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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七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13, 2021 12:1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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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七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2月28日第171期


本期目录

〖朱多锦专辑〗

研余杂记

何 蜀 重读朱多锦

书海泛舟

朱多锦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一 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
二 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三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四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五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现形式及其性质
六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过程(历史前途)
及其过程中的“历史本质”的内涵(节选)
七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渊源(节选)
八 时代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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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重读朱多锦

何 蜀

因为一次停电,使我重新阅读了朱多锦的文革研究论著。
那是去年(2020)年底的一天,住地小区因检修而从清早到晚上停电一整天。平时基本上都在电脑上写作、阅读(或听读)及与朋友通信交流,一旦停电,就不得不停下手中的事务。于是,就浏览书柜,看看有什么书可取出来阅读,既是消遣,又作“补课”、“充电”。前几次停电,我就重读了唐诗宋词和外国文学名著的一些内容。这次,当我的目光巡视到书柜边上一格存放的不常用书时,注意到了一本十余年未动过的书,朱多锦送我的《发现与批判——朱多锦文论论稿选》(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印象中,此书的重要内容是朱多锦的一篇文革研究论文,当年读后就感到很不错。现在有了时间,我就取出书,翻到那篇应算他生平最重要的作品,重新阅读起来……
跟朱多锦的交往时间很短。那是我在2008年刚退休后,与北京朋友吴迪(启之)一起办了个供文革研究的朋友们交流的电子刊物《记忆》。《记忆》于2008年9月13日创刊后,我就以电子邮件分发给一些有交往的朋友,征求意见并征稿。其中,大概是山东大学的朋友、《青年思想家》主编贺立华把《记忆》转发给了一些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其中就有朱多锦。不久,我收到朱多锦的来信,并附上了一篇别人介绍他的特殊文革经历的文章。我马上作了回复:“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小刊物的支持!文章待看。对有志于文革研究的人,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办这个小刊物的本意就是为了推动文革研究。对山东省文革的各种史实和重要人物,不知你是否写有什么文章?”我回复的时间是2008年12月23日。(下图:朱多锦2000年在道家圣地五峰山留影。)
朱多锦发来的文章是他上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杨政写的《文革时期的朱多锦》,我做了一些编辑处理后,于12月29日发还给朱多锦审定。得到他同意后,我们在2009年1月31日出刊的第13期《记忆》上刊发了这篇文章。
从杨政的文章可知,朱多锦原名朱孝全,后改为朱晓泉,老家在山东齐河县赵官镇程官庄,他于1965年暑期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革一开始,朱多锦也曾跟着“革命”过一阵子,但是在1967年夺权和造反派分裂并打起“派仗”后,他就不再参加那些“革命活动”,而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几乎成了“搜集资料的狂人”。杨政的文章里说:

他不分昼夜地在大字报栏前抄啊抄,忘了吃饭,忘了休息。他去外地串连,亦进行着这件他认为神圣的工作,于是山东师范学院铺天盖地、无以计数的大字报、全国各地许多大字报和油印小报,都不断地汇集到他的手中。当时有收废品的到校园来,很多同学就将一些油印大字报底稿都当废纸卖了,他就用从仅有的几元钱的助学金中挤出来的钱再买回来。现在,他说他掌握了文革的很多资料,应该不是妄言(今天,对他所占有的关于文革的资料,有人出惊人的高价收买,但他拒绝出卖,虽然他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在收集和研究资料的同时,朱多锦开始偷偷地将文革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开始了否定文革的研究。由于他的这种研究行为,在1970年春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他的全部资料被抄走,农村的老家也被抄家,抄到的书籍中有《新旧约全书》(圣经)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村里的人听说从他家里抄出了《资本论》,有人惊叹:“看看吧,原来这孩子竟藏着写资本家的书,真是危险!”……1970年7月29日,中文连(系)65级宣布分配方案,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不予分配——其中一个同学因不堪迫害跳楼自杀,当时还在医院里抢救,另一个女同学精神出了问题,朱晓泉则是被认为犯了恶毒攻击文革的“恶攻罪”,而且还说他已形成了“反动”系统的思想体系。属于他这种情况的,全校学生中就只此一人。他先是在校内监督劳动,后来又被放到山东师院办在聊城城外的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秋才给他分配了工作。文革结束之后,直到1980年5月5日,他在任教的禹城八中(莒镇)才收到了寄给他的平反通知。后来他调到了禹城二中(伦镇),才于1981年5月5日收到退还给他当年整他的三大本“黑材料”。再后来他调到禹城一中(禹城县城),才于1981年11月5日收到补发工资的通知,11月20日他到山师的“落实政策办公室”领到补发工资1007元(补发从1970年8月到1973年9月的工资,扣除其间每月曾发的生活费),到1982年1月13日,他又领到由禹城县教育局补发他的晚转正定级的工资差额款360元(从1973年9月到1977年10月)。就这样,他从受难到平反结束、补发工资,前后共遭难12年,比文革十年的时间还长。
朱多锦跟我联系上后,很快就寄来了他的《发现与批判》一书,收到赠书后我马上读了其中约占全书1/4篇幅的那篇文革研究论著,于2009年1月13日给他发去邮件:

朱多锦先生,您好!
今天收到了寄来的书,首先就翻看了你那篇论文革的大作。觉得相当好(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不让更多的人读到它真是可惜。能否将电子文本发来?我们一定尽量用上。文章太长的问题,我想可以分期连载或分成不同题目刊载。不过目前稿挤(长稿较多),暂时得等一等。

两天后,1月15日,我收到他的回复邮件:
 
来信收到。非常感谢您!
我的“文革”研究的拙作能得到您的认可,我很高兴!说实在的,我原来还担心您不认同呢!因为曾有不少人嫌我在文中有些话说得太“惊人”,有时还因我的研究方法而拒绝之!所以我就盼着能遇到知音和知己。想不到就遇到了您。对您,我是因知音而视为知己的。
何先生,我想告诉您,为了“文革”研究,我付出了人生极沉重的代价,牺牲了很多很多,当时仅仅因为一个偶然原因我才能活下来。不过直到今天我还穷困潦倒,我在山东文学社只是临时工。我知道,您知道了我的情况,不会看不起我。我这一切行为都是因了我总认为我们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是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和科学而奋斗。我这样做了,并坚韧地坚持下来——从不去凑世俗的热闹,只默默地走下去就是了;其中,我写作新诗只是一种自我抒发而已!今天能遇到您这样的知己,我感到已是我的一种幸运——人,能得一知己足矣!
非常同意您所说的做法。不日将把我的“文革”研究的电子件发给您,请您于《记忆》连载。不过,我想还是按我们原来所说的:先发杨政写的那篇。
再说一遍:非常感谢您!

1月19日,朱多锦再次回复我:

接到您的复信,读了,很是感动!
春节临近,祝您和您全家新春好!
得知您准备在《记忆》上发我的“文革研究”的全文,我思前想后,夜不能眠。可谓“思之泪雨坠,欢笑不成声”。一切都如您所讲。我们都是自觉地走上这条路的,且受苦受难。但,我想中国真正的进步力量就在这样一些知识分子身上。
……明日,我就回故乡,过年了,我还有87岁的老母。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电子原件,春节后寄来吧!其中有的我还要规整一下。
再次祝您和您全家新春好!

第二天又收到他的一信:

昨晚,给您发了一信,我说就要回家过年了,但因所在单位有事,未能成行,这样又有幸读到12期《记忆》。我越读《记忆》越感到你们创办《记忆》的意义重大。读《记忆》对我的关于“文革”的思考很有启发。
今日和杨政女士通了话,又谈到《记忆》要发她写的我于“文革”时期的报告文学的事,她在对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说:“如果能将全文全发最好了——分期也好哇!”……我说,我再给何主编去信商谈,看怎样。
我也收到吴迪先生的回信,说我邮寄给他的书和杂志收到,我也给他回了信。
再次祝您和您全家春节好!

2009年的春节是1月26日。大概他在发出此信后不久就回乡去了。
此后我就没有再收到他的邮件,也没收到他曾说要在春节后略做“规整”再发我的论文电子版。过了一段时间,我想起没有他的音信,还在想,他是不是在整理旧著时有了新的思考,在做进一步的修改?……
此后,因忙于编发完全按个人兴趣自办的刊物与写作,没再去多想朱多锦的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公开出版的报刊与书籍对文革题材著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与拒斥,一些本来完全可以在公开报刊或正式出版的书籍中发表的文章,也在走投无路之后越来越多地投向我们这样的既无稿费又无名气的电子刊物——仅是为了在文革研究的朋友圈里得到交流。来稿多了,也就没再急于催问朱多锦的文稿了。加上后来我在2011年底退出《记忆》,另办了《昨天》,其间又遭遇了电子邮箱因频发或群发刊物较多而被停用甚至被破坏,几次换用另外邮箱等变故,会不会是在此期间他给我的邮件因邮箱的问题我没收到?……从此与朱多锦失去联系。
在十余年后重读朱多锦的论著,我仍然认为他的这篇长文值得再发表一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十余年,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著述与新的史料,而且他在研究中所持的主要还是学生时代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观点,但他当年的许多看法仍然显得很重要,有些论断,比如说从人民公社到“五七道路”这种“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和以平均主义消灭‘差别’的做法”,是“对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一历史大趋势的拼命抵抗,由此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历史性”;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反映着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本质力量,表现着对那种阻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超先进’生产关系的冲决及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政治的触犯”;认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各对群众造反派的清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旦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就要对造反派“秋后算账”,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对造反派“秋后算账”,造反派无论怎样都没有好下场;以及“林彪是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制度的缺陷和在这个制度下的人性的扭曲及被放大了的民族的劣根”,“历史什么时候走出主要由林彪自己制造的‘神’的阴影,林彪就什么时候得到较公正的评价”等等,都是能够为文革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与启发的。
当晚小区来电以后,我上网试着看能否检索到朱多锦的信息,上网一查“朱多锦”,才意外得知他已经于2013年去世!
网上的介绍是:朱多锦(1945~2013),原名朱晓泉,号铸鉴。山东齐河人。196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起先后在禹城八中、二中、一中、齐河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1993年到山东省作协创联部工作,后任《山东文学》编辑室主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朱多锦是著名诗人、学者、诗歌评论家、《华夏文坛》原社长兼总编、《山东文学》原诗栏主持、山东青年作家协会顾问、济南七亩园文化论坛学委主持、中国青年文艺学会山东省委员会终身顾问。 2013年1月30日下午2点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8岁。
从这一网上介绍和另外几篇追忆文章看,人们只把朱多锦当成一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诗歌编辑,“主要成就”是“扶持一大批山东诗歌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文革研究。按他给我的信中所说,“我写作新诗只是一种自我抒发而已”,这一文革研究论著才是他自己所最看重的个人成就,用他自己的说法是“这篇稿子,我写了十六年。她,已是我的一段命运”,“为写此稿,我几乎牺牲了我的一切”。
从2009年1月我与他建立联系后又失联,到2013年1月他去世,这整整四年中,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他完成了对自己文革论著的“规整”吗?他年迈的母亲(从他的博客上查到他一首《哭娘》的诗,诗前说明他的娘于2012年9月24日上午病故),他自己的久病之身,是不是在这期间都影响了他对论著的整理、修订?他是不是在修订过程中对原稿又有了些新的思考,在进一步扩展成一本新书?……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再也找不到答案。
斯人已逝,但是他这篇花了十六年心血写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却留存了下来,此文在665页的《发现与批判》一书中占了178页,约139000字,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实际上就是一本小书了。与那些文学、诗歌评论文章混在一起编成一书,或许是为了减少出版的阻力吧?估计此书也是按当时的“时代特色”花钱“买书号”出版的,印数肯定不多,因此至今许多热心于文革研究的朋友都还不知道。
如果“买书号”出书,按朱多锦当时“穷困潦倒”的情况,多半也是友人资助的。在网上查到一篇怀念朱多锦的文章里谈到一则轶事:泗水一位文化商人苏富宽,为人豪爽,名下有印刷厂,曾借给朱多锦一万元钱。2008年底苏因车祸去世,朱多锦闻讯后打电话给苏的儿子,说要还钱。苏子惊讶,不知有此借款之事。朱多锦说,我知道你不知道,借钱的事你爸也没跟你妈说,但钱真借给我了,这几天你抽空来拿吧。苏子十分感动,说父亲去世后很多借了钱的都不认账了,我和我妈去要都要不回来……这事可见朱多锦的为人。
我决定将他此文的主要内容从原书中复制出来,通过现在的转换软件转换成电子版在《昨天》上发表,以提供给更多的文革研究者参考。考虑到篇幅问题,将前面的一至五章全文照录,后面篇幅较长的六、七章则节选其重要论述的片断,主要略去了原文对文革中红卫兵运动、林彪事件等过程的叙述(多是人所共知的内容且缺乏近十年来已经公开的一些新史料)及有关传统文化的影响、近代思潮的激荡等内容。原文长段落较多,经常是整页甚至连续三四页(两三千字)不分段,编辑时将有的太长内容细分了段落。
2021年1月20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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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泛舟】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朱多锦

自按:
这篇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的初稿写于1967年至1983年。中间是16年的时间。初稿发表于我曾执教的齐河师范的校刊《齐河师范》(1983年第2期•总第六期),题为《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署名:铸鉴。之后,我又从初稿出发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为书名,终于写成一部书。这时已是2003年。其间已是36年的时间。现在看来,辑于此书的这篇文稿,与其说是1983年刊于《齐河师范》校刊的那篇题为《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如说已是我后来所成之书的提纲或缩写,这样这篇文稿辑于此书时也改用了后来所成书的书名。
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1967年春),我便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那时我还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先是预言“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即探讨其注定的结局,后是探讨“文化大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的根源。我想,正是决定“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社会深层的矛盾运动”注定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进程及其结局,而这种“社会深层的矛盾运动”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在于揭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然而,要想揭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重要的又是对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的把握。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及其前后的一段时期里,一直掌握着人们的思考的只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代哲学”,当时即使允许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话,由于思考历史的方法不对,人们也无法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这样,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当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思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关鍵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为了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必须把握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为了把握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必须正视自己正怎样思考历史,以求校正自己的思考。这样,我在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必须随时思考自己正怎样思考——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自己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思考自己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文化大革命”…… 这已是关于历史哲学的批判问题。正因如此,这篇文稿在《齐河师范》(校刊)发表时,题目就定为《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当时同时还有副题:《“文革”哲学的清算和终结》。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步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危险的政治禁区,当时我是把自己的头颅挑在了枪尖儿上。由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后来,一位友人在他写给我的一首诗中这样写到我那时的这种情况:“你在昨天拣起一块沉重的历史/它的名字叫‘文革’/你说:我把它拿到明天研究研究/——你几乎搬不动它/你为搬动它曾被坠进地狱。”(见徐树爱的诗:《思考命运的命运》)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我遭遇的是一种沉重的命运,直到今日,我还在以我的一种命运现实而付着出代价。
今天,自我于《齐河师范》(校刊)上发表此文初稿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在这后来的多少年里,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又丰富了许多,但无论如何,其所因循的“原理”却还是我早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所确定的。我相信,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角度,迄今也许还和所有别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都不一样。


