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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八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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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7月30日第180期
本期目录
〖张一哲专辑2〗
史林一叶
张一哲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千万人受害的清队运动
对政治犯、思想犯大开杀戒的“一打三反”运动
这两个运动的主要责任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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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运动
张一哲
《昨天》编者按：本篇是张一哲先生在一个微信群所做文革史讲座的第十五讲《悲雾被林》，经张先生同意，将原讲稿略做修订整理后提供给本刊发表。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我借用鲁迅先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句子造出“悲雾被林”这个词作为这一讲的题目。
无论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一打三反”运动，都主要是斗争矛头向“下”的运动。文革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矛头向“上”的，为什么却出现了矛头向下的运动并且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呢？
文革初期的“十六条”里有一个坏人放到运动后期处理的说法。当初主要是为了扭转刘少奇领导运动的大方向，但也早就埋下了清队之类部署的伏笔。按照毛泽东三年文革的设想，1968年差不多就是运动后期了。因此，可以将清理阶级队伍看成是毛文革收尾的部署之一。毛大概没有料到清队等运动会如此迁延日久，在他本来计划的三年文革之后，肯定否定文革的斗争还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文革十年的后七年，上层斗争虽然一直不断，路线斗争一刻也不停息，但面上呈现的、公开进行的，由各级革委会和新建的党委主导的、涉及最广泛群众的，却是矛头向下的阶级斗争。
可以说，由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也是造成文革迟迟不能最后结束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清理阶级队伍是毛泽东文革收尾的战略部署之一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究竟是三年还是十年，在文革学界是有争议的。持三年文革论者，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自然不属于文革的范围。事实上，当年也没有多少人将其列入文革运动的范围。
1969年春天召开中共九大，毛泽东考虑让领导文革的“总参谋部”中央文革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可以看作是他打算结束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一直到1974年毛说了一句“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话，才有很多人以此为据理解文革尚未结束。
有些三年论者特别是二年论者，甚至将清理阶级队伍也不划到文革的范围，他们认为文革的斗争矛头和根本特点就是造走资派的反，造反结束就是文革结束。
我是主张十年文革论的，但我的主张兼容三年文革论。我的意思是，毛在1967、1968年是按照三年文革来部署的。在这个语境里，“一打三反”不算文革范围，清理阶级队伍却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年文革论的视野里，这两个运动自然都是文革的组成部分。
早在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就对谭震林的一个报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这表明毛泽东在一月夺权的高潮时期就已经判断有坏人跳出来并将适时处理。1967年下半年之后，毛泽东开始部署文革收尾。进展的不顺利使得他产生了“坏人”捣乱的判断。另外，先整党内敌对司令部，坏人留到运动后期处理本来就是他在发动群众运动初期就有的想法。
最早正式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是江青。她在1967年11月27日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提出：“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 从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试点，1968年春天，运动在全国推开。
1968年春毛泽东发表文革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新指示，事实上成为文革运动转向和清理阶级队伍新的理论依据。这个指示本身包含着两种关于文革斗争对象的内涵，将党内走资派当作新的资产阶级代表的这种理念，是将其等同于国民党的继承人，这种意义上的国共斗争继续是毛的文革理论的一个基本点，是毛泽东主义的主要特点；将地富反坏右和文革中新出现的坏人看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国共斗争继续理念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要点。文革中不同的政治势力强调和抓住了不同侧面。
我在这种意义上，强调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于矛头向上的文革运动的一个背向运动，同时也是毛的完整的文革部署的一个补充。
1968年10月，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 同一时期毛泽东还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这时毛估计，搞到底，“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实际上，这个“底”一直就没有搞到。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正是这个“底”一直搞不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毛泽东树立的清队政策样板：六厂二校
作为斗批改的一个重要环节，毛泽东亲自抓了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八个点。毛派出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军管人员进入这些单位，总结经验和政策，指导全国。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九大之前还加上中央文革）于1968年5月25日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12月3日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1969年1月29日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来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5月8日转发了《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1970年3月15日，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驻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等三个报告，5月29日批发了《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等一系列有关清队和斗批改的政策指导性文件。
这些六厂二校的经验，贯彻了毛泽东清队的基本政策思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些文件的传达和部分落实，对于当时全国实际上的乱揪、乱斗、乱打、乱关的局面，有某种程度的缩小打击面、避免危险的极端化的效果。我印象中，例如清华的材料以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三个典型，在批判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之后，分别给予出路的政策，也给广大的受冲击和迫害的干部群众带来一些希望。但是，总的说来，这些经验总结仍然充满对形势、任务和社会人群等的极左评估和判断。文
清队是毛泽东的主张，但他也很快就发现了清队的扩大化倾向。在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强调注意政策：“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但是这时各地正在疯狂之中，根本就停不下来。
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批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抓人、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中共九大上毛又再次强调落实政策，他以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诫各级主政者。
