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 天》第一六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12月30日第166期
本期目录
〖文革与文学专辑4:《九级浪》专辑〗
史林一叶
王 尧 覆舟之后的“玩主” 鄂复明 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 附录 刘自立那张“打倒狗爹”的大字报
毕汝谐 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故纸堆
毕汝谐 九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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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舟之后的“玩主”
王 尧
几年前,沪上一位朋友电话问我,是否知道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下落,他说可能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着。我只是在杨健著《文化大革命时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读到《九级浪》零星片段,但不知道完整的手抄本在哪儿。过些日子,朋友又来电说,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无《九级浪》的手抄本。我在网上仔细搜索过,也没有发现,倒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第二次握手》的两种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六十年代就动笔了,我们后来读到的是一九七九年公开出的版本,当年《读书》曾有谈论《第二次握手》的文章。《九级浪》是在“文革”中写“文革”,堪称“文革”地下文学的“第一本小说”。但《九级浪》传抄的范围似乎没有《第二次握手》那样广泛,“文革”结束后又一直未能正式面世,此为“文革”时期文学研究的缺憾之一。 这些年冠以“手抄本”正式出版的一些书多数是作者修改以后的文本,和当年的“手抄本”有诸多不同。这个差异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并无太大影响,但对“手抄本”研究者或对文学史写作而言则是个问题。我人在国外,手机也跟着漫游,但通常是上网,手机也就安静地搁在那儿。有天偶尔开手机,收到一位陌生者发自北京的短信,询问我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是否可以转手。我回了一则让这位朋友遗憾的短信。网络时代信息之通畅,超出我们想象。设想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若有互联网,大概也就没有“手抄本”这一现象了。所以,在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主持的“手抄本”国际会议上,我曾经感慨,“手抄本”现象在网络时代可能终结了。 今年四月,在王德威教授主持的“红色遗产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久违的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叶凯蒂教授。刚到哈佛时,便闻叶凯蒂教授存有《九级浪》手抄本,我颇疑惑,但又相信这是确实的消息。四月的会议上,我们是同一场发言,果然,叶教授提到了《九级浪》,从毕汝谐说到王朔的《顽主》。休息时,我问叶教授,从哪里找到的《九级浪》手抄本,她说是多年前毕汝谐从纽约寄给她的。毕汝谐还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九级浪》的写作过程,这封信在她德国的寓所。她说到信中的一些内容,和我读到的毕汝谐以“毕汝谐”发在《黄河》上的回忆文章大致相同。叶教授也说,《九级浪》的手稿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过了些日子,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她将扫描好的《九级浪》电子文档复制给我,我见到了毕汝谐给她寄邮件的大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稿。现在已经没有《九级浪》的完整稿本,毕汝谐复印给凯蒂的也缺了几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后,毕汝谐和他当时的女友将《九级浪》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岛上,“文革”结束后,他独自掘出文稿。毕汝谐在回忆文章中说,“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我现在读到的这部小说:基本完整,只是缺了几页而不是“大部分”,毕汝谐《黄河》一文的说法似乎不够准确;复印件是作者手迹,非当年的手抄本。而到目前为止,并无《九级浪》手抄本的消息,毕汝谐在《黄河》上的文章是以“诚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深谢厚酬”一句结尾的。因此,我宁愿相信,现在我读到的这个稿本,就是“颐和园”本。我说这个细节,其实只是想表述“手抄本”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确认“版本”的难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搁下。 根据毕汝谐自己的回忆,《九级浪》写于一九七○年深秋,构思于一九六九年,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写于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之间。动笔前一年,毕汝谐为躲避上山下乡风潮,“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跑了许多地方,得出了“文革”“糟得很”的结论。这样一种幻灭的感觉,与他对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的解读是一致的: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我注意到,和手抄本不同,一九七九年版的《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增加了一个细节,男主人公的书房里也挂了这幅《九级浪》油画。有意思,这幅画倒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之一。 一九六八年是“文革”时期青年人,特别是红卫兵一代思想、人生的分水岭。尽管毕汝谐尚未达到一九六八年前后出现、后来失踪的“思想者”的境界,但他观察“文革”生活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九年,他也有了“在路上”的经历。行囊中带了唯一的一册书,爱伦堡的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他上路了。用今天的说法,是“文化之旅”加“革命之旅”。 但这个过程,显然还不能轻易用“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这些措辞来描述。“文革”结束后,这些关键词构成了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历史的秩序。无疑,无论毕汝谐这一代人还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的特征,但不完全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其他一些因素以及各种因素沉浮、夹杂的特点似也不可忽视。毕汝谐说,他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等)也读《论马克思主义》,入夜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这个说法至少提醒我们不能完全用“躲避崇高”来指称那一代人甚至是一类人。其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骨子里还有崇高;醒了,但痛苦。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文革”时期的青年,在否定“文革”之后仍然回到“崇高”那条路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冲突中,“玩主”出现了:自视甚高,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看透人生,“抱持粪桶逃生”;庇身之所是饮食男女,以此缓解满腹忧思无边愁绪。——这就是“文革”时期的“玩主”,以“玩”的方式解放压抑了的人性并和现代迷信彻底决裂,而它的大背景则是一代人的悲剧。小说作者的这一心路历程和生存方式,不仅构成了《九级浪》的底色,也大致决定了小说的布局谋篇和人物形象。《九级浪》是一个漩涡,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原本纯洁无瑕的陆子和司马丽便在其中挣扎和沉沦,从金童玉女到问题少年,这是我们大致熟悉的一个故事梗概。相对于新时期关于“文革”的叙事,这两位男女实在是文学中的“早产儿”。尤其是陆子,小说中的“我”,一个禁得起分析和透视的复杂人物,置于近六十年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大概都算得上是独特的一位。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为一般论者所轻忽的是小说书写的社会众生相。我以为,《九级浪》的一个成就是,写出了另外一种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在“我”的周边,活跃着勇人、勇珍、冯明、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牲等一群人,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社会之种种怪状纷呈,构成了和纪录片《中国》、“伤痕文学”等完全不同的斑杂的社会面貌。 毕汝谐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文学作品,后来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然用生命作砝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我觉得,小说《九级浪》的灵魂恰恰是染上了这些人的气息,存在主义之于作者和小说的影响是明显的。有趣的是,作者说他放弃的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板戏创作,采用的是“亲切而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如果就小说撕裂“文革”社会生活的真相和裸露青年一代内心世界图景而言,这部小说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但小说的整个精神气息则源于存在主义哲学。毕汝谐说他曾经和许多人争辩过陆子这一类人生方式的合理性,其实坚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 近些年,我一直关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断裂”与“联系”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恩格斯当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揭示过。如果我们把“文革”与“新时期”两个阶段的文学“关联”起来,就会重新评价王朔的一些作品,就会重新论述《九级浪》到《顽主》这一线索。 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受到关注的“文革”叙事,大致是“被迫害”、“反抗”和“忏悔”之类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是将生命砝码压在社会的天平上,但无不呈现出一种道德的力量和光环。这样一种叙事既突出了那个年代的丑陋,又在道德净化中自慰和抚慰他人。但它恰恰删除了无法用道德来解释的另外一种反抗力量以及人性世界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即便现在,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新来认识那个年代“存在”的真实面貌。在覆舟大海之后,一个人如何逃生?毕汝谐说,有人驾驶快艇逃生,而他是抱持粪桶逃生。在各种逃生方式中,我们关注的是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等,而“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或者其他,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到纽约大学讲课,晚上从华盛顿广场步行回酒店,在漫步时突然想起毕汝谐在纽约。当年他在《黄河》上发表《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时曾在文末留了电话和地址。我回到酒店,找到了下载的文章,按照他留的号码拨了电话,不通,再拨,还是不通。这个号码是一九九九年留下的。那是十年之前的事了。 (原载《读书》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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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
鄂复明
作者简介:鄂复明,1950年生于北京,1967年中断初中学业,落户内蒙古锡盟东乌旗牧区放牧,12年后随潮返京。待业期间经友人引荐参与民刊《今天》文学杂志的油印、发行及事务管理,半年后入职市公交长途汽车保修厂工人。1988年《今天》资料收藏人赵一凡先生病逝,遂接手《今天》文学史料收藏、业余从事整理及研究。2010年全部《今天》资料为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以“特藏”入馆。2019年获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授予“金沙诗歌文献贡献奖”。
毕汝谐先生在“文革”前期(1970年秋)创作的“地下文学”中篇小说《九级浪》,为当代文学作者和研究学者屡屡提及,泰半源自诗人多多写于1988年可称之为信史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多多在谈到对那一代人的阅读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黄皮书等文学读物时,将《九级浪》 与新诗歌运动启蒙者郭路生的名作《相信未来》和 “太阳纵队”成员甘恢理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并列且居其首。 然而数十年来这一作品的文本竟付之阙如,致使研究者在论及时无从深入;仅有的情节梗概则多引自“文革”艺术史研究学者杨健的相关著述 ,前不久我向杨健先生求证,他答复:“……我是听人讲述的,我询问过毕汝谐,他说,他也只有残稿,送当代(应为‘现代’)文学史馆了。所以你这是唯一原稿了。如果可能请发我一份……”杨健先生当年历尽艰辛,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文革”文学史料,也终未获得《九级浪》的文稿,可见其在当年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传抄范围极小且时间短暂,以致无从存世。 我近四十年后才介入《九级浪》文本的整理工作,缘于毕汝谐先生在2003年打越洋电话给昔日中宣部大院的邻居刘自立,为“文革”期间去他家找他弟弟“寻衅”(毕先生坦承自己那年月“……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向他郑重道歉,甚至记得刘自立当年引用某先哲的话来斥责他们这种小孩子式的胡闹:你们说的话“就像是在睡梦里嚼树皮”……我和刘自立是北京二十四中(当时在其分校“外交部街中学”)初中同学(同级不同班) ,他(生于1952年)比同届同学要小上一两岁,而被其称为“小孩子”的毕先生(生于1950年)实际上还要长他两岁。(刘自立当年的一次惊人之举——写了一张几乎引来杀身之祸的大字报,详见附录。) 但我迟至2009年才读到刘自立接毕先生的越洋电话后,为他的《九级浪》撰写的长文《教我如何来想他! ——毕汝谐和他的〈九级浪〉》”(《博览群书》 2003年05期),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有关《九级浪》最为独到而又详尽的评述,它与毕汝谐1999年6月发表在《黄河》月刊的《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在作品文本阙如的困境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这一空白,无疑是弥足珍贵而又可信的填充。 毕先生在文末吁求:亟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定当深谢厚酬。 受作者之托,刘自立也在一些知名网站为其广而告之,但却音讯全无,他以伤感的文字终结此文:
作为他的一个邻居,我帮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网站上贴出了这个告示。 但是迄今无人响应。他们是否对《九级浪》感兴趣呢? 他们是否还记得毕先生这个人呢? 他们看到我上述所言,又会做何观感呢? 而对于我来说,有一句老话改一改,就成了今天的思念和思考——教我如何来想他!
