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军队 文革

《昨 天》第一七五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4月30日第175期


本期目录

〖四川文革专辑8〗

书海泛舟

邓自力原著 渔歌子录入、注释
从造反派的“结合”对象到“通缉”对象（《坎坷人生》选读）

故纸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毒蛇邓自力又出洞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王茂聚谈邓自力问题

生逢乱世

王 锐 自贡市文革中唯一被处决的造反派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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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从造反派的“结合”对象到“通缉”对象
（《坎坷人生》选读）

邓自力原著 渔歌子录入、注释

录入者说明：本篇选自邓自力回忆录《坎坷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中“十年浩劫”一章，现标题及小标题均为录入者另拟。原书中有个别当时的特定概念或因记忆不准确而出现的时间、名称（如革委会、革筹组）差错，录入者酌加了注释。
作者简介：邓自力，1920年出生在四川广安协兴乡坪里牌坊村。受大哥（堂兄）邓小平及其二弟邓垦影响，于1939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就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夏抗大毕业分配在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任警卫连教员，后又入延安大学。1944年后任三五九旅民运股长、第二野战军民运科长。后转业调地方工作。1950年回川，先后任合江县委书记、县长，泸州地委宣传部长、四川省工会副主席、泸州地委书记等。在任地委书记期间，因体察民情，率先解散了农村公共食堂，给农民多划自留地，1959年被李井泉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为“四川的彭德怀”，他还与同受处分的另两位地委书记崔璋、陈怀堂一起被定为“邓崔陈反党集团”，崔、陈被贬到荒凉边远的阿坝、凉山少数民族地区，邓自力（大概因为有堂兄邓小平的这层关系）被下放到当地农村监督劳动，但当地农民却呼之为“邓青天”，处处帮助、保护他，还为他编出不少歌功颂德的民间传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造反派作为受李井泉迫害的革命干部准备“结合”，但不久即因其与邓小平的家族关系及遭到先期平反的刘、张、王、郭等“革命干部”猜忌等原因而被排斥，进而被掌权的造反派通缉、抓捕、批斗、毒打……文革结束后才彻底平反。1980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82年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2年离休，2010年病逝。
从邓自力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清晰地看到造反派的另一面，因为没有法制观念只有党治观念（“听话要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没有公民意识只有臣民意识（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即使在遭受压制打击时敢于为争取自身民主权利而抗争的造反派，一旦掌权，一旦从“专政对象”变成“专政工具”，也就会从“维权斗士”迅速转化为“维稳鹰犬”，在镇压异己的“无法无天”凶狠程度上甚至可以超过以前的当权派。

地委书记叫学校红卫兵将我女儿开除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天中午吃午饭时，我女儿兴奋地对我说她参加了红卫兵。“红卫兵”这新鲜名词，我从未听说过。我女儿给我解释说：“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组织。”我说：“毛主席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你们这些孩子，在学校主要是求知识，把功课搞好。”毛主席已处于极端危险状况，需要把学生组织起来保护他？我不明白，恐怕普天下的百姓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女儿就读于宜宾一中，不到公民年龄，这红卫兵是什么样的组织她也不了解，只知道戴上红袖章比别人光彩。他们学校只有二十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加入了，别的学生羡慕得不得了。小娜在学校品学兼优，老师喜欢她，同学们热爱她。
参加红卫兵后，经过短暂的训练，老师率他们去地委献忠心。地委书记、副书记及其他少数领导人接见他们，孩子们呼了口号，表达了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的决心。我没有被通知去参加，我想可能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我的推断很快被证实了。
我女儿小娜参加表决心的会回来后对我说，地委书记看见有她在红卫兵行列里，眼睛鼓得比汤圆还大，一直看得她产生恐惧的感觉。她问：“爸爸，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言不发，但心里很清楚，她这个红卫兵必定是昙花一现。
几天后小娜放学回家吃午饭，未到饭厅，一人躲到寝室里不出来。家里人呼唤也不答应，把大家急得什么似的，我来到她寝室门外，听到屋内有抽泣声，便问：“小娜吃午饭了，发生什么事给我说吧？！”她打开门用手拭去眼泪强作镇静地说：“没什么，吃饭就吃吧。”我佯装不知地陪她到了饭厅。大家刚到饭桌旁坐下，端起碗准备吃饭，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接着原原本本地把她被红卫兵取消的事告诉了我们。原来她们学校收到地委送来的通知，叫学校将她开除红卫兵组织。学校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取消她当红卫兵的理由。我劝她说：“不叫当红卫兵就不当嘛，将来争取加入共产党！鲁迅不是共产党员，谁能说他不是革命者？你爹是老共产党员，我的儿女骨头也是硬的。你人还年轻，好好求学问才是正经事。有了本事才能建设祖国，不再受帝国主义宰割。”我这么一说，她竟笑起来了。

儿女外出串联带回的信息

又过了几天，她回来对我说：“学校不上课了，要出去串联。红卫兵是有组织地去，不是红卫兵的自愿结合自选领头人带出去。”她和几个同学已约好一同去北京。我问：“去北京要乘火车，这笔路费由学校出吗？”她回答：“学校不出，自己也不用买票，上面有命令，红卫兵外出串联乘火车免费。” 天下竟有这样的事吗？乘火车不买票，铁路部门不是要垮台吗？我不相信，与女儿争论许久，最后是我失败了，她说的真有其事。她同几个女同学约好准备出发了。我们给了她些零钱，她只收了少数，说是不需要太多。到城市里可以住在大学里，吃饭也可以不要钱。我一脸的怀疑，但不敢再说不相信了。女儿临出发时，她大弟弟要求和她同行，她说他太小，没带他一起去。小娜走后几天，这孩子也没回来吃饭和睡觉，我猜也去串联去了，我们无处可寻，只好让他们去广阔天地锻炼了。
宜宾几乎全城的学生都出发串联去，像一股潮流谁也无法阻挡。有的上北京、成都;有的去贵州遵义。我的一儿一女到底到何处去了，我不得而知，也无力查找，只好听之任之。这批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这次算是到大风大浪中锻炼去了。我想，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总是有益的。
地委处于瘫痪状况，我自己也惶惶不可终日，命运如何自己无法掌握。地委一些负责人下县下乡深入基层，实则是对现实不理解采取逃避的办法。我因兼宜珙铁路指挥部工作，所以整天都在工地上。中央规定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也就没去铁路上串联点火，修铁路的工作成了我的避风港。
半月之后，小娜终于回来了。她一见我就十分惊恐地说：“北京城里，北京大学有许多大字报大标语。有‘打倒刘少奇！’还有‘捉拿彭德怀’，其中有一张是打倒我大伯 的。爸爸你会受牵连吗？”我说：“我姓邓，和邓小平是一家，他是我大哥这是改不了的，如要株连九族，我就只有听天由命了。”我问她在外面是如何生活的，都干了些什么？她告诉我乘火车不出钱，到一些大专院校去，如北大，校内学生不多，都到全国各省市去串联闹革命去了。我们在这些学校吃饭大多数都不收钱和粮票，他们说大家都是红卫兵，闹革命吃饭可以不收粮票和钱。我说：“你又不是红卫兵！”她回答：“我的红卫兵的名是除了，可红袖套没收，出去戴上红袖章，别人还是相信我是红卫兵战士。”我开玩笑地说：“你这是个冒牌的红卫兵，用红袖套混了几顿饭吃。”我又问她晚上住在哪儿？她说住北京的中学，有时住大专院校。那些学生都外出串联，空铺很多。他们要把全国学生发动起来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他们说我大伯是二号走资派。学校的被盖是国务院特制的，有的是周总理叫中央机关捐献的。周总理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经常和红卫兵一起进餐，并让红卫兵把残汤剩菜吃干净，更不要浪费粮食。总理带头吃残汤剩饭，青年学生们很感动。她告诉我，她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都看完了，再也没什么好玩的去处，大家便决定回家了。回来时乘火车不仅不要票，而且旅客和工作人员对她们十分客气，让她们先上车，都安排了座位，而其他车厢都非常挤，上厕所都无法挤过去。走了这一趟她也不愿再外出了。我劝她在家好好自学。
大女儿回家不几天，她弟弟也回来了。他去成都逛了一趟，参观了武侯祠、杜甫草堂、人民公园。在几个表叔的带领下，也用红袖套出入公园不要钱。他告诉我成都大街小巷都有“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标语。我说“解放大西南”提法不妥。我的儿子小燕看到“打倒李井泉”的标语，从心底里拥护，因为我的问题，他常听到学校中的同学叫他“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受委屈不能申辩，积压心里多年，看到标语像是出了口怨气。

有人下台有人上台

1967年夏 ，我从西昌凉山州委庐山宾馆乘汽车到西昌铁路指挥部，下车向郭司令员的办公室走去，刚上阶梯，就看见李井泉从郭司令住房侧的一房间走出来，我诧异地想：“李井泉！他怎么会到这里来？”我正纳闷，李井泉喊道：“邓自力，你为什么来西昌？”我说：“你不是叫我去修宜珙铁路吗？宜珙铁路局属西昌铁路指挥部领导，我是来这儿向郭司令汇报工作的。”他“啊”了一声，便走进房内。我看他表情有些惊恐，立即想起那些要打倒他的大字报，再看他不住豪华宾馆，却住在这又矮又烂、设备不齐的平房里，想来是来此藏身无疑。西昌铁路指挥部是中国铁道兵部队领导，工作人员全是军人。文化大革命只许在机关学校搞，军队是不准红卫兵闯入的，因此这儿成了李井泉最好的藏身之地。
西昌之行后的十几天，宜宾城铺天盖地的标语都是有关打倒李井泉的。从海报上得知李井泉已被上海红卫兵捉住，乘飞机飞回成都，交给四川红卫兵了。大字报上说将在成都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进行批判，各地学生都将派代表参加。造反组织派代表参加批判大会，一是为表白自己组织是革命的，另一方面是为了取经，回到各地再组织批判本地的走资派。
李井泉由西昌去云南，从云南乘飞机到上海，行动十分保密，却被神通广大的红卫兵打听到。听说他刚去上海不到两天就被捉住了。我在西昌看到李井泉之事，连同我一道去的秘书和司机我都没有透半点风声。虽然我很不满意他的所作所为，但我认为一个人要光明正大地做人，对他有意见可以直说，不应搞阴谋诡计。
我回到宜宾时也为宜宾的变化吃惊，名目繁多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宜珙线上的铁路工人（劳改犯除外）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不能影响生产。他们只利用业余时间与机关和学校的人，联合起来造当地党政负责人的反。因中央规定工厂企业不准搞文化大革命，我是指挥长，所以没将我列入他们造反的对象之中。我仍然穿梭于宜宾和铁路线各站之间，集中精力抓生产。宜宾地区的一些党政负责人凡能捉的，都被红卫兵造反派捉去关在一所幼儿园里候审。被关人员开初还让家属探望，送衣送粮都可以，后来说怕走漏消息就不让探望了。宜宾街上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游行队伍打着小红旗、呼着口号，夜以继日地游行。街头有造反派搭的台子，造反派头头们站在上面大讲造反有理，煽动人们起来造当地党政机关的反。文化大革命是要清除封资修的意识形态，却变成了夺权斗争，简直把我弄糊涂了。
从宜宾张贴的大字报中得知，原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和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在1966年也“造反”了，并受到中央文革成员之一的王力的接见，肯定了他们的“造反行为”，表示支持他们。这个消息成为特大消息轰动了四川宜宾，我知道这一消息后又喜又惊。我喜的造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反，不安的是全国这样造起反来，经济建设不是要受影响吗？
刘结挺是从军队转业的，从江安县委书记升任的宜宾地委书记。张西挺是刘结挺的妻子，在宜宾市任市委书记。刘结挺任地委书记兼宜宾军分区政委期间，将副政委郭一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因议论刘之妻张西挺操纵选票，打击未投票选她为市委书记的人的事，被刘结挺以同意彭德怀意见书为名，将郭一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宜宾、泸州两地合并时，刘结挺任地委第二书记。刘结挺又与省委定的第一书记牟海秀发生矛盾。郭一案件经刘、张的对立面举报省纪委，经审查后，将刘、张二人开除党籍、撤职，秘密地软禁在成都武侯祠附近的红牌楼公社。几年后，解禁移至省委招待所听候分配。文化大革命前夕，省委通知刘结挺去万县地区任农业局长，刘不服拒不上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俩从北京南下的学生处知道了中央的一些内情，便认为翻案的时机已到，进京上书中央，联系北京学生散发传单，贴打倒李井泉的大字报。一时间在四川成为众多造反派中的两颗明星。从京回川后，带着中央文革的重托，组织和领导四川的造反派。这样四川各地的党政机关就瘫痪了。四川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刘结挺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原省委、省政府领导不是被批斗，就是被抓去游街示众。
刘、张成为四川响当当的人物后，因我曾与他俩共过事，老战友、老朋友一见我就问我刘张何许人？都是怎么红起来的？我不便说什么。
1968年秋 ，宜宾为欢迎这两位体面人物回乡视察，本地造反派们竭尽全力地布置张罗，扎彩坊、挂彩灯、贴标语、挂国旗，就像迎接国家元首一样。居民们怨声载道，特别是家家户户挂国旗，害得老百姓们都新买国旗，而且满街挂上十分不严肃，居民们十分反感，胆大的就骂娘。有的说抱怨话的还被捉到他们私设的牢房中关起来。
一天下午四时，有人来告诉我刘、张率省革委的一些工作人员来宜宾了，住在宜宾小招待所。刚回到他原住的地委大院来，十几辆汽车一条龙似地排在大街上，其中两辆伏尔加轿车是他们两人的专车。他们回来想找些人叙叙旧，包饺子吃。他们请与他们很有交情的李金铭来通知我，希望我能去见他们一面。我对李金铭说：“不去，去见面还说我想去吃他们的饺子，这年头弄点猪肉也不容易。”李金铭说：“人家省革委副主任，只要向造反派讲一下，十斤八斤猪肉还弄不来。”李金铭是地委农业部长，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时，他也因任农业工作部副部长，执行了我的那一套受到批判撤职，后因省委减轻对我的处分才恢复工作。刘结挺被撤职时，他孩子被欺，岳母受地委有的干部虐待，李金铭挺身打抱不平。刘、张这次回宜宾当然忘不了这位恩人。他认为我和刘、张都是一条阵线的人，都恨李井泉，因而力劝我去见见他们。见我不愿去便又说：“刘、张已是四川省革委会负责人，何不去见见，让他们在省革委替你说句话，你也就站出来了。你早出来比迟出来好，免得一派支持你，一派反对你，把你夹在中间活受罪。”我说：“我的问题不靠他解决，由群众评定，让组织决定。特别是我这个当权派，有个定为二号走资派的大哥，他们肯让我站出来吗？”老李见我执意不去，便不乐地走了。

造反派对我的态度发生分歧

宜宾造反派召开批斗牟海秀、沈学礼、贾昌的群众大会规模很大。解放以来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场面的会。我被通知去参加，显然被列入造反派行列。从地委机关前往宜宾广场途中，许多熟人与我打招呼，一改以往见我回避的状态。我突然感到一阵轻松。人群中人们对我的议论也多为赞扬。他们说：“李井泉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席号召造反，这次他可以起来造反了。”“他虽没参加组织，也不是造反派头头，可千百万农民拥护他。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他的办法才是富民强国之计。”听到这些议论，我受再多的委屈都没有什么了，只感到被群众肯定的幸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一路上，我和造反派一道举着小红旗，呼着口号进入会场。能容纳十万人的广场被人填得满满的。会场上大小红旗迎风飘扬，红字白底的大标语横跨会场，场上口号声和锣鼓声此起彼伏。广场西北角的翠屏山上也站满了人群。大会主席台传出“静下来”的命令，会场下也有人招呼着不要呼口号了，慢慢地人们终于安静下来。主席台上有人高呼：“将牟、沈、贾一伙押上来！”我坐在广场地上的第一排，看见他们被押上台。除宜宾地区的头头们，还有省上的许梦侠、钱寿昌。我想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人弄到宜宾来斗呢？仔细思索得出的答案是与刘、张有关。许梦侠在省上分管组织纪律工作，兼纪检委 书记，钱寿昌是纪检委副书记。处分刘、张他们都参加了。被批斗的几个人胸前挂着个木制的“走资派”牌，以往挂的是钢板制的走资派牌，铁丝挂在脖子上，一场大会下来铁丝陷入肉中会红肿感染。今天挂的木牌，算是优待了。我看着这些批斗的方法心里很不是滋味：有错误批评就是，让他们检讨吸取教训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进行人身摧残？刚才来时的好心情一扫而光。
台上有人发言，批斗我已听不进去，大致是说刘、张是革命派，李井泉和牟海秀狼狈为奸陷害刘、张，许梦侠和钱寿昌是李井泉的忠实帮凶。我身在会场心已不在此，只是机械地跟着举手呼口号，究竞呼的什么我也没弄清楚。
大会结束后开始游行，几位“走资派”走在前面，我随地委机关造反派紧随其后，其他游行队伍边喊口号边慢慢行进。游行队伍将宜宾主要街道转完后，才散去，此时已午后二时。
参加了批判大会后，我只求能在革筹小组领导下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就不会被当走资派批斗了。宜宾以刘、张为准划为两派。刘、张一派的为“红旗派”，另一派叫“红色派”。我是被李井泉整的，当然就把我视为红旗派了。红旗派组织的广大群众都不约而同地把我看成是他们的人，一致认为宜宾革筹小组将把我列为第一批解放出来的干部。希望我早点出来好争取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因为农民的背向对于两派的对峙来说很重要。“红旗派”望我站出来，我也想早点解放出来，但革筹小组负责人就是不表态。“红旗派”中的头头天天去催促，他们就往省上和中央推。造反派的头目们联合起来向省和中央禀报，但无回音。
过了一段时间，宜宾城内出现了打倒我的大标语，这一下把我和希望支持我出来工作的同志都打懵了。有人说我解放出来会威胁当时革委会主任王茂聚的位置，据说是刘、张告诫王茂聚，把邓自力弄出来，宜宾的领导权发生问题事小，四川革委会人选受影响就事大了。因为要不要我站出来，宜宾“红旗派”内部发生意见分歧。站在刘、张一边的反对我，代表农民利益的大喊大叫邓自力是革命干部。我希望他们团结起来，我自己不介入政事，作个逍遥派。我以为红旗派内吵一阵就停下来，我也就混日子就行了。终于有一天大祸临头了，川铁“红旗政权派”把我捉去禁锢起来。在宜宾革筹小组的亲自指挥下，召开了两次批斗我的大会。一次在沙河，一次在巡场。在巡场的那次批斗会把我折磨得几乎与世长辞。那场批斗会从早上八点开到晚上六点，整天下大雨，我们被淋得像落汤鸡。虽是夏天，因没吃饭又站了一整天，不时晕倒在地。每次倒地后，造反派将我们抓起来，一句“装死”后便是拳打脚踢。陪斗的铁路指挥部的几位领导实在是冤枉，如果不是因为我是指挥长，他们也不会受此洋罪。我们几个被斗的走资派被折磨得又冷又饿的时候，几个组织斗争的头目们却坐在临时主席台上喝茶，吃包子馒头。斗争会开完后，我们才艰难地步行到关押我们的工棚，吃完饭虽暖和点，可全身湿透的衣裤穿着实在难受。我把衣裤脱下晒起，身上只穿一条短裤。看管我们的人那天脸没绷得那么紧，我们要开水喝也同意了，并主动烧起火帮我们烤衣服。我有些奇怪，一问才知第二天要送我们进地区“革筹办”的学习班。进了学习班起码是革命干部，可以得到解放，安排一定工作。保我的一派听了此消息很高兴，打倒我的一派感到很丧气，因为不能把我推去批斗了。我自己不指望能分配什么工作，只要能不被批斗，抬起头走路，我就满意了。