但由于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的基本思想和战略部署是建立在极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根本无法避免冤假错案的大量滋生，而各地具体主持和从事这项工作的多为头脑简单的红色积极分子，他们无法遏制的冲动就是时刻窥察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因而在当时情况下落实政策的工作总是困难重重，而且即使在运动后期落实了政策，也仍然留下大量尾巴、积案与冤案。
三千万人受害的清队运动
一、清队受害者以千万计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涉及受害人数最多的一场运动。下面一些冰冷的数据可见一斑：
北京市到1969年2月，全市已揪出99000人。已定案15000人，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经定案总数的54% ；
上海市到1968年9月，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
陕西省革委会成立，立即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提出陕西有三条黑线：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反革命，以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和以解放前中共临潼党组织为首的叛徒、内奸分子的反动势力。在这一运动中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的有40多万人，挨整干部6.2万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仅在省级机关、庆安公司、部分大专院校等16个单位中就揪出所谓反革命集团93个 ；
广东全省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多人。至1970年3月，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还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大批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被戴上地主、富农帽子；
黑龙江省到1968年11月底，挖出了一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
吉林省到1968年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万多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其中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
辽宁省在清队中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2万多人；
山东省在清队中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坏人9046人；
河北石家庄地区到1969年10月底，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仅定边县就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
宁夏自治区在“清队”运动中共审查2.9万人，造成一批干部群众致伤、致残、致死；
江苏省革委会1971年11月13日向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当然在清队中受到审查的人远远超过此数；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
安徽省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各种“坏人”43万，其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万8千多人，被群专人员活活打死1074人，因被打受伤致死359人，被逼自杀4646人；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一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台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学者丁抒的估计数是，全国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受迫害死亡。 官方文革学者金春明等认为，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
二、知识界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重点群体之一
从运动对象的阶层类型来观察，知识界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重点群体之一；从清查的时间范围来观察，主要是历史问题特别是1949年前的历史问题。
中国知识精英的文革受难，在刘少奇的工作组和老红卫兵的“红八月”就有过两个小高潮，但最大的高潮则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期。知识分子在清队中挨整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因为他们往往比较容易有所谓家庭出身问题和1949年前的所谓历史问题，二是他们比其他群体更加能够独立思考，这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成为当权者眼中文革时期新涌现的坏人。
大学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重灾区。
北大军、工宣队进校，首先把造反派头头控制起来，然后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将全部教师集中居住，与外界隔离，个个写检查交代历史问题，留苏的被说成是苏修特嫌，留美的说是美帝特嫌，国民党时期工作过的就说是国民党特嫌或反动文人，早年参加革命的人要严格审查是不是叛徒和假党员……一时间整个校园布满恐怖气氛。全校2000多名教职工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迫害致死的有23人。 北大教授饶毓泰，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尽折磨，于1968年10月16日在北大燕南园51号楼上吊自杀身亡。力学家、计算数学家董铁宝，是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曾在美国参与第一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一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清队运动中被指控为美国特务而关押审查，1968年10月18日上吊身亡。
中国物理学泰斗级宗师和伟大教育家叶企孙在清队中的遭遇，凸显了清队的极左荒谬性和残忍性。1938年，叶先生最优秀弟子和亲密助手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的机会，奔赴冀中抗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八路军研制烈性炸药、地雷和无线电设备，并得到叶企孙帮助。1939年熊被冀中军区锄奸部以国民党特务罪名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也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士兵用石块砸死。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因熊大缜的事，将70岁的叶企孙关押。叶先生无端受尽折磨和凌辱，以致后来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街头乞讨。叶企孙是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知名物理学家的老师，“两弹一星”中的23位功勋科学家有9位是叶企孙的弟子。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一个杰出年轻天才在民族危难时可歌可泣的爱国壮举，先后被同一个民族内的同一种阴谋论思维和非法手段下毒手，叶企孙和熊大缜师生的悲惨命运，凸显了极左对中国科学、教育和整体文明的巨大破坏性。
北大自杀值得一提的是翦伯赞。刚刚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毛以翦伯赞举例来说明要落实政策，并且点名说对翦伯赞保还是要保的，这边他却被逼得夫妇双双自杀。毛保翦伯赞的讲话此时已经在北大传达，以毛此时的威权，却保不住翦教授，令人狐疑。
文革后的官媒说法是，刘少奇专案组的军人巫中逼迫翦伯赞写关于刘少奇的伪证，翦不从而以死抗之。我的疑问是，此时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给刘定案，加上三顶大帽子，专案报告已向全国公开。专案组军人为何还要逼翦伯赞写伪证？因为翦伯赞遗书表示了对毛的感情，更引发毛对此事的怒火。文革后公开的对此军人的追查和处理情况，让我感觉疑惑不解。
清华大学是毛泽东的点，按说军宣队、工宣队的政策水平相对于其他单位应该是要高一些。但是，在全校6000名教职员工中，仍然有1228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
而值得强调的是，在军宣队、工宣队掌权时期，清华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造反头头蒯大富得势时更多。这种情况，北大也类似，其实在全国也是普遍的。
