安全地将李井泉送回警备区。此事就算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这次批判李井泉的大会还是搞得比较成功的。
二、批判孙先余、刘乐善大会
1967年11月22日,我们总部组织召开了《重庆市国防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先余、刘乐善大会》(孙先余是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刘乐善是重庆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军工井冈山总部下属兵团2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地点在市体委与体育馆之间通往体育场的大道上,靠重庆市体委大楼一侧有个平台作主席台。我那天穿了一套旧军装,腰扎武装带,精神抖擞地主持了大会。当总部工作人员、空压厂乐队指挥徐庶,指挥唱《东方红》,那是全场两三万人一起唱啊,比现在唱红歌还要阵仗大。大会发言还是由斗批改办公室负责组织的。我记得后来从建设机床厂调到我们厂里当党委副书记那个王再言告诉我,那天看到我在组织,他也在大会发了言的。他当时也是反到底派的,我都记不起了,我当时还认不到他。那次组织得还是比较好。大会开完了搞了个全城游行。
《军工战报》第7期对这次大会作了报道,报道的副标题是以斗私批修为纲、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同时刊发了短评:《搞好国防工业系统的斗、批、改》。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应邀出席大会的,有各兄弟组织数十个单位的战士,有国防工业系统的革命干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重庆市革筹小组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当大会执行主席团转达市革筹、警备区首长“对大会坚决支持”时,全场掌声雷动,“向五十四军学习!向五十四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这充分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从这篇报道不难看出,我们当时与军队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三、重庆工总司军工井冈山总部解散大会
1968年10月,全国各省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军工井冈山总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结束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工作,解散军工井冈山总部。我们认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意味着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以后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继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总部解散之前,我带着总部勤务组,拜访了八一兵团总部。到了八一兵团总部以后,没想到兰仅先也在,他是嘉陵厂八一兵团的头,是我同一车间同一工段同是车工的老工人,我和他握手的时候,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早就该联合在一起。
确定了军工井冈山总部解散以后,由勤务员林家臣留少数人处理善后,其余工作人员回到各兵团,下属兵团在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再解散。总部最后一项工作,就是筹备召开军工总部解散大会。大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大会对军工井冈山总部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大会号召全体军工井冈山战士,在群众组织解散以后,要在各单位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学习班

1968年3月,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开班。参加学习班的名额下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总部李木森、邓长春等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厂那个名额,我直接报了吴平江,我认为在嘉陵兵团8月份最困难的时期,是吴平江站出来主持了工作。
4月,根据“三一五”指示精神,四川班要扩大到5000人的规模。军工总部分到了十多个名额,我将名额分配到部分兵团,军工总部由我带队。第二批参加学习班的有长安兵团的钱幼田,空压兵团的陈德明,五机供办的李光明,以及巴山、朝阳、江华这些较小的厂也得到了名额。
4月下旬,我们背上背包出发。先是乘船到武汉,住解放军兵站。在武汉休息一天,我去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与重庆钢铁公司的蒋树明,还有个三钢的,一起合影留念。第二天乘火车到达北京时已近黄昏。下了火车,乘上解放军的敞篷卡车,过了天安门一路向西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被安排到2楼的一间教室。我们在教室地面上铺上自己带来的行李睡觉。每人发了一个可收放的军用帆布小凳,学习开会都在教室里围坐一圈进行。
5月1日晚饭后,我们全部学员坐上军用卡车,直接拉到了天安门右侧的中山公园。公园有大量古老的柏树,卡车就停在柏树林里面。我们在中山公园下车以后,步行到天安门前西侧灰色观礼台。我看到街边有很多解放軍站岗,约距两米站一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来回走动,可能是在指挥战士执勤。
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来到天安门城楼后,联欢晚会开始。覆盖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20多条巨型探照灯光柱,开始左右交叉摇摆,广场南边烟花齐放,一些文艺团体在广场载歌载舞表演节目。整个广场形成一个欢乐的海洋。一片歌舞升平的节日景象。
(左图:王世伦1968年在中央学习班学习时到天安门广场留影)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因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推荐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是原空压厂党委书记于春仿。5月20日上午,通知说于春仿有个历史问题没有说清,需要补充材料。我联系好了,需要在什么地方去取,我安排五机供办的李光明去办这件事。我带着李光明到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办公室去请假。白斌说最好不要请假。但结合干部的事也是正事,他还是批了假。
下午3点左右,紧急通知全体学员上了军车,直接拉到了人民大会堂。才知道今天下午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李光明还没有回来,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办法通知他。我干着急也没有用。李光明就这样失去了见毛主席的机会。
进入大会堂以后,我坐到22排5号,比较靠中间。我又到进门大厅参观了一下。再返回座位时,毛主席率领中央领导已经开始出场。我们全部站了起来欢呼,有的站到了桌子上。
接见结束以后,我要把这一特大喜讯即时发回军工总部,我找江华厂姓吴的中层干部借了20元钱,直接到北京电报大楼,发回了毛主席接见的消息。回到重庆以后,再没见到过姓吴的中干,没法还他那20元钱。
学习班后期的一天,就在我们住宿的教室里,重庆市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做了一个自我检查。他得到了解放,最后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具体还有哪些干部进入市革委,我就不清楚了。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是怎么商定的,我也不知道。李木森通知我进入市革委,我立即回到嘉陵兵团,召开勤务组会议,征求大家意见,彭建华提出,孙建国是共产党员,还是他较好,我也没有意见,就把孙建国给报上去了。
后来知道,我们军工井冈山李木森任市革委副主任,邓长春任省革委常委,周应古、孙建国和长安兵团吴凤岭是市革委委员。八一兵团一个省革委委员,一个市革委常委,三个市革委委员。军工系统两派各5人进了省、市革委会,基本对等。
学习班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伙食是由五十四军负责,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粮票按自己定量交。八人一席,早餐每人一个鸡蛋,稀饭馒头包子自便。中晚餐一席一大盆菜,大桶汤。大米饭比重庆的好吃。饭并不多,不够吃时馒头不限。吃饭都用中碗,我先吃完半碗,再去添一碗,我就不用吃馒头。如果先吃一碗,再加就没有饭了。我一贯吃饭泡汤,大桶装的汤质量好,味道也鲜。早一点去,汤里经常有玉兰片、海参。
文化活动也有安排。在首都剧场看过一次中国杂技团的表演,在体育馆看过一次室内5人足球比赛。毛主席接见过后没有几天,我们又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我的位置在4排左边。6、7排靠中间空出了一些座位,据说总理要来。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来说总理不来了才开演。那天是A角出演,所以看到了钱浩梁演的李玉和,刘长瑜演的李铁梅。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管理还是比较严的。政治学院大门是解放军站岗,除了星期天,平时没有批准的请假条是出不了门的。但是大门左侧有一段围墙是钢条围成的栅栏,顶部很尖,还拉了铁丝网。但是和外面的人可以互相交流。不方便请假,又有需要外出时,就直接翻院墙进出。解放军只管大门,不管这里。
军工总部胡值金也来到北京,他的亲生父亲居住在北京德胜门外,我跟他一起去看过他父亲。胡值金也经常到解放军政治学院这个围墙边来。这里每天都有很多重庆各单位造反派的人在聚集。我在这里还见到了我们厂原来篮球队主力队员张世淮,他爱人蒋定日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厂,负责工会体育工作。她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名将蒋光鼐,新中国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前两人都被调离了国防工厂,到重庆灯泡厂工作。张世淮到北京就住在岳父家里,他岳父的家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不远的一个独立院子里。他岳父已去世近一年,家里比较清静。我和胡值金一起去他岳父家几次,利用他岳父家里的电话座机与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陈红宇通过几次电话。学习班结束时,我们乘坐军用专列火车回渝。五十四军领导让我们把在北京的重庆人带回去,我帮胡值金、张世淮都拿了硬座票。我有一个硬卧下铺位,我们三人轮换使用回到重庆。
在学习班期间,我们厂军管会的袁体雪、宫守业也到北京了。那时没有通讯工具,都不知道是怎么联系上的。还有吴平江及巴山兵团一个人,我们5个人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照过相,巴山那人带的135相机照的。
我们厂党委书记李绍远也在四川班,我和他一直都比较谈得来,没有任何对立情绪。有一天我还为他剪了头发,看到他后脑有一个红色印记。当时我随身带了一个理发剪,是进驻潘家坪招待所后曾萍给我的,我一直带着,就是为了有时候可以帮助别人理发。特别是后来我在厂里面的常委学习班的时候,与十三军驻厂部队住在一起,他们那个卫生员理发水平很差,很多战士都要我帮他们理发。
学习班的纪念品就是每人发了一个毛主席像章。背面压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字样。

全省一派的联合声明我们不签字

大概是1968年初,我们这一派的一些组织在绵阳开了一个会,参加会议的就是四川省拥护“红十条”、保刘张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得到通知以后,委派了总部勤务组副组长邹毓林参加。会后还发表了个《联合声明》,其中有的内容是矛头有点指向重庆五十四军的,邹毓林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们签不签字,我明确告诉他,我们不签字。
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有一天我和空压兵团的陈德明一道,去了白斌办公室,白斌手里正拿着那个《联合声明》在看,很反感,冲着我发火说,你看嘛,你们这个东西……
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你好点看里面有没得军工井冈山?我是专门指示了邹毓林——他代表军工井冈山总部去参加那个会,我叫他不要签那个东西。我跟白斌说,你看清楚,现在是我在主持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工作。我这个总部是不会签那种声明的!
他看了看,确实没有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态度就好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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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八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一 11月 29, 2021 10: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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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反到底派再次大逃亡

1968年5月底,我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回到重庆以后,回到江北区委继续主持军工井冈山总部工作。
我们就当前形势,在《军工战报》上再次发表了对目前几个问题的看法。包括:关于革命委员会;关于拥军爱民:关于重庆八一五派;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最后是将革命进到底。我也召开过各兵团负责人会议。其目的就是要统一军工井冈山全体战士对当前形势的认识。
这时候,重庆市革命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还没有发挥它的职能作用。两派组织根本没有联合起来,两派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上交武器比较彻底,八一五派可轻而易举在解放军手里“抢”到武器。所以,一旦发生摩擦,我们只有挨打的份,毫无还手之力,我们只能依靠解放军制止武斗。李木森是重庆市制止武斗领导小组成员,也发挥不了作用。
军工井冈山总部是在江北区委里面,门口有驻军,有解放军站岗,支左办公室就在大门外面。有一次江陵地区反到底受到攻击,李木森、董源河和我到门口支左办公室,请求解放军派人制止武斗,他们有个股长接待了我们。好说歹说,他就是不采取任何措施,就是不管,不去人。李木森、董源河他们都气呀气呀气得没法形容,董源河甚至对天咆哮、嘶吼……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军队支持八一五的态度可见一斑。
到6月底,军工井冈山下面多个兵团都受到了八一五派的攻击。7月间,重庆反到底派纷纷外逃。我们嘉陵兵团的许多人逃到了成都,大部分住在西北中学。
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门口有驻军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工作人员在这样的形势下也走了不少,跟着各自兵团往外跑。我坚守在总部,要稳定军心稳定这个形势。
《军工战报》坚持到8月初出版了第18期。人最少的时候,总部全体工作人员不足10人,西师“八三一”学生陈红宇坚守办公室,保证电话对外与北京、成都等相关单位和重庆反到底工总司及兄弟组织的联络,对内保持与下属各兵团的联系。我说只要陈红宇在,我在,就表示军工井冈山总部还在。还有我们厂的老工人胡兴臣,一直坚持着,保证伙食供应。他要走了,我们就没有饭吃了。
我也有过最坏的打算。我四姐住在市中区曹家巷,我让她帮我转一些资料到她家里去。她是与读小学的外甥女一起来的。我把一些资料捆在背包里,她们在过嘉陵大桥的时候,差一点被六中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开包检查。幸好有另外的过路人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她们侥幸蒙混过关。一旦开包查看,她们就惨了。

武斗时期的一件“朝修特务”案

1968年6月的一天,在江北区委院内的军工井冈山总部办公室接待人员,带了两位陌生人找到我,他们出示了四川省公安厅的工作证件,告诉我,他们正在追踪一个朝修特务案件。他们说,经跟踪发现了一个四川威远石油学校的学生,从丹东跟随一些人偷渡到朝鲜,朝鲜当局以遣返偷渡人员的名义,将这个学生派遣回国,发展特务组织,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学生到了重庆市中区一个朝鲜人开的平壤镶牙所,与空压厂的朝鲜族职工李长春碰头,他们认为,平壤镶牙所是朝修特务的联络据点,李长春可能也是朝修特务。现在李长春到了重庆火车站,可能要逃跑。他们公安机关没有确凿的证据抓他。现在他们以造反派的名义已经把他抓了,准备放在我们这个地方由我们军工总部再继续深挖审问。
在我的心目中,当时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是我们的兄弟,“朝修”一说还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看我不理解,对我说现在金日成变了,跟苏修打得火热。我也相信他们说的。他们还说由我们群众组织审查,比他们公安机关审查更有效。我知道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们群众组织审查可以不受法纪约束,可以动手逼供。
我说行嘛,既然是关系到国际方面的事情,又是公安厅交办的,我们积极配合。当时就通知了长安兵团苏维邦,叫他给我派两个保卫科的工作人员过来,做这个审讯和看守“朝修特务”的工作。
当天省公安厅的人就把人带来了,叫李长春。长安兵团的两个人也来了。我在我们总部工作人员住宿的地方找了一个房间。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还有一张桌子,便于他写材料。我对长安兵团的两个人交代了任务:审讯和看守。人不能跑了,根据他的交代可以深挖,但不搞逼供,注意大家双方的人身安全。吃饭跟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自己交钱交粮。李长春是一个不到30岁的英俊小伙子,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我看过他写的交代材料,内容当时没有细看,现在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只感觉他写得一手好字。我后来写的“我”字,都是学李长春的书写方法写的。
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把李长春放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好像就不管了。到了8月,我专门为此事去了一趟省公安厅,我带去了李长春写的材料,找到了送李长春来军工井冈山总部的人。他又请示了领导,他们好像是同意将李长春放了。等我回到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时候,长安兵团派来的人和李长春都已经走了。
1979年下半年。工厂分配来了一批退伍军人到我们工具车间学习车工,我也带了8个学员。其中有个叫廖海燕的,他父亲是我进嘉陵厂初期的解放军驻厂军代表,辛思恭的前任。不知怎么说起了他的母亲和舅舅都是朝鲜族人,他母亲没有工作。舅舅在空压厂叫李长春。我说巧了,你舅舅被省公安厅抓到我军工总部按“朝修特务”审查过,不过我们对他挺好的,没有打过他,没有搞逼供信,就是找两个人陪他吃陪他住。廖海燕说他母亲就因为这个事,被搞得神经失常,至今没有医好。