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本以为《九级浪》早应与它同一时代的“地下文学”,如《第二次握手》等被坊间一版再版,甚或登临影视的大雅(俗)之堂。而赵一凡先生1988年辞世后遗留下来的微缩胶片,在我的书柜中静置了二十余年,其中就有《九级浪》手抄本的全稿(仅缺少第53页)。为此,我深感自责。这一偶然的机缘才使我关注到那原本只能留待后人去整饬的微缩胶片。至此,赵一凡先生在四十年前(1970~2010)潜心打造的“诺亚方舟”得以浮现。
(上图:赵一凡先生1970年代初翻拍的《九级浪》手抄本微缩胶片及其洗印样张。现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北岛曾在回忆“七十年代”的《断章》一文中记述:他从赵一凡那里取走自己的《波动》手稿,数日后误闯一凡被捕后查封的小屋,在街道“小脚侦缉队”的拦阻盘诘下逃离,想到房间地上立着那台“代表当时最先进复制技术的苏制翻拍机”,深恐一凡会将文稿翻拍带来不虞之患。在那以举国之力恣意摧残文化的癫狂时代,一凡用它来制作违禁书籍和文稿的微缩胶片(现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盘点共计1013片),试图以一己之力,营造救赎民族文化与记忆的“诺亚方舟”。 每每触及那盒很少翻检的旧物,对一凡这“堂吉珂德”式的壮举,心中泛起的仅仅是苦涩的记忆;只有读完《九级浪》胶片的录入文本后,我才深深叹服赵一凡先生的远见卓识,没有他来保存这一作品,如《九级浪》这至今不能见容于“主流”文学的重要文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只好流为传说,后世的文学史家有理由对一个没有文本的作品保持缄默甚至质疑。
2010年前后,伴随我二十余载的《今天》资料送交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收藏在即,我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内将《九级浪》微缩胶片扫描为电子文件。我与毕先生素昧平生,旋即通过《今天》的作者诗人田晓青,与其文友刘自立联系,请他转告毕汝谐,商谈《九级浪》胶片的电子文件移交(当然是无偿的)事宜(为安全稳妥计,我已将原件随同《今天》资料送馆收藏)。 毕先生很快给我打来越洋电话,但彼时他正羁绊于家庭琐事纠葛,感觉到他的疲惫和倦怠,加之电话语音故障,竟无法交谈,只好再通电子邮件。胶片文件将近800MB,当年的电邮传输极为缓慢,我打算使用网盘,但毕先生似乎不精于此道(大约以往诸事皆依赖秘书),遂安排我与他在国内的姐姐联系。后与毕蔚萱女士约在东郊“世贸天阶”的一家餐馆,将资料拷入她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毕女士当时曾邀请我继续来做《九级浪》胶片的后期整理工作,但我分身乏术,未敢应允。 至此,尽管在我心中卸下了一份重负,但胶片尚停滞在图片文件阶段,且翻拍时页面曝光不均以及原件手抄字体的辨识困难,《九级浪》的内涵,对我依旧是个谜。迟至2015年初,记得在写一篇文章时又提及《九级浪》,我不想再等待了,我决心利用春节期间乱糟糟的零散时间,来做这项繁琐枯燥但极有意义的录入工作。 随着图片上的象形文字逐个跃入电脑文档组成篇章,复原了那个被刻意忽略并即将被忘却的时代,我是这篇文学作品尘封近半个世纪后的第一个读者,但我只能悄悄存入电脑,将这从未正式发表过的作品传送给作者。其中尚有近千字的缺失等待他来填补。 《九级浪》创作于1970年秋,作者以“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在那“连梦呓时都不得造次的严酷年代。数月前《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决,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九级浪》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一部文学作品的范畴,有文本在,有毕先生关于创作背景的详尽文字,在此无需我的赘述。
转瞬又是一年。当年“地下文学艺术沙龙”主人鲁双芹女士在做“70年代青春的记忆”回顾展时向我征集史料,有关《九级浪》部分我给毕先生发了电邮:
汝谐先生:近安! 北京“成蹊当代艺术中心”近期将举办《70年代——关于青春记忆》图片展,鉴于您的著作《九级浪》的写作及传抄,是那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策展人通过鲁双芹女士向我寻求有关史料。我的本意原是:从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您的原稿“残骸”、到赵一凡先生保存的手抄本微缩胶片,以及该书至今未能出版的现状,组成一条完整的史料链,用以告诫和警示后人: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是如何阅读和写作的。由于展期仓促和缺少您的授权,我仅能向他们提供几页微缩胶片的扫描文件。 但我仍盼望能早日看到由您校订的完整版本,借助网络这一强大的信息工具,来完成这一夙愿。
毕先生回复:
复明君:你好! 承蒙抬爱,幸甚! 我一直努力寻找“九级浪”全稿,未果,很遗憾。谨此授权你做有关“九级浪”的任何事宜。多谢!
