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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七一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2月28日第171期
本期目录
〖朱多锦专辑〗
研余杂记
何 蜀 重读朱多锦
书海泛舟
朱多锦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一 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 二 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三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四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五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现形式及其性质 六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过程(历史前途) 及其过程中的“历史本质”的内涵(节选) 七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渊源(节选) 八 时代的课题
—————————————————————————————————— 【研余杂记】
重读朱多锦
何 蜀
因为一次停电,使我重新阅读了朱多锦的文革研究论著。 那是去年(2020)年底的一天,住地小区因检修而从清早到晚上停电一整天。平时基本上都在电脑上写作、阅读(或听读)及与朋友通信交流,一旦停电,就不得不停下手中的事务。于是,就浏览书柜,看看有什么书可取出来阅读,既是消遣,又作“补课”、“充电”。前几次停电,我就重读了唐诗宋词和外国文学名著的一些内容。这次,当我的目光巡视到书柜边上一格存放的不常用书时,注意到了一本十余年未动过的书,朱多锦送我的《发现与批判——朱多锦文论论稿选》(中国文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印象中,此书的重要内容是朱多锦的一篇文革研究论文,当年读后就感到很不错。现在有了时间,我就取出书,翻到那篇应算他生平最重要的作品,重新阅读起来…… 跟朱多锦的交往时间很短。那是我在2008年刚退休后,与北京朋友吴迪(启之)一起办了个供文革研究的朋友们交流的电子刊物《记忆》。《记忆》于2008年9月13日创刊后,我就以电子邮件分发给一些有交往的朋友,征求意见并征稿。其中,大概是山东大学的朋友、《青年思想家》主编贺立华把《记忆》转发给了一些对文革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其中就有朱多锦。不久,我收到朱多锦的来信,并附上了一篇别人介绍他的特殊文革经历的文章。我马上作了回复:“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小刊物的支持!文章待看。对有志于文革研究的人,我们都是非常支持的,我们办这个小刊物的本意就是为了推动文革研究。对山东省文革的各种史实和重要人物,不知你是否写有什么文章?”我回复的时间是2008年12月23日。(下图:朱多锦2000年在道家圣地五峰山留影。) 朱多锦发来的文章是他上大学时的一个女同学杨政写的《文革时期的朱多锦》,我做了一些编辑处理后,于12月29日发还给朱多锦审定。得到他同意后,我们在2009年1月31日出刊的第13期《记忆》上刊发了这篇文章。 从杨政的文章可知,朱多锦原名朱孝全,后改为朱晓泉,老家在山东齐河县赵官镇程官庄,他于1965年暑期考入山东师范学院(现在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革一开始,朱多锦也曾跟着“革命”过一阵子,但是在1967年夺权和造反派分裂并打起“派仗”后,他就不再参加那些“革命活动”,而到处搜集文革资料,几乎成了“搜集资料的狂人”。杨政的文章里说:
他不分昼夜地在大字报栏前抄啊抄,忘了吃饭,忘了休息。他去外地串连,亦进行着这件他认为神圣的工作,于是山东师范学院铺天盖地、无以计数的大字报、全国各地许多大字报和油印小报,都不断地汇集到他的手中。当时有收废品的到校园来,很多同学就将一些油印大字报底稿都当废纸卖了,他就用从仅有的几元钱的助学金中挤出来的钱再买回来。现在,他说他掌握了文革的很多资料,应该不是妄言(今天,对他所占有的关于文革的资料,有人出惊人的高价收买,但他拒绝出卖,虽然他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
在收集和研究资料的同时,朱多锦开始偷偷地将文革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开始了否定文革的研究。由于他的这种研究行为,在1970年春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他的全部资料被抄走,农村的老家也被抄家,抄到的书籍中有《新旧约全书》(圣经)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村里的人听说从他家里抄出了《资本论》,有人惊叹:“看看吧,原来这孩子竟藏着写资本家的书,真是危险!”……1970年7月29日,中文连(系)65级宣布分配方案,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不予分配——其中一个同学因不堪迫害跳楼自杀,当时还在医院里抢救,另一个女同学精神出了问题,朱晓泉则是被认为犯了恶毒攻击文革的“恶攻罪”,而且还说他已形成了“反动”系统的思想体系。属于他这种情况的,全校学生中就只此一人。他先是在校内监督劳动,后来又被放到山东师院办在聊城城外的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秋才给他分配了工作。文革结束之后,直到1980年5月5日,他在任教的禹城八中(莒镇)才收到了寄给他的平反通知。后来他调到了禹城二中(伦镇),才于1981年5月5日收到退还给他当年整他的三大本“黑材料”。再后来他调到禹城一中(禹城县城),才于1981年11月5日收到补发工资的通知,11月20日他到山师的“落实政策办公室”领到补发工资1007元(补发从1970年8月到1973年9月的工资,扣除其间每月曾发的生活费),到1982年1月13日,他又领到由禹城县教育局补发他的晚转正定级的工资差额款360元(从1973年9月到1977年10月)。就这样,他从受难到平反结束、补发工资,前后共遭难12年,比文革十年的时间还长。 朱多锦跟我联系上后,很快就寄来了他的《发现与批判》一书,收到赠书后我马上读了其中约占全书1/4篇幅的那篇文革研究论著,于2009年1月13日给他发去邮件:
朱多锦先生,您好! 今天收到了寄来的书,首先就翻看了你那篇论文革的大作。觉得相当好(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不让更多的人读到它真是可惜。能否将电子文本发来?我们一定尽量用上。文章太长的问题,我想可以分期连载或分成不同题目刊载。不过目前稿挤(长稿较多),暂时得等一等。
两天后,1月15日,我收到他的回复邮件: 来信收到。非常感谢您! 我的“文革”研究的拙作能得到您的认可,我很高兴!说实在的,我原来还担心您不认同呢!因为曾有不少人嫌我在文中有些话说得太“惊人”,有时还因我的研究方法而拒绝之!所以我就盼着能遇到知音和知己。想不到就遇到了您。对您,我是因知音而视为知己的。 何先生,我想告诉您,为了“文革”研究,我付出了人生极沉重的代价,牺牲了很多很多,当时仅仅因为一个偶然原因我才能活下来。不过直到今天我还穷困潦倒,我在山东文学社只是临时工。我知道,您知道了我的情况,不会看不起我。我这一切行为都是因了我总认为我们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是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和科学而奋斗。我这样做了,并坚韧地坚持下来——从不去凑世俗的热闹,只默默地走下去就是了;其中,我写作新诗只是一种自我抒发而已!今天能遇到您这样的知己,我感到已是我的一种幸运——人,能得一知己足矣! 非常同意您所说的做法。不日将把我的“文革”研究的电子件发给您,请您于《记忆》连载。不过,我想还是按我们原来所说的:先发杨政写的那篇。 再说一遍:非常感谢您!
1月19日,朱多锦再次回复我:
接到您的复信,读了,很是感动! 春节临近,祝您和您全家新春好! 得知您准备在《记忆》上发我的“文革研究”的全文,我思前想后,夜不能眠。可谓“思之泪雨坠,欢笑不成声”。一切都如您所讲。我们都是自觉地走上这条路的,且受苦受难。但,我想中国真正的进步力量就在这样一些知识分子身上。 ……明日,我就回故乡,过年了,我还有87岁的老母。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电子原件,春节后寄来吧!其中有的我还要规整一下。 再次祝您和您全家新春好! 第二天又收到他的一信:
昨晚,给您发了一信,我说就要回家过年了,但因所在单位有事,未能成行,这样又有幸读到12期《记忆》。我越读《记忆》越感到你们创办《记忆》的意义重大。读《记忆》对我的关于“文革”的思考很有启发。 今日和杨政女士通了话,又谈到《记忆》要发她写的我于“文革”时期的报告文学的事,她在对您表示感谢的同时又说:“如果能将全文全发最好了——分期也好哇!”……我说,我再给何主编去信商谈,看怎样。 我也收到吴迪先生的回信,说我邮寄给他的书和杂志收到,我也给他回了信。 再次祝您和您全家春节好!
