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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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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11月30日第188期
本期目录
〖王世伦专辑〗
生逢乱世 王世伦回忆 何蜀整理 面对历史坦然自述——一个普通工人的文革历程 写了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遭到围攻 成立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 从军工造反兵团到军工井冈山 初期武斗 “六一三”武斗后军管会赞扬我的讲话 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任组织部长 我和董源河没有同意军工总部的发枪决定 “八一三”我们的人被打出嘉陵厂 潘家坪激战之夜坚持不撤退 曾萍之死 临时负责后勤工作时的一些见闻 曹国阳之死 尸臭气味弥漫重医校园 得到李鲁沂阵亡的消息 我坚决反对虐待俘虏 军工总部搬到江北后的一些情况 我主持的三次群众大会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学习班 全省一派的联合声明我们不签字 重庆反到底派再次大逃亡 武斗时期的一件“朝修特务”案 彭家政当了我与谢代芳结婚的介绍人 我心中的两个“活雷锋” 参加中央召开的“八一五会议” 参加“八一五会议”宣讲报告团 我当爸爸的第一个月连搬4次家 我被安排到厂革委政工组工作 第三次进京,参加批刘张学习班 “批清”运动中给我一个人办学习班 军管会与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案 隔离两派头头的厂革委常委学习班 赴京参加四川省重点企业汇报会议 1974年的抓革命促生产 我在落实政策办公室了解的一些清队案件
附录 回忆录全书目录
—————————————————————————————————— 【生逢乱世】
面对历史坦然自述 ——一个普通工人的文革历程
王世伦回忆 何蜀整理
整理者按:本篇是王世伦先生的长篇回忆录《嘉陵涛声伴我成长——一个普通工人的80年》中有关文革经历的部分内容,分别节选自该书的第二、三、四、五章,现总标题是节选后另拟的。回忆录按作者在多次口述记录基础上补充整理的文字稿综合整理而成,其中对文革经历最主要的一次口述,是在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与重庆市图书馆联合组织的文革亲历者口述录制期间,于2011年12月14日进行的,此后又陆续进行过多次补充口述与笔述。全稿整理完成后经作者数次审阅修订。 重庆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影响很大,其重要原因之一是重庆拥有多家大型国防企业(现称兵工企业),所生产的武器弹药被大量用于武斗,成为真正的“全面内战”。这些国防企业中的两派群众组织:八一五派的“八一兵团”与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成为重庆大武斗中的主力,其主要负责人阳增泰(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总司令)和李木森(反到底派六大司令部总勤务组组长)都已在生前分别出版了回忆录。在1968年秋冬中央为终结工人造反运动召开的“八一五会议”期间,“军工井冈山”头头邓长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八一兵团”头头方文正(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被以“杀俘”、“破坏大联合”等罪名由中央下令逮捕,后被判刑。 作者简介:王世伦,1940年生,四川合江人,初中毕业后于1956年考进国营嘉陵机器厂当车工,文革中曾任“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长和1967年大武斗结束后的总部负责人,嘉陵厂革命委员会常委。因他为人正派,性格稳重,后虽经多次清查,也只能给他一个“犯有错误,但情节轻微”的结论。摆脱浩劫阴影回归生产岗位后,他获得过重庆市自学成果奖和四川省技术能手称号,成为嘉陵集团首批工人技师、首批高级技师、兵器工业总公司首批优秀工人技师,多次受聘担任厂级、局级、市级技术比赛评委或裁判长及兵器工业总公司高级技师评委。(上图为作者近照。)
写了给领导提意见的大字报遭到围攻
嘉陵厂文化大革命在厂党委领导下开始了。首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矛头指向厂党委委员、副总工程师杨昌勋为首的八大工程师,称为“八大金刚”。厂大门进去林荫道两边贴了很多大字报。我们工具车间当时还没有工程师,那些工程师我都不认识,看了下大字报也不太懂,就不再关心。 接下来党委召开全厂大会,政治部主任孙锁旺做动员报告,号召揭发批判那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当时,我们工具车间已一分为二,分成413、414车间,我所在杂件车工组划归414车间,厂房还没有分开。414车间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王春华,军队转业干部。车间组织了一次批判大会,批“三家村黑帮”。全过程用了55分钟。当时每天学习时间是2小时,我认为这个1小时不到的批判会与王春华指导员没有认真组织有关。当天晚上,杂件车工组4个青年聚在张国政家里,联名写出了一张《评55分钟批判大会》的大字报。联名的另3人是:张国政,1957年重庆一机校中专毕业进厂,是我车间篮球队队友。写得一手好美术字,是我任工会组长时办黑板报的好帮手;龚绵遂,1956年进厂的车工;范品俊,1965年进厂的退伍兵,共产党员,党小组长,龚绵遂的徒弟。 (左图:1966年初的王世伦) 我们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说党支部对批判会组织不力,对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其中还提到党支部委员、杂件车工组生产组长、老工人吴尚模对小组学习毛主席著作不重视的事。其目的不过是要求党支部重视、抓好毛主席著作学习,认真开展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大字报贴出去后,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比如吴平江对我说,我们那是“一张闪闪发光的大字报”。第三天早上,上班就看到了几张围攻我们4人的大字报。写大字报的人是党支部组织的几个脱产搞文革的人员,最醒目的标题是“共产党员反共产党”。对我们几人用尽了污蔑不实之词,进行人身攻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惊!怎么共产党人也有说话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人? 我为此给党委书记李邵远写了一封信,亲自交到他手里。信中说到我参加文革的动机,响应党委号召写张大字报就被攻击的委屈与彷徨。李邵远当时在我心中就是党的化身。之前我到无线电厂看幺姐时,幺姐向李邵远介绍过我是她幺弟。李邵远收了我的信后,没有回复也没找我谈话。过后厂里有过这么几件事—— 我们大字报贴出后,大字报就变得比较热闹。没几天,政治部主任孙锁旺到我们车间开大会讲话,他的讲话没有支持谁、批评谁。他用水杯举例:一边能看到手柄,另一边看就看不到手柄。就是引导大家看问题力求全面,避免片面。 接着,厂里对部分中干进行了调整。我们414车间指导员王春华靠边站,由在全厂大会介绍文革经验的优秀指导员吕存厚接替。新提了一批中层干部,我幺姐王世琼在列,接替吕存厚担任成弹装配车间指导员。 不久 ,厂里迎来了一次工资调整。7年了,工资没有动过,我还是每月12元交幺姐夫刘五哥,做母亲的生活费。自己20多块,虽无积蓄,一个人也够用了,没感到多大压力。已经结婚生子的家庭就难过了。这次调工资不讲技术等级,而是按工作年限划杠杠。1956年进厂的可调到5个等级。个别突出的58元,表现好的55元,较好的52元,一般的49元,极个别较差的46元。一榜公布,1959年已升3级的调到55元很正常,其余大多数在49元,52元的极少。我同一车床的李开定和我却都在49元之列。我们两人都有意见了。以前有人学会了加工车底刀,可以获得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称号,出席重庆市表彰大会。我们同样加工车底刀,还有创新改进,生产效率比前人更高了,还为小三线兄弟厂培养了多名车底刀加工人员。怎么我们这样的表现连中等较好的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中下的“一般”?我在1962年还有一个年度先进生产者奖状,那不是表现一般就能拿到的吧?我们向新调来的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吕成厚反映了我们的意见,过后,李开定和我都定为52元级。我也没有再说什么,人家杨维富还主动申请不升工资呢。 没过几天,调整粮食补贴。文件规定,凡是直系供养亲属是城镇户口的职工,每人每月补贴3元。无直系供养每人每月补贴1.5元。公布出来我只有1.5元。一问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我同一天进厂的钟秋臣,攻击我们那张4人大字报是“共产党员反共产党”(4人中的范品俊是共产党员)那人就是他。他说我母亲住在幺姐家,算是我幺姐供养。我说幺姐自己有4个小孩要养,我已经供养母亲8年了,住我幺姐家也是城镇户口吧。他不想改,我也没再争,每月少1.5元,算了。文革后期,副厂长任传建对我说,我这种情况是应该补贴3元的。最近还在全厂更正过一次,可惜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我可能当时在哪个学习班吧,没得到这个消息,又错过了更正的机会。 4人联名大字报仅此一张。除了大字报围攻,人员还被分化瓦解。首先,小组里有个车工韦泽飞,是1953年进厂,精减干部下放的老工人,说话有一定影响力。他接连两天找张国政长谈,张国政从此不再参与文革活动。过后,韦泽飞调到我和李开定操作的车床学做车底刀,然后我们3人开3班。调整工资过后,本来是钳工的杨维富也调来跟韦泽飞学车工。杨维富是退伍军人,同范品俊一批进厂,共产党员,在部队上是五好战士,身体健壮,英俊帅气。之前调整工资时,他写大字报表态要求不给自己工资升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没有再争取工资55元级,粮贴少我1.5元也不争,心里都有杨维富的影响,杨维富在我心里就是个“活雷锋”。虽然我觉得领导安排韦师傅和杨维富到我车床工作,是针对我、监视我来的,但我并不反感他。不久后他们都成了我文革期间的忠实战友。
