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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7月30日第181期
本期目录
〖重庆文革专辑5〗
生逢乱世
钟仁俊 与父亲的意外诀别
蒋 蓉 几十年背负“出身罪”的母亲
竹之立 我心中的“绊脚石”——“群专”时期铁板巷一家人
义 奎 生命的哀歌
故纸堆
刘桂兰 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孟 军 此地无银三百两
孟 军、刘桂兰、王桂香 老实交代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
——在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渔歌子录入 一个响当当的革命口号
为彻底解放被打成“三、四类”的革命群众、长期受迫害的干部大喊大叫
渔歌子录入 粉碎“一、二、三、四类”精神枷锁
——对所谓“一、二、三、四类”的剖析
渔歌子录入 彻底解放被打成“三、四类”的革命群众
彻底解放长期受迫害的革命干部 必须认真平反
杨向东提供 渔歌子录入 中共西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康友三同志
代表核心小组在纠正“批清”中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大会上的讲话
(l973年3月20日)
口述历史
李贞庆口述 庞国义整理 从文革亲历者到文物收藏者
研余漫笔
李正权 从重庆北碚区的抄家物资看当年中国人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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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与父亲的意外诀别
钟仁俊
文艺宣传队成为我的避风港
文革爆发那年，我还没满18岁，高三刚毕业，正在闷热的教室里准备高考，汗流浃背，复习得昏天黑地，大喇叭里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高考取消，学生们统统参加文化大革命。那个瞬间，我是如释重负，大有彻底解放了的感觉，虽然难以置信。
不上课了！不做作业了！尤其是大家都不用参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高考了！去参加革命！去砸烂一个旧世界！连世界都是我们的！……单单是这些口号，已足以轻而易举地把嘴上刚长绒毛的小子们撩得激情不可遏制。那个天翻地覆的阵仗，让青春的血液周身沸腾！虽然并不知道什么叫革命，革谁的命。当时脑海里呈现最多的画面，就是《青春之歌》一类电影里渲染的爱国学生们走上街头，打着各种旗帜振臂高呼，继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那曾经让人充满想象的场景，竟然在身边发生了。
抛头颅洒热血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班与我最要好的那些个同学，随着革命风云变幻，全都拿起了枪杆子——每次我到他们寝室去，最刺眼的就是迎面一排步枪，齐刷刷地排在墙根。
我单独找了间房子独住，因为不上课了，教室、办公室都空了出来。除了喜欢一个人呆着，还因为我要独自画画。画什么？成天画毛泽东头像，无师自通，画得像，是让所有人羡慕与赞赏的。（上图：钟仁俊文革初期留影。）
我那些同学们运气很好，虽然九死一生，总是有惊无险，一个也没有牺牲。有牺牲的同学，都与我没有私交。所以对文革是一场灾难的意识，并不强烈。
运动初期因家庭出身不红，没资格参加红卫兵，但因我除了画画，还有演艺才能，手风琴虽学得不久，却已是全校第一名，于是，红卫兵组建文艺宣传队（演出队），立即将我启用，从此让我远离了武斗与打砸抢。
对自己喜爱的事情如饥似渴地学习的冲动，淡化了我对革命的冲动：革命是突然发生的，本来就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而酷爱艺术，可是与生俱来的。参加了宣传队，可以天天沉浸在文艺之中，还堂而皇之地以文艺宣传方式闹革命，真是如鱼得水——宣传队的两三年，成了我边自学边实践的新课堂。（上图：当年重庆师专附中参加八一五派红卫兵“八一五风暴”大歌舞演出的成员合影，后排左2为钟仁俊。）
文艺宣传队犹如避风港，因此对文革的灾难，我是隔着一层迷雾，好长一段时间后才渐渐感知到的。当初，阴影并未立即笼罩到热血青年的头上。我是在参加“815风暴”演出队时，住在重庆大学二舍，常常遭到河对岸“反到底”派的炮击，又亲眼目睹几次这边的红卫兵虐待“反到底”俘虏的惨状（有俘虏被受虐致死），才开始质疑这场“革命”的。
“高调作画，低调做人”的父亲
父亲钟道泉是一位国画家，民国年间与唐一禾联袂成为湖北现代美术的强力推手。抗战中武汉沦陷，他随武昌艺专迁四川，适逢四川现代艺术教育兴起，受多家艺术学校之聘转为家乡效力，因其将正宗的海派艺术带到家乡，渐渐开始享有西南地区国画宗师之誉，也是当时四川省高规格画展入选国画的把关人，这个角色后来在文革中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封建把头”。
1949年底政权更替之后，军管会征求他的意见：是教中学还是教大学？他说就教中学嘛。他原本是一个在美术界很活跃的人物，这个选择是他做人突然低调的开始。从我出生（1948年） 到21岁父亲去世（1969年）的20年间，与父亲朝夕相处，深感父亲是一个极端寡言的人，为人相当低调，唯作起画来总是龙飞凤舞之势，判若两人。简而言之就是“高调作画，低调做人”。
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不仅使他画艺日益高涨至炉火纯青，更使他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顺利过关。父亲是1956年调往四川美术学院的，我记得紧接着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只被贴了一张大字报《钟道泉 哈哈哈》——把他画成个不倒翁：按下去不做声，一起来又“哈哈哈”。
由于他的画品、人品颇得同行与学生们敬重，所以文革的前期不仅没受到什么冲击，更有好几个四川美院的红卫兵（包括几个活跃分子）经常到我家玩，成了我的朋友，暗地里总是对父亲说：“钟老师，空了还是教我们几手哦！”父亲的回答总是“嗯嗯”……好几次有要抄家的安排，他们都悄悄来我家透个信：“钟老师，明天要抄家，有个准备哦……”然后神秘地溜走。
（上图：钟道泉六十年代作画时留影。）
四川美术学院是一个知名画家集中之地，文革一开始，除了画毛泽东像，所有画家都被迫放下了画笔。但父亲哪里放得下画笔？外面风声鹤唳，我却发现父亲常常在里屋关上门偷偷作画，我好几次提醒父亲“画不得了，画不得了，谨防引火烧身”，父亲总是说：“好，好，不画了，不画了……”可没几天，发现他又在画。
可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指着墙上一批用毛边纸新写的书法对我说：“你看，这字写得如何？”原来，那是一批父亲新近摹写的毛泽东诗词手书。我那时对毛泽东的书法已十分熟悉，觉得写得并不十分像，于是脱口而出“我觉得不是很像”。父亲微微一笑，对我说：“现在我练这个，就不会出问题了。”原来，父亲是以此智慧应对逆境，坚持不放下手中的画笔！让我去看，是叫我放心。
1968年四川美院革委会成立，工宣队、军宣队先后进驻学校，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人人过关。在国画教研室的一次“揭发批判会”上，军宣队要求每个人都要面对面揭发他人，并对被揭发人“是坏人还是好人”做出表态。当时学院国画教研室教师不多，基本上全是民国年间的过来人，唯有一位年轻教师白德松先生（文革后白德松先生担任川美国画系首任系主任）。揭批会上白先生首当其冲。白先生说他当时非常紧张，自己的命运完全被掌握到了揭发人的话语手里，结果前两名老先生在揭发了他的一些“罪行”后，鲜明表态说：“白德松是个坏人。”他当即感到自己这辈子都完了。
接下来第三个轮到钟道泉揭发表态，只见钟先生把桌子一拍，站起来慷慨激昂地指着白德松说：“白德松，我看你就是个坏人！”白德松一惊，脑袋嗡的一响，顿时觉得自己彻底完了。
“我为什么要说你是个坏人？”钟道泉先生说具体的了：“我们教研室全是老教师，就你一个人最年轻，整个教研室就只有一把藤椅，你不让老先生坐，每次来都自己一个人霸占……”
其实当时教研室所有人都明白那是一把跛脚藤椅，白德松是怕伤了老先生才这样做的。
“所以，我看你就是个坏人。”
听完这话，白德松听出话中有话，当即松了一大口气。其他老先生也听出了其中的名堂，受到启发，在接下来的“揭发”中，都采取类似的方法，拳头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使白德松最终得以过关。
这件事在白德松心中铭记了一辈子，乃至我父亲去世三四十年后，他一回重庆参加活动，有机会就会提起这段往事。
（右图：钟道泉1967年时所画白玉兰花。）
我和妹妹下乡时父亲已遭冲击
突然有一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作为最高指示发布，身边同学们的狂乱，性质有了改变：从革他人的命，到面对自己了。红卫兵运动戛然而止，等待各位的是：到农村去，去安家落户。
一个城里长大的小青年，到农村去怎么生存呢？这是我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但想来想去一头雾水。当即联想到的，只是我大哥这个文化人被下放到农村后的种种凄凉情景。
带着找不到答案的“到农村怎么生存”的迷茫，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最彻底的清零：把一切梦想憧憬清理得干干净净——当一辈子农民吧，这就是未来。我和妹妹甚至商量着干脆把家里的一个柜子也抬下乡去。
一贯沉默寡言的父亲，看到我们情绪如此低落，破天荒地找我和妹妹谈了一次话，谈话的内容特别简短，他说：“农村好。你们先去。以后，我也来。”这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却令我寻思良久。
我原本有一个转机：有某部队的军部宣传队招收文艺兵，特地来看过我们宣传队的演出，演出一结束，第一个点名看上的人就是我。这个消息，是一个跟我们来往密切、已进入四川美院革委会掌权的一个红卫兵告诉我的，他说，今天负责招兵的人来我们这里来对你进行招兵政审，说这个人我们完全看上了。但查你父亲的档案，发现“有历史问题”，讨论了很久“招还是不招”，最后还是不敢招。他们说：“我们是边防部队，政审要求很严，如果不是边防部队的话，我们大起胆子也要把他招了。”临走时，招兵组的人不断摇头，说：“可惜了，这个人太可惜了……”
紧接着，父亲也自身难保了。作为一个从民国年间走过来的文化人，尤其是有一定声望的文化人，要躲过文革的劫难，哪里可能？（上图：钟道泉绘《春风拂槛露华浓》，作于五十年代末。）
他最终受到冲击，与我们下乡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就在我们下乡前夕，父亲被革委会和工宣队隔离了起来，成天写交代，不能回家，一日三餐由妹妹送去。妹妹说她最怕去送饭，因为每次见了父亲那双欲言又止的眼睛，就忍不住想哭，又不敢哭。下乡前夕那几天，妹妹常常是一回家就嚎啕大哭……
那个时期父母的身份对子女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父亲落难，使我成了本班第一个报名下乡的人，同学们很是惊诧：“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躲避，你为什么这么积极就报名了？”我却心里非常明白：像我这样的处境，根本躲不掉。
为了兄妹有个照应，我从母校重庆师专附中（现为市八中）“跨校”到市三十三中学与妹妹一道，随重庆市九龙坡区的知青下乡到内江专区威远县。那年，我21岁。1969年1月，我下了户口，过完了与父母同在的最后一个春节，3月11日那天，我和妹妹走了。家里，就只剩一个被关押在牛棚的父亲和守候空房的老母亲……
我下乡时，实在没敢奢望再回城。这不仅因为当时的实施的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扎根农村”，更因为我们即将由不红不黑的“麻五类”变为“黑五类”子女。所谓“青年人的抱负理想”被彻底摧毁，成天思索着该怎样在农村度过一生。最终还是未能想出个结果，便稀里糊涂踏上了下乡之路。临行，也未能与被隔离的父亲告别。
尽管整个社会和我的家庭都布满了阴云，下乡的场面却异常地热闹。四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在四川美术学院大操场，彩旗飞扬，锣鼓喧天，一辆辆挂着红色大标语的大卡车排成浩大的车队，“首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们人人戴着大红花，在车上整装待发。车上车下，口号声和“语录歌”声此起彼伏，但戴着大红花的小青年们，是以扯着嗓门狂吼的方式，在吼“语录歌”，歌声一完，又扯起嗓子发出各种怪叫声——这因空虚而发泄的情景，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妹妹默默地坐在副驾驶座位，我则站在车厢上随大家一起吼叫。
吼着吼着，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看见远处，父亲在两名工宣队员的“陪同”下，正缓缓地朝这边走来。
此刻，坐在驾驶室的妹妹一见到父亲，怎么样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失声大哭起来。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时，她总觉得从此再也看不到父亲了，所以忍不住要哭。她说她清楚地记得父亲坐在操场上，两眼望着前方，头上冒着虚汗，还有热气，车子一开动，父亲挥着手大声说：“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这句话我永远铭记在心。而我，老在琢磨父亲说“农村好。你们先去。以后，我也来”这件事。怎么也没料到，这一别，竟然会是永诀。
