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研究】
江青当上政治局委员后关注过几件小事
陈徒手
在以往的宣传材料中,我们更多看到江青作为“文革旗手”呼风唤雨,以及她霸道、极左、甚至神经质的一面,现在从已经公开的官方档案中,又可以看到江青另外的一种工作状态和她的关注点,这与文化大革命中期、后期的政坛氛围又有某种关联。在现存的北京市官方档案中,可在对外开放的目录中直接搜索到有关江青的档案卷号,约有六七份文件名涉及到江青在中共“九大”担任政治局委员之后所关注的几件事。
北京市对外地文艺单位来学习样板戏的接待
较早的一份涉及到江青的文件,是1969年6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致中央文革的公函,是格式比较正规的铅印件,内容如下: “近来河南、辽宁、山西、江苏、天津等省市的文艺单位,持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到样板团学习革命样板戏。我们考虑样板团抓革命促生产任务很重,又不了解样板团具体的工作安排,所以都没有介绍他们去样板团。除了对来访客人安排了住宿外,有的则协助他们去剧场买票看了革命样板戏。这样处理是否妥当,请指示。” 这是市革委会为繁忙的北京样板团出面阻拦各地的“学习请求”,只是巧妙地安排外地来访者住宿和看戏,但又担心这样的举措不当,招来无端的批评,想在中央文革、江青处有个备案。 这份上报的文件先送达江青处,6月28日她在公函的抬头部分做了铅笔批示:“拟同意,请恩来、伯达、康生、文元、永胜同志批示。”江青的字迹有力,字面格局张扬,酷似毛泽东书法的风格。文件开始在各处呈送,所列的中央领导都在自己的名字上划圈,最后这份文件退回到北京市党政第一把手谢富治的手中,完成这一轮报送事宜。 此份文件的流程形成于1969年6月底,此次由江青领头签署意见,也是她那几年负责样板戏的特殊身份所致。
关于公园向群众开放问题
1970年,“五一九工程”(北京市通往西山的战备地下通道)北京分指挥部确定北海、景山公园作为工程的施工基地。从1971年2月起,北海和景山公园停止对外开放,闭门时间长达数年,公园内部只是承接了中央首长来园休息的任务。据北海公园的一份资料显示,仅是1975年一年,北海公园就接待中央首长370人次。 1972年10月18日下午四点三十分,江青在杨秘书的陪同下,乘车从北海公园东门入园游览,直接坐车到达九龙壁前,公园革委会负责人马文贵在一旁介绍。看到九龙壁东侧的天王殿内有楠木质和琉璃阁,江青说:“这样好的地方,应让群众参观游览。”走入快雪堂和静心斋,欣赏了快雪堂里珍藏的书法珍品“快雪时晴帖”,对静心斋“园中之园”的园林艺术多有赞誉之意,她忍不住又对这样好的地方都关闭起来不让群众参观,表示遗憾。 在时间不长的游览里,江青两次提到“这样好的地方”应该让群众参观,老资格的公园负责人马文贵当即询问跟随江青的杨秘书,能否向有关方面转告中央首长(江青)的意见,杨秘书说:“此事可告北京市委,吴德同志是国务院文化组组长,问题就解决了。”马文贵根据这个建议,即向市委相关部门人士作了口头汇报,请其转告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并写出一份内容更为详细的《中央首长来园游览情况的报告》,上递到市公用局革命领导小组。 市公用局和吴德知晓了江青的意见,但他们也明白封闭北海公园是中央高层的决定,是要根据“五一九工程”的施工进度和后续安排来确定重新开放时间的,光是市公用局、市委一级是无法做出相关决定的。实际上,到了1978年3月1日才正式宣布北海公园对外开放,事隔七年之后普通游客才能踏进公园一步。
指示园林单位组织观看养殖、种植的纪录片
1974年7月上旬,江青做出指示,让北京市园林单位组织观看《北貂南养》、《水上庄稼》、《酸枣接大枣》、《家鱼人工孵化》四部新近完成的纪录片。7月27日,市委领导吴德让市园林局和几家大公园的八位负责人统一观看这几部片子,观影后先开一个简单的讨论会,让大家谈了初步的观感。 8月2日,以市园林局的名义向江青写了一封汇报信,汇集了大家观看影片后的具体感受,首先表达了对中央领导关怀的感激之情:“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同志指示专门给我们放映这几部影片,是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园林工作的极大关怀,大家看了以后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园林结合生产,是社会主义园林事业的重要方针,是反修防修、造福子孙后代的措施,是一项充满生命力、大有可为的工作。”汇报信中还列举了北京园林十几年来的一些成绩: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北京市园林职工在各公园绿地中种植了一些果树,近几年水果的产量是逐年增加,1973年达到280万斤,今年预计可超过300万斤;公园水面养鱼去年捕捞20万斤,今年预计可达22万斤。种莲藕问题,几年来在颐和园、紫竹院、陶然亭等地发展了50余亩。待明年团城湖引水工程完成,昆明湖水位涨落问题解决后,还可以扩大种莲藕面积。动物园养水貂50只,年底预计可发展到200只,另外,一些结合生产的途径还在逐步试验摸索中。 汇报信很快就涉及到主题,这也是江青所希望了解的公园工作有关情况:“这次看了这几部影片,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公园绿地的陆地和水面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结合生产的范围还很窄。已经开展的生产项目,如果树、养鱼等管理水平还很低,公园绿地中现有的一些经济植物和动物的副产品也没有很好地组织收集利用。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认识上差距很大,领导很不得力,停留在一般号召而具体领导少,没有认真依靠群众。”这里谈到了差距和原因,说到了公园陆地、水面没有充分利用,生产项目的管理水平很低,可能这恰恰是江青关心和督促之处。 汇报信还引述了周恩来最新的一个指示,专门说到公园植树的问题:“种树要与环境保护结合,公园种树林多样化,要常绿树和落叶树相结合,作到冬夏都有绿树。”园林局由此表态,大家讨论中认为今后要搞好园林结合生产,必须在“结合”上多下功夫,园林结合生产的路子很宽,木材、果品、可作粮油原料的果实种籽、药用植物、芳香植物、以及纤维、化工等工业原料,河湖可以经营各种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动物园可以结合展览饲养一些有经济价值的动物。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中央领导的指示之下,今后必须把园林结合生产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有系统、有计划地抓紧抓好,认真依靠群众,发挥群众智慧,结合环境保护、游人活动、市容园容等方面的要求,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结合生产的途径,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对于现有的果树、养鱼、栽培莲藕等工作一定要搞得更好一些,对其它还没有经验的生产项目要定出计划,积极进行试验。 这种带有积极态度的汇报内容,都是当年上下级报告中所常有的“政治正确”情绪,抓住领导所期望的一点而深化开去,全方位地满足领导所在意的意图。市园林局的汇报信最后表态称,通过批林批孔,广大职工群众和各级领导的路线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前贯彻落实中央二十一号文件,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只要坚持正确方向,真正依靠群众,把这项工作一直抓下去,就能够获得较大成绩,使园林绿化能够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 这就是中国式曲终奏雅的报告效果,是文革期间最为标准化的典型汇报格式,政治台面和业务层面的东西结合紧密,既说到了成绩,又点到了不足和问题,结尾往往有高调的尾巴甩出。
园林单位对如何处理观赏与生产的关系十分为难
实际上,1974年7月27日的观影后座谈,并不是始终贯穿了乐观的情绪,与会者还是有不少疑惑和不安,在给江青的正式报告中对这方面的“负面”内容自然有所隐瞒。 7月28日,市园林局快速整理出一份内部的《讨论会纪要》,详细记录了与会者的真实发言情况。大家首先表示,没想到江青、吴德同志叫看这几个电影,感想很多,这是领导同志对我们的关怀。颐和园管理处的孙文起表态说,看了影片很受教育,也很惭愧,因为颐和园水面三千多亩,这么大的水面没利用好,现在什么也没搞好。他说,“昆明湖水面这样大,即没生产价值,也没观赏价值。主要由于一方面领导外行,另一方面是没有依靠群众,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他坦承,养鱼和游园矛盾大,过去倒大粪,水污染严重,不能游泳,大湖要养鱼,但不能把水搞坏。大湖养鱼也要考虑水质不能太肥,以免影响游览,影响卫生。 孙文起说到自己的难处:“颐和园的三千三百亩水面去年打鱼七万斤,今年只打了六万斤鱼,大小湖里的鱼都少了。”其实这就是受困于公园的游园性质与养鱼的冲突,养鱼容易给水面造成污染。园林局领导田路在一旁说,杭州西湖的经验是只要一亩水面超过80斤鱼,水就有味了。 有一次周恩来到颐和园,问陪同的孙文起:“荷花为什么养不好?”知道因水位不稳定造成之后,总理说要解决水位不稳的问题,但多方努力之下,还是解决不易,连谐趣园的荷花也没养好。江青还提过养蟹问题,但公园一直没搞成功。王震曾几次建议公园要养非洲鲫鱼,也是受制于水温问题,处于试验的阶段。提起这些领导托付的事情,孙文起在会上连连叹息说,花没养好,鱼也没养好。 到会的园林局王俟回忆说,周总理早在1958年就说过“荷花全身是宝”。王俟称,因为荷叶用处很大,本身是药材,荷花的蕊、莲子、莲心、莲蓬壳,也都是药材。但现在公园无人力采集,园林局曾经研究过是否都让给附近公社负责处理,就地取材。园林局李嘉乐心有戚戚,在旁边感慨说一句:“现在各公园荷花只能观赏,生产没解决。” 