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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八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3, 2021 9: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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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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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9月30日第184期

本期目录

风云人物

樊能廷 北大文革中的聂元梓

江青研究

陈徒手 江青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关注过几件小事

逍遥派研究

吴根耀 1967~1968年大学生中的逍遥派和准逍遥派
李正权 逍遥派构成的几个特点

编读往来
183期13页图片说明与35页文字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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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北大文革中的聂元梓

樊能廷

《昨天》编者按:本篇是樊能廷先生在一个微信群文革讲座所做的一讲,经樊先生同意,将原讲稿略做修订整理后提供给本刊发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北京高校红卫兵有“五大领袖”,他们是: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这些人物耳熟能详。这五个人,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首都红代会或红代会),聂元梓为核心组组长,她还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简称市革委会)副主任。这样,聂元梓本是旧当权派(北大中层干部、哲学系总支书记),又成为新造反派,她有双重的身份。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或“四清运动”)与文革时期,我们是北大学生,现在称为“老五届”,对聂元梓比较了解。本文的话题是“北大文革中的聂元梓”,文章分为五个部分,就实而言。

一 聂元梓简历

聂元梓1921年4月4日生于河南省滑县南尖庄一个地主兼中医的富裕家庭。中共党内改革家赵紫阳,也出生于滑县,他比聂元梓大一岁半,跟聂元梓差不多同时入党的。据聂元梓自己说,她受到大哥聂真的影响,从小就有共产革命思想。1937年,聂元梓16周岁,初中二年级文化,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学兵12连。她辗转华北军政干部学校、中共华北局党校,最终,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到抗战胜利后。聂元梓1938年1月在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入党。她跟着革命队伍,在黄土高坡转来转去,抗战胜利后“骑着大洋马上东北”、“抢地盘”——这是她自己的话。1950年,她在哈尔滨任市委理论处处长,评定为行政12级,属于“高级干部”,时年29岁。
聂元梓自述,在延安的找对象标准,是“枪杆子、笔杆子”。1945年7月,日本投降的前夕,聂元梓跟中央党校六部党支部副书记吴宏毅“恋爱了”结婚,时年24岁。吴宏毅比聂元梓大三岁,有过一次婚姻。聂元梓形容吴宏毅“仪表堂堂,谈吐不凡”。
1959年秋冬之际,聂元梓时年38岁,跟吴宏毅离婚,三个孩子都归聂元梓。当时吴宏毅是哈尔滨市副市长,因为“男女关系上不检点”被隔离审查。聂元梓在北大“社教运动”后期被批评整肃,到了1965年深秋,用她自己的话说,想离开北大是非之地,经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介绍,跟老红军吴溉之结婚,时年44岁。吴溉之时年67岁,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吴溉之成为“走资派”,受到冲击,聂元梓这个时候正是骤然蹿红的政治明星、文革新贵。在无比强调“突出政治”的年代,夫妻二人政治境遇的差别,天上地下。《聂元梓回忆录》第103页说,“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我就执行吧”。她就按照康生的“通知”,结束了与吴溉之这一段(十个月)短暂的婚姻,时值1966年9月份。
康生的“通知”是什么呢?《聂元梓回忆录》第103页记述:1966年9月“康生通知我,要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康生的“通知”,对于聂元梓是非常重要的,她当然就“执行”了。
1966年12月下旬,聂元梓乘坐“华沙牌”轿车,由她的亲信陈葆华带领二十几个乘坐大轿车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到紧邻中南海的南长街,对于自己刚分手的丈夫吴溉之,实行夜半抄家。这一段史实,见牛辉林《夜半抄家记》,刊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吴溉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于1968年7月2日含冤去世。
聂元梓怎么进北大的呢?
1960年6月,经过聂元梓的大哥聂真要求、陆平同意,接受聂元梓调入北大,担任经济系副主任。陆平时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聂真时任人民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陆平很给聂真面子,开了这个后门。单凭聂元梓的能力和素养,她不适合北大的工作。
聂真是聂元梓的大哥,大十三岁,很早投身共产革命,1930年入党,是聂元梓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按党内山头说,聂真是太行这一块的,陆平是刘仁领导的“平西”这一块的。1941年日寇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聂真的原配妻子李岫云牺牲(就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岫”)。聂真的后续妻子是刘少奇的前妻,名叫王前;王前在文革中,多次在群众大会上控诉、批判刘少奇。文革中1967年10月聂真被捕入狱,经受了长达八年的监狱生活,文革后恢复工作。2005年7月,聂真病逝,终年98岁。
1960年,正当“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在精简人员、精简城市人口的时候,聂元梓处于离婚后的困境之中,她不安于职守,以学习为名,在北京和哈尔滨之间两头跑。陆平没有报告北京市委,也没想到向延安出来的老同志征询意见,径自接受聂元梓,安排她在北大工作。
按照正常的社会伦理来说,陆平是有恩于聂元梓的。《聂元梓回忆录》第79页说:“我和陆平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是他把我调到北大的,而且一直受到重视和提拔,从系里的副主任提拔为系总支书记和学校党委委员。在学校,陆平很重用我,安排我在全校做报告,让我做市党代会的代表。我的住房陆平也给我安排得很好,是新建的三居室。”——那是1960年刚刚竣工的朗润园8公寓。文革中,聂元梓搬到校内的“佟府”,独门独院的居所。
1962年11月,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调离,由聂元梓接任她的职务。从聂元梓调入北大起算,不过两年半,她的职务,上了一个比较大的台阶。
1966年9月11日,聂元梓被选举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成为北京大学“一把手”,时年45岁。不过,选举时,几千名师生都外出串连了,不在校。校内还搞了政治排异——“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及“一切牛鬼蛇神”一律剥夺选举权,选举是在这么个背景下进行的。总共剥夺631名师生的选举权 。经济系五年级学生杨明爱(团员)被剥夺选举权,上吊自杀身亡。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上面安排聂元梓担任“红代会”核心组组长。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时年46岁。《北京大学纪事》第794页记载:聂元梓当市革委会副主任,总嫌自己权力小,她说“当市革委副主任,还不如当民主人士呢”。实际上,这个时候,聂元梓已经在北京市革委会,跟周景方一伙人展开了权力斗争。周景方本来是“学部”哲学所支部书记,据周一兴主编《当代北京简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记载:1967年初,中共中央调谢富治到北京市委,接替李雪峰的工作。1967年2月25日,中央决定周景方(有的资料上写作周景芳)以谢富治、戚本禹的代表身份,主持筹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任中共北京市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兼革委会秘书长。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简称工宣队,含一部分63军官兵)进驻北大,聂元梓失去权势。
1969年3月20日,工宣队召开全体队员会议,经过讨论,按上级要求,同意提名聂元梓为“九大”代表——并非北大师生的共同意见。“九大”代表1512名,聂元梓以937票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聂元梓回忆录》第320页说:“我参加‘九大’其实是继续被利用。我不过是一个摆设,装点门面,什么中央候补委员,完全是一种利用,是当时的政治需要。”
1971年2月17日,工宣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行政决定,因为聂元梓的一系列罪行,宣布对她隔离审查。她也曾到江西鲤鱼洲北京大学干校和北京的工厂参加劳动。
1978年4月19日,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员工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聂元梓时年57岁。会上宣布: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当即由司法机关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依照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86年10月聂元梓因病由延庆女子监狱假释,时年65岁。
2019年8月28日,聂元梓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离世,终年98岁,终结了她跟北京大学的不解之缘。
关于聂元梓离世的地点,原中央财金学院造反派头头敖本立先生声言:“聂元梓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去世。我当年送聂到八宝山火化前于广安门医院太平间拍了照片。在八宝山火化室外聂元梓儿子大胖与当局交涉时录了视频。说聂元梓在北医三院去世是有意发布的不实信息。”

二 聂元梓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表现

1964年6月29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处长以上的干部会上,指定副部长张磐石为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1964年7月2日,张磐石为组长的中宣部调查组十个人进入北大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组也称作“中央调查组”,这是当时尽人皆知的。
说起张磐石,来头不一般——他和邓拓并称为中共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创始人,由《人民日报》总编升任中宣部副部长,长期秉持和宣传“阶级斗争”,由来已久,是个“老左”。三十年代前期,他在北平“左联”潘训(潘漠华)领导下,组织读书社,学习马克思主义,办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同时反国民党、反对党内“托派”……说到党内“山头”的历史渊源,张磐石跟聂真同出于“太行”的山头,两人关系很好,这些是聂元梓知道的,因为聂元梓也是“太行”山头的。
7月3日,在市里开会的北大一把手陆平和二把手戈华专程回校,到北招待所礼节性地看望张磐石。张磐石说,“你们安心开会,会后再谈”。陆平本来和张磐石是熟悉的——历史上,1948年以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的华北局成立,陆平是青委书记,主管青年工作,张磐石是宣传部副部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7月3日晚上,陆平召开党委常委会,表态说:调查组要什么材料就给什么材料,要什么情况就如实汇报什么,责成党办主任负责与调查组联络、办事。按说,陆平在态度上是积极配合中央调查组的。
按照调查组的要求,北大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学书向张磐石汇报了组织、人事工作和干部情况,党委常委、副校长黄一然汇报了后勤工作和后勤干部队伍情况。北大校党委还按照调查组的安排,通知文科各系党总支书记分别到调查组汇报、谈话。
张磐石听取校系两级负责人的汇报、谈话,除了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以外,全都不满意。他在1964年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已经两周了,上边(指北大校党委)躲着不想谈,也不给东西,下边(指各系党总支书记)是有顾虑不敢谈,也不给东西,似乎有意冷淡你、拖延你。只有哲学系今天又主动来谈。”
哲学系是谁呢?就是聂元梓嘛。作为北大社教积极分子,聂元梓主动向张磐石调查组靠拢,比起所有中层干部,她开始冒尖了。7月15日、16日,聂元梓都是主动上门,找张磐石谈话,汇报情况、揭发问题,调查组成员阮铭一直参加谈话。阮铭说:“聂元梓主要谈的,是有关哲学系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也谈到哲学系党内斗争的情况,最后给校党委提了些意见,说党委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干部工作方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张磐石对于涉及到党委的事情兴趣特别大。”
7月23日、25日,张磐石又两次找聂元梓谈话,听取她的意见。这两次,聂元梓讲得更为尖锐,她反映的主要内容有三条:
第一条,北大党委“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
聂元梓说:“我们学校离中央很近,实际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如果说执行的话,也是停留在上面,未深入下去,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学校领导对学校里的政治思想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是不了解的,……和哲学系没有研究过。”“学校领导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的情况,教学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到底怎样,也是不了解的,你在下面由你自便。这样一个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办法,怎么能贯彻好中央的指示?!怎么能把学校办好呢?!”
聂元梓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校党委不贯彻中宣部领导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会议的报告”,不学习贯彻“工业学大庆”精神,在贯彻《高校六十条》上搞形式主义。她的意思很清楚:
“北大不仅不贯彻中央精神,还存在着说假话、制造假经验的问题。”
聂元梓反映的第二条,说北大党委“干部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
她说:我一来就觉得有问题,看了总支委员名单,好像到了另外的世界。现在看来更清楚,在干部政策方面存在着:“有个小圈子:在校一级领导干部中,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学书、人事处处长伊敏、党委办公室主任魏自强都是陆平从铁道部带来的。外加上燕京大学、老北大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是(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两门干部’,没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对他们破格提拔,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是气味相投。”
聂元梓说:“陆平同志可能是糊糊涂涂,也可能是清清楚楚的提拔重用了一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聂元梓列举了十多个党政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凭借道听途说,历数他们身上家庭出身成分如何不好,家庭社会关系如何复杂,本人“地下党出身”、有什么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等等,还说:“他们在下面也弄了一批这样的人。所以说,北大党委在使用干部上看不到原则,起码也是阶级感情问题。”
张磐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把聂元梓所说的北大干部问题,概括为“干部路线的宗派主义,从铁道部带来的人加上老北大、燕京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排斥老干部。这些人成分不好,排斥老干部的作法很恶劣”。
聂元梓反映的第三条,北大的问题“要彻底解决,不仅从思想上,还要从组织上变革”。
聂元梓说:“北大已经出了问题,资产阶级活动猖狂,从政治、思想、学术、教学、教研室工作等各方面看,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够严重了。”“北大已经到了顶头,哲学系的工作到了最后界限,不容许拖了,要不然这个学校就垮了。”“要搞好就要革命。”
就在这次谈话中,聂元梓说:“根本问题是领导思想、领导作风,问题比较严重。要彻底解决,不仅从思想上,还要从组织上变革,不是提点儿意见,批评一下就能解决,不作一系列变革不行!”当此之际,聂元梓“革命左派觉悟”锋芒毕露,她讲的这些,表明她认为北大问题性质相当严重,要从组织上变革。
张磐石对聂元梓谈的这些情况和意见,对胃口,很重视,尤其是对她讲的北大中层干部政治上严重不纯的问题,认为是抓住了北大问题的“突破口”,不由得对聂元梓另眼相看。
11月12日,张磐石在调查组给中宣部的《汇报提纲》中,又提起聂元梓的谈话,说:“直到7月底,聂元梓才向我们提出三个问题:(1)资产阶级向我们猖狂进攻,北大党委不抓;(2)哲学系党内长期斗争,党委支持坏干部;(3)党委在使用干部上有宗派主义,领导干部队伍政治上不纯。”“我们感到聂元梓同志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学校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都是重大问题。”
8月29日,调查组向中宣部报送《北京大学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不纯的一些情况》(即《一号报告》)。之后,张磐石用“北京大学调查小组”名义,正式给彭真、陆定一、康生报送《北京大学调查工作的第二次报告》(也称为《二号报告》)。
按照《汇报提纲》和《二号报告》的说法,调查组在北大重点调查的九个单位,无产阶级已经丧失“领导权”,而被资产阶级专了政,个别单位虽然还没有达到被资产阶级专政的程度,但也是“闹个人主义,闹不团结,不能坚持原则、按党的方针办事”,只有聂元梓所在的哲学系,还一直在进行“兴无灭资”斗争。
一些青年教师满脑袋充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左”的斗争哲学,响应张磐石社教工作队的号召,群起批判校系党委、党总支负责人。
北大有一个本土的党委,社教工作队有一个外来的党委,强龙压倒地头蛇。随着社教斗争全面铺开,北大党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由张磐石确定方略的社教工作队把北大当作“烂掉了”单位,打击了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7个校党委书记斗了5个,13个常委斗了8个,现任20个总支书记斗了18个。只剩下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和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戴新民两个“老干部”是“社教积极分子”,她俩在斗别人。她俩前任的哲学系总支书记王庆淑和技术物理系总支书记石幼珊,被上纲得更高,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斗得更多更狠。据记载王庆淑被斗37场之多。全校中层以上干部共计142人,批斗了52人。
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处境十分艰难。他召开校党委会,被指责为“搞阴谋活动、跟工作队唱对台戏”;他去市委汇报工作,回校被逼做“交代”,还要“追根子”;他做了过头检查,在“挤走了江隆基、逼死邹鲁风”等问题上,发言作一些实事求是的解释,被指责为“自己领导斗争自己的”。陆平到哲学系做检查,聂元梓说:“陆平不听取意见,耍态度,就要坚决斗争”,“陆平再不改变态度,就要以党纪制裁,这将由大会讨论决定。”所谓“大会”,是指聂元梓主持的哲学系教职员党员大会。一个系总支书记当众扬言“制裁”校党委书记,这事儿未免太出格了。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二十三条”,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内容包括:一、形势,二、运动的性质……总共二十三条。“二十三条”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在文革中简称为“走资派”)。
“二十三条”传达以后,1965年1月23~24日,陆平、彭珮云先后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的北京市委全会的高等学校小组会上发言,根据“二十三条”精神,联系北大社教运动的实际,对北大工作中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然后,陆平、彭珮云在“不得不然”地肯定“社教运动”所谓“成绩”的前提下,对张磐石工作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批评。
陆平、彭珮云严重受压5个月,认为自己无论如何够不上“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借力于“二十三条”,从北京市委召集的会议开始,对张磐石进行“防守反击”。
陆平、彭珮云的态度和批评意见,激起工作队的怒火。2月17、18日,秉性非常顽梗的张磐石召开社教工作队党委扩大会,组织力量,对2月9日陆平的发言进行批驳。
陆平找老上级刘仁,汇报了北大社教情况,引起北京市委的重视。张磐石不执行“二十三条”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
2月22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给中宣部所属的各工作队作报告,出面扭转北大社教运动方向,不点名地敲打张磐石。
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会议,着重讨论北大社教运动。中央书记处对北大做出了基本估计: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同志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
3月5日,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对北大社教工作队全体队员以及北大校党委常委做报告。陆定一宣布:把北大社教的五人领导小组扩大为八人小组,增加校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戈华、彭珮云。以后由八人小组来领导北大社教运动。这样,社教工作队张磐石大力狠整的对象陆平、彭珮云,这时候进入“社教运动”的领导班子。北大“社教运动”的局面开始大翻个儿。
3月9日,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从当天开始,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作报告。3月19日,会议结束,称为“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指出,北大二十个现任总支书记批判了十八个。两个前任总支书记石幼珊和王庆淑,不但批了,而且批得格外频繁、猛烈、高调,完全当作“敌我性质”整的。
等到文革一起来,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当上“校文革”主任,掌控了大权,她把其他十九个在任的总支书记都给打倒,实现了“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唯我独尊”。
这儿,我们要特别插叙一段常溪萍的事情。
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常溪萍(原华东师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在3月17日给总书记邓小平等人写信,反映他对工作队长、工作队党委书记张磐石的意见,并且建议中央派人检查张磐石在北大的工作。
常溪萍有领导经验、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他按照正常的渠道,几次征得上海市委同意,向“组织上”反映了自己在“北大社教”中对于张磐石“极左”做法的意见。3月20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约常溪萍谈话,写出《谈话纪要》上报中央领导。《谈话纪要》列举事实,反映张磐石自“二十三条”公布以来,直到中央书记处讨论北大社教工作会议以后,对“二十三条”、对中央领导的指示、对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的错误态度、错误做法以及他个人错误的工作作风。《谈话纪要》说,常溪萍认为张磐石过“左”的指导思想和做法,许多是不符合“二十三条”和中央指示精神的,张磐石独断专行,把一些正确意见视为“右倾”,他为此调动了几个“偏右”工作组长的工作。常溪萍说:“因为事关全国高等学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样板,建议中央派人检查。” 常溪萍后来被聂元梓、孙蓬一诬蔑为“北大社教”的“叛徒”,在文革中追杀到上海,残酷斗争,一年多后,常溪萍被迫害至死,家破人亡。
3月2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跟北大校党委书记陆平谈话,陆定一说:“毛主席说了,你是好同志犯了某些错误,放心好了。以后第一书记还是要你做下去。”
3月26日,社教工作队党委书记张磐石和北大校党委书记陆平共同主持党员干部大会。“共同主持”,意味着张磐石社教工作队不能一家独大了。
3月30日,总书记邓小平对常溪萍与中办的《谈话纪要》做了批示,批评张磐石在北大工作中“对‘二十三条’是患得患失的,抵触的。再这样顶牛下去,北大工作要受损失。”彭真也在文中做了批注:“直到最近,就是说‘二十三条’已经下达这么久了,中央书记处也为北大开过会了,有的同志还是有错误、怕检讨,而且听不得不同的意见。”
4月1日,社教工作队负责人与北大校党委常委开会。工作队长张磐石讲:中宣部负责同志讲,中央领导同志对北大运动很关心,周总理最近还问到北大运动情况,说“北大工作队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工作好坏还影响到全国”。
4月29日,陆定一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宣布:撤销张磐石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书记和队长职务,由许立群任北大社教工作队党委书记、队长;八人领导小组改为九人领导小组,增加常溪萍为领导小组成员。
6月2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向北大工作队全体队员和北大党员干部做报告,讲了八个问题,说到陆平时,他说:“我说陆平同志是好人犯错误,主席马上说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他加了量,我没有注意那个量。”
彭真说“北大社教试点很有收获”。但他绝对想不到,一年以后,文革从北大这个“社教试点”爆发,“收获”了十年浩劫。
北大社教运动,张磐石犯了“左”的错误,搞过火斗争,不执行“二十三条”,事情惊动很大:惊动了北京市委、中宣部、中央书记处,惊动了彭真、邓小平、周恩来,领导人各自有表态。最终还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陆平“是好人犯了一些错误”。还有传言——毛泽东的“俏皮话”,说北大社教是“姓陆的整姓陆的” ——就是陆定一整陆平。
7月29日,国际饭店北大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开始。会议由市委、中宣部、高教部以及九人小组成员共十四人组成领导小组。中宣部许立群任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为副组长。这次长达七个月的大尾巴会,称为“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
8月23日,领导小组召开“整风学习会”,邓拓主持。领导小组成员宋硕汇报学习情况。许立群说:“磐石同志把许多干部说成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调查研究,乱提高,他的错误影响很大,领导同志说:张到北大来把党弄分裂了,要充分认识。”
社教运动第二阶段,北京市委出面维护陆平,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参与了国际饭店会议,整肃“社教积极分子”,自然惹得“社教积极分子”怨恨。邓拓调侃陆平:“你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邓拓的话,就是指陆平接纳和提拔聂元梓,反受其害。
曾有传说要邓拓去给毛泽东当秘书,被邓拓谢绝了。邓拓私下解说过一句:“伴君如伴虎。”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批判:“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已经被市委停止其工作,反省“三家村”问题的邓拓,看到这篇文章,如同当头一棒重击。5月18日,邓拓在家中自尽,他绝对想不到,7天以后,聂元梓领头,北大“社教左派”再次向陆平发起更凶猛的攻击,邓拓他永远没有可能面对面调侃陆平“木匠戴枷”了。
转年到1966年1月24日,校党委常委开会,决定25日在校内召开党员干部会,会上说明“社教工作队”不再回来了。这样,国际饭店的战场撤销了,斗争就转回北大来。
北大的“社教运动”实际上到这个时候算是完全结束了——陆平扬眉吐气,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降职,贬到河北省邯郸,担任地委副书记。张磐石“北大社教”这个跟斗栽得不轻,当然,比起他文革中被投入监狱多年受的罪,宦海浮沉又算不了什么了。战争年代,他主办《人民日报》在邯郸一带,兜兜转转十来年,然后进北京。这一回,从北京贬谪到邯郸,也算是“旧地重游”,女儿留在邯郸,文革后还在邯郸纱厂工作。
综上所述,1964年7月聂元梓最先投靠“中央调查组”张磐石,成为北大头号“社教积极分子”,她第一个揭发批判陆平校党委。社教后期的“国际饭店会议”上,北大“社教运动”中整人的“积极分子”被人家反过手来,挨了整。被整肃批评最厉害的,是“出头的椽子”聂元梓、张恩慈。
“社教运动”是文革的前奏,给北大的党组织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左”祸绵延。更严重的是,它为北大最先燃起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从北大发散,祸及全国,埋下了伏笔。北大社教准备了一支文革中起重要用的“左派”组织力量。这一支“左派”力量,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意识、权力意识、组织意识、斗争意识,他们“讲党性”不讲人性,心狠手辣、斗争绝情,在北大是史无前例的。
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白晨曦。文革中“选举”产生了“校文革”,白晨曦是四个副主任之一,他对聂元梓言听计从、忠心耿耿,曾经陪同聂元梓亲临华北局夺权。后来在“二总支”事情上发生意见龃龉,聂元梓借机于“清理阶级队伍”,说白晨曦有“历史问题”,把他清洗出“校文革”,校刊《新北大》上把他列入“刘邓黑司令部扶植的代理人,什么孔繁、杨克明,什么徐运朴、侯汉清,什么白晨曦、戴新民……”,聂元梓的手下刷出标语:“打倒反革命两面派白大麻子!”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前期的过左方针和错误做法,理当纠正,但是聂元梓等人对于自己在社教运动后期受到的批评整肃耿耿于怀,一直窥测时机为自己翻案。不承想,比社教运动更“左”、更激烈的文革运动来了,天地翻覆的变化来了。