工宣队员说：“你们父亲说你们是他最小的两个娃儿，今天下乡，希望能来送别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嘛，所以革委会批准他来给你们告别一下。”父亲沉默地注视我俩，良久无语。好一阵子，才对我说了两句话：“爱护身体，不要抽烟……”说完，父亲只默默地看着我们，不再说什么，直到我们的汽车开动后，才在工宣队员的“陪同”下，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去了。
（上图：钟道泉夫妇与十个子女1954年在成都合影，前排两个最小的子女即钟仁俊和他妹妹。）
下乡一月后突接噩耗
下乡初期，最盼望的是乡邮员。下乡才一个月的一天，在地里干活时，终于盼来了一封重庆来信，是父亲在四川美术学院的一位学生写来的。信封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最高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
我一看就觉得话中有话，妹妹先打开信看了起来，刚看了一会儿突然“哎呀”了一声，我凑过去一看，第二页第一句话闯入视线：“你父亲于4月×日不幸去世，据说是病死的……”
我心里一怔，眼泪夺眶而出，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社员们十分同情我们的遭遇，立即凑钱让我们回家。
心情十分复杂，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立即回家！快，快回家！
赶到场上，早已没有了去县城的班车。那些日子，知青强行搭车已是家常便饭。走出场口不远，便发现一辆卡车从身后开来，我不顾一切站到路中央，叉开双手拦车。那驾驶员对知青拦车的举动早就十分痛恨，加大油门朝我开来，我不假思索一屁股坐在路中央，那车直到离我仅一米才刹住。驾驶员当即破口大骂，我却赶紧爬上车头，述说自己父亲不幸去世，得立即去县城赶班车回家……总之，那时恐怕是疯了。
好心的驾驶员还是让我俩上了车。到了县城，最后的班车票已经售完。多亏在威远县瓷厂工作的一位四川美院毕业的校友华杰帮忙，助我们得以加了两张站票，第一次踏上了回家之路。
一直让我们揣测不定的是：信上为什么要讲“据说”是病死的？如果不是病死的，又会是怎样一种情形？我和妹妹都深知父亲的豁达，绝不会自杀。
我永远记得寡言的父亲，不厌其烦地对我重复的一句话：“心胸要开阔。”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每当说这几个字时把手轻轻地向前挥动两下的样子。
在我成长的不同阶段，父亲至少三次给我讲过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故事，他说：有个卖砂锅的，一挑砂锅便是他全部的家当。这天，他上路叫卖，一路唱着山歌途经一座山坡，却一不小心绊了一脚，一挑砂锅叮叮咚咚全部滚下山崖。卖锅人探头一看：所有砂锅全摔得稀巴烂，一个好的也不剩！“你说，他怎么办？”父亲问我。见我茫然不知，父亲说： 这卖锅人把空扁担扛在肩上，又唱起了山歌，走了。 父亲有一方极其昂贵的砚台，是我们家境很困难时，谢无量先生送给他的，60年代，却被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扔厕所茅坑里去了，这件事引得其他同学忿忿不平，痛惜万分，议论不绝。可好几天了，父亲回家却只字未提，后来有学生来我家玩说起此事，我们才知道的。对这些同学，父亲只是很平静地说：“扔都扔了，就算了。” 有时，家中会为某些不开心的事犯愁，父亲见状总是走过来，用大拇指掐着小指头摇晃两下：“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完就走了。说来也怪，父亲走后，一家人也总是再也不去纠缠这类不开心了。
父亲患有几十年的肺结核，是那个年代的不治之症，严重的是这病具有令人谈虎色变的传染性，所以除了春节一类重大节日，父亲与我们从来是分餐的。极少在一起的聚餐，定是严格使用公筷，他的餐具绝不让我们碰。60年代中后期，父亲却有一个让我们匪夷所思的举动：随身携带一个玻璃加盖的罐头瓶子，从家中带到学校，又从学校带回家中，用来装他日益增多随时要吐的口痰，我们觉得很不雅，父亲却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口痰里全是病菌，这样可以避免公共传染。”（最近，与父亲同一教研室的何芳华教授的女儿在谈及此事时说：她父亲生前曾对她们姊妹说，“你们知道吗？我发现钟先生那个瓶子里吐的不是痰，而是血……”）
1968年后父亲正开始受到冲击时，雪上加霜：一天，家中突然收到一封电报“钟仁杰跳楼住院命危，速来人照顾”。原来在北京中科院的三哥也因文革受到迫害，发生不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意外，一家人全傻了眼，静下来又商量如何应对。父亲回来了，看完电报沉默了一阵，在屋内来回度步，然后挥着手里的电报纸一遍一遍对我们说两个字：“糊涂！糊涂！”“这娃儿糊涂哦！”
……良久，父亲走到我面前，轻声地说：“你看我，不是也受到冲击吗？这有什么呢？……这没什么。不要犯糊涂。”说完，独自回屋去了。
所以我们深信父亲不会自杀。那，父亲会是怎样突然离去的呢？
不忍再提的父亲之死
当我们为父奔丧从农村回到家里，家里的气氛格外沉静。一到家我便下意识地跨进父亲的房间，一切依然如故，却因少了它的主人，一下子显得空空荡荡。而床头上，却挂着一朵大红花——那是因为我们“光荣下乡”，街道送来的，父亲一直把它挂在床头……
母亲说，父亲去世后，有两件事她是感到宽慰的：一是父亲临终前一天，她亲手为父亲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回锅肉，二是他临终卧榻上，一直挂着这朵大红花，他是戴着大红花走的……
看着床头上的这朵大红花，想起离别这一个月来,一贯沉默的父亲对我们的思念，鼻子一酸，泪水夺眶而出……
关于父亲的死因，母亲向我们讲了大致经过：那天，四川美院召开批斗院长王颂咸的大会，将王颂咸院长“安插”在学院的“反动权威”18人，称为“十八罗汉”统统拉去“陪斗”，父亲便在其中。
被反剪双手的父亲和其他“牛鬼”一一被推进礼堂大门，遭到“革命师生”夹道的猛烈拳打脚踢，其他“牛鬼”身体尚佳，倒也只是遭受了皮肉之苦，可一直就带病在身的父亲，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毒打……
被推上台后，只听得台上的主持者突然一声呵斥，命令我母亲上台“王景霞，上台来！”母亲一怔，心想自己一个家庭主妇，从未做过任何亏心事，心中坦荡，大步流星地上去了。上台后，却见主持者用手往我父亲跟前一指，“去拿扫把来把血扫了！”主持人再度呵斥道……
母亲才发现：父亲面前，已吐了一大摊鲜血……
——20多年后，一位原美院学生任兆祥在《龙门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怀念我父亲的文章《梦荷》，详述了当时的惨状。我看了一遍，再也不忍看第二遍……
现摘录那位亲历者的所述如下：
那天，当一声紧似一声的钟声把全院师生员工都集中在那口钟下边时，学生站在周围，当中却跪着老师。一些人还在喊：把××揪出来！一些人用理发推子在被揪出来的老师头上推出一道白煞煞的“跑道”，然后另一些人则把墨水从这些老师的头上淋下去，然后戴上高帽子上黄桷坪游街。钟老师也在其中。据说钟老师的罪名是解放前曾加入过一个年轻人的组织，再加上涮饭碗、腰捆麻绳（引者注：指在三年困难时期“丑化大好形势”）、传播封资修等。
钟老师每次参加批斗会总要带上一只果酱瓶。那个时候不少人以用果酱瓶喝水为时髦，钟老师由于患肺病，常咳嗽吐痰，痰不能随地吐，就吐在果酱瓶里。一次在绘画系会议室开批斗会，钟老师和冯建吾老师、江敉老师等人跪在专门从食堂里搬来的那种只有半尺宽的长条凳上，前面是一排桌子，桌子那边坐着批斗者，四周靠墙坐着全系的“革命师生”。批斗会从早上八点半开始持续到近中午时，我看见跪在凳子上的钟老师腰弯下去，屁股差不多要放到脚后跟了，这时一个批斗者口中喊着：“给老子老实点，你龟儿还想坐！”同时抬脚踩在钟老师背上，那是一双翻毛轮胎底牛皮鞋，被这样冷不防的一脚踩在背上，钟老师“轰”的一声倒在了前面的桌上，果酱瓶也碰倒了，痰溅了他一脸。人还未从桌上爬起来，嘴里却含混不清地接连说道：“我有罪！我有罪……”
那时批斗会不断，令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大礼堂召开的那次。钟声过后，广播通知全院“革命师生员工”在大礼堂开批斗会。“革命师生员工”坐定，大会主持人一声宣布：“批斗大会开始，把牛鬼蛇神押上来！”便看见“牛鬼蛇神”胸前挂着牌子双手被反剪着从礼堂后面的入口处，分左、中、右沿礼堂的通道涌到了主席台前。就在这当中，钟老师手中的果酱瓶失手掉到了地上打碎了。当所有“牛鬼蛇神”都在主席台前一字排开站定时，我看见钟老师躬身站在我面前，他耸着肩大口急促地喘气和不断地咳嗽。由于双手被反剪着，脖子上挂着大牌子躬着腰从礼堂后面入口向主席台前剧烈地奔跑，这时钟老师伴随着咳嗽声口中吐出来的已是鲜红的血了。失去了果酱瓶的钟老师只好拿出手帕摆在双脚前的地上代替果酱瓶，他躬着腰正对那张手帕。那是一张淡灰色的手帕，略显脏，四周有浅蓝色的细线条，钟老师用他那颤抖的手将皱成一团的手帕理伸，摆在了地面上，就一口一口地吐在上面……
我母亲讲述了批斗会结束后的情况：
批斗后的第二天，父亲感到不行了，母亲立即去了院医务室叫医生，校医看后说必须立即送医院，并与院方军代表商量找车送，但那天正是“九大”闭幕，全国都要欢呼庆祝的日子，为了庆“九大”，学院里所有的车都扎成了彩车。没法送病人。
拖到第二天，父亲独自强撑着去重医，不料因庆“九大”，街上全是载歌载舞的游行队伍，连公交也停运……无奈，父亲这样的重病人，竟坚持着自己步行一两个小时去了重庆医学院……
到了重医，又因要庆“九大”，停诊！只好又拖着病体步行回家……
当晚，伤情恶化，最终未能挺得过去，在喘了几口粗气后，与世长辞。
得到这一消息，院方军代表当即到我家察看情况，最后很慎重地说了一句：“死得很正常。”便再也没有多说话，离去了。
（左图：钟道泉于1963年所绘兰花。）
其实当时，院方和我家，都在回避“摧残致死”这个事实——在院方，这将是“违反政策”的；在我家，即使如此，也不敢承认，因那将被认定是“攻击文化大革命”、“诬蔑新生红色政权”、“诬蔑军、工宣队”……以至后来农村社员问我们情况，我们也只能含糊其辞地说“病死的”。
父亲是在我们下乡后那几天，才第一次被批斗游街，母亲告诉我们当时的情景说：你爸爸才怪哟，别人被游街，都把头埋得很低很低，生怕被人认出，可只有你爸爸，戴着高帽子弓着腰，提着盆子一边敲打一边走，还一边动张西望，一点不怕丢人，真不知道他在东张西望看什么。
母亲讲述的这个情景给我很大的震撼，这绝非常人之举。这其间体现出的非凡气度，我终于在若干年后，读到父亲画作中的一首诗句里，找到了印证。那诗云：
出丛不盈尺 空谷为谁芳 一径寒云色 满林秋露香
2021年6月2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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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几十年背负“出身罪”的母亲
蒋 蓉
母亲在“清队”中被“挂起来”了
1968年春夏之间，重庆爆发第二次大规模武斗高潮，我们全家从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再次外逃避难，辗转到成都后，住在母亲第二个继母的妹妹（我们叫九姨婆）家，时不时也会去母亲生母的亲弟弟（我们叫五舅爷）家玩一天，吃两顿饭。
一次在五舅爷家，母亲和五舅婆躲在厨房里说悄悄话，我隐约听见她们提到什么三青团……有人揭发……我就凑过去想听个明白。还没靠近她们身边就被呵斥：大人说话，你走开点。虽然，我没听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们那紧张、惶恐的神情，“三青团”、“揭发”这样的字眼和母亲联系在一起，已经叫我心惊胆战，那以后我就觉得家里要出大事。
武斗基本平息返回重庆不久，我的担心就被证实了。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三青团的全称是什么，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认为三青团就是身穿青衣头扎青巾面蒙青布，翻墙上房搞暗杀，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可怕特务组织！我无法相信那么弱小多病从不惹事生非的母亲，会是一个凶恶的特务。可在成都偶然“窃听”到母亲和五舅婆的龙门阵片段，如影随形，怀疑和恐惧就一直令我惶惶不安，不知变故何时会到来。
这一天始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的母亲被“挂起来”了。“挂起来”就是停止工作，接受审查。其实那时本来也没有正常的工作，所谓工作就是参加系里全体师生的政治学习、开批判会等等。被“挂起来”就成了阶级敌人，工资自然也停发了，母亲每月只能领取二十元基本生活费。
被“挂起来”的“牛鬼蛇神”们，每天集中在一起，或交代“罪行”，或劳动改造，遇到批斗大会，则全体挂着黑牌子站在台上弯腰低头，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问题严重”的，晚上不让回家，形同拘留。
我母亲并非本人有现行的反革命行为，因此还没被划归为“问题严重”的一类，吃饭和睡觉的时候可以回家。
母亲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那间单独的小房间里。小房间的窗户对着另一住户的厨房墙壁，中间有个窄窄的过道，因此采光通风都很差，由于阴暗潮湿，既不能做书房也不宜做卧室，我们家只在里面放了一张不用的旧书桌、两个书架和一个放洗脸盆的架子，除了洗漱和拿书，平时基本没人在里面呆着。母亲把自己关在里面，无声无息，只是在吃饭时才出来把自己的饭端进小房间里，单独吃，好像怕把我们“污染”了。每天晚上吃过饭，她匆匆洗漱一下就躺到床上，用被子把自己严严实实地捂起来。