一 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再向前推进一步。”(德国:海涅•1797~1856)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已成为昨天的历史,且已终于被否定,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反思“文化大革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由此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常出现这样的时代衔接:一段动乱百废的历史,竟继之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 这是因为在那段动乱百废的历史中常蕴涵着足以使它的下一个时代繁荣昌盛起来的丰富的“历史营养”,然而这种丰富的“历史营养”的汲取还取决于对那段已成为过去的历史的“消化”。我们要真正消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在于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本质,而这,除了所应具备的政治环境外,还取决于我们怎样思考历史、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为了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变为科学,我们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必须思考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从而校正我们思考历史的方法。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思考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文化大革命”。

二 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我们正怎样思考发生于我们昨天的“文化大革命”呢?为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看“文化大革命”曾让我们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曾让我们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曾铺天盖地,然而,不管怎样,其首要的是在今天仍需要人们回答的两个问题,所不同的只是用意和答案已不同而已。这两个问题是:应到哪里去寻求“文化大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的根源,这种根源到底是什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1966年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是这样讲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于是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重要文件及“重要人物”的讲话(大都是当时第一次披露的“最高指示”)是这样阐述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转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见196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见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转自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的谈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见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转自1966年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见196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见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见1968年5月16日《解放军报》)。
同时,见诸报刊及广播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宣传都是重复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解决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里的夺权”,“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解决人们的世界观,改造人们的头脑的大革命”,“是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对于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和宣传,除了美化性地竭力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意义”(包括“政策”)外,还说明了什么呢? 它还在说明“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源只能到意识形态领域里去寻找,只能求之于伟大领袖的“天才头脑”,求之于对“苏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实应是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的否定及所实行的改革)的总结,求之于革命群众对领袖不断增强的忠心、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阶级敌人,特别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无比的阶级仇恨,求之于革命群众对“思想革命化”的无限向往和迫切追求……总之,“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源只应到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去寻求,只应到人的头脑中,特别是只应到伟大领袖的头脑中去寻求,而其之根源只能是资产阶级“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的企图和“无产阶级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的这样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
今天,“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了一种空前灾难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的形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定下的是非,应改变的都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然而,人们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原则及其方式是否改变了呢?即是说我们现在是正怎样思考已成为我们空前灾难的那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呢?
到今日,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已经历经了“政治(批判)性反思”、“文化性反思”(于是便有“寻根文学”),正见苗头的是“自审性反思”(其标志,可见巴金的《随想录》)。总结已经历和正开始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各个反思阶段的反思。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正这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的:把“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归之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捣乱,归之于一切政治骗子的祸心、野心,把当时社会上很多不正当问题的出现归之于一切坏头头儿的私心和一再由私心表现出来的派性,归之于一些群众因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而上当受骗,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归之于国民素质,即其劣根性,归之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政治影响,归之于法律的不健全……最后,是统统归之于“极左”(包括“极左路线”及“极左思潮”)。有很多探究“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文革研究”的著述都是以此立论的。
比如席宣、金春明著有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这是本较有影响的关于“文革研究”的书。此书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在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的结果,书中所讲的三方面交互作用的因素是指“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实际上,这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无论如何都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关于思潮、观点和认识的交互作用。这里的根本问题是:这样的思潮、观念和认识是哪里来的?是什么决定了这样的思潮、观念和认识呢?
其实,这样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只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否定这样一种历史事实的实现。然而,思考其兴起根源的思考原则及方式却还是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那种模式,即对“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只到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去寻求,只到人的头脑中去寻求。这样来思考“文化大革命”,是在对历史事变的思考中把对人的政治责任的明确或刑事的追究与对历史变动根本根源的寻求混同起来了。问题的根本点在于:是一些人的政治行为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历史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及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历史造成了那样一些人的政治行为? 今天,按着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那种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原则及方式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恰恰把问题给弄颠倒了。
这种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原则及方式是以下述历史观为基础的:一切历史变动的根源,归根到底只应到变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政治变动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关于这点,总是不去设想。
这种历史观的本质在于用人的“社会意识”来说明人的“社会存在”,用思想的进程说明事物、事件的进程,用一个时期的政治关系来解释相应的经济生活条件。
这种历史观在于指导人们思考一切历史事变时,竟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形态,一碰到这些形态是由当时人们的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下了步子。
这种历史观总是让人们的思考在意识形态领域绕圈子,总是不能让人们掘开时代意识的覆土去发现该时代的历史基石,这正如蹩脚的地理地质学家,只限于指出哪里有山、哪里是海,但不能指出那里为什么有山、是海。
今天,我们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按着由“文化大革命”固定下来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及方式来思考历史,来思考“文化大革命”及其兴起根源。这是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模式(其实,我们今天同时还用这种“思考模式”来思考对现实的改造及改革,这是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关于解释历史和改造现实的一种哲学,“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遗患就是这种意识遗患)。
用这样的由“文化大革命”固定下来的思考模式来思考“文化大革命”,是不能科学地回答如下这样的问题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单单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呢? 为什么领袖头脑中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念单单在那个时候产生呢? 为什么只能是林彪、“四人帮”之类的人物在那段历史中成为人民的灾星呢? ……
到此,我们还应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再仔细地思考一下我们的思考,就会发现,我们只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只在人的头脑中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意味着的是,面对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政治力量的斗争交织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的历史画面,注意的只是“运动”,而不是注意“什么在运动”。
现在,我们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在运动”?