2009年的春节是1月26日。大概他在发出此信后不久就回乡去了。 此后我就没有再收到他的邮件,也没收到他曾说要在春节后略做“规整”再发我的论文电子版。过了一段时间,我想起没有他的音信,还在想,他是不是在整理旧著时有了新的思考,在做进一步的修改?…… 此后,因忙于编发完全按个人兴趣自办的刊物与写作,没再去多想朱多锦的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公开出版的报刊与书籍对文革题材著述越来越严格的审查与拒斥,一些本来完全可以在公开报刊或正式出版的书籍中发表的文章,也在走投无路之后越来越多地投向我们这样的既无稿费又无名气的电子刊物——仅是为了在文革研究的朋友圈里得到交流。来稿多了,也就没再急于催问朱多锦的文稿了。加上后来我在2011年底退出《记忆》,另办了《昨天》,其间又遭遇了电子邮箱因频发或群发刊物较多而被停用甚至被破坏,几次换用另外邮箱等变故,会不会是在此期间他给我的邮件因邮箱的问题我没收到?……从此与朱多锦失去联系。 在十余年后重读朱多锦的论著,我仍然认为他的这篇长文值得再发表一下,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十余年,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著述与新的史料,而且他在研究中所持的主要还是学生时代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观点,但他当年的许多看法仍然显得很重要,有些论断,比如说从人民公社到“五七道路”这种“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和以平均主义消灭‘差别’的做法”,是“对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一历史大趋势的拼命抵抗,由此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历史性”;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反映着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历史本质力量,表现着对那种阻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超先进’生产关系的冲决及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政治的触犯”;认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各对群众造反派的清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一旦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就要对造反派“秋后算账”,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对造反派“秋后算账”,造反派无论怎样都没有好下场;以及“林彪是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反映的是制度的缺陷和在这个制度下的人性的扭曲及被放大了的民族的劣根”,“历史什么时候走出主要由林彪自己制造的‘神’的阴影,林彪就什么时候得到较公正的评价”等等,都是能够为文革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与启发的。 当晚小区来电以后,我上网试着看能否检索到朱多锦的信息,上网一查“朱多锦”,才意外得知他已经于2013年去世! 网上的介绍是:朱多锦(1945~2013),原名朱晓泉,号铸鉴。山东齐河人。196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3年起先后在禹城八中、二中、一中、齐河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师,1993年到山东省作协创联部工作,后任《山东文学》编辑室主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朱多锦是著名诗人、学者、诗歌评论家、《华夏文坛》原社长兼总编、《山东文学》原诗栏主持、山东青年作家协会顾问、济南七亩园文化论坛学委主持、中国青年文艺学会山东省委员会终身顾问。 2013年1月30日下午2点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68岁。 从这一网上介绍和另外几篇追忆文章看,人们只把朱多锦当成一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诗歌编辑,“主要成就”是“扶持一大批山东诗歌新人”,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文革研究。按他给我的信中所说,“我写作新诗只是一种自我抒发而已”,这一文革研究论著才是他自己所最看重的个人成就,用他自己的说法是“这篇稿子,我写了十六年。她,已是我的一段命运”,“为写此稿,我几乎牺牲了我的一切”。 从2009年1月我与他建立联系后又失联,到2013年1月他去世,这整整四年中,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他完成了对自己文革论著的“规整”吗?他年迈的母亲(从他的博客上查到他一首《哭娘》的诗,诗前说明他的娘于2012年9月24日上午病故),他自己的久病之身,是不是在这期间都影响了他对论著的整理、修订?他是不是在修订过程中对原稿又有了些新的思考,在进一步扩展成一本新书?……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再也找不到答案。 斯人已逝,但是他这篇花了十六年心血写成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却留存了下来,此文在665页的《发现与批判》一书中占了178页,约139000字,是其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实际上就是一本小书了。与那些文学、诗歌评论文章混在一起编成一书,或许是为了减少出版的阻力吧?估计此书也是按当时的“时代特色”花钱“买书号”出版的,印数肯定不多,因此至今许多热心于文革研究的朋友都还不知道。 如果“买书号”出书,按朱多锦当时“穷困潦倒”的情况,多半也是友人资助的。在网上查到一篇怀念朱多锦的文章里谈到一则轶事:泗水一位文化商人苏富宽,为人豪爽,名下有印刷厂,曾借给朱多锦一万元钱。2008年底苏因车祸去世,朱多锦闻讯后打电话给苏的儿子,说要还钱。苏子惊讶,不知有此借款之事。朱多锦说,我知道你不知道,借钱的事你爸也没跟你妈说,但钱真借给我了,这几天你抽空来拿吧。苏子十分感动,说父亲去世后很多借了钱的都不认账了,我和我妈去要都要不回来……这事可见朱多锦的为人。 我决定将他此文的主要内容从原书中复制出来,通过现在的转换软件转换成电子版在《昨天》上发表,以提供给更多的文革研究者参考。考虑到篇幅问题,将前面的一至五章全文照录,后面篇幅较长的六、七章则节选其重要论述的片断,主要略去了原文对文革中红卫兵运动、林彪事件等过程的叙述(多是人所共知的内容且缺乏近十年来已经公开的一些新史料)及有关传统文化的影响、近代思潮的激荡等内容。原文长段落较多,经常是整页甚至连续三四页(两三千字)不分段,编辑时将有的太长内容细分了段落。 2021年1月20日于重庆风江阁 —————————————————————————————————— 【书海泛舟】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朱多锦
自按: 这篇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稿的初稿写于1967年至1983年。中间是16年的时间。初稿发表于我曾执教的齐河师范的校刊《齐河师范》(1983年第2期•总第六期),题为《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署名:铸鉴。之后,我又从初稿出发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为书名,终于写成一部书。这时已是2003年。其间已是36年的时间。现在看来,辑于此书的这篇文稿,与其说是1983年刊于《齐河师范》校刊的那篇题为《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如说已是我后来所成之书的提纲或缩写,这样这篇文稿辑于此书时也改用了后来所成书的书名。 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1967年春),我便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那时我还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先是预言“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即探讨其注定的结局,后是探讨“文化大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的根源。我想,正是决定“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社会深层的矛盾运动”注定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进程及其结局,而这种“社会深层的矛盾运动”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在于揭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然而,要想揭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重要的又是对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的把握。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及其前后的一段时期里,一直掌握着人们的思考的只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代哲学”,当时即使允许将“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话,由于思考历史的方法不对,人们也无法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这样,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当时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思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关鍵在于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为了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必须把握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为了把握思考历史的正确方法,必须正视自己正怎样思考历史,以求校正自己的思考。这样,我在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必须随时思考自己正怎样思考——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自己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思考自己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文化大革命”…… 这已是关于历史哲学的批判问题。正因如此,这篇文稿在《齐河师范》(校刊)发表时,题目就定为《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当时同时还有副题:《“文革”哲学的清算和终结》。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步入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危险的政治禁区,当时我是把自己的头颅挑在了枪尖儿上。由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后来,一位友人在他写给我的一首诗中这样写到我那时的这种情况:“你在昨天拣起一块沉重的历史/它的名字叫‘文革’/你说:我把它拿到明天研究研究/——你几乎搬不动它/你为搬动它曾被坠进地狱。”(见徐树爱的诗:《思考命运的命运》)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我遭遇的是一种沉重的命运,直到今日,我还在以我的一种命运现实而付着出代价。 今天,自我于《齐河师范》(校刊)上发表此文初稿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在这后来的多少年里,我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又丰富了许多,但无论如何,其所因循的“原理”却还是我早在“文化大革命”中研究“文化大革命”所确定的。我相信,我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角度,迄今也许还和所有别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都不一样。
一 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
“……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再向前推进一步。”(德国:海涅•1797~1856)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已成为昨天的历史,且已终于被否定,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课题——反思“文化大革命”,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由此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常出现这样的时代衔接:一段动乱百废的历史,竟继之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 这是因为在那段动乱百废的历史中常蕴涵着足以使它的下一个时代繁荣昌盛起来的丰富的“历史营养”,然而这种丰富的“历史营养”的汲取还取决于对那段已成为过去的历史的“消化”。我们要真正消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在于揭示那个时代的历史本质,而这,除了所应具备的政治环境外,还取决于我们怎样思考历史、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样,为了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变为科学,我们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必须思考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从而校正我们思考历史的方法。我们应当思考我们的思考——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思考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思考“文化大革命”。
二 我们正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我们正怎样思考发生于我们昨天的“文化大革命”呢?为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看“文化大革命”曾让我们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曾让我们怎样思考“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曾铺天盖地,然而,不管怎样,其首要的是在今天仍需要人们回答的两个问题,所不同的只是用意和答案已不同而已。这两个问题是:应到哪里去寻求“文化大革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的根源,这种根源到底是什么?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1966年8月8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是这样讲的:“……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于是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化大革命”,当时的重要文件及“重要人物”的讲话(大都是当时第一次披露的“最高指示”)是这样阐述的:“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转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见1967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见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转自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报道《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的谈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见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转自1966年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见196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见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见1968年5月16日《解放军报》)。 同时,见诸报刊及广播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宣传都是重复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解决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里的夺权”,“是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解决人们的世界观,改造人们的头脑的大革命”,“是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大革命”,“对于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和宣传,除了美化性地竭力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意义”(包括“政策”)外,还说明了什么呢? 它还在说明“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源只能到意识形态领域里去寻找,只能求之于伟大领袖的“天才头脑”,求之于对“苏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实应是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对斯大林的否定及所实行的改革)的总结,求之于革命群众对领袖不断增强的忠心、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阶级敌人,特别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无比的阶级仇恨,求之于革命群众对“思想革命化”的无限向往和迫切追求……总之,“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源只应到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去寻求,只应到人的头脑中,特别是只应到伟大领袖的头脑中去寻求,而其之根源只能是资产阶级“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的企图和“无产阶级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的这样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 今天,“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了一种空前灾难的代名词,“文化大革命”的形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定下的是非,应改变的都改变了或正在改变着。