在毛泽东的眼中，知识分子里面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文科与社会科学的学者比较远，科学家比较近一些。然而在清队中，科学家的遭遇仍然悲惨。这里以中国科学院这所最高科研机构科学家的遭遇来看他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受难状况。
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共9279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881人，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102人。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180名中，被立案审查的107名。中科院在清队中迫害致死的一级研究员多达20人，其中著名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赵九章，在清队高潮的1968年10月10日服药自杀。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张宗燧（张东荪二子）也在清队中在中科院宿舍中上吊身亡。另有“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动物学家刘崇乐、真菌专家邓叔群、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等被迫害致死。仅中科院物理所就有八位受难者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受政治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的，他们的名字是陶世尧、孟宪振、曾中林、朱砚磬、刘彭业、萧岩、于子和、郭家溢。
中科院京外单位中，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是重灾单位之一。长春光机所在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单奎章的把持下，刑讯逼供，整出了四条“特务线”。全所166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被打成特务，300多人被诬陷“与特务有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送公安机关，13人被逼自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也有110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另有9人自杀未遂。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杰出的青年科学家萧光琰，1950年怀着爱国之心从美国归来，为中国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清队中萧被工宣队揪出，诬蔑其是美国特务，受尽刑讯逼供，还经常被工宣队里外号叫“八角帽”的某工人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2月11日，萧光琰在“牛棚”服药自杀。随后，他妻子甄素辉和14岁的女儿洛洛紧紧地相拥自杀身亡。工宣队宣称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并且为此贴出“特大喜讯”晓喻全中科院，要“深挖一切阶级敌人”。他们还组成联合专案组，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301）“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内查外调，株连11个单位26人。 50年代归国的一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精英，在清队中经受了不同程度的审查与批斗。所谓特务，乃是那些无知群氓的专案人员最常用的帽子。
文革中，研制核武器的专家受到一定的保护，但其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以国防科委系统地处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为例，派到研制核武器的九院211厂的军管组长赵启民和副组长赵登程“二赵”，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可谓雷厉风行，“二赵”宣称：“多年来，这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和走资派四位一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篡夺了九院的党、政、科研大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王国。”“221厂特务、反革命一伙的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他们布置“追组织”,“抓后台”,“抓反革命集团”,私设监狱40多处，自制手铐两百多副,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了“国民党反共救国军西北派遣军案”等数十起冤假错案。当时有两个流行说法：“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修特务。”9院221厂和902地区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4千多人被非法隔离审查，300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50多人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第二生产部主任钱晋，浙江海盐人，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1946年赴晋冀鲁豫边区，1963年参与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他改进了第一颗原子弹的高爆炸药、电火花引爆装置的制造技术，领导研制成功多种高级炸药、塑料粘结炸药，为中国核武器研制作出了贡献。“二赵”逼钱晋交代“国民党西北派遣军”的问题，他们拷打钱晋，要他承认自己是特务。在高压恐怖和刑讯逼供之下，他先是被迫承认，但过后又坚决否认，结果，被活活打死。1970年死时才48岁。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挨整和死亡最多的，当然还是文科的许多教授、学者和作家。清队，尤其是高潮的1968年，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自杀最集中的时期。例如，著名作家、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时任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的李广田，就在1968年投水自杀；国学大师熊十力于1968年5月24日绝食身亡；老报人、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1968年4月3日在书房上吊自杀；著名散文作家杨朔，1968年8月3日服安眠药而死；作家周瘦鹃1968年8月12日在苏州周家花园投井身亡；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跳楼自杀；五十年代就被打成“胡风分子”的革命文化人、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受尽折磨于1968年4月3日自杀身亡；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1969年3月16日自杀身亡，著名记者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著名诗人闻捷于1971年1月13日用煤气自杀……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出一长串。
全国的中小学教师都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的狂风骤雨，尤其是在没有大学的中小城市，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小学就成了当地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
