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余杂记】
悔我旧作
汪澍白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作者自印书《毛泽东的来踪去迹》(2005年),所谓“旧作”指的是作者发表于1999年第12期《同舟共进》杂志上的《滴水洞中的忧虑——试析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文。三年多过后,作者对他曾经当成历史文献的那封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有了新的看法,从新的角度对此信作了另外的分析。 作者简介:汪澍白(1922~ 2013),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省文委办公室主任,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湘潭大学教授、副校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完成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一项国家教委文科重点课题。出版著作十余部,曾获中国图书荣誉奖。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传统下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毛泽东早年心路历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毛泽东传》等书。
批林整风中公布的《给江青的信》是毛泽东晚年极为重要而又相当费解的一项文献资料。 我不揣冒味,撰写了《滴水洞中的忧虑》一文,试图对此信进行解读,发表于《同舟共进》1999年12月号上。 最近拟将自已历年研读毛著的读书笔记编为一册,在审阅此文时,又对“文革”前后毛林关系由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的戏剧性演变作了较为细密的历史考察与心理分析,鉴认此信不可能是“文革”初期,而只能是“9•13事件”以后的作品。拙作《滴水洞中的忧虑》虽不是有意欺哄世人,但却难逃误导读者之过。往日看到有人对自己早岁不成熟的作品感到难以为情,说过“悔其少作”的话,联想到我写这篇东西已届耄耋之年,只好说是“悔我旧作”吧。但此文既已公开发表,单单私下里“悔”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改”的行动。为此,谨将我现在的考核与鉴识一一坦诚写出,以求挽回它在读者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
1971年的“9•13事件”正像一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一样,把沉酣在造神运动中的亿万人民从迷梦中震醒。那位高举“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呼唤“三忠于”“四无限”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一下子现出了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毛泽东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为什么他自己竟识不破林彪的奸险呢?《给江青的信》表明了毛泽东早在发动“文革”时就对林彪的《五• 一八讲话》有两点疑虑,所以在批林整风时郑重发出,并被指定为整风学习的主要文件,意在发挥释疑解惑的作用。 不过, 最先提出政变问题的还是毛泽东自己。远的不说,1965年底,他同许世友、谭启龙等人谈话时,就曾提出过: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们怎么办?还说,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界,党、政、军中也会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由于他感到彭真主政下的北京城不安全,便离京南下,有半年多时间没有回来。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名义上的主持人是刘少奇,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却是毛泽东在南方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毛并在《通知》中增写了至为重要的关于提防反革命夺权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期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人们读到这段话时,都难免会有心惊眼跳、毛骨悚然的感觉。 《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他说:“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接着缕举了古今中外各式政变的大量史实。然后,就把重点转移到“文革”的首批斗争对象——彭、罗、陆、杨的身上来。 彭真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抵制了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个战役首先就是要打倒彭真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把关大将。 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林彪看成是垄断军权的主要障碍。将他列为打倒对象,是林彪同毛泽东私下达成的一笔政治交易。 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并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陆定一自难幸免于难。但林彪切齿痛恨陆,却是因为陆夫人严慰冰发现林彪与叶群虐待前妻之女林晓霖而写匿名信去抨击了林、叶的恶行。 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问题,一则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对毛的谈话进行录音,被认为是搞秘密窃听;二则是准许编写人民解放军史和战史的工作人员査阅了一些历史档案,被认为“泄露党的机密”。 四个人被指控的问题各各不同,但林彪却说:“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 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按理说,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文官武将各不相谋,更不能说是在一起策划政变。问题是毛林早已就此达成密约,故林彪敢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罗织为反革命政变集团。这也就为稍后“炮打司令部”扫清了道路。 《给江青的信》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 我总觉不安。”从中外历史上来看,像林彪那样讲政变问题的,的确找不到。但从当代“变革”来看,《五一六通知》已经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要高度警惕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取政权的严重危机,《五•一八讲话》,正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为政变论提供大量历史的与现实的依据。在蛊惑人心、制造恐怖气氛这一点上,《讲话》与《通知》,可以说是一板同腔,配合得极好的。 同年8月11日,毛泽东下令将林彪的讲话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9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发了林彪的讲话。经毛泽东审阅过的批语写道: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 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将《五•一六通知》《五•一八讲话》与中共中央下发《五•一 八讲话》的按语联系起来研读,就会觉得,三者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正常的人读这些文件,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会感到,他们未免把政变问题渲染得过于阴森恐怖了。但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毛泽东吗?林彪不过是参与密谋策划并在讲话中作过一番尽情发挥罢了。他俩之中,看不出有谁是被“逼上梁山”的。
(二)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把伙同林彪宣扬天才论和个人崇拜说成是被迫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 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继而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前夕的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也发出过反对喊“万岁”和唱《东方红》的言论。毛泽东那时就从这位元帅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但当时隐忍未发。1957年反右以后,他确立了“一言堂”的地位。1958年3月,便在成都会议上发表了“个人崇拜有两种”的讲话,明白无误地宣示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在同年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名还在长期养病的林彪担任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副主席。这种安排,自寓有戒备不虞、绸缪未雨的深意。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罢黜了彭德怀,林彪立即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与接替国防部长的职务。在9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向全军发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首倡“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同时,又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30字方针。自此以后, 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便在全军热烈展开。 1961年5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报》每日在报头用大号字刊登毛的语录。他还揣摩毛泽东把政治挂帅摆在首位的思想,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又将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三句话和八个字拼凑成所谓“三八作风”,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泽东对林彪的吹捧也及时作出了回应。1963年11月16 日在一封信中写道:“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 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1964年又在一次接见活动中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他的创造。谁说我们中国没有发明创造? 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明。”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样就把军队政治工作与活学活用的一套东西推向了全国。个人崇拜的温度,正是在两人一唱一和中节节向上攀升的。 1966年5月,毛泽东之所以敢于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悍然发动“文革”,靠的是两条:一条是依靠军队作后盾,另一条是依靠为个人崇拜所蛊惑的广大群众的盲目支持。林彪为这两个条件的形成立下了首功。故此,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便将林彪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的第六位擢升到第二位,成为权倾一时的副统帅。经过毛泽东审定修改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字不改地全文抄录了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对毛泽东所作的极高评价:“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 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公报还全文照录了林彪发明的“活学活用”30字经,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难道在识破了林彪的谄诈之后,继续在红头文件中连篇累牍地写上这些,也都如《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是被“迫上梁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的谈话,说发动“文革”时,“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到1969年九大前后,林彪羽翼已成,野心开始暴露,毛泽东便对这位野心家和他诸如“四个伟大”之类的谀词感到讨嫌。拙文中“疑虑林彪”一节,倘或借以揭示九大前后毛泽东的矛盾心情是完全合适的,但用它来状写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思绪,则不免是很大的误解。韩非子在《说难》中讲了一个卫君对弥子瑕先亲后疏的故事,并指出:“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1966年之与1971年,彼一时,此一时也,不能相提并论。
(三)
除此之外,《给江青的信》中的某些提法同发动“文革”时的工作部署也是不合节拍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两段话反复强调“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显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萌发的新构想。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对“文革”并没有作长期打算,他估计有半年多时间,到春节就可以结束运动。但后来运动发展失控,时间表便一再延长。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就大约是一年左右吧。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这就延长到两年左右了。但到1968年10月13日,他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什么叫底呀? 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9年4月召开了九大,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摧毁, 各级党的组织开始重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入筹备阶段。人们期盼“文革”至此结束,但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却说:“这个革命有些事还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进行革命。”这段话似有两层含意。第一,经过三年动乱,“文革”已取得基本胜利,但诸如斗、批、改之类的扫尾工作,还得继续做好。第二,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发动一场“文革”那样的夺权斗争。斗争对象是谁呢?他没有说,但日后揭露出来的事实表明,他那时就已对林彪深怀疑虑了。拙作《滴水洞中的忧虑》曾论及此事,现摘抄于后:
九大开幕时,有一个小插曲是耐人寻味的。大会按程序要先通过主席团名单, 并推选大会主席。此时毛泽东突然提议:“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十分惊慌地站起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举手。”全场立即一齐举手。至此,毛泽东同意当大会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毛泽东为什么要作此令人惊诧的临时动议呢? 除了对林彪进行心理测试以外,很难作出别的解释。
如果只是用这个插曲来说明九大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疑云重重,那还是合情合理的。 问题是我拿它来为批林整风时发表的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作论证,就大为不妥了。 本文第二节已经指出,1959年批彭反右倾以后,毛泽东与林彪通过宣扬个人崇拜开始结成神圣同盟。1966年发动“文革”时,从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五•一八讲话》相继出笼,这些都是毛林蜜月共处时的产物。但此后通过所谓全面夺权与“三支两军”,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几乎都成了变相的军管会。到九大时,不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的话公然载入党章,而且他手下的黄、吴、叶、李、邱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权势膨胀到了震主的程度。这时毛泽东同林彪谈话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毛泽东属意于张春桥,林彪没有明确表态。他一则是怕自己多病之身还拖不到合法接班时,另一则是心里还藏着一个传子立嫡的算盘,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心事,却也瞒不过毛泽东的眼力。九届一中全会上毛说“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果然,两年多后,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到1972年5月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给江青的信》又作为主要文件印发。如果我们把“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作为“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的逻辑延伸与具体发展,就很好理解了。
(四)
《给江青的信》公布以后,就有人提出了一些疑点。 疑点之一,《毛泽东书信选集》里,鲜见有写得很长的信。特别是建国以后,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书信就同“打电报”那样十分简短。像这样近两千字的长信, 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不妨设想,毛泽东在滴水洞中对“文革”的部署深思熟虑达11天之久,打破惯例向夫人写一封倾诉衷肠的长信,也是可能的。 疑点之二,1966年发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在中央领导层中任职。这封信,同江青议论党内的重大与机密问题,很不正常。但应该看到,中共中央的政治生活早就已经极不正常了,特别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制定“二十三条”时,毛刘分歧已半公开化,此后,毛泽东便不再同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私下指使江青进行隐蔽的斗争。先是派江青去上海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出了开展“文革”的信号。1966年初又让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就把江青正式推上了政治舞台。到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规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又正式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这以后,“文革”小组实际上夺取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革”的权力。因此,毛泽东写信同她议论党的重大与机密问题便完全不足为怪了。 疑点之三,这封信没有保留毛的原件手迹,只有一份抄件。据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解释,此信草成后,带到武汉改定,并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周恩来征得毛的同意后将有关内容转告林彪,林彪感到不安而有悔改的表示。于是,毛泽东便下令将原件烧毁。 我觉得这个解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揄扬个人崇拜与防止反革命政变,毛泽东与林彪互唱互和,一向配合得很好。万一发现有不合节拍的地方,按理毛应向林本人提出坦率与诚恳的意见。如若像《给江青的信》那样在夫妻通信中作背后批评,毛泽东决不会同意由第三者转告林彪而滋生嫌隙。退一步设想,林彪如若从周恩来处得知毛泽东的不满而有所悔悟,那他就会在行动上立即有所收敛。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从此时直到九大召开,正是将揄扬个人崇拜与示教礼仪相结合,发展为造神运动的全盛时期。 不论信中的话是否转告过林彪,也不论林彪对此有何反应,毛泽东都不必也不会下令烧毀原件。何况信中还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既然预料将来可能公开发表此信,那就肯定要有保留原件这个前提。如果原件毁灭了,抄件何能作为凭据? 拉杂写来,已盈数纸。虽然我始终觉得这封信酷像毛泽东的神气和口吻,但估算属稿时间却应是在“9•13事件”发生之后和批林整风开始之时。那时毛公曾因忧戚攻心而大病一场,可能也难以握管操觚,只好由他口授心传,旁人援笔记录而成此信。 明知《滴水洞中的忧虑》误导了读者,不敢不对旧作有所订正,但我的重新鉴识也未必确当,尚望方家不吝予以指正。
2003年2月于厦门 —————————————————————————————————— 【研余杂记】
对一个讲座的补充发言
李海文
在一个微信群里听了张一哲教授的文革史讲座第13讲《欲罢难休》。有些感想,在群里讨论时作了语音发言,现整理成文。 已经过了50多年,当我们回顾文革历史的时候,就不应只是就事论事,不光廓清事实,只看到其中的头面人物,包括领袖和群众组织头头,只涉及他们的言行,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深入分析他们的言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对国家的进步,对经济建设,是推动前进还是倒退,是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 另外我想补充几个历史事实:
一、关于杨小凯1968年1月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
我同意讨论中一些群友对于杨曦光(杨小凯)所写的传单《中国向何处去》的看法。当年的杨小凯,除了受到毛泽东等人著作影响外,也受到了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新阶级》的影响。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在文革前就已经印成了灰皮书在干部中流传,流传是有级别限定的,只要够这个级别,不仅是北京的干部,也包括外地的干部都可以看到,许多干部子女也能看到。 在杨小凯的回忆中,或者在介绍杨小凯的文章中,可能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介绍他母亲的内容。为什么我要提到他的母亲呢?湖南省一位负责人跟我讲过:杨小凯的母亲原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过,她向杨小凯讲了很多周恩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战争年代是犯过错误的,在1945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点名,但是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其中所批评的“经验主义”,是指周恩来等老同志。决议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3页) 群内有人说小凯的母亲叫陈素,是抗战初期的干部,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任湖南省统战部长、秘书长,是省里重要领导。地位和职务都在陈素之上。据我对那一代的干部的了解:如果陈素将周恩来历史上的错误讲给儿子听,应该是在家里,这些话首先是跟丈夫讲,然后才会跟儿子讲。她给儿子讲周恩来的事情是不是反周?在当时出现反周恩来的高潮,长沙出现给周恩来贴大字报。她这种行动就是火上浇油,就是反周。 有人说小凯的父亲杨第甫不同意小凯的大字报,他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是在毛泽东主席批“省无联”之前,还是批“省无联”之后?是他被隔离前还是被隔离后呢?如果隔离前说的,他为自己和家庭留有余地。如果是隔离后说的,这种做法是自保。如果他承认同意小凯的大字报,肯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个家庭如果散了,小凯出狱后,连栖身之地都没有,上大学、考研究生就更加困难,遑论出国留学做学问了。这是我的分析,希望能有了解内情的人谈谈当时的情况。 据查:1967年10月11日从“湘江风雷”内部分裂出来一个“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组织,简称“省无联”。这是由湖南多个炮轰周恩来的小组织组成的,是极左派。10月中央通知湖南省革委会筹备组的同志到北京去汇报。24日毛泽东委托林彪等接见黎原等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参加。林彪指出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省革筹回来就在全省内批判极左,抓了二三十个人, “省无联”基本垮了。江青又说抓人抓得多了,抓的人范围宽了。1968年1月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小凯)综合了大家的看法写了一份传单《中国向何处去?》。湖南省革筹小组负责人告诉我:省革筹小组很快得到传单,报中央。毛泽东对《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表了态,批评、否定这篇文章。很快杨曦光被逮捕,“省无联”垮台了。 但是据杨小凯本人回忆,那是1967年末他独立完成的文章,1968年初他下乡调查前,已经写出此文。杨并未说明此文是“综合”大家看法写的。 小凯可能写之前没有对别人说,或者没有和别人讨论具体如何写,是他独自完成的。据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没有1967年5月开始出现关于周恩来的大字报,这年夏天全国形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湖南掀起反周恩来的高潮,当时大字报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背景,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另外,他这样说也表现了他有一人做事一人担的勇气。正因为此,他不抱怨,不气馁,敢于直面人生,坚持学习、思索。一旦机会来临,就能抓住机会,做出成绩。 1967年“七二○”事件后,我随着北大的同学到湖南长沙,看到了街上有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是长沙一中的人写的。我和另外两个女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中,想去了解情况,说服他们不要反周恩来。刚进校门,见操场停一辆卡车,发动机突突地响着,有个人站在车边向教学楼大喊:“××地发生武斗了!”话音未落,从楼里跑出十几学生,跳上车,不等他们站稳,汽车已冲出校门。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瞬间汽车就没有影了。我望着汽车卷起的尘土,心想:前面等他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还能回来吗? 教室楼灯火通明,人影绰绰,我们没有敢进楼,在一个类似车棚的地方碰到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从年龄看像是高中生。他没有像那些学生上车去参加武斗,应该说是比较有理性的。我们和他谈了一个多钟头,谈到周恩来历史上犯错误的问题。从他的表情看,他对这些全都知道。我一再地讲,即便周恩来犯过这些错误,你们也不应该贴大字报反对他。因为我内心认为:如果周恩来再倒了,我们国家就很危险了。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因为我要是问他的名字的话,他也会问我们的名字。另外一问名字,谈话就不那么随意了。他如果不是杨小凯,那就证明一中很多人都是认为应该反周的。在我们谈话时,他笑而不答,不予驳斥。从表情看,他非常清楚周恩来的历史问题。他的行动完全可以理解,他不会接受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三个女大学生的话。因为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认为他知道的比我们讲的更多、更清楚。他当然更相信陈素这样老干部的话。 那时周恩来还没有被打倒,不是算历史账的时候。他们对文革中周恩来的表现很不满意,所以他们的大字报写的都是文革中的事情,而没有涉及历史。 他们为什么敢反周恩来呢?因为社会上有反周恩来的思潮,在文革中有几次反周恩来的高潮,1967年5月以来,一直到夏天就是其中一次。文革中一直有人反周恩来,张教授讲座中提到的伍豪启事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他将此事的过程讲的很清楚,我不必多述。 反周,对一般群众来说是跟着瞎说,核心人物是知道底细的,知道中央有人对周恩来不满,1966年底就有“新文革与旧政府矛盾”之说。文化大革命中不少老干部有投机心理。杨的父母被抓,陈素后来自杀,是文革中一般意义上的老干部受迫害,还是与儿子反周有关,我不了解,希望能有了解内情的人谈谈当时的情况。 陈素后来平反了,因为反周并不是反革命。平反,不等于她没有反过周恩来,没有将历史上周恩来的一些事情讲给儿子听。陈素向儿子讲周恩来的错误就是为反周提供例证。如果没有此事,为什么杨小凯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少提及母亲?至于杨小凯在狱中及父母在隔离时是如何交代的,我没有看过材料。 杨小凯及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研究,总结经验,而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一点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到怎样总结我们党的教训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选3卷938页)
二、关于1967年夏“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