然而,人们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原则及其方式是否改变了呢?即是说我们现在是正怎样思考已成为我们空前灾难的那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呢? 到今日,我们反思“文化大革命”已经历经了“政治(批判)性反思”、“文化性反思”(于是便有“寻根文学”),正见苗头的是“自审性反思”(其标志,可见巴金的《随想录》)。总结已经历和正开始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各个反思阶段的反思。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是正这样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的:把“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归之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捣乱,归之于一切政治骗子的祸心、野心,把当时社会上很多不正当问题的出现归之于一切坏头头儿的私心和一再由私心表现出来的派性,归之于一些群众因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而上当受骗,归之于中国传统文化,归之于国民素质,即其劣根性,归之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政治影响,归之于法律的不健全……最后,是统统归之于“极左”(包括“极左路线”及“极左思潮”)。有很多探究“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文革研究”的著述都是以此立论的。 比如席宣、金春明著有一本《“文化大革命”简史》(1996年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这是本较有影响的关于“文革研究”的书。此书认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是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在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的结果,书中所讲的三方面交互作用的因素是指“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实际上,这三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无论如何都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关于思潮、观点和认识的交互作用。这里的根本问题是:这样的思潮、观念和认识是哪里来的?是什么决定了这样的思潮、观念和认识呢? 其实,这样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只是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否定这样一种历史事实的实现。然而,思考其兴起根源的思考原则及方式却还是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那种模式,即对“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只到政治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去寻求,只到人的头脑中去寻求。这样来思考“文化大革命”,是在对历史事变的思考中把对人的政治责任的明确或刑事的追究与对历史变动根本根源的寻求混同起来了。问题的根本点在于:是一些人的政治行为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历史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及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历史造成了那样一些人的政治行为? 今天,按着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那种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原则及方式来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恰恰把问题给弄颠倒了。 这种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原则及方式是以下述历史观为基础的:一切历史变动的根源,归根到底只应到变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而政治变动的推动因素又是什么——关于这点,总是不去设想。 这种历史观的本质在于用人的“社会意识”来说明人的“社会存在”,用思想的进程说明事物、事件的进程,用一个时期的政治关系来解释相应的经济生活条件。 这种历史观在于指导人们思考一切历史事变时,竟径直着手探讨和研究政治形态,一碰到这些形态是由当时人们的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下了步子。 这种历史观总是让人们的思考在意识形态领域绕圈子,总是不能让人们掘开时代意识的覆土去发现该时代的历史基石,这正如蹩脚的地理地质学家,只限于指出哪里有山、哪里是海,但不能指出那里为什么有山、是海。 今天,我们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按着由“文化大革命”固定下来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及方式来思考历史,来思考“文化大革命”及其兴起根源。这是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模式(其实,我们今天同时还用这种“思考模式”来思考对现实的改造及改革,这是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关于解释历史和改造现实的一种哲学,“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遗患就是这种意识遗患)。 用这样的由“文化大革命”固定下来的思考模式来思考“文化大革命”,是不能科学地回答如下这样的问题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单单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呢? 为什么领袖头脑中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念单单在那个时候产生呢? 为什么只能是林彪、“四人帮”之类的人物在那段历史中成为人民的灾星呢? …… 到此,我们还应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只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意味着什么呢? 只要再仔细地思考一下我们的思考,就会发现,我们只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只在人的头脑中寻求“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意味着的是,面对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政治力量的斗争交织起来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的历史画面,注意的只是“运动”,而不是注意“什么在运动”。 现在,我们应当这样提出问题了:“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在运动”?
三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我们将会看到,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不仅将使我们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会打破由“文化大革命”所固定下来的思考历史的方法——那将是一次哲学上的大变革,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这种哲学上的大变革、思想上的大解放,将会使我们从根本上着手关照我们今天的改革。 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要揭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要打破由“文化大革命”固定给我们的思考历史的原则及方式,首要的问题是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要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最可靠、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是不忘记“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的基本的历史联系。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本身所提供的只是一些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的线索——不必说那时曾是怎样歪曲的。不过,我们仍可以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联系中先找到它的“意识”的“前因”,把那个“前因”抽出来,单独考察,究其物质的本质,然后再把它放回到基本的历史联系中,便可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 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联系中,“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可以说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初见于1965 年11月10日《文汇报》)。关于对《海瑞罢官》历史剧的批判问题,毛泽东曾有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见毛泽东于1965年12月21日上午给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纪要)。彭德怀为什么于1959年被罢官呢? 因为他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即于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曾将自己对1958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号召向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进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写给毛泽东。看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的历史联系的链条上,“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可先推至1958年。原来新中国的历史发展到1958年便在那里打了一个很大的矛盾的扣结,“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奥秘就深涵于那个矛盾的扣结中。 现在,我们就把那个“矛盾的扣结”从历史的关系中单独抽出来进行考察—— 在 1958年的“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化的组织形式”,见196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展望六十年代》)中,能以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固定下来的则是人民公社(1958年8月29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此之前,中国农村从1951年开始搞互助组,到1955年农业合作化出现高潮。陈伯达一次从福建回到北京,提出“乡社合一”,一个乡办一个社的主张。毛泽东倾向于陈伯达的意见,后来,于1958年2、3月间,毛泽东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型,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个思想,当时被作为重要指示向下宣传。河南省响应最快,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是1958年春由27个合作社合起来的,到夏天忙改名为卫星人民公社,新乡县七里营也跟着成立人民公社。毛泽东在河南省新乡县视察时一句“人民公社好”的指示震撼了全国。1959年8月29日的题为《人民公社万岁》的《人民日报》社论是这样陈述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经过的:“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3月间召集的有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地方党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成都会议,考虑到这种情况,就提出了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的建议,这个建议随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同意。 在这以后不久,在五月间举行的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就是这样,在我国广大农村中,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新的社会组织就应运而生了。……六月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才选择了‘人民公社’这样一个比较最能表现这一组织的内容和最能受到群众欢迎的名称,而在八月间党的北戴河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高潮时,到年底,高级社还不到两万个,但到1958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已扩展到74万个,从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到1958年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26000 个人民公社,加入公社的农户,达到了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人民公社,那是包含着 1958年的总路线精神、体现着大跃进形势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五位一体”的一种“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先是农村人民公社,很快又是城市人民公社。关于城市人民公社,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的题为《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而奋斗》的社论这样说:“一个新的声势浩大的、波澜壮阔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出现,可以预料,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全国各个城市将像广大农村一样,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大家知道,早在1958年夏秋之间,在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城市都先后试办了一批人民公社。经过一年多以来的巩固、提高和发展,目前参加城市人民公社的人口已经超过二千万人。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的多数城市,已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60年3月31日的《人民日报》的题为《“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的社论说:“今年以来,一个组织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高潮席卷全国各个城市。现在许多城市正大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既是一种生产关系,同时也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一种社会基层单位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它的特点,按当时的话说,那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是一种“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权组织和经济组织合一的组织形式”(见1959年第1期《红旗》杂志社论:《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载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它是“大”的,无论从哪种范围来讲,它都是大的——只就户数来讲,一般都是由原来的一二百户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 5000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很多地方,一个县就宣布为一个公社,“所谓大,就是公社规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一般说是万人社以至万户社,一个社的范围等于一个乡(如果原有的乡太小还可以扩大合并)。”(见1958年9月3 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全国的74万个农业社,平均每社约160户,在1958年夏秋之间合并改组成为26000多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约4600多户,以后经过整顿,又改组成24000多个公社,每社平均5000多户,也就是说,相当于原来农业合作社的30多倍。”(见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0页)。