他在邮件中还讲:“半年来,迭遭不幸;家母仙逝,五内俱焚”…… 我已从毕先生的文集中悉知:他为自由故,早年隐名埋姓,在外独自打拼,尊前不能尽孝。值此非常时期,不便打扰。尽管毕汝谐先生授权我来处置《九级浪》文稿事宜,但我所做的也仅限于为完善馆藏及供学者研究,在资料层面略尽绵薄之力。凡有关翻印、出版事宜均需与作者商谈。 根据赵一凡先生微缩胶片复原的手抄本文稿,尽管缺失的第53页中某些重要情节可能永远无从填补,但这对于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已是弥足珍贵了。让作者去复原久远年代的作品,恐怕也是勉为其难,历经近半个世纪,《九级浪》失而复得,如此残缺,不也正是时代的迹痕! 据毕先生回忆:他的《九级浪》手稿在七十年代中期为规避风险埋藏在颐和园一孤岛,过后“……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 只剩残篇”,遂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联系到故友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请她转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陈建功先生,希望能得到这一“残骸”的照片,以为本史料增色。 恰值建功先生出差在外,他的夫人隋丽君很快帮助发来馆藏文稿的三幅照片。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谓“残骸”,竟然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修复得如此清晰可辨。以我“得陇望蜀”的贪婪心理,请陈希米女士再度斡旋,希冀得到残稿的全部扫描图片,借以参照校订我的手抄本录入文档。 此后月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计蕾和“信息部”刘鲁燕二位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遵照规定,在取得毕汝谐先生的“委托书”后,签署“协议书”,得以使用残稿共计120帧的扫描图片。
(下图:《九级浪》原稿“残骸”照片。隋丽君 提供。)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九级浪》残稿,是作者抄写在20X18规格红方格稿纸上的手稿,学者王尧先生曾撰文《覆舟之后的“玩主”》中称其为“颐和园”本。 现存残稿页码标至第132页止,其间缺少第9、10和第15至24页,共计12页。实存120页。再经与手抄本文稿对照,发现第132页之后至文尾约缺失4页,故手稿全文应为136页。如此断续缺失多达16页(约占全文12%)的文稿,其可读性可想而知,这也是包括作者本人要去继续寻找手抄本的动因。 值得庆幸的是:我根据手抄本微缩胶片录入的文本,其中大量的缺失和谬误,经与手稿残稿互为参照,得到近乎完美的填补与校订,以至于我的手抄本录入文档在下一步的校订工作中,退而降至为框架层次。 手抄本微缩胶片原缺失的“第53页”,也从残稿中得到完整补缺,仅此项就增添约520余字。 我的录入文本中,因微缩胶片翻拍时曝光不均,造成边角处部分字体无从辨识甚至“消失”,以及原件的抄写疏漏,零散缺字共约300有余。这些缺字的90%从残稿中得到修正,剩下的主要集中在手稿残稿缺失部分的最后四页,由于无从参照,只好存疑。 至此,我已得到缺失仅为34个字的《九级浪》文本。 我甚至还存有一线希望:我猜测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修复这一藏品时,可能还保存着那些剩余的残片,从中得以进一步的修正。
手稿残稿较之手抄本在文辞上做了相当多的修正和润色。尤其是结构助词“的、得、地”以及标点符号的精准运用,在最初校订时我甚至怀疑这部最终定稿曾假以他人之手改订,但通读后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全篇不存在丝毫“XX式的”低级誊写错误。与之大相径庭的却是手抄本中的谬误百出。 毕汝谐先生虽是“老三届”的初中肄业生(由于文革爆发被中止了毕业升学考试)。但曾在“景山学校”等名校受过完整规范的中等教育,加之主动避开文革浪潮的自修及苦读,文字功底是毋庸置疑的。
《九级浪》手抄本(抄写人佚名),由赵一凡先生1970年代初翻拍微缩胶片。原件为135胶片负片,页码标注为1~85,原缺第53页,共计84张,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文学资料特藏”。 根据包装纸袋上注明“缺少第53页”,推断此手抄本是赵一凡向他人借阅后翻拍,而非个人收藏。在赵一凡平反后公安部门全部发还的“查抄物品清单”上也未见有《九级浪》手抄本原件的登录。 赵一凡先生辞世已逾二十八载,谨以此些微成果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2016.8.
(校订说明) 根据word软件的字数统计功能,全文有效字数41095,综合校订后为42335。加上残缺字,在42500字以内,应属中篇作品,并非传闻为十万字的长篇。 文档中插入的红色阿拉伯数字是手抄本的页码标定(1~85)。 文档中插入的绿色阿拉伯数字是原手稿的页码标定(1~136)。 文档中的红色字体是对原稿笔误或疑似笔误的初步校订,以及对个别缺失处根据前后文字关联所作的试探性填充。空缺处则用符号□填充。 文档中的绿色字体是根据原手稿对手抄本的修正及补遗;保留这一痕迹是为方便研究者查阅原件。 文稿中大量使用着半个世纪前流行的语汇,本次校订未作任何注释,比如:包括当时的医务工作者,也将精神病症称为“神经病”。 全文未经作者审订。 历时近半个世纪,“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终成完璧。
2018.4 补订.
附录 刘自立那张“打倒狗爹”的大字报
自立性格狷介,颇具乃父文风,我们这三四十人的小团体(名称为“井冈山”),在近两千名师生的学校中独树一帜,由刘自立执笔发表多篇文章,为后来被判处死刑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观点辩护,并幼稚地以马恩经典理论,质疑“文革”期间主政的校“革委会”和军训团的权力,因此深遭嫉恨,必欲除之。涉世不深如我辈者,灾祸临头只在旦夕之间。 1967年夏初,失学近一年我们依旧按时到校,但从不参与主政者安排的“说教”课程,而是自由地学习和探讨我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来校路上,西邻原外交部机关高墙外一条半人高的标语“打倒刘自立的狗爹!”赫然在目,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在很漫长的一个时代里,自杀本身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并且殃及子女。稍后刘自立也到校,他微笑着拈起一张白色大字报纸,对折裁开,再对折,再裁开,在两幅4开大小的纸张上,以他那洒脱的字体伏案疾书,一张决定他一生命运也间接影响到我们今后去向的大字报一挥而就。由于曾担任过数学课代表及偏好,我对这不足百字的大字报中严谨而又简约的数学式推理(甚至还使用了数学符号)印象极为深刻,故至今记忆犹新:
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
∵ 马克思的父亲——反动律师 恩格斯的父亲——反动资本家 列宁的父亲——反动官吏 毛主席的父亲——反动富农 ∴ 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 ∴ 打倒刘自立的狗爹!
四位伟人父亲因其阶级成分,依例被冠之为“反动”,斯大林的父亲是鞋匠,属于劳苦阶层,故排除在外。这是“文革”期间通行的荒谬的“血统论”法则,所不同处,是刘自立将之与伟人共享。这显然是一位反“血统论”斗士的游戏之作,很多年之后,我从毕汝谐的回忆文中得知:当年中宣部大院的“黑帮”子女们,髫龄年纪,即懂得唾面自干,他们贴大字报,即称自己被打倒的父亲为“狗爹”。自立书生气十足,为一张大字报,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大字报贴在教学楼东侧告示牌上,举校哗然,愕然!随即,千余人的校园内却如死一般沉寂。 两三天后,一位身着蓝制服的人带相机来拍照后离开。一周后,校“革委会”发布公告,称刘自立“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这也是那个时代拘捕公民的方式之一),同时,刘自立被抄没的日记本以其内容反动在校园张贴示众,其中有他悼念父亲的十数首格律诗,对父亲生前教诲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年代久远,我仅记得两句:“克林升九霄,苍天也欢笑……” 习惯于刘自立式的思维惯性,我们已难分清面临的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刘自立被关押数月杳无音讯。在无从逃避的“上山下乡”浪潮到来之前,有一个自愿报名去内蒙草原的机会,1967年11月我们一行五人,随同数百人的车队,辗转十数日,自我放逐到内蒙东北部边陲牧区插队落户。转年夏季,在蒙古包里收到刘自立来信:他与四十三名青少年被“伟大领袖”钦批:少年狂热分子,一律释放。但“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刘自立旋即被押送到吉林省扶余县一贫困地区,苦度半劳改式的生涯。 他父亲的冤案历经两次追悼会才得到彻底“平反”,两次摆放的都是没有骨灰的“空灵”,始终也没搞清是自杀还是他杀。刘克林先生生前曾供职的《大公报》成为“文革”停刊后唯一一家至今尚未在大陆复刊的报纸。刘自立随知青返城后,进入以《大公报》旧部成员为主组建的《经济日报》,主持国际部,也算是子承父业吧。八十年代初,刘自立是《今天》杂志主要作者。刘自立不改初衷笔耕不辍,时有文笔犀利的史论与时评见诸媒体网络,进入本世纪初,曾被评选为“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 【史林一叶】
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毕汝谐
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难,愤然作不平之鸣。近乎本能地发出一声呻吟——这便是“文革”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九级浪》。 那是一个连梦呓时都不得造次的残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便是:“时代整个脱节了。” 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被我选作书名。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 为《九级浪》所作的准备,可追溯到一年之前。“九大”后,为了躲避上山下乡风潮,也是为了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点考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囊中仅有一册爱伦堡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他青年时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钦慕不已)。憬然发现:在震耳欲绝的口号和凯歌声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闻问了。终于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结论。“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宝楼台,水远不能重建。 那时候年纪轻,真正是傻大胆儿。明明知道文字狱遍于全国(动笔前不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毙了,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制服警察充当文字检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会景观),却挺身而出,拔笔犯难。我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作品,后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跃然用生命作为砝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少年豪气:人生无非是这么回事,岂有不死之人,不灭之魂?…… 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敏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我只得以饮食男女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怀,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其时,我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我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 其中之一比小说更离奇:我在打砸抢现场被一名青年警察擒获,同去派出所。途中,双方对谈文史,甚为投机,他竟放我走了。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这位极具灵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铭心。如果是另外一种常态结局,我的生活就此毁灭也未可知。 那时节,正值青年反叛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 我曾与许多人争辩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观点是:既然“文革”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海难,那么每个人赖以逃生的方式都无可厚非;也许你们是驾驶快艇逃生的,而我却是抱持粪桶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乃至于“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无非是泅渡苦海的一只只救生圈,溺水者爱用哪只便用哪只,悉听尊便。 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苏边界谈判举行,全国进入一级战备。我在青岛某邮局给远在陕北插队的朋友写信,谈及《九级浪》的构思,只因滞留时间过久,而且喜怒哀乐各种表情挂相,差一点被革命群众当作书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敌人举报……那年月,人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真紧呀! 眼见20岁将届,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来迎接这个大生日。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于是,我挥笔写下小说的开头:“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