彭家政当了我与谢代芳结婚的介绍人

1968年9月,外逃群众陆续返回单位,军工总部的工作人员大多回来了。
彭家政是江陵兵团派到军工总部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她写得一手好字。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设在重庆友谊商店楼上的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被部队包围,说有群众举报广播站的人持枪到商店背后的大阳沟菜市场去抢了白菜,要进去搜缴枪支,被反到底派拒绝,说八一五派的广播站经常向反到底派广播站开枪骚扰,你们从来就不管,现在却要来搜查我们……形成僵局后,部队派人一直包围着商店不走。每天有大量群众围观,大多是支持反到底派的群众,还有人前来送饭送菜送鸡汤送锦旗表示支持。我们军工总部就是彭家政用红色被面制作了一面锦旗送过去。我亲眼看见她把被面铺在地上,大笔一挥,就写上了毛主席的七绝:“暮色苍茫看劲松……”我当时就很惊叹:一个女同志写得这么一手好字!
一天,谢代芳、彭家政和我在2楼走廊上闲聊,彭家政说,你们两人都有那点意思,都不好意思说,就像一张窗户纸没有捅破,今天我就跟你们捅破,你们就明确恋爱关系吧。她突然这样一说,弄得我很有些尴尬,不过心头也很感谢她挑明了这事。我们当时都没说什么,就算默认了吧。
在这之前,反到底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已结婚,为支持他办婚事,我借了50元给他,还送了一个小圆镜,算是结婚礼物。当时在军工总部也没请大家吃糖。
10月初,我对谢代芳说,我们也结婚吧,她答应了。于是我们到嘉陵医院做了婚前检查,花了二元钱。
10月7日,我们到詹家溪街道办事处领了结婚证。这时候,我28岁,谢代芳21岁,在当时已算晚婚了。
我们这就算结婚了,也没有声张,没有请吃糖,真正的裸婚,连婚假都没有休——那时我们已很长时间没有回厂上班,一直在外面“干革命”,全凭自觉。拿到结婚证以后,她回军工总部留守善后,我回厂里去处理一些事务。
直到一周后,10月14日,我有事到军工井冈山总部,那一晚,我才挤在谢代芳的单人床上过了一夜。这是我们婚后第一次住在一起,没有新房,就在她的工作宿舍里,权当“洞房”,只是没有“花烛夜”。
第二天我回到厂里。再过几天我就被通知到北京参加“八一五会议”去了。
后来在1982年左右,我当时在嘉陵厂808加工车间,一次军队转业来的支部书记在车间大会上教育大家勤俭节约,简办婚丧喜事。他说他结婚只花了10元钱。我当时想,我结婚才花两块钱呢。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家三个孩子长大,感觉家庭也算幸福,我和代芳商量该去看看彭家政表示一下感谢。我通过江陵厂吴贵文打听到彭家政住家地址,我和代芳利用一个星期天,专门去到她家,可惜她不在家。等了一会,留下了一张纸条。没过几天她到我家来了。她把一张台湾出版的报纸给我看,上面有她在台湾展示指书书法才艺的图文报道,原来她已是重庆有名的女书法家。

我心中的两个“活雷锋”

在我接触过的人们当中,能被我在心目中认为是“活雷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杨维富,一个是秦裕泉。
杨维富是1965年从军队集体退伍到我们工厂当工人的。这些人当中大部分都是五好战士,共产党员,至少也是共青团员。比如我们小组分配来的范品俊、欧开明、唐发清都是党员,唐发清是我的学员,1969年因病去世。他们的到来为我们工厂职工队伍增加了政治活力,为我们嘉陵厂当年成为工业学大庆先进企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杨维富也是五好战士、共产党员。他进厂先是分配到钳工组。当工厂几年不遇的一次调整工资机会到来时,因名额有限,杨维富贴出大字报公开声明,放弃工资晋级的机会。我心里想,这人真是“活雷锋”啊。
文革开始后,我们小组4个人贴出工具车间第一张大字报,党小组长范品俊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我们遭到大字报围攻。范品俊被说成是共产党员反共产党。不久杨维富调到我们小组我们车床,跟韦泽飞师傅学车工,与我倒班。我感觉是领导上有意“掺沙子”来了,不过我对杨维富并不反感。他从四川犍为县农村出来,经过几年军队生活的锤炼,一米七几的个头,身体强壮,阳光,帅气,处事稳健,为人正直善良。不久我们就成了朋友。官办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垮台后,他们师徒都加入了我们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1967年“八一三”,八一五派围攻嘉陵厂,嘉陵兵团撤退到江北农场。杨维富在挂榜山担任掩护大部队渡江的任务,同他一起担任掩护任务的重庆大学反到底派学生辜习荣在挂榜山牺牲。杨维富坚持到大部队安全渡河才最后撤退。经此一战,杨维富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嘉陵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作为群众代表,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被军管会选拔为首批进驻大学的工宣队队员。
过后,杨维富进入一个特殊家庭成了上门女婿。这是一个在文革中失去三位亲人的特殊家庭赵家。赵家大女儿赵文珍、女婿潘绍凯,是嘉陵厂八一兵团的老造反,儿子赵文彬、小女儿赵文玉,很早就加入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后来他们的父亲、老工人赵师傅也加入了嘉陵兵团。一家人分成两派,在文革中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但在嘉陵厂“八一三”之前,八一兵团怀疑潘绍凯、赵文珍夫妇是内奸,先后将赵文珍、潘绍凯秘密杀害,留下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1967年8月13日,八一五派进攻嘉陵厂,赵文彬从办公大楼撤退时,与八一五派一个小队遭遇,被打死。一个幸福家庭就这样瓦解。不久,杨维富义无反顾地进了这个家庭,与赵文玉结婚,共同承担照顾老人,抚养大姐遗孤的责任。
(右图:晚年的杨维富与赵文玉)
在那之前有一次,我从江北区委军工总部回嘉陵厂,在单工宿舍杨维富的单人床上和他挤了一夜,他告诉过我,他爱上了赵文玉,他觉得这个姑娘很善良。他说起一件往事,一次嘉陵兵团乘船进城,他看到我躺在甲板上睡着了,赵文玉怕我着凉,脱下自己的外衣为我盖上,他当时就觉得这姑娘真不错。
杨维富和赵文玉婚后育有一女,完全继承了杨维富的遗传基因,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姑娘,长大后成了服装模特。
秦裕泉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协助工作的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105战斗团”的学员。他比我还先到军工井冈山总部,是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他先是和我们厂的王道德一起,到南线南川一带、北线华蓥山一带各小三线国防工厂串联发展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67年7月底,军工总部发枪以后,他调到军工作战部协助工作。每天下午向总部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传达当天的口令,大多是他的事。8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我带着钢校学生从潘家坪招待所主楼往最前线阵地送水途中,经过一个哨位时,秦裕泉在这里执勤,他告诉我,曾萍已经牺牲了。他参与了护送曾萍到重医附一院抢救的行动,曾萍去世后他又回到了潘家坪武斗前线。而很多送伤员下去的人都是不再上来的,有的甚至直接放下枪就离开了。
军工井冈山总部搬到江北区委以后,撤销了作战部,秦裕泉回到了组织部工作。秦裕泉在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工作表现是很突出的,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个“活雷锋”。平常爱帮人做事,工作不分份内份外,公共事务都争着做。他做完事情了,空下来就是两件事:要么就是读毛选,要么就是读他的医学专业书。他平常没什么其他的娱乐兴趣。
他离开军工井冈山总部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前夕,我们给他开了个欢送会。这是军工井冈山总部唯一的一次欢送会。我们还给他送了一套四卷精装合订本《毛泽东选集》,题了字,盖了军工井冈山总部的章。他确实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过后听说秦裕泉被分配到了北京的一个军医院。
1971年在给我一个人办的“批清”学习班里,我将在文革期间经历过的事与接触过的人,都实事求是地写了交代材料。林彪事件后,这些材料又全部退给了我。可惜这些材料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我老婆一把火全部烧了。这些材料都是不加任何批判的原始记录。但我写的秦裕泉的材料,却没有退给我,而是转到军队去了。大约在1972年,大概是总后那边来了两个军人,就是在四川省落实“批清”政策、给被错整的人平反过后一年,他们拿着我在学习班写的有关秦裕泉的材料给我看,问是不是我写的,他们还在材料上一些地方打了红杠杠。我一看,上面是我说秦裕泉是“活雷锋”那些话。我说是我写的,都是事实。我再次向他们介绍了秦裕泉在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情况。我相信我写那材料对秦裕泉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参加中央召开的“八一五会议”