“人民公社拥有几千户以至上万户的人力,几万亩以至十几万亩的土地”(见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59年9月14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它是“公”的——在那么大的范围内实行公社所有制,其中包括以公社一级为统一核算单位及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 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1958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这样说:“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生产工具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为社有。有少数公社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开始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1958 年第7期《红旗》杂志刊登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协作精神,应该交出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当时,在党中央主办的《红旗》上刊出的嵖岈山公社章程成了人们仿效的榜样。“很多公社,今年(1958年)已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已实行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全由公社包干供应。”——当时实行“共产主义”的典型河北省徐水县,甚至实行“全民供给制”(见《农业化重要文件汇编》)。山东省范县于1958年10月28日召开万人大会,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具体规划送到党中央,毛泽东写下这样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使人民公社同时又具有政权的性质,“由于人民公社实现了工农商学兵的结合,超出了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范畴,而成为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统一体,乡一级的政权当然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必须同公社合而为一。公社社务委员会,就是乡人民委员会。 再进一步,人民公社的县联社也将有同县人民委员会合而为一的趋势。”(见1958年9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当时一再宣传说人民公社不但具有全民所有制的成份,同时还可直接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统一调拨它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便于加强国家的领导,便于对广大农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样,1958年人民公社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平均分配,无条件地平调生产队甚至农民个人的财产,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原来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及家庭副业全被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取缔。1958年的人民公社已“公”到“共产主义”那里去了。 可是这种“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所对应的生产力实际上却还是很低的——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时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以人力、畜力为基本动力和以从秦汉沿用过来的生产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而在工业生产方面,除“重点企业”外,有不少还停留在或刚刚脱离作坊工场式的生产状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对于还很落后的生产力来说,应当说是一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这样,人民公社在社会生产中所造成的是一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极不适应的矛盾,同时又以这种生产关系的所谓先进性迷惑、掩盖或掩饰着这种矛盾。 农村人民公社的出现,是经历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个过程的,它包括从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开始搞互助组,“到1953年互助组已普遍发展起来,到1955年夏秋之间合作化形成了高潮,1956年完成了高级合作社”(见1959年10月29 日《人民日报》:《谭震林同志在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讲话》)。在人民公社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国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已经有了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不适应,到了1958年的人民公社,这种不相适应已发展成为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 在城市,城市人民公社,除了城市街道政权组织和一部分企业生产及商业合作社的“合一”外(这些大都是“集体所有制”),而凡独立的企业、商业组织形式(这些大都是“全民所有制”)则除了和政权“合一”外,主要则是在生产上和交换形式上落实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精神,它表现为每个企业都是国家计划下的生产单位,产品在企业之间的交换不具有商品性质,劳动者的报酬与劳动量并没有直接联系,它湮没的是商品、市场、价值规律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中国的工商业早在人民公社之前,在经过了“公私合营”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就已开始以“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两种公有制形式而程度不同地体现着一种“一大二公”的性质了(1952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经过4年,这一改造基本完成),到1958年,则由“人民公社化”都一齐“化”到“共产主义”那里去了。如果1958年先出现的农村人民公社被认为是典型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话,那么在城市企业生产和交换组织形式上则是一种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和交换,亦即是一种人民公社式的生产(交换)关系。 这样,1958年所造成的历史的“矛盾扣结”,进一步说应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 然而,对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只要具体地提到一定的历史范畴来分析,立刻就会发现其于“超先进”的形式下面的极端的落后性。由于它是“一大二公”的,由于它是“政社合一”的,这样,它在各种范围各种领域里,一方面取消着标志社会主要进步的社会分工,取消着作为现代社会进步主要动力的商品交换,将生产者的生存、生活完全框定在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状态中,一方面却又使生产者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分配诸方面都只能是对政治权力的人身依附,使生产者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在生产过程中直接被剥夺(不是剥削),使生产者和生产管理者变成两种社会身份,从而使生产者的生产职业以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的形式从此固定下来。这种生产作为一种过程,一方面由于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上没有明确的人格代表,从而在生产的“风险承担”上和使生产过程本身呈一种原始的共产状态,一方面却又由于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直接的占有和分配支配,从而使社会完全唯长官意志之是从,从而出现的是生产者人身完全的政治依附。 这是内部极其矛盾的一种生产关系:在生产“风险承担”上及生产过程本身的原始共产性和生产者人身的政治依附及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完全占有、支配性(奴隶制占有)的矛盾——生产的原始共产性和奴隶制占有性的矛盾。它的总的特征是:生产的“大锅饭”,生产者人身为政治所束缚和生产者在生产资料、资源、财产及产品诸方面为政治权力所剥夺。它的落后性主要表现在其本身的内部的严重的矛盾性上。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内部的这种矛盾,一方面使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失去了起码的生产积极性,它压抑的是生产力中的最积极、活跃的因素——人;另一方面却又在生产过程中使生产管理者所关心的只是政治权力本身而在“生产风险承担”上和对生产本身却掉以轻心(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所采取的方法是“突出政治”和开展阶级斗争,然而这样却更加剧了这一矛盾)。“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首先是由人民公社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的矛盾所引起的。这样,1958年人民公社“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应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严重落后性和生产力在一个新时代要求迅速发展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曾不是一般地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是一上来竟是对生产力的灾难性的大破坏——这种情况,凡是经历过1958年“大跃进”的人,都是记忆着的。正如以上所说,当时“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生产是完全被置于一种狂热的盲动之中,单方面地追求生产的高指标(追求粮食生产和钢铁生产的高指标),在长官意志支配下演出了一幕幕极其荒唐、荒谬的悲剧。早在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就宣布,在钢产量方面“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从1955年底到195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就出现了两种思路:一是心急求快,指标偏高冒进,一是强调稳定平衡,反对冒进。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批判“反冒进”。从1958年1月到4月,是一连串的会议,一连串的批判“反冒进”,其中在南宁会议上,开始提出跃进动员口号和提高生产指标,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他说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做了“不看”二字,那是骂我的。最后主张发这篇社论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不得不先后做出检査。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只能提“反右倾”,不能“反冒进”,会议气氛相当紧张。3月的成都会议,在继续批“反冒进”中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会后不久,中央批发了冶金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设想钢铁产量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即在1977年前后年产钢铁一亿吨。到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见1958年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力争高速度》)。此后,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各项工业指标开始大幅度提高。1958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讨论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工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粮食问题已以经解决,主要精力应转向工业”,决定1958年钢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即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其他主要工业指标也成倍甚至十倍地提高,并向全国人民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全国很快就形成了“以钢为纲”的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此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到年底,还有四个月时间,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的指标,全民动员,砸锅毁林,土法上马,9月份,全国直接参加大炼钢铁的有5 千万人,建起小高炉60万座,10月份,上阵6千万人,到年底达9 千万人,然而所炼出的只是基本不能用的土钢土铁。大炼钢铁赔了50个亿。同时,人民公社化运动掀起高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时,全国农户99%参加了人民公社。当时提出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及“××年赶超英国”、“××年赶超美国”等口号,大办公社食堂,大兵团作战,深翻土地,“大放卫星”(即比看谁虚夸得厉害)。报纸上的粮食高产纪录被不断刷新, 1958年初,报纸报道了一批亩产二三千斤的丰产纪录,到夏收期间,“卫星”接连上天,比如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此公社当时放了第一个小麦亩产 2105斤的“卫星”,以后纪录便被不断刷新,从亩产2394斤……直到亩产4412斤,报纸已宣布为冬小麦亩产“最高纪录”了,但几天后,又接连放出亩产4535斤、5103斤的“卫星”;早稻亩产达到了15000斤,并且是地委第一书记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亲临验收的。8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大跃进宣传报道中注意事项的通知》,要求控制宣传高产数字。但不久又报出早稻高产36956斤、43075斤9两的“高产卫星”,最后,竟报出并禾密植亩产130434斤14两4钱的纪录。 由于在农业上这样浮夸胡闹,全国的大饥荒紧跟而来,正是在庐山会议上反击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时候,全国储备粮已只剩下330亿斤,平均每人只有50斤,各大城市纷纷告急,当时全国上下已因饥荒而都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据有关资料统计,只1960年这一年中,中国人口就减少了1000万之多,从1959年到1961年累计死亡人数——除开预期的正常死亡人数——估计高达2700万人,人口统计最后结果,比这个数字还可能要大得多(见楚汉著《中国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一书)。同时由于盲目扩大基建投资,大量增加职工人数,大幅度提高积累,削弱了农业,挤垮了轻工业,搞乱了经济秩序,造成惊人浪费,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讲,当时中央批准的重点项目后来下马的就有500多个,地方项目5千到1万个,真正建成的只有六个;1958年招工2080万,一年需付工资五六十亿。大批工厂停工待料。出口商品信誉扫地,出口瑞士的煤炭,1/3是石头。外贸逆差 7 个亿,财政结余用光,银行增发钞票,国民经济几近崩溃。同时,由于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破坏了各种积极性。一方面是生产力严重破坏,一方面是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失调本身更会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后来,在“三面红旗”下的这种狂热曾被总括为“五风”(“强迫命令风”、“虚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和“共产风”)。这样,本来就很落后的生产力在又遭到灾难性的大破坏的情况下,与“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就更趋于尖锐。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客观上成为“三面红旗”出现的一种政治准备。反“右派”运动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灾难,由于毁灭的是当时中国最宝贵的财富——知识精英,这就在给那些知识分子及其家属造成命运严重不幸的同时,极大地迟滞了中国文化科学的发展,也正因为对知识分子这样的致命打击,使“真话”从此无从敢出。由此“巩固”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后已经造成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不适应的局面,使人民公社的出现不再遇到“阶级敌人的反对”。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最后导出了“大跃进”。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第一次发出号召: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3月8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批判“右派分子”张奚若说:“任何阶级都是好大喜功。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确的。”于是大跃进的凯歌便传遍中国,“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1958年之后,在斗争的反复中,“大跃进”的形势持续下去。