我写了批判李井泉的万言大字报

第二天，我被宜珙铁路红旗派中要打倒我的一派，用一辆工程车押回宜宾交给“革筹办”学习班的人。“革筹办”向押送者开了一张凭证，表明我已被送到，我真有被剥夺人生权利，成为罪犯的感觉。他们没让我回家，并告诉我不能出学习班的门，行李及生活用品由他们通知家属送来。看守学习班的人都是忠实于刘、张的造反派中的精兵强将，我们的命运全操纵在刘、张手里，并看你是否对他们有利来决定你的命运。
学习班中学员基本上是地区机关的中层干部，只有我还算是一位领导干部，其余领导干部都被列入打倒之列。男学员住在小招待所楼上睡地铺，晚秋季节大家挤在一起睡也暖和些。每天不是学中央文件，省革筹文件，就是读毛主席著作。要我们写揭发中央、省、地委走资派的材料，写得越多成绩越大，解放才越有希望。那些揭发的材料不管真假，你要编造也可以。
学习班领导对我说：“你是造李井泉反最早的，应该好好揭发。通过你的揭发取得造反派的同情和支持好站出来。”1959年李井泉斗我，我始终未低头，也未写出一份使他满意的悔过书，弄得他骑虎难下。而今可以系统地揭发他在农村政策上的错误了，我为了那些被推向死亡线上的农民，也要将他所犯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翻阅了当年处理我的文件，回忆了当年受批判处理的经历，写成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李井泉在农业方面大刮共产风，脱离实际和违背群众意愿地大搞公共食堂。不根据经济规律搞乱生产，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大减产。在中央已明文规定调整某些农村政策时，李井泉仍不及时调整，说什么四川要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大队），而不是中央说的生产队。这张大字报近三万字，除去铅印了十万余份外，还用墨笔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宜宾大街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说看了我的大字报很痛快，揭发实事求是。我知道农村造成的灾难比我所叙述的严重不知多少。
在学习班除写大字报揭发别人外，就是写外地造反派来学习班调查的对象的材料。这些被调查的人都是他们当地的走资派。如果不写就会被罚站、挨打。我怎么能无中生有地写别人的假材料呢？万万不能为了讨这些人的高兴而违背良心地去陷害别人。我这种可贵的品性万万不能改。他们叫我揭发李井泉修宜珙铁路是要同贺龙一起搞军事政变，并说已被造反派揭发到中央文革，有真凭实据。他们说宜珙线是为军事政变不成功时向云贵方向撤退时用的。他们想逼我按他们的意愿说，我虽不认同李井泉的农村政策和一些个人作风，但我不能乱说陷害他。我说李井泉叫我修这条路是想把珙县的煤运往成渝，没听说有别的用途，如有别的用途也无非是运出去一些土特产，运进一些机器百货。他们听后又好气，又好笑，将我骂了一顿后还举起拳头想揍我。我仍按实际情况说，让他们大失所望。
学习班每天早上要早操，由造反派中的转业军人带队跑步。我们边跑边喊口号：“打倒李井泉！打倒牟、沈、贾！拥护刘、张，王、郭！”口号声必须和跑步合拍，声音洪亮。如有不合要求者必要挨骂，说不定还会影响前程。每天早操大家都十分小心地喊口号，生怕有差错。学习班就这样办了一个月，既没有解放任何一个干部，也没有给我们作什么结论，惟一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写出他们需要的材料。办不下去了，或办下去也不能实现他们的目的时，学习班结束，让我们大家回家。

“二月镇反”我被当作造反派“黑后台”抓捕

“二月逆流”时，我又被当作造反派遭遇了一次劫难。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时，宜宾地区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游行，大街小巷被手持五颜六色小旗的游行队伍挤得水泄不通。中央文革支持刘、张的谈话像雪片一般飞撒四川大地，宜宾造反派估计刘、张及同他们一伙的王茂聚、郭林川会很快回川回宜宾主持工作，他们每天夜以继日地呼口号，敲锣打鼓，整个宜宾沸腾了。正在这时，我被宜珙铁路的造反派从家中带到地委统战部机关，安排到一个房间住下。我的被盖和洗脸用具是他们从我家取来的。家人问及把我带往何处？他们只告诉离家不远，绝对安全，让家里人不得将此消息外传。地委统战部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停止办公了，这儿成了造反派们抢占的地方，哪一派强就把另一派赶走，宜珙铁路造反派人多势大，占据后再没有别的组织抢过去。他们在这儿安营扎寨，办起了食堂，有门卫站岗，组织了荷枪实弹 的警卫队。他们认为我是被李井泉整的，和刘、张关系又较好，便对我特别照顾。我住在他们那里很自由，买饭菜也受优待，他们可能想通过我在刘、张处讨得一官半职。我在这儿虽不会弄出去批斗，但不许跟外界接触，使我非常压抑，总想了解外面的情况。
一天下午四时左右，一个宜珙铁路“红旗派”头头，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回来对另一些头头说：“街上捉人了，我们的总头目已被军分区抓住五花大绑地押进分区司令部。”他说在押送途中被战士拳打脚踢，有的向他脸上吐口水，还有人骂道：“你几爷子要造反，造你妈的什么反？”被押的人说：“是毛主席叫我们起来造走资派的反。”战士说：“你把毛主席的指示文件拿来看。”我想平时所有的消息都是大字报上说“北京来电”，和“成都特大消息”开头，哪来的红头文件。铁路上那些头头听到这些消息，便吩咐烧文件，各寻藏身之地，说天已大变。他们派人立即到北京去询问刘、张，看是全国都如此，还是只四川如此，以便安排对付的办法。
这些头目们各自寻好退路已顾不得我，对我说：“邓自力，你怎样由你自己定。”我许久与外界隔绝，没有外界的消息，听了他们的谈话后，久久不知所措。室外传来呐喊声，急促的脚步声，枪支的碰撞声，我知道外面很乱，不如以不变应万变，干脆坐在屋内听天由命。外面的声音逐渐消失了，我一人坐在屋内，约莫几分钟后，院内传来人的嘈杂声，接着听到人群上楼的声音。很快人群涌了进来，有人高声说：“这不是邓自力当权派吗？”又有人说：“我们找遍了全城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有人下令：“给我抓起来，他这个支持红旗造反派的邓自力，和刘、张是难兄难弟，一路货色，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有人接上一句：“刘、张跑得快，漏网了。”“跑得掉初一跑不脱十五。”我偷偷地望了望这些人，其中多是穿军装全副武装的军人，有位军官命令道：“将邓自力捆起来。”他们动手脱我的大衣，我请他们不要脱，他们说：“你好奸诈，穿着大衣绑得紧吗？ 只有脱光了绑你才尝得到辣子汤的滋味。”我说：“你们捆绑是为了防止我逃跑，我姓邓的不得跑。有理走遍天下也不怕，何况是我们共产党当权，人民的解放军呢！”有人大吼：“少说废话，不要给我们上政治课。”他们七手八脚地脱掉我的棉衣，仅剩贴身的衬衣衬裤，五花大绑地把我捆好。我手臂和手腕如针刺一样疼，汗珠从额上冒出。我的衣服被盖及洗脸用具，由他们收成一大包，用绳子捆好挂在我的脖子上。他们把我推出门便喊口号：“打倒邓自力！打倒刘、张、王、郭！”我被押到军分区大院，只见院内挤满被捆绑的人。有的弯腰站着，有的坐在草地上。有当权派，也有造反派头头。弯腰站着的是重犯，周围有四五位执法人员监视，不得有丝毫懈怠。我当然属重犯，和弯腰站着的一样，等军分区给我们这些“犯人”登好记，造好册移交给市公安局。
我到市公安局，被松了绑，被关到一楼一底楼房的楼上。这间房子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左右，关满了人，我数了数足有二十五人。每天晚上睡在地铺上，身子只能侧着，二月天不盖被也不觉得冷。房子的门窗都很松，不用开关，风一吹自动开关。虽然空气流通，但因人多，满屋的汗气、脚臭直往鼻孔里钻。我们每天早上七点被看管的人吆吼着起来，在走廊上站成一纵队，报数点了名就被一前一后全副武装的看守押着下楼，到自来水管边依次地洗脸刷牙。报数时大家都很紧张，稍不如意挨骂不说，枪托就会打在身上。白天大家坐在屋里，一般谁也不说话，怕惹来处罚。偶尔有些人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什么反革命？我犯了什么法？弄到市公安局来，这儿是专政机构啊！毛主席说对人民不能专政。”所言虽正确，但没人敢与他搭腔，他说了一阵也只好默默地静坐下来。就是这样发表议论，有时也会被看守带到一个黑屋里去“谈话”，实际是弄去痛打一顿。打人的工作人员说你煽动造反，让你吃点皮肉之苦，以防再犯。
我被关了几天就感到四肢无力，精神也不好。我想我还要革命，这样下去，将来出去也是废人。我在室内做起运动来，我站起来做体操，在地上做俯卧撑。每天坚持运动后，我的手脚有力了，吃饭也觉得有味了。看管人员干涉我，我说：“你们把我关在这里不尽快处理，把身体弄坏了，将来劳改做不成活路还靠你们养活，这就对不起人民了。”屋内的同伴听我这么说都哈哈大笑起来，气得看守人员不知说什么好。在我的带动下，屋内的同伴也像我一样做起运动来了。
和我关在一起的全是地委机关的干部，有造反派也有当权派。地委机关“红旗派”的一号勤务员徐克明，是地委机关党委的干部。他造反最早，能说会道，自然就成了“反革命”了。我是被当成“红旗派”的后台抓起来的，其实我为什么会变成红旗派后台的，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他们组织造反派组织时，我正忙于修建宜珙铁路，因为那时中央有明确规定，工厂企业不得介入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这个决定十分正确，生产不搞，岂不亡党亡国。当各种类型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时，我一点也不知道。“红旗派”是什么样的组织，我完全不了解，也没被邀请去参加过任何活动，因而说我是他们的后台是活天冤枉。
我们关在公安局，自己的亲人可以来探望，也可以送饭菜。家里送的饭菜口味合适些，虽并非好饭菜。那时猪肉、油都定量，要想吃点肉不容易。我的女儿小娜是四个孩子中最大的，她承担了为我送饭的任务。一天她为我送饭，看守不让她上楼，用上了刺刀的枪拦住她。她用手推开刺刀夺路上楼，并据理与看守争辩探望的权益。当她提着饭见到我时，眼泪才流出来，对我说起为把一盒饭送到父亲手里的经过时，我也热泪盈眶，心疼地说：“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万一枪膛里有子弹，开了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不让你上来，就把饭菜交给他们转给我就可以了嘛！”“爸爸，我一定要自己送给你，别人都可以送，我为什么不可以？不平等嘛！”她倔犟地说。她说是想上来看看我才放心，对我说完心里话后，放声大哭起来。我劝她说：“不要哭了，你今天见了我应该高兴，你看我还是同以前一样的健康。回去告诉你妈妈和弟弟们，别操心我。你爸爸绝不是什么反革命，所以用不着牵肠挂肚，他们最终会为我平反的。”屋内的同伴们为我这番话翘起拇指向我致意。女儿听了我的话停止了流泪，放心地提着送饭的盒子慢慢离去。我望着女儿离去的背影，再也抑制不住泪水，回到屋里地铺上心疼地流着眼泪。
我们在那里关着，大家心里也惦记着外面革命形势的发展。从军分区内人们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刘、张被中央文革接见后，原本打算回四川搞革命。刘、张坐镇成都，王、郭回宜宾领导宜宾的文化大革命。王、郭尚未回宜宾就发生了军分区大抓宜宾红旗造反派的事。我们在押的人都议论着，想刘、张能报请中央文革，看是否有释放的一天。我听着他们小声议论不发言，惟恐有内奸上报。又过了几天，外面传来刘、张逃往北京的消息，说中央文革接待了他两口子，说中央文革比他们更关心这股暗流，如不及时解决，文化大革命就将夭折。事态发展得很快，北京来电说中央已令军队放人，还要求做好善后工作。这对于被关押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消息，人们整天大声议论，室内沸腾了。看守们对我们的议论毫不干涉，迥异于往常。
北京限期放人的命令无人敢违抗，此时轮到抓人的向被抓的求情，请他们出去。被抓的人要求开大会平反，军分区不同意，只是坚持个别谈话，阴一个阳一个地放人。他们放我时对我说：“你是当权派，放你回家等候审查。”我想不走以示反抗，又想党内的事搞错了给你赔罪也就罢了，还能以牙还牙？也就收拾东西回家了。

为避祸第一次出走

这次镇压加速了刘、张登上领导的宝座。于1967年夏，刘、张、王、郭回川领导造反派夺权，造反派更感到他们的命运是和刘、张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刘、张的上台，许多人都认为我也将得到解放，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我这位不满李井泉的人竟列为被刘、张打倒的对象。因为1959年我搞的一套很受农民拥护，他们怕我解放出来会影响他们的权力。另外我是“全国二号走资派”的弟弟，打倒我也是为讨好中央文革。他们有中央文革撑腰，要打倒我，我的日子就难过了。
一天晚饭后，宜宾地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慌慌张张地来到我家，对我说马嘶昨夜人不知鬼不觉地被一些人抓走了。抓去何处，关在哪里，家里人四处打听也无音讯。他们估计是刘结挺手下的造反派干的，因为马嘶和张西挺共事时，因张操纵选举之事提出过意见，和张西挺矛盾很深。何德润好心来给我报信，建议我避一避为好。我和家人听了他的话后，商议了一会儿，也认为以走为上策。于是我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准备立即上路，往重庆方向投奔亲戚。
宜宾往重庆的轮船要第二天早上才起锚，在宜宾上船太惹人注意。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到李庄。我侄女正好在我家，她在李庄糖厂当工人，我随她到李庄，明天早晨八时在那儿上船。我们两人从家中出来，乘船过了金沙江，顺长江下行走了约莫十余华里，天慢慢黑下来，过了南广那条小河，天已黑尽，我们正好趁天黑过宜珙铁路指挥部，避开认识我的造反派。天助我，没有碰见熟人，我非常高兴。我俩沿长江夜行，她路熟，我夜行军有经验，我们一路疾行，争取在夜里十二点以前赶到李庄，不然很难找到住地。那天雨后刚晴，稻苗和玉米放出的清香弥漫在夜幕中，天空朗月高照，银光洒满大地。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道路，一路顺利。
李庄是宜宾去江安路上的一个镇，镇上人口近万。宜宾糖厂建在镇东头，镇西有一所农校，它是抗战时内迁的美术学校的旧址。抗战胜利后美术学校迁回上海，宜宾专区就利用这个校舍办了农业专科学校。如今农校生也起来造反了，他们因与农民打交道多，都支持我。从刘、张掌权以来，随刘、张态度的转变，他们也从拥护我转为要打倒我，而且比“左”派更“左”。由于天黑，学生中认识我的人少，他们游行后虽与我相遇，但没有认出我。我们安然无恙地进入了镇内。我侄女让我在街边坐下休息会儿，她回厂里给我找栖身之处。我耐心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她回来了。她对我说：“我们厂里有一个技术员，他是红旗观点，支持你。他曾说过，如果邓自力来我厂，我一定要把他保护起来。我原来打算找他收留你一夜，这下完了，他已出差，家里只有妻子和一个女儿，你当然不便在他家住。镇上有个旅店老板的妻子跟我很好，在她店内住一夜，明早一大早就离店去港口。”我说：“如今也只有这一办法了。”她带我到了旅店，向老板娘说明来意，老板娘说已住满无法安置。我插话说：“用木板架在屋檐下睡一夜，号钱我照付。”老板娘说不好，更不能收钱。我一再恳求，她才同意了收钱搭铺。我也乐得不暴露身份地住一宿。因为四川宜宾，家喻户晓知道我邓自力，如今这种形势，一暴露那就凶多吉少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店躲到僻静处，我侄女买了船票，等到快开船时，我才抢上了船。午后四时，我们抵达泸州。我躲在泸州公园的树林里，等我侄女去找来泸州的亲戚，商议去重庆的事。我的亲戚说我是当权派，不接受批判却逃了恐怕不妥。我说现在这么乱还讲什么规矩，书生气十足会吃亏的。我的一席话说服了她，她同意帮我买去重庆的船票。太阳像红球一样不肯西落，我焦急地等待着天黑，好容易天慢慢黑下来。我吃完她们买来的晚饭，等到下半夜，一人上了船。第二天下午二时，船靠重庆。朝天门码头和沿江的一些大街上，学生们正呼着“打倒刘、邓、陶”的口号游行。我只知“刘、邓”是指谁，又加上个“陶”是指谁我不得而知。我反正不明白，又没人认得我，便戴着草帽，穿着草鞋，在街道的屋檐下大摇大摆地往重庆的亲戚家走去。
我在重庆亲戚家住了几天，不见宜宾家里来信，又觉得长住别人家欠妥，估计这次出走属错误估计形势，便决定回家。离开重庆时，我外甥和我同行，一方面照顾我，怕途中有事，有个人回家报信;另一方面也趁机把他从造反派的武斗队中脱身出来。我住重庆期间，重庆已发生武斗，全国各地所有的造反派组织几乎都分为两派，互相对立，一派要保原来的当权派，一派要打倒原来的当权派，另选他们满意的干部主政。两派斗争日趋激烈，由辩论发展到打、砸、抢，再发展到动用枪炮。我怕我的外甥成为武斗的牺牲品，便叫他离开重庆，等武斗停了再回家。他不愿离开重庆，同意不再参加武斗。我再三说服，他才与我同行。

我又被诬为“保皇派”的后台再次出走

回到宜宾，宜宾也开始武斗了。“红旗派”说“红色派”是保皇派，“红色派”不服，由动嘴发展到动手。宜宾城内大街小巷都设有障碍物，各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巡逻保卫。双方因冲突打伤不少人，医院内住满了伤员，而正常的门诊却不能进行。泸州支持王、郭的造反派与反对派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宜宾革委会 在王茂聚主持下，决定组织人前去援助，而且是武装支泸。我的孩子也在其号召下想去支泸，我阻止了他们这种盲目的行动，我对他们说：“你们去武斗，死了都不光彩。”
我回家住了两个礼拜，觉得事态比较平静，大概可以在家住下了。两派武斗我都不介入，只是担忧何时能结束这种对立状态，希望能尽快成立革命委员会，以便抓革命促生产。一天午后七时许，天刚黑，何德润气喘喘地到我家对我说：“这回是真的，消息绝对正确。王、郭支持的红旗派今天晚上半夜时要来捉你。你今天晚上一定得离家。如被捉去不知他们会怎样对待你。”我说：“我是当权派，躲在亲戚家也让别人担惊受怕，粮票 又不好换，有钱没粮票，连饭都买不到吃。”他斩钉截铁地说：“天无绝人之路。”他走后我和家人商议，决定当天晚上暂在外面住，看他们的行动。我妻子是专区工会干部，她同事离我家大约百米左右。她去联系好后，我和她同去住一宿。她一再给别人说只住一宿，绝不住两夜。她同事挪出一间房让我们夫妇住。我俩在晚上九时很秘密地潜进宿舍就寝。我躺在床上轻松地出了口大气，迷迷糊糊地进了梦乡。刚入睡，忽听房外人声鼎沸，听不清在说什么。我紧张地认为是红旗派的人发现我躲在这儿，来抓我来了。我浑身发冷打抖，坐在床上等候上帝的安排，就这样坐了很久，仍不见来抓我的迹象，便放松下来。第二天刚天明，屋外有人在议论说：“昨夜红旗派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围住王、郭的司令部（地委招待所），要求武装支援泸州的红旗派。泸州红旗派已数次来电告急，王、郭精心策划后，派出了自愿报名的‘义勇军’。”
我安全地过了一夜。为了了解昨晚我家的情况，谢湘先回去侦察一下。她回家后，返回对我说：孩子们讲，昨晚深更半夜来了许多人敲门，把他们吓得在床上忙钻进被子里把头蒙起来。门越敲越凶，并且大声吼着说不开门就要把门打烂。有人高叫着把房围好。小娜怕把门打烂，才高声答应着开了门。门一开，一群人涌进来，用电筒射出很强的光柱，向床上、床下找寻。发现你不在，便问孩子们你的去处，孩子们说不知道。又问我的去处，孩子们说也不知道。他们翻箱倒柜一阵后，把你写的小说手稿《中原突围记》 搜走了。孩子们再三要求留下你的书稿，被他们拒绝了。那些人在离开我家时气势汹汹地说：“跑得脱初一，跑不过十五，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捉住！”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决定再去重庆躲一段时间。这一次我带了我的妻子、大儿子同行，便于探听情况和办事。为了安全，我们决定乘木船去李庄。一早上船，上午十时左右抵达李庄。我们在镇上的一个僻静处休息吃早饭，让儿子去叫在糖厂的侄女，请她为我们找旅店安排住宿。第二天我叫儿子回宜宾打听消息。他回来说宜宾武斗很厉害，街上贴着许多标语，说红色派武斗的后台是爸爸。我真弄不懂他们这些感觉是从哪儿找来的，我不是被红色派打倒的对象吗？怎么又变成他们的后台了呢？这天夜里，我和妻子、儿子三人在旅店里闭灯纳闷，听隔壁房里有人说话：“我们要作好准备，革命委员会 一声令下，我们就去支援宜宾红旗派。”有的说：“作好一切准备，做到召之即到，出征就胜。”有人问：“邓自力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人答复说：“这个人精明强悍，几次都没捉住，滑得很，像泥鳅一样。”“不把‘宜红总’后台弄出来，‘宜红总’是不会垮的，他是武斗的罪魁祸首。”我听了这些议论，认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便决定第二天乘船去泸州，再赴重庆，同时让儿子回宜宾再看看，如无动静就写信给我们，我们在外住几天就回宜宾。
第二天，我乔装成农民，谢湘打扮成一个年轻姑娘，我们上船顺利抵达泸州。在泸州，谢湘找她妹妹商议，我们打算先乘船至江津白沙，在那里停一两天，了解一下重庆的动静再作以后的打算。文化大革命不知何时结束，自己成天颠沛流离提心吊胆，不知能否闯过这一关。心里想，日本人未把我打死，蒋介石也未能要我的命，解放了，不要这样不明不白地丢了命。想到这些，深感世事多变，前途难测，只好过一天算一天。我们来到白沙镇，街上只三三两两的行人，十分萧条。商店货架空空，饭馆只有小菜馒头卖，通街找不到卖肉的。我们找了一个店住下，安排好行李便去长江边纳凉，我和谢湘都无话可说，只望着对岸的山峦田野出神。天黑了，我们才回到旅店。旅店条件很差，被子汗臭味直往鼻孔里钻，蚊子臭虫不断地叮吸我们，直到后半夜因困极了，才睡着了。白沙镇以前我曾来过多次，那时镇上约万人，生意兴隆，临江靠山又通火车，非常热闹，绝非今天这幅景象。
我们赴重庆在我姐姐家住着。一天没事除逛大街、公园外，便是四处寻报栏看报，到书店看看书。住了月余，姐姐每天热情关照我们，但自己总觉得不安，加之粮票告急（人不在家不能领到粮票），便决定回去了。

