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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昨 天》第一六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月 10, 2021 2:4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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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 天》第一六六期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12月30日第166期

本期目录

〖文革与文学专辑4:《九级浪》专辑〗

史林一叶

王 尧 覆舟之后的“玩主”
鄂复明 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
附录 刘自立那张“打倒狗爹”的大字报

毕汝谐 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故纸堆

毕汝谐 九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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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覆舟之后的“玩主”

王 尧

几年前,沪上一位朋友电话问我,是否知道手抄本小说《九级浪》的下落,他说可能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着。我只是在杨健著《文化大革命时的地下文学》一书中读到《九级浪》零星片段,但不知道完整的手抄本在哪儿。过些日子,朋友又来电说,中国现代文学馆也无《九级浪》的手抄本。我在网上仔细搜索过,也没有发现,倒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第二次握手》的两种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在六十年代就动笔了,我们后来读到的是一九七九年公开出的版本,当年《读书》曾有谈论《第二次握手》的文章。《九级浪》是在“文革”中写“文革”,堪称“文革”地下文学的“第一本小说”。但《九级浪》传抄的范围似乎没有《第二次握手》那样广泛,“文革”结束后又一直未能正式面世,此为“文革”时期文学研究的缺憾之一。
这些年冠以“手抄本”正式出版的一些书多数是作者修改以后的文本,和当年的“手抄本”有诸多不同。这个差异对一般读者的阅读并无太大影响,但对“手抄本”研究者或对文学史写作而言则是个问题。我人在国外,手机也跟着漫游,但通常是上网,手机也就安静地搁在那儿。有天偶尔开手机,收到一位陌生者发自北京的短信,询问我年前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购得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是否可以转手。我回了一则让这位朋友遗憾的短信。网络时代信息之通畅,超出我们想象。设想上个世纪五六七十年代若有互联网,大概也就没有“手抄本”这一现象了。所以,在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主持的“手抄本”国际会议上,我曾经感慨,“手抄本”现象在网络时代可能终结了。
今年四月,在王德威教授主持的“红色遗产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上,我见到了久违的在波士顿大学任教的叶凯蒂教授。刚到哈佛时,便闻叶凯蒂教授存有《九级浪》手抄本,我颇疑惑,但又相信这是确实的消息。四月的会议上,我们是同一场发言,果然,叶教授提到了《九级浪》,从毕汝谐说到王朔的《顽主》。休息时,我问叶教授,从哪里找到的《九级浪》手抄本,她说是多年前毕汝谐从纽约寄给她的。毕汝谐还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九级浪》的写作过程,这封信在她德国的寓所。她说到信中的一些内容,和我读到的毕汝谐以“毕汝谐”发在《黄河》上的回忆文章大致相同。叶教授也说,《九级浪》的手稿应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过了些日子,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她将扫描好的《九级浪》电子文档复制给我,我见到了毕汝谐给她寄邮件的大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稿。现在已经没有《九级浪》的完整稿本,毕汝谐复印给凯蒂的也缺了几页。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后,毕汝谐和他当时的女友将《九级浪》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岛上,“文革”结束后,他独自掘出文稿。毕汝谐在回忆文章中说,“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我现在读到的这部小说:基本完整,只是缺了几页而不是“大部分”,毕汝谐《黄河》一文的说法似乎不够准确;复印件是作者手迹,非当年的手抄本。而到目前为止,并无《九级浪》手抄本的消息,毕汝谐在《黄河》上的文章是以“诚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深谢厚酬”一句结尾的。因此,我宁愿相信,现在我读到的这个稿本,就是“颐和园”本。我说这个细节,其实只是想表述“手抄本”研究中的一个难题,确认“版本”的难题。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搁下。
根据毕汝谐自己的回忆,《九级浪》写于一九七○年深秋,构思于一九六九年,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写于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之间。动笔前一年,毕汝谐为躲避上山下乡风潮,“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跑了许多地方,得出了“文革”“糟得很”的结论。这样一种幻灭的感觉,与他对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的解读是一致的: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我注意到,和手抄本不同,一九七九年版的《第二次握手》,作者张扬增加了一个细节,男主人公的书房里也挂了这幅《九级浪》油画。有意思,这幅画倒成为一个时代的隐喻之一。
一九六八年是“文革”时期青年人,特别是红卫兵一代思想、人生的分水岭。尽管毕汝谐尚未达到一九六八年前后出现、后来失踪的“思想者”的境界,但他观察“文革”生活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在一九六九年,他也有了“在路上”的经历。行囊中带了唯一的一册书,爱伦堡的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他上路了。用今天的说法,是“文化之旅”加“革命之旅”。
但这个过程,显然还不能轻易用“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这些措辞来描述。“文革”结束后,这些关键词构成了书写青年知识分子历史的秩序。无疑,无论毕汝谐这一代人还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有“狂热”、“幻灭”、“迷惘”和“觉醒”的特征,但不完全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其他一些因素以及各种因素沉浮、夹杂的特点似也不可忽视。毕汝谐说,他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等)也读《论马克思主义》,入夜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这个说法至少提醒我们不能完全用“躲避崇高”来指称那一代人甚至是一类人。其中的一些人,沉沦了,但骨子里还有崇高;醒了,但痛苦。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些“文革”时期的青年,在否定“文革”之后仍然回到“崇高”那条路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冲突中,“玩主”出现了:自视甚高,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看透人生,“抱持粪桶逃生”;庇身之所是饮食男女,以此缓解满腹忧思无边愁绪。——这就是“文革”时期的“玩主”,以“玩”的方式解放压抑了的人性并和现代迷信彻底决裂,而它的大背景则是一代人的悲剧。小说作者的这一心路历程和生存方式,不仅构成了《九级浪》的底色,也大致决定了小说的布局谋篇和人物形象。《九级浪》是一个漩涡,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原本纯洁无瑕的陆子和司马丽便在其中挣扎和沉沦,从金童玉女到问题少年,这是我们大致熟悉的一个故事梗概。相对于新时期关于“文革”的叙事,这两位男女实在是文学中的“早产儿”。尤其是陆子,小说中的“我”,一个禁得起分析和透视的复杂人物,置于近六十年的小说人物谱系中,大概都算得上是独特的一位。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也为一般论者所轻忽的是小说书写的社会众生相。我以为,《九级浪》的一个成就是,写出了另外一种革命时代的日常生活。在“我”的周边,活跃着勇人、勇珍、冯明、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牲等一群人,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社会之种种怪状纷呈,构成了和纪录片《中国》、“伤痕文学”等完全不同的斑杂的社会面貌。
毕汝谐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文学作品,后来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然用生命作砝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我觉得,小说《九级浪》的灵魂恰恰是染上了这些人的气息,存在主义之于作者和小说的影响是明显的。有趣的是,作者说他放弃的是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板戏创作,采用的是“亲切而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如果就小说撕裂“文革”社会生活的真相和裸露青年一代内心世界图景而言,这部小说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但小说的整个精神气息则源于存在主义哲学。毕汝谐说他曾经和许多人争辩过陆子这一类人生方式的合理性,其实坚持的正是这样一种哲学。
近些年,我一直关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断裂”与“联系”的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恩格斯当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揭示过。如果我们把“文革”与“新时期”两个阶段的文学“关联”起来,就会重新评价王朔的一些作品,就会重新论述《九级浪》到《顽主》这一线索。
在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受到关注的“文革”叙事,大致是“被迫害”、“反抗”和“忏悔”之类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是将生命砝码压在社会的天平上,但无不呈现出一种道德的力量和光环。这样一种叙事既突出了那个年代的丑陋,又在道德净化中自慰和抚慰他人。但它恰恰删除了无法用道德来解释的另外一种反抗力量以及人性世界的复杂性。在这个意义上,即便现在,我们仍然有必要重新来认识那个年代“存在”的真实面貌。在覆舟大海之后,一个人如何逃生?毕汝谐说,有人驾驶快艇逃生,而他是抱持粪桶逃生。在各种逃生方式中,我们关注的是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等,而“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或者其他,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到纽约大学讲课,晚上从华盛顿广场步行回酒店,在漫步时突然想起毕汝谐在纽约。当年他在《黄河》上发表《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时曾在文末留了电话和地址。我回到酒店,找到了下载的文章,按照他留的号码拨了电话,不通,再拨,还是不通。这个号码是一九九九年留下的。那是十年之前的事了。

(原载《读书》2010.11)

本文来源于CSSCI学术论文网:http://www.csscipaper.com/ 全文阅读链接:http://www.csscipaper.com/dushu/2010/865389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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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毕汝谐《九级浪》与赵一凡的“诺亚方舟”

鄂复明

作者简介:鄂复明,1950年生于北京,1967年中断初中学业,落户内蒙古锡盟东乌旗牧区放牧,12年后随潮返京。待业期间经友人引荐参与民刊《今天》文学杂志的油印、发行及事务管理,半年后入职市公交长途汽车保修厂工人。1988年《今天》资料收藏人赵一凡先生病逝,遂接手《今天》文学史料收藏、业余从事整理及研究。2010年全部《今天》资料为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以“特藏”入馆。2019年获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授予“金沙诗歌文献贡献奖”。

毕汝谐先生在“文革”前期(1970年秋)创作的“地下文学”中篇小说《九级浪》,为当代文学作者和研究学者屡屡提及,泰半源自诗人多多写于1988年可称之为信史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多多在谈到对那一代人的阅读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黄皮书等文学读物时,将《九级浪》 与新诗歌运动启蒙者郭路生的名作《相信未来》和 “太阳纵队”成员甘恢理的《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并列且居其首。
然而数十年来这一作品的文本竟付之阙如,致使研究者在论及时无从深入;仅有的情节梗概则多引自“文革”艺术史研究学者杨健的相关著述 ,前不久我向杨健先生求证,他答复:“……我是听人讲述的,我询问过毕汝谐,他说,他也只有残稿,送当代(应为‘现代’)文学史馆了。所以你这是唯一原稿了。如果可能请发我一份……”杨健先生当年历尽艰辛,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文革”文学史料,也终未获得《九级浪》的文稿,可见其在当年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传抄范围极小且时间短暂,以致无从存世。
我近四十年后才介入《九级浪》文本的整理工作,缘于毕汝谐先生在2003年打越洋电话给昔日中宣部大院的邻居刘自立,为“文革”期间去他家找他弟弟“寻衅”(毕先生坦承自己那年月“……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向他郑重道歉,甚至记得刘自立当年引用某先哲的话来斥责他们这种小孩子式的胡闹:你们说的话“就像是在睡梦里嚼树皮”……我和刘自立是北京二十四中(当时在其分校“外交部街中学”)初中同学(同级不同班) ,他(生于1952年)比同届同学要小上一两岁,而被其称为“小孩子”的毕先生(生于1950年)实际上还要长他两岁。(刘自立当年的一次惊人之举——写了一张几乎引来杀身之祸的大字报,详见附录。)
但我迟至2009年才读到刘自立接毕先生的越洋电话后,为他的《九级浪》撰写的长文《教我如何来想他! ——毕汝谐和他的〈九级浪〉》”(《博览群书》 2003年05期),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读到的有关《九级浪》最为独到而又详尽的评述,它与毕汝谐1999年6月发表在《黄河》月刊的《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在作品文本阙如的困境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这一空白,无疑是弥足珍贵而又可信的填充。
毕先生在文末吁求:亟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定当深谢厚酬。
受作者之托,刘自立也在一些知名网站为其广而告之,但却音讯全无,他以伤感的文字终结此文:

作为他的一个邻居,我帮助他在一些著名的网站上贴出了这个告示。
但是迄今无人响应。他们是否对《九级浪》感兴趣呢?
他们是否还记得毕先生这个人呢?
他们看到我上述所言,又会做何观感呢?
而对于我来说,有一句老话改一改,就成了今天的思念和思考——教我如何来想他!

由于我的孤陋寡闻,本以为《九级浪》早应与它同一时代的“地下文学”,如《第二次握手》等被坊间一版再版,甚或登临影视的大雅(俗)之堂。而赵一凡先生1988年辞世后遗留下来的微缩胶片,在我的书柜中静置了二十余年,其中就有《九级浪》手抄本的全稿(仅缺少第53页)。为此,我深感自责。这一偶然的机缘才使我关注到那原本只能留待后人去整饬的微缩胶片。至此,赵一凡先生在四十年前(1970~2010)潜心打造的“诺亚方舟”得以浮现。

(上图:赵一凡先生1970年代初翻拍的《九级浪》手抄本微缩胶片及其洗印样张。现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

北岛曾在回忆“七十年代”的《断章》一文中记述:他从赵一凡那里取走自己的《波动》手稿,数日后误闯一凡被捕后查封的小屋,在街道“小脚侦缉队”的拦阻盘诘下逃离,想到房间地上立着那台“代表当时最先进复制技术的苏制翻拍机”,深恐一凡会将文稿翻拍带来不虞之患。在那以举国之力恣意摧残文化的癫狂时代,一凡用它来制作违禁书籍和文稿的微缩胶片(现经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盘点共计1013片),试图以一己之力,营造救赎民族文化与记忆的“诺亚方舟”。
每每触及那盒很少翻检的旧物,对一凡这“堂吉珂德”式的壮举,心中泛起的仅仅是苦涩的记忆;只有读完《九级浪》胶片的录入文本后,我才深深叹服赵一凡先生的远见卓识,没有他来保存这一作品,如《九级浪》这至今不能见容于“主流”文学的重要文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只好流为传说,后世的文学史家有理由对一个没有文本的作品保持缄默甚至质疑。