成立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形势由红卫兵发展到串联,我们也就走出去听一下、看一下,比如到重庆大学,我去看过批斗重庆市长任白戈的大会,我去听过学生的宣传,看过他们的大字报,后来有些外单位的来串联,比如242部队红总、重庆医学院,以后有北京南下的也到我们厂来串联。我们是国防厂,厂里他们进不来,只能在厂外做些宣传鼓动。 看到学校都有了红卫兵以后,我们工厂里也陆续组织了群众组织。当时我们车间里面大家看法比较一致,就组织了一个红卫革命造反战斗队。大家考虑孙建国是党员,就把孙建国选为队长。这是我们工具车间最早成立的造反派组织,当时还都是业余闹革命,下班以后才聚到一起商量怎样写大字报,怎样找其他群众组织串联学习。红卫革命造反战斗队成立后,得到厂里承认。我与副厂长孙寿彭签了个协议,每月给我们100元活动经费,用来购置一些在总务科领不到的物资。还在离厂大门不远的公路边给了一间平房,配置了桌椅等作为写大字报、刻印传单、接待外来串联人员、战斗队勤务组聚会碰头地点。当时红卫战斗队勤务组成员还有吴平江(团员)、孔令才(党员)、杨泽兴(技术员)和我。 这个时候八一兵团已经存在,我们也晓得厂里面已经有个先成立的造反派组织八一兵团,我们也一起参加一些活动,一起出去串联,我记得就是在大田湾体育场,有一次还是罗广斌在那里讲了话的。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跟八一兵团,都是那时自发成立的造反派组织。 1966年9月,厂里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工具车间机修组长、老工人、共产党员刘敬一当了大队长。他们是党委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目的也是保护工厂,也是对付造反派的。一天晚饭后,我正在灯光球场打篮球。广播里响起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正在打球的一些人很快离开了。我立即明白了,这是工纠的集合信号。他们都自觉地跑到指定地点去集合了。这天只是演习。 1966年12月28日中国又一次核试验爆炸成功。29日,为了组织全厂职工庆祝,党委宣传科第二科科长白凤翔,召集全厂所有群众组织负责人开会,决定第二天组织全厂职工庆祝游行。为了表达全厂职工共同欢庆,八一兵团提出不戴袖章,我们提出不打群众组织的旗帜,得到了白凤翔的支持。第二天庆祝游行如期举行,但是还是有不少工人纠察队队员戴了袖章。八一兵团和我们都顾全大局,没有提出异议,保证了庆祝游行顺利完成。 12月30日,工人纠察队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围攻白凤翔,认为白凤祥支持了造反派,压制了工人纠察队。我们称之为“12·30围攻白凤翔事件”。 白凤翔是军队营教导员转业,约在1964年任工具车间党支部书记,后任党委宣传科第二科长。面对工人纠察队的大字报围攻,白凤翔写出大字报,公开支持造反派,白凤翔是第一个公开支持造反派的中层干部。造反派当然全力支持。就在平时开全厂大会的地方,不知由谁组织了一场大型辩论会。我参加了辩论,发言十多分钟。我是第一次在人多的情况下说话,还有点不好意思,没有敢站着说话,而是手拿麦克风,蹲在条桌后面说话。 这次辩论会后,红卫战斗队的影响扩大了,更多的人要求加入,包括其他单位人员。经过一番筹备,成立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战斗团下面按行政单位设立战斗队。战斗团勤务组由红卫战斗队勤务组扩大,增加了陈功贵(医院外科医生)、白深富(机修车间)、黄明镜(402车间)、赵普华(410车间)、李明秀(托儿所)。陈功贵手书“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字样,制作了红袖章和团旗。在白凤翔支持下,我们成功地在俱乐部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在厂区游行。游行队伍边游行边壮大,最后约有400人左右。 战斗团成立后,我们的斗争大方向还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战斗口号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嘉陵厂,我们没有点名谁是走资派,重点还是批厂党委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工人纠察队,对付造反派。 听说有人在解放碑组织批斗会,我们也搞了一次。在解放碑批斗嘉陵厂党委书记李邵远、厂长吴从科。晚饭后在双碑车站乘车出发时,发现党委委员洪懋铮主动跟了去。到了解放碑,只记得厂长吴从科的儿子吴秀峰上台去批了他老爸。我在跟李邵远闲聊时,战斗团骨干成员、812车间姓杨的技术员,突然来到李邵远面前,直接往他胸前刷浆糊,贴了一条标语。我心里好不是滋味,人家李书记穿的可是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啊! 随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到1967年1月,工纠大队长刘敬一作了检查,宣布工人纠察队解散。至此,工纠存在期间也就只搞了一次集合演习,组织大字报围攻白凤翔,并没有真正和造反派组织发生摩擦,有的就是打打嘴仗,大字报互相攻击。 工纠解散后,大部分人员加入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本着革命不分先后,来者不拒,我团人员已超全厂人数60%,约2500多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深入,有的基层领导也受到批判,甚至被戴高帽游街。我记得的仅有一例,就是红卫战斗队批斗指导员吕存厚,是当时的队长何正华联合八一兵团在工具车间的人一起搞的,听吴平江说还收缴了吕指导员的工作笔记本。批斗会的过程比较平静。会后游街我参加了。所谓游街,就是从工具车间出发经厂大门到松坪解散。吕指导员家住松坪下面,等于送他回家,整个路程不足500米。高帽是出发时拿了半张报纸卷成喇叭形扣在头上,也没写字,当游行队伍只有我们两人时,他才将高帽扔在地上变成了半张报纸。当时是一股潮流,不如此好像就不是造反派了。也不是所有指导员都被批判,我幺姐就没有听她说被批斗过。厂级领导除李邵远、吴从科到解放碑批斗过一次外,其他领导特别是两级行政干部都没有受到冲击,生产正常运行。 到了1967年1月份,中央号召造反派夺权,我们厂里夺权就是2月7日。八一兵团和我们一起去了几个人到党委办公室。八一兵团是工具车间的陈仲明(曾经教我卷边冲加工技术)参与,我就看着他从党委办公室秘书谢佑明(八一兵团成员)手里接过一些印章拿走了——把公章从八一兵团一个队员手里交到另外一个队员手里,就算是完成了夺权。 夺了权又怎么办呢?也不晓得该做什么。那时夺权来得很突然,我们参加造反,从来没有想到要夺权,完全没得那个想法。到了那个时候,因为中央有号召,全国到处夺权都成了一个潮流。我们没有人去宣布党委停止工作,不过工纠没了,党委对文革的指挥权也没有了。
从军工造反兵团到军工井冈山
这个时候我们也走出了嘉陵厂,我就去过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242红总的孙正国、雷兆锁几人多次来厂串联,我也去参加过他们的内部会议,跟他们一起上街游行。 我们军工系统也有人来串联,最先来的是江陵的刘立才。慢慢就跟其他军工厂有了联系。八一兵团是重庆国防工业系统跨厂际的造反组织。在我们厂内,八一兵团2301团和我们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都是成立较早的造反派组织,但我们不可能去加入八一兵团。当时我们认为八一兵团的一些主要人物有点杂,平时工作表现不是很好的,调皮捣蛋的……当然也有好的,像我们车间的老工人兰仅先,他就是八一兵团的头,他也是个老党员。 军工各厂也同我们嘉陵厂一样,除了八一兵团,都有成立较早的造反派组织。这些组织经过串联,都愿意成立一个联合组织。于是在1967年2月12日前一周左右的一天,这些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相约到解放碑附近重庆剧场一间小屋里聚会。聚会人员不足10人,但代表了几大兵工厂非八一兵团的较大造反派组织。聚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建设机床厂蔡燮生,年龄最大的是江陵厂的邹毓林。经过商议,联合组织取名“军工造反兵团”。会上确定了2月12日参加重庆市革联会成立庆祝大会,打出军工造反兵团旗号,明确了兵团大旗制作、公章刻制分工,进入大田湾体育场前在跳伞塔外集合的时间等。 由于时间紧迫,军工造反兵团没有召开成立大会,没有组建兵团领导机构。参加会议的人只能算是联络人员。会后各自加紧制作旗帜、胸章及进城开大会的准备工作。 2月12号,重庆市革联会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成立大会。我们“军工造反兵团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一千多人,天刚蒙蒙亮,就分乘嘉陵一、二号轮拖载的两只大驳船,沿嘉陵江下行到牛角沱上岸,准时到达预定集合地点,见到江陵厂李木森在那里指挥队伍,那是我第一次跟李木森认识,他是江陵厂的助理技术员,后来是军工井冈山总部和反到底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嘉陵的队伍随大部队进入体育场,停留在中心不远偏右后的位置等待开会。不一会儿,在我们队伍正前方,紧靠主席台左侧看台最高处展开了一面上书“军工造反兵团”的大红旗。但在开会途中,发生了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被八一兵团撕毁、旗手被打的事件。 会后,我们军工造反兵团各厂派出代表,到重庆市人委向革联会领导讨说法,要革联会解决此事。革命不分先后,我们都是造反派,凭啥子把我们旗子撕了?撕我们旗子和打我们旗手的人是八一兵团的,其中也有我们厂八一兵团的人。我们军工造反兵团参加革联会成立大会,出了事情找革联会领导解决,说明我们当时承认革联会是代表重庆造反派的领导机构。革联会出面接待我们的人中,有一个是重钢的代表,革联会成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1967年8月底此人在重庆医学院附近被重钢反到底抓住送到军工井冈山组织部,几天后按两派停止武斗协议被我释放。 到革联会把事情反映后,没有得到解决。从重大八一五、八一兵团来说,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先起来造反的,他们是老大,夺权就要听他们的。好像就是这么一种味道。一些革命造反组织得不到革联会承认,这些组织当然就不承认革联会的代表性。于是2月12日过后一些组织就开始反对革联会。反对革联会的组织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与“八一五派”对立的一派。 接着“二月镇反”来了。五十四军支左,就是支持革联会,支持八一五。于是就对反革联会的组织进行打压,甚至有的组织被定为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一天晚饭后,八一兵团来人砸了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将在团部的我、杨泽兴等人抓到重庆市委国防工办去批斗。沿途,我在卡车上不断领头高呼革命口号,押解我们的八一兵团战士也只得跟着我举臂高呼。到了国防工办一间屋里,八一兵团战士梁万效(练习过武术)用右手4指抠进杨泽兴的锁骨,使杨泽兴惨叫倒地一会才放手。在那间屋子约1小时左右,也没有批斗,又一起回厂了。接着,孙建国被抓到杨公桥看守所拘留了15天,理由是开翻了车——那是造反初期,造反派没有司机,孙建国开了小吉普出去,车里还有八一兵团的陈开益等人,回厂开到杨公桥路段时,因刹车太急,小吉普翻了一个跟斗,好在都没有负伤。事情都过去很久了,现在来翻旧账,明显是借“二月镇反”打压我们。孙建国拘留期满那天,我们红卫队吴平江、孔令才等五六个老战友及尹宗云(孙夫人)到杨公桥看守所,接到孙建国后,一起到沙坪坝双巷子餐厅吃了一餐火锅。 这期间厂里实现了军管。军管会要我们交代,受了什么地富反坏的影响,为什么要反对革联会。本来1月份那段时间我们战斗团勤务员基本上没有在车间里上班了,都在外面参加群众组织的活动。到了“二月镇反”过后,就说我们反对了革联会,不准我们在外面活动了,把我们喊回车间上班了。 到了4月份,形势又变了。有一天,军管会的袁体雪到我车床边来跟我说,要我回到团部去,重新把革命造反组织恢复起来,他说前段时间整我们是整错了。这也算是口头上给我们平反了,不是反革命了。 我们当时还没有跟社会上其他军工厂联络,先把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恢复了。这个时候是李鲁沂,还有几个人,找到我,就说我们还是把军工造反兵团先恢复起来。我们当时就叫军工造反兵团430团,就是4月30号把它恢复起来的。军工430团是以李鲁沂为首,主要人员还有李孟江、陈领志、刘履中等人,团部设在距嘉陵战斗团下面不远的干打垒(学大庆建的土墙房屋)楼上。我虽然参与了他们的工作,但是我还在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这边主持工作。当时那边还有很多人,我不能离开,要是离开了,形成分裂就不好了。 那以后,我们就逐步酝酿要成立军工井冈山。我们先要把嘉陵厂反对革联会的——所谓砸派的这些相同观点的五个组织,先成立嘉陵兵团。这五个组织中,人最多的还是嘉陵革命造反战斗团,下面有基层战斗队。其次是军工430,机动技术设计部门的“反到底”,厂党政机关的“红色阵线”,动力车间的“烽火”。我们五个组织合起来成立了嘉陵兵团。五个组织根据协商的名额(嘉陵3名,其余各2名),推荐产生了兵团勤务组,嘉陵是我、孙建国、吴平江,430是李鲁沂、马福兴,反到底是沈伟敏、欧阳直(二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机关是蒲义芳(党委秘书)、钟相华(党委宣传科笔杆子),烽火是周大江、刘朝富。勤务组产生3人核心组,由我、李鲁沂、沈伟敏组成。 组建嘉陵兵团工作是我一手在抓。为了使5个组织尽快联合并融合为不分彼此团结一致的战斗集体,我没有因嘉陵战斗团人多势众又是老造反而让自己这个组织在勤务组占据更多名额,体现了组织不分大小,革命不分先后的原则。对嘉陵战斗团勤务组人员也先统一了思想,对于没有进入兵团勤务组的人员,继续留在兵团工作班子工作。嘉陵兵团成立,5个组织即不复存在。兵团下面以行政单位建立基层组织,自行选出领导班子。兵团工作地点设在厂内办公大楼后面较大水塘边一栋较大的空平房里。 嘉陵兵团成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革命斗争大方向是不能丟的。批谁呢? 