动物园管理处负责人倪竖发对《北貂南养》一片感触尤深,认为看后受教育很大,因为容易联想到动物园养水貂的路子对不对的问题。他说:“过去这方面也不清楚,现在繁殖了一百五十多只,还可以繁殖,可养五六百只,一张皮七八十元,可吃下脚料,还可以展出,还可养艾虎,四五个人养就可以。”园林局领导丁洪插话说:“动物园养水貂,水貂现达到二百多只,但这花的力量太大,用人太多,动物园首先还是搞好展览。”这也看出,在动物园养水貂,如果纯粹是生产性质的,而且数量日益增大,会影响本身的展示工作,领导层中对此还是有不同意见的。 倪竖发对动物园今后的发展路径颇有困惑,发言中语义时常反复,交织诸多矛盾:“园林结合生产大有作为,水面可养鱼,种荷。现在也是没利用起来。喂动物也可以。陆地有很多空的,没有多少常绿树,冬天很难看,种核桃、柿子也可以。”园林局领导刘文伯含糊地回应说:“现在只看到果树、养鱼,也算坚持了。林里可以种大豆。有很多自生自灭,如黄花菜、红椒等,现在木材没利用好。” 马文贵是从事二十多年园林工作的北海公园老主任,当时北海公园还兼管景山公园。她说,在公园二十多年也没看出名堂来,看了纪录片很受教育,过去在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主要搞吃喝玩乐,以园养园,抓钱。“北海养鱼,去年打了五万斤,景山种了些核桃,我们还觉得不差,现在看还差得多,没有充分挖掘潜力,多方面结合生产。”她强调,要充分利用物质资源为国家贡献,过去也有各种植物,但没充分发挥作用。应从绿化植物中选择有经济价值的,但又不能单纯考虑经济价值,既绿化、美化,又有经济收益,既药用,又要芳香,既好看,又实惠。北海水面五百亩,后海三百亩,要充分养鱼,北海可养珍珠、养荷。 马文贵说,北京能种的药材就有200多种,有些树臭,可以放蚕。过去光考虑果树,应多样化,公园总不是农场,也不能都种果树,北海准备种环境保护植物,景山搞药用植物。她也承认,好多人还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目前有阻力,我们搞中草药,有的人不收购。 丁洪作为园林局的领导,最后出面作了一番表态,他说:“吴德同志根据中央首长指示,让我们看了电影,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的关怀和鼓舞。在这方面我们也有些成绩,去年有280万斤水果、20万斤鱼,这是中央领导指示的结果。”他指出,与中央领导的要求,差距很大,园林局领导一般号召多,具体组织少,水面、陆地都没有充分利用。他说,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植物还是大有可为的,为国家多作贡献,需要很好抓一抓,办法还是要走群众路线,可找一些工人同志研究,局的机构中也要有人专管这个事。 丁洪也承认,“目前园林单位劳动力缺乏,职工年纪偏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困难条件,现在也要防止大手大脚”。江青让人指定看四部有关生产的纪录片,表达了让北京市级公园种树养鱼养貂之意。她的一个举动,看似简单、随意,却勾起园林单位的层层涟漪,怎么让公园多办有经济效益、为国谋利的事情,又得考虑到公园游园的实际情形和操作能力,确实也颇费周折,为难许久。
两包外宾赠送的向日葵种子
1975年初春,北京市委农林组负责人刘跃民收到以江青名义转来的两包葵花种子,标明为油用向日葵品种,分别来自两个友好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种子有一斤重,罗马尼亚种子则只有半斤。江青示意,在秋后收获时要写个报告。 刘跃民当即向市委负责人吴德、市革委会财贸组负责人王磊汇报此事,为不误农时,要把种子及时下发公社。具体承办单位为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组,找了郊区土壤最为理想的两个地方,开始专门专人试种工作。 一斤重的阿尔巴尼亚种子计划撒在红星公社良种场,主事者为了取得经验,适应京郊三种三收油粮间作的种植方式,分春播和麦茬两期试种。市农业科学院作物组在1975年12月《试种小结》中,详细记录此次春播的全过程:“3月21日春播,面积1.24亩,用种半斤,行株距80乘于60厘米,因早春,气温低,出苗较慢,4月上中旬陆续出苗,4月底定苗,5月上旬现蕾后,于5月17日至18日,每亩施用氯化铵20斤,氯化钾12斤,和鸡粪500斤,接着于5月21日浇大水,水后于5月25日和6月1日各中耕一次,6月初开始开花,在开花期间进行三次人工授粉,6月20日培土,结合培土又施氯化钾12斤,6月底壮粒肢又浇一次水。7月中旬成熟,亩产357斤。生育期120天。” 麦茬试种则分两次播种,第一次于6月24日播种,面积十一亩。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试验有意减少施肥量,加大了种植密度,行株距70乘于50厘米。在整个生长时期,只在8月中旬现蕾时追施氯化铵、氯化钾各十五斤,浇水一次,中耕两次,8月下旬培土,也未进行人工授粉。不让大量施肥,减少田间培植,看看外来种子在中国严苛条件下的生存情况。结果经过生育期89天后,9月20日收获,亩产达到244.7斤。 第二次于7月11日及时播种,撒下春播新收获的种子和原剩余的种子,面积零点三十三亩。因新收获的种子有一定休眠期,开始出苗不好,进行了补苗和两次中耕,8月25日施氯化铵和氯化钾各十斤,施肥后浇水。10月6日成熟收获,生育期87天,折合亩产212斤。 约半斤重的罗马尼亚种子被安排种在已故著名劳模王国福所在的大兴县大白楼大队,当时已是全国知名的政治性生产大队,菜地肥力也较好。市农科院作物所也同样作了详细的记载:“4月2日播种,行株距60乘于60厘米,面积1.14亩,于4月中旬出全苗,每亩1800多株。4月23日施肥浇水并进行了中耕。5月初完苗,5月中下旬陆续现蕾,及时施用了鸡粪加草木灰及人粪尿,浇一小水。因施肥较大,曾发生灼伤叶片的现象,又采取大水浇灌,促进了株植生长发育,开花后进行人工授粉。整个生育期进行中耕三次,6月中旬培土,7月24日收获,亩产307斤,生育期110天。” 经过一年费心费力的试种,市农科院作物所做出专业的品种鉴定,认为这两个品种完全可以在京郊安家落户,可以春播,但更可取的是作为第三茬来种植,如果在6月30日前播种,就不影响种秋分麦。同时,两个品种都是含油率高的品种,为发展京郊的油料生产提供了来源。但也存在种子不纯,种粒较小,收购价格较低,生产队不愿意种等问题。 市委农林组由此向市委报告试种情况,并“拟向江青同志报一下”,上报突出的要点是今年这两个品种收获近千斤,收成比较好,可以在京郊广泛推广种植,优点是生育期较短,可以春播,更可以作为三种三收的第三茬来种植,不影响种秋分麦;再则含油率高达57.9%,比25%的国内一般品种强许多。 市农科院表示,我们打算对种子再进行提纯复壮,选优利用,扩大一部分种植面积,同时需适当调整价格。两国赠送的一斤半向日葵种子居然有这么好的种植效果,也是市里领导层预料不到的,赶紧示意正式向江青上报。 由于江青的经手,一斤半的友好外国种子,几亩地的试种,专门田地专门人员打理,市里上下关心,最后试种结果的报告呈上,完成一个特殊的政治性生产任务。这是文革期间最为典型的领导人批示的贯彻路径,小心落实,谨慎维护,努力加持,保证成果,皆大欢喜。
关于“江青裙”与提倡女工穿裙衣
1974年起,江青对服装、纺织一直比较上心,在好几个场合鼓励设计师、纺织企业多为女性设计和制作适宜新中国风格的衣装。她曾心仪过这样的民族特色的裙衣:领内有个白衬领,领子和前襟的边缘镶布边,腰间有抽褶,配上本色腰带,腰下是半长裙,裙子的下摆到小腿中部。后来有人把这裙衣称为“江青裙”,俗称为“小和尚领”。有材料显示,当时曾有厂家制作二十几万套这样的裙衣,不少人穿着它出席外事联欢活动,社会上一些爱俏的姑娘还依据“江青裙”而自发剪裁出多种裙子的形状。(左图:1975年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入场式上簇拥着国徽模型的女青年们统一穿的“江青裙”。) 1974年10月26日晚上,江青与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吴桂贤来到京棉三厂视察,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杨寿山在场陪同。厂领导表示,中央领导来到工厂,这是对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极大的关怀、鼓励和鞭策。兴致之下,江青当场指示,要用“中长纤维”,按成本费,售给京棉三厂女职工,每人做一套裙衣。 江青的指示被归纳为“在纺织女工人中提倡穿裙衣”,厂领导由此向市纺织局和市里提出建议,向京棉三厂每位在职的女职工出售一套“中长纤维”做连衣裙,制成花裙衣式。初步统计,以2.4尺窄幅为标准,2.7尺宽幅的可折算,每人数量约需5-6米,售价按成本费,一次付款有困难的可分期付款。(见市纺织局党委1974年10月31日致市计委《关于执行江青同志在纺织工人中提倡穿裙衣、花衣指示的报告》)这个报告还特别强调,凡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女职工,一律不得享受此条优惠的政治性待遇。 市纺织局党委认为,这也涉及我国广大群众服装的方向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局党委向市里建议,与京棉三厂待遇一样,市纺织系统女职工也需每人一套“中长纤维”或“棉的确良”作连衣裙,数量和付款办法可与京棉三厂的办法相同。 由点及面,为了鼓励社会上的群众穿连衣裙,纺织局考虑在服装加工和加工价格上给予方便和照顾,需要市里协助和有关部门联系解决。江青的一个建议,引发市里上下、企业内外的连锁反应,波及面甚广。以成本价优惠出售,让全厂女工们穿上当时颇有吸引力的“中长纤维”衣裙,立即在京城内成为一个引人瞩目的焦点现象。 过了不到半个月,江青、吴桂贤又给市纺织局党委送来一份先进人物的材料,是上海第二十七织布厂青年女工毛信贤创造连续五百天织布三十五万米无次布的事迹。年轻女工毛信贤提出万米无疵布的竞赛倡议,从1973年2月(一说5月)起,延伸到1975年,创造了三十五万米、四十万米无疵布的优异成绩。在她的带动下,全厂33名挡车工于1975年全体达到万米无疵布。江青那一两年间爱送各类材料、爱跑基层点,有她明显的政治意图,毛信贤的先进事迹也是她喜欢的类型之一。