三 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与影响

1.康生和曹轶欧幕后策动,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出笼
1966年5月中旬,曹轶欧调查组在住地西颐宾馆跟聂元梓、杨克明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革命问题。
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点名声讨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声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副书记彭珮云。文革中,在北大,这张大字报习称“5·25大字报”。这一张“5·25大字报”,北大一多半师生没有见到——为什么呢?因为此时北大只有低年级学生还在校,大部分师生都打发到全国各地农村,参加工作队,搞“四清运动”去了。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把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飞报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月1日,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让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指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毛泽东的批语说:“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下午四时,这个批示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康生找来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当天中午,毛泽东有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它跟康生有什么关系?这是人们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研究者们的努力,现在已经厘清了——大字报就是源于康生的幕后策动。
这张大字报是怎么样出笼的呢?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并且正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罗陆杨”,彭指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罗指的是当时的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陆指的是当时的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杨指的是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这四个人成为文革第一批打倒的高官。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曹轶欧是康生的老婆,她跟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有直接关系——康生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坦然承认,派曹轶欧这个调查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还要发动左派写文章……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聂元梓是“左派”,大字报是“文章”,曹轶欧“促动”,这已经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曹轶欧绝不止是“琵琶遮面,呼之欲出”了。
5月20日,北京大学向校党委委员传达了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聂元梓作为北大校党委委员,参加了传达文件的会议。聂元梓认为:“五一六通知”批判彭真在这次文化革命中包庇邓拓、吴晗。在此之前的社教运动中他不是包庇了陆平吗?北大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再做出具体而深入的行动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说明陆平他们是紧密追随彭真的。
聂元梓找到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谈了她自己的想法。赵正义非常支持聂元梓的意见,他们准备再找几个“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研究一下。
几个青年“左派”提议写大字报,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聂元梓建议写“社教运动”问题,而年轻一些的教员主张,要写就写现实问题,写文化革命。反复商讨,议定从宋硕报告入手,声讨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的作为。
在大字报酝酿期间,聂元梓和杨克明一起到西颐宾馆去找“调查组”组长曹轶欧汇报,得到曹轶欧的支持。聂元梓跟其他教员不同,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高级干部,有多年党内生活经验,深知写大字报揭发领导的政治份量、政治责任。青年教员提议写大字报,她认为可以,但是她还要了解上级的意图,要给自己系上一根保险绳。
聂元梓5月中旬在西颐宾馆跟曹轶欧见面。她问:“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说:“可以”,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聂元梓要写陆平什么什么具体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双方心知肚明。聂元梓得到曹轶欧首肯“可以”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心中有了底数。
由谁执笔撰写大字报?最初商议用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改写。修改稿不理想,于是宋一秀重新起草,算作第二稿。接着,几个人又用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加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杨克明自报奋勇,写第三稿。
5月24日,杨克明用了一个夜晚时间,重新起草大字报,这是第三稿,完稿已是25日凌晨三四点钟。杨克明稍事休息,天已大亮。早晨7点,他敲响高云鹏的家门,把稿子交给高云鹏,自己就到科学院电工所上班去了。高云鹏召集宋一秀、赵正义、夏剑豸等人商量,聂元梓得到消息,赶到高云鹏家。商量结果,删掉稿子中间有关陆平、彭珮云在北大社教的段落,集中反映北大文革的问题。聂元梓在最后加了几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后定稿了,由高云鹏和夏剑豸抄写一式两份大字报。
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第一个签名。接下来是宋一秀、夏剑豸。当时杨克明不在场,由高云鹏代签。在讨论临近结束的时候,赵正义去哲学楼办事,委托宋一秀代签。再往下是高云鹏。六个人签完名以后,聂元梓叫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说明情况。李醒尘没有多加思量,接过笔来签上第七名。
下午两点钟左右,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贴出。有目击者回忆,大字报是一张一张从后向前粘贴的。
聂元梓回忆说,当时华北局副书记池必卿曾经责问过她,为什么贴大字报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组织请示,身为老干部,应当懂组织纪律。聂元梓回答说,“请示了,曹轶欧让我贴的。”池必卿听到这个,不说话了。
曹轶欧调查组的张恩慈在大饭厅看到大字报,才知道这些昔日的同事们“起事”了。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找到作者了解情况,索取了大字报的抄件。又一日,倍感政治压力的杨克明问张恩慈:“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很快,张恩慈打电话给杨克明,提出,领他去见曹轶欧。两人来到西颐宾馆曹轶欧住处,曹轶欧看过大字报底稿,明确表示,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大字报的底稿留在了曹轶欧处,是杨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给其他人讨论的原件,上面有聂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笔迹。
1966年6月6日上午,康生来到北大,一群学生簇拥着他走向大饭厅。康生边走边说:“我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底稿送给主席看,主席就批了,交给电台广播了。电台一广播,聂元梓就解放了,我也就解放了,哈哈……”
1967年7月,大字报主要作者写给戚本禹和江青的信,有《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这样一个《专题报告》,说:“就在这关键时刻,康生同志、曹轶欧同志通过张恩慈同志指示我们:可以写大字报,这样做影响大,作用大,能解决问题。”这个《专题报告》是大字报作者们明白宣示康生的作用,也是大字报作者们呈交给康生、江青、中央文革的“投名状”。

2.“第一张大字报”点燃文革烈火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她成为全国闻名的“造反英雄”。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下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鼎力加持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大加赞誉,一捧再捧、一抬再抬。有毛泽东的加持,聂元梓当上了一个大号的“出头椽子”。
毛泽东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超越惯常的组织机构、制度、纪律、规矩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决以往的常规运动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那么,毛泽东期待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呢?那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方式,简称为“四大”。稍后还加上一条世所罕见的“大串联”。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从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的榜样,广播“第一张大字报”就是用这个榜样向全国推广这样“一种形式,一种方式”。
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狂潮,正是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发端的。对此,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6月1日晚上,清华大学的同学纷纷走向毗邻而居的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他们的“革命行动”。6月2日凌晨1点,清华大学出现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凌晨3点,清华大学研究生侯启孝用笔名“景松”贴出标题为《关于反右斗争时人民日报摘抄》的大字报,告诫人们当心反右斗争重演。这没有阻止大字报高潮的到来,很快,热002班的同学率先贴出了《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这是清华大学最早把矛头直接指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当天晚饭后,清华大学里保党委的大字报立即铺天盖地而来。同时,清华大学还播放蒋南翔5月11日庆祝“五四”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开国上将朱良才的二儿子刘克府联络了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的儿子苏晓前、总政副主任徐立清的儿子徐甘泉、建材部长赖际发的儿子赖锐锐、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儿子李明清、军事科学院王智涛将军儿子王亚慧、地质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等干部子弟,写出12人大字报,炮轰北航院党委正、副书记王恒、周天行,轰动了北航。
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代表党中央的声音。这天,举国上下,各地院校纷纷开会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的院校和一些单位的人更是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先是附近学校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儿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赶来,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声讨陆平等人。北京大学完全成了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当天下午,康生与陈伯达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演讲的人群,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陈伯达高兴地笑了。在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上,康生向师生们演讲,他说:
“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广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不仅使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更重要的是这张大字报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
剧烈的动荡不仅发生在大学,中学更不安宁。自从1962年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后,就不断有一些文艺作品,在报刊上被宣布为“大毒草”遭到批判。学校经常组织批判会,布置学生撰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在批判“大毒草”的政治活动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去逐字逐句地查找别人作品或言论中的“问题”,学生们切身体会到什么叫“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养成了“用阶级斗争观点”去看待人、看待事。
6月2日,北师大女附中三个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模仿聂元梓,批判该校领导,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张大字报由刘进起草,宋彬彬、马德秀共同署名。
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也十分醒目地出现在清华大学附中五楼大教室,这是学校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看来,“红卫兵”这个名目的“新生事物”,与聂元梓大字报的激发,有某种关联。
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不仅学校学生激动,也让许多群众亢奋。正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几个年轻人,坐不住了,生怕错过这次革命的机会。他们向戚本禹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本禹表示同意。
早在5月23日,社科院哲学所的《哲学研究》杂志总编吴传启和林聿时,率先贴出批判“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在“学部”引起轰动。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和中科院的其他学部不同,它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际上,从1958年以后就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学部”的主任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郭沫若还兼任历史所所长。郭沫若和“学部四大金刚”——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历史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尹达,能够参加中宣部定期举行的“部长办公会议”。
“学部”主任虽然是郭沫若兼任,但他实际上并不主持工作。主持工作的是“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另外还有三位副主任潘梓年、张友渔、姜君辰。“学部”经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作报告的总是刘导生。1964年10月,又调来东北局宣传部长关山复和华北局宣传部长杨述,担任副主任。关山复代替刘导生担任“学部”党委书记,主持工作。
吴传启和林聿时都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也都是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与《红旗》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关锋是熟悉的老朋友。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个人,曾用“撒人兴”(“仨人行”的谐音)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最多。冯友兰自己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是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
5月25日,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同一天贴出的。卢正义原名卢树生,曾经在江苏如皋师范读书。1931年“9·18”事变后,他作为地下党员、学生领袖,带领师范学生抵制日货。1935年在“苏州反省院”坐牢,出狱后赴延安,1945年任大连市教育局局长,1955年调任教育部小学教育司司长、政治教育司司长。历经“政审”,没有发现什么政治历史问题,还在《人民日报》发表过《学校教师应该积极参加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工作》等研究文章。
只是,卢正义这张大字报和“学部”吴传启、林聿时的大字报,大概因其内容不方便直接联系到彭真的北京市委,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首先贴出大字报的,还不是学生,而是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左派”老党员和老干部。
6月2日,在中宣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阮铭贴出了《张子意是阎王殿的一个活阎王》的大字报。张子意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聂元梓大字报使得北京师范大学沸腾起来。6月3日早晨,北京师范大学北饭厅南墙上,贴出谭厚兰领衔署名的大字报《砸烂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向程今吾黑帮猛烈开火》。谭厚兰是政教系五年级调干生,1965年抽调到《红旗》杂志社,在林杰直接领导下工作;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任总负责人。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程今吾,原名程蕴章,出身于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晓庄师范”,终身奉行“生活教育”理论。“今吾”二字,取自《论语》——“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1966年7月,康生到北师大,发表大会讲话支持谭厚兰,污蔑程今吾是黑帮分子,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随即,程今吾被关进“牛棚”。康生在会上鼓动不明真相的北师大学生批斗、打倒程今吾,明知程今吾患病在身,还是把他关进“牛棚”,致使程今吾两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68年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躺在病床上还被批斗。出院后,医嘱“静养”,还被关进“牛棚”。1970年5月14日,含冤去世,终年61岁。
6月7日,得到甘肃省委工作组支持的兰州大学“左派学生”李贵子等人贴出《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大字报,直接点名批判江隆基校长是“三反分子”,在全校引起强烈震动,终而导致江隆基校长于6月25日在家“悬管”自杀身亡。江隆基是北大1925年入学的校友,曾经留学德国五年半。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担任副校长,后来是党委书记,他是五级高干,跟校长马寅初,这两位卓越的教育家搭档,至今被许多人赞叹为“绝配”。江隆基在北大始终强调“教学第一”,他的为人,口碑也很不错。1959年1月份,他从北大调到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号称西北地区高校“老大”、有3000多学生。江隆基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提出了著名的“高教八条”。不料,北大“5·25大字报”出笼一个月,他竟然惨死于“省委机关”的无情抛弃和愚昧群众的残忍批斗。王戈、王作人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记述:“在批斗江校长的过程中,几个打手用铁丝拧成并露出许多铁丝头的将近两米高的‘铁帽子’,猛地扣在江隆基已经严重谢顶的头上,猛力往下一摁,随着一声惨叫,一股股鲜血从脸颊流到脖颈,他失去控制地跌倒在台上。”
江隆基死后,兰州大学总务处处长、一位老红军,直奔学校木工房,自作主张打造一口棺材,盛殓遗体;并且,他挺身而出,指着工作团团长的鼻子大骂不止。
北大王学珍写有《江隆基与北京大学》文章,发表于《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12期,称赞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北京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人说,“江隆基之于兰州大学的贡献,犹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
6月8日至9日,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但是,还是有人按照自己对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解,探询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指。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杨家志,正在咸宁县参加四清工作队工作。他在读了王任重刊于5月4日《湖北通讯》增刊上的文章后,认为王任重“煞费心机来遮遮盖盖”。他在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批评王任重,穷追王任重的自我检查,认为没触及本质、触及灵魂。很快,杨家志被开除团籍、开除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了一个星期,进而打成“右派分子”。杨家志后来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史学者。
6月7日,北大生物系学生杨涛到清华大学贴出反对清华校党委的大字报,遭到围攻。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责令其反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欢呼雀跃,许多学生、教师认为自己受了蒋南翔的骗,纷纷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广大群众对风云变幻的局势茫然不解,保蒋的多数派迅速分化。
这天,在学生宿舍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清华大学学生政治辅导员出身的团委书记方惠坚流着眼泪对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叶志江说:“我犯错误了,也连累你犯了错误。”
叶志江是当时清华大学有名的高材生。他于1963年秋季入学。1964年上半年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火箭运行轨道的计算,另一篇数学论文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1954年提出同样的定理时,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特别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又被清华大学树立为“又红又专”标兵。他的事迹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与当时另一位全国“又红又专”标兵、南京大学的温元凯齐名。
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方惠坚和叶志江几乎“形影不离”。在方惠坚的指导下,叶志江贴出保卫清华校党委的大字报,受到了主管共青团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大会表扬,说他的大字报“很有说服力”。而今,流水落花,这一切都已成为叶志江的罪状。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叶志江,无法猜测“犯错误”会面临什么命运。于是匆匆赶回家中看望父母,然后独自一人来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在石凳上默默地躺了几个小时。当他回到学校时,清华园已再次沸腾起来,人们开始大规模批判蒋南翔。一夜间,各级党政干部,学术权威,乃至部分学生和教师,一个个头顶纸糊的高帽子,成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叶志江这个闻名全校的“高材生”、校党委的“红人”,就像川剧的“变脸”,蓦然转身,沦为“叶鬼”,被批斗,被关押在宿舍里。
自从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挖出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中共“一大”代表、著名哲学家李达,因曾在文革前夕指出林彪的“顶峰论”违反辩证法,他被诬指为“毛泽东思想最凶恶的敌人”。在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影响下,1966年6月3日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在运动中变成了“李三”(就是李达三家村的意思)。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由王任重陪同,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顺水漂流三十华里、“畅游长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7月18日,有好心人劝李达去找毛泽东,李达想了想说:“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找他,他也不会见我的。”这时,已经受两个月折磨的李达,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发作,全身骨瘦如柴,家属提出自己出钱治疗,但上面却不同意。仅过了一个晚上,身心倍受摧残的李达决定还是向毛泽东求救。7月19日李达用写交待材料的稿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 七月十九日

这是李达一生中第一次称毛泽东为“主席”。他把信装进牛皮纸信封,密封好,然后恳求学校文革工作队派人送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梅园1号的住处。
1966年8月,已经76岁的李达再次遭到湖北省委组织的十几万人大会“声讨”:批斗、示众、审讯、辱骂、罚跪……8月13日,李达突然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降到90/50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卫生科的医生提出,要到医院治疗,却遭到拒绝。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才被送进医院,安排在最普通的病房里,病危时刻,迫害他的人竟然命令停止为他用药。临终前,李达还在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1966年8月24日李达凄凉地走完了他的人生,终年76岁。
6月1日晚,西安交通大学的师生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群情激昂。他们由北大联想到交大,教员周先聪执笔连夜写出了一份大字报,效仿聂元梓,也有七人签名。大字报内容,同样是直指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学校广播台不知什么原因,这天晚上竟然没有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引起同学们的怀疑,认为校党委这是有意不转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字报。这是什么行为?“义愤填膺”的学生立即贴出了针对彭康的大字报。
6月2日,西安交大师生掀起了批判校党委、揪斗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的造反行动。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彭康的一切职务,改组交通大学党委。彭康是中共陕西省委“舍车保帅”抛出的“走资派”,1968年3月27日,彭康校长被红卫兵批斗一整天后,在批斗会场上倒下,送进医院后次日含冤去世。
如上所述,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全国震动,许多大中学校纷纷响应,一时间“大字报满天飞” 。这是毛泽东1967年2月3日跟阿尔巴尼亚军政领导人卡博、巴卢库谈话的原话。
有了“五一六通知”,有了杀气腾腾的“五一六”精神,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后来称为走资派)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还需要群众行动的范例,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运而生,就成为这么个范例、这么个榜样。
在文革前夕那篇著名的新华社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焦裕禄说过一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是看得见的力量。榜样是旗帜,代表着方向;榜样是资源,凝聚着力量。学习具体的典型榜样,由点到面,相互感染、竞相仿效,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先进典型”的普及化。
1966年11月1日校刊《新北大》刊登《聂元梓同志在纪念“六一”五周月大会上的讲话,建议把“六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定为我校校庆纪念日》,聂元梓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大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给以极高的评价,并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下图:1966年8月18日北京大学师生抬着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模板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
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在文革中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北大一校,作为榜样,在全国带了一个坏头,其恶劣的影响,让全国高校乃至各单位都把主要负责人打成“黑帮分子”狠斗,斗死、斗伤、斗残的,不计其数。那时候,多少人来北大“取经”,又有多少北大人到全国“传经送宝”?北大在全国产生了多大的恶劣影响!始作俑者就是聂元梓大字报!