勤务组开会,将厂主要领导排了一遍,都不像——我们厂是“大庆式企业”,领导班子会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至于文革初期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工纠,压制造反派,那是犯了路线错误,也不能算走资派,而且已经批判过了。最后确定只批副厂长孙寿彭,他在文革前不久厂职工代表大会上就被批过。机关人员比较了解情况,由沈伟敏负责组织批判稿件。经过一番准备,批判大会在俱乐部(电影院)内召开。一千多座位不够,两边过道也站满了人。我主持大会,沈伟敏等人发言批判。孙寿彭站在台上,昂首挺立。中间我去按过他一次头,过一会他又伸直了,我没有再管他。这是嘉陵兵团召开的唯一一次批判会。 嘉陵兵团工作基本理顺了,接下来是与厂外同一观点的组织串联,当时要求“砸烂革联会”的组织已经形成“砸派”,除了在“二月镇反”被革联会打击、压制的组织外,还有些是原来站在革联会一边的组织也反戈加入砸派了。我还到市中区沧白路一个小楼里参加过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黄廉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更多是与军工各厂联络。原来的军工造反兵团,因为没有建立起兵团领导机构,在参加2月12日大田湾大会后,接着“二月镇反”,实际已不复存在。这次是要重新建立军工系统砸派的联合组织。 军工各厂经过联络协商,约定在长安厂召开军工各厂砸派负责人会议。地点在重庆曾家岩嘉陵江对面的一栋小楼里,那是类似遵义会议会址那样四周有回廊的老旧建筑。会议在二楼中间一个房间进行。会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设在重庆医学院,在重医召开成立大会的日期,各厂一名负责人组成总部勤务组、核心小组,勤务组班长由江陵厂担任,副班长由长安、望江担任,嘉陵厂为核心组成员,负责组织部。 回厂后,因沈伟敏回陕西探亲去了,我先与李鲁沂沟通,召开了兵团勤务组会议,传达了长安会议成立军工井冈山的若干事宜。会议决定,增补孙建国、周大江为兵团核心组成员,并推选孙建国去军工井冈山总部任总部核心组成员兼组织部长,王道德到军工总部组织部任工作人员,协助孙建国工作,周大江到我厂所在的双碑地区砸派指挥部工作。不久,军工井冈山在重庆医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成立,总部工作开始运行。
初期武斗
1967年6月5日,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两派武斗,重庆两派纷纷有人前去支援。6月6日下午,嘉陵兵团接到双碑地区指挥部通知,说八一五派支援西师的武斗人员从北碚回来了,要我们派人到双碑车站组织拦截。我们当即叫了近百人到了双碑车站大桥附近,看见已有二三百人聚在这里,阻断了交通。 没有等多久,八一五的车队到了,里面还有一辆空军部队制止武斗的宣传车。八一五卡车上的人员每人手里一根锄头把。砸派在这里看到了八一五派搞武斗的罪证。但我们砸派的人赤手空拳,不可能出手抓人,就只是把车堵住不让走,指责他们外出参加武斗。八一五的人也没有下车,就这样僵持着。 我退到双碑桥头一个小土包上,这里便于观察,还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阻击。突然赵文彬拉着我的手就向河沟方向跑,边跑边说,八一五从后面攻上来了。在双碑公路桥上游有一根横跨小河沟约水桶粗的水管,赵文彬拉着我从管道上面穿越河面,继续沿公路向32中(背离双碑大桥)方向跑,绕到铁路另一侧山上。 此时已近黄昏,刚到就看见八一五车队已经过了双碑大桥到了通向二钢厂路口一段,手拿锄头把的人在前开路,车队开着灯缓缓前行,那辆军队宣传车也在其中。这一天是我亲眼见到八一五派用棍棒(锄头把)武装的专业武斗人员,对赤手空拳的砸派人群开打。 车队过去后,我同赵文彬回到兵团。这里聚集了很多人,说在双碑桥头被打散,还说有人被打下了桥。我说那要组织去搜寻一下,看还有受伤人员没有,但不能空手去。我叫人将大房间一角的木栅栏折了,得到十几根约一指厚4指宽1.7米长带尖端的木条,临时作为防身武器。虽比锄头把轻,总比空手好些——这是嘉陵兵团的第一批武器。李鲁沂带人去搜寻无果,第一批武器也没发挥作用。 第二天起,无须组织动员,很多人开始自制钢钎,用三角锉磨制刮刀(本是生产用刀具可作匕首用)。兵团勤务组开会,授权李鲁沂组建一支人员精干的小分队“孙大圣”,应付突发事件,保护兵团部安全。增补陈功贵、黄明镜、孔令才、彭建华、戴洪裕、常绍先为兵团勤务组勤务员。戴洪裕到沙坪坝地区指挥部工作。承认朱福生(大学)参加烈士墓地区指挥部工作。 隔天,王道德从军工总部回来,说搞到一批藤帽。我和王道德到供运科乘上嘉陵二号拖轮,沿江而下,在洪崖洞下面靠岸,来到沿江边一条小街,发现1956年初我来过这里,幺姐生第一个小孩,我随刘五哥来这里按批发价买鸡蛋,4元100个。王道德带我们到了一间日杂库房,搬运了100顶藤帽到船上,王道德联系好的,好像也没付钱。运回厂里,交李鲁沂安排使用。 一天晚饭后,八一兵团一个老造反女工,较高,模样很熟,但没有交谈过,不知其名。她进了我们兵团部,迎面碰到我兵团勤务员黄明镜,只见她一把抓住黄明镜衣领,口里喊道:“你打我!”我非常震惊:竟然用这种贼喊捉贼的卑劣手段制造摩擦挑起武斗!黄明镜很冷静,摊开双手没有动。我立即叫人去军管会通报叫人来。果然八一兵团一群人跟了进来,带头的又是陈仲明,到我们办公室进行打砸,我们是老熟人了,一起在厂党委夺过权,在同一台车床工作过,他还教过我技术。我当时制止了他,一会军管会的人来了,把八一兵团的人劝走了。由于我们的克制,避免了一场武斗。 这期间厂里发生了一个鲁明生事件,鲁明生是八一兵团407车间头目,据说他带了一些人到一饭堂去拉肥猪,受到一饭堂的嘉陵兵团工作人员阻止,双方发生摩擦,鲁受轻伤,军管会出面调解,鲁不依不饶,带领八一兵团一些人把军管会主任辛思恭都拉到总后204部队(总后勤部驻渝办事处,管理各军工厂军管会)去解决。我也到204部队去了一趟,一个政委出面,说话明显偏袒八一兵团,厂军管会的袁体雪一脸愤怒,但敢怒不敢言。这件事拖了几天,到6月13日早上,辛思恭还在204部队。 “六一三”武斗后军管会赞扬我的讲话
6月10日左右,我看到孙建国和几个人在兵团部一个像是天花板的顶棚上不知在搞什么。他从军工总部回来没有对我讲什么,我也没问。6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孙建国告诉我,他们在楼上窃听到八一兵团通话,八一五派今晚要组织攻打我们嘉陵兵团。原来,他在顶棚上搞了个窃听电话的装置,可以及时听得到八一兵团的一些动向——因为当时的电话都要通过总机转接,那天我们提前知道了八一五派要来打我们。 我当即召开了勤务组会议,我认为,窃听电话的事不能让八一兵团知道。为此不用向军管会报告,我们内紧外松,假装不知道。李鲁沂组织“孙大圣”等部分人员在中型会议室后面小树林里隐蔽,发现八一五冲厂,一进大门,我们就可居高临下用砖头打击。然后分一部分人员到办公大楼前面防守,这是八一五进攻我们兵团部的必经之路,地形对防守有利。不敌时退回树林,撤退到兵团部后面防守。兵团内部,关好门窗,分头把守,防止他们破门而入。孙建国继续监听八一五动向。勤务组统一思想后分头准备。 晚饭后,兵团部聚集了100多人,李鲁沂在外面具体准备了多少人我不清楚。晚上12点过,八一五还没有动静,我想出去看看李鲁沂他们准备情况,我拿了一把洋锹在手,出大门时,一个女同事将她的藤帽给我戴上。 我出门沿右侧斜坡向上进入小树林,经过中型会议室与右侧围墙间的林地,到达厂大门左侧小山包,一个人都没有见到,不知李鲁沂的人哪里去了。 刚到这里就看到八一五的人从厂大门冲了进来。我回头一看,发现树林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下意识就有点紧张了。突然,寂静的树林里响起一个人雄壮宏亮的歌声,我仔细一听,是兵团勤务员马福兴在高唱毛主席诗词歌曲《西江月·井冈山》,可能这是他们约定的报警信号。我立即向歌声方向靠拢,回到兵团大门右侧黄葛树下,李鲁沂、马福兴及“孙大圣”的人正在这里,向兵团大门前的八一五人员投掷砖头。 八一五人员正在攻击大门,将铁皮大门打得乒乒乓乓乱响,我们距离大门只有二十几米,我马上投入战斗,八一五的人也用砖头向我们攻击,一块半截砖头重重地击中我左眉骨,好在有藤帽护着,没有负伤。我心里好感激把藤帽给我的女同事——后来在“八一五会议”期间才知道她是小学老师李朝碧。 双方对攻一阵后,八一五没攻破兵团大门就撤退了。 天亮后,我们在兵团部周围寻找有无受伤人员时,发现工具车间老工人杨应章被打死了。我就打电话给军管会主任辛思恭,他还在总后渝办,大坪那边。当时我打电话是哭着跟他说的,我说我们杨应章遭打死了。我记得电话里头辛思恭还在跟旁边的人说:“王世伦都哭了……”意思就是问题很严重了,因为他很了解我平时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不会轻易感情冲动的。 “六一三”当天早上上班,生产完全停了。嘉陵兵团大多数人员来到兵团部,一些人喊着要占领办公大楼,以那里为堡垒。在那之前,重医这些单位都是占一栋楼,把窗子堵死,就像城堡一样,作为防守的据点。但是我还没有下这个决心,我觉得占了办公大楼肯定要导致厂里生产瘫痪,因为办公大楼是个生产指挥机关,你把它占了,工作就不能正常运行了。 当时我们勤务组几个正在开会,研究要不要占办公大楼。这时有人来报告,下面的人已经自发占领办公大楼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群众运动起来了,根本不以你几个头头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够因势利导。占了怎么办呢?我们就赶紧起草了几条纪律宣布下去:办公桌里面的东西不能动,不能到办公室里头去乱翻别人的东西,特别是档案室不能进——有个地下的资料档案室,绝对不能进去。以战斗队为单位,重新调整房间。但最重要的是要恢复生产,立即通知中层以上干部到中型会议室一端的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开会。兵团勤务组由吴平江主抓恢复生产的工作。 当天上午大概九点半左右,我们通知所有中层干部来开会,我主持的,给大家通报了昨天晚上发生的情况,就是说已经是这么个局面了,让大家了解当前形势。来的主要是支持砸派观点的中层干部,当然也有其他中干来了的。我们通知的是全体中干开会,不过不一定都会来,因为我们只代表一派,照说我们没得那个资格召集他们开会,因为当时我们厂里生产还是正常的,并没有由我们一派夺了权。那天开会就是号召大家都积极动员起来,保证生产继续进行。三天后,生产秩序就基本恢复正常。当时军代室也支持我们,他们配合我们,保证交验合格多少批产品,军代室验收入库,财务部门才能拿到钱发工资。这样,经过主要是嘉陵兵团及部分八一兵团职工共同努力,到了当月25号,全厂正常发放了工资。 当天下午,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兵团勤务员及机关工作人员为主,直接安排了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及协助工作人员,并授权他们独当一面肩负起责任,理顺工作。 这时我已经得知,凌晨从兵团部到夜班食堂吃饭未归的张广全、孙建忠和一位19岁的女工已被八一五抓到了重庆大学。早上上班时,嘉陵兵团下面群众也抓了厂八一兵团头目王光前的父亲,还抓了八一兵团负责人之一的党委机关干部陈兴华。 4点左右,那位被抓青年女工的父母亲得到女儿被抓的消息,从另一郊区的工厂赶到我厂门口,要求见我。我到厂门外接待室看望了他们,说些安慰的话,表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营救被抓的几个人员。 当天晚上,在中型会议室(可容400余人)召开的嘉陵兵团骨干人员大会上,我作了主要讲话。我讲了当前重庆文革的基本形势,讲了今天凌晨八一五派攻打嘉陵兵团的过程,讲了今天占领办公大楼后兵团采取的应对措施和近几天兵团活动的安排,讲了我们占领办公大楼要注意哪些纪律,讲了要尽快恢复生产的问题,讲到我们兵团在厂内要承担起保卫国防工厂安全的责任,非本厂人员不得进入厂内。中间讲到面对八一兵团的挑衅“我们奉陪到底”时,获得全场热烈掌声,有效煽动起了对八一兵团的对立情绪。 最后我讲到了双方抓人的问题,我说,我们几个小青年去吃饭,被八一五抓了,那是非法的、错误的,我们正在积极营救。王光前的父亲,还有陈兴华,别人是来上班,不是搞武斗,我们抓了人家,同样是非法的、错误的。我们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要坚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我们坚决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坚决不做。我们群众组织是没有权力抓人关人的,为啥子要把王光前的父亲和陈兴华抓了呢? 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我们必须无条件放人。 我讲完走出门外时,才发现军管会副主任谢久达、何兴才几个人在门外。他们都说我讲得很好。特别是谢久达显得很激动,把我手拉着,感谢我讲的这些。他们也要做工作,不管哪边把人抓了,都要想法说服放了。