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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10月30日第186期
本期目录
〖小人物专辑3〗
生逢乱世
蒋 蓉 我的五叔
刘庆丰 我的1976
宋晓涛 我们林场的“高知”
书海泛舟
孙 涛 《百人百姓》选读
枪声响过
死刑犯代表
反越游行
与已被枪决者通电话
殷明辉 陶锅锅（《社闲别传》选读）
晚 成 一个科研人员的“牛棚”生涯（《足迹——难忘的岁月》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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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的五叔
蒋 蓉
一、努力“脱胎换骨”的中学生
我的五叔叫蒋明远，他是我父亲最小的一个弟弟。
土改运动中，我的爷爷奶奶被定为地主成分。多年后，听当时还在老家的五叔讲，爷爷在一次斗争大会上被打至遍体鳞伤，他和奶奶双双跳井自杀未遂，身心俱损，健康状况一落千丈。爷爷殁于1953年，享年68周岁。
由于家产被悉数没收，还以罚没浮财为名强制收缴了一大笔现金，老家变得一贫如洗。那时，我五叔还在老家上小学。因无法继续正常接受教育，就被送到了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我们家。我出世时家里就有五叔，虽然他和我们朝夕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但在我心里，他一直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上图后排左起：我五叔，我母亲，我父亲，前排是我和哥哥。）
⒈ 高中一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1956年9月，我五叔考上了位于沙坪坝区的重庆一中。一中是当时重庆市最好的中学之一。和五叔一同考入一中的四位初中同学，只有五叔是地主出身，属于当时的“四类分子”子女（反右后增加“右派”，文革时就统称“黑五类”了）。也因为这个政治身份，五叔从入校开始，就一直在努力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积极争取政治进步。
（右图：同时考上重庆一中的初中同学，后排左是我五叔，前排同学军装是借的。）
一中在国共战争期间是一所革命氛围浓厚的学校，1949年4月21日，地下党组织师生参与了迎接解放、反对腐败政府的运动，听说还有一中学子在国民党的渣滓洞看守所牺牲。“四二一”后来被定为校庆日。1950年以后，许多满怀激情归国参加建设的爱国华侨子弟也在一中就读。这所学校一直保持着革命传统，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以一些英雄的名字命名先进班级，以资鼓励，比如保尔战斗班、吴运铎战斗班等等。
五叔进入高中的1956年，因赫鲁晓夫年初的秘密报告，国际共运风云跌宕起伏，但普通中学生们感觉到的，还是中苏关系亲密友好。
那时的外语课是清一色的俄语，学生们跳交谊舞，唱俄文歌，穿苏联花布缝制的布拉吉。五叔的班主任郭老师刚好是教俄语课的老师，近水楼台，他们从老师那里学习到很多俄文歌曲，如《莫斯科效外的晚上》、《卡秋莎》、《三套车》等。郭老师还把中国歌曲《红旗颂》翻译成俄文，教本班的学生唱。学生中还流行过一段时间书信结交苏联朋友，几乎人人都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中学生写信，五叔曾经和列宁格勒一名叫佳什卡的女孩有过通信交往。
苏联（包括沙俄时期）的小说也在学生中广泛传阅，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铁流》《白夜》《苦难的历程》《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沙俄时期的名著，和后来遭到猛烈批判的《静静的顿河》这类书籍，并未对中学生们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当然，由于当时的革命氛围，保尔·柯察金、卓娅、舒拉、古丽雅、马特洛索夫这些人物，成了中学生一致崇拜的英雄，学校也把“保尔战斗班”作为奖励中的最高荣誉。五叔所在的班级，一直在各种活动中积极努力争夺第一，到高二下期，学校把 “吴运铎班”（中国保尔）的名誉授予了他们班集体（上图后排右一是我五叔）。
那个年代，政治挂帅还没到达巅峰状态，虽然有很多政治性活动，但总体来说，高中学生校园生活比较丰富多彩：团队组织的郊游活动、各种科技活动和文艺美术体育活动，把课余时间排得满满的。刚入校的高中学生们没有现在那样的紧迫感，无人远虑三年以后的高考。
学期间放农忙假，也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高一上期秋季，五叔所在班去了石桥铺附近的农村，参加秋收。11月稻谷已经收割完毕，他们参加了挖红苕和播种胡豆，短短一周，并不是非常劳累。五叔入校不久就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为了改造自己争取进步，他总是争抢挑粪淋粪这种既脏又累的农活干。
也许组织上认为五叔表现不错，高一下期暑假，选送他去歌乐山参加为期一周的军事夏令营。同去的其他两名同学都是青年团员，只有五叔是政治白丁，因此，他把参加夏令营看成是组织的培养，感觉自己和组织靠近了一步，内心非常兴奋。在夏令营里，他们过的是青年人向往的军事化生活，在解放军的带领下出操、整理内务、上军事课、实弹打靶、与部队联欢等等。
⒉ 五叔的两个哥哥成了“右派”
高一下期，6月份“反右运动”就开始了。初期，中学生知道运动了，但没有什么具体感觉。夏令营结束后五叔回到在北碚的西南师院我们家里，学院的“反右斗争”已经如火如荼，揪出了“董时光、罗容梓右派反党集团”，和一大批师生右派。批斗大会、批判大字报、“反右”歌咏比赛、“反右”活报剧等等，轰轰烈烈全方位立体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暑假结束返校后，“反右”才触及到了五叔的内心。
第一个震撼是班主任郭老师不能给他们上课了。郭老师虽没打成右派，但据说有某些历史问题，受“反右”运动波及被调离教师岗位。第二个震撼是学校内，竟然有两名高中学生划成了右派！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然而，真正让五叔极度震惊，猝不及防，寝食难安的，是这场运动直接把他的两个哥哥，也就是我的二叔蒋明国和四叔蒋明义，变成了“右派分子”。
我没见过二叔蒋明国（见左图）。我父亲从不和二叔有任何联系。
关于二叔，我只听父亲说过一句话：他是个“二流子”。小时候，女孩子们都把强奸猥亵调戏妇女、打架斗殴欺凌弱小的流氓，叫做“二流子”。父亲对二叔这个介绍，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在了水面上，先是惊天巨响，后是余波难平，二叔于我，从此就成了一个在内心被主动隔离的陌生人。
听五叔说，二叔从小痴迷于川剧，常常避过爷爷的监管，悄悄跑去学唱戏。少年时代的二叔，眉清目秀，他学的是旦角，会很多剧目。
二叔不愿意读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一向推崇“惟有读书高”，严厉管教儿子们且颇有成效的爷爷，各种手段用尽，也无法把二叔赶回学校。后来对他网开一面，按他的心愿购置了全套川剧的乐器。
川剧以打击乐为主，有小鼓、击板、大鼓、大锣、小锣、马锣、大钹、小钹；吹拉乐器很少，只有川二胡、板胡、唢呐和箫，二叔几乎样样都会。他最善长的是打小鼓。小鼓师打小鼓击板指挥乐队和帮腔（“吼班”，川剧特色的幕后齐唱），协调演出，在永兴乡、中江县和简阳县的剧团里，二叔都是这个角色。
不幸的是，二叔染上了鸦片。他是怎么沾上这个邪恶之物的，如今已无人知晓。五叔说，爷爷奶奶发现后，用铁链子把他捆在家里柱子上，给他灌花椒泡的酒，强制戒烟。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的折磨，鸦片戒了，喝酒上了瘾。土改的时候，二叔因吸食鸦片、“不务正业”，被定为“二流子”，圈在乡政府所在的大院内，集中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二叔的这段经历，可能是他后来被当成右派对待的重要原因。
二叔打成右派其实是一本糊涂账。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居住于小乡场、无固定职业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任何机会散布向党进攻的言论。二叔莫名其妙地就背上了“右派”的罪名，被遣送乡下了。到后来改正的时候，找不到他打成了右派的档案，以致无法纠错平反。二叔就这样永远戴着这个不明不白的帽子，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四叔蒋明义（右图），是追求上进的青年学生，他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大鸣大放，与班里的党员姚铮嵘（女）、白日新、蒋万乾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鲜花鸣放组”。单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青年学生心灵纯净，向往光明美好，他们对党全无恶意。“鲜花鸣放组”举办了几期墙报，读过艺专的四叔美术功底厚实，他和白日新一起承担了墙报的美化工作。
四叔有才华，脾气也直率火爆。听长辈讲，以前他在我们家的时候，不止一次和我父亲发生过激烈冲突。以他的性格，碰上这么大的运动，一定是冲锋在前的人物。
在学院举办的一次演讲活动中，四叔主动做了一个埋头往前拱的卒子，他代表本班学生，给校领导提了一条既无政治含金量又无思想高度的意见。他阐述了本班各方面的优秀表现，认为学院把“吴运铎班”的称号奖励给“结构”专业，是学院领导的不公正。他把同学们私底下的不满和牢骚，集中起来一个人直抒胸臆，给院领导和党组织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鲜花鸣放组”那些在线条和色彩包装下，引人注目的鸣放墙报，“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就板上钉钉了。
四叔本是一名志向高远的优等生，1955年，他在美国一本建筑杂志中看到了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方案（这个设计方案，1957年从32个国家233件设计方案中脱颖而出）后，毫不掩饰地流露对悉尼歌剧院设计的崇拜，不止一次公开高调赞扬。到了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崇洋媚外”也成了他的右派罪名之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斗争中，他们班25名学生，有12名打成了右派，约占50%。
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的四叔，专业成绩名列前茅，美术字在学院也有相当的名气，当年学院的大幅标语大多出自他手；他的画作被选送参加全市的美展；毕业前，他还为学院所在的沙坪坝区设计了游泳池。本来，以他的成绩和能力，毕业分配到北京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到1958毕业一直处于半劳改状态，毕业后被发配到湖南省一个建筑公司，降级降薪使用。（上图后排：我的母亲、父亲，前排左起：四叔、三叔。）
⒊ 在大炼钢铁中炼“红心”
五叔的两个哥哥都成了右派，加上地主出身，五叔想在政治前途上有所“进步”已几无可能。可他没有自暴自弃，在前行的路上小心翼翼一步一个脚印，同时全身心投入火热的革命运动，更加严格地改造自己。
反右斗争结束后，五叔进入了高中时代激情燃烧的1958年。这一年，三面红旗、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了学生们生活中最响亮的口号。
一中和全国一样开始大炼钢铁，在靠汉渝路的校门附近建了一座十来米高的高炉。全校学生以班为单位，在四百米跑道周围划分地段，各自堆放收来的破旧铁具，分别往高炉运送焦煤以及炼钢所需物资。高炉炉火熊熊日夜不息，开炉的时候，兴奋的同学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观看火红的铁水流入模具，渐渐冷却，崭新的铁锭出世，欢呼声响彻云霄。
五叔所在的班，还接受了一项高度保密的任务——炼“锗”。经过严格选拔，由五六个学生组成一个专门的冶炼小组。
有一定化学知识的他们，知道锗是优良的半导体，以及锗的各种用途。由于锗是地壳中最分散的元素之一，含锗的矿石很少，所以长期以来没能规模开采。为什么委派一中炼锗？他们不知情。
学校把如此光荣的任务交给五叔所在的班级，班级又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们这个专门小组，而五叔，一个地主子弟能够被选中参与这个高密级的任务，内心对组织的感激难以言表。
五叔在这个小组中并不担任核心任务，主要负责送饭和运送炼锗的原料——烧过的煤灰。煤灰需求量很大，每天要用架子车成吨成吨地拉，运输任务极其艰巨。不知道让中学生炼“锗”，算不算异想天开？最后的结果是，直到大炼钢铁结束，这个光荣的小组也没能炼出成品来。
由于五叔的良好表现，他又争取到一项特别的任务：传送反映学校“火热年代火热生活”的“每日战报”及新闻稿件到报社。晚上十点至十一点拿到材料后，他乘坐夜班公交车到位于市中区的重庆日报社交稿。那时的公交车摇摇晃晃慢慢腾腾，往返要三个多小时，返回学校一般已是凌晨2点多。每次送完稿件，坐上车五叔就开始迷糊，回到宿舍往床上一倒，什么都不知道了。
夏天，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山城重庆酷暑难耐，大炼钢铁的热浪却是一浪紧接一浪。除了民间冶炼，正规钢铁厂——重庆二钢，也在加紧扩建，各个单位都派出了突击队。一中的援建突击队，由班级和团支部考查推荐，五叔光荣在册。突击队员着装统一：一顶小草帽，一条西装短裤，赤裸上半身和赤脚，每天早上乘卡车前往工地。
