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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六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2月 02, 2021 8: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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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六八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1年1月30日第168期


本期目录

浩劫墓碑

阎彬、宋晓涛(执笔) 寻觅战友毕传泽

史林一叶

江文茂 曾被认定为“军事叛乱”的江西抚州“八二四”事件

研余杂记

汪澍白 悔我旧作
李海文 对一个讲座的补充发言
陈晓文 《文革词典》坎坷编写路

生逢乱世

杨向东口述 张云峰记录 我所知道的同事、邻居、“难友”吴宓
王德强 那一年,我们偷听罗伯蒂尼

一瓣心香

何 蜀 生者惟应继续努力——悼顾训中

编读往来

边犊:2020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一件事
宗庶:2020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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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劫墓碑】

寻觅战友毕传泽

阎 彬 宋晓涛(执笔)

2012年11月24日晚,我们一老一小登上了东去的列车,踏上寻觅战友踪迹的探访之路。阎彬,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成员、重庆市话剧团离休干部、市文工团团史研究会负责人,已近80,堪称一老;宋晓涛,原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宋清涛的儿子,虽然年过64,但作为“戏二代”,只能称“小”。刚刚飘落的细雨让初冬更具寒意,但此刻二人的心绪却澎湃炽热,因为此行的动因是为了寻觅一位故去战友的人生历程,更是为了探究一个屈死冤魂的不白之冤。
然而,前面的寻访之路是迷茫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可联系的电话和地址,惟一得到的人名——姚念劬(劬:音“渠”)——战友毕传泽的妻子,她在哪里?不得而知;她是否还健在?也是一个谜;如果找不着她,她的孩子还能找到吗?……我们反复地设想着各种可能的结果以及对应之策。列车在夜色中行驶,探访的前景也如这夜色般黯淡……
战友毕传泽,1949年7月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到渝后在重庆市文工团工作过一段时间,1950年夏调往人民解放军炮兵541团宣传队,1952年转业回到家乡湖北沙市,从此与大家没有了联系。
后来的传言让人震惊:毕传泽被枪毙了!
有人见到当时在一些城市张贴的《布告》上称:湖北沙市第六中学教师毕传泽,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87年,战友孙简文路过湖北沙市,曾写过一首诗,提起过这件事,此诗后收入他的《简文诗集》:

《过沙市 吊毕传泽》

维止文字狱,四字成死囚。
今则更奇特,一字杀了头。

悲哉毕传泽,沙市大奇冤。
幸还得昭雪,感谢有青天。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日
过沙市
战友毕传泽在文革中,因书一“岁”字,写用“止”头,
被诬为反领袖罪,被处死。奇哉!冤哉!

1989年夏,战友孙士平也曾去沙市短暂停留,并且找到了毕传泽的妻子姚念劬,知晓了一些情况。所以在2002年编撰《斑斓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暨文教队简史》时,孙士平得以在“战友名录”里提供了毕传泽的简历:

毕传泽,男,汉族,1926 年6月生,湖北沙市人。职员家庭。入伍前是上海复旦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
1949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到渝后在重庆市文工团工作。后调解放军炮兵541团宣传队,先后任队员、分队副、分队长(正排级),曾立乙等功一次,丙等功一次。1952年转业到沙市。1953年在沙市中学任高中班主任兼校工会主席。1960年调沙市第六中学任班主任,教英语,并任英语教研组长,多次被评为校级、教育系统、市级先进工作者,所带班级也多次被评为优秀班级。
1966年文革中因在大字报上将“万岁”的“岁”字上边的“山”字头误写成了“止”,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到批斗、毒打、刑讯和隔离审查,于1970年11月7日惨遭杀害,年仅44岁。
1986年6月沙市六中为其平反昭雪。(上图为毕传泽遗像。)

2011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重庆市文艺工作团回忆录《我们的路》得以出版发行。在审视厚厚的三大卷书籍后,作为主编的阎彬发现有一些战友书中无名,甚或一些老领导、老战友如田晓东、吴毅、张莺、张炜、张展、李平、郭修真以及舞美队、管乐队、炊事班等也无文章,这对于一套完整的回忆录来说应视为缺陷。居所在山西的副主编李之杰鉴于要补印一些遗漏文章,提出编印《我们的路》第四卷的想法。因此,8月里,阎彬召集几位老同志一起研究,决定再编印这套回忆录的第四卷,除了补印遗漏文章之外,还拟出了没有文章的二十几位战友名单,并落实专人负责这些战友补写文章的组织和撰稿。毕传泽自然在这批名单之中,但是要为失散音讯多年的他写篇文章,是需花费一定功夫的。
于是,让孙士平找出当年与毕传泽夫人联系的电话号码,即刻进行联系。无奈,过去的6位电话号码已经失效,如今沙市电话号码至少7位,无从联系。
9月里,阎彬又去了一趟上海,邀约了当年与毕传泽或为复旦大学校友、或为炮兵541团宣传队队员的汪萍、唐维等人,一起商议为毕传泽写文章的事。汪萍找出了一张珍藏的1949年在南京集训时毕传泽与汪萍、吴世珏的黑白合照,这也是大家见到的惟一有毕传泽身影的照片。材料有限,大家商讨后一致认为,必须去沙市一趟,寻找故人,实地采访,才可能搜集素材,写出文章。
总团(西南服务团团史重庆研究会)会长朱一心十分支持这次探访,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情。总团傅真则祝愿:弄清事实,一路平安。为采访方便,总团开出了七张介绍信,分别接洽沙市的学校、教委、法院、公安、档案馆等单位。
因大多老战友年老有病,没有合适的同伴,阎彬欲只身前往,也遭到了老伴的责怪:“湖北天寒地冻,你都快80了,高血压,腿又有毛病,一人前往?不要命啊?”
后与曹明舒等人商量,觉得可约请“戏二代”中的热心人宋晓涛一道前行,因为宋在《我们的路》回忆录编撰和发行的活动中积极主动,这第四卷也增补他为副主编,人相对年轻,也能写,应是同行的最佳人选。
作为“戏二代”,晓涛当仁不让地接受了邀约,也作了不少“功课”:在网上电子地图中,知晓了沙市六中的地理位置,搜得了几个沙市六中的联系电话。可惜,电话无人接听,前期联系失败。那么,寻访只能亲到沙市进行。
东去的列车平稳快捷,一夜功夫到了湖北宜昌。
新建的火车站旁就是汽车枢纽站,我们立即转乘公交大巴,直奔沙市而去。登车时我们才弄清,沙市以前是个地级市,但荆州因《三国演义》知名度更高,出于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的需要,于是,以前荆州归沙市管,现在沙市反过来只是荆州市的一个县级区了。
抵达沙市区,我们让出租车直奔六中,下车后就在六中对面找了家叫“金泉”的宾馆住了下来。
当晚,我们商定,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去六中提及毕传泽冤案时,只说是想寻找、看望老战友的家人,尽可能大而化之,宜粗勿细,切不可让人误以为我们是来重审冤案刨根究底而对我们敬而远之封口拒绝。我们清楚,这些年为了“维稳”,实行“单位目标责任制”,对外地的“来访人员”十分谨慎,生怕来者惹出一些事端而拒之门外是常有的事儿。
第二天是周一,我们按原定计划在上午九点多走向沙市六中。
宏伟的大门上方一排立体金字:湖北省荆州市沙市第六中学。门虽宽大,但人员的进入,须先通过一狭窄通道、经门卫室审查再放行。
只是,门卫对我们的“盘查”过细,我们想“粗”都不行。在“来校何事”一栏里登记“联系工作”后,保安还问“具体什么工作?”我们稍作矜持:“这些事需要和学校办公室主任谈。”阎彬的一头白发是“让人信任”的,终于放行。
办公室主任不在。一男一女两个办事员接待我们,男的不到四十岁,女的只有二十多岁。
毕传泽冤案在沙市应该是家喻户晓的大案。为避免刺激引起警惕,在说明来意时我们尽可能放慢语速。
“我们路过沙市,想来看望一位老战友的亲属,但不知道联系电话。这位老战友以前是你们六中的教员,很早就过世了。”
“噢?六中教员?叫什么名字?”
“他姓毕,中央电视台毕福剑的毕。他叫……毕-传-泽。”
我们以为此言一出,他们就会用“警惕”的眼光“审视”我们。
万不想,他们接着问:“什么‘传’?什么‘泽’?”
“宣传的‘传’,毛泽东的‘泽’,毕传泽。难道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没有。我们不认识。”
我们一愣,毕传泽冤案当年可是轰动沙市的呀!
“可……他是你们六中的教员啊!”
“六中的教员多了去,而且你们说他已去世多年,我们怎么会认识?”
这一刻,我们无语。
此时一种感慨紧压心底——历史是多么容易被人遗忘!历史的自我修复功能何其强劲!一段惊天的历史,无论这其中有多少冤屈命债、痛苦亡灵,也不管怎样的是非曲直、阴谋真相,只须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抹得平平顺顺,不留丝毫痕迹。后人回头再看那一段历史,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哪有黒云压城血雨腥风?哪有生灵涂炭祸国殃民?所以,文坛巨匠巴金晚年一再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民族记忆永存,实有必要。
两个办事员既没听说过“毕老师”,更不可能知晓“他夫人”的电话。再进一步了解需面见办公室主任,而他还在开会。我们无意久等,因为我们的请求很简单:请找到毕传泽夫人姚念劬的联系办法(电话或地址),通知我们一声就行了。
留下手机号后,我们急忙又坐公交车去沙市三中。毕传泽从解放军炮团宣传队复员回乡后,在沙市三中干过几年。但我们想,既然六中都弄不清毕传泽,三中的可能性更小,这毕竟是四五十年前的事儿了。
有时候,奇迹的发生真让你措手不及。下车后,阎彬前头刚走到三中校门,后面的晓涛就接到六中办公室的电话,说姚念劬的电话有了。不用进三中啦!
难题的解决如此轻易,我们当时还以为这有“做戏之嫌”:办事员其实是有《教师家属名册》的,只是在请示领导后,才被允许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这一想法错了。过后才知晓,这真是天意,是缘分——我们离开后,有一个现任教师的夫人路过办公室,听说在找寻毕传泽夫人姚念劬,而她刚好是姚念劬在医学院的同事,就把姚念劬的电话留给了学校办公室。而此前,学校真不知我们要找的电话和住址。前后不到半小时,神不?
刻不容缓,我们回到宾馆拿上专门带给姚念劬的《我们的路》三卷回忆录和《斑斓岁月》团史书籍,买上两包水果,拎上一件盒装牛奶,坐出租车赶到了长江大学临床医学院,很快找到了老式宿舍楼6栋1门401室,与战友的妻子会见。
大家尽可能压抑巨大的内心激动,因为除了晓涛毕竟都是80上下的老人了。
姚念劬得知我们的来意,翻看着我们送给她的书籍(曹明舒专门将书中提及毕传泽的文章列了目录小清单附在书的封面),感激之余冷静地作了安排,说需要翻找翻找以前的物件,约我们明天上午详谈。遗憾的是,她的儿子和小女儿在外地打工,大女儿早先头部遭遇工伤留下后遗症,不便访谈,只能由她一人讲述了。
寻找故人,出师告捷,晚餐我们在大排档炒了一盘小鲜虾,品尝了一大碗洞庭湖的莲藕,以示庆贺。
晚上,阎彬躺在床上,回顾了毕传泽南下时的一些模糊印象——
毕传泽是个大高个儿,身体很好,参军南下时23岁,是上海复旦大学西语系学生。由于身体好,又热心跑路,所以在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进军西南时,他时常被派在先头部队里打前站,他是一个很热心的人,大家对他印象很好。
阎彬很动情地讲了些毕传泽行军路上的往事。这一晚,他睡得很香。
11月27日上午,我们去宿舍楼对姚念劬进行了采访。她找出当年留存的一些纸质文本给我们看,有1980年首次复查平反判决书的手抄稿,有1986年孩子们要求为父亲彻底平反申述材料手稿的复印件,还有她自己一生的回忆文章。我们让她随便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记录后我们再来整理。以下是她的讲述——

毕传泽是1952年回到沙市的,他开先在税务局工作,知名度高。我那会儿在沙市卫校上学,我们班有个女同学周佩九与我很好,1952年8月初经省卫生厅分配到湖北省沙市卫生学校任教,我们又是同事、好友。我们刚到沙市就知道沙市税务局有个老毕,是大学生、知名人士。当时,沙市人口较少(1952年约有8万居民),中小学教师常在教工俱乐部活动,一来二往便都认识了。周佩九很欣赏毕传泽,就拉我一道去看他排演的话剧《雷雨》,这是曹禺的作品,在我们沙市演出话剧还是破天荒头一遭。《雷雨》的演出海报很大,上面有:导演毕传泽。这给人印象很深。后来我们知道他会英语,会四国外语,能演戏导戏,还会拉小提琴,是个“全才”,谁都佩服他。
市里有人提意见,说大学生收税、卖《税务报》是屈才,1953年就把毕传泽调到沙市中学教语文,作高中班主任,兼职搞工会主席。他还在学校办起了托儿所,为教职工服务。托儿所请不到照顾孩子的阿姨,毕传泽就把他的母亲请到托儿所带孩子,而且不收一分钱的佣金。
他后来也认识了我,说我很文静,像资产阶级大小姐。毕传泽是沙市名人,我很仰慕。后来有人追周佩九,周佩九就为我和毕传泽拉了线。我们交朋友交了几年,1956年的7月1日,我们结婚了。他住在沙市三中,我周末去到他那里。1957年我们的大女儿出生后,他母亲才离开那个托儿所来照顾我。
他的兴趣爱好很广泛,不光书教得好,还爱打篮球。他组织学生钓鱼、制作航模,很受学生的喜欢。他爱学生,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买课本、送粮票。一些学生念大学后,假期回家必来看他。有的学生也给我女儿送英语书和玩具。他在沙市中学年年先进,1956年还被评为教育系统的先进工作者。
1960年他作为英语老师调到六中,教英语课,还是教研组长、班主任。有一年给他的评语是:疾恶如仇,恪尽职守。经常带领学生搞文娱活动,学生们很活泼,关系非常好。一个家长家里杀了猪,也给送来猪肉。他在六中工作期间,教初中,专带毕业班,培养学生参加中考,一直把学生送毕业。
前几年一个学生在街上喊我,说,我是三中学生,我非常怀念毕老师,非常怀念我的学生时代……

(上图:阎彬〔左〕与宋晓涛〔右〕采访姚老师。)
行文至此,我们真不愿意打断这种美好回忆的叙述。过后姚念劬的大女儿姚炜(小名玲子)也来宾馆继续访谈,她对父亲和童年也有不少美好的回忆,我们不妨一并用在这里——

我小时候的印象是,大家都夸爸爸,我的奶奶也很慈祥,我的父母、伯伯都是很阳光的人,这些遗传也给了我。以前六中的环境比现在好,到处都是灌木丛,梧桐、桑树、杨柳、黄杨,后面有很大的花园,小小的我在一丛一丛绿色植物前踮脚就能用手触摸到蝴蝶,还有铁牯牛、纺织娘。爸爸教我背唐诗,学游泳,带我们出去野炊,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生活丰富多彩。我很小就写诗,就写我看到的我喜欢的,后来老师说我有诗才,这是爸爸培养我的,我曾经写过这样一首(注:这首诗是姚炜念给我们听后另外抄给我们的)——
幼时六中宿舍有点静寂
太阳透过林叶和我嬉戏
池塘操场过去是学校教室
父亲呕心沥血作知识园丁
有时他为学生操心着急
有时他帮助学生和亲戚
晚间的灯下他思考备课
白天台墙上洒智慧结晶
让学生打好坚实的基础
为社会培养全面的人才
他绘声绘色导演排练话剧
他目光炯炯饱含真诚期冀
我第一次识字干活
他多么高兴给去农场的母亲写信
月光下外出回家我顽皮的踩了一坨牛屎
他帮助整理干净牵我的手前行
父亲的手儿又湿又软
父亲的影子忽短忽长
父亲是家中的顶梁
父亲是家中的阳刚
春天双亲带我们远足踏青
仲夏夜低回的乐曲伴天上的星星
家中常来师生亲人
香喷喷的好饭菜礼让恭敬
周六的深晚买水果点心
邻居小丫小玉来玩来尝
小伙伴说不完窃窃私语
送他们回一步步不愿分离
…………

姚炜儿时的这些诗是孩子纯真心灵画图的流露,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世间的美、人间的爱。
请注意这里边的一句“他多么高兴给去农场的母亲写信”,当时,孩子们的母亲已经去农场“劳动改造”了,但是,孩子们眼里看到的爸爸,仍然是“高兴的给母亲写信”。他们并不知道“去农场”是对“右派分子”的惩罚。姚念劬1958年被扣上“右派”帽子,因由是1957年共产党“整风”要求群众“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经再三动员后,姚念劬建议医学院某书记“应有计划跟班听课,逐渐让自己成为内行”。第二年就说她“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把她定为“极右”,开除公职,撤销职务,发配到周矶农场劳动改造,后回校监督劳动,每月发15元生活费。孩子们小,他们不懂政治运动,不清楚父母当时真实的心情,但父母仍然给他们“很阳光”的感觉。
尽管有这样的际遇,夫妻分离、孩子分离还不是家庭的最大灾难,况且1959年国庆节前夕,作为“形象工程”的受益者,姚念劬与“特赦战犯”末代皇帝溥仪一样享受同等待遇,被“摘掉帽子”。女儿快三岁的时候,他们在三中要到了一间宿舍。1960年毕传泽调六中教书,举家又搬到六中,终于合在一起有一个幸福的家了。
这以后,毕传泽年年被评为“先进”,可以想象他工作出色心情舒畅。从1963年起,他当起了毕业班的主管老师,负责学生的中考和毕业,是全校举足轻重的“全才”教师,他担任教研组长的“外语教研室”也成了六中的“先进教研室”。
大灾难是由文革开始的。批“三家村”时就批毕传泽,一夜之间,“优秀教师”成了“臭老九”,到处贴着批判他的大字报,批他“教洋文”,批他“传播封资修”,批他“演话剧”。而且,大字报贴到家里来了,家里晾衣服的铁丝上、蚊帐里都贴满了“革命群众”的大字报。
姚念劬讲述了这些“革命群众”的所作所为——

1966年6月初,在校当权派的唆使下,针对毕传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贴满了校园,而且我的家里,门窗、衣柜、床上、晾衣绳上都贴满了,一片白花花,犹如一个灵堂,让人惊恐,让人悲哀。
工作组找到毕传泽,说,看了这么多大字报,你也表个态呀!于是毕传泽也写了一个表态的大字报,意思说,我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好好改造思想,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末了,他写了一句常用的革命口号:毛泽东思想万岁!
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最后一个“岁”字上。毕传泽是在旧社会发蒙读书念大学的,他们当初学的汉字是古来用之的“繁体”,“简体”是解放后才推广使用的,他偶尔用之,或者他部分用之,比如,他写“共产党”三字时一定是把“产”写成繁体“產”,而他写“干部”或“部分”时,一定写成“干卩”或“卩分”,有繁有简,或者兼而有之。“岁”的繁体字“歲”上边本来就是一个“止”字头,于是,“岁”字上边的“山”就被繁简兼用的毕传泽写成了“止”字头,下边写了个简体的“夕”字尾了。可以肯定,“岁”字的简体,在毕传泽印象里就该是这样一个写法,他一定是下意识把此字写成这样的,不经意看不出来,看出来也没啥,况且,这种大字报贴在自己家里的晾衣绳上,完全没有惹谁碍谁挑衅谁。一拨拨“革命群众”来家里看了毕传泽的表态大字报内容,也没有谁表态说要不得,原本这张大字报很平常很一般,与千百万张其他大字报一样没有特别之处。
但是,一个挑剔的学生发现了“岁”字的特别写法,就告诉了第二个人,于是招来一群人的“议论”。在特殊场合下,这“议论”就变味了。人群里就有那么一类“喜欢挑刺”的人,喜欢“鸡蛋里挑骨头”,喜欢“无中生有”,喜欢“牵强附会”,喜欢“无限上纲”,喜欢“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个“发现”报到了工作组,就被定性为“恶毒攻击毛主席”,他们说“止”是完结的意思,写成“止”字头,就是“恶攻”。
这一天是1966年6月21日,我们永远记得,因为上午说他“恶攻”晚上就开他的批斗会,而从此他就不能回家了。会上批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毕传泽不服,不肯低头,他们就拳打脚踢,架“飞机”。他被毒打得难受,就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说“毛主席永远是我心中的红太阳”。本来他想竭力证明自己热爱毛主席,不会“恶攻”,但这一激烈的作法反而让他吃了苦:一阵乱棒劈头盖脑打下来,工作组说他不配喊,不许他喊,他坚决要喊,于是他们“要打掉他的态度”,打得更厉害。从这一天起,他被非法关进了学校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黑屋,“革命师生”日夜看守,要他“反省”,而他拒不认罪,以绝食对抗。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不在场,工作组长通知我说要他禁闭反省,但没有说打了他,关在黑屋了。而我也从此时起也没有了自由,虽说我是“摘帽右派”,还不算“牛鬼蛇神”,但因为丈夫“恶攻”,我也被宣布不能随便走动,在医学院只能搞体力劳动。
关押期间,“革命小将”们将折磨人、凌辱人之能事发挥到了极致。他们随时随地对毕进行毒打,树枝、铁棍、水桶、座椅都是刑具,连小座椅都打断了。把100瓦的灯泡挂在床头不让毕睡觉,将滚烫的浆糊泼在毕身上再贴上大字报,兴之所至,给毕戴高帽、挂黑牌,用绳子牵着在校园里游斗,还要他边打锣(锅)边报自己的“罪名”,家属小孩和“红卫兵”跟在后面起哄,把人当猴般戏耍。更有甚者,把我们未满6岁的儿子拉来陪斗,逼他高喊“我的爸爸是反革命”,践踏人性到了极点。
为了孩子们少受欺辱,我每日清晨安排他们姐弟草草吃了早饭,让他们外出避难,或去郊区,或去中山公园,每天早出晚归。一次在公园湖边的假石山前,大女儿饿了想爬上去摘一枝野果,不想滑落跌进了湖里,要不是儿子大声哭喊引来了两个大人从水中捞起了女儿,她早没命了。
我的大女儿原名叫毕宗姚,因为毕家到她们这一辈是“宗”字作辈分;而儿子和小女儿赶当时的“时尚”,分别起名为“毕耕”和“毕耘”。但大字报揭发硬说成大女儿“毕忠姚”,就是要“忠于姚念劬”,因为姚念劬是“右派分子”;还说儿子叫“毕跟”,也是“紧跟”姚念劬。毕传泽两次被关押,毕的母亲不堪忍受独子惨遭横祸的打击,于1967年8月初,在毕出狱之前服毒自杀。黄泉路上慈母泪,儿在狱中不能归。我去看守所请求恩准毕传泽最后看一眼母亲也遭到拒绝。而六中的“革命群众”多次将大字报贴在房门上,命令“反属”滚出六中。但卫校一直不给房,我们无处可“滚”。一直赖到1970年8月初去“五七干校”,才终于“滚”出六中。我们下放到长江边的湖北省松滋县两河公社和平大队,孩子们插班就读于南岗大队学校。我们孤儿寡母艰难度日,家中无劳力买煤,无法烧火做饭,孩子们每天吃冷烧饼充饥。