后来所有国防工厂军管会当中只有我们嘉陵厂军管会支持反到底,除了他们看见我们日常的所作所为之外,旁听了我们内部的大会可能有一定关系。 当晚会后,我去办公大楼放了陈兴华。他是我们工具车间女工周文芳的丈夫,早年与414车间现任工会主席徐顺全同台表演过快板。我知道他,但没有说过话,见到他时还是先问了他名字。我说了抓他不对,但八一五派今天早晨冲进厂里攻打我们,打死了人,抓走了几个人,群情激愤下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希望理解,希望尽快将我们被抓的人放了。 1967年6月14日,我们嘉陵兵团用一辆卡车载着杨应章的遗体,到重庆市中区解放碑、小什字示威游行。来回40公里,大部分都是徒步行走,只有几辆卡车在半路上将一些年老体弱的接回来。当天老红军黄开瑞也参加了游行,在童家桥附近才接到他,有人向我介绍,这就是老红军黄开瑞。后来兵团派人陪老红军到北京找老首长告状,但并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1967年6月15日,我们嘉陵兵团为杨应章举行了遗体安葬仪式。遗体就安葬在办公大楼前那个圆形小花园里。 6月16日,我们大部分嘉陵兵团战士都恢复了生产。就在这一天。被抓到重大的张广全、孙建中和那位青年女工等人被放了回来。当时我看见那女工的长裤被撕破到大腿根部。过后得知她被强暴了。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公安部门找她了解过,后来查清是建设厂八一兵团的一个工人所为,那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嘉陵兵团决定由吴平江、蒲义芳、欧阳直等人负责,将八一五派冲击国防工厂,破坏国防生产,攻打嘉陵兵团打死老工人杨应章,抓走革命群众到重大非法关押,对青年女工进行强奸等等罪行整理成书面材料,直接到成都向省革筹汇报。材料整理好以后,兵团派出了吴平江、王道德和那位青年女工组成三人告状团。 我们占了办公大楼后,工厂的办公、生产区就是我们控制了。职工宿舍,像二宿舍那边,就是八一兵团他们占了。我们也不能回家了,他们的一些人也不进厂了。当然进厂上班是允许的,我们也派了人在门口站岗。就拿起钢钎站在那里,就是说嘉陵厂还不能随便乱冲,这还是个国防生产的地方。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嘉陵兵团的人在里面生产。少数武斗人员没有参加生产,平常要值勤,要在周围巡逻。其他大部分人呢,还是把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坚持下来的,特别是水电,我专门到供水供电那些部门查看。我那是第一次走到那些地方去,看到那些老工人一直都在坚守岗位,不管他是哪一派的,都是保证供水供电不受影响,还有供气。那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就是抓恢复生产,坚持生产。当然我们兵团内部后来也分了工,有人专门去抓。 本来安排到军工总部代表嘉陵兵团的孙建国,暂时也没有去。我看到他在办公大楼2楼一间房里,组织了一些人安装了一台汽车发电机,作为备用电源,用于断电时临时发电。这个房间里存储了很多汽油。没想到,后来这成了五十四军军管会炮制嘉陵兵团“放火烧毁办公大楼”冤案的重要依据。 1967年6月18日,八一兵团又派出武斗人员到一饭堂抢为改善职工伙食而饲养的猪。双方再次发生了小摩擦。我没有到场,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临近6月25日,发工资的日子越来越近,生产任务还要差那么一点。在军管会的配合下,我们组织人员突击,完成了够发工资的产品任务。6月25这天。全厂职工都到厂里领取了工资。这天过后越来越多的人回到生产岗位。厂里大门还是我们在站岗,只要凭工作证就可以进出。并不受派别的影响。整个7月份生产相对还是比较正常的。 有几天我没有见到李鲁沂,有一次我找到供应科汽车队,他躲在一辆汽车驾驶室里怕我看见。原来他在这里偷偷向一个外号“烟灰”的驾驶员学汽车驾驶。 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任组织部长 1967年7月初,军工总部通知各兵团主要负责人开会。我们被围在厂里面,出去是很不方便的。开会这一天,李鲁沂派了“孙大圣”的4个人保护我,他们是宋德军(嘉陵厂副厂长之子、厂篮球队员、我工艺篮球队的队友)、宋发扬(厂篮球队员、退伍兵)、小赵和“洋人”,后二人都是干部子弟,李鲁沂的好友。 我们5个人乘嘉陵二号轮沿嘉陵江而下,过了朝天门,到望龙门上岸。走到小什字下面接近打铜街路口时,看到的第一张大字报,竟然是八一兵团攻击我的,说6月18日在嘉陵厂大门口,军工井冈山嘉陵兵团坏头头、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王世伦腰插手枪,手握大刀,指挥武斗。我们看了都觉得好笑,完全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我们也没去管它,就继续往前走,一路步行到了设在重庆医学院内的军工井冈山总部。 会议由当时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那时的班长、江陵厂的朱兆康主持,他讲了当时形势,讲了重庆医学院附属一院对砸派的重要性。因为重医一院是砸派受伤的人都在那里治疗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不保住的话,我们砸派就站不住脚。出于这个指导思想,要加强军工总部的保卫力量,加强总部的工作。会议要求总部勤务组和工作人员及时到任,落实了各兵团派驻总部的保卫人员人数。 我去开了会回厂就贯彻了,当时哪个厂去好多人都是各厂去开会的头头定的。我们厂确定要派出30多人,我在嘉陵兵团作了动员,自愿报名,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精干小分队,由原厂部秘书、退伍军人胡值金带队,随我进驻军工总部,保护当时已经成为砸派战地医院的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一院。出发时我才出乎意料地发现,小分队中居然有曾萍在列。 就在这时,邓长春通过王道德带了封信回来,邀请李鲁沂到军工总部作战部去。因为“六一三”以前孙建国就回厂里来了。邓长春大概是听王道德讲过李鲁沂,王道德是我们派到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是造反比较早的,他在外面联络的地方比较多一点。可能邓长春听他们这样一说,觉得李鲁沂敢打敢冲,造反精神强,他很欣赏。但是我们这些当头头的都晓得,李鲁沂只是个小青年,好动,比如说我们“六一三”占了嘉陵厂以后,他经常都去偷偷摸摸学开汽车,那个时候我们还觉得不大好,随便开车要出事的。他去学开车都躲着我,我去找他时,他就像藏猫一样躲起来,怕我看到了要干涉他。不过后来他会开车还是起了作用,他学会开车以后,遇到军工总部发枪,一百八十条枪送回嘉陵厂,就是他开车去拉来的,叫我给他保镖,这样给我们兵团送回来的。 既然邓长春有这个邀请,我们就让李鲁沂去了,到军工总部作战部当工作人员。至于军工总部核心组成员、组织部长的位置,孙建国不愿意去,那就我去吧。嘉陵兵团的工作基本理顺,孙建国就在厂里抓工作。这时嘉陵兵团核心组成员沈伟敏一直未归,周大江已被八一五派抓走(后遭杀害),就剩我、李鲁沂、孙建国三人。我和李鲁沂去军工总部后,嘉陵兵团就由孙建国主要负责。 我带着胡值金的队伍,还从厂部带了一台打字机,到驻重医的军工总部以后,向朱兆康报道。胡值金他们由作战部安排,我到了组织部,工作人员有江陵厂的吴贵文、孙长顺,我们厂的王道德,无线电厂的王剑。吴贵文是江陵厂的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他向我介绍了组织部的全面工作。 我根据吴贵文的介绍,在工作笔记上记下了整个军工总部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名单以及下属各兵团情况。军工井冈山总部9人核心组成员是:江陵机器厂李木森、望江机器厂邓长春、长安机器厂黎敦智、建设机床厂周应古、长江电工厂刘锡邦、空气压缩机厂霍正儒、双溪机械厂董源河,无线电厂陶开新,嘉陵机器厂就是我。总部勤务组班长是由江陵厂担任,先有康荣袍,然后是朱兆康,不久改为李木森。副班长是长安厂的女工李桂枝和望江厂的邓长春,李桂枝我在重医期间只见过一面,后来她回厂里被八一五派抓走,改由黎敦智顶替了她的工作。军工总部办公室主任是双溪厂的董源河,作战部是望江厂的邓长春、建设厂的周应古、长江厂的刘锡邦在管。刘锡邦被八一五抓打时受伤正在住院,第二天我由吴贵文陪同到重医附一院去看了他,他大腿上被捅了一刀。总部宣传部长是空压厂的霍正儒,后勤部长是朝阳厂的王增训。宣传部的笔杆子是前卫仪表厂的退伍军人王文秀,因在西师“六五”事件后为军工井冈山总部写了对重庆警司的《复函》,文笔犀利,影响很大,后来担任了《军工战报》主编,经常参加核心组会议。 我们进驻重医后没过几天,因后勤部差人,我便抽调曾萍到后勤部担任财务管理工作。 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去了以后,7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去参加警司主持的停止武斗谈判,那时省革筹领导人张国华、刘结挺都来了,重庆两派大概一边有十个代表,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圆亭开的会。中间休息的时候,我跟警司一个干部站在一起,我心想这个高大魁梧的军人是哪个呢?我就问:“你贵姓?”他说姓韦。哦,韦军长呀!我想起了在报上看到过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韦统泰军长自己种菜的图文报道。 就在那次会议上,刘结挺讲话中提出来,砸派这个名字不好听,你们就叫反到底派嘛。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过后我们就改称反到底派了。我们砸派里面有一些组织本身也叫反到底,比如说工业学院的,它也叫反到底。我们厂里也有一个基层组织叫反到底。 那一次停止武斗的协议发了下来。签字的双方代表名字里面有个叫蔡增华,是我儿时的同学,重大八一五的,在鼻子上有点小白麻子。小时候我两个是在教室里挨着坐的同桌。他的姐和我的姐也是很要好的朋友、同学。那天签协议时我没有敢认,因为有十多年没见了。但是我觉得有点像他。后来1970年在北京中央学习班,在空军学院批刘、张那一次,我们编到一个排,他们重庆大学跟我们沙坪坝各单位,按地区编的。一次开大会,碰到了省委办公厅的八二六派代表韩准登,也是小时候在江津几子乡周氏花园小学的同学。这时韩准登是四川省革委会常委,蔡增华是重庆大学革委会常委、电机系助教,我是嘉陵厂革委会常委、车工。我们三人就在会间休息聊了一会,过后再无交集。
我和董源河没有同意军工总部的发枪决定
1967年7月25日,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正在开一个各兵团负责人的会议,就当前形势讨论如何面对武斗,上交凶器——那阵还没得武器,只有些匕首、棍棒、钢钎之类凶器,更不会想到要发枪,当时根本就没得这个议题。 那天我没有参加会议,被派去作为军工井冈山的领队,带领各兵团参加警司组织的声讨武汉“七二○”事件游行去了。游行回来以后,董源河找到我说,总部会议上邓长春提出要发枪自卫。他把当天开会的情况简单跟我说了一下,就说他们已经通过决定,要发枪了,就是要把建设厂生产的半自动步枪拿出来发给基层组织。我想,发枪,这是好大的事啊!当时董源河不赞成发枪,但他一个人说了不作数,这么多人都赞成,就通过了。我也觉得不应该赞成。董源河看我跟他的意见是一致的,就跟我说,我们两个写一个东西,把我们的保留意见交给总部。 董源河就写了一个备忘录,记下我们不赞成发枪的意见,同时还写上,既然已经决定发了,就要注意哪些哪些问题,其中主要的是不要落到阶级敌人手头,不要落到坏人手头去,要把枪支弹药管理好。就是这么一些意见。我在董源河写的这个备忘录上面签了名字,就是说,军工总部决定发枪这个会,董源河是参加了,但是他不赞成,我没有参与会议讨论,但我支持董源河的意见。 当天晚上李木森就拿了个单子来,两张信笺纸,浅绿的横格纸,上面签了些名字,除了总部勤务组的以外,还有参加会议的下面各兵团的头头,都签了名。他把那两张纸交给我,他说你收捡好,这是我们今天决定要发枪,大家的一致意见,这就是证明,有哪些人参加决定的。 这个东西我是一直收捡好的,到了后来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搬到江北区委里面的时候,我们分了几个部门,当然有些文件想分类归档,当时这个文件我就拿给谢代芳,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说这两张纸你把它收捡好。我还是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始依据。当时她在军工总部斗批改办公室工作,办公室负责人是徐文达。群众组织不是正规的政府机关,虽然我们也分了些工,但是工作还是有些混乱,人员也来来去去的不固定。