这是一个令高层欣喜的勤奋出成绩的先进典型,毛信贤除了自己创造优异成绩之外,还带动全厂33名挡车工全体达到万米无疵布,这样发挥模范作用的带头人物,促进生产成绩大幅度提高,无疑是当时最需要、值得大力宣传的合适人选。 11月11日,纺织局党委很快发出通知,印发江青送来的学习材料,强调中央领导送来材料,是对广大纺织工人的关怀,先组织工会、共青团和部分抓革命促生产骨干学习、座谈,并尽快将学习材料发到班组。“通知”中说,我们要借这个东风,在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学大庆学开滦、抓大事促大干”的群众运动中,认真学习毛信贤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先进经验,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新高潮,与此同时编好明年计划,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迎接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此次江青推荐学习的对象毛信贤,在1976年之后没有受到审查和牵连。在一份批判“四人帮”的内部材料中,她还写道:“‘四人帮’一伙让我参加学习班,命令我批判‘唯生产论’,强迫我做自我批判,说我整天光想织布,思想上有问题,生产40万米无疵布为什么倒有罪呢?现在我们从‘四人帮’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正是这样的一时纠葛,使她摆脱了“江青红人”的拖累,1978年后任工厂副书记、副厂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工业发展史、纺织厂史都记载这么一笔,1977年3月,上海市广泛宣传青年挡工毛信贤40万米无疵布的事迹,号召各条战线职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毛信贤所在的第二十七织布厂已达到一百四十六万米无次布,全厂34位挡车工都闯过“万米无次布”关,实现满堂红,毛信贤在中共十一大上向华国锋表示决心提前四个月实现。
从提出北海公园向群众开放、指示北京园林局领导干部观看纪录片、引荐外国向日葵种子种植到让纺织女工穿上裙衣,那几年间身为政治局委员却又没有安排具体分工的江青,过问这类事务性的社会工作,既有她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有那一时期的特殊情势。实际上,当年开展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大型政治运动,她作为主要当事人和操盘手,投入很深,颇费精力,在运动之余,她还用一些时间“插手”园林、种植、衣裙等事情,一个文件批示,一个现场指示,都会照例引起所关注的部门、区域的层层反应。这几个案卷看似都是小事,却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那个年代政治构架大致的运作状况,揣摩特殊政治人物所能发挥到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可看出基层单位执行的为难和辛苦,所蕴含的年代意味是浓郁和独特的。
—————————————————————————————————— 【逍遥派研究】
1967~1968年大学生中的逍遥派和准逍遥派
吴根耀
《昨天》第170期(2021年2月)是文革期间的“逍遥派”专辑,读后令人感想万千。笔者当年也是逍遥派(未参加过任何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拟以北大为实例记录一些这方面的实况并作一粗浅分析,供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文革研究者参考。
本文的题目,限定了研究的时限是1967年至1968年(8月),研究对象是大学生中对文革政治运动不关心或不热心、因而游离于群众运动之外的人。本文把这样的一群人分为两类:没有参加群众中的“派组织”或“无派”的,叫逍遥派,参加了“派组织”但基本上不参加活动的叫准逍遥派 。换言之,本文以是否参加“派组织”作为区分逍遥派和准逍遥派的根据,理由有三。 首先,我们这代人,从上小学(甚至更早)起就是从属于“组织”的人。大学里有校、系和班级的行政组织,还有党、团组织。文革开始后,校、系领导瘫痪,党、团停止活动,但马上有了全校性的群众组织和红卫兵组织,次级组织常称兵团,更次级的就是战斗队了。因为吾辈已习惯于有个组织(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组织”),所以绝大多数人文革期间都会参加某个群众组织,这是常态;不参加组织,必有原因。 其次,群众组织是起作用的,尤其是分派以后,“派组织”的活动对参加了本派的学生是有号召力和约束力的。举个例子,1967年7月22日一大早,“新北大公社”的大喇叭就要求整队去西山。可能开始时人数不够多,头头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到处找人,软硬兼施。找到我,我说: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活动,我没有“入社”,不方便去。他“硬”的一条就管不着我了(事后知道那天去西山是为了冲击叶剑英等老帅的住地)。 第三(却可能是最重要的),是否参加过派组织对你今后的人生道路有影响甚至有重大影响。工/军宣队主持毕业分配时,每个人均需填写“大学毕业生登记表”,表上专列一栏“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张表当然是要进档案的,会跟着你一辈子。到了新单位,照例要填类似的表格,不仅有本人“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一栏,还有“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参加什么组织”这一栏。青年学生幼稚,当时都如实填写了,没想到这却很可能给自己背上了“黑锅”。
本文提出的逍遥派和准逍遥派,主要根据“大学毕业生登记表”上“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一栏的填写区分:如果这一栏“空白”或填“未参加”,属逍遥派;如果具体地填写了参加的派组织的名称,即是准逍遥派。这两类人可合称为“逍遥人群”。
逍遥派的由来
逍遥派大致由以下六部分人组成。 1.群众运动一开始就被排斥在运动外的人 1966年夏-秋季,“血统论”泛滥,明确提出“只许左派造反,不许狗崽子翻天”的口号。属于“狗崽子”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富反坏”分子的子女和“杀(镇压)、关(坐牢)、管(管制)”家庭的子女;二是本人“表现不好”的,当时叫“反动学生”和有“反革命言行”者,还包括了因有这类问题而未被按时分配离校的学生。他们实际上是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不但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被剥夺了批判黑帮黑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利。 2.提出了一些“离经叛道”的想法的“异端思潮”者 1966年8月开始,受社会上“大民主”氛围的影响,个别人对国家的管理体制、治理方式和党的领导怎么体现,还有当时热议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乃至学习马列主义的原旨和态度等问题,公开发表了在当时看来属“惊世骇俗”的观点。因为与传统的教育、宣传太格格不入,这些观点马上被定为“反动言论”,本人不仅受到批斗,还被送往公安机关收押,实际上也远离了运动。 3.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言行的人 1966年11月至1967年1月间,有人公开批判林彪的“顶峰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讲话,得到小部分人支持。12月,贴出了一组批评中央文革的大字报,被称为“十二月黑风”,至1月发展为炮轰康生和张春桥。这些人(贴大字报者和表态支持者)没有被送进公安局,但在校内受到了严厉批判甚至是长期批判。这些人,或感到自己的一腔革命烈火却被冰水泼熄,从此心灰意冷,或认为中央文革说话不算话,自己不能轻信和紧跟,甚至有人已隐约预感到文革波诡云谲,前景难以预测……主动疏远或者离开了群众运动队伍。 4.因反对校党委、工作组或校文革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或“反动学生”的人 北大的一个实例是:1966年有两个组织即“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色造反联军”(常合称“井”“红”)与聂元梓的观点不同。聂提出“反校文革就是反中央文革”,又借口“井”“红”砸了毛泽东题词“新北大”的校刊,1967年1月将之打成“反动组织”,批斗其骨干百余人。1967年8月再次成立反聂观点的群众组织时,组织方希望自己的队伍越纯洁越好,免得被聂元梓抓“辫子”。“井”“红”的骨干(还有曾经“炮打”的骨干)则不愿意“连累”新成立的群众组织,结果是曾经反聂观点最鲜明的人反而没有参加新成立的反聂组织。 5.因某些客观原因而没有参加组织的人 有人在外地串联的时间长,返校晚,串联时他对许多现象已经很反感了,回校后的情况也令人不满,群众组织早已成立,既当不了头,又插不上手,干脆就不参加了。有人借串联之机回老家,却意外地发现家庭和家乡都发生了重大变故,令他受到打击,回校后已经没有“革命热情”了。有人可能是保工作组的死硬分子,尽管不是“反动学生”,那时“老保”的名声也是很臭的,他又不愿意低三下四地去跟造反派头头认错求情,自然就成了逍遥者。此外,还有若干性格孤僻、不随大流的特立独行者,不屑于参加什么组织。 6.