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 天》第一七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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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4月30日第174期
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吴根耀 铭记北大校庆日,毋忘北大校耻日 余汝信 一篇内参引发全军纠正不正之风
生逢乱世
和 平 晋中武斗的一些见闻 郑会欣 七十年代后期我在煤矿的日子
故纸堆
中国青年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 从学习雷锋运动看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北师大井冈山“学雷锋”战斗队 揭开篡改《雷锋日记》的黑幕 北师大井冈山“学雷锋”战斗队 雷锋抓反革命分子的故事 ——被黑手砍掉的一篇雷锋日记
史实考订
滕叙兖 彭德怀之妻浦安修写有“离婚报告”吗?——澄清一个不实传闻 —————————————————————————————————— 【史林一叶】
铭记北大校庆日,毋忘北大校耻日
吴根耀
北京大学是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以“五四”为校庆日,表明她矢志永世继承“五四”传统,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为大众觉醒、民族复兴和祖国富强而奋斗。北大文学院旧址红楼,是北大老校舍之一,原名京师大学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迁往西郊燕园。此后红楼为国家文物局办公楼,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它一直是学子们的神往之地,也是中国人的革命圣地。 不幸的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期间,“五四”的精神遭到了严重的践踏,北大不但进入了建校以来最专制最愚昧的岁月,而且发生了世界高教史上最荒诞最匪夷所思的事情:不再纪念“五四”,而是纪念另一个“五二五”,甚至不仅举行周年纪念,还要举行“周月”纪念。 “五二五”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日子,竟值得如此“隆重”纪念?如果问一问今天的北大学生,相信没有几人能够说得清楚。 作为垂暮之年的昔日北大学子,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提醒后人:坚持北大的信仰,传承“五四”的薪火,光大“五四”的传统,毋忘校耻日“五二五”!
一、“第一张大字报”是北大之耻
所谓“五二五”,指的是北大当年发生的这样一件事: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见下图)。它成了呼应“五一六通知”下发的第一声枪响。大字报只提到了一个事实:5月14日陆平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部会议上的指示,其余全是“帽子”和“棍子”,诸如“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它开启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既不通过国家的司法机构(无需报案立案),也不通过执政党的纪检部门,就以大字报的形式直接点名批判并打倒北京大学及分管大学工作的北京市委领导。自此之后,类似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帽子”满天飞,“棍子”到处打,成千上万的基层领导不但被“棍子”打翻在地,而且被各式政治“帽子”压倒在地,成了当时流行的“群众专政”的“专政”对象。建国以来艰难推进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之路在十年动乱期间被封堵了。 今天,聂元梓的铁杆追随者和文革的狂热拥护者仍在“论证”这张大字报出笼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但历史已经铁定地证明,这张大字报因被领袖看中而向全国推广,是一场民族大灾难的发端,其引发的广泛的后续效应将神州大地推入十年动乱的深渊。甚至聂元梓本人,在她的《回忆录》和《漩涡》两书中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民族大灾难的开端”。 “五二五”是北大之耻! 这张大字报能在北大出现并上达天庭,确有其必然性。首先,北大于1964年7月至1966年1月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早期执行了极左路线,“社教积极分子”积极批判陆平为首的校党委,为极左路线推波助澜。1965年3月开始“纠偏”,陆平和校党委得到肯定,“社教积极分子”遭到整肃,与陆平校党委结下了深仇大恨。其次,1966年5月14日,康生派出以其妻曹轶欧为组长的“七人调查组”进入北大调研。曹轶欧在“五一六通知”未正式传达前就向聂元梓等透露了“彭真倒台”的消息。受到鼓舞的哲学系“积极分子”想写大字报揭发批判陆平校党委。明知“内外有别”原则的康生、曹轶欧,明确表态支持了贴大字报的做法。第三,大字报贴出后,康生要曹轶欧找来底稿,未经请示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直接快报给身在杭州的毛泽东。或者说,惯于耍阴谋弄诡计的康生,这次背着一线领导,又耍了一个阴谋。 聂元梓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第一个名,使她夺得头功,却有很大的偶然性。她调到哲学系任职仅两年,称不上是“长期与陆平黑帮作斗争”者。她也不是大字报的执笔者或起草者,只因身居系总支书记的要职,就“当仁不让”地把自己写成了第一作者。当然,她在这张大字报里也不是一个字没写:结尾的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她加上的。这3个口号,完全无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无视毛泽东思想在各行各业的绝对领导地位,实际上是耸人听闻、别有用心。尤其是第三个口号,她把自己打扮成“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无畏的热血战士,其实早在北大社教时她就有夺校党委权的野心了,文革才使她推翻“陆平黑帮”的“美”梦成真。半年之后,她再显峥嵘,为攫取北京市委一把手的“宝座”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 6月1日中午毛泽东看到这张大字报,当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善于抓住战机的他还电话指示康生和陈伯达当晚就要广播。不仅善于抓住战机,他还善于挑起“临战”前双方的激战情绪。一方面,他把这张大字报吹捧成“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还大”,另一方面,他“忘了”1965年3月1日亲口说的“北京大学是社会主义大学”,现在却把北大说成“反动堡垒”。当然,他也“忘了”这么大的事应该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至少要跟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打个招呼,一付“朕即天下”的做派。其实,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北京的某些高校已有“涌动”的迹象,刘少奇还于5月29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离大字报广播不到半小时,周恩来这个“总理”才被康生电话告知马上要广播北大的大字报。尽管一线领导都感到事出突然,但不得不面对广播引发的局面采取紧急措施:让李雪峰连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 康生接到毛泽东的批示,深信自己呈上的大字报已引起了毛的极大重视,当然要再接再厉,又立新功。大字报广播的当晚,他将关锋、王力和曹轶欧急召到家里,要他们赶写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务必明天见报。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配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这篇评论文章可谓是文革期间极端思维的代表作。自此,“帽子”加“棍子”的揭发大字报和“话说死、事做绝”的极端思维的大批判文章,就充斥了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 广播和发表这张大字报一下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第一作者聂元梓顿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文革左派”,妇孺皆知的政治明星。报刊媒体似乎还嫌不够,还在那里又煽风又泼油。其中以6月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最为重要。该文完全颠倒了北大社教的历史,把清算社教工作队极左路线、统一北大党员干部思想的整风学习会(常称“国际饭店会议”)诬陷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陆平黑帮”定性为“资产阶级保皇派”;相应地,当年的“社教积极分子”升格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且从“社教左派”天生地成为“文革左派”——聂元梓即是这一派的领军人物。 7月25日晚,在北大的万人辩论会上,康生正式而郑重地宣布了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的评价:“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并说:“这张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们也解放了。”全场欢呼,响起狂热的掌声。须知:在那个时候,他老人家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老人家这么一说,广大青年学生对聂元梓的崇敬仰望,对这张大字报的顶礼膜拜,当然也就至少要上升和放大一万倍了。聂元梓成了炫目的政治新星,当仁不让的学生运动领袖,后来排位北京“五大学生运动领袖”之首。这当然是她一生最大的荣耀了,故还要印在她《回忆录》的封面上。 不过,聂元梓这颗新星的上升轨迹与别的新星不同。清华的蒯大富,从与工作队长辩论、被单独关押,经周恩来数次亲临清华并“解放”蒯大富等人,到揪王光美、提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都是“明”的,即清华乃至外校的学生都知道的事。康生从1965年3月起介入北大的社教,1966年5月后直接插手北大的文革,是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出笼的“执行导演”。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暗”里进行的,从主持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到北大学生都毫不知情。大字报贴出后在校内引起争议,聚焦于贴大字报这种方式,不是大字报本身的内容。听到毛泽东给了这张大字报如此高的评价,难免感到“爆出冷门”,用今天的话来形容,这张大字报成了一只大得吓人的“黑天鹅”。 尽管谁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给予这张大字报这么高的评价,在对待这个评价的态度上聂元梓明显表现出不同于其他青年学生运动领袖。大字报把她推上了全新的高台,她要在这个高台上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本。北大曾经是她急于离开的“是非之地”,现在却是她施展手脚、实现其政治“抱负”的绝好舞台。她要充分利用大字报这一政治资源大展宏图。 第一步当然是反复地炒作那张大字报。校文革成立以后,几乎每个月的25日都要到大饭厅的东墙南侧(原贴大字报的地方)再次张贴这张大字报。这个工作由北大文革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负责。大至这一块墙面的整体设计,小到大字报每个字的抄写,既要庄重大气富政治性,又要吸引眼球具艺术性,真是让这些人煞费苦心,竟然在北大还编出了一条民谣:“每月二十五,展览馆的人就叫苦。” 1966年10月25日下午,北大隆重集会,纪念这张大字报“诞生”五周月。宋一秀代表大字报7名作者发言,全是自我标榜和吹捧聂元梓的话语。11月1日下午,校文革在东操场召开“隆重纪念毛主席批准广播大字报五周月、批判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讲话,盛赞大字报的重大意义。之所以选择在东操场而不是场地更宽广的“五四”运动场,显然是因为7月25、26日中央文革在这里主持了万人辩论会。同一天,北大的“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六个组织在“五四”运动场举行“五周月”的纪念大会,批判聂元梓和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4月1日下午,校文革召开“纪念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发表十周月,庆祝新北大红卫兵成立大会”,邀请了李敦白(美籍共产党员)、蒯大富等人出席,聂元梓讲话。5月12日,聂元梓开始筹备“纪念毛主席批准发表大字报一周年”庆祝大会,计划举办20天的隆重活动。6月1日大会如期召开。聂的坚定追随者章铎这样记述这次大会:“表面上会议是热闹和隆重的。但我们动态组却注意到:中央文革没有来人参加会议,连办事人员都没有;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也没有相关的报道。我们感到这不合常理,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在心头”。这说明聂元梓已经失宠。 第二步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美化、神化聂元梓。1966年9月30日,《新北大》校刊发表大字报七作者的文章“无私才能无畏”,把自己吹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新北大》还发表多篇文章,以介绍北大的路线斗争为名,把聂元梓吹捧成一贯是正确的革命路线的代表。1968年春,聂在《新北大》上发表题为“让第一张大字报的光辉普照全世界”的文章,俨然是世界级领袖的口气了。还有一个阵地是文革展览馆。小小的展室里,聂元梓的照片画像多达二十多幅。展览馆宣传的主题是:因为有了聂元梓,北大真是太幸福了;弦外之音就是:没有聂元梓,就没有新北大。 第三步是作出了一个让自己彪炳史册的重大决定:在纪念“五二五”而不纪念“五四”的基础上,以“五二五”取代“五四”作为北大的校庆日。1967年起在策略上有所变动,改为每月1日纪念毛泽东批准广播“第一张大字报”几“周月”,其实还是为了纪念“五二五”。2月,她提出要以“六一”(众所周知的国际儿童节)代替“五四”作为北大的校庆日,并在其核心圈人物(校文革地下常委会)内得到通过。“五四”的历史功绩已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并奠定了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的地位。但进入1967年后,文革的许多做法却遭到了质疑甚至反对(如“二月逆流”)。聂元梓欲废“五四”而代之以“五二五”,只是她狼子野心的大暴露而已;这个倒行逆施之举不可能得到北大人的赞同。 生逢乱世,北大不幸出了个“五二五”。聂元梓掌权,北大进入愚昧的专制统治期。