有一天，中文系文革初期和母亲关系很好的刘老师来我们家，在她的床边坐了好一阵，讲了一通“悄悄话”。我在门口没敢进去听，内心却强烈企盼刘老师的“悄悄话”是她带来的好消息，宣布我母亲不再是“阶级敌人”。可我从门缝看到的情景，是母亲裹得严严实实的被子在不停地抖，没有任何声音。
那段时间，母亲几乎变成了哑巴，她不说话，家里也没有人跟她说话，在我的记忆里，家里就和没人一样静得瘆人，我唯一想得起来母亲说的一句话是：“你少给我做脸做色的。”
母亲这是在骂我。
母亲“挂”起来以后，我内心一直怨气冲天，本来，我的家庭出身还有些含混不清，学校里填表格，家庭出身这一栏，都是写的教师。母亲这一“挂”，直接就把我挂进了黑五类子女那个被人蔑视的群体。母亲让我在同学们面前无比自卑抬不起头来。还好那时“复课闹革命”，我们在学校每天除了“早请示晚汇报”，就是追着校宣传队看演出，基本无所事事，回家也无需请假，不在学校待着也无人清查。我觉得在学校没脸待下去了，正好那时没人管家，我就回家做了全职“煮妇”，全天候料理家务事。
母亲没有工资，父亲每月领了工资就放在立柜中一个小小的旧皮箱里，由我自主开支。虽然我对母亲成了“牛鬼蛇神”心存怨怒，但客观上还是认认真真地照顾了母亲。
在此前的1967年初，母亲美尼尔氏综合征第一次发作，以后一直没间断治疗，主要采用的是打听来的偏方——老母鸡炖中药材，母亲“挂”起来了，治疗也没中断。那时，我每星期要去农贸自由市场买一只鸡。记得有一次，我提着鸡往家走，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过来问我，小妹儿，你买的鸡好多钱一斤？我老老实实回复了，她把脸一沉，大声抱怨：哼！再贵都有人买！那口气好像是我把物价抬高了。
一天中午，母亲劳改回来，拿了张小凳子坐在小房间门口。我是家里管事的，买菜煮饭洗衣打扫卫生都归我。对母亲，怨归怨，该我做的事没有落下一件。见母亲浑身泥土回到家，我赶紧给她煮了一大碗面条，端出来递给母亲的时候，我却阴沉着脸，动作也有些摔摔打打的意思。母亲就用那句话骂了我。我不服，心想都这样了还有什么资格骂我，就口无遮拦地顶撞母亲，顶撞完了还觉得委屈，返回厨房继续摔摔打打。待我摔打完出来的时候，看见了一个让我痛恨自己一辈子的场面：母亲端着那碗面，一口没吃，正在无声地抹眼泪。
我的眼泪刷地就涌了出来，转身回到厨房大哭了一场，心情极其复杂。虽然我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母亲是无辜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自觉的反躬自问和内省，更不可能对当时很多问题有深度思考，但母亲默默无言的泪水，从亲情的角度一点一点融化了我心中积攒的怨恨。自母亲被“挂”在“牛鬼蛇神”的队伍中以来，我第一次深深感到了自己对不起母亲，当然，也仅仅是从亲情的角度。很多年以后，每每回忆那个场面，我都无法控制自己悔恨的眼泪。
不过那时母亲到底有什么“历史问题”，我的确一无所知。我进中学时年龄相对较小，父母没让我积极要求进步写什么入团申请书，就没告知家庭的详细情况。因此，我根本不知道我们全家因为是“台属”而成了内控对象，不知道台湾的外公有什么样的身份，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自解放以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被盘查监控。我看到的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母亲没有工资了，还得天天去劳改。情绪低落的我，不要说体谅安慰母亲，我自己满心的怨愤也无处宣泄。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察母亲穿什么衣服。倘若母亲穿着那件很破旧的黑呢子大衣出门——破衣服是母亲去参加劳动改造的标志，我站在门口望着母亲渐渐远去的瘦小身躯，会感觉自己也慢慢地滑入了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阴云里。倘若哪一天母亲换上另一件半新的黑呢子大衣，就开始想入非非：母亲的问题解决了，不再是“牛鬼蛇神”了，可以正常地跟革命的师生员工一起参加政治学习了，等等，然后兀自产生一种驱散乌云见太阳豁然开朗的兴奋。我并不知道母亲穿好衣服出去有可能比穿破衣服的情形更糟——穿破衣服还只是去扫马路、扫厕所或干别的什么体力劳动，穿上好衣服则完全可能是站在一个什么台子上，挂着黑牌子低头弯腰被革命师生员工批斗、谩骂和侮辱。
我的白日美梦不能把母亲从“阶级敌人”的队伍里拯救出来，事情的发展也决不会以我的意愿为转移，我只能在自己的猜测中苦恼煎熬，在希望和失望的波峰浪谷中跌宕挣扎。天天企盼母亲回归革命队伍，但我的愿望不过是一个一个五彩的肥皂泡，绚丽地从我眼前飘飞过去，无声无息地碎掉。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我们下乡远离父母的时候，都还没有结束。我们下乡后，母亲和其他“被挂起来的阶级敌人”一起，被送到地处嘉陵江对面的北碚东阳镇夏坝中学，在那里集中劳动改造，不能回家。还在读小学的弟弟，有时周末乘坐渡船过江去探望一次，送些日用品给母亲。
1990年，戴姨婆（我母亲的另一位继母）专程从台湾回大陆来看母亲，闲聊中母亲倒没怎么提及这几十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姨婆婆说他们虽在台湾，对国内那些年发生的事早有耳闻，母亲不说，她也能想象到这么多年母亲是怎么艰难度日的。她歉疚地对母亲说，我们过的倒是好生活，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遭了那么多罪……（下图：母亲于文革后期留影。）
其实，他们在外面的人，没有亲眼所见那个疯狂的年代，无论怎样放飞想象力，也涵盖不了母亲多年的艰难历程和内心苦痛。因为几十年的压抑，母亲少言寡语，性格内向忧郁。有个朋友半开玩笑说，你妈妈像个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就飘到身后来了。这个譬喻虽然让我心里不太舒服，却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我母亲由里到外的压抑和谨小慎微。翻看1976年之前她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是面带笑容的。
从19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母亲饱受磨难，我们却从来没听见她有过任何抱怨，自始至终，她都把自己定位为有罪的、需要改造的人，自始至终，她都真诚希望自己向着“进步”方向的努力能得到“组织上”的认可。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母亲的内心，从来没有坐下来向母亲探问过她的心路历程，从来没有了解过，时代的那一粒尘埃跌落在母亲头上时，她是怎样顶着一座大山艰难前行的。母亲去世，把许多深藏于心的东西永远带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自责、愧疚和遗憾。
外祖父是国家民族的功臣
母亲在文革中遭难的原因，我一直不敢向她询问，怕引起她对那些痛苦岁月的回忆。我是多年后才从哥哥的讲述中，从台湾的姨妈寄来的资料中，陆续理出了一些头绪。
我的母亲叫郑凤瑛，1950年代初（具体时间不清楚）大学毕业，在大学里工作几十年，却没能成为一名教师，更没能逐级晋升讲师、副教授乃至教授，实现她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学古典文学的她，在中文系的资料室里工作，把瘦弱的身躯埋在书山文海之中，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收集整理资料、为教学服务的工作，直到文革中被“挂起来”作为清理对象，遭到批斗、审查，都只因为她的“家庭出身”，即那个时代所歧视的“出身罪”。
母亲出身于民国时代一个官僚家庭。我的外祖父郑廷杰，字少南，在国民政府邮政部门工作。东北沦陷的时候，外祖父的职务是总巡视员，伪满洲国成立后，外祖父奉命带领属下员工回到关内，他在北平、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32年调往成都。（下图：外祖父郑廷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年已三十几岁有家有口的外祖父，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主动请缨加入了国民政府刚为抗战而创建的军邮部门，被派往江西、安徽等地为抗战做邮政服务工作。日本进攻缅甸时，外祖父出任中国远征军军邮总视察，获授国军少将军衔，随远征军出征缅甸。远征军在军事上失利后撤，外祖父仍然留守前方，待所属邮政全部撤离完毕他才撤离。那次回国路途艰辛，外祖父没有仓皇逃跑，除了指挥部下躲避日军轰炸，他还沿途收容失散的车辆和人员，最后带着一支可以立即编队投入工作的车辆人员队伍回到昆明。因功绩卓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别颁发给他“陆海空军甲种奖章”。目前，成都建川博物馆还收藏了由蒋介石颁发给我外祖父的抗日战争胜利勋章和证书（见下图）。
1947年，外祖父在四川省邮政局财务帮办任上被调往台湾。当时还不像国民党最后逃离时那样混乱，虽内战已经狼烟遍地，但社会秩序尚可，尤其是处于后方的四川。外祖父带领一家大小十余口人离开，有充足的时间做准备。
那年，我母亲刚刚进入大学不久。之前，她的继母一直借口家里经济困难，不同意她上大学，给她找了个小学教师的职位。抗战胜利外祖父回到家中，她才得以报考大学。因为这个曲折的经历，她断然不愿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况且，外祖父带着一家人离开，正好成全了她那个梦寐以求的愿望——脱离关系过于复杂的家庭。除了希望脱离家庭，母亲那时还已经有了新的感情寄托，所以，她决然选择了不跟外祖父走。
（上图：母亲〔左2〕上大学时留影。）
多少年来，我母亲和外祖父都是聚少离多，他们父女都以为这次调离也和以前一样，不久还是可以见面的。孰料外祖父这次离去犹如乘火箭去了外太空，双方再也联系不上了。一别成永诀，是他们谁也没有料想到的结局。那以后，我母亲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和一母所生的二妹及其他一些亲人。
外祖父最后从中华民国邮政总局副局长职位上退休。在台湾任高官的外祖父，并没有带给我母亲荣华富贵和锦衣玉食。
到了八十年代初，春天的故事拉开序幕。外祖父通过香港友人千方百计联系上了我们。海峡阻隔了三十余年的两岸父女情，被一张张纸片承载着，汇入了那个年代万紫千红的新画卷中。外祖父在通信中反复陈述希望和母亲见面的愿望，可最终，这个愿望也只限于一枚枚穿梭于海峡的小小邮票。
外祖父的返乡愿望未能践行，1987年他在台湾去世。
母亲得知这一消息是在一个傍晚，我下班把信件带回家交给了母亲。夜幕慢慢拉下，屋里光线已经十分昏暗，母亲关上房间门，没有开灯，也没有吃饭，就这么默默地久久地坐着。母亲这一辈子，从未张扬地哭过，她把自己埋在漫无边际的黑暗当中。三十年，那是怎样的一种不能想不敢想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最隐秘的地方闪现的思念？！原本以为渺无希望的希望刚刚重新燃起，又被从此阴阳两隔的绝望一寸一寸吞噬，所有的思念和牵挂再次一点一点融化在母亲绵长的泪水里。
当年，母亲不跟外祖父去台湾的决定，带来的结果不仅仅是骨肉分离的痛，更埋下了她大半辈子在政治运动中成为长期“运动员”的伏笔。
母亲因“出身罪”长期被内控
我母亲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到了新政权的行政机关川西行署工作，在那里当文化教员。以母亲的家庭出身，以她被列入内控人员名单的个人身份，应该不可能进入这样的单位工作。不知是不是因为新政权刚刚建立，亟需各种人才，审查放得比较宽。行署和当时的军队一样，实行的是供给制，这个工作让我母亲内心有一种被认同感，她以为自己从此融入了革命队伍之中。
但没多久，母亲就开始承受政治运动的强烈冲击波。
“三反五反”开始，我母亲被诬陷贪污了五元钱团费。她一不是团员，二不是财务人员，就算她有贪污的心，也没有任何机会能拿到钱。事实上，如果仅仅以母亲的家庭出身为由开展对她的公开批斗，恐怕理由不充分也不能服人，时值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安一个贪污团费的罪名让她挨批判做检查，让她深刻认识自己反动家庭出身这个原罪，搞清楚自己的地位，从今以后老老实实绝不乱说乱动。这种方式估计也是那个时候让这类出身反动的人从此成为一个螺丝钉，无条件服从安排的有效方式。贪污之事后来不了了之。但从那以后，每逢重大政治运动，不论母亲多么小心翼翼谨言慎行，也没有哪一次能躲过被审查、盘问和写交待。母亲一直生活在精神高压之下，尽管海峡成为铜墙铁壁后，她对自己的父亲及其家庭已经一无所知。
1952年院系调整，我父亲当时在川大师范学院教育系当助教。教育系几乎是整体调往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母亲随父亲一起，调入西南师院，开始在数学系办公室，后又调整到中文系办公室做秘书。可能也是因为母亲的身份，秘书这种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不适合她，就被调到资料室，母亲在中文系资料室一直工作到退休。
母亲对子女的“润物细无声”
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文静内敛的人，我们小时候从未挨过她的打骂，她也从未对我们有过什么要求，这并不是说母亲对我们的成长没有任何付出。比如我小时候特别不爱整洁，睡觉时，常常把脱下的衣服团一团，扔在床角了事。母亲并不骂我，她只说，你看看你哥哥，他睡觉时脱下来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边椅子上，你一个女娃娃，不能那么邋遢，以后遭人嫌弃。哥哥从小学习好、守纪律，一直当学生干部，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恢复高考以后，他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业，母亲一辈子都以她的大儿子为傲，可她却从未有过偏心眼，单独给哥哥额外的任何物质奖励。倒是对弟弟，母亲愧疚了一辈子，因为大炼钢铁，他1岁左右就被送进了幼儿园全托，母亲认为自己给予弟弟的母爱太少，是一种无法弥补的过失。