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曾有短时的反“左”;庐山会议本来是反“左”的,结果却成了反“右”的,将在会上谈出1958年的“三面红旗”的真实情况的“彭黄张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 打成“反党集团”,庐山会议以一纸《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又开始了庐山会议后的持续大跃进——1959年8月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反右倾”运动。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目前有一种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出现在地平线上……企图制造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种悲观主义的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开始,运动的重点在党、政、军机关。一时间,到处都在揪“小彭德怀”,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都列出重点批判对象。各省省委、省政府都有一批负责干部划为“右倾机会分子”(其中有两个省还效法庐山会议,揭出了以省委书记、省长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县社一级基层干部的打击面更宽,斗争锋芒直指一大批实事求是、体察民情、肯说真话实话的党员及干部。后来,运动涉及到全社会,在农村是普遍以富裕中农为主要批判对象(有一个专区竟批判了3800个上中农)。然而,由于严峻形势(全国上下大饥荒)的逼使,对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又不得不进行调整,1961年初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全会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曾有《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调整工农业生产的文件,此外还有《科研十四条》、《文艺十条》及《高教六十条》等文件,到1962 年初(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又对“大跃进”进行了“检讨”。这期间,在农村曾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在城市,工业生产也有了相应的“调整”。这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虽有艰难的缓和,但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性质却始终未得到多少改变,比如在农业上,虽说“队为基础”,实际上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级决定,连农民吃多少口粮,都得由县以上政府决定,生产队实际上根本没有自主权,没有产品支配权。整个局势一直是在反复中持续“大跃进”。 到196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于1961年的“调整”又进行了否定,对1962 年年初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大跃进”的“检讨”又进行了否定,对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和“投降风”等所谓“右倾”表现进行了批判;到9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多次讲话。他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开始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这里,我们应特别注意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先有一段历史的追溯。早在1952年6月毛泽东就提出:“打倒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5页);之后,全党的注意力曾一度开始集中于发展生产,到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问题。可到1957年,毛泽东在反“右”中又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他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见于1957年6月19日正式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已是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任务)判断的根本性改变,这样就使1957年成为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变化的关键性的转折点。 严重的是,这种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使中国历史的进程从此置于一种荒谬,这是由反“右派”斗争及其关于阶级斗争理论本身的荒谬所导致。首先在反“右派”运动中先有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判断(见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接着又是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划定,而“资产阶级右派”的划定又是根据被划对象的政治思想的表现进行的,(当然一旦要划定某人为“右派”,还得联系其历史上的政治思想表现),到运动后期又具体制定了从划定对象政治思想表现出发的划定“资产阶级右派”的标准,这就从此开了以政治思想为标准来“划阶级定成份”的先河。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只能从经济关系中,即从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中才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特征,由此才能提出判别和划分阶级的依据。这是由马克思早已反复论证了的。之所以说毛泽东这样以政治思想为标准来划分阶级,从此将中国历史置于荒谬,是因为这样的划定是只凭人来进行主观判断,结果是凡拥护“我”的便是所谓“无产阶级”,凡反对我的就被划为所谓“资产阶级”,其必然导致“以我划线”的荒谬,同时这样也必然造出一个“一贯正确”、绝对正确的“神”,这就又导致了造神的荒谬。更危险的是从此使一代历史哲学陷入一个时代的怪圈——既然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关于政治思想的,那么关于历史便只能以人的“社会意识”来说明之,关于现实,便只能到人的意识中去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及问题解决的动力和方法,这便直接关系到后来人们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根源的思考模式的形成。 1957 年之后,人们从此只能在这种人为的阶级斗争中度日了。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是在抓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表示: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方法,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见1980年第二期《党史研究》)。于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热潮中,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倾向。”“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插起来。”当时的“拔白旗”是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后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总结和彭德怀的斗争时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就这样,“三面红旗”是一路“阶级斗争”。 问题是到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这已是在经过了大跃进失败和由大跃进的失败所造成的大饥荒刚有所好转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又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不仅意味着从此要把人民公社这种生产关系和大跃进的形势要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断地维护之、维持之,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是继1957年而从此将中国历史的进程置于最后的荒谬,从此便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仿佛之前我们已曾经历了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当时与此有关的一些理论便都成了最真的真理。其实,当时及其之前的中国历史,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一种农业社会,而且还是一个被列强不断侵略和瓜分的农业社会,其中,无论1949年之前原有的工业生产成份,(“旧中国全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工场手工业在内,和农业手工业之比,1920年是1∶9,1936年是1∶5,1949年仍不到1/4。 在旧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中,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一般要占65-75 %,约占2/3至3/4;个体手工业加工场手工业生产,一般要占20%左右;资本主义近代工矿业生产,低时占4.7%,高时也只占17%……原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仍然是一个汪洋大海。”(见姜铎:《略论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发表于1986年3月11日《文汇报》)还是再加上1949年之后新建的工业生产成份,其所有工业生产的比重都不足以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性质。 所谓阶级,那是一种“历史现象”,是某种“在人类关系中发生的事”(见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这种“人类关系”首先是一种生产关系,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其农业生产关系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农民,其社会主要是一种“等级社会”。“阶级社会”是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后才出现的(首先是在英国“第一个工业社会”),所谓“无产阶级”就是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它是和工业社会的工业生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阶级,是和其中的资产阶级同时由工业的社会生产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能是出现在一个工业社会里的事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原来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其实就只是原来农民中的“穷人”,所谓贫雇农。其实,工业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的所谓“无产”,在马克思看来,那是指不拥有生产资料,即大机器,由此而被雇佣,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穷”,虽然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也是穷人。 正是在一个“穷”字上,在一种世俗的意义上,将中国农业社会的穷人和西方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给弄混了概念,从此一切都给弄错了,首先是对历史,原来对以前所称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如何也只是农民当时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对抗,即“农民革命”,以求实现获得土地的要求而已,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如何也只能是农民的领军(关于这一点,倒是早就这样给弄错了)。之所以说从此使中国历史的发展最后置于荒谬,是因为从这样的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从此开展起所谓“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化”的斗争,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种农民道德理想的追求,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从这种意义出发,对“革命”的解释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在一般情况下,这种“革命”无非是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实际上其之政治实践只能是将在农民意识目光中的“坏”的事物、现象、归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好”的事物、现象归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这样,这种“革命”,无非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以“思想革命化”为旗帜进行农民道德的征战。在这个问题上,这时先是重提1958年提出的“红”(政治)与“专”(业务、技术)的关系问题,不准以“生产”压“革命”,不能以“业务”压“政治”。从此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终于“升华”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及实践。这里应说明的是,到这时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趋势应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从此开展起来的这种在意识形态里的所谓“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化”的斗争,一方面是对“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的掩饰、掩盖,对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维护、维持,结果在历史性上是对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顽固对抗。这是最重要的。这直接决定了196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这样,这里的论述如果附有对毛泽东的晚期思想阶段划分的话,其之第一个阶段,应是从反“反冒进”的1956年到1962年的中共的八届十中会。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其思想开始一步步转入荒谬,标志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推行手段的一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从此中国所做的实际上是顽固地对历史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对抗。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应当说“文化大革命”早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宣布”开始了。我们看到,原来并不露面的江青开始从此露面抓“京剧革命”(1963年),在戏剧界开始对“鬼戏”进行批判(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在《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所作的批示上对几年来的“各种艺术形式”作了全面否定,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3年12 月),于是在文艺界掀起批判“八论”的高潮(即“写真实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一批电影(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小说(像《三家巷》、《强盗的女儿》、《赖大嫂》)和文章(像《文谈诗话》)都受到批判(1964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对“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作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4年6月27日)。同时,这期间,在哲学界推出了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史学界被触动的动静也不小,比如就有关于对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叛变问题”的批判;在人生哲学方面,也以问题讨论的方式推出批判对象,比如就有由冯定谈“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一本书在青年中批判开来;还有外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包括电影),这时也提到批判的日程上来,像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像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晴朗的天空》等。 这时中苏两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论战也白热化起来。于是便有“防修反修”,便有防止“和平演变”和接受所谓苏共“变修”的历史教训的问题提出来,拒绝西方的所谓“物质诱惑”,大搞“思想革命化”和防止“和平演变”。 