文艺界在清队中是重点。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上海文艺界人士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968年11月22日，清队中被关在“牛棚”里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女演员上官云珠被“外调人员”提审。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泽东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审讯人员一阵猛扇耳光，拳打脚踢，折磨了她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把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下最后通牒第二天必须交代，否则后果自负。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上官云珠搜肠刮肚，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11月23日凌晨3时，上官云珠跳楼自杀。著名女钢琴家顾圣婴在1969年1月31日打开煤气，与母亲、弟弟全家自杀。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著名电影演员舒绣文也都在清队中被迫害致死。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在安徽省的清队中自杀身亡。严凤英在擦拭家里供奉的毛泽东瓷像时不小心打碎，惊惧恐慌之中她将碎片用旧报纸包裹扔进了粪池，不幸被人窥见而引发灾祸。军代表刘万泉组织了对严凤英的连续批斗。受尽凌辱的她于1968年4月7日晚写下几句遗言：“严凤英一不反党，二不反毛主席，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然后将大半瓶安眠药吞到肚里。丈夫王冠亚发现后急报军代表刘万泉，请求组织抢救。但刘万泉把严服毒自杀看成是阶级斗争的严重反应，一进门就指责严凤英犯了滔天大罪，逃避惩罚，自杀是畏罪。一行人不急着救人反而毫无人性地表演革命，就像开床边的现场批斗会，直到严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才靠丈夫借来板车拉去医院，耽误了抢救时间。8日凌晨2时，严凤英不治身亡，死时不足38岁。刘万泉命令医生解剖尸体。医生当着众人面，剖开她的腹腔，把内脏扒出来翻了一遍，清肠洗胃，得到了大半瓶白色积淀物，经化验确认是安眠剂药粉。据严凤英的丈夫回忆，刘万泉说严凤英是受特务机关指令而自杀的，发报机和照相机就藏在她的肚子里，要开肠破肚，搜出特务证据。结果是所谓特务证据子虚乌有。人性泯灭的刘万泉还对着尸体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演的黄梅戏，也没看过你演的电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你的原形。”而当时在当地参与军管的刘家驹先生则认为，王冠亚关于刘万泉要求剖腹是查找严腹内的发报机，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诞的传言。
体育界也受到冲击。乒坛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在1968年清队中先后被迫害致死。1957年才19岁的容国团从香港回来，1959年为中国争得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乒乓球），清队中被列为“特嫌”。1968年6月20日，他写下“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30岁。中国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
一向最强调政治历史纯洁的军队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8年11月26日经毛、林、中央文革批准印发的《军委办事组召集的座谈会纪要》称：“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是军以上机关，是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已揪出各类坏人1489名，在正师职以上干部中，发现有各种问题的人，就占7.8%。因此，在领导机关，在干部中，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清理阶级队伍是十分必要的。”
以沈阳军区为例，1969年沈阳军区向中央军委报告：拟定敌我矛盾220人，其中叛徒48人，特务16人，走资派13人，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93人，现行反革命分子50人。此外，还有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重大历史问题197人。军区从1970年到1973年，先后四次进行复查，落实政策，再三强调定案一定要有充分证据，要实事求是。但是，至1975年复查后，定敌我矛盾的仍有46人，其中已被批准的39人中，有叛徒12人，投敌自首分子4人，特务2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8人，阶级异己分子2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138人（其中军职干部5人，师职干部16人，团以下干部117人）；经各军级单位审查批准处理的595人。
三、“国民党残渣余孽”是一个清查重点
清理阶级队伍的一个重点是个人在1949年前的历史。
中共1949年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地下党广大干部，是清队中的一个重要受害群体。由完全不懂中共地下党历史又怀有对地下党深深误解和隔阂的军人主持清队工作，全国各地当年的地下党干部无辜受难者无以计数。
1968年春，调任总参谋长去北京之前的黄永胜亲自挂帅，设立31号办公室，部署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在清队中，大批地下党组织被污蔑为“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因此而被审查、关押的人成千上万。
广西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并在相关县市成立地下党问题专案组，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例如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先后共5000多人，被审查的有3910人，遭迫害的达2087人，被迫害致死的201人。在审查地下党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合浦一个县被审查1348人，被打死逼死7人，致伤致残26人，被打成“叛徒”36人，“特务”4人，“土匪”109人。
河北省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许多老干部从这里参加革命。江青有次会上点了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导致大批老干部被揪斗审查，并牵连几万人。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所谓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先后有1500多人戴高帽挂黑牌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示众，受尽凌辱。曾领导过冀东大暴动的原中组部副部长李楚离被打成叛徒后，整个原冀东党组织成员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1969年在宝鸡地区制造出“西府地下党”案件。西府指关中平原西部，即宝鸡一带。1949年以前在这个地区曾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并有游击队活动。清队中，宝鸡专区革委会发出紧急通知，要清查西府地下党，并定名为“001”专案，把麟游县作为重点，派去了200多人的工宣队。清查历时近三年，共查出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原地下工作人员696人。此案致死27人，致残1人，拘捕6人，开除党籍5人，开除公职18人，株连家属更多。
中共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在厦门大学、暨南大学、集美学校等校发展了1400多名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建国后大部留在福建工作。1949年后由于种种原因，原福建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屡屡挨整，文革中更不例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许多人受到审查和冤枉，一批地下党出身的干部被开除党籍、逮捕关押、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因为受地下党冤案影响，直到 1978年6月，福建省委还认定：“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后来，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才彻底平反了地下党冤案。
几乎所有在1949年前有过工作的成年人都面临怀疑与审查。参加过国民党甚至是在学校集体参加过三青团都是历史上的大污点。尽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1949年前的老工人也有不少人受到清查。以8341部队弄出来的典型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为例。在清队中，二七厂1949年以前进厂的1400多名老工人有900多人遭到审查，占老职工的64%，定案处理的有230多人，其中32人被带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有20多名老党员、老工人被逼自杀。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凡是1949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18岁的都要“过筛子”。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通过对老技工朱迪清严刑拷打，逼出了所谓“俞国安特密小组”。又将已经调走的原厂党委副书记聂鸿信揪回来，连续审问17个昼夜，用18种刑具、60多种刑罚，逼着聂鸿信交待出了247个特务。结果，4名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数百人被毒打，几千名亲属受株连。