二、“六一八”事件
1966年6月18日上午,全校出现了批斗“黑帮分子”的高潮。19日,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新北京市委呈报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20日,刘少奇加了“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的批语,中共中央把这一《简报》批转全国,试图把运动纳入传统概念上的“正轨”。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康生没有把《简报》和刘少奇批语呈毛泽东,被毛骂曰:“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张春桥揣摩准了毛的心思,把文件要过来并马上送给毛。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阻碍一斗二改”,决定撤销工作组。中央文革去北大“调查”并连续两晚召开万人辩论会,迫使李雪峰当场口头表态撤销工作组。北大第二次被树为典型。 “六一八”事件大辩论,是毛泽东导演、中央文革和它发现培养的积极分子共同在北大舞台上演出的一场影响波及神州大地的活剧。会上提出了颇能蛊惑人心的口号:“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各级党的领导都被靠边了。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话下之意,体现党的领导的关键,不是各级党的组织,而是按他的思想办事和行动,执行他的革命路线。“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后果,就是神州大地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 深层次的负面效应是党风败坏。毛泽东回京后,谁都知道他重回一线,亲自领导文化大革命;坚持传统做法的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靠了边。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新问题”,是还没有写进《毛选》的“毛选”,只能凭“最新最高指示”行事。但要马上听明白最新指示还真有点困难。一是他演说海阔天空,有时却是只言片语;二是他饱读古书,史籍典故信手拈来;三是还有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时候,兼之一口湖南乡音,让人摸不着头脑。要“紧跟”,只有努力琢磨、揣摩毛泽东的心思。眼前明摆着的实例是:知情不报的康生挨了骂,摸准了他“脉”的张春桥得了宠。全面彻底地赶走工作组,出乎任何干部的预料,说明文化大革命确实“史无前例”,那就是波诡云谲、风雨莫测。要想不被打倒不被靠边,唯有摸透他的想法。自此,从总理到村官,都在努力琢磨、揣摩毛泽东的心思,务要摸准他的脉搏后才敢说话做事。什么深入实际、蹲点调查,什么了解民情、从群众中来,都被靠了边。 当年北大的“五四”运动,不但高举起“民主”、“科学”的旗帜,而且学生还广泛深入群众,发动工农,这才为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今天的“六一八”事件大辩论,北大在全国第一个正式赶走了实际上行使校党委职权的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实际上放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个妖魔,为半年后的“一月风暴”即夺取基层党委领导权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三、校文革
北大校文革是“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因1966年7月26日晚江青在万人大会上建议北大“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而出现。江青还亲自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组北大校文革,28日“筹委会”正式成立,聂元梓任主任委员。 校、系两级文革的胜利成立,表明聂元梓有她的“社会基础”,即社教时期的“社教积极分子”,但这未必表明聂元梓校文革有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典型的具有广泛而坚实群众基础的学校,学生运动领袖(群众组织负责人)是由群众自下而上地逐级选举出来的,当时称“巴黎公社式”选举,还被写进了“十六条”,显然认为是最民主的选举。有的学校没有经过选举,因为反工作组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其判断能力、组织能力、口才和文采都令大家信服,无需另选他人。相似的情况是:一些家庭出身特殊、长期的标兵、劳动模范或毛著学习积极分子等人,具有长期的群众基础,不管是否选举,都是群众相对信任的人。 派组织的领袖仅在这一派里有群众基础,或者因为他在外地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了名,或者因为他在社会上有特殊的联系、能找到一个大后台,所以被推举或被“邀请”成为派组织的负责人。聂元梓能顺利当上校文革主任,上有江青提携,下有“社教积极分子”和部分坚信当时媒体宣传的学生的拥戴。系文革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是“社教积极分子”(干部或教师),拉上几个听话的学生做“点缀”。这样的校、系文革,从成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它“派文革”的本质,经几次清洗异见者后则派性越来越强。 聂元梓只是初中文化的延安牌干部,校、系两级文革的要员都以“工农干部”自诩,本来就不是做学问之人。北大却是个求大学问、讲真学问的学府。这批人执掌了北大的实权,只能走败坏北大民主学风、背叛北大精神的邪路。 北大精神是什么?蔡元培就任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校长时,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各种学术观点、流派和思潮在北大自由争论并在争论中发展。这对今后几十年里中国的学术界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学子们将北大视作思想自由的学术殿堂,不仅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能在别人的批评和启发中深化和拓展自己的想法。1966年7-8月间,不乏追求真学问的人来北大以多种方式包括大字报,述说自己的感悟和困惑,期望得到北大师生的指教 。大部分文章在当时被看作是“离经叛道”的“出格”之作,称为“异端思潮”。 北大的第一个“异端思潮”是8月30日乔兼武等人贴出大字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公开信:造三个大反》,当晚即遭到大会批判,宣布他是“反动学生”,但也有为他辩护的人。之后他又为伊林、涤西的大字报公然叫好,受到校文革进一步迫害。所谓“伊林、涤西大字报”,是农大附中两个学生给林彪的公开信,在北大得到某些人支持,如东语系林江东、中文系“二二二”宿舍等,都被打成“反动学生”或“反革命集团”。在北大,与伊林、涤西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虎山行”战斗队。1966年底,技术物理系何维凌、胡定国、王彦贴出《共产青年学会成立宣言》,当即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被校文革扭送公安机关,关押在第一监狱,何维凌还在秦城监狱坐了两年牢。 1966年9月11日校文革成立后,北大在10月和11月先后出现批判校文革的“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色造反)联军”(常合称“井”“红”),认为校文革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井”“红”只是对聂有不同意见,称不上是“异端思潮”。11月12日,他们去《新北大》校刊寻找被涂改过的聂元梓11月1日在全校大会上讲话的录音带,竟被伪造现场,诬陷为“打砸抢的暴行”。1967年1月3日,聂元梓向江青、康生等人汇报,称“北大出现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校文革的逆流,其代表势力就是杨勋、杨炳章、‘虎山行’小集团和‘井冈山’、‘红联军’。孔繁、杨克明是支持他们的”。江青、康生全力支持聂元梓。江青说:“孔繁到哪里去了?你们要批他。”康生说:“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 有江青、康生撑腰,聂元梓马上大刀阔斧地干了几件事。在领导层面上,她把孔繁、杨克明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大的代表,剥夺了两人的有关权力,聂就成了燕园里独断朝纲、恣意横行的人。思想认识上,她把反校文革等同于反中央文革,对校文革有不同意见即是社会上的“十二月黑风”在北大的反映,一律实行镇压。她以杨炳章支持“虎山行”为由把杨勋、杨炳章抓进监狱,其实杨勋与“虎山行”无关,但从1966年8月起就揭聂元梓的老底,指责聂是“文革扒手”,成了聂的眼中钉。聂把“井”“红”打成反革命组织,强行解散,揪斗其骨干上百人,株连师生数百人,致使中文系女生沈达力自杀,燕园里一片白色恐怖。 欲形成专制集权,必先扼杀言论、钳制思想。1967年起北大奉行“反聂即反动”的信条,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聂元梓尽管短暂地一统了燕园,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反北大精神而动。其结果,校文革只能由“派文革”发展为“武斗文革”和“逼供信文革”。
四、新北大“井冈山”
1967年8月,“团”、“零”、“飘”、“井”、“红”五个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其中,“团”、“零”是从保聂的“新北大公社”里分裂出来的,“飘”的负责人牛辉林曾是聂元梓的心腹,“新北大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北大校园的再次分裂,源自1967年3月校文革“整风”,哲学系的“社教左派”(或说聂元梓的“核心圈”)分裂。这直接导致校文革常委会的分裂,随之系文革和班文革发生分裂。像校、系、班文革的相继成立是自上而下进行的那样,这次分裂也是自上而下发生的。陈伯达的“六五”讲话对这次分裂有促进作用。 北大校园里有两派群众组织,但发生的其实不是“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之间的派斗,而是“井冈山”反对权力机构校文革。聂元梓掌权后“上揪下扫”,已成了“文革新贵”,故校园内出现了新一代造反派。孔繁声言:“我们不能赶走一个赫鲁晓夫,再让一个赫鲁晓夫上台;这种人,是不是一个大左派,要打个问号!”反映了“井冈山”人的普遍心声。不过,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井冈山”的第一任总勤务员是周培源。 周培源是著名物理学家,文革前的北大副校长。1966年12月14日,他贴出《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在外事活动中的表现和对持不同意见的群众的态度等提出温和的批评意见,建议解放段学复、黄昆等学者。1967年,周恩来明确指示“(周培源)是我们国家的宝贵人才,应该保护”;陈伯达建议他担任北大校长,很多师生就尊称他为“周校长”。 北大分裂势成定局后,聂元梓担心周培源造反,派人去周家游说:只要周支持聂元梓的“一切革命行动”,即可以革命干部身份被结合进校文革并担任副主任。周不为所动。1967年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示:“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在周培源的鼓舞下,著名学者季羡林、侯仁之等都加入了“井冈山”,关押在“牛棚”的法律系副主任肖永清和监督劳动中的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发表《造反声明》,原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在周培源支持下宣布加入“井冈山”,副教务长张群玉召集46名原校党委委员及各系正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连续10次召开形势串联会,大部分人表态要批判聂元梓的反动路线。周培源这个“大菩萨”对阵聂元梓这个“老佛爷”,燕园天下两分即成定局。 周培源按周恩来指示“下山”(即不在“井冈山”任职)后,聂元梓污蔑他是“美国大特务”,打倒周培源的标语从海淀贴到长安街。校文革还数次策划绑架周培源。1967年12月21日晚,数百名“公社”社员包围了燕南园周宅,闯入周培源家抓人,未果,只能以抄家和殴打周夫人出气。周培源被迫在28楼(“井冈山”总部)和傅作义旧居等地“隐居”,后又辗转于“八一学校”、二女儿家和大女儿家等地“避难”。即使身处逆境,周培源拒不发表“下山声明”,照样与“井冈山”心连心。 聂元梓掌权后,横行无忌,倒行逆施,北大实属不幸。但不幸中尚有幸:以满头白发的周培源为代表的干部、学者和师生,敢于横眉冷对,集结于“井冈山”上,说明北大还有挺直的脊梁,尚存刚正的风骨。诚如鲁迅所言“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纵然在黑暗势力最猖獗的武斗期间,被围困在几座孤楼里且断电断水断炊的情况下,他们仍“与黑暗势力抗战”,坚持到工、军宣队进校制止武斗。 1978年7月,周培源荣任北大校长。尽管我们早已离校,周校长永远是走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心目中的北京大学校长。
五、120天武斗
聂元梓尽管名噪一时,却是个不学无识之人,在台上照读讲话稿时会把“披荆斩棘”念成“披荆斩辣”之类笑话为北大人所熟知。为什么北大的运动却处处走在其它高校之前?因为有了聂元梓领衔抛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江青要北大成立校文革并点名聂元梓当主任,把聂扶上了马。1966年和1967年农历是丙午年(马年)和丁未年(羊年)。古人认定“丙丁”为火,即“红”;又赶上了60年一遇的“丙午丁未之厄”,北大的反常现象不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反常。 1968年3月29日凌晨,聂元梓麾下武士偷袭反对派聚居的31楼,北大自此进入武斗。最高学府竟然血花四溅,同窗室友竟然矛戈相对,真是“史无前例”,太反常了。 武斗打了整整120天后,毛泽东终于出马制止武斗:7月27日派宣传队进清华“宣传”。按“七二八”接见中他“不恨清华恨北大”的说法,应该拿北大“开刀”的,怎么去了清华呢?这就是他的棋高一筹之处。北大是一批中年干部掌权,相对老谋深算;清华只是一些毛头小伙,容易上当。北大持长矛铁棍,清华却是步枪手榴弹,更容易产生轰动效应。从地理位置看,北大的三侧围墙外都有公交车行驶,南墙外的海淀又是商业中心和居民区,真要调成千上万人去,可能产生堵塞公交、扰乱社会秩序的负面效应。去清华吧。他老人家料事如神,蒯大富钻了圈套,其手下当场杀害5名宣传队员。 7月28日凌晨5个半小时的紧急召见中,毛泽东软硬兼施,务要结束高校乃至全国的武斗。这必须把造反派先赶出文革舞台才能实现,故要先把这“五大领袖”赶出文革舞台。尽管都要赶走,毛对这5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他独宠蒯大富,情真意切地演了一出“挥泪斩马谡”。他最烦聂元梓,不但把聂提的几条一条一条地顶了回来,还多次强调不要“杀牛(辉林)宰猴(侯汉清)断羊腰(杨克明)”。这表明此时聂元梓真的成了“鸡”——为儆“猴”而杀掉的“鸡”。聂的追随者却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在海淀贴大标语“热烈欢呼伟大领袖亲切接见”,真是反常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遗憾的是,北大武斗这场悲剧,是以另一场悲剧即工、军宣队进驻北大的开始而结束的。换言之,尽管北大掌权者发生了变化,但北大依然是愚昧的专制统治。