所有这些,都反映着“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已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 ①到这时,上层建筑反映这种矛盾运动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有了相对独立性; ②那种对“三面红旗”所造成的危害表示抗议和努力于生产力恢复及发展的力量,不但在政治领域的斗争中有所显示,而且在哲学、文学、戏剧(包括电影)诸领域也已有所反映,所谓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所谓“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有些就是对造成全国大饥荒的大跃进的一种极隐晦曲折的批判或抗议; ③“三面红旗”的辩护者,“超先进”生产关系的维护、维持者,到这时实际已开始将斗争游离于“经济问题”本身,开始反过来只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来解释、说明客观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开始将斗争的根源只局限于政治思想本身,明显地只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人的头脑中寻找社会力量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明显地只以思想的进程来代替物质的变革和进步,从此开始的是时代的一个新阶段——其性质是以所谓思想“革命”对抗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由此便终于有了“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导火线——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就奠定了将来真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④到这时,“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已使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斗争开始明朗化……大的斗争风暴的到来已不可避免…… 这样,如果这里的论述再附有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划分的话,那么从1962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是毛泽东晚期思想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由于毛泽东的“左派政治”的推行中遭遇抵制,又加之国际共运的分歧激化,毛泽东将这些都归之于修正主义的表现,使“反修防修”成为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实践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晚期思想第三阶段就是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了。 “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决定了在未来一系列历史联系的链条上必有一环是解决这个矛盾的运动,那种了结这种矛盾冲突的运动在将来的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将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动。这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及继续。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同时,并指出那种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种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提法一再被批判,到党的“十大”(1973年8月),在清算林彪的过程中(见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又提到中共“八大”所提出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的问题,并重新批判,说“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实际上正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才真的是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把握。中共“八大”过后两年,“八大”所言的那种矛盾便更严重地具体表现为“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为了便于具体分析问题,在这里,我们把问题都归为“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会更合适些和方便些。 把握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超先进”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是理解“文化大革命”兴起及其展开的钥匙,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展开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事实上是,你要了解20世纪后半世纪的中国社会,请分析中国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及其形成过程吧——一切社会问题的性质首先是社会生产的问题,而社会生产的问题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即如马克思所言:“划分经济时期的事情,不是作了什么,而是怎样作,用什么劳动手段去作。”(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只就农村人民公社来说,作为生产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土地关系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作为一个宗法的农业社会,其整个历史的秘密就在土地关系的演变中——在古代中国是这样,在近代、现代中国社会主要的情况仍是这样,只是对近代和现代还要考虑到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融这个宏阔的历史背景的形成和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工业生产开始出现的事实而已。 发现“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运动”,就可以直接说明那种“一切历史变动的原因,归根到底应当从变动着的人们的思想中去寻求”的思考历史的方法是怎样颠倒历史上的因果关系的。实际上,不是人们的思想的变动决定着那样的一种历史变动,而是那样的一种历史变动决定着那时的人们变动的思想及思想的变动。那样的一个时代历史的基石正是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的对立统一所构成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那应是那个时代的最基本的社会存在。不是那时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那时人们的“社会存在”,恰恰相反,正是那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那时的“社会意识”。只有这样来思考历史,才能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变为科学。
四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本质
为了弄清“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源,首先,我们应当这样思考我们昨天的历史:我们昨天那整整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即为那种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综合。从这种意义来讲,那时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所谓人民公社式社会主义社会。就在那种经济基础之上,进行着实际上反映那个时代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人们的种种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所构成的政治斗争,这便由种种联系、相互作用的政治力量及其斗争交织成一幅幅关于上层建筑的历史画面,然而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某种感情和观念的人们,会以为这些感情和观念就是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构成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正是那个时代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对立统一。是那种生产方式奠定了那段历史的时代基石。问题是那段历史的时代基石总被层层意识形态的覆土所掩盖,我们要了解那段历史的真实,非掘去那层层覆土不可。 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根源,首先不是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念,首先不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捣乱,首先不是各种政治骗子的祸心及“坏头头儿”们的各种私心,首先不是被投进那场噩梦中的人们的迷茫、恶作剧和混战拼杀……——所有这一切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如果单从这一些出发来理解“文化大革命”,那就等于以“文化大革命”本身来解释、说明“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只能是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运动——“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只有由此出发才能真正从历史的本质上把握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先后出现的各种事件(政治的、经济的)的是非、各种人物的功过。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曾出现过各种政治角色,对这些政治角色,我们总应该这样来理解:假设活动于那个历史舞台上的具体角色不是当时的那些人物,由当时那种由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所决定的历史就会“制作”出另外一批类似的角色来替代他们,并且这个替代是一定会出现的。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的根源只应到昨天那段历史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中去寻求。其间一切问题的最初的根源——包括各种人物的命运,甚至包括当时每个人的梦幻——都可以到那个时代的那种关于物质生产、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当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及发展要受到其他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上面已说及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政治积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民素质即国民劣根性的问题,当时国际上特别是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及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影响还特别重要),甚至还应包括当时政治舞台上重要领导人物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及个人性格,甚至连中国的地理位置、地球上的气候的变异、星空间的奇异现象及自然灾害及突发的灾难(比如地震)等所能造成的在政治、思想上的结果或启示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曾是推动“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因素之一,然而这一切因素都只能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而这里的社会内因只能是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运动。 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说及一下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影响。本来,1949年之后“中苏友好”关系是压倒一切和其他各国关系的关系的。苏联作为一个世界上所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当时曾家喻户晓。中苏关系的变化始于斯大林死后,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口诛笔伐,公布了斯大林许多骇人听闻的罪行材料。开始,中共对苏共二十大是肯定的,但是当1956年6至10月发生了波兰事件(波兰的波兹南工人游行示威,要求增加工资、减少税收)和同年10月下旬到11月的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标志便是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1958年之后,又有苏方对中国“大跃进”的所谓“攻击”和对“金门炮击”的指责,这样,1959年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已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和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里应外合,其中“外合”的就包括“苏联同志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第463页)。因此,毛泽东提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事,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同上书第391页),毛泽东这时已把修正主义同“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一道看作“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同上书第八卷第601页)。之后,1960年6月24日至2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向各国代表团散发了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通知书,会上又对中共围攻。1960年7月16日,苏方决定全部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1960年11月,刘少奇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参加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苏方又散发了“攻击”中共的信。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不指名地“攻击”了中国,并于会后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出红场列宁墓,从而把斯大林的偶像彻底打翻。正是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使毛泽东对苏联修正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到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责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上是反革命。到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把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同国外修正主义归为一类,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修正主义。”后来,从1963年3月开始到1964年10月止,中苏两党围绕着所谓“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又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通过这场论战,毛泽东确信在苏联修正主义已上台,并反观国内终于得出中国也可能出修正主义的结论,从而使他的关于“反修斗争”的理论更体系化了,由此加强了他的反修防修的急迫感。今天,在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时候,很多人认为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到若干年后中国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问题,于是为了使“赫鲁晓夫主义”不在中国重演,后来终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应当说,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确考虑到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遭遇。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针对苏联赫鲁晓夫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毛泽东接着提出了“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中,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训提及了,可见毛泽东对“中国赫鲁晓夫”出现的高度警惕,即是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的确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然而从上所述,我们看到毛泽东首先是从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出发而考虑到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遭遇的,如果当时中国没有由“大跃进”问题所引发的一切,何必担心将来也会有人在自己身后作“秘密报告”呢? 况且中共和苏共关系的变化本身本就有着关于中国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问题的影响作用。这样,这里的问题就又归到中国的“超先进”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上。 对“文化大革命”起因的追寻,至今,人们已经历的所谓“文化反思”无非是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主要归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谓“自审性反思”,无非是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主要归于国民素质问题,这已是关于国民劣根性的问题。