2010年前后,伴随我二十余载的《今天》资料送交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收藏在即,我在有限的精力和时间内将《九级浪》微缩胶片扫描为电子文件。我与毕先生素昧平生,旋即通过《今天》的作者诗人田晓青,与其文友刘自立联系,请他转告毕汝谐,商谈《九级浪》胶片的电子文件移交(当然是无偿的)事宜(为安全稳妥计,我已将原件随同《今天》资料送馆收藏)。
毕先生很快给我打来越洋电话,但彼时他正羁绊于家庭琐事纠葛,感觉到他的疲惫和倦怠,加之电话语音故障,竟无法交谈,只好再通电子邮件。胶片文件将近800MB,当年的电邮传输极为缓慢,我打算使用网盘,但毕先生似乎不精于此道(大约以往诸事皆依赖秘书),遂安排我与他在国内的姐姐联系。后与毕蔚萱女士约在东郊“世贸天阶”的一家餐馆,将资料拷入她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毕女士当时曾邀请我继续来做《九级浪》胶片的后期整理工作,但我分身乏术,未敢应允。
至此,尽管在我心中卸下了一份重负,但胶片尚停滞在图片文件阶段,且翻拍时页面曝光不均以及原件手抄字体的辨识困难,《九级浪》的内涵,对我依旧是个谜。迟至2015年初,记得在写一篇文章时又提及《九级浪》,我不想再等待了,我决心利用春节期间乱糟糟的零散时间,来做这项繁琐枯燥但极有意义的录入工作。
随着图片上的象形文字逐个跃入电脑文档组成篇章,复原了那个被刻意忽略并即将被忘却的时代,我是这篇文学作品尘封近半个世纪后的第一个读者,但我只能悄悄存入电脑,将这从未正式发表过的作品传送给作者。其中尚有近千字的缺失等待他来填补。
《九级浪》创作于1970年秋,作者以“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在那“连梦呓时都不得造次的严酷年代。数月前《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决,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九级浪》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一部文学作品的范畴,有文本在,有毕先生关于创作背景的详尽文字,在此无需我的赘述。

转瞬又是一年。当年“地下文学艺术沙龙”主人鲁双芹女士在做“70年代青春的记忆”回顾展时向我征集史料,有关《九级浪》部分我给毕先生发了电邮:

汝谐先生:近安!
北京“成蹊当代艺术中心”近期将举办《70年代——关于青春记忆》图片展,鉴于您的著作《九级浪》的写作及传抄,是那一时期重要的文学活动,策展人通过鲁双芹女士向我寻求有关史料。我的本意原是:从现存“中国现代文学馆”您的原稿“残骸”、到赵一凡先生保存的手抄本微缩胶片,以及该书至今未能出版的现状,组成一条完整的史料链,用以告诫和警示后人:我们这一代人当年是如何阅读和写作的。由于展期仓促和缺少您的授权,我仅能向他们提供几页微缩胶片的扫描文件。
但我仍盼望能早日看到由您校订的完整版本,借助网络这一强大的信息工具,来完成这一夙愿。

毕先生回复:

复明君:你好!
承蒙抬爱,幸甚!
我一直努力寻找“九级浪”全稿,未果,很遗憾。谨此授权你做有关“九级浪”的任何事宜。多谢!

他在邮件中还讲:“半年来,迭遭不幸;家母仙逝,五内俱焚”……
我已从毕先生的文集中悉知:他为自由故,早年隐名埋姓,在外独自打拼,尊前不能尽孝。值此非常时期,不便打扰。尽管毕汝谐先生授权我来处置《九级浪》文稿事宜,但我所做的也仅限于为完善馆藏及供学者研究,在资料层面略尽绵薄之力。凡有关翻印、出版事宜均需与作者商谈。
根据赵一凡先生微缩胶片复原的手抄本文稿,尽管缺失的第53页中某些重要情节可能永远无从填补,但这对于读者尤其是研究者已是弥足珍贵了。让作者去复原久远年代的作品,恐怕也是勉为其难,历经近半个世纪,《九级浪》失而复得,如此残缺,不也正是时代的迹痕!
据毕先生回忆:他的《九级浪》手稿在七十年代中期为规避风险埋藏在颐和园一孤岛,过后“……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 只剩残篇”,遂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联系到故友史铁生的夫人陈希米,请她转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陈建功先生,希望能得到这一“残骸”的照片,以为本史料增色。
恰值建功先生出差在外,他的夫人隋丽君很快帮助发来馆藏文稿的三幅照片。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谓“残骸”,竟然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修复得如此清晰可辨。以我“得陇望蜀”的贪婪心理,请陈希米女士再度斡旋,希冀得到残稿的全部扫描图片,借以参照校订我的手抄本录入文档。
此后月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计蕾和“信息部”刘鲁燕二位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下,遵照规定,在取得毕汝谐先生的“委托书”后,签署“协议书”,得以使用残稿共计120帧的扫描图片。


(下图:《九级浪》原稿“残骸”照片。隋丽君 提供。)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的《九级浪》残稿,是作者抄写在20X18规格红方格稿纸上的手稿,学者王尧先生曾撰文《覆舟之后的“玩主”》中称其为“颐和园”本。 现存残稿页码标至第132页止,其间缺少第9、10和第15至24页,共计12页。实存120页。再经与手抄本文稿对照,发现第132页之后至文尾约缺失4页,故手稿全文应为136页。如此断续缺失多达16页(约占全文12%)的文稿,其可读性可想而知,这也是包括作者本人要去继续寻找手抄本的动因。
值得庆幸的是:我根据手抄本微缩胶片录入的文本,其中大量的缺失和谬误,经与手稿残稿互为参照,得到近乎完美的填补与校订,以至于我的手抄本录入文档在下一步的校订工作中,退而降至为框架层次。
手抄本微缩胶片原缺失的“第53页”,也从残稿中得到完整补缺,仅此项就增添约520余字。
我的录入文本中,因微缩胶片翻拍时曝光不均,造成边角处部分字体无从辨识甚至“消失”,以及原件的抄写疏漏,零散缺字共约300有余。这些缺字的90%从残稿中得到修正,剩下的主要集中在手稿残稿缺失部分的最后四页,由于无从参照,只好存疑。
至此,我已得到缺失仅为34个字的《九级浪》文本。
我甚至还存有一线希望:我猜测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修复这一藏品时,可能还保存着那些剩余的残片,从中得以进一步的修正。

手稿残稿较之手抄本在文辞上做了相当多的修正和润色。尤其是结构助词“的、得、地”以及标点符号的精准运用,在最初校订时我甚至怀疑这部最终定稿曾假以他人之手改订,但通读后彻底打消了我的疑虑:全篇不存在丝毫“XX式的”低级誊写错误。与之大相径庭的却是手抄本中的谬误百出。
毕汝谐先生虽是“老三届”的初中肄业生(由于文革爆发被中止了毕业升学考试)。但曾在“景山学校”等名校受过完整规范的中等教育,加之主动避开文革浪潮的自修及苦读,文字功底是毋庸置疑的。

《九级浪》手抄本(抄写人佚名),由赵一凡先生1970年代初翻拍微缩胶片。原件为135胶片负片,页码标注为1~85,原缺第53页,共计84张,现存于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今天》文学资料特藏”。
根据包装纸袋上注明“缺少第53页”,推断此手抄本是赵一凡向他人借阅后翻拍,而非个人收藏。在赵一凡平反后公安部门全部发还的“查抄物品清单”上也未见有《九级浪》手抄本原件的登录。
赵一凡先生辞世已逾二十八载,谨以此些微成果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2016.8.

(校订说明)
根据word软件的字数统计功能,全文有效字数41095,综合校订后为42335。加上残缺字,在42500字以内,应属中篇作品,并非传闻为十万字的长篇。
文档中插入的红色阿拉伯数字是手抄本的页码标定(1~85)。
文档中插入的绿色阿拉伯数字是原手稿的页码标定(1~136)。
文档中的红色字体是对原稿笔误或疑似笔误的初步校订,以及对个别缺失处根据前后文字关联所作的试探性填充。空缺处则用符号□填充。
文档中的绿色字体是根据原手稿对手抄本的修正及补遗;保留这一痕迹是为方便研究者查阅原件。
文稿中大量使用着半个世纪前流行的语汇,本次校订未作任何注释,比如:包括当时的医务工作者,也将精神病症称为“神经病”。
全文未经作者审订。
历时近半个世纪,“文革地下文学”《九级浪》终成完璧。

2018.4 补订.

附录 刘自立那张“打倒狗爹”的大字报

自立性格狷介,颇具乃父文风,我们这三四十人的小团体(名称为“井冈山”),在近两千名师生的学校中独树一帜,由刘自立执笔发表多篇文章,为后来被判处死刑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观点辩护,并幼稚地以马恩经典理论,质疑“文革”期间主政的校“革委会”和军训团的权力,因此深遭嫉恨,必欲除之。涉世不深如我辈者,灾祸临头只在旦夕之间。
1967年夏初,失学近一年我们依旧按时到校,但从不参与主政者安排的“说教”课程,而是自由地学习和探讨我们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来校路上,西邻原外交部机关高墙外一条半人高的标语“打倒刘自立的狗爹!”赫然在目,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在很漫长的一个时代里,自杀本身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并且殃及子女。稍后刘自立也到校,他微笑着拈起一张白色大字报纸,对折裁开,再对折,再裁开,在两幅4开大小的纸张上,以他那洒脱的字体伏案疾书,一张决定他一生命运也间接影响到我们今后去向的大字报一挥而就。由于曾担任过数学课代表及偏好,我对这不足百字的大字报中严谨而又简约的数学式推理(甚至还使用了数学符号)印象极为深刻,故至今记忆犹新:

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

∵ 马克思的父亲——反动律师
恩格斯的父亲——反动资本家
列宁的父亲——反动官吏
毛主席的父亲——反动富农
∴ 打倒马、恩、列、毛的狗爹!
∴ 打倒刘自立的狗爹!

四位伟人父亲因其阶级成分,依例被冠之为“反动”,斯大林的父亲是鞋匠,属于劳苦阶层,故排除在外。这是“文革”期间通行的荒谬的“血统论”法则,所不同处,是刘自立将之与伟人共享。这显然是一位反“血统论”斗士的游戏之作,很多年之后,我从毕汝谐的回忆文中得知:当年中宣部大院的“黑帮”子女们,髫龄年纪,即懂得唾面自干,他们贴大字报,即称自己被打倒的父亲为“狗爹”。自立书生气十足,为一张大字报,险些招致杀身之祸。
大字报贴在教学楼东侧告示牌上,举校哗然,愕然!随即,千余人的校园内却如死一般沉寂。
两三天后,一位身着蓝制服的人带相机来拍照后离开。一周后,校“革委会”发布公告,称刘自立“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这也是那个时代拘捕公民的方式之一),同时,刘自立被抄没的日记本以其内容反动在校园张贴示众,其中有他悼念父亲的十数首格律诗,对父亲生前教诲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年代久远,我仅记得两句:“克林升九霄,苍天也欢笑……”
习惯于刘自立式的思维惯性,我们已难分清面临的是“批判的武器还是武器的批判”,刘自立被关押数月杳无音讯。在无从逃避的“上山下乡”浪潮到来之前,有一个自愿报名去内蒙草原的机会,1967年11月我们一行五人,随同数百人的车队,辗转十数日,自我放逐到内蒙东北部边陲牧区插队落户。转年夏季,在蒙古包里收到刘自立来信:他与四十三名青少年被“伟大领袖”钦批:少年狂热分子,一律释放。但“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刘自立旋即被押送到吉林省扶余县一贫困地区,苦度半劳改式的生涯。
他父亲的冤案历经两次追悼会才得到彻底“平反”,两次摆放的都是没有骨灰的“空灵”,始终也没搞清是自杀还是他杀。刘克林先生生前曾供职的《大公报》成为“文革”停刊后唯一一家至今尚未在大陆复刊的报纸。刘自立随知青返城后,进入以《大公报》旧部成员为主组建的《经济日报》,主持国际部,也算是子承父业吧。八十年代初,刘自立是《今天》杂志主要作者。刘自立不改初衷笔耕不辍,时有文笔犀利的史论与时评见诸媒体网络,进入本世纪初,曾被评选为“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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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关于《九级浪》的一段回忆

毕汝谐

1970年深秋,我因不堪忍受“文革”苦难,愤然作不平之鸣。近乎本能地发出一声呻吟——这便是“文革”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九级浪》。
那是一个连梦呓时都不得造次的残酷年代。用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来形容,便是:“时代整个脱节了。”
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被我选作书名。覆舟之下,众多溺水者垂死挣扎的形象,直观地表现了毁灭一切的“文革”海难。
为《九级浪》所作的准备,可追溯到一年之前。“九大”后,为了躲避上山下乡风潮,也是为了附庸青年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的风雅,兼且有意识地效法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我跑了很多地方,蹲点考察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囊中仅有一册爱伦堡大型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对他青年时代流落巴黎的浪漫生活钦慕不已)。憬然发现:在震耳欲绝的口号和凯歌声中,人民的生活已不堪闻问了。终于得出“‘文革’糟得很”的结论。“文革”粉碎了我心中的七宝楼台,水远不能重建。
那时候年纪轻,真正是傻大胆儿。明明知道文字狱遍于全国(动笔前不久,《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枪毙了,杀榜贴满京都的大街小巷。制服警察充当文字检察官,正是“文革”黑暗的社会景观),却挺身而出,拔笔犯难。我自幼喜读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半文学半哲学作品,后又接触到萨特、加谬等人的著作,不禁跃跃然用生命作为砝码,压在社会这个无比巨大的天平上。那是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少年豪气:人生无非是这么回事,岂有不死之人,不灭之魂?……
我深深感到痛苦,那是一种与身处时代格格不入的、众醉我醒的痛苦。尤因本人生性敏感而更甚。我不定期地产生自杀的念头,寝食难安。我只得以饮食男女为庇身之所——美食落肚,情人入怀,如同吸用海洛因一般暂时缓解了满腹忧思,无边愁绪。其时,我白天刻苦攻读马列(《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笔记》……甚至还有艾地著《论马克思主义》),而入夜后则伙同狐朋狗友大干非非之道。我闯下的祸事共计9999件。
其中之一比小说更离奇:我在打砸抢现场被一名青年警察擒获,同去派出所。途中,双方对谈文史,甚为投机,他竟放我走了。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这位极具灵活性的人民警察,刻骨铭心。如果是另外一种常态结局,我的生活就此毁灭也未可知。
那时节,正值青年反叛期的男孩子都喜欢干一些坏事,蔚为一时风尚。
我曾与许多人争辩过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我的观点是:既然“文革”是长达十年之久的海难,那么每个人赖以逃生的方式都无可厚非;也许你们是驾驶快艇逃生的,而我却是抱持粪桶才得以活命的,奈何?哲学的玄想、诗意的升华、宗教的信仰……乃至于“流氓加文盲”的下作,无非是泅渡苦海的一只只救生圈,溺水者爱用哪只便用哪只,悉听尊便。
荒诞年代荒诞事,只怕说出来令人都不肯相信了。1969年深秋,中苏边界谈判举行,全国进入一级战备。我在青岛某邮局给远在陕北插队的朋友写信,谈及《九级浪》的构思,只因滞留时间过久,而且喜怒哀乐各种表情挂相,差一点被革命群众当作书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敌人举报……那年月,人们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真紧呀!
眼见20岁将届,我必须做什么事情来迎接这个大生日。树欲静而风不止,想不做也由不得我了。于是,我挥笔写下小说的开头:“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