对于我们的缺点，她不打不骂却能迅速让我们自省自悟。三年饥饿时期，父亲去了成都编教材约两年，弟弟在幼儿园全托，食堂在编的搭伙人员就是母亲、哥哥和我三人。那时，饭量最大的是哥哥，他是男孩又正处于长身体需求特别旺盛的阶段。某一天，哥哥突然提出要和我们分开，各吃各的，因为他觉得吃不饱。母亲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把一张饭卡交到了哥哥手里。
哥哥自编自导的这场闹剧只上演了不到一天。拿到饭卡的第二天，中午食堂卖胡豆蒸饭，他把中午晚上两顿的饭一次买了，回到家端着饭锅，一边看《水浒》，一边吃饭。在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副食品补充的情况下，对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男孩，别说五两饭，就是再加五两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吃下去，那一锅饭在不知不觉之间很顺畅地就进了他的肠胃。等他意识到锅里装的是中餐和晚餐两顿饭，已经晚了。看看残留在锅底的几口饭留到晚上也管不了什么用，就干脆吃完了事，下一顿怎么办，懒得想那么多。
中午吃了个久违的痛快过瘾，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哥哥一头栽进了噩梦之中。有了中午超过平时的饱餐做背景，晚上的饥饿感被放大了数倍，肚子响亮地咕噜噜叫个不停，却没有任何东西哪怕一小碗糨糊，可以倒进去暂时安抚一下辘辘饥肠。他只好坐在里屋看书，试图借此转移注意力。可是此刻，《水浒》不但失去了中午那样的吸引力，反而强化着他的饥饿，特别是看着书中“三斤牛肉，两斤素饼”之类的描写，喉咙里都要伸出爪子来了。看书成了装模做样，哥哥的眼睛早滑出了房间门，溜到了门外阶沿上，我和母亲正在那里用小炉子煮晚饭，哥哥的狼狈样子被我们尽收眼底。其实这件事我已没有多少印象，二十多年后听母亲讲起：“还是我们蒋蓉心眼好，那次给我说‘妈妈，哥哥没饭吃好可怜哦，我们喊哥哥一起吃饭嘛’。”
母亲原本也没打算让哥哥饿着，不过是想借这事教育一下他，让他醒悟，明白自私的举措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吃的也是胡豆蒸饭，在我和母亲两个人的定量里加了水，采摘一些房前屋后种的新鲜蔬菜加进去，煮成了一大锅菜饭。母亲让我进屋去叫哥哥吃饭。我俩一起出来时哥哥手里捏着饭卡，走到母亲面前，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把饭卡交还给了母亲。母亲接了饭卡也没说更多话，只是招呼我们吃饭。
1978年我和弟弟同时考上四川大学，母亲下班回家，走到家门口听说了这个消息，她靠在门框上只说了一句话：“哎，我的腿都软得站不稳了！”母亲一辈子从未对我们提过任何要求，从不说你们要怎样怎样……你们该怎样怎样……她对自己儿女的关怀、疼爱和希冀，永远都是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实现的。
我和哥哥下乡后母亲得到“解放”
1969年3月初，我和哥哥随北碚区第一批知青下乡去川北苍溪插队落户。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一辈子很少下厨的母亲（因为有食堂，学院的教职员基本不在家里自己做饭）和好面，用平时舍不得吃的白糖和菜油做馅烙饼，说给我们带在路上做干粮。
邻居们纷纷前来探望，说一些祝福的话。话都是好听的话，话里话外却有几分凄凉。我站在厨房门边，听厨房里的母亲一边忙活一边对邻居说，我们蒋蓉小的时候，一说起要上幼儿园了，就自己一个人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哭半天，现在要下乡了，离家那么远……厨房里没开灯，母亲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灯光做事。我没看见母亲是否有泪，但我哭了，转身躲进了房间，不想让母亲和邻居看见。
第二天早上天还漆黑，我和哥哥就起身了，各自背着硕大的铺盖卷出了门。母亲不能送我们，此刻的她，还被以革命的名义集中批斗劳改，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也不能离开西师校园。我们打开房门的时候，黑暗中传来了母亲的声音：路上小心啊，到了以后尽快写信回来。母亲没起来送我们，她简单而平实的告别，也听不出有什么伤心的情绪，也许她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的儿女“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是对党忠诚的表现，所以不应该有什么难过。其实，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母亲难过还是不难过，因为我们都没有进里间去跟父母当面道别。
1969年年末，母亲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清理了一年有余，“参加三青团”问题查无实据，除了关于她家庭出身的旧有罪名之外，什么新的罪行也没清理出来，终于被宣布“解放”。
获得“新生”的母亲随即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党和领袖的感恩戴德充溢字里行间。如许多年，母亲如一叶飘摇的小舟，穿过了各种运动的大风大浪，她没有因此而生长出一个坚定的内核，而是从心底认可了自己的原罪。我不知道该不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描述母亲，但当“组织”宣布“解放”的时候，她确实像一个真正的罪犯经过劳动改造获得了释放一样，对“党和人民”的宽宏大量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母亲信中写满了感谢党、感谢伟大领袖、感谢人民给了她新生，给了她重新做人的机会，她要继续努力改造，才对得起党和人民之类的话。她还要求我好好劳动，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不辜负党和伟大领袖的教育培养等等。
记得那一天，阳光明媚，我站在院坝里读信，沐浴着灿烂的太阳雨，母亲那封长长的信，翻来覆去只有两个大字在跳跃——“解放”！我百感交集！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流下了幸福的热泪”！也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翻身得解放”！透过泪花，我甚至看到了未来世界闪耀着斑斓色彩。一座沉重的大山，终于搬走了！
后来知道，我和母亲都患了相同的幼稚病。那个年代，帽子一旦戴上，就像观音菩萨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圈”一样永远取不下来。“右派”摘帽后叫“摘帽右派”，帽子在，帽子的颜色也在，换个叫法而已。1971年招工，我被挤出公社推荐的名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遭遇，都是最直接最到位的诠释。
母亲来乡下探望子女
母亲“解放”后，刚一有行动的自由，就像要把我们下乡时未能送我们的遗憾弥补回来一样，她立即决定要来苍溪看我们兄妹。她和一位回老家南充探亲的同事结伴到了南充，那位同事帮她买好到苍溪的车票，还极负责任地一直把她送上班车。
母亲来农村看望我们是1970年初，天气还很冷。按母亲信中约定的时间，我和哥哥，还有水文九队哥哥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苍溪接她。我们这帮要好的朋友没有谁的家长来过农村，所以母亲那次来，被大家看成一件很隆重的事，就去了这么多人迎接。
从公社到县城沿河边纤路（纤夫拉船走的路）60余里，我们到达县城已经是中午时分，找了个小饭馆吃过饭，就去长途车站迎候从南充来的班车。车站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乘客。再一问，才知从南充来的班车已经到了好一阵了。
母亲是第一次来，又没有任何熟人，她能去哪里呢？几个人分析了一下，如果我母亲确实是乘的这一班车，她只能待在苍溪县城里，去不了别的地方，见不到我们，她肯定会找旅馆住下来等我们。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到旅馆去查看旅客登记簿有没有母亲的登记。我们决定先去离车站最近也是最高档的那家旅馆看看，县城里其他小旅馆都在偏僻的小巷子里，母亲人地生疏，不可能去那些地方。
母亲入住的这家四层楼旅店，位于县城边上，跟长途车站之间隔着一大片农田，当年是苍溪县最高的建筑，也是最高档的旅馆，一些县领导的农村妻子农转非后就安排在这个旅店里工作，可见这个旅店当时的地位。
那时，我们自己到县城办事或玩耍，只能住两角钱一晚的旅店，很多时候为了省钱还两个人挤一张小床。睡在几十个人的大房间里，油腻腻的铺盖散发出难闻的异味，盖在身上不像棉被倒像一张油光光的猪皮，冰凉冰凉的不往身上贴，保暖效果极差。（下图：下乡当知青后的作者与母亲合影。）
这个旅馆的普通房间住四个人，更高级一点的住两个人，当年招工的时候，重庆各单位来的人全都住在这里。条件好价钱当然也“好”，四人间一元钱一宿，双人间一元五一宿。我们知青一般情况下都不敢问津，我当时干一天活，只有三角钱左右。
我们没有沿着绕道的公路走，而是穿过农田走捷径，在离旅馆还有一百多米的地方，我和哥哥同时看见母亲正站在旅馆的大门口四处张望。我兴奋地大喊：“妈！”我们像儿童时代在幼儿园看见来接自己回家的父母时一样快活激动，撒腿飞奔过去。
母亲下车后没看见我们，坐了大半天车她已经很累了，就跟着同车的人一起到了旅馆。住下后，她估计我们来了会在县城里找她，而且一定会找到旅馆来，就出来站在大门口等。她刚一出来我们就到了。
从苍溪县城到我们公社不通车，只能步行。若只是我们几个，甩开两条腿就走了。但有母亲同行就不一样，她已经连续两天乘坐长途班车，很疲劳，肯定不能再走，我们就跟母亲一起在县城住了一夜。当时母亲还不满四十八周岁，可是在我们眼里她已经很老了，几十里崎岖不平的山区小路对于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几个带着母亲离开县城前往浙水公社。先顺着公路走到洄水镇，再沿河边的纤路走到浙水公社新华一队的地界，从那里开始爬山，爬到跟我们生产队齐平的山腰上，走过无数窄窄的田坎，穿越许多农民的院坝，一路乡间小道，经过了新华一、二、三队和新民一、二队，就到了我所在的新民五队。下乡一年来，往返县城已经轻车熟路，我们走单程不过四五个小时。那天带着母亲走得很慢，早上八点来钟从县城出发，一直走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了我的生产队。母亲自己走完了全程，到达后还兴致勃勃地东走走西看看，很精神的样子。
后来母亲还到过一次农村。事隔一年多，母亲已经十分明显地衰老了，也因下雨路滑，她从苍溪县城到我们生产队，几乎是由我和同一户插队的同学架着走完全程的。
母亲两次到农村都住在我那里。第一次时间不长，去哥哥所在的水文山呆了两天，和哥哥的朋友们一起聚餐，那是她一辈子难得的快乐时光。母亲来第二次住了一两个月，物是人非，水文山的知青已经差不多走空了，我们新民山这边比较熟的知青也走了一多半，完全没有了第一次那种热闹和欢乐。秋收时节，母亲天天帮我们煮饭，收红苕时，她还跟着一起出工，到地里捡红苕，参加一些她力所能及的轻体力劳动。有时，我们晚上去生产队开会，母亲一个人守着两间黑洞洞的大屋，一盏鬼火一样的煤油灯，就隔着墙大声同隔壁的大婶摆龙门阵，驱赶心中的恐惧。
直到我调工作离开了农村，母亲才对我说，不晓得你一个人那两年是怎么熬出来的，那样的房子，一个人在里面……在那之前，母亲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她是担心会让孤身一人留在农村的我害怕，不给我增添任何心理负担。
母亲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走了
2001年2月14日，这一天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永远的黑色。还在1999年6月，我就被医生告知过母亲不行了。我哥哥带着儿子提前回国探亲，但那次，母亲挺过来了。母亲那时已跟我一起住在珠海。（左图：母亲晚年与子女的合影。）
哥哥他们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午睡，按响门铃，开门的竟然是母亲，迎面给了哥哥一个巨大的惊喜，眼前的母亲虽然很瘦弱，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7月20日哥哥依依不舍地跟家人辞别，心中不祥的预感挥之不去，他说隐隐觉得今后将再也不能跟母亲在一起了。离开的时候，哥哥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力地拥抱了母亲。母亲倚着墙默默地用手绢擦眼泪。这是他最后见到母亲的样子。
2001年2月14日，母亲静静地走了。
前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给哥哥打电话，因为母亲的情况突然很不好，要他和母亲说几句话，我担心母亲被进医院，哥哥就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了。那天中午，我还喂母亲正常吃了饭，到吃晚饭的时候，刚喂了两口，她就突然咽不下去了，连水也喝不进去。我立即打电话问医生，医生说千万不要再给她吃，她的吞咽功能已衰竭丧失，再吃东西会呛死。哥哥在电话里叫了几声妈，母亲应了，声音虽然含糊不清但神智尚清醒。哥哥说妈你等我啊，我马上回来看你。母亲回答说好。（下图：1999年作者哥哥回国时与母亲和作者合影。）