工地上人山人海，各个突击队的红旗迎风招展。置身这种热火朝天场景中的任何个体，都会被集体主义的火焰融化，心甘情愿把自己燃烧成一团小小的火苗。
突击队实施轮班制，每班有定额的任务：三人一组，一人掌钎两人抡锤打炮眼。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完成任务下来，汗水和尘土把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黑乎乎的泥猴。待到突击任务结束，学生们脱了一层皮，手上的血泡变成了硬茧子，脸上却洋溢着骄傲和自豪。
和全国一样，学校大炼钢铁开始所用的原料并非铁矿石，而是挨门挨户收集来的破铜烂铁。过了一段时间，破铜烂铁告罄，学生被派出去找矿。
五叔所在班全员前往歌乐山，住在歌乐山上一个乡间祠堂里。3至5人一个小分队，每天早出晚归，漫山遍野转悠。他们确实找到了不少大大小小蛋形的褐红色矿石，全都被汽车拉走了。歌乐山上缺水，那些日子，大家免去了洗漱，近半月后返校，所有人都蓬头垢面，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馊臭味。
这一年学业是怎么完成的，五叔的记忆一片空白，只记得一幅幅火热的大跃进画面，其他一切都无影无踪。
一晃就来到了新年除夕夜。
1958年12月31日晚8点，以班为单位自创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室外铺展开，每个人自由选择参与感兴趣的项目。那时的游乐项目都很朴实，最热闹的地方是猜谜语。学生们兴趣盎然，校园内火树银花。游园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一点半左右，人们被召集到大礼堂（学生食堂），校长在这里发表新年祝词，十二点新年钟声敲响，礼堂里欢声雷动。厨工们抬出了多种食材熬煮、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稀饭，时间已经来到了1959年凌晨，学生们喜气洋洋，饱饱吃一顿送旧的夜宵迎新的早餐。
⒋ 招兵选拔因“家庭出身”两遭淘汰
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了，转眼到了高三最后一个学期。
开学不久，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在各个班级流传：国家要在高三男生中选拔飞行员。经过校内粗筛，五叔所在班有四五个男生选送参加体检，令五叔大为意外的是，他竟然被选中了！接下来是到定点医院初检，五叔和另一位同学通过。一个礼拜后二检。二检项目中有一项高速转椅，一中通过了初检的学生纷纷败下阵来，而小时候坐车坐船晕得一塌糊涂的五叔，却顺利通过了。最后，全校仅五叔一人体检完全合格。这个结果，让五叔有些蒙圈，他开始想入非非，眼前出现的未来神圣的军旅生活……本来，五叔做白日梦也非毫无根据。我的三叔蒋明忠（见左图）那时就是空军现役军人。1950年入伍，后来以军人身份考入哈军工，毕业后又在空军军事院校任教。一路走来基本没有障碍。可是到了1950年代末期，尽管是从同一个家庭走出来的亲兄弟，五叔想要成为三叔那样一名神圣空军飞行员的理想，只能梦碎。
学校通知五叔到行政办公室填写招飞的表格。一看表格内容，他就像突然被戳了个大窟窿的皮球，一下子瘪了。地主家庭出身，两个右派哥哥……五叔当然只能如实填写。
之后，石沉大海，没有之后了。虽然五叔不可遏制地幻想着走进军营，幻想着能成为必须经过最严格筛选的空军军人，但自从填了那张招飞表格，失望就成了意料当中的事情。
俗话说，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五叔却在通往人民解放军部队这同一条路上，被重重绊倒了两次。
招飞过后没多久，学校又通知五叔去行政办公室，同去的还有同班同学李显荣，和低一个年级的同学刘表福。这次招收的是航空兵伞兵，他们还被预先告知将承担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国庆十周年在十三陵水库表演。
又一次经历极其严格的体检，三个人身体条件都合格，但最后只通知了那两个同学入伍，五叔再次被政审这个筛子漏了出去。他沮丧成了霜打的茄子。
当年和五叔一起被推荐的同班同学李显荣，成为了航空兵伞兵。
临近高考，在部队工作的三叔来信，敦促五叔报考哈军工。两次推荐参军均被政审筛掉的五叔，心里很清楚，哈军工这样的学校，对于他这个“五类分子”子女，已经成了天上的白云，可望不可及了。他只能忍痛在心里否决了三叔的提议。五叔原本也对建筑有兴趣，衡量自己的“出身”条件，如果也因政审被漏下来，成了社会闲散人员，又该怎么办？回到我们家待业，五叔一万个不愿意。（右图：高中毕业时的五叔。）
听说师范院校招生条件不是那么苛刻，权衡再三，五叔这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一说话就面红耳赤的人，最终选择了报考师范。第一志愿是北师大数学系，第二志愿是西南师院数学系。
高三的课程结束后，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月。那个年代复习主要靠自己，老师不作专门的高考辅导，也没有各种高考辅导材料。不过，学校专门为高三学生开了一次讲座，由学校的数学王牌教师（重庆当时仅有的几个中教一级教师）主讲。
就这样，五叔的高中学习生涯结束了，短暂的毕业活动和同学之间的告别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重庆一中。
二、大学时代
五叔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我们家收到的，至此五叔就正式成了一名西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师范学生一切都是免费的，三叔时不时给他一些零花钱，五叔就此正式从我们家退出，开始独立生活。
⒈ 饥荒中艰难的大学生活
刚刚入校的时候，在基层，中苏友好的温度还在延续，北碚街头和西师校园都还盛行跳交谊舞，每个周末，学生和一些青年教师都热切地沉浸在“蹦嚓嚓”的节奏中。大学第一期，每逢周末，西师网球场和体育科的室内运动室都开舞会，各系科也鼓励学生参与，还抽时间培训扫“舞”盲。个别热衷于舞会的同学，甚至穿着草鞋去跳舞。
五叔不爱好这种娱乐活动。他和要好的同学谢晋超、朱秉高三人，每周六晚饭后，要么去北碚市区溜达，要么去学院图书馆看书自修。
所有人都想不到，刚刚一只脚跨出了火一般的大跃进，另一只脚就跨进了冰一般的“三年困难”。周末的舞会，随着饥饿的到来终止了。
大学四年，五叔大部分时光在饥饿中度过，每月20几斤粮食，还要搭配豌豆、胡豆和红苕这些粗粮，缺油无肉的伙食，大学生们都吃不饱。那个年代，体力劳动还特别多，五叔大学四年，去过西山坪农场、歇马场农村和他们数学系在西南农学院的专有农场集中劳动，平时每周还有半天劳动。
虽然生活清苦，但五叔争取入团的初心不变，不论校内校外劳动，他总是争抢最重最脏的活，每个学期的劳动评级都获得甲等。
西师音乐系旁边有一个养猪场，各个系科轮流在那里劳动。轮到数学系，五叔被分配每天清洗猪圈、切猪草、煮猪食、喂猪，劳动强度很大。其他同学大部分安排去野外打猪草。早上食堂发一个馒头做中午的口粮。多数同学不能抵挡馒头的诱惑，还没走出校门就几口啃完了，也不知他们中午是怎么挨过来的。在口粮定量的情况下，就算有钱，在外面的饮食店也吃不到东西。打猪草的同学为完成定额，往往要去到十余公里之外。
这个养猪场养出的肥猪全部上交国家了，辛辛苦苦养猪的学生们一点油星都没沾上。
饥饿，让高等学府的儒雅学子，开始斤斤计较。为八人一盆饭的平均分配，大学生们脑洞大开，设计出各种尽可能公平的分配方案和器具。
由于长期吃不饱缺乏营养，很多同学得了肿病，严重的无法坚持上课。但不久，得肿病成了让人羡慕的好事，因为肿病病号伙食比普通伙食稍好，每餐餐后还会多发一块消肿糕，这个“优厚”待遇，让一些同学想方设法让自己“患”上肿病，演绎那个年代特有的让人落泪的“人间喜剧”。
五叔逃过了肿病，也不想让自己“患”肿病影响学习。比较起来，五叔在同学中是最熟悉北碚这个小城市的人。他算本地人，在这里读过小学和初中，作为我们家的成员，对这座城市的分布了如指掌。
刚到北碚时，我们家在校外的教工宿舍住了一段时间，那个地方叫“自由村”。自由村的对面，有一个糖果厂，处在僻静的背街，外地来的学生不容易找到这个地方。有段时间，五叔意外发现，糖果厂可以买到不要票证也不限量的裸体水果糖（无糖纸包装），暗暗激动的他一次买好几斤，每天吃几颗，虽不能完全解除饥饿，但可以补充一些身体需要的热量。
五叔周末还可以回我们家。那个年代谁家也没有大鱼大肉改善伙食，但那时号召开荒种地，我们家种了不少蔬菜，我记得五叔来吃过酱油蘸水煮牛皮菜。
有一次，五叔和好友谢晋超（他毕业后分配在成都七中任教，后来是省特级教师，四川省首批中学教育专家，上过央视《东方之子》），在街上买了两把萝卜缨子，来我们家炒。我们家没有炒锅，只有一只大铝锅，烧水煮菜都是它。我们家也没有食用油（粮油都在食堂里），他们把萝卜缨子炒糊了，又舍不得扔，就使劲刮锅，结果把锅底刮漏了。那些混入了不少铝屑的焦糊萝卜缨子，五叔他们没舍得扔，全部送进了饥饿的肚皮。
⒉ 毕业实习的收获
1962年9月，升入大四的五叔和他的同学们，将一起开始师范生特有的毕业实习——到中学去试教和试作。试教是授课；试作是试当班主任。
国庆后不久，班里宣布实习的学校是重庆四中（女中）和重庆五中。五叔分配在五中。五中位于南岸区黄葛垭。据说，这所中学的作息信号钟来自一艘英国军舰。信号钟挂在五中的制高点文峰塔上，敲响的时候声音洪亮，穿透力极强，整个黄葛垭都能听到。
到校后，实习生们睡觉在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吃饭在学生食堂，主食定量，蔬菜没有油荤。白天，和原任教师一起办公、听课、上课、改作业和辅导学生；晚上，在大办公室开会、备课到十一二点。那时，国家正在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有所好转，但大街上的饮食店没有粮票依然买不到吃的，实习生们在集体伙食之外得不到任何补充。为了解决实习生工作强度大，又不能充分吃饱的实际问题，学校每天晚十点左右送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煮红苕到办公室，虽然是粗粮，但对于饥肠辘辘的实习生来说，是雪中送炭。
五叔教高一的一个班。原任班主任叫李世芬，30来岁，是一个短发齐耳，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女教师，是高一两个班的代数老师（当时高中数学分为：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等）。她干练，热爱学生，教学水平很高，对五叔帮助很大，五叔后来的教学生涯，李老师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
五叔试讲《对数》一章。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面对着40多个学生充满敬仰的眼睛，五叔紧张得手都在抖。当他终于冲破心理障碍，听见自己的第一句话在教室里响起的时候，豁然开朗，此后，五叔思维敏捷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清晰，第一堂课就受到学生的欢迎，教学任务结束后，又得到了李老师和学校的好评。五叔给了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他发现，自己不但能当教师，还能当一名好教师。（左图：五叔1963年大学毕业留影。）
在试作班主任的工作中，五叔碰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她是班级年龄最小的一个女生，沉默寡言孤僻自闭，基本不与同学沟通，显得比较异类。但五叔又发现，上课时她非常专注，下课后也常常到办公室，看五叔批改作业，问一些学习上的问题，甚至愿意和老师摆谈一些学习以外的闲龙门阵。
五叔询问班主任李老师，知道了她的家庭情况：父亲是右派，父母离婚，母亲一个百货商场上班；姐夫也是右派，当小学教师的姐姐，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孩子过。这样的家庭状况让她极度自卑，不愿和同龄人交往。
五叔暗暗吃惊，这个学生和自己太相似了。出于同情，也出于实习班主任的责任，五叔找她个别谈话。五叔没有把自己放在老师的位置，高高在上空洞说教。他以一个叔叔的身份和她摆谈，坦诚相告自己的过往：出身不好，有右派亲属，但这么多年没有自暴自弃，通过不断努力考上了大学。五叔希望能够为她展现一个现实的榜样，引导她建立起对前途的信心和对生活的勇气。
多次谈话鼓励，虽然未能让她从此活泼开朗，但这位学生表现出了对实习老师最充分的信任，她用更加努力的学习来回报老师，还和五叔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在五叔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年，给予了他亲人般的温暖和帮助。
4年大学生活结束了。五叔带着老师们课堂内外言传身教的知识、授课技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品格，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踏入社会，走上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工作岗位。
三、十五年坎坷人生
1963年之后，贯彻阶级路线已在向“唯成分论”演变，有资料说，到1964年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作为一名地主家庭出身的“黑五类”子女，我的五叔有幸在1963年大学毕业了。然而，更大的不幸却接蹱而至。
⒈ 刚开始工作就被派去农村“四清”
大学期间，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是那个年代人们最深刻的记忆，尽管缺吃少穿，五叔学习依然非常刻苦努力，专业课程各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最为突出的是理论力学，100分。任教的老师还特别强调，蒋明远的试卷几无瑕疵，找不出扣分点。
以这样的拔尖成绩，五叔是完全够格留校任教的。但当年，留校的几个同学都根红苗正成绩平平，能否胜任教学不在考虑范围。