三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我们将会看到,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不仅将使我们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会打破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思考历史的方法——那将是一次哲学上的大变革,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这种哲学上的大变革、思想上的大解放,将会使我们从根本上着手关照我们今天的改革。
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要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要打破由“文化大革命”固定给我们的思考历史的原则及方式,首要的问题是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要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最可靠、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是不忘记“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的基本的历史联系。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的线索——不必说那时曾是怎样歪曲的。不过,我们仍可以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联系中先找到它的“意识”的“前因”,把那个“前因”抽出来,单独考察,究其物质的本质,然后再把它放回到基本的历史联系中,便可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联系中,“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可以说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初见于1965 年11月10日《文汇报》)。关于对《海瑞罢官》历史剧的批判问题,毛泽东曾有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见毛泽东于1965年12月21日上午给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纪要)。彭德怀为什么于1959年被罢官呢? 因为他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即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曾将自己对19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进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写给毛泽东。看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的历史联系的链条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可先推至1958年。原来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到1958年便在那里打了一个很大的矛盾的扣结,“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奥秘就深涵于那个矛盾的扣结中。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矛盾的扣结”从历史的关系中单独抽出来进行考察——
在 1958年的“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化的组织形式”,见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中,能以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固定下来的则是人民公社(1958年8月2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此之前,中国农村从1951年开始搞互助组,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陈伯达一次从福建回到北京,提出“乡社合一”,一个乡办一个社的主张。毛泽东倾向于陈伯达的意见,后来,于1958年2、3月间,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型,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个思想,当时被作为重要指示向下宣传。河南省响应最快,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是1958年春由27个合作社合起来的,到夏天忙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新乡县七里营也跟着成立人民公社。毛泽东在河南省新乡县视察时一句“人民公社好”的指示震撼了全国。1959年8月29日的题为《人民公社万岁》的《人民日报》社论是这样陈述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经过的:“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3月间召集的有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成都会议,考虑到这种情况,就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的建议,这个建议随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同意。 在这以后不久,在五月间举行的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就是这样,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新的社会组织就应运而生了。……六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才选择了‘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而在八月间党的北戴河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高潮时,到年底,高级社还不到两万个,但到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已扩展到74万个,从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26000 个人民公社,加入公社的农户,达到了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人民公社,那是包含着 1958年的总路线精神、体现着大跃进形势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五位一体”的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先是农村人民公社,很快又是城市人民公社。关于城市人民公社,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的题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的社论这样说:“一个新的声势浩大的、波澜壮阔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出现,可以预料,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全国各个城市将像广大农村一样,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大家知道,早在1958年夏秋之间,在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城市都先后试办了一批人民公社。经过一年多以来的巩固、提高和发展,目前参加城市人民公社的人口已经超过二千万人。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的多数城市,已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0年3月31日的《人民日报》的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的社论说:“今年以来,一个组织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高潮席卷全国各个城市。现在许多城市正大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生产关系,同时也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一种社会基层单位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它的特点,按当时的话说,那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是一种“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一的组织形式”(见1959年第1期《红旗》杂志社论:《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载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它是“大”的,无论从哪种范围来讲,它都是大的——只就户数来讲,一般都是由原来的一二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5000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很多地方,一个县就宣布为一个公社,“所谓大,就是公社规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一般说是万人社以至万户社,一个社的范围等于一个乡(如果原有的乡太小还可以扩大合并)。”(见1958年9月3 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全国的74万个农业社,平均每社约160户,在1958年夏秋之间合并改组成为26000多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约4600多户,以后经过整顿,又改组成24000多个公社,每社平均5000多户,也就是说,相当于原来农业合作社的30多倍。”(见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0页)。“人民公社拥有几千户以至上万户的人力,几万亩以至十几万亩的土地”(见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59年9月14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它是“公”的——在那么大的范围内实行公社所有制,其中包括以公社一级为统一核算单位及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1958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这样说:“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生产工具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为社有。有少数公社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1958 年第7期《红旗》杂志刊登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应该交出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当时,在党中央主办的《红旗》上刊出的嵖岈山公社章程成了人们仿效的榜样。“很多公社,今年(1958年)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全由公社包干供应。”——当时实行“共产主义”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甚至实行“全民供给制”(见《农业化重要文件汇编》)。山东省范县于1958年10月28日召开万人大会,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具体规划送到党中央,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同时又具有政权的性质,“由于人民公社实现了工农商学兵的结合,超出了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范畴,而成为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统一体,乡一级的政权当然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必须同公社合而为一。公社社务委员会,就是乡人民委员会。 再进一步,人民公社的县联社也将有同县人民委员会合而为一的趋势。”(见1958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当时一再宣传说人民公社不但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同时还可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统一调拨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便于加强国家的领导,便于对广大农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样,1958年人民公社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平均分配,无条件地平调生产队甚至农民个人的财产,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原来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及家庭副业全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取缔。1958年的人民公社已“公”到“共产主义”那里去了。
可是这种“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所对应的生产力实际上却还是很低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以人力、畜力为基本动力和以从秦汉沿用过来的生产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而在工业生产方面,除“重点企业”外,有不少还停留在或刚刚脱离作坊工场式的生产状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对于还很落后的生产力来说,应当说是一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这样,人民公社在社会生产中所造成的是一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极不适应的矛盾,同时又以这种生产关系的所谓先进性迷惑、掩盖或掩饰着这种矛盾。
农村人民公社的出现,是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过程的,它包括从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开始搞互助组,“到1953年互助组已普遍发展起来,到1955年夏秋之间合作化形成了高潮,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社”(见1959年10月29 日《人民日报》:《谭震林同志在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讲话》)。在人民公社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已经有了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不适应,到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种不相适应已发展成为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
在城市,城市人民公社,除了城市街道政权组织和一部分企业生产及商业合作社的“合一”外(这些大都是“集体所有制”),而凡独立的企业、商业组织形式(这些大都是“全民所有制”)则除了和政权“合一”外,主要则是在生产上和交换形式上落实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精神,它表现为每个企业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它湮没的是商品、市场、价值规律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中国的工商业早在人民公社之前,在经过了“公私合营”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就已开始以“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而程度不同地体现着一种“一大二公”的性质了(1952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经过4年,这一改造基本完成),到1958年,则由“人民公社化”都一齐“化”到“共产主义”那里去了。如果1958年先出现的农村人民公社被认为是典型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话,那么在城市企业生产和交换组织形式上则是一种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和交换,亦即是一种人民公社式的生产(交换)关系。
这样,1958年所造成的历史的“矛盾扣结”,进一步说应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
然而,对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只要具体地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来分析,立刻就会发现其于“超先进”的形式下面的极端的落后性。由于它是“一大二公”的,由于它是“政社合一”的,这样,它在各种范围各种领域里,一方面取消着标志社会主要进步的社会分工,取消着作为现代社会进步主要动力的商品交换,将生产者的生存、生活完全框定在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状态中,一方面却又使生产者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分配诸方面都只能是对政治权力的人身依附,使生产者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被剥夺(不是剥削),使生产者和生产管理者变成两种社会身份,从而使生产者的生产职业以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的形式从此固定下来。这种生产作为一种过程,一方面由于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上没有明确的人格代表,从而在生产的“风险承担”上和使生产过程本身呈一种原始的共产状态,一方面却又由于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直接的占有和分配支配,从而使社会完全唯长官意志之是从,从而出现的是生产者人身完全的政治依附。
这是内部极其矛盾的一种生产关系:在生产“风险承担”上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原始共产性和生产者人身的政治依附及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完全占有、支配性(奴隶制占有)的矛盾——生产的原始共产性和奴隶制占有性的矛盾。它的总的特征是:生产的“大锅饭”,生产者人身为政治所束缚和生产者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为政治权力所剥夺。它的落后性主要表现在其本身的内部的严重的矛盾性上。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的这种矛盾,一方面使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起码的生产积极性,它压抑的是生产力中的最积极、活跃的因素——人;另一方面却又在生产过程中使生产管理者所关心的只是政治权力本身而在“生产风险承担”上和对生产本身却掉以轻心(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所采取的方法是“突出政治”和开展阶级斗争,然而这样却更加剧了这一矛盾)。“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首先是由人民公社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的矛盾所引起的。这样,1958年人民公社“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应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严重落后性和生产力在一个新时代要求迅速发展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曾不是一般地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是一上来竟是对生产力的灾难性的大破坏——这种情况,凡是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人,都是记忆着的。正如以上所说,当时“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生产是完全被置于一种狂热的盲动之中,单方面地追求生产的高指标(追求粮食生产和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在长官意志支配下演出了一幕幕极其荒唐、荒谬的悲剧。早在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就宣布,在钢产量方面“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从1955年底到195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就出现了两种思路:一是心急求快,指标偏高冒进,一是强调稳定平衡,反对冒进。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批判“反冒进”。从1958年1月到4月,是一连串的会议,一连串的批判“反冒进”,其中在南宁会议上,开始提出跃进动员口号和提高生产指标,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他说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做了“不看”二字,那是骂我的。最后主张发这篇社论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不得不先后做出检査。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只能提“反右倾”,不能“反冒进”,会议气氛相当紧张。3月的成都会议,在继续批“反冒进”中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会后不久,中央批发了冶金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设想钢铁产量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即在1977年前后年产钢铁一亿吨。到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见1958年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此后,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各项工业指标开始大幅度提高。1958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工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粮食问题已以经解决,主要精力应转向工业”,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其他主要工业指标也成倍甚至十倍地提高,并向全国人民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全国很快就形成了“以钢为纲”的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到年底,还有四个月时间,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指标,全民动员,砸锅毁林,土法上马,9月份,全国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有5 千万人,建起小高炉60万座,10月份,上阵6千万人,到年底达9 千万人,然而所炼出的只是基本不能用的土钢土铁。大炼钢铁赔了50个亿。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时,全国农户99%参加了人民公社。当时提出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年赶超英国”、“××年赶超美国”等口号,大办公社食堂,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大放卫星”(即比看谁虚夸得厉害)。报纸上的粮食高产纪录被不断刷新, 1958年初,报纸报道了一批亩产二三千斤的丰产纪录,到夏收期间,“卫星”接连上天,比如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此公社当时放了第一个小麦亩产 2105斤的“卫星”,以后纪录便被不断刷新,从亩产2394斤……直到亩产4412斤,报纸已宣布为冬小麦亩产“最高纪录”了,但几天后,又接连放出亩产4535斤、5103斤的“卫星”;早稻亩产达到了15000斤,并且是地委第一书记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亲临验收的。8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大跃进宣传报道中注意事项的通知》,要求控制宣传高产数字。但不久又报出早稻高产36956斤、43075斤9两的“高产卫星”,最后,竟报出并禾密植亩产130434斤14两4钱的纪录。
由于在农业上这样浮夸胡闹,全国的大饥荒紧跟而来,正是在庐山会议上反击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时候,全国储备粮已只剩下330亿斤,平均每人只有50斤,各大城市纷纷告急,当时全国上下已因饥荒而都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据有关资料统计,只1960年这一年中,中国人口就减少了1000万之多,从1959年到1961年累计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人数——估计高达2700万人,人口统计最后结果,比这个数字还可能要大得多(见楚汉著《中国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一书)。同时由于盲目扩大基建投资,大量增加职工人数,大幅度提高积累,削弱了农业,挤垮了轻工业,搞乱了经济秩序,造成惊人浪费,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讲,当时中央批准的重点项目后来下马的就有500多个,地方项目5千到1万个,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1958年招工2080万,一年需付工资五六十亿。大批工厂停工待料。出口商品信誉扫地,出口瑞士的煤炭,1/3是石头。外贸逆差 7 个亿,财政结余用光,银行增发钞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同时,由于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破坏了各种积极性。一方面是生产力严重破坏,一方面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失调本身更会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后来,在“三面红旗”下的这种狂热曾被总括为“五风”(“强迫命令风”、“虚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和“共产风”)。这样,本来就很落后的生产力在又遭到灾难性的大破坏的情况下,与“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就更趋于尖锐。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客观上成为“三面红旗”出现的一种政治准备。反“右派”运动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灾难,由于毁灭的是当时中国最宝贵的财富——知识精英,这就在给那些知识分子及其家属造成命运严重不幸的同时,极大地迟滞了中国文化科学的发展,也正因为对知识分子这样的致命打击,使“真话”从此无从敢出。由此“巩固”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后已经造成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适应的局面,使人民公社的出现不再遇到“阶级敌人的反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最后导出了“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发出号召: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3月8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右派分子”张奚若说:“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于是大跃进的凯歌便传遍中国,“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1958年之后,在斗争的反复中,“大跃进”的形势持续下去。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曾有短时的反“左”;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结果却成了反“右”的,将在会上谈出1958年的“三面红旗”的真实情况的“彭黄张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 打成“反党集团”,庐山会议以一纸《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又开始了庐山会议后的持续大跃进——1959年8月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反右倾”运动。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目前有一种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出现在地平线上……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种悲观主义的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开始,运动的重点在党、政、军机关。一时间,到处都在揪“小彭德怀”,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都列出重点批判对象。各省省委、省政府都有一批负责干部划为“右倾机会分子”(其中有两个省还效法庐山会议,揭出了以省委书记、省长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县社一级基层干部的打击面更宽,斗争锋芒直指一大批实事求是、体察民情、肯说真话实话的党员及干部。后来,运动涉及到全社会,在农村是普遍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有一个专区竟批判了3800个上中农)。然而,由于严峻形势(全国上下大饥荒)的逼使,对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又不得不进行调整,1961年初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曾有《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调整工农业生产的文件,此外还有《科研十四条》、《文艺十条》及《高教六十条》等文件,到1962 年初(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又对“大跃进”进行了“检讨”。这期间,在农村曾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在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了相应的“调整”。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虽有艰难的缓和,但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性质却始终未得到多少改变,比如在农业上,虽说“队为基础”,实际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级决定,连农民吃多少口粮,都得由县以上政府决定,生产队实际上根本没有自主权,没有产品支配权。整个局势一直是在反复中持续“大跃进”。
到196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于1961年的“调整”又进行了否定,对1962 年年初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大跃进”的“检讨”又进行了否定,对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投降风”等所谓“右倾”表现进行了批判;到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多次讲话。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开始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先有一段历史的追溯。早在1952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5页);之后,全党的注意力曾一度开始集中于发展生产,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问题。可到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中又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他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见于1957年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已是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任务)判断的根本性改变,这样就使1957年成为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变化的关键性的转折点。
严重的是,这种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使中国历史的进程从此置于一种荒谬,这是由反“右派”斗争及其关于阶级斗争理论本身的荒谬所导致。首先在反“右派”运动中先有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判断(见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接着又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划定,而“资产阶级右派”的划定又是根据被划对象的政治思想的表现进行的,(当然一旦要划定某人为“右派”,还得联系其历史上的政治思想表现),到运动后期又具体制定了从划定对象政治思想表现出发的划定“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这就从此开了以政治思想为标准来“划阶级定成份”的先河。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只能从经济关系中,即从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才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特征,由此才能提出判别和划分阶级的依据。这是由马克思早已反复论证了的。之所以说毛泽东这样以政治思想为标准来划分阶级,从此将中国历史置于荒谬,是因为这样的划定是只凭人来进行主观判断,结果是凡拥护“我”的便是所谓“无产阶级”,凡反对我的就被划为所谓“资产阶级”,其必然导致“以我划线”的荒谬,同时这样也必然造出一个“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神”,这就又导致了造神的荒谬。更危险的是从此使一代历史哲学陷入一个时代的怪圈——既然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关于政治思想的,那么关于历史便只能以人的“社会意识”来说明之,关于现实,便只能到人的意识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及问题解决的动力和方法,这便直接关系到后来人们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根源的思考模式的形成。
1957 年之后,人们从此只能在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中度日了。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是在抓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表示: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见1980年第二期《党史研究》)。于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潮中,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倾向。”“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插起来。”当时的“拔白旗”是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后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总结和彭德怀的斗争时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就这样,“三面红旗”是一路“阶级斗争”。
问题是到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这已是在经过了大跃进失败和由大跃进的失败所造成的大饥荒刚有所好转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又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仅意味着从此要把人民公社这种生产关系和大跃进的形势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断地维护之、维持之,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是继1957年而从此将中国历史的进程置于最后的荒谬,从此便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仿佛之前我们已曾经历了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与此有关的一些理论便都成了最真的真理。其实,当时及其之前的中国历史,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一种农业社会,而且还是一个被列强不断侵略和瓜分的农业社会,其中,无论1949年之前原有的工业生产成份,(“旧中国全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工场手工业在内,和农业手工业之比,1920年是1∶9,1936年是1∶5,1949年仍不到1/4。 在旧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一般要占65-75 %,约占2/3至3/4;个体手工业加工场手工业生产,一般要占20%左右;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业生产,低时占4.7%,高时也只占17%……原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仍然是一个汪洋大海。”(见姜铎:《略论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发表于1986年3月11日《文汇报》)还是再加上1949年之后新建的工业生产成份,其所有工业生产的比重都不足以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
所谓阶级,那是一种“历史现象”,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见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这种“人类关系”首先是一种生产关系,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其农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农民,其社会主要是一种“等级社会”。“阶级社会”是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后才出现的(首先是在英国“第一个工业社会”),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它是和工业社会的工业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阶级,是和其中的资产阶级同时由工业的社会生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能是出现在一个工业社会里的事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原来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其实就只是原来农民中的“穷人”,所谓贫雇农。其实,工业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所谓“无产”,在马克思看来,那是指不拥有生产资料,即大机器,由此而被雇佣,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穷”,虽然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也是穷人。
正是在一个“穷”字上,在一种世俗的意义上,将中国农业社会的穷人和西方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给弄混了概念,从此一切都给弄错了,首先是对历史,原来对以前所称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也只是农民当时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对抗,即“农民革命”,以求实现获得土地的要求而已,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农民的领军(关于这一点,倒是早就这样给弄错了)。之所以说从此使中国历史的发展最后置于荒谬,是因为从这样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从此开展起所谓“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化”的斗争,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农民道德理想的追求,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从这种意义出发,对“革命”的解释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革命”无非是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实际上其之政治实践只能是将在农民意识目光中的“坏”的事物、现象、归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好”的事物、现象归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这样,这种“革命”,无非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思想革命化”为旗帜进行农民道德的征战。在这个问题上,这时先是重提1958年提出的“红”(政治)与“专”(业务、技术)的关系问题,不准以“生产”压“革命”,不能以“业务”压“政治”。从此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终于“升华”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实践。这里应说明的是,到这时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趋势应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从此开展起来的这种在意识形态里的所谓“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化”的斗争,一方面是对“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的掩饰、掩盖,对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维护、维持,结果在历史性上是对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顽固对抗。这是最重要的。这直接决定了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这样,这里的论述如果附有对毛泽东的晚期思想阶段划分的话,其之第一个阶段,应是从反“反冒进”的1956年到1962年的中共的八届十中会。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其思想开始一步步转入荒谬,标志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推行手段的一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从此中国所做的实际上是顽固地对历史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对抗。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应当说“文化大革命”早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宣布”开始了。我们看到,原来并不露面的江青开始从此露面抓“京剧革命”(1963年),在戏剧界开始对“鬼戏”进行批判(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所作的批示上对几年来的“各种艺术形式”作了全面否定,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3年12 月),于是在文艺界掀起批判“八论”的高潮(即“写真实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一批电影(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小说(像《三家巷》、《强盗的女儿》、《赖大嫂》)和文章(像《文谈诗话》)都受到批判(1964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对“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6月27日)。同时,这期间,在哲学界推出了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史学界被触动的动静也不小,比如就有关于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叛变问题”的批判;在人生哲学方面,也以问题讨论的方式推出批判对象,比如就有由冯定谈“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本书在青年中批判开来;还有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包括电影),这时也提到批判的日程上来,像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像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晴朗的天空》等。 这时中苏两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论战也白热化起来。于是便有“防修反修”,便有防止“和平演变”和接受所谓苏共“变修”的历史教训的问题提出来,拒绝西方的所谓“物质诱惑”,大搞“思想革命化”和防止“和平演变”。
所有这些,都反映着“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
①到这时,上层建筑反映这种矛盾运动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有了相对独立性;
②那种对“三面红旗”所造成的危害表示抗议和努力于生产力恢复及发展的力量,不但在政治领域的斗争中有所显示,而且在哲学、文学、戏剧(包括电影)诸领域也已有所反映,所谓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所谓“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有些就是对造成全国大饥荒的大跃进的一种极隐晦曲折的批判或抗议;
③“三面红旗”的辩护者,“超先进”生产关系的维护、维持者,到这时实际已开始将斗争游离于“经济问题”本身,开始反过来只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来解释、说明客观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开始将斗争的根源只局限于政治思想本身,明显地只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人的头脑中寻找社会力量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明显地只以思想的进程来代替物质的变革和进步,从此开始的是时代的一个新阶段——其性质是以所谓思想“革命”对抗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由此便终于有了“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导火线——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就奠定了将来真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④到这时,“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已使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斗争开始明朗化……大的斗争风暴的到来已不可避免……
这样,如果这里的论述再附有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划分的话,那么从196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是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由于毛泽东的“左派政治”的推行中遭遇抵制,又加之国际共运的分歧激化,毛泽东将这些都归之于修正主义的表现,使“反修防修”成为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践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晚期思想第三阶段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了。
“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在未来一系列历史联系的链条上必有一环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运动,那种了结这种矛盾冲突的运动在将来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将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这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及继续。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同时,并指出那种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种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一再被批判,到党的“十大”(1973年8月),在清算林彪的过程中(见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又提到中共“八大”所提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问题,并重新批判,说“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实际上正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才真的是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把握。中共“八大”过后两年,“八大”所言的那种矛盾便更严重地具体表现为“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为了便于具体分析问题,在这里,我们把问题都归为“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会更合适些和方便些。
把握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超先进”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是理解“文化大革命”兴起及其展开的钥匙,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展开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事实上是,你要了解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社会,请分析中国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及其形成过程吧——一切社会问题的性质首先是社会生产的问题,而社会生产的问题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即如马克思所言:“划分经济时期的事情,不是作了什么,而是怎样作,用什么劳动手段去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只就农村人民公社来说,作为生产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土地关系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宗法的农业社会,其整个历史的秘密就在土地关系的演变中——在古代中国是这样,在近代、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的情况仍是这样,只是对近代和现代还要考虑到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融这个宏阔的历史背景的形成和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工业生产开始出现的事实而已。
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就可以直接说明那种“一切历史变动的原因,归根到底应当从变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的思考历史的方法是怎样颠倒历史上的因果关系的。实际上,不是人们的思想的变动决定着那样的一种历史变动,而是那样的一种历史变动决定着那时的人们变动的思想及思想的变动。那样的一个时代历史的基石正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那应是那个时代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不是那时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那时人们的“社会存在”,恰恰相反,正是那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那时的“社会意识”。只有这样来思考历史,才能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