《九级浪》以第一人称描写原本纯洁的少男少女蹈入罪恶深渊。我采用熟悉而亲切的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弃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及样板戏创作原则若敝屣。我紧紧握笔,握住这烫手的武器(田汉《关汉卿》里有句著名台词“笔不就是你的刀么”),落笔如行云流水,一发而不可收。
我足不出户,终日与小说中的人物为伍:陆子、司马丽、勇人、冯明、勇珍、伍行浩、伍老头、老畜生……每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一大批原型,写来从容自信,毫不费力。数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现象及三教九流、五行八作融入人物性格及故事情节,奔来笔下。所思、所闻、所见、所为,无不归聚于这部即将出世的小说。人物、故事逐渐形成。在叙述故事的同时,揭示生活本身的近乎残酷的哲理。女主人公司马丽(以及“我”——陆子)从玉洁冰清而堕入风尘,固然是文革悲剧的一种表现,却又不失为人性解放的一种方式,毕竟,他们与现代迷信做出了彻底的决裂。
陆子(“我”)和司马丽是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一对金童玉女,而后则成为一对问题少年。两位主人公都是性格复杂丰富的人物。他们自命不凡,心境孤独,为应付险恶的社会环境,相依为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空间相当广阔,形形色色的人物走马灯似地登场表演,卑鄙、无耻、可怜、可笑。这部小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文革”海难中的社会生态。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作家是阶级的代言人。”这是那个时代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八股。然而,我在写《九级浪》时,却清楚地发现此言不差。常常是,耳畔轰响着七嘴八舌的指令,而我则沦为记录员。然左右顾盼,室内却仅我一人……
《九级浪》直露地描写了少年人的性启蒙和性苦闷(而后者则因世道混沌而火上浇油),我以为这便是《九级浪》在当时广受欢迎和招致非议的原因。我是为了刻画人物而写性,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司马丽的特殊身世——高级民主人士与厨娘的私生女——使性的描写不容回避。就时间而言,这种性描写实际上与西方的性革命暗暗合拍,某些思潮的兴起是不分国界的。
我在描写恋爱过程中,插入极有深意的一笔:“我们争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否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
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中,整整三个月。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敞开心胸,动用记忆宝库。灵光频现,佳句迭出(描写女主人公失去童贞的文句:“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众口相诵,广为流传)。到后来由于用脑过度,每日腹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成书后,交给三两知己传阅后便收回原稿。翌年早春,方知手抄副本已如雨后蘑菇,数不胜数了。我因此结识了许多不甘寂寞的同龄人,一本正经地坐下来,漫谈国事、文事、私事(他们后来的命运泰半不妙:死了、疯了、傻了、毁了……遗憾)。
再后来风声日紧。据说周恩来说过:“此人还是有才华的,不知能否为社会主义文艺服务。”江青说:“社会上有六本书反对文艺革命。”批林批孔开始后,我和当时的女友(后来反目成仇了)商议再三,决定将《九级浪》的原稿,埋在颐和园玉带桥后一个环湖的孤岛上,待云开日出时,再作道理。我在日记里含糊地记录了此事,原文如下——
“……最后,决定举行一种迷信的除妖仪式:把一束代表各种病魔及不祥之物的纸片深深藏入土中,使其不见光日。于是,我们驾着一条笨重的小船,荡过两湖之间的门坎似的窄窄的通路,穿越朽烂的木桥,踏上那四面环水的孤岛。她先上去了。按照熟悉的路径攀上顶峰。我跟去后,发觉她竟是沿着陡峭夹壁上砸出的许多坑洞,依次爬上四层楼高的山顶!我畏缩地往后退了几步,终于咬紧牙关上去了,最后也安全地下来。在山顶,我们走过了几个凹得很深的‘回’字形深坑,在最后一个深坑前站下来。边沿上有几块风干了的人粪,坑前有半张1974年2月28日的参考消息。很明显,另半张用来揩了屁股,已经被风刮去了……我们轮流用铁铲和手刨开灰色的松软的沙土,清除掉横七竖八的干草和刺手的荆棘,把纸片埋起来……最后用脚踩结实。又是她先下去了。我把空书包掷下,许久才听到令人心惊的落地声。我为有这样勇敢的女伴而骄傲,但也为她这种似乎并无必要的莽撞而担心。”
我们甚至准备了足够的干粮,经久耐用的球鞋和一把镰刀(万一需要夜宿,可搭个草棚)。
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青春的火焰总在心头熊熊燃烧,而且烛照出冰河解冻、天空放晴的明天……
转过年来,张春桥发出“打土围子”的叫嚣,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病。那时昆明湖尚未放船,女友自告奋勇游水上岛。她下水了。我凝视着那异常熟悉的头影,怎样在寒冷的泛着微波的水面渐渐远去,化为一点黑斑。最后,她精疲力竭地爬上彼岸。我以为她没有气力了,手和脚不禁冒出汗来,悬心吊胆。她坐在一棵把旁枝蔓叶伸到湖面很远地方的大树下休息了一会儿,做了几节徒手操,然后向着城堡那条狭窄陡直的“胡同”走去。那穿着深黄色游泳衣的匀称的身材,就这样承负着我的痛苦、困惑以及希望消失在视野之中……
我至今记得她返还后那副狼狈的样子:所有的筋肉都在颤抖,嘴唇青紫,吐字不清。待到“四人帮”垮后,我独自掘出文稿,它已被雨雪沤烂大部分,只剩残篇了。
岁月如烟,匆匆不居。我于80年代中期作为访问学者飞赴美国,而后植根大洋彼岸,过着稳定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读书写作,悠闲度日。后半生我不打算做什么事了,只想在纸面上安排小说人物去做。(右图:毕汝谐赴美后。)
混迹于上了发条一样忙碌的纽约客,手把一卷《史记》或者《后汉书》,别有一番幸福感和优越感。
至此,往昔朋友们的祝福(“你将成为第二个毕卡索”)和仇敌们的诅咒(“你将自杀、发疯、入狱——三者必居其一”)统统落空。
《九级浪》似乎是我的宿命,且匡范了我的人生道路。《九级浪》好不好是回事,真不真则是另一回事。在那个谎话、空话、大话、假话充斥的可悲的时代,仅“真实”两字,便难能可贵了。
如果恰如其分地概括本人生平——则“毕汝谐是文化革命造就的恶之花”。
来到海外,见到美国汉学家有关于“文革”地下文学的论文与专著,而国内也有学人发掘那一段文事,自不免生出许多浩叹。《九级浪》是一场长达百日的青春热病,而后成为我生命的深深烙印,恐至死难以磨灭。
我是永远的中文作家。我是永远的单身汉(幸得两名非婚生儿子,他们各有其母)。我是永远的溺水者。(右图:晚年的毕汝谐。)
我写作的小说《我俩》,第一部《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群众出版社),第二部《我俩——一九九三》(河南人民出版社)业已问世。
百年之后,我希望归葬北京,以完成千秋万代的不尽长梦。
亟愿读者诸君助我寻找一份完整的《九级浪》,定当深谢厚酬。

(原载1999年6月《黄河》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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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作者原按)
1970年深秋,我不耐文革痛苦,愤然完成“文革地下文学著名小说《九级浪》”。
创作《九级浪》的动因,可以追寻至1964年3月7日,是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作者系史学大家黎澍(儿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田家英家、黎澍家、我家住在同一幢二层楼里)。文章罗列许多中外先贤的光辉业绩,令我这个少年人如遭雷击!
当晚,我含泪在日记里写下神圣的誓言:年近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
“让青春放出光辉”中有句话“年轻人应当早日成器”。后来,这句话在“九级浪”中衍化为“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1970年深秋,我年至弱冠,正值“九一三”之前文革最黑暗的阶段,青春虚掷,一事无成。抚今忆昔,我不禁像登临浔阳楼的宋江那样,流下两行英雄泪!宋江题反诗,毕汝谐写《九级浪》——异曲同工!
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看《九级浪》,其文学价值不足挂齿,而政治意义空前绝后!
毕汝谐借小说主人公陆子之口道:“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律是否正确, 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这是一个政治预言:文革否定了十七年,未来中国否定文革而形成否定之否定;未来中国具备十七年的主要特征,却是十七年的更高级的阶段!今日中国的政局,证明毕汝谐的判断完全正确!
1970年深秋,文学青年毕汝谐的这一远见卓识,超越当时全中国所有第一流的大政治家——
1970年深秋,毛泽东执迷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论,至死不悟;
1970年深秋,林彪的真实的政治理念,至今不为世人所知;
1970年深秋,周恩来以妾妇之道迎奉毛泽东,唯唯诺诺;
1970年深秋,邓小平流放江西南昌,龙困浅水,无暇虑及未来中国的政治远景;
1970年深秋,蒋介石执迷于反攻大陆的梦呓,至死不悟。
毕汝谐何以神机妙算?
毕汝谐亦不知也。
法国作家萨冈19岁写《你好,哀愁》,一生混乱、疯狂;终年69岁。
毕汝谐20岁写《九级浪》(和萨冈一样,我也喜欢写短句子);而今67岁,依然以“让青春放出光辉”为座右铭,犹思奋蹄狂奔,不辞天涯万里行!

九级浪

毕汝谐

生命是一张弓,
那弓弦就是梦想,
箭手在何处呢?
——罗曼•罗兰《箭手》

当年,司马丽还没出世的时候,她的生身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民主党派人士,声色俱厉地对司马丽的母亲下命令:
“你听明白!我只要儿子,你还想在这里住下去,就生个男孩来!”
司马丽的母亲五十左右,是个温厚、顺从的厨娘,她一向听任这位政界名人的随意摆布。在这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了最后胜利的前夜,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从四面包围了北平,傅作义部伪军败局已定,插翅也无法飞逃。城内百万劳动人民,焦切地兴奋地盼望着解放。但是,这座森严豪华的公馆里,沉闷的气氛和冷酷的秩序仍然如故。厨娘虽然怀着明显的身孕,还是努力地弯身鞠躬,瓮声瓮气地呻吟着:“哎哟。老爷。是,是。”
司马老爷年近花甲,却还像青年男子那样活力勃勃。他眯细眼睛,看着厨娘吃力的样子,斩钉截铁地宣布:“是男孩,你们母子一道留下,是女的,你们全都滚开。”他认为无需多费唇舌了。
司马丽是女孩。刚刚分娩完毕的厨娘,紧搂着投胎不遇的婴儿,昏厥过去。
北平和平解放了。世道变了,妇女和儿童的利益,得到法律的保障。司马丽母子到底没有被驱逐,就在这庞大的家族里,过着物质优裕的生活。

※ ※ ※

这段故事,是我最近从农村回家,听一位姓苟的老太太说的。她讲得很简单,不过按我的想象,一定是这么回事。
苟老太太和司马丽的母亲,都是从年青时候起就在司马公馆里作佣人。几十年的仆役生活,使她形成了整套的和正常人格格不入的奴才哲学。如今,她在我的邻居家里当保姆,每天晚饭后都过来,向我以耻为荣地大谈其在公馆里的见闻。夸奖司马老爷身强体健,精力过人。她口没遮拦地提到很多肮脏的情节,热心地介绍着生理卫生方面的常识。
“一天,司马老爷半夜摸进我的下房,握着一串首饰,是准备送给我的……”这天晚上,苟老太太在聊天时很有点得意地说。
我慌忙打断她:“您停一停!讲别的好不好?”
于是,苟老太太讲了上面的事。她出去了。

司马丽现和我在一处插队,她最近写来的一封信就在我手边。我拆开来,看到那熟悉的蝇头小字。她先介绍了队里目前秋收的情况,然后写道:“勇人最近护秋很忙,嘱咐我向你问好。他的姐姐勇珍,最近参加巡回医疗队,在咱们村给老乡的孩子看病,我和她住在一条炕上,交流着思想上的收获。她说自从下乡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劳动给生命注入了新的热情。通过和贫下中农的共同劳动,我也变了。大家说我变得和从前判然两样,再没有那些无病呻吟和无聊的苦闷了。我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要像雷锋同志那样,‘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思想改造是会有反复的,但这个方向决不能改变……”
我赞成她的话。
这封信快结束时,她说:“我是在午休时间给你写信的,房东家养着好几条狗,有雄的也有雌的。现在它们都躺在房檐下休息,吐着扁薄的很臭的舌头。咱们从前简直和猪狗一样……”
这样的评价合适吗?我不以为然地摇头。
回忆往事,许多情形又历历重现。



我的母校是一所很古怪的中学。它的前身是小学校,后来经过改编成了初级中学。那些小学的老师们,原封不动地给中学生讲课。他们的水平可想而知。许多糟朽的旧知识分子、前清时教过私塾的老东西、张勋手下的文职人员,都在这里滥竽充数。一个中年体育教员自称是解放初期全国马拉松长跑第三名,这是否真实不知道,反正他现在是走路都吃力的跛子。
学生的情况也很糟。考不取其它学校的坏学生、辍学几年后功课跟不上的病人、东山再起的社会青年、打算回头的浪子,许多都塞到了我们这里。
他们一般都很土气,没什么求学的欲望。在一个班的同学中,年龄相差往往很大。附近的居民把这里出入的学生看作流氓,不敢在街上晒晾衣物,不敢和他们发生冲突。
后来,教育局下来了一位年纪较轻的干部担任校长。他很有些魄力,接手后先令几位吃闲饭的老资格的教员退职,又大刀阔斧地开除掉十多名害群之马,不管他们的家长怎样苦苦哀求。歪风邪气受到初步打击后,他亲自定下作息制度,让男女学生分班上课,减少接触。然后收进大批学习不错的新学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这位新校长崇拜凯洛夫的教育学,对于凯洛夫“没有惩罚就没有教育”这句名言身体力行。他喜欢训人,很会运用京津地区的俏皮话,威风凛凛地骂得大家抬不起头。在新校长的努力下,学校确确实实有了一定的起色,但是潜存着深刻的然而不易发现的危机。这是运动以前的情形。