到了最后群众组织要撤销要收场的时候,我找她要那两张纸,她找不到了。这个签字决定发枪的原始资料,我历来都承认,李木森是交给我了的,里面有好多人签字,这是事实。 这一决定“发枪自卫”了,第二天就通知各单位到重医来领枪了。军工总部作战部就派李鲁沂带起人,到建设厂去拉来了一批成品枪支和子弹,全新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当时我就去帮李鲁沂,我想我们都是一个厂的人,我不帮他哪个帮他呢?我就帮他建立一个登记手续,跟他一起研究哪些发好多哪些发好多,包括我们嘉陵厂发一百八十条枪。我以前记得那次发的总共是一千零四十条枪,大约就是这个数目。来领枪的,是哪个兵团的,你领了好多,要签字,都有个手续。这个本来是作战部管的事,我就帮他健全了这个手续。 发完了枪,李鲁沂就说,王世伦,你枪打得好,我们把这一百八十条枪给厂里送回去。我说行嘛。他说我枪打得好,是指我在厂里参加民兵训练的时候打靶打得好,其实我并没有当过兵,他才是正南其北当过兵的,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因病退伍回来的。 我坐到副驾驶座位上,也拿了条枪,四十发子弹。半自动步枪在这之前我也打过,民兵练习的时候都用过的。我就跟他两个人把这批枪送回嘉陵厂,孙建国不在,就交给吴平江,点了数,完了又跟车子回到重医军工总部。厂里面这一重担就甩给吴平江他们去了。 军工总部大部分工作人员,胡值金他们领导的保卫人员,都是每人一条枪40发子弹。青年女工谢代芳在军工总部当工作人员,学习打字,文革前她在护厂队当过基干民兵,使用的就是半自动步枪,对枪械熟悉,她向其他人员演示了半自动步枪的拆装保养。李鲁沂还弄来了一挺12.7高射机枪。 大约是发枪的当晚还是第二天晚上,李鲁沂就组织了一次对重医一院对面机械制造学校的攻击。天刚黑,李鲁沂对我说,今天晚上去打机制校,你负责打他的探照灯。 那天去的基本上都是我们厂的人。他们抬着12.7高射机枪,到了重医附一院到机制校中间的干麦田里,架上机枪,向机制校开枪射击。以往机制校的探照灯一直都在照射,有时还向外开枪。但是这一天晚上一直都没有开灯,我也就一枪没有打。打了一阵,李鲁沂指挥撤退,我走在最后负责掩护。快到重医大门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站在马路中间,走近一看,是谢代芳一个人持枪站在那里,好像是在等着我。我们一起回到了军工总部。第二天我出去看了一下昨天那个地方,才发现根本不该把机枪架到那个麦田里,如果机制校居高临下向我们开枪射击,我们只有挨打的份。过后这挺机枪就安到了重医住院部楼上靠医学院一端的阳台上。这里照样可以向机制校射击。 第二天晚上,我又随胡值金他们几个人到潘家坪与机制校之间的一所小学周围,巡逻了一圈,我仍然一枪没有发。 自从发枪以后,机制校及八一五其他阵地,加强了对我们反到底占领的重医附一院到潘家坪一带的火力攻击。一天,反到底的一些红卫兵出去与八一五对射,一个叫“嘎儿”的壮实小伙子在阵地上被打死抬了回来。有一天在重医院内,一颗子弹“啪”的一声穿过某障碍物掉在我的面前。我捡起来一看,子弹的外衣还没有完全被剥离,像是一颗12.7高射机枪的穿甲弹。看来对方也有了高射机枪,如果用燃烧弹,打燃房子完全是有可能的。
“八一三”我们的人被打出嘉陵厂
发了枪不久,李鲁沂就跟邓长春他们到望江去了。当时我们嘉陵兵团的主要头头孙建国也开了个嘉陵一号拖轮,想到长安去搞点机枪回来,到望江去搞点炮回来。孙建国这个船到望江厂去了过后,改装成了那个“战舰”,前后都安了炮。当然那个样儿我一直没有看到。孙建国到了望江,一时也走不了,就一直到了8月初,加入邓长春的“舰队”,参加“八八海战”,到了九龙坡以后他才回厂。 嘉陵一号是厂里的运输船。以前厂里有嘉陵一号、嘉陵二号,好像还有个船,都是从泸州化工厂运弹药回来,泸州化工厂也是军工厂,他们生产的弹药,我们要用船运到我们厂来组装生产枪弹。嘉陵一号的动力好像是五百匹马力,比那两只船要大点。速度要快一点。像我们厂有时要到城里面去开大会,要组织游行,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要到城里面去参加五一、国庆游行,都要坐嘉陵一、二号拖的驳子,把我们运送去。 孙建国跟嘉陵一号到望江去了以后,我在军工总部。“八一三”那天八一五攻打我们嘉陵厂的时候,我们嘉陵兵团的头头就只有吴平江在厂里,他还不算核心组成员,但是吴平江从我们成立嘉陵革命战斗团起,就是主要负责人,他跟我两人都是一个车间的,都是车工,孙建国是钳工,我们几个都是从那里起来造反的。孙建国不在,我也不在,吴平江自然就负起责来了。 到了“八一三”,嘉陵厂遭八一五派攻打。这时吴平江他们派了嘉陵工校两个女学生,是刚刚打响的时候,把纸条扎在辫子里面,到军工总部来找我告急,要我们的人回去支援,要我们派人支援,要不然嘉陵就要失守。我当时给筹建军工造反兵团时认识的江陵兵团邹毓林写了一封短信,希望他们派人支援嘉陵兵团。仍然由那两个女生带信到江陵兵团。 当时李木森不在军工总部,我就找了周应古、刘锡邦,他们都是总部核心组成员,负责作战部工作。李鲁沂这时也不在,到邓长春的“舰队”去了,他跟孙建国两个都在船上,从望江到“八八”红港打了过后,李鲁沂跟邓长春到九龙坡了。孙建国到九龙坡后来到军工井冈山总部,还没有回厂,就遇到“八一三”了。 我找了周应古,又找了负责武斗指挥的韩庆昌,初步决定都说要派一支队伍去嘉陵支援。但是最后遭周应古否决了,他说你车子开起出去,你要通过那么多封锁区,车轮给你打爆了怎么办呢?不行。那么不走这条路,怎么支援呢?当时我们还想了一条路线,走歌乐山这边,从建设走新桥、山洞那样上去,从歌乐山那边下去,而且我们都到建设厂去,准备他们给我们出点人,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没有说得通。光靠我们自己那点力量肯定不够。反正没有回得去。 以后消息传来就说嘉陵已经失守了。我们的人都退到江北农场。我又给江陵厂的邹毓林写了信,要他给我们撤到那边去的人一些照顾。至于李木森回忆说他们拉炮到江北农场往我们那边炮击支援,那个时候我跟李木森还不是那么很熟悉。李木森在军工总部决定发枪以后就一直不在总部了,7月底发了枪,他就回江陵去了。军工总部的日常事务都是董源河我们几个在顶起。
潘家坪激战之夜坚持不撤退
到了8月10日左右,这个时候潘家坪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还有军队在站岗,不晓得是哪一天过后军队就撤走了,站岗就换成了我们的人。也就是胡值金带队的,我们嘉陵兵团的人进驻了潘家坪招待所主楼。 我们的人进去以后就明确宣布了,我们要把潘家坪招待所大门守住,潘家坪的东西不准往外拿,不能乱拿里面的东西。那是重庆当时最好的高干招待所,国宾馆,毛主席、刘少奇、西哈努克来都住那里,里面的东西都是很名贵的。 我们的人进去后,在食堂里面找到了一些钱和粮票,全部交上来,我们把钱粮都点清楚了,全部交给曾萍,她就把那些钱粮都放在一个布包里,随身背起。平常她还有个账本,包括他们后勤部收上来的东西,哪天去占领了哪个服装厂,各种各样的衣服裤子,拉了一车回来,都点数后由后勤部管起来。 潘家坪这个时候就在我们手头,我也上去看过,胡值金陪同我到过一个小卖部,里面东西很多,我当时只拿了一块香皂,当时天气太热,真用得着。还有一台缝纫机旁边,有很多边角布料,我拿了几小块用作擦枪布。到了1号楼。经过长廊到了一套房间,有厨房、饭厅、客厅、书房、卫生间,浴池很宽大。书房里有很多书。我拿了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精装本,后来送给了望江厂的郑祥国。还有一套完整的《毛泽东选集》,是线装书,一共16本,太高档了,我没敢拿。据说西哈努克亲王就在这里住过。我们还去看了室内游泳池、小剧场,有小湖泊,还有驻军这个碉堡。我去的时候驻军还在。靠党校围墙那边有几栋楼房,外面看都很普通,走进里面才看到装饰很豪华。我将潘家坪招待所全部逛了一圈。 一天我在潘家坪看到主楼旁边一栋房子的顶盖斜面中部被枪击后冒烟了,眼看即将起火,我和胡值金等人立即接通消防水管将其扑灭。 8月17号下午,我在潘家坪看到作战部的人,包括韩庆昌,那天他们在屋里开会,作一些布置。当时我没有参与作战部的工作,所以我只在旁边听了几句,也没有专门注意听。记得那天说了一下要打五台山那边。为啥子要去打,这些我都不清楚,只晓得他们在搞这些布置。看来面对八一五的不断枪击骚扰。我们反到底是要进行反击了。 当天晚上,住在重医军工总部及附近一些反到底派的武斗人员都集中到了潘家坪。潘家坪那一栋有四层的楼房,当时我们把它称为主楼,胡值金的队伍就住在这里,4楼的一端高几个台阶是一个大平台。我们厂拉去的一挺12.7高射机枪就安在这里,是我们的主要据点。当晚刘锡邦的临时指挥部也是在这里。 那天晚饭后,驻重医的武斗人员出发开赴潘家坪时,我看到曾萍背着她装有钱和粮票的小背包也来了,准备跟着到潘家坪去。我告诉她上面要打仗,叫她不要去,但她还是坚持要去。 到潘家坪后,我们军工总部办公室主任董源河,宣传部长霍正儒,组织部长就是我,还有复旦大学在宣传部协助工作的两个大学生,还有朝阳厂的陈光建,也是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有西师八三一的大学生黄志坚,在董源河办公室工作,我们七个人,作为文职班子的人,临时组成了一个班,就到军工总部作战部长刘锡邦那里,说我们临时组成一个班,看今天晚上有啥子任务分配没得,听你安排。至于驻重医的军工总部,除了作战部办公室负责安排总部保卫工作的徐正编等几个人及负责守门的清江厂来的几个人以外,几乎走空了。 我们在刘锡邦那里坐了一会儿,刘锡邦就叫我们给西师八三一送子弹去,说他们的子弹少了。当然找了个人给我们带路,就从潘家坪一个院墙洞穿出去,经过一个山湾,然后上坡,到五台山那个方向,那个山包包下面一点,我找到了西师八三一的人。其实他们是从北碚来找军工总部,想搞点枪回去,结果这个时候就正好把他们派上了用场,把他们安排在潘家坪外面,党校外面那里有个山包包,大概是有个气象站吧,反正是个制高点下面那个地方,岔路口的地方,叫他们防守那里。我们就给他们送子弹去。 去了以后,发现最高处有几间房子,一条公路缓缓下去10多米,左侧是一块红薯地,西师八三一的人分布在红薯地里,前面是一块水田。我感到他们布防不当,正准备帮他们进行调整,这时八一五派攻上来了,他们一梭子打过来,我们董源河也就“砰、砰、砰、砰……”打了十来发,还击了一下。我还说:“董源河,你看都没看到人,打啥子嘛!”结果这一打响了以后,我再一看,怎么西师八三一的人都不见了呢? 我们就往回撤退,就是往那个制高点,有几栋房子那个地方撤。我是趴下身子,顺着那个红苕土沟沟用匍匐前进姿势爬回来的。但是陈光建和复旦大学两个大学生,他们就立冲冲地走上来,一会儿,对方就对着他们打了一梭子,大概是往上打的,这一梭子打过来,弹着点全部打在我刚才站立处背后的墙上。他们三个都受了伤,一个是脚踝处,一个是膝盖,一个是臀部。我要是几十秒前不向左移动到两房中间的巷道,我的胸腹部会被打中几枪。那两个都跛着脚走过来了,臀部受伤这个就走不动了,叫我们救救他,我就爬过去,把他背在身上爬回来。 穿过巷道,来到房子背后一张石桌旁边。一看就剩我们七个人,其他人都没见到了。我就跟董源河说,你把伤员背起走,我来掩护你们。因为我心想我受过民兵训练的,比他打枪打得好点。但是他说,你背起走,我来掩护。那个时候又不宜多争执,我就把臀部挨了枪这个大学生背起走,他们几个就跟着我,他们有的走得快点就走到前头去了。 后撤一段路,我回头看,董源河还在那里防守,也不大像那回事,那个姿势就不对头,可能人家抵拢了他都看不到。等我下来在草堆那个地方歇口气,就看到刚才董源河站那个位置已经被对方占领了,又一梭子弹就朝我草堆这个地方打过来。我就赶紧又把这个伤员背起又往潘家坪主楼撤。当时还有个人喊我把枪拿给他,我看那不是我们七个人里头的,我就想,我拿枪给你?枪就是保命的,我怎么拿给你呢?连同伤员的枪我都没有给他,还是原路回到了主楼。 回到主楼,就看到曾萍她们帮着给伤员包扎伤口,又让另外的人送他们到重医去医治。我这里七个人,就有三个受伤,出师不利。但是我还不能撤,董源河也没有撤。因为这个时候,仗一打响了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受伤,几个人送伤员一送下去,就不会再回来的。我们就没有走,曾萍也没有走。 那天晚上,我们就只听到枪声在头上炸响,不晓得打成个啥样子了,潘家坪里头究竟有好多是我们的地盘,好多是他们的地盘,已经搞不清楚了。这时好像韩庆昌来过一趟,他认为我们有个地方失守了,说是刘锡邦指挥无能,气愤中还拿起手枪朝刘锡邦比过一下,说了要枪毙他的气话。 凌晨4点左右,枪声响得一塌糊涂 我们厂的武斗队长胡值金把背包都打起了,那个架在主楼顶上的12.7高射机枪也不管了,就准备往重医撤。我上去看到了,就说怎么子弹都没有打完就撤,那别人上来调转枪口就好打我们了!好,他马上就对着对面那个山上,把上了膛的一串子弹,砰砰砰把它扣完了。 这时我跟董源河商量,我们不能撤,潘家坪一失守了,它与重医就是一墙之隔,一个在坡上一个在坡下,这个地方怎么能丢呢?我们要保卫重医这个反到底医疗伤员的地盘,这个地方如果遭八一五占了怎么得了?我们的伤员往哪里送呢?所以我说不行,我们还是不能走。我就跟董源河商量,把主楼当时能够召集拢来的所有人都喊拢来,看看究竟还有好多人。 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后一清点,还剩了三十几个人。我们就把这三十几个人分成三个班,我跟董源河还是带一个班,胡值金带一个班,另外还有一个其他兵团的小头目,当时被喊作“营长”的,我估计至少是个武斗队的排长,叫他带了一个班。我说我们搜索前进,看一下前面究竟哪个楼房没丢,一处一处搜索,看我们能够到哪个地方,不管怎样还是要把阵地守住,坚持到天亮韩庆昌他们来。 当时我们分了三个班以后,我跟董源河就沿着潘家坪跟重医这个院墙——这个说得不好听呢,还是有点私心:万一要往重医退的话,我两个带的这个班要退得快些。 我们搜索到游泳池,都还没有看到对方的人。好,我们就把那儿占到了。其实对方并没有到里头来打我们,还隔得很远,他们用的那种马克辛机枪,那个子弹就是在你头上爆响,听到声音好像隔得很近一样。他们也不晓得我们的虚实,大家都不晓得,反正只听到枪在响,都以为对方要打拢了。我那个枪是到这个时候都没有放过一枪的。 快天亮的时候,建设厂韩庆昌带的人来接替我们,我们才退了下来。