四 聂元梓在文革中

1.中央文革赶走张承先工作组,“校文革”成立,聂元梓当权
1966年7月22日,江青、陈伯达等人以调查文化革命的名义,来北大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召开座谈会,又个别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7月25日、26日,连续两晚,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以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再次来北大,在北京大学东操场,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把陆平、彭珮云揪上台,低头弯腰示众。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自己控诉了中文系学生张少华(即毛岸青的妻子,又名邵华)及其母亲,还控诉了历史系年轻教师郝斌。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
江青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是聂元梓。9月11日,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主任还是聂元梓。
此后,聂元梓公开讲话宣称自己是“当权派”,全盘接过了北京大学党政财文、校卫武保的权柄,垄断权力,成为北大文革新贵、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8月4日晚间,康生、江青在东操场的全校大会上,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祝贺”。康生在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张承先大汗淋漓,两腿颤抖,当场被冲上台的北大附中女学生彭小蒙用皮带抽打,并且“坐喷气式”。中央文革大员们,既没有阻止也没有批评彭小蒙打人的行为,江青反而当众跟彭小蒙亲切拥抱。
康生在会上还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
7月25日、26日和8月4日三个晚间的东操场大会,赶上了两场夏天的不时之雨,我们都亲历过,还听过朱德委员长简短的讲话。

2.聂元梓投靠江青,成为中央文革马前卒
1966年8月初,江青邀聂元梓坐她的车,到其钓鱼台住处吃饭,江青说聂元梓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江青亲自送给毛主席的。大字报底稿明明是康生飞报给毛泽东的,江青“掠人之美”,把这份“业绩”揽为己有。江青叮嘱聂元梓“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李讷是江青跟毛泽东在延安生的女儿,1959年入学北大历史系,曾休学一年,实际1965年毕业,文革中,一度作为毛泽东与北大之间的联络员。聂元梓在《聂元梓回忆录》中说:江青是“表明她把我当做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作为心腹,跟江青同进饮食,确实很少人得到这样的“特殊待遇”。1967年4月11日在大饭厅全校大会上,聂元梓的头号助手孙蓬一喊道:“有人说我们是江青派,我们就是江青派!”(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这有大众记忆,也是有文字材料记载的。
8月10日早晨,聂元梓到曹轶欧家中,请示批斗陆平的方案。按照官场潜规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找了曹轶欧,就是找了康生,就是找了“组织”,就是找了政治保险、政治支持。写“第一张大字报”,聂元梓找曹轶欧也是找政治保险、政治支持。8月14日,康生办公室向聂元梓传达关于批斗陆平的“指示”:“斗争会要开好,对全国有影响,发言要以‘十六条’为纲。”
聂元梓“校文革”掌权时期,步步紧跟江青和中央文革,成为江青和中央文革的马前卒,他们肉麻地赞颂、谄媚江青,刊登在校刊《新北大》上,连篇累牍,数以十万字计。

3.聂元梓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1966年11月8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揭发”和“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会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并没有表示彻底打倒邓小平之意。聂元梓、孙蓬一揣摩错了,急于抢功,押宝似地贴出了这张大字报。上面没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下面对于这张聂元梓、孙蓬一自诩的“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呼应者寥寥。
2014年,现代史专家米鹤都在《往事与尘埃·回忆与反思之五》,记述聂元梓的话,说:“1966年11月,学生们写了一张批判邓小平是走资派的大字报,即所谓的第二张大字报。他们事先没有跟我打招呼,写好之后叫我签名,说毛主席都讲了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我当时心里不想签,但不签好像态度又不对,没有理由回拒。签这个名,是我的错误,我得承担责任。”
“第二张大字报”署名十一人,依序是聂元梓、白晨曦、孙蓬一、李清昆、夏剑豸、宋一秀、陈葆华、李玉英、傅治文、杨文娴、徐云影。其中一个学生也没有。签署大字报的这些人,都是“社教左派”教职员工。聂元梓对这件事,她可能觉得年深日久,可以由她信口开河,怎么说怎么是了。聂元梓就这个样子反思文革的——编造谎言,把自己做出的恶行推到根本不存在的“学生们”头上。

4.聂元梓、孙蓬一冲击上海市委,揪斗常溪萍
1966年11月15日,聂元梓把装有陆平、常溪萍和王任重材料的布包交给王广宇封存于中央文革办事组。11月17日晚八点多钟,王广宇把聂元梓接到钓鱼台16楼中央文革办事组,江青与聂元梓谈话。江青跟聂元梓说:“上海问题严重,群众起来了,但上海问题没有揭透,仅仅是开始。过去曹荻秋不执行主席指示,他们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文化革命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是不足为怪的。你们到上海给常溪萍送大字报很好。常溪萍是曹荻秋、陈丕显所保的。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彭真一伙有来往。过去国际饭店开会批了你们,是常溪萍给邓小平写了信。他们是有关系的。不光要看常溪萍的问题,要真正解决常的问题,是要解决上海市委。你们这次串联是北大群众串联。你们串联与一般串联不一样。要怎么做我们不管,你们自己考虑、商量。在上海张春桥坚持执行主席指示,很孤立。姚文元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搞不下去,是在我的保护下才发表出来的。你们到上海串联,有机会的话,可以见见张春桥。”王年一说,以上对话,引自聂元梓1980年7月7日在狱中的交代。
11月19日,按照江青的授意、中央文革的安排,带领孙蓬一等人动身,于20日到达上海。
11月22日,聂元梓参加“上三司”成立大会,会上批斗上海市领导人曹荻秋、杨西光及常溪萍。常溪萍是聂元梓要求增加的。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言,基调是“打倒曹荻秋”。大会上给常溪萍挂大牌子,会后给他剃了阴阳头。次日,上海市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攻击曹荻秋等上海领导人。聂元梓颇有“天地英雄气”,宣布:“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此后上海市的群众,才普遍提出“打倒曹荻秋”的口号。
11月23日,聂元梓到南京参加“六省一市”的万人大会,煽动群众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聂元梓在上海期间,召集上海“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要他们“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她还鼓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打进市委机关去”。她12月16日离开上海,留下孙蓬一等人继续进行造反活动。孙蓬一留在上海,按照聂元梓部署与华东师大组织“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进驻上海市委,还参与了上海第一次流血大武斗——10万“工总司”踏平2万“赤卫队”的康平路事件。张春桥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聂元梓回到北京,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张春桥等人认为“聂元梓实现了江青的布置,巩固和扩大了安亭事件的成果,冲破了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统治,造成了王洪文这一派造反派的优势”。江青说:“你们做的还是有成绩的,还是很辛苦的。”聂元梓完成任务回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工作,找中央文革报销差旅费。
聂元梓从上海回北京前,跟孙蓬一策划继续“打常”——“打常”就是打常溪萍。“打常”是聂元梓、孙蓬一去上海的“初心”。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在《聂元梓的上海之行》一文中说,“8月14日,市委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贴出聂元梓等16人大字报,引起轰动。……9月20日,聂元梓等17人又写了大字报《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给常安上‘特务’、‘叛徒’等莫须有罪名。……聂元梓要到上海,主要目的是揪常”。 12月18日孙蓬一在上海市文化广场斗争常溪萍大会上,公开诬陷常溪萍“叛徒”、“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常溪萍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和人身侮辱。1968年5月25日,常溪萍坠楼而亡,被消灭了。
12月27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红卫兵与清华大学井冈山等联合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1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批判陶铸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点了邓小平、彭真、李井泉、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等人的名。

5.校刊《新北大》印发50万份,三打朱老总
1967年1月21日晚,戚本禹在全国政协小礼堂召见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大三红”红卫兵头头说:“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还有朱德,他是大野心家,是一个大军阀,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你们要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
最先是“人大三红”红卫兵贴了炮轰开国元勋朱德的大字报。
1967年2月3日,聂元梓会见“作协造反团”负责人,两家碰头以后,决定“中国作协造反团”和“新北大”组织联合班子,批判刘白羽的《朱德将军传》,进而批判德高望重的朱老总。
1967年2月16日,校刊《新北大》第一版至第四版,刊登“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联合编写的通栏标题文章《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约14000字。文章分为七个标题:一、狼子野心的大暴露;二、混进党内的大军阀;三、所谓“红军的父亲”;四、井冈山上的流寇将军;五、长征途中的逃跑主义者;六、拜倒在蒋贼脚下的“抗日领袖”;七、打倒反对毛主席的大野心家朱德。
同日《新北大》第四版还刊登署名“红兵”《朱德为老娘树碑立传》的文章,约800字,辱及朱德家早已作古的先人。说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明明是个军阀的老娘,朱德却把她打扮成为革命的母亲,真是卑鄙无耻狂妄恶毒到极点了!”
这一期校刊《新北大》气焰万丈,加印50万份向全国分发、发售。校刊《新北大》平常印数由聂元梓的“大管家”签字开印,这一期印数过大,李清昆披露,是聂元梓亲自签字开印的。
1967年3月4日《新北大》第四版,刊登中文系“迎风浪战斗队”通栏标题文章《看朱德的反动嘴脸——朱德在抗战胜利后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约3100字。文章援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条: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敌人拿刀,我们也拿刀;三、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彻底揭穿美帝扶蒋反共的阴谋和外强中干的本质。然后对比批判“朱德鼓吹的反动政治路线”三条:一、散布对和平的幻想;二、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准备把人民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三、认敌为友,奴颜婢膝地吹捧美帝。
1967年3月16日《新北大》第三版至第四版,刊登“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红尖兵革命造反团”联合编写的通栏标题文章《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约7500字。文章分为五个标题:一、小包包里的大野心;二、抗战时期的一项“政治任务”;三、寄往海外的黑货;四、老野心家的新进攻;五、一座伪造的纪念碑。
批判朱德这个事件,被聂元梓闹大发了,以至于在聂元梓《判决书》中专门列出这一款罪名。
炮轰中共“开国元勋”朱德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可想而知。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不得不出面讲话:“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猪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于是批判朱德的风暴立马销声匿迹。

6.排除异己,一批一批地清洗昔日“左派战友”
杨克明主持《新北大》编辑部,曾经刊登过与“校文革”观点不同红卫兵的声明,发表过支持和鼓励革命师生对“校文革”执行什么路线进行大辩论的文章,刊登过几篇认为“校文革”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还登载过不允许突出某个人而只能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论。这一切,惹恼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聂元梓、孙蓬一大骂杨克明主持的《新北大》编辑部“走的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向”,扬言要把校刊主编“揪出来”。鉴于这种情况,校刊主编杨克明一气之下,外出串联去了。聂元梓“校文革”常委借口大部分同学外出串联,编辑人员少、主编又不在,下令停刊,于是剩下的编辑人员基本上也走光了。然而,没过几天,“校文革”声称“校刊是毛主席题的字,不能停刊”,他们另行委派“校文革”常委刘国政为主编,招兵买马、精心策划,新组成“临时编辑部”,校刊从此彻底成为聂元梓一家一派的喉舌。聂元梓等人完全垄断了舆论。
1967年1月份,陈伯达、江青召见聂元梓、孙蓬一。陈伯达说:“王任重很坏,当着江青同志的面讲了孔繁、杨克明很多好话,讲了聂元梓很多坏话。”王任重在北大器重“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孔繁。而江青,这时候正在下手修理王任重,江青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揪他!”
陈伯达、江青这一番讲话,更助长了聂元梓唯我独尊的思想与作风,她放手清洗和斗争孔繁、杨克明等昔日的“左派战友”。被边缘化的孔繁、杨克明沦为“反革命分子”,挨整、被斗。“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揭批孔繁“执行资反路线的罪行”,还特别成立了一个“彻底批判孔繁、杨克明筹委会”,多次开会批判孔、杨。杨克明受到聂元梓手下“铁锤兵团”的殴打、抄家、游斗。
聂元梓统治时期,随着“地下常委会”越来越专横,当初“选举”出来的“校文革”四位副主任中孔繁、聂孟民、白晨曦三位被清洗掉。当初“选举”出来的“校文革”常委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被赶出常委会,都没有经过选民的同意。校刊《新北大》发出的《重要通告》说:“对这样的坏家伙,我们就是要夺他们的权,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从校文革里清除出去。”

7.“上揪下扫”,镇压北大“井、红”,迫害樊立勤、邓朴方
聂元梓鼓吹在文革中要“上揪下扫”,我们先看看聂元梓搞了哪些矛头向的“上揪”:
1966年5月,聂元梓向康生当面诬告安子文、邓觉先、张振汉“特嫌”,并且三次书写书面材料。安子文是中组部部长,“民主人士”张振汉是邓觉先的丈夫,当过解放后长沙市副市长,邓觉先比张振汉小十八岁,颇有姿色,爱好交际活动。这当中,聂元梓搞错了人名,在回忆录中把张振汉错写成新疆建设兵团负责人张仲瀚。张振汉、邓觉先后来双双冤死于秦城监狱中。张振汉、邓觉先的儿子张天佑在《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一文中说道:1966年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受“四人帮”阴谋策划的中央组织部“特务电台发报”冤假案的株连,我父亲和母亲都被投入了秦城监狱,我也受牵连,被单独关押在秦城监狱近三年。到1975年我才知道,我父亲早于1967年5月26日在秦城狱中病故,我母亲也于1971年2月17日病故。打倒了“四人帮”,1979年,中央组织部的冤假案及我家受株连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1980年1月31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召开了我父亲的追悼会,为我们全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落实善后。
聂元梓诬告安子文之举,成为她受江青夸赞的“两大功”之一。1967年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江青讲话中说:“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立了两大功,我们不会忘。一是参加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二是揭发了安子文叛徒集团。”历史上,1938年,安子文任太岳区党委书记,聂元梓的哥哥聂真任副书记,是工作搭档,聂元梓肯定知道这一层关系,但她还是诬告了安子文。
1966年8月15日,聂元梓校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学校负责干部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人被揪上台陪斗。被斗人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
1967年4月5日,聂元梓一派的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打倒李雪峰,炮轰、火烧陈毅、李先念。
4月10日,清华大学造反派召集30万人大会斗争王光美,这件事,令聂元梓望尘莫及,她就另辟蹊径,在4月12日,由北大“校文革”和外校18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王光美的哥哥、历史上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王光英。批斗会把李维汉、徐冰、陆平、彭珮云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发言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天,是我们向刘少奇、王光英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把王光英弄到北大来斗一斗,可以配合戚本禹批判刘少奇的“揭盖子”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批判所谓刘少奇宣扬的“剥削有功论”。至于孙蓬一说出的“血债”是什么,在哪儿,就莫名其妙了。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第775页记载:
聂元梓于(1967年)4月20日前后,授意“第二战斗队”队长杨建铎派人调查胡仁奎等人的“特务”问题,借以诬陷彭真。随后,专案组长写出了《关于胡仁奎、李伦和彭真、安子文、薄一波关系的调查报告》,经过聂元梓、孙蓬一上报康生,康生批转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
4月24日,聂元梓“校文革”在校内最大的“五四广场”召开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控诉他们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罪行”。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珮云等人被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
5月16日,聂元梓“校文革”召开批斗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大会,周扬、吴晗、廖沫沙等人被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在会上说:“不管你是翦伯赞也罢,‘潘伯赞’、‘吴伯赞’,也罢,如果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潘伯赞、吴伯赞”指的是“学部”潘梓年、吴传启。“一月风暴”中,聂元梓伸手到“学部”夺权,受到“学部”红卫兵联队的阻击。“学部”红卫兵联队支持潘梓年、吴传启,因而潘、吴成为“政治敌人”,被聂元梓、孙蓬一扣上“大叛徒”帽子。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是个好捏的软柿子,吴传启历史上加入过国民党,党证被聂元梓等人查到,又是个好捏的软柿子,他们都得向聂元梓、孙蓬一“投降”!聂元梓一派把“打倒吴传启”的大标语贴到了天安门城楼下观礼台的红墙上。
7月13日,聂元梓“校文革”邀请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来校介绍他们的“揪刘经验”。
7月14日,聂元梓“校文革”从团中央把八竿子打不着的胡耀邦、胡克实揪来北大批斗。
7月18日,聂元梓召开“打倒刘少奇,揪斗邓小平、彭真誓师大会”。聂元梓的讲话以及“新北大公社”等头头的发言,对刘、邓、彭进行猛烈攻击。大会决定全校革命师生19日进城游行,勒令“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邓小平、彭真到北大低头认罪。
7月19日,聂元梓动员全校师生员工,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队伍先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开誓师大会,聂元梓讲话,表示“揪斗刘少奇的决心”。然后派“刺刀见红战斗队”等红卫兵开到中南海西门,参加“揪刘火线”。陆平、彭珮云被揪到中南海西门现场批斗。此后,聂元梓多次去慰问北大学生,还代表红代会慰问“揪刘火线”的其他高校学生、鼓动他们“一定要把刘少奇揪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7月20日前后的一天晚上,“新北大公社”外联组组长刘××到聂元梓家,刘说:“如果总理不批准把刘少奇揪出来,建工‘八一’绝食饿死了群众,责任就是总理的了……”聂元梓说:“就是批准揪出来,群众七斗八斗,斗死了,或者给藏起来,刘少奇人没了,责任还是他(总理)的。”刘说:“这么说,批准也好,不批准也好,总理倒台是一定的了。”聂元梓说:“一定倒了。”
7月24日晚,聂元梓“校文革”再次组织批斗彭真的大会。
7月27日,聂元梓“校文革”与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联手,组成“揪刘斗争火线指挥部”。
7月28日,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全体会议,会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指示,要在8月5日揪出刘少奇。揪刘指挥部还提出了揪刘计划。蒯大富说:“兵分两路总可以揪出来,一路去找总理,一路直接到刘少奇住的地方去揪他。”聂元梓说:“我同意兵分两路。”聂元梓还传达了陈伯达、戚本禹在北大的讲话。说:“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都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1967年7月末,聂元梓与孙蓬一等核心骨干一起议论:聂元梓说:“在揪刘问题上反映出来,是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对旧政府机构中的人员要轰一轰。……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精神的。”孙蓬一说:“现在应该对政府机构中的死角打扫打扫了,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一边。”王茂湘说:“就是一干到底,就是听陈伯达的。”
8月4日下午,陈伯达、谢富治、叶群等人到中南海西门,登上了架设在大卡车上的凳子,一顿训斥,驱散了“揪刘火线”。
* * *
我们再看看聂元梓搞了哪些矛头向下的“下扫”:
1966年10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跟聂元梓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且逐步公开化。在“老左派”内部矛盾加剧的同时,北大各造反派组织也发生了分化,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造反组织。一派以“红旗兵团”为代表,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一派以“井冈山红卫兵、红色造反联军”(简称“井冈山”、“红联军”或“井、红”)等造反组织为代表,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
10月16日晚间,聂元梓发表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口号,从此,“上揪下扫”成为聂元梓一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方略贯彻始终,制造“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
“上揪下扫”这个著名的口号是聂元梓“地下常委”商量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校文革”常委会讨论、通过。曾经是“地下常委”的某成员说:我们内部讨论决定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在向全校宣布之前,我们几个人分头跟哲学系孙月才和文二(四)班联系,叫他们写大字报要求“上揪下扫”,然后聂元梓同志在广播讲话中说,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现在提出“上揪下扫”的任务。这样上下配合,工作就好做了。“上揪下扫”如此这般运作,体现了“地下常委”的一种工作方式。
11月1日“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五周月。聂元梓在会上建议把“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以前,北大以12月17日为校庆日,5月4日为校友返校节和青年节。1951年汤用彤副校长提出把北大校庆改为5月4日,此后校庆改到5月4日。聂元梓的建议,要点在于把校庆日跟她“五二五”大字报挂上钩。
同日,“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六个群众组织也举行了“纪念六一”五周月群众大会。着重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发表倡议书,号召批判聂元梓、“校文革”的这条“反动路线”。
关于反聂组织“井、红”在“五四广场”召开的大会,聂元梓说道:“不能去参加他们的会,因为我们是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决不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登上被批判的讲台。”聂元梓在会后,找人修改了录音磁带。
实际上,聂元梓不参加“井、红”的会,是执行了关锋的主张,在此就无暇细说了。
“井冈山”、“红联军”被聂元梓手下的组织砸抄、取缔、殴打、批判、斗争、“扭送”公安部门,有人被逼自杀,备极迫害之惨痛。“红旗兵团”等组织不分日夜批斗“井、红”成员以及杨炳章、乔兼武。后来聂元梓的左膀右臂孙蓬一承认,这个阶段批斗“井、红”二百人。“井、红”被“红旗兵团”用暴力手段打垮、打散、打趴下,半年以后,东山再起,进入反聂的“北大井冈山兵团”。
12月,校内有人“支持伊林、涤西,攻击林副统帅”、“支持李洪山、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康生、反对校文革”,聂元梓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旗号下,施行高压政策,一概加以打击,批斗、抓捕“井、红”的重要成员。康生说“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
12月24日,聂元梓向全校讲话,总结“反击十二月黑风”,说“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回击已取得巨大胜利,一定要把反革命分子杨炳章、杨勋、乔兼武斗倒斗臭!”
1967年1月1日,校刊《新北大》刊登聂元梓在“反击十二月黑风”全校大会上的讲话,说要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反动逆流”,号召“立即行动”,从对立组织中抓“反革命分子”,揪“反革命的幕后指挥”。她说,“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聂派抓捕了杨炳章、乔兼武和经济系教师杨勋等人,几番拳打脚踢之后,扭送公安机关。
接着,拥护聂元梓的“红旗兵团”评论员提出“反新北大就是反动,反聂元梓不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就是混蛋糊涂虫”。北大文革中“反聂即反动”的逻辑,就是在“反击十二月黑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国给毛泽东造神,北大给聂元梓造神。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独立思考就会招来横祸,谁发表不同的意见,谁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1月10日,校刊《新北大》刊发李清昆在校文革常委会上的发言:《孔繁、杨克明同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其中说“江青说孔繁、杨克明的活动就是刘邓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同日,校刊《新北大》发表《乘胜追击,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社论说,“要弄清孔、杨的反动面目,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说“反革命分子杨勋”和“虎山行”、“井冈山”、“红联军”中的“某些领导人充当了急先锋”,“他们围攻校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宣称“谁要坚持反革命,就要对他实行专政”。
中文系1962级女生沈达力,参加过“红联军”,批判过聂元梓。江青为了保聂元梓,诬指“红联军”是“反革命组织”,聂元梓等人立即围攻、揪斗“红联军”成员。沈达力被黄介山为“政委”的“新北大公社红七团”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政治帽子以及“母夜叉”等辱骂,进行抄家、批斗。还在大众场合抖落她的感情隐私,加以凌辱。1967年3月17日,沈达力在红湖游泳池畔喝下“来苏尔水”,夜间抢救不及,凌晨香消玉殒,时年22岁。
《聂元梓刑事判决书》提到了受害者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彭秋和。另有受害严重的学生樊立勤没点名,只说了“烟头烫”,我们补叙一下远远超过“烟头烫”的酷刑。1968年3月27日“新北大公社”绑架了在未名湖边散步的樊立勤。他以坚定反聂著称于北大,他说:“聂元梓和校文革有错误,反对聂元梓与校文革不是反革命。校文革对这些学生的批斗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止。”他还认定康生是聂元梓的后台,1967年1月份贴过康生的大字报,因而聂派常常诅咒他为“反革命小丑”。他被绑架以后,关进“校文革”44楼黑牢,审讯组的人对他进行两天两夜的殴打残害,打断了右腿和右臂,用钳子夹断他两根食指,用铁钉钉碎他左膝,用签子钉进十指和几个脚趾,用香烟烧他的腹部和腹股沟,留下七十多个伤疤,逼他承认反江青、反中央文革。不管如何摧残,樊立勤顽强如铁,就是不予回答,几次昏死过去。直到樊立勤奄奄一息,命若悬丝。聂派不愿担当人命干系,把他扔到44楼不远处的女澡堂附近,被井冈山群众送往医院抢救,保住了性命,仍落下终身残疾。后来樊立勤经过民政部门鉴定,为II级残疾,发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刊登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文章《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大本营,从专政机关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看老保组织井冈山兵团》,点了一批被聂元梓“校文革”保卫组送交公安机关的师生,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计有谢世扬、胡伯安、胡根礽、王海、王培英、何维凌、胡定国、苏士文、余水荣、臧希文、王晓秋、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赵长占、杨勋、杨炳章、刘立炎、范永奇。这十九人中的十八人在送交公安机关之前,都受到聂元梓“校文革”的“群众专政”毒打,其中只有王晓秋是个例外,他在“1·29大字报”上笔误,给“毛主席”三个字画了红叉,是井冈山兵团成员把他护送到公安部的。文革期间被聂元梓“校文革”保卫组送交公安机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师生准确数字,目前还没有个统计。
5月底,聂元梓“校文革”编造了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41号绝密报告,由聂元梓亲自签发,分别上报给江青和康生。文件是文革后,分别从江青办公室和康生办公室两头查获的。在此期间,聂派专案组把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三个多月,多次毒刑拷打,逼他们交待“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给他们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邓朴方从物理大楼黑牢四层盥洗室朝北的窗口跳楼,造成截瘫,致残终身。
聂元梓“校文革”在镇压反对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前后公布了五批“反革命集团”材料。所有的案子,都是聂元梓一派势力的捏造和陷害。后来,随着聂派掌权的结束,所有的案子都平反昭雪、彻底销案。
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第一件事情就是监督两派释放非法看押的对方人员,井冈山兵团释放0人(没有看押的对方人员),“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方面释放23人,还有一部分“问题严重”的被宣传队接手。