张教授讲到了1967年学生组织“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和中南海内部工作人员斗争刘少奇的情况。这是中央文革发动的。他在讲座中讲到了:“在揪刘火线的高潮时期,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7月14日,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并且对他进行了围斗。7月17日晚,经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商议后,戚本禹在18日凌晨1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一个‘批斗刘、邓、陶的战斗指挥部’,并且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7月18日晚上,中南海里召开了300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刘低头弯腰罚站挨斗了两个多小时。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了家,会后刘少奇、王光美被分别隔离监护,从此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但在讲1967年“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的时候,没有提到戚本禹的作用,不知为什么。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是否应该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就在戚本禹布置围攻中南海之时,斗争之风越演越烈,7月19日,北航的韩爱晶组织批斗彭德怀,对彭德怀拳打脚踢,打折了两根肋骨。傅崇碧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即不准搞喷气式(低头弯腰,两臂拧向身后)、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万人以上的万人大会。韩爱晶马上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见《彭德怀传》第7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与戚本禹在文革中一贯在群众组织中煽风点火是一致的。不是偶然为之。戚本禹出狱后,有人采访他,谈到王关戚反军乱军,他答:你们不知道,他们(指那些红卫兵造反派)是枭将,不听话。把责任推给“小将”。 围攻中南海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历史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事件,而是要放在整个历史过程,前后联系起来,全面地研究。这样才能讲清楚这个事件在文革中的作用,给予恰当的定位。 “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的时候,周恩来除7月14日至18日在武汉,20日再飞武汉,22日回京,去安排毛泽东到武汉,紧急处理武汉事件外,一直坚持住在中南海。特别是武汉“七二○”事件后,造反派想冲进中南海,但是为什么没敢冲呢?就是因为周恩来坚持一直住在中南海。周恩来的住所西花厅就在中南海的西北角,造反派把高音喇叭架到了墙头上,对准周恩来的办公室、住所,广播昼夜不停,周恩来不得休息。当时很多人都劝周恩来离开。周恩来坚决不离开。如果周恩来离开,造反派和学生就可能会冲进中南海,会有更多的人犯更大错误。而不仅是在清算“五一六”时受到牵连,还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从这点来讲,周恩来在自己被贴大字报的情况下,不仅防止出现更大的动乱,维护了国家的稳定,而且保护了这批青年学生。
三、关于打倒杨余傅问题
1. 打倒杨成武与林彪给江青提工资表示感谢
林彪为什么打倒杨成武?杨成武放出来后,写回忆录说是林彪曾让他给叶群作证。杨成武说,当时我跟叶群没有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不能为她作证。由此得罪了林彪。 我认为以下的事实更为重要:1967年7月,杨成武随毛泽东南巡。8月26日,毛泽东就处理王、关、戚问题对杨成武说: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指王力、关锋)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随后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参见《周恩来年谱》第1194页)。 据说,1968年3月叶群连续找江青谈了三天,然后江青去找了毛泽东主席。22日开大会处理杨余傅的问题。为此,林彪给江青提了工资,由9级提到5级。我问过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什么时候林彪给江青提的工资?他说是林彪为了感谢江青帮助他打倒杨成武,提起来的。他并说:江青不买林彪的账,江青不去领工资。 江青为什么不去领这个工资?我分析: 第一,林彪只给她提到了5级,而不是4级、3级、2级更不是1级。5级是什么概念呢?5级是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正部长、上将级别。(按1956年制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省长、副省长跨5-9级;国务院正、副部长跨4-8级,第一级是4级,较省长的第一级5级高一级;总理、副总理跨1-3级。)江青已经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掌握中央文革小组实际的权力,组长陈伯达都要听她的。1966年夏天,中央已经发了文件,陈伯达不在的时候,由江青来负责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夏秋,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但是在林彪的眼里,你江青顶多就是一个省委书记或者是上将的职务,连副总理都不如。江青哪能满意?江青是要当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的。 第二,我认为江青跟林彪有一些矛盾,所以她不想领林彪的情,不想落下把柄给林彪。 这是我的分析,相关分析材料迄今没看到。 后来,江青又提出自己的级别低的问题,这次林彪没有再为她解决,推给周总理。周总理将事情拖下来,江青没有得逞。 关于张教授讲到杨成武的女儿杨易死之事。杨易被害死,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事。她政治斗争经验不足,还没有出来就写揭发材料。有人说她被害和河南军区的一个负责人有关。
2. 打倒傅崇碧与反周恩来有关。江青批示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是贼喊捉贼。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没有说到的一件事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副总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在京各大单位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林彪在讲话中宣布说,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以及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逮捕余立金,撤消傅崇碧的职务。(见《周恩来年谱》下卷225-226页) 我分析,林彪因江青出面帮助做工作同意打倒杨成武,所以林也要支持江青打倒傅崇碧。因为卫戍区执行周的指示保护了不少人,江青对此很不满。傅崇碧后来写了文章《大树参天护英华》,说明他如何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保卫干部的情况。 正因为涉及周恩来,中央对傅崇碧的处理与杨成武不同。周恩来尽量保护傅崇碧。1968年3月22日,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林彪宣布傅崇碧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而后被关起来。这与杨成武被送到武汉、河南洛阳关起来不同。(杨关的一个地方曾是蒋介石在洛阳的住地)。 22日散会后,周恩来劝傅崇碧写几字给家里。傅崇碧回忆:然后,“周总理和谢富治把我从小会议厅送到大厅时,周总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工作有的是,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周总理又向陈锡联同志讲,他的身体不好,到东北后要照顾他。他什么东西都没带,需要的东西你给他解决。”(《傅崇碧回忆录》第2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74年7 月,经毛泽东批准,为杨余傅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154页)杨成武、余立金在1974年8月1日之前就放出来了。而傅崇碧是在毛泽东又问了几次之后,才于9月份放出来。 2003年我访问曾任总政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刘志坚,他说:1974年9月他刚放出来,结束隔离审查,30日晚,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和总政主任肖华、傅崇碧被安排在人大会堂一楼的电梯口等着。周总理走过来后,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一起坐电梯到二楼某厅政治局的休息室。周恩来利用短暂的时间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因为进了休息厅“四人帮”也在,有些话就不便讲了。这三个同志对周总理的安排和谈话心领神会。 从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主要是江青要打倒傅崇碧。 江青批示要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是贼喊捉贼。她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当然知道手稿是戚本禹拿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去了。此时,戚本禹已经于1968年1月12日被隔离审查,春节(1月30日)过后关到秦城监狱。 2月,当她在钓鱼台见到前来汇报的傅崇碧时,十分紧张,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可见,戚本禹被抓后,江青如惊弓之鸟。(《傅崇碧回忆录》第21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 江青找茬陷害傅崇碧。首先,可以借此打倒傅崇碧。其二,从此没有人敢再查此事。如果再查下去,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干的那些坏事就会暴露,会涉及到江青。她这样做既保护自己,也保护戚本禹。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因为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级别低,没有顾忌,经常在会下直接和群众组织接触,出面干了许多坏事。 如:煤炭部部长张霖之1966年12月19日被非法关在矿业学院,受到造反派的审讯。仅过5天,12月24日,戚本禹来到矿业学院,鼓动学生:“矿院红卫兵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斗争,震动了全世界!……全世界非常注意矿院红卫兵的斗争!”“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是煤炭工业部的头号敌人。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我们的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第二天,25日,矿业学院学生用“喷气式”的方式斗争张霖之3个多小时。27日戚本禹和关锋在人大会堂接见煤炭部的造反派继续鼓动批斗张霖之。28日,张霖之被煤炭部的造反派揪斗。在批斗大会上,竟被一脚踢翻在地,一人上来就在他的脖后猛插一大木牌,直扎得他鲜血涌出,顺着脖子往下淌。随即,造反派又扒下他浸透鲜血的棉衣,逼迫他强支伤体,站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院子里挨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霖之几乎天天都遭受这样的摧残,1月22日,带着满身伤痕,含冤死去。 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周家鼎接的电话,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悲愤地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一方面要公安部报告张霖之的尸体解剖结果。当时尸体检验报告:全身紫肿,仅条状伤口和伤痕就达三十多处。另一方面,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其他部委的领导人,以开生产会议为名,找各个部部长到中南海住在工字楼里休息。2月2日凌晨,赵尔陆因被关在没有暖气的办公室里死亡,周恩来又规定批斗部长必须有国务院的批准,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而这些措施在反“二月逆流”时,又受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住在工字楼的部长们知道后,说:我们不能牵连总理。我们走。(采访康世恩、钟子云) 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也承认是江青派他去矿业学院,但仍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其实,早在1966年夏,戚本禹就和煤炭部的造反派有来往。当时一位姓萧的司局长写告状信诬陷张霖之。戚本禹对煤炭部的造反派头头吴某(女)说:“萧是9级干部,有斗争经验,可以把他吸收到你们组织中来,给你们出主意。”而江青不能这样随便,多是在中央公开接见群众组织时乱点名。1966年12月14日江青点了张霖之的名字后,张才被关押在矿业学院,但是并没有武斗、动刑。然后江青派戚本禹去煽风点火,直接造成张霖之的死亡。戚本禹被关后令江青心惊肉跳,一方面赶快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林彪修好,支持林彪打倒杨成武。 1969年10月中旬,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七人的专案小组。(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70页)戚本禹在临死前出的回忆录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毛泽东抓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江青找茬陷害傅崇碧,既保护自己,也保护戚本禹。这是我的推论。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推论?我曾采访过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他告诉我,他因为派人看了曾山的档案,1968年3月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被捕,狱号是6845(表明是1968年第45个被抓的)。严佑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曾山。严佑民坐牢后,专案组提审时,也从未问过此事。 戚本禹的回忆录里,还有不少是他应该写的事却没写出来。比如他给中央档案馆派假军代表一事。严佑民的回忆录《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2005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文革初期,内务部分成两派,一派要打倒内务部部长曾山,一派要保曾山,势不两立。要打倒曾山那一派认定曾山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人有接触,是日本特务。曾山解释说,他当时在新四军军部任组织部长,所有对外活动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全都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过请示、汇报。为了查清这个问题,严佑民同意孙宇亭(从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借调到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做秘书工作)意见,并报公安部长谢富治、康生等人批准,派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查看有关历史档案。后来这事被诬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上边追究下来,谢富治推卸责任,严佑民却主动承担责任,蒙冤入狱。但是在严佑民被捕后,所有反曾山的人都老实了。曾山一直没有被打倒。 孙宇亭在回忆严佑民的文章《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中具体写到了他是怎么得知戚本禹给中央档案馆派假军代表一事的。1967年11月5日之后的一天夜里,他被突然叫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去为到中央档案馆查曾山档案一事接受调查,他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安徽厅里坐着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旁边坐着严佑民、赵雪瀛。谢富治装做不认识孙宇亭,对他进行审问。在问到查档案一事时,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很不高兴地问: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文件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很不高兴地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军代表答:我是戚本禹从学部挑来的。 汪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汪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送给我的。(见《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第200页) 我后来采过访孙宇亭,孙说,开始军代表答:我是8341的。汪东兴说:8341的人我都认识,为什么没有见过你。这样军代表才说他是戚本禹从学部挑来的。 其实,那位军代表也不是学部的,可能事先戚本禹有交代,所以他才这样讲。后来我的邻居,长期在《红旗》杂志工作的杨德看到严佑民的回忆录《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后,告诉我:此人是《红旗》杂志研究哲学的学者,写过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那位军代表这次也被抓了,一直关到80年代戚本禹判刑前后才放出来。 戚本禹当时任中办副主任,背着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所属的“控制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档案馆派军代表,这个行为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何况还是个冒牌的军代表,更为党纪国法所不容,暴露了戚本禹的僭越之心。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将戚本禹抓起来。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不提,他所隐瞒的正是要害问题。 不知道戚本禹事后是否向被他愚弄、牵连的学者道歉了没有。