曾经参加过群众造反组织,后因社会的、家庭的或个人的原因而被驱逐出(或退出)造反派队伍的人 社会的原因下文还要讨论,这里仅举一个实例。北京地院的朱成昭曾是闻名遐迩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但1967年2月以后思想却转向了“二月逆流”派,还拒绝中央文革的“挽救”,就被中央文革开除了。 家庭的原因,是父母亲的地位发生了落差太大的急剧变化。1967年起到处清查叛徒特务,还遍地揪斗各级走资派。父母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派”,其子女就成了“狗崽子”,被革命队伍清除了。有的原为“革命军人”家庭出身的人,文革查出来是起义军官,或是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只是因一技之长而被我军重用并得到擢升,属“皮红骨子黑”,恐怕也得被革命队伍剔除。 个人的原因,分为政治和生活问题两类。政治问题大多由口误笔误造成,可举3个典型实例。一是那时几乎天天写大字报。为了表示鲜明的阶级立场,刘少奇、彭真等人的名字都要用红笔打上“╳”。大字报是用黑色的墨汁抄的,抄完后在检查有无错漏时顺便打上“╳”。有人看错了行或看走了神,把“╳”打到了“毛主席”3个字上,立马成为“现行反革命”。二是那时还经常有批判会,照例是念稿子,不乏“打倒刘少奇”之类的口号。念稿者上台前反复告诫自己:这句话千万不能念错!可是越怕鬼越出鬼,看着稿子上的“打倒刘少奇”不知怎么就念成了“打倒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的会就变成了对念稿人的现场批斗会。三是那时“军事化”管理,经常列队,听到口令后还要高呼口号。如口令是“向右看齐”,大家跟着喊“打倒刘少奇”;如口令是“向左看齐”,大家跟着喊“紧跟毛主席”。因为“向右看齐”的频率远高于“向左看齐”,有人听觉疲劳,一听到“看齐”,条件反射式地喊了“打倒-”,但马上发现不对,就赶紧改口“毛主席”,实际结果是他确实喊了一句反革命口号。正在列队的这一群人马上抓住他开现场批斗会,还得弯腰低头“喷气式”,然后直接送“牛棚”或“劳改队”。生活问题,是因为校园里没人管,有人去偷偷摸摸,有人去“耍流氓”。尽管性质不是“现行反革命”,但处理结果与那些“现行”者一样:被驱逐出革命队伍。 综合上述的六部分人,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未参加过组织的,另一类是短暂地参加过组织但(被)退出了的。后一类人在填写“大学毕业生登记表”的“文革期间参加的群众组织”这一栏时,普遍填写了曾经参加过的那个组织。即使这样,很多班里都有那一栏留“空白”或填“未参加”的。如果一个班的人数是20-30余人,有1-2人“无派”,逍遥派的人数可能占学生总人数的5%甚至更多。当然,北大是两派对立严重的学校,逍遥派相对较多。在不分派的高校,逍遥派相对较少,但“反动学生”和“现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也有极不关心运动而游离于派组织之外的人。几乎找不到一个逍遥派也没有的高校。 逍遥派里还有这样的人:表面上看他不参加任何的政治活动,不管是游行集会写大字报还是各种批判会、纪念会、誓师会;但他极其关注文革的形势发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并以其立场、方法分析当前的运动。他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字不说,但这些想法却为他在“十年动乱”结束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这些人可称“似逍遥派”。
准逍遥派的出现
准逍遥派与逍遥派的不同,一是具群体性(所以是逍遥人群的主体),二是其“逍遥”是经过思考以后的主动行为,三是明显受社会上运动发展的影响。 社会上的文革群众运动,大致经历了三大步。1966年夏因对基层党委或工作组的态度不同分成了造反和保守两派。国庆节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守派瓦解重组,也成了造反派。1967年“一月风暴”开始后,造反派们响应文革发动者的号召去夺省、市委和政府的权,但对怎样夺权和是否承认这样的夺权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北京各高校也纷纷参加了社会上的夺权,在夺权中形成了“天”、“地”两派。 造反派的分裂是准逍遥派出现的社会大背景。 1967年的文革与1966年相比已经不同了。1966年时,高层领导都支持造反,仅对红卫兵的“破四旧”可能有意见分歧。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哪个中央领导会反对呢?开始时“破四旧”是改路名、厂名、店名、车站名,凡有“封资修殖”色彩的都得改,发展为剪奇装异服和怪异发型,演变成在社会上打砸抢抄(家)烧(古籍洋画)赶(“四类分子”下乡)。到了“破四旧”后期,有的领导就持反对态度了。大学生则是全身心地拥护和投入文革,誓要紧跟伟大领袖把文革进行到底。当时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学生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抄录和传播首长讲话,还通过多种渠道打探小道消息,把首长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一句话,那时高层紧跟(至少表面上),学生狂热,且上下齐心,文革洪流势不可挡。 1967年的情况就不同了,大学生里准逍遥派出现的原因可归结为两条:一是1966年底到1967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令他们困惑不解,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失去了投身革命洪流的动力;二是求学的愿望落空了,且这种落空超出了心理承受力。 1967年初的文革运动相继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联动”的出现,而且直接把矛头指向江青。经常看到一群身着旧军装、戴军帽且扎铜头皮带的中学生红卫兵的自行车队在路上疾驰,一边高喊口号。我第一次看到这情景时真的吓得心惊肉跳。以后有了宣传车,只放唱片“我失骄杨君失柳”,显然剑指江青。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十年大庆以后就宣传毛泽东是“红太阳”,其夫人当然是“红月亮”了——绝对反不得的。竟然有那么多中学生这样激烈地反对她,似乎她在高层里得罪的人太多了。 二是1967年1月4日陶铸突然倒台。文革初期陶铸从广东调来北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升为第四号人物,排名在陈伯达之前。这么大个人物,怎么说倒就倒了,跟开玩笑似的!谁想得到又有谁想得通?只能感慨“阶级斗争残酷无情”。陶铸倒台,还引发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分裂,因为他是小组的第一顾问。与陶铸一起从湖北调京的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也跟着倒了。还有一个副组长刘志坚,是个军队干部,似乎也“消失”了。1966年7、8月间,中央文革是大学生心目中明亮的指路灯塔,经“十二月黑风”,光芒已不那么明亮;现在又掉了三块塔基,权威性进一步打折扣了。 三是“二月逆流”。当时的小道消息传得很“吓人”:叶剑英拍桌子把手掌骨都拍断了,谭震林竟然跟毛泽东顶了嘴,还敢拂袖而去,可见这些人气愤至极。大家怎么也想不通的是:既然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又是“史无前例”,那肯定是上下一心,到底是文革的哪些做法令这些开国老臣们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呢?接着就是反击“二月逆流”,谭震林成了枪打的第一个“出头鸟”。大家又糊涂了:文化革命不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吗?谭震林可真是工人出身哟! 上述事件使1966年里的革命目标变得模糊了,神圣信念也发生了动摇。去年响应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的人,此刻面临两个严峻问题:一是什么叫“国家大事”?如果“大事”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那我们学生“关心”得了吗?二是什么叫“进行到底”?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底”在哪里?按这半年多里的趋势,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复杂,被打倒的人也越来越多,岂不是文革越来越没“底”?大家不得不停下脚步冷静地思考这两个问题,行动上就逐步远离各项群众活动了。 大学生是来求学的。最高领袖说“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大家不得不停下专业课去学“主课”,但绝不希望取消专业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常称“四清”),尽管连头带尾花了七八个月,住队的日子确实是半年。由之得到的经验是:一场运动就是半年,加上准备和善后工作就是七八个月。文革群众运动开始,1966年的高考被迫取消,但当时明确说了推迟到1967年春季举行。这就是大学生心里的“底”:既然恢复高考招生,在校的就该恢复上课。换言之,1967年春节后就可以结束“主课”,重新回到正常的学习生活轨道:坐进教室里系统地学习专业课。 1967年春节后的运动现状却是社会进一步撕裂,阶级斗争越来越风高浪急,哪里像要结束的样子?明摆着再过七八个月也结束不了嘛!那专业课怎么办?毕业分配又怎么办?预感到“读书”愿望要彻底落空的那部分人有了紧迫感:必须立即读书学专业。