姚念劬讲述的这一切,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是够悲惨的。但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场“动乱”的人来说,这些早已“耳熟能详”、“司空见惯”,比这更惨的还多得很,中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悲惨故事”少吗?仅这沙市六中,因为毕传泽是“反革命”,他负责的教研组也成了重灾区,这期间,六中有两名教师“自杀”,一个喝药,一个跳楼,其中一位就是外语教研组的。
沙市的6月到8月,正是酷暑季节,毕传泽被关在六中这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无休止地受到审问拷打,被打得遍体鳞伤。白天批斗,晚上拷打,再硬的汉子,其肉体也难以承受。在这两个月里,他受尽了折磨,全身浮肿,精神恍惚,一头黑发变成了白发。酷刑和关押渐渐地把一个正常的健康人折磨成了精神错乱的病人了。
8月14日,毕传泽在批斗会上又遭到残酷毒打,在被打时,他进行了躲让,于是工作组认为“气焰嚣张”,当即打电话请示当时的市委,得到的答复是:“打是可以的,不要打死了。”这样,毕传泽从14日晚一直被打到15日早上,多次昏死过去,泼冷水浸醒过来又打,大小便都被打出来了。他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活人被残酷地逼疯了!
1966年8月15日这天,市里又组织800余人在更大的场合对毕传泽等人进行批斗。已经神经错乱的毕传泽在进入会场路途中,举起双手呼喊“炮轰×××”“炮轰××”的口号,有人用抹布堵住毕的口,毕传泽难受,拉掉塞在口里的抹布,继续呼喊口号数次,为此,批斗会上将毕传泽定为“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关进了拘留所。
下面我们引用一段毕传泽孩子们要求为父亲彻底平反申述材料的文字吧。

父亲就这样被活活地折磨得精神失常。父亲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喊错了口号,由此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押送到沙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父亲多次受到架飞机、捆、绑、吊、打等令人难以忍受的酷刑的折磨。祖母、母亲几次带我们去探监,拿回来的衣服被单上面都沾满了血迹。祖母因无法忍受这从天而降的灾难和巨大痛苦,就抛下了她唯一的儿子和疼爱的孙子,服大量安眠药自尽了。母亲满腔悲痛赶到看守所,苦苦要求让父亲见祖母最后一面,也遭到拒绝。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中部分老师和学生自发联合组成调查组,对父亲受迫害事件进行了调查。认为:1.父亲不应该是运动中的打击对象;2.父亲被迫害成精神病,应当送医院治疗。并经沙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医疗组检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出具了诊断证明,建议住院治疗。根据这一实际情况,调查组同当时的市委达成协议,将父亲释放出狱,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此时我们见到的父亲,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浑身是伤、神情痴呆。
一九六八年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父亲又被划为“异己分子”而不断受到打击,他的精神病更加剧了,有时候半夜从床上起来,赤着脚低着头喃喃地说:“外面又在批斗,该不是又要批斗我?”说完低头站着;有时父亲一看见红卫兵就双手死死地抓住门框,喊道:“他们又要来抓我了!”样子很凄惨!父亲已完全是一个精神异常的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父亲疯疯颠颠地在六中外面围墙上,用英文写了一条不知是什么内容的标语。霎时,工作组说他写了反标,又把他关进监牢。而父亲什么也不知道,在狱中又遭受酷刑拷打,受尽了折磨。
父亲不仅个人受折磨,也株连了我们全家。家中多次被查抄,财物被洗劫一空。一九七○年八月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松滋农村生产劳动。父亲被孤零零地关押在狱中受罪,生死不能与我们见面。
一九七○年,沙市军管会强迫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修改父亲的病情诊断书,遭到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拒绝。为此,市里专派工作组进驻精神病医院,对医务工作者进行了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在高压下,市军管会得到了一张证明父亲精神正常的诊断书。以此为依据,一九七○年十一月,沙市军管会冤枉我们父亲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就这样,父亲被无辜地杀害了。极左路线夺去了父亲的生命。事前,法院没有通知我们,连“家属签字”这个手续也没有履行。

姚念劬这样回顾了她闻知丈夫毕传泽的被害——

1970年11月一天下午,两河连通知,沙市看守所要我去一趟,我立即从涴市乘船赶到看守所,天色已晚。看守所递给我《现行反革命分子毕传泽判处死刑判决书》,告知已经执行,问我有什么意见和看法。闪电霹雳从天降,头晕目眩斜倚墙!人都杀了,还有什么意见看法可言?未曾公开审判,未曾通知家属,一位立过功的解放军战士,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就这样惨遭杀害,就义于扬子江畔。魂兮随风散,尸骨何处寻?
第二天,我挑着看守所返还的毕传泽遗物(英语版毛选1-4卷及笔记本等被扣留了),跌跌撞撞回到孩子们身边。自此,孤儿寡母如同一叶孤舟,漂流在命运的大洋之中。暗无天日何时是尽头?但为了孩子,我忍辱负重,要坚强地活下去。
1972年8月,我才被通知重新回到伤心地。返回沙市时,为摆脱姓名给孩子们心灵上造成的阴影,分别给他们更名为姚炜(大女)、姚磊(儿子)、姚蔚(小女)。但我想得太天真了,孩子们仍然背着“反革命子女”的沉重枷锁,在日后就学、就业之路上依旧充满了坎坷艰辛……

为什么毕传泽在第一次被抓、关押两年后释放出狱、经过治疗精神病得到好转、还去了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之后,又被抓进监狱并对一个精神病人施以毒手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阎彬查阅了2011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才算找到答案:毕传泽在1970年被逼疯被抓又被杀害,还有西南服务团文艺队老战友肖洙,于1970年1月29日在“学习班”被诬蔑为叛徒受到残酷迫害被逼跳楼自杀,是因为——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其对象除了走资派及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外,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天下大乱”的背景下,在没有法制约束和党的有关领导被弃之不顾的背景下,“清理阶级队伍”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往往成为派性斗争、挟嫌报复、排斥异己、打击报复和处理一些“历史问题”的堂皇理由,1968年至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全国氛围内达到高潮。许多人被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诬为阶级敌人,被“群众专政”的人数迅速增加。
1970年1月和2月党中央分别发出指示和通知,大规模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再次酿成大量冤假错案。连续不断的“清理”、“打击”、“清查”运动,使刚刚经历了“天下大乱”的人们,又置身于人为地阶级斗争的严酷氛围之中。

采访了姚念劬,翻阅了申述材料,战友毕传泽冤案的粗略情况我们知晓了。
接下来,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拿到关于此案的各类正式文本,确凿地印证这一切。
于是,当天下午两点,我们又赶到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准备提看毕传泽的有关档案。不想,在法院办公室紧闭的门前等待快到三点了,主任还没来开门上班。我们只好请另一办公室的一位男同志电话联系办公室主任,该主任在电话里叫转告法院档案室的小徐,说同意重庆来的两位同志提看档案。于是,在递交《离休证》和《身份证》后,我们获准与毕传泽的档案见面了。
早先六中办公室发生的那一幕,居然在这里又重演:我们提到“毕传泽冤案”,档案室的小徐说“从未听说过”。我们又一次无语。
为求取小徐同志的支持,阎彬动情地讲述毕传泽投笔从戎进军西南的故事。后来法院小徐接待我们的态度有所改变,总算没白费口舌。
现在的法院档案室比较开放了,只要你有正规的手续(国家单位的介绍信和你的个人证件),正当的目的,以及办公室主任的“同意”,一般都能提看法院允许查看的档案。只不过,放有一张长桌的阅档室的这间外屋,左右两角悄悄架着两只摄像头,连续不断地录入它所监视的一切,由不得你“乱来”。
《毕传泽案卷》共两大本,一卷是打印文本(如判决书等),一卷是手写材料(如审问记录和交待材料)。我们默默地翻阅着,也印证着姚念劬所说的一切。这里有历次审判记录和判决书,有印着“亲笔供词”台头的稿签纸上罪犯的“文字交待”。“亲笔供词”足足有两寸厚,可以想见毕传泽于收监的两年中在“供词交待”上“做足了功课”,那清晰工整的字迹,铁凿般刻录了他“交待”的思想、行为,铁板钉钉地见证其“罪恶”。毕传泽在交待“反共纲领”时,依然是笔法秀丽、字斟句酌,不由得让我们思索:是自首?是逼供?是诱供?不得而知,或者兼而有之?但有些非常规的遣词造句又明显地表明:书写者精神是分裂的、非健全的。比如他写道——

林彪干卩说,“我们办党”。《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毛泽东干卩说,“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很大的力气”。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这样对领袖人物的称呼,明显是精神变态。
我们还发现,“干部”写成“干卩”,“万岁”的“岁”字依然是“止”头。
在案卷的末页内侧,贴着一方小小的牛皮纸纸袋,里边存放着“罪犯行刑后的照片和底片”——这就是我们战友毕传泽最后的影像:遗骸仰倒在草地上,扭曲变形的脸歪向一边,一只脚光着已失掉了鞋,胸前是五花大绑的绳索,我们看不见压在身下反剪捆绑的双手,他头顶上是插在颈后的一只“标签”,上书“枪决现行反革命犯毕传泽”,黑白照片没有彩色,但我们清楚“罪犯名字”上的大叉应该是红色的,同时,那身上块块黑斑也应该是“殷殷鲜血”啊!这张照片让我们手指战栗、心尖滴血。我们抽出来,顶着可能“冒犯”之名,偷偷拍了一张。
至于档案,我们列出了10件要复印的文本名录,因为要报请办公室主任批准,所以未敢挑选那些“可能引发刺激”的文档,而把那些什么“补发抚恤金”的“安抚”文件尽列其中。由于办公室主任不在,加之下午时间已晚,小徐要下班了,约我们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再来取。
临离开时,听见档案室的小徐对同事说:“这两个老头让人佩服,为了一个老战友四十年前的冤案,从重庆跑了几千里来查档案。佩服!”
这一夜,这“两个老头”都失眠了。一天的探访让人心潮澎湃、思绪翻滚。勿庸置疑,两人满脑海都是战友那遍体鳞伤、枯瘦如柴、仰望问天的惨烈景象……为了第二天的任务,阎彬服下一颗安眠药不起作用,又加了一颗。晓涛则翻身不断、似睡非睡……
刑事档案有了,那么行政档案呢?第二天上午有空,我们又去六中,找到了办公室主任,希望能翻翻毕传泽的行政档案,比如,看看毕传泽追悼会的文件,当年平反的悼词是怎么写的?
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女士,她说,学校不存教师档案,都在教委,你们可以去教委查看。
这话确实有点让人感觉是推诿之词——学校不存教师档案?可能吗?转念一想,哦!无论如何,毕传泽冤案,对于六中都不是一件光彩之事,能推则推,何须翻老账?有本事你们自己去教委查去。
阎彬打开话匣子,不厌其烦地向这位主任讲述毕传泽冤案及战友人生经历,因为这位主任说“听说过,但不清楚原委”。晓涛把握“宜粗勿细”的原则,有些不耐烦催促阎老,想离开,认为六中不可能“再有作为”了。
事实证明我们的猜测又一次错了。当我们在沙市区教委扑了一个空,获知六中的档案在荆州市教委转而赶去之时,六中办公室主任已经派她的办事员女孩守候在教委档案室,先期做了联系,已经从档案库里把毕传泽的档案调出来了,主任一定是在我们刚离六中去沙市区教委查档案时,同时派车让她去了荆州市教委。我们绕了一圈刚赶到,人家就把档案提了出来给我们看。看来阎彬的述说起了作用,先前“不会作为”是误会了,谢谢六中!
已经调出的毕传泽档案也是厚厚两本。一本是行政材料,最早的一份竟然是西南服务团组织部制的《鉴定表》,时间是1949年9月,即在南京集训时填写的,上面还有二分二小队小队长石玺的签名盖章。还有重庆市委组织部制的1950年2月填写的市文工团人员《干部鉴定表》、解放军炮兵541团宣传队的《民主运动履历鉴定表》、沙市税务局《干部鉴定书》,甚至还有1958年吴世珏(复旦大学校友、文艺大队战友)写的《关于毕传泽的历史情况》证明材料,篇末另有题记:“吴世珏是一右派分子,现送我乡监督劳动,该人来乡后在劳动生产上表现一般,此书面材料确系吴世珏所反映,供你处参考。”落款是:中共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总支部委员会,时间:1958.7.15。另外还有“自传”、“学校履历表”等等。
另一本是群众揭发材料,既有对“反革命分子毕传泽”的揭发,也有对“为反革命分子毕传泽翻案”人员的揭发。后面这一卷宗封皮上有手书“翻案问题,校内揭发材料”的字样,现在看就是当局搞的“黑材料”了。翻翻这些黑材料中发觉有些文字是很“搞笑”的,有一份材料篇首称“毕传泽,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系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揭发者定然不知毕传泽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部队立功受奖呐!我们欣喜这些档案内容丰富、可用材料多。
不过,教委档案室“不允许复印文档”的说法有些让人意外,因为法院“刑事档案”都允许复印,教师的“行政档案”算得了什么“机密”?而当我们提出希望拍摄几幅“材料”时,得到的答复是“少拍几张吧”,而且在我们两人拍摄过程中,不断听到档案管理员和六中办事员女孩“拍完没有”的催促声,这又让我们生出一些想法:是不是有关方面对这类查档案的事有过一些特别的“叮嘱”?因为现在“维稳”,“提高警惕”总是必要的嘛!
下午,我们又返回法院档案室,拿到了所有的复印资料。当阎彬询问复印资料要多少钱(复印费)时,小徐说:“收什么钱哟?人命都没有了,多大的冤哟!”这话着实让我们感动。
我们已经收集了毕传泽基本的相关材料。这里,我们尽可能地运用这些真实的原始资料,继续把他的故事往下说。先从1980年的平反(第一次)说起。

关于毕传泽一案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省高级法院:
毕传泽,男,一九二六年生,湖北省江陵县人,家庭出身旧职员,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曾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原系我市第六中学英语教员。因现行反革命一案,于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判处死刑。
原判认定:毕传泽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吹捧其父反动历史。一九五七年,其妻被划为右派后,被告说“我现在一见到这些右派,心里就感到寒心”。由于被告一贯反动,一九六六年令其反省,毕拒不认罪,以绝食对抗,并在室内书写反动标语,同年八月十五日八百余人对毕进行批斗,毕在进入会场和批斗时多次呼喊反动口号。关押后在监内书写反革命纲领,提出“打倒共产党,建立大同党”和“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中华大同共和国”的口号,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释放出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开在市北京路口用英文书写“打倒共产党、建立大同党”的反革命标语。为此,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对毕执行了镇压。
此案现经复查,我们认为原认定毕坚持反动立场无事实根据,吹捧其父系认识问题,其妻右派属错划,已作改正,言论中虽有些错误,不应以罪认定,呼喊反动口号系对非法批斗不满所致,亦不应以罪认定。至于毕在关押时,书写的“打倒共产党、建立大同党”文章,我们认为内容是反动的,对此未予追究,释放出狱,但随后毕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上述观点,书写在我市闹区,造成极坏影响,其事实已发展构成反革命罪。但毕为何一再扩散,从复查情况和原卷材料所载,我们认为毕在作案时患有思维性精神分裂症,根据主要是:
第一、毕的最初犯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冲击下,思想受到极大压力,对当时状况不理解、不满所致。由于事态的发展,在对待毕的态度上一步步升级,给其极大刺激。因此,反映在以后每次犯案前均有反常现象出现,如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书写反标前毕将破烂棉絮用床单包好交给本校老师汪谦益声称是黑材料,在大街上书写反标后又自己报案,要求拍照等。
第二、在监内所写的“打倒共产党,建立大同党”的文章,思维逻辑紊乱,用词无伦次,同时提出其建立的“大同党”,第一吸收毛主席参加,第二林彪参加,第三我(指毕本人)也参加,声称其“大同党”是按毛泽东思想发起的等。
第三、一九六七年,曾有我市精神病院医生出诊材料记载,同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狱,九月四日进精神病院治疗,住院七天未作结论出院。
综上所述,我们意见毕系属精神病患者,因此,根据党和国家法律对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之规定,撤销原判,做好家属思想工作,并给予补助生活费人民币五百元。

妥否请审批

湖北省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年五月十日

这是1980年的第一次对毕传泽案平反复查情况的处理意见报告。其时,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已经开始对文革拨乱反正,大部分“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在沙市民众的呼声压力下,对毕传泽案复查平反已势在必行。
乍一看,这份平反处理意见报告合情合理、充满关切。不是吗?1970年的原判认定的一切,都予以否定,诸如毕坚持反动立场无事实根据,吹捧其父系认识问题,其妻右派属错划已作改正,言论中虽有些错误不应以罪认定,呼喊反动口号系对非法批斗不满所致,亦不应以罪认定……末了还添加一句:“撤销原判,做好家属思想工作,并给予补助生活费人民币五百元。”好像给予了很大的关怀。
但是,这份处理意见报告有一个要害问题,称“随后毕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上述观点,书写在我市闹区,造成极坏影响,其事实已发展构成反革命罪。”
不过,话锋一转:“我们意见毕系属精神病患者,因此,根据党和国家法律对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之规定,撤销原判。”
要害就是:毕事实构成反革命罪,因精神病不予追究。
还故意保留一句:进精神病院治疗,住院七天未作结论出院。
为什么要保留这样一个“尾巴”呢?后来我们才知晓,这样作的目的,无非说明“毕有罪,当局弄他没错。有精神病,但当时无鉴定确认。给他平反罢了”。
这里公然隐瞒毕传泽在文革中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被逼成精神病的真相。
这背后其实隐藏了“一段不可公开的实情”和“一些想推脱责任的人物”。
“他”是谁?“他们”是谁?
这里,我们提及一个人,特别申明,我们不认识他,但我们这样写,也不单纯是针对他,仅仅举他作为一个例子。
这个人叫胡德厚(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化名),他就是复查毕传泽一案的专案组组长,第一次的平反意见报告是他拟就的,其时在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任职。他就是1967年拘押毕传泽的沙市看守所所长。毕传泽在这里遭遇非人待遇,刑讯逼供,严刑拷打,最后致疯。
他就是那个不恩准毕传泽看望自杀母亲最后一眼的权力掌握者。
他就是在1968年亲自逮捕毕传泽《逮捕证》上的“持证人”。
他也是抓捕、审讯“为毕犯进行翻案少数坏人”的执行者。
他还是威逼出具“毕传泽患有精神分裂症”鉴定的医生否定《鉴定意见》的“有关领导”。
他更是1970年《呈批对现行反革命犯毕传泽处予死刑的报告》的呈批者。
1970年上报依据的材料,同样是上面这些“第一次平反复查情况”的材料。可是,他那时是怎么依据它来写的呢……

呈批对现行反革命犯毕传泽处予死刑的报告

现行反革命犯,毕传泽,男,四十四岁,湖北省江陵县人,汉族,家庭成份伪职员,本人出身学生。拘留前系沙市第六中学教员。毕犯于一九四○年参加三青团,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参加伪赈灾委员会二处工作,同时加入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在重庆复旦大学参加反苏游行。其父毕德钧系伪邮政局长,一九五二年“五反”时畏罪自杀。毕犯之妻姚念劬系右派分子。
毕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怀有刻骨仇恨,一九五二年其父抗拒“五反”运动畏罪自杀。毕犯大肆在群众中吹捧其反动父亲罪恶历史,如说:“我的父亲过去在电报局当局长,不压迫哪个,不剥削哪个,还受气,该是清官。”一九五七年其妻被划为右派后,该犯对党更加仇恨,从骨髓内发出反动言论说“五七年划出那么多右派,我现在一见到这些右派,心里就感到寒心”等。由于毕犯一贯的反动言论和重大历史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群众揪斗,令其反省,毕犯拒不认罪,以绝食对抗,并在室内书写“炮轰×××”“炮轰××”的反动标语,激起群众愤恨。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革命师生八百余人对毕犯组织批斗,该犯在进入会场路途中,毕犯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疯狂地举起双手呼喊:“炮轰×××”“炮轰××”“打倒××”的反革命口号,后又在斗争大会上再次呼喊上述反革命口号,当场激起群众更加无比愤恨,用抹布堵住毕口。此时该犯反革命气焰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竟公开反抗拉掉抹布,继续呼喊上述反革命口号数次,为此将该犯拘留。该犯在关押期间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大肆书写“打倒共产党,建立大同党”的反革命组织的纲领、步骤、阶段、组织形式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并恶毒攻击“共产党是进口货”、“只提出了经济斗争”、“是黑字眼”。更为恶毒的是该犯在监内向在押罪犯经常散布上述反动言论,恶毒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时该犯还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监狱是:“稻草充饥,叶根、残骨、糠壳塞饥肠”、“肉刑、打骂、带刺刀”。毕犯在进行上述反革命活动后仍不低头认罪,多次以绝食、谩骂、攻击等进行反抗。一九六七年四月公然向工作人员写出越狱五点反革命计划以示威胁。一九六七年在社会上刮起一股翻案妖风时,有少数坏人强行为毕犯进行翻案,并威逼旧市委副书记贺民批准将其释放。毕犯释放后仍贼心不死,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胆敢在北京路江汉商场、江汉电影院对面毛主席语录牌上用白色粉笔书写英文正楷字体的反革命标语:“打倒共产党、建立大同党!”并冒充中央文革派来的记者,进行政治欺骗,要淡水研究所派人到六中进行所谓现场拍照,又被我拘留。拘留后,该犯态度十分顽抗,拒不认罪,继续进行绝食、翻案等反革命活动,其反革命气焰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综上所述,毕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吹捧其父反动罪恶厉史,对我党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胆敢在公共场所书写反革命纲领,是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社会影响极坏,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呈报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处予死刑,批示“照办”。为进一步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经市革委批准,判处毕传泽死刑,立即执行。