六、工、军宣队两次进驻
工、军宣队(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上层建筑领域各单位的实质是再次夺权。此前在学校和机关发生的夺权,不管是1966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最初都是文革积极分子或造反派掌权,之后结合了原领导班子里的“革命干部”,是个“两结合”的政权。这个政权里没有军人,不符合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军、干、群三结合”的要求。 进行再次夺权的深层次原因,是毛泽东要在召开中共“九大”前结束文化大革命,即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必须及时退出文革舞台。1967年8月,他“处理”了王力、关锋,1968年1月又“处理”了戚本禹。但造反派却一遍又一遍地欢呼他“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誓要掀起一个接一个的造反高潮。抓住高校武斗这个“战机”,“七二八”召见是对造反派领袖的当头棒喝,随后打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旗号,运动工人群众,配合军队去对学校、机关实行再次夺权。执掌大权后,工、军宣队采用多种手段(毕业分配、上山下乡、战备疏散和下放干校等),把造反派都“送”到偏远冷僻之地去了,还“反”什么? 此前的夺权是从“黑帮”、“走资派”手里夺权,造反派们只能以反复批斗甚至严刑逼供等暴力手段进行,成果可谓来之不易。这一次工、军宣队夺权,让初中生和小学生来领导知识分子,又谈何容易?工、军宣队只能采用大棒加高压的手段,把广大师生都视为阶级敌人深挖狠批。工、军宣队统治时期,各高校都进入了建校以来最愚昧的专制时期,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时期。 北大的工、军宣队还表现出两点个性,成了工、军宣队统治期间北大文革的特点。第一是铲除了派组织后,工、军宣队仍有派性,偏袒聂元梓,多次批斗牛辉林,实际上做到了校文革一直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公社”社员也多次摆“牛肉”宴庆祝“胜利”。聂元梓和校文革拼命抵制工、军宣队的领导,工、军宣队对之也十分恼火,但为自己辩护偏袒聂派的原因是“七二八”召见时毛泽东说那一派的好话说得多一点。 第二个特点是1968年进驻的63军军宣队被撤换,直接原因是1968年底翦伯赞夫妇饮毒自尽。毛泽东本人精通中国史,至少算得上半个历史学家,故也偏爱历史学家(中央文革的“秀才”中他明显偏爱戚本禹)。翦伯赞曾是他的“座上宾”,因毛的指示而刚被“赦免”回家不久,就被逼得走上绝路。工、军宣队极左到如此地步,毛只能另换38军军宣队去北大“纠偏”(工宣队也调换了部分人),使北大成为唯一得到毛的“宠幸”而两次有工、军宣队进驻的高校。
七、“梁效”
工、军宣队统治期间,总结了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六厂二校”经验。北大尽管是“二校”之一,但不是“头羊”,直到批林批孔开始,北大才因“梁效”(两校)而再次轰动全国。为什么?批林批孔似乎是“批林整风”的延续,其实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批林整风”是批极左,批林批孔是批极右。历史再次证明:极左思潮猖獗之时,就是背叛了“五四”精神的北大沦为黑暗势力的打手之日。 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开始“批林整风”,人民群众奋起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周恩来顺应民心,1972年里既在思想上大力批“左”,也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大力纠“左”。夏天,他在外交系统和教育系统旗帜鲜明地批判极左。秋天,他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会议、科学工作会议和卫生工作会议等多种场合,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 用“诸葛一生惟谨慎”来形容周恩来,当不为过。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后,周一直唯毛之命是从。文革开始后,周更是如履薄冰,悉心揣摩毛的心思,相信万无一失后才敢表态和行事。1972年怎么不像往日那样“谨慎”呢?因为那年毛泽东大病一场,几个月不能理事。一旦重又工作,他马上意识到:批极左,必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2年12月17日,他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杨荣国的长篇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发表《儒家与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说“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紧跟着,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出现了“批孔”和“颂(秦始)皇”的文章。11月1日,罗思鼎 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以反复辟、批宰相之名,直接影射周恩来。 文革为了打倒刘少奇,先说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经历过中苏论战和反修教育的老百姓都听说过这个名字,还在电影里见过他的模样,知道他是个秃顶(鄙称他为“赫秃”)。为了批臭林彪,又找了个2500多年前的老死人孔子来陪绑,说林彪是现代孔子。 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的历史似乎也在重演:当年反“黑帮黑线”,今天批“孔孟之道”。聂元梓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又一个“小人物”——历史系青年教师范达人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还辅以历史系、哲学系和中文系的一些老教授,如大名鼎鼎的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魏建功和林庚等。1974年1月26日正式成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文章时的笔名叫“梁效”(即“两校”的谐音),3年时间里先后发表文章191篇,其中范达人主笔或参与写作的有28篇。“梁效”显赫一时,引领舆论导向,以至于所有批林批孔的文章,说到底几乎都是从“梁效”那里抄来的,故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说。 新文化运动中,北大曾提出“砸烂孔家店”、“打倒孔教三纲”等口号,批判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观念,成为高举反孔旗帜的反孔斗士。今天“梁效”十分卖力地批林批孔,是在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吗?不!它的“批孔”,是借古讽今,指鹿为马,抬出一个又一个死人来压活人。它研究历史用的是“影射史学”的手段,含沙射影,影射李德生,影射八大军区司令调动等等,特别是影射周恩来。它的“批林批孔”,矛头直指周恩来,明言要打倒“中国最大的还在走的走资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林批孔,剑指“周公”。“梁效”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北大精神的背叛,是对“五四”反孔大业的反动。 1975年5-10月,“梁效”相对“清闲”,表明批林批孔步入低谷。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孔子持褒扬的态度,给女儿取名即是实例。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叫李敏,一个叫李讷 ,足见其用心良苦。为了批林彪的“极右”,他把林彪的“复辟”和孔子的“复礼”生拉硬扯地绑到一起,被迫发起了这场令人摸不透玄机的“运动群众”。“批孔”只是耍的花枪,不可能深入。二是当时周恩来苦撑危局,寄托着许多干部、群众的最后希望,批周不得人心。1974年上半年,尽管相信“七八年再来一次”的群众被发动起来,社会再次撕裂,但许多人敏感到“内幕”是“批周公”,马上就偃旗息鼓了。 1975年11月,毛泽东又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梁效”又“火”了,为极左路线的推行冲锋陷阵。不过,其“身份”有所变化:原来它只是按迟群的布置炮制文章的御用笔杆子,现在却成了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积极捍卫者。须知:“梁效”的人员不但亲历了文革,而且在文革中受到过批判(包括范达人),有的老教授甚至长期关押在“牛棚”遭到批斗。他们奋起批判“右倾翻案风”,捍卫文革“伟大成果”,不可理喻吧? 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这时,它成了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造舆论造声势的吹鼓手,卷入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政治漩涡。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联手叶剑英等,于10月6日抓捕了江青一伙。10月10日深夜,“梁效”被查封,全体成员被隔离审查。
综上述,可引出两个重要的认识。 第一,北大在十年动乱期间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成为众人仰慕的“红旗”,是因为毛泽东一直关注北大。他视北大为“反动堡垒”,欲以北大为突破口发动他蓄谋良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借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教育体系。北大不负毛的重望,在反校党委和反工作组方面都一马当先,成了典型。七八年后,他为了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再次从教育系统开刀。他先派了自己身边的两个“兵”来坐镇北大,又树立起“梁效”这个“红旗”,北大再次成为典型。 江青也竭力拉拢和支持聂元梓。文革早期,她急需一支别动队为她打倒政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高层卖命。聂也因之有恃无恐,在审查期间动辄搬出“我的后台是江青”来压人。批林批孔开始后,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操控迟群指挥“梁效”写批判文章,甚至亲自为文章拟定题目。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毛泽东病情日重,江青两次“造访”北大,与两校的负责人和“梁效”成员座谈,鼓动北大、清华的师生为她抢班夺权冲上第一线。 第二,北大能在“十年动乱”期间几次成为“典型”,说明北大内部有响应极左思潮、推行极左路线的丰厚土壤。这片土壤产生了两类极左路线的打手(不包括随大流的群众)。一类是聂元梓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随多次政治运动的反复,她的野心和复仇欲望越来越大。另一类以“梁效”中的老教授为代表。他们长期接受“思想改造”,尤其是经受了文革“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后,“洗心革面”,灵魂扭曲,而迷失人生方向。范达人本质上还不是聂元梓那类人,但因丧失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也成了北大精神的背叛者。 有些人,现在还以毛泽东关注北大文革为由,企图把北大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都推到毛泽东头上去,为聂元梓开脱罪责,把聂说成可怜兮兮的文革受害者。本文认为:聂是文革受害者,但是个有罪的文革受害者;她的罪行,既推卸不掉,也抵赖不了。聂元梓得到毛泽东圣宠、又有了江青这个后台以后,却做了一系列让毛、江难堪的事,所以她1967年6月起失宠,1968年8月起靠边,1972年10月被开除党籍。1973年10月,毛泽东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表明毛已彻底抛弃了聂元梓。 如果要问上述北大文革中的七个特征性人物和事件中哪个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在北大的若干个“第一”中哪个“第一”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最大,那答案是非常确定的:是1966年的“五二五”大字报,因为它被毛泽东选中作为“全国第一张”。它对全国的影响,是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一个专制、愚昧的时代,掀起了一场铺天盖地的群众运动。尽管毛泽东把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当作文革的开始,但在那之后还只是秀才们写写文章,最多再由党委组织一些“工农兵座谈”。“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一广播,群众运动即成排山倒海之势,先是造反,接着是夺权,继之两派武斗,神州大地烽烟四起,这场民族大灾难整整延续了十年。 北大百年校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日子,一个是必须铭记的“五四”,她为新时代的新青年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故“五四”永远是北大人的骄傲和精神家园;另一个不能忘记的日子是“五二五”,它是对“五四”的反动,是开历史的倒车,使北大乃至全国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悲惨世界”。 我们铭记“五四”,因为它已正式写进历史,成为北大的校庆日,永远激励北大人为“民主”、“科学”献身。 我们不忘“五二五”,因为它是北大的校耻日,也许它可能不被写入正史,却应该刻在我们的心头,告诫我们的后代。 今天,我们应该特别强调以“五四”精神清算十年动乱期间北大的罪行,让此类悲剧不再重演。 笔者一介草民,人微言轻,惟愿倾余生之力振臂一呼:北大学子们,铭记校庆日“五四”,毋忘校耻日“五二五”!