四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为了弄清“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源,首先,我们应当这样思考我们昨天的历史:我们昨天那整整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即为那种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综合。从这种意义来讲,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所谓人民公社式社会主义社会。就在那种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着实际上反映那个时代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人们的种种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所构成的政治斗争,这便由种种联系、相互作用的政治力量及其斗争交织成一幅幅关于上层建筑的历史画面,然而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某种感情和观念的人们,会以为这些感情和观念就是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构成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对立统一。是那种生产方式奠定了那段历史的时代基石。问题是那段历史的时代基石总被层层意识形态的覆土所掩盖,我们要了解那段历史的真实,非掘去那层层覆土不可。
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首先不是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念,首先不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捣乱,首先不是各种政治骗子的祸心及“坏头头儿”们的各种私心,首先不是被投进那场噩梦中的人们的迷茫、恶作剧和混战拼杀……——所有这一切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如果单从这一些出发来理解“文化大革命”,那就等于以“文化大革命”本身来解释、说明“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运动——“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真正从历史的本质上把握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先后出现的各种事件(政治的、经济的)的是非、各种人物的功过。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曾出现过各种政治角色,对这些政治角色,我们总应该这样来理解:假设活动于那个历史舞台上的具体角色不是当时的那些人物,由当时那种由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历史就会“制作”出另外一批类似的角色来替代他们,并且这个替代是一定会出现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的根源只应到昨天那段历史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求。其间一切问题的最初的根源——包括各种人物的命运,甚至包括当时每个人的梦幻——都可以到那个时代的那种关于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当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及发展要受到其他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上面已说及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积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民素质即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当时国际上特别是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及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影响还特别重要),甚至还应包括当时政治舞台上重要领导人物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及个人性格,甚至连中国的地理位置、地球上的气候的变异、星空间的奇异现象及自然灾害及突发的灾难(比如地震)等所能造成的在政治、思想上的结果或启示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曾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因素之一,然而这一切因素都只能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而这里的社会内因只能是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运动。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说及一下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影响。本来,1949年之后“中苏友好”关系是压倒一切和其他各国关系的关系的。苏联作为一个世界上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当时曾家喻户晓。中苏关系的变化始于斯大林死后,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口诛笔伐,公布了斯大林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材料。开始,中共对苏共二十大是肯定的,但是当1956年6至10月发生了波兰事件(波兰的波兹南工人游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和同年10月下旬到11月的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标志便是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1958年之后,又有苏方对中国“大跃进”的所谓“攻击”和对“金门炮击”的指责,这样,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已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里应外合,其中“外合”的就包括“苏联同志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第463页)。因此,毛泽东提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同上书第391页),毛泽东这时已把修正主义同“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一道看作“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同上书第八卷第601页)。之后,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通知书,会上又对中共围攻。1960年7月16日,苏方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1960年11月,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参加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方又散发了“攻击”中共的信。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指名地“攻击”了中国,并于会后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出红场列宁墓,从而把斯大林的偶像彻底打翻。正是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到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责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上是反革命。到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把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同国外修正主义归为一类,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修正主义。”后来,从1963年3月开始到1964年10月止,中苏两党围绕着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又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通过这场论战,毛泽东确信在苏联修正主义已上台,并反观国内终于得出中国也可能出修正主义的结论,从而使他的关于“反修斗争”的理论更体系化了,由此加强了他的反修防修的急迫感。今天,在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时候,很多人认为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到若干年后中国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问题,于是为了使“赫鲁晓夫主义”不在中国重演,后来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应当说,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确考虑到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遭遇。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针对苏联赫鲁晓夫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毛泽东接着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中,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可见毛泽东对“中国赫鲁晓夫”出现的高度警惕,即是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的确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从上所述,我们看到毛泽东首先是从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出发而考虑到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遭遇的,如果当时中国没有由“大跃进”问题所引发的一切,何必担心将来也会有人在自己身后作“秘密报告”呢? 况且中共和苏共关系的变化本身本就有着关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问题的影响作用。这样,这里的问题就又归到中国的“超先进”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上。
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追寻,至今,人们已经历的所谓“文化反思”无非是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主要归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谓“自审性反思”,无非是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主要归于国民素质问题,这已是关于国民劣根性的问题。然而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民素质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这种影响和问题单单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才发生了那样的作用呢? 事实上,这种影响和问题只有通过“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才在那时产生了其应有的作用,否则,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影响和国民素质问题而照常一般地存在。 还有,我们最后是将“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归之于“极左”(路线)了,然而“极左”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问题,它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甚至只能是对一种政治、路线或思潮的“说法”而已,即只是给那种情况取了一个名字,“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只属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它说明不了任何什么(本身无法说明本身)。重要的是这种“极左”的社会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本身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这种本属意识形态的问题的背后又是什么? 总之,我们总不能只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人的头脑中寻找历史事变的根源。
然而,“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到底又是怎样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呢?
……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似乎偶然事件的积累,才表现出它的必然的客观性的……而具体的事件一旦作为社会政治斗争而进行,一部分人之所以站在斗争的这一边,另一部分人之所以站在斗争的那一边,则完全是由个人的“社会存在”及由此所决定的根本利益所至。这才是我们所说的阶级、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的真正涵义。阶级,从社会本质上讲,从来都不是“思想”的问题,其“思想”只能是“社会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一种反映——首先反映从自己的“社会存在”出发的物质利益的要求。所谓政治从来都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
在昨天的中国社会,反映“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高体现是专政党的高层及最高层的党内斗争,其过程是或明显或隐形地以曲折、复杂的形式在专政党内的高层及最高层进行着政治分化(分歧),这种分化(分歧)应当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前就开始了。明白地说,由于生产关系的盲目推进而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的矛盾一经产生,这种政治上的分化(分歧)也就开始了,确切地说,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速度上一出现两种思路,这种分化(分歧)就开始了。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58年1至4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和武汉会议,“冒进者”是一直批判“反冒进”,这就有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政治斗争的过程。有时,问题仿佛是解决了,分歧仿佛消失了,比如到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反冒进者”在会议上再次做检讨后,毛泽东就宣称:“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然而正是从这时开始,终于发展成更大的“冒进”——大跃进,很快造成的便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和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更严重的矛盾。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由这种矛盾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专政党内的政治分化(分歧)及其斗争就谁都无法阻止了,尽管斗争时起时伏、曲折复杂,尽管现象掩盖本质。在这里,我们还应另提到一点别的,那就是在成都会议上(1958年3月),毛泽东除了批“反冒进”外,还特别讲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同时也为将来的历史埋下了一种伏笔,这是后话。
对这种分化(分歧),如果具体到具体的历史情节和具体的历史人物,我们就会看到那是一种怎样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1958年前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政治斗争,在专政党内的最高层,“反冒进”者一方主要是周恩来和陈云,刘少奇则只是对“反冒进”的支持者——在当时一味强调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情况下,周恩来提醒大家注意防止冒进,要按客观规律办事,1956年1月30日,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讲了这个意见,按他的意见,在6月中旬将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调整1956年的发展经济指标。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中,针对急躁冒进倾向提出“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建设方针。毛泽东则是反“反冒进”者,他在后来的南宁会议上(1958年春)讲:“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到1958年,对“三面红旗”,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是刘少奇(虽然实际上是毛泽东倡议的),在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的两个决议,刘少奇也是同意的。1958 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上,通过毛泽东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毛泽东由此“退居二线”。刘少奇接过来的实际上是毛泽东推出来的由大跃进的失败所造成的烂摊子。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提出不同看法时,刘少奇曾说应发一个纠“左”的文件,即使在批彭后,他还感到应发一个纠“左”的文件,但对批判彭德怀所谓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又是积极参加了的。在庐山会议上,7月22日夜,毛泽东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叫去,告诉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彭德怀的问题,他“将亲自讲话,发动批彭”,刘少奇立即表态支持,周恩来思忖片刻,也表示支持。第二天(即7月23日),毛泽东在火冒三丈的批判彭德怀们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中,又提起“冒进”和“反冒进”的问题,说“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毛泽东讲话之后,除少数几人外,在批斗彭德怀及其几个同党的行动上,据李锐后来回忆说,“大家都起劲,没有不起劲的”。然而,事实上,直到7月27日,政治局讨论对彭德怀的结论,周恩来还表示对彭德怀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和朱德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不过,庐山会议要结束时,刘少奇和周恩来又曾按着毛泽东的授意分别给被打进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及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李锐做了“思想工作”。
在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8月 17 日另有中央工作会议,会上由毛泽东讲了“班有班长”的问题,刘少奇心领神会,按着毛泽东早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讲的“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的意思替毛泽东讲出了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思想”——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而把庐山会议的会议精神最后落实到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的失败而又遭到彭德怀们挑战的毛泽东是急切地需要以“个人崇拜”重树权威的。1970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暴露了这种内心秘密,他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是刘少奇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启开了由“人界”通向“神界”的一道锁。
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与毛泽东暴露出重大分歧,大体上是在1961年。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刘少奇回到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老家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有了改变,说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到5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指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7月,在一次讨论聂荣臻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这几年,党成为专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除书面报告外,还作了口头发言,他说“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他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还讲到彭德怀同志信中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他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也可以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去了南方,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于2月和5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刘少奇同意了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是可以的。对这些事,刘少奇要请在外地的毛泽东做决定。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一个场合,毛泽东积于心中的不满对刘少奇倾泻而出,刘少奇也一吐为快,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发现我国存在严重财政赤字之后,刘少奇提议中央成立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其间,刘少奇除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外,还采取了政治措施,如对干部实行甄别,为于1958年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平反,这样在1959年反“右倾”中受到批判和处理的人,除了“彭黄张周”外,基本上都得到平反。
对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毛泽东当时提不出不同意见,可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正如上面已谈到的,1959年,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了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的决心。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暴露出重大分歧的分水岭。 197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长谈后写了一本名叫《漫长的革命》的书,其中就说:“1962年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八届十一全会期间所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给刘少奇算总账,就先“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毛泽东审定修改(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说“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1962年。正如前面所说,到1962年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从此,斗争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且慢慢相对独立于“经济问题”,从此问题的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在“四清运动”中又骤然激化。1964年12月15 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四清运动”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的决议,在一次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当讲到四清的性质时,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毛泽东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提法,解释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回击说: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 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这次常委扩大会之前,为召开一次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汇报会,会前邓小平以为只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后来,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就是在这时决定要打倒刘少奇的,而这时刘少奇于刚刚开完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965年1月3日)连任国家主席。……到这里,我们已看到“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政治分化(分歧)是怎样一种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文化大革命”前,由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这种分化(分歧)而形成的斗争的双方,被毛泽东分别称之为“左派”和“右倾”(或“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分别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历史实际上的荒谬,所以用这样的政治概念来“描绘”当时党内最高层的那种分化(分歧),其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符号。实际上,到“文化大革命”前,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分化(分歧)所形成的也就是斗争着的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两方面的最真实的历史内涵只在于哪“一方面”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及其方向,哪一方面又是相反的问题。
如果拂去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1958年之后党内最高层的这种分化(分歧)及斗争终于形成的政治格局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以维护1958年那种情况的声誉、维持并推进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架势为宗旨,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狭隘政治集团或阶层的权益,每次斗争都可以先发制人并总是能够先把“无产阶级的桂冠”抢到自己手中,而巧妙地把“资产阶级的罪名”强加给由自己认定的对手。正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是这样一种事实:谁有没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没有权势。党内这“一方面”的政治势力的人物自称为“左派”。“左派”最怕的是道出斗争的实情和实质,因此便拒绝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分析,后来(主要是在1962 年之后)便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的关于政治思想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代替或掩盖、掩饰问题的实情和实质,而让人们只用由“左派”所解释的关于政治思想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说明物质生产及生活的过程,引导人们只以对“左派”的政治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阶层,只到“领袖的头脑”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斗争的力量。这派政治势力所起的作用只是体现那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先有“破坏”),其目的是确保自己于党内外的既得权益,一切行动都集中于巩固或扩大自己的政治权益的目标上。在这派“左派”行为的背后,在客观实际上,只是一个“既得权益”的问题,不是什么观念的问题,尽管有时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真诚地从某种观念出发的——使他们鼓吹陈腐僵化的理论的是既得权益,使他们形成集团和势力的是既得权益。这派“左派”的斗争过程是以掌握在手中的权力不断地以更大的错误来掩盖或掩饰最初的错误。结果是是非曲直的颠倒。这派自称为“左派”的政治势力在政治斗争中总是“胜利”者。
“另一方面”则是以终于能正视1958 年的“三面红旗”的实际情况(当然还有对1958年以前或更远的历史的再认识),主张让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摆脱或冲决那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体现这种历史力量的政治势力所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方向,这派实际上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势力的一切谋求生产力恢复及发展的举动在当时都被“左派”指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派政治势力常被“左派”简单地指为“右倾”或“右派”。他们于政治上的斗争总是“失败”者。我们看到,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凡道出问题实情或实质,主张按事物(主要是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的都先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这里应当牵扯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为什么竟导致专政党内的这样的是非混淆、人妖颠倒,而在力量对比上却又呈现出“是”者势弱、“非”者势强的一种分化(分歧)? 这首先应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原因。这种“社会存在”首先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存在,这应是第一“社会存在”。自1949年以来,我们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没有自己的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合一的社会政治体制。正是这种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制度,将过去战争年代中相沿成习的两种情况保存并更强化起来:一是“党领导一切”(1942 年9月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样指示:“党……它应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由此形成的是党的专政(不是“执政”);二是专政党党内“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这样指示:“书记处……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又指示说:“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949年之后,虽没有再规定专政党党内“最后决定之权”问题,事实上“主席”已不容反对,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已使权力高度集中,那是一种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主体是全国“党领导一切”(党政合一)、全党“一人专断”的政治体制。正是这种政治体制,使党的关于提倡民主的意见都先后只能成为空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 这就使所谓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只流于口头或形式。正是这种政治体制,使毛泽东日益凌驾于中央之上,于是便有毛泽东专断地发动了1956年的对“反冒进”的批判,便有毛泽东于1957年个人专断地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便有毛泽东个人专断地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到1957年从此日益严重。对毛泽东,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295页)。这种情况只能是根源于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存在”——缺乏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由于人民公社“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需要为错误辩护,需要对人民公社生产关系进行维护和维持,他在开展阶级斗争的同时,在个人专断的基础上又开始制造“个人崇拜”,重树个人权威,于是便将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的会议精神落实到制造“个人崇拜”上,于是便有了1970 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期诺谈话时所暴露出的“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的心迹,对毛泽东来讲,这时一是制度保证专断,二是现实需要“个人崇拜”。有人说毛主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了年纪,这里的根本为问题不是“主席上了年纪”,而是既然如此高龄,“为什么还当主席”的问题,到这时,在民主正常情况下,他应当早就“退休”了。是那种政治制度使他可以愿意将“主席”这个位子占到什么时候便是什么时候,而别人稍表示出另外的意思,就是“篡党夺权”,就要被置于死地,只有由他占着那个“位子”,才不是篡党夺权! 这样,当刘少奇面对毛泽东是既感到害怕又抱有幻想的时候,便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最后为毛泽东打开了由“人界”通向“神界”的一道锁,这样就使毛泽东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正如邓小平所言:“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要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另一方面,正是1958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出现,在这种生产关系的综合基础之上,耸立起来的关于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是更集中地体现出这种制度的全国“党领导一切”(即专政)、党内“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政治特点。事情就是这样的:整个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生产正是这种政治制度的“权力意志”的产物(虽然在实际上总无法以政治权力意志“决定”之,以下,我们将讨论这种“权力意志”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是什么),反过来,作为这种生产关系的综合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这种全国全党“一人专断”的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加强。所有这些便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式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最后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等级分明且极严酷的身份社会(这是后话),是这种身份社会全面地保证了全国“党领导一切”、党内“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实行。到这时,这些表现在毛泽东身上已是极端“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种情况按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民主的本质是对权力的制约(包括监督),而唯一能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是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是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是靠一套体制机制完成的,这便是权力制衡机制。人都是条件的产物,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什么样的人。人的所谓“良知”和“道德”是靠不住的,唯一可靠的便是条件制约,这里的“条件制约”便是权力制衡机制。实际上这种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社会制度对毛泽东已没有任何制约和约束。不受任何制约和约束的人是注定要发疯的。
总之,最后是在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保证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实行,同时正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造成了在人民公社“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中的党内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分化(分歧)及其斗争格局,使作为所谓“左派”的“一方面”可以从自己的权益出发把所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桂冠统统都戴在自己的头上,从而在政治斗争中总是“胜利”者,同时又把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罪名强加给“另一方面”——那种由“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让“左派”所认定的“政敌”,使“另一方面”在政治斗争中总是“失败”者。最后将是以本由“一方面”臆造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对同样是由这“一方面”臆造出来的所谓“资产阶级”“进行迎头痛击”的名义而去完成党内“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置之死地的斗争。这便终于是“文化大革命”。
总之,这里的斗争实际上总是反映着当时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内部空前尖锐的矛盾运动,而其斗争的格局的形成又是耸立在那种“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综合基础之上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而使然。