要打击1949年前个人历史无空可钻的人，在与国民党斗争的概念下，虚构“反共救国军”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的一个跨多省的大假案。首先由黄永胜等人在广东发起，作为打击广东造反派的大招。中山大学造反派头头及广州红旗派主要负责人武传斌，是广东省1月夺权的头面人物，也是广东地区激进造反派的“领头羊”。他2月下旬领导了红旗派冲击广州军区行动，与黄永胜结下梁子。1968年夏天，他率众赴京“告状”。到京后在北航主持了7月17日的造反派串联会议，使得他成了中共高层警惕的人物。在1968年7月25日接见广西军方和两派代表时，中央领导人一再点明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分团在广西”，周恩来当场点了武传斌的名，康生说了“‘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这种歹毒的话，黄永胜则说武传斌“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到处造谣”。有了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的点名，广东军方当然不会放过武传斌。7月24日，武传斌离京返广州参加省革委常委会议，他并不知道绞索已近。7月30、31日，广东省革委会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待莫须有的“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待与被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和《红旗》杂志林杰的关系问题、“揪军内一小撮”等等问题。8月7日至8日，省革委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竞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邱学科等“旗派”头头交待错误。当时，广西“422”派遭到严酷的清剿，广东“红旗”派也从此成了“过街老鼠”，由“响当当的造反派”变成了“反革命”、“右派”，广东各地游街队伍中经常可以看到被押着示众的“牛鬼蛇神”是地、富、反、坏、“旗”。所谓“反共救国团”案，算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大冤假案。既然广东“旗派”与广西“422”的头头都被牵连进去了，下边被牵连而被抓、被斗、被迫害致死的群众更是难以计数。此案不仅在两广牵连无数无辜者，而且祸害全国。
“反共救国团”假案在江西“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中也泛滥成灾。我当时在吉安地区耳闻目睹这一假案完全通过逼供信的方式迅速“传染”。吉安县发生的胡乱咬现象短时期就牵连大批干部群众，一直咬到文革前从吉安县调中央机关的干部。宁冈县葛田公社一个葛田大队，就在1968年的清队中逼追“反共救国团”案，将91人打成“反革命”，设立监狱58间，刑讯逼供用了42种刑罚，11人死亡。奉新县甘坊公社揪出905人，打残、逼死73人。1968年7月4日，龙南县革委会政治部在县体育场举办“学习班”，严刑逼供，制造出“反共救国军”假案，数千人受牵连。宜春地区错定“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集团”644个，“反革命分子”3384人，“群众判刑”4512人，被迫自杀4378人，被打致残217人。兴国县某公社武装部长被打成“反共救国军”司令，公社三查领导小组批准将其满门抄斩。根据上级“一不能开枪、二不能白天执行，三不要贴布告”的指示，行刑队夜里将其全家父老妇女小孩都绑在户外的老树上。因偶然的原因耽误一段时间，正好遇到省里电报制止杀人风，才刀下留命。而另一公社十几个被打成“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副司令等等，与五类分子子女，被绑在树上也遇到了制止杀人的电报，却因三查领导小组负责人临时起念而没有逃过鬼门关。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残51人。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造出一个“反共救国军北京地下野战军”，构陷一百余人，其中7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
各地还制造出其他许多反革命集团假案，安徽马鞍山的“中华民族新生党”就是一例。1969年11月13日，安徽马鞍山第17冶金公司礼堂因电器短路失火。在“清队”高潮中，受“阶级斗争激烈论”俘虏的马鞍山市人保组（军管会），立即将这种一般的电器短路失火事故判定为阶级敌人纵火。先对公司6名所谓嫌疑对象隔离审查，并严刑逼供。一位受审查者熬不过去，被逼迫编造交代自己参加了“中华民族新生党马鞍山区十七冶特别执行委员会”反革命集团。他信口胡编，交代出芜湖市、池州地区、马鞍山市、马鞍山钢铁公司一大批领导干部都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计划在马鞍山搞反革命暴动，因暴动未成，所以纵火烧礼堂。以军人为主的专案组居然信以为真，组织几百人进行侦查，将712人作为审查对象，关押133人，被刑讯逼供自杀人8人，在关押中病死1人。
安徽东至县在清队中清出58个反革命集团，成员3564人，被打死、逼死37人，事后调查，全是假案。灵璧县在“清队”中，挖出了一个“特务网”案件，涉及4省、6市、9县、30个公社、12个县直单位，挖出所谓特务组织70个，特务分子1020人，其中逮捕、拘留18人，立案调查231人，关押审查965人。在办案中刑讯逼供致死120人，致残146人。在抓这个特务网案过程中，县、社、队先后办学习班1629期，被强迫进学习班的人数达到28.3万人次，占全县人口总数二分之一。一段时间灵璧县成了一座大监狱。如此荒唐的“特务网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还作为清队典型，于1970年初在合肥进行展览，让全省效仿。
四、江西、内蒙古和云南的清队运动
这里以江西、内蒙古和云南为例来说明清队运动中的严重问题。
江西的清队名叫“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实际的清查范围远远超过此三者。全省从上到下每个单位都成立三查小组。这是1949年后江西最大的一场人权灾难。江西掌权的革委会主任是军人程世清，他以不停顿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为口号，在江西大搞红色恐怖。我印象那时候民间私底下说起程政委，就像说起一个大魔王。“三查”运动才开展一两个星期，全省自杀人数就超过5000。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等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2万多人。
程世清将所谓群众专政归纳为“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所谓“群众”，实际上是在各基层单位掌权的一小撮“三查”积极分子。他们对“三查”对象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电击、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
民办判刑和民办枪毙是江西“三查”的独特创造。我中学同学的父亲，学徒出身。在“三查”中的1968年被吉安市某单位自行宣布判刑20年，遣回原籍农村劳动。而江西某些地方把杀人权下放到公社一级，也就是所谓“民办枪毙”。公社、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必立案，不要证据，不必审批。据统计，仅仅1968年9、10月短时间里，兴国县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大多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有耄耋老人，也有妇幼。多数是四类分子和地富子弟，也有贫下中农出身。
瑞金县搞“民办枪毙”的，共有8个公社一个镇。其中杀人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一半。一个公社将预先选定的“三查”对象集中起来，让他们去挖洞，挖好了洞后，就将他们用铁锄砸死，推进洞内埋掉了事。这个公社从1949年到1968年总共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有家理发店有三个师傅，其中两人组成革命群众法庭，将另一人定为现行反革命，立即将他杀了。
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3个人。大队负责人到县里去听了“燃起三查万把火”的报告后，回去传达：“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这里的“三查”，有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早已斗争、拷打过几十次，被诬陷是“反共救国军”的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他被揪去斗争，由他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11年。
程世清还有一个独特的发明是创建妇女造反队。这不是文革初期造走资派反的造反队，而是“三查”中程世清的女子打手队，它是毒害女性灵魂、将女性按照最粗鄙的形象训练和组织起来，专门镇压“三查”对象。御用、矛头向下、粗鄙，是其三大特点。文革后各种电影电视中出现的这一时期场面的假造反队，倒基本上符合其特点。
内蒙古的清队有其典型和特点，就是“新内人党”大冤案。1969年春天，我听在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讲述内蒙古挖“新内人党”，感觉比我亲见的恐怖至极的江西“三查”运动还要恐怖。