“八一五会议”是国防工业重点企业及一些协作工厂的“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主要是要促成这些厂的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加速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因为是1968年8月15日开幕,简称“八一五会议”。
我和谢代芳领了结婚证后,我就从军工井冈山总部回到厂里处理一些嘉陵兵团事务。“八一五会议”已在北京召开一阵了,因为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各大企业革命委员会组建问题,我主持了嘉陵兵团进入厂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的推荐工作。孙建国已在北京开会,他是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当然的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人选。两名常委由我和吴平江出任。另外还有三名委员,一个是水电车间原烽火战斗团主要负责人刘朝富,一个是老工人代表,1951年进厂,造反较早的共产党员,后在嘉陵兵团参与干部审查工作的供运科工人吴启宇,还有一个群众代表,推选了共产党员杨维富。这个名单得到军管会认可。
但是我们推荐的结合干部名单不顺利。我们推荐了白凤翔和贺家寿。白凤翔是部队营教导员转业到厂里,先在我们工具车间任党支部书记,后任厂党委宣传科第二科长,文革期间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中层干部,因支持的是反到底派,尽管他档案里部队鉴定是很好的,仍然不被支持八一五派的原党委领导们看好。他们在军管会那里还是有话语权的。军管会主任都是原党委委员。
后来是闵家樑以反到底派干部结合进厂革委任常委,他是一个生产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这事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不知孙建国知不知道?
贺家寿出任革委会委员,他先是工具车间技术员,时任工具科副科长。
八一五派是原党委委员、保卫科长钱光发任厂革委常委,车间主任谭国荣任委员。
革命干部出任厂革委副主任,本应是原党委书记李邵远,但他在“八一五会议”以后不久就调回兵工局了。因此厂革委会成立后头几年还是军管会在主政。
1968年10月22日,我和吴平江、白凤翔作为增补的会议代表登上了去北京参加“八一五会议”的火车。那时重庆到北京的10次特快列车晚上10点左右开车,要经过成都、西安,差不多两天才能到北京。到了北京我们住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下面设置为宾馆。据说是北京八大宾馆之一。我们去了以后和先期到的人员住到一起,先到的有军管会副主任何兴才,军代表苗兆华,党委书记李邵远。嘉陵兵团的有孙建国,外科医生陈功贵,宣传科干事钟相华。他们两人都是嘉陵兵团勤务组骨干成员。钟相华在1967年8月武斗期间,离开嘉陵兵团,回家躲避武斗。我没有因此而歧视他,我认为这是他的正确选择。他是很有才华的笔杆子,纯属文人。嘉陵兵团的一些大块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就像军工总部的王文秀,与武斗不沾边。文革后,原宣传科干事董任源先担任嘉陵厂党委书记,后调任四川省国防工办主任,曾找我了解过钟相华在文革期间的情况,不久钟相华调四川省国防工办工作。嘉陵兵团还有一个女工代表李朝碧,她是小学政治老师。八一兵团的有:厂革委副主任兰仅先,常委陈兴华,武斗司令汤绍臣,老造反刘诗海、何学芝,老工人胥德光,副厂长孙寿彭。我和孙寿彭、汤绍臣同住一屋。汤绍臣每天鼾声如雷,有天半夜,汤一声大吼,惊得我和孙寿彭二人同时坐起。
除了开大会外,平时开会学习都在住宿的房间里,都是军管会副主任何兴才主持。我们去后只开过一次大会,由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主持。感觉他是个好威严的将军,他点了谁是坏人,就代表是被中央点了名。我们到北京之前,嘉陵厂八大工程师之一的郑永宁就被中央点名抓了起来。我当时想,曹里怀根据什么点名?还不是厂军管会报上去的。
大会批斗了邓长春和方文正。他们都是杀过俘虏的。邓长春是四川省革委常委,反到底工总司和军工井冈山负责人。他为1967年8月18日死去的战友李鲁沂开追悼会时下令枪杀了两个八一五派的俘虏。方文正是重庆市革委会常委,八一五派八一兵团负责人,也对他们杀害反到底派俘虏负有责任。
刚到北京几天,就碰上毛主席又发表了“最新指示”。会议组织我们连夜上街游行庆祝。那天正下着雪,刮着北风。我和汤绍臣紧握旗竿举着横幅走在队伍前面。汤绍臣穿着军大衣,我却比较单薄,一件背心,一件衬衫,一套绒运动衣是在厂射击队时统一制作的,外面套的是蓝色毛呢军便服,再加一条围巾。冷风吹到脸上有一种刺痛的感觉。衣服稍有点缝隙,冷风就穿透进去。但那时候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确有一股迎着凛冽的寒风奋勇前进的热情。
很快,会议进入了正题。通过学习毛主席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相关论述,提高斗私批修的认识,每个人都结合自己展开自我批评。轮到我的时候,我首先批判了我的三唯思想,就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唯我最正确。在参加“八一五会议”之前,我确实一直认为自己文革以来,是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办什么事,都是按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办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在认识到这本身就是错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老是针对八一五派,大方向都错了。联系到个人的事,我说了在潘家坪武斗时,曾按刘锡邦的意思,向一个农民开枪。虽然自己有把握打不到那个农民,只是吓他一跳,确实也是枪一响,他扔下担子就跑回家去了。但是万一打着人,后果就严重了。对于嘉陵厂办公大楼在武斗中被烧毁的事,我也说在军工总部听林家臣说过,是他在江北农场指挥打燃的。事后吴平江跟我说,你就像陈毅一样,大口吞,大口吐,竹筒倒豆子。意思是我不应该在自我批评的时候指责别人。当时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也就算了,不需要互相批评的。
随后就分别对两派的典型人物白凤翔和汤绍臣进行了批斗。
白凤翔是作为反到底派“幕后黑手”批斗的。批斗白凤翔前一天,何兴才给我们打个招呼。我想了一晚上也想不出来该批他什么。他最早支持造反派,受到工人纠察队大字报围攻,引发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展开激烈论战。后来工纠垮台,造反派分裂,他支持我们派,太正常不过。除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成立大会时,他安排宣传科管辖的俱乐部工作人员协助布置会场外,从未参加过嘉陵兵团勤务组任何一次决策会议和其他活动,哪来的幕后黑手可言?他家和我幺姐家住得较近,关系也好。武斗时,他和他妻子肖玉芳都到市中区我四姐家躲避武斗。我一直没想明白四姐家只有不到10平方米一间房,两张床怎么能睡下?50多年后才知道,三个外侄都被安排到同学家去住了,他们几个大人还得横着睡。
为了结合白凤翔进入革命委员会,嘉陵兵团安排吴启宇调阅过他的档案。了解到他在军队里是很优秀的一名营教导员。我对白凤翔佩服得五体投地,真的不知道要批他什么。
第二天白凤翔做了自我批评以后,孙建国第一个开炮,李邵远也说了他有“骄傲”的问题,我最后一个发言也批了他,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还是觉得自己当了软骨头,随大流了。后来肖玉芳碰到我,她说,别人不了解老白你还不了解吗?看来白凤翔也没有想到我会参与批判他。
汤绍臣是作为八一五派的武斗头头挨批的,主要是挖八一兵团搞“内部锄奸”,杀害潘绍凯、赵文珍夫妇的事。他可不会爽快承认,总是吞吞吐吐的,最后只承认,有人向他汇报赵文珍的问题,他说过“去处理了”。
后来白凤翔和我都在厂落实政策办公室任副主任,白凤翔安排中干谭文贵与我复查赵文珍案。根据当时的材料,核实了赵文珍被杀害的过程,开枪的人及杀害和掩埋的地点。杀害赵文珍的原因,却没有任何材料,甚至汤绍臣的材料都没有。杀害潘绍凯,还有些材料可以推断出,被秘密杀害后安葬在沙坪坝公园八一五派墓地,没有立碑。实际上两人被害的材料,都是沙坪坝地区外单位八一五派当事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期间主动交代后转到嘉陵厂来的,五十四军军管会领导的清队办公室,根本就没有将潘赵二人的死当回事,没有安排人清查过。
通过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消除隔阂,促进团结,效果还是好的。孙寿彭主动给我购货券,我用来买了一双篮球鞋。那时候在北京有钱都买不了东西,买什么都是要凭购货券。他在北京有朋友能找到。
会议期间传达学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文件和材料。还传达了林副主席在全会上对“二月逆流”和老帅们的批评。里面说朱老总不会打仗,打胜战都是毛主席指挥的。还说到贺龙是土匪,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毛主席和林彪两人的功劳。其他都不值一提。林副主席的讲话像是传小道消息一样传下来的,并非正式文件。
这次会议对自己的思想认识提高还是很大的,懂得了对人对事都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要像鲁迅说的那样,在解剖别人的时候更要严于解剖自己,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但也引起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要不要一分为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反映到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是敌我矛盾?大家都是共产党人,目标都是建设共产主义,方法不同路线不同,非要你死我活?又比如,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天与地与人斗,都其乐无穷。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和艺术,就是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坏人只占5%。我就想,一次打击5%,多搞几次,一次次的5%加起来,不就还是打击了一大片吗?还有,当年经常背诵的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就想,敌人要吃饭,我能不吃吗?当然这类想法也只能私下里想想而已,不敢公开讲的。
会议期间每人都学会了跳忠字舞,包括老李书记,回厂汇报时我们都在俱乐部台上集体表演过。还有就是利用休息时间绣毛主席像,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和热爱。我到北京时,先到会的人已经绣得差不多了。他们绣的都是头像,我选了版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就是毛主席身穿军大衣举着右手的全身像。我买了一张近600×350mm的绿色塑料纱窗布,约80毫米长的大针,红黑二色粗线。吃完饭就抓紧时间绣。画面是黑色,唯独帽徽经我精心绣制,硬是不受纱窗方框的限制,绣出了边界清晰的红五角星,而且是中心高边缘低的立体的红五角星。我们这一派的会议代表、厂宣传干事钟相华看了,特别称赞我这颗红五星绣得好。
(上图:“八一五会议”嘉陵厂部分人员合影,前排左起胥德光、苗兆华、李朝碧、五十四军军管会副主任夏金狄、十三军军管会主任伍喜科、李邵远、总后军管会副主任何兴才、十三军卫生队指导员厂革委常委王正举;后排左起:刘诗海、何学芝、钟相华、王世伦、陈兴华、×××〔伍助手〕、陈功贵。)
1969年1月,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接见了“八一五会议”全体代表。这一次接见地点在首都体育馆。被接见的还有其他会议代表,以及解放军团以上干部。据说全军团以上干部都要分期分批来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我们受到接见那天,我见到至少有三批人在轮流等待接见。我们上楼进场,碰到刚被接见退场下楼的解放军干部队伍,双方都以小跑速度,有序交错。只见解放军干部们人人眼含幸福激动的泪水,有人还在痛哭,那场面使人终身难忘。
我们进场后,我很幸运,座位是在主席台正对面看台中间。
毛主席与中央领导出场与大家见面约10分钟后退场。我们即刻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体育馆,后面还有一轮等着的。这是我第二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心情没有第一次见到时那么激动。大家都按纪律要求安静地坐着,手举《毛主席语录》,口里喊着“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接见时我胸前佩戴着“八一五会议”制作的毛主席像章,因此,我觉得这个像章是受到毛主席的光辉照耀过的。回厂后,我怀着虔诚的心,佩戴着这枚像章,和谢代芳一起去补照了结婚照(见右图)。
接见后,“八一五会议”就宣告结束。我们全体返回重庆。
这时重庆已经由十三军接替了五十四军的支左任务。十三军领导对八一五会议非常重视,将我们看作是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亲人,我们回厂时受到隆重的夹道欢迎。我记得的一个片段是,接我们从火车站回厂的卡车,缓缓驶近厂门外小花园,我站在卡车最前排,手里高举着我的绣品《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旁边是李朝碧双手举着毛主席送给工人宣传队的芒果样品礼盒,我看到妻子谢代芳也站在右侧路边欢迎的人群里,她之前写信告诉我已怀有身孕。
我和五十四军管会接触不太多,他们刚来时,我就到北京开会去了。记得一次在厂中型会议室外面,五十四军的军管会副主任夏金狄指着一处后墙被烧黑的厂办公大楼废墟说,一看就知道办公大楼是被放火烧的。我当时想,那间房里放着发电用的汽油,炮弹打燃墙壁不一样会黑吗?因为我听林家臣说过,嘉陵厂办公大楼是他在河对面江北农场指挥37炮打燃的。在夏金狄的领导下,五十四军一个叫母开家的排长负责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短期内就“侦破了”火烧办公大楼、落地镗床等重大案件。
后来,在全厂揭发批判大会上,原嘉陵兵团一个搞美工的小个头景光虹揭发说,嘉陵兵团撤退前,他碰到吴平江,吴平江对他说,“按原计划进行。”这不是电影剧本的台词吗?就凭什么内容都没有的这六个字,吴平江、黄明镜(嘉陵兵团勤务员)被以纵火烧毁办公大楼、落地镗床的罪名抓进监狱。同一会上,原八一兵团成员、工具车间钳工、退伍回来的共产党员王必全坦白交代,嘉陵兵团的魏生同、吴胜德回家途中,是在石坪桥被他抓到枪杀。他因“坦白交代好”,被宣布坦白从宽,免于追究。这也太宽大无边了吧?

参加“八一五会议”宣讲报告团

我们回厂前,基层革委会已经成立,在五十四军军管会领导下,全厂开展了清理队伍的工作。进入基层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正在办学习班,互相揭发批判。反到底派的小学老师彭育林就被批判得很厉害。一天我们参加八一五会议的代表,到他们学习班介绍我们在北京斗私批修的情况。我在发言时,八一五派铁杆鲁明生,抓住我的一句话肆意曲解,无限上纲,当场就想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过后孙建国跟我说,让我去八一五会议宣讲团,避开这个风头。
八一五会议宣讲团的工作是十三军政治部宣传处王处长总负责。我们这个小队,有嘉陵厂的陈兴华、李朝碧、我,军工井冈山无线电兵团主要负责人赵经夫,朝阳电机厂八一兵团负责人胡友年,还有无线电厂八一兵团石××。领队是军队干部杨胜阶,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唐××是市委机关干部,负责我们的吃、住、行生活保障。
我们的任务是到一些派性严重对立的工矿企业和地区,向两派群众宣讲八一五会议精神,结合本人和各自组织的实际,检讨错误,向对方和革命群众道歉。通过我们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的示范,促进当地两派群众的革命大联合。通过宣讲毛主席接见会议代表的场景,体现毛主席对我们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包括我们这些犯有错误并决心改正的造反派的亲切关怀和爱护,从而激发我们广大群众对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们把这个宣传活动说成是唱样板戏。我和陈兴华上台表演,说到毛主席接见时我们会感动得痛哭流涕。每次宣讲完毕我们全体队员都要上台跳忠字舞。
我们这个小队宣讲的第一站是沙坪坝区和市中区一些单位,如重庆棉纺一厂、重庆轴承厂、中南橡胶厂、大溪沟发电厂等。住过沙坪公寓,市中区领事巷成都军区招待所。就是在这里与胡友年谈起了天星桥中学那个女学生被抓到重庆医学院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故事。胡友年说,那个女生回去讲起她被抓到军工总部的经历,他们都感叹没想到反到底也有这样好的人哦。他还说他们朝阳厂那个猥亵这个女生的李某,还另外犯有一起强奸罪,已被判了10年。
我们第二站到了北碚区,住在区机关招待所。先后到过天府煤矿,靠近合川的重庆棉纺五厂,歇马场的柑桔研究所等单位。在柑桔所吃饭的时候,第一次用莴笋头切长薄片蘸油辣椒调料吃,感觉很好吃。陈兴华带领我们到厨房给厨师们跳忠字舞,表示感谢。陈兴华还将这一吃法告诉了北碚区机关招待所食堂厨师,他们制作了一大缽红油辣椒,我们吃了好几次莴笋头。
北碚工作完了以后,合川县人武部接我们到合川县,住到县招待所。县人民武装部一个军官,县广播站一工作人员,用一辆卡车改装的宣传车每天接送我们。除了县城,还到过合川北面的云门,钱塘,西面的太和,南面的盐井。还绕过北碚到草街及更远的小沔宣讲。所有活动都是当地支左或军管人员安排接待,我们是受到毛主席接见的亲人,每到一地都受到群众夹道欢迎。晚餐多有请吃喝酒,那些军人劝酒都有很多套路,我之前滴酒不沾的人,也不得不陪他们喝一点。
之后我们去了潼南,然后去了遂宁,分别做了一次宣讲。潼南住的那个招待所,房间有点简陋,但特别干净,被子折叠成三角形,人生仅此一见。遂宁的欢迎仪式特别隆重,夹道欢迎的队伍好长好长。
这次“八一五会议”精神宣讲活动,对两派群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应该是有效果的。