几年前的夏天,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阶段。校长的威风自然完全扫地。学校里的人都走光了,大家都不算是学生了,按照各人的自身逻辑发展着,变化着。只有我和勇人还在学校宿舍里住。
勇人是烈士子弟,只有一个年长的姐姐。所以,他一直在学校住宿。勇人的功课很好,原先在第一流的学校读书。有一次他看长篇评书《武松》入了迷,当班主任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仿照武松的办法伸出一条腿,把老师绊倒。从此班主任暗恨着他,耐心地等着整他的机会。勇人很精明,马上急不择路地转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勇人一表人才。他的身段相当结实,永远给人以坚韧向前的感觉。五官的组合虽然有些犷野但毫不粗俗。他的行动沉着,敏捷。有时脱口说出一些经过深思的断语。
我看到勇人,不知怎的,总要联想到小乔初嫁时的周瑜,都有那种儒将风度。在课堂上,他经常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将老师难倒。勇人读过的书不算太多,可是有一定的理解程度。看过马卡连柯的全集后,他针对新校长写了篇作文,题目用的是马卡连柯的话:“没有不好的孩子,只有不好的教育方法。”语文老师没批改,把它交给了校长。据说校长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运动以后,勇人仍住在学校。我为陪他,也搬进这间比较狭小的宿舍,架设了双层床。这间屋子在二层楼上,推开窗户,下面是一条相当宽阔但是不行汽车的通街。
勇人走上邪路了。他很忙,常常出去干打砸抢,也往宿舍带回一些果实。他有一群搭档。每次出去,勇人出力最大,而取的东西最少,那批人都很尊重他。有一天,他带回几件皮衣服,简单地对我说:“你把家里的户口本拿来,咱们到委托商店去……”见我犹豫,他挥了下手:“算了!我另去找……”过了几天,他买了些小摆设,把房间布置起来。他有时也给我一些钱。从不解释它们的来路,也不叮嘱我要封住嘴。
有时候,勇人一连几天不出去。我们对坐着看书,谁也不扰谁。看到某些精辟的地方,他读出声来:“苏沃洛夫元帅讲过这样的军事名言:‘大胆和谨慎是骑着一匹马走的。’大胆和谨慎,真好!真好。”
勇人有个特殊的爱好: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锁和门锁,研究不用钥匙的开锁方法。他常常津津有味地玩弄一把锁,几个小时不放手。并且给我讲解:“这是撞锁,安装在门上很牢靠。不过拿写字用的化学板,从门缝里挤进去,也能打开。注意,需用软的弯度大的化学板!”他目光炯炯,让我觉得,普天下所有的深门重锁都挡不住勇人的去路。
我不参与勇人干的事,我们分道扬镳。

每天我按着自己的学习计划安排时间。我起得很早,先在没人的操场上跑几个来回,再吊在摇摇欲坠的单杠上,运动一阵。早饭后即开始读书。先自学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用大量的时间看文学作品。也看营养学的书,按上面的表格计算自己卡路里的盈亏。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第二天一定要补足。读书久了,就凭窗远眺,休息眼睛。
街的那一边是一大片居民区。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居民住在那里,这些人的名字无非是这么几个:金锁,铁锁,或是桂英,桂兰……除了少数熟人,谁也不知道他们。
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在院子里和街上乘凉。一家人(偶尔杂有几个外人)漫谈着油盐酱醋的琐事,斤斤计较着每一分钱的收入与开支。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很淡薄,有时为了芝麻大的事情彼此翻脸。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为了贪凉,就可以赤裸上身站在院里。从前新校长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对我校的校风感到畏惧,却又不得不把自己天资愚蠢的儿女送到这里上学。父亲或祖父,只喜欢用拳头教育孩子,而母亲或祖母则护犊子。教给他们世代相传的占小便宜的伎俩。
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在这些人中间大有市场。他们精通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用北京土话进行目光短浅的评论。这种方言,也许其中的个别语汇还算生动,表现力也强,但是整句整段却着实使人厌恶。……这些就是活动在社会上的小市民。我在楼上看得一清二楚。
在读书之余,我也练习写小说。因为生活面不宽,我只能从童年的往事、亲人们的关怀中,挖掘写作的题材。我写的短篇小说的故事都较简单,也没有鲜明直立的性格,意思不大。古人云:好文掷地作金石声。我自问写不出好文章,写完后往往把它们随地一丢,也不指望听到什么音响,但是,我坚持天天练笔。
写作给人的乐趣是无穷的。只需要一支笔和一叠纸,便可以长时间地娱乐自己。让手中的笔自由地跨越时间和空间,你会觉得自己置身在辽阔的可以随意行走的世界里。
我给自己制定了精确的作息时间表。据说,康德从小过着极有规律的生活,他的邻人都以他的行动核对钟表。所以康德到晚年还有精力写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他的寿命很长。
然而,每当我放下书和笔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缺少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有些空虚……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注意到:有个脸色苍白、身材单薄的女同学,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她的衣着很朴素,却仍然显着不同凡俗。她总是独自一人,而且总是步行。每次我都目送她远去。如果连续几天没见到她,心里就暗暗感到惋惜。
我明白了。在感情上,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黄金一样的冀求。因为,今年十七岁了。
勇人有时也讲一点这方面的事。他说社会上新近出现一股不正的风气:男女同学在大街上便可以平白相识。不需要正当的机会和介绍人,仅仅由于男女间天然的好感,邂逅相遇的人就可以胡乱地结成好友。他们自报着假的姓名,信口开河。开始,只有一些干部子弟这么做,后来这办法像疫病一样扩散开来,人们群起效尤,弄得一塌糊涂。勇人称这是“说谎的情侣”,我笑得直不起腰来。
勇人告诉我:“如果你想和他们见面,”他说了几个人名,“到他们家里是等不到的,必须到西单去找。他们天天在商场里逛,风雨无阻……”
我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只能勤奋地更勤奋地读书和写作,按部就班地提高自己浅陋的学识。我想,爱情之花,只可能为成熟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开放。
日子一天天流去。我在这溪水般的平静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七月的一天早上。勇人唤着我:“陆子!”这是我的名字。“今天咱们到我姐姐家去,冯明从哈尔滨回来了。”
冯明是他的姐夫。他和勇珍原来都是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来不知怎的,勇珍在儿童医院工作,他却分配到了东北。因此,每年的探亲假,对于他们像节日一样。我和他们挺熟的。
我翻身下床:“真的?”
勇人不慌不忙地说:“别急。我和老伍约好早上见面,咱们一起去。”老伍是一个青年扒手,他的名字十分响亮:伍行浩。有一次勇人在商店里买东西,忽然觉得身后有一只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勇人当机立断地扭住这只偷东西的手,回头看准手的主人。他不动声色地掐他、拧他,那人不敢叫喊。这样坚持了十分钟,勇人才松开来。弄清了这个人的姓名住址,没有把他送往专政机关,而是私下了结。从此,勇人经常向这扒手要钱。
我推辞道:“我去没用,我不懂呀!”
“没干过自然不懂。你跟着我,这很容易。”勇人坚持说。
他们约在沙滩电车站。伍行浩很瘦,看得出,因为整天提心吊胆,吃再好的营养品也没法吸收。他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衫,肩部塌着,显得很不合身。手臂上有了涂着碘酒的肿包。他主动迎上来,亲热地招呼我们。
勇人走近他,低声吩咐着什么,有些隐语我听不懂。
老伍拍着扁平的胸膛:“没说的!哥们蹬车请客!”嘴上虽然爽快,却迟迟不肯上电车。他还有道理:现在太早,电车上全是上班的工人,他们身上没钱,只有月票和内部食堂的饭票。要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勇人不耐烦了。这时,一辆从动物园开来的3路无轨电车进站,他踢着老伍的脚后跟,命令他从中门上去。
“哎,洗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老伍不满地说了句歇后语。
这辆车上的乘客很多。上车后我突突的心跳着,好像要干坏事的不是老伍,而是我。我忘了监视老伍,只顾自己往角落里躲。
勇人很老练,他像和老伍不认识似的,隔着几个乘客,严密盯视他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脸上精神如常。而伍行浩整整衣衫,摆出一幅老手的样子,两只贼亮的眼睛开始查看环境。
我觉得无聊,真后悔不该做这种诡行。上下车的人们挤着我,好几次踩了别人的脚。那些挨踩的人大喊大叫,引起全车人的注意。也许,也许老伍正是利用这种机会下手吧,管他呢,我低下头去,默默温习昨天读过的书。
电车在灯市口停得较久。上来了七八个女中学生。这批人穿得花花绿绿,神态都很轻佻,这附近有一个全市最不成体统的女校,许多学生简直是秽根,专门在社会上传播淫乱的毒素,这几位肯定是刚从那里出来的。
她们在车上闹得很凶,互相搂在一起,哈哈大笑,用力踩地板。我看了看,发现其中有几个被勇人的英武的仪表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做出茶花女赴晚宴的姿式,往这边飞过些多情的顾盼。勇人没看见,或是装作没看见,一心一意地盯住老伍。另有个麻脸女学生,好奇地望着伍行浩那身漂亮的衣服。
我不想看见这些俗不可耐的女学生,就使劲往前挤。老伍却蹭了过来,径直向她们靠拢,很快,他和那个麻脸女学生搭讪上了。
“3路电车的总站是北京站。”伍行浩主动地代替售票员回答问题,博得了周围人的好感。勇人也挤进去,一步不离地跟在后面。
我仍然往前挤,木然地呆住了。那个经常从我们楼下走过的脸色苍白的女同学,正坐在迎面的单人座位上,她仿佛是在无人之境,头微微垂着,衣着还是那么朴素。整个形象凛然而又清高。外界的嘈杂的声浪,对她不起作用。
我全神贯注地望着她,没法控制自己,完全忘了为什么乘这辆电车。我生气地推开一个遮拦光线的老人,隔着大约五尺的距离,痴迷地看着她,脑子里甚至掠过一个想法:毛遂自荐地上前说话……不行,不敢。
她的目光专注而朦胧。如果扬起来看看我,该有多好。我借着对面一副反光的墨镜照了照脸孔,认为自己并不难看。在她手里捏着一支木炭笔,我自惭形秽。我居然和伍行浩这样的垃圾打交道,等着来历肮脏的金钱玷污自己的心灵。我不禁面红耳赤了,有好几次,简直想喊出来,当众揭发老伍,告诉乘客,他们中间混有一个名字叫伍行浩的坏人……
我正在想入非非,勇人在后面通知我下车,我只好怀着深情向她投了最后一瞥。
这一站是东单。我们三人站在开阔的十字路口上。
“你们忙什么?”老伍不太高兴,“我还没办好……”
勇人骂了他几句,拎着他穿过闹闹嚷嚷的菜市场,我们进入一条僻静的胡同。老伍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个浅色的女式钱包,里面除了一张写着“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单以外,什么也没有。病人的姓名是司马丽,年龄栏里填着十七岁。司马是中国古朴的姓,而马丽是最常见的欧名,它们联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
“钱呢?叶子呢?”勇人气愤地用明语和暗语同时问。
老伍一脸苦相:“靠窗户有个拿铅笔的姐们,像木头人,我辛辛苦苦地抠出来,哪知是空包……”
我气坏了。
勇人不信任地盯住他,突然挥右拳很有力量地在他腮上一击。老伍像稻草人似地应声倒下。他双腿并住,双手捂在头侧,胸口朝下,这样一来,全身的要害部位都护住了。有经验的扒手在挨打时,都是这种姿式。
我真恨他,可是望着他那形销骨立的样子,又不忍心下手。
勇人把老伍架起来,按在电线杆上,再用一条腿贴住他的肚子,一字一板地说:“晚上七点,咱们在东单还见,如果你递不出来……”他做了一个摆拳动作,把后面的话省略了。
伍行浩滚了。我和勇人另外乘车到冯明家去,他给我讲,大扒手都是又滑又油,他们有很高明的藏钱方法,你根本搜不出来。只有狠狠打,才能打出钱来。老伍是没有后台的扒手,打他无妨。
我不太专心地听着。街上有许多无轨电车,一辆、两辆,我觉得每辆都坐着司马丽。

冯明家是个三间房子的小小独院。勇珍在院子里晾衣服,她稍有些胖,待人非常和气,即使不穿白衣服也像儿科大夫,大概是职业的习惯。
勇珍引我们进屋。最宽敞明亮的那间,业已布置成了绘画的创作室,型号不同的油画笔,杂错地放在调色板上,桌子上还远近不同地放着几个供素描用的模型、石像、和一个完整的人的头盖骨。东墙上挂着几帧风格迥异的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夏娃与蛇》、《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在对面墙上是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熏人的油脂香味儿,我连着打几个喷嚏,冯明从里面走出来,笑着解释说:“我刚刚回来,就教一个小姑娘学画,辞不掉的,我们是世交。”
冯明是浙江人,眉目清秀,他身材适中,经过多年体操训练的肢体很是匀称。十分文气的脸上,戴着一副度数低得等于没有的眼镜,目光非常深沉,和这样的人即使只见一面,印象也不会淡薄。如果交往得久了,你会发现他极为精明、干练。这样的人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影响着别人的生活。
我们闲扯了一会儿。勇珍拿出厚厚的一叠纸,冯明说的那个人的画稿。
我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绝大部分是铅笔的静物素描:各种蔬菜和食品,停着不动的汽车,放在岸上的船只,另外还有许多表情呆板的美男子:从希腊神话的阿波罗到苏联电影的海军少尉巴宁,应有尽有。看得出,这个人是经过长期的练习,所有笔触都挺熟练。但是这些画都不太传神,而这是致命的缺点。
勇人也仔细地看了一遍,啧啧称赞着。
勇珍批评弟弟:“她比你用功得多。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
“喔?”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勇珍把画稿下边的蝇头大小的署名,指给我们看,刚才竟然没有发现。
我和勇人面面相觑。我强作镇静,随手翻看一本小说,什么也没看明白。
勇珍讲着她们医院里的一件新闻,说有一个女孩患白血病住院,她的哥哥是个刑满释放分子,在病房里陪住,不少流里流气的人常来探看。病房里丢过几次东西……
我们都心不在焉地听着。只有冯明问长问短。
天色暗下来,勇珍出去收衣服。不一会儿,院里传来对话的声音:
“……我在北京站下车以后,钱包找不着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糟糕!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勇珍着急地问。
“给我妈妈买去广州的火车票钱,我的病单,零零碎碎的……”
我望着窗外的司马丽。她相当高,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理着,脸色有病似的,比较苍白。眼睛里流注着朦胧的神采,似乎总在隐隐地闪着泪光。她很美——阴郁类型的美丽。
我扫了勇人一眼。他满脸怒气,今晚,伍行浩一定会像鼓一样被捶打一顿。
夏晚的暮气充满了这间画室。司马丽走了进来,向冯明点点头,伸手到门边去开灯。
灯还没有打开,我却觉得屋子里已经亮了一些。