1925年10月成立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几年后“内人党”分裂：部分继续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部分投奔国民党。1945年，哈丰阿等“内人党”领导人试图让内蒙古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并重建“内人党”东蒙党部。在入外蒙提议遭拒后，哈丰阿等人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试图独立。1946年3月，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与哈丰阿等人洽谈内蒙古统一问题。洽谈结果，哈丰阿等放弃了独立自治的主张，决定停止“内人党”的活动。“内人党”到1947年5月以后就不存在了。
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郭以清与内蒙古文联副主席、长篇小说《草原烽火》的作者乌兰巴干是挑动内蒙古挖“新内人党”的两个极左人物。文革前夕，郭以清听信了本校一名不了解内蒙古历史的历史教师的进言：“内人党”头目都混进了共产党，在内蒙掌握了领导权。1965年5月，郭以清多次向自治区党委密报“内人党”敌情，文革中滕海清主政内蒙古后他又不断向滕进言。乌兰巴干在1967年9月建立“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专揪“内人党”。郭以清与乌兰巴干秘密联络，并几次邀请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作关于“内人党”案的报告。1967年10月3日，乌兰巴干向“滕办”秘密送交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材料，也是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第一次正式提出“内人党”问题。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报送了几十份有关“内人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一百多个。
1968年清队开始，滕海清等人相信了郭以清、乌兰巴干的迷思妄想，张冠李戴地将曾经与内人党对立的乌兰夫定为“内人党”的总头目，认定“内人党”是“潜藏在内蒙古地区搞民族分裂的反动组织”，是“乌兰夫的暗班子”，在内蒙古全境开展了一场历时数年荒唐血腥的挖“内人党”运动。1968年2月4日，康生对滕海清等人说：“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下有乌兰巴干提供材料，上有康生的煽动催促，内蒙古地区的清队“挖肃”矛头，终于转向了子虚乌有的“内人党”。为区别起见，此后的“内人党”常常称作“新内人党”。1968年7月5日，内蒙古革委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幕。这次会议正式做出了关于深挖“新内人党”的决策。
这场运动涉及面非常宽。内蒙古自治区只有200万蒙古族人，普通农牧民几乎家家都有反革命，许多长期在内蒙古工作的汉族干部、职工也不能幸免。 在“挖肃”中大搞逼供信，动用各种刑罚：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镇冰块、穿指甲、捅鼻子、打乳房、上吊、打夯、木棒捅阴道、热盐水浇伤口等 。在乌兰察布盟，盟计委主任比力格图门的牙齿被专案组用老虎钳一颗一颗地拔掉，接着又把舌头和鼻子割掉致死。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书敖日布扎木苏夫妇二人，被专案组用刮脸刀片将身上的肉一道一道地割开，在伤口揉盐，再用烧红的烙铁烙伤口。夫妇二人被虐杀后，刚满五个月的孩子活活饿死。达茂旗党委书记包国良的妻子被打成“内人党”后，凶手们用绳子“拉大锯”，将阴道和肛门拉通，惨不忍睹。 伊克昭盟有15万人被打成“新内人党”，占总人口的21%，致死1260人，致残2322人。 图克公社共有2961人，挖出926人，占成年人的71%。另有被怀疑的270人。在“挖肃”中致死49人，严重伤残270人。为了逼口供，将女牧民脱光衣服，用烧红的湿柳棍烫肚皮，肠子露出来再烫阴道，外阴烧坏，变得不男不女。打人的皮鞭上缠铁丝，连打20多鞭后，脊背的皮肉勾掉露出脊椎骨，伤口腐烂不给治疗，活活臭烂而死。 伴随着成千上万冤屈受害者苦难的是大批“挖肃”积极分子和凶手们被提拔重用。
内蒙古的挖肃运动因其过于残忍与荒唐，致使内蒙古革委会内部逐渐出现分歧。滕海清断言：“乌兰夫有个庞大暗班子，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这批暗班子已经混入了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掌权。他们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党政军权力都由他们掌握了。”滕批判班子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区革委会内挖“新内人党”，使“挖肃”运动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残酷。
据文革学者程惕洁研究分析，“内人党”冤案中有27900余人被迫害致死，有12万多人被迫害致残，被关押者总数在50万人以上。 这个数字已经占到内蒙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几。一个冤案波及人群如此广泛，受害者比例之高，无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还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全国最高的。
1969年春天，毛泽东表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内蒙古已经扩大化了。”4月19日（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3人对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5月19日，滕海清等五人向中央提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承认“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5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这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的批语中要求“迅速纠正前一段时期在清队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古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
“5·22”批示下达后，“扩大化”论与“全错”论两派争论激烈。滕海清和支持他的人主张挖“新内人党”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反对意见认为“新内人党”子虚乌有，“挖肃”运动完全错了。人数众多的“批滕派”队伍很快形成，有点被动的“挖肃派”迅即演变成“保滕派”。由于大批冤民上访告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短时间的群众闹事和无政府主义等后遗症。内蒙古各地派性严重，许多革委会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严重地影响着北线战场建设和战备工作的落实。由于内蒙古地处边境和前线，196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
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在执行军管任务过程中，扶“挖肃派”，压“批滕派”。1971年初华北会议郑维山因庐山会议的事情受牵连下台。之后接替主事内蒙古的军人尤太忠，处理内人党冤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前两任的“仅仅错在扩大化”的思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
1978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内蒙古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明确：所谓“新内人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新内人党”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观臆断，盲目蛮干，大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在内蒙古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法办制造“内人党”特大冤案罪魁祸首的形势下，滕海清逃过了滔天民愤的追责命运，在大军区副司令员的级别上颐养天年。而抵制挖“内人党”的造反派领袖高树华等人则身陷囹圄，成为滕海清等人的替罪羊。在对待“内人党”大冤案问题上，文革两派的表现颇值得注意。许多造反派成员，特别是那些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都对挖“内人党”的走火入魔表示怀疑、反感，甚至公然对抗。进入内蒙古革委常委会的造反派头头，例如高树华、那松巴雅尔、王金保、王志友和委员白彦太等，都对内人党案表示过质疑和抵制。而几任文革时期的内蒙古领导人，都保持了对造反派的敌视和打击态度，对他们的对立面则是扶持和呵护。 文革后的官媒文章，则将那些保守派的挖肃积极分子谎称作造反派。深入挖掘内人党冤案的全部真相，有利于我们全面而不是片面地把握文革派性斗争的另一半真相。
云南的清队也有它的特点与典型之处，那就是划线站队与赵健民大冤案。
云南省革委会成立得比较迟。一成立就把“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作为重要任务。
云南省公开将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结合在一起。云南省群众组织分为“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八派”（8·23无产阶级派）。云南省军管会和后来的省革委都支持“八派”，压制“炮派”。所谓“划线站队”就是看你站在哪一派。“炮派”因此成了清队的重点。