哥哥后来说，当晚他一直睡不踏实，迷糊了一阵子，梦见了母亲，也没有什么恶兆，梦中是和母亲在什么地方散步，还说了一些话。突然惊醒后便再也不能入睡，看看钟是他那里的五点半，翻身起来给我打电话。
电话一接通，哥哥听到我在电话这头泣不成声，我传递给他的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的妈妈已经走了!听到噩耗，泪水一下子模糊了他的双眼。
母亲走的那一天，是情人节。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在这一天相聚，母亲却在这一天离去。病榻上，母亲曾对我说没有人喜欢她。母亲所指我心里明白，她的含蓄，她典型的中国式的教养，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她从来不把“爱”字直白地表露出来，走到生命的尽头仍如此。
我说，我们这样侍候您，还不算吗？
母亲不再说话。
她在情人节悄然离去。曾经，为了这种美丽的情感，她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毅然选择了不跟她父亲一起离去，以至今生今世再也没能见到疼爱她的父亲以及其他家人。孤独的母亲，为自己无法选择的“家庭出身”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各种无罪之“罪”，羸弱的身躯担起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那份沉重，默默地承受了二三十年精神上的巨大压力……
母亲走的那一天，阳光明媚。
是不是忧郁的她豁然开朗？是不是她要告诉我们，她已经摆脱了人生的一切烦恼和痛苦？不知那阳光明媚意味着什么。只是好几个月，我都不敢、不愿看见那样明媚的阳光。阳光下，我的眼里总是蓄满了泪水。
（下图：浩劫结束后作者上了大学，母亲难得有了一张喜悦的留影。）
曾以为，作为子女，我在母亲的病榻前尽孝堪称最好。母亲长期便秘，病重卧床后更是无力解大便，第一次是医生让我帮她把大便抠出来的，那以后就成了我照顾她的必须工作之一。熟人们夸赞：这样的举止在当今已属凤毛麟角。被感叹赞叹包围的我飘飘然了，也把自己定位在于凤毛麟角之中……母亲去了，我才痛彻骨髓地发现，其实是母亲长期忍受我的坏脾气，宽容我的不耐烦，母亲用她的善良，包容了我的一切过错。我多么想一切能够从头再来，可“子欲孝而亲不待”，母亲再也回不来了……
母亲的一生坎坷不平。母亲的一生郁郁寡欢。母亲的一生忍辱负重。或许，她的一生还太普通，太没有“成就”——在大学工作了一辈子，连个副教授的职称也没评上，她似乎永远是一个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埋头工作、毫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
但在我们心中，母亲站得很高。对于那些曾经暗中伤害过她，或当面侮辱过她的人，她从来没有过怨恨，更没有想过报复。她兢兢业业地工作，从来没有计较过报酬和得失。是这样的母亲，把我们培育成了善良的人，虽然，按照社会的一般标准，我们也没有成什么“大器”，但我们想，母亲泉下有知是可以感到欣慰的。
1990年代，电视剧《渴望》播出，每晚万人空巷，这部电视剧也是我母亲的最爱。在我记忆里不爱唱歌的她，不但完全记住了主题曲歌词，还把歌词写在红色纸条上，粘贴在相册里：“故事不多，宛若平常一段歌。”这是母亲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母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一段最普通最平常几乎无人知晓的歌，是我们心中永远回响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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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心中的“绊脚石”
——“群专”时期铁板巷一家人
竹之立
重庆的“群众专政大军”简称“群专”，兴起于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之时，那时在夫子池的群众艺术馆展览馆是挂了“群专”牌子的。 有一天，人群簇拥着一辆大卡车，从民族路向解放碑驶来，就是平行于大阳沟菜市场的方向。卡车上绑了一位老妇人，风吹得花白头发满面都是。穿时髦黄军装的“群专”们反架起她的臂膀，她似乎在喊叫，却无声音，因为她的嘴被一条布勒住了，像马嚼子一样。 四周围观的几百人在吼叫，追随在卡车周围：“反革命!”“盗窃犯!”“坏分子!”“镇压，镇压，镇压!”…… 我有些奇怪，她偷了什么东西了? 终于看到她身边的几块纸板，红黑的字：盗窃犯! 盗窃市场白菜叶，南瓜皮! 一个破尿素口袋确乎装了几许菜叶子作为证据挂在老妇人脖子上。 风凌厉地吹起她的花白头发，满街都是看热闹的人。 突然，我认出她来，因为她也发现了我，死盯着我。 在临江支路和重庆市政协所在的沧白路之间，有一条捷径的巷道，叫铁板巷。这老妇人，或许并不老，与她的一个残疾儿子和小女儿就住在那里。我们应该算经常照面的邻居。 残疾儿子双腿瘸了，瘫在地上，用自制的轮滑车——下边安装了滑轮的一块木板，双手撑在地上活动。他每天在街面上滑来滑去，捡拾弃物。遇到熟人，抬起头来，露出灿烂的笑脸。 他和我几乎没有过交谈，毕竟他小我七八岁，我那时正是高中毕业。因见他在垃圾堆里捡书，于是给过他几本旧书。有一次他母亲遇着我，向我说了好些感谢的话。 “他喜欢那本安徒生童话，真是要谢谢你!”她说。我听上去倒觉得有一点诧异，因为她说“安徒生”时显然是说的外语原名。 她的小女儿成天在巷道里、街面上乱跑，钻来钻去，满街都充盈着她的笑声、尖叫声。每天黄昏，就听见老妇人在巷口大声喊：“细囡囡，回来了!” 一年四季，经常见这老妇人在大阳沟菜市场捡菜叶子。 听说他们家是从上海迁来重庆的，1949年秋。她的丈夫大约是那时的公务员，是公路局的什么处长吧，听风言风语说。这样便是伪职员了，前些年，按“历史反革命”的身份被抓捕了去。她同时也失去了在街道纸盒厂的工作。 有一年过春节，我全家都在湖北，我一人在重庆铁板巷家中。她到我们楼上来收垃圾费，同时送我一盘刚包好的汤圆。带着空盘子下楼的时候，她回头说：“水烧涨了才下汤圆。汤圆浮上来，再等一会儿，等到汤圆都在翻身，那就是熟了。” 汤圆熟了为什么会翻身? 我心里想。她仿佛听到我的问题，微笑补充：“汤圆熟了，就是面粉胶质化了，下面的气体受热膨胀，却出不去，汤圆重心上升，就会翻转。” 我再一次感到诧异，并且觉得她并不那么老。可能，她不过四十岁吧。 ……卡车上的她盯着我，卡车往前缓行，她扭过头来，努力朝我这边看。 我隐约懂得了她的意思，立刻向铁板巷跑去。 但遍街不见这两兄妹的影子。我又找到他们家，就是两栋房子的外墙夹成的一处通道，顶上斜支了若干木棍、铁棍，杂以水泥板、铁皮和席子聊作避雨的屋顶。 门板上的铁丝松开着，黑洞洞的，没人在。
铁板巷一带叽叽喳喳的流言已然传开。于是知道，她之所以被“群专”游街，除了捡菜叶子，主要是“群专”办公室查到她是被判“历史反革命”的伪职员的家属。对这样身份的人，不论怎样地虐待一番，施虐者总是安全的。 黄昏，没有听到叫：“细囡囡，回来了!”
天黑尽的时候，我又去了铁板巷，他们家仍空着。
老的被“群专”了，难道小的也被“群专”了?或许，听说母亲出了事，他们也追那卡车去了?谁在照看他们?在兴冲冲看热闹的人群中，谁会在乎趴在滑轮车上的残疾儿和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儿? 我的担心渐渐膨胀起来，想，失去了母亲，这样的两兄妹能活几天? 黑暗更深，我站在路口，一片茫然。 第二天，仍不见两个孩子的踪影。于是到展览馆去打听。几年前，那里展出过“李有行水彩水粉画”，我去临摹过，楼上楼下都熟悉。但，那天我连进门都不可能了。最终，戴红袖章的汉子盘问起我的来历，家庭成分了。这时你会感觉到真正的恐惧。 在这个年代，如果有人消失，你不知道去哪里查找。如果你坚持查找，你就可能惹出是非。 到第二天黄昏，有人在沧白路政协礼堂斜对面，那个立着“張烈士培爵纪念碑”的大陡坡下面，发现了她儿子的尸身和破碎的滑轮车。那少年是在寻找他妹妹的慌乱中，从那儿滚下去了。 他的妹妹从此凶多吉少地失踪了。 老妇人，姑且仍这么称呼她吧，过了两个月才放出来，因为她多次翻墙逃跑，已被打得不成样子。 我几乎不敢与她照面，自己总是觉得有罪一样的。那老妇人在车上那样盯着我，是给了我一个嘱托，但我毫无所为。 她一直在拼命寻找她六七岁的女儿，直到两年后死在铁板巷。难以想象，在她临死之际，她的心是多么凄苦。 那时我作为知青被落户到了酉阳。 五十多年了，我难忘这一家人，也为自己的无能深感自责。有时候看到大街上的小女孩，听到她们的笑声，会不由得想，这会是那个孩子吗? 不，这不可能，如果那小女孩还活着，她早就成年了。 每次煮汤圆，看到汤圆翻身，老妇人会一闪而过。我记得，她解释汤圆的非稳平衡态时，那目光非常清澈，毫无老态。 据说在德国的一座小城班贝格，常常可以在一些房门面前，看到地面上钉有铜牌。那铜牌上记录着这里曾经居住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日和遇难日，他们都是被纳粹虐杀了的。人们把这些铜牌称为“绊脚石”，是为让人停下脚步，是为提醒，不要忘却。 有生之年，大约不太可能看到铁板巷的“绊脚石”，因为我们的民族是以忘却痛苦来获取快乐的，也是善于用他人的痛苦来点燃自己的欢乐之火的。但，钉在我心头的“绊脚石”，谁也无法把它抹去。
当她无声地喊叫，我听到了空气中撕心裂肺的呼喊：“我的儿啊！……” 虽历经半个多世纪，这无声的声音仍激荡在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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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生命的哀歌
义 奎
梁国华同学的遗像，突然出现在忆南开中学的微信群里，让我非常震惊。这是一张五十多年前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军装，带着军帽，显得那么稚嫩，还是一个没有成人的孩子。
我久久地凝视着照片中的少年（见下图），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他短暂的生命，就像一阵风轻轻飘过，没有给世界留下任何痕迹；熟悉，是因为他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时，就躺在我的怀里，满身鲜血，双目圆睁。
1967年7月，是火炉重庆最酷热的季节。这一年，比酷暑更热的是重庆文革中的大规模武斗。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声中，“八一五”派与“反到底”派——重庆两大造反派，把钢钎肉搏的冷兵器战争演变成了枪炮射击的现代战争，甚至动用了坦克、高射炮、登陆舰……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重庆三中20多名“反到底”派的中学生红卫兵，与其他学校的红卫兵，以及建设机床厂的“反到底”派工人共上千人，被围困在重庆杨家坪建设机床厂内。我校20多名同学，有高中生、初中生，有男生、女生，单独组建一个战斗单位，三人组成一个作战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有一个高三的男同学和一个同班的男同学。我是其中最小的，刚满十六岁。梁国华是初三学生，我和他都是重棉一厂的子弟。
重庆杨家坪建设机床厂，一个制造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五六式步枪的国防厂。重庆“八一五”派虽然势力强大，占据了重庆大部分地盘，但是枪支拥有量少，尤其是缺少现代化的步枪。重庆“反到底”派虽然地盘狭窄，却占据了库存大量五六式步枪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八一五”派为了改变自己装备落后的劣势，先后发起了好几次战斗，企图占领建设机床厂，其中最激烈的是建设厂北边高地的清水池争夺战。
建设机床厂是一个弹丸之地，东边、北边和西边都是“八一五”派的地盘，南边是长江，长江对岸也是“八一五”控制的国防工厂——为建设厂配套生产枪弹的长江电工厂。我们就被围困在方圆不到五公里的狭长地带——杨家坪谢家湾。
就像一场噩梦，一夜醒来，四处枪炮轰鸣，昨天还在学校里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我们，今天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战争之中。
一天傍晚，指挥部通知我们去领装备：每人一套蓝色的工装，一支五六式步枪。在建设厂工人的带领下，我们打开了昔日戒备森严的枪支成品仓库，里面堆放着一排排包装枪支的木箱。撬开木箱，一支支铮亮的闪着蓝光的五六式步枪出现在我们面前。撕开油纸的包裹，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润滑油的香味。大家迫不及待地用布条擦干枪上的润滑油，噼噼啪啪地扳弄着枪栓。
从小看过太多的战斗电影，我们的骨子里向往战斗。过去在电影里才看见的枪，今天我们真正的拥有了，而且是最先进的五六式步枪。过去，一把木头枪就能让我们兴趣盎然地玩上半天，今天荷枪实弹，一股誓死保卫毛主席、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使命感油然而生。那种感觉真诚又膨胀，膨胀得让我忘记了自己刚满十六岁，忘记了自己因为营养不良，个子还不到一米六。
大部分同学都选择了自动步枪，我却选择了半自动步枪，因为重量相对较轻。我们换上深蓝色的工装，一个个精神抖擞。工装是束腰的夹克款式，结实耐磨，虽然这样的天气里穿在身上有点热，但是挺适合摸爬滚打。
建设机床厂的一个工人简单地教授了我们有关射击的知识，大家就迫不及待端起枪，对着空中和无人的建筑，噼噼啪啪地射击起来，枪声震耳欲聋。
“立正！”领队发出了指令，雄壮又凝重。我们整齐列队成二排，二十多双眼睛与枪上的刺刀，在黑夜中发出坚定勇敢的光芒。