去北京上访中途返回

回到家，孩子们告诉我们，自从我们走后，从未有人过问，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孩子们劝我在家躲起来，不可露面。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每天就在屋里活动，连屋外的走廊我都不敢去走动。有一天我正在屋内走动、做操，发现屋后的城墙上有人监视我，我和那人的目光对视片刻，便见他从城墙上溜走。我已察觉被他们发现，但又抱着侥幸心理仍躲在屋内。下午三时左右，红旗派来了两人，敲开我的门，开门看是他们，吓得我手足无措。他们说：“你回来了，很好，何必东躲西藏嘛，当权派大不了接受批判。从今以后再不要外逃了，就在屋内闭门思过，我们绝不来找你的麻烦。”说话的人话音刚落，另一位挤眉弄眼地做个怪相，两人会意后笑着走了。这些家伙从不讲信用，说不找麻烦，不知要把人整成什么样，我心里明白他们会立即向我开刀。
正思考着对策，支持我的一个人来我家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回来了，你绝不能在家久留。我们几个商议，希望你和我们一道去京向中央文革反映宜宾的情况。王、郭在宜宾胡来，指使红旗派整你。想方设法不让你站出来，还要打倒你，实在可恶。”我知道马上会大祸临头，在家也呆不住，便同意了他们的建议。我提议各走各，走在一起目标太大，易被发现。我们约定乘第二天火车北上，他们在吊黄楼火车站上车，我在吊黄楼的前一站等他们一同进京，我们各自做好外出的准备。这已是第三次出走了。
我准备好粮钱后，决定立即动身走到吊黄楼的前一站住宿，等候第二天从宜宾开往成都的火车。我的大儿子不放心我，坚决要给我带路，他妈妈也说小孩不打眼，万一被人发现，有个人在旁他们也不敢黑整你，再说总有个报信的。她说到这儿泪水不断地流着，我也含着泪同意了。
我们父子俩上了路，他为我提着行李在前面走，我离他十几步远随后跟着。这天中午刚下过雨，道路泥泞，泥浆随脚跟溅到身上，走起来十分吃力。顺铁路走过一段后，我们干脆取道轨道内走，踏着枕木前进。天刚黑，我们来到黄溪镇，在一家小食店吃了晚饭，便宿于一家鸡毛店。鸡毛店可以不登记，便不暴露身份。入店老板未查通行证，只让我在住宿簿上登记一下，我说只住一夜，又不少付钱，就不登记了，老板没说什么就把登记簿拿走了。走了一下午，我感到非常疲乏，但不敢睡，怕查号。我吩咐儿子小燕先睡，教他有人来查号就说你爸爸上街去了，问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就说今晚回不回来都不知道，因为他到镇上找一个朋友去了。把他安排好，我便匆匆忙忙地离开店躲到外面去了。这个镇离宜宾四十华里，说不定查号的人认识我，到那时便糟了。我在1939年去延安时，就是用这种办法躲开危险的。那次在陕西汉中，因去看望一个同行人的朋友，躲过了查号，躲过了一场灾难，今天也只好再试一次。我出店到火车站边的小山头坐下，准备打个盹，但就是睡不着，只好在黑夜里四处探望。月光下山头上的树木，田里枯萎的玉米秆历历在目，大地慢慢笼上了一层雾，薄纱似地罩住了田野。我意识到夜已过半，便回小店，回店叫醒了小燕问：“查号没有？”他说：“几个民兵推开门问我，你的大人呢？我说出去了。他们就没问什么了，用手电照了一番屋内便走了。”我知道已查过号，便和衣同孩子睡了。
第二天我在黄溪车站购好票上了车便和孩子分手了。我让他乘下午从成都开往宜宾的火车回家。我上车刚落座，约我上京的那位造反派头头便到我的座位旁坐下，彼此心照不宣，但不交谈。火车行至自贡市境内的大山铺，列车上广播着中央文革的紧急通知。通知大意是让各地不要上京访问，有问题找当地革委会解决。通知播了一遍又一遍，我上京的主意动摇了。我想，中央文革不让去，如去了，他们不接待，住的地方都没有。万一他们派人送我们回宜宾交革委会 ，就更不好办了，思来想去，还是不如回去的好，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同行的人。他们劝我继续北上，我坚持不上京，便在大山铺车站下车，等下午回宜宾的火车。
我回到家天已黑尽。小燕惊奇地看到我后问：“爸爸，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我说中央文革不让上访，所以就回家了。家里人关切地问我回来后又怎么办，我只好躲一天算一天了。回家后才知道，小燕和我分手后，他并未等火车，而是走回来的。他为了节省车费，独自步行走了四十华里。我既心疼他，又为孩子有这种勤俭吃苦的品德而欣慰。

“炮轰派”邀我一起赴京上访

回到家躲了一段时间，宜宾红旗派中支持我的一方，不听从“革筹”的指挥，从红旗派中分裂出来另立山头，成立了红旗炮轰派 ，他们要炮轰“革筹办”负责人，要求解放我出来工作。一天炮轰派的几个人秘密地和我见面，商量一起去北京告刘、张、王、郭的状，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和他们一道去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争取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进入省、地革筹。我说：“反映刘、张、王、郭的错误是你们造反派的职责，我是当权派，不便去，至于参加省革筹，更不能提此要求，哪有自己伸手要官做的？”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如要到北京反映问题，也只能各办各的事，应避免中央文革知道我们是串通去的。
我既同意了与他们同行，便准备行装。这是我第四次出走，心里对这次上京告状仍感必要性不大。无奈已答应别人，又感到成天在家里提心吊胆，还是走的好。
出发的头天晚上，我先住在一位干部家里，第二天一早由这位干部陪同步行去宜宾下一站吊黄楼小站乘车，其余大批人员在内江火车站与我们汇合。内江有位干部马建猷，也被他们动员同行。马建猷是位留美学生，专攻稻、麦品种的农业专家。解放前，他就是高级技术员，解放后留在原单位工作。我当地委书记期间，为农业发展方面的事请教过他。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在水稻和小麦品种的改良和栽培方面作出过显著成绩，被单位和当地群众推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我推行的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群众生活的政策受到批判后，他曾不服气地向毛主席上书，为我鸣不平。毛主席对人民代表的上书，都要亲自过目，这是他老人家订下的一条纪律。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时，马建猷将写好的信投入人大会堂信箱，信中大意是：毛主席写给党内同志的一封信（载自《党内通讯》），他认为非常正确而且及时，可为什么四川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执行了你这封信的精神，却被定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亲笔批示：党员执行我的指示是正确的，请四川省委查办，如属实，应妥善纠正。毛主席这个批示转至四川省委，四川省委拒不执行，并且转交泸州地委要求调查马建猷的政治历史问题，取消其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毛主席的批示是我从档案馆中查出的。随后我便被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这次上京请马建猷同行，是想让马建猷出面证明李井泉在四川搞的阴谋。马建猷在百忙的研究工作中抽身同我们一起上京，已非常不容易了。我和他一见面，彼此都非常高兴地握手。他说：“邓书记，几年不见你，受苦了。你是正确的，有‘青天’之美称，农民群众支持你的办法。没想到你会受如此大的冤枉，身体还好吧？”我说：“这没什么。”我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又补充道：“身体尚好，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他说：“你们上京告李井泉的状，我乐意同行，我去作了证人立即回所，因为我担任的农业课题正处于关键时刻，走久了不行。抓革命促生产要落到实处，农民一天不下地干活就没饭吃，邓书记你说对吗？”我点点头表示完全赞同。

中央文革接待站由热到冷的原因

中央文革接待站设在故宫进大门的右侧，由于上访人员多，需先填表，再等候。我们把表交上去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接待人员就通知我们了。他们问我：“你是反映你们省委书记李井泉的问题吗？我们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你们哪个讲？”同上京的人都让我先讲，他们补充。我介绍了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情况，李井泉在四川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几大问题，特别是他反对执行毛主席《党内通讯》精神的事实。我详细地叙述了过程，其间马建猷插话，从农业科研方面说明毛主席《党内通讯》指示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陈述了李井泉反对泸州地委执行《通讯》精神的错误，以及打击批判泸州地委领导的严重违纪行为。我们在讲述过程中，接待人员详细地记录和询问了情况。谈至中午时，我们怕影响他们吃午饭，建议午饭后再继续谈。他们说不用继续谈了，以便晚上向领导汇报。他们认为我们反映的四川情况太重要了，中央文革不知道四川有如此严重的问题。我们在他们的鼓励下越谈越精神，他们也越听越兴奋。谈话完毕，文革接待人员将记录稿交我们过目。我详细地看了，并将其中有误之处作了更正，签上我们的名字交给接待员。接待人员将我们介绍到左家庄招待所住下，让我们不要外出，听候通知，并说他们一般不介绍去招待所住，对我们是特殊了。
我们高兴地出了故宫大门，庆幸我们反映的问题得到文革接待站人员的关注，下一步就是听候文革领导的决定了。我们到天安门前找到另一批上访人员，问他们的情况如何。他们说：“中央文革听完我们的反映，叫我们回四川革筹解决，并令我们立即离开北京。”大家商议决定一起去左家庄招待所，反正介绍信上写的是“等同志”，如招待所不让住，再磨嘴皮吧！
我们一行七人到了左家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位于北京西北角，原是一所军事学校，训练后勤人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便停办了。我们向招待所负责人出示了文革的介绍信，他们问：“你们几个人？”李金铭说：“七个人。”“为什么介绍信上未写人数？”他问。李金铭说：“我们不知道，只想何必写那么多名字。”招待所负责人见李金铭身材魁梧北方口音，便问：“同志，你是河北人吧！我们是老乡。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李金铭答：“‘七七事变’就参加八路军了，打日本人人有责。我是河北邯郸人。”招待所同志说：“老革命了，我们这些解放后参军的要向老八路学习。”李金铭说：“岂敢，岂敢，互相学习。”我插话道：“他是军队转业到地方的，在军队当过侦察员，勇敢机智，任务总完成得漂亮。下地方后任过县长、县委书记，现是我们泸州地委的农业部长。”李金铭诙谐地反驳说：“我这个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一来就被打倒靠边站了，还算啥农业部长。”招待所负责人估计我们都是当权派，李金铭趁机介绍了我们几个。这个负责同志介绍了招待所条件不好，请我们原谅。
我们领了草垫和棉被，在一间小屋住下，屋内没有暖气，但门窗完好还避风。几个人挤在一处，用被子和大衣盖着还能过夜。招待所只管住宿，三顿饭全在外面吃，虽贵，但我们只吃点馒头小米稀饭，打牙祭才吃两根油条，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期盼着中央文革能支持我们，只说我们是革命干部也就心满意足了。马建猷只住了一宿便回川了。我们在招待所等候通知。
过了几天，没有中央文革的一点消息，大家开始着急了。有的说：“只有耐心等，多等几天他们总会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答复。”有的说：“在此久等不是办法，还是去催一下好。”我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未研究，去问也是枉然。”又过了两天，招待所通知我们限三天离开招待所，否则就要收缴被盖草垫。我们想收了被盖草垫不怕，用自己的大衣作被盖和衣睡也可以过夜，只是不要被赶出招待所，被赶出去就惨了。招待所的那位负责人的态度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告诫我们，必须在指定时日离开，否则就不客气了。
在无退路的情况下，我们来到接待站，决定探个究竟。我们填表后静等，一会儿通知我们去谈，大家感到很高兴。还是上次接待的那位人员，他说：“你们又来了，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也知道了，并记录在案。今天就不再谈了。我只问你邓自力是四川广安人吗？”“是。”我答。他又问：“你是邓小平的弟弟吗？”我说：“是，邓小平是全国二号走资派，我虽是他弟弟，应该各了各的账，我是被李井泉整的，应该不受株连吧？”“当然不受株连，如今是新社会，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会像古代或旧社会一人犯罪株连九族？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不过中央文革在研究你的问题时，康生看了你填的表对我们说，他知道邓小平有个弟弟叫邓自力，在泸州地委当书记。是邓小平以前对他闲谈告诉他的，还是他从旁得知的，我们就不清楚了。他问了我们后，我们说邓自力是四川广安协兴乡人，和邓小平是一家，我们是在接待表上看到籍贯姓名时，顺便问了一下了解的。我们回答文革负责人说你大概是邓小平的弟弟时，江青大声说，邓家还有革命的吗？定是个走资派无疑。中央文革当面未对我们作任何指示，只是过了几天文革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通知我们，叫你们限期离开北京，否则后果自负。”大家听完他这一席话，失望地走出了接待室。心情十分沉重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我很难过，想到干了一辈子革命，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全国解放后，我的政治生命难道就这样终结了吗？
我们回到招待所，草垫和被子全没有了，招待所的人说：“上级来了通知，叫你们立刻离开北京回四川。”大家走出招待所，决定各自找在北京的亲戚朋友，晚上去北京火车站碰头。
我的熟人在北京的不少，有的不知住处，知道住处的又多是当权派，处境想来也和我差不多，自身难保，去又给别人添麻烦。我不打算找他们，便去天安门广场打发时间。我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会，便走进附近的偏僻胡同。北京虽大，可我也怕宜宾造反派在革筹的指使下来京捉拿我，必须提高警惕。中央文革接待站就在这儿，我不宜在此走动。我在胡同里等候天黑，再去北京站碰头。
天已黑尽，伙伴们陆续到齐，同行的何俊昌见到我们高兴地说他已找到一个好住处，可暂时栖身一段时间，还可从这位学生处打听到四川宜宾的情况。这位学生叫王京生，是北大物理系的，今年毕业。他曾串联到四川，得知四川邓、崔、陈案件，他认为邓、崔、陈是反西南王李井泉的英雄好汉。他曾去阿坝州见过崔璋，对他进行过访问，原决定去宜宾、凉山分别找邓、陈作更详细的了解，因其父病危回京，未能如愿。这次听说我来北京，非常高兴，主动提出欢迎我们去他们宿舍住。学生宿舍虽条件差，因学生们外出串联，空铺很多。当时大学生有的重走长征路，有的游山玩水，只有少数学生在校复习功课。当权派的子弟不能外出，要他们在校写揭发他们父母的材料。那时，我大哥的大儿子和二女儿也被逼着，写揭发他们父母反党反毛主席的材料。解放以后，小平大哥回西南工作后，调去中央工作，我常去看望他。战争年代一有机会也去看望，对他的性格多少有些了解。他很严肃，见人不多言多语，谈话很简洁。对自己的孩子多是在吃饭时逗笑几句，国家大事从不对孩子和亲属谈及，要他的孩子揭发他能说什么呢？
虽然王京生同学满口同意欢迎我们到他那儿住，大家还是认为不能长住，只能偶尔住一两宿。一方面因学校高音喇叭叫道：“学校不能留宿外客，不能留宿当权派，留宿当权派将严办！”另一方面，人太多怕麻烦别人。我们在北京滞留期间，白天游名胜古迹，晚上多在火车站过夜。火车站冬天有暖气，睡觉也不查号。我在车站过夜多亏了我那件狐皮大衣，睡在地上也不会受湿气。这件狐皮大衣是大嫂以配给价帮我购得的。那时我不慎得了支气管炎，冬天一冷就咳嗽不停，为御寒特托大嫂帮我买了这件狐皮大衣。文化大革命中冬天出逃，我必带上这件大衣，白天穿在身上，晚上露宿垫一半盖一半就可入睡。后来北京清查外来人，不让无车票的进入车站，我们只好另想办法。
除在北京站过夜外，我们也曾在浴室住过。北京澡堂本是专供人洗澡用的，但晚上洗澡的客人走完了，便租给夜宿之人。浴室很暖和，又不用登记和受清查，对于我们这些在北京滞留的倒是实用的住处。每间房子很小，又封闭，空气不流通，臭气熏人。在这个年头能要求什么呢？我们都是当兵出身，什么苦难的日子都体验过，这点困难也不算什么了。到北大学生宿舍住宿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住一两夜。