晚饭后,勇珍陪司马丽去看病,勇人也匆匆地走了,伍行浩在等他。剩下我和冯明收拾碗筷,吃饭时冯明喝了许多葡萄酒和啤酒,现在多少有一点醉意。他像是无心地说:
“你今天有些反常哩。”
我有点心跳,想掩饰:“没什么啊。”
冯明眼神锋利地看着我,更直接地说:“你别瞒我,陆子。你的眼睛比平时明亮得多。”他把洗好的碗筷放进食厨,“你一定很激动。你别瞒我。”沉默了一会儿,用回首往事的口气说:“当年我也是这样。你跟我来。”
我随他进了内室。里边布置得挺典雅,一望而知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们夫妇的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旁边有张婴儿的小床,他们不足岁的男孩小亮亮,衔着指头睡着,臂膀上有一块暗青色的胎记露在外边。
“他睡得真香。无忧无虑。”冯明亲切地说,轻轻地把毛巾被给他盖上。然后注视着墙上他们的结婚合影,不说话。相片上的冯明不戴眼镜,相当精神。而勇珍显得有点相形见绌。
冯明失神地看了一会儿。“有这样一支歌,”他用宏亮的中音唱起来,也不怕惊动小亮亮:“有个春天的早晨天刚刚发亮,一位民警中尉巡逻在街上……”
虽然由于饮了酒,他唱的音色不及从前那么优美,但是咬字还很清楚。这位年青的民警中尉,遇到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姑娘。从此,中尉常常在出事地点徘徊。然而时过境迁,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了……
“许多深奥的道理你还不懂。”冯明唱完这支叙事歌曲以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说。“你还小,也许会嘲笑这个民警中尉自作多情。不是啊。美好的事物无论多么有限,也是珍贵的。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里的主人公,他一生的价值就在那五天五夜……”
“咦。”我奇怪他提到那个只尚空想的小人物。
“你是不会懂的。我给你讲一讲,我和勇人姐姐的故事。”冯明有些低沉地说,“熟悉我们的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陆子,你是比较聪明的。”他征询我的意思。
“不太相称。”我照实说。
冯明闭了一下深沉的眼睛。“勇珍当然是很好的同志。然而,我们之间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是事实。我们在大学里恋爱的经过,就像小说里写的似的,有很强的戏剧性。
“我从小在杭州上学。我父亲是搞艺术的,年青时和司马丽的父亲在巴黎一道留学。他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可是对子女的要求很严格。我刚进大学时,以为人生的道路也像西湖的白堤和苏堤那样笔直。我把学艺术的那种创造性的热情,用在枯燥的医学讲义上,所以我学得比其他同学好。——真的,我总有一种奇想:如果把阿巴公、葛朗台对金钱狂烈的热情,转用在别的事情上,也许能产生无数奇迹呢。”他不愿使我分心,又返了回来:“那时候,系里几个教授都对我很好,怂恿我在课余写些随笔,投到医科杂志上去。我没听。我觉得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哦,我还没说到正题。学院里有很多很好的女同学,在感情上我也完全自由。入学后我一直顺利。谁知,我自己弄出了问题。有一年的三八节,我给勇珍写了一封简短的贺信。当时的想法很单纯:班上只有她一人是革命烈士子女,我希望她能在节日里感到集体的温暖。这挺像少先队员的想法,是不是?
“咳。谁想这引起了轩然大波。勇珍的妈妈那时候还活着,跑到学校来告了我一状。她说自己的独生女儿必须成为专家,旁人不应来干扰。云云。于是我在班里受到了批评。
“几位威信很高的同学都提醒我要注意一些。我委屈地从办公室里出来,发现勇珍一直在外面等我。
“‘你别生气。’她歉然地道,‘我妈妈真不像话。不过,她是病人。’
“是的。她妈妈的身体非常不好,而且有一种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这种病的特点是:常常认为有人害他,有突如其来的冲动。有时候,动作离奇使人无法理解……”
我并不想学医。连声催促他往下讲。
“我压制着不满的情绪,说:‘我没有生气。’就讲起了最近的一次小考试。勇珍学得很用功,可是理解能力不活,因此成绩虽然优秀,可是独立工作能力差。对医生来说,不在于读书而在救治病人。我很佩服她的刻苦精神,能够整夜开车牺牲假日去啃课本。以后,我们时常往来,在校园里正大光明地一起温书。
“天长日久,真的产生了感情。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就和你今天一样,又羞怯,又激动。呃,和你今天完全一样。”
我慌乱地避开他闪灼的目光。
冯明友善地笑笑。“不用说,勇珍的妈妈勃然大怒。有一天我送勇珍回家,到楼下准备返回去,勇珍不肯。我勉强上去了。老岳母看到我,愣愣地发了一会儿呆,便吩咐勇人把走廊和屋子里的所有灯都打开,好像这样才能看清我的一举一动,不致被偷走东西。
“‘我早想到了,你一定会纠缠不清。’她的开场白很不客气。勇珍走过去搂住母亲,劝阻着。我轻轻搓着手,眼睛发直地看着她,不知该怎样应付眼前的局面。
“老岳母恨恨地说了许多话。不厌其详地质问我的年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最后,口气高傲地说:‘冯同学!以后不准再到我家里来!再来,我要报“00”匪警……’
“我不是任人辱骂的牲畜。年青人的火气一下被激起来:‘我并不想登你家的门。我是送同学来的,也可以让同学和我一道走!’看到勇珍,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增长。
“‘勇珍,咱们走!’
“勇珍热泪涟涟地和我往外走。老岳母面如土色,跪下去,用膝盖向前移动:‘珍珍!你不要跟他去,你要上当的……’她老泪纵横。勇人吓得大哭。
“我们走出好远,还听见她们母子俩的哭声。这是一个悲剧。精神分裂症的悲剧。我们有什么过错呢?
“这件事闹大了。勇珍的妈妈到院党委那里去吵,找丈夫生前的战友帮忙。我没有心思读书了,一天被领导同志召去几趟。
“然而勇珍非常坚定。我们在这种大风大浪里培植爱情。我们一块儿读鲁迅先生的《伤逝》,记住其中的话:‘人必须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勇珍甚至准备改变专业,转学到师大去。那样即使和家里断绝了经济关系也不怕。在当时,如果我们冷静下来,好好做些分析,就会发现彼此间并不太合适。如果退而保持一般同学的友谊,对两人都有好处。但是,我们沉溺在感情用事的热恋中。这样拖了几年。毕业前夕,勇珍的妈妈使出了杀手锏,她写信警告我和勇珍分手,否则分配问题会受到影响。信是从安定医院的病房发出的,她病得很危险。老实说,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至死不愿意为我们祝福。也许是因为精神分裂症吧。
“可怜的老岳母。
“我们写毕业论文最紧张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气绝了。”冯明站起身,从外屋取来玻璃杯和酒,喝了一杯。
“我很快遭了报应。虽然和勇珍结了婚,还是被分配到哈市。不公平啊。更可怕的是,老岳母去世后,我们的感情开始走下坡路。它本来也是同老岳母抗衡才产生的。
“我们一年只有二十天在一起,却还要争执过去的事情。在个人生活上,我,我不幸福。”他双手按着细长的酒瓶,下了喝干它的决心。可能,他觉得自己说得多了,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讲故事,但是中心线路改变了:“我虽然是小亮亮的父亲,平时想看看他都不可能。两地生活……”他蹒跚地走近小床,俯下身去,看不够似的。
“他在笑呢。他才十个月,正站在人生的起点上,正应该笑呢。”
他的话里有一种深重的哀愁。我说:“从前我怎么没看出你的痛苦……”
“因为十七岁的人到底不太懂事啊。到二十岁,你就会老练得多。许多年后,你会变得很有经验,阅历很丰富。然而绚丽的青春过去了……”
他没精打采地道:“咱们来看看一幅画,《九级浪》。”
冯明揭开桌上一块闪闪发亮的缎子。下面是一幅精心嵌在框子里的油画——海面上波涛汹涌。吞噬生命的恶浪,一个紧接着一个奔腾而来,沸腾的海面把浪推向空中。暮霭中,被摔碎的浪花,幻成多种色彩。画面中部,在一个巨浪的底端,几名还没丧命的溺水者,死死抱住沉船的桅杆,水上漂着绳梯,下端已经没进了可怕的渊薮一样的海底……一个人手举小旗,发出祈求生命的呼喊。
我联想到生活中还有一些不幸的人。
(下图:俄罗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油画《九级浪》。)

“为什么,司马丽有先天性心脏病?”我深为同情地问。
“父母年纪太大啊。从医学角度说,两代人差距这么大不好。”冯明好像有些后悔言语失禁,他摆摆手:“你到外屋那个床,去睡吧。”他把剩下的残酒,分作几次倒进肚里……他醉了。
我好像也醉了。一整天的丰富印象兴奋着我,无法静心。
桌上放着一盒火柴。我拿到手里,关上灯。在黑暗中擦着一根。我好像看见司马丽还坐在饭桌边,坐在电车的单人位置上。
安徒生写过尽人皆知的《卖火柴的小女孩》。那个可怜的女孩擦着火柴,看到了温暖的壁炉,会走的烤鹅,死去的祖母。千真万确,对于长于幻想的人来说,一根火柴的光亮,就能给他展现出完美的理想境界。
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着火柴。
“你抽烟么?打火机在我这儿。”冯明醉意沉浓地说。
我不答话。走出屋子。固守书斋的生活被打破了,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全新的天地。



我和司马丽渐渐熟了,她不是容易接近的人。上学时,一直独来独往,在课堂上从不举手发言,也不理睬同学,只有一两个不太知心的女朋友。同班同学都把她看成陌生人,每次期末评比,谁也说不出她的优点和缺点。班里组织的文体活动,也从不把她计算在内。
司马丽就这样孤单地生活。读书,绘画和治病是这种生活的主要内容。她手不停挥地练习素描,如果晚上不用热毛巾热敷手腕,夜里就会痛得睡不着觉。读书,治病,学画,学画……
我问她最尊崇的画家是谁,司马丽简单地答是伦勃朗。主要是敬佩他用在艺术上的罕见的苦功。我有些迎合地称赞伦勃朗确实是有数的大画家,他生长在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他的作品体现了反封建的进步倾向……我说了很多。
局面一下打开了。司马丽有些惊讶地望着我,“你也看过不少书啊。”她的目光是这个意思。
她讲起伦勃朗的生平。这位大画家长年住在贫民区,第一个妻子去世后,他的女仆为他负担了家庭的所有事情;而伦勃朗一心创作……
如果我聪明一些,就能听出这个故事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而我当时傻头傻脑的,只是发现艺术是打开她心灵的钥匙。
从此,我们经常在一起检阅彼此的书本知识。我们推测几十年后,到了2001年,历史潮流将把世界冲击成什么样子,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将产生怎样的变革。
我们无休止地谈着生与死的辩证关系。司马丽认为贝多芬虽死犹生。九部交响曲等于九个辉煌的世界,将百世流芳……也有好几次,我们讨论否定之否定定理是不是正确,据此,某些历史现象会不会一再出现……我们争得不可开交。我觉得司马丽很有几分学究气,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不好说清楚的分歧。而且,她对现代时事和我们中国,懂得太少了。
“我不想懂。”她坦率地承认,“我去看电影总得买三张票,我不愿意两旁有人。”
我很奇怪。
司马丽每天坚持作静物写生,临摹前辈大师的作品。可是技术总在一般水平,没有明显的突进。她为此很苦恼,搁笔休息了几天。这段时间,我们天天在一起。那间小小的宿舍,有了第一位客人。司马丽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说:“我看病常常从这里经过。”她不知,在楼上有我这样一个守望者,牵记着心肠。
她看了我写的一些短篇小说。这些手稿十分潦草,比起她一笔不苟的画稿差得太远。司马丽看完后半天不语,最后说:“这能算是艺术吗?”想了想,“你的文笔不是太笨。有几个小地方相当生动,像自行车撞上篮球架那一节,有声有色。但这不是艺术。我喜欢看才气横溢的文章,你写的这些,”她斟酌着,“水平不高。”
她问:“你为什么不写诗呢?掌握不住韵脚?”
我不太愉快:“不是。韵脚问题不大。况且我开始可以用‘光,强,香,洋’来押韵。主要是我没有激情,没有写诗的沸腾的感情。”
“还是灵感不够啊。”她批评说。“灵感,应当是一闪而过的流星,不能像普通的星星,总是不明不暗地眨眼睛……”她明示我,写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得到成功。“巴尔扎克成名前,写了成千上万张稿纸,被出版商看成废品。拿给家里人看,也被骂得一无是处。但是他坚持写下去……‘灵感是不喜欢拜访懒惰者的客人’(柴科夫斯基)。”
我强调要分秒必争:“‘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莎士比亚)。”
我们都知道对方话的出处,不禁相视微笑。
“你呢?”我问。
“我画不好。”她有点沮丧地说,“我喜欢列宾,更喜欢列维丹,喜欢列维丹的风景画,他笔下空旷、辽阔的大自然。世界真大啊,你怎么走也不会碰壁。不过,我不喜欢苏里柯夫。他在《禁卫兵临刑的早晨》,《莫洛卓娃》里,为了制造气氛,把眼睛画得那么大……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可是不能算美丽的人的眼睛。”
然而,我喜欢苏里柯夫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对列维丹表现的不可冥知的意境不感兴趣。也许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
这一天,我和司马丽离开这间陋室,走出校门。我们都喜欢团中央外面那个甬道一样的街头公园。它的北端有个油饰一新的交通警亭,两旁是低矮的疏疏落落的松墙,与世隔绝似的。天气开始凉了。我们白天各自读书,绘画,晚上就在这里见面。这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天也不间断。古往今来的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我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抽象,从不涉及切身的实际的事情,仿佛我们都是餐光饮露的仙人。
“你知道《九级浪》吗?”有一天司马丽说。她遥望着晴朗的星空,问我,也像是问那弯弯的上弦月。
“在冯明家里看过……”
“我特别喜欢这幅画。”司马丽仿佛对自己说话一样,“《九级浪》是俄国伟大的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我每次看到它,就想到‘学海无边苦作舟’这句话。刻苦,刻苦,我还不够刻苦……”
我敬重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便说:“我也喜欢。有个英国电影《冰海沉船》,”我约略地讲了故事梗概,“……后来船完全沉了,全体船员和男人都葬身鱼腹,而老弱和妇女乘着唯一的舢板脱离了险境……”司马丽悲观地问:“后来呢?”
“电影的最后是:教堂的丧钟齐鸣,难属们身着丧服一排排地跪倒,追悼海里的亡魂……”
初秋的夜晚,给这个故事平添了一种阴冷的意味。
“海……”她若有所思地说。
从前在北戴河和青岛,我只在涨潮时候去看海。横无际涯的海面上,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浪涛,势不可当地扑来。我虽然退避在安全地带,却也梦想着成为弄潮的好手。在我看来海象征着崇高,也就是美。而司马丽,她只喜欢看退潮时的海景:风息浪静,海潮无力爬上平缓的沙滩。她说海象征着安宁,也就是美。
我暗想:假如我们一道观海,那海景将是多么壮观。海洋会为我们揭示出静和动的奥秘,它们互相寄寓,又互相衬托。这就是海洋,也是我们的友谊……
海……
我在感情上的空白部分已经消失,被看不到的海溢满了。