就这样，我们这群参差不齐的中学生被武装成了一支战斗队，年龄最大的不到二十，最小的不到十六，高高矮矮，胖胖瘦瘦。有一个初中的女生，又矮又瘦，身高不到一米五。我们不知道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更不知道死亡与流血在等着我们，懵懵懂懂，却又豪情万丈。
发枪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接到命令：当晚驻守西边的变电站阵地。趁着夜色，我们进入了指定位置。那是一幢二层楼的建筑，与对方阵地大约相距二百米。右边的两杨公路旁，所有的建筑都被枪炮打得千疮百孔，公路两旁无轨电车的水泥电杆几乎都被枪炮打断，横七竖八倒在公路上，使我想起了电影《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镜头，可见前两天这里有过激烈的交战。就像看电影一样，眼前的景象并没有让我们害怕。
我们把二楼所有的窗口都堵上浸湿的棉被，相当于战壕里的沙包掩体，把枪架在棉被上。这样，我们的阵地就布置好了。
这晚，天气很热，周边寂静无声，偶尔会听到很远零零落落的枪炮声，提醒你重庆正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在楼上，轻轻地说话，男同学抽着配给的飞马牌香烟。没有睡意，这是我们接受的第一场战斗任务，人生第一次战斗体验。没有人害怕，时时还有人探出头在窗口张望，遥望寂寥的星空。
漫长的夜晚终于退走，窗外出现了微弱的晨光。我在迷迷糊糊中醒来，慢慢走到窗口，打算看看外面，毫无顾忌。
砰——一声巨大的枪响，眼前一团火光，我本能地蹲下来，看见左边窗口的梁国华同学应声倒在地板上，没有呼叫，也没有呻吟。刹那间，地板上全是他的血，这血好像不是流出来的，而是一下子猛然倒出来似的。
所有的人都懵了，不知道子弹从哪来飞来（后来才知道，对方有退伍的狙击手），也找不到中弹的部位，估计是头上，慌乱中我们用纱布把他的头整个包裹起来。没有医生，不懂救护，我们有关战争的知识仅仅来自于电影。
载着中弹者的汽车摇摇晃晃驶向长江边的厂医院，我抱着满身鲜血的他，他双眼圆睁，已经停止了呼吸。7月的清晨，一阵凉风从江上吹来，我感觉他渐渐冷却的身体，自己禁不住浑身颤抖。
在医院外面的空地上，我看见白茫茫的一片，每一块白布裹着一个逝去的生命，大部分是前几天在清水池争夺战中的阵亡者。江边的晨雾在一大片白布上慢慢飘荡，时浓时淡，时隐时现，难以数清这里停放了多少具尸体。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尸体腐烂味，一种从来没有闻过的让人终生难忘的气味。四周寂静，只听见长江水无情地拍打江岸，发出阵阵呜咽。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了武斗的残酷，明白了什么是死亡。
天亮后，我们撤出了阵地，所有的人情绪低落，完全没有昨晚奔赴阵地时的亢奋。（右图：安葬梁国华后同学们在坟头留影，左3为作者。）
武斗结束了，我陪伴梁国华的母亲和爷爷来到建设机床厂，寻找梁国华的坟墓。在长江边上，建设厂老医院附近，我们寻找到了那个土堆，土堆上插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梁国华之墓。
面对土堆，母亲的悲伤可想而知。她不相信自己的儿子死了，不相信眼前的土堆里埋葬的是自己的儿子。无奈，我们挖开土堆，撬开薄薄的棺木——一具裹着蓝色劳保服的尸体，已经只剩下白色的骨架。这时，爷爷看见了骨架上的那根皮带，那是他给梁国华买的……
梁国华，十六岁的少年，就这样离开了世界。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好想为你写一篇悼词，却找不到一个词适合你，只因为你的生命太短暂，太苍白。
我只有在心里为你唱一首无字的——生命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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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告全市人民书
——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刘桂兰
录入者说明：刘桂兰，军队干部之女，当时是重庆医学院医疗系68届学生，重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后成为官方扶持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政委。在1966年10月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后转向造反派，与总部副政委孟军一起成为从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著名造反代表。本篇详细讲述了西南局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如何通过市学联、市文革办公室等操纵保守派红卫兵的内幕。原件为铅印四开传单。渔歌子录入。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您们好！今天我以总部政委个人的身份参加你们的大会，是向你们学习的。 我坚决地支持同志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并坚决地同你们战斗在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肃清它在自己头脑中的遗毒。《红旗》十三期社论说，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重庆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阻力是非常大的，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市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的习惯势力。出现挑动工农围攻学生，学生之间对立宗派情绪极为严重，使斗、批、改不能顺利进行。
我和孟军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最早成员之一，在前段总部的工作中我们执行了一些错误路线，充当了错误路线的执行工具，压制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此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现在我们要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有人说我们是“动揺分子”，是“叛徒”，这是他们给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背叛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裂，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一反到底！
现在从我们的组织发展壮大，市委如何插手于我们的工作的事实来看市委在运动中是犯了严重的路线性、方向性错误的，他们顽固地执行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此必须彻底批判，彻底粉碎，我们反对改良主义和奴隶主义。
我们重庆医学院运动初期同全市一样，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院党委和工作组，不信任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不去引火烧身，反而让我们在群众中找右派，给我们定下许多框框，让我们步他们设下的轨道，企图控制住运动的发展。我们受了这些框框的影响，客观上帮他们压抑了一部分同志的革命积极性，在此向重医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当我们较快地认识到这些时，就对领导压制运动的种种错误和缺点进行了揭发和批判。
在大连工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十一”学校、北京石油学院等革命战友的热情支持下，于8月24日我们自发地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发表了宣言。（参考北京石油学院的，即总部现行的宣言。）
当时我们压力很大，有人拥护，有人反对（当时反对的人还多些），我们很想让领导知道我们这一组织的成立及其性质，当天晚上我和孟军到市委找领导，准备向领导报喜，我们的阶级战斗队伍在斗争中诞生了。
可是，谁也没找到，在市委会议厅看到河运校的学生在斗一个工交政治部的人，后来我们在市委的三号门找到两位女同志，才向我们介绍一下情况，说昨天这些学生还斗打了一个市委的打字员叫刘××遍体鳞伤已住在三院，市委书记们都去看望了他，又说重庆大学有个“八·一五”战斗团，他们的活动据点是六中，有一大批中学生也跟着他们跑，经常利用一些不懂事的中学生围攻，打人，哪位领导出来都不能制止， 一说就是压制群众运动，只有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让群众去解围。
第二天，我们三个同学到市委接待站找了一个工作人员，谈了我们的工作情况，交给他宣言看。后来，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工交政治部主任、市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李友来看我们说：“廖书记看到了你们的宣言，你们的宣言是革命的，很好，解放军就是红五类，你们不要怕，干得对！”我们听了很高兴，当时还以为他是刘文珍同志。
我们成立宣言散发出后，外语学院有四位同学，一中的，四十一中的同学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后来把他们编入了我们第三连。我们的战士继续进行着革命串联，这时莫泽礼和廖书记来了，鼓励我们说：“干得很好。”当时我们串联了六所大学10所中学，他们说只管大学就行了，不要串联中学的了，刘部长在文化宫搞了一个由50所中学组成的中学红卫兵。我们没有接受，继续串联中学生。这时我们准备成立总部，当天下午李友和莫泽礼来了说，你们要成立总部建立全市性的组织这很好，但考虑考虑还是成立联络站好些，以后其它没加入的学校还可以来。我们听了觉得有理就采纳了，决定成立联络站。
后来市委的莫泽礼、李友来说：希望我们快点成立起全市性的组织，成立后好上报，工农兵好表态度来支持你们。
8月27日上午十点钟，政法学院的王远举（市学联副主席，赤卫军司令， 校筹委委员）来我校指名找我，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不认识他，他却认识我，他说：“是市委莫老师介绍来找你的。”我问谁是莫老师，他说是市学联莫泽礼（在此前两天见到过他，没问名字，那时只是知人不知姓名），接着就说，今天下午三点钟在大田湾体育场开赤卫军誓师大会，还游行，据了解，川外的无产阶级红卫兵，西师的红旗战斗团，交通（学院）的红色尖兵，你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还有其它学校的赤卫军，性质都是一样的，希望你们能去参加我们的大会，又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赤卫军联络站，总站设在政法，再分设北碚、南岸、市中区几个点为分站，市中区分站准备设在你们重医，专门来观察、了解“八·一五”的动态、活动。
由于北京的同学早就给我们建议过不要搞全民军，又把八月十五日李富春的讲话传送给我了，所以我就很不客气地对王远举说：我们搞阶级斗争，不搞派别斗争，我们搞阶级队伍，不搞全民军，全民军是修正主义的那一套，你们的誓师大会我们不知道，没准备，不了解内容，只能派两个观察员。就这样我们没有去参加他们的赤卫军组织。
当时我还不知道赤卫军是干什么的，但从王远举的这次来意已表明，大家看得也很清楚。第二天王远举又来了，昨天还动员我参加赤卫军，今天又要来加入我们的红卫兵，我和王大庆不想要他，这时莫泽礼来了说：“他是个预备党员，赤卫军司令，有七千人，可以调动汽车、摩托、小汽车。他可以带很多人来，赤卫军里红五类多，党团员多。”
过两天政法学院就有近四百人来参加了，当时我很高兴，羡慕他们红五类多，人家两天就发展到四百人，我们从七月三日就串联起，一个多月了才发展到87人（8月30日止）。
后来西师、西农、邮电学院我们还未去串联，莫泽礼就帮助串联起了，与王大庆接洽。8月31日，有23个单位在我校会议室开了联络站成立会。9月3日，在市委的“建议”下，在文化宫开了476人的红卫兵代表会，通过了宣言草案，市委请来了乐队和记者。
9月2日重大推选出李长春为负责人，还来我校。9月4日，我从外面回来，王大庆告诉我说，他们（指李友主任）建议我们请辅导员，李长春已到警备司令部去请二号首长作我们的辅导员。我问能来吗?部队是不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的。王大庆说可能会答应的，北京都有辅导员。十一点钟李长春回来很高兴说：“一号首长都睡觉了又起来召开了党委会，请示了成都军区，军区说，红卫兵要你们就去，决定派三个辅导员，有一号首长韦统泰同志，6号首长梁大门和军分区的唐司令员。”当时我回来问住在谭晓风宿舍的北京科技大学的黄玲玲（红卫兵），我说唐司令员是地方部队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市委委员，我不同意要他，他来辅导会辅导保市委的。黄玲玲说：“对，就是不要他。”第二天，我向王大庆、李长春说了。李又去对他们讲，最后只来了韦、梁二辅导员，并一同带了辅导员的十个联络员。在辅导员、市委“协助”和我们自己的努力下，于九月八日总部宣告成立，我们这支红卫兵队伍就这样问世了。
一、从以下事实来看李井泉、省市委想利用我们这支队伍干什么?
