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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9月30日第185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文 理 “四清”运动对山西文革的影响 一、决定山西文革走向的晋中“十月事件” 二、“四清”被整者是天然的造反派 三、山西文革表象:一个劳模与另一个劳模的对抗
生逢乱世
蒋寄梦 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运动”与造反派的覆灭 孙守让 我在七十年代的红卫兵生涯 于向真 革命狂热中留在心底的困惑
史实考订 余汝信 军委《紧急指示》由来考辨
研余杂记 青 晓 参观“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散记 —————————————————————————————————— 【史林一叶】
“四清”运动对山西文革的影响
文 理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在1963年5月至1966年5月(有的地方延续时间更长),时处文革的前夜。其实,“四清”运动与文革是连接在一起的,文革发动时,许多地方的“四清”工作组和帮助“四清”的大专院校学生还在农村的“四清”岗位上。因此“四清”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对文革产生了巨大影响。 就“四清”运动的目的而言,从前期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到中后期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及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的目标最终和后来文革的目标相合,所不同的是“四清”是用组织来整“走资派”,而文革是用“群众”来整“走资派”。但从具体情况来看,在文革中“四清”整人者和被整者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革的观点和分派。山西“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决定山西文革走向的晋中“十月事件”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发表后,山西省立即部署在祁县搞“四清”试点工作。196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公布,省委在洪洞、长子、阳高、文水、祁县、原平、定襄、五台八个重点县开展“四清”运动,山西省委社教总指挥部设在洪洞县城牛站街(1965年5月搬回太原省委机关,改称省委四清办公室),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亲自挂帅在第一线指挥,同时陶鲁笳在洪洞县马牧公社南段大队蹲点搞“四清”。1964年山西农村的“四清”运动全部铺开。1965年初,中央公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山西城市的重点企业也开始了“四清”(也称作“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1964年,在晋中地区的“四清”中弄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晋中乃至山西文革的大事件。由于事件发生在9月到10月间,后来在文革中被称作“十月事件”。该事件的三个主角分别是任井夫(晋中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曾任平遥县委书记)、王振国(晋中地委委员、地委副秘书长)、张怀英(文水县委书记),文革中被简称“任王张”。事件还涉及到一个大人物,这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事情还得从昔阳县说起。 1961年,山西省及晋中地区对昔阳县的领导作出了调整。担任县委书记多年的张怀英被调出昔阳,到文水县任县委书记。原盂县县委书记张润槐接任昔阳县委书记。 张润槐上任之时,正值全国纠“大跃进”之偏,反对“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的时候。新县委书记张润槐,“纠”过去工作中的偏,反“五风”,是其份内的事,这当然就得罪了原县委及基层一大批干部。再者,山西人本就有点排外,而老区人更是多少都有“山头主义”倾向,在战争年代,昔阳属晋冀鲁豫的太行区,盂县在正太路以北,属晋察冀的冀晋区,昔阳人对张润槐有着自然的“排斥”心理。还有,张润槐文化不高,做事认真,但工作方法简单,说话常“放炮”,与文化较高的张怀英形成鲜明对比。基于以上原因,久而久之在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里有了一定数量的反对者。 要命的是,刚来的张润槐与影响很大的全国劳模陈永贵产生了嫌隙。张润槐职务虽然比陈永贵高了两个档次,但陈永贵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却比张润槐高得多。在性格上,陈永贵是久经事故的老狐狸,张润槐是个“二杆子”,况且他们的分歧涉及到了党或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路线问题,他们之间是巨人与矮子的斗争。从这个意义讲,后来张润槐的失败是必然的。 概括起来说,陈永贵与张润槐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三点: 其一,大寨的土地问题。 张润槐上任七天就到大寨搞“小三查”,在当年开展的反“五风”过程中,张润槐曾带过几个人到大寨查土地、产量是否实在,查有没有搞浮夸。 大寨一向重视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造了一些新田,按惯例大寨在上报平均亩产量时未把新田计算在内,理论上相当于“虚报”了产量。张润槐要求陈永贵必须把新田计算在内,这样一来,大寨的亩产量就从六百多斤降到了五百多斤,这使陈永贵觉得张润槐是故意刁难。于是陈永贵委托某报驻晋中记者写信告状:“全县扩大地亩上不上账?全县上我们也上,全县不上我们也不上。”最后由地委书记王秀锦拍板,决定不增加新田面积,事情不了了之,但陈张芥蒂已经形成。 其二,对昔阳大跃进的看法。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更使陈永贵和昔阳县的许多干部大为不满。 张润槐上任后调查昔阳大跃进中的问题,调查的结论说: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有四十七种刑法,大跃进中某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这一骂,骂到谁的头上呢?昔阳大跃进的虚火早已熄灭了,但“大跃进”中办过错事的昔阳各级干部都还在,陈永贵便公然反击了,说:“1958年以来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 其三,对“三自一包”的看法。 陈永贵与张润槐的根本分歧,还是在执行当时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上。张润槐上任时,昔阳正闹饥荒。他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这里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安坪河的大荒滩上开出一块块私人小片地,种了庄稼蔬菜。有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种一分麦二分菜,解决了自己的口粮问题。张润槐十分兴奋,也顾不上回县,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开小块地的经验,他号召社员们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感到忿怒! 1963年9月,昔阳县领导层内的矛盾终于爆发。导火索是县党代会选举。 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在选举县委领导人员时,一些对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串联,不投张润槐的票。选举结果张润槐虽然当选,却少得20多票。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选举中有人投反对票这样的事,早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重大政治性事件”! 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等大为恼火,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么?”随即派人到昔阳来调查。 1964年9月,在“四清”运动中,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决心利用这个时机查查昔阳县委的问题。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推广“桃园经验”,部署“四清”工作。会议解决了两个相关问题,一是任王张“反党集团问题”,二是关于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昔阳县委常委们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永贵当时只是县委候补委员,但他已是全国有名的劳模,又与此事有不少关系,便也被扩大了进来。 这次晋中地委扩大会议连开了40多天,气氛颇为紧张,形成了舆论一边倒,批判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反党集团”,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昔阳反对张润槐的那些人,并给他们戴上了“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的帽子。中共晋中地委一位副书记训斥张怀英:“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么?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500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 会议免去任王张的职务,任井夫因作风问题被送忻县劳改砖厂监督劳动。通过这次地委扩大会议,全案涉及300多人,28名在昔阳的县委、县人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被调离昔阳。这就是所谓“十月事件”。 10月,由中央、省、地、县机关抽调的6000余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团,赴祁县、昔阳开展“四清”大会战。以晋中地委第二书记卜虹云为团长,地委秘书长苗枫为副团长的“四清”工作团进驻昔阳。地委副秘书长张子仪任大寨工作组组长。后来文革中批判张子仪曾污蔑“大寨红旗的旗杆上生了虫虫”。 12月,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了保护陈永贵和大寨的作用,尽管工作组扎根串连、丈量土地、挑剔“扫雪工分”(工作组对非生产的扫雪记工提出了异议),折腾了几个月,最后扫兴而归。 从另一角度看,所涉及的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既是选举,就应该允许别人有投票自由。至于纠偏问题,也应该给下面一定自由,不要“一刀切”。 可以说,晋中“四清”积累的各种矛盾,是晋中及山西文化大革命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四清”被整者是天然的造反派