云南省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当权派积极贯彻林彪首创的“政治边防”概念。在边疆民族地区火力全开的“对敌斗争”中深挖“九种人”，在所谓“和改区”（和平协商土改地区）和“直过区”（直接过渡区，指从无阶级分化的原始状态少数民族地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集体化）重新划成分，都是政治边防的题中之义，也是云南省清理阶级队伍的独特之处。
所谓划分成分问题，即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150万人口所谓“和平协商土改地区”和有90万人没有划分阶级成分的地区进行“第二次土改”，将在文革中的“站队”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这样，所谓二次土改就把一大批所谓“站错队”的群众划为地主、富农。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为贫下中农而被升格为地主、富农的有7605户，共抄家30620户。
所谓“九种人”是指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在文化大革命中，全省被打成“九种人”的共有25.78万人。冤假错案达1.51万件，受批斗审查的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打死逼死1.72万人，打伤致残6．17万人。
云南省的最大冤案是赵健民案，涉及云南省的文革派性斗争与军队支左。文革前赵健民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分工负责援越工作。在云南省内修建一条国防公路时从山东、河南征调了17000名青壮劳动力，当时省领导人承诺：完成任务后“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文革初，这批修路工人卷入了文革，且大部分持“炮派”观点。军管会支持“炮派”的对立面“八派”，要毁弃原省委承诺，将这批精壮青年遣送回老家，遭到这些工人（“工八团”）强烈反对。赵健民主张履行原来的承诺，被“八派”说成是这批工人的后台。这样一来，工程团去留问题和派性纠结在一起。1968年1月“炮派”与“八派”发生流血武斗，双方都有死伤。昆明军区根据支持“八派”的当地驻军报告，上报中央，说昆明“炮派”所属工八团一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队”，全副武装攻占了很多重要城镇，说“滇西挺进纵队”杀害军代表、杀害群众等。中央轻信了军区不实报告，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1月27日，军队对回昆明的“工八团”进行武装围剿，当场打死近200人，将100多名俘虏捆绑关押。
1968年1月21日，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上，康生偏听偏信云南军方报告，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滇西挺进纵队”，打死了军代表。谢富治也指责赵健民在北京遥控“炮派”进行武斗。赵健民据理力争，使康生老羞成怒。康生说：“凭我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赵健民当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带走，从此开始了2089个昼夜的铁窗生涯。在关押期间，长期遭受戴背铐、强灯烤、饥饿等酷刑。与此同时在全省清查子虚乌有的“赵健民特务案”，同时全省上下、军内军外，大查大揪“滇挺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与派性的“划线站队”结合在一起，被审查人数达138万多人，打死逼死1万7千多人。被害者多为“炮派”群众。
制造如此之多文革冤案的原因在哪里呢？
在整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代替了前期文革的路线斗争理论成为主导，到处都是潜藏的敌人和阴谋论构造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两个基本思维模式，运动模式某种程度上回到文革初的工作组和历史上运动的专案组。主事者传统阶级斗争观念浓厚，普遍文化程度低，政策水平低，先怀疑甚至先定罪名，用揣测、想像来代替证据，以刑讯逼供为主要方式，以口供为办案和定罪根据，是极为普遍的。这些与中共所宣传的辩证唯物和论历史唯物论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在清队中大行其事。
清队中普遍实行的专案审查这种有严重弊病的制度和思维，以及依附这种审查的逼供信方式，早在文革前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就存在。王鼎钧先生有文章《匪谍是怎样做成的》 ，写1949年澎湖“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国民党澎湖军人办案，先立意，那就是烟台联中有一个庞大“匪谍组织”，立意之后搜集材料，关押其中部分学生，酷刑逼供，招供画押。九种酷刑使得办案人员心想事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清队之前20年，清队的对象国民党已经替所有文革专案组准备了全套办案的指南。这个政治文化传统中生长起来的整人文化在大陆文革时达到高峰，文革后也没有结束。只要将眼下媒体公开的文革后特别是近十年的大量冤假错案仔细梳理一下就可以看出，文革专案组制造冤案的传统，无论从思维模式还是方法手段都继承和传续下来了。这是长期以来侵害人权、阻碍和破坏司法独立，造成司法不公以及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将这种专案审查和逼供信而造成的破坏法治的罪责和根源仅仅归于几个坏人，正是没有真正从文革错误中吸取教训而致使建设法治国家缓慢艰难的重要原因。
对政治犯、思想犯大开杀戒的“一打三反”运动
一、“一打三反”运动的背景和特点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年3号文件)，2月5日发出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发1970年5号）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发1970年6号），当时，将由此开展的运动统称“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事出有因，但也明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扩大化后果。不过，真正造成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一打”，因为“三反”中的“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问题，最多涉及刑事犯罪，而“反铺张浪费”只是工作作风问题，谈不上犯罪。而“一打”才是政治斗争，而且当时造成了较大规模的杀人和社会震慑力。所以我这里只谈“一打”，即“打击反革命”运动。
关于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的由来，有一些谜团至今未解。最大的谜团是，这是文革中唯一一场找不到毛泽东事前指示和部署的大规模运动，而且后来是在毛泽东“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指示后降温或结束的。从现今公开了的信息，至少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当时不是毛关注的中心。
1970年1月30日，周恩来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上说：“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而“一打”的中央文件是这么说的：“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分析这两段话，可以得出两点判断：
（一）这个文件看不出来是在毛泽东的有关“最新指示”下产生的，而只引用了毛早年“有反必肃”的原则指示，毛泽东也只批了“照办”两个字。所以，从现有公开的资料来判断，是周恩来等人按照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之后的战备部署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精神提出“一打”的。周恩来在运动全面铺开后，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和督促。
（二）为什么周恩来等“认为现在需要这样一个文件”？从周恩来的送审报告和文件的行文来看，开展“打击反革命”运动的原始动机，是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落实战备是打击反革命的重要原因和方向。当时的形势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战争危险近在眼前。由此还可以有一个判断：打击反革命的潜在背景，是占中央政治局成员近二分之一的军队干部对战争、战备的重视、强调及对文革全局的判断和着力方向。
我们先从中央“一打”的文件内容来看这个运动的特点：
1.强调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如果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偏重于所谓历史问题，那么“一打”则侧重于现实问题。