当时的社会风气还算良好，毕业分配临近，学生们也都平静，托人情、找关系、开后门的腐败还没有蔚然成风。
那时毕业分配的口号是：
⒈ 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奔向那里；
⒉ 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
⒊ 坚决服从分配，做党的驯服工具。
除了少数几个留校名额，其余大部分毕业生如何分配并未公布。系里召开的毕业分配大会上，书记作报告只讲了大原则：哪里来哪里去，同时兼顾个人志愿。
五叔离开老家之后，户口一直在我们家，属于重庆市。他的原籍中江县属于绵阳专区。像他这类毕业生究竟算哪里来的，没有明确的说法。
五叔从小跟着兄长（即我的父亲），而我父亲家长作风极甚，对五叔和对我们一样随意打骂，这让五叔产生了很强的寄人篱下感，早点离开是他从小学就有的愿望。或许因此他内心更认同原籍是自己的家，所以填志愿的时候，五叔甚至没想到自己的户口在重庆，把“哪里来哪里去”的“哪里”定位为老家绵阳专区。
待到尘埃落定，他果然分配在绵阳。
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生活了十余年的城市，五叔一行毕业生乘坐当时的水运小火轮，从北碚区沿嘉陵江而下，到市区菜园坝火车站。烈日当空，船舱内热浪滚滚，船舷外江风悠悠。五叔作为领队，无暇欣赏沿途风景。他一路繁忙：换车、托运行李、清点人数等。舟车劳顿，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抵达绵阳专区教育局，毕业生们住在招待所等待，由专区分配到县，再由县分配到学校。
等待的日子也十分煎熬。绵阳地区，包括平原边缘的山区，山区和平原相比，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教学水平、学生生源、生活条件都不在一个档次。大家心里七上八下的。
五叔被直接分配到了遂宁中学。
遂宁中学是当时绵阳地区最好两所中学中之一，人事关系直属绵阳专区，校长刘显华在这里看了五叔的档案，优先选择了这位优等生。
遂宁中学紧靠渠河，占地不到七十亩，面积较小。校舍的名称都很响亮，具有革命时代的显著特征：教学楼叫卓娅楼，办公楼叫雷锋楼，教师的宿舍楼叫红专楼，学生宿舍叫继光楼，校门口附近有两幢二层小洋房（解放前的教会学校涪江女中），一幢名智育馆，另一幢名德育馆。校舍中间是一个操场，跑道不足400米。学校规模虽不大，但在省内也算名校。
我五叔被安排任教高一两个班的立体几何，每周12节课。在教学上，他很快崭露头角，深得学生喜爱。原本不喜欢当众说话的五叔，开始感受到做教师的喜悦，开始热爱这个职业。
工作刚刚走上轨道，正在迸发的教学热情突然被切断了：学校指派他参加上宁公社“四清”工作队，为期三个月。
上宁公社离县城约七里路。因班车很少，五叔背起铺盖卷步行去公社报到。
工作队员先在公社开会学习一天，传达有关“四清”工作的中央和省的文件，弄清“四清与四不清”的界线；工作方法是依靠贫下中农，狠抓阶级斗争；目的是帮助干部“下楼”、“洗澡”、轻装上阵，让有“四不清”问题的干部通过运动转变为“四清”干部，最后要处置的，只是极少数“四不清”干部。
第二天，队员们就分别下到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工作。
五叔分配在十一大队一个叫梁家沟的生产队，住在一户贫农家。这家有叔侄三人，叔叔五十多岁了，无钱结婚依然单身；两个孩子的父母在“困难时期”双双亡故。他们住的是土坯墙草房，家徒四壁，无一件像样的用具，孩子大人衣衫褴褛，一日三餐吃的是能数清米粒的红苕稀饭和泡萝卜，一家人毫无遮挡地向五叔展现了什么叫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出生于小乡镇，成长生活于大城市的五叔，为眼前农民的赤贫感到震惊。每月，除了交给户主老梁定额的粮票，五叔还特意多交一些伙食费，给这个家庭一点绵薄的帮助，回学校取一些日常用品时，就顺便把当月定量的肉买回去，改善户主一家人的生活。
三个月，五叔风来雨往每日穿梭于乡间小道，走访贫下中农家庭，听取他们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意见，和社员们同劳动，还收集各种生产数据，回公社开会时汇报。
那些日子，他常常失眠，屋后猪圈里的几头小猪可能也因吃不饱，不是哼哼表达不满就是嗷嗷宣示饥饿。苦难是别人的苦难，煎熬的却是五叔的心。作为一个“黑五类”子女，他当然不敢细思深想，只求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如何能让这些穷人摆脱贫困，过上城里人那样相对安稳的日子？他不懂，也不可能懂。
三个月后，四清工作结束，效果怎样五叔一无所知。生产队没有任何变化，哪些干部是“四不清”干部？哪些干部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都不知道。1964年1月，参加公社总结会后，五叔带着一肚子疑问回到了学校。（上图：1963年西师、川师及南充师院分到遂宁中学的青年教师与刘显华校长合影，前排中为刘校长，右一是我五叔。）
回校后因临近期末，没有上课任务。五叔利用这个空档，准备下学期的课程。新学期开学，依然教授两个班的立体几何，一切按部就班，工作也还顺利。似乎，日子可以就这么四平八稳过下去了。
⒉ 一句话得罪领导遭到发配
1964年4月底，一个偶然的事件，成了五叔悲剧人生的导火索，成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拐点。
教师宿舍红专楼下，是总务处的办公室，办公室外的路边有一个很大的广告栏，学校用来发布各种公告通知，时不时也发一些文化讯息，如电影广告宣传画之类。这条路过往的师生员工很多，路过广告栏都会驻足观看有些什么讯息。
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广告栏前围了很多人，五叔原本不爱凑热闹，那天却是鬼使神差，路过的时候居然停下来凑了上去。教务主任徐光榕正在指挥后勤人员，把广告牌上《红楼梦》电影（戏曲片）广告画撕掉。有人询问为什么撕？徐说，学校不宜张贴这种广告，对学生影响不好。
徐布置任务后即离开。现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五叔忍不住插言道：《红楼梦》五一就要公映了，电影都看得，高中语文课本也有选段作教材，能有啥不好影响？不应该撕掉。
事后，当时在场的三个高三学生，把事件的过程和议论写成一封信，反映到遂宁县文化局，表达了他们对学校某领导拆除广告的不满。文化局把信件转回学校，要求学校妥善处理。徐光榕听说过我五叔的“高论”，结合起来一分析，就把五叔分析成了幕后主使。其后，徐某每每见到我五叔，都有意摆出视而不见的傲慢，让五叔难堪。那三个写信的学生当年高考悉数落榜，大学梦碎，锦绣前程毁于一信。
我五叔为此付出的代价，滞后一步。
期末考试后，五叔的教学效果凸显，学校通知他下期担任高二两个班的解折几何教学。整整一个暑假他哪都没去，在宿舍里把教材上的习题全都做了一遍，备了教案，比上课还累。不是五叔能力不够底气不足，而是他不容自己在工作上有半点瑕疵。
没想到开学前几天，党支部书记独远琼约他谈话。五叔不是党员，连共青团的大门争取了数年也没跨进去，他有自知之明，不敢在“政治进步”上有任何奢望。书记突然约谈，令他惶惶。
独书记并未开门见山，她作了一个小小的铺垫：“你功底厚，教学效果也不错，可以独当一面。”五叔刚想松一口气，书记的谈话就直接拐弯，亮出了本意和重点：“我们重点学校也有支援兄弟学校的责任。”
书记说得隐晦，五叔却不愚钝，听出书记的弦外之音其实是下“逐客令”。
参加工作不久的五叔，已经在教学上崭露头角，本能地不能接受这种莫名其妙的“被支援”。五叔年轻气盛，他口气硬邦邦地问：“是不是要调我走？”
独书记不疾不徐，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五叔一看，调令、户籍、粮油关系全在里面，调令上赫然写着蒋明远调往拦江中学——那是遂宁县最边远一个乡镇的乡村初级中学。明摆着的，他被发配了！
五叔愤怒、不服，可他是个知识分子，不能像某些没文化的妇女那样撒泼打滚，用“一哭二闹三上吊”来威吓，以他的孤傲秉性，更不会卑躬屈膝以自辱的方式求饶。学校方面没有给他任何了解真相和解释申辩的机会，即便给了，最后的结局还是鸡蛋碰石头。五叔只能强压着悲愤和怒火，他站起来冷冷地说：“没关系，我卷铺盖就走。”
独书记想缓和一下气氛，说：“老蒋，你不用急，过两天有一个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要传达，你可听完报告再去报到。”
“不必了。”五叔转身离开。回到寝室，才终于忍不住委屈和哀伤，痛哭了一场。
教研组的教师都感到不可思议，私底下忿忿不平，但无人站出来公开说句公道话，毕竟是件鸡蛋碰石头的事，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自保是首要的考虑。
1964年9月上旬，五叔离开了遂宁中学，乘坐一辆替代客车的货运卡车，前往偏远的拦江区。当时的公路都是砂石路面，车尾尘土飞扬，车内乘客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还被灰尘弄得蓬头垢面。历经近三个小时的折腾，才到达拦江区。
拦江区是遂宁与乐至、蓬溪三县交界之地，从前匪患严重。小场镇紧靠琼江，只有沿江一条街道。学校校舍分布在公路旁的小山上，规模很小，每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学校生活用水靠水井，照明靠煤油灯，和周边农村没有区别，恶劣的生活条件超出了五叔的想象。几年后学校扩建，买了一台发电机，但故障频发，只能勉强供晚自习使用。晚自习后，校内的校舍和校外的山野一起，陷在浓厚无边的黑暗之中。
连同五叔在内，只有三个数学教师。五叔是本科毕业刚刚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另外两位都已中年偏上，学历也只是大学专科。学校安排五叔上初二两个班的课，这样的教学任务对于他，就是高射炮打蚊子。
工作轻松工资一分不少，但五叔内心的绝望之墙却越筑越高越筑越厚。在这样一所学校待下去，未来一眼就望到头了，混口饭吃而已。曾经那样的努力学习，难道仅仅是为了如今混口饭吃？还没结婚成家，还没生儿育女……不敢想了。
每天晩饭后，苦闷的五叔，搬一把藤椅坐在教学楼与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遥望山下的公路和公路旁的小河沟，以及更远处的农田和山坡，目光茫然，没有风景可供他欣赏，目光所及没有诗，更没有值得憧憬的远方。一怀愁绪满心凌乱的五叔，常常这样空空茫茫地坐到上晚自习，才前往教室完成他当日最后的工作。同事们都认为五叔清高不合群。因一时兴起多说了几句话，事实上是被发配到这所乡村中学的蒋老师，哪里还敢轻易“合群”？哪里还敢轻易吐露心中怨苦？他只能默默地把自己包裹在孤独当中。
这一年，这所乡村中学里孤傲不群的五叔，在教学上异峰突起，呈现出鹤立鸡群的态势。他的教学能力让校长赵顺才刮目相看，校长给予了我五叔充分的信任，每次外出开会、出差，总是让他代为主持工作。校长的重用，显然越出了当时“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子女设置的上限，不少根红苗正的教师公开表示不满，为五叔后来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1966年，最先遭遇风暴袭击的是教育部门，即便在最偏远的乡村也不例外。五叔所在学校，首当其冲的自然也是“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当权派赵校长等。五叔作为普通教师，和其他教师一样被大字报围攻。运动风起云涌矛头指向变化很快，普通教师们遭受“批判的武器”打击不过是一阵怪风，飞沙走石之后，他们就像刮到墙角的一堆废弃物，被遗忘了，除了不上课，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其间，五叔和别的普通教师一起，搭上了大串联的顺风车，出去游了一圈。之后，五叔结婚生女，生活虽然动荡，却也磕磕绊绊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清贫之中也不乏草民渺小的幸福，毕竟有家了。
⒊ 又因一句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到了1970年，学校的领导班子早已瘫痪。按照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五叔所在的乡村学校，由贫宣队进驻并掌管大权。贫宣队的负责人叫韩成思，文革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临近寒假，有家在外地的老师请假提前离校，五叔依样画葫芦也去请假。
韩成思却给了五叔一个当头棒喝：不行！还没有放假。
五叔不服：某人请假你不是同意了吗？
韩回复：我说不行就不行！我现在不同意了！他眼睛乜斜，露着不可一世的傲慢。
五叔一听，倔脾气上来了，也可能对这个无知识无教养的“贫宣队”心存蔑视，他不管不顾地顶撞：你不准假我也要走。
韩成思耍痞：嘿！我不管了，我管不了，我也走！
话赶话到了这个份上，五叔负气：你走啊！你就说是我赶你走的！
五叔头也没回走出了贫宣队办公室，离开了学校，带着一个不好的预感，一个挥之不去的浓厚心理阴影，去达县五婶那里探亲了。
一语成谶。后来，这句话果然成了地主子女驱逐贫宣队的现行反革命铁证。五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也差点亡。
那时，学校并未恢复正常，教师不上课，在学校只是参加各种政治学习。五叔回校后，一直未见韩成思的身影。某个晚上，全区召开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居民大会，区委书记肖仕良讲话，矛头直指五叔：有些人不服从贫宣队领导，这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反改造。
虽未点名，却把请假事件定了性。如五雷轰顶，五叔怔住了，想起几年前曾因言获罪被发配，内心只剩下惶恐。
其实，私下对贫宣队有看法的教师不少，他们也议论纷纷：蒋老师不过说了一句话而已，哪个用武力威胁他了？赶他走了？上级革委会派来的，哪个敢赶哦！明摆着就是贫宣队要整人的计谋嘛。