3. 打倒余立金与林彪支持、纵容林立果小舰队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大会上宣布: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证据是余立金的秘书和杨成武的女儿杨易谈恋爱。其实这个事是假的。这是一位作者采访叶群的秘书后写的一本书中讲的。这本书里讲,余立金等空军领导的秘书不买林立果、周宇驰这些年青人的账。林立果、周宇驰就揑造事实,陷害他们。因为是假的,余立金秘书的夫人不按照他们的说法讲陷害丈夫。他们就将秘书夫妇俩都抓起来了。张教授将此过程讲的比较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从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支持林立果,甚至将空军指挥权交给他。小舰队在空军不可一世。 林立果工作中的提升不是靠自己努力、踏实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而是靠父母的权势,坐直升机上来的。他真相信林彪讲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恣意妄为。他不是以能力、学识、人品服众,而是以揑造事实,陷害、打击别人,在空军树威。这种作法不仅违背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违背一贯的干部政策和传统,而且违背道德、伦理,为人所不耻,所以不能服人,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成事。因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嘴上不说,心里自有选择、决断。从拥护、紧跟,到不理解、怀疑、担忧,到不満、产生怨气。这种怨气慢慢积累成愤怒。当愤怒的人群由少变多时,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 叶群、林彪为了支持自己的儿子,培养儿子的势力,不惜无故开罪、严惩重要的干部,以陷害的手段达到目的。这种做法十分不得人心,令广大干部、群众寒心。由此看出林彪、叶群这些人不仅政治品格低下,而且政治格局非常小,心胸狭隘,只关心自己,只关心子女。 这些做法,他的下场也是必然的。种下什么种子,结什么果。所以,“九一三”时,跟着林彪逃跑的基本都是小舰队的人。连黄永胜在审理两案时也在法庭上说,我要是知道林彪叛逃,一定会向中央报告的。 当林彪听到毛泽东批评后,做贼心虚,以为阴谋暴露,马上带着老婆、儿子叛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做法会给部下带来的后果。所以黄永胜气愤地说:你跑什么?跑!他如果不叛逃,不是摔死在温都尔汗,就不会牵连这么多的人。这些被牵连的人,也不会受到如此重的惩罚。 打倒余立金,这件事是研究林彪集团形成、膨胀、自我爆炸的一个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许多干部、群众都不明白,已经成为唯一副主席、接班人的林彪干吗这么着急,要抢班夺权?不明白他为什么放纵儿子胡作非为,在空军组建小舰队?身经百战的林彪在“九一三”事件时,为什么不用黄吴李邱,反而听信一个毛头孩子的话,如此重用、倚重林立果? 对此案,中央前后一共查了三次。第一次是“九一三”之后成立的专案组。第二次是1978年12月三中全会成立的中纪委。第三次是198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审理两案,成立特别法庭。 岂不知,“九一三”前的林彪已经不是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统帅千军万马的元帅。他虽然12岁入恽代英、张浩、林育南办的浚新学校上学,后到武昌共进中学读书,接受现代教育,十八岁投身黄埔,走上革命道路。但是,他思想中的世袭、专制意识之强,真是大家难以想象的。他暴露的这些弱点、错误、罪行与共产党员的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否定、破坏党多年形成的正确政策,否定、破坏党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大搞裙带风,支持、纵容夫人、儿子胡作非为,加剧了社会不正之风。在党内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得罪人甚多。国家的动乱使人民生活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引起民怨。 “九一三”事件是谁都没有想到的突发事件,震动全国上下,震动人心,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是,全国政治上基本平稳,很快度过这场政治危机。1980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这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个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除此之外,这也与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引起民怨、激起民愤有关。并不是如林彪所讲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还是古训讲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
四、关于刘少奇的专案和周恩来提出“枪毙王光美”的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专案,周恩来说了一句话,他说:向江青同志学习。这就给后人埋了一个楔子,证明刘少奇的案子是江青一手搞的,连周恩来都要向江青学习。 张教授讲到:“中央专案组呈报王光美是美蒋战略潜伏特务。‘九大’以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对王光美判处死刑,呈报毛泽东。毛批示:‘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毛泽东九字批示保住了王光美的性命。” 据我所知:专案组报的审查报告写的是:“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周的批示是“应予判刑”。由于毛的批示里有“保留活证据”一句,传成了“刀下留人”。不知张教授的材料是来自何处? 至于现在传得很广的周恩来说把王光美判死刑一事,我的理解不能只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当时中央有一个组织程序,所有被抓起来的人必须要有周恩来的批示。只有周恩来对王光美一案批示了“应予判刑”,这个案子才能上报毛泽东,才能够绕过江青等人放到毛泽东的桌子上。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在延安审干运动后期提出过一个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且毛泽东在文革也多次这样讲。文革中高级干部被抓起来,但是至今没有听到一个被判刑的。这样毛泽东才能写:保留活证据。 这是周恩来与江青等人斗争、保护王光美的一个策略。有的人没有看清楚,对周恩来产生了误解和怨言。 我的母亲在1939年16岁时参加革命,今年10月8日98岁(虚岁)仙逝。她生前曾反复对我说:当时,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在周恩来的位置,都只会比周恩来做得差,而不可能做得比周恩来更好。
2020年10月24日第一稿 2020年12月4日第二稿 2020年12月18日第三稿 —————————————————————————————————— 【研余杂记】
《文革词典》坎坷编写路
陈晓文
作者简介:陈晓文,1956年生于重庆,祖籍湖南涟源。1974年落户插队于彭水县桑柘区,1977年调入重庆市市中区文化馆,1985年起供职于重庆出版社至退休。著有文革研究方面的文章《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墓碑名录》、《被打活靶的母亲和她的家庭》、《泸州罗汉镇大龙山红联站墓群调查》等,致力于文革词典的编写工作已三十余年。 (左图为作者近照。)
前不久,一友人来电话说,他的朋友看到网上有署名“scheler”的《文革词典》电子书售卖,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此事,那《文革词典》是不是我一直在编写的那个。 我漫应之曰:就是我那个。被人当成电子书卖的情况,有好些年了。也不止一个人、一次这么做。我一直觉得,既然无法在国内公开、合法出版,即使他们这样的做法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却有利于文革史料和真相的传播,有助于抵抗遗忘,亦所望矣。至少对在官方默许、纵容或主导下多年来遗忘文革史的主流行径,起了些刹车、补救作用,虽有弊,也有利。所以我也没有想去追究,乐观其成。 次日的重阳节同学聚会,我把此事作为趣闻说起。不意大家都说:网上售卖《文革词典》电子书,你可以不予追究,但是著作权人是谁则必须明确。事关知识产权,不能含糊,不能听之任之。因此才想起作为当事者的我,有必要、也有义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正视听。 一
1984年做职大毕业论文酝酿选题时,我曾属意文革语言。后来因为语料和分析工具都缺了资源储备,不具备条件,放弃了,只留下一则简略的札记,描写“词语感情色彩(褒贬意义)中性独立性的消失”。但这个愿望一直萦绕于心。1987年左右已经就职于重庆出版社文史室的我,产生了做文革词典的想法,以此解决文革语料的搜索、汇集、储备问题。 一次和几个同学、朋友,有谢军、彭德庆、何路等,在歌乐山郊游中,议论过此事。后来实际着手时,有谢军、贺洪志、彭德庆、刘成杰、刘世龙、朱一平、樊家勤、陈五一等陆续参加。借彭德庆兼着单位两办主任之职的方便,开好了介绍信,周日(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去重庆市图书馆枇杷山历史资料部,分人分年份查阅《人民日报》,找到文革中的典型词语,用复写纸一式五份誊抄例句,注明出处(作者、篇名、时间、版数)。后来又购置到全套《红旗》杂志(彭德庆出差天津时发现、经手,董强出资),这个工作才得以改在家中分头进行,提高了效率,进度加快了。 与此同时,因一次商讨工作进程、方案的地点约在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发现那里墓碑的风化使碑文面临湮灭危险,意识到必须立即展开抢救工作。我们这群朋友,包括我、彭德庆、贺洪志、刘凯娟、文迟、王明智,便投入了文革墓的碑文抄写工作,后来我又据以进行了调查采访,得到一批死者遗属的口述材料,形成了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上的调查报告《重庆红卫兵墓素描》。 后来我把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的碑文资料(包括序表)整体公布在网上,以期引来更多人使用。2007年,听取重庆籍旅美学者张跃宏的建议,他说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纳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解释,其时段上包括了1949年迄今。我于是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表的要求,进行了填写。并通过曾钟传递给了沙坪公园调查红卫兵墓工作班子的李中华。公园启动了申报工作。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把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这是中国文革遗迹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全国第一。 差不多二年时间,我们形成了一个近1500多条的词目表。还分头由我、彭德庆、贺洪志、刘成杰、刘世龙等做了一些词条的试写、体例创制工作。江明愈多次对词条规范提出建设性意见,并给出示范性样条。 其时已近1990年代初期,经济大潮涌动,这批人有的北漂画画,有的“下海”弄潮,有的从原工作单位跳槽,有的出洋深造……虽然天各一方,互相因文革词典的编写结缘,都成了终身的朋友。只有我这个发起人,由于兴趣狭窄,一根筋,没有找到别的方向,仍在断断续续做着这个编写工作。 二
2000年,已经积累了近300条词目草稿。2004年,学会了上网发帖,就把这个词典初稿整理一条发布一条,后来新写的也是如此。先后主要在“西祠胡同•文革真相”、“西陆社区•文革档案馆”、“人民网•读书论坛”、“天涯社区•天涯杂谈”(网名feixue781)、“燕南”(网名毵毵),“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文化散论”、“原创评论”、“中途岛”、“会员阅读”,“维基百科”等网站、版块刊载,多数署名“scheler”——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我注册网名时正在读他的书《知识社会学问题》,就顺手拈来一用。并以“东方默”名义顶帖。 我先后用“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文革词语”、“十年尔雅”、“呓语索微”、“旧语闲诂”、“释证纪历”(这个名目后来固定化了)等题名来称呼这个系列。总的趋势是极力抹淡它的时代性、政治性特征。 因为它遭到了不定期的成批删帖。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因为它使得词条纂修工作和读者关注的连续性被打断。但那时氛围还能容忍这类异端的存在,就很能鼓励我了。为了掩饰它的倾向性,避免吸引人们的过度注意而诱发管理方敏感,只好采取了这种欲说还休、言不及义的做法。 这前后,在撰写文革词典的同时,我还展开了“文革语言学札记”,包含始于1980年代末的“文革语言文化批判札记”和始于2000年代中期的“文革词典札记”两个系列的研写,试图窥探掩藏在这些词语后面的精神—文化现象。这成为我计划在文革词典完成以后,下一步进入文革语言文化和文革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前期准备。 2005年,发现了苏州图书馆在网上有一个“人民日报数据库”。它既给我提供了语料检索的方便,也提供了词语统计的可能,我借此展开了一些词语统计学的尝试。用于辅助词条定型,词源的时间追溯,词义的变化探绎、勘定。可惜苏州图书馆这个数据库不久就关闭了。 有人说,可以做成长帖。我开始10条一辑地汇集,又把10辑做成一卷。Gfv提议,应该有一个音序排列的目录,并送了一个由他代拟的音序目录。我在此基础上补足、完善了这个目录,使这一工作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还有人(“蒙泰尼里神父”)多次点题,开拓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有益的启发。嗣后,我在“凯迪社区”开了博客,把“释证纪历”以“辑”为单位发布,最后停滞在60辑,这是经过修订的定稿本。 网友“倚栏读简”甚至写帖发起了一次“向老黄牛scheler致敬”的行动,引得许多同人跟帖,一时搞得煞是热闹。我明白,这当然不仅是冲着我个人来的,首先是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礼遇。 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名世却早夭的高华教授,在《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载高华《历史学的境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P206)一文里,说到“比较有内容的”网络读物,也提及了“释证纪历”做文革“名词解释”的工作动向。 这种知识生产中的互动、互助、互契,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使我产生“吾道不孤”的温馨感觉。 三