尽管他们也身处派组织内,但已经不想也不去上那门“主课”了,准逍遥派就大批地出现了。 大学生造反派队伍大多在1967年3、4月分裂,至5月基本定型。大学生因为考虑的问题多,且想得较深和较远,因而与社会上聚焦于夺权而分裂为两大派组织的情况有所不同。大学生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当然发生分裂,且不是简单地分裂为两派组织。大学生分裂的结果,是形成了五六个群体;具体地说,分裂成了三个小群体,二三个大群体。 小群体以“十人”为数量级。其一是登上权力宝座后,容不得不同意见,压制持不同观点的群众,成了文革新贵,如北大的聂元梓。其二是狂热地鼓吹“继续革命”,成了极左的激进分子,如北京高校的“五一六兵团”、武汉高校的“北斗星学会”等,被驱逐出造反派队伍。其三是怀疑和抵制文革的人,如北京地院的朱成昭,因被打成了“叶(向真)朱反革命集团”,也被驱逐出造反派队伍。 其他学生则据所在高校的情况分成二三个大群体(以“百人”或“千人”为数量级)。已经成立了革委会的高校,因校内基本一统,只存在两个群体:积极参加各项群众活动的当然还称造反派,虽然参加了组织却基本不参加其活动者是准逍遥派。北大是这类高校中的一个特例。早在1966年7月就成立了校文革,1967年2月时校内只有一个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3月起开始分裂,至8月正式出现反文革新贵聂元梓的新一代造反派“井冈山兵团”。北大的学生群众是三分的:或“入(新北大公)社”,或“上(井冈)山”,还有虽参加了派组织(不管是“入社”还是“上山”)却基本上不参加本派活动的准逍遥派。 因为校内有旗鼓相当的两派群众组织对立而不能成立革委会的高校,学生就分为3个群体,与北大的情况一样,无需赘述。两派形成的原因,通常的情况是聚焦于对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的认识,一派要倒张保李,另一派则针锋相对地要倒李保张。清华大学是个特例,不因“人”而分派,而是对文革前17年执行什么路线的认识不同。“团”派提出文革前17年是“黑线专政”,“四一四”派则坚持是“红线专政”,被认为分别代表了文革期间的“激进造反派”和“温和造反派”。
逍遥人群的发展壮大
逍遥人群的发展壮大,主要取决于准逍遥派人数的增加。北大的情况表明逍遥人群有三次明显的增长期。这三次的壮大都与社会上运动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因而可作为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的一个缩影。 上述准逍遥派的出现实际上是逍遥人群的第一次壮大期,形成于1967年3至5月,以逍遥人群普遍的“复课闹革命”为标志。这首先说明了不仅人心思定,而且人心思学,同时也说明了校园里有允许“复课”的氛围:尽管有派性,许多班里读书的愿望压倒了派性。“复课闹革命”不是春节后开学上课,因为系文革不安排教室(阶梯教室仅在开批判大会时才允许使用)、课程和任课老师;“复课”只是某些自愿组合的学生开展的,不是以“班”为单位开展的。工作组撤走后,“班”的概念越来越淡薄,个别热衷于运动的人甚至搬离了自己的宿舍。那时以“班”的名义做的似乎只有一件事:生活委员每月去把全班的助学金和饭票(包伙制,一人一份)领回来。 “复课”是部分厌倦运动、急于学习专业知识的学生发起的,能得以实施的关键是一些青年老师的支持。第一是找到实验室作为教室,第二是通过多种渠道借到教科书、讲义和参考书,然后再介绍本课程的重点和要点,指导学生列出十几个题目。学生则据自己分到的题目去查阅教科书或参考书,编写讲稿。“复课闹革命”改变了“老师站着讲、学生坐着听”的传统堂授模式,采用毛泽东“兵教兵、兵教官”的方法,学生站着讲,老师坐着听。学生讲完后,由老师进行点评,补充一些学生没有讲深讲透的知识。 “复课闹革命”不可能坚持太久,一是因为学生的经济能力有限,实验课、实习课上不了;二是校园里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强,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6月中旬北大校内曾发生过“静坐”事件,群情激愤,安不下心,只能再次“停课闹革命”。 逍遥人群的第二次壮大期是1967年8月底至9月。社会大背景是当时发生的三件大事。一是1967年夏全国各地普遍武斗,大学生即使没有执矛披甲上战场,也有不少积极投入社会上派斗的狂热者。武斗被中央强力制止后,这批人只能无奈地回到班里。北京高校还没有大规模武斗,但发生了轰动京城的“揪刘火线”事件。8月5日“揪刘火线”结束,学生们只能无奈地各自回校。 二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许多学生以为有了新的打击目标而造反干劲倍增,但马上遭到了当头棒喝。多地出现的抢劫枪支弹药的行径也得到了强有力的制止。“揪军内一小撮”者和参与武斗者原来都是决心紧跟伟大领袖造反到底的,此时感到受了沉重的“打击”,颇有受委屈、受压抑之感,“革命热情”一落千丈,转而走向消极和逍遥,还带动一批人成了准逍遥派。 三是王力、关锋倒台,中央文革第二次分裂。这次分裂与第一次分裂产生的反响大不一样。1967年初,陶铸、王任重被打倒,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刚从地方调中央工作,不适应最高层的工作环境;少部分人推测是高层内的派斗所致。王力、关锋倒台,明摆着就是阵前斩将。许多中老年人想到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句老话。受这一观点影响的青年学生不得不考虑毕业后的前途,自然就停止造反的脚步了。尤其是江青对王力的态度,那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得多,既令人瞠目结舌,也令人不寒而栗。 此外,高层领导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中央文革自始至终全力支持造反派的各项活动,包括支持群众组织间的武斗和“揪军内一小撮”。在造反派冲击军队时,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军队,打击甚至镇压造反派。中央军委1967年1月颁布“军委八条”,强调不得冲击军事领导机构;4月下达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实际上又反过来支持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对地方上两派组织和重大事件的表态,经常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揪刘火线”是陈伯达、戚本禹纵容的(毛泽东不在北京),周恩来联手谢富治强行解散了“揪刘火线”。毛泽东认为武斗“只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但在处理不同地区具体的武斗事件时似乎各有“标准”。这令学生们感到不知所措,或不知听谁的话好,只能先静观事态发展——其实还是加入了逍遥人群的队伍。 不过,这次逍遥人群的扩大却没有带来“复课闹革命”的效果。北大在1967年春的“复课”后就再也没有复过课。其它高校有在夏天就计划“复课闹革命”的实例,但复的不是传统的专业课,而是适应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形势而新开设的“毛泽东思想课”、“学工学农学军课”等课程,这就需要从头开始编写讲义、培训老师。但讲义还没编完甚至还没开始编,9月开始人心离散、士气低落,校园里就没有了“复课”的氛围。说白了,因为派性压倒了求学心,所以不可能“复课”。 校园里不能开展“复课闹革命”,学生们的活动只能限在宿舍里进行。当时的宿舍活动可分为两类。一是个人活动,如男生装半导体收音机,女生织毛衣,被戏称为“线路斗争”。半导体收音机相对矿石收音机而言是个“新鲜事物”,加上零件价格便宜,一下成了风气。也有人称之“三线(导线、毛线、塑料线)建设”。用彩色塑料线编制饰物或缀品那时也是“新生事物”,颇受女生欢迎。二是小集体活动,有的学乐器学绘画(可称情趣型),有的下棋游泳打扑克(可称休闲型),也有谈情说爱的,但很少,因为要花钱。 有读书学习的小集体,具以下特点:一是读自己感兴趣的经典名著,或私底下交流的“奇书”,当然也考虑毕业后的去向而学习一些实用性较强的技能,但都不是本专业的专业书,与春天的“复课闹革命”不同;二是阅读马列原著的人很少,这与1966年底1967年初部分人在图书馆自觉地学习马列的情况不同。原因很简单:那时强调“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但似乎没什么人真的见了“影”,故只有个别不追求“见影”的人还能坚持;三是有个别人学外语,不过得偷偷的,甚至在宿舍里也不敢大声朗读。 逍遥人群的第三次壮大期是1968年3月底至4月。3月的大事是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令国人一头雾水。1967年“八一”后,舆论机器开足马力宣传人民解放军是不倒的万里长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绝对不可以自毁长城的!这次却一下毁了三块基石,文革到底要干什么呀?大学生们还多了一层疑虑:以往的所有口号,不管打倒谁,大学生无疑是革命动力。这次群众集会上,叶群领头高呼“打倒小爬虫”、“打倒变色龙”。“小”和“变”显然不是指杨余傅,他们都是开国将领,当时身居要职,是穿绿军装的高官。那这“小”和“变”的标签是要往大学生头上贴?学生要由革命的动力变成打倒的对象,那还造什么反啊?乘早躲到一边去夹着“尾巴”吧。 具体的而且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毕业分配。66届毕业生在耽误了1年之后,于1967年8月都分配离校了。北大1961年招的地质地理系和数力系数学专业是五年半制,应1967年春节毕业,1968年春节都该去新单位领工资了,也推迟了1年。对穷学生来说,钱是实在的,胜于“反修防修”之类的口号。67届毕业生相信自己要不了推迟1年,即在1968年8月之前就能数到工资;68届的愿望更美好,希望能基本上如期地毕业走人,离开这是非之地。因此,67届、68届毕业的学生尽管人在校,心已走,基本上都加入了准逍遥派的行列,只有1964年、1965年及六年制的1963年入学的学生还能坚持参加派性活动了。 北大的特殊情况是3月29日起开始武斗,4月26日为争夺36楼两派激战一场,当晚大批学生为避“战乱”而被迫逃离学校。4月27日以后的4个月里,两派仅有参加武斗的人留校。因校文革封锁“井冈山”,“井冈山”人员被断了炊,仅百余人留校,自己用电炉煮食维持生计。当时在校的总人数是500-600人,说逍遥人员占了学生总人数的90%以上,绝非夸张之词。这4个月里也是无派人士(逍遥派)数量最庞大的时期。武斗一开始,校文革就对“井冈山”发动“攻心战”,动员其成员“下山”,且每天“挖山不止”。聂元梓到处宣传说“‘井冈山’有1500人倒戈下山”。这“下山”的1500人的头等大事,是为了保命而回家或躲到外校的同学亲友处“避难”,急着报名“入社”的能有几人? 总结这三次逍遥人群的壮大,逍遥人群干些什么呢?第一次壮大后,大家急于“复课闹革命”,学习专业知识;第二次壮大后,学生们只能玩,兼着学些非本专业的知识;第三次壮大后,大家只能逃离北大,以保命和不受皮肉之苦为第一要务。换言之,大学生退出派性活动后是越来越丧志,格调越来越低,实际上是越来越无奈,因为谁也没想到文革会搞成这样。这真是“不以人们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啊!