这些议论让五叔感到慰藉，公道毕竟还在人心。可是，无权无势的普通老师也就只能私下发几句议论，不能为五叔摆脱困境提供任何帮助。
同宿舍的青年物理教师宋星藻，悄悄对五叔说：蒋老师，你还是要想办法弥补。
五叔，一个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一个被发配的黑五类子女，能有什么办法？思来想去，五叔唯一的办法是放下自尊放低身段，去请韩某回来。
韩某所属生产队在靠近乐至县的高山上，步行了20多里盘山小道，五叔见到韩，自泼脏水向他认错，违心奉承恳请他回校领导抓革命促生产。
韩哼哼哈哈打官腔，说知道了，并不表态。五叔无功而返。
一周过去了，不见韩某返校。五叔只得再次以负荆请罪的姿态，二度前去请他，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以求减轻罪名。韩非官场老手，但整治五叔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无师自通。他依然不表态，只说我有安排。五叔就陷入了尴尬境地，再次无奈而返。
几天后韩回校了。韩回校本是必然，他必须要坐稳贫宣队的位置，日后才能跃出农门（贫宣队退出舞台后，韩被安排在拦江屠宰场当临时工）。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要侮辱和威逼敢于顶撞他的五叔。此外，他还和本校革委会早有谋划，要把当年受“走资派”重用的教学尖子蒋明远打成反革命，可能的话，开除他的公职。
时值“一打三反”运动正在全面铺开。县城举办的全县小学教师“一打三反”学习班传来消息，拦江小学一位女教师跳井自杀，定性为“畏罪自杀”。各种自杀身亡、自杀未遂、自残及逼疯的消息纷纷扬扬，令人胆寒，谁都害怕某一天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砸到了自己头上。
学校里很多会议已经不让五叔参加。大约4月或5月，全县举办中等以上各类学校“一打三反”学习班，以学校为单位安排住宿，自带行装，地点在四川省农机校。拦江中学男女教师各住一间教室，学习和小型批斗会也在里面举行。
当地驻军一个连职干部郑修龙任学习班的总领导。在开班仪式上，郑修龙开宗明义：“阶级敌人忘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隐藏在革命队伍内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遂宁中学教师何念强（西师数学系62级的高材生，出身于根红苗正的工人家庭），长期认真学习领袖著作，在领袖的书籍空白处写了很多心得和批注，不知哪里出了错，被抓出来定为修正主义分子，作为全县的反动典型捆绑在卡车上，由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游街示众，还多次陪杀场。这个榜样令所有学习班成员心惊肉跳。
军代表郑修龙的号令发出后，各个学校纷纷响应，拦江中学揭发五叔的大字报和侮辱人格的漫画多了起来。最初个把月是把他监控起来，不让外出，不能写信，不准见外人，命令他写交代，在小范围内反复交代罪行接受批判。
一个普通的教师，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人人避之不及。各种揭发批判纷纷涌出，他的罪行已经罄竹难书。
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出身反动，胆敢和伟大领袖唱反调，反对贫下中农领导教育革命，公然驱赶贫宣队出校门。
还有一连串莫须有的离奇罪名：
一、学校因文革不上课了，几个教师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五叔不打牌，在一旁听别人的收音机。调台的时候，无意间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五叔当然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赶紧关掉了收音机。批斗时，被定性为“收听敌台”；
二、五叔之前为写信购买过纯白信封，在批斗中被指不买印有毛主席语录的信封是对毛主席语录恨之入骨；
三、停课前，五叔曾是初67级一个班的班主任。该班学生演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五叔担任指挥“打拍子”。他对学生交代，轮唱的时候“我左手打了‘毛主席的战士’这句，左边唱；右手打了，右边唱……”被批斗时就编造成：他左手打毛主席，右手还打毛主席，这还了得？竟敢打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
条条都是死罪！五叔成了罪不可赦的现行反革命！不能分辩，只能认罪。
可是，在学校范围内，五叔无论怎么交代也过不了关。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帽子一层层压下来。韩贫宣伙同学校几个革委会头目，用尽洪荒之力，坚持要把五叔推到片区或更大范围的2000人学习班去批斗。材料报上去了，迟迟不见批复，缘由未知。
8月学习班结束了，我五叔没能被搞成全县批斗典型。韩某等不肯善罢甘休，把他押回拦江继续批斗。因为被监控隔离，几个月没有家人的消息，回校后五叔给五婶写信，但石沉大海。他已预感，自己到了家破的边缘。
9月，复课闹革命师生返校。开学后的第一场批斗会由韩成思等策划实施。韩一声号令：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揪出来！几个刚刚返校的学生就把他们的蒋老师架到主席台前，按下头挂上黑牌子，有人对着五叔踢了两脚，让他站在一张长条凳上。
眼前，熟悉的师生黑压压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自尊心极强的五叔无地自容。
韩成思声嘶力竭：“反革命分子蒋明远坦白交待！”
有学生从后面上来狠狠踢了几脚，五叔一下从条凳跌落下来，几个学生拥上来一顿推搡，他晃晃悠悠重新站上长条凳。韩宣布批斗开始。“革命师生”鱼贯上台揭发批判。五叔的脑子一片空白，他的耳朵嗡嗡乱响，那些义愤填膺的批判言辞，那些直冲云霄的口号，一句也没听见。两个小时的批斗如同两个世纪一样漫长……最后一句“滚下去”，他总算听见了，还没来得及下来，就被学生架着拖了出去。
教职工批斗，全校师生批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大字报、漫画、大标语在校内遮天蔽日，拦江街上，区委对面小学教师宿舍的墙上，批斗专拦连续办了3期，反复陈列五叔的反革命罪状。公判大会上、判决之后的游街示众、枪毙罪犯的行刑场上，五叔都会被挂着黑牌子、抓住头发按头扭臂，陪斗陪杀。韩某等人，极尽报复整人之能事。
拦江镇十天赶场3次，因三县交界人货流量大，赶场天异常热闹。五叔常常被押着在街上游斗，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蒋明远”的牌子，有学生敲锣开路，小孩们跟在后面欢呼雀跃，四邻八乡的乡民指指戳戳如同看猴戏。到了选定的位置，迫他站在长条凳上坦白交待。此时的五叔已经颜面扫地，自污成了家常便饭，他麻木地举着喇叭，大声背诵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罪行，一遍又一遍……
听众多是乡民，他们好奇，对五叔批判自己的内容似懂非懂，有的还点头称赞：这个老师讲得好嘞！
除了批斗、游街和写交待，更多的是体力上的惩罚。学校维修校舍，五叔被派去打杂，搬运灰浆一类最脏最重的活，都是他干。到了饭点，从头到脚全是灰浆的他，怕自己太脏给其他吃饭的老师带来心理上的不适，就等老师们吃完了才去食堂。厨房里的邓师傅，总是悄悄给他多打一点饭菜，倔强的五叔，热泪盈眶。
⒋ 终于告别无法告别的昨天
伟大领袖“五七指示”发表后，拦江中学在离校12里外开荒建了农场。农场有地近百亩，还建了猪舍，建了宿舍和食堂，一次可供两个班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劳动。
农场用的肥料来自学校的厕所，学校规定，参加劳动的师生一天挑一趟（约六十斤左右），就算完成任务。五叔作为劳动改造对象，一天至少要挑两趟，粪桶是最大的，一挑百斤上下。五叔只穿一条短裤，一双破解放鞋，光着膀子挑大粪，晒掉几层皮，全身黝黑，以前那个文静清高的白面书生，脱胎换骨了。他顽强地扛着，没有屈服。
1971年2月放寒假，教师们纷纷离校回家与亲人团聚过春节了，五叔不能离校，又让他顶替教师食堂的师傅，给留校的员工做饭，包括一直积极组织鼓动批斗他的“革命派”唐振义全家。五叔咬着牙边学边干，当了一个月的厨子。做完别人家的团年饭，五叔回到宿舍，空荡荡的屋内只晃着他自己的影子，冷冰冰的床上只躺着他孤独的身躯，日思夜念的家人杳无音信，眼泪这才如同开闸的洪水……无边的黑夜，无声的痛哭……
到了3月某一天，召开了一个宽严大会，五叔被叫上戏台，宣布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不戴帽子，降一级工资，监督改造。此后，批斗停止了，他被送去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五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各种农活，还要养猪养鸡养鸭，体力支出超强，但再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批斗，清静了。
家人依然音信全无，这是劳改中的五叔最大的痛。五一节刚过，五叔正在河边担水浇菜地，一个来农场的老师叫“蒋明远来拿信”。
五叔拿到手的，却不是他一年来盼星星盼月亮的家书，而是遂宁县人民法院寄来的传票——五婶的离婚起诉。
山崩地裂、世界末日都不能譬喻五叔那时的绝望。
五叔拿着传票去法院与妻子见面，五婶说：你现在是暗管（管制人员），孩子就是反革命子女，这会影响她一生，希望你为孩子作想，我们离了为好。
五叔无话可说。分明是被人陷害，他自己清楚，可五婶知不知道、相不相信他是被陷害的？即便知道，又能怎样？莫非让孩子背个反革命子女的黑锅，过自己这种任人践踏的生活？
家，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撑，坍塌了。
从法院出来回到学校，再强撑着回农场，平时挑百斤大粪不用40分钟，那天一步一步挪了两个多小时。倒在床上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一无所有的五叔，垮了。
农场原有一个长年留守的校工张玉兴，见五叔两天没动静，过来看他。五叔称自己病了。
到第三天晚上，黑暗中，昏昏沉沉的五叔像一片秋风中零落的树叶，无声无息飘到平时洗脚的河边，他的脑子被“解脱”的想法塞得没有一丝缝隙，万籁俱寂之中，恍惚的他听见了“扑通”的声响，犹如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在了水面上。
五叔不会游泳，当即下沉，呛了几口凉水，他突然清醒：这样走了，那是“畏罪自杀”！离婚是为了不让孩子背黑锅，这一死，反倒会给她加一个黑锅。活着自己难，死了让孩子难！熬吧！或许熬过去，还能看到春暖花开；“畏罪自杀”，就再也不会有冰消雪融的日子了！
幸好河边水不深，五叔清醒后胡乱扒了几下，脚踩到了底，手摸到了岸。他爬上来，湿漉漉地回到宿舍。张玉兴在菜园子里看见他，一脸疑惑。五叔解释说去洗澡了。张回应，你要保重，看远点。
冬天，拦江初级中学准备试行戴帽高中，春季招生100名，两个班，学制两年。可是高中的数学却没有任课教师。文革几年也新调入了不少教师，但所有教师无人教过高中。这时，学校领导想起了已经卑微到尘埃的五叔，他原来在遂中教高中，效果还很好。一纸通知到了农场。韩成思还在学校，但此时他已不能一手遮天。张校长找五叔谈话，希望他出来任课，一边上课一边改造。（上图：1970年代中期，饱经磨难的五叔〔前排右1〕来我家后合影。）
五叔说，我是“反革命”，合适吗？
张回复，你先上课吧，新学生不知道的。
就这样，五叔接手了高中一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文革前高中三年制，数学的代数、几何（立几、解几）三角等，分别由不同的教师任教，此时，两年制的教材还没出来，五叔不能光上课，他还得改编教材。数学老师中没有人敢任课，需要编教材恐怕是主要的原因。
这一届学生的学习条件很差，没有电，晚自习点煤油灯；教材由五叔编写，学生刻蜡纸油印。学生们都很刻苦，他们知道了蒋老师的底细，但他们依然尊重这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老师，喜欢上他的课，和苦难中的五叔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还保持了长久的联系。
1977年即将恢复高考，拦江中学的高三学子也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曙光。
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五叔主动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文革前历年高考数学试题整理出来，并给出详尽的解答及解题方法，用墙报张贴，向学生传播，同时油印成册先后发给77届至79届的所有毕业生；
二是每周星期日上午，在教学楼与办公室之间的小广场上，针对毕业生开讲座，按专题讲授至少两小时。
100多名毕业班学生把小广场坐得满满的。五叔没有收一分钱，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更多的学生通过高考，走出去。
五叔在拦江中学任教的最后一个毕业班，当年高考，全县数学成绩第一名和第三名，均是该班学生；高考平均成绩和升学率也在全县名列前茅。一个乡镇戴帽中学出了这样近乎逆天的成绩，在遂宁教育史上堪称奇迹。
我的五叔，从1964年9月发配到拦江，至1979年9月调回遂宁城区，整整十五年。（上图：五叔1994年最终获得了中学特级教师证书。）
十五年，在几乎相当于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漫长岁月里，因言获罪，批斗劳改，妻离子散，泣血饮泪……他活下来了。脚底还是那片大地，头顶还是那个苍穹，挥一挥手，告别无法告别的昨天，五叔人到中年，终于迎来了曾经期盼却不敢期待的新生活。