看了以上文字,可能有人会说,前30年的整人材料,都是那样的文字,上纲上线,不足为奇。但我们这里想强调的是,两份材料稍加比较,就可以感觉“呈批的文字”隐瞒和歪曲了很多东西,当权者“为达杀戮目的而刻意隐瞒真相”的作法是应当受到历史谴责的。胡德厚完全知晓毕传泽患有精神分裂症,也知晓“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的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律之规定,而他还是威逼鉴定医生否定鉴定意见,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杀人。
我们没有任何依据要推断胡德厚和毕传泽之间有着巨大的仇恨。我们也无意要将胡德厚描述为一个“坏人”,也许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胡德厚苦大仇深,根红苗正,对“阶级敌人”疾恶如仇,对共产党赤胆忠心。他当年如果40岁,现在也该是80多岁的老人了。如果当初年龄还大,也许早已仙逝。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人格是残缺的,至少是缺乏仁爱的,否则不会有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的“铁石心肠”,不会有不准孝子最后看望母亲遗容的“冷漠人性”,不会乱捕乱抓“为毕翻案”的善良无辜师生,不会颠倒黑白、刻意隐瞒、歪曲真相地撰写各类报告和材料。当然,这不能归咎于胡德厚一个人,甚至不能归咎于那么多的“胡德厚们”,因为我们回顾那个不堪回首的“无法无天”年代,因宪法和法律被践踏殆尽,连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都落得“死无葬身之地”,何在于你沙市六中一个神经错乱的毕传泽?
这里特别要提到为毕传泽“翻案”的人们,我们看到有李定华、徐方贵、万世雄、杨铣、李葆真几个名字,他们仅是众多好心人的一部分。他们或是毕传泽的学生,或是毕传泽的同事,甚或只是知晓毕传泽的社会人士。他们胸有良知,侠肝义胆,在毕传泽被抓入看守所将近一年时,自发联合组成调查组,通过为毕传泽去精神病医院作鉴定,以及结伙到北京向中央文革接待站申述,1967年8月,终于将毕传泽解救出来,还陪伴毕传泽到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走了一趟,只为毕传泽早日恢复身体健康。1970年底毕传泽被镇压后,第二年他们又为毕传泽“翻案”,被当局整了“黑材料”,李定华等人被抓进看守所经受毒刑拷打“交待罪行”。杨铣老师被整不说,还累及他夫人王老师。但是,他们面无惧色,威武不屈,坚守信念,矢志不渝。1980年第一次平反时,由于“留了尾巴”,平反不彻底,他们又上书媒体,为毕传泽申冤。沙市政协文卫教小组委员为毕的冤案鸣不平,市卫生系统政协委员李葆真,不仅书写了为毕申冤的“提案”提交政协大会,在政协会议上甚至拍了桌子,仗义执言,呼吁为毕传泽“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一位政协委员发誓要把“毕传泽冤案”写成一部书,只可惜这一宏愿因为他的猝死而未能实现。
正是他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让人们在那个时代还能感受“良知正义”,让当权者不敢漠视“民怨人心”。这里,我们把1986年第二次平反的资料公之于众。

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记录

被告人:毕传泽 案由:反革命
讨论时间:1986.7.7 讨论地点:院长会议室
主持院长:许长青
参加人:余德馨、袁兆光、康国治、胡德厚、肖文爱
记录人:陶明润
审判员报告案情:
胡德厚同志汇报案情:毕传泽文革初期,因把“岁”字头写成“止”,被批斗,在反省批斗时喊反动口号而拘留。关押时写反动“打倒共产党、建立大同党”和“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中华大同共和国”纲领。当时造反派为毕不服(注:这里“不服”被划掉,改为“要求平反”),经检查毕精神分裂释放。68年12月27日毕公开在北京路口写反动标语逮捕,70年11月8日判死刑。80年5月9日因毕传泽属精神病患者,以(80)沙法刑清字第21号判决撤销原判。86年7月2日市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召集会议,参加人:市委书记邓述彻同志、政协副主席阮隆阳同志、组织部副部长丁贤香、统战部副部长汤义斌、政协秘书长项兴、教育委员会书记幸正荣、市委秘书长宋幼林、法院胡德厚。会上按照中央办公厅(86)6号文精神讨论了毕传泽一案,一致认为毕传泽案应以冤案解决。建议由法院按程序办理,作出决定,上报。邓述彻书记提:我个人意见应属冤案,由汤义斌、丁贤香部长同法院具体研究。
胡德厚提:1.接受市委对毕传泽以冤案处理意见;
2.作出结论定性,写报告上报省院;
3.我本人不能再承担本案复查任务。
许长青意见:同意市委意见,先派同志向省汇报,再写报告上报省院。
余德馨、袁兆光、康国治、胡德厚、肖文爱:同意
决定:组织合议庭办理,写报告上报省院。

终于,经过一系列必须的程序后,1986年的8月底,在第一次不彻底平反持续申述6年后,毕传泽被摘掉了“有罪”的帽子,并由此证明,胡德厚或“胡德厚们”十多年来施行的批斗、抓捕、审讯、镇压、株连通通是“错误”的——正义得以伸张!

沙市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86)沙法刑再字第7号

原审被告人毕传泽,男,一九二六年生,江陵县人,家庭出身旧职员,本人学生,大学文化,原系沙市第六中学英语教员。一九七○年沙市军管小组(70)沙公军刑字第56号判决书判处死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一款之规定,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
现查明:
原审认定毕传泽书写反动标语等被判处死刑。一九八○年复查认定毕传泽属精神病患者,其行为造成后果不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再审认为,毕传泽在文革前没有精神病患反映,在文革初因遭非法批斗,思想受到强烈刺激,造成毕传泽精神分裂。因此,原审判决是错误的。现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70)沙公军刑字第56号和(80)沙法刑清字第21号判决。
二、宣告原审被告人毕传泽(已故)无罪。

审判长:陶明润
审判员:郭可文
审判员:谈大明
一九八六年八月卅日
书记员:喻安平

经过十多年的抗争,屈死的冤魂终于得到了昭雪。难以言说的是,仅仅这样几个字——

宣告原审被告人毕传泽(已故)无罪。

“无罪”!但是“已故”!!!
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句“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的告慰,能够让人心悦诚服吗?!
一声叹息之后,我们想,如果真有“九泉”,他也是不能瞑目的。如果有罪,那是罪有应得。可是,他是无罪的呀!所以,如果他真的“九泉有知”,一定是最难过的,并且一定会耿耿于怀:凭什么可以瞑目?凭什么“要”我瞑目?
于是,毕传泽的儿女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如今党中央三令五申要彻底落实政策,因此我们对父亲冤案的彻底平反,向有关组织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1.在六中召开适当规模的追悼会,正确评价我们的父亲。参加追悼会的应有家属、六中教师、父亲生前的好友、父亲的学生代表以及受牵连的同志。开追悼会的情况应见报。
2.有关组织应交待父亲遗骨的下落。
3.补发生前被错误关押期间的工资。(一九六九年元月至一九七○年十一月。)
4.按国家政策规定,补发子女抚养费。(当时姚炜十三岁,姚磊十岁,姚蔚八岁。)
5.退赔抄去的物品。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些要求:1.为了彻底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让人们知道极左路线给人民群众造成的灾难是多么深重;2.我们的要求是符合天理、国法、人情,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3.这也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体现。

毕传泽的子女 姚炜
姚磊
姚蔚
一九八六年六月

沙市六中也成立了“毕传泽同志治丧委员会”,贴出了——
讣 告
毕传泽同志,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他竭忠尽智,教书育人,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70年,受四人帮左倾路线迫害,含冤而死。
现经各领导机关及司法部门的重新审理,确认此属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为此本会订于1986年9月8日下午3时在本校会议室为毕传泽同志举行追悼大会。
特此讣闻。
沙市六中毕传泽同志治丧委员会
1986年9月5日

附:毕老师生前好友及有关单位,如有送花圈者,请于9月8日前
送六中总务处。

这份讣告,应该是给毕传泽的重新画像:他竭忠尽智,教书育人,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86年9月8日这天,沙市六中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布置了毕传泽的祭奠灵堂。黑板上方白纸黑墨书写着“毕传泽同志追悼大会”,左右挽联是“十年浩劫布愁云 三中全会见青天”。参加追悼会的学校师生代表约30人,社会各界及亲朋友好约30人。十多个花圈,最大花圈是工人钟道荣送的,他不是学生家长,也不认识毕传泽,只是听说了毕传泽冤案而自发制作送来的。而最小的花圈却是六中这个,姚磊的同学们非常气愤要把这花圈扔出去,后被劝阻。不过我们翻看当时追悼会的照片,并没有发现刻意做小的花圈,可能因为比起钟道荣那个大花圈,当事者本单位的花圈就显得小了。只是,没有媒体参加,没有见报,念悼词的只是学校总务主任,教育局连一个局长都没参加,更莫说县级领导了,十分遗憾。
毕传泽的骨灰至今没有下落。那时当局应该不会保留。
抄家物品都没还,估计早无下落:那是个“打砸抢”盛行的年代,价值连城的国家文物财产尚且遗失殆尽、无从寻觅,更莫说私人这些“抄家物品”了。
毕传泽被关押期间二十三个月的工资也未全部补发。儿子是医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当年却因“政审不合格”找不到工作,只好远走他乡在外地一家私人诊所供职……
追悼会结束后,因为没有骨灰可捧,姚磊端着父亲的遗像在教学楼前走了一遭,算是告慰了父亲的亡灵。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们都记得,那些年在处理冤假错案的时候,往往把罪责都归咎于“林彪、‘四人帮’”。难怪大家都说:“林彪、‘四人帮’”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
可是,难道这就叫“反省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
其实历史是应该有很多追问的——
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为什么整个中国弄到廉耻丧尽、是非全无,几乎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
文革的性质中央已经有明确的结论,就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有太多的人们遭遇劫难,毕传泽只是千万、亿万人之一。而那所有的事情,除了人物及故事不同,追溯背后的原因却没有区别。
后人应当铭记这段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不让历史重蹈覆辙。
当年,文革过后,为了“向前看”,我们顾不上疼痛抓起一把沙子抹平“伤口”就前行了。如今,社会进步了,我们完全可以“洗洗伤口”加以深度疗治。
我们希望,一个文明国家要法治不要“人治”,权力不能大于法律。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有底线:人,无论贫穷富贵,都应该是“至高无上和平等”的,而不能按“阶级”划分“人分九等”,应该让每个人活出尊严,活出“人样”。
“草菅人命”是丧失人伦的。“因言废人、因文废人”的“文字狱”时代早该一去不复返。
采访姚念劬完毕后,她起身去了卫生间。这时,她现在的丈夫——祝世衡,一位年近90的老者,给我们讲了一件事:

我这话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姚念劬也不知道。我是听杨文富说的,对毕传泽行刑的那天,他从江汉南路往北走,看见刑车上五花大绑的毕传泽,嘴里塞着抹布,被两边的狱警用枪托打得太阳穴鲜血直流。下车后,毕传泽摇摇晃晃地往前跑,对他打了7枪,太残忍了!

我们在法院档案室查看资料时看到,档案文字称“由×××射击了数枪”,得到印证。关于“7发子弹射杀”的另外一个印证是杨小平老师于1982年题赠的一首词《如梦令》:

呼天撼地七发,视死如归是他。何时见昭雪?含笑九泉之下。是你,是他?携手漫步荆沙。

姚念劬现在的老伴祝世衡,也是沙市六中的语文教员,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送农场劳教11年,下放农村6年,在大队主要工作是喂猪。1979年摘帽回到学校。毕传泽1960年来到六中,1970年遇难。他与毕传泽虽同为六中同事,但二人始终未曾谋面。1979年,他听说了毕传泽的悲惨遭遇,他和姚念劬,两个“右派”,“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相依为命,携手共度余生。
告别宴后,我们相互紧紧拥抱。姚念劬让转告重庆的老战友们:我们是经历了“反右”和文革磨难的人,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坚强地活下去……
历史是应该认真而公正总结的!
而过去的历史应该成为民族记忆,并成为不同人群感知中国的读本。
阎彬说,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教导员李庆升告诫大家,我们健在的同志,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战友。
毕传泽是我们的战友。
我们不应该忘记!
我们也无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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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曾被认定为“军事叛乱”的江西抚州“八二四”事件

江文茂


一、事件背景

1967年年初,军队奉命介入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左派”,“左派”这时指的是造反派。绝大部分军队领导干部不可能心甘情愿支持“不听话”、“反对领导”的造反派。他们延续文革前约定俗成的“阶级路线”教育所形成的既有观念,支持出身成份好、党团员多、劳模多、“听党的话”(实即听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话)的群众组织,而这些群众组织普遍都是保守派。再加上地方部队的干部和当地党政干部原本就浑然一体,阶级立场、政治觉悟、感情利益完全一致,甚至互为家属、亲属。因此军队开始“支左”后,就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不但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与造反派发生严重冲突的事件。如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赵永夫指挥部队攻占青海日报社、枪杀上百名造反派群众,7月20日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支持“百万雄师”镇压造反派、抗议中央指示、抓捕中央代表等震惊全国的严重事件。同年8月24日在江西抚州发生的军分区武力对抗中央派到江西的支左部队,就是当时这类事件中的一个典型,当时因性质特别严重,曾被认定为“军事叛乱”。
1967年前三个月,江西省军区大肆镇压造反派,先后取缔了几个在全省具有重大影响的造反派组织,并且抓捕了许多造反派头头,在许多单位对造反派“整风”,造反派头头人人检查过关,被造反派称之为“三月翻案风”,与在北京发生的“二月逆流”相呼应。
4月初,在全国“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形势下,造反派重新杀向社会,提出了“炮打林忠照(省军区政委)、火烧周子韬(省军区参谋长)”的口号。省军区急于组织群众队伍反击造反派。他们知道,明目张胆地复活已经垮台的保守派组织,不但会激起造反派群起而攻之,也会马上被中央发现制止。他们要找造反派的代表人物撑台面,于是找到造反派工人代表汪××和学生代表钟××,让他们出面组织队伍与造反派对抗,而后成立了以保守派为骨干的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和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相对抗。这就激起了江西两派越来越激烈的斗争。
1967年5月30日,周恩来电告江西军区传达毛泽东批示:“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同志与革命群众对立情绪,为什么愈演愈烈?江西军区某些负责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我很不赞成这种态度。” 在大联筹、大中红司的一再追问和强大压力下,江西省军区不得不在6月1日发出公告,公布了毛泽东的这段批示与周恩来对省军区的批评。大中红司当即将这段批示抄成大字报到处张贴,造反派一片欢腾,信心倍增。
江西省军区不便直接对抗中央,便让地区军分区、县武装部武装联络总站,在南昌市以外的全省各地攻城掠地,把各地县造反派打出本县市,造反派集结到南昌,南昌便成为被保守派包围的造反派孤岛,成为保守派最后要攻取的战略目标。
6月20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福州军区政委刘培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对江西作出明确指示:严禁农民进城搞武斗,不准开枪、夺枪。可是各军分区武装部却加紧推进联络总站对造反派的武装围剿。
1967年6月21日,联络总站负责人汪××起草了《20万军重入赣》的战役计划,详细部署攻打南昌。 6月28、29日,江西农学院、南昌钢铁厂以及赣州的红卫兵造反派相继受到攻击,死伤数百人。南昌中学红卫兵和在南昌避难的吉安造反派,奋起四处夺枪自卫,有的直接夺解放军的枪,有的则砸开武装部弹药库夺枪。
周恩来8次接见江西双方代表,开初对江西造反派创三个“全国第一”(在军区司令部静坐、绑架大区政委和省军区司令员以及抢枪)有所批评,后来查清是各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转业退伍军人、组织农民围剿造反派在前,造反派被迫抢枪自卫在后,就没有强求造反派上交枪支弹药,而是指示造反派自行封存。7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第三次接见江西四方(省军区、大联筹、联络总站、原省委领导干部)时,联络总站代表说,武斗是刘瑞森(支持造反派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搞的。周恩来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我老实告诉你们,农民进城是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干的事,要负主要责任。调农民进城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光凭几个学生是不能把农民调进城的。” 在这次接见时,周恩来和中央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福州军区、江西省军区以及各地的军分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联络总站是保守派组织。联络总站和他们的后台仍然不服,坚信自己是正确的,是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在北京的联络总站核心组成员有五人,工人代表汪××、学生代表钟××以及干部代表甘××,就在这次接见后返回江西。留在北京的两个人自然没有什么作为,只能起一个观察的作用,第四次接见时还遭到周恩来的批评。抚州军分区政委王景义参加了这次接见,知道周恩来和中央的态度,所以后来反对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和支左的野战部队开战。
尽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但是江西各地军分区、武装部却加紧推进围剿造反派的计划,企图造成既成事实,逼迫中央改变态度。7月13日,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一些人仍然策划了火烧萍乡煤校事件。为尽快制止军分区、武装部制造流血事件,中央唯有从外地调野战部队入赣。7月19日,广州军区的6810部队进驻赣州,济南军区的6011部队进驻南昌。
8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认为:“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并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切断交通。”中央决定改组江西省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省军区政治委员,杨栋梁为省军区司令员,温道宏为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二、事件始末
支左部队入赣第二天的7月20日,在京参与处理江西问题的抚州军分区副政委薛瑞芝拍电报给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告以中央的初步表态——认为江西省军区、军分区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晚上9时,夏绍林召开包括行署专员孔子仁在内的核心成员开会研讨对策。夏说,各军分区都不会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也不会承认。谁承认你们就造谁的反 。
7月26日,夏绍林布置全区要装备100个武装连,至少要有50个连能随调随到。
1967年7月29日凌晨,周恩来第四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调查处理江西问题,明确指出:发枪给农民进城围剿造反派,军分区、省军区和福州军区都要负责任。周恩来说:刘培善(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同志就是策划、放纵。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我就怀疑你们派独立营到抚州去能不能把抚州的武斗制止下来。刚才讲的都是抚州的事情嘛!军分区、武装部确实不听话,确实不听话。”总理连叫两声吴瑞山(省军区司令员):“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军分区、武装部又干这些事情,你们听吧!”吴瑞山站起来讲:“我们查清楚严肃处理。”总理接着又讲:“处理?!就是你们策划、放纵这些问题!你们的检讨到现在还是忸忸怩怩,还强调客观的、思想影响的,军区、武装部都是一样,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
8月6日,夏绍林开会分析6011部队可能进军抚州的路线,提出拦腰切断6011部队的战术,要求准备足够的炸药,必要时炸掉全部桥梁。
8月12日中央决定调抚州独立营去上饶整训,独立营拒绝调令,并扣押了去联络的6011部队官兵。
就在当天凌晨3:20-6:25,周恩来第七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时说:抚州,野战部队还没有进去,福州军区和省军区派了两个独立营去。本地独立营曾经发表过声明,反对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武汉事件发生以后,他们做出姿态,游行示威,喊打倒陈再道,这是允许的,但不是真心实意地喊。要做好教育工作,把独立营调到上饶去整训。可是他们不去,这样,支左部队就不能去了。周总理问:“抚州有人在吗?”抚州军分区副政委薛瑞芝回答:“在。”总理说:“如果你打电话,估计他们走不走哇?”回答说:“我们还要做工作,做好了可以走。”周总理说:“这是对你的考验!你在这里要努力。你认为他们是错了,就要同他们划清界限。他们支持保守派,调农民进城,破坏公路、铁路、渡口以及攻打58次列车,都是抚州军分区和武装部干的。我们已派野战军到铁路沿线,先到温家圳去观察一下。你是政委,要与他们划清界限。你设想,哪一些人好一些,通过做工作,促进他们分化。你熟悉的就直接打电话做工作,批评他们调农民压造反派。”为了引起他的高度警觉,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们看,全国反革命就是赵永夫,叛乱的就是陈再道,顽固的就是内蒙古的黄××。”第一次提到了反革命和叛乱的定性。“江西死了这么多人,说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责任大,大就大在这里。还有九江、鄱阳、宜春、南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消息,特别是从赣州看得很清楚……从6•29到7•9,江西形势发展得这么严重,这是与省军区、军分区、大军区有关系的,有的是策划,有的是怂恿。不能总这样讲一般的方向路线错误,而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你们发枪给保守派,调动农民进城杀造反派,还要自我辩解。两个月的暴露,确实证明了,在大军区的影响下,在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的一直策划下,怂恿夺枪,挑动农民进城,死了这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在南昌的造反派不甘心被压下去,奋起夺枪,夺了军区的枪。南昌是6月29日夺枪,赣州是6月29日开枪。如果南昌不夺枪,可能发生意外事件。造反派冲到军区,夺了守卫的枪,夺枪是有根据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劝他们停止夺枪,他们听从了。这说明造反派与受蒙蔽的群众,大有不同。造反派很听话,很讲道理。”杨栋梁军长插话:“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冲进我们部队去。你们要知道,在12天之内,夺了我们多少枪,还围攻了我们多次。”周总理这时问“联络总站”代表:“这是什么态度?你们要知道12天内你们为什么夺了这么多枪?好好想一想吧!中央要求你们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时杨栋梁军长又插话:“还要补充一点。你们(指联络总站)在12天内,打了我们多少战士?”
根据蔡方根 的回忆录《我从文革中走来》书中记载,这一段时间,江西有些军分区、武装部的领导甚至撕下帽徽领章直接赤膊上阵对抗支左的野战部队。
1967年8月13日凌晨,周恩来第八次接见江西四方代表时说:“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各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高举拥军的旗帜,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协助他们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坚决揭露和制止保守派组织中的个别坏头头煽动攻击、殴打、绑架我支左部队的指战员的错误行为。”“这几天,你们一些人清楚,除了南昌和赣州以外,在吉安也出现了情况,在赣州也有人包围支左部队。最近部队进驻抚州,又出现这种情况。刚才得到消息,向塘也发生这种事情。今天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我们派了一个野战营进驻抚州,因为要去的时候,抚州已有独立部队,本来是两个营,一个福州派去的,一个是本地公安部门改编的。现在中央决定把这个独立营调上饶整训,然后调去一个野战营。但是这个独立营拒绝执行命令。这已经是违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的。不仅如此,今天野战营进驻抚州,派出由副团长带队的联络员去接洽(姚文元插话:有28个人),28个人,但是他们被绑架了。我们新任的副司令员直接打电话到抚州军区参谋长,叫他释放,他还不承认。这件事是很严重的。抚州军分区有同志在吗?(抚州军分区副政委薛瑞芝答:“有。”)薛瑞芝,回去负责下命令,28个同志,今天一定要立即放出。(姚文元插话:“还把联络用的汽车砸烂了。”)你们派出汽车,送到温家圳去。这是第一。第二,要传达中央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把独立营全部调离抚州。(薛答:“好。”)军分区政委都在家,要他们做决定。如果他们违抗中央、中央军委命令,那他们就要走陈再道的路……这是最高统帅、副统帅的命令。”
周恩来的话已经非常直白了,军分区再要对抗支左部队就是对抗中央,就要同陈再道那样定性为叛乱了。可是8月14日晚12点,夏绍林召集核心成员开会研究应对的策略,要求与会人员顶住压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16日开会时,夏绍林召集核心成员研究具体战术,并再次提出炸掉梁家渡大桥,以阻止南昌方向造反派和6011部队的进击。
综合当事人涂烈 、董秀泽 的回忆与蔡方根的文章,1967年8月19日,星期六,夜晚八九点左右,接到省革筹的电话,洪都机械厂(简称洪都)的董秀泽与江西拖拉机厂(简称江拖)的涂烈来到省军区政治部二楼会议室,参加程世清主持的会议。程世清说;周总理来电话,已经定性“32111”(抚州保守派)是反革命叛乱。总理指示,派两个纪律性比较好的工厂的工人武装去保卫梁家渡大桥。省革筹决定让洪都派一个营,江拖派一个连去执行周总理的命令。具体部署由6011师长张元和布置。董秀泽说,张元和让他当晚11点到南昌县某地和一个连长接洽。董秀泽当即坐上吉普车赶到洪都,因为是周六晚上,工厂很难找到主要负责人,董委托一位同志去寻找,自己则匆匆赶往南昌县某地,结果又没有找到那位连长。
8月20日中午,几十名红卫兵乘汽车,由南昌前往抚州宣传中共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在温圳 庄上石桥附近遭到保守派枪杀,死伤5人,被抓20余人。同时,一辆执行任务的军车也被袭击,解放军被打死一人,打伤一人,其他人被抓走。
22日清晨,江拖造反派一个连的武装进驻温圳,而洪都的一个营却没有到位。
8月22日晚,夏绍林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提出从造反派手上夺回温圳。他说:一定要把温圳夺下来。如果大联筹在那里时间长了,修好工事,堵住交通,那等于丢了半个抚州,经济不供应,抚州就要困死了。
8月23日,邢××到温圳召集“夜老虎”连排长及保守派头头开会,传达夏绍林的指示,进行战前动员和战斗部署。
8月24日凌晨4时45分,温圳“夜老虎”等向江拖造反派发动攻击。由于江拖造反派基本都是轻武器,弹药严重不足,火力很弱,而对方却拥有机枪炮兵连,故江拖造反派伤亡惨重,其中牺牲十人(一度被定为因公牺牲的烈士)。其间,程世清打电话给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向他宣讲中共中央的决定,夏绍林仍然听不进去 。
8月24日上午11时,洪都机械厂和螺丝厂等单位的造反派赶到温圳增援江拖造反派。与此同时周恩来打电话给省革筹小组,指出608独立营与“32111”属于反动的军事叛乱,必须镇压 ,命令6011部队进军抚州,平息军事叛乱。周恩来指出,“解放抚州是全国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要打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水平来。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一定要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压力为辅。” 。
当日,军分区开会讨论是否与6011部队开战。政委王景义不同意开战,但多数人不甘心,于是采取变通方式,让独立营和警通连撕去帽徽领章,准备应战支左部队,并给战斗人员增发子弹、手榴弹。同时,为了防止野战部队快速推进,炸毁了十多处桥梁。
省革筹小组派出直升机到抚州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和省革筹小组、省军区《告抚州地区人民书》。《告抚州地区人民书》明确指出;抚州8•24事件属于反动的军事叛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周恩来的命令,省革筹小组与省军区命令6011部队进军抚州。部队由红四连和六连为前卫,其中的红四连成立于1930年,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著名的阳明堡战斗,炸毁日军二十多架飞机,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给美军以重创。部队首长交代绝不开第一枪,要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保守派和受蒙蔽的指战员。
8月24日傍晚,红四连与六连在南昌八一广场会合,乘上军用卡车向着抚州一路高歌猛进,后面是新任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亲自率领的6011后续部队,和闻信赶来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几百辆战车。
前锋车过温家圳后,前面就是“32111”的防线,前锋部队关掉车灯向前急进。只见公路上一辆大卡车迎面而来,部队停止前进。六连连长命令三排埋伏在四周,轻重机枪对准对方卡车。对方卡车进入伏击圈后,三排指战员齐声吆喝:“停车!停车!”“你们被包围了!”“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济南部队!”“受蒙蔽无罪,交出坏头头有功!”“32111”的人还蒙在鼓里,停下车连忙说:“误会误会,都是自己人。”三排战士一跃而起,趁他们没有反应过来就缴了他们的枪,活捉46人。除扣下三个头头外,其他人均教育释放。
原来,抚州地委书记兼抚州军分区政委王铁与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根本没有料到6011部队会来得这么神速,派他们来增援温圳,没想到还没有到温圳就全军覆没。
长山晏是抚州的第一道防线,由三个山头和两个村子构成交叉火力网封锁了公路,不突破长山晏,部队就不能前进。红四连一排和重机枪班位于部队前锋,他们这辆汽车冲得最猛,三个山头上轻重机枪一起吼叫起来,立时就有一个战士牺牲,司机负伤。部队指战员高喊:“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济南部队……”对方回以更加猛烈的扫射。连长唯有下令轻机枪向左,重机枪向右猛烈开火。后续部队向对方阵地开了两炮,“32111”的机枪哑了,重机枪班以密集的火力压住对方,一排长不顾枪林弹雨,挺身站在车顶上端着轻机枪左右开弓向对方扫射。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红四连战士下了车,三个排分成三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包围了山头,匍匐前进。一边高喊:“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部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一边喊话、一边前进。
政治攻势起了作用,“32111”打过来的枪声越来越稀,6011部队离“32111”阵地只有70米了,连长下令冲锋。“滴滴达滴滴答……”漆黑的夜空骤然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声,战士们一跃而起,山谷里响起一片喊杀声。“32111”残余人员唯有举手投降。战士们把俘虏押下来,交给红卫兵和造反派,然后乘胜追击。他们用同样的办法包围了其他两个山头,迅速接近阵地发起冲锋,击溃了对方,占领了阵地。而后红四连和六连兵分两路,在经过激烈战斗以后,控制了两个村子。
山脚下一片草地上,红卫兵和造反派对“32111”俘虏进行政治教育,给他们讲《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交代党的政策。两位机枪手沉痛地说,我们是去年退役的复员军人,武装部长逼着我们来打仗,不来就杀掉我全家。刚才听到解放军喊话,我们觉得受了蒙蔽,我们的心就软了,就松了,我们没有开枪。后来听到冲锋号,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部队,而是毛主席派来的野战部队……
唱凯圩离抚州仅15华里,是“32111”的第二道防线。唱凯村外是一道水渠,在长达一华里的堤坝上,军分区在此布置了三个连进行阻击,配备了几十挺轻重机枪和六○炮,封锁了通往抚州的公路。
8月25日凌晨6011部队到达唱凯,侦察员报告前面发现对方火力点,队伍立即分散开来匍匐前进。指导员马树芳向对方阵地喊话:“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济南部队,你们放下武器吧……”对方回以密集的火力,当即打死打伤6名6011部队战士。为了减少指战员的伤亡,部队只好开炮。一连几声炮响,摧毁了对方工事,对方溃不成军,爬上卡车往抚州逃窜。
7时15分,6011部队到达杨子桥,遇见抚州军分区独立营十几名战士。在6011部队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他们明白了夏绍林“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真相以后,立即放下武器反戈一击,带领6011部队进军抚州。
唱凯失守以后,抚州城内一片混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铁和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率先撤走,一百多辆汽车塞满大街小巷,保守派争先恐后挤上车,纷纷向资溪、黎川、南城逃去。逃走之前,他们枪杀了70余名造反派红卫兵。
9时30分,6011部队到达抚州城外解放桥附近。这里由夏绍林亲自调派的608独立营,已经于24日晚上到达布防,以阻击6011部队。桥头有两个暗堡,对岸水塔塔顶有两挺机枪。由于红四连损失较大,团首长把他们调下来作为第二梯队,把六连调上来作为尖刀连。六连指战员隐藏在公路两侧和田塍上,向对方展开政治攻势,对方却报以猛烈的火力,打得公路上尘土飞扬,当即打死一名战士。六连侦察班摸到解放桥下,掏出信号枪朝天放了一枪,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接着“轰”的一声炮响,桥头暗堡被炸掉了。六连指战员瞬间跃起占领了解放桥头,但是对岸水塔塔顶机枪又响了起来,封锁了桥面。前线指挥员请示杨栋梁司令员是否用炮轰击。杨以水塔关系全城用水为由不同意炮轰,命令指挥员组织特等射手射击。六连有百分之六十是特等射手,连长杨孝忠把特等射手召集起来,一起向水塔上瞄准,一排子弹打去,水塔上的机枪哑了。十几分钟后一直没有动静,派人侦察发现对方已经逃跑。于是,以六连为先锋,红卫兵、造反派一队队冲进抚州城。
10时左右,奉命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等文件的军机,在抚州上空被击穿机尾,打了两个洞。
红四连与六连兵分两路向街中心急进。红四连包围了军分区,六连包围了地委。战士们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至1967年8月25日上午10点半控制了这两个重要地点。
冲进抚州城的红卫兵造反派,在抚州造反派的带领下到处搜捕保守派头头。其中抚州镇武装部部长武生云被人认出,有人说就是他刚刚还在水塔上用机枪扫射6011部队,打死六连战士,当即被南昌六中许多红卫兵团团包围,混乱中有人向他开了枪,外围的红卫兵纷纷将枪伸进来向他开火,武生云在乱枪中身亡。若干年后,南昌六中一个红卫兵负责人还因此被判了死刑。
下午4时许,6011后续部队进入抚州城,抚州城内战斗基本结束。8月26日,集结于温圳一带的保守派被造反派两面夹击,被俘800余人,大炮、轻重机枪、步枪900余件被缴械。同时,逃到外地的王铁与夏绍林,分别被造反派与解放军抓获。
8月27日,抚州军分区革命造反派“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兵团”主持大会,在军分区批斗夏绍林。会上揭发了大量材料,证明夏就是这场“军事叛乱”的策划者、指挥者。
8月28日,在抚州的江西省造反派召开祝捷大会,庆祝平息“八二四抚州叛乱”,悼唁在平息叛乱中牺牲的88名造反派和5名部队指战员,慰问身负重伤的176名造反派、人民群众以及52名6011指战员。