然而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国民素质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为什么这种影响和问题单单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1966年)的中国社会才发生了那样的作用呢? 事实上,这种影响和问题只有通过“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才在那时产生了其应有的作用,否则,也只能作为一种文化影响和国民素质问题而照常一般地存在。 还有,我们最后是将“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归之于“极左”(路线)了,然而“极左”无论如何也只能是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问题,它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甚至只能是对一种政治、路线或思潮的“说法”而已,即只是给那种情况取了一个名字,“极左”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只属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它说明不了任何什么(本身无法说明本身)。重要的是这种“极左”的社会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本身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这种本属意识形态的问题的背后又是什么? 总之,我们总不能只在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人的头脑中寻找历史事变的根源。 然而,“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到底又是怎样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呢? ……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似乎偶然事件的积累,才表现出它的必然的客观性的……而具体的事件一旦作为社会政治斗争而进行,一部分人之所以站在斗争的这一边,另一部分人之所以站在斗争的那一边,则完全是由个人的“社会存在”及由此所决定的根本利益所至。这才是我们所说的阶级、阶级矛盾及阶级斗争的真正涵义。阶级,从社会本质上讲,从来都不是“思想”的问题,其“思想”只能是“社会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一种反映——首先反映从自己的“社会存在”出发的物质利益的要求。所谓政治从来都是阶级的经济利益的集中表现。 在昨天的中国社会,反映“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最高体现是专政党的高层及最高层的党内斗争,其过程是或明显或隐形地以曲折、复杂的形式在专政党内的高层及最高层进行着政治分化(分歧),这种分化(分歧)应当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之前就开始了。明白地说,由于生产关系的盲目推进而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间的矛盾一经产生,这种政治上的分化(分歧)也就开始了,确切地说,中国领导人在经济建设速度上一出现两种思路,这种分化(分歧)就开始了。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58年1至4月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和武汉会议,“冒进者”是一直批判“反冒进”,这就有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政治斗争的过程。有时,问题仿佛是解决了,分歧仿佛消失了,比如到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反冒进者”在会议上再次做检讨后,毛泽东就宣称:“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然而正是从这时开始,终于发展成更大的“冒进”——大跃进,很快造成的便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及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和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更严重的矛盾。存在决定意识。这样,由这种矛盾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专政党内的政治分化(分歧)及其斗争就谁都无法阻止了,尽管斗争时起时伏、曲折复杂,尽管现象掩盖本质。在这里,我们还应另提到一点别的,那就是在成都会议上(1958年3月),毛泽东除了批“反冒进”外,还特别讲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同时也为将来的历史埋下了一种伏笔,这是后话。 对这种分化(分歧),如果具体到具体的历史情节和具体的历史人物,我们就会看到那是一种怎样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1958年前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政治斗争,在专政党内的最高层,“反冒进”者一方主要是周恩来和陈云,刘少奇则只是对“反冒进”的支持者——在当时一味强调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情况下,周恩来提醒大家注意防止冒进,要按客观规律办事,1956年1月30日,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严肃地讲了这个意见,按他的意见,在6月中旬将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调整1956年的发展经济指标。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中,针对急躁冒进倾向提出“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建设方针。毛泽东则是反“反冒进”者,他在后来的南宁会议上(1958年春)讲:“1955年12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到1958年,对“三面红旗”,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是刘少奇(虽然实际上是毛泽东倡议的),在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的两个决议,刘少奇也是同意的。1958 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即武昌会议)上,通过毛泽东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1959年4月,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毛泽东由此“退居二线”。刘少奇接过来的实际上是毛泽东推出来的由大跃进的失败所造成的烂摊子。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提出不同看法时,刘少奇曾说应发一个纠“左”的文件,即使在批彭后,他还感到应发一个纠“左”的文件,但对批判彭德怀所谓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刘少奇又是积极参加了的。在庐山会议上,7月22日夜,毛泽东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叫去,告诉刘少奇和周恩来,就彭德怀的问题,他“将亲自讲话,发动批彭”,刘少奇立即表态支持,周恩来思忖片刻,也表示支持。第二天(即7月23日),毛泽东在火冒三丈的批判彭德怀们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中,又提起“冒进”和“反冒进”的问题,说“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毛泽东讲话之后,除少数几人外,在批斗彭德怀及其几个同党的行动上,据李锐后来回忆说,“大家都起劲,没有不起劲的”。然而,事实上,直到7月27日,政治局讨论对彭德怀的结论,周恩来还表示对彭德怀要三七开,不要全盘否定,刘少奇和朱德表示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不过,庐山会议要结束时,刘少奇和周恩来又曾按着毛泽东的授意分别给被打进反党集团的黄克诚及在会议上受到批判的李锐做了“思想工作”。 在庐山,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结束后,8月 17 日另有中央工作会议,会上由毛泽东讲了“班有班长”的问题,刘少奇心领神会,按着毛泽东早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讲的“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的意思替毛泽东讲出了毛泽东讲话的“中心思想”——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而把庐山会议的会议精神最后落实到制造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上。在经历了1958年的大跃进的失败而又遭到彭德怀们挑战的毛泽东是急切地需要以“个人崇拜”重树权威的。1970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就暴露了这种内心秘密,他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是刘少奇为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启开了由“人界”通向“神界”的一道锁。 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与毛泽东暴露出重大分歧,大体上是在1961年。1961年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刘少奇回到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老家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实际情况,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有了改变,说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到5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指出“中央对这些错误要负主要责任”。7月,在一次讨论聂荣臻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这几年,党成为专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除书面报告外,还作了口头发言,他说“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他作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还讲到彭德怀同志信中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他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也可以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去了南方,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于2月和5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刘少奇同意了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是可以的。对这些事,刘少奇要请在外地的毛泽东做决定。6月下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在一个场合,毛泽东积于心中的不满对刘少奇倾泻而出,刘少奇也一吐为快,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发现我国存在严重财政赤字之后,刘少奇提议中央成立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其间,刘少奇除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外,还采取了政治措施,如对干部实行甄别,为于1958年后历次运动中搞错的干部平反,这样在1959年反“右倾”中受到批判和处理的人,除了“彭黄张周”外,基本上都得到平反。 对刘少奇主持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毛泽东当时提不出不同意见,可实际上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正如上面已谈到的,1959年,他在一封信中表示了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的决心。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暴露出重大分歧的分水岭。 1970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长谈后写了一本名叫《漫长的革命》的书,其中就说:“1962年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刘的批评。”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八届十一全会期间所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给刘少奇算总账,就先“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毛泽东审定修改(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说“毛主席最早觉察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1962年。正如前面所说,到1962年底,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从此,斗争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且慢慢相对独立于“经济问题”,从此问题的性质在发生着变化……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在“四清运动”中又骤然激化。1964年12月15 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四清运动”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的决议,在一次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当讲到四清的性质时,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毛泽东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提法,解释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回击说: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 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清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这次常委扩大会之前,为召开一次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汇报会,会前邓小平以为只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后来,毛泽东告诉斯诺,他就是在这时决定要打倒刘少奇的,而这时刘少奇于刚刚开完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1965年1月3日)连任国家主席。……到这里,我们已看到“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政治分化(分歧)是怎样一种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文化大革命”前,由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这种分化(分歧)而形成的斗争的双方,被毛泽东分别称之为“左派”和“右倾”(或“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分别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历史的真实性上,因为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历史实际上的荒谬,所以用这样的政治概念来“描绘”当时党内最高层的那种分化(分歧),其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符号。实际上,到“文化大革命”前,专政党最高层内部的分化(分歧)所形成的也就是斗争着的这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两方面的最真实的历史内涵只在于哪“一方面”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要求及其方向,哪一方面又是相反的问题。 如果拂去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1958年之后党内最高层的这种分化(分歧)及斗争终于形成的政治格局是这样的: “一方面”是以维护1958年那种情况的声誉、维持并推进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架势为宗旨,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狭隘政治集团或阶层的权益,每次斗争都可以先发制人并总是能够先把“无产阶级的桂冠”抢到自己手中,而巧妙地把“资产阶级的罪名”强加给由自己认定的对手。正是这种情况,造成的是这样一种事实:谁有没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没有权势。党内这“一方面”的政治势力的人物自称为“左派”。“左派”最怕的是道出斗争的实情和实质,因此便拒绝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分析,后来(主要是在1962 年之后)便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修反修”的关于政治思想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来代替或掩盖、掩饰问题的实情和实质,而让人们只用由“左派”所解释的关于政治思想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去说明物质生产及生活的过程,引导人们只以对“左派”的政治态度为标准来划分阶级、阶层,只到“领袖的头脑”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和斗争的力量。这派政治势力所起的作用只是体现那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先有“破坏”),其目的是确保自己于党内外的既得权益,一切行动都集中于巩固或扩大自己的政治权益的目标上。