在那个时代,是非就这样被颠倒,历史就这样被扭曲。事实上由此所终于导致的专政党内高层和最高层的分化(分歧),最后已不只是权力之争,而是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分化(分歧),但对被指为“右派”或“右倾”的那些人来说,倒始终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组织”,虽然到最后竟被指为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兴起于它兴起的那个时候——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1966年)——只能是由当时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于那时的具体情况所决定:1958年之后,一是由生产的实践一再表现出来的对“三面红旗”的否定,即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对“超先进”的生产关系束缚的不断摆脱或冲决,二是生产实践对“三面红旗”的否定及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对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摆脱或冲决,在“右倾”们那里的反映是在阻碍、束缚生产力恢复、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天网”中开出一点合理的缝隙(比如“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的实行),从而使那种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稍有好转——一切反映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动势都是“右倾”们恢复经济并力求使之好转的主观努力。正是这种情况,那在反映着当时的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政治斗争中,总是以自己政治斗争的“胜利”维护和加强着“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左派”们,实际上已被生产的实践宣布为失败者;而在政治斗争中总是“失败”着的“右倾”们,实际上已被生产的实践宣布为胜利者,像彭德怀那样的“右倾”当时已在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为为民请命的海瑞的形象。这种政治“失败者”在生产实践中胜利着和政治“胜利者”在生产实践中失败着的情况,逼使“左派”们早就想对那些“右倾”们来一次更厉害的“迎头痛击”,并且切实地感到过去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最后置“右倾”们于死地。这里的历史悲剧是:正是“右倾”们使经济得以恢复并力求使之好转的一切努力,一方面为“左派”重新回来直接向“右倾”发起“迎头痛击”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经济实力,制造了“大好形势”,另一方面也成了“左派”置“右派”于死地的政治借口。于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挑战”的斗争便乘那种“大好形势”,以那种“借口”先发制人地开始了。这便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左派”自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右倾”们便被指为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
问题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说已找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那就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
在使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本根源把握模糊的认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思想革命”进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观念上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思想革命化”说成主要目标,这样,在一些人的眼里,仿佛这种关于“思想革命”进程的推进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对这种目的的实现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不断重复的“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思想革命化”的宣传一方面掩饰着和掩盖着“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实际上那只是一种主观的认定——如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真是这样认识的话。然而主观认定不能代替客观实际。正是从这种情况出发,直到今天,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还表示理解和谅解,总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无论是将推进“思想革命”进程的说法只是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还是真的以为这就是自己的真实的出发点,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为什么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提出“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思想革命化”的问题,这都只能是那个时代的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提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意图。应当说,只就其主观来说,是既不完全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所公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要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即达到促进“思想革命进程”的目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在大跃进失败后感到大权旁落,事实上,那是极其复杂的,在他的主观意识中,是既有追求“思想革命进程”,以求推出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的一面,又有想夺回旁落的权力,以防有人于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一面,又有想将自己推为永远至尊的一面;既有挑战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一面,又有想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三世界”乃至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是既有所谓“天理”,又有个人“人欲”。但是,我们应明白,所有这些动机,有的直接就是这时“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或反映,有的虽然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浪漫反叛的个性及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表现,但这种表现实际上又是那种个性或意识通过这时“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或扭曲或放大地于其晚年的暴露。
实际上,这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在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后,又决定着“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其中就包括决定着“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特殊的政治表现形式及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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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七一期
帖子发表于 : 周六 3月 13, 2021 12: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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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现形式及其性质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面对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政治力量间的斗争所构成的动态的历史画面,总感到那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过程。然而不管怎样复杂和模糊,只要认识其历史本质,一切也就都很清楚地明了了——其中,就包括清楚其整个政治进程所必然遵循的政治表现形式,而其政治表现形式又注定了其性质。
具体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现形式,我们首先应这样理解:一是无论怎样,它都以决定“文化大革命”兴起及其过程的关于历史本质的矛盾运动作为其真实的历史内容;二是其政治表现形式又是以政治思想的画面,层层掩盖着和掩饰着决定这种政治表现形式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的;三是由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矛盾运动的空前的特殊性,便决定了其所采取的政治表现形式也是空前特殊的。
在这里,我们应讲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受控”与“失控”的关系问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就想将运动完全纳入在自己的战略部署中,想让每个重大事件都按着自己的意志来发生、发展,然而,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一旦成为一种客观的政治运动,它就取得了自己的客观发展逻辑,开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着“不可控性”。当然,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文化大革命”的“不可控性”又是通过其之被控过程表现出来的。这样,我们看到的是,无论人怎样想让这场政治运动按自己的意愿来发展,然而它总是以其不由人控制的本身的客观逻辑发展下去。决定这种客观发展逻辑及其过程的便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客观发展逻辑通过其过程表现为它所采取的政治表现形式——
“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是怎样一种政治表现形式呢?
“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是以所谓“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而让那种政治的政治命运终于走向其反面的结果作为结局的这样一种政治表现形式。这里的历史的客观本质在于历史为了最终使生产力得到一种恢复和发展,而先使一种政治力量对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更加束缚、阻碍之——这种情况是一种历史客观逻辑过程的形式表现,至于每一方面的人们的主观行为及目的,那是另一回事。不管人们的主观行为及目的是怎样的,无数主观行为的集合终归表现为关于历史本质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客观进程。我们在上面已提到这样的话:“‘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在未来的一系列历史联系上必有一环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运动,那种了结这种冲突的运动在将来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将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然而也正是这种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本质的矛盾运动在决定了这种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变动的同时,又决定了这种政治变动所采取的这种特有的政治表现形式,这样直到这场政治变动的最后或其后,历史才终于引出一种正面的结果——了结“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
可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采取了那种空前特殊的政治表现形式呢? 这个问题还应从理解“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中得到答案。
一般地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们向来在其中发展的那些现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的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到来,却不是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结果,而是先由于生产关系表面上的“先进”而实际上的落后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发生了矛盾,这就决定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是和真正的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正好相反的一种“革命”,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不是“革命”,是以社会动乱的形式为最后的一种革命的出现制造理由。从历史本质处来说,在历史的客观进程中,革命最终之到来,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治表现形式,一是由于那种所谓“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只是通过政治权力以人的意志“决定”的产物,然而无论如何,单凭人的意志是不能和无法真的决定一种和生产力的发展无法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不能和无法以人的意志决定的生产关系,而偏又以人的意志“决定”之,这样的一种生产关系的架势,是一天不以人的意志去维护和加强,就一天也难“存在”下去,为了维护、维持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存在”,只有不断地进行一种政治推进,并且这种政治力量的力度要不断地加强,最后终于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于是我们看到的是“左派政治”最后走向极端的一种推进过程;二是一种不能和无法以人的意志决定、维持的生产关系,既然无论怎样也不能和无法维持下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映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对那种生产关系的摆脱和冲决就总让“左派”感到势不可挡,越是到这个时候,“左派”越是感到失去既得权益的危险和严重,越是要自己下定最大的决心,以疯狂的报复的心态“迎头痛击”一切挑战,这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左派”已将自己的“斗志”积聚了又积聚,而公开的斗争一旦让“左派”先发制人地挑起,“左派”便以原来积聚了又积聚的“斗志”,为所欲为地将斗争不断地在“胜利”中向自己认定的斗争方向推进了又推进;三是由“左派”的意志所“决定”并一直“维持”和“加强”着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从表面上看,更确切地说是从名义上说的所谓“先进性”,使代表那种生产关系的“左派”可以从观念出发在观念崇拜中不断地以“更激进”的姿态主动地将斗争推向新的高潮。这一切的背后当然都正如上面所谈到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在党内的既定位置及地位和建立在以“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综合和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做保障的。
这种“左派政治”不断地向极端推进的过程并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而是贯穿于“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产生及其发展的整个过程的,它是和由此而产生的党内分化(分歧)同时开始的,而所谓“文化大革命”只是意味着这种推进进入一个更集中更极端的阶段就是了。能说明这种推进的,是上面所提到的在政治领域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的过程,研究其间从那种阶级斗争理论出发的如下这几面的问题就可以明了这种情况:①“唯意志论”,②“思想革命化”,③个人崇拜,④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⑤路线斗争。正如上面已提及的,围绕着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实践的这几方面的问题的提出、发展、演变及综合,可说明反映日趋尖锐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政治斗争是怎样不断地趋于激烈,以及从维护和加强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出发的政治是怎样从利害的斗争的根由上一步步明确自己的斗争对象和向其极端化推进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左派政治”的这种极端推进综合地体现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及其实践之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曾有文章做过“左派”的概述。其实,“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说明白了,其性质无非如此——
先意志地“决定”生产,其表现是,先通过政治权力以人的意志“决定”一种所谓“先进生产关系”,再让这种所谓“先进生产关系”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是,“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样,“左派政治”实际是想以一种“意志”来决定一种所谓“理想社会”。在“左派政治”不断地推进中,其所理想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呢?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左派政治”所推进的社会可称为“公社式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公社式社会主义”已由“文化大革命”清楚地表达出了它要达到的高度,那就是在《五•七指示》里所明确的。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的一封信中出现的。《五•七指示》由军队讲到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其宗旨在于要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实际上那只会成为一个个自然经济的小社会。1966年5 月,《五•七指示》之后不久就有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毛泽东的意图通过的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所标明的是“文化大革命”所要“破坏”的目标的话,那么《五•七指示》所标明的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理想世界”的蓝图;如果说1958年的人民公社应是那种“理想社会模式”的初构的话,那么到“文化大革命”的《五•七指示》已是对人民公社这种“理想社会模式”的一种集中表述和再升华的纲领。《五•七指示》由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15日全文转发全党,选在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全会开幕的当天——通过《人民日报》题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五•七指示》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社论说《五•七指示》“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要把各行各业都办成“五•七式”大学校的十年——向公社式社会主义的极端推进。《五•七指示》所表明的“理想社会”的“先进性”,一是在于消灭社会分工;二是在于消灭商品。1975年,毛泽东又有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那正是对《五•七指示》这层意思的最好解释,他讲现在实行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见1975年2月19日《人民日报》),这正表明了他对商品、货币和工资制的不能容忍,这种理想正是当初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所要实现的,1958年之后,对这种思想曾有“反思”和“检讨”,但到“文化大革命”最后还是坚定在消灭商品的政治推进的方向上;三是在于以平均主义消灭差别。
其实,所有这些正是社会的倒退、历史的落后:一是社会显示历史进步的地方归结起来也就是两点——分工和分权,分工是生产力的提高,分权是民主的推进,取消社会分工,等于取消了社会进步;二是商品生产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历史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商品交换已是社会进步(提高生产力)的一种主要动力,取消商品,只能再倒退到自然经济那里去;三是“差别”当然是要缩小的,但其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凭人的意志以“平均”而代之。
所有这一些,都是当初的人民公社所要实现的,到“文化大革命”又以《五•七指示》所明确的方向在“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中不断推进之。当时所推出的样板,就是农业上的大寨和工业上的大庆(“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样,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际上先是让人的意志决定一种社会的性质——这种“左派政治”在极端推进中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和以平均主义消灭“差别”的做法,其真正的性质,在于对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一历史大趋势的拼命抵抗,由此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历史性。
“文化大革命”的反历史性始终体现于它的“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中。“文化大革命”越到后来越表现出这种极端推进的疯狂性。“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曾和刘少奇一块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开始进行“全面整顿”,但是毛泽东真正视为生命的是“文化大革命”,他不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于是批判林彪的极“右”,批林、批孔,大讲“儒法斗争史”,后来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大批“唯生产力论”。一切都按着一个极端的方向推进。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于认为“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还有“我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法权”,“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同时,又把林彪事件和学习“理论”的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其间,围绕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批林”,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见1975年第3期《红旗》),用大量篇幅论述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必须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分配和交换。稍后,张春桥又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见1975年第4期《红旗》),文章说因为存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所以“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得出结论:“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就是“左派政治”沿着所谓“五•七”指示的方向更极端的推进。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继续,接着的是“评《水浒》运动”(1975年8月),批投降派宋江,实际上这是又开始了所谓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1975年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后,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源于“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出现,而“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出现又是起于对周恩来的“反冒进”的批判,其最后还要归结于对周恩来的批判,其所公开展开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1976年2月)。这一切都在于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周”,这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向所谓“中庸人物”的开刀,它表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气数已尽。这样,“文化大革命”到后来已使“文化大革命”成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最后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升华了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的“理想”的《五•七指示》的社会(生产)模式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被推向了一种极端的极端。由于是极端,便终于走向其反面(被否定)。
正是体现于“文化大革命”的“左派政治”极端推进中的反历史性,又决定了它的反人性、反人类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的另一种情况——
怎么做到以意志对“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及综合这种生产关系所形成的经济基础的“决定”呢? 这一切最后就都变成人的思想的问题。这就引出问题的另一方面——意志地“决定”人。这样,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成了意志地“决定”人的问题,怎样“决定”? 实行“思想改造”,怎样改造? 斗争——此可分“斗人”和“自斗”。这便有了荒谬的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实践的极端推进。这种理论就是前面已提到的把社会主义社会描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的社会。这种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践的极端推进在于:在实践中把这种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绝对化,以此作为开展一切工作的唯一动力——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人与人之间,是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以进行阶级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地进行阶级、路线分析,不断地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断地把人一批批打成“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斗人”。再就是“自斗”,即要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展开“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以达到思想的纯洁,即“思想革命化”的目的,正是在这里寄托了以“思想的进程”促进社会进步的想象,方法是“触及灵魂”,这就有了“文革”中的“要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最高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人都必须“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头脑中的‘私’字的一闪念”——为了“消灭”人的头脑中的所谓“资产阶级”,最后推及的是狠斗人的头脑中的“私”字,而且是“私”字的每一闪念,因为按着当时的说法,“资产阶级”便是“私产阶级”。然而实际上,人的头脑的“私”的闪念,首先是人作为人的本身的反映,即每个人的“我”的存在的本身。这样,最后的结论只能是“私”即“我”。这样,要求绝对地“狠斗头脑中的‘私’字的一闪念”即已是消灭人的存在的本身,消灭人作为人的起码的人性,而将人都变成木头、石头,将人非人化,目的是要将每个人都变成唯有服从的“驯服工具”。所有这一切又都落实在锤炼对领袖的忠心上,这就有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把领袖推至于神的虚幻,以人造的“神”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模拟真理和威慑力量。由此,一切“斗争”的根由和实质便都以“思想革命”的进程来掩盖、掩饰着,并以想象中的 “思想革命化”的追求代替着,仿佛思想推进本身便是目的,关于发展经济及物质生产的一切提法都成为批判的对象。结果是将政治道德化——一切政治的目的和手段仿佛都是所谓道德的实现。问题是这时的道德实际却在于抑灭众人之人性,膨胀一私(领袖的)之私欲。这样,在所谓“思想革命”的推进中,一方面是对整个国民的残酷的宗教审判,对人性的全面压抑,对人的尊严的肆意侮辱,一个民族的古今所有珍贵的文化全被糟蹋,所有美好的事物全被毁灭。这样,就把所谓社会主义实现的希望寄托于人的“思想革命化”上,而所谓“思想革命化”又是所谓“道德化”,最后是将所谓道德的实现当作所寻找到的中国的出路,而所谓的“道德”最后又只能是那种“灭人欲,存天理”的对人性的压抑和毁灭,是最不道德的,空前反道德的。结果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传统的美德一扫而光,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道德领域里还是杂草丛生,一片荒芜。由此便又是哲学的命运——整个斗争过程几乎就是从“唯意志论”开始,最后又以极端“唯意志论”作结。
正是从这种情况出发,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灾难是对人性的彻底毁灭、对人的尊严的全部剥夺——“文化大革命”使整个中国都变成一种囚禁灵魂的大牢笼,它囚禁着的是千千万万的被蹂躏被扭曲的国民的冤魂。这是以传统的封建帝王统治和现代法西斯残酷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而对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作为人这种生灵的一场空前的大荼毒。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说它破坏了生产,给国民经济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可以说它使无数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我们可以开列出被迫害者的一长串的名字,我们还可以说它“革”了文化的“命”,破坏了无数珍贵的文物……但其最大的灾难还在于通过对人的灵魂的蹂躪而表现为对人性的毁灭,对人的尊严的剥夺,而使人非人化,由此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反人性的,由此又可以说是反人类的。
到此,我们终于可以这样来总结“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是以所谓“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而让那种政治的命运终于走向其反面的结果作为结局的政治表现形式,正是这种“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又注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只能是坚持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顽固腐朽势力对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种历史大趋势的拼命垂死的对抗,由此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历史性,而其反历史性又决定了其反人性、反人类性。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说出很多很多,但从其根本上来说,就是这样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表现形式,既注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反动的政治历史的性质,又注定了它终将被否定的前途,而这一切的背后,又只能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矛盾运动。
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正是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而见突飞猛进的十年。这样,中国发展的落后和世界强国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文化大革命”归根结底是造成了如下这样两方面的情况而使落后的中国更趋于落后:一是破坏或毁灭了本正成长的文化能力(一个民族或国家普遍自觉的观念方式),当今世界已是一种“知识经济”的时代,其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强大的因素应是知识和掌握知识的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前运动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而在生产力中这种最活跃最强大的因素又存在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普遍自觉的观念方式中,这一切综合为一体而成为一种文化能力。“文化大革命”所毁灭的正是这一点。二是压抑了普遍的需求——“当一种文化能力最能满足的需求还没有产生时,这种能力被荒废着”,事实上是,这个时代众多民族、国家、个人生活要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巨大的社会需求,对中国国民来说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远离开这个市场,人们的现代社会需求被普遍压抑了,虽然很多现代需求早已成为一种向往。“我们看到现代一流国家的产生或者说现代化的一个特点:那种深刻的、普遍的文化能力同某种社会的普遍需要结合起来以后,由某种机制化、体制化的方式运作后成为世界一流的国家变得十分容易和轻松”,“像现在这种科技突飞猛进的时候,人类的需要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今天,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它必须有文化能力与人类普遍的需求相结合这样一种伟大的历史机遇”(此处引文引自曹世潮:《一流国家是怎么产生的》,发表于2002年第18期《文化月刊》,转发于2003年第4期《读者》),而“文化大革命”把所有这一切都给破坏了,由此而使中国更趋于落后。
以上,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论述都是从其客观性上来讲的。“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客观性通过“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主观行为表现出来。既然“文化大革命”在客观性上其性质是这样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来说已不是“政治错误”的问题,也不是“这个错误不算小”的问题,而是对历史对人类的一种空前的犯罪,这是推不掉的,也是谁也没法为其掩饰掉的。至于说到被林彪、“四人帮”利用的问题,事实应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首先在利用林彪、“四人帮”,而林彪、“四人帮”只是各自利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对自己的利用。“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被粉碎的历史情节而结束及其之后“林彪集团”中的人物及“四人帮”被审判,只是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对历史“替罪羊”的需要和选择,这不能表明制造“文化大革命”灾难的责任主要应由林彪、“四人帮”来承担。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及其灾难,首先应明确这一切首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责任,林彪或“四人帮”都在其次,而且这里的问题不是“错误”,而是犯罪。问题是,直到今天,我们连这个最起码的问题都还没明确。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赫鲁晓夫,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害怕的。
正因如此,这一切的结果,终归还将落实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的矛盾的一种解决上,终使生产力谋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一旦被否定,终于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当然,这是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斗争的结果,而且竟还曾有过“大跃进形势”的回光返照,比如在农村又曾要求人民公社核算单位向大队一级过渡,在工业上也曾又提出要建立多少石油、钢铁基地等的大跃进号召等等),从此“人民公社”这一农村基层政权及生产组织形式终于解体、取消,代之以乡政权组织,接着开始的便是同样表现着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一大二公”性质的企业的改革,推出的终于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个过程直到今天还在进行中。其间,同时进行的是一种思想的解放。重要的是,在生产关系及社会关系方面对生产力的解放从此便以“改革”的名义开始了,将来这种“解放”会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地步的……所有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到这时“文化大革命”才终于显露出它的内涵——原来在客观性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束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推进都在于最后特别是在其后逼使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出一种解放的路子。事物发展的“物极必反”的规律在这段历史的变动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几乎是原来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阻碍有多严重,到后来表现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动力就有多大,这时反映这种情况的人们的情绪也就有多高。
这样,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政治过程的表现形式来讲,“文化大革命”是以政治“胜利”着的“左派”政治集团的政治“极端推进”而使自己的政治命运终于走向自己反面的结局而结束。其间,其之不断以“更革命”的名义、“更先进”的政治姿态而进行的一切斗争,实际作用都是以不断增强的疯狂而使自己走向自己政治命运的反面的过程。从“物极必反”这一道理来讲,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的逼使,中国社会的猛醒和转折不知要等到何年,然而这种猛醒和转折的实现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对整个民族来说,这是一种空前的灾难,以至于多少年后,我们的外伤和内创都还难以治愈。