我当爸爸的第一个月连搬4次家

从815会议回厂后,我和代芳就借住幺姐家,睡母亲那张床,让母亲到四姐家暂住。宣讲团结束,我回厂直接到在原65中学开办的厂第7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这是全厂两派骨干成员参加的大型学习班。每周末可以回家一次。
1969年6月7日,天刚亮,代芳发现破水了。这天晚上我正好在家,赶紧叫醒了幺姐,送代芳到医院住进了产科病房。上班以后,产科最老的彭医生做了检查,立即送进手术室准备生产。代芳有点害怕紧紧拉着我的手,彭医生刚做好产前准备,说慢一点,忍住,还没有来得及做产道保护的动作,孩子瞬间就生下来了。然后是胎盘也跟着下来。由于来势太猛,产道口破裂,彭医生及时缝了三针。孩子生下来全身裹着一层白色的薄膜,护士清理干净以后称了重量:3斤15两。医生计算是8个月的早产儿。抱过来一看,孩子满头黑发满脸皱纹,像个小老头似的。可是我回学习班封闭学习一星期后再见到时,眼前突然一亮,孩子白白胖胖的,哪里还有一丝皱纹。她们说婴儿期间是见风长的。
孩子出生这天忙坏了我的幺姐夫刘五哥,他到大竹林买鸡买蛋,还蒸糯米发醪糟。有人说我姐夫:你兄弟媳妇生孩子,你忙什么呀?他们不知道,我幺姐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也曾经陪刘五哥到红崖洞河边库房按批发价买过鸡蛋,4块钱100个。
代芳提出出院后不要再搬到幺姐家里去了,不方便。我们住幺姐家那个隔间,除了睡觉,没有任何活动的余地。于是出院后的第一站是代芳二姐楼下的邻居家里暂住,等待房管部门分房。第一次分配我一间住房,原住户刚搬走,就被人抢占了——那时因住房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欠债太多,加上文革中社会秩序混乱,主管干部怕挨批斗,也不大敢管,许多单位都发生了职工自行强占住房的事。我找了几个人想抢回来,但一看占房的是认识的人,下不了手,也就算了。
厂房管科再给我安排一间房,那是八一五会议点名被抓的老工程师郑永宁的家。他们说马上让郑家搬走,他们人少,让我先搬进去住大的一间。这天晚饭后,我没有先看房直接就搬去了。我的家具也不多,只有单工宿舍同室的凌承瑞、石跃先以及杨维富、陈于友帮我搬到幺姐家的一张单人床,一条长板凳。到了郑家一看,哪里是人少啊?两个年长的妇女,一对年轻人和刚出生的小孩,五口人。见到这个情况我对郑夫人说,你们还是住大的一间吧,我先暂时住小的一间,我现在确实没地方住。
第二天我到驻厂部队找到了军管会主任伍喜科,他知道我爱人生小孩的事,他先双手捧了一大捧生花生米给我说,你爱人吃了生花生米可以发奶。我跟他讲了昨晚搬家的事,还跟他讲了房管科想将郑永宁那样的专政对象家庭,迁到厂区边远地区的打算,我认为不妥。我想从郑家尽快搬出来。
很快,伍主任与房管科沟通以后,修建科安排了工人带着材料到农校教室,隔断一间房给我住。嘉陵厂原来办有工校、农校。此时农校已停办,教室都空着的。一间教室两道门,从中间隔断就成为两居室。我考虑要将母亲接过来跟我一起住,按照嘉陵厂住房分配标准,我够条件分配中家庭的。隔断时,隔离给出一个正方形的居室留给另一个小家庭,我这边约占教室的三分之二。隔断材料是那一种用竹块编制的约二米长一米宽的板,几块连起来就是墙,只不过。既不隔音,竹块间隙还可看穿,必须贴上旧报纸遮挡视线。这是当时流行的最低端的建材。之前代芳住在她二姐家里,他二姐住的也是一间房,就是用这种材料把她睡的小床围起来,成为房中房的。
我立即搬离郑家。走前,我告诉郑夫人,你马上搬进来,不然有人要来占房。我在郑家连厨房都没有去用过,只用了一个小火炉。农校那边还没有厨房,还得用这个小火炉。家具还是一张小床、一条长板凳。同车床的李开定搬来了他家的一张小圆桌给我用。当年重庆市开运动会,我到射击俱乐部担任裁判那几天,我穿的外衣,就是借用李开定的一件黑色夹克。
我搬到农校的第二天,农校剩余的几间教室,就被人一抢而光。
我又回学习班了。家里有代芳的小妹来照顾她。几天后回家,代芳告诉我,马路对面他们车间里的李奎民师傅想跟我们换房。李师傅现在住的是两小间约22平方米,人多有点挤。我住农校教室虽是房管部门安排的,但其他教室被抢占,就好像是我带头占房似的。既然李师傅家有这个需求,面积虽小也是正规住房,代芳同意,我也同意了。
这次搬家我没动手,我再次回家的时候,李师傅已将两家搬好了。不到一个月经过4次搬家。我总算有一个正规的家了。

我被安排到厂革委政工组工作

嘉陵厂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以后,我被安排到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时间是1969年底到1970年初,约半年左右。地点在1967年“六一三”事件之前的嘉陵兵团团部,在厂办公大楼后面一栋平房,原因是在“八一三”武斗中厂办公大楼被烧毁后还没有修复。
在这期间,十三军军管会主任伍喜科,也是厂革委会主任,主持工厂全面工作。厂革委副主任只有两名群众代表孙建国、兰仅先,革命干部代表副主任空缺。厂革委常委有七人:军代表王正举,干部闵家樑、钱光发,群众代表陈兴华、我、吴平江、张邦华。除了以上人员外,厂革委委员中,中干谭国荣,部分群众代表如刘朝富、陈开益等都分工负责厂革委各职能工作小组的工作。各工作小组又吸收了相应的原厂级干部、中层干部及原党委、厂部各科室的工作人员,还有造反派的少数骨干成员参与工作。实际上这时候嘉陵厂原党政各部门都恢复了工作,只是在一些部门掺进了一点造反派的“沙子”。领导权名义上是厂革委,实际上是军管会。
伍喜科主任经常组织召开厂革委常委会或全委会,商量处理一些事情或学习文件,比如要不要接受退伍军干杨明伟进厂工作的问题;中干安明祥病重求药的问题等等。有时晚上也开会。
伍喜科工作作风比较民主,比较注意发挥厂革委会一班人的积极作用。这时候基层革委会已经全部成立。通过七期学习班学习消除派性过后,群众之间对立情绪大大消除,生产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第三次进京,参加批刘张学习班

1970年夏初。我被通知到北京参加学习。厂革委群众代表常委除吴平江外都去了。另外还有原两派的骨干,八一兵团的赖德涛,嘉陵兵团的厂革委委员老工人吴启宇和陈功贵,一共8人,军管会直接点名参加学习。
8个人一碰头,不知谁首先提出解决家里做饭的发火柴问题。那时是烧煤球,生火都要用废木材引燃的,我们去北京参加学习班了,家里若没有发火柴谁来解决?于是决定陈兴华去落实一个车,明天我们一起到茄子溪重庆木材综合工厂,由我负责联系买柴。
第二天正好是到宣汉那个王师傅开的车。到了木材综合工厂,我先到岳父家,找到了小妹谢代惠,她直接带我们到堆放废木材木屑的地方,找来管理人员说明情况后,以最低价格一分钱(最多三分钱)一斤卖给我们。还找来铁丝和麻袋,短块的装袋,长块的捆起来,包括王师傅,我们每人至少买了100多斤,装了满满一车,送到每个家庭。
这次学习班是按地区组队参加。我们这个班,除了我们8个人,还有磁器口钢材改制厂的夏祥贵,他是反到底二轻兵团的头,肤色黑红,壮实微胖,练过武术;井口先锋街仪表厂的“土皇帝”——大家都这么叫他,就不知道他真名了,是八一五派的,40多岁的瘦高个,娶了20多岁的娇小姑娘为妻;井口农药厂八一五派的张某,一个很会讲故事的壮实小伙,他当了我们班的副班长,班长是孙建国;另外有一个叫李芳兵的大高个,反到底的,当过兵,会中医,话不多。我们12个人一个班。邻居一个班以重庆特殊钢厂为主,重庆大学为主的是另一个班。我们三个班是一个排,一个叫李明的军队干部任排长。
这次我又见到了蔡增华,他是重庆大学八一五的头头,校革命委员会常委。我们现在编在一个排里,有充分的时间叙旧。上一次在警备区圆亭,张国华、刘结挺接见重庆两派代表时见过他,因十多年未见,没敢相认。过后看到两派停止武斗协议上签字有蔡增华的名字,我才确认是他。
蔡增华是我儿时的同桌。我们都在江津几子乡十六村私立周氏花园小学读书。我家在23村,相距不远,放学后我们要走同一条路。从我五岁入学读初小一年级下到高小一年级上,8个学期,我们俩都坐第1排,左起第二张桌,他在我左边,从来没有闹过矛盾。他有个姐姐蔡增贤,与我两个姐姐同班,是好朋友。有她们罩着,没人能欺负我们。还有他姐长得漂亮,年轻的陈方元先生喜欢她。一次期末考试,陈先生还在蔡增华面前帮他指点提示。但他成绩总是比我稍差一点,我大多学期成绩都在第三名,他大多在第九名。到高小一年级下期,我转学到几子乡中心小学校。过了几年碰到过一次蔡增华,他说他停学了。
这次在中央学习班相见,已隔了十多年。他说他1957年才初中毕业,考上了一个中专,中专毕业考上重庆大学机电系。他现在留校担任助教。他已经结婚,爱人在重庆灯泡厂。我也告诉他我的经历,还告诉他我看到了我幺姐与他姐姐合影的照片。她们在重庆总工会开会,偶然相遇,真是有缘。我幺姐当时在嘉陵厂工会担任女工委员,他姐姐在重庆中梁山煤矿搞工会工作 。但不久他姐姐因病去世了。
这次在北京学习班,我和蔡增华除了有时一起打排球,交往不多。只有一次开大会休息时,找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韩准敦聊了几句,我们三人都是当年周氏花园小学的同学。
我们这次在北京学习的地点是空军学院。我们分配到离操场很近的一栋楼里。我们班分在二楼,靠头一间是我们班的学习室,紧挨学习室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与陈兴华同住一个二人间。
我到北京不久,孙建国作为代表到天安门红色观礼台,参加毛主席发表“五二○声明”的群众大会,较近距离看到了毛主席。我们在家听广播。我清楚记得,林副主席宣读毛主席声明的讲话时,有个地方将巴勒斯坦说成了巴基斯坦。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时改正了回来。我感到惊奇,原来录音也是可以改的。
刚到北京,就听说了宜宾地区革委会主任、军分区政委王茂聚自杀的消息。中央领导说他是“自作孽,不可活”,让我们感到有些恐怖的气氛。但很快就轻松了,传来了康生的指示,学员们可以开展各类体育活动锻炼身体。但棋牌类被禁止。康生认为那是玩,玩物丧志。于是,我们在重庆就准备好带到学习班来的象棋、扑克、川牌,都被排长李明收去集中保管了。
学习班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8元,我感觉不错,但伙食有人说菜不够好。第一个月末食堂公布账目,每人每天用粮2.53斤,粮耗多了,菜钱就少了。而且大棚蔬菜较贵,黄瓜0.5元一斤。以后每月公布食堂账目,到第六个月,按我们上交的粮票已经持平,不再亏损。学习班开始时,吃饭不限量,一些人敞开肚子吃,用四川话说就是“穷吃饿吃”。一次中午吃包子,我们这一桌打赌,陈兴华吃了14个,兰仅先只吃了7个,输了半斤核桃,全班每人可以分到一颗。
这个打赌,输的一方买半斤核桃全班分食的规矩是我和赖德涛最先开始的。一天,我和赖德涛在楼下坝子里散步,迎面碰上一高一矮两个女青年。赖德涛迎上去向矮的一个打招呼,并向我介绍这是长江电工厂小黄,重庆市革委委员,我微微点头招呼。高的一个我认识,也是长江电工厂的,叫刘德珍,她曾到江北区委军工井冈山总部来过。她当时站得离我较近,还顺便用左手将我右肩上的一根头发拈去,我只与她微微点头打了个招呼,没有说话。赖德涛在与小黄说话,没有注意到。她们离开以后,赖德涛说,那另一个女的是八一五的还是反到底的?我说是反到底的。赖德涛想了一下说,不,她是八一五的。我说,漂(即四川话的“打赌”)!输了到小卖部买半斤核桃,拿到班里打伙吃。他说,好!互相拍手确认。过后他自己去核实,知道他输了,真的买了半斤核桃拿到班上大家分吃。从此,我们班打赌成风,不分学习时间休息时间,只要发生不同意见或见解,旁边的人大吼一声:“漂!”只要双方认可,即赌约成立,赌注都是半斤核桃。
看看我们当时都“漂”(赌)了些什么:
吴启宇说,周总理有只手受过伤伸不直。他说是左手,我说是右手,漂!他找来报纸图片验证,自觉认输,买了核桃。
孙建国提出,谁要是能默写《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连标点在内,错误不超出三处,他就认输。我说我来。默写完毕由他验证,无一错处。孙建国就去买了核桃。
学习室里有一25kg的杠铃,不知是谁找来练习臂力用的。杠铃是一个约400毫米直径的圆饼。夏祥贵臂力好,他身体站直,双臂平举,端着杠铃坚持不到3秒。他放出豪言,谁要是坚持超过3秒,他就认输。看起来比较瘦弱,年龄偏大的吴启宇站了出来。他举起杠铃居然坚持了18秒,夏祥贵都被惊吓到了,乖乖买了核桃。
一天,吴启宇突发奇想,提出挑战:谁要是一只手将杠铃提到斜对面球场边那栋楼门口不换手,他就认输。结果,李芳兵提着杠铃大步流星到了对面楼门口,又大步流星提回了学习室。不仅没换手,气都没粗喘一下。
在空军学院学习的时候,学习时间是遵守得很好的,但学习的内容就不好说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有“红十条”,解决重庆问题有“红五条”。我们的态度都是坚决拥护的。“红十条”肯定了刘张,“红五条”肯定了“二月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派(即后来的“反到底”)。刘张支持造反派,也是当时中央的态度。现在要去批刘张的“一派掌权论”,怎么批?在重庆,过去是八一五派想一派掌权,谁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两派就是这样分裂并且打起来的。通过“八一五会议”,各自都做了自我批评。现在要在重庆问题上联系实际批刘张,至少在我们班是绝对批不起来的。所以学习时间就是12个人围着一张乒乓球台,天南海北神吹。
重庆学员开过一次对刘张的批判会,地点就在我们宿舍楼前的坝子里。坐位是自带的能收折的帆布坐凳,这种凳子每个人都有一张。集体看露天电影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就用过。那天的批判会只安排了一个人发言,内容是揭发批判刘张的罪行。发言的人是汪友根,原反到底工总司副班长,我曾经参加过他主持召开的各总部负责人会议。后来他当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先后在第一书记刘兴元和赵紫阳的手下)。我感觉汪友根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可能是汪友根的发言中提到了“公然”、“跳出来”、“揭发”等单词,我一边听,一边在地上捡的一张烟盒纸背面不同的位置随手写下了这几个单词,还写了其他的词。会开完,我在地上捡的烟盒纸仍然扔到了地上。有人却把这张烟盒纸交到了李明手里。李明找我到了他办公室,他把烟盒纸给我看,问是不是我写的。我一看把我吓了一跳,单把这三个词连起来,那不是说我站在刘张的立场,指责汪友根“公然跳出来揭发”?我说这些字都是我写的,但这些字都是汪友根批判稿里有的,我听到就写了下来,并不是连贯的。对汪友根批判刘张我也没有其他看法。李明认可了我的解释。加上平时关系也不错,他没有再追究,只是提醒我以后注意不要乱扔字纸。
在空军学院期间组织了一次支农劳动,全体学员拉到郊区四季青公社帮助农民收割小麦。领导说这是陈伯达蹲点的公社。这里是华北平原,麦田比起当年我在重庆广阳坝割麦见到的还要辽阔。这里的麦田里第一次见到有很多巨大的蚯蚓,有小手指粗,约300毫米长!
中午吃饭的时候。每人两个馒头,几小块腌制的大头菜,肚子饿了吃什么都很香。回到空军学院的时候,有人抓回了小刺猬,有人带回了小鸟。还有一次到什么地方劳动,土里挖出了一具女子干尸,看起来就是一具骷髅,只是有层干枯的皮包着。据说这具干尸是袁世凯的五姨太,也不知是不是。
在空军学院住了两个多月。空军要开党代会。在篮球场地搭建了一个大棚。作为临时大会场地。我们奉命为空军党代会腾地方,全体搬迁到中央民族学院。
到了民族学院,我们分配到一个底层大教室作宿舍,床是两层的双人床。教室比较脏,我与陈兴华打扫清洁的时候,陈兴华在水里加了敌敌畏对地面进行消毒。结果我们两人都中了毒,拉了两天肚子。
不久,学习班开展了用大字报形式对重庆一些武斗事件“揭盖见底”的活动。有人在大字报中点名要我交代军工井冈山总部抓朝修特务的事。我写了一篇小字报作答,介绍了省公安厅抓了李长春送到军工总部,让我们协助审理的过程。过后。康荣袍见到我说,没想到你的字写得这么好。康荣袍是江陵兵团最早派到军工井冈山总部的第一任班长。第二任班长是朱兆康,然后是李木森,最后才是我。康荣袍是共产党员,戴副近视眼镜,看起来像个文弱老先生的模样,我对他是比较尊重的。这次北京学习班回去一年后,听说他在“批清”运动中自杀了(李木森他们怀疑不是自杀),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批清”运动中给我一个人办学习班