寒夜里遭遇的人情冷暖

同来的人劝我去找老战友借宿，他们认为我在京的老战友不少，每处借住一段时间，一年半载也就过去了。时间一长，形势肯定有变，等形势好了，回宜宾也就不困难了，现在回去凶多吉少，不如暂时避一避。我仍然感到过去的老战友平时联络少，眼下又都是受批判的当权派，去住会给他们添麻烦。我这个人没事不爱到老战友处走动，认为新社会工作，不用仅为感情联络，大家都忙，去到别人家沏茶倒水，陪你寒暄浪费别人宝贵时间。他们一再劝我找老战友，我想了一下只有去找同奔赴延安的同学张学盛，我同他可算是患难之交。他在北京中央军委情报部工作，大概是师级干部，住在新街口附近，我曾去过他家。我决心到他那里，试试能否住下。
一天上午我来到张学盛家，碰巧他正在家休息。他一见我就很热情地和我握手，招呼我坐下，为我沏茶，待我坐定呷口茶后问：“你怎么来到北京？当权派要接受群众批判，这是毛主席说的。你到处跑能行吗？”我说：“批判什么，他们无中生有的栽赃我，不承认便挨打，这叫什么批判？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批判？毛主席说批评要实事求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倒也是，谁让他们这样批判呢？我们军队不准搞文化大革命，不受这个罪。老邓，你这一关不好过，后悔你不该下地方。在军队干工作安全，提拔也快、待遇也好。”我说：“组织分配到地方，只好服从。那时地方需要人就把我派去了，如今吃后悔药是没用的。我不信中国就从此这样下去了。”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对我说：“军队不能留住当权派，特别是走资派。你现在还未解放出来，属于走资派，我怎能把你藏在我家呀！你今天白天可暂躲在我家，天黑后我们再想办法。”我听了他的话全身冷透，不禁寒颤起来。
我在他家吃了晚饭后天已黑了，他对我说：“我这里不能住，军队纪律很严格，我可以带你去延安抗大的同学冷冰家，和他商量一下在他家住下来。费用由我负责，地方干部待遇不如军队，粮、钱都由我支援你。”我回答：“只有如此，不知他的态度如何？也不知他那里方便不方便？”
我随同他来到冷冰家，一见面彼此都很高兴，叙旧中笑声不断。冷冰在中国科学院天文台工作。处级干部，官虽不大也算个当权派，不过北京太大，这样的当权派是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的。他一天照常上班，工作轻松，没事看看书，陪陪夫人，日子过得真让人羡慕。我们还是在我当泸州地委书记时见过面。那次他因公来泸州，我替他找了一个好招待所，为他提供用车的方便，为尽战友之情，我做东请他们一行人吃饭。我们在一起谈往事，不觉夜已深了，学盛便直言我在他家住一事，开始冷冰有些迟疑，然后应承下来。学盛看事已办妥，便松了口气，我被提起的心也放下了。学盛和我们分手后，我和冷冰又闲谈了一会儿，然后他对我说：“今夜你就住在这间小屋，我去和我老婆说说，取被盖等来为你铺床。”我感激地说：“这里睡完全可以，只要能躺下，又不干别的事。”我一人在小屋等他，可等了许久仍不见他来，也无声响。我有些着急，又不便叫他，只有耐心等，心里感到情况不妙，今晚他如果不愿让我留宿，那就惨了。这么深更半夜，漆黑一片，我上哪儿？我正想着可能发生的事，他进来了，脸色不好看，用很凶的眼光盯着我说：“这里不能住，住半夜都不行，请你马上离开我家！”我吃了一惊，望着他像陌生人一样。我披上狐皮大衣，默默地离开了他家。
黑夜的星光伴着，我在大院里窜了很久也没找到出院的大门，后来跟在骑自行车的人后面才走上去北大的公路。—路上车辆行人都没有，又是人生地不熟，只有自己一颗乱跳的心。我无意识地向颐和园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想，我今夜去何处？去北大找王京生，北大校门可能已关闭了，去也可能进不了校门；在路边屋檐下打盹，反正身上有狐皮大衣可防寒，可又怕坏人抢了我身上的粮和钱。身上除粮票外，还有约四百多元，半年的生活费足够了，如果被抢了，那以后的日子就惨了。想到万一在这生病或有个意外，远在千里之外的亲人们也不得而知，心里越想越难受。为了亲人，为了安全，还是只有去北大试试。我从建筑物的标记上判断自己在中关村区内，应离北大不远。我在公路上很快地赶了一段路，身上感到暖乎乎的，头上冒出了汗来，一阵寒风吹来神清气爽精神了许多。到了北大校门，如我所料门已上锁。我将锁使劲摇响，想让看门人听见放我进去，可摇了许久也没有动静。我沿着围墙找有没有可供夜间出入的小门，很庆幸在不远处找到了小门。我推开半掩的便门，守门人看了看我，我大摇大摆地直往里走，他估计我是北大的什么人，也没问什么。我就着微弱的光找到了王京生的宿舍，轻轻拍门，一面低声呼王同学，反复呼了几次，我听见房内鼾声停了，有问的声音：“是谁？”我忙回答：“是我，王京生同学。”他打开门看了看，认出我来，十分惊恐地说：“啊是老邓，快进来。这么夜深一人在外行走太危险了。”我说：“逼上梁山！”“好，你快睡，就睡我这个铺。”他吩咐说。我问：“你呢？”他让我不用管他，顺手轻轻关上门便出去了。我爬上床，脱了大衣就寝，在被窝里想到刚经历的情景，一个是老战友，一个是素昧平生的学生，待我是如此的不同！我久久不能入睡，眼泪把枕头浸湿了，学生的真诚、纯洁感动着我……
第二天王京生同学来到我住的寝室，关切地问我昨晚睡得好否？听我说睡得很好，便告诫我以后不要在外面去找住处，就在北大学生宿舍来住。我说：“把同学们的铺让出来我住，实在过意不去。”他说：“这有什么，冬天一个床位睡二个三个同学还暖和些，又可以聊天。我向同学们介绍了你们的革命经历，他们都认为你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大家都乐意让铺给你们睡。”
他又说：“你们应向中央文革反映，材料准备好了我可以想办法送到中央文革王力等手中。四川革筹应由你们主持，刘、张无什么特殊功绩，是为个人造反。你们才是真正为人民利益而造反。”他建议把崔璋和陈怀堂约来北京，一起上访效果会好些。我说要同他们商量，能否来取决于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头头，住宿问题也是个大问题。王京生一口承诺由他解决住宿问题，不用我们操心。
一个星期后陈怀堂由凉山州抵京，陪同的是一位造反派同志。我和老陈一见面都很高兴，他为我介绍了陪同来的那位同志，那位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不是文化大革命，恐怕很难聚到一起。”我想他说的也是，并告诉他们因指挥宜珙铁路修建，曾路过凉山，打听老陈的住处，招待所的人告诉我最好不要去找他。老陈问：“什么时候？”我说：“文化大革命已开始。”他说：“那时我已被造反派监管起来了。一天不是被弄去游街，就是批斗。他们说我是走资派，什么叫‘走资派’我都不懂。我还要请教你这个延安马列主义学校出来的理论家。”我说：“什么理论家啊，我还是被他们定为走资派。走资派头上又没有刻字，有什么特点弄不清。刘少奇是一号走资派，邓小平是二号走资派，更把我弄糊涂了。”老陈说：“李井泉才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把四川老百姓害得好苦，1960年死的人上千万，据公安厅统计的还不止这个数，不敢上报。”我们相互介绍了些文革初期的情况，然后老陈问我：“老邓，你已向中央文革反映了我们的问题，听说他们很重视。我们凉山造反派催我上京和你一同闹革命，正好我接到你们约我来京的信，马上就来了。”我说：“开初很重视，以后有变啊！”王京生说：“你们都不是革命干部，中国就没有革命干部了。”
他一定要我们约崔璋也速来京，由他组织北大同学帮助我们，请求中央文革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并建议我们几个参加四川革筹工作，同现有革筹负责人共同领导四川文化大革命和一切工作。

上告小组被迫离京

在王京生的鼓励下，我们成立了上告小组，由与陈怀堂同来的何俊昌起草上告状纸。王京生作我们的顾问，我和老陈是负责人，办公地址就设在北大。崔璋未到京也给他在小组中留了一个名额，联络他的工作由他在京的亲弟弟负责。他弟弟在北京邮局工作，通电话发信都很方便。经多次与崔璋联络他都未来，他因被刘、张接见，并许诺要将他结合到革委会在阿坝工作，他怕来京影响他的结合大事。他弟弟希望他来京彻底解决1959年的问题，不然以后气候有变会受害更深。他因考虑目前彻底解决的可能性不大，便不打算来京了。
状文送中央文革后许久不见动静，去催促遭接待人员斥责。最后接待人员警告：“你们再不立即离开北京回川，我们就要通知四川革命委员会 派人来弄你们回去，或者由我们派人将你们送回四川。”
无路可走，离京成了必行之路。王京生同学气得脸红脖子粗地痛骂了中央文革后，也无可奈何地同意我们回川。大家商议年关快到，四川情况不明，都同意暂到李金铭邯郸的家过年。
我们一行乘火车，上午九时发车，天近黄昏时抵达邯郸。邯郸城刚武斗结束，满目疮痍，行人稀少灯光暗淡，武装人员肩负步枪或手持长矛大刀在街上巡逻。天已黑下来，去李金铭家的客车早已停开，他家离城百余里，大家商定只好在邯郸市暂住一夜，为避免出问题还是用老办法：宿浴室。
第二天乘汽车抵县城正是中午，下车后由老李带领我们去品尝他家乡的特别小吃——汤泡大饼。大家边吃边称赞味美，说老李并未对它的味道夸大其词。吃得大家浑身暖和后，沿着一条乡村公路步行十几里便到了李金铭的家。
李金铭家三间正屋一间偏房，坐北朝南，墙全用土砖砌成，屋顶是用树枝高粱秆和泥土搭成。房屋低矮，像李金铭这样的大个儿，进门得小心碰头。我们一进院，老李就叫着：“娘！”他妈妈出来一看是她儿子回来了，边用手擦泪水边说：“啊！金铭回来了！”“娘，我回来了！”李金铭迎上前去说。他一一地把我们介绍给他母亲，他母亲说：“稀客，稀客！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大家说：“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他母亲说：“哪里，哪里。快进屋里坐，外面冷。”
我们进到屋内，把本不大的堂屋挤得满满的。屋的一角有一土炕，炕的一端放了两张老式木椅，金铭母亲招呼我们坐，可谁也没坐。李金铭说：“两把椅子谁坐？是不是邓书记和陈专员坐。我们就坐炕沿好了。”何俊昌说：“安排得好。”我说：“都上炕坐，一来炕上暖和，二来大家围在一起用中间的小炕桌摆开水，谈话也方便。”大家都说好，金铭妈说委屈大伙了，便去给我们沏茶去了，一边问我们饿不饿，好为我们做汤面。大家都说刚吃过羊肉汤泡大饼，不用麻烦了。金铭吩咐他娘拿些花生瓜子来招待我们。金铭娘看着我们，乐得脸上深深的皱纹也舒展开了。当金铭娘去到另一间房时，何俊昌问李金铭：“老李，你就在这儿生在这长的吗？为什么没建一所瓦屋或用石头砌几孔窑洞？你看你这房子，快要塌了。”李金铭细细地给我们叙述起他的往事。
他说这房子和周围的地都是祖传下来的，每年辛勤耕作只能勉强维持生活。我娘生下我不满二年，我爹就去世了。我娘不愿改嫁，守着这所破屋白天下地晚上纺织，好不容易把我养大，送我上学。我从初小读到高小，高小未毕业，日本鬼子打来了，我十四岁便参加了八路军。
听完李金铭的讲述，大家都十分敬佩他母亲。陈怀堂说：“英雄母亲。”我说：“她身上集中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何俊昌说：“我要详细采访他母亲，为她立传。”闲谈中他母亲端盘瓜子和花生到炕桌上，招呼大家吃。陈怀堂说我们空手来满手抓，就不客气了。我说不用招待我们，应拿到市场上换钱打油盐。大娘说：“你们尽管吃，零用钱有的是，金铭差不多月月都要寄钱回来。”我望着李金铭说：“做得对，乡下人全靠用粮食和其他产品换钱。我在家时，我母亲养了几只鸡，下的蛋舍不得吃，全拿去卖成钱打油盐了。只有我去延安那年，快离开家那月，每到吃午饭时，母亲才用点猪油给我煎个蛋吃。母亲说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也不知回来时她还能否见到我了。我一再劝她不用煎了，她仍要坚持这样做。”说到这儿我已泪水盈眶，幸亏屋内光线太暗，没被人发现。陈怀堂说：“有人要打倒孔家店，我看孔老二提倡后人讲孝心，在中国还是对的。”大娘在一旁听着我们的谈话，她说：“养儿为的什么？就是防老。儿子不尽孝心，那就要灭种了。”大冢觉得金铭娘说得很有道理，指责了一些不讲孝道的知识分子，还不及没读过书的人懂道义。
晚餐吃的是典型的北方饭：白菜、萝卜、山药蛋做的菜，玉米窝头和白馒头为主食，外加一盘凉拌水泡菜。这农家饭吃起来可口且营养丰富。晚上我们和金铭睡在一间屋的炕上，大娘睡另一间的炕上。冬天热炕上一躺，身都没翻就睡到了天亮，与北京每晚提心吊胆、又冷又怕的状况真是天壤之别！
在李金铭家住了十多天，年关就到了。我们去县城给他家办年货，只有他母亲一人在家。我们买了些牛肉准备卤着吃，羊肉包饺子，再买些猪肉，蔬菜也买了不少，差不多准备齐了。何俊昌说：“还应买些红纸写对联。李金铭说：“买些火炮可以驱妖除魔，保一年平安。”陈怀堂说：“老李参加八路军这么多年了，还迷信？”老李回答：“我不信我娘信。只有尊重她老人家的思想，讨她喜欢才能长命百岁。”我赞赏金铭粗中有细。
我们大伙热热闹闹地回到李金铭家快中午了，一进院，便见到李金铭的妻子从宜宾来了。她一见我们便愁眉苦脸地讲述宜宾的形势。她说宜宾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都是打倒邓书记的。宜宾地区革委会已经成立 ，王茂聚、郭林川自然是主任。红旗派头头是革委会委员，炮轰派靠边站。“宜红总”已被打成保皇派。她说我们不能回宜宾，宜宾不少人被抄家，她家没抄可能是刘、张念及曾在他们遭迫害时李金铭维护过他的岳母和孩子。大家听她一讲都默不作声了，心情变得特别沉重。经她介绍，知道了崔璋已被结合进革委会在阿坝工作，陈怀堂也有被结合的可能。我因大哥是“二号走资派”结合无望。我是革命或反革命由群众裁判，由历史作结论，相信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何俊昌提醒大家还是作过年的准备吧，才把我们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了出来。大家决定过了年回去再见机行事。
我们被除夕前的节日氛围所感染，也筹备着节日的布置。大家为写对联展开了争议，有的建议写：“昔日叱咤风云，今朝落魄飘零。”这副对联是我们这群人目前境况的写照，但太伤感和低沉。有人建议写：“真理在手志在胸，百折不挠定成功。”大家说好，写出了英雄气魄。横批是：“人健畜旺”。除夕，李金铭夫妻在他母亲带领下祈祷，我们只参加吃团圆饭。李金铭家里人一桌，我们其余人一桌。席间李金铭代表他的家人对我们祝酒表示新年祝贺，我们这桌由何俊昌作代表向李金铭全家回敬。

回川后被迫逃亡西安

春节刚过初五，我们一行便回到四川，形势对于我们来说变得十分严峻。
我们几人到成都是中午，大家决定分开活动。老陈通过他的造反派同志住苏坡桥乡下，何俊昌住城里一干部家，我住亲戚家，李金铭夫妇计划回宜宾，以便为我们传递消息。我到亲戚家，刚进门就见到谢湘。她知道我们最近要回来，便先到成都来等我。她见我狼狈不堪地回来，含着热泪对我说：“你回去不得！你回去他们会把你弄去批斗，游街，逼你写材料，说不定会把你整死。李鹏基副专员已上吊自杀，他们对外说是自杀，到底是不是自杀谁知道。刘国璋副部长已被他们活活整死了。你一定得在外躲一段时间，看看形势再说。”我说：“不回去可以，但到何处躲？”因为在外住，粮、钱都是问题。谢湘仍主张我不回去，说孩子们都愿意省下粮票供给我，说只要爸爸在世，他们的前途就有希望。我们俩在亲戚家躲了几天便决定北上西安。
我们俩买了一张能乘两站的火车票顺利地在成都站上了车，因为两人到西安站的车票很贵，为了省钱便想到这个主意。火车缓缓出站，我们提心吊胆地担心查票。车到广汉没查票，提起的心才慢慢放下来。火车到马角坝，换车头准备翻秦岭。下车的乘客离去后，我们坐的车厢突然涌进不少列车员，他们堵住门查票。我忙叫谢湘以下车解便为由下车，到车厢窗口接我从窗口甩出的行李。查票的来到我面前，我想从空隙中窜出去，被列车员挡住并问我票呢？我佯装摸票，他等了许久没见到票，便凶恶地吼道：“车票！”他看我傻望着他，又吼道：“装糊涂吗？”我说在前一站买的，他问我前一站是什么站，我一时说不上来，他们便带我下车，到办公室补票。从列车上下来补票的人很多，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十分钟不到就塞满了。因为他们让我从成都站开始补票，我便只想设法逃脱，趁站上的人询问别人时，从人缝中溜跑了。我跑了很远，还听到追赶我的人喊“抓住”的喊声。我飞快地奔跑，穿过车站上一条小巷来到小镇的街道上。我停步四处张望感到无人追赶了，便慢步混入行人中。列车开出后，我从原路回到站台，远远就望见谢湘在原处张望。我和她见面时她说：“我以为你又混上车走了。”我说：“不会的，我怎么会把你一人留在这儿。今天我们是不能走了，只有到马角坝小镇上找鸡毛店住下再想下一步怎么办。”
马角坝是个大站。它离江油县城近，又是火车翻山加换机头的地方，再加上有些三线国防厂在附近，因而它成为进出川的一个大站。马角坝相当热闹，尤其火车站附近。我们在镇上找一小店准备住下，登记时只用谢湘的工作证，说明夫妻关系单住一间。房间极小，两张小床一放，我和谢湘活动一下都得相互让道。床上被盖又脏又臭，像是一年未洗的样子，睡在床上，臭气袭来久久不能入睡。好容易睡着了，虱子、蚊虫又把我们叮醒，一夜都未睡好，弄得头昏脑胀的。
第二天我和谢湘商议从马角坝上车继续往西安去，但只买到广元的车票。车到广元心又悬起来，因为在这深更半夜被赶下车，那就太惨了，是好是歹，只得听天由命了。我们因头天晚上没睡好，又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反而很快就入睡了。
天明，车已过宝鸡，列车员把我们乘坐的车厢门全堵死，开始查票。这时我只好故作有票的姿态，对谢湘说：“我们吃卤鸡肉吧！”列车员查至我们处，只望了我们一眼便作罢。我俩会意地笑了笑，知道已平安过关。
火车一直北行，眼看还有两站就要到西安，我们又为下车查票的事犯愁，想着如在西安前一站下，出站也要查票，还要花住宿钱，第二天又得上车，一样麻烦，最后决定还是乘到西安，待到站时再想办法出站。
我们在西安站下火车，未随旅客过地道，而是在站台上等火车开走后，再沿铁路向后走。大概步行约十华里、出了站，又回过头来走。这样一去一回弄得我们汗流浃背，但心情很好，因为我们终于出了站，终于到了西安，下一步就是找谢湘大姐家了。
谢湘的大姐、大姐夫见到我们很高兴，他们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请都请不来。”我说我参加八届三中全会，路过西安时来看过他们。大姐的小女儿左军在一旁插嘴说：“姨父还专门去百货大楼给我买了一件衣裳，至今我还在穿。”大姐说：“湘是我亲妹，应该走动。我们没机会去四川，专程去又无这个经济能力。”姐夫阻止道：“还不快给他们沏茶！”谢湘说明我们想住一段时间、粮钱照付的意向，姐姐和姐夫一口答应下来。
我们住在大姐小儿子的房间里。小儿子在工厂做工，平常很少回来，房间有十个平方米左右，只有一张单人床，因没人睡，什么也没铺，姐姐为我们新铺好床，又拿出被子。姐夫、姐姐及侄女住另一间，房子也不大，中间还隔了一块布。因昨夜在车上没睡好，一躺上床便睡熟了。第二天不是她大姐叫我们吃早餐，还不知要睡到什么时候才能醒。
大姐家住的院子有好几家人，我怕邻居发现我是从四川逃出来的当权派，便让谢湘问她大姐会不会给他们添麻烦。她大姐说邻居常变换，谁也不认识谁，只有她家在此住得长久点。听她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
西安是个古城，可去之处很多，但心里最想去的，仍是火车站。想去探清进出站的情况，为回川作好准备。
我们休息了几天，精力恢复了，便去火车站查看进出站的情况。车站离大姐家很远，我们熟悉城市道路后，找到了一条较近的路，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走到。我们一路步行，既锻炼身体，又省钱，还可以避免被小偷偷去钱粮。我们去火车站查看多次，都未找到不用验票的门，有一专供铁路职工进出的门，虽不要票但凭胸章进出，而且查得很严。我们想从那天出西安站的地方进站，但来回几十里又怕误时，而找不验票的进口有一小商店，有人从货柜旁来来往往，来去的人又都未购买货物。我们在这家小店门外观察了许久，确定这是一条通往车站的通道。我为了调查清楚，让谢湘在外等等，我一人进去看看。我进去看了一下，果然是一条通往火车站的巷道，没人守，可以自由进出。我出来后又带谢湘进至火车站，边走边看，看了我们下车时的站台和出站时的路。我们俩高兴极了，回到家吃午饭时还在笑。她大姐问：“你们笑什么？”她把我们今天找到回川上火车的通道的事告诉了他们。大姐说：“这太好了，可以不花钱回四川了。”大姐也觉得四川比陕西好，鱼米之乡，气候又暖和，陕西尽吃小米窝头，过年过节才配点好面。大姐想在四川为她儿子找一媳妇，我们同意动乱结束后，一定为她办这事。
落实了回川不用购票上车的事，我们去到较近的大雁塔游览了一天，其余地方也不想去了，因总放不下对宜宾形势的担心和回川的事，真感到比我抗日奔赴延安，在西安停留时还难熬。
大姐家生活很俭朴，每天都是素食。窝窝头小米轮流着吃，晚餐是咸菜搭面汤。大姐一家吃惯了，偶尔吃点油荤，反而会闹肚子。他们夫妻收入不多，还要供两个孩子上学，所以生活只能维持一般水平。我和谢湘后来请大姐一家去大观楼附近的一家羊肉馆打了一次牙祭，算解了一次馋。