三、不同时代的处理结论

当年《人民日报》曾为抚州发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更正”。
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统一按中央的精神掀起了批判“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示威活动,《人民日报》7月30日第2版发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代理人陷入全国声讨的汪洋大海》,报道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头头,已经陷入了全国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其中提到各地情况时说到:“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这几天正继续在全国许多中小城市、县城集镇和广大农村扩展。在黑龙江省的森林城市伊春以及北安、海伦、巴彦,在山西省的雁北、忻县、晋中、晋东南和晋南,在江西省的赣州、景德镇、吉安、九江、抚州和东乡,在西南边疆云南的楚雄、思茅、保山、丽江、文山、玉溪、西双版纳等地,都发出了愤怒声讨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强大声音。”
然而,在次日即7月31日的《人民日报》第5版上却发出了一个破天荒的《更正》:“本社二十九日播发的《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武汉代理人陷入全国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一稿(见三十日本报第二版),其中倒数第二段中‘抚州’二字删去。”
显然,“无产阶级司令部”那时已经认定抚州地区“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因此不能在有关亿万军民声讨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道中出现“抚州”这个地名。
1967年8月12日出版的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报》第十一期刊登了7月18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称: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新华社江西分社和记者站南昌记者组的记者以及通讯员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及时地向中央提供了南昌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六月二十九日晨,记者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总社注:《红旗》驻江西记者,下同)等同志,有的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武斗现场采访,有的废寝忘食,认真研究,整理材料,及时、准确地报道了南昌军分区大发枪弹给保守派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由于他们想革命派之所想,急革命派之所急,做革命派之所需,同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报道对中央了解和处理江西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根据戚本禹同志的建议,总支委员会研究,决定给予刘光辉、赵永安、李醒民、詹文良、孙璞方等五名同志通报表扬,以资鼓励。

该报头版还配发了新华社《新华公社》赴赣通讯员采写的相关通讯《战地黄花》,写到了新华社记者、《红旗》杂志记者在江西冒着危险采访南昌郊区莲塘地区“六二九”事件的经过,通讯最后说:“目前江西风云还没有消散,保守势力仍然在频繁地活动……”
抚州“八二四”事件发生后,1967年9月17日,毛泽东视察来到南昌,在专列上接见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人。程世清汇报抚州问题时,毛说抚州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毛如数家珍般点了这九个县的名字:临川、金溪、资溪、南丰、南城、黎川、宜黄、崇仁、乐安,并说从这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程回答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毛泽东问你们定了没有?程回答定了。毛泽东说:嗯,实际上是叛乱,是典型之一,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和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们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当汇报到吴瑞山封锁毛泽东的批示时,毛点点头,笑了笑。接着汇报抚州军分区政委王景义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若干问题决定下发后,知道主席说话了,知道自己错了,在8月24日夏绍林开会确定打不打的时候,王景义不同意打,所以要保护王景义。毛说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1968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长篇报道《井冈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记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大好形势》,其中说: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井冈山儿女更是赤胆红心,紧跟毛主席寸步不离。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句句照办。即使是那些暂时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蒙蔽的群众,只要毛主席的指示和他们一见面,他们也是立即照办,坚决照办。去年八月份,当抚州地区的走资派蒙蔽和挑动一部分群众围攻革命派时,受蒙蔽群众中的一个头头看到党中央的有关决定后,马上说:“毛主席说话了,我错了。”他主动向革命派作了检查。
去年九月间,正当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关键性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江西视察,在这里发出了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照耀着江西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井冈山儿女听了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奔走相告,竞相学习,坚决执行。

这个报道中所说的“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指的就是毛泽东在专列上对程世清、杨栋梁等人的讲话。当年《人民日报》上的这类报道,人们都知道传达的是“毛主席的声音”。
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在抚州事件发生后组成省地县联合调查团,于1967年12月形成《抚州8•24反革命叛乱事件调查报告》附件部分,1968年8月形成专题报告,调查前后历时一年。当时所做的结论是:抚州8•24事件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对抗中央和支左部队的反革命叛乱。
抚州军分区司令员夏绍林当时被作为“叛乱首领”关押审查。1971年林彪事件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主任程世清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关押审查,相应的夏绍林得到解脱,恢复自由,1975年夏离职休息,1979年,夏绍林被任命为江西省军区顾问。
1979年1月20日江西省委、省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对所谓“抚州八•二四军事叛乱”平反的决定》,指出“抚州八•二四军事叛乱”是一个假案、冤案;省党、政、军与此有关的错误文件,一律撤销;对在党的报刊上被点名批判,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整理的材料全部销毁。
但是,并没有公布足以推翻1967年、1968年调查报告结论的翔实证据,更不可能正面推翻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的处理意见。江拖武装连驻守梁家渡时,并没有向对方武装发起攻击,而是在遭受对方攻击时自卫反击。因为是执行中央与省两级政府的命令,因此为保卫梁家渡大桥而牺牲的江拖人员被江西省革筹命名为烈士。结果,也被后来的省委、省军区一笔勾销,说成是武斗而死。
当年曾因“军事叛乱”遭到批斗关押的抚州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王铁后来得到“解放”,1972年10月任江西省革委会政治部党委副书记。1975年10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1979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1980年5月任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1月至1985年6月任中共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改革开放以后,官方的《当代江西五十年》中对有关抚州“八二四”事件的记载是:

(1967年)8月24日 “大联筹”和抚州群众组织32111纵队发生武斗。程世清以平定抚州党内、军内走资派“军事叛乱”为由,调动6011部队进攻抚州,并动用大炮轰击32111纵队阵地,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死亡65人。

(1979年)1月20日 省委、省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对所谓“抚州八二四军事叛乱”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所谓“抚州八二四军事叛乱”,是一个假案、冤案;省党政军与此有关的错误文件,一律撤销。


四、事后的一些回忆

环球网2013年2月22日发表《文革何事遭毛泽东周恩来定性“军事叛乱”?》一文,其中说:

(1967年)8月23日,抚州发生了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这一事件以后被毛泽东、周恩来定性为“军事叛乱”。当时,程世清等人派26军76师部分部队组成“支左”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抚州,目的是收缴被抢去的枪支弹药。
谁知抚州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拒绝“支左”部队进入抚州,竟指挥军分区部分军人和基干民兵武装伏击了“支左”部队,当场打死5人,打伤57人。在程世清的命令下,“支左”部队表现出来极大的克制,没有反击。程世清请示周恩来后,又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的传单,抚州军分区的军人竟向飞机开火,居然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

《天涯》杂志1999年第一期发表汝其《支左日记》。汝其是随程世清调入江西的支左军人,时任江西省革筹小组秘书组成员,《支左日记》记载:

(1967年8月26日)抚州地区对抗中央的决定,当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军分区负责人夏绍林指挥部队和民兵进行伏击。派飞机去散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他们打飞机,将飞机的机身打了两个洞。中央(周总理)定性,这是“军事叛乱”。他们的势力还不小呢,控制了临川、金溪、资溪、南城、南丰、黎川、宜黄、崇仁、乐安等九个县。
  谁说中国没有内战?

(1967年10月7日)喇叭里反复播放“特大喜讯”,毛主席表扬江西的工作搞得好。到外面一看,到处刷上了大标语,还散发传单:“特大喜讯:吴法宪同志给省革筹小组来电: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五个省和一个市回到北京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传达江西问题时,说江西搞得很好,应该表扬。吴法宪同志向省革筹小组表示热烈祝贺!”
  各种小报都刊登了九月十七日毛主席接见江西省革筹小组成员时的谈话纪要。
  毛主席对抚州地区的军事叛乱很关心。并询问了支左部队的伤亡数字(牺牲五人,受伤五十七人,挨打的有四五百人)。

(本篇的几位作者均为原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是原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或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领导成员,也是当年有关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我们在写作中采访了当年周恩来处理江西问题时接见的对立双方当事人,采访了“八二四”事件亲历者,查阅了1967年江西省大中学红卫兵司令部机关报《火线战报》及江西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整理的《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65.9—1967.8)等资料及官方报刊资料与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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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六八期
帖子发表于 : 周二 2月 02, 2021 8: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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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悔我旧作

汪澍白

《昨天》编者按:本篇原载作者自印书《毛泽东的来踪去迹》(2005年),所谓“旧作”指的是作者发表于1999年第12期《同舟共进》杂志上的《滴水洞中的忧虑——试析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一文。三年多过后,作者对他曾经当成历史文献的那封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有了新的看法,从新的角度对此信作了另外的分析。
作者简介:汪澍白(1922~ 2013),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省文委办公室主任,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湘潭大学教授、副校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完成两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一项国家教委文科重点课题。出版著作十余部,曾获中国图书荣誉奖。著有《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探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传统下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毛泽东早年心路历程》、《毛泽东与中国文化》、《毛泽东传》等书。

批林整风中公布的《给江青的信》是毛泽东晚年极为重要而又相当费解的一项文献资料。 我不揣冒味,撰写了《滴水洞中的忧虑》一文,试图对此信进行解读,发表于《同舟共进》1999年12月号上。
最近拟将自已历年研读毛著的读书笔记编为一册,在审阅此文时,又对“文革”前后毛林关系由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的戏剧性演变作了较为细密的历史考察与心理分析,鉴认此信不可能是“文革”初期,而只能是“9•13事件”以后的作品。拙作《滴水洞中的忧虑》虽不是有意欺哄世人,但却难逃误导读者之过。往日看到有人对自己早岁不成熟的作品感到难以为情,说过“悔其少作”的话,联想到我写这篇东西已届耄耋之年,只好说是“悔我旧作”吧。但此文既已公开发表,单单私下里“悔”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改”的行动。为此,谨将我现在的考核与鉴识一一坦诚写出,以求挽回它在读者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

1971年的“9•13事件”正像一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一样,把沉酣在造神运动中的亿万人民从迷梦中震醒。那位高举“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呼唤“三忠于”“四无限”的亲密战友与接班人一下子现出了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毛泽东经常告诫我们要注意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为什么他自己竟识不破林彪的奸险呢?《给江青的信》表明了毛泽东早在发动“文革”时就对林彪的《五• 一八讲话》有两点疑虑,所以在批林整风时郑重发出,并被指定为整风学习的主要文件,意在发挥释疑解惑的作用。
不过, 最先提出政变问题的还是毛泽东自己。远的不说,1965年底,他同许世友、谭启龙等人谈话时,就曾提出过: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们怎么办?还说,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界,党、政、军中也会出,主要是党、政、军,这是最危险的。由于他感到彭真主政下的北京城不安全,便离京南下,有半年多时间没有回来。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名义上的主持人是刘少奇,会议通过的主要文件却是毛泽东在南方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毛并在《通知》中增写了至为重要的关于提防反革命夺权的一段话: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期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人们读到这段话时,都难免会有心惊眼跳、毛骨悚然的感觉。
《五一六通知》通过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他说:“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接着缕举了古今中外各式政变的大量史实。然后,就把重点转移到“文革”的首批斗争对象——彭、罗、陆、杨的身上来。
彭真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抵制了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个战役首先就是要打倒彭真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把关大将。
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林彪看成是垄断军权的主要障碍。将他列为打倒对象,是林彪同毛泽东私下达成的一笔政治交易。
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说中宣部是阎王殿,并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陆定一自难幸免于难。但林彪切齿痛恨陆,却是因为陆夫人严慰冰发现林彪与叶群虐待前妻之女林晓霖而写匿名信去抨击了林、叶的恶行。
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问题,一则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对毛的谈话进行录音,被认为是搞秘密窃听;二则是准许编写人民解放军史和战史的工作人员査阅了一些历史档案,被认为“泄露党的机密”。
四个人被指控的问题各各不同,但林彪却说:“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 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按理说,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文官武将各不相谋,更不能说是在一起策划政变。问题是毛林早已就此达成密约,故林彪敢于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罗织为反革命政变集团。这也就为稍后“炮打司令部”扫清了道路。
《给江青的信》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 我总觉不安。”从中外历史上来看,像林彪那样讲政变问题的,的确找不到。但从当代“变革”来看,《五一六通知》已经十分尖锐地提出了要高度警惕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取政权的严重危机,《五•一八讲话》,正是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为政变论提供大量历史的与现实的依据。在蛊惑人心、制造恐怖气氛这一点上,《讲话》与《通知》,可以说是一板同腔,配合得极好的。
同年8月11日,毛泽东下令将林彪的讲话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9月2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发了林彪的讲话。经毛泽东审阅过的批语写道: “林彪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林彪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 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
将《五•一六通知》《五•一八讲话》与中共中央下发《五•一 八讲话》的按语联系起来研读,就会觉得,三者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正常的人读这些文件,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会感到,他们未免把政变问题渲染得过于阴森恐怖了。但始作俑者,难道不正是毛泽东吗?林彪不过是参与密谋策划并在讲话中作过一番尽情发挥罢了。他俩之中,看不出有谁是被“逼上梁山”的。