主要参考文献 樊能廷、张从、奚学瑶主编《莫教青史尽成灰——聂元梓研究与批判》,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21. 郭罗基《毛泽东与批林批孔》,《记忆》第281期.2020. 胡宗式、章铎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奥斯汀(得克萨斯州):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 庞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三)》,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聂元梓《文革“五大领袖”——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 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香港:红色中国出版社.2018. 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二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 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 王学珍、王孝挺、黄文一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吴根耀《50年后重新话文革》,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8. 吴根耀《读〈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后的疑虑》,《记忆》第283期.2020. 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香港: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 张从、奚学瑶、樊能廷主编《燕园沉思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与反思(上)》,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8. 张从、马志学、冯宋彻等主编《却话燕园风雨时》,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 张迪杰《毛泽东全集第51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 —————————————————————————————————— 【史林一叶】
一篇内参引发全军纠正不正之风
余汝信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余汝信正在撰写中的书稿《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纪事》。本刊已选发过该书稿中的《十二军入皖》(2017年7月30日第94期)、《文革风暴前夕的人民解放军》(2018年7月30日第114期)、《军队在文革风暴初起时》(2019年3月30日第126期)、《吉林驻军的“三支两军”》(2019年6月30日第131期)、《黑龙江驻军的“三支两军”》(2019年8月30日出版的第136期)、《辽宁驻军的“三支两军”》(2019年10月30日第139期)、《甘肃驻军的“三支两军”》(2020年1月30日第144期)、《陕西驻军的“三支两军”》(2020年4月30日第151期)、《康健民率部入宁》(2020年10月30日第163期)、《新疆的文革进程与军队》(2020年12月30日第167期)、《青海:从“二二三”事件到省革委成立》(2021年1月30日第169期)等章节。作者将部分书稿提供给本刊先行发表,以便征求更多读者的意见,进一步作好修改。
一、引致周恩来关注的内参稿件
“九一三”事件之后,军队的威望从天上跌落地下。其日积月累的不当所为,亦开始备受质疑。 1972年6月29日,新华社天津分社向总社电传一篇题为《天津驻军及部分负责同志占用民房过多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的内参稿,摘要如下: “天津一些驻军的负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占用了一批被查抄的爱国知名人士的私人住宅。这些住宅都是高墙、深院的小洋楼,设施讲究,环境幽静,在天津很引人注目。天津驻军有些师以上干部、一些区局的支左干部,大部分住的是独楼、独院、小别墅。” “著名瘤科专家、市政协常委金显宅,私房一所十五间,被天津警备区政委(市委书记)占用,现在金显宅全家只住一小间。妇科专家、市政协委员林崧,私房一所十三间,被天津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主任占用。原天津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内科专家杨济时,私房一所十三间,被警备区副司令员占用,现在杨一家三口占一间地下室。河北省军区副参谋长、天津市革委会财贸组组长,占用了市政协委员乐肇基私房一所十间。” “有的团级干部也通过各种手段占用小洋楼。某部团政治处主任,原来住房一间,文化大革命中换成六间,后来又换成九间三层小洋楼一所。他还把另外一个军人(已调走)占用过的房子私自分配给自己的熟人,房管站出来制止,他坐着小汽车去把女房管员骂了一顿。” “现在天津睦南道、大理道、重庆道、常德道一带比较好的小洋楼,几乎大部分被部队占有。有的军队负责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多次搬迁,每迁一次,房屋都大修一次。如睦南道一四八号市政协委员张重威三层八间小洋楼一所,张迁出后,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军长迁进;一年后,又大修一次,六十六军副军长搬进;又过一年,又大修一次,警备区副政委搬进。每修一次耗费几千元。而群众住房很难得到修缮机会。” “天津驻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扩大了机关办公用房,搞办事处,设招待所,占用了一大批房屋。六十六军三个师占用了相当五个师的营房。部队占用地方房产后就转为‘军用户’,以后地方就永远没有使用权了。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转为‘军用户’的建筑面积就达三十万平方米。群众最有意见的是:一些部队占用医院和学校,致使一些病人不能住院,一些学生不能上学。” “天津一些驻军单位还用了规模较大的医院、疗养院五所,改为办公楼、家属宿舍、部队医院。天津市第二工人疗养院,是过去用工会会费修建的,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七百张,是全市工人唯一的结核病疗养院。现被后勤八分部改做办公室和宿舍,致使有些肺结核病人无法疗养。原河北省在天津的省医院是一个设备较好的大型医院,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病床五百多张,文化大革命中被天津警备区作为司令部办公楼占用,而把警备区旧址作为自己的招待所,天津市医院病房床位是很紧张的,不少需住院的病人无法住院治疗。在病床这样紧张的状况下,部队又占用了一些医院,引起群众强烈的不满。近四万平方米的东风大学(原天津师范学院)被六十六军占用作为军部。学生无处上课。(天津分社)” 上述内参稿件随即刊载于新华社编印的《国内动态》上,被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所关注。周主持部署天津驻军陆军第六十六军及天津警备区以至北京军区,作出检查和处理意见。(《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杨继绳时为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是上述内参稿件的作者。)
二、六十六军党委的检查、处理报告
7月12日,陆军第六十六军党委作出关于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检查、处理报告称:
七月十日,德生、登奎、先瑞同志对解决天津驻军占用地方房舍问题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并提出了要求。我军当晚召开常委会,进行了传达、讨论。会上,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军队要整顿”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有关教导,对照检查了我军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错误。十一日,召开各师、独立团党委书记会议,统一了思想,研究了落实措施。大家一致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是对我们政治上的关怀和教育,把占用地方的房舍、车辆退还地方,是贯彻“九大”路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整顿军队、纠正不正之风的有力措施,是一次实际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深入批林、肃清其流毒的具体行动。 近几年来,我军先后占用地方房产六处,共50,367.3平方米。其中,占天津师范学院院址一处,36,260平方米;天津市农业技术中学校址一处,7,124.4平方米;天津市一轻局幼儿园一处,2,349平方米;桂林里七号小楼一幢,408平方米;常德道七十二号平房一处,225.9平方米;一九八师占用天津市唐家口新村新建宿舍楼两幢,4千平方米。 有的支左人员利用职权之便,不经正当手续,占用了地方的一些房屋。 占用地方小汽车六辆。其中,伏尔加一辆,华沙二辆,小六九一辆,天津吉普一辆,罗马一辆。 从这些事实看,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联系我们在天津支左中所处的实际情况,感到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出好样子,而是带了坏头,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辜负了天津市四百万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决、彻底、迅速地将占用的房舍、车辆全部退还地方,并保证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我们的措施如下: 一、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军队要整顿”和“拥政爱民”的教导,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建军路线高度来认识,要作为各级党委和部队正在进行的政策纪律教育和整顿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并把我们的错误向部队进行传达,以提高觉悟,端正作风。 二、占用地方的房舍,除一轻局幼儿园的房舍缓退外,其余全部于八月一日前,打扫干净,退还地方。在师范学院增建的地面上的4,894.1平方米房舍、固定设备和两个地下指挥所及其固定设备一律全部移交地方。 前已移交地方的11,615平方米军产房,除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十八号9,215平方米已报请天津市委还回外,其余2,400平方米仍归地方使用。 军司令部、政治部和部分直属分队搬回原军部营房(新华路二十八号),军后勤部、部分直属分队和部分机关干部宿舍,搬至海光寺大街一号(此处原为解放军二五九医院,后改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研究所,房产也随之移交。一九七○年该所大部分内迁四川,部分扩建为我军一○六野战医院,房产随之移交),军工兵营移至汉沽营房。 三、占用地方的六辆汽车经检修后,于八月一日前交还地方。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按地方规定乘坐汽车,一律使用地方车牌。 四、对支左人员个人占用的地方房屋,协同地方于八月一日前进行一次彻底清查,然后分别情况具体处理,该并者并,该退者退。凡利用职权之便占用的房屋,或占居的查抄、压缩的私产房屋,一律退回。 五、“八•一”建军节前后,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活动。主动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检查错误。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出面,邀请群众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听取批评,以增强团结,密切军民、军政关系。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六十六军党委关于占用地方房舍、车辆的检查、处理报告》,1972年7月12日。中发[1972]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27日发出。)
三、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检查报告
7月12日,天津警备区党委作出关于占用地方房屋、车辆问题的检查报告称:
壹、 七月九日晚,军区党委派工作组来津,传达了军区党委关于认真处理占用地方房屋、车辆的指示,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映。七月十日,德生、登奎、先瑞同志又专门找警备区负责同志谈话。我们先后于七月十日、十一日召开了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传达、讨论了军区党委的指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检查了错误,研究了措施。同志们一致认为,人民群众的反映,军区党委的指示,抓住了我们思想作风建设上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我们纠正不正之风,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实际的路线教育、传统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我们一定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以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改正错误,挽回在地方和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 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利用支左的方便和人民群众对军队的信任,在警备区机关扩大和独立师换防的情况下,占用了地方的不少房屋和车辆。如警备区六位领导同志和其他单位的三位同志,占用了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自有的九个小楼;警备区机关占用了原河北省医院;独立师二团团部和一个营,占用了天津市滑翔学校等,共占用应退还地方房屋26处,计61,762平方米。同时,还占用地方小汽车九辆、中型轿车两辆。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军政、军民关系,损害了我军的传统作风,影响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妨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贯彻落实。 叁、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队要谨慎”、“军队要整顿”。我们决心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坚决改正错误。 (一)首先提高和统一我们党委的认识。把这次处理房子和车辆问题,看作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对我们党委路线觉悟高低的一次实际检验,作为当前一件大事,严肃认真地对待,切实抓紧抓好。在党委常委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立即对机关、部队进行动员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大家从路线斗争的高度,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地、坚决地贯彻执行军区党委的指示。 (二)我们决心在七月底前将占用的九所属于私产的宿舍、原河北省医院、市滑翔学校,全部交给地方。其它不应占用的住房,也要陆续交出,占用地方的车辆,一律于七月底以前退还地方。 (三)立即把军区党委的指示传达到全区团以上党委,结合思想实际,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行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的教育。对部队普遍进行一次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并把这一教育经常化。同时对所属机关、部队的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彻底普查,凡是不该占用的地方房屋一律交出,住房过多的坚决压缩。 (四)为了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在党委领导下,由党委书记许诚同志挂帅,朱彪同志和司、政、后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组成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具体的落实工作。 关于把全民所有制的泡沫塑料厂改变为我单位所有的问题,已有专题检查报告,目前正在移交中。 处理结果,容后再报。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天津警备区党委关于占用地方房屋、车辆问题的检查报告》,1972年7月12日。中发[1972]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27日发出。)