曾萍之死
我们回到主楼后不久,天快亮时,我在4楼上楼梯后右手第一间房,和嘉陵兵团几个武斗人员在一起休息。突然,被我们叫做“小八路”的一个外校中学生跑来——他从文革开始就参加我们厂里造反活动,我们当时连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爱戴一顶八路军那种帽子,都叫他“小八路”,他冲进我们正在休息的房间,扑到我身上哭着说:“王团长,曾孃孃遭打倒了!” 我立即出门一看,在楼梯口,走道中间,胡值金抱着倒下的曾萍,曾萍的一只脚光着,鞋摔到一米开外。我看了一下,她身上和地上都没有血迹,没发现有中弹的伤口。曾萍发出轻微的“哼……哼”声。我把她身体翻过来,才发现弹孔在背上,子弹没有穿透身体。我叫胡值金他们赶快送到重医去,我还不能离开。 后来知道曾萍是同胡值金、殷翠银几人从对面房间出来,准备到阳台去,经过走道时被击中的。子弹正是从4楼走道对出去的外面,八一五派占领的山上打过来的。若干年后我去旧地重游,在那个4楼走道口外面的墙壁上,依然能看到很多枪弹击中的痕迹。 (左图:曾萍遗像) 10点左右,我带人上前线送水,经过一个哨位,执勤的作战部工作人员、七医大“105”的秦裕泉语气沉痛地告诉我:“曾萍同志9时××分牺牲了……”秦裕泉因为是学医的,他参加了送曾萍到重医抢救。 后听胡值金讲,北京来的那个首都红代会年青教师包康玲,与曾萍关系很好,曾萍牺牲后,她发誓要为曾萍报仇,来到主楼前线,几乎在同一个地方,又被外面飞来的枪弹击中,送到重医后也死了。
临时负责后勤工作时的一些见闻
建设厂韩庆昌带的增援队伍上来后,十分果断地作了一些布置,这使我认为整个潘家坪地区这场武斗的总指挥应该就是韩庆昌。虽然他在总部没有职务,但他是真正参加过作战的部队转业干部,后来听说他是在川东剿匪时入党的,有战斗经验。军工总部作战部名义上是邓长春、周应古、刘锡邦他们在负责,但邓长春早就回望江厂去组建他的“舰队”去了,我在作战部也没有看到过周应古,刘锡邦只是长江电工厂的一个助理技术员,别说打仗,可能跟我一样打架都不会。 天亮后约九点多钟,韩庆昌对我说,军工总部后勤部的人没看到,这里有12个人,你负责指挥,为前线送饭送水。我知道后勤部长是朝阳厂的王增训,我也没看见他在哪里。我接受了这个任务,这12人是钢校的一个班,清一色的工作服,每人都有一支枪。他们很听指挥的。我带着他们下山到重医食堂,挑上水和饭菜,送到各战斗前线。 我们第一个送的就是242红总防守的一个据点,在潘家坪靠近党校围墙的最后面,也是我们昨天晚上穿过围墙出去那个山湾右侧的围墙里面,是个小山包制高点。到了阵地上,我看到刘锡邦也在这里。原来昨晚242红总的一挺双轮式马克辛重机枪守在这里,打退了八一五派多次进攻。他们的机枪打的那个声音很吓人,昨晚我听到的,原来是他们在那儿防守。242红总的人跟我们讲,昨天晚上就是他们一直在打。所以说我们听到那些枪声那样激烈,还以为是对方打进来了。 除了送饭送水,韩庆昌还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布置一间会议室。当时4楼上已经被对方的什么炮击穿了三堵墙,我找到主楼底楼下面有一间储藏室,4周都有房屋遮挡,很安全。我带领那12个人,搬出了房间里的杂物。清扫了房间。晚上在这里开了作战会议。我也参加了旁听。 韩庆昌还让我带路,带了一队人到前面石头房子驻守,那里原先住有解放军。第二天就听说,这队人的头头到靠近党校那边的青砖楼房里,被八一五派的人抓了,他还以为那里也是自己人呢。 在潘家坪围墙外面的冬瓜地里,我们的人抓到了一个人,怀疑他是八一五的探子,有人威胁要枪毙他,他说他是反到底的。威胁他的那人我认识,是建设厂篮球队的,到我们厂里打过球,后来他又到军工总部来工作过,叫李林。过了一晚上,韩庆昌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理。头天我看见这个人是戴着手表的。交给我的东西里却没有手表。我立即把他交给军工总部负责守卫的清江厂的几个人,让他们带回军工总部去。过后我回到军工总部,问了下他的情况,他说是回马王乡,路走错了。我放了他。他向我提到了手表的事。我承认看到他戴手表的,但我也没有办法去找回来啊,只能说以后找到再还他。过后我也没办法去找。 一次我带着钢校学生从潘家坪到重医去取水的过程中,刚离开潘家坪围墙不远,路上碰到两个女孩,她们问我们到潘家坪怎么走,我反问她们是哪里的,她俩说就是重医的。我说,重医的人不知道潘家坪在哪里吗?钢校的学生对她们一阵恐吓,她们就说了实话,她们是那边气象站的,刚从军工总部偷跑出来的。结果我们又把她们送回到军工总部作战部去。交给在那里的朝阳厂的中干徐正编。若干年后。听说是其中一个女孩被朝阳厂的李某强奸,李某被判了10年徒刑。当时我如果直接给她们指路,让她们走了,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 第三天.我们的后勤部长来了,我才把这十二个人及送水送饭的工作交给他了。后勤部长是朝阳厂的王增训,戴个大眼镜,也是我们军工总部勤务组的成员,不算核心组的,因为他们厂小嘛。他来了,后勤的事我就不管了。
曹国阳之死
后勤的事交脱了,我就到我们厂武斗队那个地方去。因为那个潘家坪主楼被打了一炮,打穿了三堵墙。我就跟他们说,哪个没得事,跟我一路去侦察,看他们是啥子东西打穿我们三堵墙。傅长青、曹国阳愿意跟我去。当时我们拿了个那种炮队镜,像潜望镜那种,是242红总拿过来安在我们楼上的。我带上这个东西,为了便于安全观察,人在掩体下面,对方的枪打不到我。 我就把那个炮队镜扛起,他们两个跟我一路,到了一号楼,从这边翻窗进去,穿过一号楼那个长廊,长廊那边我们原来去过的,据说曾经是西哈努克在那里住过。那里头当时我看到还有毛选的线装书四卷本。但是这个时候那里就成了主战场。两方交战就在那个地方。当时潘家坪已是各自一半那种态势。 到了那个地方,我看到最前沿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们外语校的一个女班长,可以说是在前沿的前沿,在那个地方防守。我在那个地方的一间屋子里就架起炮队镜看,看出去就是个花园,没有看到其他什么情况。但是看了一会儿,突然看到有个人打着赤膊,只穿一条短裤,另一个人穿个白汗衫,一条短裤,从那个花园里一闪而过跑过去了……哦!硬是这前面还有人呀! 这时我就想起过去厂里民兵训练时学的军事知识:要压制火力。当时我还懂得这一点,你尽管看不到对方,你只管乒哪乓、乒哪乓往那个地方开枪,他就不会乱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打那个枪,只要是前边的树丛,估计可能躲得有人的地方,或者是大树子的侧边,砰砰砰砰……反正子弹不是我的,是屋子里地下摆起的,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就用,我自己带的四十发子弹没有动。 打了一阵,结果把我那条枪上面的夜光瞄准具都给震脱了。夜光瞄准具还是“八一三”的晚上我到建设厂去时,有个女工给我的。 打了一阵后我就问傅长青,曹国阳呢?他说曹国阳好像到前面去了。好,我就把炮队镜扛起,我跟他一起到前面去找曹国阳。最前面窗子那个地方,两间屋,我进去没有找到曹国阳,前面这一间呢,地上流了滩血。有个人就跟我说,刚才死了个人,据说是二轻或是哪个单位的。我就把炮队镜架在那滩血上,通过炮队镜从窗子上面往外看出去: 坦克! 看起来就在30米左右的距离。 一会儿,韩庆昌走到前面来了,我就把韩庆昌叫来,跟他说:你来看,坦克在这个地方。韩庆昌看了也没有说啥子就离开了。 这时有人给我说,里面还有个人。我说刚才看了没得人呀?这下子我才埋下头进去看,进门右侧有两个沙发,一个茶几,我弯着腰低着头走到那个窗子下,看到墙壁与沙发之间有个空隙,一个人蜷缩在那角落里,左边脑壳没得了,我从他的穿着一下就认出了他就是曹国阳…… 当时感觉十分震惊和难过。他带的子弹,按照我们给每人发的四十发子弹,都打完了,子弹袋都空了,说明他在这个最前沿的最前沿,跟对方打了一阵。但是我心头在叹息:你打,把右眼睛露出来瞄嘛,怎么把左脑壳露出去给别人打了? 我就把曹国阳的遗体拖出来,刚才站在那里的那个人说,我给你拖下去,你在这里看着。我的炮队镜还在这里,我就去继续观察,让他把我的人送下去——这就是我看到曹国阳的最后一面,最后安葬时我都没有顾得上去,这也是个遗憾。 曹国阳的遗体拉走过后,我又通过炮队镜往外看了一阵。因为跟韩庆昌已经说了,我就往回撤,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守着的。我撤过走廊,到翻窗进来那栋楼,我又架起炮队镜看,还看得到那个坦克在那里,没有动,还隔了段距离。我从炮队镜看出去只有三五十米,但是炮队镜它是要拉近距离的,实际上肯定要远得多。看得到他们坦克上头的重机枪在往我们这边打,那边一枪打来,这边墙就要掉落一块,打得墙都像要打穿了一样。所以我们在穿过那些门道的时候,都是利用它那个射击的间隙,“朵朵朵”,“朵朵朵”……等你“朵朵朵”一打完我们赶快就过。等你下一个“朵朵朵”我们已经过去了,利用这个空隙穿过有门洞的地方。 又观察了一会儿。我跟傅长青两个人,从原路翻窗出来。在有个电线塔那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我心情有点沉重,觉得我们那晚七个人一路出去,遭打伤了三个,今天三个人出来,又死了一个,我心头确实有点闷闷不乐。 (上图:原军工井冈山总部〔左起〕王世伦、朱兆康、李木森、林家臣在潘家坪武斗四十三年后重返潘家坪在主楼前留影) 这时看到建设厂的海二联37高炮开上来了。我回到招待所主楼,把炮队镜交还给胡值金,告诉他曹国阳死了,让他安排人去找到并处理好曹国阳的遗体。 尸臭气味弥漫重医校园
第二天,8月21日,我叫来了胡值金,约了董源河,我们一路去重医看曾萍。因为曾萍已经死了两天了,我都还没有去看她。曾萍毕竟是我们兵团出来的,另外也是我们军工总部的工作人员。我们到重医附一院先去看了首都红代会的包康玲,当时包康玲已经不行了,胸部起伏出很大的大气,医生正在抢救。然后我们再去一个阶梯教室里,看到了一排六具尸体,5具尸体用白布从头到脚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其中有一具是大个子,有一条腿都伸不直,就那样弯起,还流了很多血。只有曾萍只包了身子,头和脚没有包,让我得以见到曾萍最后一面。我收集了曾萍所有遗物,包括1958年我们一起在沙坪坝照师徒合影相时她已戴在手指上的一枚金戒指,后来亲自送到她父母亲手里。 那天去了重医以后,就晓得啥子叫尸臭,尸体那个尸臭啊……当时天气很热,重医校园里面就弥漫着尸体热天发臭的那种味道,一直几天都闻到那种味道。 过后曾萍和包康玲都暂时保存在福尔马林池里。曾萍的爱人从部队回来,见了曾萍最后一面后才入土安葬。他还到江北区委——那时军工总部已经搬到那里,来跟我们见过一面。曹国阳的哥来厂里为他办理的后事,我也见过一面。 不管是曾萍的爱人,还是曹国阳的哥,我都只能给予口头安慰,说他们都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光荣牺牲的,他们都很理解。当时的人都只有那个认识,也只能那样说。
得到李鲁沂阵亡的消息
李鲁沂死的时候我不晓得。消息传来时我已从潘家坪回到重医。当时是我们厂里一个叫朱大富的,还有一个跟李鲁沂很好的六中的女生李莉,他们两个从九龙坡到了我们总部,专门来跟我说这个事情。这是朱大富告诉我的——朱大富后来在我们嘉陵技工校当过钳工实习指导老师,也是我们厂里的钳工高级技师。 他们告诉我,八一五派进攻电力校,李鲁沂从船上带人去支援电力校反到底,在战斗中被打死了。邓长春为李鲁沂在船上开了追悼会,枪杀了两个八一五的俘虏祭奠李鲁沂。李鲁沂被电力校反到底奉为英雄、救命恩人。他的遗体就安葬在电力校。李鲁沂的遗体我们没有能够搬回嘉陵厂来,后来我们曾经派人去要过,当地学生组织不同意,他们就是要葬在他们学校,说李鲁沂是为了保卫他们牺牲的。最终也没要回来。 我们嘉陵兵团的其他死难人员如曾萍、曹国阳等30多人都迁葬回到了我们嘉陵厂出门左边那个山上,集体修了个墓。但是我们没有钱,不能像八一五那样在沙坪公园修建“豪华”墓地。现在连墓的影子都不见了。 只有李鲁沂没有迁回来,就葬在了电力校。具体位置呢,我上次找过朱大富,没有打听清楚。朱大富问了马福新,也没有说清楚。 我们厂八一五那边死的人不多。在武斗初期,他们那个观点的,有个人被我们下面的人抓来关起了,怎么死的具体我搞不清楚。上次回潘家坪去旧地重游时,那个何坤富说他都为死了个俘虏的事情进看守所去坐了一下“鸡圈”,就跟那个事情有牵连。那个人好像叫罗九成,就是在他手头死了。这些事我是不晓得的。在我手头,包括“六一三”他们捉了些人,我都跟他们做工作,要他们放了。我们无权抓人嘛,你凭啥子抓别个呢?