高层的态度
对逍遥人群的这三次发展壮大,高层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逍遥人群不去搞运动而去“复课闹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支持的,因为1967年一季度他想“收”。这是文革群众运动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收”。“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穿军装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后,引发了神州大地上汹涌澎湃的全国大串连热潮。不仅大、中学生乘机游山逛水、探亲访友,1967年1月开始连青年工人也要串连上访。串连不仅给交通部门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而且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态:几乎所有的学校、机关还有部分工厂不得不为解决串连学生的食宿问题而终日奔忙。简单地说,就是乱够了,还乱过了头,所以中央下令停止串连 ,大家都回学校。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一月风暴”开始后社会撕裂,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眼看着为夺权而两派都急红了眼,武斗一触即发,毛泽东果断地采取两手,一是在沪晋鲁黑黔五省市之后停止了在全国成立省级革委会的脚步,二是树立新的权威,让军队介入地方文革。1967年1月开始,以“军训”的名义先派军队开进学校,稳住学生;3月又以“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和军管)的名义派军队介入地方上的运动,维持正常的社会运作和生活秩序。这时学生们开始“复课闹革命”,当然正中他的下怀。 中央文革一直支持造反派造反且首先在大学生中煽动造反,这时却表现出沉默。这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原因。1966年11月至1967年1月,全国多个城市的大学生发生“炮轰中央文革”的事件,史称“十二月黑风”。尽管“黑风”被迅速而强有力地煞停了,“无产阶级大民主”毕竟显现了其威力:是一把既能砍向“走资派”也可劈向中央文革的双刃剑。所以,对造反派必须采取“张弛有度”的做法,先“稳定”一下他们的情绪,免得反中央文革之风再起(上海很快就再次炮轰张春桥了)。 客观原因是:1967年1月开始,在全国多地发生了造反派围堵军区或冲击军队的行动。军队当时有“军委八条”撑腰,公开还击甚至有开枪死人的事发生(称“二月镇反”或“三月黑风”)。中央文革抓住这一时机,全力鼓动和支持那些地方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冲击军区大院,揪斗军队领导,在神州大地上首次煽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在北京,中央文革忙于组织造反派迎头痛击“二月逆流”的右倾翻案风,“复课”的毕竟是少数。 逍遥人群第二次发展壮大的时候,恰是毛泽东第二次提出要“收”的时候。武汉“七二○”事件后他飞到上海,在沪处理了王力、关锋后他转了一圈回到北京。1967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主题思想是文革“三年收尾”,“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他还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是消除派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二是对红卫兵进行教育,现在是他们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三是正确对待干部,这是实现“三结合”、巩固大联合的关键。 这三项具体工作,如果说成“大白话”,就是:一要制止武斗,弥合分裂,社会回复常态,二是造反派退出文革舞台,三是“走资派”重新上台,收拾残局。这三者中的关键是造反派退出文革舞台,打倒王力、关锋就是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或说“杀鸡儆猴”。所以,大学生在宿舍里开展“线路斗争”也好,看闲书杂书也好,打牌游泳聊天也好,只要不去参加派性活动,实际上就是退出文革舞台了,就都是符合他老人家的愿望的。 报刊和中央首长当然要宣传这个“重要指示”,但表面文章还是要鼓“革命干劲”,把大家召唤进“革命队伍”里来。《人民日报》1967年9月1日的文章《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说:“那种由于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原来遭受压抑的地位已经改变,以为革命已经到底,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那种当日横刀纵马的闯将,却变成了坐不下来,不用脑子,东遛西串的‘逍遥派’,都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表现,是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根本不同的。”这篇文章批评逍遥人群是“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是“没有革命的彻底性”,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实现、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此文的写作基础,是相信造反派夺权已取得了胜利,故思维方式、行文措词都与1966年6至8月间发表的文章迥然不同。 1967年10月6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中说:“现在还有些逍遥派,好多同志跟我讲逍遥派太多了,怎么办?一方面我们劝那些‘逍遥’的同志,……不要当逍遥派啊!革命还没有成功,你‘逍遥’不得呀!……我们造反派,特别是已经掌了权的造反派应该承担责任,要找他们,和他们开座谈会,问一问他们,你究竟为什么不来参加活动啊?你有什么愿望吗?……我总觉得现在我们有些事,干得不是那么得到这些人的同意,他们有些不满意,所以他才‘逍遥’的。……还有一些‘老造反’,现在也当了逍遥派,那更应该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嘛” 。张春桥颇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思。他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逍遥现象,却不批评逍遥者(这与《人民日报》文章的态度不同),只是希望他们提意见和“出气”后回到造反派的队伍里来继续参加运动;或者说,张春桥以参加大批判为理由,“请”逍遥人群回到群众运动的队伍里来。大家都“逍遥”去了,就没人参加文革运动了,那中央文革领导谁呢? 江青却不这样认为,因为她坚持“七二○”后的反军乱军和1967年夏季武斗是“大好形势”,她要巩固和发展这一“大好形势”。戚本禹说“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戚本禹把王、关送到钓鱼台二号楼隔离后,回到十六楼会议室向中央文革成员汇报此事,“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 。江青哭什么呢?不是哭王、关倒台,而是哭“揪军内一小撮”被强力制止了,她只能高呼“文攻武卫”、以支持武斗来维持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8月30日,安徽两派群众组织签订了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的群众代表时,依然“……声明,谁要和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手无寸铁怎么行呢!” 1968年春节过后,文革不但没结束,有些地区还重开武斗战火。北大在3月29日凌晨发生偷袭31楼事件,进入校园武斗时期。