用经典语言说,就是“四清”运动硬是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搞成了“敌我矛盾”,用过去犯错的方法来纠正犯错。事实上文革中许多在基层的造反者就是被这种方法“逼上梁山”的,如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拉开帷幕。 为了紧跟中央的部署,5月底,华北局召开扩大会议,部署和解决华北地区的文革运动。会上,山西省委“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十月会议”的受害者任王张打成了“晋中的三家村”(效仿中央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并印了小册子,发至全省各地。华北局会议上,一面指示地委宣传部长刘松青,组织批判任王张等人的大字报,另一面省委书记亲自出面,大小会议点名,同时派卫逢祺(省委秘书长)到文水县,王荣(晋中地委监委书记)到平遥县坐镇指挥对任井夫、张怀英的批判。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县里的红卫兵组织去劳改队指挥劳教人员批斗折磨任井夫,致其脚跟溃烂,骨骼变形。张怀英被文水的群众组织从医院的床上揪回文水,吊打得昏死过去三次。任王张陷入比“四清”还惨的境地。 1966年10月间,省城太原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联合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直指山西省委,“十月事件”的“受害者”终于迎来了平反的转机。 当时山西两个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以大专院校为主,简称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中学生为主,简称兵团),注意到了“十月事件”,认为这是省委一项“罪行”,准备以此作为材料进攻省委。 为了保护当事人,红联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派人到忻县劳改砖厂搭救任井夫,据太工红旗的张玉峰讲,忻县劳改砖厂不敢随便放人,又惹不起群众组织,太工红旗是打了借条把任井夫借了出来。后来兵团、红联站把任王张集中安排在兵团太原五中井冈山驻地加以保护,在适当的时候杀回晋中。 1967年1月12日,山西省由副省长刘格平奉旨组成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山西省委、省人委(人民委员会即政府)的权。1月23日,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和兵团的一部分人在车成林(决死纵队主要负责人)、王清英(山西大学数学系学生,兵团负责人)、郭宏(兵团五中井冈山负责人)的带领下,赴晋中行署公安处机要室,去抢当年整任、王、张的“黑材料”(作者按:应该是任井夫的材料,因为只有他受过劳教或劳改,其他二人的材料属于党内或行政处理,不应在公检法部门),计划为任、王、张平反做准备。结果遭到晋中军分区的阻止,并抓了车成林等人。这表明了晋中军分区对“十月事件”的态度与“黑地委”是一致的。 1月31日,晋中军分区组织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了晋中地委、行署的权。2月5日,任、王、张拿着刘格平的“令箭”回晋中地区所在地榆次,准备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并伺机建立晋中革委会。晋中总司对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人返回晋中表示了“热烈欢迎”。 但任、王、张拒绝参加晋中总司工作,并成立了由四清受害者(主要是“十月事件”受害者)组成的“硬骨头兵团”,打起为“十月事件”平反的旗号,有反夺权的意思。 同样,军分区和晋中总司对任、王、张似乎也不“感冒”。一是晋中军分区政委崔冰是原地委常委,晋中总司负责人是原专署干部,故对任、王、张有本能的反感;二是晋中总司的负责人觉得任、王、张有“下山摘桃子”之嫌;三是任、王、张返回晋中后,非常张扬,好像被旧晋中地委打成“反党集团”十分光荣,以此作为资本,要职要权要待遇,作派很不靠谱,尤其是任井夫在生活方面要求很高,以当时的眼光看来很腐化。 此时,陈永贵领衔的昔阳县造反派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陈永贵为县革委主任。2月份把已调至省贫协负责筹备工作的张润槐揪回昔阳关押批斗。3月份,山西省革委成立,陈永贵任副主任,陈永贵回晋中开始支持任、王、张,在接见反任、王、张的晋中总司山西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兵团等组织时说:“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始至终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我是支持‘十月事件’受害者的急先锋。在黑省委、黑地委的统治下,只‘十月事件’中,就有七百多名革命干部被打成了反革命。”“王、任、张回晋中来,他们对情况是了解的。但是黑省委、黑地委和他们的亲信对王、任、张也是了解的。王、任、张回来他们就不能活,没有他们的天下了。这样,他们是不是还要把王、任、张赶下去。”后来遭到晋中总司山西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兵团等组织的围攻辩论。 1967年4月14日,省革委内部发生军地干部的分裂。刘格平派发起“炮轰刘(志兰)陈(守中)刘(贯一)”的行动。4月16日,晋中总司发生了分裂,主流派开始炮轰任井夫和张怀英(后来又加上了王振国)。4月27日,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红总站)成立,这是刘格平的御林军。至此山西两大派基本形成,支持夺权支持刘格平的红总站、兵团、决死纵队为一派,反对夺权反对刘格平支持军队的红联站为一派,开始了长达多年的斗争。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七月会议”上,康生、关锋严厉批判了刘陈刘、张日清、崔冰(晋中军分区政委)等人,在中央文革支持刘格平、任王张及陈永贵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任王张组织成立了晋中批刘邓联络总站(简称:晋中总站)与晋中总司相对抗。 张怀英是陈永贵老领导,可以说,大寨就是张怀英扶起来的典型,二人感情很深,因之张怀英的选边就是陈永贵的选边。尽管红联站曾极力争取陈永贵,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刘格平的一边。这样,红联站和晋中总司铩羽而归,刘格平一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8月初,平遥总司和联络站之间发生大规模武斗,陈永贵受中央文革指示前往制止武斗。由于陈永贵明确表示支持联络站,引起总司群众的不满,结果陈永贵被包围在平遥一中校内,要求陈永贵改变态度。中央得知此消息后,周总理指示六十九军负责解救陈永贵。谢振华军长率一个营的部队解救陈永贵出困。 事后,省革委组织了几万群众组织队伍“踏平”了平遥总司,平遥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平遥事件”把陈永贵推到了政治上的又一高度,1967年9月下旬,山西“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昔阳召开,会议上有了令人咂舌的行动。 会议把原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昔阳县委的领导全数押到现场进行批斗。陈永贵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题目是“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陶鲁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讽刺意味是大寨正是陶鲁笳在专列上向毛主席推荐的)。会议给这些“走资派”挂上二三十斤重的大牌子,游街示众,坐“喷气式”批斗,进而拳打脚踢。 原省人委秘书刘建基,在1996年10 月撰写的《“文革”中的遭难与见闻——揭露刘格平、丁磊在“1·12” 夺权中的暴行》一文中披露:王谦(原省委第二书记、省长)被打得嘴里直吐绿水,赵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被主持人用麦克风砸肿了右眼,并被打断了右臂,刘开基(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被打得受不了,只好大声喊叫“你们把我枪毙了吧”——从昔阳返回太原牢房后刘开基都无法自己打洗脸水,可见打得伤很重,卜虹云(晋中地委副书记、省文革办主任)左手手指被折断,最惨的是曾在昔阳负责过“四清”的苗枫,被某红卫兵一脚踹下戏台,伤及内脏,10月6日含冤离世,卜虹云说这次会上打得也很厉害,苗枫是被活活打死的。 这次会议开创了山西省一个县级单位批斗省地领导的先例,也说明文革要比“四清”激烈得多,“四清”上层整基层,毕竟要讲些分寸,文革是下层整上层,而下层的激进分子报复心理要强得多,是不讲道理的。 劳模陈永贵以“四清”受害者面目出现,与提拔他的省地领导为敌,达到了造反者的顶峰。
三、山西文革表象:一个劳模与另一个劳模的对抗
就山西文革而言,至少有两个人握有尚方宝剑难以动摇,一个是刘格平,既是毛主席钦定的夺权人,又有毛主席六十九军“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的最高指示;另一个是陈永贵,有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到1967年9、10月间,两剑合璧,对立面甚感为难。 幸而,山西省军区和六十九军两个军队势力观点是相同的。支持部队一方除了红联站这个学生组织是造反派外,其余多是党团员为主的保守组织,在农村以武装部组织的民兵为多。相对而言,“四清”积极分子也多。在这些人中间自然也有许多劳模,其中最突出的是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 李顺达,1915年生,山西平顺县人。平顺县是一个贫困山区,又是一个革命老区,1948年李顺达就成为劳动英雄,1952年获全国劳动金星奖章,多次受毛主席接见。一个小小的平顺县,著名的全国劳模就有李顺达、郭玉恩、武侯梨、申纪兰等,李顺达和申纪兰还是一个村子的人,应该是山西省劳模最集中的地方。1965年以平顺县为主的晋东南劳模代表团曾经访问大寨,这些“老农民”很有经验,对大寨的土地数量问题提出了质疑,对大寨“虚报产量”就不太服气。 李顺达比陈永贵小一岁,但比陈永贵入党早十年(李1938,陈1948)。两人的经历截然不同,造成的路数、性格也不同。李顺达从当民兵开始,一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正统农村干部,而陈永贵担任过日伪时期的村长,在日本人的特务情报组织兴亚会当过情报员,社会经历比李顺达复杂得多,社会经验也丰富得多。 比较起来,李顺达性格像农民,陈永贵像甲长。遇到文革这样的事,李顺达只会按文件造反,做不出太出格的事,而陈永贵能干出类似于早年湖南农民运动那样的大事。 1月25日,在晋东南军分区支持下,晋东南夺权,程首创任核心小组组长。军地分裂后,程首创的晋东南“红字号”拥护刘格平,李顺达的“联字号”反对刘格平。程首创历史复杂,类似“四清”受害者,被联字号攻击为“国民党特务”。新媒体人胡某曾经蹲点晋城(当时属于晋东南地区),采访晋城文革旧人,拍了一部反映文革历史内容的视频。其中有晋城矿务局(山西国家七大统配煤矿之一)古书院矿的情况。该矿的“联字号”大多为“四清”积极分子,“红字号”多为“四清”被整者,这同时也说明了晋东南两派组成成分的分野。李顺达自然而然成为山西军队及反刘格平派对抗刘格平、陈永贵的旗帜。 “反大寨”是山西文革中一个特殊的“罪名”,拥护刘格平的一派把它提高到了反毛主席的高度。当然,李顺达和反刘格平派也不会承认自己“反大寨”,但是实际上酝酿出了许多“反大寨”行为。 如:谢振华主政山西时,《山西日报》刊登了一篇由插队知识青年段立生(曾任省革委常委,红联站负责人)的一篇《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该信认为农村经济政策上的“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核算单位、自留地、农副业及粮食征购上。建议仍然把农村的核算单位恢复到队为基础、不要收回自留地、积极发展农副业、在完成征购任务的情况下“藏粮于民”,这些与大寨作法相反的意见是实际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段立生在清徐县平泉大队期间,顶风推行了一项与刘少奇“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及包产到户)政策类似的,叫做“三包一奖”(包工分、包产量、包土地,超产奖励)的经营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农副业生产。 又如:青年干部李辅到任山西襄汾县委书记后,看到许多社员缺粮吃,甚至连高粱也吃不上,不得不全家上阵,拉上小平车到临近的乡宁县拉煤,在城里卖了煤,换上一二斗红高粱,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李辅亲自跟随拉煤车上山了解群众的困难,决定放开政策,体恤民生。 山西出现了一个特殊局面,在“四清”中被整的成份复杂的“右派”,在文革中成了高举“大寨红旗”的“左派”;在“四清”中表现积极的成份单纯的“左派”,在文革中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拥护大寨与“反对大寨”(其实不是真正反大寨,只是不同意大寨的一些作法,“反大寨”帽子是对手扣上的)竟然成为山西文革的重要内容。 值得一提的,在“揭批清”时期,两者的关系完全颠倒了。反大寨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右派”成为清查对象,与“四人帮”关系密切的拥护大寨的一派成为清查骨干。历史真是会捉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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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运动”与造反派的覆灭