险恶的旅途

大概在大姐家住了半月多，一天夜里我们坐在院里闲聊，大家正谈得兴浓，我的大儿子小燕和宜宾地区富顺县的潘文友来了，大家非常高兴。潘文友向我介绍说：宜宾支持我的一派目前处于有利局势，刘、张、王、郭因武装支泸受到中央文革批评，刘、张不几天就要垮台了。大姐夫妻也向他打听些问题，潘文友都一一地作了回答。姐姐和姐夫对让我藏在他们家一事，像是立了一个大功似的，一再说我才是应该结合的革命干部。我们谈论时小燕在一旁愁眉紧锁，想是旅途劳累，让他先睡，可他不愿意，继续在一旁听我们聊。我们谈起来西安时沿途的经历，潘文友也谈起他和小燕躲查票的惊险。小燕说：“我们看到查票的人来了，潘叔叔就从窗口爬出去，我留在车上，从人缝中窜至已查过票的座位旁。乘客们都友好地让我钻到座位下躲起来，车快开时，潘叔叔又从窗口爬进来。”火车从广元开出又开始查票，危急中小燕从窗口爬到车顶躲起来，车行了大半夜才又爬回车厢。听到孩子的这一经历，把我们吓坏了，姐姐、姐夫也在一旁为孩子的冒险行为提心吊胆。大家谈至深夜才回房休息。
我们送潘文友去旅店，走到街头，潘见姐姐、姐夫没有在场，低声对我们说：“明天上午我来约你们一道去外面谈宜宾的情况。”
小燕和我们同住一房，他只有睡在临时搬来的旧式床的踏凳上，临睡前他悄悄对我说出真情，刘、张要捉我。我安慰他睡下，自己却久久不能入睡。他们是想方设法要把我捉回去，我想天总不会塌下来，这样一想，也就安心了，也很快入睡了。
第二天我们正在吃早饭，潘文友就来了。我问：“老潘，你吃早饭没有？没吃就在这里吃好了。”他说吃过了。我们吃罢早饭，便同潘文友一起来到西安南边的城墙下，老潘说：“刘、张、王、郭知道你们进京去到中央文革，非常不安。他们召集宜宾和成渝两地的造反派头头，布置如何打倒你的事。宜宾和成、渝街头铺天盖地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写着：‘打倒邓自力！’游行队伍白天黑夜地在街上走，其气势不在打倒刘、邓之下。他们怕万一打不倒你，将来作为革命干部结合了，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相信你这个有‘邓青天’美称的人是打不倒的，四川人民是拥护你的。”我说：“我能和刘、邓相提并论实在是无尚光荣。真把我打倒了也很值得。我相信胜利终属人民。”小燕说：“我们看见西安火车站也贴有捉拿你的相片。”我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让他们使出浑身解术来捉拿我？小燕说捉拿我的布告说我是“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弟弟。我想他们是以此关系来引起社会的重视，以便使更多的人投入到缉拿我的活动中来。潘文友介绍说：“据说北京火车站、中央文革接待处、重庆朝天门码头、成都火车站，甚至武汉火车站和港口都贴有缉拿你的布告。”小燕叮嘱我不要在西安街上露面，怕遇上宜宾革筹派来的人。他们让我不要回川。我感到呆在外面困难太多，住亲戚家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打算再呆段时间就回去。当我们和潘文友分手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潘文友还给我说他打算到农村组织农民与刘、张对抗，因为我的“包产到户”颇得农民的拥护，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或许可以取胜。他是受宜宾地区革命组织的委托来见我的，转达他们的计划，并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带回去。
我们送他回川到火车站时，请他将我的孩子小燕带上。我们为他们准备了很多食物供路上吃。有大饼、鸡蛋、牛肉、咸菜等，共十余斤。买不起水果就为他们备了不少西红柿。潘文友对小燕说：“吃的东西很重你背不动，由我来背。”小燕说：“背得动，我背你才好混车。小孩子背着东西上车，守车门的人不会注意的。”我说：“上了车就没什么了，你们看情况换着背吧。”谢湘说：“人虽小，背这点不成问题。”我插话说：“负重行走可锻炼身体。”
到火车站时，开往成都的车已快到了，我带他们两人从探好的巷道处入站，谢湘在外等我。我们三人沿铁路绕到去成都的站台时，一位铁路工人将我们拦住，他问：“你们到哪里去？”我边走边说是铁路上的工人，带着小燕快步走过那个工人。潘文友被拦住了，我们跑了一程回头看，潘文友挣脱后向后逃去。我想：遭了！他不能上车了。我对小燕说：“如果潘叔叔不能上车，怎么办？”小燕说：“我一人走。”我坚决地说：“不行。”我抓住小燕的手不放，再盯着站台上有无老潘的身影。列车快开时，我突然见一人飞似地朝我们这边跑来，小燕看清是潘叔叔来了。老潘和小燕箭步上了火车，他们在车门和我挥手告别，算是庆祝胜利。
我从车站出来向谢湘讲了上车的情况，奇怪当时觉得十分紧张的事，事后回忆起来反而感到有些好笑。从车站往外走的路上，我一直沉浸在这种情绪中，有时竟笑出声来，过往行人都不解地看着我，以为我是疯子。文化大革命锻炼了一批人，也迫使一批人违法乱纪。让一批人发国难财，把一批人逼上“生死线”。
送走潘文友和小燕后约一星期，谢湘突然在一天半夜发病。病情很凶，又吐又拉，头痛心里发慌。我急得无所适从，拿不定主意，想熬到天亮去医院，又怕耽误了病情。我借灯光看到她脸色惨白，嘴唇也白了，额头烫手。她喃喃地说：“难受啊！快送我去医院。”我只好叫大姐，姐夫说快送医院，医院离这不远。大姐让她儿子左二背着谢湘，我跟在后面往医院跑。虽是文化大革命，医院急诊室还有人值班。值班医生查看了谢湘的病情，便将她安置在重病房内为她输液。医生说她是重感冒加肠胃炎，需要住院进一步检查。我让左二回家，一人留下守候谢湘。
在医院护理病人忙得我团团转。输液时要守着，服药喝水，吃饭倒大小便都得家属做。我住男病房不花钱，每天三顿饭自己煮。这样住了十天左右，她痛苦不堪，我焦急万分。身在异乡，又逢乱世，万一妻子有个什么不测，怎么得了。医院最后对我说需转院，我以为医生是想将我们推出医院，可医生说需转到妇科医院动手术，他们医院没有这种设备，不能为她动手术。我听了他们这样说才明白他们的真意，便雇了辆人力车将谢湘送到妇科医院去了。谢湘在妇科医院做过手术后，第二天病情就好转了。七天后出院，我们没再去大姐家，怕因自己是当权派连累他们。办完出院手续便直奔火车站准备回到成都。
我们从西安乘回成都的火车，就从事先探好的巷道入站。进站后看见站台上人山人海，根本无法从车门上车。我凭着身体好，力气也不小，挤过人群从窗口钻进了车厢，再接过车下谢湘手中的行李往脚下一放，伸出手拽着谢湘的手，帮她也钻进了车厢。车厢里挤得满满的，连座位中间也站了人，坐着的人大有意见地说：“你们这样站我们连脚都无法伸。”站着的人说：“你们有座位比我们好过多了。”座位上的乘客不服气地说：“座位是我们花钱买的！”“我们有钱买不到票就不该乘车了吗？社会主义国家不花钱也要乘车，这叫共产主义！”站着的人满有理由地回答。旁边的人劝解双方，这种情况，大家相互体谅点。因为列车严重超员，想上厕所比登天还难，实在憋不住的，就在列车车厢连接处解决问题，也没有谁笑话谁。最严重的是车到站时由于门打不开，该下车的人下不去，车厢里哭喊声一片，致使车上也始终维持着这种拥挤状态。
列车行驶五六小时左右，谢湘感到头痛得快炸了，惨叫声刺得我心慌意乱，她哀叹着不想活了。我一边劝她忍受着，一边求坐着的人让她躺在座位下面，叫她吃个西红柿稳稳心。谢湘按我的嘱咐吃了一个西红柿后，情况好像好些了，我又让她再吃两个。她吃完后躺在座位下，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车到绵阳，我们决定下车，在此打听一下情况后，再乘车去成都。
绵阳城内闹“革命”的势头比我们去西安前更凶。满街是大字报和大标语，我仔细看了这些大字报后，感到文化大革命正值高潮，毫无收场的影子。怎么办呢？在绵阳的小旅馆里住着也非长久之计，还是冒险回成都。

妻子回家惨遭毒打批斗

火车到成都是午后三点，我们从货运出口处出了站，直接步行去亲戚家。我表弟笑生见我们后很高兴地让我们坐下休息，备茶端水让我们洗脸洗手，还和我们聊起他和小燕在车上的奇遇。他说：“好巧啊！我从北京混车到了西安，一整天没吃饭，饿得我胃疼。喝水只能管一会儿。我在车上为服务员扫地收拾饭盒，想拣点剩饭充饥，谁知每个饭盒都干净如洗。我又想用自己的勤劳来感动炊事班的服务员，让他们施舍点馒头给我吃，也没成功。他们只是不断地赞扬我是毛主席的好红卫兵，可精神的东西不能转成物质，我仍是饥肠辘辘。我又为餐厅打扫清洁，就在我扫到客车车厢边时，有人叫我表叔。我随声音望去，看到了小燕。我对小燕说了我的情况，他拿出带的食物任我吃。我吃了一个大饼、一个咸鸭蛋和一个鸡蛋，然后还吃了两个西红柿，顿时精神大振。我们三人说说笑笑地回到了成都，他俩在我家住了两天后就回宜宾去了。我一边听他说，一边在想小燕是否安全回到家。自从孩子在西安和我们分手后，心里没有一天不在牵挂他。在成都能住多久，又成了我必须考虑的问题。
我和谢湘在笑生家住，白天不敢露面，白天只有在蚊帐里坐着聊往事。要上厕所，谢湘都要先出去探查一番，趁无人时去方便，日子过得像坐牢。我怕笑生家受牵连，同他商量去别处住，他说家里人不怕，我若非要到别处去，他安排我到草堂寺附近一户农家住。家中只有夫妻二人，大孩子已参军，小孩子十二三岁。男人是生产队长，女的精明能干，当家理财，能说会道，小孩因文化大革命停课在家。我去到他们家后同小孩负责做饭。一天天已亮，我见孩子睡得正香，自己起来升火做饭。我用柴升了两次火，都没能把蜂窝煤烧燃，只得叫小孩来帮忙。孩子只一次就烧燃了煤，原来我因节省柴，用的柴太少，反而又浪费了柴，以至两次都升不燃。我在这儿一个人不敢外出，也无人交谈。
一天谢湘从城里来看我，我很高兴。我实在太想出去走走，尽管她反对，仍同她一起来到草堂寺对面的河边坐下来。不一会儿听到空中子弹飞鸣的声音，我想是草堂对面一所中学武斗起来了。为防不测，我们转到一个四面是高田埂的低凹处坐下。谢湘仍感不安全，我给她壮胆说这种地形任他们怎样打枪也没有危险，又不会有外人来，她同意了我的想法便坐下了。
我们商议着老这样逃来逃去不是办法，粮不发给我们，靠孩子们省给我们，他们正长身体，影响他们的健康让我们不安。谢湘决定先回去，让我留在成都，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也得保住我。我不放心地叮嘱她：“回去后不管他们如何折磨你，也不能自杀，要坚强。我再说一遍，要坚强。这个账总有一天要算，而且必须算清才罢休。”还有一件事我也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她，就是上天安门的事 ，这件事哪怕吐一点也会大祸临头，如果讲了上天安门的事受害的是大哥大嫂，刘、张、王、郭会以此材料整他们的。
谢湘回到宜宾后孩子们都很高兴。孩子们有的说妈妈不该回来，怕回来吃苦头，有的认为妈妈不是当权派，造反派不会把她怎样。大家商量给我筹粮备款，让我度过难关。谢湘决定主动去造反派处报到，反正他们早晚会知道她回来了。
第二天吃罢早饭她就去红旗派办事处。她刚进门，红旗派头头就说：“我们知道你要回来。断了你的钱粮，你能躲多久？一人在外不能喝西北风吧？还是自己投诚得到群众的谅解好些，况且你又不是走资派，跑什么呢？”另一个红旗派头头却说：“谢湘，你自己上门来了，也好，给我关起来。”这家伙一声令下，突然从门外挤进一群人，有的提着木棍，有的拿着绳子。那位装白脸的人忙上前阻止说：“不忙捆，看她老实不老实。”他转身面对谢湘问：“你丈夫邓自力现在何处？只要你老实交代，不仅不捆你关你，还马上放你回去。”谢湘气冲冲地说：“不知道，我们是各走各的，我也想找他，但没找到。”唱白脸的又说：“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怪不得我们无礼了。”说完两棒已落在谢湘腰上，她倒在地上呻吟了许久才缓过来。那些家伙看她缓过气来，上前将她捆绑起来送至地委大楼二楼的一间房子里关起来。他们不放心，外面还设了岗哨。因为前不久，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被他们用棉花塞住嘴而毙命，因而把谢湘关进屋时为她松了绑。
她被关起来后反而轻松下来，原来估计的后果，今天有个结论了。她横下心来任他们摆布了。她活动了一下被绑麻了的双手，凝视窗外，担心着流浪外乡的我。
中午，大女儿给她送被盖、衣物、水和其他日用品来，母女俩相对无言，只是流泪。女儿呆了十五分钟便离开了。她将地铺安排好，小娜又送午饭来了。她心疼地说：“为什么跑两趟，一次不就办完了？”小娜说：“想多和你见一次面，没事他们不让进来。”这时看守的人吼道：“把东西放下就走，不准交谈，这是上面的规定。”小娜只得连连称是地离开了。她下了楼又觉得还有些事没问，便又上楼去。看守发现后把她抓起来，声严色厉地说：“你又上来干什么？定是来送密信的。”小娜申辩说：“没送密信，只问还需要什么东西。”看守的几个人不由她说，拖的拖、打的打将她送进女厕所。小娜在里面大哭大闹了许久，看守的人才放她出来，让她滚回去，警告她不许私自见面，否则严办。
据与我联络的人说，谢湘被关的第二天，便开了一个工交系统的会，把她弄去批斗，到会的人全不发言。她是做工会工作的，不过是传达文件和宣传工作，有什么好批判的？在主持人一再催促下，只有几个人大吼大叫一阵后收场。最惨的是主持人追问我的下落时，谢湘不答，就被人拳打脚踢，打耳光吐口水。命令她揭发二号走资派，她不揭发，就被几个人按着头，用剪刀把她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然后再把她拖回被关的小屋。

在资中外甥家逃脱追捕

我在成都杜甫草堂附近住了一段时间，怕麻烦别人，又怕此地是旅游之地，会有许多外地游客，容易碰见宜宾来的人，便与笑生商量另换住处。
在笑生的朋友李老三的帮助下，我来到龙泉驿乡下。李老三的外爷住在这儿，此处离龙泉驿二十多里。沿龙泉驿步行十余里，再爬七八里羊肠小道才到他外爷家。他外爷正在屋檐下编织竹货，见我们来了忙取出一根长凳，招呼我们坐下，看太阳已当头了说：“我进去做午饭。”老三说：“我们帮你烧火挑水。”我说这个主意好，老三挑水我就帮他烧火。这顿午饭是大米稀饭煮玉米粑，内中掺了些四季豆之类的，菜是泡菜，吃起来非常可口。我一气吃了三大碗，虽还想吃，但却放下了碗，想省点粮。他外爷只吃两碗也放下了碗，只有老三埋头大吃，我都不知他吃了几碗。
我们在他家住有半月多，一天三顿全是这样的饭，可越吃越香，一点不厌。玉米面是晚上用石磨磨成的。我和老三帮着推磨，外爷喂玉米，每天要磨到半夜，才够第二天下锅的粮。外爷家没有田，全是地，只能种玉米。大米是用玉米换来的，很不划算。我们将粮票交给外爷，他可直接用粮票购米，既省事，又不吃亏，他老人家很高兴。
外爷有两个儿子，因为老了想自己弄点吃的方便，和两个儿子分开锅灶。两个儿子非常理解老人，定时给他钱粮。老三的妈妈也是每月定时给外爷生活费，分文不少。平常老人自己种点菜，头道菜舍不得吃拿去卖，自己过得也不错，七十多岁了身体还硬朗。
我和老三整天坐在屋里聊天，议论文化大革命的事，也无法看书读报，闷得慌时，到附近镇上看看大字报，虽然尽是谎言，但总能看出些动向来。心里盼着快点安定下来，又怕大权旁落，而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又屈指可数了。住了半月多，广播和报纸一再宣传“当权派要到群众中去”，这是毛主席的话，基层干部能不执行？我坐立不安起来，和老三决定回成都。
回到成都，我戴上草帽，装扮成熟人认不出的样子，到街上去查看社会动态，走了约半小时，看到一列敞篷卡车满载着戴红袖套的人，十几辆一行，声势浩大。车上的人高呼：“群众专政好！”“扫除一切牛鬼蛇神！”“拥护省革筹！”“刘、张是好干部……”同时街上许多人拿着糨糊在贴标语。我心里紧张起来，刘、张知道我在成都，莫不是要来一个全城大搜捕吧？我忙回到老三家，收拾行李准备往资中银山镇投奔亲戚。临走托老三向他父母致谢，后会有期来日报恩。
我在资中银山镇下车天已黑，借着站台上微弱的灯光看表，快晚上九点了。出站下一小坡，顺着稻田的大道直往银山磷肥厂职工宿舍走去。石板铺的地面，道路平坦宽敞。夜空的星光和路灯辉映，一路行走方便。到外甥家窗下，见屋内灯光明亮，人语声从窗缝中传出。我怕有外人，细听确定就是外甥夫妻俩时，才叩门。外甥媳妇将门打开便惊叫：“是舅舅呀，快进来吧！”外甥听说是我来了，从屋内奔出来迎接。我对他们说明是为躲避成都的大搜查，才来这儿过夜的，问他们有无困难接待我。他俩忙说，没困难，让我就在他家住。外甥媳妇胡可瑶关心地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请也请不来的。你尽管住，任你住多久都可以。”他们为我准备晚饭时，我坐在一旁仍惊魂未定，眼前仿佛出现成都全市搜查的情景。可瑶问我文化大革命都跑到哪里去了，又为什么会被打成走资派。我无心回答，也无法回答，只是简要地向他们介绍了文革的起因、发展及我的遭遇。外甥一家四口，只一间房。吃完饭他们为我新铺了一张床，夫妻俩各带一孩子就寝了。因为疲劳和换了新环境，脑子逐渐松弛下来，很快就睡熟了。
外甥夫妻俩白天去磷肥厂上班时，像往常一样锁上门，在屋内为我准备好解便的用具。我在家里或休息，或看书看报。他们夫妻俩很好地安排我的伙食，每次都劝我多吃点，外甥说他们买有高价南瓜和红苕，粮食够吃了。每顿除小菜外，还加点荤菜，早上为我煮个鸡蛋增加点营养。他们劝我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相信像我这样的老革命，不会就这样垮下去的。
在他家住了三天后的一天上午，我发现有人用眼睛从窗户外往屋内窥视。我吓得躲在墙的一角隐蔽起来，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动静。外面没有声音，只有一双眼睛不时地从窗缝中出现。我确定外面只有一人时，大胆地向外探视，原来外面是我的侄女型群来了。我叫她去厂里拿钥匙开门进来。她一进门，我问她从何处来？她说她回广安去了一趟，在工厂里没事。她又说原打算从内江转车回宜宾，后来一想，反正都是混车，不如到这里来一趟，没想到碰到你了。宜宾的红旗派天天叫喊要捉你，有张大字报写到：“特大好消息，邓自力已被捉住，正在押回途中。”结果你还在这里，他们就会造谣。我说只要我不想回去，他们是抓不住我的。只是这样躲，能躲到哪一天？她说：“管他的，过一天算一天，我不信像这样能闹多久？我路过重庆见了公公，他说这样闹，社会主义江山不被闹垮才怪！”我忙问了我父亲的情况，知道父亲还好，心里又放下一份担忧。侄女还给我介绍了宜宾孩子们的情况，下午六时她乘由成都开往宜宾的火车和我分手了。
我在外甥徐福翎家又住了三天。第三天上午九时，他从厂里回来说有两个人要见我。一个叫何俊昌，另一个叫潘文友。我让他带他们俩到镇上茶馆见面。我们来到茶馆，选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何俊昌感慨地说：“好险啊！我们如不用计，将被弄回宜宾，那就惨了。”我问：“成都发生了什么事？”潘文友说：“大概是你走的那天晚上，成都在刘、张的指挥下，出动千军万马全城大搜查，凡在成都无居留条件的人全被扣押。我和老何住在苏坡桥乡下一农民家，已住了几天，他们待我们很好，我和老何商议日后一定报恩。不料全城大搜查，我俩被搜去关在一间十分结实的房里，想逃都无路。房里挤得满满的，全是抓来的人。一天一夜滴水不沾，到了晚上，才让我们吃晚饭。我俩使了一个眼色，同去上厕所，趁守的人不防备，从厕所的屎洞里钻出来逃了。我们身上弄了不少屎，也顾不得这些只管逃。”我说：“对，衣服上的屎可以洗掉，送回宜宾就不知死活了。”他们俩逃出后在苏坡桥一家小食店买了几个馒头，边吃边往火车站奔。他们估计我会来银山镇，我的亲戚家他们知道，便到这儿来找我，没想到找到了。
我们在一起分析形势，焦点是刘、张能成气候吗？我说：“他两口子回川尽干坏事，排除异己，挑起群众斗群众，还搞武斗镇压反对派，他们垮台和短命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同意我的看法，只是这惶惶不可终日的躲避还要熬多久。我以抗战的例子鼓励他们：“抗战一开始就断定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却不知何年何月可以战胜日寇。中国人民八年苦战赢得了胜利，比那些为独立打了几十年仗的国家快多了。”我们又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正当我们按计划行动时，宜宾地革筹不知听到了什么消息，组织了十余名全副武装的造反派，携带机枪一挺，另有一些群众，共计五十来人，乘敞篷大卡车由宜宾向银山镇进发。一路杀气腾腾，过路的人无不毛骨悚然。他们高呼口号：“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坚决捉回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进行批判！”“要把他批倒批臭永不翻身！”“拥护地革筹的革命行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这些口号一直呼到出了宜宾城方止。
这支队伍到资中银山镇已是下午三时。为首的持介绍信与银山镇磷肥厂造反派总部联系，希望能配合他们的行动。两派头头互通了观点，都是拥护刘、张的，便约定相互配合，一定让宜宾来人圆满完成任务。磷肥厂造反派调查了一下，怕扑空使反对派抓到把柄，提议凌晨以查户口为由去宿舍抓人。宜宾造反派只好依从。凌晨三时，两地造反派联合行动，进我外甥家搜查，结果扑了个空，当天我已和何俊昌、潘文友乘火车到潘文友家去了。
我外出一年，住处很多，决不久留。行无踪，去无影，他们要捉拿我不那么容易。只是我流浪太久，非常厌倦这种日子，常想横下心来回去，看他们怎样惩治。