8.大面积迫害北大干部、知识分子
著名的文革研究者、北大校友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详明统计了北大文革期间的蒙难者,有名有姓。
我们根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北大文革蒙难者按时段的分布是:
①张承先工作组时期,两个月死亡2人:汪篯、张永信。
②聂元梓“校文革”时期,两年死亡29人:董怀允、吴兴华、吴素珍、俞大絪、陈彦荣、孔海琨、无名氏老太太、程贤策、杨明爱、沈廼璋、陈树峥、向达、沈达力、王建新、周瑞清、刘长顺、程远、蒙复地、温家驹、李原、殷文杰、王厚、李劼、卢锡锟、林芳、刘玮、许世华、王建新、周瑞青。
③工宣队、军宣队时期,八年死亡33人:陈同度、吴连勤、饶毓泰、崔雄崑、董铁宝、廖莹、李大成、吳维能、龚维泰、钱佩荣、陈永和、张景昭、郭湘贤、汤家瀚、刘平、何挹塘、李其琛、徐月如、谢德斌、刘有文、翦伯赞、戴淑婉、魏璧、李人杰、阎华棠、王爱清、张雪森(死于翻车事故)、王永干、陈信德、刘长和。还有沈立、邵鸿昌、张瑞清在工伤事故中被隧道里炸药硝烟毒气熏死。
聂元梓强辩说,她掌权的“校文革”时期,死人比工宣队时期少。其实,工宣队治校时期长达八年,死亡人数中包括了一部分(非政治因素)意外事故的数字。而在聂元梓“校文革”时期的蒙难者,全部都是政治斗争的受害者,聂元梓统治不过两年,死亡29人,她还嫌死人少!
聂元梓“校文革”掌权时期,全数“四类分子”、半数以上领导干部以及知识精英遭受迫害。“校文革”多次私设劳改场所、牛棚,残酷迫害干部和教师,致使各种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1966年10月28日,“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把他们划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县太平庄两处“牛棚”统一监督劳改。
1967年10月23日,聂元梓主持召开“斗、批、改委员会”,决定成立14个直属“校文革”的专案组,其中包括陆平、彭珮云、翦伯赞专案组等。抽调八十多人搞专案,广设“牛棚”,在44楼、第二体育馆、五斋、生物小楼、北招待所、物理大楼等处设立关押中层干部及师生的场所——名副其实的黑牢。
1968年4月,聂元梓“校文革”把北大130多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县太平庄“历史系半工半读基地”关押、劳动。
1968年5月16日,聂元梓“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俗称“牛棚”,由“新北大公社”运营,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以及师生218名。“监改大院”设有监改人员二十多名,由历史系62级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改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森凄惨。
聂元梓“校文革”时期的“牛棚”,残酷迫害北大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郝斌先生的《流水何曾洗是非》、贺剑城先生的《我在北大六十年》、丁石孙先生的《有话可说》、郑培蒂老师的《云卷云舒》,都有亲历亲见的记述,这里不一一细说。我们仅引述丁石孙先生一段文字:

1967年1月发生上海风暴,造反派开始夺权,打派仗。北京的群众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是天派,另一个是地派。那时几乎所有的大学、机关单位都分成两派。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但实际上反映了长期积累的人事纠葛。
大概在1967年下半年,北大出现了井冈山和新北大公社。人数多的是新北大公社,属于天派,以聂元梓为首;井冈山属于地派,周培源被推为“寨主”。
黑帮大院是新北大公社聂元梓他们搞的,大概关了200多人。关在黑帮大院的人,一部分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还有一部分是打派仗时被抓住的井冈山派的人,管“牛棚”的人最痛恨这些俘虏,经常把他们拉出来打。
在黑帮大院,各人的待遇不一样。晚上收完工要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经常还要挑出一两个人来骂一顿。他们在管理黑帮大院时,像电影集中营里的法西斯,跟你说话时满脸笑容,趁你不备突然打你几个耳光,或突然罚你跑几圈。

北大黑帮大院够坏的吧?可是当年掌控黑帮大院的人,现在却说“关进‘监改大院’对被揪斗人员的是一种非法迫害;但集中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减少了对被揪斗干部的冲击,我想是有些许道理的”。
这也算是某些人“反思文革”的独特心得。
1967年12月21日夜间,聂元梓指使上百名暴徒冲进燕南园56号周培源先生宅院,企图武力绑架中央明令保护的周培源先生。他们虽然没抓到周培源,但是抄了周家,劫掠了文物字画,殴打了周夫人王蒂澂和女儿周如苹,把周家翻得、砸得一塌糊涂,书籍字画文物被毁坏、被劫掠,全家财物遭到翻箱倒柜、倾囊倾屉,倒在地板上,一片狼藉,能吃的点心、饼干、水果、糖果、罐头乃至咸菜,被这帮暴徒吃得干干净净,吃了不算,还把瓶瓶罐罐统统摔烂在周家。夜里12点,“校文革”喉舌、“新北大公社”广播台的高音喇叭,喊出“打倒美帝大特务周培源”等口号,嘶吼之声夜空中远播至五道口。

9.聂元梓“校文革”到处侵凌夺权,分裂北京高校
1967年1月,“夺权”风暴从上海刮向全国,先后在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等省,造反派和部分支持他们的“革命干部”联合起来,进行了夺权行动,并且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支持下,于2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1月16日,江青、陈伯达召见了聂元梓、孙蓬一。1月17日,聂元梓根据江青、陈伯达的授意,组成“校文革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等人担任夺权指挥部指挥。1月18日,聂元梓召开北大校内各单位文革主任联席会议,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委各部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马和驻校解放军,到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夺权。其中去高教部夺权的人员进行了“四抄”:抄了一些处以上干部的家,抄了各办公室,抄了“黑材料”,抄回了各部门的大印。
1月19日深夜,聂元梓和白晨曦亲自驾临华北局,部署和督导东语系学生郑雄领队的北大红卫兵队伍在华北局切断电话线、冲击机要室,实施夺权,并且布置人员蹲守、企图抓捕李雪峰。
1967年1月20日,聂元梓说“我校革命师生已进驻了北京市委、市人委,华北局,中央组织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等去夺权”。有资料记载是30多个部委。校刊《新北大》第28期第四版《简讯》说:19日凌晨二时,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兵团”等战斗组织接管了北京市委,夺了他们的权。
1月27日,聂元梓伙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通过并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说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聂元梓回忆录》第195页坦然承认:“我们已经联络起来一批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就决定在广播事业局大楼设一个点,一个联络站。广播事业局大楼在复兴门外大街上,地点适中,便于全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往联络。”
为了夺北京市的权,聂元梓闹的阵势不小——1967年2月11日校刊《新北大》第37期第二版(本刊讯)《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扩大组织》说:“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和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等三个革命组织已于二月六日合并,新组织仍称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并由第一机床厂红色造反联络站、第二机床厂革命造反总部和我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等十一个单位组成总勤务组,作为公社的领导核心。这三个组织的合并,标志着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目前,加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组织已近两千个。”
“一月夺权”中,聂元梓派人到北京日报社夺权,遭到报社造反派组织与北师大“井冈山”强力抵制,双方结下仇怨。
聂元梓在1967年“一月风暴”派出力量到“学部”去侵凌、夺权,受到“学部”造反派的激烈对抗。
2月初的教育部、高教部夺权,北师大“井冈山”和“学部”吴传启支持“延安公社”卢正义,聂元梓一派反对“延安公社”、反对卢正义。
4月8日的民族文化宫冲突,争夺对民族文化宫展览的批判权,北大与北师大、地院矛盾进一步激化,两边各自聚众,发生了“四八”武斗,现场冲突达到高潮,天地派分野宛然显现。
这清楚地表明了这段时期内发生的是派斗、权斗,为了夺权,各派都在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对立面的矛盾不断加剧激化。
聂元梓夺权的手伸得太长,伸到教育部、高教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华北局、中组部、中央民委、统战部、中监委……聂元梓野心勃勃,到处侵凌、夺权,却竹篮打水处处落空。1967年8月25日《新北大报》第三版《简讯》说,8月21日聂元梓被迫传达陈伯达5月27日讲话:“北京挑起两大派斗争的后台就是聂元梓。”

10.聂元梓“校文革”私刑杀人,发动武斗,成为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
1967年8月1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北京公社”、“红旗飘”、“井冈山公社”、“东方红公社”等五个群众组织(简称团、零、飘、井、红)联合成立了反聂的“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首任总勤务员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这个群众组织立即得到“红代会”接纳,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
拥聂派跟反聂派之间,长期进行大字报战、标语战、广播战。
滥用权力很容易导致使用暴力。1967年12月初,只知阶级斗争、不知敬畏生命的聂元梓向心腹打手放话说“打吧,打死几个也不要紧,顶多中央批评我几句”,失心狂的打手们就开始私刑杀人。《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8年4月19日,“新北大公社”二体武斗连把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4月21日,历史系教员李原,被关押毒打重伤后自缢身亡。时年40岁。李原的家属坚持认为,是打死以后伪造的“自缢”假象,沉冤至今。
4月27日,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校文革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时年24岁。殷文杰的遗体,有长矛的刺入伤口39处。对于殷文杰的死,《聂元梓回忆录》第271页说:“殷文杰的死也是冤枉的。3·29校内武斗的第二天,他路过44楼,有人喊,‘他是井冈山过大江的’。被两个公社战士刺死。”事实上,事情发生在孙蓬一、高云鹏4月26日率领“校文革”武斗队攻夺36楼失败,并且人员损伤严重的次日,4月27日,而不是聂说的“3·29校内武斗的第二天”。而且,刺死殷文杰同学的凶手,绝不止“两个公社战士”。至少漏网了一个地球物理系65级女生——她已于2020年秋,被樊能廷向北京公安局实名举报。
7月20日,地质地理系61级学生刘玮,回校办理毕业离校手续,在海淀大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住,关押在40楼黑牢,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打死,时年24岁。对于刘玮的死,《聂元梓回忆录》第271页说:“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不是在武斗中被打死的,而是在武斗的紧张形势下,被混乱的群众打死的,是冤枉的。打死他的人,什么人都有,不都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事实上,“校文革”武斗队抓人,在“校文革”武斗“西线指挥部”40楼,聂元梓的打手们轮番拷打致人死命,根本不存在什么“混乱的群众”。聂元梓对于一个无辜学生的惨死,毫不痛心,毫无歉意,还在用谎言掩盖真相,死不认错。
上述四条人命案,有的得到处理,有的根本没处理。在《聂元梓回忆录》全书500页中,聂元梓用200页左右的篇幅,为自己鸣冤叫屈,她害死、害惨的那么多人,到哪儿去鸣冤叫屈?
北大原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戈华支持“井冈山”,聂元梓“校文革”视戈华为敌,给戈华扣上“三反分子”、“井冈山黑后台”等帽子。聂元梓派人跟踪追缉,从燕园到山西、山东,又从山东到昌平南口,1967年12月3日,终于在南口将其“抓获”。直至1968年8月17日,军宣队进校前两天,校刊《新北大》社论,对于戈华还是不依不饶,说:“新北大两派群众组织应该立即停止一切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刘邓陶、王关戚、杨余傅、陆平、彭珮云、戈华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叛徒、特务。稳、准、狠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戈华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关押期间,被批斗、毒打,历经人身摧残,打掉两颗牙齿、打断两根肋骨。本来清癯的半大老头子戈华,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他的晚年羸弱和过早离世,与他在文革期间遭到“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残害,不无关系。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戈华的子女提起这段往事,还是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1967年12月9日,聂派抓住历史系教师王晓秋在《纪念12·9》大字报上给“毛主席”三个字画红叉的笔误,聂元梓、孙蓬一发动数百人围攻井冈山25楼总部,游斗并打伤井冈山负责人侯汉清、牛辉林,还批斗、殴打了三个完全无辜的历史系教师谭圣安、沈仁安和秦文炯。对于这个事件,孙蓬一在1969年《我的检查》中说:“为了压垮井冈山,我还利用67年12月9日井冈山六纵教工支队一张大字报的政治错误,曾想借机去抄井冈山兵团负责人的办公室,经过李清昆同志劝阻才放弃了这个错误主张。可是,那天不分青红皂白地开会斗争了仅仅是参与写大字报、与那件政治错误无关的三个同志,在我和校文革其他负责同志在场的情况下,还使这三位同志遭到了一顿拳打脚踢。这个责任在我,我向这些同志承认错误。会后,又组织人到二十五楼前游行,还把井冈山兵团的两个负责人打了,这是很错误的,我向侯汉清同志公开表示道歉!67年12月9日的冲突,是我们挑起来的,主要责任在我。” 而聂元梓在她的《聂元梓回忆录》和《我在文革漩涡中》,对于这个事件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却绝口不提。
聂元梓“校文革”对于武斗,早就动了心思,早有内部交流。数力系62级扬子浪(谢定国)《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日记》1967年12月15日记述:“昨晚在办公楼参加了战斗团勤务组扩大会议。新疆红二司文攻武卫总指挥、中文系学生任喜贵以生动的例子,孙子兵法的语言阐述了在文攻武卫中应该注意的策略原则。他的讲话很有水平、艺术。讲得全场喜气洋洋、斗志昂昂,相当发人深省。他讲到要‘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要多报伤亡、损失,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然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抓住时机反击,他举了中印边界战争的例子。讲到要一鼓作气,憋足士气;要打政治仗;所谓武斗,实质上是打政治仗。这个人看来政治上也是相当老练。” ——中文系党员学生陈一谘1965年曾经给中央上《万言书》,评议政府工作,文革中被聂派打成“反革命分子”,在批斗大会上,就是这个任喜贵,他踢断陈一谘四根肋骨。
1968年2月12日,新北大公社在办公楼召开大会,孙蓬一发言:“北大的问题不是坐下来办学习班能解决的,要立足于打,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孙蓬一的话表明,“校文革”拿定主意开打,谋定方略,翦除对立派群众组织。
1968年3月29日凌晨1时,聂元梓拍板,“校文革”属下的“新北大公社”长矛队,有组织、有预谋地武装突袭31斋和29斋学生宿舍,把几百名赤手空拳的“井冈山”派学生驱赶出楼,引发了北大的大规模武斗,在北京高校开大规模武斗之先河。“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紧紧围困着反抗他们的“井冈山”学生据守的6座学生宿舍楼,长达4个月,120昼夜,断水、断电、断粮,企图把“井冈山兵团”彻底打垮,“武统”燕园。
按照蒯大富的说法,清华的“百日大武斗”,是,步北大武斗之后尘。文革研究者米鹤都先生采写、编辑的《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历史》引用蒯大富的话说:“清华武斗之前,北大3月29号也打了一场武斗。这武斗实际上就等于是聂元梓挑起来的,武斗当时,中央就明确表态支持了聂元梓,那一派就垮了。我们也想学这样做。”在清华“百日大武斗”期间,蒯大富还专程到北大向聂元梓讨教武斗经验。
韩爱晶(化名许爱晶)对于北大武斗也有自己的评述,他说:

蒯大富内外皆“敌”,就想学聂元梓来摆脱困境!
他后来说他搞武斗是学习北大。这是典型的东施效颦!聂元梓岁数比蒯大富的妈还大四岁,修炼非凡!岂是蒯大富能效仿的!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大学首先爆发的武斗事件的蹊跷:
北京市学习班结束后,周恩来等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的第三天,1968年3月29日深夜,在北京大学化学系31楼宿舍,聂元梓手下的新北大公社的人和反对派井冈山的人发生冲突,李钟奇等来现场调解,愤怒的学生把他们围在中间,在申诉过程中,井冈山的樊能廷手拿螺丝刀指向聂元梓,使之头部出血。当场演变为抓凶手!情况立即报往中央,连毛主席都知道聂元梓遇刺了!北大井冈山陷于被动。
就在清华爆发武斗之后不久,聂元梓把蒯大富找到北京大学谈话。
聂元梓说:你蒯大富不要在清华搞武斗了。你不要看见北大在搞武斗,你就搞武斗。北大的武斗不是我聂元梓搞起来的,将来我是不会为武斗负责任的。可是,你清华的武斗情况就不一样了,你蒯大富是要负责的,武斗的罪名你是抹不掉的。

韩爱晶说樊能廷“手拿螺丝刀指向聂元梓,使之头部出血”,好像樊能廷具有“御气为剑”的武功。经直接询问,韩爱晶承认那个说法是“抄来的,出处忘了”。
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自恃江青对他们一向宠爱有加,硬是要“搞起武斗来,戴起柳条帽来,拿起长矛来”。时至1968年,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在江青和毛泽东眼皮子底下的北大燕园“戴起柳条帽来,拿起长矛来”大搞武斗夜袭。毫无防备的北大“井冈山”确实“手无寸铁”,只有干挨打,败逃丢楼。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得意一时,武斗总指挥高云鹏大喊:“这一仗打出了新北大公社的威风!”真正明白事理的局外人,如北大老校友杜钧福,已经料到聂元梓的失宠,是早晚的事儿了。杜钧福在《燕园沉思录·下》第464页说:“全校性的大规模武斗确实是从3月29日开始的,聂派的决策者确是挑起武斗的元凶,这是当时社会上的普遍认识。这一事件的后果极为恶劣,在北京高校开创了用武力清剿对立派的先例。特别是,看到北大聂元梓派取得的‘战果’,而北京市领导也表示支持,清华的蒯大富也照此办理,制造了震惊全市的百日大武斗。从双方人员的具体表现来看,聂元梓派的打手也较为凶残。在这一时期,被打死的三个人都是被抓住后打死的,并非死于武斗。至于打伤的更不计其数。”杜钧福的看法,不失为持平之论。2018年4月30日,清华校友孙怒涛在微信群发言:“北大聂元梓挑起武斗后,中央文革立即表态支持她。老蒯从中得到启示和鼓舞,于是也挑起了武斗。这一次毛来了一个不问不管。老蒯失算了。”
1969年6月29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检讨认错,她说道:“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派人搞枪支,为武斗升级做准备。为摧垮井冈山,我大抓反动小集团,扣押工资、助学金,甚至断电、断粮,往二十八楼里灌水。还随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
1969年“校文革”副主任孙蓬一在《我的检查》中说:北大的武斗……我们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三月廿八日,如果我们顾全大局不去攻占三十一楼,北大这场大规模武斗是不至于发生的。4·26武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我负有直接责任。是我从一派利益出发,图报复,不顾大局,决定去夺36楼的。结果使阶级弟兄互相残杀,许多同志无辜地流血受伤!
孙蓬一说得很明白,“校文革”攻占31楼和29楼,造成了长达120昼夜的大武斗和校园割据局面。“校文革”4·26攻夺36楼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主要是孙蓬一竭力主战,并且“穿着盔甲,拿着长矛”亲临一线指挥、督战造成的惨祸。

五 聂元梓的悲剧与晚年

1.聂元梓在工宣队时期以及被捕前后
1968年7月27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当晚,聂元梓、孙蓬一召集各系的文革主任、“公社战斗团”团长联席会议,商量对付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高校的对策,制定几套方案:(一)拒之门外,让宣传队派代表与“校文革”商量;(二)抵挡不住就退入楼内,各自为战,做到人在楼在;(三)最后不行,聂元梓就领着大家到北大荒去。会后,连夜往楼里边运送硫酸、燃烧瓶等化学物品当作武器。
7月28日,凌晨3点半至上午8点半,毛泽东召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负责人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五人,严厉制止大学的武斗。由许爱晶《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看,别的学生领袖在这个御前会议上说几句话,是为自己学校的学生遮饰、圆场。韩爱晶在这个“御前会议”上当面请问毛老爷子“百年之后”,这在当时可能是无人敢提的一问,堪称那十年中的“惊世之问”。聂元梓却不然——她最最独特的表现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诬告反聂派的学生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父亲63年搞投机倒把”,诬告樊立勤“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诬告“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江青本来就是个阵发性歇斯底里的人,聂元梓蓄意在她面前造谣生事,企图激起江青的暴怒,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北大即便有人骂过江青,聂元梓又是怎么知道的?还不是使用特务手段偷听来的。把偷听的情报加以编造,送到中央,这就是聂元梓“校文革”干的事。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接管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权力,聂元梓风光不再了。
10月15日,宣传队召开三千人大会,聂元梓就“校文革保卫组”砸“井冈山摄影组”作公开检查。会上,批评聂元梓仍在搞派性活动,无视和对抗工军宣队的领导。
1969年8341部队进驻北大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聂元梓的表现。谢静宜在她的回忆录《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写道:

每天的简报不断上送,主席都看了。自表态后绝大部分群众是高兴的,但“老佛爷”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又拿出过去的小本本,说谁谁曾支持他们,讲过什么话,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等等。
主席看了这些简报后,让工作人员电话叫我回去(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厅,也是主席书房接见尼克松等客人的地方)。主席让我拿笔、纸做记录。这次很特别。主席一般都是让我用脑子记,去传达他的指示。
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有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右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聂元梓〔前左2〕等“革命师生”一起欢呼文化大革命胜利开展。)
毛泽东指示谢静宜,在北大群众大会上用自己的话传达,此举给聂元梓定了性,预示要彻底抛弃聂元梓。谢静宜又说:
“不几天,在北大东大操场召开全校几万师生员工的大会上,我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造化弄人——聂元梓这个毛泽东亲手树立的标杆,毛又亲手把她推倒了。
1972年6月26日,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确定,北大“校文革”时期的重大反革命事件有:围困中南海(指“揪刘火线”)、午门抗缅(甸)大会、调查整理周总理的黑材料、反军乱军、根据陈伯达的命令组织人员到国务院各部调查等。
中共中央中发〔1976〕4号文件传达《毛泽东主席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的指示》中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另一句是:“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这两句话就把聂元梓、蒯大富彻底否定了,这也是毛生前有关聂元梓、蒯大富的最后一次指示。
1977年1月20日,哲学系总支、武保部向校党委上报《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的情况报告》反映:聂元梓声称她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审查她是不对的;孙蓬一到哲学系闹,说他是受江青迫害的。——孙蓬一忘了,就是他在“万人大会”上振臂高呼:“我们就是江青派!”博得部众呼应、欢声雷动。
1978年1月17日,校党委常委开会,通报聂元梓要求周林转给邓副主席、华主席的信。聂元梓在信中不承认自己有反周总理的罪行,不承认与康生、“四人帮”有联系。会议决定:加强聂元梓的专案工作,由戈华挂帅、张学书具体负责,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清查。
1978年3月22日上午,邓小平约见方毅、蒋南翔、刘西尧以及北大的周林、高铁、韦明、汪小川,谈北大工作。邓小平问:“北大的运动怎样?聂元梓现在怎样?”(周林答:她要翻案。)邓小平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为什么你们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聂元梓是)王八蛋也要支持嘛!”这个时候,康生在党内还没有遭清算。
1978年4月1日,北京市委批准把聂元梓、孙蓬一以及打人凶手贺彦生三人隔离审查。贺彦生就是那个用铁钉把学生樊立勤的膝盖髌骨钉得粉碎的工人。
1978年4月8日,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对聂元梓审查及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把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党,并且建议依法惩办。报告附有:(一)周培源1978年1月18日写的材料说:1973年7月17日,毛主席接见杨振宁博士时,毛对周培源说:“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快呜呼哀哉了吧?”又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说:“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因为陈伯达是她的后台。”(二)北大生物系教授李正理1978年1月19日写的材料说:1971年5月19日,周总理接见美国高尔斯登和西格纳二位教授时,谈到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派仗、冲击教授等等,周总理说:“北大有个女人很坏,这些都是她搞的。”4月8日下午,校党委召开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中文系教员成美、经济系教员杨勋、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西语系教员郑培蒂在会上发言,揭发聂元梓、孙蓬一残酷迫害干部、教师和群众的暴行。
1978年4月19日,学校召开全校教职工员工批斗聂元梓、孙蓬一大会。会上宣布:经过上级党委批准,决定开除聂元梓、孙蓬一两个人的党籍,开除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三个人的公职,建议依法惩办。宣布完毕,当即由司法机关逮捕了聂元梓、孙蓬一、贺彦生这三个坏人。
逮捕聂元梓、孙蓬一等人还有一段小插曲:孙蓬一临去大会以前,别人劝他,你老批斗别人,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一些批判呢?他说,“他们说的,说不住我。”专案组说,说不住没关系,你下面还可以反映、可以讲吗,你批判别人可以,别人批判你就不行,哪有这个道理?他说,那,我腿不好,我得坐着。专案组说,坐着可以。但是有一个,你不能一上来,就坐着。先站一会儿,然后,弄一个凳子来让你坐,聂元梓她站着。专案组说,有一条,你可不能嚷嚷,你要嚷嚷不行。等到下来,你可以讲话,让你申辩。他说,好了,我答应。专案组说你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我饿了。专案组说,饿了可以。让孙蓬一的家属给他买了一斤蛋糕,他把一斤蛋糕都给吃了。看样子是慌了,感到苗头不对。他说,我不吭气,我就听着。结果没用——他上去十分钟,一个女同学发言不到几分钟,他就忍不住了,站起来嚷嚷、喊口号。当场就决定,停止大会,宣布逮捕法办、拉走。就是那天,把他拉走了。
1978年10月8日,北大校党委向市委报送《关于揭批和清算聂元梓一伙罪行的请示报告》,要求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聂元梓的罪行。《报告》同时抄报邓副主席和方毅副总理。
《新华月报》1978年第12期报道,北京市召开三十万人批判大会,揭批聂元梓、蒯大富等五个人的罪行。
1983年3月16日,聂元梓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7年,1986年10月获准假释。

2.对聂元梓的两种不同评价
聂元梓被释放后,一直不服气,秉持她固有的性格作风,对自己的罪行百般辩解,她2005年出版《聂元梓回忆录》,2017年出版《我在文革漩涡中》,声称要“洗去泼在身上的污泥浊水”。也有她大字报同伙和原来的帮派骨干逐渐活跃起来,替她写文章、著书掩盖真相、妄图翻案,甚至把她打扮成“反王关戚”、“反中央文革”的“英雄”。近日美国一家出版社又出版了《聂元梓遗稿》,编造故事,极力为聂元梓翻案。社会上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为她“当年没有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感到遗憾,有一个“乌有之乡”的人竟然说聂元梓的“革命一生,是教科书般的历史”。可见聂元梓虽死,但是她的阴魂不散。
我们认为:北大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国文革中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北大“校文革”是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一手扶植起来的,一直受到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的直接统辖和强力支持,一贯紧跟、赞颂和谄媚江青和中央文革。顾名思义,“校文革”就是专门在北大搞文革的。聂元梓是文革标志性人物,在她被抛弃之前,她就是一门心思坚定搞文革、坚定不移为权力而斗争的。聂元梓在文革中的思想和行动,代表了反民主、反人性,代表了个人专制。我们所见,聂元梓绝不反对文革,而是最卖力地推进文革。“王关戚”是毛泽东搞文革的得力爪牙,他们出格地“抓军内一小撮”和伸手到外交系统等作为,动了毛的禁脔,毛运用政治制衡权术,拿下了他们,叹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聂元梓制造一顶“反王关戚”的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缺乏证据,自说自话,这绝对成不了北大文革或者聂元梓的什么“亮点”。
著名的文革研究者徐友渔在《中国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忏悔意识》中说:“在文革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害与受害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很多很多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在某一段时间和某个问题上是加害者,在另一段时间和另一个问题上是受害者。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强调自己受害的一面,用受害的一面掩饰加害于人的那一面。这一点,在聂元梓、吴法宪等人的回忆录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我们认为:聂元梓“校文革”掌权时期,步步紧跟江青和中央文革,她是文革中一个严重加害于人的人物。要彻底否定文革,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就一定要彻底否定北大文革,就一定要彻底否定北大“校文革”、否定聂元梓。如果给聂元梓这样的人物翻案,就是给文革翻案,这个关联性是一目了然的。

3.聂元梓的悲剧
聂元梓在文革中,是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工具和棋子,她充分发挥“干革命”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干了许多坏事——就是她的“自选动作”。她主要是害人者,其次,也是受害者。她被历史惩罚,罪有应得,因为她在良知和人性上,欠缺太多。她的悲剧在于,至死不悟,只算计自己的个人得失,她没有反思她给多少北大师生员工及其亲属,甚至给全国的民众带来的伤害,她没有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丝毫的忏悔。
2017年底,在深圳有一个北大、清华“老五届”聚会,清华那个当年赫赫有名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说,“聂元梓这个人,两个特点:第一是权欲,想当北京市的一把手,第二是特别爱撒谎;我至今还这么说。”
2013年12月26日,凤凰卫视《观世变》第51期主持人唐智诚采访聂元梓 ,唐智诚问:有些人认为文革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这个错误。您觉得有必要吗?
聂元梓回答:“这是他们个人的意见,我不是这个态度,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没必要。”——没必要什么?没必要反思文革吗?
聂元梓认栽不认罪,她《聂元梓回忆录》、《我在文革漩涡中》两本书中,一而再、再而三,编造符合自己想法的故事,屡屡拉出毛泽东、周恩来作为自己文革恶行的挡箭牌。
北大校友奚学瑶在《我为什么批评并反对聂元梓》一文中说:

聂元梓的两本回忆录,回避她在北大当政期间最大的罪错,就是,残酷镇压批评者和反对派。《聂元梓回忆录》拒不承认残酷迫害广大民众的要害问题,她咬牙切齿地扬言,自己“人还在,心更未死”。她借用“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句堂皇的语言作为《自序》,向人们清楚地表明,聂元梓依然是当年的聂元梓,是一个依仗强权滥用暴力的专制者,是一个惯于作伪的话语霸权者,一个跟民主潮流背道而驰者。她无可挽回地走向可悲的人生末路。
客观地讲,“文革”造就了聂元梓,也毁害了聂元梓。在当时风云变幻、充满变数的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政治工具,充当一根棍子,聂元梓屡犯错误。聂元梓的问题,除了身不由己之外,更多的是主动犯的错误,是恶人的恶行,突出表现,就是她贪婪的权欲,就是“老佛爷”对群众的专制横暴,滥用权力,压制民主。聂元梓作为政治暴发户,一时得势,头脑恶性膨胀,身上的劣性品质张扬,罪行累累,最黑暗、最血腥,成为人所不齿的一个坏女人。人们是宽容的,历史也是宽容的,她的作恶已经进入历史记录,如果她能沉潜心性,洗心革面,梳理过往,深入反思和忏悔,时过境迁,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宽恕她的。
然而,她没有进步,她依然故我,依然是当年的聂元梓!她未曾跳出文革烟云,站在历史进步的高度,分析和评价自身的历史定位;她新瓶装旧酒,贴上新标签,企图在天真善良的人们面前兜售文革陈酿。殊不知任意涂脂抹粉的脸面愈来愈丑——聂元梓错过了改恶从善的历史机遇!
没有人性的政治,就是恶的象征;没有思想的崇仰,而依靠权势逼迫人们的崇拜,是专制。专制者没有未来。我们在北大“文革”的大是大非面前,没有趋炎附势、随流从恶,而是坚持了人性的良知,顺应了民主的潮流。母校北大毕竟具有崇尚民主、自由的传统,我们对得起北大的“五四”先辈、“五七”先辈,对得起北大这段历史。

历史是由人物的性格行为构成的。历史很严峻,历史不可欺,容不得歪曲和抹杀。奚学瑶校友这段话,是十分深刻的,代表了广大经历过文革历程的北大师生的看法。
聂元梓口述的《九十回眸》有一段话说:“毛泽东从一开始时就搞AB团,一直到延安整风,再到文化大革命,不断地搞这些运动。不知整了多少人。这些运动把党内的许多干部都整成畸形了。在这些运动中,这些人也都在表演。很多人在那里说瞎话,不要脸,没有一点人格。”
聂元梓这段语言如果确实,不妨认为是她反思文革难得的几句明白话。她应该首先用这个镜子照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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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八四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0月 03, 2021 9:1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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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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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研究】

江青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关注过几件小事

陈徒手

在以往的宣传材料中,我们更多看到江青作为“文革旗手”呼风唤雨,以及她霸道、极左、甚至神经质的一面,现在从已经公开的官方档案中,又可以看到江青另外的一种工作状态和她的关注点,这与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期的政坛氛围又有某种关联。在现存的北京市官方档案中,可在对外开放的目录中直接搜索到有关江青的档案卷号,约有六七份文件名涉及到江青在中共“九大”担任政治局委员之后所关注的几件事。

北京市对外地文艺单位来学习样板戏的接待

较早的一份涉及到江青的文件,是1969年6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致中央文革的公函,是格式比较正规的铅印件,内容如下:
“近来河南、辽宁、山西、江苏、天津等省市的文艺单位,持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到样板团学习革命样板戏。我们考虑样板团抓革命促生产任务很重,又不了解样板团具体的工作安排,所以都没有介绍他们去样板团。除了对来访客人安排了住宿外,有的则协助他们去剧场买票看了革命样板戏。这样处理是否妥当,请指示。”
这是市革委会为繁忙的北京样板团出面阻拦各地的“学习请求”,只是巧妙地安排外地来访者住宿和看戏,但又担心这样的举措不当,招来无端的批评,想在中央文革、江青处有个备案。
这份上报的文件先送达江青处,6月28日她在公函的抬头部分做了铅笔批示:“拟同意,请恩来、伯达、康生、文元、永胜同志批示。”江青的字迹有力,字面格局张扬,酷似毛泽东书法的风格。文件开始在各处呈送,所列的中央领导都在自己的名字上划圈,最后这份文件退回到北京市党政第一把手谢富治的手中,完成这一轮报送事宜。
此份文件的流程形成于1969年6月底,此次由江青领头签署意见,也是她那几年负责样板戏的特殊身份所致。

关于公园向群众开放问题

1970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市通往西山的战备地下通道)北京分指挥部确定北海、景山公园作为工程的施工基地。从1971年2月起,北海和景山公园停止对外开放,闭门时间长达数年,公园内部只是承接了中央首长来园休息的任务。据北海公园的一份资料显示,仅是1975年一年,北海公园就接待中央首长370人次。
1972年10月18日下午四点三十分,江青在杨秘书的陪同下,乘车从北海公园东门入园游览,直接坐车到达九龙壁前,公园革委会负责人马文贵在一旁介绍。看到九龙壁东侧的天王殿内有楠木质和琉璃阁,江青说:“这样好的地方,应让群众参观游览。”走入快雪堂和静心斋,欣赏了快雪堂里珍藏的书法珍品“快雪时晴帖”,对静心斋“园中之园”的园林艺术多有赞誉之意,她忍不住又对这样好的地方都关闭起来不让群众参观,表示遗憾。
在时间不长的游览里,江青两次提到“这样好的地方”应该让群众参观,老资格的公园负责人马文贵当即询问跟随江青的杨秘书,能否向有关方面转告中央首长(江青)的意见,杨秘书说:“此事可告北京市委,吴德同志是国务院文化组组长,问题就解决了。”马文贵根据这个建议,即向市委相关部门人士作了口头汇报,请其转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并写出一份内容更为详细的《中央首长来园游览情况的报告》,上递到市公用局革命领导小组。
市公用局和吴德知晓了江青的意见,但他们也明白封闭北海公园是中央高层的决定,是要根据“五一九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后续安排来确定重新开放时间的,光是市公用局、市委一级是无法做出相关决定的。实际上,到了1978年3月1日才正式宣布北海公园对外开放,事隔七年之后普通游客才能踏进公园一步。