蒋寄梦
上海戏剧学院的“狂妄运动”,是文革期间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怪物,它开了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先河。虽然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力,最后成为工宣队围剿我们的突破口,将上戏造反派送入坟墓。
“狂妄”的初衷是教育革命
形势发展到了1967年秋季,在我们看来,走资派已经斗倒,文艺黑线已经批臭,文艺界的权力已经掌握在革命派手里,中央号召的“一斗二批三改”已经到了改的阶段,教育革命如何落实,已经历史性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为了发动大家群策群力发表意见,上戏革委会政宣组办了一份教育改革简报,简报题名为“狂妄”。这是根据老人家年青时候的一句名言:“——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上戏“狂妄”名号就这样牟然面世。 陆克是“狂妄”运动的首领,也是“狂妄”的精神支柱,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1964年的“文艺戒毒”(文艺界“整风”,后被称为“文化小革命”)。当别人怕“走白专道路”不敢拿画笔时,陆克却另唱一调,说军人的武器是枪,我们的武器是笔,我们应当把思想革命化落实到绘画专业上。 在浏河“四清”期间,陆克作为班团支部书记,没经工作组批准,擅自召集团员开会,号召大家拿起画笔,把下乡以来的思想收获体现到绘画中去,为此他还挨了整。 1966年,我们三人发起成立“红画笔”,事情做得风生水起,以至于外界只知道上戏有红画笔而不知道造反组织“革命楼”,弄得“革命楼”一些头头十分恼火,说我们借革命的名义搞专业,是文艺黑线回潮。 为此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革命的创作好得很!”表明我们开展的专业活动都是紧密地配合运动,是革命的一部分。 到了1967年秋季,我们便可以教改的名义堂堂正正地鼓吹专业了,我在《狂妄》简报上发表了《论创作教育法》,提出把课堂办到革命的第一线,在实战中磨练技巧,从实践中学习理论。同学们也纷纷发表文章,许多人高喊走出去,走出高墙,走出书斋,去工厂、去部队、去农村、去海岛,走进工农兵,甚至恨不能直接变成工农兵。 现在来看这些观点未免偏激,我们片面地强调实践,而轻视了理论修养和各种知识的触类旁通。我们还提出取缔导演系,刺激了这个专业的同学。 当时我院导演系只有一个班,以张同学为首领,成立了“人未老”战斗组,与我们打起了笔仗。他们提出导演有许多特殊的专业技巧,需要在课堂上解决,我们则认为导演就像军队中的元帅,要从士兵中筛选,在实战中历练。 “狂妄”的骨干都是老造反,那时候风头正健,爱舞文弄墨,只图自己痛快,不顾对方感受,压得对方十分憋气。 张同学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三年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成为工宣队依靠的骨干,将一腔怒火倾泻到我们头上,报了他的一箭之仇。 但不管怎么说,同学们对于教改方案各抒己见,争吵再激烈,也属于学术讨论范畴。但是从11月15日起,“狂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
“狂妄”运动与“清理阶级队伍”
1967年11月15日,大家集中在红楼二楼,聆听江青的最新一个讲话,那是11月13日作为中发[67]354号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央在转发批示中说:
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和十二日晚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所作的讲话很重要。这个讲话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分析了当前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并对文艺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和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指示。 现将这两次会的讲话记录稿发给你们,请组织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军队的文艺单位、大中学校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学习,并结合各单位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江青的讲话中,除了讲文艺革命和样板戏之外,有一个新的重点,即不但要算“五十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还要算“十七年”(文艺黑线)的账,她说:“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同时把五十天同十七年分割开来,也就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分割开来,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对三十年代、对十七年、对五十天,都要一分为二。三十年代,也有以鲁迅为首的左派;十七年,也有一些革命左派;五十天,那就更多了,纷纷起来反抗文艺黑线。工作队实质上是保护十七年,保护三十年代,甚至保护二十年代。有一些青年同志和革命小将,水平比较高,看清楚了这个问题。” 江青的这个讲话,一下子扭转了我们的革命方向。就在15日晚上,学院剧场正在演出《海港风雷》,幕间有同学冲上舞台,激动地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今天的上海话剧中心)将牛棚里的陈恭敏请出来写话剧“一月风暴”,“一月革命”时他在牛棚里,怎么能写“一月风暴”?他只能写牛棚风暴!这样做是文艺黑线回潮!接着那同学号召大家明天去冲击上海人艺。 与此同时,美五班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老朽滚蛋!”这后来成为狂妄运动的主打口号,在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这句口号的政治含义很不明确,还带点年龄歧视,一度引起了人们的思想混乱。 11月 16日下午,上戏群众在革委会带领下,打着“狂妄”旗号,连续冲击上海人艺、上海越剧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歌剧院等几个文艺单位,宣传鼓动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同学们一路呼口号唱战歌,情绪十分高涨。当晚全体回到学院开了总结会,指定陆文雄、梁定河、雷女生、马绘昌等为“狂妄”运动的负责人。就这样,上戏“狂妄”掀起了上海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一波浪潮,也开了全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先河。 院办公楼底层的原团委办公室,也是一间开放式的会议厅,“狂妄”教改时,有斯坦尼研究专家王老师坐镇在内编辑印发《狂妄》简报。“狂妄”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以后,由于来访者急增,11月17日,这里就命名为“狂妄接待站”,宣传“狂妄”精神并分发有关资料。陆克还命我手书“狂妄楼”三字,做成一方匾额,挂在门上方。 我还想做点什么,就在“狂妄楼”里召集同学建立起了一个“作战组”。 所谓“作战组”,其实是个情报组,其成员多为以前的保守派同学。由于文革初站错了队,他们很想将功补过,便主动来投靠。于是我将他们派出去,白天到各文艺团体去摸情况,晚上回来以开会的方式进行汇报。由于派出去的同学与那里的保守派是老战友,反馈的消息大都是保守派提供的,于是我们的矛头就在不觉间指向了那些文艺团体的造反派,其中以“黄浦京剧团”最为典型。 1966年文革之初,黄浦京剧团与青年话剧团是上海文艺界的两个重点战场,两派斗得十分激烈。黄浦京剧团的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而保守派大多是根红苗正的青年演员,加上领导的支持,青年们奋勇作战以为胜券在握。不料中央号召批判资反路线,该团造反派取得完胜并且掌握了政权。这一伙青年憋屈了一年,上戏掀起的“狂妄”运动正好给了他们翻身的机会。 据我院去调查的孙、李两位同学说,该团领导班子第一把手周振邦是国民党员,家中可能藏有枪支。 我一听情况严重,就决定支持该团青年,把周振邦抓起来审问。 抓捕计划几经谋划,最后定在12月26日实施。 那是寒冬的一个夜晚,我们乘坐我院小刘司机开的车到达北京西路的一个弄堂口。该团一名青年正躲在暗处放哨,他将帽子压得很低,领口向上翻起,完全是电影里常见的密探打扮。他说周振邦正在家中。 于是我们迅速走进弄堂,到了周振邦家的后门,一名青年抬头高喊:周振邦电报! 一会有人下楼来开门,一看正是周振邦,几名青年立刻捂起他的嘴巴将他拖到弄堂口塞进汽车,动作之快令我眼花缭乱,等我赶到弄堂口,小刘的汽车已一溜烟开走。 于是我徒步赶回学院,进了房间只见周振邦趴在地上喘着气,几个青年早已急不可耐对他动了手。我制止了他们,让周振邦坐起来回答问题,可还没等他说话,青年们又是一顿打,积聚了一年的仇恨此刻全都集中在他们拳头上了。我很生气,便去责怪孙、李两位同学,他们也看不过去,厉声道:你们再打,我们就不管了!该团青年这才有所收敛。但我看当夜问不出什么了,更不可能期望周振邦把枪交出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将周振邦押到黄浦京剧团团部,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我院去的人很多,气势汹汹,言辞激烈,对方显然吃了瘪。会后黄浦区主管文艺的一位领导过来谈判,那也是一位青年,一见到我忽然同我打招呼。原来文革初期,他起来造反受到压制,来我院串联时,我接待了他,并且鼓励他坚持斗争。出于对我的信赖,他当即认同我们的革命行动,表态支持我们。 周振邦为首的造反派被我们打下去了。但世事难料,三年后我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囚禁,一天黄浦京剧团有人来外调那几个青年的表现,说他们因参与“狂妄”运动被立案审查,而周振邦仍是该团的革委会主任。看来“国民党员私藏枪支”均为不实之词,我与那几个青年实在是咎由自取。至于那位区领导会遭遇什么,便不得而知。 与此同时,我又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造反派刘贵琴。文革之初,青年话剧团的刘贵琴因为造反而受到迫害,被我们解救出来后住在革命楼。她带着女儿吃着大饼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至今还有记忆。 