谢富治和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即时亲临北大视察现场,但表态时站在聂元梓一边。这令“井冈山”不满和不服,只能丢掉幻想,坚守到底。蒯大富马上明白了:挑起武斗得到了谢富治的默许。既然北京市革委会允许以武斗手段摧垮对立派组织,他就对“四一四”派发起武斗了。清华一开打,谢富治反倒不去管了,因为他知道聂元梓、蒯大富都有大后台,自己管不了。这样,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对北京的高校武斗采取了“四不”政策: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 北大武斗发生后陈伯达去过一次,但没进北大的校门,当然也没见过北大的任何人,回去也没吭一声。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陈伯达警告蒯大富不要搞武斗,就算尽责了。中央文革小组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但武斗不是“文化”,似乎不该由中央文革来管,连江青此时也不再高呼“文攻武卫”了。北大的武斗打了整整120天(直至7月28日凌晨“紧急召见”),死3人;清华武斗死11人,人大武斗在现场死4人,但竟然没有任何人出面制止,岂不是文革中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唯一的解释,是方方面面的所有领导都在恭候圣裁,故谁都不吭气。 如果对比1967年9月7日北师大的突发事件,对北京高校武斗的这种处理就更显得不可理喻了。因红旗杂志社关锋、林杰倒台,“天派”欲趁机打倒谭厚兰,但马上受到了三方面高层的强力制止:一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紧急通知”,二是李钟奇转达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抓走了北师大的3个主要肇事者,三是北京市革委会的通告——该通告还是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康生说出了毛泽东的想法:若不立即制止,会引起连锁反应,全国都要受到冲击 。所以“九七”事件当天就“摆平”了:上午“天派”来倒谭(厚兰),晚上“地派”来保谭,一天之内进出北师大者即达十万之众。武斗却是打120天了还没见来一个人,任凭大学生的血溅到中南海的墙上! 北京高校的武斗难道不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吗?毛泽东却迟迟不表态,逍遥人群只能无奈地避难逃命,困守在孤楼里的人只求能够活命。谁还想着去理解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呢?今天,我们总算理解了一点他的“部署”,通俗地说就是“张大网,捕大鱼”。他要制造出一个惊天大效应,既能一下子把造反派赶出文革舞台,又能在全国迅速制止武斗。他的目的达到了,但却使无数大学生和文革参加者留下了终生抹不去的痛苦回忆和心灵创伤。 1968年9月底前,所有大学生都回到学校,逍遥的日子结束了,但却被工/军宣队推上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曾形容武斗时的燕园“腥风血雨”。工/军宣队治下的北大,风照样“腥”且腥味更浓,成了“十二级红色暴风”,雨还是“血”且下得更大:自杀者远多于武斗罹难者。武斗期间的逍遥日子其实不好过,回校后不逍遥的日子却更不好过:到处都在“炸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知哪天会炸到自己头上!
不是结语:逍遥现象的背后
研究逍遥现象,可以从逍遥人群的发展壮大中看出文革中大学生的人心向背,更可以窥视这一现象背后的各方势力的想法和心态变化。 1967年里逍遥人群的两次发展壮大,表面上看与毛泽东想“收”的时间相同,但两者的心态不同。经过了推行“大民主”、开展大串联、号召从走资派手里夺权等活动后,毛泽东看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已在神州大地泛滥,形势有失控的危险,他不得不及时且有力地“收”,即他的第一次“收”是被迫的;他的高明之处是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如派军队去“三支两军”。学生中的部分人既看不到文革的方向又不满文革的许多做法,还急于回到上课的正常学习生活。他们已厌倦了文革,是主动退出群众运动的。个别人甚至开始怀疑文革大谬不然,转而批判文革。 毛泽东的第二次“收”,固然有处理多地武斗的压力,更出于他要求结束文革的强烈愿望。换言之,他是主动要“收”的。那部分紧跟他造反到底而参加武斗、“揪军内一小撮”和“揪刘火线”的学生,却是被动地、无奈地退出这些活动而成为逍遥人群的。伴随逍遥人群的再次壮大发展,文革进一步失去人心。 1968年春季文革没能结束,表明文革发动者此时已经不能及时地操控文革前行的方向了。尤其不可理喻的是:北京高校竟然发生如此野蛮和惨烈的武斗,面对这一武斗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束手无策。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号召力,运动出了另一批群众即工人,打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进校制止武斗。当年军队制止地方上的两派武斗,总结的经验叫“一碗水端平”;这次工人在军队配合下制止高校武斗,干脆就是砸“碗”泼“水”。 武斗期间绝大部分学生成了逍遥人群,兼之清理阶级队伍已经开始,冤案遍地,相当多的人已经厌烦或厌恶文革,只想它早日结束。武斗中逍遥的时候还存有希望,希望武斗结束后能上课学习。回校后却发现黄粱梦碎,尽管武斗结束,阶级斗争却更加尖锐复杂、你死我活。更重要的是:自己已经由“逍遥派”变成了“陪绑派”:工/军宣队天天组织你去参加“炸开阶级斗争盖子”的大会,不是“陪绑”是什么?文革三年,第一年运动学生和机关干部,第二年运动军队。第三年运动工人,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大革文化的命。 至此,逍遥派和准逍遥派终于明白:想远离和躲避文革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在组织里的人,组织总是能够找到你并把你生拉硬拽回运动,只是回来时你的身份不同了:曾经是文革的动力,现在却是文革的对象了。到了这一步,逍遥派和准逍遥派终于对文革死了心,只能叹曰: 三生有幸上北大,百年不遇遭文革。怎奈武斗乱天下,虚度年华逍遥哥。
—————————————————————————————————— 【逍遥派研究】
逍遥派构成的几个特点
李正权
因为消极所以“逍遥”
所谓逍遥派,实际上就是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为了说清楚,有必要先给文化大革命中的组织下个定义。文化大革命中的组织,一般称为群众组织,有别于诸如共青团、工会、妇联之类的官办“群团组织”。文革的群众组织可能是官办的,有党组织在后面支撑;也可能是自行成立的,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或之后,都是“非法”的。逍遥派可能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或者参加了某个组织,却没有参加该组织的活动,或者也参加过某些活动,却是被迫或不得不参加的,或者曾经参加过某个组织,该组织因故解散后,没有再参加其他组织,或者该组织虽然继续存在,却自行退出或疏远了,不再参加相关的活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实际上只存在于1966年至1968年的两年半时间里,到1969年初几乎全部解散。虽然如此,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暗中活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逍遥派或者没有“观点”,或者有“观点”也不坚持,始终消极。 我不知道当年是谁最先用“逍遥”二字来指代这些人的。“逍遥”原作“消遥”,本义是徜徉,是慢步行走的样子。因庄子写过《逍遥游》,有诸如“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之类句子,就有了优游自得、优哉游哉、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受拘束之类的意思。将这样的意思套在那些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头上,肯定有点文不对题。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席卷了中国的每个角落,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要“优游自得”,要“优哉游哉”,要“自由自在”,要“无忧无虑”,要“不受拘束”,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相对于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他们又的确有点“超脱”,有些“自由”。用“逍遥”这个含有诗意的词来命名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人,也算是一个发明或一个创造吧。 可惜我一直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从开始到结束都“积极”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我也并不例外。挨整的时候,几乎所有积极参与者都会后悔,都会问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当逍遥派?