六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过程(历史前途)
及其过程中的“历史本质”的内涵
(节选)

这里应说明的是,所谓“左派”于“文化大革命”中在政治上最后被否定,即“文化大革命”完成对否定的否定的过程,虽然正是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后的肯定,虽然最后宣告的是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胜利,终于是由原来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出来收拾“旧山河”,但从历史的本质意义上来说,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最后被否定则是一种自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以所谓“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而终于使其政治命运走向其反面的政治表现形式本身,就意味着所谓“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走着一条自我否定的路。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们是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最后的具体政治事件的发生,那就是属于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包括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的“四人帮”被粉碎。在这里,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己完成了对自己的否定,不是说(或不仅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力量中就有原来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种情况只是在具体历史事件的具体过程中政治力量临时再组合的结果,况且粉碎“四人帮”这一政治情节一旦成为过去,历史也就很快将粉碎“四人帮”时临时结合进的异于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力量及时排除了,而且所谓“四人帮”被粉碎也只是由历史所选择的以“替罪羊”的形式标志性地表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后被否定这样一种具体的政治情节而已。说“文化大革命”最后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己完成了对自己的否定,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引起“文化大革命”的整整一个时代来看问题的结论,即是说所谓“左派”最后之毁灭只能是其所谓“左派政治”极端推进的结果,换句话说是其“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强弩之末势”,是自取灭亡,虽然最后这种“灭亡”总要通过具体的政治情节。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否定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故世的结果,实际上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仍在世,“文化大革命”还是会以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我否定的形式而最后被否定的,只是具体的时间和具体要发生的政治事件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而已。从发生在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丙辰清明节事件)所表现出的国民情绪已说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只是早晚的事,“文化大革命”不被否定,是国无宁日,民无生路。

至此,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过程及其最后结局,已可以这样更明确更具体地表述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政治过程,它以毛泽东这个“政治集团”否定刘少奇这个“政治集团”为开始,将来无论毛泽东和刘少奇各是死去或活着,其必以刘少奇这个“政治集团”对毛泽东这个“政治集团”的否定为结束——虽然刘少奇这个“政治集团”原并没有具体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只是一种“政治思想”体系的集团。而其中的最后结局的到来,又以毛泽东这个“政治集团”里的两个“班子”的先后覆没为过渡,一个是“武班子”(林彪)的覆没,一个是“文班子”(“四人帮”)的覆没。不过,在这里,还应补充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上是有着三种政治势力组成的,那是除了“武班子”(林彪)和“文班子”(“四人帮”)外,还有一个“管家人”(周恩来),这个“管家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及其“文班子”里的人看来是个“中庸人物”。事实上,在这个“管家人”周围有着好多本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看来是要作为“革命对象”的人,即是说那个“管家人”周围的一些人本是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有着各种关系的,由此“管家人”已成为一种政治势力,这被“文化大革命”发动者及其“文班子”成员视为最潜在的危险。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及其“文班子”成员是时刻都感到了这一点的。 这样,“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最后必定要收拾这个“管家人”的——正如前面已写到的,那是当他把刘少奇和林彪都扫荡之后,因为“文化大革命”是被发动者视为生命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大半生也就被否定了,他感到不收拾这个“中庸人物”,“文化大革命”是会早晚有被否定的危险的。事实上他这样做了,然而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将“左派政治”的极端推进更极端了,由此也就更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被否定。最后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覆没是以其“文班子”(“四人帮”)的覆没而被开始否定的,一切也正如“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所担心的,应发生的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其“文班子”(“四人帮”)覆没而开始被否定,这种以“替罪羊”的形式而完成的历史过程,是保证了历史在发生转折的时候的天下稳定,但也使“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被掩饰和掩盖而不能得到彻底清算,以致多少年后一些仁人志士要完成这种清算,要在等待中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承受很大的风险。
事实上,关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管家人”的命运是最能反映“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

像“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此时所积蓄着的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趋势。如果实事求是地认识当时中国现存等级、阶级、阶层及其状况的话,从社会发展趋势来说,那应是待兴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要求和顽固的封建势力的矛盾,即是说那应是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正待发展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们排除了那些人为的扭曲社会的因素,当时中国的历史真实就是这样的。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会有的,但那是将来的事。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权力分配现状来说,当时的中国是作为专政党的统治阶级和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阶层在内的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这应当说是一种社会等级问题。“统治”和“被统治”的矛盾对任何社会和国家来说都是最现实的客观存在,不必回避,只要我们能正视这种阶级及这些阶层的存在,在注意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调节、调整和处理好现存阶级、阶层的关系及矛盾,我们会很快就迎来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其中,调节、调整和处理好现存阶级、阶层的关系及矛盾的关键点在于建立和健全社会权力制衡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便有民主,由此便能防止在统治阶级中出现官僚特权阶层及由此造成的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矛盾,由此也就有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的现状及发展要求的相适应,也就有了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这方面,从“土地改革”到“四清运动”,刘少奇的认识是对的,他一直都是把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列为大敌的。
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只是从正常情况出发来说的,事实上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的等级、阶级、阶层的状况却有着另外的情况——那是一个非正常的社会。“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终于形成的作为基本社会存在的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严重对立的矛盾,那时的中国社会的等级、阶级、阶层状况都是由那种基本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
“文化大革命”前作为基本社会存在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是怎样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等级、阶级、阶层状况的? 此可分两种情况,一是由其所决定的政治的需要出发的,二是直接由其本身所决定的。
先说从“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政治的需要出发的。上面我们已经说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其实践”在于通过政治权力先以人的意志“决定”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为了“决定”、维护和维持那种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这就有了以人的“意志”决定人的问题,最后是关于人的思想改造的问题,这就有了斗人和人的自斗,这就有了那时的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
所谓斗人,就是不断地对阶级敌人进行打击,而这又都归结于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最后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这样,具体被划为阶级敌人的,在农村则有地主、富农,在城市则有资本家、工商业主兼地主、小业主等,在城乡同时则有“反革命”、“坏分子”,有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右派分子”,有在“文化大革命”前“四清运动”中开始划定的“走资派”,而世界观被估计为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被置于阶级敌人的边缘。此外还有于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各种“另册”的人,同时,又在新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地以新的名堂而不断地“制造”着各种新的“阶级敌人”。实际上,这些“阶级敌人”只是由政治评价“制造”的一种政治身份,是从1957年开始的那种以“政治思想”为标准来划分阶级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身份社会(当时人的政治身份及社会身份关系,现在有的已变成一种金钱关系,比如城市户口的买卖)。身份是对既得利益、地位的固化。实际上,这是残酷地“制造”等级。等级确定的身份并不是阶级。这里的政治身份的确定,一是对身份人在专政党取得政权前(像地主、富农)或对工商业改造前(像资本家)的经济状况的固化,并不显示身份人现实的经济状况——在农村,地主、富农没有土地,在城市,资本家没有资本。这种城乡的政治身份到“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又进行复査,几乎无一漏网;二是根据所谓身份人对所谓革命的态度而确定(像反革命、右派)。毛泽东在1926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阶级分析的标准本还是“两元论”的,即根据“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来划分阶级,到“文化大革命”前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完全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了。问题是什么是革命,谁是革命的? 态度又是什么? 实际上是都没有任何客观的政治标准的;三是从刑事出发确定阶级敌人(坏分子),这里的问题是刑事犯罪(假如真的是犯罪的话)和阶级划分根本就是两种不同范畴中的事情,把刑事犯罪固化为一种阶级或身份是对两种不同概念的混淆,是天大的荒唐。
这样来确定“阶级敌人”,结果是在国民中以荒唐的阶级划分的形式来制造政治等级身份,比如在农村,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确定了,那么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的政治身份等级也就分开了;在城市,被认定为阶级敌人的资本家、工商业主兼地主、小业主确定了,那么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城市贫民、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主兼地主、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和高级职员的政治身份等级也就分开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以政治身份系列把人都从政治上划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种身份确定,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上的客观标准,而是政权给予的一种政治评价。这种政治评价在某种程度上与被评价者个人行为没有多大关系(个人表现再好也没法摆脱已固定下的政治身份——尽管有‘重在表现’的说法)。当然这是指‘家庭出身’这种身份,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身份是与个人行为有关系的。但是,后三种身份也只是根据某一次政治运动或在某一件事件、事情中的言行确定下来的,一经确定,几乎终身不变。”(见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一书,2000年10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种“阶级划分”的做法,越到后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这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而这种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却又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反映。一切都是关于“怎样生产”的问题。从这里即可直接切触“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我们再说“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本身所直接决定的社会等级、阶级、阶层状况。这里的所谓等级、阶级、阶层还是以社会身份的形式出现的。首先,“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要把农民牢固地固定在土地上(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而户籍制度,便是固定农民于土地的重要手段,正是1958年(5月9日)颁布了那种关于户籍制度规定的《户口登记条例》,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在城市和农村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由此产生,这就有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成等级差别很大的两个阶层,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产方式——有城市户口身份的可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带来的优越性。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上是不通婚的。这样,农民本是一种职业,结果却成为一种终生的社会身份。在城市户口中,又有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市级、县城户口的差别,而且也是很难改变的。同时,表现综合着“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的人事管理又分干部和工人两种社会身份,这是不同的两种编制,由一整套“档案”身份管理制度来管理,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权力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和农民一样,工人的职业也成为终生的社会身份,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上都有很大区别,社会声望也彼此不同。与此相关的是,一个人的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对这个人的社会身份也有很大影响,而这又是工作“一次分配定终身”的结果,而工作的分配又是由权力所决定的,而工作分配后的单位行政级别又决定了社会权力。同时,农民对于工人,工人、农民对于干部来说,还有临时工、正式工的社会身份的区别,还有“以工代干”的社会身份,其中所谓“正式”和“非正式”社会身份的境况差别更为严重。重要的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本身首先就是“所有制”的问题,这便有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而在“集体所有制”中又分“大集体”、“街办工厂”等高低不同的诸种情况,这就又有了“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和“街道工厂职工”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其间的工资、福利及养老保障都有很大差别,社会声望当然也高低不同。
我们看到,这里所形成的主要应是社会阶层,是不同的社会阶层而成为不同的社会身份。如果说有最基本的阶级、阶层的话,那是由于建立在作为“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综合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主体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一种金子塔式的政治权力结构,由于在这样的权力构成中,自上而下,是一级级的权力掌握着一级级的生产资料的使用及资源配置权,由于在这样的权力结构构成中权力是由有权力的人赋予的,其间又没有权力制衡机制,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最容易滋生特权阶层的,而其所滋生的特权集团和广大民众的矛盾才是“文化大革命”前那种政体下的基本的阶级、阶层的构成。(注:关于中国“文革”前的身份社会的情况,笔者参考了杨继绳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一书。)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前,由“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所决定的政治需要,以政治评价划分出的层层政治身份,及这种矛盾本身所直接决定的社会关系中的阶级、阶层及层层社会身份,在现实中又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其中,一方面以由政治评价划分出的不同等级的政治身份间的关系掩盖或模糊着由“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本身所决定的层层社会身份间的差别和真实的阶级关系,一方面又将由政治评价划分出的“阶级敌人”纳入人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观念范畴,从而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维持和维护那种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的社会关系。
为了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涉及到一个国家应当由哪个阶级来支配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于晩年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极力描绘的是“阶级斗争”的激烈性,说“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都做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坏事,那时一切不该发生的事情的发生原因都归结为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连死头牛、丢头猪、失把火这样的事,也都要到“阶级斗争”中去寻找案由。这样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就把国民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被政治评价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这样的“专政对象”及置于“阶级敌人”边缘上的农村的上中农(甚至有时还有中农),城市的小业主及城乡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改造对象”,一类是工人、贫下中农这样的属于被政治评价为“人民”的“依靠对象”。“依靠对象”在社会上是属于政治地位高的社会阶层,可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及资源分配上并没有权力,即并没有实际的既得利益或很少有实际的既得利益(只是在发放救济、评模范、选先进的时候,才显出属于“人民”的这些人的优越),此只可谓“既得地位者”。可怕的是,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由于“人民”和“敌人”没有严格的客观界定,一切都凭对掌权者的态度来评价——甚至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阶级敌人,从而使之变成“专政对象”——“阶级敌人”是越来越多,“人民”的范围是越来越小。新华社记者郭超人于1979年曾对四川省双流县一个公社党委所在地的一条街道做过有关的调査,说那条街道当时有130户,18岁以上的成年人共117人,其中“专政对象”17人,“审査对象”70人,二者加起来竟已占总人口的74%(见杨继绳:《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报告》一书)。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当然此者也常同是“既得地位”者)是由“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本身所直接决定的,在层层社会身份关系中处于相对优越位置的那些人,其所对应的是相对属于“弱势群体”的那些人,像城市户口身份对于农村户口身份而言,工人身份对于农民身份而言,干部身份对于群众身份而言,“全民所有制”身份对于“集体所有制”身份而言等。
这样,“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作为一个身份社会,其国民的身份划分及分化状况是:一是显在的,这是由政治评价推出的“专政对象”和“既得地位者”(“依靠对象”)两大类政治身份;二是实在的,这是由现实中的“弱势群体者”和“既得利益者”两大类社会身份。同时,“前两大类”和“后两大类”又常是相互交错的,比如一个“专政对象”,又可能是属于“城市户口”的,如果同时是“农村户口”,那种情况会更惨。