司马丽患的是阵发性心脏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地心跳,气喘。这时,她无论做着什么都得停下来,一只手放在额上,另一只手抚着胸口,闭上眼睛。每当疲劳的时候,她也是这样。
我真心同情她。在谈话时也注意到尽量顺从她的意思,避免太激烈的争辩。但是有一次我们在冯明家里吵了起来,各不相让。
关于艺术——
“艺术应当能唤起人的美感。如果把谁也不懂的东西算成艺术,是唯心主义。”我说。
“艺术就是艺术。它与我们无关地存在着。因为人们不懂就否认它,是唯心主义。”她说。
冯明一直端坐着,不看我也不看司马丽。但我觉得,他似乎同时看着我们(他的探亲假早过了,却呆在北京不走)。这时,他清了清喉咙,折衷地讲了些隔靴搔痒的话,我们都不高兴。
走出冯明家,我们破例在白天来到这个小公园。她问了一句:“你知道哲学上的存在主义吗?”
我不知道。司马丽似有揶揄地说:“难怪了,你专读古典作品不好。从荷马史诗到现在两千年了,小说的技法有多大的改变呢?绘画也是这样。固步自封。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重大的革新,青年人是推动这种艺术革新的主力……而存在主义从哲学上肯定了这种革新。我现在很困惑:老这么做技术练习,将来能有成绩吗?”
“你,太不实际了。”我委婉地说。
她低声说:“我知道。我生活在象牙之塔,理想王国。我不想过早地撕破理想。我家和巴金笔下的家一样充满着勾心斗角。人生是短促的,更何况我一定短寿。先天性的悲剧。造物主给人的只是孑然一身,几十年后还是孤单的归回自然。人生像朝露,更像流星。所以,阿谀奉承不能使我发笑,流言蜚语不能使我哭泣。我好像生来就不会哭也不会笑。贝多芬的第五部——《命运交响曲》真好。所有音符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希望!我觉得真正懂得贝多芬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
我接道:“罗曼•罗兰。”
司马丽喜气洋洋的,“你说对了。头角峥嵘的克利斯朵夫,和贝多芬交响乐中的英雄性格,是完全吻合的。大作家和大艺术家在精神上有很多互相呼应的地方。艺术。希望。我把希望寄托给未来。你看,”她随手拔起一株草,“青草一岁一枯荣,自生自灭。许多花蕾呢,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了。可是如果把花和草写进小说绘入图画,它们就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艺术是永恒的,这是我对艺术的见解……”她又用手按着胸口,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休息。
这毋宁说是对人生的见解。我却不这样想。人生也许很好呢。我们只有十七岁,道路还漫长而遥远。现在付出的劳动,会在未来岁月中得到丰裕的酬答……
夜幕低垂下来。民警交换了班次,圆月代替了夕阳。今天是中秋月夜吗?
“你讲的《冰海沉船》的故事真好。”司马丽隔过去人生问题,说:“死的哀愁反衬了生无乐趣。你讲故事那天也有月亮。不过不是圆的,是新月……”
月光照临在她苍白的矜持的脸上。每天,她都用左手按捺着杂乱无章的心跳,右手挥笔作画,把生命和青春投入艺术。
我的心灵深处涌出了沉痛的缠绵的感情。

这天晚上我回去的特别迟。推开宿舍门,勇人正在灯下练习拳击动作。他把灯泡想象成一个发光的拳头,正绕着它一次次地闪躲。
我忽然发现这些日子简直把他忘了。只觉得他好像出去得更早,回来的更迟了。
我往床上一躺,望着天花板发呆,勇人停止练习,他的第一句话就有火药味:
“你到哪儿去了?”
我含混地应了一声。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他并不看我。
我疏忽了。以前应该处处防范他才对。“几个小时。”
勇人的头撞了电灯一下。“你别干坏事……”
“我很正派……”我断断续续但十分坦然地说:“柏拉图式的……纯精神恋爱。”
勇人抑郁地斜睨着我。“我们是在姐姐家一块认识司马丽的。我们都应该对她好。道德……”
这些都像一场弓张弩拔的大战的序幕。在我心里,初恋(仅仅是单恋也未可知)的强烈感受压过了多年的友谊。我第一次怀着戒心回想勇人的一举一动,他接近的人,平常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我得好好去读《资治通鉴》,着手为彻底决裂作些准备……
这一夜我作了许多梦。而司马丽和勇人,在不同的梦里担任主角。

过了几天,司马丽很兴奋地来到我们宿舍,口若悬河地讲她昨夜看到一颗流星,于是追随着天上的闪光去思索。她后悔自己埋头点、线、形的练习,没有用存在主义指导绘画,没有用画笔来表现自己的个性,感情,自我精神。真是糊涂。她估计自己的绘画将出现转折点,这不能不归功于流星……
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纸和铅笔,让我坐在阳光充足的地方,给我画肖像。
我无法理解司马丽多变的情绪。况且她的话里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可是为了不使她扫兴,我一动不动地给她当模特儿。她就像大画家似的,先从各个方向打量我,然后在纸上做着勾描。
我用凝聚的目光注视着她。我也在给她画肖像,是绘在我心里。
司马丽画着,同时谈论着:“你的形象还可以。给人的印象是善良。人们都愿意对善良人讲心里话。这于你写小说十分有利。最善于鉴别男性美的是画家。其次是一种心理变态的男人,”她不好意思说,我知道是指同性恋者。“第三是女性。我希望每天给你作一幅肖像,几十年不间断。”
我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司马丽异样地看着我,眼神不再是朦胧的了。
她戒备地抬起手,很聪明地暗示我:“拉斐尔有一幅名画,画的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雅典学院门口辩论的情形。如果当时我在场,我一定支持柏拉图……”
我老老实实地坐好。“我也是……”
司马丽用更强的充满热浪的目光望着我。
我们都感到非常幸福。

晚上,我失眠了。爱情应该是圣洁的。我为难地犹豫着:要不要把伍行浩的那件丑事告诉她……
终于,在那个深秋的月夜,那个结束我们友谊的月夜里,我不再谈那些海市蜃楼,而是单刀直入地告诉她:那天她遗失钱包的时候,我也在同一辆电车上……
“是吗?”司马丽没听完就咯咯地笑起来,“我早就这样想过!”
这笑声使我心惊胆战。
“我早就想过,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一定在我身旁,你应该在!”她热情洋溢地说。
“不,不是你想的那样。”我鼓足勇气,讲出了真相。但是只字没提到勇人,只说是我一个人不好。那个伍行浩是混蛋……
司马丽仰在椅背上。很奇怪,她的笑容并没有马上消失,只是闭上了眼睛,就像每次劳累和每次病痛发作时那样。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啊。”声音细若游丝。两颗眼泪从睫毛里渗出,沿着光洁的面颊滑落下来。
她又在这句话里添上一个字。
“原来你是这样的坏人啊。”她的嗓音变了,几乎同男人一般粗嘎。
月光下,晶莹的眼泪流到她那还漾着笑意的唇角上,不动了,停住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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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标题 : Re: 《昨 天》第一六六期
帖子发表于 : 周日 1月 10, 2021 2: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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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周六 2月 28, 2009 5: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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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花蕾未到盛开时节就凋谢一样,我们的感情还远没达到我理想中的高度,就突然夭折了。
原来,某些秘密人们应该永远埋在肚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泄露一丝一毫。我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但是迟了。
我和司马丽连续十多个晚上没有见面。我反复考虑后,在一个初冬的阴沉沉的下午,到儿童医院去找勇珍。希望她能帮助我们重归于好,也许我们的友谊就像青草那样还会再生。
病房的值班室里,勇珍正在翻看患者的病历,手里握着粗粗的红蓝铅笔。
“勇姐姐。”我还沿用小时候的称呼。
她挺高兴,照例说了句:“比上次见你又高了一点儿。”然后让我坐椅子,自己站着说话。
我想着怎样把事情讲出来。最难办的是伍行浩那一节,这种坏人坏事说不出口。
“我弟弟说你在写小说。我听了甚至非常感动。”她先开口。“像你们这样大的中学生,还有很多幻想和好奇心,我很羡慕。”
勇珍的两手草草地翻着病历,漫不经心地看看有什么新的记录。“我很想知道,你是怎样写呢?”
我搁笔好长时间了。自从司马丽说这不是艺术以后。我决定苦读一阵,水平提高后再写。
我想了一下:“文学创作好像是下意识的精神劳动。我拿起笔,每一次都觉得是在做文字游戏。让一个个字把空白格子填满,凑够一定行数,就是一篇文章。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那样,弄不清楚。”
勇珍勉强地点点头。“现代中国小说好的不多。高尔基有句名言你当然知道:‘文学是人学。’人物性格是最重要的。《欧阳海之歌》比较好,尽管这部书的文学水平不高,但是它塑造了欧阳海的光辉形象,我们看了很受教育。《边疆晓歌》正相反。它的文字相当华丽,可是没有人物,没有意境,读者看了虽然满意,却不是好作品。”
“我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了。”我遗憾地说。
“你真傻。写小说的人没几个读过大学文科。大学生反而写不出小说。因为小说家要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大学课堂上根本学不到这些。你想,中文系教授能写小说吗?高尔基只读了几年书,他把社会当作自己的大学,用独特的作家的眼睛,观察人欲横流的世界,终于在二十四岁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你年纪小,不要急于成名,那是虚荣心在作怪。翅膀不硬,不应当飞翔。不少作家都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到中年以后才一鸣惊人的。”
是的。现在我年青,二十年以后也不算老。有二十年卧薪尝胆的苦功,铁杵是能磨成铁笔的。
勇珍微笑着:“你不要太自信。搞了几十年没有成就的艺术家大有人在。像冯明的父亲,名为浙江美院的教授,在巴黎镀过金。作品呢?却没有像样的。冯明拿了几幅给我看,简直不像出自成年人的手笔。冯教授自吹自擂,说这是表现主义艺术,画出了画家自己的主观世界。莫名其妙。他的作品每一幅都很稚拙。不对头啊……”她轻松地批评自己的公公。“我这些都是外行话。陆子,你倒是挺用功的……”
我感激地说:“你的话对我有帮助……”
勇珍讲到自己。“写小说应当有热情。从前我是有热情的。从医学院出来,我在妇产医院实习了一年。好几次林巧稚院长查病房,后面跟着一大群只会溜须拍马的人。可是我上前拦住她,提出对医院工作的意见。比如医生对工农患者冷淡,有些庸医技术太差。弄得这位国内外知名的权威很不愉快。那时候的热情,真是不可思议。我钻研业务,也读小说来陶冶性情。并且试着把文学知识运用在医学上……”
我兴趣盎然地听她讲。
“小孩打针。每个孩子都哭。我就想了,对那些懂一点事的四五岁的病孩,打针之前,先讲一则童话,然后给他看注射器,说这就是童话里的仙针,能给人健康和快乐。我经常信口编些故事,开头都是:‘从前有个国王,他有三个儿子……’只是后面各有不同。
“才能不是世袭的。儿童的求知欲,需要懂教育的大人耐心地诱发。一回,我给一个小男孩念歌谣:‘乒乓球,圆又圆,中国选手容国团。’谁知他应声道:‘乒乓球,方又方,中国教练傅其芳。’真笑死人了。根据医护分工的原则,这些不是我份内的事。可是我愿意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笑脸。
“人是会被环境改变的。久而久之,我的热情冷却了。早就听人讲,医生的职业病是冷漠,果然如此。幼儿死亡本来是最不幸的事情,在医生看来,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正常现象。总要有万分之几的儿童被不治之症夺去性命。比如这个病人,”她举起一份标着“32.1”字样的病历。也就是32号病房第一床上的病人。“这个女孩患着白血病,马上就要不行了。她的哥哥却梦想妹妹还能出院……”
勇珍靠近窗户,沉思地看着医院里淡黄色和灰色的建筑物。“每天我从家里到病房,从病房到食堂,再到病房,然后回家。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似的。热情呢,没有了,到那边,到太平间里去了……”
她突然转身说:“今天不是普通的日子……”
我想不出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她有些凄凉地道:“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
我不便说话,黯然地看着她。
“今年我有进步。往年今日,白天是在半睡眠状态,什么事也做不成。晚上眼泪总要洒湿枕畔。我想妈妈,每年的今天想得特别厉害。当初,有个人不喜欢我妈妈,我妈妈也不喜欢他。现在想来……”她说不下去了,“陆子,你还小呢!……我每天都接触好多为儿女焦急的母亲,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妈妈。母爱是人类最强烈最绚丽的感情。有个不足月的婴儿死去后,他的母亲当场疯了。医学上叫做‘精神分裂症’。它的发病原因不外乎突然的刺激和持续的刺激两种。
“我妈妈是很好的人。但她也患这种病。对我来说,她是妈妈,也是精神病人……”
人是最复杂的。
勇珍把病历马马虎虎地放回原处,忧愁地叹着气:“我去病房看看,你也来吧。”
在没开灯的昏暗的走廊里,她轻轻地哼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亲爱的妈妈……”到后来,多余的字音全都漏失了,只剩下低切的深情爱母的呼唤:“妈妈——妈妈。”