《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板戏创作原则若敝屣。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么”),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足不出户,终日与小说中的人物为伍:陆子、司马丽、勇人、冯明、勇珍、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生……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写来从容自信,毫不费力。数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现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奔来笔下。所思、所闻、所见、所为,无不归聚于这部即将出世的小说。人物、故事逐渐形成。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残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马丽(以及“我”——陆子)从玉洁冰清而堕入风尘,固然是文革悲剧的一种表现,却又不失为人性解放的一种方式,毕竟,他们与现代迷信做出了彻底的决裂。 陆子(“我”)和司马丽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对金童玉女,而后则成为一对问题少年。两位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丰富的人物。他们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相依为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相当广阔,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马灯似地登场表演,卑鄙、无耻、可怜、可笑。这部小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文革”海难中的社会生态。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是阶级的代言人。”这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写《九级浪》时,却清楚地发现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轰响着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则沦为记录员。然左右顾盼,室内却仅我一人…… 《九级浪》直露地描写了少年人的性启蒙和性苦闷(而后者则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浇油),我以为这便是《九级浪》在当时广受欢迎和招致非议的原因。我是为了刻画人物而写性,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司马丽的特殊身世——高级民主人士与厨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写不容回避。就时间而言,这种性描写实际上与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兴起是不分国界的。 我在描写恋爱过程中,插入极有深意的一笔:“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 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中,整整三个月。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敞开心胸,动用记忆宝库。灵光频现,佳句迭出(描写女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文句:“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众口相诵,广为流传)。到后来由于用脑过度,每日腹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成书后,交给三两知己传阅后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后蘑菇,数不胜数了。我因此结识了许多不甘寂寞的同龄人,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漫谈国事、文事、私事(他们后来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傻了、毁了……遗憾)。 再后来风声日紧。据说周恩来说过:“此人还是有才华的,不知能否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江青说:“社会上有六本书反对文艺革命。”批林批孔开始后,我和当时的女友(后来反目成仇了)商议再三,决定将《九级浪》的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孤岛上,待云开日出时,再作道理。我在日记里含糊地记录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后,决定举行一种迷信的除妖仪式:把一束代表各种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纸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见光日。于是,我们驾着一条笨重的小船,荡过两湖之间的门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烂的木桥,踏上那四面环水的孤岛。她先上去了。按照熟悉的路径攀上顶峰。我跟去后,发觉她竟是沿着陡峭夹壁上砸出的许多坑洞,依次爬上四层楼高的山顶!我畏缩地往后退了几步,终于咬紧牙关上去了,最后也安全地下来。在山顶,我们走过了几个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后一个深坑前站下来。边沿上有几块风干了的人粪,坑前有半张1974年2月28日的参考消息。很明显,另半张用来揩了屁股,已经被风刮去了……我们轮流用铁铲和手刨开灰色的松软的沙土,清除掉横七竖八的干草和刺手的荆棘,把纸片埋起来……最后用脚踩结实。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书包掷下,许久才听到令人心惊的落地声。我为有这样勇敢的女伴而骄傲,但也为她这种似乎并无必要的莽撞而担心。” 我们甚至准备了足够的干粮,经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镰刀(万一需要夜宿,可搭个草棚)。 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青春的火焰总在心头熊熊燃烧,而且烛照出冰河解冻、天空放晴的明天…… 转过年来,张春桥发出“打土围子”的叫嚣,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病。那时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奋勇游水上岛。她下水了。我凝视着那异常熟悉的头影,怎样在寒冷的泛着微波的水面渐渐远去,化为一点黑斑。最后,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为她没有气力了,手和脚不禁冒出汗来,悬心吊胆。她坐在一棵把旁枝蔓叶伸到湖面很远地方的大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做了几节徒手操,然后向着城堡那条狭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着深黄色游泳衣的匀称的身材,就这样承负着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视野之中…… 我至今记得她返还后那副狼狈的样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颤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帮”垮后,我独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 岁月如烟,匆匆不居。我于80年代中期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而后植根大洋彼岸,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读书写作,悠闲度日。后半生我不打算做什么事了,只想在纸面上安排小说人物去做。(右图:毕汝谐赴美后。) 混迹于上了发条一样忙碌的纽约客,手把一卷《史记》或者《后汉书》,别有一番幸福感和优越感。 至此,往昔朋友们的祝福(“你将成为第二个毕卡索”)和仇敌们的诅咒(“你将自杀、发疯、入狱——三者必居其一”)统统落空。 《九级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范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级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则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谎话、空话、大话、假话充斥的可悲的时代,仅“真实”两字,便难能可贵了。 如果恰如其分地概括本人生平——则“毕汝谐是文化革命造就的恶之花”。 来到海外,见到美国汉学家有关于“文革”地下文学的论文与专著,而国内也有学人发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许多浩叹。《九级浪》是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而后成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难以磨灭。 我是永远的中文作家。我是永远的单身汉(幸得两名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其母)。我是永远的溺水者。(右图:晚年的毕汝谐。) 我写作的小说《我俩》,第一部《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群众出版社),第二部《我俩——一九九三》(河南人民出版社)业已问世。 百年之后,我希望归葬北京,以完成千秋万代的不尽长梦。 亟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定当深谢厚酬。
(原载1999年6月《黄河》月刊) —————————————————————————————————— 【故纸堆】
(作者原按) 1970年深秋,我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完成“文革地下文学著名小说《九级浪》”。 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文章罗列许多中外先贤的光辉业绩,令我这个少年人如遭雷击! 当晚,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神圣的誓言:年近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让青春放出光辉”中有句话“年轻人应当早日成器”。后来,这句话在“九级浪”中衍化为“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1970年深秋,我年至弱冠,正值“九一三”之前文革最黑暗的阶段,青春虚掷,一事无成。抚今忆昔,我不禁像登临浔阳楼的宋江那样,流下两行英雄泪!宋江题反诗,毕汝谐写《九级浪》——异曲同工!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谐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谐的判断完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亦不知也。 法国作家萨冈19岁写《你好,哀愁》,一生混乱、疯狂;终年69岁。 毕汝谐20岁写《九级浪》(和萨冈一样,我也喜欢写短句子);而今67岁,依然以“让青春放出光辉”为座右铭,犹思奋蹄狂奔,不辞天涯万里行!