(二)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把伙同林彪宣扬天才论和个人崇拜说成是被迫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 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继而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前夕的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也发出过反对喊“万岁”和唱《东方红》的言论。毛泽东那时就从这位元帅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但当时隐忍未发。1957年反右以后,他确立了“一言堂”的地位。1958年3月,便在成都会议上发表了“个人崇拜有两种”的讲话,明白无误地宣示有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在同年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名还在长期养病的林彪担任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副主席。这种安排,自寓有戒备不虞、绸缪未雨的深意。
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罢黜了彭德怀,林彪立即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与接替国防部长的职务。在9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向全军发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号召。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首倡“顶峰论”。他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同时,又提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30字方针。自此以后, 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便在全军热烈展开。
1961年5月,林彪指示《解放军报》每日在报头用大号字刊登毛的语录。他还揣摩毛泽东把政治挂帅摆在首位的思想,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又将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三句话和八个字拼凑成所谓“三八作风”,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泽东对林彪的吹捧也及时作出了回应。1963年11月16 日在一封信中写道:“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 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军队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论化,也更加具体化了。”1964年又在一次接见活动中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从前也未想到四个第一,这是他的创造。谁说我们中国没有发明创造? 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明。”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样就把军队政治工作与活学活用的一套东西推向了全国。个人崇拜的温度,正是在两人一唱一和中节节向上攀升的。
1966年5月,毛泽东之所以敢于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悍然发动“文革”,靠的是两条:一条是依靠军队作后盾,另一条是依靠为个人崇拜所蛊惑的广大群众的盲目支持。林彪为这两个条件的形成立下了首功。故此,同年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便将林彪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的第六位擢升到第二位,成为权倾一时的副统帅。经过毛泽东审定修改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一字不改地全文抄录了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对毛泽东所作的极高评价:“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 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公报还全文照录了林彪发明的“活学活用”30字经,即:“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难道在识破了林彪的谄诈之后,继续在红头文件中连篇累牍地写上这些,也都如《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是被“迫上梁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的谈话,说发动“文革”时,“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但到1969年九大前后,林彪羽翼已成,野心开始暴露,毛泽东便对这位野心家和他诸如“四个伟大”之类的谀词感到讨嫌。拙文中“疑虑林彪”一节,倘或借以揭示九大前后毛泽东的矛盾心情是完全合适的,但用它来状写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思绪,则不免是很大的误解。韩非子在《说难》中讲了一个卫君对弥子瑕先亲后疏的故事,并指出:“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1966年之与1971年,彼一时,此一时也,不能相提并论。

(三)

除此之外,《给江青的信》中的某些提法同发动“文革”时的工作部署也是不合节拍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两段话反复强调“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显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萌发的新构想。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对“文革”并没有作长期打算,他估计有半年多时间,到春节就可以结束运动。但后来运动发展失控,时间表便一再延长。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就大约是一年左右吧。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说:“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这就延长到两年左右了。但到1968年10月13日,他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到底。什么叫底呀? 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9年4月召开了九大,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被摧毁, 各级党的组织开始重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入筹备阶段。人们期盼“文革”至此结束,但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却说:“这个革命有些事还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譬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进行革命。”这段话似有两层含意。第一,经过三年动乱,“文革”已取得基本胜利,但诸如斗、批、改之类的扫尾工作,还得继续做好。第二,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发动一场“文革”那样的夺权斗争。斗争对象是谁呢?他没有说,但日后揭露出来的事实表明,他那时就已对林彪深怀疑虑了。拙作《滴水洞中的忧虑》曾论及此事,现摘抄于后:

九大开幕时,有一个小插曲是耐人寻味的。大会按程序要先通过主席团名单, 并推选大会主席。此时毛泽东突然提议:“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十分惊慌地站起来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连连摆手说:“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举手。”全场立即一齐举手。至此,毛泽东同意当大会主席,并提议林彪当副主席。毛泽东为什么要作此令人惊诧的临时动议呢? 除了对林彪进行心理测试以外,很难作出别的解释。

如果只是用这个插曲来说明九大时毛泽东对林彪已疑云重重,那还是合情合理的。 问题是我拿它来为批林整风时发表的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作论证,就大为不妥了。
本文第二节已经指出,1959年批彭反右倾以后,毛泽东与林彪通过宣扬个人崇拜开始结成神圣同盟。1966年发动“文革”时,从炮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到《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五•一八讲话》相继出笼,这些都是毛林蜜月共处时的产物。但此后通过所谓全面夺权与“三支两军”,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几乎都成了变相的军管会。到九大时,不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样的话公然载入党章,而且他手下的黄、吴、叶、李、邱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权势膨胀到了震主的程度。这时毛泽东同林彪谈话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毛泽东属意于张春桥,林彪没有明确表态。他一则是怕自己多病之身还拖不到合法接班时,另一则是心里还藏着一个传子立嫡的算盘,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心事,却也瞒不过毛泽东的眼力。九届一中全会上毛说“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果然,两年多后,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到1972年5月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给江青的信》又作为主要文件印发。如果我们把“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作为“过若干年后,也许又要进行革命”的逻辑延伸与具体发展,就很好理解了。

(四)

《给江青的信》公布以后,就有人提出了一些疑点。
疑点之一,《毛泽东书信选集》里,鲜见有写得很长的信。特别是建国以后,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书信就同“打电报”那样十分简短。像这样近两千字的长信, 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但不妨设想,毛泽东在滴水洞中对“文革”的部署深思熟虑达11天之久,打破惯例向夫人写一封倾诉衷肠的长信,也是可能的。
疑点之二,1966年发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在中央领导层中任职。这封信,同江青议论党内的重大与机密问题,很不正常。但应该看到,中共中央的政治生活早就已经极不正常了,特别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制定“二十三条”时,毛刘分歧已半公开化,此后,毛泽东便不再同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私下指使江青进行隐蔽的斗争。先是派江青去上海组织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出了开展“文革”的信号。1966年初又让江青与林彪相勾结,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就把江青正式推上了政治舞台。到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规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5月28日,中央又正式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这以后,“文革”小组实际上夺取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文革”的权力。因此,毛泽东写信同她议论党的重大与机密问题便完全不足为怪了。
疑点之三,这封信没有保留毛的原件手迹,只有一份抄件。据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解释,此信草成后,带到武汉改定,并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周恩来征得毛的同意后将有关内容转告林彪,林彪感到不安而有悔改的表示。于是,毛泽东便下令将原件烧毁。
我觉得这个解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对揄扬个人崇拜与防止反革命政变,毛泽东与林彪互唱互和,一向配合得很好。万一发现有不合节拍的地方,按理毛应向林本人提出坦率与诚恳的意见。如若像《给江青的信》那样在夫妻通信中作背后批评,毛泽东决不会同意由第三者转告林彪而滋生嫌隙。退一步设想,林彪如若从周恩来处得知毛泽东的不满而有所悔悟,那他就会在行动上立即有所收敛。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从此时直到九大召开,正是将揄扬个人崇拜与示教礼仪相结合,发展为造神运动的全盛时期。
不论信中的话是否转告过林彪,也不论林彪对此有何反应,毛泽东都不必也不会下令烧毀原件。何况信中还说:“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既然预料将来可能公开发表此信,那就肯定要有保留原件这个前提。如果原件毁灭了,抄件何能作为凭据?
拉杂写来,已盈数纸。虽然我始终觉得这封信酷像毛泽东的神气和口吻,但估算属稿时间却应是在“9•13事件”发生之后和批林整风开始之时。那时毛公曾因忧戚攻心而大病一场,可能也难以握管操觚,只好由他口授心传,旁人援笔记录而成此信。
明知《滴水洞中的忧虑》误导了读者,不敢不对旧作有所订正,但我的重新鉴识也未必确当,尚望方家不吝予以指正。

2003年2月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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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对一个讲座的补充发言

李海文

在一个微信群里听了张一哲教授的文革史讲座第13讲《欲罢难休》。有些感想,在群里讨论时作了语音发言,现整理成文。
已经过了50多年,当我们回顾文革历史的时候,就不应只是就事论事,不光廓清事实,只看到其中的头面人物,包括领袖和群众组织头头,只涉及他们的言行,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更深入分析他们的言行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对国家的进步,对经济建设,是推动前进还是倒退,是起到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
另外我想补充几个历史事实:

一、关于杨小凯1968年1月所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

我同意讨论中一些群友对于杨曦光(杨小凯)所写的传单《中国向何处去》的看法。当年的杨小凯,除了受到毛泽东等人著作影响外,也受到了南斯拉夫德热拉斯《新阶级》的影响。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在文革前就已经印成了灰皮书在干部中流传,流传是有级别限定的,只要够这个级别,不仅是北京的干部,也包括外地的干部都可以看到,许多干部子女也能看到。
在杨小凯的回忆中,或者在介绍杨小凯的文章中,可能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介绍他母亲的内容。为什么我要提到他的母亲呢?湖南省一位负责人跟我讲过:杨小凯的母亲原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过,她向杨小凯讲了很多周恩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战争年代是犯过错误的,在1945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点名,但是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其中所批评的“经验主义”,是指周恩来等老同志。决议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63页)
群内有人说小凯的母亲叫陈素,是抗战初期的干部,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小凯的父亲杨第甫曾任湖南省统战部长、秘书长,是省里重要领导。地位和职务都在陈素之上。据我对那一代的干部的了解:如果陈素将周恩来历史上的错误讲给儿子听,应该是在家里,这些话首先是跟丈夫讲,然后才会跟儿子讲。她给儿子讲周恩来的事情是不是反周?在当时出现反周恩来的高潮,长沙出现给周恩来贴大字报。她这种行动就是火上浇油,就是反周。
有人说小凯的父亲杨第甫不同意小凯的大字报,他这个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是在毛泽东主席批“省无联”之前,还是批“省无联”之后?是他被隔离前还是被隔离后呢?如果隔离前说的,他为自己和家庭留有余地。如果是隔离后说的,这种做法是自保。如果他承认同意小凯的大字报,肯定会受到更加严厉的惩罚。这个家庭如果散了,小凯出狱后,连栖身之地都没有,上大学、考研究生就更加困难,遑论出国留学做学问了。这是我的分析,希望能有了解内情的人谈谈当时的情况。
据查:1967年10月11日从“湘江风雷”内部分裂出来一个“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组织,简称“省无联”。这是由湖南多个炮轰周恩来的小组织组成的,是极左派。10月中央通知湖南省革委会筹备组的同志到北京去汇报。24日毛泽东委托林彪等接见黎原等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参加。林彪指出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省革筹回来就在全省内批判极左,抓了二三十个人, “省无联”基本垮了。江青又说抓人抓得多了,抓的人范围宽了。1968年1月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小凯)综合了大家的看法写了一份传单《中国向何处去?》。湖南省革筹小组负责人告诉我:省革筹小组很快得到传单,报中央。毛泽东对《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表了态,批评、否定这篇文章。很快杨曦光被逮捕,“省无联”垮台了。
但是据杨小凯本人回忆,那是1967年末他独立完成的文章,1968年初他下乡调查前,已经写出此文。杨并未说明此文是“综合”大家看法写的。
小凯可能写之前没有对别人说,或者没有和别人讨论具体如何写,是他独自完成的。据我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如果没有1967年5月开始出现关于周恩来的大字报,这年夏天全国形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局势,湖南掀起反周恩来的高潮,当时大字报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如果没有这个历史背景,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另外,他这样说也表现了他有一人做事一人担的勇气。正因为此,他不抱怨,不气馁,敢于直面人生,坚持学习、思索。一旦机会来临,就能抓住机会,做出成绩。
1967年“七二○”事件后,我随着北大的同学到湖南长沙,看到了街上有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是长沙一中的人写的。我和另外两个女同学一起到了长沙一中,想去了解情况,说服他们不要反周恩来。刚进校门,见操场停一辆卡车,发动机突突地响着,有个人站在车边向教学楼大喊:“××地发生武斗了!”话音未落,从楼里跑出十几学生,跳上车,不等他们站稳,汽车已冲出校门。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瞬间汽车就没有影了。我望着汽车卷起的尘土,心想:前面等他们的是什么呢?他们还能回来吗?
教室楼灯火通明,人影绰绰,我们没有敢进楼,在一个类似车棚的地方碰到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从年龄看像是高中生。他没有像那些学生上车去参加武斗,应该说是比较有理性的。我们和他谈了一个多钟头,谈到周恩来历史上犯错误的问题。从他的表情看,他对这些全都知道。我一再地讲,即便周恩来犯过这些错误,你们也不应该贴大字报反对他。因为我内心认为:如果周恩来再倒了,我们国家就很危险了。我没有问他的名字,因为我要是问他的名字的话,他也会问我们的名字。另外一问名字,谈话就不那么随意了。他如果不是杨小凯,那就证明一中很多人都是认为应该反周的。在我们谈话时,他笑而不答,不予驳斥。从表情看,他非常清楚周恩来的历史问题。他的行动完全可以理解,他不会接受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三个女大学生的话。因为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认为他知道的比我们讲的更多、更清楚。他当然更相信陈素这样老干部的话。
那时周恩来还没有被打倒,不是算历史账的时候。他们对文革中周恩来的表现很不满意,所以他们的大字报写的都是文革中的事情,而没有涉及历史。
他们为什么敢反周恩来呢?因为社会上有反周恩来的思潮,在文革中有几次反周恩来的高潮,1967年5月以来,一直到夏天就是其中一次。文革中一直有人反周恩来,张教授讲座中提到的伍豪启事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他将此事的过程讲的很清楚,我不必多述。
反周,对一般群众来说是跟着瞎说,核心人物是知道底细的,知道中央有人对周恩来不满,1966年底就有“新文革与旧政府矛盾”之说。文化大革命中不少老干部有投机心理。杨的父母被抓,陈素后来自杀,是文革中一般意义上的老干部受迫害,还是与儿子反周有关,我不了解,希望能有了解内情的人谈谈当时的情况。
陈素后来平反了,因为反周并不是反革命。平反,不等于她没有反过周恩来,没有将历史上周恩来的一些事情讲给儿子听。陈素向儿子讲周恩来的错误就是为反周提供例证。如果没有此事,为什么杨小凯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少提及母亲?至于杨小凯在狱中及父母在隔离时是如何交代的,我没有看过材料。
杨小凯及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我们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研究,总结经验,而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一点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讲到怎样总结我们党的教训的时候,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选3卷938页)

二、关于1967年夏“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

张教授讲到了1967年学生组织“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和中南海内部工作人员斗争刘少奇的情况。这是中央文革发动的。他在讲座中讲到了:“在揪刘火线的高潮时期,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对刘少奇进行了面对面的批斗。7月14日,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并且对他进行了围斗。7月17日晚,经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商议后,戚本禹在18日凌晨1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一个‘批斗刘、邓、陶的战斗指挥部’,并且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7月18日晚上,中南海里召开了300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刘低头弯腰罚站挨斗了两个多小时。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了家,会后刘少奇、王光美被分别隔离监护,从此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但在讲1967年“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的时候,没有提到戚本禹的作用,不知为什么。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是否应该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就在戚本禹布置围攻中南海之时,斗争之风越演越烈,7月19日,北航的韩爱晶组织批斗彭德怀,对彭德怀拳打脚踢,打折了两根肋骨。傅崇碧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即不准搞喷气式(低头弯腰,两臂拧向身后)、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万人以上的万人大会。韩爱晶马上给中央文革打电话,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见《彭德怀传》第7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与戚本禹在文革中一贯在群众组织中煽风点火是一致的。不是偶然为之。戚本禹出狱后,有人采访他,谈到王关戚反军乱军,他答:你们不知道,他们(指那些红卫兵造反派)是枭将,不听话。把责任推给“小将”。
围攻中南海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历史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个事件,而是要放在整个历史过程,前后联系起来,全面地研究。这样才能讲清楚这个事件在文革中的作用,给予恰当的定位。
“揪刘火线”包围中南海的时候,周恩来除7月14日至18日在武汉,20日再飞武汉,22日回京,去安排毛泽东到武汉,紧急处理武汉事件外,一直坚持住在中南海。特别是武汉“七二○”事件后,造反派想冲进中南海,但是为什么没敢冲呢?就是因为周恩来坚持一直住在中南海。周恩来的住所西花厅就在中南海的西北角,造反派把高音喇叭架到了墙头上,对准周恩来的办公室、住所,广播昼夜不停,周恩来不得休息。当时很多人都劝周恩来离开。周恩来坚决不离开。如果周恩来离开,造反派和学生就可能会冲进中南海,会有更多的人犯更大错误。而不仅是在清算“五一六”时受到牵连,还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从这点来讲,周恩来在自己被贴大字报的情况下,不仅防止出现更大的动乱,维护了国家的稳定,而且保护了这批青年学生。

三、关于打倒杨余傅问题

1. 打倒杨成武与林彪给江青提工资表示感谢

林彪为什么打倒杨成武?杨成武放出来后,写回忆录说是林彪曾让他给叶群作证。杨成武说,当时我跟叶群没有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不能为她作证。由此得罪了林彪。
我认为以下的事实更为重要:1967年7月,杨成武随毛泽东南巡。8月26日,毛泽东就处理王、关、戚问题对杨成武说: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指王力、关锋)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随后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参见《周恩来年谱》第1194页)。
据说,1968年3月叶群连续找江青谈了三天,然后江青去找了毛泽东主席。22日开大会处理杨余傅的问题。为此,林彪给江青提了工资,由9级提到5级。我问过江青的秘书杨银禄:什么时候林彪给江青提的工资?他说是林彪为了感谢江青帮助他打倒杨成武,提起来的。他并说:江青不买林彪的账,江青不去领工资。
江青为什么不去领这个工资?我分析:
第一,林彪只给她提到了5级,而不是4级、3级、2级更不是1级。5级是什么概念呢?5级是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正部长、上将级别。(按1956年制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省长、副省长跨5-9级;国务院正、副部长跨4-8级,第一级是4级,较省长的第一级5级高一级;总理、副总理跨1-3级。)江青已经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掌握中央文革小组实际的权力,组长陈伯达都要听她的。1966年夏天,中央已经发了文件,陈伯达不在的时候,由江青来负责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夏秋,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但是在林彪的眼里,你江青顶多就是一个省委书记或者是上将的职务,连副总理都不如。江青哪能满意?江青是要当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的。
第二,我认为江青跟林彪有一些矛盾,所以她不想领林彪的情,不想落下把柄给林彪。
这是我的分析,相关分析材料迄今没看到。
后来,江青又提出自己的级别低的问题,这次林彪没有再为她解决,推给周总理。周总理将事情拖下来,江青没有得逞。
关于张教授讲到杨成武的女儿杨易死之事。杨易被害死,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事。她政治斗争经验不足,还没有出来就写揭发材料。有人说她被害和河南军区的一个负责人有关。

2. 打倒傅崇碧与反周恩来有关。江青批示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是贼喊捉贼。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没有说到的一件事

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副总长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在京各大单位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林彪在讲话中宣布说,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以及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逮捕余立金,撤消傅崇碧的职务。(见《周恩来年谱》下卷225-226页)
我分析,林彪因江青出面帮助做工作同意打倒杨成武,所以林也要支持江青打倒傅崇碧。因为卫戍区执行周的指示保护了不少人,江青对此很不满。傅崇碧后来写了文章《大树参天护英华》,说明他如何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保卫干部的情况。
正因为涉及周恩来,中央对傅崇碧的处理与杨成武不同。周恩来尽量保护傅崇碧。1968年3月22日,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林彪宣布傅崇碧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而后被关起来。这与杨成武被送到武汉、河南洛阳关起来不同。(杨关的一个地方曾是蒋介石在洛阳的住地)。
22日散会后,周恩来劝傅崇碧写几字给家里。傅崇碧回忆:然后,“周总理和谢富治把我从小会议厅送到大厅时,周总理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身体不好,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工作有的是,不要着急。要经得起考验。’周总理又向陈锡联同志讲,他的身体不好,到东北后要照顾他。他什么东西都没带,需要的东西你给他解决。”(《傅崇碧回忆录》第22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74年7 月,经毛泽东批准,为杨余傅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154页)杨成武、余立金在1974年8月1日之前就放出来了。而傅崇碧是在毛泽东又问了几次之后,才于9月份放出来。
2003年我访问曾任总政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刘志坚,他说:1974年9月他刚放出来,结束隔离审查,30日晚,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和总政主任肖华、傅崇碧被安排在人大会堂一楼的电梯口等着。周总理走过来后,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一起坐电梯到二楼某厅政治局的休息室。周恩来利用短暂的时间和他们说了几句话。因为进了休息厅“四人帮”也在,有些话就不便讲了。这三个同志对周总理的安排和谈话心领神会。
从以上事实可以证明主要是江青要打倒傅崇碧。
江青批示要查鲁迅手稿的下落,是贼喊捉贼。她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当然知道手稿是戚本禹拿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去了。此时,戚本禹已经于1968年1月12日被隔离审查,春节(1月30日)过后关到秦城监狱。
2月,当她在钓鱼台见到前来汇报的傅崇碧时,十分紧张,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可见,戚本禹被抓后,江青如惊弓之鸟。(《傅崇碧回忆录》第21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
江青找茬陷害傅崇碧。首先,可以借此打倒傅崇碧。其二,从此没有人敢再查此事。如果再查下去,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干的那些坏事就会暴露,会涉及到江青。她这样做既保护自己,也保护戚本禹。
戚本禹是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因为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级别低,没有顾忌,经常在会下直接和群众组织接触,出面干了许多坏事。
如:煤炭部部长张霖之1966年12月19日被非法关在矿业学院,受到造反派的审讯。仅过5天,12月24日,戚本禹来到矿业学院,鼓动学生:“矿院红卫兵打倒党内走资派的斗争,震动了全世界!……全世界非常注意矿院红卫兵的斗争!”“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是煤炭工业部的头号敌人。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我们的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第二天,25日,矿业学院学生用“喷气式”的方式斗争张霖之3个多小时。27日戚本禹和关锋在人大会堂接见煤炭部的造反派继续鼓动批斗张霖之。28日,张霖之被煤炭部的造反派揪斗。在批斗大会上,竟被一脚踢翻在地,一人上来就在他的脖后猛插一大木牌,直扎得他鲜血涌出,顺着脖子往下淌。随即,造反派又扒下他浸透鲜血的棉衣,逼迫他强支伤体,站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院子里挨冻。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霖之几乎天天都遭受这样的摧残,1月22日,带着满身伤痕,含冤死去。
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周家鼎接的电话,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悲愤地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一方面要公安部报告张霖之的尸体解剖结果。当时尸体检验报告:全身紫肿,仅条状伤口和伤痕就达三十多处。另一方面,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其他部委的领导人,以开生产会议为名,找各个部部长到中南海住在工字楼里休息。2月2日凌晨,赵尔陆因被关在没有暖气的办公室里死亡,周恩来又规定批斗部长必须有国务院的批准,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而这些措施在反“二月逆流”时,又受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住在工字楼的部长们知道后,说:我们不能牵连总理。我们走。(采访康世恩、钟子云)
周恩来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也承认是江青派他去矿业学院,但仍然为自己辩解,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其实,早在1966年夏,戚本禹就和煤炭部的造反派有来往。当时一位姓萧的司局长写告状信诬陷张霖之。戚本禹对煤炭部的造反派头头吴某(女)说:“萧是9级干部,有斗争经验,可以把他吸收到你们组织中来,给你们出主意。”而江青不能这样随便,多是在中央公开接见群众组织时乱点名。1966年12月14日江青点了张霖之的名字后,张才被关押在矿业学院,但是并没有武斗、动刑。然后江青派戚本禹去煽风点火,直接造成张霖之的死亡。戚本禹被关后令江青心惊肉跳,一方面赶快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与林彪修好,支持林彪打倒杨成武。
1969年10月中旬,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七人的专案小组。(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70页)戚本禹在临死前出的回忆录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毛泽东抓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只是不愿意说罢了。
江青找茬陷害傅崇碧,既保护自己,也保护戚本禹。这是我的推论。我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推论?我曾采访过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他告诉我,他因为派人看了曾山的档案,1968年3月以“窃取国家机密”为由被捕,狱号是6845(表明是1968年第45个被抓的)。严佑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碰曾山。严佑民坐牢后,专案组提审时,也从未问过此事。
戚本禹的回忆录里,还有不少是他应该写的事却没写出来。比如他给中央档案馆派假军代表一事。严佑民的回忆录《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2005年1月群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文革初期,内务部分成两派,一派要打倒内务部部长曾山,一派要保曾山,势不两立。要打倒曾山那一派认定曾山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人有接触,是日本特务。曾山解释说,他当时在新四军军部任组织部长,所有对外活动都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全都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过请示、汇报。为了查清这个问题,严佑民同意孙宇亭(从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借调到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做秘书工作)意见,并报公安部长谢富治、康生等人批准,派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查看有关历史档案。后来这事被诬为“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上边追究下来,谢富治推卸责任,严佑民却主动承担责任,蒙冤入狱。但是在严佑民被捕后,所有反曾山的人都老实了。曾山一直没有被打倒。
孙宇亭在回忆严佑民的文章《责任由我一人承担》中具体写到了他是怎么得知戚本禹给中央档案馆派假军代表一事的。1967年11月5日之后的一天夜里,他被突然叫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去为到中央档案馆查曾山档案一事接受调查,他从大会堂的南门进去,遥望安徽厅的门口蹲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安徽厅里坐着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旁边坐着严佑民、赵雪瀛。谢富治装做不认识孙宇亭,对他进行审问。在问到查档案一事时,汪东兴转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很不高兴地问:档案馆有制度,像这样的机密文件不能抄录,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制度?
军代表回答:有你和谢副总理的亲笔批示,不能不让抄。
汪很不高兴地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军代表答:我是戚本禹从学部挑来的。
汪问:你是造反派?
军代表答:是的。
汪又问:学部的人怎么穿上了军装?
军代表答:是戚本禹送给我的。(见《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第200页)
我后来采过访孙宇亭,孙说,开始军代表答:我是8341的。汪东兴说:8341的人我都认识,为什么没有见过你。这样军代表才说他是戚本禹从学部挑来的。
其实,那位军代表也不是学部的,可能事先戚本禹有交代,所以他才这样讲。后来我的邻居,长期在《红旗》杂志工作的杨德看到严佑民的回忆录《公安战线五十年——一位副部长的自述》后,告诉我:此人是《红旗》杂志研究哲学的学者,写过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那位军代表这次也被抓了,一直关到80年代戚本禹判刑前后才放出来。
戚本禹当时任中办副主任,背着中办主任汪东兴向所属的“控制中央核心机密”的中央档案馆派军代表,这个行为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何况还是个冒牌的军代表,更为党纪国法所不容,暴露了戚本禹的僭越之心。仅凭这一件事,就可以将戚本禹抓起来。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不提,他所隐瞒的正是要害问题。
不知道戚本禹事后是否向被他愚弄、牵连的学者道歉了没有。