指示园林单位组织观看养殖、种植的纪录片

1974年7月上旬,江青做出指示,让北京市园林单位组织观看《北貂南养》、《水上庄稼》、《酸枣接大枣》、《家鱼人工孵化》四部新近完成的纪录片。7月27日,市委领导吴德让市园林局和几家大公园的八位负责人统一观看这几部片子,观影后先开一个简单的讨论会,让大家谈了初步的观感。
8月2日,以市园林局的名义向江青写了一封汇报信,汇集了大家观看影片后的具体感受,首先表达了对中央领导关怀的感激之情:“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同志指示专门给我们放映这几部影片,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园林工作的极大关怀,大家看了以后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园林结合生产,是社会主义园林事业的重要方针,是反修防修、造福子孙后代的措施,是一项充满生命力、大有可为的工作。”汇报信中还列举了北京园林十几年来的一些成绩: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北京市园林职工在各公园绿地中种植了一些果树,近几年水果的产量是逐年增加,1973年达到280万斤,今年预计可超过300万斤;公园水面养鱼去年捕捞20万斤,今年预计可达22万斤。种莲藕问题,几年来在颐和园、紫竹院、陶然亭等地发展了50余亩。待明年团城湖引水工程完成,昆明湖水位涨落问题解决后,还可以扩大种莲藕面积。动物园养水貂50只,年底预计可发展到200只,另外,一些结合生产的途径还在逐步试验摸索中。
汇报信很快就涉及到主题,这也是江青所希望了解的公园工作有关情况:“这次看了这几部影片,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公园绿地的陆地和水面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结合生产的范围还很窄。已经开展的生产项目,如果树、养鱼等管理水平还很低,公园绿地中现有的一些经济植物和动物的副产品也没有很好地组织收集利用。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认识上差距很大,领导很不得力,停留在一般号召而具体领导少,没有认真依靠群众。”这里谈到了差距和原因,说到了公园陆地、水面没有充分利用,生产项目的管理水平很低,可能这恰恰是江青关心和督促之处。
汇报信还引述了周恩来最新的一个指示,专门说到公园植树的问题:“种树要与环境保护结合,公园种树林多样化,要常绿树和落叶树相结合,作到冬夏都有绿树。”园林局由此表态,大家讨论中认为今后要搞好园林结合生产,必须在“结合”上多下功夫,园林结合生产的路子很宽,木材、果品、可作粮油原料的果实种籽、药用植物、芳香植物、以及纤维、化工等工业原料,河湖可以经营各种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动物园可以结合展览饲养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动物。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之下,今后必须把园林结合生产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有系统、有计划地抓紧抓好,认真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智慧,结合环境保护、游人活动、市容园容等方面的要求,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结合生产的途径,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对于现有的果树、养鱼、栽培莲藕等工作一定要搞得更好一些,对其它还没有经验的生产项目要定出计划,积极进行试验。
这种带有积极态度的汇报内容,都是当年上下级报告中所常有的“政治正确”情绪,抓住领导所期望的一点而深化开去,全方位地满足领导所在意的意图。市园林局的汇报信最后表态称,通过批林批孔,广大职工群众和各级领导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前贯彻落实中央二十一号文件,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只要坚持正确方向,真正依靠群众,把这项工作一直抓下去,就能够获得较大成绩,使园林绿化能够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
这就是中国式曲终奏雅的报告效果,是文革期间最为标准化的典型汇报格式,政治台面和业务层面的东西结合紧密,既说到了成绩,又点到了不足和问题,结尾往往有高调的尾巴甩出。

园林单位对如何处理观赏与生产的关系十分为难

实际上,1974年7月27日的观影后座谈,并不是始终贯穿了乐观的情绪,与会者还是有不少疑惑和不安,在给江青的正式报告中对这方面的“负面”内容自然有所隐瞒。
7月28日,市园林局快速整理出一份内部的《讨论会纪要》,详细记录了与会者的真实发言情况。大家首先表示,没想到江青、吴德同志叫看这几个电影,感想很多,这是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怀。颐和园管理处的孙文起表态说,看了影片很受教育,也很惭愧,因为颐和园水面三千多亩,这么大的水面没利用好,现在什么也没搞好。他说,“昆明湖水面这样大,即没生产价值,也没观赏价值。主要由于一方面领导外行,另一方面是没有依靠群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他坦承,养鱼和游园矛盾大,过去倒大粪,水污染严重,不能游泳,大湖要养鱼,但不能把水搞坏。大湖养鱼也要考虑水质不能太肥,以免影响游览,影响卫生。
孙文起说到自己的难处:“颐和园的三千三百亩水面去年打鱼七万斤,今年只打了六万斤鱼,大小湖里的鱼都少了。”其实这就是受困于公园的游园性质与养鱼的冲突,养鱼容易给水面造成污染。园林局领导田路在一旁说,杭州西湖的经验是只要一亩水面超过80斤鱼,水就有味了。
有一次周恩来到颐和园,问陪同的孙文起:“荷花为什么养不好?”知道因水位不稳定造成之后,总理说要解决水位不稳的问题,但多方努力之下,还是解决不易,连谐趣园的荷花也没养好。江青还提过养蟹问题,但公园一直没搞成功。王震曾几次建议公园要养非洲鲫鱼,也是受制于水温问题,处于试验的阶段。提起这些领导托付的事情,孙文起在会上连连叹息说,花没养好,鱼也没养好。
到会的园林局王俟回忆说,周总理早在1958年就说过“荷花全身是宝”。王俟称,因为荷叶用处很大,本身是药材,荷花的蕊、莲子、莲心、莲蓬壳,也都是药材。但现在公园无人力采集,园林局曾经研究过是否都让给附近公社负责处理,就地取材。园林局李嘉乐心有戚戚,在旁边感慨说一句:“现在各公园荷花只能观赏,生产没解决。”
动物园管理处负责人倪竖发对《北貂南养》一片感触尤深,认为看后受教育很大,因为容易联想到动物园养水貂的路子对不对的问题。他说:“过去这方面也不清楚,现在繁殖了一百五十多只,还可以繁殖,可养五六百只,一张皮七八十元,可吃下脚料,还可以展出,还可养艾虎,四五个人养就可以。”园林局领导丁洪插话说:“动物园养水貂,水貂现达到二百多只,但这花的力量太大,用人太多,动物园首先还是搞好展览。”这也看出,在动物园养水貂,如果纯粹是生产性质的,而且数量日益增大,会影响本身的展示工作,领导层中对此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倪竖发对动物园今后的发展路径颇有困惑,发言中语义时常反复,交织诸多矛盾:“园林结合生产大有作为,水面可养鱼,种荷。现在也是没利用起来。喂动物也可以。陆地有很多空的,没有多少常绿树,冬天很难看,种核桃、柿子也可以。”园林局领导刘文伯含糊地回应说:“现在只看到果树、养鱼,也算坚持了。林里可以种大豆。有很多自生自灭,如黄花菜、红椒等,现在木材没利用好。”
马文贵是从事二十多年园林工作的北海公园老主任,当时北海公园还兼管景山公园。她说,在公园二十多年也没看出名堂来,看了纪录片很受教育,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主要搞吃喝玩乐,以园养园,抓钱。“北海养鱼,去年打了五万斤,景山种了些核桃,我们还觉得不差,现在看还差得多,没有充分挖掘潜力,多方面结合生产。”她强调,要充分利用物质资源为国家贡献,过去也有各种植物,但没充分发挥作用。应从绿化植物中选择有经济价值的,但又不能单纯考虑经济价值,既绿化、美化,又有经济收益,既药用,又要芳香,既好看,又实惠。北海水面五百亩,后海三百亩,要充分养鱼,北海可养珍珠、养荷。
马文贵说,北京能种的药材就有200多种,有些树臭,可以放蚕。过去光考虑果树,应多样化,公园总不是农场,也不能都种果树,北海准备种环境保护植物,景山搞药用植物。她也承认,好多人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目前有阻力,我们搞中草药,有的人不收购。
丁洪作为园林局的领导,最后出面作了一番表态,他说:“吴德同志根据中央首长指示,让我们看了电影,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和鼓舞。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些成绩,去年有280万斤水果、20万斤鱼,这是中央领导指示的结果。”他指出,与中央领导的要求,差距很大,园林局领导一般号召多,具体组织少,水面、陆地都没有充分利用。他说,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植物还是大有可为的,为国家多作贡献,需要很好抓一抓,办法还是要走群众路线,可找一些工人同志研究,局的机构中也要有人专管这个事。
丁洪也承认,“目前园林单位劳动力缺乏,职工年纪偏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困难条件,现在也要防止大手大脚”。江青让人指定看四部有关生产的纪录片,表达了让北京市级公园种树养鱼养貂之意。她的一个举动,看似简单、随意,却勾起园林单位的层层涟漪,怎么让公园多办有经济效益、为国谋利的事情,又得考虑到公园游园的实际情形和操作能力,确实也颇费周折,为难许久。

两包外宾赠送的向日葵种子

1975年初春,北京市委农林组负责人刘跃民收到以江青名义转来的两包葵花种子,标明为油用向日葵品种,分别来自两个友好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种子有一斤重,罗马尼亚种子则只有半斤。江青示意,在秋后收获时要写个报告。
刘跃民当即向市委负责人吴德、市革委会财贸组负责人王磊汇报此事,为不误农时,要把种子及时下发公社。具体承办单位为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组,找了郊区土壤最为理想的两个地方,开始专门专人试种工作。
一斤重的阿尔巴尼亚种子计划撒在红星公社良种场,主事者为了取得经验,适应京郊三种三收油粮间作的种植方式,分春播和麦茬两期试种。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组在1975年12月《试种小结》中,详细记录此次春播的全过程:“3月21日春播,面积1.24亩,用种半斤,行株距80乘于60厘米,因早春,气温低,出苗较慢,4月上中旬陆续出苗,4月底定苗,5月上旬现蕾后,于5月17日至18日,每亩施用氯化铵20斤,氯化钾12斤,和鸡粪500斤,接着于5月21日浇大水,水后于5月25日和6月1日各中耕一次,6月初开始开花,在开花期间进行三次人工授粉,6月20日培土,结合培土又施氯化钾12斤,6月底壮粒肢又浇一次水。7月中旬成熟,亩产357斤。生育期120天。”
麦茬试种则分两次播种,第一次于6月24日播种,面积十一亩。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试验有意减少施肥量,加大了种植密度,行株距70乘于50厘米。在整个生长时期,只在8月中旬现蕾时追施氯化铵、氯化钾各十五斤,浇水一次,中耕两次,8月下旬培土,也未进行人工授粉。不让大量施肥,减少田间培植,看看外来种子在中国严苛条件下的生存情况。结果经过生育期89天后,9月20日收获,亩产达到244.7斤。
第二次于7月11日及时播种,撒下春播新收获的种子和原剩余的种子,面积零点三十三亩。因新收获的种子有一定休眠期,开始出苗不好,进行了补苗和两次中耕,8月25日施氯化铵和氯化钾各十斤,施肥后浇水。10月6日成熟收获,生育期87天,折合亩产212斤。
约半斤重的罗马尼亚种子被安排种在已故著名劳模王国福所在的大兴县大白楼大队,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政治性生产大队,菜地肥力也较好。市农科院作物所也同样作了详细的记载:“4月2日播种,行株距60乘于60厘米,面积1.14亩,于4月中旬出全苗,每亩1800多株。4月23日施肥浇水并进行了中耕。5月初完苗,5月中下旬陆续现蕾,及时施用了鸡粪加草木灰及人粪尿,浇一小水。因施肥较大,曾发生灼伤叶片的现象,又采取大水浇灌,促进了株植生长发育,开花后进行人工授粉。整个生育期进行中耕三次,6月中旬培土,7月24日收获,亩产307斤,生育期110天。”
经过一年费心费力的试种,市农科院作物所做出专业的品种鉴定,认为这两个品种完全可以在京郊安家落户,可以春播,但更可取的是作为第三茬来种植,如果在6月30日前播种,就不影响种秋分麦。同时,两个品种都是含油率高的品种,为发展京郊的油料生产提供了来源。但也存在种子不纯,种粒较小,收购价格较低,生产队不愿意种等问题。
市委农林组由此向市委报告试种情况,并“拟向江青同志报一下”,上报突出的要点是今年这两个品种收获近千斤,收成比较好,可以在京郊广泛推广种植,优点是生育期较短,可以春播,更可以作为三种三收的第三茬来种植,不影响种秋分麦;再则含油率高达57.9%,比25%的国内一般品种强许多。
市农科院表示,我们打算对种子再进行提纯复壮,选优利用,扩大一部分种植面积,同时需适当调整价格。两国赠送的一斤半向日葵种子居然有这么好的种植效果,也是市里领导层预料不到的,赶紧示意正式向江青上报。
由于江青的经手,一斤半的友好外国种子,几亩地的试种,专门田地专门人员打理,市里上下关心,最后试种结果的报告呈上,完成一个特殊的政治性生产任务。这是文革期间最为典型的领导人批示的贯彻路径,小心落实,谨慎维护,努力加持,保证成果,皆大欢喜。

关于“江青裙”与提倡女工穿裙衣

1974年起,江青对服装、纺织一直比较上心,在好几个场合鼓励设计师、纺织企业多为女性设计和制作适宜新中国风格的衣装。她曾心仪过这样的民族特色的裙衣:领内有个白衬领,领子和前襟的边缘镶布边,腰间有抽褶,配上本色腰带,腰下是半长裙,裙子的下摆到小腿中部。后来有人把这裙衣称为“江青裙”,俗称为“小和尚领”。有材料显示,当时曾有厂家制作二十几万套这样的裙衣,不少人穿着它出席外事联欢活动,社会上一些爱俏的姑娘还依据“江青裙”而自发剪裁出多种裙子的形状。(左图:1975年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入场式上簇拥着国徽模型的女青年们统一穿的“江青裙”。)
1974年10月26日晚上,江青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吴桂贤来到京棉三厂视察,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杨寿山在场陪同。厂领导表示,中央领导来到工厂,这是对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极大的关怀、鼓励和鞭策。兴致之下,江青当场指示,要用“中长纤维”,按成本费,售给京棉三厂女职工,每人做一套裙衣。
江青的指示被归纳为“在纺织女工人中提倡穿裙衣”,厂领导由此向市纺织局和市里提出建议,向京棉三厂每位在职的女职工出售一套“中长纤维”做连衣裙,制成花裙衣式。初步统计,以2.4尺窄幅为标准,2.7尺宽幅的可折算,每人数量约需5-6米,售价按成本费,一次付款有困难的可分期付款。(见市纺织局党委1974年10月31日致市计委《关于执行江青同志在纺织工人中提倡穿裙衣、花衣指示的报告》)这个报告还特别强调,凡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女职工,一律不得享受此条优惠的政治性待遇。
市纺织局党委认为,这也涉及我国广大群众服装的方向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局党委向市里建议,与京棉三厂待遇一样,市纺织系统女职工也需每人一套“中长纤维”或“棉的确良”作连衣裙,数量和付款办法可与京棉三厂的办法相同。
由点及面,为了鼓励社会上的群众穿连衣裙,纺织局考虑在服装加工和加工价格上给予方便和照顾,需要市里协助和有关部门联系解决。江青的一个建议,引发市里上下、企业内外的连锁反应,波及面甚广。以成本价优惠出售,让全厂女工们穿上当时颇有吸引力的“中长纤维”衣裙,立即在京城内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焦点现象。
过了不到半个月,江青、吴桂贤又给市纺织局党委送来一份先进人物的材料,是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青年女工毛信贤创造连续五百天织布三十五万米无次布的事迹。年轻女工毛信贤提出万米无疵布的竞赛倡议,从1973年2月(一说5月)起,延伸到1975年,创造了三十五万米、四十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在她的带动下,全厂33名挡车工于1975年全体达到万米无疵布。江青那一两年间爱送各类材料、爱跑基层点,有她明显的政治意图,毛信贤的先进事迹也是她喜欢的类型之一。这是一个令高层欣喜的勤奋出成绩的先进典型,毛信贤除了自己创造优异成绩之外,还带动全厂33名挡车工全体达到万米无疵布,这样发挥模范作用的带头人物,促进生产成绩大幅度提高,无疑是当时最需要、值得大力宣传的合适人选。
11月11日,纺织局党委很快发出通知,印发江青送来的学习材料,强调中央领导送来材料,是对广大纺织工人的关怀,先组织工会、共青团和部分抓革命促生产骨干学习、座谈,并尽快将学习材料发到班组。“通知”中说,我们要借这个东风,在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学大庆学开滦、抓大事促大干”的群众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信贤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先进经验,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新高潮,与此同时编好明年计划,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迎接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此次江青推荐学习的对象毛信贤,在1976年之后没有受到审查和牵连。在一份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中,她还写道:“‘四人帮’一伙让我参加学习班,命令我批判‘唯生产论’,强迫我做自我批判,说我整天光想织布,思想上有问题,生产40万米无疵布为什么倒有罪呢?现在我们从‘四人帮’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正是这样的一时纠葛,使她摆脱了“江青红人”的拖累,1978年后任工厂副书记、副厂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工业发展史、纺织厂史都记载这么一笔,1977年3月,上海市广泛宣传青年挡工毛信贤40万米无疵布的事迹,号召各条战线职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毛信贤所在的第二十七织布厂已达到一百四十六万米无次布,全厂34位挡车工都闯过“万米无次布”关,实现满堂红,毛信贤在中共十一大上向华国锋表示决心提前四个月实现。

从提出北海公园向群众开放、指示北京园林局领导干部观看纪录片、引荐外国向日葵种子种植到让纺织女工穿上裙衣,那几年间身为政治局委员却又没有安排具体分工的江青,过问这类事务性的社会工作,既有她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有那一时期的特殊情势。实际上,当年开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大型政治运动,她作为主要当事人和操盘手,投入很深,颇费精力,在运动之余,她还用一些时间“插手”园林、种植、衣裙等事情,一个文件批示,一个现场指示,都会照例引起所关注的部门、区域的层层反应。这几个案卷看似都是小事,却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那个年代政治构架大致的运作状况,揣摩特殊政治人物所能发挥到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可看出基层单位执行的为难和辛苦,所蕴含的年代意味是浓郁和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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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派研究】

1967~1968年大学生中的逍遥派和准逍遥派

吴根耀

《昨天》第170期(2021年2月)是文革期间的“逍遥派”专辑,读后令人感想万千。笔者当年也是逍遥派(未参加过任何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拟以北大为实例记录一些这方面的实况并作一粗浅分析,供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文革研究者参考。

本文的题目,限定了研究的时限是1967年至1968年(8月),研究对象是大学生中对文革政治运动不关心或不热心、因而游离于群众运动之外的人。本文把这样的一群人分为两类:没有参加群众中的“派组织”或“无派”的,叫逍遥派,参加了“派组织”但基本上不参加活动的叫准逍遥派 。换言之,本文以是否参加“派组织”作为区分逍遥派和准逍遥派的根据,理由有三。
首先,我们这代人,从上小学(甚至更早)起就是从属于“组织”的人。大学里有校、系和班级的行政组织,还有党、团组织。文革开始后,校、系领导瘫痪,党、团停止活动,但马上有了全校性的群众组织和红卫兵组织,次级组织常称兵团,更次级的就是战斗队了。因为吾辈已习惯于有个组织(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所以绝大多数人文革期间都会参加某个群众组织,这是常态;不参加组织,必有原因。
其次,群众组织是起作用的,尤其是分派以后,“派组织”的活动对参加了本派的学生是有号召力和约束力的。举个例子,1967年7月22日一大早,“新北大公社”的大喇叭就要求整队去西山。可能开始时人数不够多,头头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到处找人,软硬兼施。找到我,我说: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活动,我没有“入社”,不方便去。他“硬”的一条就管不着我了(事后知道那天去西山是为了冲击叶剑英等老帅的住地)。
第三(却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否参加过派组织对你今后的人生道路有影响甚至有重大影响。工/军宣队主持毕业分配时,每个人均需填写“大学毕业生登记表”,表上专列一栏“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张表当然是要进档案的,会跟着你一辈子。到了新单位,照例要填类似的表格,不仅有本人“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一栏,还有“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参加什么组织”这一栏。青年学生幼稚,当时都如实填写了,没想到这却很可能给自己背上了“黑锅”。

本文提出的逍遥派和准逍遥派,主要根据“大学毕业生登记表”上“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一栏的填写区分:如果这一栏“空白”或填“未参加”,属逍遥派;如果具体地填写了参加的派组织的名称,即是准逍遥派。这两类人可合称为“逍遥人群”。