九级浪
毕汝谐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她的生身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声色俱厉地对司马丽的母亲下命令: “你听明白!我只要儿子,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就生个男孩来!” 司马丽的母亲五十左右,是个温厚、顺从的厨娘,她一向听任这位政界名人的随意摆布。在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平,傅作义部伪军败局已定,插翅也无法飞逃。城内百万劳动人民,焦切地兴奋地盼望着解放。但是,这座森严豪华的公馆里,沉闷的气氛和冷酷的秩序仍然如故。厨娘虽然怀着明显的身孕,还是努力地弯身鞠躬,瓮声瓮气地呻吟着:“哎哟。老爷。是,是。” 司马老爷年近花甲,却还像青年男子那样活力勃勃。他眯细眼睛,看着厨娘吃力的样子,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男孩,你们母子一道留下,是女的,你们全都滚开。”他认为无需多费唇舌了。 司马丽是女孩。刚刚分娩完毕的厨娘,紧搂着投胎不遇的婴儿,昏厥过去。 北平和平解放了。世道变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司马丽母子到底没有被驱逐,就在这庞大的家族里,过着物质优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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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故事,是我最近从农村回家,听一位姓苟的老太太说的。她讲得很简单,不过按我的想象,一定是这么回事。 苟老太太和司马丽的母亲,都是从年青时候起就在司马公馆里作佣人。几十年的仆役生活,使她形成了整套的和正常人格格不入的奴才哲学。如今,她在我的邻居家里当保姆,每天晚饭后都过来,向我以耻为荣地大谈其在公馆里的见闻。夸奖司马老爷身强体健,精力过人。她口没遮拦地提到很多肮脏的情节,热心地介绍着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 “一天,司马老爷半夜摸进我的下房,握着一串首饰,是准备送给我的……”这天晚上,苟老太太在聊天时很有点得意地说。 我慌忙打断她:“您停一停!讲别的好不好?” 于是,苟老太太讲了上面的事。她出去了。
司马丽现和我在一处插队,她最近写来的一封信就在我手边。我拆开来,看到那熟悉的蝇头小字。她先介绍了队里目前秋收的情况,然后写道:“勇人最近护秋很忙,嘱咐我向你问好。他的姐姐勇珍,最近参加巡回医疗队,在咱们村给老乡的孩子看病,我和她住在一条炕上,交流着思想上的收获。她说自从下乡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劳动给生命注入了新的热情。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我也变了。大家说我变得和从前判然两样,再没有那些无病呻吟和无聊的苦闷了。我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思想改造是会有反复的,但这个方向决不能改变……” 我赞成她的话。 这封信快结束时,她说:“我是在午休时间给你写信的,房东家养着好几条狗,有雄的也有雌的。现在它们都躺在房檐下休息,吐着扁薄的很臭的舌头。咱们从前简直和猪狗一样……” 这样的评价合适吗?我不以为然地摇头。 回忆往事,许多情形又历历重现。
一
我的母校是一所很古怪的中学。它的前身是小学校,后来经过改编成了初级中学。那些小学的老师们,原封不动地给中学生讲课。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许多糟朽的旧知识分子、前清时教过私塾的老东西、张勋手下的文职人员,都在这里滥竽充数。一个中年体育教员自称是解放初期全国马拉松长跑第三名,这是否真实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走路都吃力的跛子。 学生的情况也很糟。考不取其它学校的坏学生、辍学几年后功课跟不上的病人、东山再起的社会青年、打算回头的浪子,许多都塞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一般都很土气,没什么求学的欲望。在一个班的同学中,年龄相差往往很大。附近的居民把这里出入的学生看作流氓,不敢在街上晒晾衣物,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 后来,教育局下来了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担任校长。他很有些魄力,接手后先令几位吃闲饭的老资格的教员退职,又大刀阔斧地开除掉十多名害群之马,不管他们的家长怎样苦苦哀求。歪风邪气受到初步打击后,他亲自定下作息制度,让男女学生分班上课,减少接触。然后收进大批学习不错的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新校长崇拜凯洛夫的教育学,对于凯洛夫“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身体力行。他喜欢训人,很会运用京津地区的俏皮话,威风凛凛地骂得大家抬不起头。在新校长的努力下,学校确确实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潜存着深刻的然而不易发现的危机。这是运动以前的情形。
几年前的夏天,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阶段。校长的威风自然完全扫地。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大家都不算是学生了,按照各人的自身逻辑发展着,变化着。只有我和勇人还在学校宿舍里住。 勇人是烈士子弟,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一直在学校住宿。勇人的功课很好,原先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有一次他看长篇评书《武松》入了迷,当班主任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仿照武松的办法伸出一条腿,把老师绊倒。从此班主任暗恨着他,耐心地等着整他的机会。勇人很精明,马上急不择路地转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勇人一表人才。他的身段相当结实,永远给人以坚韧向前的感觉。五官的组合虽然有些犷野但毫不粗俗。他的行动沉着,敏捷。有时脱口说出一些经过深思的断语。 我看到勇人,不知怎的,总要联想到小乔初嫁时的周瑜,都有那种儒将风度。在课堂上,他经常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将老师难倒。勇人读过的书不算太多,可是有一定的理解程度。看过马卡连柯的全集后,他针对新校长写了篇作文,题目用的是马卡连柯的话:“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语文老师没批改,把它交给了校长。据说校长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运动以后,勇人仍住在学校。我为陪他,也搬进这间比较狭小的宿舍,架设了双层床。这间屋子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下面是一条相当宽阔但是不行汽车的通街。 勇人走上邪路了。他很忙,常常出去干打砸抢,也往宿舍带回一些果实。他有一群搭档。每次出去,勇人出力最大,而取的东西最少,那批人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带回几件皮衣服,简单地对我说:“你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咱们到委托商店去……”见我犹豫,他挥了下手:“算了!我另去找……”过了几天,他买了些小摆设,把房间布置起来。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从不解释它们的来路,也不叮嘱我要封住嘴。 有时候,勇人一连几天不出去。我们对坐着看书,谁也不扰谁。看到某些精辟的地方,他读出声来:“苏沃洛夫元帅讲过这样的军事名言:‘大胆和谨慎是骑着一匹马走的。’大胆和谨慎,真好!真好。” 勇人有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锁和门锁,研究不用钥匙的开锁方法。他常常津津有味地玩弄一把锁,几个小时不放手。并且给我讲解:“这是撞锁,安装在门上很牢靠。不过拿写字用的化学板,从门缝里挤进去,也能打开。注意,需用软的弯度大的化学板!”他目光炯炯,让我觉得,普天下所有的深门重锁都挡不住勇人的去路。 我不参与勇人干的事,我们分道扬镳。
每天我按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时间。我起得很早,先在没人的操场上跑几个来回,再吊在摇摇欲坠的单杠上,运动一阵。早饭后即开始读书。先自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用大量的时间看文学作品。也看营养学的书,按上面的表格计算自己卡路里的盈亏。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第二天一定要补足。读书久了,就凭窗远眺,休息眼睛。 街的那一边是一大片居民区。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居民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这么几个:金锁,铁锁,或是桂英,桂兰……除了少数熟人,谁也不知道他们。 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在院子里和街上乘凉。一家人(偶尔杂有几个外人)漫谈着油盐酱醋的琐事,斤斤计较着每一分钱的收入与开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有时为了芝麻大的事情彼此翻脸。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了贪凉,就可以赤裸上身站在院里。从前新校长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对我校的校风感到畏惧,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天资愚蠢的儿女送到这里上学。父亲或祖父,只喜欢用拳头教育孩子,而母亲或祖母则护犊子。教给他们世代相传的占小便宜的伎俩。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人中间大有市场。他们精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用北京土话进行目光短浅的评论。这种方言,也许其中的个别语汇还算生动,表现力也强,但是整句整段却着实使人厌恶。……这些就是活动在社会上的小市民。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 在读书之余,我也练习写小说。因为生活面不宽,我只能从童年的往事、亲人们的关怀中,挖掘写作的题材。我写的短篇小说的故事都较简单,也没有鲜明直立的性格,意思不大。古人云:好文掷地作金石声。我自问写不出好文章,写完后往往把它们随地一丢,也不指望听到什么音响,但是,我坚持天天练笔。 写作给人的乐趣是无穷的。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叠纸,便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自己。让手中的笔自由地跨越时间和空间,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辽阔的可以随意行走的世界里。 我给自己制定了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据说,康德从小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的邻人都以他的行动核对钟表。所以康德到晚年还有精力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他的寿命很长。 然而,每当我放下书和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缺少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有些空虚……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注意到:有个脸色苍白、身材单薄的女同学,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她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着不同凡俗。