32号病房和我们宿舍差不多大。唯一的病床上躺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尖颏的脸上色同银纸。单看这气色,就知道她生命的火快要熄了。
旁边坐着一个彪形大汉。我倒吸一口冷气。他是非常著名的地头蛇——“老畜牲”。这是绰号,至于他在户口簿上注册的正式名字,那是谁也不知道的。
“勇阿姨,我的病还能好吗?”小女孩气息微弱地问。
“大夫,求求您。”老畜牲嘶声说。他不够二十五岁,五大三粗。头上扣着制服帽,脸很宽阔,有十来个带刺的脂肪疙瘩。嘴像兔子似的裂成三瓣。两只常干坏事的粗糙的大手,压放在膝盖上。“求您多给瞧瞧,小妹可怜。”他说得很慢,可能怕不慎带出脏字。“我就这么一个妹妹,她死了就不得了啦!……”他苦求着,也不管这些话给病孩什么影响。
勇珍没睬他,认真地问询了“32.1”的自身感觉。然后才看了看老畜牲。他那双较小的眼睛里,充满着哀伤。
“还好。”勇珍不动声色,“再服用一些药。”
银脸女孩仰着头,很天真地问:“阿姨,我快死了吧?”不等答话,她用嫩弱的童音,评论死亡:“人家说,死了像睡着了,这倒不错。阿姨,我比昨天疼多了,全身疼。能睡着也好。我不哭,我哥哥打群架断了胳膊都不哭,我再疼也不哭……”
老畜牲气急败坏地制止她。
“32.1”不满地嘟着小嘴:“你他妈管得着吗!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阿姨,我会死吗?”
勇珍抚摸着她的脸蛋,“你这么小,怎么会死呢?你很快就会出院的……”
小女孩不信:“我怎么不会死呢?比我小……”
勇珍不再说什么。我们一道离开。
老畜牲也跟出来,哭丧着脸,嘴里絮絮不清:“大夫,您看她……”
勇珍客气而有分寸地说:“‘32.1’的病我们治了很久了,家属过于着急也无益处。照顾病人的时候……”她又讲了许多医学专用的拉丁语。
老畜牲听着这些圆滑无用的话,似懂不懂地点头。还想再说什么,勇珍已经走远了。我和他打了个照面,他眼皮垂着,脸部肌肉伤心地抽搐着,还在说:“我等会儿出去给她买点水果,嗯嗯……”
回到值班室,勇珍胸有成竹地说:“‘32.1’不行了。她最多还有一天一夜。她哥哥哭疯了也没用。”
于是,我们又回到先前的话题: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表现、治疗方法。
正说着,门开了一下,司马丽披着一条淡灰色的围巾站在门口。她看到我像看到怪物似的,转身就走,门砰地被带上。
我喊她一声,又觉得这样不妥,便抽身追出来,跟在她后面,走出医院。
她在前面快步走着,背后拖下来淡灰色的围巾。决裂那天晚上的情景,刺痛着我的心。我停停走走。前面,司马丽正在横穿一条马路,她是从我心里走出来的,我感到这样空虚……
这是我第一次在街上跟踪女人。没经验,一点也不注意群众的观感。不少行人对我怒目而视……我径直向着那淡灰色的围巾,向着那依稀可见的背影走去,慢慢地走去。

最后,我们到了城外一处空旷无人的废墟上,我喊她的名字,司马丽这三个字在流动的冷风中颤抖。
她转过身,神情非常惊恐地看着我后面。我也往后看,只见几十米外,老畜牲率领一伙地痞,向我们走来。有几个手握明晃晃的匕首,助威地间或发出一两声呐喊。
我猛地想起阿依瓦佐夫斯基的海景名画《九级浪》,好像没顶的大浪从四面八方涌来,前面是浪,后面也是浪!我们在下沉……
他们说说笑笑地围过来了。
这伙人大约有十一二名,个个长得鸠形鹄面。他们不愿意在冷风里站太久,不耐烦地喊起来。
有个眼睛像鱼一样凸鼓的瘦子,心花怒放地说:“跟这主儿换换衣服!”
“手套也是好手套。”旁人应着。
其余都是针对司马丽的议论。每一句都像垃圾那样肮脏,像他们本身那样下流。
冷风中,司马丽在发抖。
“嗬,她还有条软围脖儿。俺爹一清早去扫街老是呛风,戴它一准合适。”这是某一位孝子的声音。
这种时刻必须临危不乱。我尽量自然地说:“我见过世面。如果你们手里拮据,明天把钱送到你们家里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用这些斯文话来缓和这批流氓,根本不对口径。
老畜牲一直沉默地看着司马丽。在他的小眼睛里,燃烧的欲火代替了焦愁。
“你们认识?”他略感意外。把我拉到一旁,单独说话。他又露出了深深的忧虑。“我总觉得勇大夫在瞒我。你说呢?我妹妹的病能他妈治好吗?”
“能好能好。保证能好。”我打包票。
他从我的话里得到一点安慰。“是嘛。我估摸着也能好。我们一块儿家去。”他充满幻想。事后我总觉得,正是这种幻想使他生了恻隐之心。
我利用这个空隙:“今天的事……”
老畜牲面孔很和善。“我不伤你。你回去,问勇大夫好。这个姐们留在这儿……”
我不愿意。他瞪起眼,“怎么不行?”说着从鱼眼睛那里接过一把本来是钳工用的刮刀,三面都有很深的血槽。他倒提着它,在空中挥出一道道银色的弧线。“你一个人滚。如果敢乱嚼舌头……”刮刀的尖刃对准我的前胸,他灵活地一舞,我的第三颗扣子落下来,而旁边没有破损。“滚!”
我不敢不服从。那个鱼眼睛探出半个身子,邀请我撞一膀子。我自卑地绕过去,不敢往司马丽那边看。挪着,挪着……
忽然,我听见司马丽发出了一声惨厉的叫喊,回头看去:她半躺半跪在地上,淡灰色的围巾像绳索似的套着她的脖子。老畜牲抓住一头,拖着她往黑暗处去。鱼眼睛那些人拍掌大笑……
司马丽完了!丽丽……
冷风吹来,我顺从风向倒在地上!



过了很久。天黑了,远处的人影早都消失了。我勉强撑立起来。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却又像失去了一切。我不敢想象……
到了一个三岔口上。腿软得迈不动了,看见路旁有片黑压压的树影,我摸进去,随便靠在一棵树上。这里面这么安静,风吹不进来……
我摘下帽子,用手套擦脸上的冷汗。老畜牲的三角刮刀,揭示了我性格上的缺陷:软弱和自私。唉。
“小弟弟。”后面传来很亲切的一声。
原来树影里还蹲着一个人。他在叫我。我很紧张,装没听见。
“你是等女朋友吧。”被冷风吹哑的嗓子。
“是哇。”我怕被他暗算,不能不说假话。
“我也在等一个从前的女朋友。”这人向我这边移了一下,但是整个脸还隐在暗影里,我只觉得那边好像有双转个不停的眼睛。
大约因为目的相同,他竟然和我推心置腹地攀谈起来。据他说,他是当年航空学院最著名的风流人物。在高中时就因为干了一件不好的事(从他暧昧的口吻来看,无疑是生活作风上的错误),险些受到开除学籍的处分。后来校方念他年幼,没有严肃地处理。然而,他把老作风带进了大学,于是干得越发得手。
开始他讲得比较拘谨,屡次用“风流不下流”这句话当遮羞布。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变得直言不讳了。
我很用心地听着,把刚才的厄遇,置于脑后。不知怎的,我挺同情他。问他冷不冷,并且把自己的手套递过去。他很满意。
“你往前伸,唔。”他接住,“今天好冷。”戴上手套,他的故事更生动了。“最后我倒了大霉。系里有个华侨出身的女同学,不少男同学追她。我以为她家里非常有钱,也参加了角逐。”他向我披露着卑贱的心理活动:“我完全是为了钱。我集中精力对她展开攻势,我们发生了关系。
“这个过程我一个月就完成了。谁知,有些华侨没什么钱。我上当了,这个女人生活水平比我还低。我上当了。本来,我可以圆满地和她分手。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操之过急了。”他不清不楚地交代了结局,“结果,我落了个不妙的下场。”
我觉得冷了。静静地等着下文。
他坦白地说,好几年来,他一直积极地准备报复这个女同学。最近,他得知这位华侨要结婚了,于是带着当年的信件,打听出那对未婚夫妇,每夜必定经过此地。他在这里埋伏着。今天是第一夜……
世界上竟有这样高深莫测的事情。
“北京市,每人平均生活费是多少?”他向我发问,想知道这次突然袭击,能得到多大的经济上的好处。
我不知道。我的社会常识这样贫乏,真不该去写小说。
他折了根树枝,借着树影里透出的微光,在地面上划着。
“两项相加等于……一年十二个月……乘以十二。”他进行着四则运算。
等他的核算告终,我问:“这么高强的手段,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说的比较详细。最初,他观察那些情场得意的男人,不是具备潇洒出尘的才子风度,就是依靠挥金如土的富贵气派。这两种人最容易使不识英雄的女子动心。但是他全靠自己的手段。他是学理工的,没时间也没必要浏览全部文学作品。而是有选择地精读了几部最著名的爱情小说,终于揣摩出一整套攫取人心的法术。他讲得玄乎其玄,我觉得可以归纳为:各个击破,得一是一。
“有些女同学非常纯洁……”我说。
“纯洁没用。越是纯洁的人,抵抗力越弱。接触一点坏人坏事以后,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了。”
我不响。这些话居然与辩证法暗暗合拍。
“你们太土。”他抨击当今的男女中学生,“你们把大街也当成交际场所,真不像话。我的一个堂妹是军区的,家住在西山,天天不辞辛苦地乘机关的车子进城。穿上将校呢或者民用料子,在西单商场那一带鬼混。她不懂文学和音乐,除了陪男朋友压马路,什么也不懂。分明是二流子……
“要知道,当年我们谈恋爱,经常用外语对话。我们都是头脑发达、精力过剩的优秀生。你们这些中学生啊。三十年代有个电影《马路天使》,依我看,在马路上选择男朋友的女生,全都是马路天使……”
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新鲜、生动。
他大发牢骚:“人类进步应当这样:住房越来越大,食物越来越好,情欲得到充分满足。”他认为人类像个大数轴,而他本人是很大的正数,需要许多负数的总和来平衡他。
这些话毫无道理。旧中国的苦难,三座大山的压迫,大家记忆犹新。所以,他的抱怨没有煽动力。
我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的谬论。
他干哑地笑笑:“嘿嘿。咱们萍水相逢,不必吵嘴。你还小呢。在社会上闯闯可以明白许多事,遇到许多有趣的人。你给我的印象很好……”
这时候,远处街心走来一对男女。他迅速地跃起,拨开枝桠观看着,喜悦地说了句:“来了!”然后拍拍我的头,小跑着过去。
我始终没看清这个人的脸。路灯照出了他的后影,在男人里算矮小的个子,有些驼背,肩上有一层白霜似的头皮屑——明明是猥琐的蛆虫般的小人。
这条蛆虫摸出几张纸。他们三人相遇后,他把纸拿给男的看,还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话。然后,然后他用戴手套的巴掌,打了女的一记耳光。那个女的受了侮辱,双手捂着脸。男的像筛糠似地浑身哆嗦,没有抗议……他们一同折回去,在寒风中,那条蛆虫昂首走在前面……
夜深风紧。我被镇住了。这个小人多残忍哪!哦,他弄走了我的手套,也给我留下了一些值得藏入记忆的话语。
半夜了。我还在空无一人的街上胡逛着。人在困难时格外需要朋友,今天晚上勇人在哪儿?