“通缉犯落网”武装押回宜宾

我又转移到重庆一个亲戚家，开始整天在家不敢外出，日子一长，觉得比关监狱还难受，连放风的时间都没有，熬不住了，便去附近公园和商店逛逛。一天午后，我在一家小食店吃了一碗醪糟出来，向沙坪坝公园走去，途中发觉一个人在呆呆地端详我。我觉得此人面熟，便低头疾步向公园走去，想躲开这个不速之客。为判明此人是否认识我，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那人竟站着盯视。我转身大步奔走，他也小跑着追了上来。他看追不到我了，便大喊：“捉住，跑的那人是走资派，请帮忙抓住！”我被一群围过来的群众围住，他气喘吁吁地对众人说：“他是我们宜宾地委的副书记，是个走资派！”我说：“我不是宜宾的，也不是当权派，你认错人了。”他说：“没认错，你是宜宾地委副书记邓自力，还兼我们宜珙铁路的总指挥长，你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他接着又指着我对群众说：“他还是全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弟弟。我们宜宾已发出通缉令，并贴了照片捉拿他，重庆朝天门就有他的照片。”他这一宣传，群众骚动起来。有人说：“这个走资派不小！二号走资派的弟弟，不简单！捆起来，打死他！”我怕在混乱之下发生意外，便说：“我们到公安部门去解决。”交警赞同我的意见说：“你们把他弄到沙坪公安派出所去解决，这里影响交通。”发现我的这个人，是“四一五”支队的一位干部，他是造反派的一个小头目，保刘、张的铁杆人物。围观的群众也认为交警说得有理，几位自告奋勇的青壮年将我押送到了派出所。
“四一五”造反派这个头目把我带到沙坪坝区公安派出所院内，叮嘱帮忙押我的群众看好我，到公安派出所办理了手续。我被收押到收发室旁的一个小屋内，上锁时工作人员说：“要大小便可以喊开门。”我进到这间又黑又脏的小屋，半天才看清屋角坐了一个人，头埋在蜷曲的膝盖中一动不动。屋另一角放了一大堆煤炭，我坐在煤炭上想着将面临的结果，被他们捉住了，自己在外已经混得非常疲惫，想家也想孩子们。虽然被他们捉回去要吃尽苦头，但终有一天会向这些乌龟王八讨回这笔账，这样一想反而心定下来了。天黑下来，我问同屋的那个人，他打着手势告诉我交谈要挨打，看来他是常来这儿的人了，我也打消了与他交谈的想法。他躺在这又脏又湿的角落一会就鼾声大作。我将大块的煤炭排成一个长方形，躺在上面迷糊起来。
第二天沙坪坝区公安派出所的负责人给我谈话，知道我是来重庆二姐家，住小龙坎。他们经过研究决定将我送去二姐处，并叮嘱我二姐把我的生活搞好，不要外出，社会秩序不好谨防发生意外。我二姐见我回去很高兴，说昨晚让她两个儿子到处找我都无结果。姐夫说我姐昨夜哭了一夜，回来了就好。我把昨天的遭遇告诉他们，他们都嘱咐我以后出去要戴口罩，避免再被熟人认出来。我因昨晚没有休息好，躺在床上想睡，但思绪万千，我不明白为什么派出所要把我放回来？如今造反派无法无天，公安部门也是他们的工具，为什么不执行他们的意见呢？是抽不出看管的人？是怕管三顿饭？好像都不成其为放我的理由，我找不出合理的解释，慢慢也就入梦乡了。
我住在二姐家虽然心里很踏实，但很清楚宜宾造反派知道我在重庆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要么离开这儿远走，要么等他们来把我弄回宜宾。经过深思熟虑后，我选择了后者。
两天后的早晨，几人闯入二姐家，我意识到是宜宾来捉我回去的。进门的三人中有一人说：“邓自力，我们是宜宾地革筹派来接你回去的。”二姐说：“他在这里住得好好的。”“弄他回去接受群众批斗，这是毛主席的批示，已是家喻户晓的。”那人皮笑肉不笑地说。二姐家里的人谁也不敢说什么了。只有姐夫说：“你们叫他回去就回去吧，我留不住他了！让他吃了早饭再走好吗？”来人怕有变，忙说：“到壁山去吃早饭，我们要赶路。”姐夫说：“这吃不一样吗？壁山吃也是一样花时间，我们已做好，让他吃快点就是。”另一个人说：“不行，我们还要吃饭。”这句话堵住了姐夫的嘴，他家不可能招待这许多人。二姐全家人都出来送我，我被指令坐在一辆小吉普车上，车上有三人负责押解我。车后还跟有一辆满载全副武装的车，车上架有机枪，步枪上好刺刀。我生平有幸享受这么一次武装护送，车开动时，隐约听到二姐哭着说：“你们不要打他哟，给他留条命！”

遭“新生红色政权”酷刑折磨批斗游街

我被押回宜宾天已黄昏，从车上下来站在地委收发室门前，就被冲上来的一群人边问边骂，拳打脚踢，头上、脸上不是拳头就是耳光袭来，躲都无法躲。人群中有人吼：“你还跑不跑？跑得了初一跑不过十五。”“打死你这个‘邓青天！’”“保你的铁杆今天也不来保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纠正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李井泉定的，不对。他是投机分子，投老百姓的好。”
我被关在百货大楼上，四周用货柜围起来。就着微弱的灯光，我偷偷地看清睡的人中有牟海秀，沈学礼、贾昌几位宜宾地区的大当权派。这些人都是被刘、张定为走资派，广大群众也深信不疑的。我的问题是作了结论的，怎么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呢？看来我的命运不乐观，只有任他们摆布了。
回到宜宾第二天早晨六点，我们被叫起床后带上毛主席语录，在专政大军头目的指挥下，排成一列横队面向毛主席像请罪。每人各拿一本小红书，惟独我手中空着。只听得身后大声责骂道：“邓自力，你为什么不带《毛主席语录》？”我回答：“我刚从重庆被捉回来。”“你逃到外面就不带《毛主席语录》吗？《毛主席语录》每个中国人都要随身带，以便随时向毛主席请示。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看你这个走资派毫无悔改之意，真是个十足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看管的人说完从另一看守手中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给我，并叮嘱我要保管好。向毛主席请罪的仪式开始了。司仪喊：“请罪开始！”接着高声说：“毛主席，站在您面前的这些人都是人民的罪人。”他喊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领头的人读一句毛主席语录，众人一字不差地跟着读，读完数段毛主席语录后，是罪人们背诵《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如背错，枪托就会毫不客气地落在你的背上。我第一次参加背，岂止是背错，根本就背不出来。一阵枪托打来之后，其中较善良者说我刚回来不懂免于追究，但下次得一字不差地背诵。我连连称是，惟恐又挨打。谁知腰上又挨了一枪托，不知何故？打的人说给毛主席鞠躬没有弯到九十度。我们请罪人中有个叫杨绍清的人，每天早晨都背不出那篇《为人民服务》，被专政人员打得死去活来。他是个炊事员、文盲，怎么能背出这篇文章，所以每天早上站在毛主席像前就吓得打哆嗦，有时吓得屎尿横流。其实他没什么罪，又是个普通百姓，弄到我们这群当权派中来受罪真是难为他了。因为平常在伙食团打饭菜时，这些造反派觉得给他们打少了，便捏造他奸污幼女的罪名把他关押起来，在那个年代是可以信口雌黄的。
一天上午八时，我被红旗派的头目带下楼，刚出百货公司大门，群众立刻冲上来将我团团围住，有人用棕绳把我五花大绑起来。我求他手下留情绑松点，却反而捆得更紧了。顿时我额上汗珠直冒，气喘不已，仿佛快窒息了。我被押上彩车（游街用的），脖子上挂上系着细铁丝的牌子，双膝跪在车厢前部的汽油桶棱角上，牌子挂的时间长了，细铁丝陷入皮肉里疼痛钻心。车上造反派不断地呼着口号：“打倒邓自力！”“批臭邓自力！”“拥护刘、张革命干部！”“群众专政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在大街小巷中回荡。
我眼前的宜宾翠屏山在摇晃，眼前的太阳变得昏沉了。我的膝盖、手臂、脖子万箭钻心似地疼，渐渐变得没有感觉。我度秒如日地看到太阳当头了，以为造反派们要休息吃午饭，谁知他们拿出带的水和干粮边吃边游。我浑身衣裤被汗湿透，饥肠辘辘口干舌燥，被他们载着大街小巷地游斗。我听见人群中有人议论：“今天是哪个当权派弄来游街？”“就是那个川南有名的‘邓青天’”“邓自力今天怎么又变成反革命了呢？昨天还是和刘、张一条线上的！”“为了夺宜宾的权才把他弄臭，他们才好让王、郭坐二把交椅！”也有的群众十分反感这种革命法，说：“这些人吃饱了瞎干。闹文化大革命不抓生产，我不信闹得出粮食，闹得出衣服来。再闹下去没吃没穿，这些臭杂种就不闹了。”
我一直被他们游到下午六时，车到宜宾铁路总指挥部院内才将我弄下车。下车后我无法自控地晕倒在地上，醒来时被稍有怜悯心的人允许坐在地上。我要求松绑，不允许。我说我要解便，他们说有人替我解裤子。我说我要解大便，他们才给我松了绳子。可解开后我的手完全不能动，我惊叫起来：“我的手遭捆断了！”围住我的人木鸡一样盯着我。我大哭起来，过了一会儿感到手臂麻起来，接着是一阵痛，手臂动一下，才知手没断。
从厕所出来我被几个人弄上原来那辆车上继续游街。脖子上仍挂了那块用钢板做成的走资派牌子，只是没再用绳子绑我的双手和跪汽油桶了。游完后回到关押我的百货大楼，我浑身上下汗湿透了。我也不顾及看管人的斥骂，脱下了湿衣裤仅穿一条短裤，喝足开水补充水分后才吃饭。回到关押房间内，我坐在地上，白天受罪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心里一阵委屈，不禁潸然泪下。

因“难友”告密我被打得死去活来

一天深更半夜，他们叫我们收拾行李，准备出发。我边收拾边想可能转移到什么地方去，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么乱，就是把我们弄死也无处申冤。我和日本人、国民党交战多年未被敌人打死，如今遭他们谋害实在太冤枉啊！如今身不由己只好听其摆布了。我收拾好行李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休息，其他的人被呵斥着快点收拾。我听到有人斥责道：“牟海秀，你这个官老爷，当官惯了，行李都收拾不来。你看邓自力动作多快，几下就把行李收拾好了。”我看他们还在收拾，想去洗脸。我走到看押我的人跟前，做了个标准的立正姿势喊：“报告！”看押我的人问：“干啥？”我说：“洗脸！”“不准洗，到新住处你洗澡的水都有，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完。”他说完诡秘地一笑。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好回到背包上坐下。
出发了，我们一群人被押上一辆大卡车。车篷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步枪上的刺刀反着光。车上人数比每天早请示时少多了，只有牟海秀、沈学礼、贾昌和我，另外还有两三位不认识的人，看来今天转移的都是重犯要犯。车终于到了目的地，大家下车看了许久，才认出此地是宜宾地委的小招待所。以前这里是供省里来的领导干部用的，如今领导干部全被定为走资派，被无产阶级造反派捉起来，此处自然也就空下来。我们被安置在这儿，似乎受之有愧。分配住处了，一个个都关在指定的房内，轮到我时，却被分配在一个卫生间里。房里有一浴盆，一张木躺椅，我就被责令睡在这张又短又窄的躺椅上。卫生间里有厕所有水，所以白天夜里都不许我出去，望着浴盆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说洗澡水都有，并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意思。我收拾好行李，抓紧时间在躺椅上蜷曲着身子休息一会儿，醒来时已开早饭，饭后也没被弄出去批斗，真是大发慈悲了。
在躺椅上睡觉犹如耍杂技，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我真盼着能像别人那样分配一个房间，到底比我这浴室强。我不知要在这浴室里住多久，决心好好经营我的卧室和他们长期斗争下去。每次外出接受批判后，在脖子上的纸板留下来带回卧室，还收集了一些短小的棍棒、绳索、钉子之类的东西，准备作床用。他们不准找拿，我就说省得他们下次批斗时再做牌子，他们也不再干涉了。我用这些木料将躺椅接长约半米，再将矮的一端垫上稻草，这样就成了平平的一张床，躺在上面既平，又可伸直腿了。有了这样一张床，跟他们斗争一年半载也不怕了，我想一定要斗争到最后取得胜利。
关在小浴室内不能活动身体，感到诸多不适，外出接受批判，虽吃了不少苦头，但自以为也练了站功，练了气功。批斗时少则一上午，多则要站到午后，也算是一种锻炼。那钢板做的走资派牌子挂得我汗流浃背，结果增进了血液循环，对身体大有好处。每当造反派对我动武时，我为了怕打出内伤，总要运气防范，岂不是练了内功吗？只有关在小浴室里动弹不得最难受，为了今后能走上工作岗位时好好工作，我便趁阴雨天不外出接受批斗时锻炼身体。在小屋内做运动，被监管人员发现后，令我停止。我背诵着毛主席语录，锻炼身体增强人民体质，监管的人看着我哭笑不得。
一天上午九时，突然被叫出去，我拿了走资派的牌子走到卫生间门口，监管人员却说不用带那块臭牌。我被引至另一小院内的一间屋内，几个手中拿绳和棍棒的人围着我，背上不由一股冷汗直冒。不知今天如何折磨我。一个造反派小头目问：“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说不知道，因我被关后从未看过报和日历。他说我装傻，我又申辩确为实话望开恩。我知道稍不遂意便会遭打。“今天是二•一九。”他说。我说：“二•一九与我何干？”他们见我没有理解他们的用意，便说：“二月逆流你知道吗？今天是一周年 了！”我忙说：“知道，知道。我被他们捉进监还遭毒打。”“苦肉计！”“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们七嘴八舌地说道。我对他们的这种结论哭笑不得，有口难辩。他们一阵责骂后令我脱光衣服，我哀求道：“这么冷的天气，脱光衣服受不了，你们要绑就让我穿上衣服绑好吗？”我不断地哀求他们，一个小头目取出腰间的手枪，对准我的胸膛声色俱厉地吼：“不服吗？这家伙不认人的。”我明知他在恐吓，但也怕万一枪走火丧了性命，只好顺从地脱光衣服。他们把我捆起来用鞭子抽，边打边问：“你同宜宾军分区搞二月逆流的，一起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谁翻案就是反对毛主席。”他们根本不听我申辩，我越申辩，他们打得越凶，我只有一声不响地听任他们说。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虽十冬腊月 因紧张而汗流不止。我被足足折磨了一上午，他们才停下来休息抽烟、喝茶。小头目向众喽罗使了个眼色，一个打手将我推出门外说：“滚回去！”我踉跄几下才站稳，两三个人上来解开了手上的绳索，另一个人把我脱下的衣服送到手中让我走。我手已麻木，无法穿衣，一位看守给我披上了衣服，我才昏昏沉沉地回到小浴室。
这次被打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时值春暖花开的一个深夜，我一觉醒来正准备再睡，突然外面有人喊道：“邓自力起来穿好衣服。”我遵命起床穿好衣服，一阵惶恐掠过，自感又有大祸临头。两个手持步枪的人齐声说：“跟我们走。”他俩一前一后地把我押进一间小屋，屋内早有几个人等候着我。地上放了一根竹编的绳，还有几根木棍，我刚进屋站在中间，一个造反派头目便大声吼道：“给我站好！”话音刚落，我胸膛上已被重重地击了一拳。我被打得后退了几步，他又说：“你当过八路军，立正姿势都做不好吗？白吃了八路军的小米。”另一个头目问：“邓自力，今天你干了什么坏事？快给老子坦白，不然就把你打死！”我佯装想的样子，然后对他说：“没干什么！”
我心里想：坏了！今天中午去舀米汤时，碰到刚进来的徐永志（副专员），将我得到的一个消息告诉他。刘、张、王、郭已被中央文革弄到北京学习去了，看来他们问题不轻，可能乌纱帽不保。只有他们下了台，我们才有出头之日。当时我只对他说：“刘、张已进北京学习班。”且旁无他人，看来是徐水志想立功，出卖了我。此人和我们同进京告过状，他比我后去。他来到北京让人转话要我接见他，李金铭不同意我和他见面，说此人投机取巧靠不住，有朝一日倒向刘、张我们全要受害，后果不堪设想。我以多团结一个人比少一个好为由，没有接受李金铭的告诫，今天看来教训惨重。
他们让我脱光衣服后五花大绑地吊在空中，要我坦白交代。我借口什么都不知道，交代什么？他们说我该交代什么自己明白。相持了一会儿见我只字不吐，便用皮鞭抽打。他们扬言不交代就要被打得皮肉开花直至半死。我已被他们打得浑身血淋淋的，但仍不交代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讲了他们不仅不会宽恕我，反而更会被激怒，而且揭发别人的卑鄙勾当我做不来。
他们打得汗流浃背，累得喘气，见我不呻吟，以为我已闭气，怕将来算他们的血账，就把我放了下来。我蜷曲着身子躺在地上，人事不省。一阵冷水泼来，我逐渐醒来。他们又把我扶到屋中央，用软法攻我。有人假惺惺地说：“邓自力你坦白吧，坦白了就没事了，马上让你回去睡觉休息。”我不作答，又遭来一阵拳打。拳头主要打在腰上，我意识到竹鞭只能伤及皮肉，拳头可能伤及内脏，落下内伤将来就痛苦了。身不由己无力反抗，我像练拳的沙袋一样在中间被他们打来打去，直至昏了过去。
他们无可奈何地只好打算解开绳索放了我。因为吊打太久，绳索已陷入肉里，无法解。杂技团的那个武打演员将我的身子抵在墙上，让绳子松一点，才用筷子挑开结解开了。
我回到卧室躺了许久，才慢慢地活过来，用毛巾擦干身上的血，在床上昏沉沉地躺着。
第二天早上没去吃早饭，看守的人来看我，问我为什么不去吃饭，我说起不来。另一位心好点的让我给他饭票，帮我取来稀饭和馒头。我挣扎着使尽全身力气，靠近饭碗，手无法动，只好像猪狗一般用嘴在碗里舔食。慢慢地饭菜被我舔得干干净净，碗如洗过一般。
被打的当夜他们怕发生人命案，让人给我送来一碗中药和一碗童便。中药我喝下了，童便不愿喝。来人给我作解释说：“这碗童便是男孩屙的，而且是睡后第一次小便去头去尾的部分，吃了好。”我也听说过童便治伤，便喝下了。日后为了治伤（刚被打后，我尿血），自己也学着喝自己的小便，果然效果极好，尿血很快就停止了，身体开始恢复，身上的紫斑也消失了，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有人丢来小纸团报告形势变化