一天刘贵琴母女来到红楼204教室,见我正在画漫画,便要求我也画些贴到青年话剧团去,我照她的要求做了,据说反响强烈,刘贵琴几次见到我都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着同一句话:“他们一看漫画那脸都黄啦!” 在侯邦琪的联络安排下,刘贵琴秘密赴京见到了张春桥。因为刘贵琴出身贫苦,文革前被树为文艺界的标兵,张春桥主持过对她的宣传,此时便对她说:我以前支持你,现在也支持你。刘贵琴顿时被感动得泣不成声。 10月15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刘贵琴一场控诉震动了全上海,刘贵琴也许刺激受得太深,有点语无伦次,当有人给她递杯水,或者塞上一个坐垫,她便忘了前面的话。她那带泪的控诉几次哽咽着说不下去,极大地感染了全场的气氛。文化系统高官杨永直、孟波到场接受批判,两人被罚站在舞台一侧。有人冲上台要揍两人,被一旁的纠察拦住了。刘贵琴哭诉之后,市委领导梁国斌当场表态说:如果刘贵琴所说属实,必须予以平反。 一年后,作为青年话剧团一把手的刘贵琴却对本团群众实行起高压政策,演员们被整治得抬不起头来。一天她率领该团的“战斗文工团”来我院剧场演出,三十多岁的妈妈们挥拳蹬腿跳起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演出后刘贵琴指着一个个垂手而立的“亚非拉”,口若悬河大谈对她们的改造之功,让我不忍心看下去。此外还听说刘贵琴将祝希娟等人下放到郊县采取集中营式的管理,家属送去的鞋子都要撬开鞋底进行检查。于是我将刘贵琴画进漫画贴到了青话大门口。那是12月21日的一个夜晚,刘贵琴刚好从外面回来,她看着漫画愣了半天,忽然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放声而哭。我顿时慌了,反复地叫大姐,表示不该画这张画。但我坚持原则,希望她改变领导作风。双方一直谈到凌晨两点。也许这件事对刘贵琴的刺激太大,她始终没有放过我,还拿我的出身说事,一次在市革会对侯邦琪说我是革命楼的黑手。侯邦琪一回来就笑着冲我喊:“黑手!”可是我笑不出来,我体会到漫画这种武器的杀伤力实在太大,不能轻易对个人使用。 “狂妄”运动迅速发酵,波及全国其他省市。一度乱象丛生,也引发了许多事端。一些人高喊:“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是老朽,都要滚蛋!”还不断传来了私设公堂进行逼供信这类恶性事件。 为此,11月21日,陆克召集“狂妄写作班”,写作制定纲领性文件《对目前文艺界形势的分析》,简称“狂妄十三条”。陆克声称要写出中央为文革发布的“十六条”那样的文件,作为一系列的政策导向,来指引文艺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此文件格局宏大,气度不凡,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
一、十七年 二、形势大好,问题严重 三、权 四、大方向 五、乱 六、主流与支流 七、干部 八、建军 九、揪坏人 十、立足本单位 十一、五十天与十七年 十二、目前不宜杀下去 十三、斗私批修,革命到底
“狂妄十三条”于11月23日正式向外界公布,同时还公布了23条标语口号,其中对于“老朽滚蛋”,附加了一个注解式口号——“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敌特、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和不能为社会主义、工农兵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遗老等老朽统统滚蛋!”以此界定了这次运动的清理对象。“狂妄口号”如下:
最高指示 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狂妄口号宣言
文艺界形势大好,问题严重!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狂妄精神万岁! “狂妄”无罪!冲“黑”有理!老朽滚蛋!吓死保“黑”派! (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敌特、叛徒、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和不能为社会主义、工农兵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遗老等统统滚蛋!) 文艺界、艺术院校的革命小将联合起来猛冲文艺黑线! 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上艺司、联络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绝不允许派性混淆阶级斗争! 彻底炸开文艺界阶级斗争盖子! 文艺界必须清理阶级队伍! 文艺界大权必须掌握在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打倒改良主义! 坚持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警惕文艺黑线回潮! 大破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大立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 文艺界滚到工农兵中去!走战斗文工团道路! 一辈子与工农兵相结合!一辈子为工农兵服务! 工农兵、革命小将快来围剿文艺黑线!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打倒刘、邓、陶!打倒周扬、夏衍! 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争当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急先锋! 新文艺界是我们的!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狂妄》 1967年11月18日、23日稿
“狂妄”运动突兀而起,让社会各界一时无所适从。12月7日至12月8日,《解放日报》与《文汇报》先后发表文章批判“老朽滚蛋”口号以及“狂妄”运动的一些做法。陆克很为恼火,就在12月7日晚上率领大批群众去解放日报社辩论,还将一卡车“牛鬼蛇神”运去报社,说你们主张老朽不要滚蛋,那就全部交给你们。这场闹剧一直持续到了凌晨。 等到江青的讲话传达下来,清理阶级队伍成了大趋势,于是两报分别派人来打招呼与我们进行和解。 与此同时,《解放日报》于12月21日发表文章,标题为“反右倾,鼓干劲,彻底清理阶级队伍”。 《文汇报》则更为友好,特地用“邝望”这个化名(系“狂妄”谐音),在1967年12月31日发表小说《红画笔下厂》。小说是我院同学写的,我画了插图(见下图)。 为了进一步廓清人们的模糊认识,将“狂妄”运动纳入正常的轨道,12月5起,梁定河等同学开始筹建“狂妄战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外界称“狂代会”。会议于12月17日正式开幕。 由于会议代表来自一些外省市和地区,被外界看作是一次全国性会议,而全国性会议只有中央才有权召开,此举犯下了大错。 到1968年5月,应“武汉狂妄”之邀,陆文雄、梁定河等赴武汉进行调查,并且公开发表了支持武汉“狂妄”的调查报告。后来据上面通报,武汉“狂妄”内有反中央文革的“百万雄师”势力,此举又犯下一个大错。
张春桥亲临上戏了解“狂妄”运动
“狂妄”运动惊动了中央。一次市革委会会议上,张春桥对侯邦琪表示要到我们学院来一趟。 张春桥可不是随便说说的,1968年1月26日下午,他真的来了。 张春桥到我院,先上了原院长办公室二楼开了个小会。侯邦琪陪张春桥坐在沙发上,我们三十多名学生席地团团而坐。演出科的冯文治将录音机放进书包,不慎弄出了声音,被张春桥听到予以制止。但冯文治还在偷偷地录,又被张春桥发觉,张春桥生气地道:“这样做我不说话了。”侯邦琪对冯文治申斥一句,冯文治这才收手。 张春桥开门见山就问“狂妄”大队怎么回事。于是陆克向张春桥汇报了“狂妄”自从教改讨论到清队运动的经过。当说到与导演系“人未老”的论战时,张春桥问道:“那是些什么人?”陆克说是学生。张春桥说:“那当然人未老。”大家都笑了。 陆克汇报完了,张春桥就对“狂妄”的名号及其“狂妄”运动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告诫我们不要走极端。陆克分辩说“狂妄”的名号来自主席年青时候的一句豪言,不应有错。而张春桥说,他问过主席,主席说记不得了,实际上是否认了,劝我们不要再用。这么看来,“狂妄”运动还惊动了主席。 张春桥对我们的批评是善意的,他一开始就说:我这是在小范围内给你们提一点批评。那天张春桥的心情很好,到后来边抽香烟边跟我们聊天。他说朝鲜金日成不够朋友,当年美国大军压境,危急关头他不惜违反外交礼节,用中文写国书向我们求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抗美援朝的秘闻,很觉得新鲜。 张春桥正讲在兴头上,侯邦琪却打断了他的话:“老张,大家都在剧场里等着呢!”于是张春桥结束聊天,离开小楼进入剧场走上了大讲台,他当着全院师生的面,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他说:“上海戏剧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贡献的!”我那时候站在舞台侧幕边,一字一句听得十分真切。 我身旁站着张春桥的警卫员,是个大个子,他早已看好了撤退的路径。张春桥一结束讲话,就在他的引导下,从副台一扇边门迅速走出,登上了预先停在门外的汽车。
与“作战组”有关的几件事
张春桥来上戏讲话之后,陆克就收起了“狂妄”名号,改称“狂飙”,因为主席有诗道“狂飙为我从天落”。陆克同时命我将“狂妄楼”的匾额,改写为“狂飙楼”。 而我们这个“作战组”依然留在楼内,群众把它看成了一个权力机构,甚至当成了派出所,以为我们有权抓人或者动手打人。 一天作战组来了个军人,是65届表演系的,分配在南京前线话剧团。他穿上军大衣朝椅子上一坐,顿让我们这间会议室蓬荜生辉。 但此人却没安好心。一次当大家正在讨论文艺界的形势,他忽然插嘴说,学院内就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我听此一惊,问他什么事。他说表演系66届某男生玩弄女生。我一听是生活问题,就没了兴趣。因为无论过去的“四清”运动,还是文革时期,中央都明确规定“生活问题一律不整”。虽然觉得这几个字出现在庄严的中央文件有点怪,但中央的政策是必须遵守的。所以对于他的举报,我“不予立案”。后来我知道他因为争风吃醋,企图借我们之手报他的私仇,幸亏我没有上当。但后来他去别人那里捣鼓,把那男生抓起来大打出手,闹出了很大的动静。这件事直到八十年代余秋雨当院长时才予以解决。因为打人者不仅打男生,还将那女生屈打成招,给余秋雨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由于当时上戏是造反派掌权,余秋雨便多次在媒体指责“造反派打人”。这真是冤枉了我们。 后来又有几位女生跑来举报某系某女生在外面搞不正当恋爱。我一听又是生活问题,加上那女生是个弱者,有点同情她,就说这不是政治问题,是个人道德问题,我们不办。举报人觉得很扫兴,就反驳道:阿尔连采夫难道也仅仅是道德问题吗?她说的是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中的反面人物,那人绝对很坏,我一下被问住了。但最后还是“不予立案”。 但我却把美三班的程同学“立案”了。 那时候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野鸡小分队”,借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招摇过市,还乱搞男女关系,那里面一片乌烟瘴气(那些人中的一些角色在五十年后跳起了广场舞)。举报人说程同学打着“革命楼”旗号,也拉起了这样一个小分队。我一听这可是政治问题,就立刻将他传唤。 下面便是记忆中的“审讯记录”: 问:你最近在做什么? 答:没做什么。 问:是不是组织了一个小分队? 答:是,那又怎样? 问:你在里面干了什么? 答:宣传毛泽东思想呀! 问: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 答:绝对没有,你们可以去调查。 问:(诈)我们调查过了。 答:查出什么? 问:要你自己交待。(诈)有一个姓张的,和你什么关系? 答:(中招)我和她一般关系,很正常。 问:肯定正常? 答:肯定正常。 问:(给他一把剪刀),敢不敢把头发剪下来作为保证? 程同学立刻拿起剪刀,剪了一綹头发放在桌上,而后飘然离去。 我知道不会问出什么结果,也不会对他动手,就找个台阶下了。 此后程同学在农场的“一打三反”运动时期,干了件不大不小的事。因为程同学不改他的浪漫本性,和外语学院的林女生好上了。