九月八日下午游行回来我刚坐到总部电话室里，就有两位男同志找我，我问：“你们是重大的还是建工的?”他们说哪里都不是，说着从衣袋里拿出一张长安机器厂政治部的介绍信，说明来意是准备把他们厂里的一些优秀的工人子女送来参加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说我们只收中、大学生，不收其他的，他说都是在学校的学生，有在外语学校的、三中的、二十中的，半工半读的，我说就让他们到学校去加入吧！就这样给打发走了。刚走一会，王大庆就拍着手埋怨地说：“都叫你给办糟了，你知道不，人家组织了队伍把血统老工人的子女送到这里来，比你到学校去串连可靠得多！都准备好了，记者还要来，明天登报，工农兵支持我们，你不但不欢迎还给赶走了。”没多会儿敲锣打鼓的就送来一队人，还戴着红花（这时六点钟）。记者还没有来，七点钟时《重庆日报》的记者王锦、胡世明（女）就来了，李长春和我便出去表示欢迎和感谢对我们的支持。九月九日《重庆日报》登出了36名老工人的倡议，从此以后，全市各厂矿机关都来响应36名老工人的倡议，“送子参军”。给我们施加极大的压力，我们整天忙碌搞接待，一卡车一卡车地接着戴红花的“送子参军”来的新战士。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一代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识别方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我们青年抵制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能力，让各级领导在群众斗争中经受考验。而重庆市委和《重庆日报》竟胆敢公开与中央精神对抗，搞“送子参军”，让父母给子女施加压力，定框框。想当初你们市委组织及各部门的首长坐着小包车把子女从中学红卫兵中拉出来送到我们总部参加红卫兵时，有些小孩对我们的组织怎样成立的，行动纲领和宣言是什么都不知道。
二、瓦解其他革命组织
九月二日，我和聂荣芳同学去文化宫联系会场， 发现中学生红卫兵与“八·一五”的关系很好。他们和“八·一五”一起有一百人被围在江北，莫泽礼来后对他说了这件事，他说：“不会吧！刘部长在那里搞。”几天后，莫泽礼又说：就是“八·一五”派的。九月十六日晩，莫泽礼和李友来总部。莫泽礼说市委已找了刘文珍，他也不得不同意断绝对他们的物资供应，市人委在那里帮助他们联络的联络员也撤出去。我和王大庆说：“不行吧！中学生红卫兵不会干的，他们还有电话呢?”李友说：“电话好办，通知邮电局把电话截断。”9月18日李友又在总部给市委打电话要截断（中学生红卫兵的）电话，孟军在场。后又多次打电话要截断电话线，王大庆等人很清楚。
中学生红卫兵临时主席团的政委是杨燕明。市委通过政法学院的行政主任给他作了工作，在9月15日便退出中学生红卫兵，加入我们这边。9月l8日在市委的授意下李传芳主持双边会议进行“合并”，当时孟军、王桂香不同意，李友和韦辅导员亲自给做思想工作，说：“你们能看着那么多阶级兄弟跟着‘八·一五’跑不管啊！”市委文革的陈世福联络员三次找王桂香，并以哭来软化，说“八· 一五”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不要跟“八·一五”跑，受敌人利用向党进攻。当王桂香提出说征求下边的意见，我们不能代表全体中学红卫兵时，市委的人竟恬不知耻地说：你们完全可以代表，周总理的夫人不能出来接见外宾还让陈毅的夫人代表。这样以少数服从多数强行合并发表联合公报发至全国，影响极坏。现中学生红卫兵依然存在，这说明“合并”和联合公报的彻底破产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没有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的，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三、誓师大会的准备说明什么?
九月十一日晚上莫泽礼和李友把李长春、王远举、王大庆、孟军和我找到辅导员办公室开会，准备召开誓师大会，莫泽礼把李井泉打给市委的电话记录稿念给我们听。我准备记，莫泽礼说不准记，记不住再念一遍，主要是领会精神。主要内容是：①拼命发展毛泽东主义（思想）红卫兵，开誓师大会，会场要有5万人，要5千名工人纠察队；②要授旗、登报；③“八·一五”的要开什么会也不给他搭台子，广播等什么也不给他……。这可以看出李井泉明目张胆地要扼杀“八·一五”战斗团，拉一派，打击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结果市委按照李井泉的指示在12日一天给我们赶制二百面绸料旗帜，连还未加入我们组织的学校也给做好了旗帜，可忙坏了我们的缝纫工人同志们。
四、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公开违背十六条、转移斗争目标
十四日晚在辅导员办公室，市委的李友提出，说清华大学学生董九三在重庆放了很多毒，他说红卫兵与市委是敌我矛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过时了，团结两个95 %是混蛋……。李政委的意见是把他找来批判一下。当时李长春、王远举都同意了，后来我说我们要赴京了，准备工作还很多，对董九三也不太了解，掌握的材料少，韦辅导员也同意不斗董九三。这时李友又到梁辅导员的办公室，给李井泉打电话，问后说可以不斗。这时，王远举已坐在那里睡着了。会议就结束了。第二天，李长春、王远举他们就到北京去了。
十六日晚，莫泽礼、李友匆忙赶来说：董九三买了船票要去武汉，明天就要走，现在他提出征求意见，这我们就很主动了，可以去文化宫揭发批判他。王大庆说要到他们（指中学生）总部，那些中学生会帮他说话，到我们总部，又说我们围攻他了。李友说就另外找一个地方，于是决定在大会堂的会议室。我们问有材料吗?莫泽礼说有当事人，我们那里有十八中的刘三烈去揭发他。王大庆原来同董九三谈过话，故把王大庆留下来参加会议。揭发董九三的材料是市委拿来的，李友说：李政委的儿子在清华大学来信说董九三是在学校站不住脚才到重庆的，董九三的父亲董新是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在五九年反右倾被罢官的，现在长春吉林省四清办公室当副主任。十六条中明明指出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整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而李井泉和市委又一次“勇敢”地对抗十六条，把一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弄来揭发批判，用大量的纸张铅印发公报， 又散发到全国。我在北京看到由乌鲁木齐带来的此公报时，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学竟问我，董九三是你们重庆市委的书记吗?这就是李井泉和重庆市委公开违背十六条，转移斗争目标的铁证。
五、李井泉把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反对本单位和工作组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九月七日李井泉在肖家湾的军人招待所开“左派”会议，会议参加者刘正家回来说，李政委说：赤卫军的领导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守不攻，“八·一五”不管怎么闹，师专、政法、重医他是冲不进去的。
八月份李井泉来重庆为市工会抢档案之事与“八·一五”战斗团八次谈判，进行了录音，李井泉竟对政法学院的一些同学说：“八·一五”用的录音机从来在国内没见过，只有香港才有。
九月五日莫泽礼说李井泉政委说：“社论发表对抓革命促生产，工厂、农村、部队不准他去，看‘八·一五’还敢怎么样！”（录入者注：文句不通，原件如此。）
九月十八日王远举、李传芳等人在渝办参加了李井泉召开的左派会议回来对孟军说，李政委基本上肯定“八·一五”派是反革命，又说“老子不能说的儿子可以说”。
从以上的事实说明李井泉是怎样地把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违抗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
六、总部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总部成立以来，在全体红卫兵战友的努力下，做出不少成绩，破四旧，立四新等，但除了破四旧立四新，中学生合并发表联合公报、批董九三发表公报、市委发四十套军装，重医和政法的派去守市委办公大楼，向“八·一五”的暴徒提出抗议，发通令等外，其它的全市人民也看得清楚，从10月9日，在办公室辅导员召开了有李传芳、孟军、王大庆、李长春、王远举参加的常委会，会上李传芳说：“对右派我们就要回击。”王大庆说：“我们就是要保。”当孟军谈到刘桂兰从北京来信说重庆市委有问题时，一位辅导员竟说：“刘桂兰这孩子我们了解，但她的信中说的可信可不信，怎么能随便怀疑某一级党的组织呢?”10月8日李长春、卢文斗等人在市委开会，李长春发言说重庆市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市委掌握了大方向……。辛易之讲话完全赞同李长春的发言。
11月23日北京联络站重大赤卫军（又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梁双成等人打电话回来说刘桂兰在北京同北航红旗、“八·一五”打得火热，她和孟军要组织30人成立红色造反团，要造总部的反。
总部听后立即召开各级干部会做稳定军心的工作说：“据可靠消息，刘桂兰和孟军动揺了，对过去的工作发生了怀疑，要叛变投靠‘八·一五’，回去各校干部就布置让干部观察在队伍中有无像孟军、刘桂兰那样的动揺分子，如果有就排开。内部机密不能再让他们知道。”政法学院的党委委员、筹委委员韩柱成亲自出马说，刘桂兰她爸爸有问题，害怕了，没经过什么锻炼，容易动揺，她一个人也搞不垮我们组织。人家问她父亲是谁、在哪里工作，他又不知道。请看这种人多么卑鄙。西师等校各级政治辅导员也都出来做稳定军心的工作，怕有人成了“八· 一五”派。王大庆亲自打电给重医作指示，说孟军和刘柱兰要组织造反队，还说我们已退出了红卫兵。他叫给各级干部做工作，让她们一回来就没有立足之地，就没有市场。总部的李长春等人赶紧打电话给一位辅导员说我“叛变”了。市委联络员23日十一点钟在组织部长办公室给市委打电话说：据可靠消息，刘桂兰在北京和“八·一五”进行会谈（完全是白日说梦话）把内部情况告诉“八·一五”了，“请做好准备。”请问你们做的什么准备?你们对事太“认真”了，一个小小的刘桂兰竟值得惊动你们的老小吗?而且不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却因为出了孟军、刘桂兰这两个“叛徒”做那么多稳定军心的工作，并对我们的信断章取义。为什么我写给李长春、王大庆、孟军的三封信全都不给战士读，却把我第二封信的一段拿给重大的部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读。
你们以总部的名义写的严正声明为什么不敢拿给我本人看，却贴到街上， 发至各团部去迷惑群众? 为什么赤卫军的司令王远举不谈一下你怎样接受孙先余和院党委的指示组织赤卫军，对付“八一五”?为什么不说你如何坐飞机从北京回来?李长春10月8日在市委开的神秘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你们为什么不去批判? 为什么李传芳、王远举参加李井泉在九月十八日给你们开的 “左派”会议那样的违背毛泽东思想你不揭? 刘三烈在北京同江北区委第二书记到北京石油学院找我商量准备让所谓“八·二八惨案”受难者到北京控诉“八·一五”的一小撮“暴徒”，你们保着不说?这些都是为什么?为什么?！
市学联副主席的李传芳、王远举、李长春这三位赤卫军的将士，江北区委的得力耳目刘三烈，你们心中是有数的，现在我还是希望你们解放思想一齐来揭发问题吧！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七、从两个区委来看市委，斗争矛头对准了群众
十月九日，刘三烈同江北第一书记来到北京石油学院176室找我说：“八·二八”惨案的受害者都来北京了，他们要在首都控诉“八·一五”的“一小撮”“暴徒”，请问运动的大方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抓“一小撮”?
中学生赴京代表南岸区整理的名册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左派队伍，没参加的有偏左有偏右，中学生红卫兵是右派?看！把敢造你们反的就打成“右派”，怪不得我和孟军等人起来揭发你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时，你们就说是“叛徒”。过去笑脸相迎，现在视如仇敌，想给你们提点意见也找不到人。十一月二十日长寿的县委还在布置说“八·一五”的来了不接待，这能说明你们有诚意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改正错误吗?
八、李井泉把我们引向何方?