逍遥派的由来

逍遥派大致由以下六部分人组成。
1.群众运动一开始就被排斥在运动外的人
1966年夏-秋季,“血统论”泛滥,明确提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狗崽子翻天”的口号。属于“狗崽子”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富反坏”分子的子女和“杀(镇压)、关(坐牢)、管(管制)”家庭的子女;二是本人“表现不好”的,当时叫“反动学生”和有“反革命言行”者,还包括了因有这类问题而未被按时分配离校的学生。他们实际上是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不但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被剥夺了批判黑帮黑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利。
2.提出了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的“异端思潮”者
1966年8月开始,受社会上“大民主”氛围的影响,个别人对国家的管理体制、治理方式和党的领导怎么体现,还有当时热议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乃至学习马列主义的原旨和态度等问题,公开发表了在当时看来属“惊世骇俗”的观点。因为与传统的教育、宣传太格格不入,这些观点马上被定为“反动言论”,本人不仅受到批斗,还被送往公安机关收押,实际上也远离了运动。
3.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言行的人
1966年11月至1967年1月间,有人公开批判林彪的“顶峰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讲话,得到小部分人支持。12月,贴出了一组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被称为“十二月黑风”,至1月发展为炮轰康生和张春桥。这些人(贴大字报者和表态支持者)没有被送进公安局,但在校内受到了严厉批判甚至是长期批判。这些人,或感到自己的一腔革命烈火却被冰水泼熄,从此心灰意冷,或认为中央文革说话不算话,自己不能轻信和紧跟,甚至有人已隐约预感到文革波诡云谲,前景难以预测……主动疏远或者离开了群众运动队伍。
4.因反对校党委、工作组或校文革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或“反动学生”的人
北大的一个实例是:1966年有两个组织即“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色造反联军”(常合称“井”“红”)与聂元梓的观点不同。聂提出“反校文革就是反中央文革”,又借口“井”“红”砸了毛泽东题词“新北大”的校刊,1967年1月将之打成“反动组织”,批斗其骨干百余人。1967年8月再次成立反聂观点的群众组织时,组织方希望自己的队伍越纯洁越好,免得被聂元梓抓“辫子”。“井”“红”的骨干(还有曾经“炮打”的骨干)则不愿意“连累”新成立的群众组织,结果是曾经反聂观点最鲜明的人反而没有参加新成立的反聂组织。
5.因某些客观原因而没有参加组织的人
有人在外地串联的时间长,返校晚,串联时他对许多现象已经很反感了,回校后的情况也令人不满,群众组织早已成立,既当不了头,又插不上手,干脆就不参加了。有人借串联之机回老家,却意外地发现家庭和家乡都发生了重大变故,令他受到打击,回校后已经没有“革命热情”了。有人可能是保工作组的死硬分子,尽管不是“反动学生”,那时“老保”的名声也是很臭的,他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跟造反派头头认错求情,自然就成了逍遥者。此外,还有若干性格孤僻、不随大流的特立独行者,不屑于参加什么组织。
6.曾经参加过群众造反组织,后因社会的、家庭的或个人的原因而被驱逐出(或退出)造反派队伍的人
社会的原因下文还要讨论,这里仅举一个实例。北京地院的朱成昭曾是闻名遐迩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但1967年2月以后思想却转向了“二月逆流”派,还拒绝中央文革的“挽救”,就被中央文革开除了。
家庭的原因,是父母亲的地位发生了落差太大的急剧变化。1967年起到处清查叛徒特务,还遍地揪斗各级走资派。父母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其子女就成了“狗崽子”,被革命队伍清除了。有的原为“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人,文革查出来是起义军官,或是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只是因一技之长而被我军重用并得到擢升,属“皮红骨子黑”,恐怕也得被革命队伍剔除。
个人的原因,分为政治和生活问题两类。政治问题大多由口误笔误造成,可举3个典型实例。一是那时几乎天天写大字报。为了表示鲜明的阶级立场,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名字都要用红笔打上“╳”。大字报是用黑色的墨汁抄的,抄完后在检查有无错漏时顺便打上“╳”。有人看错了行或看走了神,把“╳”打到了“毛主席”3个字上,立马成为“现行反革命”。二是那时还经常有批判会,照例是念稿子,不乏“打倒刘少奇”之类的口号。念稿者上台前反复告诫自己:这句话千万不能念错!可是越怕鬼越出鬼,看着稿子上的“打倒刘少奇”不知怎么就念成了“打倒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会就变成了对念稿人的现场批斗会。三是那时“军事化”管理,经常列队,听到口令后还要高呼口号。如口令是“向右看齐”,大家跟着喊“打倒刘少奇”;如口令是“向左看齐”,大家跟着喊“紧跟毛主席”。因为“向右看齐”的频率远高于“向左看齐”,有人听觉疲劳,一听到“看齐”,条件反射式地喊了“打倒-”,但马上发现不对,就赶紧改口“毛主席”,实际结果是他确实喊了一句反革命口号。正在列队的这一群人马上抓住他开现场批斗会,还得弯腰低头“喷气式”,然后直接送“牛棚”或“劳改队”。生活问题,是因为校园里没人管,有人去偷偷摸摸,有人去“耍流氓”。尽管性质不是“现行反革命”,但处理结果与那些“现行”者一样:被驱逐出革命队伍。
综合上述的六部分人,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未参加过组织的,另一类是短暂地参加过组织但(被)退出了的。后一类人在填写“大学毕业生登记表”的“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一栏时,普遍填写了曾经参加过的那个组织。即使这样,很多班里都有那一栏留“空白”或填“未参加”的。如果一个班的人数是20-30余人,有1-2人“无派”,逍遥派的人数可能占学生总人数的5%甚至更多。当然,北大是两派对立严重的学校,逍遥派相对较多。在不分派的高校,逍遥派相对较少,但“反动学生”和“现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也有极不关心运动而游离于派组织之外的人。几乎找不到一个逍遥派也没有的高校。
逍遥派里还有这样的人:表面上看他不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不管是游行集会写大字报还是各种批判会、纪念会、誓师会;但他极其关注文革的形势发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以其立场、方法分析当前的运动。他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字不说,但这些想法却为他在“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这些人可称“似逍遥派”。

准逍遥派的出现

准逍遥派与逍遥派的不同,一是具群体性(所以是逍遥人群的主体),二是其“逍遥”是经过思考以后的主动行为,三是明显受社会上运动发展的影响。
社会上的文革群众运动,大致经历了三大步。1966年夏因对基层党委或工作组的态度不同分成了造反和保守两派。国庆节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守派瓦解重组,也成了造反派。1967年“一月风暴”开始后,造反派们响应文革发动者的号召去夺省、市委和政府的权,但对怎样夺权和是否承认这样的夺权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北京各高校也纷纷参加了社会上的夺权,在夺权中形成了“天”、“地”两派。
造反派的分裂是准逍遥派出现的社会大背景。
1967年的文革与1966年相比已经不同了。1966年时,高层领导都支持造反,仅对红卫兵的“破四旧”可能有意见分歧。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哪个中央领导会反对呢?开始时“破四旧”是改路名、厂名、店名、车站名,凡有“封资修殖”色彩的都得改,发展为剪奇装异服和怪异发型,演变成在社会上打砸抢抄(家)烧(古籍洋画)赶(“四类分子”下乡)。到了“破四旧”后期,有的领导就持反对态度了。大学生则是全身心地拥护和投入文革,誓要紧跟伟大领袖把文革进行到底。当时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学生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抄录和传播首长讲话,还通过多种渠道打探小道消息,把首长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一句话,那时高层紧跟(至少表面上),学生狂热,且上下齐心,文革洪流势不可挡。
1967年的情况就不同了,大学生里准逍遥派出现的原因可归结为两条:一是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令他们困惑不解,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失去了投身革命洪流的动力;二是求学的愿望落空了,且这种落空超出了心理承受力。
1967年初的文革运动相继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联动”的出现,而且直接把矛头指向江青。经常看到一群身着旧军装、戴军帽且扎铜头皮带的中学生红卫兵的自行车队在路上疾驰,一边高喊口号。我第一次看到这情景时真的吓得心惊肉跳。以后有了宣传车,只放唱片“我失骄杨君失柳”,显然剑指江青。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十年大庆以后就宣传毛泽东是“红太阳”,其夫人当然是“红月亮”了——绝对反不得的。竟然有那么多中学生这样激烈地反对她,似乎她在高层里得罪的人太多了。
二是1967年1月4日陶铸突然倒台。文革初期陶铸从广东调来北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升为第四号人物,排名在陈伯达之前。这么大个人物,怎么说倒就倒了,跟开玩笑似的!谁想得到又有谁想得通?只能感慨“阶级斗争残酷无情”。陶铸倒台,还引发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分裂,因为他是小组的第一顾问。与陶铸一起从湖北调京的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也跟着倒了。还有一个副组长刘志坚,是个军队干部,似乎也“消失”了。1966年7、8月间,中央文革是大学生心目中明亮的指路灯塔,经“十二月黑风”,光芒已不那么明亮;现在又掉了三块塔基,权威性进一步打折扣了。
三是“二月逆流”。当时的小道消息传得很“吓人”:叶剑英拍桌子把手掌骨都拍断了,谭震林竟然跟毛泽东顶了嘴,还敢拂袖而去,可见这些人气愤至极。大家怎么也想不通的是:既然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又是“史无前例”,那肯定是上下一心,到底是文革的哪些做法令这些开国老臣们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呢?接着就是反击“二月逆流”,谭震林成了枪打的第一个“出头鸟”。大家又糊涂了:文化革命不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吗?谭震林可真是工人出身哟!
上述事件使1966年里的革命目标变得模糊了,神圣信念也发生了动摇。去年响应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的人,此刻面临两个严峻问题:一是什么叫“国家大事”?如果“大事”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那我们学生“关心”得了吗?二是什么叫“进行到底”?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底”在哪里?按这半年多里的趋势,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复杂,被打倒的人也越来越多,岂不是文革越来越没“底”?大家不得不停下脚步冷静地思考这两个问题,行动上就逐步远离各项群众活动了。
大学生是来求学的。最高领袖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大家不得不停下专业课去学“主课”,但绝不希望取消专业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称“四清”),尽管连头带尾花了七八个月,住队的日子确实是半年。由之得到的经验是:一场运动就是半年,加上准备和善后工作就是七八个月。文革群众运动开始,1966年的高考被迫取消,但当时明确说了推迟到1967年春季举行。这就是大学生心里的“底”:既然恢复高考招生,在校的就该恢复上课。换言之,1967年春节后就可以结束“主课”,重新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轨道:坐进教室里系统地学习专业课。
1967年春节后的运动现状却是社会进一步撕裂,阶级斗争越来越风高浪急,哪里像要结束的样子?明摆着再过七八个月也结束不了嘛!那专业课怎么办?毕业分配又怎么办?预感到“读书”愿望要彻底落空的那部分人有了紧迫感:必须立即读书学专业。尽管他们也身处派组织内,但已经不想也不去上那门“主课”了,准逍遥派就大批地出现了。
大学生造反派队伍大多在1967年3、4月分裂,至5月基本定型。大学生因为考虑的问题多,且想得较深和较远,因而与社会上聚焦于夺权而分裂为两大派组织的情况有所不同。大学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当然发生分裂,且不是简单地分裂为两派组织。大学生分裂的结果,是形成了五六个群体;具体地说,分裂成了三个小群体,二三个大群体。
小群体以“十人”为数量级。其一是登上权力宝座后,容不得不同意见,压制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成了文革新贵,如北大的聂元梓。其二是狂热地鼓吹“继续革命”,成了极左的激进分子,如北京高校的“五一六兵团”、武汉高校的“北斗星学会”等,被驱逐出造反派队伍。其三是怀疑和抵制文革的人,如北京地院的朱成昭,因被打成了“叶(向真)朱反革命集团”,也被驱逐出造反派队伍。
其他学生则据所在高校的情况分成二三个大群体(以“百人”或“千人”为数量级)。已经成立了革委会的高校,因校内基本一统,只存在两个群体:积极参加各项群众活动的当然还称造反派,虽然参加了组织却基本不参加其活动者是准逍遥派。北大是这类高校中的一个特例。早在1966年7月就成立了校文革,1967年2月时校内只有一个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3月起开始分裂,至8月正式出现反文革新贵聂元梓的新一代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北大的学生群众是三分的:或“入(新北大公)社”,或“上(井冈)山”,还有虽参加了派组织(不管是“入社”还是“上山”)却基本上不参加本派活动的准逍遥派。
因为校内有旗鼓相当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而不能成立革委会的高校,学生就分为3个群体,与北大的情况一样,无需赘述。两派形成的原因,通常的情况是聚焦于对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的认识,一派要倒张保李,另一派则针锋相对地要倒李保张。清华大学是个特例,不因“人”而分派,而是对文革前17年执行什么路线的认识不同。“团”派提出文革前17年是“黑线专政”,“四一四”派则坚持是“红线专政”,被认为分别代表了文革期间的“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

逍遥人群的发展壮大

逍遥人群的发展壮大,主要取决于准逍遥派人数的增加。北大的情况表明逍遥人群有三次明显的增长期。这三次的壮大都与社会上运动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因而可作为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的一个缩影。
上述准逍遥派的出现实际上是逍遥人群的第一次壮大期,形成于1967年3至5月,以逍遥人群普遍的“复课闹革命”为标志。这首先说明了不仅人心思定,而且人心思学,同时也说明了校园里有允许“复课”的氛围:尽管有派性,许多班里读书的愿望压倒了派性。“复课闹革命”不是春节后开学上课,因为系文革不安排教室(阶梯教室仅在开批判大会时才允许使用)、课程和任课老师;“复课”只是某些自愿组合的学生开展的,不是以“班”为单位开展的。工作组撤走后,“班”的概念越来越淡薄,个别热衷于运动的人甚至搬离了自己的宿舍。那时以“班”的名义做的似乎只有一件事:生活委员每月去把全班的助学金和饭票(包伙制,一人一份)领回来。
“复课”是部分厌倦运动、急于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发起的,能得以实施的关键是一些青年老师的支持。第一是找到实验室作为教室,第二是通过多种渠道借到教科书、讲义和参考书,然后再介绍本课程的重点和要点,指导学生列出十几个题目。学生则据自己分到的题目去查阅教科书或参考书,编写讲稿。“复课闹革命”改变了“老师站着讲、学生坐着听”的传统堂授模式,采用毛泽东“兵教兵、兵教官”的方法,学生站着讲,老师坐着听。学生讲完后,由老师进行点评,补充一些学生没有讲深讲透的知识。
“复课闹革命”不可能坚持太久,一是因为学生的经济能力有限,实验课、实习课上不了;二是校园里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6月中旬北大校内曾发生过“静坐”事件,群情激愤,安不下心,只能再次“停课闹革命”。
逍遥人群的第二次壮大期是1967年8月底至9月。社会大背景是当时发生的三件大事。一是1967年夏全国各地普遍武斗,大学生即使没有执矛披甲上战场,也有不少积极投入社会上派斗的狂热者。武斗被中央强力制止后,这批人只能无奈地回到班里。北京高校还没有大规模武斗,但发生了轰动京城的“揪刘火线”事件。8月5日“揪刘火线”结束,学生们只能无奈地各自回校。
二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许多学生以为有了新的打击目标而造反干劲倍增,但马上遭到了当头棒喝。多地出现的抢劫枪支弹药的行径也得到了强有力的制止。“揪军内一小撮”者和参与武斗者原来都是决心紧跟伟大领袖造反到底的,此时感到受了沉重的“打击”,颇有受委屈、受压抑之感,“革命热情”一落千丈,转而走向消极和逍遥,还带动一批人成了准逍遥派。
三是王力、关锋倒台,中央文革第二次分裂。这次分裂与第一次分裂产生的反响大不一样。1967年初,陶铸、王任重被打倒,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刚从地方调中央工作,不适应最高层的工作环境;少部分人推测是高层内的派斗所致。王力、关锋倒台,明摆着就是阵前斩将。许多中老年人想到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老话。受这一观点影响的青年学生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前途,自然就停止造反的脚步了。尤其是江青对王力的态度,那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得多,既令人瞠目结舌,也令人不寒而栗。
此外,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中央文革自始至终全力支持造反派的各项活动,包括支持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和“揪军内一小撮”。在造反派冲击军队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军队,打击甚至镇压造反派。中央军委1967年1月颁布“军委八条”,强调不得冲击军事领导机构;4月下达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实际上又反过来支持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对地方上两派组织和重大事件的表态,经常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揪刘火线”是陈伯达、戚本禹纵容的(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联手谢富治强行解散了“揪刘火线”。毛泽东认为武斗“只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但在处理不同地区具体的武斗事件时似乎各有“标准”。这令学生们感到不知所措,或不知听谁的话好,只能先静观事态发展——其实还是加入了逍遥人群的队伍。
不过,这次逍遥人群的扩大却没有带来“复课闹革命”的效果。北大在1967年春的“复课”后就再也没有复过课。其它高校有在夏天就计划“复课闹革命”的实例,但复的不是传统的专业课,而是适应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形势而新开设的“毛泽东思想课”、“学工学农学军课”等课程,这就需要从头开始编写讲义、培训老师。但讲义还没编完甚至还没开始编,9月开始人心离散、士气低落,校园里就没有了“复课”的氛围。说白了,因为派性压倒了求学心,所以不可能“复课”。
校园里不能开展“复课闹革命”,学生们的活动只能限在宿舍里进行。当时的宿舍活动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人活动,如男生装半导体收音机,女生织毛衣,被戏称为“线路斗争”。半导体收音机相对矿石收音机而言是个“新鲜事物”,加上零件价格便宜,一下成了风气。也有人称之“三线(导线、毛线、塑料线)建设”。用彩色塑料线编制饰物或缀品那时也是“新生事物”,颇受女生欢迎。二是小集体活动,有的学乐器学绘画(可称情趣型),有的下棋游泳打扑克(可称休闲型),也有谈情说爱的,但很少,因为要花钱。
有读书学习的小集体,具以下特点:一是读自己感兴趣的经典名著,或私底下交流的“奇书”,当然也考虑毕业后的去向而学习一些实用性较强的技能,但都不是本专业的专业书,与春天的“复课闹革命”不同;二是阅读马列原著的人很少,这与1966年底1967年初部分人在图书馆自觉地学习马列的情况不同。原因很简单:那时强调“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但似乎没什么人真的见了“影”,故只有个别不追求“见影”的人还能坚持;三是有个别人学外语,不过得偷偷的,甚至在宿舍里也不敢大声朗读。
逍遥人群的第三次壮大期是1968年3月底至4月。3月的大事是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令国人一头雾水。1967年“八一”后,舆论机器开足马力宣传人民解放军是不倒的万里长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绝对不可以自毁长城的!这次却一下毁了三块基石,文革到底要干什么呀?大学生们还多了一层疑虑:以往的所有口号,不管打倒谁,大学生无疑是革命动力。这次群众集会上,叶群领头高呼“打倒小爬虫”、“打倒变色龙”。“小”和“变”显然不是指杨余傅,他们都是开国将领,当时身居要职,是穿绿军装的高官。那这“小”和“变”的标签是要往大学生头上贴?学生要由革命的动力变成打倒的对象,那还造什么反啊?乘早躲到一边去夹着“尾巴”吧。
具体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毕业分配。66届毕业生在耽误了1年之后,于1967年8月都分配离校了。北大1961年招的地质地理系和数力系数学专业是五年半制,应1967年春节毕业,1968年春节都该去新单位领工资了,也推迟了1年。对穷学生来说,钱是实在的,胜于“反修防修”之类的口号。67届毕业生相信自己要不了推迟1年,即在1968年8月之前就能数到工资;68届的愿望更美好,希望能基本上如期地毕业走人,离开这是非之地。因此,67届、68届毕业的学生尽管人在校,心已走,基本上都加入了准逍遥派的行列,只有1964年、1965年及六年制的1963年入学的学生还能坚持参加派性活动了。
北大的特殊情况是3月29日起开始武斗,4月26日为争夺36楼两派激战一场,当晚大批学生为避“战乱”而被迫逃离学校。4月27日以后的4个月里,两派仅有参加武斗的人留校。因校文革封锁“井冈山”,“井冈山”人员被断了炊,仅百余人留校,自己用电炉煮食维持生计。当时在校的总人数是500-600人,说逍遥人员占了学生总人数的90%以上,绝非夸张之词。这4个月里也是无派人士(逍遥派)数量最庞大的时期。武斗一开始,校文革就对“井冈山”发动“攻心战”,动员其成员“下山”,且每天“挖山不止”。聂元梓到处宣传说“‘井冈山’有1500人倒戈下山”。这“下山”的1500人的头等大事,是为了保命而回家或躲到外校的同学亲友处“避难”,急着报名“入社”的能有几人?
总结这三次逍遥人群的壮大,逍遥人群干些什么呢?第一次壮大后,大家急于“复课闹革命”,学习专业知识;第二次壮大后,学生们只能玩,兼着学些非本专业的知识;第三次壮大后,大家只能逃离北大,以保命和不受皮肉之苦为第一要务。换言之,大学生退出派性活动后是越来越丧志,格调越来越低,实际上是越来越无奈,因为谁也没想到文革会搞成这样。这真是“不以人们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啊!