四、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
7月15日,北京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提交报告称:
送上六十六军党委、天津警备区党委的检查报告两件。军区党委同意他们的检查和处理意见。 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存在的这些违犯政策纪律的问题,在我区是带有普遍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据初步检查,突出的是:一、大量占用地方房舍。全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房舍369处,共239万平方米。占用上述房舍,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九六九年部队部署调整时,由军区与地方协商安排临时住下的,部队未建营房,至今还占用着,时间长了,矛盾越来越大。二是有些单位本来有营房,追求宽敞、阔气,利用支左的方便占用的。二、通过各种关系接收了地方一些厂矿和农、牧场,一不上交利润,二不纳税,变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为部队某个小单位所有。三、长期使用和占用了地方一些车辆和物资。四、有的人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走后门,抢购、套购物资,有的还用来投机倒把、从中渔利。这些问题,在军内外造成了极坏影响,尤其是长期占用地方的学校和医院群众意见最大,侵犯了人民的利益,影响了军政、军民团结,损害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妨碍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 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存在,我们军区党委是有责任的。部队长期占用地方的房舍,部队和地方都提出过意见,我们一直未下决心解决。对有些单位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群众反映颇多,我们也有所察觉。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关于“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的教导理解不深,对违犯政策纪律的问题,只是发现一件处理一件,零打碎敲,没有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作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的一件大事,进行普遍教育和检查,坚决制止和纠正。
五、中央、军委的批语
7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照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个党委的报告并作出批语称:
现将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关于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报告,发给你们。中央同意北京军区党委报告中所采取的四项措施。另附新华社国内动态四件,供参阅。 北京军区和驻天津部队检查报告中所说的侵占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把全民所有制工厂、农场等企事业变为部队某个小单位所有,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甚至有的人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走后门,投机倒把等等违反纪律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克服。 毛主席指示:“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北京军区和驻津部队克服违反政策纪律现象所采取的措施是严肃的、坚决的。这件事,是当前批林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党委不应把它看成只是退房子的问题,而应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普遍深入地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 毛主席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并经常用辽西战役时的一个生动事例,对我们进行教育。毛主席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由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为人民立了新功,因而有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背上了两个包袱。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减少了,闹名誉、闹地位,贪图享受这些东西多起来了。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 毛主席号召我们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我们军队和党政机关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我们军队和各级党政机关都应当大力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进行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的教育,要认真进行一次纪律检查,仿效天津办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迅速克服这一方面的缺点与错误,增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检查和处理结果,望于八月间报告中央和中央军委。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三个党委报告的批语》,1972年7月27日。中发[1972]28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27日发出)
六、几个典型事例
正如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出,侵占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等现象,“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总政治部1972年8月9日关于群众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承认:
类似天津驻军那样的问题,各大单位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而且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一、长期占用地方房屋。据不完全统计,全军目前占用城镇地方房屋一千七百多万平方米。其中有的是由于部队调防、施工,没有营房而住用的;有的本来自己有房子,为了图宽敞,讲阔气,又侵占了地方一些房屋,群众意见很大。山东省一百二十九个人武部,有三分之一搬进原县委、县人委的房子。菏泽军分区十个县武装部,有六个搬进了原县委、县人委的房子。曹县人武部搬进原县人委后,花了两万多元盖了个一丈五尺高的大门楼,群众批评说:“武装部权大了,门楼也高了,真是曹县城里一大户,武装部里尽朝晖!” 特别是占用医院、学校、工厂的房屋,影响了群众福利和生产。武汉军区部队共占用地方大、中、小学一百五十一所,使不少学校实行二部制,有的根本不能开课。山西省共有八所大专学校,被部队占用七所。河南省军区几个领导同志占用了一所妇产医院,使部分产妇住院造成困难。 二、用集体所有制土地,影响群众生产和生活。据上半年统计,全军在农副业生产中,共占用社、队土地五十八万余亩。有的占地过多,种不了,造成土地荒芜。海军潜艇二支队借生产队土地一千零三十亩,种了一半,荒了一半。有的占地过多,直接影响了群众生产生活。辽宁省朝阳县一个生产队一百三十亩地,部队两个连的单位就占用了四十九亩多,群众地少了,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只好吃返销粮。有的用“拥军日”、“学军”、办“民兵学习班”等多种形式,无偿占用群众劳力为部队生产。江苏省南通军分区独立二团一九七○年就动用了群众八千五百多个劳动日。更严重的,有的完全让生产队代耕,自己坐享其成。辽宁省营口军分区把二十一亩水稻田交生产队耕种,军分区净得粮食,只把稻草给生产队作报酬。还有的雇请群众种地。有些单位占用了地方良种场、园艺场和农科所的土地,影响农科试验。
类似问题的解决,有的阻力小些,有的颇费周折。以下为军方材料等披露的几个典型事例。 (一)总参情报部进、出中央调查部 1970年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央调查部与总参谋部情报部合并的通知》,两部合并后称总参谋部情报部,隶属总参谋部。总参情报部机关随即迁入中央调查部机关驻地。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原中央调查部与原总参情报部分开,分开后的总参情报部仍归总参谋部直接领导。7月,总参情报部办公室迁至总参办公大楼。8月,总参管理局以总参谋部名义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报告,提出由于总参情报部从中央调查部住地搬出,需新建营房7万平方米。10月,国家计委批准总参的报告。1975年,总参情报部新营房开始建设,总参管理局先期挤出部分宿舍安排总参情报部干部从原中央调查部住地搬出。 (二)总参气象局进、出中央气象局 1969年1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总参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问题的通知》,决定两局合并后仍称中央气象局,归总参谋部领导,军内仍保留总参谋部气象局名称。两局合并后,总参气象局迁入中央气象局大院。1973年3月,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中央气象局划归国务院建制,恢复总参气象局的决定。根据总参首长指示,总参管理局承办了代表总参与中央气象局协商解决总参气象局办公及家属营房的问题。经双方协商,后又经国务院领导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批准,中央气象局划出一部分土地交总参气象局兴建新的营区。1974年6月,总参管理局向总参首长呈交《关于总参气象局在中央气象局院内建房的报告》,经批准下达2.6万多平方米的建房任务。建房完工后,中央气象局大院内其余土地和房屋交还中央气象局。 (三)总参机关进、出中央党校 1970年9月,总参办公厅(即中央军委办公厅)、军务动员部、政治部整体迁至已停办的中央高级党校大院(改称085部队大院),共接收中央党校房舍14.7万平方米。1972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总参办公会议决定,总参机关驻中央党校的房屋逐步退还。当时,除总参机关、干部外,还有一些房屋为工程兵、铁道兵、总政治部及其它一些单位暂借用。到1974年底前,原在中央党校的总参机关所占办公用房已基本移交完毕,惟搬迁和移交干部宿舍工作进展缓慢。到1976年底,共移交营房6万平方米。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1978年8月,总参管理局向总参首长呈报《关于继续全部腾出党校房子的安排》。报告称,1970年总参机关接收中央党校14.7万平方米的房子,现已腾还了近13万平方米,尚有1.7万多平方米未还。报告对应迁出单位和住户提出了具体安排意见和时间限度。到1979年5月,总参机关为党校腾房工作方全部完成。 (四)第二炮兵机关进、出中国人民大学 1970年7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国务院办公室报告上批示,同意将已决定停办的中国人民大学西郊校址、房舍(建筑面积139,471平方米)全部拨归第二炮兵使用。10月,北京市革委会正式通知中国人民大学停办。 1978年4月1日,教育部向国务院上报《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4月10日,邓小平批示:“二炮报告该校房子难予归还,此事如不解决(包括新建),怎么办?应有个方案。”7月7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的请示报告。11月3日,人大校党委向教育部汇报复校以来的工作情况,称校舍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学校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二炮均未退还。1979年4月10日,邓小平就二炮归还人民大学校舍问题再作批示:“照此材料看,人民大学房子应予退还。”10月,人民大学部分学生为争取第二炮兵归还校舍罢课、上街游行。在中央的压力之下,二炮决定逐步退还人民大学的全部校舍。此时,距离中共中央[1972]28号文件的发布时间,已长达七年。 直至1984年5月,二炮与中国人民大学签订协议,将二炮建在人大田径场的占地约18000平方米的四座住宅楼归二炮占用,其他场地和房屋全部移交给人大。二炮机关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纠纷最终落幕。 —————————————————————————————————— 【生逢乱世】
晋中武斗的一些见闻
和 平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中央号召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山西太原“一•一二”夺权,晋中“一•三一”夺了地委、专署的权,2月19日晋中地委、专署所在地榆次县的企业、机关、学校、农村25个造反组织组成榆次县革命造反指挥部夺了榆次县委、县人委的权,8月19日榆次131个造反组织组成榆次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红色司令部(简称红司)又夺了榆次县革命造反指挥部的权……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及高层领导对当时运动的指示,让参与那场史无前例运动的群众因不同观点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造反派在晋中地委、专署夺权后,成立了晋中地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对原晋中“四清”运动中受迫害干部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的问题上,“总司”内部产生了分歧,支持任王张的“总司”部分组织与原没有参加“总司”、支持任王张的造反组织,成立了晋中批刘邓联络总站(简称“总站”),我参加的组织因支持任王张而成了“总站”的下属。 那时代的群众都是一颗红心向太阳,自认为是在捍卫当时领袖的革命路线,因对革命认识不一样分成两派,由于军队介入“支左”,使两派矛盾激化。以往的朋友、亲戚、兄弟、姐妹、夫妻、父子……都因派性变成了仇人,不少人成了派性冲突的急先锋,有的人冲在了武斗的最前线,成了武斗的牺牲品。 总之那场运动坑害了许多人!冤枉了不少人!那场运动倒霉的是卷入的群众,从“破四旧”开始到夺权分成两派,都是群众互斗。虽然开始还斗走资派,走资派被夺权,到了1969年后,所谓的走资派逐渐都站出来了,干部开始按派性轮流上台了,个别被打倒的后来都平反了。尤其是部队“支左”后,派性加剧,武斗升级,武斗停止后,又是清队、一打三反、揪五一六、揭批查……斗争的“大方向”结果都是指向群众。八十年代两派头头都成“三种人”了,最后倒霉的基本都是群众。文革十年实际上就是让群众互斗,自相残杀。 我写这些回忆并不是为了让参与那场运动的人记住仇恨,而是希望逐渐淡化那场运动给当时两派群众带来的伤害。我们都是受害者,是被利用当了炮灰的!几十年过去了,历史教训应该记住,仇恨应该忘掉,因为我们都是被蒙蔽者!