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是有“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的条文的,实际上,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学生造反本身就是“挑动”,一旦先有“挑动”,两个“司令部”便都“挑动”了——先是“挑动学生斗争学生”——而两个“司令部”的“挑动”所触及的又必然是在青年学生中的政治、社会身份的划分、分化及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政治评定的现实。同时,“文化大革命”一旦起来,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看起来摧毁的却又本是代表着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起码是各自都这样宣称)各级党政组织,于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发动青年学生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造反”,在青年学生中感到正中下怀的却是作为本由这个“司令部”“制造”的“阶级敌人”、“专政对象”的子女,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时候,这些“黑五类”子女还是夹紧了尾巴的,在饱尝了政治运动之苦的长辈的提醒下,直担心运动又是“引蛇出洞”,这时站出来先响应“造反”号召的只能是那些在社会身份上相对属于“弱势群体者”家庭子女中那些同情并于思想上倾向“黑五类”子女的那部分人和被视为“落后分子”的那些人;直到“反工作组”了(即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当“黑五类”子女终于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在整那些想整人的人了,即开始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同时一些人挥舞“唯成份论”(“血统论”)的大棒已不那么灵了,学生们各自组织战斗队的“自由”已是事实了,这些“黑五类”子女才开始“造反”。但是,即使这时,真正打头阵的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造反”的那些“娃娃们”,不过,在这些“娃娃们”身上却是反映着“黑五类”子女的思想趋向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用这些人来炮打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些人则想用炮打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行动来冲决正由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给他们制造的种种压抑,甚至是发泄由此积郁的愤懑,他们设想的是在“造反”中能得到改变自己处境的机会,单对那些“黑五类”子女来说,起码是想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能争取到做人的资格。这些人本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左倾政治”的受害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这种“左倾政治”的支持者。历史就这样向人们开了这样一种空前的玩笑。
事实上是,在当时的党内斗争中,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倒是党内的真正的“保守派”——顽固地维持、维护那种破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上是极端落后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及其一切落后的意识形态,可是正是党内这种“保守派”“相遇”的却又是青年学生中的“造反派”的支持。从“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维持、维护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而其在青年学生中“相遇”的作为“造反派”的支持者却又本属于冲决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的历史本质力量(不管其对自身的这种力量的本质是否意识到) ,然而从形式上看来,这些青年学生又的确一时成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派政治”极端推进的推进力量之一,其间,只是在个别人身上才直接表现出历史的这种本质力量(或无意或有意),然而这样的人一旦这样直接表现也就被打成“反革命”。所以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从红卫兵中揪出的“反革命”大都是“造反派”中的。事实上,红卫兵中的“造反派”在表现历史的本质力量上是和党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一致的,但面对着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个个被拉下马,却又是振奋和期待的——或许在整个局势的动荡中,长辈头上的那顶黑帽子会从此永远被摘去,虽然也明知前途未卜,但总是兴奋的,因为眼下既摆脱了那些压力,又有希望期待于将来。历史就这样被扭曲和被错位。正是这种扭曲和错位,使红卫兵中的“两大派”的斗争成为一种荒唐和荒谬。……
和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反,当时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倒是党内真正的“造反派”——反映着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本质力量,表现着对那种阻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超先进”生产关系的冲决及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政治的触犯,但是这种“造反”却是以“生产”(恢复发展经济)对所谓“革命”(那些穷过渡、胡折腾)的“造反”,而“生产”是需要社会“秩序”的,需要遵从经济客观规律,需要严格计算成本、价格、利润的,这来不得半点浪漫,况且这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来说,又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毛泽东“退居二线”,只好由这些人来唱主角),实为逼上梁山,所以当其与使社会动荡的“文化大革命”一接触,就是抵触的,就感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它要维持“社会秩序”以保证“生产”的进行,结果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用的也正是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所惯用的“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挑动”青年学生中的一部分人去对付要“造反”的青年学生(抓他们中的“反革命”);同时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毕竟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从本能出发,也是不愿意看到群众的“造反”势力崛起的(在这一点上,两个“司令部”于本质上是统一的。事实上,两个“司令部”各对“造反派”的清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旦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就要对“造反派”“秋后算账”,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却是在“文化大革命”终于完成了整个的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之后,即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终于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后才有了对“造反派”“秋后算账”的,当然先后对“造反派”的“秋后算账”的形式也不一样。从功利上来讲,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无论怎样都没有“好下场”)。更重要的是,正如上面所讲的,正是建立在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综合基础之上的作为上层建筑主体的“政治制度”决定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斗争中的被动地位,一直在“挨打”,这时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也是鼓动“造反”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立刻就会直接宣布它是“反革命”的,然后便可直接置之于死地,几乎也就不会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样的进程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刘少奇来说,毛泽东不是批评他“右倾”吗?这时,他必须以1957年鸣放后抓“右派”的经验来指导运动,他必须要自己“左”一点,可他这样做了,又成了“镇压学生”,无论如何,刘少奇都是在劫难逃。这样,这个在党内本为“造反”的“司令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相遇”的却是属于“保守派”的青年学生的支持,而这些“保守派”实际上本又是党内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左派政治”的受益者,从其本意上来说,原是要“誓死捍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卫兵中的“保守派”,从“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来说,是属于维持、维护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的历史本质力量(不管其对自身的这种力量的本质是否意识到),而其“相遇”的却是要冲决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林彪创造性地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过程的话,就会发现这不仅是制造“个人崇拜”本身的问题,而是林彪在为毛泽东发现了一种维护、维持“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乃至整个公社式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力量,这就是“突出政治”。林彪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在“突出政治”中完成的,他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创造性就表现在这里。他的“突出政治”正在于一种哲学意识的兴起——实际上已是突出意识、突出意志。这明显地表现在他所提出的“四个第一”的思想中,他说“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在这递进的四种关系中,林彪的总结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可是人的“活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它是由活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但他不管,他只要求“突出”一种按既定政治标准来标准的“思想”,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它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但是,有些人常常发生误解,认为第一性的就是第一等重要,第二性的就是第二等重要。这是大错特错的。”“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东西超过物质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超过物质的力量。思想能够起这样的作用。”林彪已是在肯定、发扬一种“唯意志论”。问题是,这种“唯意志论”正好符合了毛泽东这时的政治需要。这已不仅是“突出政治”本身的问题,这是为“三面红旗”,为“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为公社式社会主义的维护及维持推出一种哲学力量。这种哲学一经发扬,几乎社会上对待各种问题间关系的态度都被改变了。正如我们在前面已说过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首先就是意志地“决定”生产,“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从一开始直到后来的维护和维持都是通过政治而以人的意志所“决定”的。正当毛泽东需要这种哲学的时候,是林彪及时为之发现了这种哲学力量。

重要的是,林彪在创造性地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过程中,又为毛泽东大抓阶级斗争而确定下进行政治划分“敌我”的一条人为的政治标准,那就是以对毛泽东的态度来划分“敌我”——这样,原来以“政治思想”、以对“革命的态度”来划分“敌我”的政治标准,到这时已成了以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来划分“敌我”的政治标准。这种标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鲜明的。林彪对这个问題说得非常清楚、非常直接,他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转自196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永远的普遍真理。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转自《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批示》,1966年9月22日)。既然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既然“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以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作为划分(实为“评价”)“敌我”的唯一的政治标准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按着这种逻辑,“文化大革命”也就有了唯一的政治标准,那就是上面已谈到的:“任何人,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官,撤他的职。”(见1966年8月21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对此,毛泽东当然早也明白,1966年7月8 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就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这样,在抓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划分(评价)“敌我”的标准既已明确,那么一切“阶级敌人”就好打了。在毛泽东需要有一个人出来完成这件事的时候,这个人就出现了,这个人就是林彪。毛泽东正是通过林彪并以林彪所制定的划定“阶级敌人”的政治标准打倒了他要打倒的人,同时林彪为攫取更大的权力也利用毛泽东以这个政治标准打倒了自己所要打倒的人。

林彪的这些可以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言行大都是从1962年前后开始的,这对他以前在这方面的言行正好也是一个界线,这一点是与以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问题为标志的、开始由盲目追求高速发展经济到以“革命”反“经济”的变化相吻合的。这样,我们说,从林彪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这种升级的变化,也反映着“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到这时的一种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使林彪的政治崛起开始变得迅速,同时也为林彪将来的覆灭埋下伏笔。

毛泽东和林彪于“九大”所埋伏下的政治分歧,几乎是和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样,内涵的都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从这样的历史线索出发,我们可以将刘少奇和林彪略作比较:刘少奇,从1958年“三面红旗”出发(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了头,但又正是在“三面红旗”那里却终于明朗了和毛泽东的分歧,正是在他政治生涯达到顶点(1965年1 月,刘少奇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国家主席)不久就开始跌落(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还是从“三面红旗”出发,创造性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又正是在已成为一种历史象征的1958年的“三面红旗”所引申的历史线索(主要是于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那里,从此问题的性质开始变化)上终于又埋伏下和毛泽东的矛盾,也是在他的政治生涯达到顶点(1969年4月,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法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久就又开始跌落(1970年8月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又是一个庐山会议)。这段历史,是刘少奇的悲剧,是林彪的悲剧,更是毛泽东的悲剧。应当说,刘少奇和林彪是没法相比的,原因是林彪在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走得太远,已到绝顶,而且手段也太卑劣。尽管如此,他终也没有在权力的掌握上真的达到刘少奇所能达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林彪终也没有像刘少奇那样真的曾将发展经济的设想付诸实际,历史决定了他只能为了一个至尊而妄为,而当他真想干点利民利国的事时,那个至尊就不允许他了。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和林彪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了。是什么? 是毛泽东担心林彪成为第二个刘少奇而最终出卖“文化大革命”,而出卖“文化大革命”又意味开始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否定,更意味着对毛泽东个人的否定。

应当说,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所确立的“毛——林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军人政权”体制,这使党的“九大”推出的政治格局在权力分配上首先是不均衡的。“军人政权”无论在什么制度下的国家都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这时,所有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林彪得到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于是就有了在1970 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毛泽东和林彪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不管怎样,问题是在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起草风波中已埋伏下了,而风波的矛盾所系,归根结底又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
从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到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是整整11年。整整11年,让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在历史上整整绕了一个圈子,这是一个魔圈——一个魔圈最后推出的是主演中国整整一个时代大悲剧的刘少奇、林彪和毛泽东这三个大悲剧人物。这三个大悲剧人物的政治行为成为一个时代大悲剧的主要内容。由此庐山也就成了一座魔山,它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一个历史的谜,让人感到云雾迷漫。其实,只要抓住“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这个历史线索,“庐山”就会露出其真面目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总在意识形态中找问题)。既然到1970年,中国于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悲剧已完成一个魔圈,那么走出悲剧的日子也就不远了,不过这个魔圈到这时还要再继续延长一段时间,那是惯性中的强弩之末,不这样,不到极端,而不到极端,便没有物极必反,那样中国社会是无法反悲剧而另寻前途的……“九•一三”事件,是林彪的失败,更是毛泽东的失败,更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种结果是无法向国民、向历史和向世界交待的,都因这两个人物都已把事情做绝,把自己推到绝顶上——因为推到绝顶,注定要失败;因为推到绝顶,自己就没法下来。林彪在笔记中曾记有“绝则错”三个字,而他自己恰恰犯了这个忌讳。这种结果几乎是让历史无法接受的,但又必须接受,因为这已是历史本身。这对“文化大革命”来说,这正是“左派政治”的自我否定。我们说,“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注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之否定的前途,其中是当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否定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便开始了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左派政治”极端推进的形式的自我否定,直至终于走向其政治命运的反面,而“九•一三”事件林彪的覆灭,正是这种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我否定中的最大的自我否定。