九月十四日早十点钟，重大的团长在北京找我说：“李政委打电话，市委说‘八·一五’早就去北京制造了很多舆论，所以外地的同学一来就支持‘八·一五’，我们去北京也要整理材料，‘八·二八’惨案他们是最害怕的，我们重大掌握的材料不多，希望你们重医把调查的材料整理一下到首都汇报。”我错误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对我们重医的团长说了，团长就布置给宣传组，但是被宣传组的同志抵制住了，没有执行这一方向路线性错误的指示。
九·三、四事件，李井泉在召开的十三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看毛主席相信你‘八·一五’，还是相信我李井泉的！”又说：“九·三、四事件考验了干部，锻炼了群众，暴露了问题。”请问李井泉暴露了什么问题?大概是又暴露了“一小撮”吧?重庆市并不算特大，只在学生队伍中就出现了“八·一五”派的这么多“反革命分子”，这说明了你们过去的突出政治有问题，你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有问题！
你通过市委亲自打电话给我校工作组长张琦要调动我院的红卫兵到师专解围，究竟想用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干什么?！
据王大庆说赴京前为了赶印声讨“八· 一五”的传单竟把印毛主席著作的计划停下，李井泉、重庆市委你们该当何罪！?竟敢这样胆大包天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十六条。在当时很多厂矿、社教工作团和街道居民组织学习“八·二八惨案”，我们的同学回家也参加学习。李井泉、重庆市委：你们到底要把重庆市文化大革命引向何方?挑动群众斗学生，工农围攻学生，而重庆市委，执行错误路线的小商贩李友为什么不让总部同志向人民日报记者谈真实情况。我们要正告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老爷们，必须彻底认真地向全市革命师生公开检查认错，为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彻底平反！
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红旗》十四期社论：
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直接为群众所掌握，广泛深入开展群众性的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亿万群众这样地关心国家大事，是一件极大的好事。这对于那些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同志，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对于那些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同志改正错误，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对于进一步纠正错误路线，清除它的恶劣影响，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16条是一个最主要的保证。
革命的同志们，勇敢地冲破各种阻力，坚决、彻底地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战士
刘桂兰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政委）
1966年11月20日
全国各地革命师生来渝革命串连联络站
1966年11月30日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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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此地无银三百两
——略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发言人关于刘桂兰、孟军两同志1966年11月4日所发的传单的严正声明（以下简称声明）
孟 军
录入者按：孟军，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之女，当时是重庆医学院67届学生，重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后任官方扶持的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在1966年10月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后转向造反派，与总部政委刘桂兰一起成为从保守派中“反戈一击”的著名代表，遭到“思想兵”（民间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讥称）总部其他几位头头的反对，发表了声讨她俩的《严正声明》传单，本篇即对《严正声明》的反驳，进一步揭发了西南局、省市委如何操纵“思想兵”的一些内幕。原件为铅印八开传单。渔歌子录入。
初次见到此声明，不禁使人又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堂堂十余万人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发言人竟不惜为刘桂兰与孟军这二位“叛徒”、“动揺分子”赤膊上阵，大动笔伐，写出了洋洋数千字的“严正声明”，也未免太草木皆兵，如临大敌了，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总部的代表人所写的文件竟然这等不成样子，实在令人可怜。你们也未免太胆小如鼠了，竟然对刘、孟二人的文章怕到这等地步，左一个声明，右一个抗议，口口声声说：“刘、孟二人的文章不能代表总部，刘、孟两同志所引起的一切后果一律由刘、孟二人承担。”简直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在令人可怜。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你们怕什么呀！孟军和刘桂兰写的文章竟有这等巨大的威力， 都是我们不曾想到的，实在感到荣幸。
你们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好”，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好”教材，你们不是已经把它散发到各分部、团部了吗?这太不够了，希望你们拿出以前的本领请市委印它几万份，到处张贴，散发，越多越好。它必将擦亮十余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的眼睛，它将使一切革命群众看清楚，到底是谁到现在还在死心塌地地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真是道道地地的一份自白书！
本来这篇声明根本不値得一驳，但是为了更明确地向我们的十余万阶级兄弟表明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想略谈几点：
一、我和刘桂兰二人的11月4日所散发的传单的背景，是我们在总部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后，总部的主要负责人李长春、李传芳、王远举、刘三烈等坚持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李传芳自己说得更明白：“我们的分歧不是在于事实，事实都是这些事实，而是対这些事实的观点和认识。”继后，总部常委会决定，要发表这些看法，以你们个人的名义，不能代表总部（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也在场）。因此，我们就以个人的名义写了这份传单，即：《彻底批判李井泉、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在其中特地声明：“以个人名义提出，不能代表总部”，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而我们这份传单散发后，你们却突然发表声明：我们对刘桂兰、孟军两同志将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强加给总部并颠倒事实、倒打一钉耙的作法表示强烈抗议。简直使人笑掉大牙，你们强烈抗议什么呀?连我们的传单都没仔细看过，还是抗议抗议你们自己吧！
二、声明说：“她们把自己私得的情况混淆为总部知道的情况。”这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我们在总部和重医团部都多次明确地表示过：“有些东西，我们知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告诉你们，大家一起来揭发。有些东西你们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你们也可以告诉我们，共同来认识。”并且诚恳地说过：“有些东西，我们应该负主要责任，决不怪你们，现在主要是认识问题，因为只有认识到了，才能起来揭发，而不是追查谁的责任的问题。”我们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把自己私得的情况混淆为总部知道的情况，请总部放心；但是我们也绝不容许你们自己蒙混过关，继续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守口如瓶，死不揭露，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死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十万阶级兄弟拖下泥坑！
你们继续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煽动他们起来围攻我们，辩论我们，说我们父亲是“黑帮”，骂我们“叛徒”、“动揺”、“不坚定”、“无种”、“修正主义头子”，说我们是“个人野心家”，是在“放毒”，要我们“滚出总部”，要撕下我们的袖章，甚至第六纠察队公开扬言“打死孟军”。你们在“声明”中公开叫嚷我们的传单给了热爱、关怀和支持我们这个组织的广大工农兵群众打了一闷棒，同时又给了那些相信轰垮冲散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别有用心的人们以高度兴奋剂，使他们欣喜若狂，欢呼跳跃，以为这下真捞到几根“钢鞭式的稻草”，可以为所欲为了……真是卑鄙到了极点。我们心中很明白，你们这种政治迫害绝不是你们几个所做出来的，你们背后有人！为什么我们23日刚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市文革的联络员在总部深更半夜地悄悄打电话给市委：“据可靠消息，刘桂兰在北京和‘八·一五’进行了会谈，把内部情况告诉了‘八·一五’，请作好准备。”为什么本月19日，我刚回学校，警备司令部就有人知道我从成都回来了?
为什么重庆医学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卫队团部，竟然也跟着总部一唱二合，写出了“刘桂兰、孟军必须要向自己开火”， 说我们“把你们私自从李井泉、市委那里得知的情况混淆为总部知道的情况”，并说：“对你们这种推卸责任的作法和投机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你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不但不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反说我们是“投机”。我们不禁要问，你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到底要不要我们革命?要不要我们起来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指挥李长春公然对下面说：“他们是高干子女，他们和李井泉、市委究竟有什么黑指示，我们不知道，我们老汉只教会我们插秧子、种地……”
你们的“声明”也说：“我们强烈要求刘、孟二同志向十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公开检查自己同李井泉、市委的关系，到底你们接受了什么黑指示……”好得很！我们坚决要求总部立即召开十万人的大会，人越多越好，我们公开检查，公开辩论，你们要是真革命的，你们就马上召开，我们坚决支持，热烈响应！
事实真相如何呢?我们至今都没能与李井泉大人见上一面，更谈不到参加那次秘密会议了。真是十分遗憾，也“枉亏”我父亲当了个副省长了。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我父亲是副省长吗?李传芳、王远举你们倒是参加了9月18日晩李井泉召开的“左派”会议的，李传芳那天晚上回来不是很得意地跟我说：“李政委说：老子不好说的，儿子可以说，差不多都肯定了。‘八·一五’……‘反革命’。”为什么你们现在不敢承认、不敢揭发了呢?李长春：你10月8日晩到市委去开会，吹捧市委。辛易之说你“会说”，完全赞成你的话，你为什么又不敢出来揭发呢?李传芳、王远举：你们是市学联的副主席，而大名鼎鼎的莫泽礼是市学联的正主席，你们和他们，我们和他们，到底谁和谁的关系亲?为什么在我们不认识你们的时候，市委就给我们介绍了你们的情况，夸你们能干?！
三、到底谁在死心塌地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9月18日市委强行合并中学生红卫兵后，我们的分歧就公开了，直到如今已二个多月，看看这二个多月中，你们究竟扮演的什么角色?干了些什么?
9月18日晩强行合并中学生红卫兵。第一次会议刚散会（在人民大礼堂），我很气愤，我说：“如果再开这个会，我拒绝参加。”
“炮轰重庆市委”的文件也很奇怪，我是个副政委都不知道就印成传单了，而你李传芳怎样说的呢，说我犯了自由主义，并且说：“炮轰市委”的文章“我们几个都看了，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每一个人看到。”以后，我不满意合并，你背后说我是个人主义。
10月2号晩，市委廖苏华、辛易之、鲁大东找我、李传芳、王大庆、刘三烈、王远举开会，谈谈对一些形势的看法。我们提出：重庆市委在运动中“怕”字当头，我觉得应该算个第三类，应该主动召开大会，公开检讨认错，大胆出来领导，才能主动，否则老是被动。为什么市委不敢像黑龙江省委那样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而刘三烈、王远举马上抢着说：“我是党员，市委在党内多次传达过号召提意见，并不是‘怕’字当头，还是‘敢’字当头的……”我们要问，你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替谁说话?！
10月9日在警备司令部开会，宣布撤出辅导员，李长春、李传芳、王远举，你们轮流地给辅导员唱颂歌，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三八作风”、“我从小就想当个解放军，现在能跟解放军在一起真荣幸……”而只提了些小缺点，如“对辅导我们学毛著抓得不紧”。后来当我给辅导员和市委提了意见（市文革副主任李友在场），要求市委立即撤出在我总部的四个联络员，并且说他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变相工作组时，你们如同摘了你们的心肝一样，马上轮流指责我，说什么“你们是革干出身，回去问问你们的父母就知道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说我们对组织“动揺了”，说我“抽象地肯定党的领导，具体地否定党的领导”，“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要被敌人利用来作为向党进攻的工具”……你们认为市委、辅导员这些作法都是对的。10月8日，李长春到市委开会，吹捧重庆市委，大得辛易之的好评。10月13日，我们看到重庆两条道路斗争很复杂、很紧张，突出地表现在我们总部，而总部主要负责人相当顽固，辅导员也一样，因此决定一定要去北京，向中央汇报。走前，我把情况告诉了重大的牟先烂（录入者注：原件如此），41中的王梦华、王翼字，并说这样下去，我们要造反。到北京后，我与刘桂兰一起到中央，找到负责同志，详细汇报了情况，说李井泉阳奉阴违，抗拒主席指示。指出，要把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必须首先从李井泉身上打开缺口，并写了材料。他们问我们回来怎样办，我们说要造反，造李井泉和我们总部的反。回到北京石油学院后，我们又商量如何组织红色造反团，如何造反，如果总部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就退出总部，造总部的反；而建工的张芳霞及其他一些同学却如同发现了一件“大阴谋”一样，连忙用长途电话打回总部，并亲自由北京回来，连夜坐摩托赶回总部汇报，而总部也就赶忙向市委汇报，层层布置，重医也忠实地作了紧急动员。一些不明真相的战士被骗，痛哭流涕，发誓连夜写大字报，罢我们的官，撤我们的职，要斗够了把我们开除……至于我们回总部后的遭遇那就更不用提了。李传芳你公然说我们“想当第二个聂元梓”。11月6号，你们抛出了《李井泉、市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铁证》，表面上好像革命，实质如何呢，正如11月7日在枇杷山辩论会上张芳霞所说的：“因为刘桂兰、孟军11月4日已经写了传单，已经把这些情况都跟重医讲了，我们再不写要被动了。”所以连夜赶的。更可耻的是，这份连夜用打字机打的送到各团、各分部要求大量翻印的传单，我们事先根本就不知道，就签上了我们的名字（孟军、王大庆），这张传单本身就暴露了你们的保皇嘴脸。而且更可耻的是11月7日晩上，李传芳公然推翻自己的签字，大谈市委发语录、登报与中学生合并都是对的，大谈“8·15”执行了反动路线，“8·15”应该检讨。当然你们发言被通过了。而我却被认为是放毒，要我消毒。第二天还要辩论。你们当时得意得笑起来了，我也笑了，我笑你们笑得太早！直到现在，李长春，李传芳，王远举，刘三烈你们还一口咬定“8·15”的幕后指挥是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检讨的不是我们，而是“8·15”，“8·15”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 .
请问总部，你们对我们坚决造总部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不但不支持，反而想方设法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矛头指向“8·15”，指向敢造反的同志，给我们施加压力，其目的究竟何在? 不是死心塌地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
我们认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必须也当然要有革命的“大乱”，必须重新组织队伍。因为从全市而言，它的组成是不正常的，它不可能这样继续统一下去。实际上，现在有些地方已经乱起来了，这种乱好得很！乃是革命所必须！我们深信，更大的“乱”必将到来，我们双手欢迎，我们也坚信经过斗争的反复和曲折，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必然获得新生，以新的姿态投入战斗，成为一支真正的红色造反军。
尽管你们给我们施加了不少压力，但是我们造反是造定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有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绝不会像你们那样，当政法的红色造反队去总部造反时，沈诚会吓得躲到厠所的天花板上去，王远举吓得藏到司机房里盖着被子睡大觉，李长春明明在楼上，楼下的都扯谎说你不在。当我们去总部强烈要求马上召开十万人大会，公开检讨、公开辩论时，刘三烈竟吓得不敢肯定这篇声明是总部写的，吱吱唔唔地不敢回答……你们到底为什么那样害怕革命群众? 不但你们心中明白，广大的革命群众也更明白。
我们以前受了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当了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当我们开始察觉时，就积极行动起来批判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决不回避我们的错话，我们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错事，在这里诚恳希望大家对我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
重医团部说：“未见（我和刘桂兰）有丝毫向自己的错误猛烈开火的实际行动。”还说：“你们说的话都是欺骗人的鬼话。”我们认为，现在主要的是揭发问题，积极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就是实际行动，你们需要的是什么行动呢?难道就是要我们痛哭流涕地向全体战士检讨吗?我们认为那不是我们的目的，现在最重要的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把知道的都揭出来。不破不立，否则就不能真正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们坚信，只要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广大的革命群众会支持我们的，事实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这点。山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彻底胜利！我们也将通过斗争的洗礼，成长为红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 孟军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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