一天，通知我换房，我不明白原因，说这儿很好不用换。看守说不要讲价钱，怕挨打只好乖乖地按要求办。另一监管人说：“搬到另一处要宽些，睡觉身体都要舒展些，上面要来检查了。”我明白了换房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便跟着看守搬到另一间房内。此处睡的是木地板，虽几人各睡一个角落，但宽敞多了。窗外光线空气都能入室，户外的花草树木也能看见，条件比小浴室好多了。望着窗外自由飞翔的小鸟，真的感到自由的重要。
我铺好床收好东西，就被叫去打扫院内的清洁。扫落叶，除杂草，为花浇水松土，一上午累得满头大汗。看守说下午首长要来检查，叫各自坐在铺上看书写检查，不得东张西望，不得站起来在窗口和门边张望，甚至不得在此时上厕所。下午我透过门缝望见宜宾军分区的司令、政委等来了，他们与被关的牟、沈交谈了几句，对我和贾昌却没有过问，看来我仍处于无望的地位。
毛主席一声令下，让军队接管了革委。传言刘、张结束学习班回川了，王茂聚在学习中畏罪自杀，郭林川回宜宾后靠边站了，军队的介入使派别之争有望结束。
军分区负责同志视察后的一个中午，我们正排队取饭，贾昌被叫出列，令其站好，并骂他道：“当过八路军没有？立正姿势都站不好。”贾昌说：“没有当过八路军，参加过决死队。”“什么决死队，你在胡说八道。”“我没乱说，决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贾昌申辩道。决死队是薄一波借阎锡山军阀的名义发展起来，由一批老共产党员组成的队伍，在抗战中屡建奇功。这些解放后才参加革命的看守们，又未学过党史，当然不知道这支队伍。贾昌被纠正姿势，双腿并拢挺胸站直后，看管人说：“为什么把你喊出队列？”贾昌未及回答，他又说：“你昨天早晨在厨房领馒头领的几个？”贾昌答：“领的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你领了两个馒头，有人看见的。”看守说。贾昌解释着当时买饭的情景：“我交二两饭票给发饭的女同志，她一手拿一个馒头、一手舀一碗稀饭给我，从何多起？”“还在辩，站好！今天我们要开贾昌的斗争会。”看管人员说话时扫视了排队的人，然后对大家说：“今天的斗争会你们发言，不发言的就是包庇他，同他是一伙的。”第一个发言的是牟海秀，他说贾昌当了走资派还不悔改，又犯混饭吃的错误。一个馒头都看得起，实在卑鄙之极。有的说让贾昌给伙食团补交粮票，有的说罚他一顿不吃饭，有的说坦白不追究，有人补充抗拒从严，这是毛主席的教导……我未讲一句，看守人双眼盯着我，对我的态度十分不满意。不论贾昌是否多领了馒头，我都同情他。也许是发饭的同志有心多给他一个，我也遇见过这样的好心人。大家都是受磨难的人，又何必相煎太急。那些看管我们的人经常办酒席，又是从何处弄来的钱粮呢？牟海秀和贾昌乃同一条线上的人，竟出言伤人真可悲。斗争会直开到太阳偏西，在厨房炊事员催促下才收场。贾昌终未承认所加之罪，监管人员多次挥动拳头也没敢动手，我想可能形势不同了。
一天上午，又令大家搬家。这次是在白天搬家，大家感到是否曙光就在前头了。大家收拾好行李，有的把床也搬到院子里。看管人员笑这些犯人说：“你们把这房子搬走更好，像邓自力一样，只搬自己的东西，其他一律不准动。”另一看管说可以搬木板，床就不用搬了。一声令下，大家便寻找木板门板去了。我也找来一块木板和两条凳，作架铺用，结果只许拿木板不许拿条凳。大家找好自己的木板后，各自背着行李，扛着木板，像游街似地在市民们眼前走过。逗得街上的男男女女又惊奇又觉得好笑。小孩们高声叫：“走资派，走资派！快来看！”大人们斥责孩子们叫当权派，说：“你知道什么叫走资派？你懂得个屁。”我们从地区小招待所搬到专区工会办公处，只有两条小街的路，一上午就完成了搬家和安铺的任务。我们住在工会办公楼底层，每人划定一人宽为铺位。这里可以从远处看见街上的行人，上下班时也有人从我们住处门口经过，比关在高墙里似乎接近社会一些。来往人中有熟人向我们打招呼，我们却不敢回敬。家里人送东西方便多了，也允许和家里人谈几句家务事。一次我大女儿给我送来几片油炸糯米糕，我让她带些回去给弟弟们吃。她含着泪对我说：“我们专为爸爸送来的，我们不吃，爸爸你留着慢慢吃。”我心疼孩子们正长身体，需要吃饱，再三劝她带点回去，她都不从，孩子们的一片孝心感动得我哽咽不止。小娜离开好久，我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恢复常态。
有一天上午，我正在门前洗衣服，突然一个纸团扔在我的小木桶里，我意识到是同情我的同志送信息来了。我把纸团抓在手中，抬头望见一位陌生人对我笑笑往后院走了。夜深时，我取出纸团，避开看守，就着微弱的灯光看纸条，上面写着：“刘、张已垮台，军队支左。地革委由军分区接管。省上、地区已成立革命委员会，下设几个组，其中有生产组。看来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结束混乱将逐渐走上正轨。”我看了后，喜上心头，表面不露声色，更不敢传信息，心里急切地想知道这场动乱该何时收场，就更对眼前的处境感到焦躁不安。

我被转移到成都保护起来

春回大地，文化大革命又度过了一年。一天我正沉思在春色中，“谁叫邓自力？”谁在叫我的名字。转眼一看几位穿军装的人来到我们面前，我答道：“我就是。”“马上收拾行李跟我们走。”他们说。我问：“到哪里去？”他们回答说你不用管。我每次出去批斗都要告诉去哪儿，也要拿那块“走资派”的牌子，这次不知道又有什么大祸要临头了，我诚惶诚恐地收拾着行李。他们让我只带换洗衣服，被盖蚊帐不准带，留在原处让家里人来拿。我被押上一辆国产的军用吉普车，出宜宾往成都方向驶去。车过自贡我要求下车小便被拒绝了。车行至大山铺镇外三公里处嘎的一声减速，慢慢靠到公路边停下，一位军人说：“下车吧，我们一齐下来行个方便。”随后车继续经内江、到资阳才进城吃午饭，此时已下午三时。在资阳吃饱喝足后，向成都进发。
入夜，车到成都，开到省高级人民法院内停车，他们吩咐我不要下车，由一位同志问一下再决定。我思忖是否要将我判刑送进大牢，正想着，问的那位军人回来作了个开车的手势，车又开出法院。当车在一个院内停下来时，我向外一瞧，知道已到省委住地。我糊涂地下了车，听他们指挥。这天夜里住公安厅招待所，我一人一间房，把东西放好后在院内走动，无人干涉我，我突然感到我已是一个自由人了。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只有被剥夺过行动自由的人，才对自由有如此深刻的感受。晚上起来方便时，才发现有两位武装民警看守着我。我明白，只有在招待所的小院内，我是可以自由行动的。
第二天公安厅来了一位军代表，叫我另换一间住处。这间住房在公安厅对面的一个小院内，这个小院我很熟悉，曾在这个院里的礼堂参加过省委召开的会。礼堂右侧有一排平房，平房后的角落里是厕所，平房前有一篮球场。我曾在这个球场上参加篮球比赛。大门旁有一间空房和一间收发室，我被指定住在收发室后的那间小屋内。
我在这间小屋住下后，要求我不能出院大门，可以在院内自由活动，不能与外面有电话和通信的联系。吃饭在军队食堂，粮钱自付，先记账以后再付。军队食堂吃饭最大的好处是尽你肚子饱。军代表给我带来很多毛主席著作，让我没事就学毛选。
院内有一个警卫连，门哨不让我出大院是为了我的安全。我常到院内走动走动。操场上军队官兵在午饭后比赛篮球，我常看得心里发慌。有一次忍不住请他们让我也参加比赛，他们瞧了我一眼不理会我。我自觉难堪，以后再不去看他们比赛，只自个在一旁散步或做运动。
住在这个院内，官兵们都不和我交谈和接近，只有两个人敢跟我聊天。一个是司务长来部队探亲的老婆，另一位是炊事员。
司务长的老婆是老百姓，军令可以不从。她是山西离石人，我曾在他们县住过，有些大村庄大集镇都熟悉。我们聊起她家乡的人情风俗，生活习惯，她感到特别亲切，我也借此消遣。因为长时间关起来，头发长得像女人，胡子也像关云长。胡子自己想办法剪短点，头发我就只有请她帮忙剪剪了。
连队的炊事员常来和我聊天，他是从万县农村参军的。参军时只想到部队比家乡强，有吃有穿。他父母本不同意他出来，又想参军可能可以当上一名小官，光宗耀祖，便同意他参军了。我听他介绍了参军的情况，便说：“在军队可以得到锻炼，学些知识将来还是有用的。
公安厅院内常有位驾驶员老陈来车库前洗车，我没事就去看他洗。他问：“你以前在省工会当过副主席，我还有点印象，只是不敢认。昨天有人告诉我院里关的就是你，我才确认是你。”他又说：“刘、张坏极了，现在垮台了，你也快翻身了。住在这里很安全，不用怕。据说是宜宾地区保你一派的造反派要求张国华把你弄来保护起来的。你要与家里人通信我可以代劳。”我说：“不写信，军代表交代不能与外面有任何通信联系，还是遵守纪律为好。”他说：“你要买什么东西可告诉我，我替你办。”我见他真诚可靠，每次都托他买些平价鸡、猪肉，每求必应，至今难忘。
在院内关久了，感到十分乏味。一天我趁岗哨不注意，溜出院去想理理长发，看看报纸和买些日用品。正得意地走在离大院五十米左右的街上，一位持枪士兵在我面前敬了一个军礼，用枪横在我的前面说：“请你回去，没有命令，你是不能上街的。”我笑笑回答说：“回去就回去吧。”回到院里他严肃地对我说：“你可不能偷着出去，连首长知道了，我是要受处分的。”我仍暗暗高兴自己算上了一次街，但以后再也没有偷跑的行为，因怕累及哨兵。每天我就反复通读毛选，哨兵有时会在窗外探望，看我是否确在房里。

劫后重逢

一天上午九点左右，我坐在岗哨旁边晒太阳边读毛选，抬头思考问题时，见一位军人带领一女同志进大门来，定睛一看，竟然是谢湘！这位军人就是半年前领我来这儿的那位，他对哨兵说：“这是他的夫人，专从宜宾来看望他的。她可以在这里住。”哨兵答：“是。”并向军人行了礼。我和军人握手后领着谢湘往房内走，没走几步我突然想起有事请示，便回头找军代表，想说请允许我上街理发和买点东西，但他已走进街对面的公安厅大门，只好另找机会了。
我和谢湘劫后余生，相对无言，只是泪流满面。还是我先问她如何找到这里来的。她说我走后宜宾简直沸腾了，支持我的一派来家问长问短，想知道我的消息，炮轰派一天数遍地问她情况，她全然不知我的下落从何告诉他们。她怨我来成都后该给家里写信，我解释是军代表的纪律要求，并指着自己的长发说明没有行动自由。她说：“宜宾谣言很多，有说你已经被省革委结合了，也有说你要被派回来主持宜宾的工作，总之说好的多。我们的孩子也没人欺负了，走路也能抬头了，愿意跟他们一起玩的小朋友越来越多。我的工资也照发了，你的工资仍只发了生活费，不管怎样我们家的日子比以前不知好多少倍！”她说得高兴了，又怀疑地对我说：“能这样长期不变吗？会不会还有变化？”我说：“看样子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从我在成都这半年的生活看，不会再长期乱下去了，否则只有亡党亡国了。”她只顾告诉我好消息，我问她的问题她反而忘答了。我又问了一遍，她才说：“你离开宜宾半年多没有音讯，只说你快站出来了，我和孩子们都盼着这件好事快点实现，可你在成都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我问炮轰派的万里程，他也不知道。是他们建议接你到成都的。我问军队，宋副师长说不用操心，在成都很安全。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孩子们商量来成都找你，成都这么大，上哪儿找去？我想既是张国华接你来的，省革委一定知道。你的老上级李大章结合入省革委了，我问他夫人孙明去，我和她熟悉。昨天我一下火车就去省革委，李大章还住原处，我从孙明处了解到你在省公安厅。李大章安排让人领我和你见面。”我听她说完，便想既然李大章可以派这位军代表带谢湘和我见面，何不写封信与他，请求上街理发？谢湘也赞成我的想法，于是我写信她邮寄。我盼望着能上街见见世面，有自由多好啊！
谢湘向我介绍了家里搬家的情况和孩子们的情况。她没来几天，我的第二个儿子小燕从宜宾来看我了。他收到他妈妈的信就启程来蓉。孩子刚进初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初中的功课一天也没上过，他在家里呆着也着急，就想来看看我。小燕来后的第二天，军代表就通知我可以上街去理发和买东西，孩子高兴得跳了起来，谢湘也笑得合不拢嘴。我们三人高兴地邀约着上街去了。
一家三人先去理发店，再去照了张合影，可惜还有二儿一女在宜宾，不然就是一张全家福了，我心里感谢大章同志解救了我！（下图：1971年全家合影，前排左起为女儿邓妮娜、邓自力、谢湘，后排左起为儿子邓小蒙、邓小燕、邓小光。）
小蒙是我的第三个孩子，他是小燕来蓉月余后到成都的。四口人住在我原来的小房间里十分拥挤，但一家人能团聚其乐融融。房内只作睡觉用，平常看书活动都在院里，每天饭后上街看大字报、报刊，所以也不感到有什么不方便。那时我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前途，我被打倒了，孩子们不能上学，他们以后怎么办？一家人在一起讨论前途往往是我们的主题。孩子们说：“既然爸爸已成为走资派，我们就回老家广安种地去。”我说：“这是退后一步的设想，不论干什么，都应有文化。知识可以创造财富，你们还小，要发奋读书。”我的思想灌输给几个孩子，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都陆续进到大学深造。
天气较热，在小燕的提议下，我们父子三人到河里游泳去。我们想试试自己的体力，竭力与水搏击逆水而上，但水流终将我们冲向下游。我们多次重整旗鼓地向上游，都宣告失败。三人败兴而归时，也体会到活动筋骨后的轻松。
回家的路上我们迷了路，还是靠小蒙的回忆，才找到回家的路。小蒙视力不好但记性好，可惜后来很年轻时遇车祸身亡，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事。
住了一段时间，母子三人回宜宾去了。我一人无法打发时间，便步行半小时去体育场看运动员锻炼，有时也参加业余篮球比赛。一次和学生们打篮球至午后六时，怕赶不上吃晚饭，便乘车回公安厅，上车后因热赤裸着上身，风一吹回家就发高烧，高烧口渴，便喝自来水，于是病情就更重了。一人在床上头痛得像快炸了似的，浑身汗湿透了。上厕所时怕晕倒在厕所里，只好将背在肮脏的墙壁上靠着。
大病中才体会到亲人在身旁的重要性，没有人给我药吃，只好靠自身的抵抗力战胜病魔。一个星期后，病情有所好转，才提笔写信告诉家里人我生病的事。两三天后，小娜和她的同学专程来成都看我。小娜见我躺在床上，泪水夺眶而出。我说：“快好了，你们不来也可以。”“是妈妈叫来的，不来不放心。有人照顾你总要好些。”小娜说。她又问：“医生来看过病吗？”
这一问，反而激起我的伤感：“谁给我找医生来看病？”她听我这么说，放声大哭起来。我平息了自己的情绪后，又劝说女儿不要伤心。在她精心护理下，没几天就痊愈了。

重新安排工作的波折

“宜宾将把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集中起来学习，再逐渐解放”，听到这个消息，谢湘让小燕来接我，可是孩子来了两天，我仍没有接到通知。第三天上午，省革委派公安厅那位代表来通知回宜宾学习。得到通知的第二天一早，我们父子俩就出公安厅去火车站，经过一番拼挤，才算乘上火车赶回宜宾。
回到宜宾不几天就通知我去卫校学习。这次的学习班和上次大不一样，虽然每天仍吃住在卫校，但每周星期六可回家，星期日晚上回学习班。学习班每天都是读毛选，写心得，须在学习班遵纪守法，发言积极方有成为革命干部的希望。学习班三两天解放一位干部回单位，我学习了三个月，尚无被解放的迹象。支持我的一派在街上用大字报宣传我的积极表现，企图让我早日被结合。他们希望我和小平大哥划清界线，免得我受牵连。我怎么能无中生有地瞎说我的大哥呢？他们要不要结合我由他们去考虑吧！
学习班一百多人走得只剩下几个，我正想着这个班只剩我一人时，可能就会让我回家休息了。这时省革委召开党代会，大会直接通知我去开会。会上，地革委的负责人大吃一惊，不理解一个还未解放的干部，有什么资格参加省党代会？宜宾沸沸扬扬地议论着，我自己也摸不着头脑，不过又想，这是非常时期，也可有非常的做法。
去开会前的一天中午，谢湘回来神秘地将我叫到卧室，十分惊慌地对我说：“林彪和他儿子、老婆乘飞机逃往苏联，在中蒙边界的温都尔汗坠落完蛋了！传达时特别叮嘱我们这些走资派的老婆不能向未参加会议的人讲。我想你是老党员了，应该知道。”我听了这一消息非常惊讶，弄不清楚林彪这位被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为什么要外逃叛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看来错综复杂。
我参加了省党代会回到宜宾，并未宣布解放。又过了一段时间，省革委开工作会议通知我去参加，同时省上负责同志通知我去省水电厅当厅长兼党组书记，并立即通报全川。我没有去上任，宜宾支持我的一派劝我留在地委当副书记管农业。
当时因刘、张在宜宾地区的影响，派别斗争十分激烈，省革委为使各派联合起来，在成都实业街组织部招待所办了大半年的学习班。各派头头在学习班仍未能消除分歧，我认为在宜宾无法工作，便决定请省革委调往水电厅工作。李大章同志严肃地对我说：“现在不行了，你不是喜欢体育吗？就去省体委工作吧。”我一心想离开宜宾，便同意了。
我去省体委任体委副主任，但不是党组成员。后来有人为我鸣不平，省委被迫将我补为党组成员。体委只能是我的安身之处，要开展工作同样困难。
在体委工作时曾遇上一次震动全国的球迷闹事事件。全国足球联赛成都赛区的一场比赛是四川队对上海队，上海队赢了四川队，观众不服，说四川的大米和猪肉把上海人养饱了才有体力战胜四川队，又说裁判不公，称这是一场邓小平对张春桥的球赛。赛后成千上万观众手持石头棍棒围住上海队队员和裁判团，打砸汽车和球员。后来在武警的维持下才将被围困的上海队员、裁判护送回住处。
这次事件发生后，被“四人帮”定为政治事件，并派专案组来川调查，后确认为一些观众引起的事端后，欲嫁祸于邓小平和省委赵紫阳的做法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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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毒蛇邓自力又出洞了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工农教育分团主办《八二六之声》（杂志）第10期，1968年6月25日出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小平的忠实走狗兼“手足”，邓自力又一次从蛇洞中爬出来了。
这一次他的反革命“手法”可谓更加阴险毒辣！他的阴谋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宜宾地革委。他的手段是钻进《红十条》派内部，利用红卫兵小将中某些私心杂念较重的头头和某些混进革命组织中的野心家，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大反《红十条》、大反刘、张、王、郭，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邓自力这条发臭的泥鳅，公然想在阴沟中掀起右倾翻案黑浪，真可谓混蛋透顶，狂妄之极！
宜宾一中红旗算得上是一个老造反组织，邓自力之流看中了这一点，于是把黑手直接伸到一中红旗的红海浪某些坏头头身上，炮制了一个所谓的“炮轰派”组织，大搞右倾分裂、右倾翻案活动。邓自力之流微笑了，以为这一下大有油水可捞，以为刘、邓、李、廖和他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有重跨在革命人民脖子上之望了。其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邓自力究竟是什么东西？
王茂聚同志在地革委、军分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报告第三个问题中，已明确地给我们指出，邓自力是一条未冻僵的毒蛇！
邓自力这个老“三反”分子，是李井泉秉承邓小平的密令潜伏下来的一名“地下大员”。表面在重庆会议上刮了他一下胡子，给人造成一种“不信任”的假象，然后暗派到川铁工程总队作书记，专作网罗和收买劳改犯的特殊工作，为刘、邓、彭、罗集团积极准备反革命暴乱的“地下黑兵”。
邓自力不管怎样狡猾，终于被革命人民揪出来了。
邓自力终不愧为反革命老手，当他惊惶稍定之后，便另施出一套更狡诈的手法。他通过自己几个贴心的虾兵蟹将，打着“解放干部”的幌子，到处煽阴风、点鬼火，为邓自力喊冤叫屈，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亲自批准指派的省、地革筹的负责人，张、梁、刘、张和王、郭诸同志，大喊《红十条》要“修改”。同时利用各种场合大肆散布和吹捧什么“邓自力是坚持原则的好干部”、是“邓青天”、“五三年在省工会时就和李井泉进行斗争”等等。从去年十二月份起，真可谓乌云滚滚，大有要“翻天”之势。
今年一月份邓自力亲自赤膊上阵，窜入北京，与宜宾、凉山、阿坝三个地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凑合了一个什么“联合赴京汇报团”，大搞反刘、张，王、郭的阴谋活动，妄图给中央施加压力，“修改”《红十条》，以实现他们颠覆新生红色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幻梦！
邓自力操纵陈怀堂、李金铭等三反分子，在石家庄多次召开黑会，进行策划，同时指派专人到中央窃取情报，以资窥测方向、研究对策。另一方面，邓自力还预行演习“急中生泪”的“技术”，然后跑去找北京某中学几个学生，“哭诉”自己如何“遭受”李井泉的“迫害”，妄图欺骗红卫兵小将作为他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
邓自力在北京“活动”了一番，一看“效果不佳”，又密令李金铭窜入成都、富顺、隆昌等地，大搞黑串连，大搞右倾分裂，拉人马、立山头，准备刮一次更大规模的右倾翻案妖风。
中央首长三•一五讲话下达后，邓自力一看形势不妙，蛰伏了几天。随即，又在密室中召集他的一小撮同伙哀声叹息之后，共同举起反革命的拳头，誓要与省、地革委和《红十条》派“血”战到底！邓自力现潜逃在外，在李廖死党地下班底的卵翼下，用他多毛的黑手遥控宜宾地区暗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牛鬼蛇神和他的心腹干将，继续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的。”
我们必须谨遵伟大领袖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把邓自力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完全、彻底、全部消灭干净。
《八•二六之声》赴宜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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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王茂聚谈邓自力问题