2.指出打击反革命的手段是关、管、杀，并且强调“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这就为“一打”运动中大规模杀人开了绿灯。特别是，将杀人权下放到省革委会，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的重大变动。在文革的实际情况下,省一级也容易发生将权力进一步下放，一步步放下去，连县一级都有权宣布执行死刑。这样一来，杀“现行反革命”，到地方上就可能成为公报私仇甚至派性泄愤的渠道。地方拥有杀人权是重大法治倒退,也是此后大开杀戒、死刑暴增和冤错案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
3.文件强调“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一打”运动不是文革初期那种群众运动的性质，它是政权出面以“合法程序”来镇压敌对者和杀人。同时，它通过专政机关与某种群众运动结合的方式，制造一种震慑全社会的恐惧心态。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
我们可以从实际进行的“一打”运动来观察这一特点。
北京带头树立“样板”。
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于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发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讨论”的相关《通知》，供“革命群众讨论”并提出“处刑意见”，给公审公判做准备、造舆论。从1月底至4月中旬共开了三次全市性有数万至十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判刑和处决“反革命”罪犯。其中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犯”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3月5日，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10万人“公判大会”，将遇罗克、顾文选等19人处决。第三批就处决了沈元等10余人。北京市在不到三个月时间，连续三次公开成批处决“反革命”犯，虽然处决人数还不及1950年初的那次“大镇反”，但密度已经超过当年。
各地学样。
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判大会，当场宣判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外判处其他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接着，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这四批惨遭杀害的57人，全都是“恶攻”罪名，即所谓“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或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或攻击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以言论和思想定罪。文革后，上述57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确认为冤案而获“平反”，也就是说冤杀率100％。
1970年3月，湖南长沙开了两次大的公判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此前许多原判决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政治犯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据杨小凯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和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 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喊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3月1日，哈尔滨市革委会保卫组在省革委第一招待所门前广场召开“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宣判大会”，10万余人参加，杀了一批人。
2月23日，银川电业局革委会宣布破获“反共救国军案”，29名案犯被群众专政。文革后被平反，确定是一桩假案。3月12日，自治区革委会、银川市革委会召开6万人大会，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3月19日，自治区、银川市两级公安机关召开宣判大会，判处25名“犯罪分子”。其中包括《宁夏日报》编辑张堪宝，他在群众专政时期精神失常后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同日吴忠县以“国民党中统案”判处4人死刑、1人死缓、5人有期徒刑。同时以“中华民族自由民主党”反革命罪判处3人死刑。事后判断皆为假案。4月29日，固原地区对“周家河湾反革命轮奸案”判处4人死刑。文革后予以平反昭雪。同日海原县宣判“以杨如德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阴谋暴乱集团案”中7人死刑，其他29人有期徒刑。6月30日，西吉县对“马跃清为首的反革命预谋叛乱案”宣判，判处马跃清死刑，另2人死缓、6人无期徒刑、28人有期徒刑。7月8日，吴忠县以“反革命罪”判处周广田、翁星云死刑，赵晓初先判死缓后又改为死刑。
全国性地集中“打击反革命”，大造声势地运动性地“打击反革命”，很难避免冤案。
广东省从1970年1月到1971年6月，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共挖出“阶级敌人”26000多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冤案。1972年1月，广州市革委会宣布，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
浙江省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立案审查67900人，其中定性判刑的2200人。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黑龙江省仅“在全省财贸战线”就破获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1970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综合汇报提纲》中说：“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5927人，历史反革命1043人，叛徒61人，特务172人，地富反坏分子1805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72069人。后来查明其中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河北省保定市接连7场公判会，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石家庄地区曾先后公判8批“罪犯”，判处死刑100名、关押1372人、戴帽管制1078人。到1971年1月底，全地区揭发出反革命集团225个，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和敌伪军警宪骨干分子17497人，贪污盗窃、大投机倒把分子2999人。
西安市截至1970年3月底，全市共检举、揭发各种问题15万余件，涉及42000多人。运动开始仅2个月，全市就有89人逃跑，160人自杀（死亡125人）。陕西安康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是1949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此时军管会却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
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14人自杀。
上海市南汇县审查、斗争了3000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宝山县的“一打三反”，有250多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41人被迫自杀。
江苏溧水县1970年初开始“一打三反”后死13人。
“一打三反”运动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杀人。
尽管中央文件强调过“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但“一打三反”运动仍然是文革十年间处决人的集中期。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说：“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70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22人。”
“一打三反”从1970年初开始，到1970年冬天大体上结束，有多少人受累受害？因为“一打三反”进行时，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早已开始并正在进行中。各地方常常将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行。所以，很难单独统计出“一打三反”的受害人数。文革学者王年一披露，“一打三反”运动中逮捕了“反革命分子”28.48万人； 文革研究者王锐估计，杀人数在2－3万人之间；旅美学者丁抒认为，“一打三反”运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应在十万以上。 这几个数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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