3. 打倒余立金与林彪支持、纵容林立果小舰队

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大会上宣布: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证据是余立金的秘书和杨成武的女儿杨易谈恋爱。其实这个事是假的。这是一位作者采访叶群的秘书后写的一本书中讲的。这本书里讲,余立金等空军领导的秘书不买林立果、周宇驰这些年青人的账。林立果、周宇驰就揑造事实,陷害他们。因为是假的,余立金秘书的夫人不按照他们的说法讲陷害丈夫。他们就将秘书夫妇俩都抓起来了。张教授将此过程讲的比较清楚,我就不重复了。
从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支持林立果,甚至将空军指挥权交给他。小舰队在空军不可一世。
林立果工作中的提升不是靠自己努力、踏实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而是靠父母的权势,坐直升机上来的。他真相信林彪讲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恣意妄为。他不是以能力、学识、人品服众,而是以揑造事实,陷害、打击别人,在空军树威。这种作法不仅违背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违背一贯的干部政策和传统,而且违背道德、伦理,为人所不耻,所以不能服人,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成事。因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嘴上不说,心里自有选择、决断。从拥护、紧跟,到不理解、怀疑、担忧,到不満、产生怨气。这种怨气慢慢积累成愤怒。当愤怒的人群由少变多时,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
叶群、林彪为了支持自己的儿子,培养儿子的势力,不惜无故开罪、严惩重要的干部,以陷害的手段达到目的。这种做法十分不得人心,令广大干部、群众寒心。由此看出林彪、叶群这些人不仅政治品格低下,而且政治格局非常小,心胸狭隘,只关心自己,只关心子女。
这些做法,他的下场也是必然的。种下什么种子,结什么果。所以,“九一三”时,跟着林彪逃跑的基本都是小舰队的人。连黄永胜在审理两案时也在法庭上说,我要是知道林彪叛逃,一定会向中央报告的。
当林彪听到毛泽东批评后,做贼心虚,以为阴谋暴露,马上带着老婆、儿子叛逃,根本没有想到这种做法会给部下带来的后果。所以黄永胜气愤地说:你跑什么?跑!他如果不叛逃,不是摔死在温都尔汗,就不会牵连这么多的人。这些被牵连的人,也不会受到如此重的惩罚。
打倒余立金,这件事是研究林彪集团形成、膨胀、自我爆炸的一个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许多干部、群众都不明白,已经成为唯一副主席、接班人的林彪干吗这么着急,要抢班夺权?不明白他为什么放纵儿子胡作非为,在空军组建小舰队?身经百战的林彪在“九一三”事件时,为什么不用黄吴李邱,反而听信一个毛头孩子的话,如此重用、倚重林立果?
对此案,中央前后一共查了三次。第一次是“九一三”之后成立的专案组。第二次是1978年12月三中全会成立的中纪委。第三次是1980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审理两案,成立特别法庭。
岂不知,“九一三”前的林彪已经不是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统帅千军万马的元帅。他虽然12岁入恽代英、张浩、林育南办的浚新学校上学,后到武昌共进中学读书,接受现代教育,十八岁投身黄埔,走上革命道路。但是,他思想中的世袭、专制意识之强,真是大家难以想象的。他暴露的这些弱点、错误、罪行与共产党员的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否定、破坏党多年形成的正确政策,否定、破坏党多年形成的优良传统。大搞裙带风,支持、纵容夫人、儿子胡作非为,加剧了社会不正之风。在党内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得罪人甚多。国家的动乱使人民生活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引起民怨。
“九一三”事件是谁都没有想到的突发事件,震动全国上下,震动人心,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是,全国政治上基本平稳,很快度过这场政治危机。1980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这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个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除此之外,这也与林彪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引起民怨、激起民愤有关。并不是如林彪所讲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还是古训讲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

四、关于刘少奇的专案和周恩来提出“枪毙王光美”的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专案,周恩来说了一句话,他说:向江青同志学习。这就给后人埋了一个楔子,证明刘少奇的案子是江青一手搞的,连周恩来都要向江青学习。
张教授讲到:“中央专案组呈报王光美是美蒋战略潜伏特务。‘九大’以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对王光美判处死刑,呈报毛泽东。毛批示:‘刀下留人,要留活证据!’毛泽东九字批示保住了王光美的性命。”
据我所知:专案组报的审查报告写的是:“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周的批示是“应予判刑”。由于毛的批示里有“保留活证据”一句,传成了“刀下留人”。不知张教授的材料是来自何处?
至于现在传得很广的周恩来说把王光美判死刑一事,我的理解不能只从字面意思上来看。
当时中央有一个组织程序,所有被抓起来的人必须要有周恩来的批示。只有周恩来对王光美一案批示了“应予判刑”,这个案子才能上报毛泽东,才能够绕过江青等人放到毛泽东的桌子上。周恩来知道毛泽东的在延安审干运动后期提出过一个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而且毛泽东在文革也多次这样讲。文革中高级干部被抓起来,但是至今没有听到一个被判刑的。这样毛泽东才能写:保留活证据。
这是周恩来与江青等人斗争、保护王光美的一个策略。有的人没有看清楚,对周恩来产生了误解和怨言。
我的母亲在1939年16岁时参加革命,今年10月8日98岁(虚岁)仙逝。她生前曾反复对我说:当时,任何一个领导人放在周恩来的位置,都只会比周恩来做得差,而不可能做得比周恩来更好。

2020年10月24日第一稿
2020年12月4日第二稿
2020年12月18日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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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余杂记】

《文革词典》坎坷编写路

陈晓文

作者简介:陈晓文,1956年生于重庆,祖籍湖南涟源。1974年落户插队于彭水县桑柘区,1977年调入重庆市市中区文化馆,1985年起供职于重庆出版社至退休。著有文革研究方面的文章《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重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园墓碑名录》、《被打活靶的母亲和她的家庭》、《泸州罗汉镇大龙山红联站墓群调查》等,致力于文革词典的编写工作已三十余年。
(左图为作者近照。)

前不久,一友人来电话说,他的朋友看到网上有署名“scheler”的《文革词典》电子书售卖,他问我知道不知道此事,那《文革词典》是不是我一直在编写的那个。
我漫应之曰:就是我那个。被人当成电子书卖的情况,有好些年了。也不止一个人、一次这么做。我一直觉得,既然无法在国内公开、合法出版,即使他们这样的做法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却有利于文革史料和真相的传播,有助于抵抗遗忘,亦所望矣。至少对在官方默许、纵容或主导下多年来遗忘文革史的主流行径,起了些刹车、补救作用,虽有弊,也有利。所以我也没有想去追究,乐观其成。
次日的重阳节同学聚会,我把此事作为趣闻说起。不意大家都说:网上售卖《文革词典》电子书,你可以不予追究,但是著作权人是谁则必须明确。事关知识产权,不能含糊,不能听之任之。因此才想起作为当事者的我,有必要、也有义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以正视听。



1984年做职大毕业论文酝酿选题时,我曾属意文革语言。后来因为语料和分析工具都缺了资源储备,不具备条件,放弃了,只留下一则简略的札记,描写“词语感情色彩(褒贬意义)中性独立性的消失”。但这个愿望一直萦绕于心。1987年左右已经就职于重庆出版社文史室的我,产生了做文革词典的想法,以此解决文革语料的搜索、汇集、储备问题。
一次和几个同学、朋友,有谢军、彭德庆、何路等,在歌乐山郊游中,议论过此事。后来实际着手时,有谢军、贺洪志、彭德庆、刘成杰、刘世龙、朱一平、樊家勤、陈五一等陆续参加。借彭德庆兼着单位两办主任之职的方便,开好了介绍信,周日(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去重庆市图书馆枇杷山历史资料部,分人分年份查阅《人民日报》,找到文革中的典型词语,用复写纸一式五份誊抄例句,注明出处(作者、篇名、时间、版数)。后来又购置到全套《红旗》杂志(彭德庆出差天津时发现、经手,董强出资),这个工作才得以改在家中分头进行,提高了效率,进度加快了。
与此同时,因一次商讨工作进程、方案的地点约在了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发现那里墓碑的风化使碑文面临湮灭危险,意识到必须立即展开抢救工作。我们这群朋友,包括我、彭德庆、贺洪志、刘凯娟、文迟、王明智,便投入了文革墓的碑文抄写工作,后来我又据以进行了调查采访,得到一批死者遗属的口述材料,形成了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号上的调查报告《重庆红卫兵墓素描》。
后来我把沙坪公园红卫兵墓的碑文资料(包括序表)整体公布在网上,以期引来更多人使用。2007年,听取重庆籍旅美学者张跃宏的建议,他说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纳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据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解释,其时段上包括了1949年迄今。我于是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表的要求,进行了填写。并通过曾钟传递给了沙坪公园调查红卫兵墓工作班子的李中华。公园启动了申报工作。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把沙坪公园红卫兵墓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这是中国文革遗迹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全国第一。
差不多二年时间,我们形成了一个近1500多条的词目表。还分头由我、彭德庆、贺洪志、刘成杰、刘世龙等做了一些词条的试写、体例创制工作。江明愈多次对词条规范提出建设性意见,并给出示范性样条。
其时已近1990年代初期,经济大潮涌动,这批人有的北漂画画,有的“下海”弄潮,有的从原工作单位跳槽,有的出洋深造……虽然天各一方,互相因文革词典的编写结缘,都成了终身的朋友。只有我这个发起人,由于兴趣狭窄,一根筋,没有找到别的方向,仍在断断续续做着这个编写工作。



2000年,已经积累了近300条词目草稿。2004年,学会了上网发帖,就把这个词典初稿整理一条发布一条,后来新写的也是如此。先后主要在“西祠胡同•文革真相”、“西陆社区•文革档案馆”、“人民网•读书论坛”、“天涯社区•天涯杂谈”(网名feixue781)、“燕南”(网名毵毵),“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文化散论”、“原创评论”、“中途岛”、“会员阅读”,“维基百科”等网站、版块刊载,多数署名“scheler”——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我注册网名时正在读他的书《知识社会学问题》,就顺手拈来一用。并以“东方默”名义顶帖。
我先后用“文革词典征求意见稿”、“文革词语”、“十年尔雅”、“呓语索微”、“旧语闲诂”、“释证纪历”(这个名目后来固定化了)等题名来称呼这个系列。总的趋势是极力抹淡它的时代性、政治性特征。
因为它遭到了不定期的成批删帖。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我的积极性,因为它使得词条纂修工作和读者关注的连续性被打断。但那时氛围还能容忍这类异端的存在,就很能鼓励我了。为了掩饰它的倾向性,避免吸引人们的过度注意而诱发管理方敏感,只好采取了这种欲说还休、言不及义的做法。
这前后,在撰写文革词典的同时,我还展开了“文革语言学札记”,包含始于1980年代末的“文革语言文化批判札记”和始于2000年代中期的“文革词典札记”两个系列的研写,试图窥探掩藏在这些词语后面的精神—文化现象。这成为我计划在文革词典完成以后,下一步进入文革语言文化和文革精神现象学研究的前期准备。
2005年,发现了苏州图书馆在网上有一个“人民日报数据库”。它既给我提供了语料检索的方便,也提供了词语统计的可能,我借此展开了一些词语统计学的尝试。用于辅助词条定型,词源的时间追溯,词义的变化探绎、勘定。可惜苏州图书馆这个数据库不久就关闭了。
有人说,可以做成长帖。我开始10条一辑地汇集,又把10辑做成一卷。Gfv提议,应该有一个音序排列的目录,并送了一个由他代拟的音序目录。我在此基础上补足、完善了这个目录,使这一工作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还有人(“蒙泰尼里神父”)多次点题,开拓了我的视野,给了我有益的启发。嗣后,我在“凯迪社区”开了博客,把“释证纪历”以“辑”为单位发布,最后停滞在60辑,这是经过修订的定稿本。
网友“倚栏读简”甚至写帖发起了一次“向老黄牛scheler致敬”的行动,引得许多同人跟帖,一时搞得煞是热闹。我明白,这当然不仅是冲着我个人来的,首先是对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礼遇。
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名世却早夭的高华教授,在《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载高华《历史学的境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P206)一文里,说到“比较有内容的”网络读物,也提及了“释证纪历”做文革“名词解释”的工作动向。
这种知识生产中的互动、互助、互契,给了我极大的支持,使我产生“吾道不孤”的温馨感觉。



到2007年,这个词典达到500条规模。到2015年时,这个词典已经达到700条的规模。进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因为与草创初期的创造性、挑战性联系在一起的兴奋已经成为过去,这项工作更多成为日常的一份苦役,考验着人的坚韧、毅力。
在此以前,已经有人把这个系列冠以“文革词语”名义,在各个语文网站揭载。多数守规矩的注明“转载”,仍署“scheler”,如“个人图书馆”2007年5月3日“何处闲愁”刊出“小姐”条,“麻辣”2017年7月3日“草书”刊出“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条;少数不守规矩的就标“原创”,署转载者的名了。而且也有不止一人、不止一次把它做成电子书,在网上售卖,有个网名“卡鲁比”的,2008年2月23日在“溜达电子书库”给出【史料文献】《文革词典》作者:scheler(完结)TXT下载。注明下载附件需要扣除溜达币。这些消息,让我感到喜忧参半,既有无能为力感滋生,又为这项工作已经进入知识生产、传播的流程,成为正在进行时的历史而欣慰。
戴着不同帽子的文革词典不止一个人在做,已经纸质出版或网络流行且广有影响的不止一部。但我的做法,有两个最易辩识的标识:
一、视角广阔,重视观念史、制度史、社会史、生活史、器物史,收的词条往往为其他文革词典不收,如“红”“黑”“新”“大办”“一万年”“谁胜谁负”“接班人”、“运动”“单位”“二部制”“两报一刊社论”“团营连排班”“集体创作”、“改名风”“向阳院”“专案组”“群众专政指挥部”“自然辩证法”、“票证”“自留地”“大寨田”、“芒果”“红海洋”“投机倒把”、“的确良”“解放鞋”“中山装”“飞鸽牌”“防空洞”“干打垒”……许多习焉不查的词都被深挖出来、划归到那个时代的词语系列里,尽可能还原彼时言语丛林的原生态。
二、体例上也有不同,如词条加注,这是一般辞书不用的。我为了保存更多感性、原始材料,让没经历过文革的后世读者,也能通过它直观感知到文革氛围,力求达到理性认知和感性统觉的融合,特意创制了这样的看似逾矩的体例。还在文末给付了参考资料的出处,以利于读者自己更进一步地寻找线索、深度阅读。显出别样的历史现场感。



这些年不断有朋友(以当年词条检索收集参与者为主,他们一直都关心着这一工作的进度)多方询问,敦促我应当着手出版工作。他们多次疾呼:青年一代对那段历史的茫然、隔膜,亟需这样的著作来消除。但因国内出版业现行管理方向,决定了这类选题注定无法通过,我对此采取了相对消极的态度。更愿意让词典数量积累到1000条时,再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现实、环境压力使然,一方面是事情本身进展逻辑的自然生成。
虽然一直关心、督导、批阅这个词典的蒋洛平教授曾反复说,不宜主观预设一个规模尺度,应该是应收尽收,有多少写多少。但我还是觉得一部词典应该有一个规模的底限,以保证对那个时代反映、描写的最低限度的完整性。
1000条可以看作第一阶段完成的标志。它仅仅是一个操作性的工作进度设置,而非终极性的目标设定。以后再进一步徐徐增订、调整、完善。文革词典这样庞大的工程,也不会一次性就能完成。这样逐步到位的做法,可以把阶段性和延续性结合起来。
我也实际设想过在大陆以外联系出版。但即使这样,哪个出版商也不愿做蚀本生意,说不定还得自己掏腰包。粗略估计有可能不是很大一笔钱,各种办法都能筹到的。即使自己掏腰包,亦不至伤筋动骨。但就是出版印制成纸质书了,仍要合法通过海关进入大陆,恐怕大概率行不通。这类书的市场、读者、功用,都在文化大革命发生过的中国大陆。书进不来,发挥不了作用,就是一堆废纸。这个绝望的米诺斯迷宫,有无破解之道?谁能给出解套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多歧路,今安在?”

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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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我所知道的同事、邻居、“难友”吴宓

杨向东口述 张云峰记录

我1959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西南师范大学,再与西南农学院合并改为西南大学)中文系(现西南大学文学院),1963年毕业留校,任中文系助教。我本名杨良臣,是在文革初期被迫改成杨向东的,学生们把大字报贴到我的门上,他们指责我“你是哪家的良臣?这名字太封建,勒令你限期改名,否则砸烂你的狗头”。文革结束后公安局和单位由于政治的原因,都只承认我叫杨向东。户口上没让改回原名。
吴宓是我国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他的学生遍天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与鲁迅打过笔仗,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主编《学衡》杂志,“红学”专家,在清华大学等校任过教,是钱钟书的老师,五十年代后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二级教授。
从理论上讲,吴宓跟我应该是师生关系,但是他却没教过我。为什么呢?我当学生的时候,中文系的领导告诉我们:“像吴宓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使用的,而教你们的老师主要是中青年,他们是我们党培养的一代知识分子,是革命教师,让他们来教你们,我们比较放心。”这样一来,国学大师吴宓就没有成为我的老师,而只是在我留校任教后成了我的同事。
现在西南大学里有挂牌供人参观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吴宓旧居”,所谓“吴宓旧居”也就是他原来住过的当年西南师范学院教职工宿舍文化村一舍,其实吴宓在文化村一舍真正住过的只有三楼的一个房间,即317号,大约12个平方。当时我就跟他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可算邻居。只是他的房间在前面靠游泳池大道那一边,我在后面那一边,中间有墙壁隔开。因此我曾跟朋友指着那块“吴宓旧居”的牌子开玩笑说,那栋楼也是我的旧居。
本世纪初,《吴宓日记》与《吴宓日记续编》出版,有人告诉我,《吴宓日记续编》中有关于我的记载,我于是跑到书店查看,果然!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吴宓日记续编》(1969-1971)这一册中记载有关于我的事。如:

(1971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9∶00—11∶40,在左翼三楼大学习室(会议厅),全校聆杨向东交代其1967年至1968年在北京及重庆所受五一六及三老会之影响而犯之罪行。
下午2—4,续同上午,在三楼会议厅。4∶00至5∶30移至本室外侧之空室,约十五人,质问、批判杨向东。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9至11∶40众续评判并责劝杨向东1967—1968依从五一六及三老会所犯之罪行。军宣队首长作总结。
下午……2至5∶30在本室三楼阅报室中文系续批判杨向东。