陈永贵来榆次
1967年5月7日下午六时多,我们造反组织的头头通知我晚上去晋中地委院里小招待所。我问干什么呢,他说陈永贵参加北京五一观礼回到昔阳,今天来了榆次,住地委小招待所,咱们去见见。 晚上八点多,我们去了地委小招待所,那儿已聚集下几百人,大部分是榆次各校的学生,以中学生为主,那时因派性还不十分明确,所以持不同观点的学生都来了。当时晋中是以支持任王张(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是在文革前“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干部)和炮轰任王张为界线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 大约八点多,榆次一中的一个学生从招待所里出来给大家讲,陈永贵同志一会儿出来与大家见面,去年(1966年)国庆节大寨铁姑娘队代表贾××在天安门城楼上由周总理带着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握着贾××的手说“永贵好,永贵好”(意思是他向陈永贵问候),那天毛接见的还有焦裕禄的女儿焦××。榆次一中那个学生说,一会儿陈永贵出来大家要喊“永贵好”,下面的学生齐声答应“好”。 约十分钟过后,陈永贵出来了,他披着棉军大衣,头上罩着白毛巾,脖子吊着旱烟袋,他用浓重的昔阳口音讲了在京五一观礼情况,随后他讲对晋中造反组织夺地委权的支持,他讲他支持张怀英,下面群众稍为骚动了一下,但很快就安静了。 第二天,5月8日上午,由当时夺了晋中地委权的造反组织“总司”组织榆次各单位群众组织,在榆次体育场欢迎陈永贵。 陈永贵先讲了他进京观礼的情况,随后讲他对晋中“总司”夺地委权表示支持,当他讲到他支持张怀英同志(原昔阳县委书记后调文水县委书记,“四清”时被原地委打成反党集团)时,陈永贵强调说,他现在支持张怀英,原来支持,以后也支持。他只讲了支持张,没说其他人。 这时台下反对任王张的“炮轰派”组织开始喊口号,并骚动起来,另一派(支持任王张的)也开始喊支持口号。台上负责音响和领呼口号的晋中文工团演员马继武企图维持场面,他一着急跳到陈永贵讲话的桌子上拿起麦克风呼叫台下别乱,下面的支持派不干了,闹得更厉害了。这场面没法再讲了,陈永贵就被人从后台引走了。 后来我听说,在头一天,5月7日下午四点多,陈永贵从太原来到榆次,去了晋中军分区,与政委崔冰、司令员陈尔云、政治部主任郭炳章及其他军分区领导见面,讲了他这次进京观礼情况,晚上六点由郭炳章陪同在军分区食堂吃晚饭。当陈与郭坐到餐桌前等上饭菜时,陈的后面站着一个军分区助理员,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饭菜端上来,陈永贵正拿筷子夹菜,那个助理员就念毛语录,陈停下筷子他就不念了……这样反复几次,陪同吃饭的郭也不吭气。陈永贵那顿饭几乎没吃,就告辞去了晋中地委招待所。 不过那一次还好,两派情绪还没有激化到武斗冲突的地步。
晋华纺织厂(东方红纺织厂)“一一•二七”事件
文革开始后,山西榆次晋华纺织厂在“破四旧”中改为东方红纺织厂,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东方红纺织厂(简称东纺)职工对厂内问题尤其是晋华“四清”问题的看法不一致,分成两派,一派是东方红纺织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站(简称东联),另一派是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东联指挥部设在晋华礼堂旁的厂南食堂外原职工夜校办公区,捍卫指挥部设在厂招待所。招待所是民国时期修建的二层楼房,在晋华厂南门东边,栈房街南口,坐北朝南,院型是长方型四合院,楼的西北角和东南角各有一楼梯,院门在东北方向。 1967年11月27日,东方红纺织厂发生了该厂文革中首次有规模的武斗。 11月26日,在东纺支左的军管领导小组通知全厂27日在原晋华礼堂(当时改为东方红礼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要求两派人员都得参加。 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正当在原晋华礼堂开全厂职工大会时,由东联主要领导吴晋增和该组织骨干白二娃带领东联数百名队员手持木棍或铁棍,突然包围了晋华招待所,近百名队员爬到招待所对面的饭店(原延年居)及邻近的院落房顶上,他们先是大呼口号,随后拿半截砖、瓦片向招待所方向扔去。招待所捍卫组织大部分去了晋华礼堂开会,剩下二十几个人在招待所,东联队员乘机冲进招待所大门,正在院内的原副厂长兼厂保卫科长温万贵被冲进来的东联队员打倒在地,东联队员用铁棍朝温身上打了十几下,温被打伤,血流了一地。一个东联队员手持木棍朝晋华(东纺)二车间消防班班长武风祥使劲打来,被身旁的厂篮球队队员东联成员柳长发抱住推了一下,但木棍仍打到武的头部,顿时鲜血流了下来,后经医院治疗诊断为头骨裂缝脑部重伤。捍卫女队员冀瑞平与东联队员争辯了几句,被东联一队员把嘴打伤。 东联队员往楼上冲,受到楼上捍卫队员的阻拦。东联头头吴晋增与队员刘香草(两人均为厂消防员)返回厂里开出消防汽车停到招待所外边马路上,打开消防车上储水水箱开关,用消防水龙向招待所二楼冲去。顷刻间二楼招待所二楼门窗被冲坏,房顶、房间都是水,院内迅速积下不少水,二层楼上几个捍卫人员见势不好跳到招待所北边的晋华宿舍逃走。东联队员冲到二楼,捍卫队员赵中世被他们抓住并抬起准备扔到楼下,幸被旁边的人拦住,不然扔到楼下不死也得残废。当时省纺织厅正准备在晋华开现场会,买了百余条新被褥放到招待所库房内。东联队员砸开门,屋里被褥全被拿走,院内二十多辆自行车被推到一起浇上煤油点着,大火烧了数小时…… 这次东联攻打捍卫进行了五六小时,招待所损失惨重,东联无一人受伤,捍卫八人不同程度受伤,先送到晋华医院后转到经纬厂医院治疗。 “一一•二七”晋华招待所东联攻打捍卫的事件是榆次文革第一次规模大的武斗。那天下午下雨了,晚上转成雪……很大的一场雪啊!
寿阳两派武斗事件和赵润堂之死
我跟在榆次工作的母亲住在榆次,老家在寿阳,寿阳是榆次地区的一个县。文革中我常来往于两地。 1967年12月31日上午,我在寿阳城拐角的商店买东西出来,忽然见二人匆忙从北讲街向东关方向跑去。我因寄信也向东关邮政局走去,刚到邮局门口,听到我身后传来咚咚咚的跑步声,我转身一看,有四五十人排着队从南关街向我站的方向跑来,我正愣神,他们已跑进原工会院内,当时那里是县支左领导小组办公的地方。我也紧步跟进去,听到先进去的人在喊口号,要见支左领导,约三五分钟后,县支左领导组出来三个人,问他们有什么事,进去的人说刚才有野火兵团的人去县革筹委办公室抢了革筹委的公章。 这时我才知道,刚才跑过去那二人是野火兵团骨干姜×清和姜真,那天早上他俩借口出外办事开介绍信,当办公室负责人为他们开好介绍信、盖好公章,正要往抽屉里放回公章时,他俩其中一人一把抢过公章就跑,另一人也随其后跑了。那位办公室负责人被突如其来的抢章行为惊呆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赶紧跑出来追,但那两人已不见踪影,他只好去隔壁办公室告诉其他人。随后电话也打到了有关单位,农具厂工人听到消息后,迅速组织人出来拦截跑进支左领导组的那群人。支左领导组的人听了,表示他们要派人了解。就在这时传来话,说那两人跑到文化馆了。农具厂工人立即从支左领导组办公地方跑出来追。追到文化馆,因没找到人,他们砸了文化馆办公室的窗户玻璃,又向距离不远的县农场跑去……十几分钟后,农具厂工人又追到县木业社,木业社大门紧闭,而木业社房上已爬着几十个野火兵团的壮汉。 这时闻讯来的红革联下属组织的人又来了不少,寿中学生也来了几十个,聚集在木业社北面横南讲街上,学生们有的拿弹弓朝木业社方向射去,有的拿半截砖向房上扔,房上的人揭下瓦片往学生和工人群里扔……木业社大门朝西开,门口十几个红革联工人用各种器械砸门,在木业大门对面院房上爬着几个学生用砖头瓦块往木业社院房上扔,而主要打的方向是西南讲街,因那边木业社的院紧邻几家院的房。在大门前的工人门因无法砸开大门,于是搬来一小捆废木头,浇了些煤油点燃,企图烧毁大门冲进去。火大约烧了十几分钟,大门没引燃,只是熏黑了半扇门。 支左领导组的人来了,有驻寿防化兵一零三部队白富副主任,空字零五三部队高殿武政委及县武装部一名副部长。高殿武劝说外面的人别打了,发生的事他们调查处理。围木业社的工人学生在当时革筹委方面的领导人劝说下撤走了。支左领导让木业社里面被围困的人把大门打开,里面人要求保证他们安全,支左领导组说外面围的人已走了,你们放心吧…… 大门开了,外面看热闹的人涌进院内。木业社大院大门坐东朝西,里面分三个院,一进门外院为工作坊,北有东西两院。我进了外院又转到了东院,一进门,我看到西房木业社胡明义师傅抱着一个人在地上坐着,我仔细看是木业社工人赵润堂,他两眼紧闭,胸前有一滩米饭,我问胡师傅他咋了,胡师傅说从房上跌下来了,我说快送医院吧。我说完就往外走,正巧碰到南关队社员姜子贵,我引他进西房看了赵润堂,姜立即跑出去,不一会拿来一扇门板,还叫来南关队副队长王山,两位让胡守义把赵润堂放到门板上抬起来送到县人民医院。我和我的朋友姜艾生(刚才抬赵的是他父亲),搀扶着头部受伤的木业社工人阎××,送到邻近的城关公社卫生院。 下午我去人民医院,在门诊的一个大房门见到上午木业社因武斗受伤的三个人和四个陪他们的同单位人,赵润堂躺在地上,身上盖着棉被,屋内人说他死了。赵当时十九岁。我走到赵润堂跟前,看到他双眼紧闭面色苍白,头部无血迹也没伤口,两手紧握,赤足…… 晚上六点左右,我去了原县委院内,当时是县核心小组办公地方。在核心小组领导办公的北洋楼一层靠南的办公室,有十几个木业社工人在里面,地下放着赵润堂尸体,他们要求核心小组组长吉思庭处理赵的事。那时核心小组大部分人员已下班回家,只有办公室主任李荫明和另一工作人员王德英。我从一楼上二楼时碰到李荫明,他说今晚你别回去了,在这里招呼吧。我说行啊。 1968年1月2日,赵润堂的遗体停放在县医院太平房,县核心小组向地区核心小组汇报了赵润堂及那天发生的事,并请上级派法医来验尸。几天后,寿中学生逯福义在街上碰到我说,从榆次来了个法医叫孙再生,问我认识吗,我说认识但不很熟,他说那你抽空来公安局看看。晚上我去了公安局后边的院子里,见到了孙再生,见面简单聊聊就回家了。隔了一天有人对我说验尸了,赵润堂头部内有几粒铁状物,但死因是高空坠落头部着地……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因赵润堂死一案而抓了寿阳中学两名学生,初中生王建国被判无期,高中生温富国被判五年。他俩是在证据不足又是非常年代的情况下判的刑。 温富国很冤屈,1967年10月30日上午我在寿阳新华书店附近碰到温与另一同学,二人抬着一桶浆糊,提着一卷白纸,走到书店门口,那里立着一大块用木板做的供贴大字报的木板,温富国蹬着木梯把白纸贴到木板上,用毛笔写了“磨刀霍霍宰猪羊”几个大字,写完字下木梯时还对我说,快过新年了。第二天因野火兵团抢革筹委的章发生武斗致木业社工人赵润堂不幸死亡,1970年后就因这几个字温被判刑。 王建国12月31日听到有人抢章,他从学校拿了一支小口径步枪来到木业社大门对面院的房上,事后有人证明他开枪了,但他所在位置要打到赵的所在方位是很难的,王所在位置是木业社西北,而赵润堂所在位置是木业社东院东房上,并且还隔着西院,两个院都是东西两边有房,那个院房都很高。再说王建国拿的是小口径步枪,而赵润堂验尸头部取出的是几粒铁状物,小口径弹头是铅做的实心弹,射出去不会炸裂,还是原状。我1969年在榆次县委楼上见到一个人擦一小口径枪走火,打进了他对面一个人肚子里,受弾人送到医院取出弹头仍是原形状,那个死者中弹部位发青发黑,而赵润堂尸体我见到受弹部位几乎没变化,根据尸检他可能是被火枪击中后掉下房跌死的,因为火枪打的是霰弹。那天确实有人用火枪了,就是木业社李志×,估计他是开枪打红革联的人误伤赵润堂的。