到2007年,这个词典达到500条规模。到2015年时,这个词典已经达到700条的规模。进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因为与草创初期的创造性、挑战性联系在一起的兴奋已经成为过去,这项工作更多成为日常的一份苦役,考验着人的坚韧、毅力。 在此以前,已经有人把这个系列冠以“文革词语”名义,在各个语文网站揭载。多数守规矩的注明“转载”,仍署“scheler”,如“个人图书馆”2007年5月3日“何处闲愁”刊出“小姐”条,“麻辣”2017年7月3日“草书”刊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条;少数不守规矩的就标“原创”,署转载者的名了。而且也有不止一人、不止一次把它做成电子书,在网上售卖,有个网名“卡鲁比”的,2008年2月23日在“溜达电子书库”给出【史料文献】《文革词典》作者:scheler(完结)TXT下载。注明下载附件需要扣除溜达币。这些消息,让我感到喜忧参半,既有无能为力感滋生,又为这项工作已经进入知识生产、传播的流程,成为正在进行时的历史而欣慰。 戴着不同帽子的文革词典不止一个人在做,已经纸质出版或网络流行且广有影响的不止一部。但我的做法,有两个最易辩识的标识: 一、视角广阔,重视观念史、制度史、社会史、生活史、器物史,收的词条往往为其他文革词典不收,如“红”“黑”“新”“大办”“一万年”“谁胜谁负”“接班人”、“运动”“单位”“二部制”“两报一刊社论”“团营连排班”“集体创作”、“改名风”“向阳院”“专案组”“群众专政指挥部”“自然辩证法”、“票证”“自留地”“大寨田”、“芒果”“红海洋”“投机倒把”、“的确良”“解放鞋”“中山装”“飞鸽牌”“防空洞”“干打垒”……许多习焉不查的词都被深挖出来、划归到那个时代的词语系列里,尽可能还原彼时言语丛林的原生态。 二、体例上也有不同,如词条加注,这是一般辞书不用的。我为了保存更多感性、原始材料,让没经历过文革的后世读者,也能通过它直观感知到文革氛围,力求达到理性认知和感性统觉的融合,特意创制了这样的看似逾矩的体例。还在文末给付了参考资料的出处,以利于读者自己更进一步地寻找线索、深度阅读。显出别样的历史现场感。 四
这些年不断有朋友(以当年词条检索收集参与者为主,他们一直都关心着这一工作的进度)多方询问,敦促我应当着手出版工作。他们多次疾呼:青年一代对那段历史的茫然、隔膜,亟需这样的著作来消除。但因国内出版业现行管理方向,决定了这类选题注定无法通过,我对此采取了相对消极的态度。更愿意让词典数量积累到1000条时,再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现实、环境压力使然,一方面是事情本身进展逻辑的自然生成。 虽然一直关心、督导、批阅这个词典的蒋洛平教授曾反复说,不宜主观预设一个规模尺度,应该是应收尽收,有多少写多少。但我还是觉得一部词典应该有一个规模的底限,以保证对那个时代反映、描写的最低限度的完整性。 1000条可以看作第一阶段完成的标志。它仅仅是一个操作性的工作进度设置,而非终极性的目标设定。以后再进一步徐徐增订、调整、完善。文革词典这样庞大的工程,也不会一次性就能完成。这样逐步到位的做法,可以把阶段性和延续性结合起来。 我也实际设想过在大陆以外联系出版。但即使这样,哪个出版商也不愿做蚀本生意,说不定还得自己掏腰包。粗略估计有可能不是很大一笔钱,各种办法都能筹到的。即使自己掏腰包,亦不至伤筋动骨。但就是出版印制成纸质书了,仍要合法通过海关进入大陆,恐怕大概率行不通。这类书的市场、读者、功用,都在文化大革命发生过的中国大陆。书进不来,发挥不了作用,就是一堆废纸。这个绝望的米诺斯迷宫,有无破解之道?谁能给出解套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多歧路,今安在?” 2020.10.28. —————————————————————————————————— 【生逢乱世】 我所知道的同事、邻居、“难友”吴宓
杨向东口述 张云峰记录
我1959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南师范大学,再与西南农学院合并改为西南大学)中文系(现西南大学文学院),1963年毕业留校,任中文系助教。我本名杨良臣,是在文革初期被迫改成杨向东的,学生们把大字报贴到我的门上,他们指责我“你是哪家的良臣?这名字太封建,勒令你限期改名,否则砸烂你的狗头”。文革结束后公安局和单位由于政治的原因,都只承认我叫杨向东。户口上没让改回原名。 吴宓是我国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他的学生遍天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打过笔仗,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主编《学衡》杂志,“红学”专家,在清华大学等校任过教,是钱钟书的老师,五十年代后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二级教授。 从理论上讲,吴宓跟我应该是师生关系,但是他却没教过我。为什么呢?我当学生的时候,中文系的领导告诉我们:“像吴宓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使用的,而教你们的老师主要是中青年,他们是我们党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是革命教师,让他们来教你们,我们比较放心。”这样一来,国学大师吴宓就没有成为我的老师,而只是在我留校任教后成了我的同事。 现在西南大学里有挂牌供人参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吴宓旧居”,所谓“吴宓旧居”也就是他原来住过的当年西南师范学院教职工宿舍文化村一舍,其实吴宓在文化村一舍真正住过的只有三楼的一个房间,即317号,大约12个平方。当时我就跟他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可算邻居。只是他的房间在前面靠游泳池大道那一边,我在后面那一边,中间有墙壁隔开。因此我曾跟朋友指着那块“吴宓旧居”的牌子开玩笑说,那栋楼也是我的旧居。 本世纪初,《吴宓日记》与《吴宓日记续编》出版,有人告诉我,《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于我的记载,我于是跑到书店查看,果然!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吴宓日记续编》(1969-1971)这一册中记载有关于我的事。如:
(1971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9∶00—11∶40,在左翼三楼大学习室(会议厅),全校聆杨向东交代其1967年至1968年在北京及重庆所受五一六及三老会之影响而犯之罪行。 下午2—4,续同上午,在三楼会议厅。4∶00至5∶30移至本室外侧之空室,约十五人,质问、批判杨向东。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9至11∶40众续评判并责劝杨向东1967—1968依从五一六及三老会所犯之罪行。军宣队首长作总结。 下午……2至5∶30在本室三楼阅报室中文系续批判杨向东。
前些年,我刚看到吴宓日记这些记载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编者吴学昭是谁,我曾经还想状告编者吴学昭侵犯我的名誉权,因为她并未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注明我是什么人,并没有像她在注释中为中文系青年教师胡某某加的详细注释,强调他是好人。而吴学昭所编辑的《吴宓日记续编》里就只能看到杨向东是受批判的“五一六分子”,而没有为杨向东平反等内容。我因此写好了《就〈吴宓日记续编〉侵犯杨向东名誉权一事致吴学昭的公开信》,后来因为忙于教学,没再顾得上这事。 其实,现在想来,我还应该感谢吴宓先生,他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清楚翔实记载了我在文革“批清”运动中受迫害的情况,有些细节我本人都早已忘记了。 文革中,吴老先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反共老手”,我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同住一个工棚,成了“难友”。 归纳起来,吴宓先生与我曾经是名义上的师生,后来是同事,也是邻居,还是“难友”。(左图:饱经文革磨难的吴宓1973年在重庆北碚照相馆留影。) 因为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还是文革中的“难友”,我看到过、听说过有关吴宓的很多事。仔细想来,从1959年我考上西师,1963年毕业留校任教,到我1986年调离西师,二十七年间,应该算基本了解吴宓先生当时的情况。 总的说来,吴宓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老教师中,是很有学问、很有水平、很有修养的大师级教授。为什么呢?他虽然没教过我,甚至于好像也没教过其他青年学生(据我所知,1959年以后是这样),但是,他教过给我们上课的青年教师,在当时,西师中文系就出现一种怪现象,教我们的年轻教师叫“老师”,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师却称为“先生”。他教过的一个“青年教师”说过:吴宓讲《红楼梦》关于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可以讲半天,又说,吴宓先生先后当过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的系主任,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学贯中西,还说,吴宓打算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我不只一次听说过吴宓能背《说文解字》、《辞源》。关于这些有关他学问、学识、学术上的事,在西师应该是上下人等认识一致。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人否定他。 但是,对这位名震中外的“大师”,我在西师的二十多年里,人们在提到吴宓时,无一例外都直呼其名“吴宓”。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无论领导或教师给予过他应有的尊重。 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吴宓先生的政治待遇。领导把他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文革前只让他给中青年教师上课,而不让他给青年学生上课,因为怕吴宓“毒害学生”。只不过当时对他还有点像对待“战犯”那样表现一点客气的态度,好像没有听说过侮辱他人格的事发生。 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我曾经看到过把他和其他许多老先生打成“牛鬼蛇神”编入劳改队,面向毛主席像或面向墙壁低头“请罪”,面壁思过。更为残忍的是,1969年5月9日下午3点,他在西师梁平分院(前劳改农场,屏景农场)被学生批斗时恶意摔断了腿。此事他在当天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有顷,大呼“将宓提入”(宓不惧“斗争”,而最惧斗争前之将宓抓拥入会场),于是凶猛之二男生来,分挽宓之左臂、右臂,快步疾驰,拖宓入食堂(由两行横木厚板之间走进)。行约及2/3处,宓大呼曰:“请缓行。宓脚步赶不上,将跌倒!”彼二人大怒,遂乘向前奔冲之势,放手,将宓一猛推,于是宓全身直向前左方,倾倒在极平之砖地上。宓全身骨痛已甚,而彼二人怒益增,径由后挽起宓之左腿,拖动全身,直到主席台前,面对群众,接受斗争。 此时宓半跪、半坐地上,以手掩胯关节最痛处,竭力撑持。斗争凡近三小时……(第九册103~104页,原记录中有些地方加有表示重点的短线或黑点,有的地方还画有象征性的小人。)
我当时是台下被动的看客之一。许多教师都在场。当时批斗吴宓的地方是农场的大食堂。会场中间有过道,是中文系69级(届)1班学生在主持批斗,有人叫将吴宓带上来,接着见两个大汉一人一只手架住吴宓的胳膊从过道中间往台上拖,学生们高呼口号:“打倒反共老手吴宓!”吴宓被两个学生强迫低头弯腰在台前中央面向众人,我看他站立不稳,半跪半坐,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腿在被拖着跑进会场时已经摔断了,更不知道他当时已经非常痛苦不能支撑。西师中文系69级1班的那个主持者在罗列了吴宓的许多罪状以后,宣布批判“反共老手吴宓”大会开始。接着有几个事先安排好的学生和教师代表发言,那几个人的批判发言,除了戴“帽子”和空洞政治口号以外,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对于整个批斗过程,以上所有违法、过激的行动和言词,没有受到在场的党政领导、教职员工、学生们中的任何人的制止或反对,而且全都跟着高呼“打倒反共老手吴宓”之类口号。事后,教师中虽然有人对吴宓先生表示同情,但也只是私下里悄悄说说罢了,并没有其他公开的行动。 1971年“批清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中文系的教职员工和其他几个系合住一个三百人的大工棚,中文系的人靠近门边,吴宓先生的床就在门口。由于吴先生自从那次批斗会上被折断腿,后经一年多的医治,尽管伤有好转,但已成为跛子,走路站立都不方便,一个年近八旬的残疾老人,没人帮助,很长时间都没洗澡(听说他以前在国外留学时,他很注意个人卫生,天天抹澡换衬衫),身上异味难闻,风一吹,气味就在工棚里飘散,所有的人都不满,不少人说他的怪话。当时谁也没有替他设想他的种种困难,或许他的嗅觉已经退化,自己并未察觉。由于有不少人反应,军宣队就强行要吴宓洗澡,于是派两个工宣队员,也不进行好言说服,更没把他当成一个高龄残疾老人,而是用批斗牛鬼蛇神的惯用态度把吴宓强行架住往澡堂(也是工棚)拖,吓得吴宓高喊“救命”。最终吴宓还是被迫洗了澡,外边的人皆大欢喜。 基辛格访华消息传出后,年轻老师们又拿吴宓开玩笑,说你哈佛毕业,你的校友基辛格来了,有何感想?吴宓说很好很好。还有的中青年教师专门收集难字怪字考老先生们,也包括吴宓。说你们不是学问高么?考你们几个字。《康熙字典》七万字,即使学问再高,认字再多,哪一个认得完?真要考人,总要考倒。吴宓先生算是认字最多的老先生,也有认不得的。 在梁平“批清”运动中,批判我的时候,吴宓先生没发过言,好像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都没有发言权。我那时自顾不暇,丝毫也没想到吴宓竟然坚持记日记,而且还为我做了记录,为我回忆往事留下了一些可贵的时间细节。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四川权倾一时的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谢家祥(成都军区政委),被中央认定为“上了林彪贼船”,被公开批判,失去权力了。谢家祥是四川“批清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们一倒台,“批清”运动也就搞不成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有一处记载:
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下午2∶30—6∶00,本班十五人在空室续上午学习,军宣队张副司令监临。众发言多浮泛而不切于事情,以杨向东所言最多最久。宓坐久,倦,甚不耐。
从时间上看,我这时已经是在进行自我辩解的发言了,所以吴宓说我的发言“最多最久”。此后,大小会上我也发言,我私下里自我解放了。 分小组开会时,吴宓与我一个小组。有一天上午,讨论某青年教师的补助问题,这个教师要求生活补助,由于他是专案组成员,又是派头头,利用出差机会买毛皮鞋来穿。那个年代工资才五十多块,一双毛皮鞋要工资的四分之一,能穿毛皮鞋的人很少,却还要求生活补助,显然没道理。我们不开腔,表示不同意。吴宓看大家不发言,就说,我一个月二百七十多元的工资,每个月只发了二十块,把扣我的工资拿来补助。吴说的是陕西话,我们没听明白,大意如此。那个青年教师曾经批判吴宓是反共老手,还说他们已将报告送交公安部,要求逮捕反共老手吴宓。我不知道吴宓当时是怎么想的。但那个青年教师当场反驳吴宓:“哪个要你的臭钱!”吴宓应该是真心,而那个教师以为是讽刺挖苦他,所以很反感。 从梁平搬回到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原来的地址以后,西师基本瘫痪了。1973年3月20日,西师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纠正‘批清’中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大会,军宣队政委康友三为我等被打成“五一六”“三老会”的人平反。可能吴宓先生没有参加那天的大会,因此在日记中没有记载,只在4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