但好过了头,让林女生怀孕了。林女生起初还将肚子扎紧,坚持出工干活。但肚子越来越大,已经隐瞒不住。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林女生潜回上海分娩,程同学则留在农场应对军人。 连部发现林女生失踪,去问程同学,程同学推说不知。程同学口风极紧,这件事连他最好的朋友都没告诉。正好钱塘江上游飘来一具女尸,军人急忙跑去察看,发现是一场虚惊。于是连部军人加上工宣队全体成员把程同学叫到连部办公室进行审问,我正在隔壁写交待,听得一清二楚。 程同学真是好样的,事情明摆着,他百般抵赖死也不招,弄得一名工宣队大怒,高声叱道:“你以为自己出身好,头上没辫子屁股没尾巴?告诉你,长出来了!” 程同学干扰了“一打三反”大方向,给了我一点喘息的机会,这一刻我在暗中感激他。 到了1972年底,为了分配问题我同他常常在工宣队办公室相遇。他已经同林女生结婚还有个女儿,按理应该照顾留在上海或者靠近上海的城市,但因为不受工宣队待见,被分配去江西。 以我的政治身份,没有资格提任何条件,自然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就是宁夏。但我有个亲戚在安徽当官,于是走他的后门,那边文化局点名要我。但那边要,这边不放。后来这边提出再搭一个人,安徽方面同意了,工宣队这才将我分配去安徽。 那天程同学正为自己的事情发愁,一听说我改去安徽,立刻绽放出笑脸,祝贺我说:那好!那好! 他是由衷地为我高兴,这一瞬间,我看到了他一颗善良的心,同时也为我曾经对他做过的事而感到内疚。 程同学因不服从分配,失去了工作,也断了经济来源。为此他想出一招:带个照相机去给农民拍照,据说很受欢迎。他白天摄影,晚上关在暗房冲洗,日子一长,后来患上了糖尿病。一次当导游时,因没有及时注射胰岛素,竟死于武夷山一座深潭边。 程同学是个美男,嗓子也好,又能讲各地方言,多年后上海文化局给他落实政策,分配在上海滑稽剧团,可说是人尽其才。但他还是不甘寂寞,利用空余时间去旅行社当导游,一位风流才子,就这样“香消玉殒”,令人扼腕叹息。 这都是后话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以上也算是给这位已经在许多人记忆中消失的人物立个小传。
从顶峰坠落
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有一句名言:“上帝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狂妄”运动标志着我们这群造反派由顶峰开始向下坠落,直至灭亡。 第一个打击,是上音革委会策动的“一·六事件”。 1968年1月6日清晨,我还在睡觉,上音C女生突然推门而进,她局促地向我道一声歉,便仓皇奔向套间里的陆克,哭喊道:“他们抄了我家!” C女生是陆克的女友,六年前两人是上音附中的同学,C女生学钢琴,陆克学大提琴,而文化课是在一起上的。陆克默默爱上了她。她是一个娇小姐,他像一个乡巴佬,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两人会走到一起。1962年,C女生进入本科钢琴系,陆克则考入了上戏。陆克给她寄去了一封求爱信。她与一个闺蜜认真商量后,回一封信客气地拒绝了,同时规劝陆克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就这样四年过去了,两人并无往来。1966年文革爆发,C女生参加钢琴系“小人物”造反组织,受到了压制。一天她来上戏串联,“革命楼”接待站的一个同学在介绍学院运动时,把陆克描绘成了英雄。C女生听得心潮澎湃,立刻跑到204教室来找陆克。 那天我正在教室,发现陆克走出门口,站在走廊里听一个女生说话。陆克竟然有女生来找他,这使我大为惊讶。 时当秋末冬初,C女生穿一件绿色棉袄,毛线编织的围巾下,闪着一双炯炯大眼。她不停地诉说,而陆克却低头沉默,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不久陆克忽然消失,两人结伴外出串联了,这应该是当时最佳的革命恋爱方式。等回来,C女生便以陆克女友的身份,公开在我们面前亮相。 C女生走进了我们男生的世界,也为我们这个战斗集体带来了温馨和快乐。她常常在四楼排练厅的一架钢琴上练琴,常弹的有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肖邦的《叙事曲》和《谐谑曲》等等,让我听到了西洋古典音乐的顶尖作品,也让我领略到了人类最微妙的情感脉动。每当这时,陆克总是徘徊在排练厅的一角,琴声似乎把他带回到了昔日的美好时光。 但现实是严酷的,上音革委会建立之后,“小人物”受到了更大的压力。据C女生说,院党委老班底控制了新政权,他们想方设法压制真正的造反派,为首的便是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原党委成员李江。 陆克为了支援“小人物”,就策划了一个行动,将李江绑架到我院进行审问。 1月4日晚,我院出动一部卡车,悄悄地开到上音住宅区李江家的附近,几个同学上前拍门。开门的正是李江,一个同学顺手抓起床上一条围巾塞进李江嘴里,几名同学捉住李江四肢,将他抬到卡车上,一会儿运抵我院,架进“狂妄楼”,我和大家正在楼内等着。 车上李江有过激烈的反抗,开口咬伤了一人的手。那人狠狠地给了李江一皮带。李江进到楼里,对着满屋子虎视眈眈的人,神色有点紧张。一会他提出要上厕所,那时陆克还没下楼,我就带他去了。等将他带回会议室,上音大队救兵已气势汹汹登了门。我见状正要将李江带离现场,他也似乎顺从地要跟我走,却不料上音的大个子燕凯一步冲上前,插在我与李江之间大声吼道:“不许动我们的革命干部!” 李江被他们救回去了。但事情还没有完,不一会于会泳闻讯而来,参加了上音革委会主任陈中华与陆克之间的一场舌战。 陈中华谴责陆克对李江的绑架行为,陆克历数李江的种种不是,两人唇枪舌战相持不下。于会泳自然站在陈中华一边,批评陆克不该跑去他们学校抓人,但于会泳的口气要缓和得多,我猜他心里是站在陆克一边的,因为他曾经被李江他们整得很苦。 两天后上音的报复开始了,1月6日凌晨,他们突袭了C女生的家。 事实证明,比起李江一类的政治老手,陆克还嫩得很。绑架李江只是出了一口气,并无实际收益。而对方的突袭却奏得奇功,他们抄出了陆克写给C女生的几封情书。 与其说那是情书,不如说是陆克的政治自白,为了捕获恋人的芳心,陆克披肝沥胆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比如他说毛泽东用枪杆子打了天下,他也要用笔杆子来打天下。又说这场运动使他发现领袖不再神秘,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再神秘,他完全有自信一展抱负,创造自己的历史。信件的内容迅速上递下传,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陆克的狂妄野心吓坏了很多拥护他的群众,也让上级领导觉得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小将。 对方紧接着射出了更具杀伤力的一发炮弹,宣称C女生与某男生在苏州开过房间。 消息传来,陆克如遭晴天霹雳。我与陆克都住在院办公楼的三楼,这一晚他嘱咐我先别回房间去,他要向C女生问个明白。 我在外面徘徊许久,等到差不多的时候才回房间。我进门时,C女生正要离去。她的双眼哭得又红又肿。陆克一向感情内敛,这一刻却显示出了他的无限柔情,他站到楼梯口,目送她拾级而下,直到她在视线中消失。 陆克告诉我,这件事确实有过,她一年级时,高年级一位男生约她去苏州游玩,却开了房要与她上床。她极为害怕,坚决不从,就在床边坐了一夜,此后就不再理睬他。 我觉得C女生的话是可信的。C女生身上有一股刚气,她是不容易被人征服的。这从四年前她回绝了陆克的求爱,以及五年后掀翻与陆克的婚礼决然离去可以证明。再说她与那男生如果有过这种关系,就会继续交往,但大多数人对此并无印象,直到这时因为内斗需要,这件事才被扒拉出来。 但此事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C女生的名声已然被恶意搞臭,也让陆克的尊严遭遇空前的挑战。C女生对陆克说,如果你不要我,我只有死路一条。她是陆克的至爱,我相信陆克不会那样做,相反的是那些日子,陆克与她患难相守,对她的情意更为缠绵。陆克还告诉我,因为C女生的出身很复杂,游雪涛(市革会群运组副组长,被外界称作张春桥的大特务)劝他离开C女生,陆克当即表示,如果C女生会影响他的政治前程,他宁可什么也不要,专心去画画。 这期间的一天,我去上音打探情况,只见“小人物”的首领赵晓生正在大礼堂被勒令站起来回答问题。赵晓生是钢琴系的业务尖子,但文革一开始,他的兴趣就转入了政治。他个子不高,带一副眼镜,思路敏捷,语速很快,语音带点沙哑。问题一个接一个,赵晓生很紧张,说话也不连贯,失去了以往的潇洒和自信。但他没有屈服,只是沉默了。 自C女生被抄家的“一六事件”之后,半年之中,“小人物”被整得不轻。但整人者也逃脱不了被整的下场。到了这年8月,张春桥突然发飙,怒斥上音革委会有敌人。上音领导班子立即瘫痪,陈中华以下一干人员都陷入了绝境。有人被逼疯,燕凯、李江等数人相继自杀走上了黄泉路。 燕凯是一名高干子弟,身高马大,性格暴烈。据说他躺在帐子里割脉,鲜血直冲帐顶,死得极为壮烈。 燕凯的女友是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曾经和仲星火的女儿到我院了解“狂妄”观点,我接待了她俩,在“狂妄楼”里谈了一个多小时,气氛颇为融洽,临走对我的评价是我很会说话,其实我不过是背诵“狂妄”十三条而已。想不到姚姚红颜薄命,母亲自杀,男友自杀,自己因为出身原因分配成了问题,多年后当终于落实到一个单位时,却死于一场车祸。 “四人帮”倒台后,李江的子女在人民公园对面的大批判专栏贴出一张大字报,诉说父亲的冤情。我于一个晚上特意跑去看,字里行间满是悲切之情。回想当年的血腥岁月,我深感更应该悲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亿万民众被一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十年来斗来斗去,最后连这个独裁者在内斗得死的死伤的伤残的残,无一人是胜者。
手足相残
到了1968年的3月,上海戏剧学院造反派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危机,所谓“侯派”与“陆派”的矛盾日益突出。 侯邦琪此人名声在外,实际上政治素养不高。文革之初他没什么建树,学院的造反局面是赵全国和陆克开创的。我曾经把首都三司的特派员江涛带到侯的面前,他却有眼不识泰山,失去了驰骋上海滩的大好机遇。“刘贵琴事件”是我班的郑大炮和郭源发起的,侯邦琪坐顺风车在上海文艺界露了脸,为此当了上艺司(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却不久被人排挤出来,被外界讥讽为“草包司令”。在“革命楼”内,他带着出身偏见对待“出身不好”的造反派战友。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但我有陆克罩着,他奈何不了我。而张炼等同学在“革命楼”过得很憋气,就投向了赵全国的“上三司”(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侯邦琪在“一·二八”炮打期间,与胡守钧联手反张春桥,高喊:“坐牢也要炮打!”他的失误,让“革命楼”当了半年的“政治黑户”。一年后他为了效忠张春桥,拿赵全国、胡同学、张炼等战友开刀,酿成手足相残的痛心局面。 这场清查运动一开始,侯、陆之间就发生了分歧。侯邦琪主张严办,陆克不赞成。陆克甚至说,与其让我依靠保守派,我宁可依靠赵全国。 但侯邦琪执意要行,为了整治胡同学和张炼,他把爱将孙大刀派进了表三班。 这个班的两派矛盾十分尖锐,胡、张作为造反派,此时正掌着权。而孙大刀手持尚方宝剑自空而降,让保守派如遇救星,他们立刻举报胡、张,说两人问题严重,不仅反张,并且反毛。 举报的事发生在1966年的“七七”之后,这个班开会要大家对这个事件发表意见。由于保守派占据了绝对优势,几乎所有的人都谴责赵全国而拥护院党委,剩下胡、张两人没有表态。在一再催促之下,胡同学冷冷地道:院党委也不能说完全正确。一个姓刘的同学上前追问:为什么?胡同学说:这很简单,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刘同学又问:你是说谁都有错?胡同学说:是的,谁都可能有错。刘同学追着又问:那毛主席呢?胡同学一下被问住了。 胡同学当然知道怎样回答可以保证自己安全,但胡同学是一个讲究理性的人,他要维护一个常识,他不愿意撒谎,所以他沉默了。胡同学沉默了,刘同学却兴奋了,他将面孔凑近胡同学,一遍又一遍大声问道:毛主席呢?你说毛主席呢?胡同学被逼无奈,只好说:毛主席一不小心也有可能犯错误。胡同学讲完,全场静默片刻,忽然有人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胡同学的脸上被打上了反毛的印记。由于上面有指示,学生问题放到运动后期处理,所以当时没有对胡同学采取措施。胡同学后来参加了造反派,还参与赵全国“上三司”的“反夺权阴谋”,此时老账新账一块算,胡同学被宣布为隔离审查。 