“三二四”事件与王松青之死
1967年11月24日经省革委、晋中革筹委批准,成立了榆次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县革筹委)。新成立的革筹委在中共榆次县核心小组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榆次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但由于当时的支左部队支持了另一派组织,尤其是1968年5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煤炭会议上,参加会议的阳泉矿务局造反组织头头梁宝贵批评山西支左部队一碗水端不平、派性倾向严重,受到与会中央领导江青等的严厉批评。会后山西支左部队负责人借会议精神把梁打成坏头头抓捕,并波及全省原“总站”观点各基层造反组织的负责人。1968年7、8月后晋中各县革筹委受到原“总司”造反组织冲击,原“总司”榆次县的几个组织骨干占领了地区棉麻站、地区线务站、榆次电影院、晋华礼堂晋华南食堂,组成各种武装组织.他们找各种借口攻击原“总站”主要成员,并绑架了数十人关押殴打,原晋中“总站”各县头头受到支左人员不公正处理,生产受到影响。 榆次“总站”观点的教师郭锐锋、地区棉检所干部温泽,针对当时晋中形势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一把火”,贴到榆次北门原新华书店墙上,小字报很快传到晋中各县(此后原“总司”就把“总站”改叫“一把火”),有几个县与榆次红司观点一致的组织成员相继以“一捆柴”、“一桶油”、“一个柴”等署名,对当地局势发表了看法。1968年底到1969年1月份,数县革筹委被攻击,迫使数县革筹委无法在当地办公,只好移到平遥、太谷、太原等地。 榆次县红司组织为了县革筹委机关不受攻击而进驻到县革筹委办公楼内,当时的五二五库、粮食局直属库、食品肉联厂,基本为“总站”人员占优势,所以这几个地方也成了“总站”人员的躲藏保护地。 1969年2月份,当时的东方红纺织厂(晋华)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厂的恐怖事件——东纺“总站”组织捍卫一骨干×××深夜被对立派从家里绑架走,留下两个绑架成员对其老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凌辱……当第二天消息传到捍卫成员中时,捍卫的主要领导去军管小组反映并要求尽快处理,但军管小组—直推诿,捍卫组织大部分成员感到了恐惧,无法上班。随后苏修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消息传来,捍卫举行了游行抗议苏修罪行会后,有二三百人住到原榆次招待所,3月24日东联也举行了抗议活动…… 3月份榆次两派磨擦不断,发生数次冲突,主要有“三二四”事件、“五一一”事件、“六二六”事件、榆次食品加工厂事件。我亲身经历了“三二四”、“五一一”、“六二六”事件。 1969年3月24日下午,在当时的东方红纺织厂(晋华)礼堂,由该厂造反组织“东联”组织近二千人大会抗议苏修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事件,会后从礼堂门口开始沿顺城街向东游行,抗议苏修罪行。游行队伍走到原榆次县委大楼时,在游行队伍前的东纺工人冯成说咱们往回返吧,他旁边的二车间工人魏××说咱们“东联”不怕“一把火”,从俞家街往城里走吧。于是他们拐进小北门街往俞家街南口方向城内走去。当时榆次县委大楼及楼后面的晋中粮食局由“东联”对立面“总站”占领,“东联”游行队伍高呼抗议苏修的口号惊动了县委楼内和粮食局院内住的“总站”人员,有部分人爬到粮食局临街房顶上观看。 游行队伍走到原榆次粮食中心门市部新集街粮店门前时(该店面后墙外是榆次体育场),队伍中突然有人呼口号“消灭‘一把火’”,房顶上的“总站”人员(大部分为榆次县企业人员)也骂“东联”,“东联”游行队伍中有人从地上拣起小石块向房顶扔,房顶“总站”人员也拿石块向下扔……游行队伍中有人似乎从身上掏东西,房顶上有“总站”人员认为“东联”人员要掏枪,在房顶上的段孝抢先“砰”的一声开枪了,子弹是朝体育场方向打的。枪声一响,游行队伍就乱了,房顶上“总站”人员又打了两枪,并有人向下扔了自制手榴弹,导致“东联”游行队伍冯成鼻部受伤。下面游行的部分人员迅速退回去了,房顶上又扔下几颗自制手榴弹,剩下的“东联”游行人员涌向紧邻体育场的公共厕所企图躲避,“东联”主要负责人吴晋增从女厕所旁的墙上爬上去跳到体育场向南跑了(专区医院方向),紧随其后的几个男青年也越墙跑了,剩下年龄大的和女的跑进厕所躲避…… “总站”人员王秋林(南关人)、“烂梨儿”(外号)、张小燕、王爱珠(农机公司职工)、赵九江(饮食服务公司职工)、段孝、梁顺等十几人分别从粮食局饭厅后矮墙跳到马路上,粮食局大门也跑出十几个人,两拨人冲向公共厕所,抓到几十名“东联”人员,押进地区粮食局院内。“总站”头头王世荣、侯敢与东纺捍卫(东联对立面)武风祥、王友山,晋中电缆厂武福正在粮食局后面排房西边一房内商讨借款一事,听到外边吵闹声,他们出房往粮食局前院走去,王世荣边走边说“人家东联游行咱们别管,让人家走吧”,他们走到前院,“总站”的人已把“东联”部分游行人员弄进粮食局院内,武风祥主张先把女人放了,剩下男的,捍卫某头头指认了七个人(据称为东联骨干),其余人员也放了。留下的人员中有一马姓(动力车间原主任),他外甥段孝是“总站”骨干成员,要求放掉他舅舅,留下六人为原晋华厂厂长智枫,副厂长师忠仁,医院干部郭××、供销科司机康××、原宣传部王松青、×××,六人被关押在县委大楼三层。智枫被单独关在一楼西面废弃的卫生间,其他五人关在楼的紧东边第一间房,两房之间相距二米。 县委楼是凹字型,在楼的东西各有一通道,通道两则并排各有四间房,东边通道的二间房为看守人员休息室,因怕县委楼上所住的“总站”其他人员对被关押人员欺辱,3月25日上午东纺捍卫头头之一武风祥经与王世荣协商,看守人员由东纺捍卫接管,武风祥与捍卫其他领导成员商量,安排我与另五人去县委楼上看守关押的东联被俘人员。我们六人分二班去值勤看守,下午五点多由武风祥带领我们六人去了县委楼上,替换了原来的看守。 我六人分两班,时间分别是晚八点至早八点,早八点至晚八点,我与程权恩、王春保为一班,武风祥交待我们要看管好关押人员,不能让外人进入,不可打骂关押人员。安排妥当后,他带领下一班三人就走了。 我先进到关押五人的大房间,他们都是双眼用纱布蒙着,两手朝前用细铁丝绑在一起,席地而坐。 我出来后到了关押智枫的小房里,智枫眼没蒙,但两手带着手铐。他见进来人,惊恐地看着我,我望了望他说,以后由我们看你了,你有什么事需帮助我可尽力帮。他点点头连声说哦哦。 我从他房里出来,到了关押五人房间的门口,坐到专为看守人员安放的椅子上。下午六点,看守中的其他二人去吃饭了,为了使被关押的人心里恐惧感减少,我打开关押五人的房门进去,走到师忠仁面前说,你别怕,我叫和平,与你俩儿子认识,并与你大儿子是同学,我又告诉了他我妈的名字(因师曾是我妈的车间领导),他听到我的话,有点激动地说谢谢你,你能告诉我儿子我现在的情况吗?我说行,放心吧!我又走到郭××跟前对他说,我叫和平,与你女儿也是同学,并告诉他说你老婆与我妈是一个车间的,她俩关系挺好。我也说了我妈的名字。他说对对,我认识你妈。我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需帮助我一定尽力。说完我转身到了王松青面前对他说,你大女儿我也认识,咱俩住的排房是紧邻,有什么事我可帮助你。他听了连连点头…… 我随后赶紧走出那房,锁好门,坐椅子上等那俩人回来。第二天八点我下班,从粮食局大门出去。县委与粮食局一墙之隔,“总站”占领这两个单位后为方便出入,在两院墙上开了一小门。来到了我们学校范老师家,她家住粮食局大门对面院里,新集街东口,范老师爱人是厂篮球队员李×,她夫妻俩虽与我不一派,但每逢碰到我,范老师总要与我聊几句,并一再嘱付我要注意安全。那天我出来找范老师,托她给师忠仁家里捎话。下午我上班路经范老师家时(那时东纺捍卫人员住到距粮食局约三百米的专署招待所),师忠仁两个儿子已在范老师家门口等我,我与他俩相随进了范老师家,师的爱人和范老师及范的爱人都在房内等我,我进门师的爱人赶紧迎上来着急地问我师的情况,她给师带来一条棉裤让我给带进去。我们聊了几分钟后,我拿着棉裤告别了师忠仁的爱人和她两儿子,离开范老师家去了县委大楼,我上楼把棉裤先放到值班室,等与我同值班的俩人吃饭时我再把棉裤给师送进去并帮他穿上。 3月27日晚我因有事,十点我才去县委楼上值班看守,等我上到县委三层一出楼口,就感觉气氛不一样,那两个看守见到我紧张的说出事了,我说怎了,他俩说王松青不知何因挣脱铁丝——因怕关押人员的手被铁丝勒坏,我们东纺捍卫人员接管后即给他们松开手上绑的铁丝,只是在手臂上套着铁丝弯成的圈做个样子——用房里的一把椅子砸门企图出来,砸门声惊动了同楼层住的其他“总站”人员,跑过来十几个人把王拉到值班室去了。 我听后就走到值班室推开门进去,十几个人围着王松青,王紧靠房的西墻立着,当时有郝怀智及他两弟弟,轻校杨文跃,电业局李功等,李功用一根手指粗的棍子抽打王,逼问是谁给他松绑的、为什么要跑。我进去没有五分钟郝怀智就让我出房外(他们怀疑我们看守人员与王私通),我在门外十几分钟后又推门悄悄站到房的东墙边,只见王的外裤和脚上袜子被剥掉,左手大拇指上拴着一根黑色电线,右脚大拇指也拴着电线,电线的另一端是是一部手摇电话,有个人在摇,随着电话的摇动,王松青刺激得不由地两足跳着……他什么也不说。我把郝怀智拉到一边低声说他用电刑会让王死了吧,他说那手摇电话六伏干电池不会要命的……受刑十几分钟,王什么也不说,但感觉王很疲惫,精神状态明显不好,郝怀智让把绑在王松青手足的电线松开,并让俩人扶王到屋东墙靠门的地方,王靠墙坐在那儿他两眼紧闭。 他们走了,留下我一人看守王,我过去摇了摇王说你上床上躺躺吧,他睁开眼看了看我,说他想在那儿靠墙躺躺,我找来他的外裤、袜子给他穿上,我也感觉困了,上床躺下就睡着了。后来我做了个恶梦醒了,我望了一下在房的南墙上挂的钟,整一点,我又望望王松青他两眼紧闭头歪在一边。我从床上起来走到王松青跟前,蹲下拉了他一下说上床吧,他没吭声,我又摇了摇他,他却顺势倒下,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又倒下了……我一看不对,赶紧出门去找医生(当时县委楼上有一个“总站”观点的县医院年轻医生,负责县委楼上“总站”人员的医疗)。 