高层的态度

对逍遥人群的这三次发展壮大,高层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逍遥人群不去搞运动而去“复课闹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支持的,因为1967年一季度他想“收”。这是文革群众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收”。“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穿军装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后,引发了神州大地上汹涌澎湃的全国大串连热潮。不仅大、中学生乘机游山逛水、探亲访友,1967年1月开始连青年工人也要串连上访。串连不仅给交通部门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态:几乎所有的学校、机关还有部分工厂不得不为解决串连学生的食宿问题而终日奔忙。简单地说,就是乱够了,还乱过了头,所以中央下令停止串连 ,大家都回学校。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一月风暴”开始后社会撕裂,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眼看着为夺权而两派都急红了眼,武斗一触即发,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两手,一是在沪晋鲁黑黔五省市之后停止了在全国成立省级革委会的脚步,二是树立新的权威,让军队介入地方文革。1967年1月开始,以“军训”的名义先派军队开进学校,稳住学生;3月又以“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和军管)的名义派军队介入地方上的运动,维持正常的社会运作和生活秩序。这时学生们开始“复课闹革命”,当然正中他的下怀。
中央文革一直支持造反派造反且首先在大学生中煽动造反,这时却表现出沉默。这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原因。1966年11月至1967年1月,全国多个城市的大学生发生“炮轰中央文革”的事件,史称“十二月黑风”。尽管“黑风”被迅速而强有力地煞停了,“无产阶级大民主”毕竟显现了其威力:是一把既能砍向“走资派”也可劈向中央文革的双刃剑。所以,对造反派必须采取“张弛有度”的做法,先“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免得反中央文革之风再起(上海很快就再次炮轰张春桥了)。
客观原因是:1967年1月开始,在全国多地发生了造反派围堵军区或冲击军队的行动。军队当时有“军委八条”撑腰,公开还击甚至有开枪死人的事发生(称“二月镇反”或“三月黑风”)。中央文革抓住这一时机,全力鼓动和支持那些地方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冲击军区大院,揪斗军队领导,在神州大地上首次煽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在北京,中央文革忙于组织造反派迎头痛击“二月逆流”的右倾翻案风,“复课”的毕竟是少数。
逍遥人群第二次发展壮大的时候,恰是毛泽东第二次提出要“收”的时候。武汉“七二○”事件后他飞到上海,在沪处理了王力、关锋后他转了一圈回到北京。1967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主题思想是文革“三年收尾”,“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他还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是消除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二是对红卫兵进行教育,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三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实现“三结合”、巩固大联合的关键。
这三项具体工作,如果说成“大白话”,就是:一要制止武斗,弥合分裂,社会回复常态,二是造反派退出文革舞台,三是“走资派”重新上台,收拾残局。这三者中的关键是造反派退出文革舞台,打倒王力、关锋就是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或说“杀鸡儆猴”。所以,大学生在宿舍里开展“线路斗争”也好,看闲书杂书也好,打牌游泳聊天也好,只要不去参加派性活动,实际上就是退出文革舞台了,就都是符合他老人家的愿望的。
报刊和中央首长当然要宣传这个“重要指示”,但表面文章还是要鼓“革命干劲”,把大家召唤进“革命队伍”里来。《人民日报》1967年9月1日的文章《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说:“那种由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原来遭受压抑的地位已经改变,以为革命已经到底,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那种当日横刀纵马的闯将,却变成了坐不下来,不用脑子,东遛西串的‘逍遥派’,都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表现,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根本不同的。”这篇文章批评逍遥人群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是“没有革命的彻底性”,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实现、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此文的写作基础,是相信造反派夺权已取得了胜利,故思维方式、行文措词都与1966年6至8月间发表的文章迥然不同。
1967年10月6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中说:“现在还有些逍遥派,好多同志跟我讲逍遥派太多了,怎么办?一方面我们劝那些‘逍遥’的同志,……不要当逍遥派啊!革命还没有成功,你‘逍遥’不得呀!……我们造反派,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造反派应该承担责任,要找他们,和他们开座谈会,问一问他们,你究竟为什么不来参加活动啊?你有什么愿望吗?……我总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事,干得不是那么得到这些人的同意,他们有些不满意,所以他才‘逍遥’的。……还有一些‘老造反’,现在也当了逍遥派,那更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 。张春桥颇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思。他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逍遥现象,却不批评逍遥者(这与《人民日报》文章的态度不同),只是希望他们提意见和“出气”后回到造反派的队伍里来继续参加运动;或者说,张春桥以参加大批判为理由,“请”逍遥人群回到群众运动的队伍里来。大家都“逍遥”去了,就没人参加文革运动了,那中央文革领导谁呢?
江青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她坚持“七二○”后的反军乱军和1967年夏季武斗是“大好形势”,她要巩固和发展这一“大好形势”。戚本禹说“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戚本禹把王、关送到钓鱼台二号楼隔离后,回到十六楼会议室向中央文革成员汇报此事,“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 。江青哭什么呢?不是哭王、关倒台,而是哭“揪军内一小撮”被强力制止了,她只能高呼“文攻武卫”、以支持武斗来维持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8月30日,安徽两派群众组织签订了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的群众代表时,依然“……声明,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1968年春节过后,文革不但没结束,有些地区还重开武斗战火。北大在3月29日凌晨发生偷袭31楼事件,进入校园武斗时期。谢富治和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即时亲临北大视察现场,但表态时站在聂元梓一边。这令“井冈山”不满和不服,只能丢掉幻想,坚守到底。蒯大富马上明白了:挑起武斗得到了谢富治的默许。既然北京市革委会允许以武斗手段摧垮对立派组织,他就对“四一四”派发起武斗了。清华一开打,谢富治反倒不去管了,因为他知道聂元梓、蒯大富都有大后台,自己管不了。这样,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对北京的高校武斗采取了“四不”政策: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
北大武斗发生后陈伯达去过一次,但没进北大的校门,当然也没见过北大的任何人,回去也没吭一声。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伯达警告蒯大富不要搞武斗,就算尽责了。中央文革小组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但武斗不是“文化”,似乎不该由中央文革来管,连江青此时也不再高呼“文攻武卫”了。北大的武斗打了整整120天(直至7月28日凌晨“紧急召见”),死3人;清华武斗死11人,人大武斗在现场死4人,但竟然没有任何人出面制止,岂不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方方面面的所有领导都在恭候圣裁,故谁都不吭气。
如果对比1967年9月7日北师大的突发事件,对北京高校武斗的这种处理就更显得不可理喻了。因红旗杂志社关锋、林杰倒台,“天派”欲趁机打倒谭厚兰,但马上受到了三方面高层的强力制止:一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紧急通知”,二是李钟奇转达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抓走了北师大的3个主要肇事者,三是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该通告还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康生说出了毛泽东的想法:若不立即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 。所以“九七”事件当天就“摆平”了:上午“天派”来倒谭(厚兰),晚上“地派”来保谭,一天之内进出北师大者即达十万之众。武斗却是打120天了还没见来一个人,任凭大学生的血溅到中南海的墙上!
北京高校的武斗难道不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吗?毛泽东却迟迟不表态,逍遥人群只能无奈地避难逃命,困守在孤楼里的人只求能够活命。谁还想着去理解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呢?今天,我们总算理解了一点他的“部署”,通俗地说就是“张大网,捕大鱼”。他要制造出一个惊天大效应,既能一下子把造反派赶出文革舞台,又能在全国迅速制止武斗。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却使无数大学生和文革参加者留下了终生抹不去的痛苦回忆和心灵创伤。
1968年9月底前,所有大学生都回到学校,逍遥的日子结束了,但却被工/军宣队推上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曾形容武斗时的燕园“腥风血雨”。工/军宣队治下的北大,风照样“腥”且腥味更浓,成了“十二级红色暴风”,雨还是“血”且下得更大:自杀者远多于武斗罹难者。武斗期间的逍遥日子其实不好过,回校后不逍遥的日子却更不好过:到处都在“炸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知哪天会炸到自己头上!

不是结语:逍遥现象的背后

研究逍遥现象,可以从逍遥人群的发展壮大中看出文革中大学生的人心向背,更可以窥视这一现象背后的各方势力的想法和心态变化。
1967年里逍遥人群的两次发展壮大,表面上看与毛泽东想“收”的时间相同,但两者的心态不同。经过了推行“大民主”、开展大串联、号召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等活动后,毛泽东看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已在神州大地泛滥,形势有失控的危险,他不得不及时且有力地“收”,即他的第一次“收”是被迫的;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如派军队去“三支两军”。学生中的部分人既看不到文革的方向又不满文革的许多做法,还急于回到上课的正常学习生活。他们已厌倦了文革,是主动退出群众运动的。个别人甚至开始怀疑文革大谬不然,转而批判文革。
毛泽东的第二次“收”,固然有处理多地武斗的压力,更出于他要求结束文革的强烈愿望。换言之,他是主动要“收”的。那部分紧跟他造反到底而参加武斗、“揪军内一小撮”和“揪刘火线”的学生,却是被动地、无奈地退出这些活动而成为逍遥人群的。伴随逍遥人群的再次壮大发展,文革进一步失去人心。
1968年春季文革没能结束,表明文革发动者此时已经不能及时地操控文革前行的方向了。尤其不可理喻的是:北京高校竟然发生如此野蛮和惨烈的武斗,面对这一武斗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束手无策。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号召力,运动出了另一批群众即工人,打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进校制止武斗。当年军队制止地方上的两派武斗,总结的经验叫“一碗水端平”;这次工人在军队配合下制止高校武斗,干脆就是砸“碗”泼“水”。
武斗期间绝大部分学生成了逍遥人群,兼之清理阶级队伍已经开始,冤案遍地,相当多的人已经厌烦或厌恶文革,只想它早日结束。武斗中逍遥的时候还存有希望,希望武斗结束后能上课学习。回校后却发现黄粱梦碎,尽管武斗结束,阶级斗争却更加尖锐复杂、你死我活。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由“逍遥派”变成了“陪绑派”:工/军宣队天天组织你去参加“炸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不是“陪绑”是什么?文革三年,第一年运动学生和机关干部,第二年运动军队。第三年运动工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的命。
至此,逍遥派和准逍遥派终于明白:想远离和躲避文革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在组织里的人,组织总是能够找到你并把你生拉硬拽回运动,只是回来时你的身份不同了:曾经是文革的动力,现在却是文革的对象了。到了这一步,逍遥派和准逍遥派终于对文革死了心,只能叹曰:
三生有幸上北大,百年不遇遭文革。怎奈武斗乱天下,虚度年华逍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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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派研究】

逍遥派构成的几个特点

李正权

因为消极所以“逍遥”

所谓逍遥派,实际上就是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为了说清楚,有必要先给文化大革命中的组织下个定义。文化大革命中的组织,一般称为群众组织,有别于诸如共青团、工会、妇联之类的官办“群团组织”。文革的群众组织可能是官办的,有党组织在后面支撑;也可能是自行成立的,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或之后,都是“非法”的。逍遥派可能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或者参加了某个组织,却没有参加该组织的活动,或者也参加过某些活动,却是被迫或不得不参加的,或者曾经参加过某个组织,该组织因故解散后,没有再参加其他组织,或者该组织虽然继续存在,却自行退出或疏远了,不再参加相关的活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实际上只存在于1966年至1968年的两年半时间里,到1969年初几乎全部解散。虽然如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暗中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逍遥派或者没有“观点”,或者有“观点”也不坚持,始终消极。
我不知道当年是谁最先用“逍遥”二字来指代这些人的。“逍遥”原作“消遥”,本义是徜徉,是慢步行走的样子。因庄子写过《逍遥游》,有诸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之类句子,就有了优游自得、优哉游哉、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受拘束之类的意思。将这样的意思套在那些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头上,肯定有点文不对题。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席卷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要“优游自得”,要“优哉游哉”,要“自由自在”,要“无忧无虑”,要“不受拘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相对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他们又的确有点“超脱”,有些“自由”。用“逍遥”这个含有诗意的词来命名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也算是一个发明或一个创造吧。
可惜我一直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从开始到结束都“积极”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也并不例外。挨整的时候,几乎所有积极参与者都会后悔,都会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当逍遥派?

从积极到消极的逍遥派

其实,要当逍遥派,特别是从头到尾都当逍遥派,是很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中学生。就以中学生为例,出生好的、成绩好的、表现好的,或者说学校和老师信任的,往往是不可能“逍遥”的。即使你不愿意参加,学校和老师也要来动员你参加,否则你就会被视为“政治觉悟不高”,就可能被打入“另册”。1966年6月,学校党支部通过各班级团支部,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表现最积极的,就是那些“好学生”。我所在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受命给班主任老师写大字报,稿子写出来了,标题是《揭开母老虎陈某某的画皮》,要用全班同学的名义贴出去。虽然这个姓陈的班主任老师一直给我穿小鞋,上任不久就撤了我的班主席,我却坚决不同意。我说:“她只是有错误的人,不是‘三反分子’,不是敌人。”在我坚持下,大字报的标题改为《陈某某何许人也》,内容也全部改了,只提问,针对她平时的言行上纲上线质问,好像提了20多条,但最后也没有给她下结论。后来成立官办红卫兵,首先吸收的就是“红五类”,是所谓“表现好”的好学生。后来,官办红卫兵被造反派冲垮。一些“红五类”,一些“好学生”才“逍遥”起来。这样一类的逍遥派,大多都是运动初期“积极”过的。积极写过大字报,积极参加过“破四旧”、参加过抄家,甚至参加过针对造反派的斗争,包括批斗和武斗。
学生要“逍遥”,相对比较容易,反正那时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只要不回学校,在家躲着,就可以“逍遥”。企事业单位中那些参加过官办组织的人,要“逍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要上班,被自己批斗过的同事就可能找上门来扯皮。党委已经瘫痪,领导已经打倒,没有人来撑腰,日子就难过。幸好那时造反派已经分成两派,于是加入一派,可以获得保护。即使想“逍遥”,也只有在加入一派后,慢慢淡出。有办法的,或者当初斗造反派时恶事做得太多太厉害的,也可以逃出去躲上几个月,待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后,相互斗得不可开交之时再回来“逍遥”。
第二类逍遥派是造反派分裂后形成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后的争斗,比与保守派(官办组织)的争斗还要厉害,还要残酷。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拳脚发展到棍棒,从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一时枪炮轰鸣,战火硝烟,死人的事也就经常发生。有人不怕死,就继续“积极”;有人怕死,就及时退出而“逍遥”。我有一个亲戚在四川日报印刷厂当工人,运动开始后就加入了造反派。1967年5月6日,他前往一三二厂(现成都飞机制造厂)去声援厂里的造反派,哪知发生武斗,当天打死数十人,打伤上千人,酿成著名的“五六血案”。他躲在一个墙角,一个同事中了枪,倒在他身边。他看到那同事痛苦地死亡,心中害怕,从此就“逍遥”起来,再不参加相关的活动。虽然这样的逍遥派几乎已经脱离了文化大革命,但他们往往还有自己的“观点”,或明或暗依然在支持自己所在的一派。因此,不能说他们就是完全的逍遥派。
第三类逍遥派也是造反派分裂后形成的。一部分人对两派争斗反感,认为两派都不对,都不愿意参加,于是成立第三派。在两派斗争剧烈的时候,任何第三势力都是难以生存的。这些人想发声,却往往发不出来。即使发出来了,也没有人听他们的。于是心灰意冷,慢慢“逍遥”起来。当年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叫郑望生的同学,运动初期是造反派,还是学校八一五战斗团的团长。后来分裂成两派,他两派都不愿意参加,于是被两派抛弃。武斗期间,战火连天,他依然住在学校,带着极少几个同学,保护学校设施和财物。后来,两派回到学校,发生武斗,他和那几个同学只好逃出学校,回家“逍遥”去了。

不得不“逍遥”的逍遥派

第四类逍遥派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不说了,按“公安六条”规定的21种“敌对分子”及其家属,都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是斗争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是以斗争对象的身份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他们的“逍遥”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因此,把他们划入到逍遥派里来,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至少也要加一个引号。有人把诸如李泽厚、刘在复、方励之、许良英等人划入逍遥派,其实不然。运动初期,像他们这样的人正是“运动”的对象,是挨批挨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虽然运动中后期他们已经解脱,解脱后没有像冯友兰、季羡林等人那样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但说他们是逍遥派,依然不甚准确。
人数最多的逍遥派是所谓“政治觉悟低”的人。“政治觉悟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所迫,生存压力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政治”。以我母亲为例,她没有正式工作,只好到处做临时工。一旦没有做的,仅靠父亲那点工资,家里连吃饭也成问题。文化大革命那样乱,到处停产停工,要找个临时工好难。一旦找到,只希望能够做下去。为了节约,哪怕上班地方再远,也尽可能步行。一天累得要死,哪来心思去关心什么政治!我家当年住在重庆朝天门城墙外一条陋巷里,巷子里的人大多与我母亲一样,都是逍遥派。当年,像重庆搬运装卸公司这样的单位,虽然公司就在解放碑旁边,搬运工人又身强力壮,但与诸如望江厂之类的军工企业相比,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不声不响”,也反映了这种不得不“逍遥”的尴尬情况。农民中的逍遥派最多,可以说绝大部分农民都是逍遥派,其原因也在于此。
“政治觉悟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化水平低,弄不懂谁对谁错,即使多少弄懂了一点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特别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或者虽然有单位但在单位上从来都是无人关注的人,两派都不会来拉扯,于是就“逍遥”。任何社会都有相应的“边缘人”。“政治觉悟低”的人,或许也可以称为是社会的“边缘人”。这样的“边缘人”,社会不关心他们的死活,他们也不关心社会的动荡。虽然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但是社会的“边缘人”始终存在,其数量还相当庞大。文化大革命中,“边缘人”的典型表现就是,单位上要开会了,他们也被迫参加,别人喊口号,他们也跟着喊,会开完了回到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开会的事可能早就忘记了,更不知道喊的口号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后果。

因祸得福的逍遥派

逍遥派并不是永远都是“逍遥”的,一旦形势有变,或者落实政策,或者潮流所至,很多逍遥派就不再逍遥。1968年大学生分配到企业工作,很多逍遥派(包括不是逍遥派却隐瞒成逍遥派的人)进厂后就成了依靠对象,被吸收到企业的政工组,从事整人的“清队”、“批清”之类工作。到后来,其中一些人都成了企业领导,甚至成为党政高官,当年的“逍遥”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重庆大学最早造反的学生中有个叫李长春的,后来成了重庆官办红卫兵的总指挥。官办红卫兵被造反派冲垮后,被批斗被关押,后来就“逍遥”了。哪知这一“逍遥”却因祸得福,后来竟当上了重庆市副市长、四川省外办主任。
虽然绝大多数逍遥派不可能像这些大学生一样因祸得福,但因为“逍遥”,可以躲过两派的相互争斗,也可以躲过诸如“清队”、“批清”、“讲清楚”、“清理三种人”之类的运动。由于没有参与造反,没有参加武斗,没有打砸抢,屁股较为干净,还可以逃脱后来的各种运动,继续“逍遥”。其中的幸运者,甚至也可以得到意外的“糖”吃。事实上,1975年和1979年40%的工人调整工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多落选,“逍遥”的人更容易获利。
要说逍遥派,作为社会“边缘人”的才是真正的逍遥派。他们从头到尾始终“逍遥”,甚至不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这种“逍遥”虽然是不得已的,虽然并不表示他们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鉴于他们的人数众多,他们“逍遥”也从某种角度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不得人心的,实际上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抵制、一种否认。正因为他们的“逍遥”,中国社会才保持了一定的稳定,一些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医疗卫生等等才得以维持一定的哪怕是半瘫痪的局面,才没有酿成再一个“困难时期”,才没有再次出现饿殍遍野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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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83期13页图片说明与35页文字纠错

183期戴为伟《我记忆中的阎长贵老人》文中多人照片插图(13页)文字说明中“阎身后邢小群”有误,应是“阎身后陈玉通”,该照片由邢小群拍摄。
183期何蜀《文革研究的良师益友——缅怀阎长贵老师》一文最后落款日期(35页)“2021年”误写成“2012年”,先期发出的经读者小戴发现指出,随后发出的各期已经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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