她总是独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每次我都目送她远去。如果连续几天没见到她,心里就暗暗感到惋惜。 我明白了。在感情上,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黄金一样的冀求。因为,今年十七岁了。 勇人有时也讲一点这方面的事。他说社会上新近出现一股不正的风气:男女同学在大街上便可以平白相识。不需要正当的机会和介绍人,仅仅由于男女间天然的好感,邂逅相遇的人就可以胡乱地结成好友。他们自报着假的姓名,信口开河。开始,只有一些干部子弟这么做,后来这办法像疫病一样扩散开来,人们群起效尤,弄得一塌糊涂。勇人称这是“说谎的情侣”,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勇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和他们见面,”他说了几个人名,“到他们家里是等不到的,必须到西单去找。他们天天在商场里逛,风雨无阻……” 我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只能勤奋地更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按部就班地提高自己浅陋的学识。我想,爱情之花,只可能为成熟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开放。 日子一天天流去。我在这溪水般的平静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二
七月的一天早上。勇人唤着我:“陆子!”这是我的名字。“今天咱们到我姐姐家去,冯明从哈尔滨回来了。” 冯明是他的姐夫。他和勇珍原来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来不知怎的,勇珍在儿童医院工作,他却分配到了东北。因此,每年的探亲假,对于他们像节日一样。我和他们挺熟的。 我翻身下床:“真的?” 勇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我和老伍约好早上见面,咱们一起去。”老伍是一个青年扒手,他的名字十分响亮:伍行浩。有一次勇人在商店里买东西,忽然觉得身后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勇人当机立断地扭住这只偷东西的手,回头看准手的主人。他不动声色地掐他、拧他,那人不敢叫喊。这样坚持了十分钟,勇人才松开来。弄清了这个人的姓名住址,没有把他送往专政机关,而是私下了结。从此,勇人经常向这扒手要钱。 我推辞道:“我去没用,我不懂呀!” “没干过自然不懂。你跟着我,这很容易。”勇人坚持说。 他们约在沙滩电车站。伍行浩很瘦,看得出,因为整天提心吊胆,吃再好的营养品也没法吸收。他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衫,肩部塌着,显得很不合身。手臂上有了涂着碘酒的肿包。他主动迎上来,亲热地招呼我们。 勇人走近他,低声吩咐着什么,有些隐语我听不懂。 老伍拍着扁平的胸膛:“没说的!哥们蹬车请客!”嘴上虽然爽快,却迟迟不肯上电车。他还有道理:现在太早,电车上全是上班的工人,他们身上没钱,只有月票和内部食堂的饭票。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勇人不耐烦了。这时,一辆从动物园开来的3路无轨电车进站,他踢着老伍的脚后跟,命令他从中门上去。 “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老伍不满地说了句歇后语。 这辆车上的乘客很多。上车后我突突的心跳着,好像要干坏事的不是老伍,而是我。我忘了监视老伍,只顾自己往角落里躲。 勇人很老练,他像和老伍不认识似的,隔着几个乘客,严密盯视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脸上精神如常。而伍行浩整整衣衫,摆出一幅老手的样子,两只贼亮的眼睛开始查看环境。 我觉得无聊,真后悔不该做这种诡行。上下车的人们挤着我,好几次踩了别人的脚。那些挨踩的人大喊大叫,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也许,也许老伍正是利用这种机会下手吧,管他呢,我低下头去,默默温习昨天读过的书。 电车在灯市口停得较久。上来了七八个女中学生。这批人穿得花花绿绿,神态都很轻佻,这附近有一个全市最不成体统的女校,许多学生简直是秽根,专门在社会上传播淫乱的毒素,这几位肯定是刚从那里出来的。 她们在车上闹得很凶,互相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用力踩地板。我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个被勇人的英武的仪表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做出茶花女赴晚宴的姿式,往这边飞过些多情的顾盼。勇人没看见,或是装作没看见,一心一意地盯住老伍。另有个麻脸女学生,好奇地望着伍行浩那身漂亮的衣服。 我不想看见这些俗不可耐的女学生,就使劲往前挤。老伍却蹭了过来,径直向她们靠拢,很快,他和那个麻脸女学生搭讪上了。 “3路电车的总站是北京站。”伍行浩主动地代替售票员回答问题,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勇人也挤进去,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我仍然往前挤,木然地呆住了。那个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的脸色苍白的女同学,正坐在迎面的单人座位上,她仿佛是在无人之境,头微微垂着,衣着还是那么朴素。整个形象凛然而又清高。外界的嘈杂的声浪,对她不起作用。 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没法控制自己,完全忘了为什么乘这辆电车。我生气地推开一个遮拦光线的老人,隔着大约五尺的距离,痴迷地看着她,脑子里甚至掠过一个想法:毛遂自荐地上前说话……不行,不敢。 她的目光专注而朦胧。如果扬起来看看我,该有多好。我借着对面一副反光的墨镜照了照脸孔,认为自己并不难看。在她手里捏着一支木炭笔,我自惭形秽。我居然和伍行浩这样的垃圾打交道,等着来历肮脏的金钱玷污自己的心灵。我不禁面红耳赤了,有好几次,简直想喊出来,当众揭发老伍,告诉乘客,他们中间混有一个名字叫伍行浩的坏人…… 我正在想入非非,勇人在后面通知我下车,我只好怀着深情向她投了最后一瞥。 这一站是东单。我们三人站在开阔的十字路口上。 “你们忙什么?”老伍不太高兴,“我还没办好……” 勇人骂了他几句,拎着他穿过闹闹嚷嚷的菜市场,我们进入一条僻静的胡同。老伍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浅色的女式钱包,里面除了一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单以外,什么也没有。病人的姓名是司马丽,年龄栏里填着十七岁。司马是中国古朴的姓,而马丽是最常见的欧名,它们联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钱呢?叶子呢?”勇人气愤地用明语和暗语同时问。 老伍一脸苦相:“靠窗户有个拿铅笔的姐们,像木头人,我辛辛苦苦地抠出来,哪知是空包……” 我气坏了。 勇人不信任地盯住他,突然挥右拳很有力量地在他腮上一击。老伍像稻草人似地应声倒下。他双腿并住,双手捂在头侧,胸口朝下,这样一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护住了。有经验的扒手在挨打时,都是这种姿式。 我真恨他,可是望着他那形销骨立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 勇人把老伍架起来,按在电线杆上,再用一条腿贴住他的肚子,一字一板地说:“晚上七点,咱们在东单还见,如果你递不出来……”他做了一个摆拳动作,把后面的话省略了。 伍行浩滚了。我和勇人另外乘车到冯明家去,他给我讲,大扒手都是又滑又油,他们有很高明的藏钱方法,你根本搜不出来。只有狠狠打,才能打出钱来。老伍是没有后台的扒手,打他无妨。 我不太专心地听着。街上有许多无轨电车,一辆、两辆,我觉得每辆都坐着司马丽。
冯明家是个三间房子的小小独院。勇珍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稍有些胖,待人非常和气,即使不穿白衣服也像儿科大夫,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勇珍引我们进屋。最宽敞明亮的那间,业已布置成了绘画的创作室,型号不同的油画笔,杂错地放在调色板上,桌子上还远近不同地放着几个供素描用的模型、石像、和一个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东墙上挂着几帧风格迥异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夏娃与蛇》、《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在对面墙上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熏人的油脂香味儿,我连着打几个喷嚏,冯明从里面走出来,笑着解释说:“我刚刚回来,就教一个小姑娘学画,辞不掉的,我们是世交。” 冯明是浙江人,眉目清秀,他身材适中,经过多年体操训练的肢体很是匀称。十分文气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低得等于没有的眼镜,目光非常深沉,和这样的人即使只见一面,印象也不会淡薄。如果交往得久了,你会发现他极为精明、干练。这样的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别人的生活。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勇珍拿出厚厚的一叠纸,冯明说的那个人的画稿。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绝大部分是铅笔的静物素描:各种蔬菜和食品,停着不动的汽车,放在岸上的船只,另外还有许多表情呆板的美男子:从希腊神话的阿波罗到苏联电影的海军少尉巴宁,应有尽有。看得出,这个人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所有笔触都挺熟练。但是这些画都不太传神,而这是致命的缺点。 勇人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啧啧称赞着。 勇珍批评弟弟:“她比你用功得多。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 “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勇珍把画稿下边的蝇头大小的署名,指给我们看,刚才竟然没有发现。 我和勇人面面相觑。我强作镇静,随手翻看一本小说,什么也没看明白。 勇珍讲着她们医院里的一件新闻,说有一个女孩患白血病住院,她的哥哥是个刑满释放分子,在病房里陪住,不少流里流气的人常来探看。病房里丢过几次东西…… 我们都心不在焉地听着。只有冯明问长问短。 天色暗下来,勇珍出去收衣服。不一会儿,院里传来对话的声音: “……我在北京站下车以后,钱包找不着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糟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勇珍着急地问。 “给我妈妈买去广州的火车票钱,我的病单,零零碎碎的……” 我望着窗外的司马丽。她相当高,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脸色有病似的,比较苍白。眼睛里流注着朦胧的神采,似乎总在隐隐地闪着泪光。她很美——阴郁类型的美丽。 我扫了勇人一眼。他满脸怒气,今晚,伍行浩一定会像鼓一样被捶打一顿。 夏晚的暮气充满了这间画室。司马丽走了进来,向冯明点点头,伸手到门边去开灯。 灯还没有打开,我却觉得屋子里已经亮了一些。
三