前些年,我刚看到吴宓日记这些记载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编者吴学昭是谁,我曾经还想状告编者吴学昭侵犯我的名誉权,因为她并未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注明我是什么人,并没有像她在注释中为中文系青年教师胡某某加的详细注释,强调他是好人。而吴学昭所编辑的《吴宓日记续编》里就只能看到杨向东是受批判的“五一六分子”,而没有为杨向东平反等内容。我因此写好了《就〈吴宓日记续编〉侵犯杨向东名誉权一事致吴学昭的公开信》,后来因为忙于教学,没再顾得上这事。
其实,现在想来,我还应该感谢吴宓先生,他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清楚翔实记载了我在文革“批清”运动中受迫害的情况,有些细节我本人都早已忘记了。
文革中,吴老先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反共老手”,我也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同住一个工棚,成了“难友”。
归纳起来,吴宓先生与我曾经是名义上的师生,后来是同事,也是邻居,还是“难友”。(左图:饱经文革磨难的吴宓1973年在重庆北碚照相馆留影。)
因为既是同事,又是邻居,还是文革中的“难友”,我看到过、听说过有关吴宓的很多事。仔细想来,从1959年我考上西师,1963年毕业留校任教,到我1986年调离西师,二十七年间,应该算基本了解吴宓先生当时的情况。
总的说来,吴宓先生在西南师范学院老教师中,是很有学问、很有水平、很有修养的大师级教授。为什么呢?他虽然没教过我,甚至于好像也没教过其他青年学生(据我所知,1959年以后是这样),但是,他教过给我们上课的青年教师,在当时,西师中文系就出现一种怪现象,教我们的年轻教师叫“老师”,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教师却称为“先生”。他教过的一个“青年教师”说过:吴宓讲《红楼梦》关于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可以讲半天,又说,吴宓先生先后当过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的系主任,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学贯中西,还说,吴宓打算将《红楼梦》翻译成英文。我不只一次听说过吴宓能背《说文解字》、《辞源》。关于这些有关他学问、学识、学术上的事,在西师应该是上下人等认识一致。即使在文革中,也没有人否定他。
但是,对这位名震中外的“大师”,我在西师的二十多年里,人们在提到吴宓时,无一例外都直呼其名“吴宓”。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无论领导或教师给予过他应有的尊重。
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吴宓先生的政治待遇。领导把他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类,文革前只让他给中青年教师上课,而不让他给青年学生上课,因为怕吴宓“毒害学生”。只不过当时对他还有点像对待“战犯”那样表现一点客气的态度,好像没有听说过侮辱他人格的事发生。
到了文革中就不同了。我曾经看到过把他和其他许多老先生打成“牛鬼蛇神”编入劳改队,面向毛主席像或面向墙壁低头“请罪”,面壁思过。更为残忍的是,1969年5月9日下午3点,他在西师梁平分院(前劳改农场,屏景农场)被学生批斗时恶意摔断了腿。此事他在当天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有顷,大呼“将宓提入”(宓不惧“斗争”,而最惧斗争前之将宓抓拥入会场),于是凶猛之二男生来,分挽宓之左臂、右臂,快步疾驰,拖宓入食堂(由两行横木厚板之间走进)。行约及2/3处,宓大呼曰:“请缓行。宓脚步赶不上,将跌倒!”彼二人大怒,遂乘向前奔冲之势,放手,将宓一猛推,于是宓全身直向前左方,倾倒在极平之砖地上。宓全身骨痛已甚,而彼二人怒益增,径由后挽起宓之左腿,拖动全身,直到主席台前,面对群众,接受斗争。
此时宓半跪、半坐地上,以手掩胯关节最痛处,竭力撑持。斗争凡近三小时……(第九册103~104页,原记录中有些地方加有表示重点的短线或黑点,有的地方还画有象征性的小人。)

我当时是台下被动的看客之一。许多教师都在场。当时批斗吴宓的地方是农场的大食堂。会场中间有过道,是中文系69级(届)1班学生在主持批斗,有人叫将吴宓带上来,接着见两个大汉一人一只手架住吴宓的胳膊从过道中间往台上拖,学生们高呼口号:“打倒反共老手吴宓!”吴宓被两个学生强迫低头弯腰在台前中央面向众人,我看他站立不稳,半跪半坐,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腿在被拖着跑进会场时已经摔断了,更不知道他当时已经非常痛苦不能支撑。西师中文系69级1班的那个主持者在罗列了吴宓的许多罪状以后,宣布批判“反共老手吴宓”大会开始。接着有几个事先安排好的学生和教师代表发言,那几个人的批判发言,除了戴“帽子”和空洞政治口号以外,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对于整个批斗过程,以上所有违法、过激的行动和言词,没有受到在场的党政领导、教职员工、学生们中的任何人的制止或反对,而且全都跟着高呼“打倒反共老手吴宓”之类口号。事后,教师中虽然有人对吴宓先生表示同情,但也只是私下里悄悄说说罢了,并没有其他公开的行动。
1971年“批清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中文系的教职员工和其他几个系合住一个三百人的大工棚,中文系的人靠近门边,吴宓先生的床就在门口。由于吴先生自从那次批斗会上被折断腿,后经一年多的医治,尽管伤有好转,但已成为跛子,走路站立都不方便,一个年近八旬的残疾老人,没人帮助,很长时间都没洗澡(听说他以前在国外留学时,他很注意个人卫生,天天抹澡换衬衫),身上异味难闻,风一吹,气味就在工棚里飘散,所有的人都不满,不少人说他的怪话。当时谁也没有替他设想他的种种困难,或许他的嗅觉已经退化,自己并未察觉。由于有不少人反应,军宣队就强行要吴宓洗澡,于是派两个工宣队员,也不进行好言说服,更没把他当成一个高龄残疾老人,而是用批斗牛鬼蛇神的惯用态度把吴宓强行架住往澡堂(也是工棚)拖,吓得吴宓高喊“救命”。最终吴宓还是被迫洗了澡,外边的人皆大欢喜。
基辛格访华消息传出后,年轻老师们又拿吴宓开玩笑,说你哈佛毕业,你的校友基辛格来了,有何感想?吴宓说很好很好。还有的中青年教师专门收集难字怪字考老先生们,也包括吴宓。说你们不是学问高么?考你们几个字。《康熙字典》七万字,即使学问再高,认字再多,哪一个认得完?真要考人,总要考倒。吴宓先生算是认字最多的老先生,也有认不得的。
在梁平“批清”运动中,批判我的时候,吴宓先生没发过言,好像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都没有发言权。我那时自顾不暇,丝毫也没想到吴宓竟然坚持记日记,而且还为我做了记录,为我回忆往事留下了一些可贵的时间细节。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四川权倾一时的梁兴初(成都军区司令员)、谢家祥(成都军区政委),被中央认定为“上了林彪贼船”,被公开批判,失去权力了。谢家祥是四川“批清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他们一倒台,“批清”运动也就搞不成了,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在《吴宓日记续编》中有一处记载:

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一
……下午2∶30—6∶00,本班十五人在空室续上午学习,军宣队张副司令监临。众发言多浮泛而不切于事情,以杨向东所言最多最久。宓坐久,倦,甚不耐。

从时间上看,我这时已经是在进行自我辩解的发言了,所以吴宓说我的发言“最多最久”。此后,大小会上我也发言,我私下里自我解放了。
分小组开会时,吴宓与我一个小组。有一天上午,讨论某青年教师的补助问题,这个教师要求生活补助,由于他是专案组成员,又是派头头,利用出差机会买毛皮鞋来穿。那个年代工资才五十多块,一双毛皮鞋要工资的四分之一,能穿毛皮鞋的人很少,却还要求生活补助,显然没道理。我们不开腔,表示不同意。吴宓看大家不发言,就说,我一个月二百七十多元的工资,每个月只发了二十块,把扣我的工资拿来补助。吴说的是陕西话,我们没听明白,大意如此。那个青年教师曾经批判吴宓是反共老手,还说他们已将报告送交公安部,要求逮捕反共老手吴宓。我不知道吴宓当时是怎么想的。但那个青年教师当场反驳吴宓:“哪个要你的臭钱!”吴宓应该是真心,而那个教师以为是讽刺挖苦他,所以很反感。
从梁平搬回到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原来的地址以后,西师基本瘫痪了。1973年3月20日,西师革委会核心小组召开“纠正‘批清’中的错误、落实党的政策”大会,军宣队政委康友三为我等被打成“五一六”“三老会”的人平反。可能吴宓先生没有参加那天的大会,因此在日记中没有记载,只在4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

晚,送还英文《北京周报》与张东晓,小坐,探询最近学习事。得悉:……(3)学习之内容为“批清”,目的为以前判罪处分者,今一律归还原职,补发原薪。……(5)最后宣布西师旧领导王逐萍、高涯生等,均为复职、昭雪云云。

又过了一些日子,听说吴宓先生还住在他原来文化村一舍三楼那间屋。后来又听说他每月二百七十元的工资好像全发了。但是他要接济一些人,也有人去骗他的钱,因此他每月总是不够花。在我离开西师以前,听人们传说最多的是有关吴宓先生的“桃色新闻”。有人说,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跑到吴宓家里,躺到床上不走,硬说要嫁给吴宓,把吴宓吓得手足无措。
类似的新闻传说很多。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人们根本没把吴宓当成什么国学大师或“反动权威”,而只是当成一个取笑的对象,甚至连应有的尊敬都没有。据我所知,这就是吴宓当时生活的真实环境。
七十年代末,他离开西师之前,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多钟,我从桃园男厕所刚走出来,正碰上吴宓先生,他拄着一根拐杖,拦住我说:先生!我,我,我家住在哪里?你能把我带回去吗?从桃园厕所到文化村一舍不过几十米,我告诉了他,并把他扶到了他住的文化村一舍,这时的吴宓先生已近乎老年痴呆了。再后来就听说他回到了陕西老家。
以后看到过一本书,叫《心香泪酒祭吴宓》,那书文笔很好,但事实和判断我颇感怀疑。因为作者把吴宓无限拔高,说他嗅觉敏锐,政治水平高,这一点连当年我们这些卷入政治漩涡的年轻人都没有如此的觉悟。被人打成“五一六”,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吴宓先生对文化大革命反感,我相信。但他未必能分清当时那些政治大局的是非。
我还记得,1968年,有一次批判老教师陈文辉,他曾被打成右派,被剥夺教师资格,在资料室工作,他与吴宓关系好,经常帮吴宓买些东西,也向吴宓借钱。在批判陈时,他曾交代:吴宓用纸烟盒写的一则日记说,江青的军队和杨成武的军队在秦岭大巴山打了一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陈文辉还交代自己曾写过几首打油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敢充牛鬼护蛇神”,这是说他陈文辉在保护吴宓。还有“杀伐声声里,但坐观云山”,这是指西师1967年两派群众组织“六五~六八”武斗事件之后,陈文辉和吴宓坐山观虎斗,有幸灾乐祸之意。这说明陈文辉有鲜明的立场观点,而吴宓不一定有。
如果看吴宓那些日记,有些内容前后矛盾,笑话百出。如他在某天的日记中记录:段启明、杨向东等人唱京戏,鬼哭狼嚎。段启明是唱过京戏,但我从来没唱过,也不会唱。
前些年《吴宓日记》与《续编》出版以后,一方面,也是因为官方给吴宓平了反,恢复了名誉,社会比较公正地对待吴宓先生了。歌颂吴宓的多了,许多人不管是不是吴宓的学生,也不管当年是否整过吴宓,也都加入到歌颂的行列。为吴宓先生平反,恢复名誉,歌颂吴宓都是对的,但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也不能一味拔高。
西南大学大张旗鼓地宣传吴宓,为吴宓先生立碑塑像,改造“吴宓旧居”并申报获得批准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摄制专题片,这都很好。但是一切要真实,不能文过饰非,也不能弄虚作假。明明吴宓先生当年只住过一个房间,现在却把整整一栋楼都说成是“吴宓旧居”,这就会让不知情的人产生误解,以为当年吴宓一个人就可以住一栋楼,这是受过迫害的样子么?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吴先生的本意。
吴宓生前对派出所把他的户口上的门牌号数搞错了都三番五次亲自到派出所去更正,直到正确为止,据《吴宓日记续编》(1972年~1974年)174、176页记载:

(1972年)九月二日 星期五
……今始辗转送到之宓新户口册(误填入宓1970文化村二舍203室之住址)。晨,作短函,呈留守处转向阳派出所,求改正宓新户口册中住址之错误。上午9—10,宓持户口册出,欲至向阳派出所报告改正住址,俾派出所存档能归一律。乃奔走甚远,请问多人,皆不能指示宓派出所之所在!废然而返。

九月四日 星期一
……又持宓新户口册至向阳派出所,口说情由(未用宓函),宓住址已由二舍2O3室改至一舍317室,求派出所登记,并改所中档案,盖章为凭。

吴宓当时已经是遭批斗折断腿后的年迈残疾之身,尚能如此为改正一个户口册上的住址错误而跛腿拄杖往返奔走。既然纪念吴宓,就应学习吴宓这种凡事认真求实的精神。西南大学可以在吴宓住过的那一栋楼钉上牌子,写上“吴宓旧居”,但要加以说明,当年吴宓所住的到底是其中哪层楼的哪一个房间。然而我们去参观“旧居”时,那些当解说员的大学生都认为吴宓住的就是这一栋楼,这反而会引起一些不好的后果。
不要以为《吳宓日记》所写的全部真实,他有许多真实想法没写,也不可能写。他有一点特别值得称赞,他永远自尊,从来没有自轻自贱。这一点我佩服他。不像有的人,落难而并非真正犯罪时,把自己不当人,甚至甘当龟孙子。还有,不要以为那些在他死后为他唱赞歌的人全都是崇拜他尊敬他的人,说不定某个在那台上宣读颂词的人,当年正是整他的人。
我们并不希望那些残酷的情景“再来一次”。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吴宓先生工资那么高,历史名望那么高,生前一定辉煌无比……老实说,他在那些年里过得太惨了,他还不如一个西师的清洁工!
20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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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乱世】

那一年,我们偷听罗伯蒂尼

王德强

前不久,在新浪微博上看到有人说,听到罗伯蒂尼(Robertino)演唱的意大利情歌,惊为天籁。
我曾在1973年秋天听过这位上世纪60年代风靡全球的意大利音乐神童的演唱磁带。当时情景,至今难以忘怀。但我完全没想到,时隔40年,中国内地网络上居然有人提起他,这不由得勾起我对40年前“爱乐人地下聚会”的往事追忆。
那时,我在重庆市远郊区的一所学校上高中,周末要坐五个小时的火车,到市区的重庆歌舞团,跟陈尧灿老师学习小提琴。
学西洋乐器,不能不接触到西洋音乐。但那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西洋音乐仅限用于帮助西洋乐器的研习者学习乐器操作技巧,作为音乐艺术作品演出和欣赏则是受到严厉禁止的。我那时可以“半公开”接触的西洋音乐,只能是“开塞”、“马扎斯”、“克莱采尔”之类小提琴练习曲,但在公开场合演奏,就只能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之类国产的红色乐曲。尽管那时在城市里一些学小提琴的人已经可以练习《梁祝》和马思聪的《思乡曲》之类受过批判的曲子,但在我所处的远郊区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仍不敢那样“放肆”,唯恐被人听见告发,麻烦就大了。
但即使在这样的禁锢下,演奏和鉴赏西洋古典音乐,也一直在中国的爱乐人群体里进行。那是一种需要圈内的可靠人士担保引荐才能进入的,颇具神秘感和神圣感的地下聚会。
正是在这种爱乐人的地下聚会中,我听到了罗伯蒂尼。
那是在我高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凌宏基家里。凌的父亲是著名外科医生,那时在第三军医大学当大外科主任,母亲是有名的儿童教育家,毕业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夫人是重庆市歌舞团钢琴演奏员,和我的小提琴老师陈尧灿同住市中心八一路的歌舞团大院,彼此很熟。
我和凌老师都热爱音乐,又有陈尧灿这层关系,自然多了几份信任。虽是师生,私下却像是朋友。我们学校离市区有百多公里,平日他住在学校单身宿舍,周末有时也和我一起坐火车去市区,他回家,我去陈老师家学琴。在学校的时候,他有时会叫我去他那六七平方米的宿舍小房间,一边分享他从市区家里带来的稀罕吃食,一边天南海北聊音乐,聊歌舞团大院和学校里的种种人和事。
那年秋天,暑假结束后上课没几天,凌老师又悄悄叫住我,让我晚上去他宿舍。
我回宿舍吃过晚饭,又练了一阵琴,见天色渐暗,才慢慢向学校走去——凌老师在学校是个敏感人物,他“海外关系复杂”,据说他因此曾被列为“特嫌”,暗中监控。而我在学小提琴,这也是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都有点处于“风口浪尖”的意味儿,所以我尽量避免在校园里人多的时候去他宿舍。
敲门进他宿舍,屋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凌老师,另一个是十多公里外另一所中学的吴老师。吴是上海人,我在凌老师宿舍好几次碰到过他,他俩在一起总是用我听不懂的上海话叽叽咕咕。有时候凌老师会含含糊糊对我解释两句,似乎都是些关于当时某些大人物的“小道消息”,我猜多半他们收听了“敌台”,或者从上海亲友处听来的。
凌老师关上房门,有点神秘兮兮地说,他那位在四川省游泳队当教练、公派在澳大利亚进修的妹妹,前些天回国,给他带回一些好东西,他过完暑假带到学校来了,今天特意请吴老师和我一起分享。他一边说,一边走到窗前关紧窗户,拉上厚厚的窗帘,又抓了床上的毛巾被,挂到门上,仔细用毛巾被下沿把门下的缝封得严严实实。这样一包裹,整个房间已经密不透光,就靠天花板正中吊着那盏25瓦白炽灯照明。
然后,凌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帆布包,解开袢儿,从包里拿出一只厚砖头样,塑料和金属组成的黑乎乎小机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索尼的录音机。他拖了一只方凳放在屋正中,把录音机放在方凳上,电源线插到天花板吊下来的电灯灯头插座上。
凌老师把一只卡式磁带放进录音机,又把音量旋钮调小。我屏住呼吸,感到口干,心慌得厉害,似乎又有些尿急。凌老师看了看我和吴老师,略略迟疑了一下,一手按下放音键,一手拉灭了灯。周遭顿时一片漆黑。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后,一个男孩声音从黑砖头里传出——罗伯蒂尼,14岁的意大利男孩,他的嗓音那么清冽,那么纯净,纤尘不染,饱含深情,空灵剔透,像天使从太空一掠而过,携一阵微风拂动清脆的风铃。
一瞬间,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仿佛变得巨大而空旷,如同一座大礼拜堂,而我们就像是古罗马那些被屠戮迫害的基督徒,心怀恐惧又深感神圣,至虔至诚,像是在进行一场地下宗教的布道仪式——那些意大利语的歌唱,若被人扒着门听见,对我们绝对是灾难性的。
那一晚,我们三个人一起安静地品味着《桑塔露琪亚》的温存,《妈妈》的柔情,《重归苏莲托》的惆怅,《我的太阳》的高亢,《牙买加》的狂野,《圣母颂》的悲悯……黑暗中,我感到自己全身赤裸,灵魂袒露,让歌声轻柔抚摸,身心酥麻,间或刺痛,泪水一次次从心底涌起……
后来,这类音乐爱好者的地下聚会,我参加过许多次,听过很多唱片,其中大部分是有一定程度损坏的。记得我曾和几个朋友一起彻夜反复听一张前两三分钟音轨坏掉了的莫扎特G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唱片,我听得耳熟能详几乎能背出来,但多年后在听完整录音时,一开始却毫无印象,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几年后,文革结束了。又过了几年,我买了索尼高级音响。我常在夜里关掉灯光,播放帕瓦罗蒂演唱意大利经典歌曲的CD,音色无比美妙,但那晚一只“砖头录音机”播放罗伯蒂尼带给我的那种神圣感和震撼感,却再也找不回来。
这二三十年来,我一直在寻觅罗伯蒂尼,但一直未能如愿。感谢万能的网络,这些年,我陆续搜集到了一些那些年曾经在各式各样“爱乐者地下聚会”中给过我灵魂抚慰、后来却再也无缘相遇的音乐资料,比如文革前中央芭蕾舞团乐团演奏的《天鹅湖组曲》、上海音乐学院郑石生教授演奏的《谐谑曲与塔兰泰拉舞曲》《影子与回旋随想曲》等等,其中也有罗伯蒂尼演唱的经典情歌14首。这次我把罗伯蒂尼情歌14首发到网络云端存储并公布提取密码,供所有爱音乐爱罗伯蒂尼的人们分享。
万幸的是,我们聆听和传播这些经典的西洋音乐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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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瓣心香】
生者惟应继续努力
——悼顾训中

何 蜀

2021年1月16日,接到李逊发来的微信,说“顾训中四天前因心脏病突然去世”。这一噩耗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平时跟他常有微信联系,前不久因在一个有共同兴趣的研讨群里议论到王申酉之死,为当时王怎么会被重判死刑的事,他讲到了他采写老干部周克(“右派改正”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时参加了对法院所判文革案件的复查组工作)的口述回忆时所了解到的情况,与一位群友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顾训中还给我打来了较长时间的电话,谈到他所了解的情况。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这样突然间撒手离去了……
我跟顾训中是怎样认识、联系上的呢?我一时想不起了,查了一下所存的电子邮件,才得知是因王年一老师的去世。2007年9月15日,我收到一陌生人发来的邮件——

何蜀先生:
您好!
冒昧打扰,是因为昨日刚刚从国防大学教员处得知,王年一教员(这是我们军校学员对老师的习惯称呼)于前日不幸去世了!今日在网上搜集相关信息时,看到您日前发出的关于王教员病重住院时的一些情况,想必您一定知道他去世前后更详尽的情况。如方便,能否提供一二?不胜感谢!
我是1985年至1987年在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就读的学员,曾是王教员的亲授学生。多年来我们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他对文革的研究成果,一直是我关注的内容。只是半是工作、半是努力的原因,我没能如王教员所期待的在文革研究上作出应有的成绩,也是我内心中至今仍愧对王教员的地方!也因此,我也同样十分关注您对文革的研究成果。在此,我向你和一直致力于文革研究的同道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也对王教员的不幸去世表示深深的哀悼!他的过早去世给文革研究所带来的缺损是无可弥补的!而且我相信,这一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得越来越清晰!
期盼能得到您的回复!
谢谢!
上海 顾训中

他说在网上看到我“日前发出的关于王教员病重住院时的一些情况”,其实并不是我发出的,可能是哪位朋友将我在朋友圈里转告的舒云告诉我的情况发到了网上。我马上给这位在上海的顾训中回了邮件。2007年9月16日收到他的回复,回复中他做了自我介绍:

我原是位于上海的空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主任,于1985年至1987年在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王年一教员和其他当时国防大学的一整批党史教员。之所以用“整”,是因为或许除了人民大学外,这里有着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完整梯队的最优秀的党史教员。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自己的学术建树。王教员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应该说,这是我们这批学员的幸运。可惜好景不长,尤其是八九之后,意识形态重新禁锢,他们这批教员也逐渐星散。我也是在这种形势下下决心离开了党史教学岗位,于九三年转业,到了新闻工作岗位工作至今。但无论如何,中国的近现代史、尤其是文革史,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领域,并也有所积累。前年,我曾与这里的一位同道计划撰写上海文革史,以填补这一空缺。我曾向王教员报告,并征询他的指导。他曾十分欣喜地两度回复表示支持。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退出了这一计划。目前我正着手于文革个体口述史的采写,以留下当年的真实记录。也算是一种抢救吧。但由于其他工作的牵扯,仍一直处于过程之中。这也是我一直自感深深愧对王教员的地方。在此,我真诚地向您和其他始终坚持这一研究的同道们表示敬意!我愿意跟上你们,也以此告慰王教员吧!
我正写一篇悼念的小文。如方便,可否代为送至北京的追思会上?
我是昨天在网上收集王教员近期文章时,看到您在他病重住院时在网上发的一个帖子。我是在博讯网上看到的。后面附有您的邮址。所以十分冒昧地给您发了此信。
再次谢谢您的及时回复!