晚,送还英文《北京周报》与张东晓,小坐,探询最近学习事。得悉:……(3)学习之内容为“批清”,目的为以前判罪处分者,今一律归还原职,补发原薪。……(5)最后宣布西师旧领导王逐萍、高涯生等,均为复职、昭雪云云。
又过了一些日子,听说吴宓先生还住在他原来文化村一舍三楼那间屋。后来又听说他每月二百七十元的工资好像全发了。但是他要接济一些人,也有人去骗他的钱,因此他每月总是不够花。在我离开西师以前,听人们传说最多的是有关吴宓先生的“桃色新闻”。有人说,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跑到吴宓家里,躺到床上不走,硬说要嫁给吴宓,把吴宓吓得手足无措。 类似的新闻传说很多。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人们根本没把吴宓当成什么国学大师或“反动权威”,而只是当成一个取笑的对象,甚至连应有的尊敬都没有。据我所知,这就是吴宓当时生活的真实环境。 七十年代末,他离开西师之前,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多钟,我从桃园男厕所刚走出来,正碰上吴宓先生,他拄着一根拐杖,拦住我说:先生!我,我,我家住在哪里?你能把我带回去吗?从桃园厕所到文化村一舍不过几十米,我告诉了他,并把他扶到了他住的文化村一舍,这时的吴宓先生已近乎老年痴呆了。再后来就听说他回到了陕西老家。 以后看到过一本书,叫《心香泪酒祭吴宓》,那书文笔很好,但事实和判断我颇感怀疑。因为作者把吴宓无限拔高,说他嗅觉敏锐,政治水平高,这一点连当年我们这些卷入政治漩涡的年轻人都没有如此的觉悟。被人打成“五一六”,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吴宓先生对文化大革命反感,我相信。但他未必能分清当时那些政治大局的是非。 我还记得,1968年,有一次批判老教师陈文辉,他曾被打成右派,被剥夺教师资格,在资料室工作,他与吴宓关系好,经常帮吴宓买些东西,也向吴宓借钱。在批判陈时,他曾交代:吴宓用纸烟盒写的一则日记说,江青的军队和杨成武的军队在秦岭大巴山打了一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陈文辉还交代自己曾写过几首打油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敢充牛鬼护蛇神”,这是说他陈文辉在保护吴宓。还有“杀伐声声里,但坐观云山”,这是指西师1967年两派群众组织“六五~六八”武斗事件之后,陈文辉和吴宓坐山观虎斗,有幸灾乐祸之意。这说明陈文辉有鲜明的立场观点,而吴宓不一定有。 如果看吴宓那些日记,有些内容前后矛盾,笑话百出。如他在某天的日记中记录:段启明、杨向东等人唱京戏,鬼哭狼嚎。段启明是唱过京戏,但我从来没唱过,也不会唱。 前些年《吴宓日记》与《续编》出版以后,一方面,也是因为官方给吴宓平了反,恢复了名誉,社会比较公正地对待吴宓先生了。歌颂吴宓的多了,许多人不管是不是吴宓的学生,也不管当年是否整过吴宓,也都加入到歌颂的行列。为吴宓先生平反,恢复名誉,歌颂吴宓都是对的,但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也不能一味拔高。 西南大学大张旗鼓地宣传吴宓,为吴宓先生立碑塑像,改造“吴宓旧居”并申报获得批准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摄制专题片,这都很好。但是一切要真实,不能文过饰非,也不能弄虚作假。明明吴宓先生当年只住过一个房间,现在却把整整一栋楼都说成是“吴宓旧居”,这就会让不知情的人产生误解,以为当年吴宓一个人就可以住一栋楼,这是受过迫害的样子么?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吴先生的本意。 吴宓生前对派出所把他的户口上的门牌号数搞错了都三番五次亲自到派出所去更正,直到正确为止,据《吴宓日记续编》(1972年~1974年)174、176页记载:
(1972年)九月二日 星期五 ……今始辗转送到之宓新户口册(误填入宓1970文化村二舍203室之住址)。晨,作短函,呈留守处转向阳派出所,求改正宓新户口册中住址之错误。上午9—10,宓持户口册出,欲至向阳派出所报告改正住址,俾派出所存档能归一律。乃奔走甚远,请问多人,皆不能指示宓派出所之所在!废然而返。
九月四日 星期一 ……又持宓新户口册至向阳派出所,口说情由(未用宓函),宓住址已由二舍2O3室改至一舍317室,求派出所登记,并改所中档案,盖章为凭。
吴宓当时已经是遭批斗折断腿后的年迈残疾之身,尚能如此为改正一个户口册上的住址错误而跛腿拄杖往返奔走。既然纪念吴宓,就应学习吴宓这种凡事认真求实的精神。西南大学可以在吴宓住过的那一栋楼钉上牌子,写上“吴宓旧居”,但要加以说明,当年吴宓所住的到底是其中哪层楼的哪一个房间。然而我们去参观“旧居”时,那些当解说员的大学生都认为吴宓住的就是这一栋楼,这反而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不要以为《吳宓日记》所写的全部真实,他有许多真实想法没写,也不可能写。他有一点特别值得称赞,他永远自尊,从来没有自轻自贱。这一点我佩服他。不像有的人,落难而并非真正犯罪时,把自己不当人,甚至甘当龟孙子。还有,不要以为那些在他死后为他唱赞歌的人全都是崇拜他尊敬他的人,说不定某个在那台上宣读颂词的人,当年正是整他的人。 我们并不希望那些残酷的情景“再来一次”。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吴宓先生工资那么高,历史名望那么高,生前一定辉煌无比……老实说,他在那些年里过得太惨了,他还不如一个西师的清洁工! 2020.11.24 —————————————————————————————————— 【生逢乱世】
那一年,我们偷听罗伯蒂尼
王德强
前不久,在新浪微博上看到有人说,听到罗伯蒂尼(Robertino)演唱的意大利情歌,惊为天籁。 我曾在1973年秋天听过这位上世纪60年代风靡全球的意大利音乐神童的演唱磁带。当时情景,至今难以忘怀。但我完全没想到,时隔40年,中国内地网络上居然有人提起他,这不由得勾起我对40年前“爱乐人地下聚会”的往事追忆。 那时,我在重庆市远郊区的一所学校上高中,周末要坐五个小时的火车,到市区的重庆歌舞团,跟陈尧灿老师学习小提琴。 学西洋乐器,不能不接触到西洋音乐。但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西洋音乐仅限用于帮助西洋乐器的研习者学习乐器操作技巧,作为音乐艺术作品演出和欣赏则是受到严厉禁止的。我那时可以“半公开”接触的西洋音乐,只能是“开塞”、“马扎斯”、“克莱采尔”之类小提琴练习曲,但在公开场合演奏,就只能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之类国产的红色乐曲。尽管那时在城市里一些学小提琴的人已经可以练习《梁祝》和马思聪的《思乡曲》之类受过批判的曲子,但在我所处的远郊区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仍不敢那样“放肆”,唯恐被人听见告发,麻烦就大了。 但即使在这样的禁锢下,演奏和鉴赏西洋古典音乐,也一直在中国的爱乐人群体里进行。那是一种需要圈内的可靠人士担保引荐才能进入的,颇具神秘感和神圣感的地下聚会。 正是在这种爱乐人的地下聚会中,我听到了罗伯蒂尼。 那是在我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凌宏基家里。凌的父亲是著名外科医生,那时在第三军医大学当大外科主任,母亲是有名的儿童教育家,毕业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夫人是重庆市歌舞团钢琴演奏员,和我的小提琴老师陈尧灿同住市中心八一路的歌舞团大院,彼此很熟。 我和凌老师都热爱音乐,又有陈尧灿这层关系,自然多了几份信任。虽是师生,私下却像是朋友。我们学校离市区有百多公里,平日他住在学校单身宿舍,周末有时也和我一起坐火车去市区,他回家,我去陈老师家学琴。在学校的时候,他有时会叫我去他那六七平方米的宿舍小房间,一边分享他从市区家里带来的稀罕吃食,一边天南海北聊音乐,聊歌舞团大院和学校里的种种人和事。 那年秋天,暑假结束后上课没几天,凌老师又悄悄叫住我,让我晚上去他宿舍。 我回宿舍吃过晚饭,又练了一阵琴,见天色渐暗,才慢慢向学校走去——凌老师在学校是个敏感人物,他“海外关系复杂”,据说他因此曾被列为“特嫌”,暗中监控。而我在学小提琴,这也是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都有点处于“风口浪尖”的意味儿,所以我尽量避免在校园里人多的时候去他宿舍。 敲门进他宿舍,屋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凌老师,另一个是十多公里外另一所中学的吴老师。吴是上海人,我在凌老师宿舍好几次碰到过他,他俩在一起总是用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叽叽咕咕。有时候凌老师会含含糊糊对我解释两句,似乎都是些关于当时某些大人物的“小道消息”,我猜多半他们收听了“敌台”,或者从上海亲友处听来的。 凌老师关上房门,有点神秘兮兮地说,他那位在四川省游泳队当教练、公派在澳大利亚进修的妹妹,前些天回国,给他带回一些好东西,他过完暑假带到学校来了,今天特意请吴老师和我一起分享。他一边说,一边走到窗前关紧窗户,拉上厚厚的窗帘,又抓了床上的毛巾被,挂到门上,仔细用毛巾被下沿把门下的缝封得严严实实。这样一包裹,整个房间已经密不透光,就靠天花板正中吊着那盏25瓦白炽灯照明。 然后,凌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帆布包,解开袢儿,从包里拿出一只厚砖头样,塑料和金属组成的黑乎乎小机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索尼的录音机。他拖了一只方凳放在屋正中,把录音机放在方凳上,电源线插到天花板吊下来的电灯灯头插座上。 凌老师把一只卡式磁带放进录音机,又把音量旋钮调小。我屏住呼吸,感到口干,心慌得厉害,似乎又有些尿急。凌老师看了看我和吴老师,略略迟疑了一下,一手按下放音键,一手拉灭了灯。周遭顿时一片漆黑。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后,一个男孩声音从黑砖头里传出——罗伯蒂尼,14岁的意大利男孩,他的嗓音那么清冽,那么纯净,纤尘不染,饱含深情,空灵剔透,像天使从太空一掠而过,携一阵微风拂动清脆的风铃。 一瞬间,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仿佛变得巨大而空旷,如同一座大礼拜堂,而我们就像是古罗马那些被屠戮迫害的基督徒,心怀恐惧又深感神圣,至虔至诚,像是在进行一场地下宗教的布道仪式——那些意大利语的歌唱,若被人扒着门听见,对我们绝对是灾难性的。 那一晚,我们三个人一起安静地品味着《桑塔露琪亚》的温存,《妈妈》的柔情,《重归苏莲托》的惆怅,《我的太阳》的高亢,《牙买加》的狂野,《圣母颂》的悲悯……黑暗中,我感到自己全身赤裸,灵魂袒露,让歌声轻柔抚摸,身心酥麻,间或刺痛,泪水一次次从心底涌起…… 后来,这类音乐爱好者的地下聚会,我参加过许多次,听过很多唱片,其中大部分是有一定程度损坏的。记得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彻夜反复听一张前两三分钟音轨坏掉了的莫扎特G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我听得耳熟能详几乎能背出来,但多年后在听完整录音时,一开始却毫无印象,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几年后,文革结束了。又过了几年,我买了索尼高级音响。我常在夜里关掉灯光,播放帕瓦罗蒂演唱意大利经典歌曲的CD,音色无比美妙,但那晚一只“砖头录音机”播放罗伯蒂尼带给我的那种神圣感和震撼感,却再也找不回来。 这二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寻觅罗伯蒂尼,但一直未能如愿。感谢万能的网络,这些年,我陆续搜集到了一些那些年曾经在各式各样“爱乐者地下聚会”中给过我灵魂抚慰、后来却再也无缘相遇的音乐资料,比如文革前中央芭蕾舞团乐团演奏的《天鹅湖组曲》、上海音乐学院郑石生教授演奏的《谐谑曲与塔兰泰拉舞曲》《影子与回旋随想曲》等等,其中也有罗伯蒂尼演唱的经典情歌14首。这次我把罗伯蒂尼情歌14首发到网络云端存储并公布提取密码,供所有爱音乐爱罗伯蒂尼的人们分享。 万幸的是,我们聆听和传播这些经典的西洋音乐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
—————————————————————————————————— 【一瓣心香】 生者惟应继续努力 ——悼顾训中
何 蜀
2021年1月16日,接到李逊发来的微信,说“顾训中四天前因心脏病突然去世”。这一噩耗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平时跟他常有微信联系,前不久因在一个有共同兴趣的研讨群里议论到王申酉之死,为当时王怎么会被重判死刑的事,他讲到了他采写老干部周克(“右派改正”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时参加了对法院所判文革案件的复查组工作)的口述回忆时所了解到的情况,与一位群友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顾训中还给我打来了较长时间的电话,谈到他所了解的情况。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这样突然间撒手离去了…… 我跟顾训中是怎样认识、联系上的呢?我一时想不起了,查了一下所存的电子邮件,才得知是因王年一老师的去世。2007年9月15日,我收到一陌生人发来的邮件——
何蜀先生: 您好! 冒昧打扰,是因为昨日刚刚从国防大学教员处得知,王年一教员(这是我们军校学员对老师的习惯称呼)于前日不幸去世了!今日在网上搜集相关信息时,看到您日前发出的关于王教员病重住院时的一些情况,想必您一定知道他去世前后更详尽的情况。如方便,能否提供一二?不胜感谢! 我是1985年至1987年在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学员,曾是王教员的亲授学生。多年来我们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他对文革的研究成果,一直是我关注的内容。只是半是工作、半是努力的原因,我没能如王教员所期待的在文革研究上作出应有的成绩,也是我内心中至今仍愧对王教员的地方!也因此,我也同样十分关注您对文革的研究成果。在此,我向你和一直致力于文革研究的同道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也对王教员的不幸去世表示深深的哀悼!他的过早去世给文革研究所带来的缺损是无可弥补的!而且我相信,这一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得越来越清晰! 期盼能得到您的回复! 谢谢! 上海 顾训中
他说在网上看到我“日前发出的关于王教员病重住院时的一些情况”,其实并不是我发出的,可能是哪位朋友将我在朋友圈里转告的舒云告诉我的情况发到了网上。我马上给这位在上海的顾训中回了邮件。2007年9月16日收到他的回复,回复中他做了自我介绍:
我原是位于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于1985年至1987年在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王年一教员和其他当时国防大学的一整批党史教员。之所以用“整”,是因为或许除了人民大学外,这里有着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完整梯队的最优秀的党史教员。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自己的学术建树。王教员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应该说,这是我们这批学员的幸运。可惜好景不长,尤其是八九之后,意识形态重新禁锢,他们这批教员也逐渐星散。我也是在这种形势下下决心离开了党史教学岗位,于九三年转业,到了新闻工作岗位工作至今。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近现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领域,并也有所积累。前年,我曾与这里的一位同道计划撰写上海文革史,以填补这一空缺。我曾向王教员报告,并征询他的指导。他曾十分欣喜地两度回复表示支持。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退出了这一计划。目前我正着手于文革个体口述史的采写,以留下当年的真实记录。也算是一种抢救吧。但由于其他工作的牵扯,仍一直处于过程之中。这也是我一直自感深深愧对王教员的地方。在此,我真诚地向您和其他始终坚持这一研究的同道们表示敬意!我愿意跟上你们,也以此告慰王教员吧! 我正写一篇悼念的小文。如方便,可否代为送至北京的追思会上? 我是昨天在网上收集王教员近期文章时,看到您在他病重住院时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我是在博讯网上看到的。后面附有您的邮址。所以十分冒昧地给您发了此信。 再次谢谢您的及时回复!