李晓航提供 渔歌子录入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王茂聚同志在地革委、军分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报告》，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报告全文原载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工农教育分团主办《八二六之声》（杂志）第10期，1968年6月25日出版。

第三个问题，谈谈邓自力的问题。
邓自力的问题，我们现在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来看，问题很严重，有五个问题：
（一）和邓小平的关系，他确实和邓小平长期的有联系，联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还要进一步查清。我们绝不是考虑什么家族关系。他过去长时间与邓小平有联系，是什么联系，有什么政治关系，如果有，问题就严重了；怎么能结合呢？要查清楚。
（二）六六年十二月李井泉到西昌开黑会，叫邓自力去，邓自力去了。究竟是去干什么？这是重大问题，要搞清楚。
（三）在川铁（就是宜珙铁路）邓自力兼党委书记期间，把大量劳改犯搞转工，是忠实执行了李井泉反革命路线的，这是重大问题，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四）邓自力写了一部小说《中原突围记》。这部小说是邓自力六○年至六二年期间写的，大家可以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来看，这本书大约有十几万字，他以为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哪知道还有人替他保存得好呢！（这部书）我粗略看了一遍，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毛泽东思想。
（五）邓自力去年十一月份跳出来了。据我们了解：邓自力参与了反“红十条”的活动，参与了反对红色政权的活动。同成都的反“红十条”派、泸州“红联站”、宜宾反“红十条”派有联系，来往密切。我们支持他揪李井泉，但绝不允许借揭发李井泉之名进行反对“红十条”，实际上他揭发李井泉是假，反对“红十条”是真，如果要揭发李井泉，为什么不揭发李井泉召开的西昌黑会？为什么不揭发李井泉指使把劳改犯搞转工等等……。有人说刘、张、王、郭不准邓自力揭发李井泉六二年以前的罪行，这纯粹是污蔑！纯粹是造谣！……。六六年六月份刘结挺等同志揭发李井泉五九年封锁毛主席党内通信等罪行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叫“我同刘结挺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牟海秀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邓自力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以下略）
（口号略）
（根据记录整理摘录，未经本人审阅）
宜宾市红代会领导小组
一九六八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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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自贡市文革中唯一被处决的造反派头头

王 锐

从“座上宾”变“刀下鬼”的造反派头头

文革催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叫造反派。造反派一词，也是文革中流行一时，现今仍在使用的一个新词汇。
造反派，一般是指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起来“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样一个群体。其多数，是过去在单位受打压，或不被重视、不被重用的那些下层人员，以及运动初期挨整的那些人。
这些人群起“造反”后，组建了形形色色的“造反团队”，不仅敢于同本单位党政领导对抗，最后竟然与社会上的其他造反团体联合起来，造地方当局的反，到最后夺了从县、市，一直到省委的大权，把整个一个中国大陆，变成了“造反有理”的竞技场。
这是因为，当时造反派有一个最大的“后台”。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时称“无产阶级司令部”。
所以造反派才能在短短大约半年左右时间，在中国大陆横冲直撞，所向披靡，“横扫千军如卷席”。先后在大到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小到城市街道居委会，农村公社生产队，都到处夺权，并建立起了以造反派为主的所谓新生红色政权“革委会”(“革命委员会”的简称 )。
不过，依笔者所见，整个十年文革，造反派真正风光，好像天下真成了“造反派的天下”那种“好日子”，大概也就一年左右。有些地方和单位的造反派，真正风光的“好日子”，甚至不到一年。
因为1968年以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所出台的大政方针，渐渐不再有利于造反派。所发动的新运动，如“清队”(“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四川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三老会”）等等，都是直接针对造反派而来的。
笔者所见，对造反派最为严酷的，则是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在运动中，造反派几乎人人挨整，人人过关。其整造反派的烈度，甚至超过文革结束之后的“清理三种人”。
“清队”，“清516”，以及四川“批清”等，专整造反派的那些运动中，一些知名造反派头头和骨干，有隔离审查的，有入狱判刑的。但直接被处决丢了脑袋的，却极少。
而自贡当年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却有一个名叫王本一的造反派头头，“公判会”后，直接被拉到刑场进行处决的事。王本一在全市造反派头头中，是唯一被处决者。这种事情，文革时期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极为少见。
尤其是，这个王本一，仅仅一两年前，还是当局树立的“先进典型”。他不仅被“吐故纳新”，作为“新鲜血液”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文革中最早发展的“新党员”，而且还当上了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其事迹不仅上了《自贡日报》，还上了官方树立典型的“经验材料”。
“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而且不仅是“阶下囚”，而是直接变成了“刀下鬼”。这巨大的反差，真正令人啼笑皆非。

一个搬运工的文革沉浮之路

王本一原来是自贡市大安运输站职工。文革时期的大安运输站，有800多职工，算一个中型企业。但那时，全行业汽车少，运输多为板车、架子车等人力车，乃至直接肩挑杠抬。大安运输站职工多是搬运工。王本一其人，也是一名搬运工。
文革初期，王本一带头起来在本单位“造反”，成了大安地区的“老造反”之一。“文革造反”也像当年共产党带领穷人起来“闹革命”打天下一样，非常讲究“革命资格”。“老革命”，往往比其他“革命”资历稍浅的更具有话语权。
文革“老造反”也一样，哪怕“造反”只比对方早一月，或是一周，甚至只早一天，即便后来没进入领导层，也会具有相当话语权。
王本一正是靠着他“老造反”这个资本，加上他确有一定的鼓动能力及组织能力，不仅进入了本单位造反派领导层，而且登上了整个大安地区的“文革舞台”。
大安运输站，虽是不足一千职工的中型企业，规模实力，不及大安盐厂、张化厂、机一厂、机二厂等国营大厂。但以搬运工人为主体的“造反团”，身强力壮，敢打敢冲，按当时的术语，叫“造反精神强”，很快在大安地区就有了相当名气和影响。
王本一又是一个有点政治抱负(贬义叫“政治野心”)的人，他当然不满足于仅仅在本单位出人头地。他利用单位“造反团”名气与影响，以自家组织能力，为首在大安地区建立起全区造反派的大联合组织“大安区造反联络站”，并取得了该“造反联络站”的领导权。一时，全区那些区属小单位、小企业，纷纷前来归属。
1967年初所谓“一月革命”掀起的“夺权风暴”中，以王本一为首的“大安区造反联络站”，一举夺了原大安区委、大安区人委(政府)的党政大权。
但是，到了当年2月，四川文革局势发生大逆转，成都军区为首的四川军方开始“二月镇反”，省内各地造反派受到打压。
1967年3月8日凌晨，军方开始了对自贡造反派的第一次大逮捕。此次专来自贡主持“支左”和“镇反”的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等共调动了两个连的兵力，另出动150多名公安干警配合行动，包围了张化厂、机二厂、大安联络站、自来水厂、省一司等，逮捕了全市知名造反派头头14人，其中就有王本一。
抓捕行动中，市公安局革委会在所谓“在自贡闭着眼睛抓也不错，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思想指导下，除按预定名单抓捕外，竟将“大安联络站”同王本一住在同一房间的张××也一并抓捕。
指挥此次行动的内江军分区政治处负责人王小珠，竟然还夸奖：“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超额完成了任务。”
王本一被捕后，与其他造反派头头一起，关押于市公安局五营村看守所。至3月底，被逮捕、被拘留审查的自贡造反派已达一千余人。（左图为当年王本一被捕后发布的《布告》局部。）
1967年4月7日，因得知中央有关于“不准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文件，关押于五营村看守所的造反派，数百人“集体绝食”。王本一是“绝食”行动活跃分子之一。
4月9日，狱中的周光文、孙科明、吴吉昌、丁德华等4人，作为自贡造反派代表，被中央点名由成都军区安排军用飞机即送北京，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关押在五营村看守所的自贡造反派，看到出狱有望，因之停止“绝食”行动。
成都军区打压造反派，扶持保守派的“二月镇反”，被中央完全否定，军区领导层亦被彻底改组。当年4月中旬开始，被捕的自贡造反派陆续出狱。王本一等“大安联络站”被捕者亦获释。出狱后，王本一仍然是大安地区造反派的中坚分子，以及领导层核心成员。
1967年11月7日，自贡市大安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王本一作为造反派代表，不仅进了区革委会领导班子，还当上了副主任(相当于现今区委副书记兼副区长)。之后，还兼任了权力很大的区革委会人保组组长职务——“人保组”，即“人民保卫组”的简称，仿当年苏维埃的“人民保卫部”。这个区革委会人保组，集公检法权力于一身，王本一作为人保组组长，等于是一个人同时拥有了区公安局局长、区检察院院长、区法院院长的权力。而且，按规定，王本一个人也配备了一支手枪。
然而，也正是这支手枪，后来却为王本一引来杀身之祸。

整党中“吐故纳新”的“新鲜血液”

从一名普通搬运工，一跃成为“区革委会”副主任，还兼了“区革委人保组”组长，王本一可谓一时风光无限。不过，此时王本一的“风光”，还未达到高潮。
1968年初，按毛泽东“战略部署”，全国范围内，以造反派为主导，推行“整党建党”工作。所谓“整党建党”，就是按文革以来的形势，以及文革思潮所支配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顿改造和重建。
据说，鉴于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界，都出现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省、市、县，直至基层，党组织都“变修了”，毛泽东决心进行“吐故纳新”的“整党”。关于文革中的这次“整党建党”，毛泽东有一段名言，一直当做各地“整党建党”的最高纲领。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及“整党”时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
又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
最关键的是这样一段话，后来被当做各地纷纷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依据：“我们的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的一个重要问题》之后，四川省革委开始在个别已经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地区开始整党建党试点。
因自贡市革命委员会在四川省成立得最早（1967年12月26日批准），因而在1968年3月，王本一所在的原单位大安运输站，即已成为全市“整党建党”工作的试点单位。
王本一虽说是搬运工出身的“二杆子”，但基本的“政治头脑”还是有的。他明白，天下是毛泽东带领共产党打下来的天下，要想在政治上有所抱负和出头，不加入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和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一样，入党的积极性很高。
其实，市当局之所以选大安运输站为全市“整党建党”试点单位，一定因素就是要解决王本一的入党问题。当年9月，王本一作为“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被“吐故纳新”，如愿以偿成为中共党员。
1968年10月21日，市革委以“自贡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名义，编印了一份题为《自贡市交通局大安运输站整党情况》的材料，作为带指导性典型经验，向全市散发宣传。
材料称“自贡市交通局大安运输站，是全市有影响的老造反单位”，“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革命委员会有权威性，持续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阶级阵线分明，生产秩序正常，整党也是全市开展得较早的单位之一”。
又称“大安运输站于7月14日召开了深入开展整党动员大会，转入组织建设阶段。这一阶段分两步进行：一步是在党员斗私批修基础上，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临时支部；一步是落实吸收新鲜血液，清除废料的指示”。
王本一正是在这一阶段中，于当年9月被发展为中共党员，并担任“大安运输站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的。
1969年3月9日，市革委机关报《自贡日报》，在第二版发表署名为：“大安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安运输站临时党支部副书记、工人王本一”的文章《必须注意历史经验》。文章从自身造反派角度出发，谈这次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及“整党”的体会。

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先进典型变成打击重点

王本一这些“风光日子”并未能维持多久。随着市内外时局的变化，自贡大多数造反派的处境，都变得有点不妙了。
这首先是因为，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红卫兵、造反派的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再从四川来讲，省革委会及成都军区领导层，对省市一些造反派，也不断有打压举动。这些都是大环境、大气候。
再看自贡本身的小环境、小气候。1968年11月7日，解放军第十三军39师炮团(代号0027部队)进驻自贡。这是自贡市第一次有野战军进驻。其后，根据上级安排，原先坚决支持造反派的市、区武装部“支左”人员，陆续撤回，全市“支左”工作，由该部队接管。
十三军原来驻防云南，这次入川，是与驻防重庆的五十四军对调。五十四军在过去“支左”中，坚决支持重庆“八一五”派和省里的“红成”、“地总”派，与重庆“反到底”派及省里的“826”派是对立的，持明显的反对态度。而自贡造反派，及主持全市“支左”工作的市、区武装部，则是重庆“反到底”派及省里的“826”派的坚定支持者。
此次换防，两支野战军部队“支左”中，对群众组织的派别倾向性基本一致。当年，军队表面说“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也是很带倾向性即“派性”的。由于观点立场不一致，进驻自贡的0027部队，哪怕在心理上、感情上，对当地造反派也不会有什么好感。也由此，自贡造反派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第十三军炮团进驻自贡后，曾因与当地造反派与民众观点不合，还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有一段时间，该炮团派出大批官兵上街(几乎是全团出动)，在闹市街头宣传自家的观点，甚至与民众辩论。没料，却遭到观点不合的民众围攻。有些年轻战士被弄急了，甚至口不择言地说出威胁性话语：“你们自贡经得起几炮？”
可见驻军与当地造反派，以及支持造反派的当地民众，对立之严重。
1969年12月25日，中央发出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批示”。成都军区副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结挺及担任省革委副主任的其妻张西挺下台，后被隔离审查。曾在1967年底、1968年初由“红成”、“八一五”一派在四川局部地区掀起的“打刘张”活动，在1968年3月15日中央首长“三一五指示”中遭到严厉谴责，并将“打刘张”上纲批判为“就是为李廖翻案”（康生语）、“就是刘邓复辟”（周恩来语），这才过去一年多，就变成了由同一个中央批准以更大规模在全川开展的批判刘张高潮。自贡、宜宾等“刘张”影响大的地区，被戏称“刘管区”，当地造反派受“12•25批示”打击最大。而此前四川的整党工作，被认为是在刘结挺、张西挺把持下进行的，政治上贯彻了“以派划线”、组织上执行了“群众参加整党”的作法，省革委政工组于1970年2月17日发出的《关于暂停整党建党工作的通知》指出“我省整党建党工作应该暂停，需要重整”，那些得到“纳新”的造反派新党员，就自然成了怀疑和审查对象。
1970年1月，中央开展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四川在“落实一二•二五批示精神”的高潮中开展这一运动，可想而知，许多地方当局便趁机将“一打三反”运动锋芒指向造反派。
3月，省革委会对自贡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作了重大改组，免去李宗白市革委会主任职务。任命39师副师长杜金保为市革委会主任，从北方某步校调川的丛笑难为第一副主任。此前，成都军区免去了李宗白自贡市武装部第一政委职务，任命丛笑难为市武装部第一政委。李宗白等支持造反派的武装部领导，随即被隔离批判。丛笑难这人很“左”，整造反派毫不手软。
5月3日至6月5日，四川省革委召开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批判“造反派领导整党”、“依靠造反派整党”的错误口号。
5月11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撤销王本一大安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7月17日至21日，大安区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关于“一打三反”的文件，部署全区“一打三反”运动。之后王本一被隔离审查，再转为正式逮捕。
7月28日，在革委会举办的“批判刘张严重错误大会”上，市交通局刘元明作了《从“依靠造反派整党”看刘张黑纪要的反动本质》的批判发言。发言称，“钻进群众组织的反坏分子王本一(原注：已逮捕法办)在大安运输站夺权后，将党、政、工会等印章，装在布袋内，挂在屁股上，耀武扬威”。又称(王本一)“在刘张的错误路线庇护下，实现了他篡党野心，窃据了大安运输站革委会副主任、大安运输站临时党支部副书记、大安区革委会人保组负责人、大安区革委会副主任等要职”。
1971年 6月4日，市革委会传达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省第十四次公安会议精神。
同日，0027部队奉命换防调离自贡。由市、区武装部继续对公安机关实行军管。但此前，关于对王本一的处置意见，已经上报到省。
1971年7月28日，市革委会在檀木林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会上宣布，经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省人保组批准，王本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判大会”后，王本一即被处决。处决时，公布的是一个有点古怪的罪名：“反革命强奸犯”。

令人费解的“反革命强奸犯”罪名

关于王本一被处决的刑场，在撰写本文前后，笔者曾经做过一番查询。曾有人说是当年自贡市人民公园灯光球场外荒坡处。
前不久，笔者在“南湖雅集”微信公号上，发了《老自流井的刑场》一文。有一名叫“张三哥”的朋友留言，他说：
“在本人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檀木林体育场至少还有两次作为刑场的史实。一次在体育场主席台左边角，另一次是在体育场主中间足球场中！这次不准大众近距离围观！当局派军警民兵将体育场内四周设置警戒线封锁包围；在外围山坡上设第二道警戒线！我们自贡十七中部分同学参与了这次非同寻常的第二道警戒线布设执勤行动(本人也参加，亲眼目睹这次行刑！)”
笔者见到此留言后，就疑心这次非同寻常的处决行刑，其对象，可能正是王本一。因之，王本一被处决的刑场，如一年前“一打三反”中因“为刘少奇鸣冤叫屈”而遭处决的盐厂青年工人吴光曦一样，也是檀木林体育场（有关吴光曦一案，可参见笔者《一个短笛手的命运》，载《昨天》第4期，2012年4月30日）。
思索之下，托好友周录正兄，向当年的一些知情人士探询打听。
很快，录正兄那里就有确切信息传来，证实王本一那天，确实被处决于檀木林体育场。
提供这个信息的“知情者”，是周光文先生。
周光文当时是自贡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自贡造反派最知名的头头之一，也是自贡市革委会1967年成立时，最早进入市革委会领导层的群众组织代表。此时，他与市内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一样，正被隔离审查，勒令交代问题。
那天，周光文与其他一些被隔离审查的造反派一样，是被带到“公判大会”现场来“接受教育”的。当局此举，完全是“杀鸡给猴看”，从心理上对正被隔离审查的造反派头头，造成打击与震慑效果。
周光文先生至今仍清楚记得，王本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宣布以后，驻东锅厂军代表某人在台上那番杀气腾腾的讲话。那军代表说：
“这次枪毙了一个，逮捕了一撮，吓倒了一批！”
至于王本一被处决地点，周光文先生提供的细节略有出入。他回忆的是：“王确实在檀木林体育场被处决。地点就在主席台旁不远山坡处。”
至于处决王本一时的罪名，当局公开宣布的是：“反革命强奸犯”。真要说，这罪名不仅古怪，而且有点荒唐：“反革命强奸犯”？难道“强奸犯”，还要分“革命”还是“反革命”？难道天下还真有“革命的强奸犯”？“革命的强奸犯”又该如何处置？
此外，当时的省市当局，之所以要对王本一做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其中一个重要理由，说是王本一系“持枪强奸”，“情节特别恶劣”。
其实，据知情者私下透露，当年王本一那事，对方是大安区某小学一年轻女教师。两人间那关系，根本不存在“强奸”甚至“持枪强奸”一说。放现在，顶多算一个“通奸罪”。
但当局及办案人员为给王本一定罪，而且定重罪，就向女方施压“做工作”。
前文提到，王本一作为大安区革委会人保组组长，按当时规定，个人配备有一支手枪。这枪，一直由他随身带着。“持枪强奸”罪名，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如今回头看，当年“一打三反”运动弄出来的，绝大部分是冤假错案，大多数是逼供信手段弄出来的。
后来有消息说，那年轻女教师，其后离开自贡，调往外地。下落如何，说法不一，就不去细究了吧。

2021年1月下旬 于自贡危楼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