他说到的北京追思会,是郑仲兵和李宇锋他们主持的北京文衡文化中心打算举行的王年一追思会,我已发去一个书面发言。顺便我把宇锋他们办的民间刊物《往事》最近一期转发给了顾训中。9月18日顾训中发来了他纪念王年一的小文让我转给宇锋,并问:“《往事》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可以长期得到?以前的内容是否也可以补到?如不麻烦,也请您协助了。再次谢谢!”我遵嘱把全套《往事》打包给他发去了。
10月4日顾训中邮件中说:

昨日接到您转发的《往事》压缩包,已经看了其中的一部分,十分喜欢!最有价值的一点是,在秉持史实第一的前提下,坚持了独立研究、独立观点。这在当前的中国实属不易!观点尽可不同,但须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但是在种种决议、结论面前,众多所谓史家只是在做诠释功夫而已,很是可悲!其实,回想我自己接受史学教育的过程中,更多的就是这类在决议、结论前提下的诠释教育。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的事也只是如此而已!也正因如此,我十分敬重王年一教员他们,在那样的氛围里依然能坚持独立研究,提出独立见解,足见他们史家的高尚风范。他们对我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研究态度、研究立场的示范。惭愧的只是我做得远远不够!
我会与李先生联系的。也谢谢您的联络!

随后我将刚写成的《人生有幸遇良师——怀念王年一老师》文稿发给他征求意见(后由华新民兄在2007年11月6日出版的《文革博物馆通讯》442期•华夏文摘增刊第609期上发表),10月25日他来信说:

刚刚读完您写的纪念王年一老师的文章,感慨系之!尽管我早就知道王教员的这些性格,但那么多生动的故事仍然让我感动不已!而这些事正发生在我作为他的学生应该而没能为他的研究事业尽一份力的时期,因而更加深了我的内疚感!幸亏他有着您和其他一些研究文革的同道一直在帮助他、给他以支持和力量!我应该向你们致敬!
如您文章最后所说:“王老师走了。但是他那不倦的探索精神,卓越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都将永远感召、激励和启发有志于对文革进行研究的人们。”我想,最好的纪念正是秉承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在文革研究上继续作出努力。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其实顾训中的“内疚感”是出于他的谦虚与自律。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文革研究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在他硕士毕业后,1988年接受王年一邀请,参加了由张天荣、王年一主持的《“文革”大辞典》中上海地区条目编写工作,在那时要独自完成这样大工程中的一个大地区的条目编写,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此书后来没通过审查,未能出版)。
此后,顾训中发来一篇他新写的有关徐景贤的文稿,征求意见。我回复意见后,他于12月9日来信说:“谢谢你的鼓励!另一研究文革史的朋友、即写作上海工总司历史的李逊,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我想一并作些修改。我正等候徐的家人提出意见,特别是史料上别有什么硬伤。”
2008年7月13日,他来信说:“依稀记得,您已快到退休时刻了,是否已办理手续?有何新的打算?有安排来上海么?如能成行,十分欢迎!这样,我们将能真正相识!”他并告知已于年初2月办理了退休手续。由于应朋友相邀,在另一份日报帮助做编务工作,“竟然比以往做周报更为忙碌,当然也无时间系统进行一些文革的研究工作。”
我去信告诉他,我也刚退休了,而且,我和北京的朋友吴迪商量,办一份文革研究的电子刊物《记忆》,供有志于文革研究的朋友们交流,现正在筹备,决定将创刊号编为纪念王年一的专辑,如果他愿意,可将他在王年一追思会上的书面发言也用上。
2008年8月14日他回复:“举双手赞成您和吴迪兄的倡议,并请相信,一定会尽全力给予我所能做的支持。小文如蒙在该刊重发,我一定再看看,容修改后再送上。建议你们先设计出个栏目,并根据可能,设计出更新的时间。我会向我所知道的朋友引荐,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可好?”
8月29日他将修订后的纪念王年一文章发给我,我们排到了《记忆》创刊号上。
此后我在一封邮件里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叫王锐的,写了篇有关上海安亭事件的文章,很不错,不知他是否认识——我以为王锐是上海人。顾训中于2008年9月3日回复我,说:“应该说,此君在没有任何新材料的情形下,细细耙梳,十分不易,颇有功夫。我从网上找到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来还是你的大同乡,四川自贡人氏。这里奉上,供你一阅。”我这才通过另外的朋友与自贡的王锐联系上。
《记忆》创刊号我们决定于2008年9月13日——王年一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正式出刊。提前发给了几位作者。顾训中9月12日就来信:

昨晚收到记忆第一期,一口气看完,感觉十分好!虽然与王年一老师早就相识,也未中断联系,但毕竟未能经常见面,除我之外的两篇回忆文章都写得生动有趣,将王年一师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吴兄的文字生动有趣,有形有色,王老师真可谓呼之欲出,看了特别感动。
有两个建议:
一是能否配些图片。如本期能有王年一的照片则更佳,可让不熟悉的朋友也能一睹风采,留有印象。
二是虽则是专辑,但有些栏目可不受影响,照样登出,如动态等,以便内容更其丰富。
谢谢二位的辛苦,相信所有关注于文革研究的同道都会感谢你们的。当然,尔后更重要的是支持,让《记忆》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

2008年11月10日,顾训中来信谈到了第七期上纪念吴小龙逝世两周年的一组文章:

第七期已经收到,并一口气看了相关吴小龙的文章,很是感动,也很是惋惜!感动于他的真知灼见和知识积累,惋惜于他的英年早逝,以及在其生前未能多多请益!从此也愈发觉得《记忆》能在同道中进行这一交流的重要。否则,就我们这些仍坚守在文革探讨与研究中的同道间都难以经常通气,何以做到邢小群追忆文章中说到的“同气相求”呢?
由此也生发一个建议:能否有选择地刊发一些虽然已不是首发、但仍很有价值的相关文章?就我而言,吴君的这些文章便是首次读到。相信对许多读者都是如此。

此后顾训中一直热心关注着《记忆》和我于2012年起另办的《昨天》这两个电子刊物,并在上面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其中包括在《记忆》第8期发表了《关于1967年1月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史实考订》(2008年11月28日),第18期发表了《一部实录文革的好书——简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2009年3月17日),第62期发表了《忻鼎亮访谈(摘录)》(2010年11月15日),第66期发表了《关于上海文革的几个问题——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作者商榷》(2011年1月14日),第75期发表了《我在空军部队经历“九一三”》(2011年9月13日),在《昨天》第9期发表了《王年一先生手札一组》(2012年9月30日),第17期发表了《徐景贤罪名考》(2013年5月30日),第153期发表了《毛泽东为何选择在上海发动文革》(2020年5月30日)等。本来几年前我还希望他将自己的文革研究文章选一组,在《昨天》上发一个他的专辑,他答应了,但一直没有交稿。
(下图:2014年9月顾训中〔左〕来重庆时与我在书房合影。)
交往十多年,我和顾训中却只有“一面之交”,那是2014年9月,他退休后一直在做社会公益事业,尤其关注公益组织建设和环保公益活动,曾任自然之友理事,是上海自然之友生态保护中心发起人,上海静光公益组织服务中心理事长,欣耕工坊监事等。他那次大约是去成都参加一个志愿者公益组织的会议,转道重庆来见我,我带他去看了还没有像2016年之后那样完全封闭的沙坪公园那个重庆(直辖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名为“红卫兵墓园”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去的时候没想到正是不宜进去的季节,因死者亲友一般都是春节或清明节才去祭扫,整个夏天无人进去,里面的荒草疯长了几乎半人高,进去只看了一小会儿,我俩就在成群蚊子的进攻下狼狈出逃……
那次见面闲聊中,我知道他血压有些高,但他只为女儿的大龄未婚担忧。去年有一次我问起他身体状况,他回复说:“近期坚持每周去作中医推拿,疏通经络,自觉整个身体状况比较好了些。七十有余,身体不可避免会走下坡路。只有好好当心,注意保养,方可长久。”
顾训中和我同年,都是1948年生,但我属鼠,他属猪,那年的春节是2月10日,他应该是在春节前出生的,因此属猪。退休时他给自己起了个网名“花甲小猪”,以后微信也用这个名字,即使到了古稀之年也没改,想来是希望能保持刚退休时那样的精神与健康状态吧。
然而,谁能想到竟会有这样的突然……
在王年一老师去世后,顾训中说“最好的纪念正是秉承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在文革研究上继续作出努力”,谁能想到这样的话现在要由我们来对他说了……

2021年1月18日于重庆风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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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边犊:2020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一件事

一、2020年3月15日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去世
金敬迈,1930年生,南京人。文革爆发时,36岁的金敬迈是解放军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因创作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一举成名。1966年6月22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团成立,金被安排为成员。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其创作感想《破私立公,为革命而创作》。1967年4月底正式调到北京,担任首都五一庆祝活动负责人。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林彪接见并合影。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其《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18日又发表其《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召》。23日中央文革文艺组对外正式宣布成立,金受命分管文学创作并担任实际负责人。6月任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主席团成员。后因请示江青后,由金主持将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些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剧照和电影杂志收集上来封存,惹下大祸。年底遭到批判,被打成“五一六兵团”文艺方面军司令,押回广州批斗中因不堪殴打折磨,割脖子自杀未遂。1968年1月14日被以“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在广州逮捕,关进秦城监狱,单身监禁7年零4个多月(2684天)。1975年5月19日获释,但不准回家,马上被送往河南许昌8300农场,劳动改造485天。1978年获正式平反。著有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二、2020年4月29日著名翻译家冀朝铸去世
冀朝铸,1929年7月30日出生在山西省一个富裕家庭。全家在抗日战争期间流亡国外,到美国时他还不到10岁。冀朝铸在纽约度过十年,曾短暂就读于哈佛大学,但因朝鲜战争爆发而于1950年辍学,冀回到中国。由于英语能力被选任朝鲜停战谈判中的速记员。以后成了中国领导人的高级翻译之一,曾长期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担任翻译,特别是在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Nixon)总统历史性访华期间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在周恩来与尼克松在北京机场上历史性的握手时,他就站在周恩来身后,只是当时中国报纸上发表的照片中他被“技术性处理”掉了。在职业生涯的晚期,他曾任中国驻斐济和英国的大使,还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他在2008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名为《毛泽东右手边的人》(The Man on Mao’s Right)的回忆录,书名指的是毛泽东和说英语的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的检阅台上时,他经常所在的位置。
三、2020年5月15日著名作家叶永烈去世
叶永烈,1940年生,浙江温州人,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还在大学期间,1960年20岁时即成为大型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主要编写者。1983年之后由科普和科幻作品创作转向纪实文学创作,以写名人历史传记为主,人称“旧闻记者”。所著文革题材传记作品有《爱国的“叛国者”——马思聪传》、《傅雷与傅聪》、《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王洪文传》、《陈伯达传》、《四人帮兴亡(增订版)》、《邓小平改变了中国》等。他的左眼在1990年因视网膜手术失误而失明,右肾因恶性肿瘤在2008年摘除,他更加开足马力写作。他认为必须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写作上,书本就是凝固的时间,就是生命的延续。他生前已把所有的手稿、著作、采访记录、录音磁带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四、2020年6月20日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去世
李振盛,1940年生,1963年由长春电影学院毕业后在哈尔滨的《黑龙江日报》做摄影记者。文化大革命中以“红色新闻兵”身份拍摄了大量文革现场照片。在群众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后,李振盛抢在对立派前来抄家之前将自己所拍摄的上万张文革照片底片藏于家中地板下面躲过一劫。1987年12月,李振盛的20幅文革系列专题照片以《让历史告诉未来》为题,在“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中荣获新闻摄影大奖。1988年3月,“艰巨历程”影展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出席开幕式,接见李振盛时说:“你为人民记录历史,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人民会感谢你。”1982年,李调任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摄影教研室主任。1987年末他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专题照片获全国摄影公开赛系列新闻照片大奖。1990年代以后多次出国访问,后定居美国。2000年开始编辑画册《红色新闻兵》,原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于2001年为李振盛题字:让历史告诉未来/李振盛“文革”摄影作品集。2002年出版图册《追忆瞬间》,2003年开始《红色新闻兵》以英、法、德、意、西、日、中文等文字出版,次年被《美国摄影》评为世界最佳摄影画册。2013年获得被誉为“国际摄影界的奥斯卡奖”的露西纪实摄影杰出成就奖,这是中国摄影家首次获此殊荣。2016年年初,李振盛决定将平生所摄影像及藏有物件悉数捐予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民营企业家樊建川设立的建川博物馆保管。2017年10月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合办李振盛摄影博物馆。2018年10月下旬,李振盛在香港举行《红色新闻兵:一个摄影记者密藏底片中的文化大革命》新书发布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该书的繁体中文版。
五、2020年6月27日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去世
于蓝,女,原名于佩文,1921年6月3日生,辽宁人。1961年因主演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1962年,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1965年,主演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文革开始后,她主演的电影《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都受到江青的批判,她也因此被作为“文艺黑线人物”受到批判,她丈夫田方(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兼演员剧团团长)被作为“黑帮”打倒。但她认为自己所主演的“革命家庭”母亲和革命烈士江姐都是革命者,自己是红的不是黑的,“自己解放自己”参加了北影厂群众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1967年1月26日,北影厂“毛泽东主义公社”发布公告,称“在组织路线上犯了右倾错误,过早地发展了一些中层、创作干部,对提高公社战斗力,和这些同志更好地触及灵魂、改造思想参加革命斗争不利”,决定“清出以下同志离开本公社组织”,其中就有于蓝、谢芳等著名演员。尽管如此,1967年4月得知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重庆群众组织两派冲突中不幸身亡后,于蓝坚决不相信罗会自杀,不顾罗已被批判为“叛徒”的舆论压力,她积极参加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和小说《红岩》责任编辑张羽及罗广斌生前友好杨益言、刘德彬等为罗鸣冤翻案的一些活动。因罗被批判为“黑线人物”,于蓝设法从北京电影制片厂档案里找到罗广斌、杨益言于1964年11月25日写给导演张水华的意见提纲《分歧何在》,认为是可以证明罗广斌与“文艺黑线”早就进行了针锋相对斗争的历史资料,交给北地“东方红公社”发表在1967年6月5日出版的《红岩战报》第二期上。文革结束后于蓝曾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中国儿童少年电影电视中心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获得中国文化部、广电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世纪奖”优秀女演员奖。2009年获得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六、2020年8月1日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去世
邵燕祥,生于1933年,祖籍浙江萧山,肄业于中法大学法文系,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广播文工团编导组编辑、广播剧编导。从1958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8年,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达20年。1979年得到“改正”,复出后,他写了大量诗歌和杂文,批评各种社会弊病。曾任《诗刊》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主席团委员。著有诗集《到远方去》、《在远方》、《迟开的花》、《邵燕祥抒情长诗集》等。他先后出版《忧乐百篇》、《当代杂文选萃•邵燕祥之卷》、《邵燕祥文抄》(三卷本)、《沉船》、《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找灵魂》、《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等。在《人生败笔》中他收进了文革中1966~1970年间所写的交代、检讨、揭发、思想汇报、大字报等史料。他在序言里忏悔道:“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也许可以说,直到今天面对这可耻的记录,我才真的触及了灵魂。”
七、2020年9月1日新学期高中历史课本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引起关注
因2019年初中新版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将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课取消,把有关文革的内容压缩、改写后放进《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这一课中,引起舆论大哗,强烈质疑这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相违。今年秋季新学期高中历史课本中则没有将文化大革命当作“艰辛探索”,而是表述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许多人认为这是正本清源,恢复了40年前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有人甚至误以为是对去年那个初中教材作了修改。
八、2020年9月3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扮演者钱浩梁去世
钱浩梁,生于上海,从小跟父亲钱麟童(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学戏,考入上海戏曲学校。1950年进中国实验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前身)研究班深造,1956年加入中国实验京剧团担任主演,先后跟李少春、李生斌、盖叫天等人学过戏。1962年被选调到中国京剧院学习。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排演《红灯记》,扮演李玉和的是A角李少春,B角钱浩梁。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出场较多。江青将《红灯记》定为样板戏后,确定以钱浩梁为主演,并将其姓名废除钱姓,改为浩亮。1969年4月被安排为中共九大主席团成员(从此以“浩亮”之名见报)。1971年7月任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3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江青在讲话中宣称:“于会泳、浩亮、刘庆棠是我的接班人。”11月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成立后任副校长。四届人大后任文化部副部长。1976年文革结束后被隔离审查。1983年4月25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称:“现已查明:浩亮在十年动乱期间,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充当亲信,是这个集团安插在文艺战线的代理人。浩亮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控制文化部门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利用文艺工具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的企图颠覆政府的新动乱,把攻击矛头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制造冤案、假案,迫害文艺界知名人士、干部和群众。浩亮犯下的罪行和错误是严重的,民愤也是很大的。‘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受审查期间,浩亮对自己的罪行和错误作了程度不同的交代,尚有悔改之意。”决定:“一、浩亮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但鉴于其犯罪情节较于会泳、刘庆棠轻,且本人有认罪态度表示,故决定不予起诉;二、撤销浩亮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行政上降一级(由文艺九级降为文艺十级);三、分配到外地,在地方戏校做一般教学工作。”此后恢复钱浩梁原名,1984年到河北省艺术学校教学。1988年经宋任穷批示重返舞台公开演出。1989年评为高级讲师。1992年1月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甘露寺》、《回荆州》等剧,一人饰演三角,因演出过于劳累突发脑溢血,经抢救脱险,恢复后病退。1998年曾再次重登舞台。
九、2020年10月9日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扮演者谭元寿去世
谭元寿,1929年生,湖北武昌人。著名京剧大师谭富英的长子,谭小培之孙,谭鑫培的曾孙。文革中因在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一角而红遍大江南北。曾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北京京剧团副团长,1967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其署名文章《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在京剧革命中做披荆斩棘的人》。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人。
十、2020年11月27日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故事片《一秒钟》获准公映
影片以文革后期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大西北几个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是张艺谋继《活着》、《归来》之后执导的又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故事片。该片于2018年6月以国产片申报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获准“同意拍摄”。2019年1月以合拍片重新申报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2019年1月17日,片方发布了影片的全新国际版海报。2月1日,片方发布一组新剧照。本已报名参加柏林国际电影节,但在2月11日片方宣布因“技术原因”,无法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放映,退出柏林国际电影节。几经周折,并删节修改了一些镜头(有的甚至影响到人物命运线索的交代)后,正式定档2020年11月27日全国公映。11月24日,电影又因“技术原因”取消在厦门金鸡奖的首映。11月26日,该片在北京举行首映活动。影片总算获准在全国公映。
十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年底宣告“重组”
香港中文大学的高层于11月决定关闭几十年来享有全球学术界“中国研究圣地”盛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简称中心)。曾在中心最初成立及后来并入中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长期担任过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的90岁高龄的傅高义(Ezra Vogel),在12月16日入院做手术前曾告诉多人他会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关闭的问题向中大校方写信,但20日却因手术并发症不幸突然去世,留下历史遗憾。美国之音12月26日报道,香港中大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称有关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重组”是旨在提升现有服务,“将其收藏的资料更广泛地提供予本地和国际学者使用”,校方否认受到外部压力影响而“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称“绝无其事”,有关传闻“全属虚构”。而就在同一天,该中心另一位主任、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裕向中心全体人员发电邮,正式告知中心拆解“重组”以及该中心共同主任之一的李磊(Pierre F. Landry)辞职。12月29日中大召开记者会,会上校方经记者多番追问,才确认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重组完成后将不复存在,但馆藏将被保留,并“努力延续USC精神”。赵志裕在记者会上表示,李磊“因对中心的发展方向有不同意见”,已经于大约11月底呈辞。该中心原来的人员架构、财务预算、学术交流活动等,未来将不再独立存在,而归入中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中。有关消息引发国内外中国研究学者强烈反应。到12月31号早上,已经有170多位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教授及学者签名,之前并有20位国际顶级的中国研究专家联名,70多位美国、日本学者及图书馆专业人士联名,以及国内外学者以个人名义致函表达同样的关注与保留原中心的请求。改组中心的决定引起轩然大波,也因为这是半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共同打造的学术家园,带着几代海内外学者珍贵的集体回忆。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当代中国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中心组织全球学者搜集、编辑并由中心正式出版了具有多种检索功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10年出版增订后的第三版),同时并建立了随时更新的网络版数据库,为文革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历史资料检索条件。随后中心又组织编辑和陆续出版了《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等。

宗庶:2020年文革题材出版物

李海文、白石亮著《多棱镜下的周恩来》,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5月。
武重年口述,马长林撰稿《武重年口述历史》(上海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5月。
万方著《你和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
邸延生著《山雨欲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
宦国英、宦国瑞等口述,阮虹执笔《宦乡往事:回忆父亲的人生往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7月。
方增先口述,张鑫撰稿《方增先口述历史》(上海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11月。
靖任秋著《靖任秋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

周孜仁著《云南文革史稿》(上、下),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2月。
郭罗基著《“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2月。
樊能廷编《真相与谎言对撞:北大文革研究文集》,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年1月。
王复兴主编《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第三集),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3月。
王学礼著《孙谦的如影人生》,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3月。
《阎长贵的人生之路——史义军采访实录》,香港•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年4月。
刘家驹著《光荣的背后:我的军旅见闻》,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4月。
吴根耀著《曾经的狂热岁月——1950~1981年的记忆》,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本书编写组《武汉地区文革纪实》,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0年4月。
胡宗式、章铎主编《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上、中、下卷),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6月。
乔晞华、James Wright著《文革群众运动的动员、分裂与灭亡:以社会运动学视角》,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7月。
杨海英著,刘英伯, 刘燕子译,《没有墓碑的草原:内蒙古的文革大屠杀实录》 (电子书),八旗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杨海英主编《滕海清将军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讲话集》(上、中、下册),新锐文创,2020年7月。
王本中、启之主编《北京盛夏一日——1966年“八五”事件回忆、反思与争论》(三卷),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8月。
孟婧著《记忆碎片与怀旧:银幕上的文革》,香港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杨海英主编《有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上、下册),新锐文创,2020年8月。
单伟建著《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信报出版,2020年9月。
穆迅著《苇子滩:一九七○年的冬天》,猎海人出版社,2020年9月。
方延曦著《仰望与追寻:一位中国老人穷其一生的思考》,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9月。
张逸民著《沧海作证——张逸民回忆录》,自印书,2020年9月。
杨海英主编《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被害者报告书》,新锐文创,2020年9月14日。
杨海英主编《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历史证据和社会动员》(上、下册),新锐文创,2020年9月10日。
杨海英主编《内蒙古军区被害者和加害者纪录》,新锐文创,2020年10月。
张从、马志学、冯宋彻、严文凯主编《却话燕园风雨时》,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
王安忆著《一把刀,千个字》,麦田出版社,2020年10月29日。
方延曦著《古稀回望人生路》(上下册),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10月。
黄金海著《十年非梦——黄金海回忆录》,自制电子版,2020年10月。
野夫著《国镇》(长篇小说,法文版),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20年12月。
旷小林著《江西省九江市九纺文革纪实》,自印书。
黄春光、黄正著《黄永胜传》(四卷),自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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