我坚决反对虐待俘虏
这以后没得几天,就喊收缴武器了。跟着“九五”命令来了。在那之前就有过好几个停火协议,不管哪一次谈判,只要双方达成了协议,我都坚决贯彻执行。收缴武器呀,释放人员哪,这个我是贯彻很坚决的。 在军工总部,我当组织部长期间,他们抓的人都交到我那里来处理,处理了好几起。 嘉陵厂八一兵团头头、老造反派王光前。我刚到军工总部时,他已经被抓到了那里,他还有伤。我们对他不打不骂,等他伤养好了就送他走了。 还在潘家坪武斗期间,天星桥中学有一些学生,十二个人一班,他们开起车,就在河运校那边哪个地方,遭了反到底派的伏击,全部成了反到底的俘虏,被送到军工总部来。听他们说,当时就打死了一个娃儿,大概是十二岁左右,那个人已经埋了。送来的还有十来个人,男生女生都有,还有个女孩背部受了伤。我把受伤的女生安排在另一个早一天来的女生房间,住在一起,准备养好伤再放。之前关的这个女生,是重钢的,她父亲是反到底的,她是八一五的,她来看他的父亲。不知为什么重钢反到底的武斗连也把她弄到这里来,来了嘛我又不好马上就放,先让她住下。天星桥受伤那个女生来了,就安排跟她住到一起。当时门也没有锁,吃饭的时候就自己出去打饭吃。 第二天上午,我对天星桥中学那些学生进行了教育,要他们各人写检讨,保证不参加武斗。吃了饭的粮钱还是照交不误——吃饭要拿钱的,我们那里没得免费的午餐哟,吃饭各人自带粮票,自己交钱。写的检查交了,就把他们放了。 只有那个女生没有放——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受伤那个女生在哭。我问重钢那个女生是个什么情况?她就跟我说,昨天晚上来了,关在那里,我们有个人,去猥亵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性侵犯。我说有这种事啊?我问受伤的女生,你认不认得到?她说认得到,我说你等会儿指给我看,她就指给我看了。结果那是军工总部作战部的一个工作人员,是朝阳厂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姓李。朝阳厂的人他们当时也住在军工总部,我跟董源河说了,把那个人喊起来,由办公室的、董源河我们一起,喊他交代昨天晚上的事,作了个笔录,交给办公室一个叫况才伟的,我叫他把这个资料收捡好,我说以后来处理这个事情,作个原始依据。但是现在这个人不能留在军工总部使用,把他退回到朝阳兵团,由他们朝阳兵团来处理。结果一会儿就听到说那边有人在叫唤。我去看呢,结果就是他,遭他们的人关在电工的配电房小屋头,绑起,好像还吊起了一会儿,他们朝阳兵团自己搞的。他们内部的事情,自己内部处理嘛。 我就去把那个受伤女生叫来,喊她看,我说你看,这个人,我们已经处理了。这个女孩名字我还记得,姓杨,在我们那里呆了几天,我让重钢女生陪她,把背上的伤养好,然后我送她到门口,还是开了条子出去的。这个事情基本上就这样处理了。一年后,1969年春,在宣讲“八一五会议”精神过程中,我们嘉陵厂代表与无线电厂、朝阳厂的代表编在一个组。一次我们住在渝中区成都军区招待所,晚上休息时,在闲谈中,讲起了那个女学生小杨的事,朝阳厂的八一五派代表胡某年说,这个小杨回到八一五派,讲到她在重医遭遇的故事。他们都感到惊奇,反到底还有这样好的人啊?胡又说那个姓李的被判了10年刑,说他还强奸了气象站的一个女孩。 还有,就是重钢武斗连抓了个人送来,他们说是八一五的大头目。这个人我认识,革联会开始时候的一个头目嘛。1967年初,元月12日,八一兵团在大田湾体育场革联会成立大会上,撕毁我们军工造反兵团的大旗。我们到革联会去要求解决问题时,与他打过交道。革联会成员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在他们重钢的确是个大人物,抓到我这里来,确实还是关了几天,没有拿他做啥子,就是写检查作交代。没过几天,“九五”命令下来了。还没有到双方协议放人的时候,我就把他放了。我觉得没得啥子关的必要,开了个出门路条。就是从我这儿放出去的,开的证明上是军工井冈山总部组织部盖了章的,一路就不会阻挡了。 把他放了过后,他们重钢的反到底在我们这里有个武斗连驻起的。他们那个头还来找了我,质问为啥子把他放了。我还给这个人做了些工作,讲了些道理。他们听了,还是通情达理的,没有再说啥子。 当然还处理过也是他们抓起来的,也是重钢的,不是俘虏,是我们反到底派内部的,男女之间有一个好像不正当行为,也抓到这儿,也是教育了、关了两天,写过检查。放回去了。 凡是到我这点儿来,是不会受到虐待的。我是看到过的,周应古他们建设厂的一个人,当时也在军工总部当过工作人员,那次也是抓了俘虏来,他就用脚踢那人。我就看不来,一贯不主张这样做。那段时间我在军工总部,我做的事就是处理一些俘虏呀、警司有啥子要求传达下来要贯彻呀这些事。 “九五”命令下来以后,重庆警司下达了上缴武器的命令。军工井冈山总部通知各兵团,坚决贯彻执行。我具体组织了军工总部上交武器的工作。嘉陵兵团连望远镜都一起上交了,其中包括了李鲁沂私人的一个小型望远镜。我收集了李鲁沂的遗物,交给他的母亲。他母亲还问起过那个望远镜。我见到过那个望远镜。后来是嘉陵兵团陈昌华在使用,我问过陈昌华,他告诉我,望远镜在上交武器的时候一起上交了。
军工总部搬到江北后的一些情况
武斗平息过后,李木森他们准备回总部来工作了。他觉得重庆医学院到他们厂比较远,想搬迁总部。就开了几次会,到望江、长安都去考察过。最后确定搬到江北区委。当时江陵兵团的苏静康是江北地区指挥部的司令,他的地区指挥部就设在江北区委。区委门口有驻军部队,军工总部在里面一栋2层小楼办公,相对比较安全。确定搬家以后,我先到江北区委做准备工作。搬家的时候我不在重医,我从嘉陵厂搬到军工总部那台打字机,被重医学生拦下来了,说那是他们学校的。我没再去追究就算了,算我把嘉陵厂的财产搞丢了。 军工总部在成立的时候,吃饭的问题,是在重庆医学院学生食堂解决。到了江北区委,就要我们自己解决。我从嘉陵调来了贾凤云,担任食堂管理员。她之前在嘉陵厂二食堂就是管理员,机修组长老工人胡兴臣担任炊事员,他们一直工作到军工总部解散。 军工总部搬到江北区委以后,门口有驻军。原作战部的保卫人员,都放回了工厂。只有胡值金的队伍,留下了4个人,补充总部工作。胡值金在办公室,他原来就是嘉陵厂厂部办公室工作人员,傅长青留在了组织部,刘兴智在后勤部,胡兴臣任炊事员。 李木森召开勤务组会议,提出要发挥工总司的作用,说我们军工井冈山应该在工总司里起主导作用。具体讲嘛就是跟黄廉他们有点争地盘那个味道。当时就确定了李木森、邓长春、周应古、刘锡邦、黎敦智,还有前卫厂林家臣,嘉陵厂李明秀,都到工总司去担任部门领导,或者是工作人员,充实工总司。 军工总部这边,就确定由我担任总部勤务组组长,主持军工总部的工作。作为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我们这个组织机构还是健全的。李木森他们到工总司上头去了,他们在军工总部勤务组的身份没有变,只是不参与军工总部的具体工作。 为了军工总部正常开展工作,我补充了一些人员,调整了组织机构。江陵的邹毓林来总部担任副班长,我们内部还是有健全的核心组、勤务组。部门设置除了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外,撤销了作战部,新建了斗批改办公室。 办公室还是董源河负责,董源河不在时,双溪厂的张云清,巴山厂的陈文元,都作为总部勤务组的成员负责办公室工作。组织部还是我兼着。宣传部的霍正儒,自总部搬到江北区委以后就没有来,空压厂的周照诗顶替他担任核心组成员兼宣传部长,但他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主要还是由前卫厂的中层干部王方基负责宣传部工作。王文秀还是负责《军工战报》的主编。后勤部长王增训也没有来江北,朝阳厂换了一个较年轻的小曹来担任勤务组成员兼后勤部长。不久,我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新组建了斗批改办公室,由国防工办的徐文达负责,主抓干部工作。 除了在军工各兵团抽调人员加强总部工作外,还留用或新增了一部分学生协助总部工作。如七医大“105”的秦裕泉在组织部,西师“八三一”的黄志坚在办公室。新增加的有西师“八三一”的三个女大学生和西南农学院的一个女生,西师的女生陈红宇留在办公室,其他三人都在后勤部。还有几个中学生和一个小学生在宣传部工作,她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写得一手好字,会刻钢板油印传单。这些学生在军工总部工作都是自愿的。他们没有任何报酬,吃饭自带粮票,自己付钱。他们在这里工作的目的,纯粹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当中得到锻炼。 军工总部搬迁到江北区委后,开始几个月的工作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主要是按照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指示精神,就是贯彻落实“红十条”、“红五条”,结合当时重庆的革命形势展开工作。我们也搞过“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形式,就是每天早上学习或开会前,都要拿起那个语录本本挥舞几下,“向毛主席请示”,“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样的早请示晚汇报,我还在五十四军部队里体验了一次。当时李木森以反到底工总司负责人身份参与重庆警备区组织的制止武斗小组工作,和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战士住在警备区附近的学校里。我去找李木森汇报军工总部的工作。他留我在食堂吃了晚饭。一道泡青椒咸菜,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和战士们住在一起。熄灯前做了晚汇报。早上,起床军号一响,战士们翻身起床,坐起第一件事就是手举《毛主席语录》本,面向墙上的毛主席像,整齐划一地高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就是我看到的五十四军战士们的“早请示”,然后才下床。 为了表明我们军工总部对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以后的态度,我们军工系统内部,主要是军工井冈山与八一兵团之间的革命大联合问题,我们于9月28日发表了军工井冈山总部严正声明。我记得最早的版本还是我和宣传部副部长王方基一起在一块大平板玻璃上油印的。 1967年10月26日,总部勤务组通过并发表了王文秀起草的《重庆工总司军工井冈山总部对目前山城文化大革命中几个问题的看法》,对重庆的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全盘否定“二、三月镇反”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四川省、重庆市两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等问题,表明了态度。过后,还全文刊登到了1967年11月16日出版的《军工战报》第5期头版。 通过建立斗批改办公室,主要抓领导干部解放、结合,进入革委会的准备工作。记得空压厂党委书记于春仿就到江北区委来过,我们以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名义,提名于春仿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但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对我的过头吹捧,给我留下了不是很好的印象。 我们在江北继续出版了14期《军工战报》及《嘉陵血案》专刊(下图为《嘉陵血案》第二版)。当时印刷比较困难,《嘉陵血案》由嘉陵兵团主编,军工总部后勤部长到涪陵组织印刷,用船拉到了望江。通知我组织人去拉回来。嘉陵兵团派出了由陈克辉驾驶的中吉普,我亲自到望江去拉回到军工总部。从黄山下来的时候。因为小雨路滑,撞上路边一块巨石,差点造成车祸。这辆中吉普在军工总部呆了几天,被嘉陵工校的学生开出去玩,出了车祸。我去了现场,发现人没有受伤,车四脚朝天躺在公路上。由于没有及时找到工具拖回来,过两天再去看时零件都被人拆光了。嘉陵厂这辆中吉普就这样损失了。 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所有出版物,包括《严正声明》、《军工战报》、《嘉陵血案》等等,除了送市革筹、工总司、各兄弟组织,下发各兵团外,还按照北京图书馆的要求,给他们寄送两份。除了这些,还向广大群众散发。我就亲自到解放碑去发放过《嘉陵血案》。在《嘉陵血案》中,我们公布了1967年武斗以来死亡的反到底派嘉陵兵团成员与观点倾向反到底派的职工家属共30人的照片与生平简介。后来由史志部门编写的《国营第451厂厂史》中记载:在文革期间的大小武斗事件中,工厂职工、家属共死亡37人。 我主持的三次群众大会