他说到的北京追思会,是郑仲兵和李宇锋他们主持的北京文衡文化中心打算举行的王年一追思会,我已发去一个书面发言。顺便我把宇锋他们办的民间刊物《往事》最近一期转发给了顾训中。9月18日顾训中发来了他纪念王年一的小文让我转给宇锋,并问:“《往事》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长期得到?以前的内容是否也可以补到?如不麻烦,也请您协助了。再次谢谢!”我遵嘱把全套《往事》打包给他发去了。 10月4日顾训中邮件中说:
昨日接到您转发的《往事》压缩包,已经看了其中的一部分,十分喜欢!最有价值的一点是,在秉持史实第一的前提下,坚持了独立研究、独立观点。这在当前的中国实属不易!观点尽可不同,但须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但是在种种决议、结论面前,众多所谓史家只是在做诠释功夫而已,很是可悲!其实,回想我自己接受史学教育的过程中,更多的就是这类在决议、结论前提下的诠释教育。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的事也只是如此而已!也正因如此,我十分敬重王年一教员他们,在那样的氛围里依然能坚持独立研究,提出独立见解,足见他们史家的高尚风范。他们对我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研究态度、研究立场的示范。惭愧的只是我做得远远不够! 我会与李先生联系的。也谢谢您的联络!
随后我将刚写成的《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文稿发给他征求意见(后由华新民兄在2007年11月6日出版的《文革博物馆通讯》442期•华夏文摘增刊第609期上发表),10月25日他来信说:
刚刚读完您写的纪念王年一老师的文章,感慨系之!尽管我早就知道王教员的这些性格,但那么多生动的故事仍然让我感动不已!而这些事正发生在我作为他的学生应该而没能为他的研究事业尽一份力的时期,因而更加深了我的内疚感!幸亏他有着您和其他一些研究文革的同道一直在帮助他、给他以支持和力量!我应该向你们致敬! 如您文章最后所说:“王老师走了。但是他那不倦的探索精神,卓越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都将永远感召、激励和启发有志于对文革进行研究的人们。”我想,最好的纪念正是秉承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在文革研究上继续作出努力。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其实顾训中的“内疚感”是出于他的谦虚与自律。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文革研究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他硕士毕业后,1988年接受王年一邀请,参加了由张天荣、王年一主持的《“文革”大辞典》中上海地区条目编写工作,在那时要独自完成这样大工程中的一个大地区的条目编写,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此书后来没通过审查,未能出版)。 此后,顾训中发来一篇他新写的有关徐景贤的文稿,征求意见。我回复意见后,他于12月9日来信说:“谢谢你的鼓励!另一研究文革史的朋友、即写作上海工总司历史的李逊,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我想一并作些修改。我正等候徐的家人提出意见,特别是史料上别有什么硬伤。” 2008年7月13日,他来信说:“依稀记得,您已快到退休时刻了,是否已办理手续?有何新的打算?有安排来上海么?如能成行,十分欢迎!这样,我们将能真正相识!”他并告知已于年初2月办理了退休手续。由于应朋友相邀,在另一份日报帮助做编务工作,“竟然比以往做周报更为忙碌,当然也无时间系统进行一些文革的研究工作。” 我去信告诉他,我也刚退休了,而且,我和北京的朋友吴迪商量,办一份文革研究的电子刊物《记忆》,供有志于文革研究的朋友们交流,现正在筹备,决定将创刊号编为纪念王年一的专辑,如果他愿意,可将他在王年一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也用上。 2008年8月14日他回复:“举双手赞成您和吴迪兄的倡议,并请相信,一定会尽全力给予我所能做的支持。小文如蒙在该刊重发,我一定再看看,容修改后再送上。建议你们先设计出个栏目,并根据可能,设计出更新的时间。我会向我所知道的朋友引荐,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可好?” 8月29日他将修订后的纪念王年一文章发给我,我们排到了《记忆》创刊号上。 此后我在一封邮件里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叫王锐的,写了篇有关上海安亭事件的文章,很不错,不知他是否认识——我以为王锐是上海人。顾训中于2008年9月3日回复我,说:“应该说,此君在没有任何新材料的情形下,细细耙梳,十分不易,颇有功夫。我从网上找到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来还是你的大同乡,四川自贡人氏。这里奉上,供你一阅。”我这才通过另外的朋友与自贡的王锐联系上。 《记忆》创刊号我们决定于2008年9月13日——王年一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正式出刊。提前发给了几位作者。顾训中9月12日就来信:
昨晚收到记忆第一期,一口气看完,感觉十分好!虽然与王年一老师早就相识,也未中断联系,但毕竟未能经常见面,除我之外的两篇回忆文章都写得生动有趣,将王年一师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吴兄的文字生动有趣,有形有色,王老师真可谓呼之欲出,看了特别感动。 有两个建议: 一是能否配些图片。如本期能有王年一的照片则更佳,可让不熟悉的朋友也能一睹风采,留有印象。 二是虽则是专辑,但有些栏目可不受影响,照样登出,如动态等,以便内容更其丰富。 谢谢二位的辛苦,相信所有关注于文革研究的同道都会感谢你们的。当然,尔后更重要的是支持,让《记忆》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
2008年11月10日,顾训中来信谈到了第七期上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的一组文章:
第七期已经收到,并一口气看了相关吴小龙的文章,很是感动,也很是惋惜!感动于他的真知灼见和知识积累,惋惜于他的英年早逝,以及在其生前未能多多请益!从此也愈发觉得《记忆》能在同道中进行这一交流的重要。否则,就我们这些仍坚守在文革探讨与研究中的同道间都难以经常通气,何以做到邢小群追忆文章中说到的“同气相求”呢? 由此也生发一个建议:能否有选择地刊发一些虽然已不是首发、但仍很有价值的相关文章?就我而言,吴君的这些文章便是首次读到。相信对许多读者都是如此。
此后顾训中一直热心关注着《记忆》和我于2012年起另办的《昨天》这两个电子刊物,并在上面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其中包括在《记忆》第8期发表了《关于1967年1月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史实考订》(2008年11月28日),第18期发表了《一部实录文革的好书——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2009年3月17日),第62期发表了《忻鼎亮访谈(摘录)》(2010年11月15日),第66期发表了《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2011年1月14日),第75期发表了《我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2011年9月13日),在《昨天》第9期发表了《王年一先生手札一组》(2012年9月30日),第17期发表了《徐景贤罪名考》(2013年5月30日),第153期发表了《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2020年5月30日)等。本来几年前我还希望他将自己的文革研究文章选一组,在《昨天》上发一个他的专辑,他答应了,但一直没有交稿。 (下图:2014年9月顾训中〔左〕来重庆时与我在书房合影。) 交往十多年,我和顾训中却只有“一面之交”,那是2014年9月,他退休后一直在做社会公益事业,尤其关注公益组织建设和环保公益活动,曾任自然之友理事,是上海自然之友生态保护中心发起人,上海静光公益组织服务中心理事长,欣耕工坊监事等。他那次大约是去成都参加一个志愿者公益组织的会议,转道重庆来见我,我带他去看了还没有像2016年之后那样完全封闭的沙坪公园那个重庆(直辖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为“红卫兵墓园”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去的时候没想到正是不宜进去的季节,因死者亲友一般都是春节或清明节才去祭扫,整个夏天无人进去,里面的荒草疯长了几乎半人高,进去只看了一小会儿,我俩就在成群蚊子的进攻下狼狈出逃…… 那次见面闲聊中,我知道他血压有些高,但他只为女儿的大龄未婚担忧。去年有一次我问起他身体状况,他回复说:“近期坚持每周去作中医推拿,疏通经络,自觉整个身体状况比较好了些。七十有余,身体不可避免会走下坡路。只有好好当心,注意保养,方可长久。” 顾训中和我同年,都是1948年生,但我属鼠,他属猪,那年的春节是2月10日,他应该是在春节前出生的,因此属猪。退休时他给自己起了个网名“花甲小猪”,以后微信也用这个名字,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没改,想来是希望能保持刚退休时那样的精神与健康状态吧。 然而,谁能想到竟会有这样的突然…… 在王年一老师去世后,顾训中说“最好的纪念正是秉承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在文革研究上继续作出努力”,谁能想到这样的话现在要由我们来对他说了……
2021年1月18日于重庆风江阁 —————————————————————————————————— 【编读往来】
边犊:2020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一件事
一、2020年3月15日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去世 金敬迈,1930年生,南京人。文革爆发时,36岁的金敬迈是解放军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因创作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一举成名。1966年6月22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团成立,金被安排为成员。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其创作感想《破私立公,为革命而创作》。1967年4月底正式调到北京,担任首都五一庆祝活动负责人。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林彪接见并合影。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其《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18日又发表其《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召》。23日中央文革文艺组对外正式宣布成立,金受命分管文学创作并担任实际负责人。6月任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主席团成员。后因请示江青后,由金主持将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些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剧照和电影杂志收集上来封存,惹下大祸。年底遭到批判,被打成“五一六兵团”文艺方面军司令,押回广州批斗中因不堪殴打折磨,割脖子自杀未遂。1968年1月14日被以“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在广州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单身监禁7年零4个多月(2684天)。1975年5月19日获释,但不准回家,马上被送往河南许昌8300农场,劳动改造485天。1978年获正式平反。著有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二、2020年4月29日著名翻译家冀朝铸去世 冀朝铸,1929年7月30日出生在山西省一个富裕家庭。全家在抗日战争期间流亡国外,到美国时他还不到10岁。冀朝铸在纽约度过十年,曾短暂就读于哈佛大学,但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于1950年辍学,冀回到中国。由于英语能力被选任朝鲜停战谈判中的速记员。以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高级翻译之一,曾长期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担任翻译,特别是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Nixon)总统历史性访华期间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在周恩来与尼克松在北京机场上历史性的握手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后,只是当时中国报纸上发表的照片中他被“技术性处理”掉了。在职业生涯的晚期,他曾任中国驻斐济和英国的大使,还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在2008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名为《毛泽东右手边的人》(The Man on Mao’s Right)的回忆录,书名指的是毛泽东和说英语的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台上时,他经常所在的位置。 三、2020年5月15日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 叶永烈,1940年生,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还在大学期间,1960年20岁时即成为大型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主要编写者。1983年之后由科普和科幻作品创作转向纪实文学创作,以写名人历史传记为主,人称“旧闻记者”。所著文革题材传记作品有《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傅雷与傅聪》、《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陈伯达传》、《四人帮兴亡(增订版)》、《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等。他的左眼在1990年因视网膜手术失误而失明,右肾因恶性肿瘤在2008年摘除,他更加开足马力写作。他认为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书本就是凝固的时间,就是生命的延续。他生前已把所有的手稿、著作、采访记录、录音磁带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四、2020年6月20日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去世 李振盛,1940年生,1963年由长春电影学院毕业后在哈尔滨的《黑龙江日报》做摄影记者。文化大革命中以“红色新闻兵”身份拍摄了大量文革现场照片。在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后,李振盛抢在对立派前来抄家之前将自己所拍摄的上万张文革照片底片藏于家中地板下面躲过一劫。1987年12月,李振盛的20幅文革系列专题照片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荣获新闻摄影大奖。1988年3月,“艰巨历程”影展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出席开幕式,接见李振盛时说:“你为人民记录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1982年,李调任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摄影教研室主任。1987年末他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专题照片获全国摄影公开赛系列新闻照片大奖。1990年代以后多次出国访问,后定居美国。2000年开始编辑画册《红色新闻兵》,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于2001年为李振盛题字: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2002年出版图册《追忆瞬间》,2003年开始《红色新闻兵》以英、法、德、意、西、日、中文等文字出版,次年被《美国摄影》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13年获得被誉为“国际摄影界的奥斯卡奖”的露西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这是中国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2016年年初,李振盛决定将平生所摄影像及藏有物件悉数捐予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民营企业家樊建川设立的建川博物馆保管。2017年10月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合办李振盛摄影博物馆。2018年10月下旬,李振盛在香港举行《红色新闻兵:一个摄影记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新书发布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该书的繁体中文版。 五、2020年6月27日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去世 于蓝,女,原名于佩文,1921年6月3日生,辽宁人。1961年因主演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1962年,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1965年,主演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文革开始后,她主演的电影《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都受到江青的批判,她也因此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受到批判,她丈夫田方(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演员剧团团长)被作为“黑帮”打倒。