在这派“左派”行为的背后,在客观实际上,只是一个“既得权益”的问题,不是什么观念的问题,尽管有时他们总以为自己是真诚地从某种观念出发的——使他们鼓吹陈腐僵化的理论的是既得权益,使他们形成集团和势力的是既得权益。这派“左派”的斗争过程是以掌握在手中的权力不断地以更大的错误来掩盖或掩饰最初的错误。结果是是非曲直的颠倒。这派自称为“左派”的政治势力在政治斗争中总是“胜利”者。 “另一方面”则是以终于能正视1958 年的“三面红旗”的实际情况(当然还有对1958年以前或更远的历史的再认识),主张让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摆脱或冲决那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体现这种历史力量的政治势力所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方向,这派实际上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势力的一切谋求生产力恢复及发展的举动在当时都被“左派”指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派政治势力常被“左派”简单地指为“右倾”或“右派”。他们于政治上的斗争总是“失败”者。我们看到,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凡道出问题实情或实质,主张按事物(主要是经济)的客观规律办事的都先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这里应当牵扯到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为什么竟导致专政党内的这样的是非混淆、人妖颠倒,而在力量对比上却又呈现出“是”者势弱、“非”者势强的一种分化(分歧)? 这首先应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原因。这种“社会存在”首先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存在,这应是第一“社会存在”。自1949年以来,我们所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没有自己的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党政合一的社会政治体制。正是这种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制度,将过去战争年代中相沿成习的两种情况保存并更强化起来:一是“党领导一切”(1942 年9月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样指示:“党……它应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由此形成的是党的专政(不是“执政”);二是专政党党内“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这样指示:“书记处……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又指示说:“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949年之后,虽没有再规定专政党党内“最后决定之权”问题,事实上“主席”已不容反对,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已使权力高度集中,那是一种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主体是全国“党领导一切”(党政合一)、全党“一人专断”的政治体制。正是这种政治体制,使党的关于提倡民主的意见都先后只能成为空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说:“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 这就使所谓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只流于口头或形式。正是这种政治体制,使毛泽东日益凌驾于中央之上,于是便有毛泽东专断地发动了1956年的对“反冒进”的批判,便有毛泽东于1957年个人专断地发动了反“右派”运动,便有毛泽东个人专断地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到1957年从此日益严重。对毛泽东,邓小平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295页)。这种情况只能是根源于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存在”——缺乏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由于人民公社“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尖锐的矛盾,由于“大跃进的失败”,毛泽东需要为错误辩护,需要对人民公社生产关系进行维护和维持,他在开展阶级斗争的同时,在个人专断的基础上又开始制造“个人崇拜”,重树个人权威,于是便将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的会议精神落实到制造“个人崇拜”上,于是便有了1970 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期诺谈话时所暴露出的“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的心迹,对毛泽东来讲,这时一是制度保证专断,二是现实需要“个人崇拜”。有人说毛主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了年纪,这里的根本为问题不是“主席上了年纪”,而是既然如此高龄,“为什么还当主席”的问题,到这时,在民主正常情况下,他应当早就“退休”了。是那种政治制度使他可以愿意将“主席”这个位子占到什么时候便是什么时候,而别人稍表示出另外的意思,就是“篡党夺权”,就要被置于死地,只有由他占着那个“位子”,才不是篡党夺权! 这样,当刘少奇面对毛泽东是既感到害怕又抱有幻想的时候,便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的最后为毛泽东打开了由“人界”通向“神界”的一道锁,这样就使毛泽东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神,正如邓小平所言:“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要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另一方面,正是1958年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出现,在这种生产关系的综合基础之上,耸立起来的关于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是更集中地体现出这种制度的全国“党领导一切”(即专政)、党内“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的政治特点。事情就是这样的:整个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生产正是这种政治制度的“权力意志”的产物(虽然在实际上总无法以政治权力意志“决定”之,以下,我们将讨论这种“权力意志”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是什么),反过来,作为这种生产关系的综合的经济基础又决定了这种全国全党“一人专断”的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加强。所有这些便是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式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最后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等级分明且极严酷的身份社会(这是后话),是这种身份社会全面地保证了全国“党领导一切”、党内“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实行。到这时,这些表现在毛泽东身上已是极端“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这种情况按毛泽东个人的说法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民主的本质是对权力的制约(包括监督),而唯一能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是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是权力制衡,而这种“制衡”是靠一套体制机制完成的,这便是权力制衡机制。人都是条件的产物,什么样的条件造就什么样的人。人的所谓“良知”和“道德”是靠不住的,唯一可靠的便是条件制约,这里的“条件制约”便是权力制衡机制。实际上这种没有权力制衡机制的政治社会制度对毛泽东已没有任何制约和约束。不受任何制约和约束的人是注定要发疯的。 总之,最后是在人民公社和人民公社式的生产关系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保证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实行,同时正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造成了在人民公社“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中的党内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分化(分歧)及其斗争格局,使作为所谓“左派”的“一方面”可以从自己的权益出发把所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桂冠统统都戴在自己的头上,从而在政治斗争中总是“胜利”者,同时又把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罪名强加给“另一方面”——那种由“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让“左派”所认定的“政敌”,使“另一方面”在政治斗争中总是“失败”者。最后将是以本由“一方面”臆造出来的所谓“无产阶级”对同样是由这“一方面”臆造出来的所谓“资产阶级”“进行迎头痛击”的名义而去完成党内“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置之死地的斗争。这便终于是“文化大革命”。 总之,这里的斗争实际上总是反映着当时的人民公社生产方式内部空前尖锐的矛盾运动,而其斗争的格局的形成又是耸立在那种“超先进”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综合基础之上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而使然。 在那个时代,是非就这样被颠倒,历史就这样被扭曲。事实上由此所终于导致的专政党内高层和最高层的分化(分歧),最后已不只是权力之争,而是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分化(分歧),但对被指为“右派”或“右倾”的那些人来说,倒始终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组织”,虽然到最后竟被指为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兴起于它兴起的那个时候——20世纪60年代的中后期(1966年)——只能是由当时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于那时的具体情况所决定:1958年之后,一是由生产的实践一再表现出来的对“三面红旗”的否定,即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对“超先进”的生产关系束缚的不断摆脱或冲决,二是生产实践对“三面红旗”的否定及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力量对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摆脱或冲决,在“右倾”们那里的反映是在阻碍、束缚生产力恢复、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天网”中开出一点合理的缝隙(比如“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的实行),从而使那种经济极端困难的局面稍有好转——一切反映生产力要求恢复和发展的动势都是“右倾”们恢复经济并力求使之好转的主观努力。正是这种情况,那在反映着当时的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运动的政治斗争中,总是以自己政治斗争的“胜利”维护和加强着“超先进”的生产关系的“左派”们,实际上已被生产的实践宣布为失败者;而在政治斗争中总是“失败”着的“右倾”们,实际上已被生产的实践宣布为胜利者,像彭德怀那样的“右倾”当时已在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为为民请命的海瑞的形象。这种政治“失败者”在生产实践中胜利着和政治“胜利者”在生产实践中失败着的情况,逼使“左派”们早就想对那些“右倾”们来一次更厉害的“迎头痛击”,并且切实地感到过去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最后置“右倾”们于死地。这里的历史悲剧是:正是“右倾”们使经济得以恢复并力求使之好转的一切努力,一方面为“左派”重新回来直接向“右倾”发起“迎头痛击”的政治斗争提供了经济实力,制造了“大好形势”,另一方面也成了“左派”置“右派”于死地的政治借口。于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挑战”的斗争便乘那种“大好形势”,以那种“借口”先发制人地开始了。这便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左派”自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右倾”们便被指为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 问题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说已找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那就是“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 在使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根本根源把握模糊的认识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思想革命”进程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在观念上将“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思想革命化”说成主要目标,这样,在一些人的眼里,仿佛这种关于“思想革命”进程的推进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对这种目的的实现过程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不断重复的“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思想革命化”的宣传一方面掩饰着和掩盖着“文化大革命”兴起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实际上那只是一种主观的认定——如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真是这样认识的话。然而主观认定不能代替客观实际。正是从这种情况出发,直到今天,很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还表示理解和谅解,总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的主观意图是好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无论是将推进“思想革命”进程的说法只是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还是真的以为这就是自己的真实的出发点,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为什么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提出“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及“思想革命化”的问题,这都只能是那个时代的那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在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提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意图。应当说,只就其主观来说,是既不完全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所公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要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即达到促进“思想革命进程”的目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在大跃进失败后感到大权旁落,事实上,那是极其复杂的,在他的主观意识中,是既有追求“思想革命进程”,以求推出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的一面,又有想夺回旁落的权力,以防有人于他身后做“秘密报告”的一面,又有想将自己推为永远至尊的一面;既有挑战所谓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一面,又有想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第三世界”乃至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是既有所谓“天理”,又有个人“人欲”。但是,我们应明白,所有这些动机,有的直接就是这时“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或反映,有的虽然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浪漫反叛的个性及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表现,但这种表现实际上又是那种个性或意识通过这时“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或扭曲或放大地于其晚年的暴露。 实际上,这种“超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还很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运动在决定了“文化大革命”兴起之后,又决定着“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其中就包括决定着“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特殊的政治表现形式及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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