1971年初,四川全省开展了“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又称“一批双清”)运动,嘉陵厂也开展了这项工作。因为当时主持四川“批清”运动的省革委主要领导人梁兴初、谢家祥都是支持红成、八一五派的,所以这次清查主要以八二六、反到底派的骨干及倾向于八二六、反到底派的干部为重点。我作为重庆反到底派的重要组织军工井冈山的主要负责人,自然就被当作重点清查对象,被单独办了“五不准”(不准回家,不准会客,不准打电话,不准写信,不准外出)学习班。
这个给我一个人办的学习班,地点在厂办公大楼左后方一小山头上一间独立小平房,据说原来是中药房。中药房背向办公大楼,右侧低几米隔条小路是三间联排平房。办公大楼烧了以后,军代室曾在这里办公。军代表们在房侧地里种上了菜。一个节假日的早上,我走到菜地边看到种的是花菜,还没有长大,花菜上覆盖了一层白雪,昨晚下雪了。这说明我这个班在1971年春节前已经开班。
三间房前是一平坝,对面是工厂哺乳室。妈妈们上班时间可以将哺乳期或不到入托年龄的小孩寄托在这里。能走动的小孩可以在坝子里玩。其中有个大眼睛的小男孩经常到我的小屋子来玩,为我平添了一些乐趣。我的儿子不到两岁,有大姨妹在家帮忙照顾,没有送哺乳室,不然只要代芳上班,我就能看到他们。
有一个星期天,代芳带着儿子到中药房来看我,临走时,儿子拉着我的手说:“爸爸,我们回家吧。”我当即感到无比的内疚。孩子都快两岁了,我却有一年多都不在家,我欠他们母子太多太多。
管我学习班的是一个叫李世牟的中干,总务科支部书记。有时候拿来点学习资料,有时候来启发我交代一些问题,倒是没有逼供诱供的成分。时间长了,无所事事,我将文化大革命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个事件,接触过的每一个人,按事件,按人头逐一做了交代,交代当中只说过程和事实,不做任何批判。也当作是练习写字吧。
1971年“九一三”过后——过了多久我已记不起了,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学习班来了几个人,对我宣布进行逮捕,正要给我带手铐时惊醒了。发现我的手正压在胸口上。按我母亲的说法,睡觉时手压到胸口容易被迷倒。做那个噩梦的第二天,李世牟来了,宣布学习班结束。
当晚,孙建国夫人尹忠云来到我家,还有楼上的李朝碧等人,谈起学习班的情况,才知道孙建国也被办了学习班,这时还没有放出来。其他还有哪些人被办了学习班,我至今也不清楚。
我回到了厂革委会政工组。不久,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四川省的“批清”运动刹车了,领导“批清”运动的梁兴初、谢家祥都被认定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受到清查、批判。四川又开始“纠正‘批清’错误”,“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对受到错误清查的人要彻底平反,本人交代的材料全部退还本人,收集整理的材料全部销毁。
原厂办工作人员梁祖芳给了我一个档案袋,封面上写着“王世伦交来的材料”,并对我说其他材料都烧毁了,这是退给我的。里面是我写的交代材料,装订成了约15毫米厚的一本。另外一些是他们收集的印刷品,其中包括文革初期,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成立前后,我以红卫革命造反战斗队名义刻写油印的几篇传单,我在军工井冈山总部驻江北区委期间担任军工总部负责人时以总部名义发表的严正声明、对重庆文革形势的看法以及几期《军工战报》,还有一张我十二三岁读初中时照的一寸半身像片,我自己都没有,不知他们从哪里找来的。退我的交代材料也并不全,比如原七医大学员秦裕泉所在单位,约一年后就来人拿着我写的有关秦裕泉在军工井冈山总部协助工作期间表现情况的材料让我确认,又比如华蓥山某军工厂一中干,曾在驻江北区委的军工井冈山总部宣传部当过工作人员,他们厂里来人带着材料找我核实过这个中干在军工总部的工作情况。
这一本我的交代材料,后来在我到北京开会期间,被我爱人一把火烧掉了。档案袋及印刷品倒是还在。
除了梁祖芳代表组织退给我的这一档案袋材料之外,没有任何领导找过我,我也没有找过任何领导提起“批清学习班”的事,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军管会与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案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历来是军管会主导的。早在“八一五会议”期间,中央点名称嘉陵厂老工程师郑永宁“里通外国”,下令抓起来,应该就是204部队军管会报上去的。何兴才在小组会上追问过汤绍臣关于赵文珍被杀害的问题。
五十四军军管会进厂以后,以排长母开加为首吸收一些八一五派人员组成清队班底,抓了一些群众,刑讯逼供,很快宣称已经“破获”火烧办公大楼、火烧落地镗床两个大案。
五十四军军管会还没有来得及结案,十三军军管会接替了五十四军军管会。这期间,以刘长旭为首的重庆市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厂里办的第七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消除派性促进团结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军管在一年多的清理阶级队伍方面,明面上没有感觉有大的行动。
第四届军管会进厂以后,加大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力度,跟上了全国的大形势,又一次把革命造反派当作革命的对象,致使派性又有所抬头。
我还在“批清”学习班里的时候,就从广播里听到,孙建国、马福兴都交代了杀害苟恩华的事。我根本就不相信。
苟恩华是嘉陵兵团下属供运科战斗队队长,反到底“钢杆战士”。他跟随孙建国率领嘉陵一号拖轮到望江厂安装37高炮。在“八八海战”中阵亡。在八一五派密集枪弹向嘉陵一号射击的情况下,船上的人被打死最正常不过。清队中硬被说是被船上自己人打死的。
“批清”工作停了,但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还在继续深入。不久,军管会召开了一次全厂职工大会,对一些案件“揭盖见底”。我能记得这个大会的内容有:
1.王必全上台坦白交代杀害吴胜德、魏生同的过程。1967年8月,吴、魏二人离开重庆医学院军工井冈山总部,回家躲避武斗,路经石坪桥被八一五派抓到杀害,暴尸荒野。有好心人从他们身上搜到了嘉陵机器厂入厂证,并送到军工井冈山总部交到我的手里,让我们派人收尸。王必全是1956年进厂的工具车间钳工,共产党员。此人思想品质较差,早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就有过伪造饭票被揭发的事。但对这一杀人案的处理结果却是:王必全坦白从宽,不予追究。吴、魏二人并非武斗中被打死,也不是在武斗中被抓后打死,而是在非武斗地点、非武斗场合,在离厂几十公里的道路上行走时,仅因王必全认识他们,就去直接抓获杀害。这样草菅人命的罪行,就算坦白从宽,也不应该是宽大无边吧?
2.王洪发坦白,他打死了杨应章。1967年6月13日凌晨,八一五派进攻嘉陵兵团,挑起武斗。八一五派撤退以后,我们发现嘉陵兵团老工人杨应章被打死。这是嘉陵厂第一个因武斗死亡的人员。我因此而哭过,还组织嘉陵兵团拉着杨应章遗体到重庆市中区游行示威,抗议八一五派挑起武斗的罪行。王洪发说他在黑暗中与杨应章相遇,都以为对方是八一五派人员,因而发生武斗,打死了杨应章。王洪发曾经是嘉陵厂篮球2队球员,30多岁,身高超过1米8。杨应章50多岁,身高不足1.67米,当然不是王洪发对手。会上宣布,对王洪发打死杨应章的问题不予追究,还说得过去。但杨应章的儿子杨建中长大后进厂在工具车间当车工,不止一次找过王洪发的麻烦,经他师傅杨维富反复做工作才得以消停。
3.老工人王超群交待放火烧办公大楼的过程。他先点燃了火,又用手端着盆向火里浇汽油。我不大相信他说的,难道他不怕引火烧身吗?
4.景光宏交代,1967年8月13日嘉陵兵团撤退时,他在路上碰到吴平江,吴平江对他说:“按原计划进行。”意思是火烧办公大楼是嘉陵兵团先计划好的。但他并没有说出原计划是怎么计划的,都有些什么内容。让我感觉他这是照搬了一句电影台词。
5.市公安局的李科长上台讲话。感觉他的讲话充满了杀气。这个李科长可能是军管会请来协助破案的。
总之,这个清队大会起到了一个很坏的作用。

隔离两派头头的厂革委常委学习班

紧接着,大约在1971年10月,最晚在11月初,开办了厂革委常委学习班。学习班只有两派代表6名常委参加,目的就是将两派头头隔离起来,既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对象,又避免头头们干扰清队工作。学习班由一名军队营级干部担任班长负责管理,他是个很有文化气质的标准帅哥,自始至终对我们都很友好。学习班实行“五不准”,主要是不准回家,吃住都在学习班,24小时都有工作人员陪同,一共配了6名工作人员和一名医生,多是老工人和共产党员。
清队工作班子是五十四军派人组成的军管会建立的,基本都是八一五派的人员。早先就将武斗中烧毁办公大楼、落地镗床办成嘉陵兵团人为纵火案,后又逼孙建国、马福兴承认“八八海战”中死亡的苟恩华是自己内部杀害的。现在又将马德福等人的死亡搞到吴平江头上。有一天我听到广播里传出了一个曾在1967年6月间跟随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的揭发:“孙建国杀了苟恩华,吴平江杀了马德福,难道王世伦没有杀人吗?”我知道,他们又在想把曾萍的死亡算到我的头上了。看来他们是千方百计要把我们这一派的头头全都打成杀人犯才甘心吧,但我一点也不怕。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在“批清”学习班期间,我就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全部做了交代。这些交代材料过后又全退了给我,我没有必要重写。整个常委学习班期间,班长只问过我一件关于一只手表的事:潘家坪武斗期间,建设厂的人在围墙外冬瓜地里抓了一个人,韩庆昌将这个人交给我处理。我问了一下就放了他。但他说还有一只手表没还他。我说昨天看到你手上戴着手表的,但今天交给我的东西里没有。我答应帮他问一下,但事后并没有彻底调查。我写了一份说明材料交给了班长。此事后来也没有再问过我。
平时学习时间没事,我反复翻阅吴平江的一本很厚的《农村医生手册》,我按里面的偏方找医生开了夏枯草泡开水当茶喝,对我原发性高血压及肝炎都有好处。手册里还有一句话让我盲目乐观了一段时间:肝炎几年后可以自愈。
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在球场边,轻轻模仿女声唱着京剧《沙家浜》阿庆嫂的唱段《定能战胜顽敌渡难关》。那时候提倡大唱革命样板戏,我也会唱李玉和、李铁梅、杨子荣的一些唱段,特别喜欢阿庆嫂的这一段。刚唱到一半,市公安局那个李科长走过来,对我说了一句:“你还很逍遥哈!”说完就走开了。我听了心里很不是味道,感到很压抑,从此再未唱过样板戏。
这个李科长我就见过两次,前一次是在全厂大会上讲话。我估计这个李科长长期在厂里指导破案,而且还是八一五派的,巴不得在反到底军工嘉陵兵团头上抓虱子,抓得越多越好。最后抓出了一大堆冤假错案。
常委学习班办了将近一年终于结束了。过后我听我所在的414车间新任指导员朱志良说,他听到军管会王文清副主任说过,王世伦查来查去什么问题都没有。
学习班结束不久,吴平江、黄明镜、王道德被抓进了监狱。他们的罪名分别是烧办公大楼、烧落地镗床、投敌叛国,而且拒不认罪。如果他们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就可能会像孙建国违心承认杀了苟恩华一样,得到“宽大”处理。
这样搞的结果,好像嘉陵厂几个大案都是军工嘉陵兵团有计划实施的了。甚至还有传言,说嘉陵兵团撤退到江北农场以后,一些女战士被头头们强奸,并逼迫她们杀人。包括马德福在内被杀害有数十人之多。形成了一个数十人参与的“强奸杀人集团”。一时间,原嘉陵兵团成员人人自危。
在这样的舆论高压下,本已消除了不少的派性又重新抬头。原嘉陵兵团的人感觉抬不起头,原八一兵团的人趾高气扬,甚至一言不合就敢对军管会领导动手。有一天在厂门外,原八一兵团的一群人,围攻厂革委副主任、军管会副主任李新士参谋长,有几个人抓住他的双臂,强行将他往双碑车站拖,扬言要拉他到市里去。李参谋长极力反抗,弄得很狼狈。我当时没有去帮李参谋长,担心我若去劝阻,反而会让事态更加严重。
作为曾经在外宣讲“八一五会议”精神的我,很不希望看到派性回潮。一个星期天下午,根据原嘉陵兵团几个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我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到蒲义芳大哥家里,共同起草了一个就目前嘉陵厂内的革命生产形势给厂军管会领导的信。蒲义芳是原嘉陵兵团勤务组成员,1950年参加工作的老共产党员,原嘉陵厂党委办公室秘书,公认的笔杆子。因为在嘉陵兵团勤务员里面,他的年龄最大,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我们常常有聚会,大家都尊称他为蒲大哥。下午没写完,晚饭后继续。蒲义芳夫人吴元珍专门为我儿子煎鸡蛋煮烫饭。