医生跑来拿听诊器听了听王的心跳,对我说王不行了,他转身出了房间。二三分钟后,王世荣、郝怀智、杨文跃三人匆忙跑来,看了看王,然后他三人商量了一下,王世荣先出去把楼内值班人员安排去办其他事,他守在走廊口,我和郝怀智、杨文跃抬着王松青尸体到了对面一空房内,把王放到房的东墙角,身上压了两床板。王世荣、郝怀智、杨文跃三人一再嘱托我千万别同他人讲王的事。 第二天我回到专署招待所我们的驻地,觉得人命关天的事应向东纺捍卫头目汇报,我找到武风祥,告诉了王松青的事,他听后很震惊,说这事太糟了。他让我先去休息别对任何人说,我说行。 29日下午,武风祥对我说,王世荣告诉了他王松青的事,并让我今晚(29日)随他去处理王松青尸体的事。晚上十一点,我随武风祥上了县委楼上,王世荣、郝怀智、杨文跃已替换了其他看守人员,我引武进到放置王松青尸体的屋内,把盖在王身上的床板拉到一边,露出王的尸体,我俩拿一根粗绳子把王的两脚并到一起捆绑好,我俩打开那个屋靠南的窗户,抬起王松青把他的头朝外,武让我去楼下接应(怕落地声惊动人),他在楼上往下放王的尸体,我速下到楼下,武看到我后,把王的尸体朝下放,他两手拉着绑王尸体绳子的另一头,王的头快触地时我赶紧抱住,拖着尸体慢慢落下来。武风祥几分钟后下了楼,解开绑在王脚上的绳,我抬着王的头,他抬着脚,我按他指挥的方向走。 我俩走到距县委楼约十几米处,那儿有一个县委的闲置旧菜窖,菜窖朝南是入窖的口,我俩抬着王尸体进去,里面已挖好一放尸体的坑,我们把王的尸体头朝西脚朝东放进去。武风祥对我说咱俩走吧,有人负责埋…… 第二天武风祥找到我说,你去县委楼上把王松青的鞋处理掉,我上楼找到王的一双黑色皮鞋,拿到楼下,扔到县委楼前的暖气管道的坑里。 1969年10月初,我被叫到东纺(晋华)厂东门内西边的房子,由两个自称是榆次公检法的人对我说,他们找我了解有关王松青的事,需要我讲清经过。断断续续地向我调查了一个月,我如实向他们讲了“三二四”事件后王松青之死的过程,并画了埋葬王松青的位置的草图及王松青皮鞋处理的地方,他们告诉我说,埋王的坑是修文砖厂刘福锁、边二小、张拉马三人挖的,也是他三人填埋的。1970年4月29日,因致死王松青一案,被当时的公检法军管组判了十二个人,郝怀智死刑,杨文跃死缓,武风祥二十年,涉案的其他一些人判了三年到十五年有期徒刑。王松青尸体是由公检法押着刘福锁去指认埋王的现场后挖出的,王松青尸体挖出后拉回晋华,暂厝在晋华体育场东边原乒乓球训教室的南墙边。 当时曾有一原捍卫头头为了表功,揭发王松青是武风祥主导打死并在尸体上浇了沥青。我是王的事件亲历者,给王松青动刑,武根本不知道,王死后是我报告的武,埋王是我与武,我没见到武浇沥青,填埋王尸体的人也不会去浇,而且公检法在挖出王尸体后也没问我沥青的事。 我没被抓捕判刑,是公检法向我调查王松青案件时,曾问我当时给王动刑的情况,追问谁指挥、谁打的王,我说我在门外没看到——当时我的想法是尽量别说得太多了,尤其是对王动刑的情况,我如说某人打,万一某人反过来诬陷我,那我就说不清了。事实证明我没说是对的,那几个被判刑的就是互相揭发,越说越严重,陷得越深。 后来该案得到纠正。此案最受冤屈的是晋华厂后纺车间保全工长王友山(共产党员),他对此案始终没参与也不知情,却被冤枉判刑。 后来我曾向晋华与王松青熟悉的人打听过王松青生前身体状况,他们说王有心脏方面的病,我想那晚王是否因关押思虑过度引起心脏难受心慌意乱而去砸门呢?那晚在审他时用了手摇电话刺激他,使他心跳加速,致使他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主要还是受刑引起。
我见到的虐俘与审俘
1969年因晋中两派矛盾加剧,两派不断产生武力冲突,为了防御对方,各自占领地方做据点,我这派占领了原县委大楼和地区粮食局,县委大楼与地区粮食局只有一墙之隔,为了方便人员进入,在那个隔墙上掏了一个洞。 我当时住在地区粮食局院内。一天,在县委大楼李××叫我去看审一个被抓的对立派骨干分子,我随他进了县委后边的暖气管道的洞里,那管道洞有一人高并行能走两个人,里面铺设的各种管道。与我俩一起进管道洞还有三个人。 在管道洞里七拐八转到了一个约二三平方米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用手电筒照着地面,地下躺着一个人,手脚用铁丝绑着,眼睛被白布蒙着并用白胶布粘在上面。有人上去把那人脚上绑的铁丝解开,然后把那人裤子脱了,手里拿一根木棒使劲打那个被抓者的臀部,那人疼得“爷爷、爷爷别打了”直叫,约三四分钟不打了,打人的又上去拽住被打者的生殖器使劲拉,那人疼得把腰弯下来……这个打他的人又把被打者双手绑着的铁丝解开,命被打者拽自己的阴毛,拽阴毛的人还要按“一根,三根”的口令往下拽,拽下来还要举起阴毛让那个打人者看,如根数不符就让那个被打的抽自己耳光……过了约十五六分钟,打人者又命那个挨打的自慰……完后把那个俘虏又捆绑好躺到地下。 上了管道洞,我问打人者,你这样做有些过火了吧,不应这样欺负那人啊!他瞪了我一眼,突然嚎啕大哭起来。我说,你怎了?他说,他去年被对立派抓住,就是用各种方法欺负他的,打他的花样没法说,而且让他当狗去吃屎,当时打他的就有这小子(指那个刚才挨打的俘虏)…… 过了两天有人告诉,我看到受虐的那个俘虏被放了。 1969年5月11日,榆次造反组织原晋中“总站”遭到对立派组织原晋中“总司”联合汾阳、交城、文水、灵石,平遥、榆社、汾西矿务局组成的近千人的所谓十三县联防军武斗队的围攻,他们用各种武器袭击了榆次晋中“总站”的几个驻地,打死总站人员三十多人(其中有直属库正常值班工人),“总站”人员十几小时后冲出包围圈,分几路跑到修文砖厂,然后转到了邻县太谷,经太谷县革委安排住到太谷师范院内。 当时有五六个县的原“总站”派被对立派赶出来住到太谷,我认识了这其中东山一个县的几个人。一天东山县的一个朋友约我到他们住地玩。他们住在县党校院内,我俩进了他住的屋,正聊时,进来一个人说,走!我朋友问他干啥去,他说跟我去审人。朋友拉上我说,走,咱们去看看。 从他的房间出来,进了后面院子的屋内,那屋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几个板凳。我们进去刚坐下,从屋门进来一女子,她后面有人跟着,这女人大约二十几岁,穿的一身灰色衣服,皮肤白皙,眼大有神,个子有一米六左右,身材纤细,人很漂亮。她原是吕梁×县剧团唱小旦的演员,后来调到了东山这个县的剧团。听说她已被审三四次了。 她进来站在桌子前面,我们几个的眼睛都盯着看她,她笑了笑,准备审她的人忘了要问的话,嘴里说你坐下……那女的看了看他,又笑了:我坐那儿啊?她笑得很甜。审她的居然慌不择言了。那女的接着说,你们要问我什么?我昨天都讲清了,我虽然与你们不一派,但我不是来侦探的,我也不是骨干分子。她又说,你们需要我干啥我都会应承的…… 我后来得知此女子是去平遥找她老乡,被她工作的东山县的人员看到的,她与他们不一派,又是非常时期,所以怀疑她是派来的探子。因为抓她,这些人同她家乡住在平遥的同一派组织几乎动了枪,后经平遥“总站”头头出面调停,才允东山这个县的人带回去审查。 想来是女演员的漂亮勾起了无聊男青年对异性的欲念,借审她而寻求刺激吧。几年后我有一次看戏,又见到这个女子,她在现代戏《白毛女》里扮演喜儿,舞台上的她更漂亮了。前十几年我在榆次又见到她,她有时还出现在票友舞台上,她虽老了.但仍有当年的风采。
遭遇伏击死亡12人的孟高庄事件
1969年6月25日,太谷县革委安排在太谷的晋中“总站”人员去太谷范村、任村一带帮助割麦子,当日下午“总站”主要成员在太谷师范开会,布置了去任村、范村的路线及所去人员名单,6月26日清晨四点多,“总站”组织三十多人在太谷师范分乘两辆汽车出发,一辆为吨半嘎斯车,一辆是由卡车改为的密封拉食品冷藏车(后马槽为活动门)。嘎斯车上约十七人,均为驻榆次各企业人员,食品冷藏车上十几个人,均为榆次县下属企业、学校及社会人员。嘎斯车驾驶室有领队祁志礼(地区物资局干部,“总站”主要领导),在前面行驶,食品密封汽车紧随其后。 五点三十分左右,汽车行驶到太谷孟高庄村时,被埋伏在那儿的晋中“总司”武斗队的发现(据说有潜伏在“总站”内的“总司”情报人员提前把消息传回榆次),“总司”武斗队由王维明、李金龙带队,王维明见“总站”人员乘的汽车距他们五六十米距离时下令开枪,“总司”武斗队的两挺机枪同时向“总站”车辆射击,紧跟着投过来十几颗手榴弹,随之冲锋枪、步枪也开始了密集射击。 “总站”方面的祁志礼和司机跳出驾驶室,爬进汽车底盘下滚到附近玉米地里设法跑回太谷师范,嘎斯车上晋华工人张×保从后马槽跳下车跑回太谷,物资局工人王振龙手臂受伤,棉麻公司工人刘有善子弹击中左眼从脑后穿出(后在太谷康复医院摘除眼球,保住了性命),他俩人忍着疼痛钻到玉米地里躲藏,等“总司”武斗队退走后被送到太谷康复医院抢救治疗。 晋华厂消防员岳富昌手臂打穿无法下车,但他被“总司”武斗队头头李金龙(晋华工人)发现后训斥几句而放过(他俩本是熟人)。榆次县招待所工人张根栋(19岁)跳下汽车被子弹击中腿部,他忍着剧痛掏出他包里的绷带捆紧伤部,但他被“总司”人员俘获后开枪打死。晋华子弟校学生曲世景(19岁)被子弹打穿头部天灵盖,倒卧汽车后马槽边死亡。晋华子弟刘冠福(21岁)被子弹击中头部死在路边,红旗厂工人周清贵(21岁)被子弹击中腰部死亡。招待所工人贾二保(19岁)被手榴弹炸死。专建工人贺兴荣被子弹击中腰上挂的手榴弹引爆后肚子被炸开,肠子流了一片,当场死亡。修文砖厂工人张拉马(26岁)身中数弹后倒在汽车中,后被拉回太谷抢救无效而亡。专建工人贾振祥、晋中电缆厂工人武福(28岁)、晋华工人乔光明(29岁)、物资局工人赵根喜(25岁)、红旗厂工人陈才康(22岁),以上人员都因中弹死在嘎斯车附近。晋中电缆厂周××、王××被俘押回榆次。 后面汽车人员无伤亡,跳下车逃回太谷。死亡的十二人后被拉回太谷,放到职工礼堂主席台上。28日我和武××、王××(两人为我们组织头目)及晋中护校三名女生(我们这派随“总站”跑到太谷的),其间还陆续进来七八个“总站”人员,去给十二名死者清洗尸体并更换了衣服,内穿新衬衣,衬裤,秋裤秋衣,外穿劳动布工作服一套,线袜子,头戴劳动布帽子,脚穿军绿色胶鞋。 29日尸体装入棺材。因天气热,室内温度高,尸体全身发紫肿胀,面部猙狞,十分恐怖,装殓尸体费了很大劲。当时有几个人见到尸体状况吓得退却了。乔光明、张拉马由家属用汽车拉回家乡埋葬,其余十人于7月2日上午暂寄埋到太谷城南某部队旁边的空地里。1969年7月23日中央针对山西两派武斗发布了“七二三布告”,布告传达下来后,“总站”人员上缴了武器,分批返回榆次,但对该次武斗中打死人一事,当时晋中地区掌权者却没有公正处理,凶手没有得到应有惩处。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十二名死者尸体的清洗及更换衣服,他们的惨状永远留在我脑海里。 时光老了,这些事久了,经历过这些事的人都老了,有些已经走了,但这些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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