林彪事件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是在不许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左派”的垂死挣扎中被否定的。“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亲自打开了美国通向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是否想到,在欢呼“毛主席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的同时,实际上中国“迎来”的是西方的大工业文明。20世纪50年代,中国“迎进”的是苏联,然而几乎就是为了拒绝西方的“物质诱惑”,到60年代又“拒绝”了苏联。现在,却又“越过”苏联而直接“迎进”了西方。这已意味着中国终要抛弃所谓“文化大革命”而走上发展经济的路子。为了“革命”,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又打倒了林彪,然而当这一切“胜利”都过去之后,自己迎来的却又只能是刘少奇和曾被林彪所隐藏起来的一个林彪。这说明真正失败的是毛泽东。这是毛泽东所没料到的。这就是说,国家要富强,人民要富足,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由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这一历史大趋势是谁都没法阻挡的。想阻挡并在行动的是毛泽东,这决定了他最后将失败于永恒的历史——虽然他曾有军事的胜利和不断的政治的胜利。由此,我们会想到,刘少奇是怎么说的,林彪实际上又是怎样想的……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每将自己的“左派政治”推进一步,便都将自己置于了自我否定的境地。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过程就框定在“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之中,无论什么力量,都改变不了由这种矛盾所注定的结局。
从把握内涵于林彪的政治崛起及其最后覆灭的这段历史中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说起,我们是应当对林彪这个人物进行重新认识的。我们且不说他过去在战争中的情况,如果只谈他于“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这段历史,起码我们应当认为这是一个极具复杂性的历史人物,中国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矛盾的历史在林彪身上得到集中的反映,其中造就林彪的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几乎是这种矛盾有多激烈、多深刻、多复杂、多极端、多残酷、多无奈、多无耻、多出人意料、多滑稽可笑和多具有悲剧性,林彪就有多激烈、多深刻、多复杂、多极端、多残酷、多无奈、多无耻、多出人意料、多滑稽可笑和多具有悲剧性。林彪是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制度的缺陷和在这个制度下的人性的扭曲及被放大了的民族的劣根。从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段历史中的中国人的一种丑陋面目,同时也可以看见这时的中国人的一种被压抑着的曲折隐晦中的对经济发展的向往。
如果单说到毛泽东和林彪个人之间最后的是非判定(虽然其间的分裂在表面是非之争的背后还有更深刻更复杂的原因),这本是十分明白的事:如果从是否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这一标准来判定,如果从对生产力发展的态度这一标准来判定,当然林彪是对的,毛泽东是错的。林彪和毛泽东的分裂,是林彪以牺牲而对自己的拯救。林彪主张停止“文化大革命”的混战而发展生产,的确是当时中国之迫切之必需。还有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几乎是无可置疑的,这更是当时中国作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政府之迫切之必需,毛泽东主张不设国家主席,这意味着国家体制被改变——这样一改变,使本来专制的国家体制更专制起来。还有,虽然林彪表面上对毛主席是“万岁不离口”的,但实际上他对“大跃进”、对彭德怀问题私下里却另有一套他的接近实际的想法,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里,他家里就不挂毛主席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他也可以称病不参加,同时他对江青那帮子文人原是极厌恶的。……对此,我们可以说林彪是搞“两面派”的,但不能说他最后的实际主张不对。其实林彪的卑鄙和为人所不齿的是其手段的可耻(大耍两面派,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和林彪最后的是非,已主要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是非。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这个人将来总会被重新评价的。然而,由于当时在那种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基础上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已成为万能的“神”,“神”是永远正确的,既然“神”是反对林彪当时的主张的,那么林彪就仿佛真的错了,而且是“永远”错了。在人们看来,林彪后来最主要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刘少奇也是如此)。为什么毛主席就不能反对? 事实上是,当时的毛泽东是一天不被“反对”下去,一天还是“主席”,整个中国就一天不得安宁,一天看不到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安定及人民生活改善的希望。到这个时候,中国历史最大的需要就是结束毛泽东时代,这时谁真能顺应了历史的这种需要,谁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真正的英雄。尽管当时人们都在疯狂地喊着“毛主席万岁”,尽管当毛泽东死后,已疯狂的人都在悲痛。当时的中国人在悲痛的时候没有想到,正是在这种“悲痛”以后的日子里,中国大多数人首先可以吃饱饭了。最可说明问题的是,正是在毛泽东死后,中国才终于开始摆脱了动乱的灾难而让生产得到了发展,国民过上了较富裕的生活,国民起码在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获得了保障:一是吃饭的问题——中国大多数的人终于吃饱饭了,二是说话问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什么话都可以说了,不再动辄获罪了。有一种死亡拯救了整个中国。不过,我们应当想到,当时整个中国的灾难的结束竟只能指望“辩证法”在一位老人身上的胜利(生命死亡),这也太悲哀了。这是建立在作为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综合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而使然。
毛泽东和林彪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问题,问题总得有个是非本身的分辨,不能以“谁反对谁、谁拥护谁”这个问题作为划分是非的标准。可悲的是那时正是只以对“一个人”的态度问题作为分辨是非的标准的。历史就这样造成了这样一种荒唐的逻辑——以毛泽东之是非为是非,以对毛泽东的态度作为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然而,这种局面除了政治制度的原因外,当时却正是主要由林彪利用这个制度而制造出来的,是他讲的“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话,是林彪自己最后踏进了由他自己制造的划分是非、敌我标准的陷阱。
由此看来还是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在他身后的社会对他进行历史评价的局限:几乎是林彪曾利用那种矛盾怎样对待历史,历史就在那种矛盾框定下的圈子里怎样评价林彪。事实是,直到今天人们还是以由林彪所曾确定的以“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作为评判林彪最后的是非的政治标准的。这样,他就仿佛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要想松动,就很难,虽然早晚会有所松动,因为历史的真实毕竟是历史的真实,因为对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态度问题毕竟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唯一科学的客观标准。这里的问题是,历史什么时候走出主要由林彪自己制造的“神”的阴影,林彪就什么时候得到较公正的评价。


七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渊源
(节选)

(转录者按:谈到传入中国的西方外来思想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时,前面谈了三点:一、始于近代中国历史上“被西方化”和“反被西方化”的矛盾的历史的选择,二、中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俄国传来的斯大林的马列主义,三、由俄国人宣讲的马克思主义常是“走样”了的,特别是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
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矛盾及问题——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分析资本生产过程本身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了他的分析,但是一进入对他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社会的预见(这种预见本身到底怎样,历史的实践已做了回答)立刻就陷入和自己在分析资本主义时的方法的矛盾中——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必然导向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1852年3月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可是无产阶级一旦上升为“专政阶级”,即统治阶级,并且从按着自己的阶级意志完成短时期的社会改造时起,连土地、山川和河流都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人就会变成最大的有产者。然而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样原来的无产者要想保持住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就必须充分调动主观意志而意志地“决定”自己的阶级“本色”不变(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就终会导向以“社会意识”决定人的“社会存在”的结论。这样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最终使自己陷入一种矛盾。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所存在的这种矛盾,当年曾遇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的挑战(这一论战集中表现在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一书摘要》)。不管怎样,在马克思的那个时候,这还都属于空论。马克思主义本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事实上,后来这种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设想”却从没有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世界那里真正“实现”过(法国的“巴黎公社”只是短暂的),它的“实践”是在本没有资本主义的落后地区的国家农民“革命”成功后“出现”的,其中就包括中国。这样这种矛盾一旦在中国遇到人为的实践性的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即更为艰难,一是在实际上还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的情况下,这里的农民革命队伍中的人要想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必须先“意志”地将自己“决定”(改造)成“无产阶级”,二是再(或同时)“意志”地“保持”住本由意志“决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特色”。怎样“意志”地完成这一切呢(实际上这都是办不到的)? 那就有了“思想改造”、所谓无产阶级的道德修养和人为的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所提出的反“和平演变”问题,即本于此)。这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方面成了农民翻身闹革命的理论,一方面又成了一种道德修养的理论和一种什么阶级斗争的理论。刘少奇在延安时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实际上正反映了这样的一种关于道德修养的情况,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时候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要害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那已是属于“欲加之罪”的问题了。然而,事实上无论人们怎样想“意志”地“决定”自己,到头来总还是走不出农民的意识范畴,所追求的无产阶级境界到头来总还是农民的道德理想(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所讲的所谓无产阶级道德修养无论如何也都是一种中国农民的道德理想的修养),因为,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无论在主观上怎样要求,都不可能超出一个农业社会的传统的农民道德理想及人格规范要求(在中国主要是儒家的道德规范)。这种情况直到“文化大革命”,那已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儒家的理学原则的要求了。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激进的道德“唯意志论”的“政治哲学”里有着最直接的反映。同时,这种事实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而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命运终归是那种开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被西方化”和“反被西方化”的矛盾的造就。
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本来是在工业社会里同时出现和存在的两个阶级,两者是互为依存条件的,如果无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也就不存在了——这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再阐述的观点,但在马克思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却又说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专政”造成一个有无产阶级单独存在的社会,他说:“这种专政本身只是进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到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1852年3月5日,见《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这样做,一方面在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使马克思的学说在哲学上最后否定了自己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由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制造出来的“公有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这个问题这样表述:“无产阶级革命,矛盾解决:无产阶级夺取社会权力并用这个权力把从资产阶级手中取来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整个社会的财产。……”)在生产关系上所造成的是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一种生产的原始共产性和奴隶制占有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已在一些落后地区的国家“革命”成功(只能是“农民革命”的成功)后所实行的“公有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因素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如何,已由实践做出历史性回答,这正如上面我们对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所分析的那样。
还有——这是更重要的——马克思的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学说,由于其之对无阶级、无剥削及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的设想、描绘(很多设想和描绘都是后人所做的)总让人感到似乎在重复宗教的关于“天堂”、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这样,在其批判了一系列“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之后却又使自己的“科学”带上了宗教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一旦让后人将农民道德空想的实现结合起来就会使人走到疯狂犯罪的邪路上去或只能是浪漫冒险家的“堂•吉诃德式”的共产主义。由于实际上马克思之后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大都是在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的属于农业社会的国家里进行或完成的,这样就只能是和空想的农民道德结合起来的“革命”,问题也就常常严重起来。苏联的斯大林时代是这样的,我们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正看到了这种情况。除此,我们从20世纪末期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所领导的“红色高棉”的所谓革命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况(波尔布特于1998年4月15日在溃不成军的情况下病死于丛林中的藏身之所)。20世纪60年代的古巴的切•格瓦拉就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他生于阿根廷,由于他参加了古巴的反对巴蒂斯塔政权的斗争而成了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古巴领导人之一。他认为革命的理想是为了塑造“新人”,“物质动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个人利益,他号召用“彻底的批判的激情”去清除旧时代留给个人的一切,他批判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对价值规律、利润和个人利益的承认,赞赏当时中国的“思想革命”的做法和世界革命的蓝图。他认为只有战争才能塑造“新人”,于是他企望战争,期待着美国的入侵,为实现他的道德理想,先去了非洲刚果(1965年4月1日)去制造“世界革命”,后又去了南美的玻利维亚,最后为玻利维亚当局俘虏并处决。尽管他个人人格是高尚的,但他的“革命”行为却是堂•吉诃德式的。将来人类也许真会有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的到来,但其之到来决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制”实现的,更不会是农民的道德空想的结果。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途径到底在哪里,那只存在于历史自然的发展中。
——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政治哲学”里,被抛弃的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直接吸收进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后来使自己陷入致命矛盾的理论及其问题及其无法摆脱的宗教意识——马克思主义就这样制约、影响了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的形成。

毛泽东胜利于一时的军事、政治,最后败于永恒的历史。
不过,将来不管多少年后,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对毛泽东怎样评价的争论将一直持续下去,正如直到今天,人们还对秦始皇的评价在一直进行着一样,而且是将来每到一个历史的关头,不同的人们常都可能把毛泽东重拖出来再集中地或贬或褒一番以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不过,尽管如此,对毛泽东评价和对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总需有一种客观的历史标准,而且这种客观的历史标准是唯一的,那种标准就是看其怎样影响了生产力:是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或破坏了生产力发展。而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唯一的,那就是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毛泽东生前对自己有他自己的评价,他说他一生共办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岛上去了,二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第一件事无论如何也只是进行了一场农民战争,在还是农业社会的中国,其性质不会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战争,尽管当时被打倒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几位最主要的高官已拥有自己的“官僚资本”,那种战争所完成的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改朝换代而已,这里的关键不在于谁最后夺得了政权,关键是看夺得政权后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或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件事,所谓“文化大革命”,对生产力的作用如何已不言而喻。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沉于“能耐崇拜”中,这表现在只看一个人在政治、军事方面一时的能力,而不在对生产力发展的态度和作用上区分是非。这正如区分“佛”和“魔”的问题,《西游记》中写到很多“魔”,个个都有腾云驾雾、变幻人形的本领,但和“佛”相比,却有着是“普渡众生”还是“祸患人间”这样两种根本的区别,而且凡魔,其本领越大,其对人间的祸患也就越大。在人类历史上,“普渡众生”的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发展生产力,而一个历史人物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到底如何,是不能靠怎么说的,而是要由历史的实践来检验的。
到此,我们终于全面地寻找了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物质根源,由此我们终于可以更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我们将会看到,把握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对我们会多么重要,我们今天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和解决,都是应从这里开始或从这里得到启发的……
其实,还有一种造成那种“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激进”地出现的“社会存在”应当说及,而且看起来那还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存在”,那就是我们上面一再提到的1949年后的没有自己的权力制衡机制的中国的政治制度。这种“没有”更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存在”。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如果有着自己的权力制衡机制,那便有了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只要有了这种权力“制约”,无论谁的可能导致社会失误的主观政治思想都“可能”一开始就在权力“制约”中被阻止了,如果真的能那样的话,人民公社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能”不会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惜我们没有“可能”阻止这一切发生的权力制衡机制,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人说什么算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过,这种没有权力制约的政治体制机制的“社会存在”本身的理由也正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我们已分析过,那首先是自中国近代史开始的“被西方化”和“反被西方化”的矛盾运动……

八 时代的课题

还是要回到一开始的那个话题: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反思“文化大革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由此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正等着我们在对“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历史消化”中推出。为了“消化”好那段历史,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我们这种对思考的思考本身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用得着德国诗人及思想家歌德(1749~1832)一句话,那是:“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这里,更重要的应是我们的实践。最后还应是海涅的那句话:“……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再向前推进一步。”

写于1967年春(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化大革命”第二年)至1983年(于齐河师范学校)至2003年(于山东文学社)



《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一文初稿)于《齐河师范》(校刊•1983年第二期•总第六期)发表时(署名:铸鉴)的《写在〈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后面的话》
这篇稿子,我写了十六年。她,已是我的一段命运。
我写这篇稿子的目的是想通过“思考我们的思考”而用唯物史观变革由我们昨天的那个时代固定下来的已经世俗化了的一种思考原则及思维方式——“文革哲学”,并想在这种“变革”中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重新思考我们对现实的改造(改革),从而把我们对“文革”的否定变为科学,从而找到对现实改造(改革)的唯物的正途。这中间的实际思考过程是:在思考我们的思考的过程中思考我们的历史(“文革”)及现实,在思考我们的历史及现实的同时思考我们的思考……
我自认为,我们这样思考我们的思考和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思考我们的历史及对现实的改造(改革)……是很有必要的。不过,我在十六年前(即1967年)开始写这篇“思考的思考”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今天的这种情势会来得这样快,那时只是感到我应该写出我所认清了的是非而已——我要为我们的历史铸造一面镜子。为此,我曾取名“铸鉴”;为此,我开始思考我们的思考。当时,在四海之大连张平静的书桌也难以放下的情况下,我硬是给自己安下一张书桌——我开始自修学习,先学习哲学、历史……
文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有的也许至今还属于新的提法,这里首先需要的与其说是知识,倒不如说是胆量。
此稿原来很长,是足以成为很厚的一本书的。这里所刊的只能是一个摘要,其中删去了很多方面的举例、资料引用、数字统计和对一些问题的具体分析。
为写此稿,我几乎牺牲了我的一切,这其中已不只是“几把辛酸泪,一味痴人情”的问题了,这里是有着火的熔烧和铁的铸炼的。我用我的血凝成了她,只有母亲才懂得孕生、哺育的牺牲是具有怎样的价值的,而这一切又都由于爱——执著的爱。
我是浅薄的,但我自知自明,我知道,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是有着可修正的错误的。我随时都在准备修正自己在探索真理中的错误。在探索中,为真理而修正错误是一种幸福。不管怎样,我毕竟还是用我的心血凝成了她,这算是了结了一桩心愿,完成了一种使命。
我终于自己解放了自己——其实我总是给自己寻找折磨自己的课题。

1983年5月9日于齐河师范午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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