在我负责军工井冈山总部工作近一年时间里,我前后组织了三次群众大会。 一、批判李井泉大会 为了体现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1967年10月,我们组织了一次批判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批判大会。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我组织动员了军工总部所有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分头准备。批判大会在体育馆内召开,几千人的场地座无虚席。除军工井冈山总部各兵团派代表参加外,还邀请了市革筹、工总司及一些兄弟组织代表出席。大会得到了市革筹的支持,同意我们从警备区借出李井泉进行批判。为了确保李井泉的人身安全,从警备区安全借出,顺利接受批判,然后毫发无伤地送回警备区,我都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 参与批判的人员及批判的内容,都是徐文达领导的斗批改办公室准备的,我按程序单主持了这个批判大会,具体哪些人参与了批判及其内容,都没有印象了。对李井泉的批判还是比较文明的,没有戴高帽,没有做“喷气式”,只不过在中途我也象征性地轻轻压过他一次头。会后,及时安全地将李井泉送回警备区。此事就算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这次批判李井泉的大会还是搞得比较成功的。 二、批判孙先余、刘乐善大会 1967年11月22日,我们总部组织召开了《重庆市国防工业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先余、刘乐善大会》(孙先余是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刘乐善是重庆国防工业政治部副主任)。军工井冈山总部下属兵团2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地点在市体委与体育馆之间通往体育场的大道上,靠重庆市体委大楼一侧有个平台作主席台。我那天穿了一套旧军装,腰扎武装带,精神抖擞地主持了大会。当总部工作人员、空压厂乐队指挥徐庶,指挥唱《东方红》,那是全场两三万人一起唱啊,比现在唱红歌还要阵仗大。大会发言还是由斗批改办公室负责组织的。我记得后来从建设机床厂调到我们厂里当党委副书记那个王再言告诉我,那天看到我在组织,他也在大会发了言的。他当时也是反到底派的,我都记不起了,我当时还认不到他。那次组织得还是比较好。大会开完了搞了个全城游行。 《军工战报》第7期对这次大会作了报道,报道的副标题是以斗私批修为纲、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同时刊发了短评:《搞好国防工业系统的斗、批、改》。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应邀出席大会的,有各兄弟组织数十个单位的战士,有国防工业系统的革命干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重庆市革筹小组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当大会执行主席团转达市革筹、警备区首长“对大会坚决支持”时,全场掌声雷动,“向五十四军学习!向五十四军致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口号声响彻云霄。这充分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从这篇报道不难看出,我们当时与军队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三、重庆工总司军工井冈山总部解散大会 1968年10月,全国各省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军工井冈山总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结束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工作,解散军工井冈山总部。我们认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就意味着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以后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继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总部解散之前,我带着总部勤务组,拜访了八一兵团总部。到了八一兵团总部以后,没想到兰仅先也在,他是嘉陵厂八一兵团的头,是我同一车间同一工段同是车工的老工人,我和他握手的时候,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早就该联合在一起。 确定了军工井冈山总部解散以后,由勤务员林家臣留少数人处理善后,其余工作人员回到各兵团,下属兵团在各单位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再解散。总部最后一项工作,就是筹备召开军工总部解散大会。大会在人民大礼堂举行。大会对军工井冈山总部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大会号召全体军工井冈山战士,在群众组织解散以后,要在各单位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学习班
1968年3月,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开班。参加学习班的名额下发到军工井冈山总部。总部李木森、邓长春等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厂那个名额,我直接报了吴平江,我认为在嘉陵兵团8月份最困难的时期,是吴平江站出来主持了工作。 4月,根据“三一五”指示精神,四川班要扩大到5000人的规模。军工总部分到了十多个名额,我将名额分配到部分兵团,军工总部由我带队。第二批参加学习班的有长安兵团的钱幼田,空压兵团的陈德明,五机供办的李光明,以及巴山、朝阳、江华这些较小的厂也得到了名额。 4月下旬,我们背上背包出发。先是乘船到武汉,住解放军兵站。在武汉休息一天,我去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与重庆钢铁公司的蒋树明,还有个三钢的,一起合影留念。第二天乘火车到达北京时已近黄昏。下了火车,乘上解放军的敞篷卡车,过了天安门一路向西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被安排到2楼的一间教室。我们在教室地面上铺上自己带来的行李睡觉。每人发了一个可收放的军用帆布小凳,学习开会都在教室里围坐一圈进行。 5月1日晚饭后,我们全部学员坐上军用卡车,直接拉到了天安门右侧的中山公园。公园有大量古老的柏树,卡车就停在柏树林里面。我们在中山公园下车以后,步行到天安门前西侧灰色观礼台。我看到街边有很多解放軍站岗,约距两米站一人,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来回走动,可能是在指挥战士执勤。 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来到天安门城楼后,联欢晚会开始。覆盖天安门城楼和广场的20多条巨型探照灯光柱,开始左右交叉摇摆,广场南边烟花齐放,一些文艺团体在广场载歌载舞表演节目。整个广场形成一个欢乐的海洋。一片歌舞升平的节日景象。 (左图:王世伦1968年在中央学习班学习时到天安门广场留影)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的主要任务,就是筹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因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推荐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干部,是原空压厂党委书记于春仿。5月20日上午,通知说于春仿有个历史问题没有说清,需要补充材料。我联系好了,需要在什么地方去取,我安排五机供办的李光明去办这件事。我带着李光明到五十四军副军长白斌办公室去请假。白斌说最好不要请假。但结合干部的事也是正事,他还是批了假。 下午3点左右,紧急通知全体学员上了军车,直接拉到了人民大会堂。才知道今天下午是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李光明还没有回来,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办法通知他。我干着急也没有用。李光明就这样失去了见毛主席的机会。 进入大会堂以后,我坐到22排5号,比较靠中间。我又到进门大厅参观了一下。再返回座位时,毛主席率领中央领导已经开始出场。我们全部站了起来欢呼,有的站到了桌子上。 接见结束以后,我要把这一特大喜讯即时发回军工总部,我找江华厂姓吴的中层干部借了20元钱,直接到北京电报大楼,发回了毛主席接见的消息。回到重庆以后,再没见到过姓吴的中干,没法还他那20元钱。 学习班后期的一天,就在我们住宿的教室里,重庆市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做了一个自我检查。他得到了解放,最后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具体还有哪些干部进入市革委,我就不清楚了。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是怎么商定的,我也不知道。李木森通知我进入市革委,我立即回到嘉陵兵团,召开勤务组会议,征求大家意见,彭建华提出,孙建国是共产党员,还是他较好,我也没有意见,就把孙建国给报上去了。 后来知道,我们军工井冈山李木森任市革委副主任,邓长春任省革委常委,周应古、孙建国和长安兵团吴凤岭是市革委委员。八一兵团一个省革委委员,一个市革委常委,三个市革委委员。军工系统两派各5人进了省、市革委会,基本对等。 学习班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伙食是由五十四军负责,标准是每人每天一元,粮票按自己定量交。八人一席,早餐每人一个鸡蛋,稀饭馒头包子自便。中晚餐一席一大盆菜,大桶汤。大米饭比重庆的好吃。饭并不多,不够吃时馒头不限。吃饭都用中碗,我先吃完半碗,再去添一碗,我就不用吃馒头。如果先吃一碗,再加就没有饭了。我一贯吃饭泡汤,大桶装的汤质量好,味道也鲜。早一点去,汤里经常有玉兰片、海参。 文化活动也有安排。在首都剧场看过一次中国杂技团的表演,在体育馆看过一次室内5人足球比赛。毛主席接见过后没有几天,我们又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我的位置在4排左边。6、7排靠中间空出了一些座位,据说总理要来。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来说总理不来了才开演。那天是A角出演,所以看到了钱浩梁演的李玉和,刘长瑜演的李铁梅。 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管理还是比较严的。政治学院大门是解放军站岗,除了星期天,平时没有批准的请假条是出不了门的。但是大门左侧有一段围墙是钢条围成的栅栏,顶部很尖,还拉了铁丝网。但是和外面的人可以互相交流。不方便请假,又有需要外出时,就直接翻院墙进出。解放军只管大门,不管这里。 军工总部胡值金也来到北京,他的亲生父亲居住在北京德胜门外,我跟他一起去看过他父亲。胡值金也经常到解放军政治学院这个围墙边来。这里每天都有很多重庆各单位造反派的人在聚集。我在这里还见到了我们厂原来篮球队主力队员张世淮,他爱人蒋定日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厂,负责工会体育工作。她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名将蒋光鼐,新中国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前两人都被调离了国防工厂,到重庆灯泡厂工作。张世淮到北京就住在岳父家里,他岳父的家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后面不远的一个独立院子里。他岳父已去世近一年,家里比较清静。我和胡值金一起去他岳父家几次,利用他岳父家里的电话座机与重庆军工井冈山总部陈红宇通过几次电话。学习班结束时,我们乘坐军用专列火车回渝。五十四军领导让我们把在北京的重庆人带回去,我帮胡值金、张世淮都拿了硬座票。我有一个硬卧下铺位,我们三人轮换使用回到重庆。 在学习班期间,我们厂军管会的袁体雪、宫守业也到北京了。那时没有通讯工具,都不知道是怎么联系上的。还有吴平江及巴山兵团一个人,我们5个人一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照过相,巴山那人带的135相机照的。 我们厂党委书记李绍远也在四川班,我和他一直都比较谈得来,没有任何对立情绪。有一天我还为他剪了头发,看到他后脑有一个红色印记。当时我随身带了一个理发剪,是进驻潘家坪招待所后曾萍给我的,我一直带着,就是为了有时候可以帮助别人理发。特别是后来我在厂里面的常委学习班的时候,与十三军驻厂部队住在一起,他们那个卫生员理发水平很差,很多战士都要我帮他们理发。 学习班的纪念品就是每人发了一个毛主席像章。背面压有“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字样。 全省一派的联合声明我们不签字
大概是1968年初,我们这一派的一些组织在绵阳开了一个会,参加会议的就是四川省拥护“红十条”、保刘张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得到通知以后,委派了总部勤务组副组长邹毓林参加。会后还发表了个《联合声明》,其中有的内容是矛头有点指向重庆五十四军的,邹毓林打电话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们签不签字,我明确告诉他,我们不签字。 在北京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有一天我和空压兵团的陈德明一道,去了白斌办公室,白斌手里正拿着那个《联合声明》在看,很反感,冲着我发火说,你看嘛,你们这个东西…… 我明白他的意思,就说你好点看里面有没得军工井冈山?我是专门指示了邹毓林——他代表军工井冈山总部去参加那个会,我叫他不要签那个东西。我跟白斌说,你看清楚,现在是我在主持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工作。我这个总部是不会签那种声明的! 他看了看,确实没有我们军工井冈山总部,态度就好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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