但她认为自己所主演的“革命家庭”母亲和革命烈士江姐都是革命者,自己是红的不是黑的,“自己解放自己”参加了北影厂群众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1967年1月26日,北影厂“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布公告,称“在组织路线上犯了右倾错误,过早地发展了一些中层、创作干部,对提高公社战斗力,和这些同志更好地触及灵魂、改造思想参加革命斗争不利”,决定“清出以下同志离开本公社组织”,其中就有于蓝、谢芳等著名演员。尽管如此,1967年4月得知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重庆群众组织两派冲突中不幸身亡后,于蓝坚决不相信罗会自杀,不顾罗已被批判为“叛徒”的舆论压力,她积极参加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及罗广斌生前友好杨益言、刘德彬等为罗鸣冤翻案的一些活动。因罗被批判为“黑线人物”,于蓝设法从北京电影制片厂档案里找到罗广斌、杨益言于1964年11月25日写给导演张水华的意见提纲《分歧何在》,认为是可以证明罗广斌与“文艺黑线”早就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的历史资料,交给北地“东方红公社”发表在1967年6月5日出版的《红岩战报》第二期上。文革结束后于蓝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电视中心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获得中国文化部、广电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世纪奖”优秀女演员奖。2009年获得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六、2020年8月1日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去世 邵燕祥,生于1933年,祖籍浙江萧山,肄业于中法大学法文系,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广播文工团编导组编辑、广播剧编导。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1979年得到“改正”,复出后,他写了大量诗歌和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曾任《诗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他先后出版《忧乐百篇》、《当代杂文选萃•邵燕祥之卷》、《邵燕祥文抄》(三卷本)、《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在《人生败笔》中他收进了文革中1966~1970年间所写的交代、检讨、揭发、思想汇报、大字报等史料。他在序言里忏悔道:“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也许可以说,直到今天面对这可耻的记录,我才真的触及了灵魂。” 七、2020年9月1日新学期高中历史课本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引起关注 因2019年初中新版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将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课取消,把有关文革的内容压缩、改写后放进《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一课中,引起舆论大哗,强烈质疑这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相违。今年秋季新学期高中历史课本中则没有将文化大革命当作“艰辛探索”,而是表述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许多人认为这是正本清源,恢复了40年前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有人甚至误以为是对去年那个初中教材作了修改。 八、2020年9月3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扮演者钱浩梁去世 钱浩梁,生于上海,从小跟父亲钱麟童(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学戏,考入上海戏曲学校。1950年进中国实验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前身)研究班深造,1956年加入中国实验京剧团担任主演,先后跟李少春、李生斌、盖叫天等人学过戏。1962年被选调到中国京剧院学习。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排演《红灯记》,扮演李玉和的是A角李少春,B角钱浩梁。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出场较多。江青将《红灯记》定为样板戏后,确定以钱浩梁为主演,并将其姓名废除钱姓,改为浩亮。1969年4月被安排为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从此以“浩亮”之名见报)。1971年7月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江青在讲话中宣称:“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是我的接班人。”11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成立后任副校长。四届人大后任文化部副部长。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1983年4月25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称:“现已查明:浩亮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充当亲信,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代理人。浩亮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利用文艺工具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冤案、假案,迫害文艺界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浩亮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严重的,民愤也是很大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受审查期间,浩亮对自己的罪行和错误作了程度不同的交代,尚有悔改之意。”决定:“一、浩亮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轻,且本人有认罪态度表示,故决定不予起诉;二、撤销浩亮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一级(由文艺九级降为文艺十级);三、分配到外地,在地方戏校做一般教学工作。”此后恢复钱浩梁原名,1984年到河北省艺术学校教学。1988年经宋任穷批示重返舞台公开演出。1989年评为高级讲师。1992年1月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甘露寺》、《回荆州》等剧,一人饰演三角,因演出过于劳累突发脑溢血,经抢救脱险,恢复后病退。1998年曾再次重登舞台。 九、2020年10月9日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扮演者谭元寿去世 谭元寿,1929年生,湖北武昌人。著名京剧大师谭富英的长子,谭小培之孙,谭鑫培的曾孙。文革中因在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一角而红遍大江南北。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北京京剧团副团长,1967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其署名文章《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在京剧革命中做披荆斩棘的人》。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人。 十、2020年11月27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故事片《一秒钟》获准公映 影片以文革后期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大西北几个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张艺谋继《活着》、《归来》之后执导的又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片。该片于2018年6月以国产片申报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获准“同意拍摄”。2019年1月以合拍片重新申报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2019年1月17日,片方发布了影片的全新国际版海报。2月1日,片方发布一组新剧照。本已报名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但在2月11日片方宣布因“技术原因”,无法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放映,退出柏林国际电影节。几经周折,并删节修改了一些镜头(有的甚至影响到人物命运线索的交代)后,正式定档2020年11月27日全国公映。11月24日,电影又因“技术原因”取消在厦门金鸡奖的首映。11月26日,该片在北京举行首映活动。影片总算获准在全国公映。 十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年底宣告“重组” 香港中文大学的高层于11月决定关闭几十年来享有全球学术界“中国研究圣地”盛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简称中心)。曾在中心最初成立及后来并入中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长期担任过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的90岁高龄的傅高义(Ezra Vogel),在12月16日入院做手术前曾告诉多人他会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关闭的问题向中大校方写信,但20日却因手术并发症不幸突然去世,留下历史遗憾。美国之音12月26日报道,香港中大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称有关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重组”是旨在提升现有服务,“将其收藏的资料更广泛地提供予本地和国际学者使用”,校方否认受到外部压力影响而“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称“绝无其事”,有关传闻“全属虚构”。而就在同一天,该中心另一位主任、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裕向中心全体人员发电邮,正式告知中心拆解“重组”以及该中心共同主任之一的李磊(Pierre F. Landry)辞职。12月29日中大召开记者会,会上校方经记者多番追问,才确认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重组完成后将不复存在,但馆藏将被保留,并“努力延续USC精神”。赵志裕在记者会上表示,李磊“因对中心的发展方向有不同意见”,已经于大约11月底呈辞。该中心原来的人员架构、财务预算、学术交流活动等,未来将不再独立存在,而归入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中。有关消息引发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强烈反应。到12月31号早上,已经有170多位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教授及学者签名,之前并有20位国际顶级的中国研究专家联名,70多位美国、日本学者及图书馆专业人士联名,以及国内外学者以个人名义致函表达同样的关注与保留原中心的请求。改组中心的决定引起轩然大波,也因为这是半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共同打造的学术家园,带着几代海内外学者珍贵的集体回忆。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当代中国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中心组织全球学者搜集、编辑并由中心正式出版了具有多种检索功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出版增订后的第三版),同时并建立了随时更新的网络版数据库,为文革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历史资料检索条件。随后中心又组织编辑和陆续出版了《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等。
宗庶:2020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李海文、白石亮著《多棱镜下的周恩来》,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5月。 武重年口述,马长林撰稿《武重年口述历史》(上海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5月。 万方著《你和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 邸延生著《山雨欲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宦国英、宦国瑞等口述,阮虹执笔《宦乡往事:回忆父亲的人生往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7月。 方增先口述,张鑫撰稿《方增先口述历史》(上海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11月。 靖任秋著《靖任秋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
周孜仁著《云南文革史稿》(上、下),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2月。 郭罗基著《“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2月。 樊能廷编《真相与谎言对撞:北大文革研究文集》,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年1月。 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3月。 王学礼著《孙谦的如影人生》,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3月。 《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年4月。 刘家驹著《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4月。 吴根耀著《曾经的狂热岁月——1950~1981年的记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本书编写组《武汉地区文革纪实》,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0年4月。 胡宗式、章铎主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卷),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6月。 乔晞华、James Wright著《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7月。 杨海英著,刘英伯, 刘燕子译,《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 (电子书),八旗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杨海英主编《滕海清将军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讲话集》(上、中、下册),新锐文创,2020年7月。 王本中、启之主编《北京盛夏一日——1966年“八五”事件回忆、反思与争论》(三卷),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8月。 孟婧著《记忆碎片与怀旧:银幕上的文革》,香港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杨海英主编《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上、下册),新锐文创,2020年8月。 单伟建著《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信报出版,2020年9月。 穆迅著《苇子滩:一九七○年的冬天》,猎海人出版社,2020年9月。 方延曦著《仰望与追寻:一位中国老人穷其一生的思考》,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9月。 张逸民著《沧海作证——张逸民回忆录》,自印书,2020年9月。 杨海英主编《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被害者报告书》,新锐文创,2020年9月14日。 杨海英主编《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证据和社会动员》(上、下册),新锐文创,2020年9月10日。 杨海英主编《内蒙古军区被害者和加害者纪录》,新锐文创,2020年10月。 张从、马志学、冯宋彻、严文凯主编《却话燕园风雨时》,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 王安忆著《一把刀,千个字》,麦田出版社,2020年10月29日。 方延曦著《古稀回望人生路》(上下册),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10月。 黄金海著《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自制电子版,2020年10月。 野夫著《国镇》(长篇小说,法文版),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20年12月。 旷小林著《江西省九江市九纺文革纪实》,自印书。 黄春光、黄正著《黄永胜传》(四卷),自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