晚饭后,勇珍陪司马丽去看病,勇人也匆匆地走了,伍行浩在等他。剩下我和冯明收拾碗筷,吃饭时冯明喝了许多葡萄酒和啤酒,现在多少有一点醉意。他像是无心地说: “你今天有些反常哩。” 我有点心跳,想掩饰:“没什么啊。” 冯明眼神锋利地看着我,更直接地说:“你别瞒我,陆子。你的眼睛比平时明亮得多。”他把洗好的碗筷放进食厨,“你一定很激动。你别瞒我。”沉默了一会儿,用回首往事的口气说:“当年我也是这样。你跟我来。” 我随他进了内室。里边布置得挺典雅,一望而知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夫妇的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旁边有张婴儿的小床,他们不足岁的男孩小亮亮,衔着指头睡着,臂膀上有一块暗青色的胎记露在外边。 “他睡得真香。无忧无虑。”冯明亲切地说,轻轻地把毛巾被给他盖上。然后注视着墙上他们的结婚合影,不说话。相片上的冯明不戴眼镜,相当精神。而勇珍显得有点相形见绌。 冯明失神地看了一会儿。“有这样一支歌,”他用宏亮的中音唱起来,也不怕惊动小亮亮:“有个春天的早晨天刚刚发亮,一位民警中尉巡逻在街上……” 虽然由于饮了酒,他唱的音色不及从前那么优美,但是咬字还很清楚。这位年青的民警中尉,遇到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姑娘。从此,中尉常常在出事地点徘徊。然而时过境迁,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 “许多深奥的道理你还不懂。”冯明唱完这支叙事歌曲以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你还小,也许会嘲笑这个民警中尉自作多情。不是啊。美好的事物无论多么有限,也是珍贵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里的主人公,他一生的价值就在那五天五夜……” “咦。”我奇怪他提到那个只尚空想的小人物。 “你是不会懂的。我给你讲一讲,我和勇人姐姐的故事。”冯明有些低沉地说,“熟悉我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陆子,你是比较聪明的。”他征询我的意思。 “不太相称。”我照实说。 冯明闭了一下深沉的眼睛。“勇珍当然是很好的同志。然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是事实。我们在大学里恋爱的经过,就像小说里写的似的,有很强的戏剧性。 “我从小在杭州上学。我父亲是搞艺术的,年青时和司马丽的父亲在巴黎一道留学。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可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我刚进大学时,以为人生的道路也像西湖的白堤和苏堤那样笔直。我把学艺术的那种创造性的热情,用在枯燥的医学讲义上,所以我学得比其他同学好。——真的,我总有一种奇想:如果把阿巴公、葛朗台对金钱狂烈的热情,转用在别的事情上,也许能产生无数奇迹呢。”他不愿使我分心,又返了回来:“那时候,系里几个教授都对我很好,怂恿我在课余写些随笔,投到医科杂志上去。我没听。我觉得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哦,我还没说到正题。学院里有很多很好的女同学,在感情上我也完全自由。入学后我一直顺利。谁知,我自己弄出了问题。有一年的三八节,我给勇珍写了一封简短的贺信。当时的想法很单纯:班上只有她一人是革命烈士子女,我希望她能在节日里感到集体的温暖。这挺像少先队员的想法,是不是? “咳。谁想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勇珍的妈妈那时候还活着,跑到学校来告了我一状。她说自己的独生女儿必须成为专家,旁人不应来干扰。云云。于是我在班里受到了批评。 “几位威信很高的同学都提醒我要注意一些。我委屈地从办公室里出来,发现勇珍一直在外面等我。 “‘你别生气。’她歉然地道,‘我妈妈真不像话。不过,她是病人。’ “是的。她妈妈的身体非常不好,而且有一种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的特点是:常常认为有人害他,有突如其来的冲动。有时候,动作离奇使人无法理解……” 我并不想学医。连声催促他往下讲。 “我压制着不满的情绪,说:‘我没有生气。’就讲起了最近的一次小考试。勇珍学得很用功,可是理解能力不活,因此成绩虽然优秀,可是独立工作能力差。对医生来说,不在于读书而在救治病人。我很佩服她的刻苦精神,能够整夜开车牺牲假日去啃课本。以后,我们时常往来,在校园里正大光明地一起温书。 “天长日久,真的产生了感情。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和你今天一样,又羞怯,又激动。呃,和你今天完全一样。” 我慌乱地避开他闪灼的目光。 冯明友善地笑笑。“不用说,勇珍的妈妈勃然大怒。有一天我送勇珍回家,到楼下准备返回去,勇珍不肯。我勉强上去了。老岳母看到我,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便吩咐勇人把走廊和屋子里的所有灯都打开,好像这样才能看清我的一举一动,不致被偷走东西。 “‘我早想到了,你一定会纠缠不清。’她的开场白很不客气。勇珍走过去搂住母亲,劝阻着。我轻轻搓着手,眼睛发直地看着她,不知该怎样应付眼前的局面。 “老岳母恨恨地说了许多话。不厌其详地质问我的年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最后,口气高傲地说:‘冯同学!以后不准再到我家里来!再来,我要报“00”匪警……’ “我不是任人辱骂的牲畜。年青人的火气一下被激起来:‘我并不想登你家的门。我是送同学来的,也可以让同学和我一道走!’看到勇珍,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增长。 “‘勇珍,咱们走!’ “勇珍热泪涟涟地和我往外走。老岳母面如土色,跪下去,用膝盖向前移动:‘珍珍!你不要跟他去,你要上当的……’她老泪纵横。勇人吓得大哭。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她们母子俩的哭声。这是一个悲剧。精神分裂症的悲剧。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这件事闹大了。勇珍的妈妈到院党委那里去吵,找丈夫生前的战友帮忙。我没有心思读书了,一天被领导同志召去几趟。 “然而勇珍非常坚定。我们在这种大风大浪里培植爱情。我们一块儿读鲁迅先生的《伤逝》,记住其中的话:‘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勇珍甚至准备改变专业,转学到师大去。那样即使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关系也不怕。在当时,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做些分析,就会发现彼此间并不太合适。如果退而保持一般同学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但是,我们沉溺在感情用事的热恋中。这样拖了几年。毕业前夕,勇珍的妈妈使出了杀手锏,她写信警告我和勇珍分手,否则分配问题会受到影响。信是从安定医院的病房发出的,她病得很危险。老实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至死不愿意为我们祝福。也许是因为精神分裂症吧。 “可怜的老岳母。 “我们写毕业论文最紧张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气绝了。”冯明站起身,从外屋取来玻璃杯和酒,喝了一杯。 “我很快遭了报应。虽然和勇珍结了婚,还是被分配到哈市。不公平啊。更可怕的是,老岳母去世后,我们的感情开始走下坡路。它本来也是同老岳母抗衡才产生的。 “我们一年只有二十天在一起,却还要争执过去的事情。在个人生活上,我,我不幸福。”他双手按着细长的酒瓶,下了喝干它的决心。可能,他觉得自己说得多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讲故事,但是中心线路改变了:“我虽然是小亮亮的父亲,平时想看看他都不可能。两地生活……”他蹒跚地走近小床,俯下身去,看不够似的。 “他在笑呢。他才十个月,正站在人生的起点上,正应该笑呢。” 他的话里有一种深重的哀愁。我说:“从前我怎么没看出你的痛苦……” “因为十七岁的人到底不太懂事啊。到二十岁,你就会老练得多。许多年后,你会变得很有经验,阅历很丰富。然而绚丽的青春过去了……” 他没精打采地道:“咱们来看看一幅画,《九级浪》。” 冯明揭开桌上一块闪闪发亮的缎子。下面是一幅精心嵌在框子里的油画——海面上波涛汹涌。吞噬生命的恶浪,一个紧接着一个奔腾而来,沸腾的海面把浪推向空中。暮霭中,被摔碎的浪花,幻成多种色彩。画面中部,在一个巨浪的底端,几名还没丧命的溺水者,死死抱住沉船的桅杆,水上漂着绳梯,下端已经没进了可怕的渊薮一样的海底……一个人手举小旗,发出祈求生命的呼喊。 我联想到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幸的人。 (下图:俄罗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油画《九级浪》。)
“为什么,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我深为同情地问。 “父母年纪太大啊。从医学角度说,两代人差距这么大不好。”冯明好像有些后悔言语失禁,他摆摆手:“你到外屋那个床,去睡吧。”他把剩下的残酒,分作几次倒进肚里……他醉了。 我好像也醉了。一整天的丰富印象兴奋着我,无法静心。 桌上放着一盒火柴。我拿到手里,关上灯。在黑暗中擦着一根。我好像看见司马丽还坐在饭桌边,坐在电车的单人位置上。 安徒生写过尽人皆知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女孩擦着火柴,看到了温暖的壁炉,会走的烤鹅,死去的祖母。千真万确,对于长于幻想的人来说,一根火柴的光亮,就能给他展现出完美的理想境界。 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 “你抽烟么?打火机在我这儿。”冯明醉意沉浓地说。 我不答话。走出屋子。固守书斋的生活被打破了,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全新的天地。
四
我和司马丽渐渐熟了,她不是容易接近的人。上学时,一直独来独往,在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也不理睬同学,只有一两个不太知心的女朋友。同班同学都把她看成陌生人,每次期末评比,谁也说不出她的优点和缺点。班里组织的文体活动,也从不把她计算在内。 司马丽就这样孤单地生活。读书,绘画和治病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她手不停挥地练习素描,如果晚上不用热毛巾热敷手腕,夜里就会痛得睡不着觉。读书,治病,学画,学画…… 我问她最尊崇的画家是谁,司马丽简单地答是伦勃朗。主要是敬佩他用在艺术上的罕见的苦功。我有些迎合地称赞伦勃朗确实是有数的大画家,他生长在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他的作品体现了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我说了很多。 局面一下打开了。司马丽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你也看过不少书啊。”她的目光是这个意思。 她讲起伦勃朗的生平。这位大画家长年住在贫民区,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的女仆为他负担了家庭的所有事情;而伦勃朗一心创作…… 如果我聪明一些,就能听出这个故事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而我当时傻头傻脑的,只是发现艺术是打开她心灵的钥匙。 从此,我们经常在一起检阅彼此的书本知识。我们推测几十年后,到了2001年,历史潮流将把世界冲击成什么样子,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将产生怎样的变革。 我们无休止地谈着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司马丽认为贝多芬虽死犹生。九部交响曲等于九个辉煌的世界,将百世流芳……也有好几次,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不是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司马丽很有几分学究气,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不好说清楚的分歧。而且,她对现代时事和我们中国,懂得太少了。 “我不想懂。”她坦率地承认,“我去看电影总得买三张票,我不愿意两旁有人。” 我很奇怪。 司马丽每天坚持作静物写生,临摹前辈大师的作品。可是技术总在一般水平,没有明显的突进。她为此很苦恼,搁笔休息了几天。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那间小小的宿舍,有了第一位客人。