从积极到消极的逍遥派
其实,要当逍遥派,特别是从头到尾都当逍遥派,是很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中学生。就以中学生为例,出生好的、成绩好的、表现好的,或者说学校和老师信任的,往往是不可能“逍遥”的。即使你不愿意参加,学校和老师也要来动员你参加,否则你就会被视为“政治觉悟不高”,就可能被打入“另册”。1966年6月,学校党支部通过各班级团支部,发动学生给老师写大字报。表现最积极的,就是那些“好学生”。我所在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受命给班主任老师写大字报,稿子写出来了,标题是《揭开母老虎陈某某的画皮》,要用全班同学的名义贴出去。虽然这个姓陈的班主任老师一直给我穿小鞋,上任不久就撤了我的班主席,我却坚决不同意。我说:“她只是有错误的人,不是‘三反分子’,不是敌人。”在我坚持下,大字报的标题改为《陈某某何许人也》,内容也全部改了,只提问,针对她平时的言行上纲上线质问,好像提了20多条,但最后也没有给她下结论。后来成立官办红卫兵,首先吸收的就是“红五类”,是所谓“表现好”的好学生。后来,官办红卫兵被造反派冲垮。一些“红五类”,一些“好学生”才“逍遥”起来。这样一类的逍遥派,大多都是运动初期“积极”过的。积极写过大字报,积极参加过“破四旧”、参加过抄家,甚至参加过针对造反派的斗争,包括批斗和武斗。 学生要“逍遥”,相对比较容易,反正那时已经停课“闹革命”了,只要不回学校,在家躲着,就可以“逍遥”。企事业单位中那些参加过官办组织的人,要“逍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要上班,被自己批斗过的同事就可能找上门来扯皮。党委已经瘫痪,领导已经打倒,没有人来撑腰,日子就难过。幸好那时造反派已经分成两派,于是加入一派,可以获得保护。即使想“逍遥”,也只有在加入一派后,慢慢淡出。有办法的,或者当初斗造反派时恶事做得太多太厉害的,也可以逃出去躲上几个月,待造反派分裂成两派后,相互斗得不可开交之时再回来“逍遥”。 第二类逍遥派是造反派分裂后形成的。造反派分成两派后的争斗,比与保守派(官办组织)的争斗还要厉害,还要残酷。短短几个月时间,就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拳脚发展到棍棒,从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一时枪炮轰鸣,战火硝烟,死人的事也就经常发生。有人不怕死,就继续“积极”;有人怕死,就及时退出而“逍遥”。我有一个亲戚在四川日报印刷厂当工人,运动开始后就加入了造反派。1967年5月6日,他前往一三二厂(现成都飞机制造厂)去声援厂里的造反派,哪知发生武斗,当天打死数十人,打伤上千人,酿成著名的“五六血案”。他躲在一个墙角,一个同事中了枪,倒在他身边。他看到那同事痛苦地死亡,心中害怕,从此就“逍遥”起来,再不参加相关的活动。虽然这样的逍遥派几乎已经脱离了文化大革命,但他们往往还有自己的“观点”,或明或暗依然在支持自己所在的一派。因此,不能说他们就是完全的逍遥派。 第三类逍遥派也是造反派分裂后形成的。一部分人对两派争斗反感,认为两派都不对,都不愿意参加,于是成立第三派。在两派斗争剧烈的时候,任何第三势力都是难以生存的。这些人想发声,却往往发不出来。即使发出来了,也没有人听他们的。于是心灰意冷,慢慢“逍遥”起来。当年我所在的中学有一个叫郑望生的同学,运动初期是造反派,还是学校八一五战斗团的团长。后来分裂成两派,他两派都不愿意参加,于是被两派抛弃。武斗期间,战火连天,他依然住在学校,带着极少几个同学,保护学校设施和财物。后来,两派回到学校,发生武斗,他和那几个同学只好逃出学校,回家“逍遥”去了。
不得不“逍遥”的逍遥派
第四类逍遥派是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不说了,按“公安六条”规定的21种“敌对分子”及其家属,都没有资格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是斗争的对象,或者说,他们是以斗争对象的身份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他们的“逍遥”是被迫的,是不得已的。因此,把他们划入到逍遥派里来,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至少也要加一个引号。有人把诸如李泽厚、刘在复、方励之、许良英等人划入逍遥派,其实不然。运动初期,像他们这样的人正是“运动”的对象,是挨批挨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虽然运动中后期他们已经解脱,解脱后没有像冯友兰、季羡林等人那样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但说他们是逍遥派,依然不甚准确。 人数最多的逍遥派是所谓“政治觉悟低”的人。“政治觉悟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所迫,生存压力太大,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政治”。以我母亲为例,她没有正式工作,只好到处做临时工。一旦没有做的,仅靠父亲那点工资,家里连吃饭也成问题。文化大革命那样乱,到处停产停工,要找个临时工好难。一旦找到,只希望能够做下去。为了节约,哪怕上班地方再远,也尽可能步行。一天累得要死,哪来心思去关心什么政治!我家当年住在重庆朝天门城墙外一条陋巷里,巷子里的人大多与我母亲一样,都是逍遥派。当年,像重庆搬运装卸公司这样的单位,虽然公司就在解放碑旁边,搬运工人又身强力壮,但与诸如望江厂之类的军工企业相比,文化大革命中几乎“不声不响”,也反映了这种不得不“逍遥”的尴尬情况。农民中的逍遥派最多,可以说绝大部分农民都是逍遥派,其原因也在于此。 “政治觉悟低”的另一个原因是文化水平低,弄不懂谁对谁错,即使多少弄懂了一点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特别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或者虽然有单位但在单位上从来都是无人关注的人,两派都不会来拉扯,于是就“逍遥”。任何社会都有相应的“边缘人”。“政治觉悟低”的人,或许也可以称为是社会的“边缘人”。这样的“边缘人”,社会不关心他们的死活,他们也不关心社会的动荡。虽然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但是社会的“边缘人”始终存在,其数量还相当庞大。文化大革命中,“边缘人”的典型表现就是,单位上要开会了,他们也被迫参加,别人喊口号,他们也跟着喊,会开完了回到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开会的事可能早就忘记了,更不知道喊的口号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后果。
因祸得福的逍遥派
逍遥派并不是永远都是“逍遥”的,一旦形势有变,或者落实政策,或者潮流所至,很多逍遥派就不再逍遥。1968年大学生分配到企业工作,很多逍遥派(包括不是逍遥派却隐瞒成逍遥派的人)进厂后就成了依靠对象,被吸收到企业的政工组,从事整人的“清队”、“批清”之类工作。到后来,其中一些人都成了企业领导,甚至成为党政高官,当年的“逍遥”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重庆大学最早造反的学生中有个叫李长春的,后来成了重庆官办红卫兵的总指挥。官办红卫兵被造反派冲垮后,被批斗被关押,后来就“逍遥”了。哪知这一“逍遥”却因祸得福,后来竟当上了重庆市副市长、四川省外办主任。 虽然绝大多数逍遥派不可能像这些大学生一样因祸得福,但因为“逍遥”,可以躲过两派的相互争斗,也可以躲过诸如“清队”、“批清”、“讲清楚”、“清理三种人”之类的运动。由于没有参与造反,没有参加武斗,没有打砸抢,屁股较为干净,还可以逃脱后来的各种运动,继续“逍遥”。其中的幸运者,甚至也可以得到意外的“糖”吃。事实上,1975年和1979年40%的工人调整工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大多落选,“逍遥”的人更容易获利。 要说逍遥派,作为社会“边缘人”的才是真正的逍遥派。他们从头到尾始终“逍遥”,甚至不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这种“逍遥”虽然是不得已的,虽然并不表示他们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鉴于他们的人数众多,他们“逍遥”也从某种角度说明文化大革命是不得人心的,实际上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抵制、一种否认。正因为他们的“逍遥”,中国社会才保持了一定的稳定,一些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服务、医疗卫生等等才得以维持一定的哪怕是半瘫痪的局面,才没有酿成再一个“困难时期”,才没有再次出现饿殍遍野的惨状!
—————————————————————————————————— 【编读往来】
183期13页图片说明与35页文字纠错
183期戴为伟《我记忆中的阎长贵老人》文中多人照片插图(13页)文字说明中“阎身后邢小群”有误,应是“阎身后陈玉通”,该照片由邢小群拍摄。 183期何蜀《文革研究的良师益友——缅怀阎长贵老师》一文最后落款日期(35页)“2021年”误写成“2012年”,先期发出的经读者小戴发现指出,随后发出的各期已经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