赴京参加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

1973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我们厂参加会议的有近20人。由军管会主任、厂革委会主任张绍育副师长领队。参加会议的有原厂政治部主任孙锁旺,厂部生产长郭俊德,厂革委副主任兰仅先、孙建国,常委闵家樑、陈兴华、王世伦、张邦华,委员吴启宇、陈开益,原两派核心成员王明、蒲义芳,中层干部曾本贵、李伟富等。另有几个老工人,包括老劳动模范罗华新、伍华山。
到了北京以后,我们住在首都体育馆对面的西苑宾馆(饭店)。会议的形式基本上都是小组会。首先是重庆市委书记冀绍凯来我们小组传达中央领导对这次会议的一些讲话。冀书记根据他的速记记录,传达得很仔细。这以后冀书记经常到我们小组,我以为我们厂是他抓的一个点。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小组来了两个“十大”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一个是军长李成芳,一个是庄则栋。庄则栋手拿名单,点名一个一个地认识我们。当点到我的时候,庄则栋说,王世伦,我们是同年生的,年龄一样大。我当即说,论贡献我就差得太远了。冀书记当即插话对庄则栋说,这是我们的红秀才。我完全没想到冀书记会对我做出这样的评价。还没有容我辩解,庄则栋已经点下一位名字了。不知这是不是党中央让新委员们下来帮助我们认真贯彻“十大”精神。
我感觉这次会议的具体任务主要有两点,一是解放原厂政治部主任孙锁旺,让他出来工作,为军管会退出支左工作做好准备,二是就文革以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统一认识,消除分歧,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
嘉陵厂在文化大革命中,厂领导只有党委书记李邵远、厂长吴从科、副厂长孙寿彭受过一两次批判,其他厂领导,包括政治部主任孙锁旺都没有受到过批判,倒不如基层单位的党支部书记,都在“一月风暴”中不同程度受到造反派的批判。
文革初期从五十四军调到厂里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厂文革组长的周广胜,与造反派组织搞得很对立,不久又调回五十四军去了。在1968年的“八一五会议”期间,第一届军管会将孙寿彭、白凤翔当作两派的后台,组织了批判。现在,原党委书记李邵远、厂长吴从科都调离了嘉陵厂,要从原党委挑选一人出来主持工作,孙锁旺自然成了不二人选。据说他原是五十四军军事法庭庭长,转业到我们厂担任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我在车间写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听了他在全厂大会上的动员报告后写的。不过我们大字报写出来第二天就受到了围攻。接着他到工具车间召开大会讲话,主题是看事物要力求全面的问题。他用手里拿的茶杯为例,从不同的方向看过来,形状是不一样的,一方能看到有个柄,另一方看没有,仅从一个方向看问题就难免有片面性。这是不点名的批评了我们写大字报的双方都存在看问题的片面性。我对孙锁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至多就是执行过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解放出来工作,要做个检查得到群众的谅解已经成了例行公事的正常流程。孙锁旺从五十四军出来,支持八一五派是很正常的,主要是要得到反到底派的谅解。孙锁旺最初的检查没有通过。记不清是谁让我帮他修改检查,我确实单独和孙锁旺一起,对他的检查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修改。最终他的检查得以通过,也就意味着得到了解放,正式站出来参与领导工作了。
对嘉陵厂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大问题讨论,主要有如何对待白凤翔的问题,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搞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问题,释放厂革委常委吴平江及其他错抓人员的问题。
白凤翔是军队营教导员转业来厂的,先在工具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担任党委宣传科第二科长。1966年11月29日,白凤翔因负责组织革命群众组织参加庆祝游行活动,给了造反派组织和工人纠察队同等待遇,受到工人纠察队的大字报围攻。他也是嘉陵厂工人纠察队垮台之前,第一个用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组织“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的中层领导干部。他既没有参与武斗,又没有列席过造反派组织的任何一次勤务组会议。本来是结合进入革委会的领导干部理想人选,但在“八一五会议”上,却被当作嘉陵厂反到底派的“后台”进行批判。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也不能因为白凤翔支持造反派较早,与原厂党委一班人步调不一致,就该受到歧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茹夫一多次来过我们的小组会,还单独找我谈过话,问我为什么要坚持解放白凤翔的问题。我实事求是地向茹副司令员谈了我对白凤翔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嘉陵厂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存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1968年9月,五十四军接管了204部队的军管会。就我们所知,当时重庆市各军工厂的军管会中,唯有嘉陵厂军管会支持反到底派。一天,在厂中型会议室外面,五十四军军管会副主任夏金狄,手指着已被烧毁的办公大楼背面中间墙上的黑烟痕迹说,一眼就能看出那是放火烧的。我当时想,黑烟痕迹下面那间房,正是1967年6月13日,我们占领办公大楼后,孙建国安装汽车发电机的地方,还拉了几桶汽油在里面,准备用于应急发电。如果办公大楼被打燃,整栋楼都烧了,楼里面的汽油会不燃烧吗?
“八一五会议”后回厂时,接替五十四军军管会的十三军军管会已到厂。清队工作是五十四军的排长母开加负责,工作人员基本都是支持八一五派八一兵团的干部。清队工作一两个月破了几起大案,但群众中却传言,多人被关起来刑讯逼供。如原嘉陵兵团勤务员彭建华、黄明镜,建国前参军的杨传孝,尤其是嘉陵兵团负责武斗事务的陈昌华头部受损,放出来时人已呆傻,不久就死了。
五十四军的母开加走了,清队工作人员还在。十三军军管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办了几个月的两派骨干人员参加的七期学习班,主要抓了消除派性,促进团结的工作。清队工作没有大的动作。
嘉陵厂第四届军管会主任张绍育副师长,与我单独谈过话,我的感觉还是比较公正的。但是军管会在清队和“批清”工作中是有错误的。他们依靠重庆市公安局那个李科长,虽然不敢再用刑讯逼供,但是诱供是免不了的。最大的诱饵就是滥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来没有的事,办案的人认为你有事,你就得承认有事。承认了,从宽;不承认,从严!
苟恩华死于“八八海战”,有人诬告是孙建国杀的,孙建国承认了,从宽。
马德福在“八一三”时失踪,有人诬告是吴平江杀的,吴不承认,从严,被抓进了监狱。
甚至传言挖出了嘉陵兵团几十人的“轮奸杀人集团”,牵连的人包括撤退到江北农场的原嘉陵兵团的几乎全部头头。
特别是在全厂宽严大会上,八一兵团王必全,在厂外几十公里的地方,抓到回家路上的本厂职工吴胜德、魏生同,就地枪杀,弃尸离去。只因坦白交代,被宣布不予追究;而证据不足的火烧办公大楼案、火烧镗床案,则以“抗拒从严”逮捕了原嘉陵兵团头头吴平江、黄明镜、杨传孝。会后,原嘉陵兵团人员感觉抬不起头,感觉五十四军的“支一派压一派”又回来了。十三军军管时期努力消除的派性又严重回潮。
现任军管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军管会陈副主任明显是支持八一五派的,厂革委常委王团长的夫人则毫不顾忌地站在反到底立场说话。
这次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贯彻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大”会议精神,批判林彪奉行孔子的“克己复礼”,传达了林彪“九一三”叛逃事件的相关文件,包括《571工程纪要》影印件。从纪要里,我第一次知道了“国富民穷”这个词。说红卫兵造反派成了替罪羊,我有同感。纪要里提出了让国家实现民富国强的方略,我觉得这些人很有才干。说林彪是反革命我是不相信的,他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吗?不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吗?毛主席明察秋毫,怎么可能选一个反革命当接班人呢?真相如何,相信历史自有评说。
结合嘉陵厂的实际问题,我提出要解决依靠一派清理一派的问题,清队工作班子应有两派干部参加。对于依靠刑讯逼供、诱供搞出来的冤假错案应予纠正,彻底平反,释放吴平江、黄明镜等人。陈兴华提出,若是案件定不了,也否定不了,人可以放,不能平反可以先“挂起”。我当时还不知道有“疑罪从无”这个司法原则,中央也有先挂起来的提法,我还不能为吴平江等人争取到彻底平反。后来又经过多方努力,人是放回来了,但什么结论都没有。也就是抓你正确,放你也正确,尾巴还给你留着。被关押期间工资都没有补发,更别说国家赔偿。好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吴平江、黄明镜在生产技术方面都有较突出贡献,都是嘉陵厂第一批7人高级技师之一,没有再受到多少歧视。
西苑宾馆因另有接待任务,会议中途我们搬到国务院第五招待所。在这里,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徐驰来参加过一次小组会议,讨论我参与起草的嘉陵厂代表参加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的总结报告。徐驰也是太过疲劳,中途至少睡了10分钟的觉。
1973年12月26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全体人员集中在这里,聆听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诲。总之一句话,回去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最后,李先念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晚上回去吃长寿面。
果然,回到招待所,晚餐吃了一顿北京风味的长寿面。此时,我的内心十分感慨。中央领导这样安排,用心何其良苦,回厂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决不辜负中央领导对我们的希望。
第二天我们踏上了回川的列车。行前,庄则栋赶到车站为我们送行。张邦华掏出小笔记本,请庄则栋签名,庄则栋没有拒绝,还为他写下了一段鼓励的话,让张邦华高兴极了。我看到庄则栋的字写得很漂亮的,而且还是拿在手上写的。
在列车上,我和孙锁旺一起,对他回厂后将作的会议总结报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主要是将中央领导12月26日在中南海接见会议全体代表并作重要讲话的内容补充了进去。
(下图:1973年11月,参加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的嘉陵厂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兰仅先、张邦华、陈兴华、曾本贵、郭俊德、王明,我。后排左起:孙建国、伍华山、陈开益、李万才、李伟富、闵家樑、余忠禄、吴启宇)

12月29日,我们回到了阔别三个多月的嘉陵厂。
12月30日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张副师长主持并首先讲话,孙锁旺作了参加北京会议的总结报告。据厂史记载,与会代表有7人发言。省委书记段君毅、市委书记鲁大东到会并讲话。我记忆中市委书记冀绍凯在主席台,我也坐在台上。我是最后一个发言。我在发言最后面向台下提问,大意是,我们消除派性,团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大家说,好不好?台下回答不够热烈,我就再问了一遍,全厂职工大声喊道:“好!”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会后,市委书记冀绍凯坚持要到我家里看看。我只好带着冀书记、他的秘书李贵鲜等几人,到了我家居住的大石坝三层红砖楼房底层,进门左转,是昏暗的巷道,左边第一间是8家人的公用卫生间,第二、三间分别是两家人共用的厨房。走到巷底才进入我家。我住的是共22平方米的两间房,外间一大一小两张床,一张方桌,就没有多少空间了。冀书记等人进了屋就站了一会。好在当时家人都在,代芳又有了五个月的身孕,两岁多的女儿戴着我刚从北京买回来的有一圈白色绒毛的漂亮小帽。冀书记问候了代芳,摸了下4岁多儿子的头,最后抱起小女儿,亲了一下。市委书记亲来我家,我心里确实很是感动,虽然我没有露形于色。