2021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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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的1976
刘庆丰
知青处境让人绝望
1976年，我下乡已近五年，整个精神面貌处于极度的压抑和绝望状态，心理已基本濒于崩溃。
1965年秋，母亲从重庆师专附中（现八中）被调到长寿县师范学校。原因是在文革前夕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局势下，校方要求母亲同已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强留在长寿湖渔场改造的父亲“划清界线”——离婚。母亲拒绝离婚后，被校方“清场”，调往长寿县。
1970年春，长寿师范学校撤销，教师就地下放。托学校“当权派”的照顾，母亲被分到了条件算得上最好的渡舟公社中学，我们三兄妹随母亲一起搬家，全部在该校的同一级读书。
我是1972年春下乡插队的。按“家里留一个”的知青政策，弟弟留家，我和妹妹下乡，下乡的方式有些另类，就是从渡舟公社中学下到本公社最偏远的山地——菩提山半山腰的丰收大队。当然享受的还是正规知青待遇，第一年有国家安置款和商供粮，从第二年起就跟农民完全一样，凭工分分口粮，如果工分不足口粮款就还要倒拿钱给生产队，称作“补款”。
林彪事件以后社会秩序有所恢复。1973年秋，因为正在恢复中的教育系统迫切需要我母亲这样顶级水平的骨干师资，母亲又被调到长寿县的“最高学府”长寿中学任教。这是数年内我家的第三次举家搬迁。
1974年底，父亲所属的重庆市文化局系统突然把在长寿湖渔场托管了十多年的“摘帽右派”全部收回市内原单位。自此，我们在重庆市内和长寿县城才各有了一个家。
家庭的情况在渐趋好转，但我们在乡下的处境却越来越让人绝望了。自1972年的招工冻结后，知青们就基本断绝了被大规模调回的指望。有些厂矿企业有了招工指标，发到各县都会被搭配一大堆各种关系户，最后招回的单位子女占不到一半，多数名额都被各级干部瓜分一空。（上图：1972年春节全家合影，后排中为作者。）
除了权势之外，更要命的还是政审。与我同房间的另一知青曹三是比我们下乡早好几年的“老三届”，其父是县城照相馆的著名摄影师“曹大炮”，好像是右派还是别的什么历史问题，导致曹三填表多次全部被退回，甚至连极为有限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也均被别人抢走，成为他们那批知青中唯一未能回城者。见到他的处境再想想自己和他相同的身份，对前程只能是不寒而栗。
1973年的大中专招生曾让人短暂地燃了一下希望。招生的模式是“本人申请，群众推荐，考试选拔，领导批准”。要说考试我当然是信心满满（8年后我以全省新闻出版系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四川大学新闻专业干部班），并顺利通过了“群众推荐”——通过的不只是我一人，在我的鼓动下整个大队的知青全都报了名，而且全部通过了推荐。然而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准备考试时，“白卷”张铁生事件发生了。整个招生模式发生了突变，后来根本就没继续下去。
唯一的指望，好像就只有“退休顶替”了。前几年曾实行过一段，使不少知青得以回城，但很快就又停了。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指望根本就说不清。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办“病残”。我刚刚下乡之时就因贫血病休整了好几个月，现在要办病残是有可能的。但是按普遍的说法，办病残的话下乡这几年就白下了。因为病残后就只能进街道小厂，国企招工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其他方面都绝望的情况下我还是递交了病退报告，然后回到父亲的单位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等待下文。
就这样，进入了1976年。
悼周与批邓
元旦后没几天的清晨，响起了哀乐——这哀乐以前没听到过，武斗中各派召开“烈士追悼会”都是播放毛主席诗词歌曲《蝶恋花》，哀乐在全国普及自此而始。起床后父亲的第一句话是语气沉重的“周总理逝世了”。他以前是《新华日报》的，对总理感情很深。
出门见到所有的人，基本都是低沉地打招呼“总理去世了”。我到街上去走了一下，看到很多女孩子的发辫上，都换成了白色的头绳发结。更多的人戴上了黑袖纱。我回到出版社院内见到正在发袖纱，就去拿了一个来戴上，同时戴的还有纸做的白花——出版社这单位别的没有纸张倒多的是。
当天晚上出版社把14寸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从会议室搬到室外播放，整个院内水泄不通，还有大量外单位人员也挤进来看。那个时候有电视机的单位不多，自总理去世起才兴起了“电视热”，慢慢普及开来。
屏幕上是总理静静地躺在灵台上，悼念人群哭泣着围绕灵台走过。院内电视机前人越来越多，秩序已有些失控，播放者不得不高喊“大家守秩序不要再乱挤啊，大家的心情都差不多的！”同时几个家属小伙子开始自发纠察维持秩序，对实在不听招呼的就几个人围上去把他们拖到远离人群处一阵暴揍。在打斗中一个姓苟的小伙屁股上还被捅了一刀。据他说当时还以为是被人踢了一脚，赶走那几人后才发现血喷不止。
但电视上总理的悼念内容并不太多，更多的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民间毫不关心后者，始终沉浸在缅怀的哀痛之中，相当多的人直到春节都一直戴着黑袖纱，有的还说要“一直戴到清明”。大家担心的是“温和派”总理去了，全社会很可能会越来越左。有人说“幸亏总理有远见，启用了邓小平”，但又传闻“右倾翻案”就是针对邓的……
春节刚过，我还是回到了乡下。刚在县城码头下船，就听见广播“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就是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了。就在广播的当天，市文化宫顶上的小平题字再一次被砸毁（上次是在文革初期），《重庆日报》的报头也将文革初期被取消、1975年4月1日才恢复的邓小平题字再次取消，换成了印刷体。
与此同时，传闻市内不断出现抗议声音。解放碑街头有了醒目的大字报“总理骨灰未冷”，下面是一连串的省略号和问号。还传说有个叫白智清的写了不少“反宣”张贴，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了。
我们在农村也迎来了驻村工作队。他们进驻之初还书生气十足，居然讲述起苏维埃革命之初的一些理论和路线策略。在这方面只有我可以同他们探讨，什么社会革命党、新经济政策之类。谈着谈着我居然莫名其妙地受到了他们的重视。
这时的一个冲击是下乡八年的老知青曹三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突然被招工，进了国营大厂。连他都有了这种过硬的关系，而毫无这些路径的我，难道真会被深陷农村无法自拔？唯一的指盼是官方能够开恩启动“退休顶替”制。前段批判《水浒》时我只记住了一句，“望天王降旨，早招安，心方足”，时时在心中默念。
我们生产队的“小农经济自发思想”历来顽固，时不时就想搞点务实的举措。开春不久生产队就决定要搞类似“包产到户”式的动作。这对我们知青是致命的。谁有心思、有能力真的靠做农活来养活自己？但是在生产队我们说话是没有任何分量的，若换以往大概也就默默地接受了，完不成大不了拿钱“补款”。但这次不同了，我们有了工作组作靠山。
我和妹妹把生产队的包产计划汇报给了工作组。此方案立即被制止被批判。多年以后，每当提到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提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红手印生死契约”，我都感到好笑。他们包产成功的唯一原因，是发生在比我们晚几年的1978年底，此时的知青基本都已逃亡殆尽。要知道任何外来知青都是绝对不会在包产契约上按手印的，而且肯定会汇报上去，并用“社会主义路线”的政治制高点来进行批判。这倒不是知青的“思想觉悟”真的有多高，而是一旦包产到户就把自己给套死了。青春勃发的男女知青们连结婚、甚至恋爱都不敢在农村进行，又怎么可能会对包产劳动感兴趣？
生产队又恢复到了集体劳动的懒散方式。时值清明，深夜我在收音机中突然听到莫斯科电台的一段广播，“最近几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官方的抗议……”噪音干扰很大，时断时续。我拨来调去，从各种只言片断中得到一个结论，北京出事了，而且是大事。一夜激动，夜不能寐。如果我在首都的话，肯定是会在现场的。
次日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现实。生产队要求每人完成上交多少多少肥料的任务。我的天！农民们都是“私设厕所”有料可供，我到哪里去找这肥料去？后来决定干脆每晚收工后步行一小时，回县城的母亲校园去掏粪。这里的屎尿要多少就有多少。
听说我要夜回县城，一女知青找到我要求同行。她要回长寿化工厂的家，不敢独自走夜路。这是我第一次和女生“月下漫步”，画面却毫不浪漫，肩上还担了一挑粪桶！她和我平时基本没什么交道，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但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对她讲了正在发生的北京事件。至于她的思想观点、会不会去告密什么的都已顾不得了。
到家后听收音机正在广播《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才放下心来。官宣了我这就不算造谣传谣了。过了一会儿，在街道工厂下夜班的弟弟回来，说他们厂里已安排人上街刷大标语去了。一夜之间所有街道全部贴满了愤怒声讨广场反革命以及保卫什么什么的大幅标语。
农村的工作组也行动起来，组织了一系列政治活动。这些跟文化沾边的活动很多时候他们都要依靠知青，具体来说就是依靠我，让我到大队会议上发言批邓，绘制张贴墙报搞宣传等等。记得有幅墙报我画的题图是工农兵以笔作枪刺向邓小平。贫下中农们看了说：“这邓小平怎么像在笑？”——我这是从文革小报中临摩的“刘邓丑态图”，原作的邓就是在狞笑。
我还在一次开大会时坐在下面挥笔写就一首抒情长诗《献给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但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交上去，感觉实在太昧心了些，我要在北京的话他们镇压的就是我。
当时的高光时刻是全公社的批邓文艺汇演。各大队的节目千篇一律，基本全是无伴奏齐唱。唯一配有乐器的就是我们丰收大队。工作队找来了一架手风琴，我拉琴伴奏，妹妹作指挥，演唱《两个决议威力大》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是全演出中少有的获得热烈掌声的节目。
毛泽东逝世前后见闻
相比过去数年漫长枯燥的反复劳作，这几个月算得上是稍有点意思的了。当然偶有文娱及被工作组使用，跟前程出路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能寄希望的仍是“天王降旨早招安”。但此时外电纷纷传谣说毛的健康持续恶化，公开放映的新闻纪录片《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中可见这一代枭雄已处于口涎不断的半痴呆状。且传中央又作出了毛“以后不再接见外宾”的决定。此时我的心态十分复杂，既盼望能立即发生些改变，又深知一旦毛去世，那当前的各项政策肯定会被立即冻结至少若干年，否则绝对会被指为“尸骨未寒”什么什么的。
清明节事件后，“周总理”这三个字就成了不能提的敏感词。凡跟总理相关的传闻一律被斥为“政治谣言”。事实上也的确有大量民众假托总理的名义，发出一些对当前作法不满的声音。
7月上旬，贫穷到极点的生产队又奉命拨出一点可怜的经费，让我购买纸墨再出期墙报，内容是两报一刊“七一”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发给我的除了报纸社论，还有一本九大党章。我一翻就被震撼住了：九大的政治局常委，毛林陈周康，现在只剩毛一人了！
尽管得到了工作队的器重，但我并没有为他们争气。在盛夏的大忙时节我再一次擅离知青职守，跑回了市内。
此时的社会政治气氛已紧张压抑到了极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绝对的主旋律。即使是每晚的电视文娱节目，也都是我们所称的“非常优美动听的批邓歌曲”。由于我懂电子技术，所以大院的电视机播放时我经常都要在场帮他们作各种调节，后来很多时候他们干脆就把这电视机交给我来控制管理。此时的观众虽不如总理逝世时多，但每晚仍有好几十人，来欣赏“优美的批邓歌曲”。
此时我家中住了个有老红军资历的“革命老大姐”，很多父母的老友也往来频繁。从他们的谈吐中我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妲己”。开始不知所云，后来才知道是在借古人骂江青。有天母亲陪同老大姐去红岩村参观，到有一处母亲说“记得这里原来有幅周总理照片的，怎么取了”。不料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围了上来，“你这是听政治谣言说的！”
（上图：1976年8月作者给几个出版社女知青在大院门口拍的照片。前左二为作者的妹妹。）
在严峻的压力之下，抗议事件仍没有完全停止。星期天上午我在七星岗街上，见到好几个电杆下都站有神色严肃的“工人民兵”，而电线杆上全都覆盖着大张白纸。一声令下，他们动作统一地掀开白纸一角，用湿抹布迅速擦去下面书写的粉笔字——当时所称的“反动标语”。我不禁对书写者充满敬意、佩服和担忧，他这是自杀式的抗议呀！
盛夏，河北唐山及四川松潘相继发生强烈地震，官称“损失极其严重”。我当即对人说，“这‘极其’二字，以前只在总理逝世时用过！”当晚，电视机前又坐满了人。然而镜头中只有“广大工农兵”表决心、发誓言什么的，画面中甚至连倒塌的房屋都未出现过一次，看上去一点不严重。不过民间传闻就是各地都要大地震了，夜间市体育馆和街头院坝等全都睡满了人。当然这也并不稀奇，在没有空调的年代重庆人过夏经常都是这样睡的，只不过此时更多的场所开放供人睡觉了而已。