一天夜里,几个人走进了隔离室,他们喝令胡同学站起来对老人家的画像低头认罪,胡同学照着做了。胡同学刚刚站稳,背后有人往他的踝骨上一踢,胡同学失去重心,手一伸,跌倒在地。那人叫胡同学重新站立,站好了照样又是一下,胡同学还是手一伸倒在地上,几次下来胡同学便习惯了。哪知道对方就是要让他有这个习惯性动作,当胡同学再一次伸开手臂时,对方捉住他的手腕往后用力一抽,胡同学的身体打起旋转,脑袋“砰”地一声重重摔在地板上,还吃了一嘴一鼻的灰尘。那人是表三班特请的外援,他个子不高,白白净净,属于当今小女生火热追捧的那种“小鲜肉”形象。可是人不可貌相,他学过擒拿,身上有功夫,今天是拿胡同学开练来的。胡同学吃不住这样的打击,认了命。他们将胡同学搞定之后,接着就去对付张炼。 张炼被隔离审查后,关在院内的一间地下室里。一天清晨5点多,几个男生走进去,没问什么话就一顿拳脚将她毒打了一顿。我去看望以后向有关同学发了一通火,我的话很快汇报到侯邦琪那里,他立刻下一道命令,没有他的同意谁也不准进入隔离室。接着又放出话来,因为我的出身问题要拿我开刀,并以此向陆克施压。张炼的问题可能要引发革委会的公开内讧,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为顾大局,我们停止了对张炼的救助。 张炼遭到如此毒打是有原因的,因为她不仅抗拒革委会对自己的审查,还抗拒上面对她母亲的审查。张炼的母亲不仅是右派,还是潘汉年集团的成员,其政治面目深不见底。 这个案子据说是游雪涛关照侯邦琪办的。游雪涛手下有一个“扫雷纵队”,主要是对付反文革势力,维护张春桥的安全。他怎么突然关心起了几十年前的潘案?又怎么知道上戏有个女生,她的母亲曾经是潘汉年的同党?这件事十分蹊跷,至今还是个谜。我只能猜想有人抛出了张炼的档案,企图借游雪涛之手来毁掉张炼的全家,所谓毒蝎之心,莫过于此。 就在张炼被隔离的同时,她的父母带着小女儿逃离上海,躲到杭州亲戚家里。专案组向张炼索要地址,张炼骗他们说人在苏州。几个男生去苏州奔波一天无果,知道上了当,怒气攻心,这才连夜赶回来进行报复。后来他们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了地址,便将张炼的父母抓来学院。几个同学上前喝令张炼的母亲交代问题,张炼的母亲什么也不说。有人上去要对她动手,张炼母亲突然眼珠一瞪,大声说道:当年鬼子也是这样打我的!那人一惊,似乎从她的眼光里看到了什么,那捏紧的拳头也松开了。 这件事传到我耳中,我颇觉得好奇,多年以后我见到张炼母亲,这才知道了这位谍海女杰的传奇经历。 张炼的母亲姓吴,原籍苏州,早年受到地下党以及进步学者的影响,与几个学生千里迢迢参加抗日,随部队辗转于中原战场。后来被党组织派往江南新四军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样板戏《沙家浜》中那“芦苇荡里的新四军”,就是她所在的部队。但在一次突围中,吴女士不幸被捕。在日寇的严刑拷打下,她坚贞不屈,决心以身殉国。可就在临刑前,奉潘汉年之命打入敌伪内部的袁殊同志设计将她救出,并安插在自己手下。吴女士并不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于是袁殊常常“一时疏忽”使得重要情报落到吴女士手中,吴女士则通过专门渠道送达组织,多年来吴女士身处敌营巧妙周旋,为抗日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解放后,因受潘汉年案子牵连,这位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不仅失去党籍,还被划为右派,之后又丢掉公职,沉冤达三十多年。1978年袁殊出狱后找到吴女士,将实情汇报于组织,在胡耀邦的直接关心下,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吴女士还获得了中央颁发的一枚纪念章。 张炼与她的母亲,这两代女性的遭遇十分相似,她们人生的最美好的岁月都是在冤屈中度过的。有人说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就是两例。但是我们不能说她们的青春都已经虚掷,苦难也是一剂营养,它能栽培出芬芳奇异的花朵,这两位女性的生命因苦难而变得更为充实,张炼的异彩人生就是从“美丽园”(上戏校园)的铁窗中开始的。
张炼的异彩人生(一)
张炼因腰部受伤,只能趴着睡,可是她的眼睛没闲着,她在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是一栋半埋在地下的钢筋水泥建筑,除了那扇沉重的铁门,天花板下还有一方窗户与外界相通,可是窗户太小,又接近地面,狭小的空间,几乎都给冬青树的树叶塞满了。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六六六粉的浓浓气味,令人窒息,张炼决心将这扇铁门打开。 张炼挣扎着从地铺上起来,她靠在门上,用拳捶,用脚踢,并大声喊叫,这时张炼已经绝食达七十多小时,她尽着最后一点力气坚持闹,最后终于将专案组闹烦了,只好过来谈判,在张炼答应停止绝食以后,铁门打开了。 张炼来到外面走廊上,这才发现,这里面关着不少人,有本院的师生员工,也有院外的陌生人。张炼不清楚他们犯什么案,只见他们一个个神情十分沮丧。演出处处长胡醒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说他关进来不要紧,可家里九个孩子怎么办?另一个冯文治,是演出科的造反派头头,还是院革委会委员,他正激动地走来走去,精神极为亢奋。张炼很为他担心,上前劝他冷静。冯文治伸手向门外一指,大声说:你听,我能冷静吗?张炼侧耳一听,不远处果然传来了批冯的广播。没过几天冯文治吊死在厕所窗台上。 那天是表演系二班的胡女生值班看管冯文治。冯文治说要上厕所,胡女生就将他带到学院前门房的厕所,在门外等候着。胡女生久不见冯文治出来,便绕到窗外去看,却见冯文治已挂在窗台上。胡女生因为不能进男厕所,只好跑到大门口叫人,情急之下光打手势,却说不出话来。等人们明白过来进去救人,却因冯文治身高体重,一时间抱不下来。后来一位电工用老虎钳铰断了铁梁上的电线,才将他放倒,但已经过了最宝贵的七分钟。 等我知道消息赶过去,冯文治正躺在大门口的担架上喘最后一口气,那脸色已经发暗。等他被运去医院,我就走进厕所,抚摸着他上吊的双股电线,将断口拼起,还挂上自己的脖子试了试,因为我不明白,他坐在窗台上怎么也会成功。也有人分析,他本不想死,只是故意作态以示抗议,没想弄巧成拙自绝于人生。 另一个谭立平同学的自杀也很奇特。 张炼自从停止了绝食,便不时有人偷偷地给她送来食品。班上的钟女生拿来八个煮熟的鸡蛋塞进她的枕头下,张炼舍不得自己吃,决定同难友们一起分享,于是她一个个地送,当送到一个叫谭立平的同学那里,铁门刚好没关,谭立平默默地对着一面墙壁坐着,张炼将鸡蛋放到门边一捆书籍上面,并朝他作了个手势,谭立平没有反应。张炼敲了敲铁门,谭立平才慢慢转过身来,他的脸色极为阴沉,让张炼吃了一惊。 谭立平为导演系学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举止很显得文雅。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他办了一份小报,转载各地的消息以及报章内容,类似于今天的报刊文摘。后来他去舟山支援那里的革命,学院里久不见他的人影。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把他揪回来关进了隔离室。第二天谭立平上厕所回来,正好与张炼打了个照面,张炼悄声问他究竟为什么事,谭立平摇摇头,惨然一笑,答道:说不清楚。 谭立平的囚室没有窗,那铁门也总是禁闭着,它隔离了空气,也隔离了人气。一天晚上,谭立平用一根带子在床架系成个圈,把脖子挂了上去,他竟坐在地上完成了这件事,等早上发现时,已经浑身冰凉。在他衣服口袋里找到一份遗书,竟提到了我的名字,说是欠我20元钱,让专案组变卖他的书籍后还给我。其实那也不是我个人的钱,一年前我带了几百本《红画笔》画册去舟山推销,乘机一路上玩过去。谭立平住在定海一个地方剧团的楼上,我顺便去看了他,并把余下的画册交给他代卖。那天谭立平还陪着我去看海,并拍了几张照。据说谭立平的问题就是拍照,因为他有海外关系,就有人怀疑他在海防前线搜集军事情报。 冯文治的死,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时任革委会主任侯邦琪的主要罪状,侯邦琪被判获十三年徒刑。然而谭立平的死,有关部门却一直没有追究其冤头债主,好像上戏根本就没有谭立平这个学生。这就是中国政治的吊诡之处。 谭立平自杀之前,地下室的另一房间关进一个外单位姓傅的女子,傅女士一进来就哭,说自己15岁就参加革命,哪想到今天会被当作反革命被抓起来审查。她越哭越伤心,怎么劝也不行。张炼见她心理落差太大,精神近于崩溃,怕她会出什么意外,很为她担心。 这时,恰巧革委会副主任马绘昌下来巡视。马绘昌不知为什么脾气很大,他一个个房间视察,一路训斥过来。待走到张炼面前忽然住了口,那眼睛也没抬起来。马绘昌是舞美系一年级学生,年纪小,思想单纯,张炼把他当作小弟弟,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如今突然面对,马绘昌有点尴尬。张炼见他没有恶意,就提出让傅女士搬过来与她同住一屋,马绘昌把两个房间看了看,答应了。 这一下张炼有了伴,傅女士也心宽了许多,没过几天谭立平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傅女士目睹此情景顿时打了个冷颤,她呆立了半天,然后对张炼说:要不是同你在一起,我也会这样被抬出房间的。 谭立平的尸体被盖上一张白布,陈放于地下室门口。一会儿侯邦琪陪同一名公安走了过来。公安掀开白布看了看,朝侯邦琪问了一句什么话,侯邦琪便伸手指指张炼她们,公安将手一挥:放掉! 那已是1968年5月的中旬,正是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可是我的心境却很糟糕。我这才感到革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我的精神开始疲软,热情渐渐消散。残酷的现实使我萌生了退意。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此后的一年多里,我们这群造反派随着文革运动的惯性继续下滑,直到在“一打三反”中粉身碎骨。
上戏造反派的最后之战与侯邦琪、游雪涛被捕
1970年春夏,上戏67届以陆克为首的造反派,在乔司农场被军人和工宣队击溃,战友们一个个被枪挑落马,而学院里的战争却硝烟正浓。 在我们下农场的两年里,上戏69届造反派在革委会副主任马绘昌的率领下,与工宣队对着干,几经反复而屹立不倒,这在全国学校中可算是个特例。工宣队怕我们回到学院与69届合力反攻,就将我和陆文雄、费良琼秘密转移至复兴东路的一所别墅内,陆克和张炼转移至雁荡路的卢湾区民兵指挥部。 66届的侯邦琪也在泰州农场被隔离审查,这一天被押往上海。马绘昌得到消息,怕被工宣队秘密转移,就率领队伍冲进北站劫车。车还未停稳,同学们在月台奔跑大喊:“老侯!”侯邦琪闻声立刻挣脱看守跑出车厢,最后在众人拥簇下风风光光走进校园,重现了当年拿破仑百日复位那精彩的一幕。 侯邦琪的重要性这时候才显示出来,看来政治上不作为才是真有作为,他除了“一·二八炮打”有过动摇,其他没有辫子可抓,工宣队完全拿他没有办法。 上戏革委会不倒,我们的境遇也有了一些改善。工宣队被迫将我们送回学院,并且被允许搬回到宿舍,1971年的春节我也是回家过的。 然而风云突变,1971年3月23日,侯邦琪被上海民兵指挥部带走“传讯”。 据说那天深夜,一大群头戴柳条盔手持长矛的工人将侯邦琪的住所团团围住。侯邦琪将大门紧闭,举起一把斧头往桌上一剁,声言要与他们拼命。这时学院保卫科的邢健走上前,委婉地劝侯邦琪把门打开,侯邦琪一开门就被铐走了。这个情节,在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中也得到了印证。徐景贤说,当王洪文派民兵去抓游雪涛的左右手时,他们把斧头都已经准备好了。 此后游雪涛也被铐走。由于他一直在幕后支持上戏造反派,被工宣队恨得咬牙切齿。 游雪涛被人看作“张春桥的大特务”,但他是在林彪事件发生以后被抓的,此事始终让人不解。直到1992年的一天,侯邦琪带我去见了游雪涛,我才知道他被捕的原因。 原来在1968年的一个晚上,游雪涛与侯邦琪,以及复旦的谭启泰三人关起门来聊天。游雪涛忽然心血来潮,说毛泽东有点像晚年斯大林,还说了一些大不敬的话。说完游雪涛关照不许外传,说传出去他也不认账。然而在复旦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谭启泰受不住压力将此事交待出来。案情上报,徐景贤大吃一惊。徐景贤与游雪涛都是解放后培养的青年干部,两人关系密切,且都是张春桥的铁杆部下。他没想到老朋友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为了不受牵连,就批示将两人传讯审查。还说不管有没有问题,查一查也好。 此刻侯邦琪的又一个闪光点亮起,他紧张思索之后,判定游雪涛不会承认,因此咬紧了牙关死扛。结果两人拒不承认,谭启泰的口供就成了孤证,法律意义上就不能定案。 