1974年的抓革命促生产

记不准确是1974年新年后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张副师长带着孙锁旺和我去了重庆市委接待大厅。张副师长在向市委领导介绍我的时候,又用了冀书记向庄则栋介绍我时的那句话,“这是我们的红秀才!”让我感到很尴尬。过后好像还要等一些人,我就坐到了离中心最远的一张沙发上。一会儿外面进来一位高个子干部,直接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手,我没有反应过来就坐着伸手同他握了一下。他离开后我才感觉又失礼了。过后才知道他是新上任的国防工办主任王孝才。
接待完了之后,张副师长没有同我们一起走,从此再未见面。我们回厂前,军管会已经全部撤离。
张副师长离开以后,孙锁旺作为厂革委中的干部副主任,就是全厂最高领导了,从此开启了嘉陵厂由孙锁旺主政的一段时期。
这时候我向孙锁旺请假,我说我想请假去看一下住在较场口附近四姐家里的母亲。他不仅同意了,而且要跟我一道去看望我母亲。四姐家住在市中区和平路潘家沟进去的曹家菴40号,巷子太小,我们坐的小吉普车都开不进去。驾驶员周师傅将车停在巷子外面,我和孙锁旺步行近100米,到了四姐家租住的楼上。
四姐家住房不到9平方米,放了两张大床一张方桌,连我母亲一共住了6个成人。好在四姐一家人都不在,只有我母亲躺在床上,我母亲已经双目失明好几年了。我们进了房间,我拉着母亲的手说:“母,我从北京开完会回来了,这是我们厂里的孙主任,他来看你了。”我当面从来都是叫孙主任的。他拉着母亲的手问寒问暖了一番,然后先下楼去让我和母亲说说话。我和母亲也没有说几句就跟着出来了。
没过几天,重庆市国防工办主任王孝才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我们厂里。组长是后来担任长征厂党委书记的肖厚禄。他们是来帮助我们厂贯彻落实北京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精神的。肖厚禄之前我们就认识,他是反到底派的,曾到军工总部来开过会。
这时我还是在厂革委政工组工作。那天我起草了下一阶段各单位政治工作安排,肖厚禄看了,要我大胆工作。这时办公大楼已经修复。我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了各基层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会议。肖厚禄到场坐镇并先讲了话。我第一次给指导员们布置工作,心里还是有点虚,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发颤。
一天,孙锁旺带着我到嘉陵厂的邻居重庆特殊钢厂,拜访了他们的党委书记。两个厂的一把手互相沟通、交流,增进两厂的友好关系。文革前两厂的男女篮球队就经常互访。工具车间共青团还组织过我们青年到特钢厂参观,接受艰苦奋斗的教育。特钢厂有些车间工人的劳动条件,比起我们工厂要恶劣得多,我们嘉陵厂的青年工人,没有理由不安心工作。
过后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运动领导小组,孙锁旺任组长,白凤翔、陈兴华、王淑兰和我是副组长。王淑兰是弹头车间先进青年。领导小组下面设了个办公室。我推荐李朝碧的丈夫韦森源参与了办公室工作——因为我知道他上过私塾,读过旧学,对孔孟之道了解多一些。
1974年第一季度,在重庆市委国防工办领导的亲切关怀帮助下,认真贯彻北京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精神,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原党委、厂部的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基本都恢复了工作,各科室基本正常运转,生产形势大有起色,顺利完成了一季度国家生产计划。
《重庆日报》对嘉陵厂的革命生产情况进行了报道,配发了我和陈兴华讨论问题的照片。那是宣传科干部突然让我和陈兴华坐在一起,让《重庆日报》记者拍的一张照片,我脸上的胡须都没有顾得上刮,有点长。
《重庆日报》记者还向我约了一篇批孔的文章。我摘抄了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批孔文章的内容,更换成自己的语言,凑成一篇批孔文字交了差,居然还在《重庆日报》发表了。我想这可能都是孙锁旺或者是重庆市委冀书记的安排吧。
第二季度,社会上否定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精神的冷风吹进了工厂,领导班子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贯彻汇报会议精神的思想有所动摇。落实政策迟迟不见行动,革命生产形势都有所回落。
这期间,成弹车间发生安全事故,部分厂房被烧毁。我在办公大楼听到了子弹的爆炸声,看到了冒烟的方向。我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与救灾抢险行动。大火扑灭以后,修建科立即组织修复厂房。成装车间职工清理现场,恢复生产。整个救灾过程从领导到职工表现突出。我还写了一篇报道,向五机部报告情况。我见到《重庆日报》的女记者,对她说,救灾抢险的英雄事迹,是否应该报道一下?她说这是一起安全事故,不好报道吧?我说也是。心里却在想,32111英雄钻井队不是在救灾抢险中诞生的吗?
这样的救灾抢险,之前我还参加了一次。那是新庙厂房,在制作烟花弹的过程中,引起爆炸起火。那天我吃了晚饭,正在家休息。听见消防车呼叫着从我房前经过,我当即出门跟着消防车的方向跑去。看到新庙厂房已经燃起大火,厂房里不时响起爆炸声。进去一看,消防人员有的已经上房,有的正在喷水。有些工人正在从燃烧的厂房里往外搬运炸药桶。我没有一丝犹豫,立即参与搬运炸药桶的工作。接受多年的传统教育,当国家财产遭受危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奋不顾身前往抢救。更不要说我是厂革委会常委,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冲锋在前。
二季度没有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厂里领导班子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坚决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提出“抓大事,促大干,战高温,夺高产”的战斗口号。广大基层领导干部充分发动群众,决心把二季度的损失抢回来。三季度顺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1974年10月初,嘉陵厂临时党委成立,孙锁旺任书记,孙寿彭、王在言、洪懋铮任副书记。王在言是从建设厂调过来的,他住在谢家湾,我曾经同他一起办事时顺便去过他家。他说他曾经随建设厂的反到底派参加在市体委前召开的批判大会,看到我在主持大会,他还在会上发过言。洪懋铮是原厂党委委员、宣传科科长,白凤翔是宣传科第二科长,整个宣传科基本上都是反到底观点的。白凤翔仍然没有进入临时党委班子,不过进入了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成员除了4位书记,还有新转业来的政治部吴副主任,厂革委4位常委钱光发、闵家樑、陈兴华、我,和厂党委正在培养的优秀青年王淑兰,都列席参加核心小组学习。核心小组每周星期三上午学习半天,雷打不动。学习内容是中央和上级有关文件,马、列、毛主席著作原著节选。
就在10月,庄则栋给我们参加北京汇报会议的代表写来了一封信。一是问候大家,二是了解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的情况。王在言将庄则栋的来信给了我,让我给庄则栋写一封回信。在回信中,我提到嘉陵厂贯彻北京汇报会议精神,革命生产形势经历了“一起二落三跃进”的曲折历程。这个“一起二落三跃进”是我个人对嘉陵厂1974年第一、二、三季度革命生产形势的真实感悟。王在言看后说“一起二落三跃进”总结得好。几十年后,看到改革开放后编撰的《嘉陵厂史》里,也用“一起二落三跃进”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一天,在路上碰到王明,他也是参加北京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的代表,是公认的八一兵团的“高参”。他跟我说,今天在中型会议室开会,孙书记说,像王世伦就没得野心,是正二八经的革命造反派。我想,从北京重点企业汇报会议以来,我和孙书记接触得多了,他加深了对我的了解,能这样评价我也是正常的。可惜,没过几天,孙书记在3楼小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厂革委全体委员会议,会上我又提到吴平江等人还没有释放,落实政策步伐缓慢的问题。会议开着开着,孙书记突然面部瘫痪。会议即刻中断,送孙书记去了医院。
目睹孙书记在会上突发疾病,使我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在精神压力过大的时候容易引发身体疾病。那些领导干部被批斗以后,生病住院并不都是“装病”。对于孙书记生病住院,我一直感到内疚,是不是我在落实政策问题上对他要求过急?
后来在打倒“四人帮”并已结束对我的审查之后不久,在嘉陵医院再次见到孙书记,他坐在轮椅上,精神状态不错,笑呵呵的。我和他聊了一会。没有想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几天之后,就得知孙锁旺去世并在厂俱乐部开追悼会的消息。我本来很想去的,但我当时的身份不便参加,也就没有去。