9月8日刚过了中秋节，9日中午突然宣布下午三点（还是四点？）将有重要广播。对此我们心中立即出现了预感。此时的大事，只能是……
所有人都围坐在收音机旁。随着“嘟嘟嘟嘟吧”的报时呼号响过，出现的是极其低沉、缓慢的广播员男声，“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我侧头一看，很多人都呼了一口气。该来的终于来了。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将这四单位缩写为ABCD），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ABCD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ABCD，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
低沉的男声广播结束，才响起低婉的哀乐。然后又反复播放这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及治丧委员会名单。由于每一次这ABCD四单位的名称都会重复三遍，所以人们印象中除了哀乐，基本就只有这反复出现的ABCD。
——顺便说一下，以上的细节我记忆非常清晰，就连当时身旁各人的表情都记忆犹新。凭记忆写完初稿后有朋友给我提供了当年的报纸原文，对照之下除了全国人大记不清了，其他各项记述居然同原文一字不差。而现在的很多回忆文章提到毛泽东逝世时都声称是先听到了哀乐，再是广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对此，我只能对这样的记忆力表示遗憾，要么就是来晚了没听到广播员的报时及ABCD。
当时的哀乐还出了个乌龙。第三遍还是第四遍哀乐播放结束时，接下来的居然是“周恩来同志治丧……”然后立即卡停。估计是电台用了上次的哀乐带，而操作人员未能及时按停。我们都说这操作员肯定要倒大霉了，“特别是和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
当晚，出版社大院的电视机前重又坐满了人。当然现在的电视机就不能再由我这“闲杂人员”来管了，各项活动全由组织上亲自安排。
第二天，《参考消息》没有发送，再下一天收到的《参考》期号跟前一天并不接续，说明前一天的《参考消息》还是出了报的，但被紧急停止发行了。
全国的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了下来，举国痛悼。国悼日，各单位选拔一部分人员去参加市体育馆的万人悼念大会，我们则参加出版社的电视悼念会。后来参加了市追悼会的代表回来说，“我给毛主席鞠了9次躬！最开始王洪文喊给毛主席三鞠躬，我就连鞠三下，鞠完了他才说‘一鞠躬’……电视播完了鲁大东（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又喊‘三鞠躬’……”
国庆后我返回了乡下。有天半夜突然有重要广播，仍是ABCD的两项通报。一、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二、成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委员会。当时我们都只以为是例行的治丧事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宣示政权更迭成功、新的领导人已经产生。由于有线广播是在深夜闹响，县城的不少市民还以为是天已亮了，纷纷起床做早饭。
千辛万苦的知青回城
若干天后的一个周末我回到母亲学校，进门母亲就欣喜地说，“有大事了！抓了四个人，到处都传开了!抓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我倾刻狂喜，这四人就是大家最恨最极左的几个（其实恨的只有三个，江张姚；而王洪文大家都没把他看在眼里），没有想到时局翻盘会这么快、这么彻底。看来我们的党还是有希望的！但随即又忧心忡忡，“那对方岂不正好说，这就是‘右派政变上台’？”
第二天，电台正式广播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听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熟悉的名字，真感觉仿佛是他们在台上出席什么活动一样。这个名单是按职位而非实际作用排列的，王洪文“荣幸”地排在了首位。
政局发生了突变，而且也没了“尸骨未寒”的顾虑，所有人都在期盼着下一步。很快，非正式的传达下来了，除了官样文章之外，最重要的有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提，等等。虽有换汤不换药之嫌，但总算开始了一步步微调纠偏。幸运的是有了“四人帮”这个靶子，所有要更正的事情都可算作是他们干的，从而取得了合法与合理地位。
我们最关心的则是没有了极左压力，“国民经济大发展”也提上议程了，是不是就该“天王降旨”放些知青回城了？
压根没想到的消息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过来的。父亲来信说由于要“出版毛选五卷”，出版社获得了一批招工指标。除去“搭配”给劳动局的一半名额用于招收街道社青，出版社还可以在家属子女中招收十来个知青回来。按照下乡时间和年龄、性别（同等条件女生优先）排序的结果，我有幸进入名单，而妹妹则未能入选。整个出版社现在连生产都停下来了，全都投入了“招工”活动。因为这是“普招”名额，发到县里并不保证能落到自己子女头上，所以必须要各显神通，自己下去打通各种关节。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繁琐的事项。父亲和出版社的人先后来了两批，阻力很大。公社干部最多的说辞有二：一、“你们再拿个指标来，这一个就可以招你们指定的子女”；二、说我出勤率不足，“表现不好”，不能推荐。
千辛万苦花了约一个月时间，到底还是打通了重重环节，我终于拿到了招工登记表。去办手续时，生产队的负责人居然给我写下了“积极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鉴定好评，让我哭笑不得。
与此同时，终于“天王降旨”开通了“退休顶替”的渠道。刚满55岁的母亲立即办退，把妹妹顶替到长寿中学工作。我们前脚才把行李从知青屋搬走，周围的农民立即就一哄而上，把堆砌的柴草和所有弃用物品一抢而空。
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人在听到我说是“到出版社”时，都抱有同情地问：“出板社…… 是个合作单位吧？”他们全都以为我是去一个锯木料出木板的街道合作社。当时的社会基本就没有新闻出版的概念。
就这样，在1976年的最后几天，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报了到。我，和我们国家，我们的全国人民，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2021.4.28.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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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们林场的“高知”
宋晓涛
1964年初中毕业上山下乡，我们被称作“知识青年”，这称谓显然蕴含着对知识的褒扬，证明我们这些人“喝过一点墨水”。后来在与农民的交往中，时常听到对我们“有字墨”的夸奖，除了让我知晓“字”与“墨”在农村就是“知识”的同义语外，还多少让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小知们”有一点飘然感。若干年后我才得知区区初中学历仅算得上“半文盲”，有大学阅历的才配称“知识分子”，让我对当年的“飘然”汗颜。而此前我们一直被告知是需要“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我们没有“小资产”，但我还一直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呢。
我们林场42个城市知青中，初中及以下文化39人，这批人至多算个“识字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除此之外，林场另有3位“高知”——曾丽珊，1963年高中毕业；刘安钿、杨绍林，分别于1962、1963年离开大学门（因各自的原因大学肄业）。
“高知”，即“高中生”与“高校学生”，在我们那个群体中要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那年头，能进高中、大学实属不易。
这里记录的，是我们林场这3位“高知”的片断命运轨迹，因我从未刻意细致地打听过他们的身世和经历，只能用我与他们的零星交往和见闻来勾勒他们的形象，描摹他们的历史。
“小女孩”曾丽珊
曾丽珊尔后自杀了。在我印象中，送命的这次自杀是第三次。也许总数不止三次，谁知道呢？
我认识曾丽珊是在1964年9月6日。
那一年秋天，我们从重庆上山下乡分配到达县地区大竹县张家公社林场。这天，我们一批知青，从石子区公所往60里以外的马家山林场进发，当时，几十个男孩女孩彼此都还不认识。
我们每个人的行李大致3件：衣箱、提篮和被盖卷。要奔波几十里，这几件行李对于我们这批大致16岁左右的少男少女，无疑是沉重的。公社统一安排了数十个农民替我们挑行李，知青们或空手或只拿一件，轻松了许多，就不住地感激这些农民。后来察觉这些农民被干部厉声呵斥而不敢言声，一打听方知，除了7人是将与我们同场的老场员（带领知青劳动的本地农民）外，其余都是各大队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说实话，当得知与我们同行的是坏人（有1962年“鸦角山叛乱”的反革命）时，我顿生戒备之心，多少有些提心吊胆。
一路劳顿，有苦有乐。抵达马家山脚下，平缓的田间石板小路陡然消失，一堵陡峭的石壁立于眼前。抬头看，山上草木青翠，眼前这5丈石壁显然是被山水冲光了泥土植被而裸露出来的，人们只能借助几个被人脚磨出的小石坑往上爬。
我们男孩子猴似地向上攀援，情绪亢奋，并以开怀的笑声砸向那几个爬上又滑下的胖女孩，同时开玩笑迅速为她们编就了“一号猪”、“二号猪”、“三号猪”的绰号，因为她们什么都没拿，徒手攀援也显出一副笨相。
只有几个不服输的女孩独自艰难地往上爬，记得曾丽珊就是其中一个。之所以记得她，并非是对这个娇弱的小女孩肃然起敬，而是对她居然还拎着一个行李网篮负重而上印象深刻。
恻隐之心让我伸出援助之手，我一手抢过她的行李网篮，一手拽着她向上攀爬。网篮很沉，我这才发现，网篮内二三十本书都是高中课本，我诧异了。
“你下乡还带课本？”
“我还要复习，还要考。”
“考高中？”
“考大学。”
“你是高中生？”
“高63的。”
哇，大我4岁——都20啦！但是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个成熟的年龄与眼前的小女孩联系起来：她身高不过1米4，她的小手让我感觉是只小孩子的手，尽管我的也不大（现在想来，除了遗传因素外，完全是因为营养不良）。
曾丽珊是林场个头最小的女知青，自然在体力和劳动技能上没有任何突出之处（那是个靠体力生存的年代），加之性格孤僻，不善与人交往，因而很少受人关注。
她让我心存敬佩完全是因为一次偶然。一天在水田平出的小篮球场上打球时我不慎摔破了膝盖，卫生员李焕琨带我到女生住房楼上（男生一般不让进）擦红药水。楼上很暗，我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屋内东西。想不到的是，在楼下众人呼声震天地进行球赛时，曾丽珊（见右图，取自当年集体合影）居然能静下心躲在楼上练毛笔书法，而且居然练的是《乙瑛碑》（那时人们多练楷书，练隶书的而且又是女孩实属凤毛麟角）。我因为也偏爱隶书《曹全碑》而对她刮目相看。后来在场庆一周年之际，由我主办墙报，让曾丽珊抄录了一篇散文，大号钢笔写的，楷书，刚劲稳健，有柳公权风范，让我知晓她有多种书体的功底。相面家和笔迹学家都说“字如其人”，我却很难说清，促成曾丽珊那一手遒劲有力的好字，到底是她卑微冷僻的性格？还是她心中那个未了的美梦？
平时放工后很难见到曾丽珊的身影，想来她一定是在抓紧复习功课。我依稀记得那次见她床帐上挂有化学公式，英文字母大而醒目。
后来听她的重庆邻居李焕琨说，曾丽珊家住较场口米亭子，是张腾蛟的孙女（一说是姨侄孙女）。
当时让我猛然记起，我中学时代一直去的那家米亭子理发店旁边，有间挂着“中医张腾蛟”字牌和“妙手回春”锦旗的小黑屋，还有那个留着白胡须的小老头——肯定那就是曾丽珊的爷爷张腾蛟了。“腾蛟”这名字给我印象很深，因听老人说，蛇变龙先要“走蛟”，而“腾蛟”即蛟龙腾飞，蛇已成龙了。
兴许是受中国“龙文化”的影响，人们望子成龙心切，张腾蛟被起名时就寄望成龙，曾丽珊的“复考梦”无疑也是寄望成龙（成为知识分子）。
若干年后，我偶然在一本《重庆文史资料》上看到过几行关于张腾蛟的文字，现在依稀记得在介绍重庆老码头的三教九流情形时，讲当时在沙嘴（朝天门河边沙滩坝子）献艺卖药的武行有“九根毛”、“张腾蛟”等人。后又有一处文字说这些江湖艺人多参加了“水袍哥”（一个旧时帮会组织）。我想曾丽珊家庭成份不好（我们那批知青多是因“家庭成份不好”未能升学而下乡的），定是因为爷爷曾是袍哥。
但在当时，曾丽珊肯定不清楚爷爷的身世已注定她不能升学，否则，她不会那么执着地去作她的“复考梦”。那个时代的“唯成份论”注定我们没有“高知”前途，而曾丽珊让人悲怜的，是她那不灭的“念书情结”和“大学梦”。
文革开始了，知青造反了，大串联去了北京，又“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这一切都发生在1966年11月至1967年3、4月之间，一杆人马拉进拉出，所到之处，舆论震天，风扫残云。印象中，曾丽珊就像影子一样，贴在这支队伍的尾部，不出声，不露脸，离不开，甩不掉。道理很简单——她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离开林场离开大家还有活路吗？
我们林场的知青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铁杆红心派”占上风，反对回城；后来“砸烂林场派”占了上风，坚决要求回城……去公社，上街场，贴大字报，刷标语，号召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来的谷子、房子、磨子统统收回去，知青们准备“树倒猢狲散”了。