但是谁都明白游雪涛说过这话。多年后当他被释放时,一位审案人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以后说话千万要小心,别自己找死啊! 然而在“传讯”期间,两人的苦头可是吃大了,我曾经根据侯邦琪的口述,写了下面一段文字: 关押侯邦琪的民兵指挥部,位于外白大桥北堍原苏联领事馆的一幢洋楼,侯邦琪就关在楼内的地下室。室内三面为墙,一面是门,4平方面积,安下了地铺,尚余2平方米供侯邦琪起居活动。 侯邦琪体格魁伟,目如炬,声如钟,天生一个司令员的料。可是他那硕大的体积此时却给他带来了诸多不便,好比狗熊钻进了鸡笼里,转个身都感觉困难。屋顶上有一盏25瓦电灯泡长明不熄,至使在关押的一年多日子里侯邦琪不知道门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地下室隔一堵墙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口,侯邦琪站立时在水线之上,横身躺下则在水线以下,潮涨潮落,窽坎镗鞳。苏东坡《虞美人》词云“波声拍枕长淮晓”。这才是道地的一座“枕流公寓”。 日子一长,侯邦琪出现了幻听,老觉得有人对他说,几月几日会放他出去。接着又是幻视,打开宝书,字里行间就写着释放他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了,可总不能兑现,连老人家的话也不算数了?这甚至使他产生了可怕的信仰危机。头上的灯泡坏了换,换了又坏,等换到了第十九只灯泡时,他才被带离这间地下室,转押于中国纺织机械厂。这时候他的眼球、声带及全身的骨骼都产生出了不同程度的病变,并从此落下了终身疾病。 游雪涛也是一条硬汉,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他每天打坐做气功,靠内心的定力度过难关。当1980年对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公审时,当局要他出庭作证人。他说:你们可以枪毙我,我决不出庭。 当我得知侯邦琪如此遭遇,对于他的一切怨气便烟消云散。因为他也是在代我们受过。侯邦琪在文革中没做什么事,工宣队抓不到他的辫子,就把“狂妄”运动的罪责硬扣到了他的头上。他一被抓,工宣队就发动全院群众,掀起了一场批判“狂妄”运动的高潮。 1971年5月13日下午,全院大会批“狂代会”。陆克示众居中,郑大炮、陈惠群陪于两旁。 陆克等被押走后,过了十分钟,突然剧场一侧喊声响起,侯邦琪被民兵押了进来,这是侯邦琪被抓后第一次露面,在口号声的此起彼伏之中,他双手铐在背后跪在台上,却死也不肯低头,并且张口喊叫(听不清叫什么)。后来他的脑袋被几个人强行压下。等被押走时,他还对着台下强作一笑,接着被押上门外的一辆吉普车。 侯邦琪被抓不久,我与陆文雄、费良琼也被关到了红楼401教室。 此后,孙大刀被铐进了拘留所,马绘昌、梁定河、石同学、彭同学、张同学等相继被隔离,加上赵全国、陆克、陈惠群、郑大炮、张炼,区国樑,隔离室已关了11个学生。加上被囚禁在“学习班”的审查对象,上戏造反派已经全军覆没。
“九一三”前非同寻常的审讯
1971年9月11日深夜,我在睡眠中被喊醒,工宣队连指导员王宝林命我起床。待我穿好衣服,他对另两人说声“带走”,于是前面一人,后面一人,将我夹在中间下楼。两人均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要押往哪里,内心很是恐慌。 出了红楼,便踅进一条小路,进入灰楼后面的一个房间,灯光下,只见一排汉子,其中有几个陌生人,正虎视眈眈看着我,我刚一坐下,他们就大声喝令我交代“重大罪行”。 与此同时,一批住在家中的同学,也在半夜里被押到学校,连夜突击审问,他们被勒令必须在天亮前交代所有重大问题,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审问中有人拍着桌子厉声喝道:“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们二专办不是吃素的!” “二专办”是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控制下的市级专案组。王维国则是林立果“小联合舰队”的核心骨干,后来被定为“林彪死党”。那晚,军方控制的专案组与上海工总司合谋,进行了这场非同寻常的审问。 在他们一连串的发问中,其中最为吊诡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围攻春桥同志”。 我前面已经说过,1968年张春桥来上戏时,对“狂妄”运动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张春桥的态度是善意的,我们也是尊敬他的,与“围攻春桥同志”风牛马不相及。 专案组要我们交代这场“围攻”,其实是别有所图,通过我们的交代,他们便可以搜集到张春桥的言论,然后经过一番“化学反应”,转换成张春桥的罪行。 与此同步,林立果正在部署暗杀毛泽东,一旦得逞,他们会如何编造故事,我们又会被诬以何种罪名成为祭品,都很难想象。老天有眼,让林彪折戟沉沙,我辈小命也得以保住。 9月13日一过,专案组不再找我们,但警戒却更为严密。 国庆之后,形势趋缓,又见看管我们的同学不时地低声议论,神色很是异样。一句“接班人”飘进我的耳朵,我心中一动,某些预感似乎有了应验,最后终于知道了真相。
陆克的至暗时刻
我的隔壁关着张炼,张炼的隔壁是排练厅,那里面关着陆克。 陆克自从在农场被宣布隔离审查,态度极为强硬。他不写交待,批判会上对于别人的诘问,也一概不予回答(就如后来张春桥在法庭上的态度)。 但后来陆克变了,变得很突然。 那是一个傍晚,看管陆克的一位女同学慌慌张张跑来说出事了,把看管我们的丁同学叫走了。过了很长时间丁同学一脸阴沉回来,久久不语。丁同学对我们一直抱有同情,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先是不肯说,后来告诉我,陆克精神出了问题,他在排练厅把鞋子从这头扔到那头,又从那头扔到这头。 陆克发病的原因是遭遇了重大打击。当时全国正声势浩大地清查“五一六分子”,据说那是个神秘组织,要履行填表宣誓等等一系列手续。本来我们都以为“五一六”远在北京,与上海不搭界,与“革命楼”更没有关系。但突然传来周恩来一个内部讲话,他说凭罪行就能定“五一六”。 周恩来是1970年11月9日,在接见外事口核心组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矛头针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要重在罪行。主要是查他们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周恩来又说:“是不是参加组织,填表没有,不是主要的。要重本质,罪行就是本质,形式是第二位的。当然也要弄清楚。黑会都开的,就等于组织关系了。彭德怀,黄克诚的活动就是反党的,还需要成立什么组织?真正的核心不一定填表参加组织,他们背着中央开会集会这种行动就是罪行,有集会就是有计划的行动。只要罪行确实,抓住几件事就可以。” 专案组将周恩来这个讲话传达给陆克,陆克就崩溃了。 我后来问陆克那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说已经记不清了。我网上查了一下,他的病大概属于“一过性精神障碍”,一过就过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但发生的事都会遗忘。 于是我想象陆克发病时的情景,揣摩他当时的心理活动: 排练厅里有一架钢琴,曾经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关押的时间没个尽头,那孤独的日日夜夜,只有这一架钢琴与他为伴。当他得知难逃“五一六分子”厄运,政治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绝望之下,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视,耳际响起了幻听。肖邦的音乐从C女生手中流泻而出,把他带向了波兰爱国者的战场。也许只有战死疆场,才能表达自己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诚,陆克于是把鞋子当成了手榴弹…… 那天晚上我的心很痛,是夜无眠。不久我便看到了陆克在批斗会上的表现,他终于低下了倔强的头,也开始交待问题。这之前他曾经通过张炼传了一张纸条给我:“苦战四年得此结果,甘心否,笔答。”我没有回答,将纸条放进厕所冲走了。这件事他也交待了。 当专案组来问我时,我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刻,将纸条之事和盘托出,也松了一口气。 如今两个主犯都已招供,张炼这个从犯甚至不用讲话,点个头就能使这桩串联案的侦破打上个圆满的句号。可她偏不肯配合,于是一场批斗不可避免。(详情请见《昨天》第178期蒋寄梦专辑中的有关记述) 张炼的异彩人生(二)
张炼也是1970年在农场的“一打三反”运动被隔离审查的。张炼的母亲是右派,自己又有“反夺权”的前科,按规矩她应当低调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再说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我们这一派,她完全可以避开风头自保平安,可是她倔强的性格注定了再一次受难。 那天傍晚张炼正躺在床上休息,有人叫她去参加一个会议,大概又要进行忏悔认罪一类的表态, 张炼一口予以拒绝。运动开展起来后,军人正想树一个反面典型的靶子,于是她“躺着中枪”。 这时候我正在囚室里写交待,忽听得广播喇叭响起,一个尖利的女声划破夜空:“张炼你要干什么!”紧接着就是严厉的批判,最后宣布将她隔离审查。 张炼被囚禁后,始终顽固抵抗不肯认罪,直到离开农场那一天。 那天上午,军人与学生进行告别会餐,食堂里频频传出欢声笑语。她被押进一间屋子,是连部的“忠字室”,为了防止她与别人串联,仅有的一扇窗户也被报纸封住。黑暗之中,只有忠字台上的毛主席像,幽幽地看着她。 忽然,她所在的连副指导员闪身而进。他掩上了门,对张炼低声说道:“你们要走了,我有句话不说就没机会了。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母亲就是阿庆嫂,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也没什么问题,但你要注意态度,不要硬顶……” 副指导员说完迅即离去。张炼被这突如其来的慰问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一会门又开了,女排长进来了。她端来一碗粥给张炼作早餐,说吃了就上路。张炼气呼呼表示不吃,女排长就开口批评张炼,要她端正态度。张炼听得性起,一手接过那碗粥,接着连碗带粥,全都扔到了女排长身上。 女排长懵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而一起进来的同学怒了,一边喊口号,一边将张炼押上门外的一辆卡车。张炼对着卡车周围喊口号的同学,昂着头报以冷笑。 这时候,导演系王同学登上了车,他面无表情看了张炼一眼,忽然一脚踏住张炼脚背,双手猛力一推,张炼猝不及防,踉踉跄跄退了几步,撞在背后一个箱子上,一阵钻心的疼痛,腰带顿被撞断,她站不起来了。这时工宣队一位女师傅叫大家退后,随后上车挡住大家的视线,让张炼在车上换了一条裤子。 张炼被押回学院后,关在图书馆的二楼,却忽然发起了高烧。几名看守她的同学将她押去华山医院看病。张炼被烧得昏昏沉沉,她不让别人搀,扶着街上的围墙一步步走去。医生一量温度说要住院,但是工宣队不准。 可是张炼高烧持续不退,第二次去医院就诊之后,医生对工宣队顾卫国连长说,再不住院怕有生命危险,谁来负这个责任?顾连长这才过来对张炼宣布:“今天对你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准许你住院。” 张炼因连日出汗,浑身已经发臭。她推开别人,坚持自己换衣服,结果穿了一半就晕倒了。迷糊之中记得自己被抬到一辆车上送到医院,进入危重病房。一会张炼清醒过来,顾连长对她说:“你把父母的地址告诉我,有必要时叫他们过来见你一面。” 顾连长接着又一脸严肃地问张炼:“你好好想想,从小到大,有没有说过三反言论?”这显然要张炼进行临终忏悔了,或想在最后时刻获得张炼的有罪证据。张炼当场拒绝了他。 张炼感觉自己快要死了,此刻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父母,正在伤心,忽然医生兴奋地过来告诉她,在血液中找到了疟原虫。原来张炼患的是疟疾。只要对症下药,此病可治。 张炼的病被控制住了,一天夜里她打算逃跑,躲到中学一个同学家里。然而张炼扶着楼梯走到一半,实在没有力气走下去,就又回到了病房(多年后她见到这个同学,同学说,那时候你来,我一定会帮忙的)。 张炼出院时,顾连长对她说:“今天送你一个地方去养病,你要配合。”接着张炼被两名女生押上一辆三轮摩托,车上还装着她的行李。