我在落实政策办公室了解的一些清队案件

在孙书记生病之前,成立了嘉陵厂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办),负责清理复查群众反应强烈的清队工作中处理的一些案件。人员组成包含原两派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代表。办公室副主任有原保卫科长、厂革委常委钱光发,白凤翔和我。办公室设在办公大楼3楼。钱光发和白凤翔在3楼保卫科和宣传科有他们的办公桌,有事才到落办来。我在办公室里面安了一张办公桌,常在办公室,看了不少的案卷材料并进行分析研究。
1. 赵文珍、潘绍凯被杀害案
赵文珍、潘绍凯是两夫妇,是八一兵团的老造反派。赵文珍的弟弟赵文彬、妹妹赵文玉后来都成嘉陵兵团的铁杆成员,兄妹两人和我都有交集。武斗过后就有传闻,说赵文珍、潘绍凯两人被八一兵团内部锄奸杀害了。在北京“八一五会议”上,军管会副主任何兴才追问过当时八一兵团武斗司令汤绍臣,汤吞吞吐吐地承认,有人向他汇报赵文珍的问题,他回答说“去处理了”。
清队办公室交过来的潘少凯、赵文珍案卷里没有多少材料。连汤绍臣承认过将赵文珍夫妇“去处理了”的材料都没有,只有几位外单位当事人,在清队工作开始的时候主动交代的材料。这些当事人都不认识赵文珍、潘绍凯,材料里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名字。清队办公室根据什么把这些材料归到这二人的名下?是否会有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没有交出来?要不就是对二人的案件根本没有开展调查,仅根据这点材料进行推断的。
钱光发、白凤翔安排中层干部谭文贵和我一起复核这些材料。
天星桥中学一个中学生交代,他在武斗期间,与八一兵团几个人一起,押了一个女的到马家岩。八一兵团的人指使他开枪杀了这个女的。附近的农民在第二天发现了这具女尸,在无人认领的情况下,他们就地安葬在地里。我们到马家岩附近找到安葬死者的农民,他是一个生产队的小队长。他向我们介绍了发现和安葬死者的情况,还带我们到安葬的地方,直接指给我们看。根据他介绍的死者身材相貌,大体与我认识的赵文珍相似。
我们要去找那位中学生了解核实。但是白凤翔从天星桥中学得到的信息是,这个中学生考到泸州医专去了。于是我们去了泸州。我们直接找到泸州医专,结果查无此人。回到厂里,白凤翔告诉我们,我们刚坐上去泸州的火车。就得到天星桥中学通知,不是到泸州医专,而是南充医专。那时候通讯不方便,无法通知我们,只能等我们回来再说。
第二天我与谭文贵又向南充出发。到了南充医专查有此人,但随班级到南部县实习去了。我们又赶到南部县,先找到带队的班主任,了解了一下情况,知道他表现不错,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找到本人的时候,看到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让他讲了当年开枪杀害一个人的情况,与原有交代材料完全吻合,也没有更多新的内容。我问他把这个事情向学校党组织讲过没有?他说没有。我对他讲了,要对党忠诚老实。应该将自己的错误向党讲清楚,要认识到杀人是一种犯罪行为。但也不要背包袱。继续努力学习,积极向上。
回到南充医专,我们向人事主管部门交流了到南部了解到的情况。在毕业分配前,南充医专向嘉陵厂发函征求对这个学生的处理意见。信件转到落实政策办公室。我与钱、白二人商量以后,以嘉陵厂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名义复函,我们认为,该生在文革武斗期间,受他人指使,开枪杀害一人,事实清楚。但事发时该生年龄只有14岁,在清队开始时主动向学校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当时的政策,对该生的刑事责任不予追究,不影响他的毕业分配。我想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到一个青年的政治前途。
关于潘少凯的死,主要材料是来自沙坪坝中渡口附近一个单位姓熊的人的交代。我同谭文贵去进行了核实。按他的交代,在武斗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同其他几个人一起,参与了杀害一个被蒙面的男人的行动。据说这个人是嘉陵厂的, 杀害后将尸体拉到沙坪坝公园里八一五派的墓地进行安葬,没有立碑。
八一兵团两个老造反派就这样消失了,他们内部总应该有人是知情的,调查并不会很难。但是清一色八一五派成员组成的清队办公室交出的案卷没有任何一份材料与八一兵团人员有关,只有案卷封面分别写有赵文珍、潘少凯的名字。
2. 办公大楼纵火案、落地镗床纵火案
办公大楼全部窗户及三楼天花板以上全是木质结构。1967年8月13日,八一五派集中大量兵力包括坦克全力进攻嘉陵厂。驻守嘉陵厂办公大楼的反到底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由于弹药不济,于上午8:30到9:00之间最后一批人员从办公大楼撤退。9:30左右,多名进攻方人员就近发现,办公大楼冒烟起火,最后全部烧毁。唯地下室档案资料室幸免于难。
落地镗床在机修车间厂房内靠近嘉陵工校大楼一端。13日早上,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多人进入机修车间,在落地镗床一端,爬到行车上,通过窗口向反到底派占据的工校大楼射击。双方对射一段时间以后,行车上的八一五派武斗人员发现,他们头顶上的厂房燃起来了。他们又射击了一阵,火势越来越大,他们才撤离机修车间。
过后机修车间近1/3厂房顶被烧塌。包括落地镗床在内的多台设备的电气控制线路及油漆表面被烧毁。机床主体都是钢铁制造是烧毁不了的。后来经过电器维修和表面涂漆都恢复了使用。
这两个案件交过来的材料很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清队初期,双方参与武斗人员及旁观者提供的材料,或是被抓起来以后写的第一份交代材料。这些材料的可信度很高。根据这些材料分析可以认定,办公大楼是被枪炮打燃的。因为嘉陵兵团最后撤离的人员刚撤出不久,就在锅炉房附近与八一五派进攻的一小队人员遭遇,嘉陵兵团人员继续向河边方向冲,嘉陵兵团的赵文彬在这里被打死。八一五派这一小队人,沿着上坡的小路到了办公大楼背后斜对面的原中药房一带,就是后来我被办“批清”学习班的地方,地势要比办公大楼高一些。他们在这里继续向办公大楼开枪。大约半个小时后,才看到办公大楼房顶冒起浓烟。这里面还有一份张邦华的亲笔材料,他说他在嘉陵厂内水塔高地,指挥一挺12.7高射机枪向办公大楼射击,要求把办公大楼打燃。
至于落地镗床所在机修车间厂房起火前,八一兵团老造反林正国带领一小队人员进入机修车间,在行车上与嘉陵工校反到底人员互相射击过程中,厂房在他们头上开始燃烧,这有林正国等多人材料可以证明。
可是,对于这些能够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清队人员视而不见,根本没有开展调查核实。
另一类材料是人被抓起来以后,在逼供、诱供下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材料。这类材料最多。写这些材料的人,从第一份材料到最后的交代,中间反反复复,不断变化。这些材料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很容易看出逼供、诱供的痕迹。
也有个别人的交代材料自始至终保持一致。吴平江写的所有材料,自始至终没有涉及策划、指使、参与烧毁办公大楼或落地镗床的内容。
另一位是落地镗床案里长安厂的一位共青团员,他是随完蛋就完蛋广播站站长、无线电厂的何汉瑞到嘉陵厂支援嘉陵兵团的几个人之一。他的第一份交代材料较详细地讲了他们几个人到嘉陵厂支援的全过程。从他讲的他们几个人在嘉陵厂里的行动路线看,他们曾经路过机修车间外围。但他们并不知道哪里是机修车间。他们来嘉陵厂的目的是支援嘉陵兵团对抗八一五武斗人员的,为什么要与一台远离通道几十米、处于厂房一角不能移动的机床过不去?几个军工厂的工人,突然跑到另一军工厂去烧一台普通机床,有动机吗?但是嘉陵厂的清队人员却要他们交代放火烧毁落地镗床的罪行。交代了,坦白从宽,可以回家;不交代,抗拒从严,去蹲监狱。这个长安厂的青年在最后交代的材料中说,我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我是一个接受党多年教育的共青团员,要对党忠诚,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坦白从宽就说假话。他还在得知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后写了一份心得体会,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这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追求政治进步的优秀青年。但在嘉陵厂清队办公室的结案报告里,他被视为抗拒从严的典型,拟定逮捕法办。
在五十四军军管会副主任夏金狄眼里,早就认定办公大楼和落地镗床是嘉陵兵团人为纵火烧毁的,发动全厂职工检举揭发。但在这两个案件的结案报告里,他们却另有立案依据:一封秦××的匿名信。从信中能看出她是一名中年妇女,她在信中说,有一天,听见邻居景光虹在家里说,办公大楼、落地镗床都是他烧的。这就是嘉陵厂清队办公室的立案依据。好像没有这封匿名信,办公大楼、落地镗床被烧毁就不需要立案查清事实真相似的。
对于这封匿名信的真实性,没有一纸一字的调查核实,而是直接将景光虹抓了起来。从这里开始通过逼供信逐步扩大战果,终归有人“坦白交代”,承认放火。尽管这些坦白交代的材料互相矛盾,漏洞百出,依然用于结案。可见办案人员不仅派性严重,而且办案水平极低。
3. 江北农场强奸杀人集团案
这个案子的起因是黄毛毛在嘉陵兵团撤退到江北农场期间,抓到一个八一五派的人,直接押到一个地方枪杀了。黄毛毛是此人的外号,不知道名字,文革前我就知道他,平时有些神经质,四川话说就是“神戳戳的”。案卷里也没有记清他的名字。案卷材料里有一本吴平江的工作日记,里面有黄毛毛杀害一个俘虏的记载。是有人向吴平江汇报,他记下了一笔。办案人员可能看到过这个记载,但没有向吴平江了解过。黄毛毛一开始就主动交代了抓获并枪杀这个人的全过程。但还是被抓了起来,反复要他交代谁是幕后指使,只要交代幕后,就可减轻自己的责任。黄毛毛从此乱说一气。又从一个荣姓女生突破,交代了被强奸又被指使枪杀俘虏。随着办案的深入,被强奸或轮奸的女生越来越多,被这些女生杀害的人也越来越多,好像撤退到江北农场的嘉陵兵团就是一个强奸杀人集团。
但有一个年轻女学生,自始至终不承认自己被强奸。她被关在松坪招待所办学习班时,她在材料中写道,我现在都是处女,可以马上到医院去检查。为什么要让我承认被强奸了呢?但办案人员认定她是被强奸了的,将她当作抗拒从严的报批逮捕对象。
过后我听到继续参与复查案件的、后任嘉陵厂副厂长的刘文彬说,“强奸杀人集团”纯属子虚乌有,那些被杀的人,经过调查都不存在。最后只有马德福和唐家珍两人失踪。
我看见的材料里面,有一份材料证明,马德福根本没有下河(渡过嘉陵江撤到对岸的江北区)。写这份材料的人说,8月13日晚上,他和马德福一起躲在挂榜山的一个洞子里,这时嘉陵兵团大部队已经撤退过河,厂区已经被八一五派占领。躲了一阵,马德福还是想要出去过河。这个人还劝他不要出去。马德福还是要走,刚出洞口一会儿,就听一声高喊:“不准动!”估计是被八一五派的人抓了。后据嘉陵兵团调查,马德福被杀害于试验场。
关于唐家珍,有几份材料能够证明,8月13日晚上,唐家珍与他们一起下了嘉陵江,准备游到对岸。但这几个人都没有看到唐家珍上了对岸。在江北农场,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唐家珍。最大的可能还是唐家珍被嘉陵江水吞没冲走了。
4. 王道德投敌叛国案
王道德是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工作人员。军工总部发枪以后,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了一把手枪。有一天在重医南大楼二楼他的办公室里,他让我用手枪向楼下的花园试射了一枪。枪一响,感觉枪口向上一抬,子弹没有射向花园,而是穿过贴大字报的竹墙,打到行人通道上去了。当时吓了我一大跳。好在路上没有行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潘家坪武斗前,我多次见到他和干果公司一个姓杨的女孩在一起。潘家坪武斗过后,基本上就不见他的人影。清队开始以后,王道德被抓起来审查,后以“投敌叛国”罪被逮捕,关进了监狱。
我看了王道德案卷以后,感觉莫名其妙。王道德在武斗过后,工厂没有恢复生产期间,带着女友到广州去耍了一趟回来,怎么就成“投敌叛国”了?从询问笔录中看出,办案人员认为,广州离香港最近,你不想逃到香港,你到广州去干嘛?我当时虽然是落实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也就只是看看案卷,连发表意见的地方都没有。我直接写了一张要求释放王道德的大字报,贴在办公大楼。后来听刘文彬讲,他们讨论王道德案时,大家都认为投敌叛国不成立,唯独原办案人杜某坚持认为是投敌叛国。杜是王道德同一车间的基层管理干部。
当我再见到释放出来的王道德时,这个早年的足球健儿已是疾病缠身。据他说,那个小杨被他手枪走火,打伤尾椎,下肢瘫痪,由他养着。他已另外结婚生了一个女儿。改革开放后,他较早“下海”经商,做了一段时间建材生意,已为女儿准备好了出国留学的费用。没有过几年就听说他已经病逝。如果没有枉蹲监狱,他不会这么早去世的。
5. 苟恩华死亡案
苟恩华是嘉陵兵团下属供运科战斗队队长。我多次见他参加集体活动时,都是站在队伍最前面扛大旗的角色。1967年8月初,孙建国将嘉陵一号拖轮开到望江厂安装37炮。嘉陵一号是嘉陵厂供运科的主要运输设备,苟恩华理所当然随船前往。孙建国还带了马福兴等一些骨干成员。嘉陵一号改装以后,于1967年8月8日,加入邓长春指挥的运输船队即“军工井冈山舰队”,从望江厂溯长江而上开往九龙坡。在经过朝天门时,遭到八一五派的阻击,船队开炮还击。这就是著名的“八八红港海战”。战斗中苟恩华被枪击死亡。
清队开始后,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工具车间丁再兴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苟恩华的死产生了质疑。丁再兴是37炮手,当时正在与八一五派对射。他并没有看到苟恩华是怎么死的。过后他看到苟恩华尸体时,感觉射杀苟恩华的枪弹不像是从岸上打来的。丁再兴也只是怀疑,并不能肯定打死苟恩华的子弹不是岸上打的,因为他当时只知道苟恩华在什么位置,但并不知道苟恩华面朝哪个方向。
有了这样好的立案依据,办案的人不挖点东西出来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批清”学习班期间,马福兴、孙建国各自被逼迫交代杀了苟恩华。本来“批清”学习班的交代材料在纠正“批清”错误时是要退回交代人的,但在清队案卷里还是有他们枪杀苟恩华的交代材料。不过两人的交代是不一致的。苟恩华只死了一次,也不需要两人分两次击杀。案卷里有一些弹道分析的文字,但两岸都在向河中的船只疯狂射击,船上被打死一个人,谁能说清是哪一颗子弹从左岸、右岸或是跳弹拐弯打中苟恩华的?此案未结,没有对马福兴、孙建国提出处理意见。
6. 林正国奸污女学生案
林正国是八一兵团老造反派。在武斗时间,趁有个女学生睡着之机,奸污了这个女学生。过程中女生被弄醒了,没敢反抗。第二天就向兰仅先告发了,兰带她到医院做了检查。案卷材料不多,有女学生的揭发材料,林正国的交代材料。过后林正国被判了几年刑。这个女生后来在我们一个生产小组工作。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我看过她的揭发材料。
7. 其他案卷未见
当时还有嘉陵兵团关押中层干部罗九成致死案,学生何坤富为此被抓进监狱;八一兵团王必全枪杀嘉陵兵团吴胜德、魏生同案,王必全因“坦白从宽”而免责;王洪发“六一三”武斗误伤杨应章致死案,因“坦白从宽”免责;八一兵团张德发枪杀前女友嘉陵兵团叶永芬案,张德发服刑10年。这些案件的材料都没有交到落实政策办公室来。
另外还有一些凶手是八一五派人员的杀人案,以八一五派人员组成的清队办根本就没有打算清查。比如,嘉陵兵团公开发行的《嘉陵血案》中,列出了在武斗期间死亡的30位嘉陵兵团人员的照片及死因。其中约一半人员是从家里或路上被抓去杀害的。甚至有2名妇女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厂俱乐部后面被活活烧死的,都没有立案清查。
孙锁旺书记生病以后,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工作没有人过问了。我虽然看完了那些案卷,但是从来没有组织过对某一个案件进行讨论。我对这几个案件的见解只能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黄明镜因落地镗床案被抓进了监狱。他母亲去世前,他爱人李明秀提出让他回家看一看。我与钱光发、白凤翔商量后认为可以。于是,我跑了重庆市委国防工办,找了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胡院长,找了重庆市公安局的牛局长。经他们批准,我到石板坡第二看守所接回了黄明镜。我在看守所看到了吴平江、何汉瑞。黄明镜、何汉瑞都被抓了,估计长安厂那位坚持不说假话的共青团员也不能幸免。他们都是因火烧镗床案而遭到清查的。
落实政策办公室并没有起到落实政策的作用,只是让我了解到了一些案件的审理情况。
我回工具车间以后,白凤翔也调离嘉陵厂,到重庆市电子技术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去了。后来吴平江、黄明镜都放了回来,但并没有为他们平反。火烧办公大楼、落地镗床案不了了之,再不提起。好在后来嘉陵集团考评高级技师的时候他们没有受到卡压,嘉陵集团首批评出的7名高级技师,就有我、吴平江、黄明镜。可见恢复正常社会生活后的人们并没有把那些冤案强加的罪名当真。厂领导也动员孙建国参加技师考评,孙不知何故,终未报名。不然他考评上钳工高级技师应是没问题的。因为他在嘉陵摩托车开发初期曾经立下特等功,上过厂里的光荣榜。

2021年11月12日改定

附录 回忆录全书目录

第一章 人生之路不平坦

想升高中落榜,进厂当了工人
学徒两个月晋升2级车工
初恋的萌动
不说假话影响我再升一级
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馆
一段阴差阳错而中断的感情
热心钻研技术得到重点培养
丰富多彩的民兵训练
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与夜校学习
我被车间班组推选为职工代表

第二章 在大动乱中凭良心办事

写了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遭到围攻
成立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
从军工造反兵团到军工井冈山
初期武斗
“六一三”武斗后军管会赞扬我的讲话
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任组织部长
我和董源河没有同意军工总部的发枪决定
“八一三”我们的人被打出嘉陵厂
潘家坪激战之夜坚持不撤退
曾萍之死
临时负责后勤工作时的一些见闻
曹国阳之死
尸臭气味弥漫重医校园
得到李鲁沂阵亡的消息
我坚决反对虐待俘虏

第三章 主持军工井冈山总部最后阶段工作

军工总部搬到江北后的一些情况
我主持的三次群众大会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学习班
全省一派的联合声明我们不签字
重庆反到底派再次大逃亡
武斗时期的一件“朝修特务”案
第一次到成都
参加宜宾799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彭家政当了我与谢代芳结婚的介绍人
我心中的两个“活雷锋”

第四章 从“八一五会议”开始的反复审查

参加中央召开的“八一五会议”
参加“八一五会议”宣讲报告团
参加嘉陵厂的第七期学习班
我当爸爸的第一个月连搬4次家
两个通信女友
我被安排到厂革委政工组工作
参加处理知青两姐妹被杀案
我侥幸躲过一劫
第三次进京,参加批刘张学习班
处理一件因单恋而引起的案件
“批清”运动中给我一个人办学习班
军管会与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案
隔离两派头头的厂革委常委学习班

第五章 文革后期的一些经历

送母亲去钦州,顺便治疗肝炎两个月
再到北京参加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
1974年的抓革命促生产
我在落实政策办公室了解的一些清队案件
与职工大学失之交臂
母亲去世
1976年参加四川省理论工作会议
阔别18年再回白沙农村
组建嘉陵厂排球队

尾声 活到老、学到老、贡献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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