1967年4月初的一个深夜，正当知青们在作“回城梦”的时候，女生宿舍的一片惊叫，扰乱了寂静的山林：
“曾丽珊自杀啦……”
她吞服了40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卫生员李焕琨摇着空空的药瓶哭喊着。
我们衣着不全地冲进女生宿舍，用电筒察看曾丽珊的瞳孔——黑色的瞳仁已经散大了。
脉搏微微还有，赶紧派涂厚玉下山请医生急救！
夜色里，院坝中，几十支手电筒冷光交错，知青们心中的疑问只有一个：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医院王院长连夜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自杀原因她缄口不谈，似乎成了哑巴一个，尽管她有喃喃自语的毛病。
当晚，又一个极坏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带头闹事、砸烂林场”的知青头头。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知青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逻辑，这一群十多岁的半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烛火摇曳，人头攒动，乱成一锅粥。
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到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颤栗……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是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我们赶到后，黄从周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啦。
她为什么要自杀？
答案是我们猜测的：她上山下乡，原本只是想找一个清静的环境复习一年后再考。也许是农村的生活关、劳动关的门槛于她太高，她不能自食其力；也许，“砸烂林场”就没她活路——因她城里的“黑五类”爷爷此时早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此后事物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的驻场干部徐世祥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了《人民日报》社论和“最高指示——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
小将们的“错误”（想找理由不经过“国家正式手续”返回重庆）被原谅了，因为并没有谁被抓起来。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曾丽珊被几个女知青照顾着，随大流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直到一年多后社办林场被国家宣布解体，才有“最高指示”让她和我们一起“插队落户”，到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她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情况我不清楚。我们不在一个大队，而且我插队不到一年就因为“文艺特长”上调到县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文工团）了。
1971年“大招工”开始了。文革动乱造成各行各业用工的断缺，使知青们“调回老家”有了一个“国家需要”的合法理由，但并不是人人都如此幸运。我在县城里，见到离开农村的知青多是“办理病残”，有真病残，也有假病残。一位曾在农村向男知青示爱而未被接受的女知青，托我在县医院代她办理“病残证明”的致病原因，居然就是因失恋而成“癔病”（民间称“心疯癫”）。说实话，我处理这件事时是眼流泪、心流血的。她实在找不出更“合理”的理由返城，而“失恋”是惟一大家都知晓的、而且可以被生产大队“审查证实”（要单位证明）的。
再次见到曾丽珊是1973年。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永远忘不了她最后留给我的身影。
一天下午，我在一个小面馆吃面条时，忽听外面吵吵闹闹的。我不是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尽管几个小孩躲进躲出似乎在和门外的谁打打闹闹，我也没在意。忽听有人说：“一个心疯癫！”我的心咯噔一下，动了恻隐，这才起身探头观望。
这个“心疯癫”就是曾丽珊。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嘴上不停地自语，或者对那些向她掷石块的小孩谩骂，或者用手中的小竹竿驱赶着他们。曾丽珊甚至没有那些孩子高，乍一看，还以为是一群孩子在嬉戏打闹呢。
看见她的那一刻，我怔住了，真的，我不知所措。她没有恋爱史，她肯定不是失恋造成的“心疯癫”（癔病），可我真的闹不准，她是不是一个新的“疯癫”？
我走上前去，大声呵斥并制止那些惹事的孩子们。县城里的人都认识我，我说：“一个知青，不要惹人家。”
县城的人知道我也是个“知青”，几位大妈大嫂过来同情地帮着招呼小孩儿们，这才没有继续闹下去。
“嘿！干豇豆（我在农村说相声得来的绰号），我正在找你呢！”当曾丽珊面露惊喜招呼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才确认她还是个正常人，或者确信她还不是一个纯粹的疯癫。
她告诉我，她来城里办理“病残”，野孩子们在抢她的钱（她还要坐车回公社），她伸手亮开已被汗水浸润攥成一团的纸币，狠狠骂道：“一群疯子！”
我把她带到“安办”（专门处理知青“安置”问题的办公室），似乎县里与公社就曾丽珊“办理病残”已有确切的意见，用不着我特别关照（可见是老问题了）。
我因为下午要准备演出，见“安办”正在为曾丽珊办理有关事宜，就告辞离开。我说“有事就找我”。其实，这话言不由衷，那会儿我真实的想法，并不想她再来找我，我内心深处认为她神经是出了些问题的，应该由政府管（那时节，在大竹县城街上曾经游荡过几个精神病患者，听说就是知青）。
曾丽珊没有依依不舍，没有道谢声。我出门时回头看了她背影一眼，特别清晰地记得她蓬乱的头发上有草梗，是在什么草窝里宿过？还是已无梳妆打扮的欲望？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脑海里不断萦绕的，是鲁迅《祝福》里祥林嫂最后蹒跚风雪中的身影……
后来，听说她返城了。
往后，我再也没听人提起过她，因为我被招进剧团留在了大竹县，没能返回重庆城。
直到1995年……
我逮住最后一个机会调回重庆已快两年了，那天清早，我们林场年龄最小的知青胡伯寿气喘吁吁地专程从老远的地方赶到我的住所告知：“曾丽珊昨晚自杀了！”我问：“还有救吗？”他说：“没救了，可以去医院停尸间看看。”我沉默了。
真没想到，1995年，国家已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她却仍然选择自杀，离开这个世界。我这天第一次听说她还有个女儿，我说，以后去看看她的女儿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死，但我并不觉特别意外，似乎觉得这个结局她迟早会选择的，她已经死过几次了，我深信她对死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死因不明，总有原因，为梦？为生计？我们活着的人说不清，道不明……
我至今遗憾1994年我组织的林场老知青三十年聚会时未能邀请到她，因为那原本会见上一面并可能给予她一些帮助的。她个头太小，性格太怯，太需要帮助了，尽管她念过高中……
“剃头匠”刘安钿
人们都说我是个“多宝道人”，就是手艺多：能写会画，能拉会唱，还是裁缝、木匠、剃头匠。而我剃头，是跟刘安钿学的。
1964年10月，我领到了下乡第一个月的生活津贴一块五毛钱，原准备在乡场上用它剃个头再吃上一盘炒菜称上一斤花生的。后来在逛供销社时，看到柜台里售卖的理发工具——推剪，只要一块五毛钱，就动心了。这账很好算：如果我这次投资一块五买了推剪，也算剃了头，虽然亏了嘴，但从此以后就省了剃头钱，长远地看，嘴也不亏。于是倾囊而出，买了剃头工具。
现在看来，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这真是一个“英明伟大”的决定。因为从此我就多了一门手艺，有了一件伴我生涯40年的生活实用品，而且堪称纪念品，因为这是我步入社会用第一个月的“薪金”购置的，它让我从此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手段和意念，赢得了多少赞誉，结下了多少友谊，自称了多少人的“师傅”（至今楼下发廊那几个烫黄头发的小美发师给我理发时都伺候得格外小心，而且只收一块五，但我还是给了三元），真是“物小利大”。当年的这点投资，几乎等同于认购而今眼目下的“增值股票”了。
其实，这钱也该花。当时国家划拨给林场知青每人每月九块钱的生活费，除掉七元集体买粮食，剩两元发给个人作零花，那原本就是让你剃头买牙膏什么的（但不知为什么男孩要被克扣五毛只发一块五，女孩子照实发两元，说是比男孩子多五毛钱的卫生纸费）。
万没想到的只是，这推剪绝不如先前想象的那么好使，它在我的手中左右摇摆、东倒西歪，让原本也想省下剃头钱主动当我第一个试验品的胡北寿，被我手中的推剪扯拽发根，叫苦不迭连连告饶。说实话，我当时很羞愧，因为我拍了胸膛，让好几个男孩的剃头钱都抛在了饭馆里，此时他们正排着队呢，而我怎么下台？
这时刘安钿站出来了，他从我手中要过推剪，努努嘴：“一边看着。”
推剪在他手中非常驯服地翻上爬下，极富韵律地剪除着男孩子的乱发，开辟着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坡，三下五除二，一个收拾得巴巴实实漂漂亮亮的头发园地呈现在眼前，引起我们一片赞叹。
那支队伍一下子就排在了刘安钿的身后，让他脸上笑容灿烂。可是，他却撂摊儿了。
他指指我：“推剪是他的，他才是剃头匠。”
我涨红着脸，鼓着勇气对着这帮哥们说，“头回生，二回熟，怕啥？有师傅教呢！”
我重新拿起了推剪，请刘安钿在身边指导，给我“扎场子”。
这一次刘安钿说了一句话，就一句话。但让我从此明白了什么叫“画龙点睛”，什么叫“点拨”，什么叫“一字为师”。
他说：“大拇指不动，四指动。”
我原先手握推剪，就像握一般的家庭剪刀那样，全掌用劲，左右使力，结果这推剪刀片摇摆，不听使唤。因为推剪的设计，是半边使力，这我原先不知道。
我是个聪明人，一句话使我的理发技艺产生了质的飞跃，也让我对刘安钿刮目相看。
“在哪儿学的，师傅？”我问。
“大学里。”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
后来我听说，刘安钿进过大学，但没读完。我暗想，到底是大学生，有两刷子。
刘安钿岂止两刷子？他才是个“多宝道人”呢——
他的口琴吹得好，喜欢俄罗斯歌曲，特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他理发理得好，尽管只亮了一手就“金盆洗手”，但技艺公认不凡。
他毛线织得好，毛背心是他亲手织的，他还教女孩“打勾针”。
他好收拾打点（谈不上好打扮），爱清洁，不像我们这些男孩子邋遢。
他文字功底不错。我在中学参加过“鲁迅文学社”，曾被考过几个字，我又拿来考他：“钖荼壺——念什么”？他没有马上误念“锡茶壶”，一般人都会念错的。他说，肯定不念“锡茶壶”，第一个念“钖（杨）”，第二个念“荼（图）”，第三个念……尽管他当时没念出来（壺：音“昆”），就已经让我佩服不已了。
他一脸灿烂，那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但是，他不太愿意和我们打堆（用今天的话说是“入群”）。
起初，我们以为他清高，你看，有理发手艺却不愿为大家服务。
而且，不太爱劳动。开荒时，大家你追我赶，忘我劳动，他拿起锄头轻起轻落意思一下，就躲到一边歇凉去了。
我是场委会委员，自以为是“班子成员”，觉得有责任“帮助”他——那个时代所谓“帮助”，就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我对他说，“不要舍不得出劳力，青年人出力得力。”
他说了一句我当时还弄不明白的话：“劳力者治于人。”
所有人对他的“帮助”都是不起作用的。
他的优点是，从不发脾气，任人指责而一脸笑容。
大概是过了三四个月，我们才得知他患有肺病。1964年的冬天，比在重庆过冬冷多了，刘安钿躺在床上起不来，尽管没有“向火”（围在火坑旁），但他一脸潮红。
我们听说他是因为肺结核而被大学“劝其退学”的。
同情归同情，肺病是要传染人的，我们大家开始有意躲着他。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察觉，这几个月来，刘安钿一直主动地躲着我们。你看，他的口琴吹得好，却不参加林场宣传队；他理发理得好，却“金盆洗手”，不和我们打堆；他不太爱劳动，那体力劳动肯定让他身体吃不消，或者是故意离我们远点？
一时间，大家提到他，都无话可说了。是同情？是反省？还是感激？
同时，一片疑云笼罩心头：这样的病体为啥也下乡？这样的病体在农村怎么办？
而且，细细一打探，我们林场身体有病残的好些个，情形也许比刘安钿还糟——
侯德乾，一个肤色黑黑的小姑娘，浓眉大眼，轮廓很美，藏族，藏名德乾卓嘎拉，嗓门特好，一唱歌就让人想起才旦卓玛。冬天没什么农田活儿了，我们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大队演出，有她。可德乾卓嘎拉行走困难，我们知道她有点瘸，原以为是少小落下的毛病。可她捞起裤腿给我们看，右小腿的腿骨有疤洞，还在流脓呢。她说，患的是“疤骨流痰”——现在称“骨癌”，这样的疾患还能在农村呆吗？
李昌咏，我小学、中学的同窗，也患有肺结核。都说是钙化了，下乡没问题，可一到冬天，问题还是出来了。而且听说有肾病。她看上去比刘安钿更虚弱，脸色苍白，连潮红都没有，恼火的是，狂咳不止。深夜山林寂静的夜空，时不时从女生宿舍传来阵阵撕裂肺腑的咳嗽声，引得我们陈家湾和坡对面肖家湾的犬声此起彼伏，让我们在冰冷的被窝里更觉背心寒凉。
温孝铭，也已经蛰伏床上多日——类风湿病发了……