摩托车向着学院的反方向开去,停在一栋楼前,张炼被带进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一股令人窒息的霉臭味扑鼻而来。 屋里,有一个年轻女子捂着脸低头坐着。张炼问这是什么地方,女子却不回答。张炼见这种屋子怎能住人,就用脚踹门。顾连长跑来怒道:“怎么,毛病好了是吗?”张炼坚决要求换房间,顾连长皱皱眉头,就把她换到了二楼,那女子也跟了上去。 女子告诉张炼,她来自于崇明农场,因为全家被审查,已经在这里关了5年。女子还说她去楼下打扫卫生时,见到一个戴眼镜的男生,估计也是你们学校的。张炼猜想那一定是陆克。女子还说上面不准她同张炼说话,接着给张炼看她屁股上的伤痕,那是因为同张炼说话被打的。 张炼为了打破屋子里的沉闷气氛,就大声唱戏,女子在一旁欣赏。一名老工人过来申斥道:别吵,这里关着很多人。张炼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老工人回答是雁荡路,卢湾区民兵指挥部。 老工人还对张炼说,她是戏剧学院特地安排来的,生活待遇与别人不一样,每餐给她两种菜选一样。张炼见女子吃不饱,就常将自己的饭菜分给她。 张炼照样大声唱戏。一天跑来两名汉子,喝令她不许唱。张炼说我是文艺战士,江青同志教导要天天练。汉子拿出一副手铐进行威吓。张炼对他们伸出双手:“我还没尝过手铐滋味,正好尝尝。”汉子见张炼硬的不吃,就放了软,恳求张炼别唱,张炼这才停了口。 一天,女子告诉张炼:“你要走了,上次送你来的两个女生正在楼下,还带着一辆车。” 女子说的没错,张炼当天被押送回学院,而后与费瑛关在一起。 费瑛身为党委书记,却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还在浏河四清期间,有人反映张炼看外国小说,她就把张炼叫来,一边打着毛线,一边叫张炼对她讲小说。张炼讲了半天,她没有表态,让张炼走了,后来对别人说:“小姑娘,蛮有思想。” 文革爆发后,两人成了对立面,而今朝夕相处,又成了知心难友。费瑛对张炼说起自己的感情经历,她曾经爱过一个人,却因为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未能走到一起。现在的丈夫很爱她,婆婆也对她很好,文革以来屡屡替她担惊受怕,包括我那幅漫画对她老人家造成的惊吓。 张炼还帮费瑛分析案情。因为干地下党的,文革中无一例外要当特务叛徒来审,而费瑛审来审去也没个结果,于是张炼对费瑛说:依我看你就要出去,还是当你的书记。费瑛一听,似乎触动了内心的思绪,她抬头看一眼张炼,却没有说话。张炼的预言三年后得到了证实,上戏工宣队的领导亲自将费瑛迎进了党委办公室。 张炼是个爱吃零食的人,日子一长嘴馋了,就开列单子,要费瑛替她办来。费瑛于是动用原来的人脉关系,吩咐原党委成员叶露茜到静安寺去买。不料此事被张炼班上的两个女生知道,立即向工宣队告发。叶露茜慌了,急忙告诉费瑛,费瑛告诉张炼。张炼微微一笑:“别紧张,让他们来找我,谁告发的,我就说是谁替我买的。”费瑛怔了一会,说道:“小姑娘,亏你想得出!” 1973年张炼被分配到内蒙古京剧团。197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她正要上场演出,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四人帮”被抓。张炼顿时泪流如雨,一句话也说不出,脸上化的妆全都毁了。 领导着急了,立刻吩咐化妆师过来补妆,一边对张炼说,今晚上的演出无论如何不能耽误,明天你就去上海。 张炼获得平反后,调至杭州市京剧团,1977年到北京移植京剧《蝶恋花》。我恰巧也从安徽赴京移植此剧,与张炼相遇,此后一直保持联系,至今时常相聚。
陆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陆克的政治结论下得很重,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再往前一步,就是戴反革命帽子,成为四类分子的一员。 在结论未下达之前,陆克竭尽全力挽救自己,如同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把运动初期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寄给了张春桥。 1966年6月22日,我班六个同学因为支援赵全国而被全院讨伐。到6月23日晚上,我们正在校园的一角聚会,赵全国拿来了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写着赵全国和陆克收,内页像是用左手写的,署名“一群马列主义者”。 作者很有水平,先为我们分析形势,指出院党委违背中央部署犯了大错,鼓励我们顶住压力,继续斗争。接着说如果院党委坚持错误,就上告市委。如果市委官僚主义,就直接向中央反映。那时候市委在我们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可见其立意之高,已预见半年后的形势。信中还告诫我们时刻不忘学毛著,学中央社论,还要写大事记,我们都一一予以照办。 这封信的作者一直是个谜,陆克估计为中央文革,认定上海有他们的观察员。 陆克曾经向我描述他同张春桥的第一次见面。在市革会举办的一次外事宴会上,侯邦琪把他带到了张春桥身边,当侯邦琪说出陆克的名字时,张春桥遽然回头,眼睛一亮,这一刹那让陆克相信,张春桥早就认识了他,并且坚定地相信,那封信与张春桥不无关系。 在1968年发生的“四一二”炮打事件中,陆克还有过一次不凡的表现。 1968年4月12日,《文汇报》异乎寻常地在第三版以超过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了五条大号黑体字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预示着一件惊天大事将要发生。 果然,当天上海的主要马路出现了大量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刷标语的大都是复旦学生。他们一律保持古怪的沉默,对于市民滔滔不绝的质问,他们表示要抓人跟你走,但不回答任何问题。 据说复旦各派又一次高度联合炮打,还传出不少消息,比如张春桥的老婆文静曾经被日寇逮捕叛变,西北干部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等等,看来张春桥处境不妙。 到傍晚,传来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的三点意见:一、贴张春桥大字报是错误的;二、部队不要上街游行;三、不要反击。 李作鹏的态度显得很暧昧,他以张春桥是南京军区政委为由,不同意军内贴他的大字报。他这是在稳定部队的秩序,并没有对张春桥作政治定论。更蹊跷的是一直没有人代表中央或中央文革站出来说话,所以炮打派并不因此停步。于是4月12日晚上,在市革会礼堂举行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与会者一千多人,包括市级领导以及文教系统的各单位负责人,侯邦琪与陆克也出席了会议。会上以徐景贤为首的保张派,与以市革会政宣组长朱锡琪为首的炮打派公开对垒,双方剑拔弩张。 朱锡琪是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的首领,1967年1月3日,他带领报社成员奋起造反而震动全国,他因此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也进入了市革会领导核心圈,他对张春桥的反戈一击,震惊了上海滩。 会议一开始朱锡琪先声夺人,他带领“星火燎原”全体成员齐齐站起,先是颂唱“东方红”,全场跟着他们一起唱。唱完了“东方红”,再唱“国际歌”,可是很多人背不下歌词,而“星火燎原”却早有准备,人手一张歌纸,于是大家就看着他们唱。等唱完,朱锡琪开始发言。 朱锡琪的发言火药味十足,他连问了十个“为什么”,对张春桥的政治立场和行为进行质疑。比如他问张春桥为什么不批“揪军内一小撮”,为什么不支持第二军医大学的“红旗”,又问张春桥为什么这几个月不敢去北京,等等等等。最后问徐景贤敢不敢回答他这十个为什么,又问徐景贤敢不敢将他这十个为什么,印成二十万份传单向社会公开散发。 朱锡琪说完,徐景贤发言。他说今天朱锡琪的气焰嚣张到了二十万分的高度。接着徐景贤逐一批驳朱锡琪的言论。比如说,朱锡琪明明知道张春桥在上海的任务是筹备明年的九大,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这几个月不敢去北京”…… 徐景贤刚刚讲完,陆克突然高呼:“打到朱锡琪!” 全场为之一惊,一时无人响应。朱锡琪于是冷笑一声,对徐景贤说:“你要对此负责!” 陆克继续高呼:“打倒朱锡琪!”这时候有几个人跟着喊了。陆克再次高呼:“打倒朱锡琪!”大约有半数人跟着呼喊。陆克继续高呼,响应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朱锡琪与他的队员们也开始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万岁!”…… 会议开了半个小时便乱哄哄地结束。等朱锡琪回到报社,就被工总司派来的人抓起来隔离审查。当陆克再一次看到朱锡琪时,只见他神情萎靡,在会上做起了检讨。 关于这个会议的时间,朱锡琪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中说是4月13日,而徐景贤在《十年一梦》里写的是4月12日。那么我在4月12日当晚就听陆克描述了会议的过程,所以我确定这个会议开在4月12日。会后徐景贤说: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又一场“四一二政变”。陆克的表现无疑给了张春桥和徐景贤极好的印象。四个月后张春桥对上音革委会兴师讨伐,大概算是对陆克投桃报李。 张春桥此举还可进一步探究—— 上音革委会用搞臭C女生名声这种方法来打击陆克,这无疑也触了张春桥的心境。因为张春桥的妻子有历史污点,张春桥的政敌常常拿这事压他,这成为他长久的心中之痛。陆克的遭遇让张春桥感同身受,对于上音革委会的行为深恶痛绝。所以他带着一腔怒火发难,将上音革委会一干人员逼上了绝路。 基于以上种种猜想,陆克对张春桥抱有希望,以为张春桥看到这封信后,能够记起当初同舟共济的岁月,念及旧情,伸手拉自己一把。但是此信寄出如石沉大海,张春桥没有任何反应,陆克照样被宣布为“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4年,陆克被分配到上海建工局下属的浙江长兴采石场,在工地上与“各类分子”一起推车运石,从事重体力劳动。“四人帮”倒台后落实政策,他回到上海市郊一所工厂搞广告设计,没过几年就下岗回了家。
侯邦琪后传
侯邦琪自1971年被“传讯”关押,1974年放出来,住在学院对面一栋别墅房内。他是66届毕业生,1968年作为革委会主任分配留校,也分到了这间房。1975年我从安徽回上海探亲,陆克带我去见他。他已经结婚,与妻子正在吃饭,我带着对文革的反思,很想同他作一番交流。但他误会了我的动机,以为我想利用他的东山再起谋取政治利益,所以对我很冷淡。 侯邦琪的骄傲是有理由的,他那时候正踌躇满志。因为他没查出什么问题,并且对文革当局依然忠心耿耿,于是上面正打算重新起用他。 一年后市领导作出决定:侯邦琪作为革委会代表进入上戏领导班子。数十年风水轮流转,他又将恢复革委会主任一职。 可是这个决定还未正式公布,“四人帮”就倒了台,东山再起成了侯邦琪的一枕黄粱。 “四人帮”倒了台,侯邦琪这时候应该缩起脖子低调做人,让别人忘记自己。可他却轰轰烈烈贴出一张大字报,撇清自己与上戏“狂妄”的关系,声称“四人帮”毫无道理迫害了他。这张大字报贴在热闹的淮海路,几乎让全上海文艺界人士都看到了,并一齐想起了这个已经被许多人遗忘的上艺司司令。 于是侯邦琪又一次被捕,并被法庭正式起诉。但检方搜罗了所有的证据都不足以定他的罪,只好把冯文治自杀案硬扣到他头上,侯邦琪判获13年徒刑。 侯邦琪服刑期满出狱,被一个同学接到了家中。那同学正好与我母亲家在一个小区内,于是我请他过来吃了一顿饭。因为狱中长期挨饿,三块大排他眨眼就下了肚。侯邦琪为当年的事向我作了道歉,他还让我转告,要向张炼当面道歉。但他对张炼的伤害太深,张炼不愿意见他。 侯邦琪的毕业证书经过多年的折腾已经遗失,就去上戏要求补办,时任院长的何添发亲自接待了他,为他顺利补办了。于是侯邦琪去工商局申领了广告装潢营业执照,开始了他的创业新征程。 可惜侯邦琪一直没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当年的一些战友过来投奔他,但不久纷纷离他而去。就这样打拼了数十年又回到了原点。最后侯邦琪南下广东惠州,取了个艺名侯嵩垠,干起了画画老本行。 侯邦琪一度研学“易经”,身上藏有几枚测算运气的古币,并善以姓名笔划给人算命,我也请他算过,好像比较准。他自从有了艺名侯嵩垠,生活与事业似乎有了起色。如今他以写实派油画家的名声传播于当地,还在一些艺术社团中担任名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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