司马丽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说:“我看病常常从这里经过。”她不知,在楼上有我这样一个守望者,牵记着心肠。 她看了我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些手稿十分潦草,比起她一笔不苟的画稿差得太远。司马丽看完后半天不语,最后说:“这能算是艺术吗?”想了想,“你的文笔不是太笨。有几个小地方相当生动,像自行车撞上篮球架那一节,有声有色。但这不是艺术。我喜欢看才气横溢的文章,你写的这些,”她斟酌着,“水平不高。” 她问:“你为什么不写诗呢?掌握不住韵脚?” 我不太愉快:“不是。韵脚问题不大。况且我开始可以用‘光,强,香,洋’来押韵。主要是我没有激情,没有写诗的沸腾的感情。” “还是灵感不够啊。”她批评说。“灵感,应当是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能像普通的星星,总是不明不暗地眨眼睛……”她明示我,写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成功。“巴尔扎克成名前,写了成千上万张稿纸,被出版商看成废品。拿给家里人看,也被骂得一无是处。但是他坚持写下去……‘灵感是不喜欢拜访懒惰者的客人’(柴科夫斯基)。” 我强调要分秒必争:“‘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我们都知道对方话的出处,不禁相视微笑。 “你呢?”我问。 “我画不好。”她有点沮丧地说,“我喜欢列宾,更喜欢列维丹,喜欢列维丹的风景画,他笔下空旷、辽阔的大自然。世界真大啊,你怎么走也不会碰壁。不过,我不喜欢苏里柯夫。他在《禁卫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里,为了制造气氛,把眼睛画得那么大……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可是不能算美丽的人的眼睛。” 然而,我喜欢苏里柯夫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对列维丹表现的不可冥知的意境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 这一天,我和司马丽离开这间陋室,走出校门。我们都喜欢团中央外面那个甬道一样的街头公园。它的北端有个油饰一新的交通警亭,两旁是低矮的疏疏落落的松墙,与世隔绝似的。天气开始凉了。我们白天各自读书,绘画,晚上就在这里见面。这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天也不间断。古往今来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我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抽象,从不涉及切身的实际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餐光饮露的仙人。 “你知道《九级浪》吗?”有一天司马丽说。她遥望着晴朗的星空,问我,也像是问那弯弯的上弦月。 “在冯明家里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司马丽仿佛对自己说话一样,“《九级浪》是俄国伟大的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我每次看到它,就想到‘学海无边苦作舟’这句话。刻苦,刻苦,我还不够刻苦……” 我敬重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便说:“我也喜欢。有个英国电影《冰海沉船》,”我约略地讲了故事梗概,“……后来船完全沉了,全体船员和男人都葬身鱼腹,而老弱和妇女乘着唯一的舢板脱离了险境……”司马丽悲观地问:“后来呢?” “电影的最后是:教堂的丧钟齐鸣,难属们身着丧服一排排地跪倒,追悼海里的亡魂……” 初秋的夜晚,给这个故事平添了一种阴冷的意味。 “海……”她若有所思地说。 从前在北戴河和青岛,我只在涨潮时候去看海。横无际涯的海面上,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浪涛,势不可当地扑来。我虽然退避在安全地带,却也梦想着成为弄潮的好手。在我看来海象征着崇高,也就是美。而司马丽,她只喜欢看退潮时的海景:风息浪静,海潮无力爬上平缓的沙滩。她说海象征着安宁,也就是美。 我暗想:假如我们一道观海,那海景将是多么壮观。海洋会为我们揭示出静和动的奥秘,它们互相寄寓,又互相衬托。这就是海洋,也是我们的友谊…… 海…… 我在感情上的空白部分已经消失,被看不到的海溢满了。
司马丽患的是阵发性心脏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心跳,气喘。这时,她无论做着什么都得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额上,另一只手抚着胸口,闭上眼睛。每当疲劳的时候,她也是这样。 我真心同情她。在谈话时也注意到尽量顺从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争辩。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冯明家里吵了起来,各不相让。 关于艺术—— “艺术应当能唤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谁也不懂的东西算成艺术,是唯心主义。”我说。 “艺术就是艺术。它与我们无关地存在着。因为人们不懂就否认它,是唯心主义。”她说。 冯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马丽。但我觉得,他似乎同时看着我们(他的探亲假早过了,却呆在北京不走)。这时,他清了清喉咙,折衷地讲了些隔靴搔痒的话,我们都不高兴。 走出冯明家,我们破例在白天来到这个小公园。她问了一句:“你知道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吗?” 我不知道。司马丽似有揶揄地说:“难怪了,你专读古典作品不好。从荷马史诗到现在两千年了,小说的技法有多大的改变呢?绘画也是这样。固步自封。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动这种艺术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义从哲学上肯定了这种革新。我现在很困惑:老这么做技术练习,将来能有成绩吗?” “你,太不实际了。”我委婉地说。 她低声说:“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国。我不想过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笔下的家一样充满着勾心斗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况我一定短寿。先天性的悲剧。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所以,阿谀奉承不能使我发笑,流言蜚语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来就不会哭也不会笑。贝多芬的第五部——《命运交响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希望!我觉得真正懂得贝多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 我接道:“罗曼•罗兰。”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这天晚上我回去的特别迟。推开宿舍门,勇人正在灯下练习拳击动作。他把灯泡想象成一个发光的拳头,正绕着它一次次地闪躲。 我忽然发现这些日子简直把他忘了。只觉得他好像出去得更早,回来的更迟了。 我往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发呆,勇人停止练习,他的第一句话就有火药味: “你到哪儿去了?”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他并不看我。 我疏忽了。以前应该处处防范他才对。“几个小时。” 勇人的头撞了电灯一下。“你别干坏事……” “我很正派……”我断断续续但十分坦然地说:“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勇人抑郁地斜睨着我。“我们是在姐姐家一块认识司马丽的。我们都应该对她好。道德……” 这些都像一场弓张弩拔的大战的序幕。在我心里,初恋(仅仅是单恋也未可知)的强烈感受压过了多年的友谊。我第一次怀着戒心回想勇人的一举一动,他接近的人,平常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得好好去读《资治通鉴》,着手为彻底决裂作些准备…… 这一夜我作了许多梦。而司马丽和勇人,在不同的梦里担任主角。
过了几天,司马丽很兴奋地来到我们宿舍,口若悬河地讲她昨夜看到一颗流星,于是追随着天上的闪光去思索。她后悔自己埋头点、线、形的练习,没有用存在主义指导绘画,没有用画笔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自我精神。真是糊涂。她估计自己的绘画将出现转折点,这不能不归功于流星…… 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铅笔,让我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我画肖像。 我无法理解司马丽多变的情绪。况且她的话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为了不使她扫兴,我一动不动地给她当模特儿。她就像大画家似的,先从各个方向打量我,然后在纸上做着勾描。 我用凝聚的目光注视着她。我也在给她画肖像,是绘在我心里。 司马丽画着,同时谈论着:“你的形象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善良。人们都愿意对善良人讲心里话。这于你写小说十分有利。最善于鉴别男性美的是画家。其次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男人,”她不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指同性恋者。“第三是女性。我希望每天给你作一幅肖像,几十年不间断。”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司马丽异样地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朦胧的了。 她戒备地抬起手,很聪明地暗示我:“拉斐尔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雅典学院门口辩论的情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支持柏拉图……”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我也是……” 司马丽用更强的充满热浪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
晚上,我失眠了。爱情应该是圣洁的。我为难地犹豫着:要不要把伍行浩的那件丑事告诉她…… 终于,在那个深秋的月夜,那个结束我们友谊的月夜里,我不再谈那些海市蜃楼,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她:那天她遗失钱包的时候,我也在同一辆电车上…… “是吗?”司马丽没听完就咯咯地笑起来,“我早就这样想过!” 这笑声使我心惊胆战。 “我早就想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在我身旁,你应该在!”她热情洋溢地说。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鼓足勇气,讲出了真相。但是只字没提到勇人,只说是我一个人不好。那个伍行浩是混蛋…… 司马丽仰在椅背上。很奇怪,她的笑容并没有马上消失,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每次劳累和每次病痛发作时那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声音细若游丝。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渗出,沿着光洁的面颊滑落下来。 她又在这句话里添上一个字。 “原来你是这样的坏人啊。”她的嗓音变了,几乎同男人一般粗嘎。 月光下,晶莹的眼泪流到她那还漾着笑意的唇角上,不动了,停住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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