寒冬熬尽，送走早春，又迎来了初夏。1965年的6月，重庆市派出了看望知青的“慰问团”，不仅带来政府的温暖，还拍板接回这些身有严重疾患的知青返归山城。其情其景是何等地感动我们啊！同窗李昌咏要走了，我在慰问团赠与她的纪念册上留言、题诗、谱歌曲。那歌写道：“挺起胸、抬起头，丢掉杂念甩开愁，气昂昂、雄赳赳，誓与病魔作拼斗；不怕困难万千重，只怕信心半途溜，红心一颗永不移，昂首阔步向前走、向前走。”那歌那词，带着那个时代的豪情，送走了林场这第一批“病残知青”。
刘安钿也在这个时候离开林场了。（左图：在林场时的刘安钿。）
我们对他们说得最多的话是：“好好养病，早日回林场。”
他一脸灿烂，那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可他们最终谁也没回来。
当年底，严冬肃杀，农村“四清运动”开始了。
次年底，寒风凛凛，林场的知青们“杀回山城”。
谁也没有惦念他们，知青们都回到重庆忙自己的事，搞串联，刷标语，抄大字报，不亦乐乎。
这天，我穿进一条小巷抄写大字报，突然遇见了刘安钿。
巷口，置一凳，坐一人，白围布裹着。刘安钿在油布上掸着刀，正在给人剃头——他成了真正的剃头匠。
我玩笑说：“师傅，操正业啦？”
刘安钿也笑笑：“糊口呢。”
他脸色惨白，我猛然发现他手杆瘦成一根细棍儿。
“怎么，病还没好？”
他说：“好不了啦。”语调有些沉重。
奇怪的是，他仍然一脸灿烂，那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过后，我听人说起，刘安钿吐血已经很长时间了。我闻讯沉默了好久。
这是我和刘安钿的最后一面。
过了许久，猛然想起他，我问，“不知刘安钿怎么样了？”
有人说：“可能死了。”
又过了许久，再次想起他，我问，“刘安钿真死了吗？”
有人说：“没人见过他，肯定的。”
若干年后，再次聊到他，都说：“早死啦！”
那以后，没人再提刘安钿了。
直到今天……
今天，我又想起他一脸灿烂的模样，那笑容依然让我印象深刻…
“老梭镖”杨绍林
杨绍林退休好些年了，他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绰号，这绰号毕竟不雅，我们从来没有当他面提过，这有损“高知”的自尊。
绰号是曾康宁给起的。曾康宁是属于那种头脑灵活而话多的人，他的幽默在于，能用切实的形象非常传神地概括某人某物的主要特征。
比如这“老梭镖”，本是语录歌曲“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中的前三个字，但林场本地场员刘庆平在唱这三个字时，你听来一定是“老梭镖”这三个音。后来越冬时大伙儿在厨房里择菜，舍不得把“包包白”（莲花白菜）最外面那层老叶子（俗称“老豁漂”）扔掉，也煮进了大锅里。大家吃到了，嫌太老太硬，于是曾康宁就学着刘庆平的腔调唱了起来：“老梭镖，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他用“老梭镖”代换“老豁漂”，用“也要吃”代换“也要学”，令大家捧腹。
“老梭镖”就是“老豁漂”的意思。
杨绍林大我们八九岁，年龄在林场最老。
其实，老杨当年并不老，二十四五岁，青春小伙儿一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在今天堪称“小帅哥”，而且，乐于助人，人缘很好。因为年长，成熟，又当“社青”多年，在我们报名申请当知青的那些天里，他热心服务，给人以“街道干部”的感觉，所以，一到林场我们几个“学生干部”（档案有记载）被召集研究组建“场委会”时，都提议让杨绍林进“班子”。
这时，驻场干部用眼光巡视我们一番，沉吟片刻，说了句：“不行，他因作风问题被学校除名。”一霎时，我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那年头，这“作风问题”专指“乱搞男女关系”。“乱搞”这个词所认定的范围相当广：卖淫、嫖娼肯定算；通奸、偷情也在内；早婚、早恋也包括；师生恋、同性恋也难逃。那年头，“作风问题”在社会上是严重问题，一个女人私下偷情，现在叫“婚外恋”或“第三者”，那时叫“破鞋”，“破鞋”是划入“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的，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可了不得！吓煞人的！
老杨的“作风问题”是秘密记入档案的，我们没瞧过，至今不知道确切内容。但现在想来，大不了就是学生谈恋爱之类的事，那时，这也会被学校除名的。假如比这严重，肯定就会戴“坏分子”帽子或者弄去“劳教”的，而让他当知青，和我们一样待遇，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但当时因这“作风问题”当不了干部，对于他，是组织上给予的一种“惩戒”。
而有一次在我们背地里议论人时，曾康宁过来打听，一听说在议论杨绍林，他随口说：“哦，老梭镖啊！”我们心照不宣，他这里是用“包包白”外面那层没啥用处的“老豁漂”，来代指杨绍林，在曾康宁看来，老杨1960年被重庆大学除名，现在林场也不用（不让他当干部），不是“老梭镖”（“老豁漂”）是什么？我们觉得比喻贴切，都乐了，于是这个有欠恭敬的绰号暗地里被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认可了。实实在在说，就喊过几次，背地里的，没传开去。
不过，这“作风问题”终归让我们想入非非，在我们潜意识里，它是和“下流”、“调戏”、“猥亵”、“性”联系在一起的，它也给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一段时间里，我们神经过敏地审视杨绍林：嚯！你看“老梭镖”单独和一个女孩在一起，色迷心窍……嚯！你注意他，主动跟漂亮的女孩说话，大献殷勤……以至于个别女知青心有余悸地躲着他、防着他，大概视他为“色狼”。
那是一个人性受压抑的年代，我当时16岁，“没醒”（青春还没萌动），只知傻乎乎地“广阔天地战天斗地”，体会不到杨绍林被压抑的那份“饥渴”，因而没法“惺惺相惜”。现在想来，二十四五的他，扎在我们这群半大孩子堆里，是很有些无奈的。谈情说爱吧，面对的女孩都还没满18岁，弄不好就是“糟蹋少女”，吃罪不起。抛开不想吧，可大男人汉子熟瓜熟蒂的，煎熬难捱。左不是右不是，自己还有“历史污点”，咋办？最终只能压抑自我。
这种压抑可以从以下方面推断——
不太合群，喜欢单枪匹马独干；
没有调情行为；
涉及男女的话题，禁口不语；
有求必应，从不索取回报；
有时参与策划，从不摆“干部”架势；
胡琴拉得好，向他请教，谦虚过度（尽管那时流行“谦虚过度就是骄傲”的评判）。
你看他，一个人承包了苗圃的种植和管理。林场植树需要小苗，他硬是精心培土，精心育苗，精心施肥，培植出一大片松、杉、柏树苗。
挑“窑货”下山（将林场自己生产的陶罐送到街场出售），我们成群结队，他却喜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好在被压抑的他并没有“越轨”行为，于是渐渐地，我们“放松警惕”和他打成一片了。这时才感觉到“老梭镖”是多好一个人，充满魅力。
首先，他一手好字，就让爱好书法的我有逢知音的感觉。
其次，他口才不错，故事讲得津津有味，肚里有货。
而最让我钦佩的，是他在大学里当过摩托车手和足球队员的经历。
他说，那一年，苏联莫斯科红星足球队来中国，在北京打了友谊赛后来到重庆，在大田湾体育场与重庆大学足球队踢了一场，贺龙元帅在现场观看，他是校队，司后卫，打满全场，虽然输了球，但与苏联国脚过了招，有过接触，今生足矣！这真是让我羡慕不已，我想象他矫健的身影在绿茵场上奔跑，那么多女大学生充当拉拉队为他喝彩助威，多神气，多牛（当然我也不知他是否在吹牛）。
我今天很迷足球赛，看“世界杯”可以几日不眠，其兴趣就是那会儿得来的。
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寒暑易节，花开花落，我们也慢慢“醒了”。
其实，在中国农村，娃娃们是容易“早熟”的，因为大自然的启示太多了，你瞧：狗“连裆”，牛“爬背”，甚至鸡“打架”，都可以点醒你。
于是乎，男女之间的“那点意思”，我们也慢慢看出些名堂来了。
我们发现，“老梭镖”最喜欢打堆的人是陈大姐。
陈大姐是老“社青”——当年失学失业的青年被称为“社青”，下乡那年20岁，是林场年龄最大的女知青。从年龄上看，他俩最般配。
但是……
陈大姐是一个好大姐，刚来林场时我们这些半大孩子不会做饭，陈大姐担当起火头军。烟熏火燎、挑水劈柴这些粗活又脏又累且不说，单是在大伙儿早晨6点出工前把早饭做好，就必须起早贪黑、年复一年，这决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后来我主动当了一年火头军，就是对陈大姐由敬佩到效仿。
这样一个好大姐，爹妈却没有给她一副好扮相。我真不愿意用词汇描绘她，生怕亵渎她，只说说体重给人一个大概印象就行了。记得我们刚下乡时从区上进军60里以外的马家山林场，抵达山脚下，一堵陡峭的石壁立于眼前。那几个爬上又滑下的胖女孩，被我们男孩开玩笑编了绰号，陈大姐就是“一号猪”，她当时的体重和现在做了外婆的体重差不多，少说也在150斤以上。
“老梭镖”和陈大姐要好了，年龄倒是般配，但用“郎才女貌”的传统标准来评判，是不般配的（仅仅说外在条件）。
但他们恋爱了。大龄青年相亲相爱虽不足为奇，但我们聊着，如果杨绍林不“出事”，不下乡，或者不到我们林场，他能选上陈大姐吗（仅仅说外在条件）？
1967年，我们林场知青“砸烂林场派”的“回城梦”破灭的时候，大部分知青随大流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而杨绍林几个人（准确说是几对人）留在了林场。“老梭镖”和陈大姐是一对，还有陈章国、黄从周两对（曾康宁那一对在田岔子分场）。据说，这几对共同住在一间房或两间房，每张床用蚊帐裹得严严实实，算是给小俩口构筑了一个“围城”。这段日子我不在林场，文革风暴在大城市如火如荼，在山村却杳无音迹，可以想见，小俩口恩恩爱爱，如处世外桃源。
可以说，是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促成了这一对对恋人。
1968年中秋节，我终于在漂泊一年多后返回了林场，又和大家处在了一起。面对眼前的新人新景，我既茫然又向往。杨绍林他们几对已公开同居，曾康宁的女友日渐肚大。耳闻目睹，春心萌动。这一年，我二十岁，开始为思念而夜不成寐。于是，我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举动，我这一辈子，都为这个举动骄傲，因为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表达了我的爱。
我给我的意中人（长我一级的校友、一位俊美的大姑娘）写了一首情诗，七言律诗，八句。前四句是嵌名诗，把她的芳名嵌在句首，是对她由衷的赞美。后四句表达我的心境：“……意投三更同入梦，情怀两地谁梦谁，唯将终夜长开眼，只待空怀有人偎。”
我心忐忑不安，我预感她会拒绝我，因为这毕竟是我的单恋。那个夜晚，在那条小溪边，我鼓足勇气心潮澎湃地对她念了我的情诗。可她心平气和地说：“别想入非非了，我比你大，这不可能。”就像大姐姐安抚小弟弟那样，把我炽热的情火顿时给浇灭了。
这是我的初爱，但不是初恋，因为我只是单相思。
正因为这样，我过后思忖：看看杨绍林，一个实在的行动，胜过一打浪漫的宣言！
当年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下达了。杨绍林、代立人等几对恋人成双成对地被安排在各自生产队的一间房子里安寝。他们都登记领证结成了夫妻，但都没举行结婚仪式。
1970年，曾康宁老婆大肚子都快临盆了，我们说，无论如何得举行一个婚礼。十几个知青张罗着婚宴，割了10斤猪肉，代立人夫妇用红圆珠笔在不大的白纸上写了一个“囍”字算作贺礼，我自诩文人，赠了一首诗《致新人》，还撰了一幅婚联：
上联——林场新人两个老情侣，
下联——山村野种一位小知青，
横批——对影三人。
同时，我作为司仪，主持了平生主持的第一个婚礼。记得当呼喊让他们“夫妻对拜”时，曾夫人挺着个大肚子，怎么也弯不下腰，我急中生智，将“夫妻对拜”改成了“夫妻对抱”（他们终于抱了），才让这一特别的婚礼得以顺利进行，我也因此显露了婚礼主持临场发挥的才艺，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过后，我不仅在舞台上演传统戏时充当司仪，在现实生活中我多次被朋友邀作主持，甚至连其他林场的知青也来邀请。直至前几年，吉星林场李忠公、彭照夫妇嫁女儿，也让我去主持一把，居然被贺客（多是知青）夸为“最佳”。
实际上，曾康宁的这个婚礼是林场知青中第一个正式婚礼，热烈、隆重，山村农民首次感到“知青会闹”，也着实让曾康宁夫妇感动。没多久，女儿出世了，取名“曾谊”，是纪念知青的情谊。
可是，杨绍林夫妇就惨了。女儿生下来，没奶吃，也没什么好的代乳品可寻。刚满月，不想有一天晌午，初为人母的陈大姐午觉后一翻身，把她孱弱的女儿压在了身下。当妈的可是150多斤的体重啊——小家伙还能活命吗？
“不般配”的议论再一次频传于知青口中。有人说，他两个结合，权宜之计。有人甚至断言：迟早得吹。（下图：幸福的杨绍林夫妇。）
后来，我因参加文艺宣传队第一个调离了农村。“大招工”开始后，单身的、成婚的知青也接二连三地离开了农村，除了嫁给本地农民的女知青余正容。
杨绍林夫妇是招工走的，他们就职于重庆街道加工厂。
这一混，就过了三十多年。
1996年，我返回重庆已有几年，一天，杨绍林夫妇邀请我参加他们女儿的婚礼。我们一行十来个知青首先来到他俩的住房，岩边的平民房，陈旧破损，阴暗透风。看着这对老夫妻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我不禁暗暗想起一句老话：“贫贱夫妻终白头。”——据悉，知青情侣的婚姻尽管未必圆满，但作为一个社会层面，其离婚率是较低的，那一段风雨同舟的苦难日子，无疑是婚姻的凝固剂。
让我惊喜的是，杨绍林现在两个女儿十分出众，大女儿（实为老二）美若天仙，小女儿秀丽娇媚，大概都吸取了爹妈的优点。看着陈大姐忙不迭地为大女儿整理婚纱，看着小女儿因太小当不成伴娘噘着嘴的娇嗔样，我思绪回到了林场：啊！想当年……
那天，我赠送的贺礼，是我急就章的一幅花鸟画：垂吊硕果的枝叶间，两只麻雀欢快地飞翔着……真的，我真心祝福老两口（也包括小两口），就像这一对自由的麻雀无忧无虑。为表示郑重，我简略地装裱了一下。
前两年，他家的电话没人接，听说搬到女儿新房子住去了。
最近，电话号码也变了，据说，这老两口迁新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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