在一条寒酸的死胡同里,我看见有个门上钉着“公用电话”的铁牌,没想就进去了。
屋里挺干净。中间生着煤球炉子,很暖和。电话机安放在长桌上,美观的毛笔字写明每次通话的费用:四分。桌上另一头放着个便碟,里边盛着豆腐干,油爆豆。旁边还有一杯兑过蒸馏水的白酒。这家的老头子还没睡,我进来之前,他正在独自喝酒。
老头说他儿子病了,要我打电话时小声一点儿。在角落的大床上,里边按北方农村的章法,堆着夏天的衣物。外边睡着一个小伙子。我觉得眼熟,走过去一看,竟然是伍行浩!
深更半夜,我意外地闯进老伍家里。
伍行浩用几件旧上衣裹着头,脸向着墙,喉咙哽动着一阵阵的微响。枕边有几个圆圆的金属薄片,我拿起来掂掂。勇人说过,能干的扒手爱把硬币放在铁道上,让疾驰而过的火车把它们压成薄片。扒手们就用这薄片,在汽车上划开别人的口袋。我当时不信。现在相信了……
“他怎么了?”我惊讶地放低声音问。
伍行浩的爸爸难受地说:“他挨打了。头上流了不少血,让坏孩子打的。我得等到夜里喂他中药,这个鸡蛋也是给他留的……”火炉上煮着个相当大的鸡蛋,壳上有一圈凝固的蛋白。
“他真倒霉。”我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我打电话,先和“04”查询台纠缠了一阵,又费了几番周折才找到勇珍。
“没看到我弟弟。他神出鬼没。”勇珍在那边,在儿童医院说。“‘32.1’差不多了。她哥哥傍晚出去了半天,刚刚回来。现在又哭又笑,给每个大夫护士鞠躬,还按流氓的礼节作揖。我们开始输氧,做最后的抢救。喂,你和司马丽是不是吵架了?……”
放下听筒,我怔着不动。
那个老头一直闷闷地自斟自饮,这时无端地和我搭上话头: “你今年有二十岁?”
“不够。”
“好!”他这声喝彩吓我一跳。“真好。当年我在巴黎留学时,比你大,二十多岁。”
我惊异地注视着他:老头不止六十岁,脸有些发福,气色却是灰黄难看。喝着酒,做着龌龊的搔痒动作。如果在街上和这种人相遇,我绝不会看他一眼。
“你去过巴黎?”好在老伍睡得很死,我问道。
“去过。”伍老头嘴对着酒杯,却舍不得喝,虚晃一下,放下了。“几十年了。我家祖辈都是做生意的,好几代人都和洋人有瓜葛。我的父亲自费送我去法国留学,以便更好地和西洋人打交道。二十年代末期,我从上海乘意华航线上的轮船,到了欧洲。”
他嘬酒。我坐在桌旁,搭起了舒舒服服的二郎腿。
这老头有些古怪,有酒助兴,他什么都肯告诉我。“在意大利我逗留了几天。逛了两个城市:威尔弟的故乡热那亚和民谣常常唱到的索莲托。是哪一天呢?我进入巴黎这个花花世界。在国内,我也算是贵人子弟。在巴黎,我那一身马褂显得寒酸极了。巴黎流行的新式服装真有魔力啊……”
他讲的那时早就过时了。国外的时装总是像闪电一样朝出夕改。在香港、卡萨布兰卡这些不必纳税的港口,奇装异服的变换尤其快。
我把他当作小说里的人物,提问道:“您在年轻时候有哪些活动?”
我满心以为他能讲出什么名堂,谁知竟是:“年轻时候爱踢足球。我在球场上乱来,设法把别人摔倒;踢完足球就旷课,逃学,去和法国马丹调调情。这些马丹们多半是在世界大战中丧偶的。我天天和马丹在各条大街上溜达。小时候记住的事到老都忘不了。现在把我放在巴黎的任何一个区,我也不会迷路。夜里我到跳舞厅去借宿。根本不读书。当时的中国又大又弱,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认为黄种人是劣者。干脆趁年纪轻轻,及时行乐。卢梭在晚年写过一部《忏悔录》……”
“我精心拜读过。”我插道。卢梭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大思想家。即使他在少年时代的放荡行为,也包含着深刻的精神上的探索。但是卢梭的想法长期得不到世俗的谅解,巨大的舆论压力弄得他几致神经失常。到了晚年,他认为有必要写一部书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忏悔录》。
伍老头嘉许地点一点头。“我对卢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整整一生都在自然要求和禁欲主义之间痛苦地徘徊。他相信个人的力量,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最纯洁的人。”
伍老头的脸有些红了。也许是酒液染成的。
“我年轻时走错了路。我本来想报考索本大学,啊,居里夫人曾在那里求学。我租了一间房子,同一个公寓里,还有两位比我年长的中国同学,一个姓冯,另一个复姓司马……”他说出了冯明和司马丽两人父亲的名字。
我大惊。
他并不看我,只顾说着:“冯君专攻美术。司马这人有些司马氏传统的机智,可是没有用武之地。我吃喝嫖赌以后也很无聊。我们三人一起在塞纳河边散步,每天必谈的热门话题就是我们的前途。当时,日本人一次次欺负中国,蒋政权腐败透顶。你在历史课本上学过,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的人到处都是。每天都有人跳塞纳河自杀,报上整版这种新闻。我们很苦闷,又没有找寻革命的勇气,连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法共的《人道报》都不敢看。我们只敢酗酒,赌钱,乱搞男女关系……”他老脸无羞地说了许多事。“你也许听过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名字,三十年代过来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徐志摩有几句诗道出了我们的苦闷:
‘我不知道风
是向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里
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我父亲得知我不务正业,一连几个电报打到巴黎,有一封只五个字:万恶淫为首。唉,我如果听老人家的话,改邪归正就好了……”
伍老头伸手捞了几颗不好消化的油豆,送入嘴里,有些炫耀地说:“那年,邹韬奋先生以记者身份也在巴黎,和我们三人同桌吃过饭。我和邹先生离得很近。”他费力地嚼着豆子。
“几十年一下过去了。冯君拾了一些洋艺术家的牙慧,自鸣得意。回国后他在杭州教书。”
“另一位呢?姓司马的……”我轻轻地问。
伍老头很不服气:“他交了鸿运。抗战初期他取道苏联回国。不知怎样一来,巴结上了沈钧儒、陈叔通这些社会上的巨人,攀龙附凤,他现在全国政协。”他还说,如今他和两位故人完全断了联系。地位悬殊,再好的朋友也不是朋友了。
伍老头咂着这杯舍不得饮完的白酒,又开始自述他的现状:在法国,他荒废学业,中文忘了。回来后,收拾起中文,法语又忘了。两头落空。由于没有一技之长,只得在北京图书馆的资料部跑跑龙套。他爱人在街道上工作(他指一指电话机)。他到了风烛残年,懊悔之余把心愿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给儿子取名叫伍行浩,切望伍家从这一代能走上浩大的坦途。
伍老头这才把酒喝光,发现自己面前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叹了口气。“我这一辈子,没有一点价值。想为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服务,没有本事!只希望××(老伍的奶名)吸取我的教训,多多看些书,学些有用的本领。”他用我无法形容的钟爱的眼神,看着那熟睡不醒的亲骨肉,自言自语:“每个月总要有几回,他鼻青脸肿地回家。莫不是他在外面干着不可告人的事?”
我不愿使他伤心,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老头儿——老留学生听了挺愉快,胖脸上呈现出望子成龙的幻想。他下了决心,打算教育儿子:“我等会儿喂他中药,给他吃这个大鸡蛋。明天我就劝他读书。他不读,我就给他看看我这满头白发,劝他读。”他充满幻想,“××会听话的,不和外人来往,呆在家里学知识。自古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有学问就能有荣华富贵。嗨,要站着做人,而且一辈子站着,不容易啊。”
这位人生战场上年老的败将,激动了。
我言不由衷地说:“您的儿子看样子比较老实。”
老留学生松弛的脸上,浮现出一个把美好幻想寄托于未来的微笑。
墙上的老式自鸣钟响了一下。午夜一点。到伍行浩吃药的时候了。
我连忙告辞。
伍老头给我展示出人生的另一种结局,失败的结局。世界是广阔的,但是路没走好,也还是要处处碰壁。几十年的长期较量后,少数佼佼者夺取优胜,飞黄腾达,赢得幸福,赢得爱情,在各方面如愿以偿;而其余的泥猪疥狗,只能沉没在烟波浩渺的人的海洋里;像伍老头这样的弱者甚至不配作父母。这是我从前未曾想过的。

我不知不觉地走到冯明家。推开院子的门,屋里透出暗弱的光线。我觉得有些蹊跷,轻手轻脚地溜进院里,差一点喊叫起来,冯明和司马丽,正在里面!
冯明用一种舞蹈演员的优雅的步伐,在室内进进退退,并且重弹“我不幸福”的老调。他没戴平光镜,我初次发现他有一双城府很深的奸雄的眼睛。
司马丽坐在床边看小亮亮。她的脸色惨白得有些吓人。
我像猫似地隐在窗下,聚精会神地辨听着,偷看着。
“……陆子。他是坏人,坏极了的人。”司马丽有点口吃地骂我。接着,她余悸犹存地诉说着我们遇到的不幸。谢天谢地。老畜牲并未得逞,司马丽被一群过路的老工人拼死救了下来。她本人平安无恙,只丢失了那条浅灰色的围巾。
我在窗外大大松了一口气。
冯明不太感兴趣地听着,他顺势攻击我:“陆子,无能之辈啊。他只会说空话,划火柴。完全是:白痴。”
这个词里包含着刻骨的敌意。它沉重地捶击着我的灵魂。我垂下头,再也看不到,听不见了。
后来,不知过了多久的后来,我吃力地抬头再看,隔着薄薄的窗帘,他们像在雾里。
冯明缓慢地逼近司马丽。她受惊地往后退着,不慎碰在婴儿床上。小亮亮大哭起来。冯明厌恶地捏起一个橡皮奶头,堵住婴儿的嘴。
“我爱你!”已经作了父亲的冯明,双手揉在一起发誓。他诱惑地讲着:女作家乔治•桑与诗人缪塞共度蜜月以后,又和肖邦同居了七年。冯明断言浪漫不拘的作风可以激发灵感。
司马丽看来疲倦极了,不能自持地倚在床栏上。但是这一回她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沉思地凝视着冯明。
室内漆黑。我眼前顿时也是一片漆黑。
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徐徐划过天角。我懂得,再过片刻,它将贬值为不会发光的普通陨石,降到人间。



这天夜里,勇人也出事了。他和同伴们在海淀区路劫行人,不幸与体育学院强大的巡逻队遭遇。他们全被解往体院。勇人被单独关在一个密闭的装实心球的仓库里。
优秀的人在特定场合下,往往可以释放出惊人的能量。半夜,勇人空手在墙壁上打出一个大洞,又撬了一辆自行车,骑进城里。
大约上午九点,他回到宿舍,把我从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中摇醒。
“陆子!我遇到了一件大事……”他坐在床上,说出的话不如往常那样简洁。“……有个很壮的运动员,我得恨他十年!把我往仓库里一推,又踢了个扫堂腿,我摔在实心球上,两眼发花,一点劲儿也没有。他们在外边上了锁。那里面黑极了,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门在哪边我都忘了。你不知道,昨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挨打以后,真想妈妈呀。妈妈。到夜里风吹树动,好像是妈妈在叫我回家。于是,我不顾死活,就近在墙上捣出一个窟窿,一气抽下来十多块整砖……我逃跑了。”
昨夜我在外边冻得太久,有点感冒。我披上衣服,懒懒地不想下床。
勇人紧张地又说:“陆子,我遇到一件大事!”
“你不是讲完了嘛。”
他期期艾艾地说:“不是这件。这件算什么。你别生气,我告诉你。司马丽刚才对我说,她要和我好……”
我翻身跳起来,“不可能。绝不可能!”
“真的。”勇人又是背对着我。“我进城以后先到姐姐家里,没人。桌上有一张冯明留下的字条,说他有特急的事情,必须马上返回哈尔滨。小亮亮枕头下有一些钱,是他路费以外的剩余。我看看表,如果他乘凌晨的火车,这时已经过了天津了。这个人真古怪。临走还把屋里收拾得十分整齐。
“我随便煮了点面,正吃着,司马丽来了。她披头散发,眼睛被风吹得又红又肿。几天没见,不知怎么,我觉得她比以前大了好多,像大人。
“我给她让座,给她看冯明的字条。她没坐,把便条看了好多遍。又看看姐姐和姐夫的结婚合影,看看只知道睡觉的小亮亮。她显得十分沮丧,像遗失了什么贵重东西似的。
“过了半天她问:‘冯明是谁?’我对她说冯明是我姐夫。司马丽的神经很不正常,一定出什么事了。
“这时候小亮亮忽然大哭。我当然没办法。司马丽仿佛被惊醒了似的到小床边,拿起一个橡皮奶嘴,哄他。小亮亮不哭了。她还不走,聚精会神地看着小孩,隔一会儿叹一口气。然后把随身带着的钱都拿出来,放在小孩的枕头边上。我连连说这没有必要。司马丽苦笑着朝我走过来……”
“啊?!”
“她突然扑到我身上……”
“哦。”勇人的话再现了司马丽的精神状态。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勇人脸红了。他看着我:“陆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不想瞒你。这事奇怪。从前,我看你每天晚上去找她,心里特别嫉妒,是嫉妒。我们都不是小孩了……苦想了几个晚上,我下了狠心,把友谊放在第一位。希望你终身幸福……”
我感动地望着他。这里的每一句话肯定都是真实的。
“我用一件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什么事,你明白的。其余时间看书。看过莎士比亚的悲剧后,我更坚信这样做是对的。哈姆雷特的叔父杀兄夺嫂,卑鄙已极。咱们不是像亲兄弟一样吗?”
“一样,一样。”
“所以,陆子,你也能想到,司马丽扑来时,我的心情该有多么复杂。我挺害怕,小心翼翼地用臂肘推开她说:‘不能这样。这样对不起陆子。’她沙着嗓子喊:‘是陆子对不起我!’于是,她全告诉我了……”
我喘着气。
“陆子,你怎么能自己走掉,把她剩给那些流氓呢?万幸没出大事,只丢了一条围巾……”
我不作声。这么多意外的事情接踵发生后,我好像无权力争了。
“我明白了。原来她被流氓吓坏了,神经受了刺激。便打了一盆比较凉的温水,让她洗脸。我妈妈活着时,每逢她精神分裂症发作,我都这样。等司马丽情绪稳定一点,我就好言安慰她,劝她不要总想那些可恶的人和可怕的事。我答应给她报仇,把围巾弄回来……”
我冷冷地道:“你弄不回来,昨天是老畜牲……”我还说,如果勇珍的估计正确,老畜牲的妹妹刚死,他肯定还在儿童医院。
勇人脚步拖沓地走了几步,脸上有几分惊恐。他长时间地犹豫着。最后道:“我找他去……”
我十分糊涂地说:“我去买一条围巾。你何苦……”
勇人非常坚决:“那不行。我去。”他拿起一本还没看完的小说,把内容提要草读了一遍,惋惜地丢开了。又从床褥拿出一柄菜刀,用旧报纸包住。然后,他开始整理东西。
这一去就像刺秦王的荆轲,不可能回来了。我惨然地看着他。
我送他出校门。勇人摇摇晃晃地骑上那辆体院的破车。当他出去十多米时,我突然感到不堪忍受的愧疚,便急跑着跳上后架,两手围着他的腰。勇人没回头,骑得更快了。
勇人把车存在医院门口。将存车牌扔进马路旁的泄水池里,这辆车永远没人去取了。
在一层,我们碰到刚刚下班的勇珍。她关心地问我:“昨天到我家去住了吗?小亮亮好不好?”
勇人皱皱眉,不理姐姐,三步两步地往楼上跑。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快步跟着他上楼。
后面,勇珍还在说:“我到传达室等你们,冯明在家……”
她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呐。
按照病房的惯例,午饭前总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是安静的。我们进入病房区时,四下静悄悄的。
32号病房的门大敞者。里面的病床成了停放尸身的灵床。最后抢救用过的氧气瓶,还没有搬走。不到一天里,“32.1”从一个能说出某些肤浅的看法的小女孩,变成了僵挺的死尸。司马丽的淡灰色的围巾,盖着她的脸。
老畜牲绝望地站在床边。他脱去了帽子,我看到他那可怕的头颅:顶上三分之二的面积完全秃了,肉色嫩红,好像从未生长过头发。脑后有一条不知怎样造成的刺眼的大疤,上面还挂着几截羊肠线的断头。大约当初医生知道他不是好人,有意缝得马马虎虎。
老畜牲悼念地垂下这颗头。嘴里嘟嘟囔囔的,并且轮换着用两个大拳头擦眼睛。
我恐惧地往里看。不怕死人,而是害怕活人。
勇人在走廊里无声地走了一个来回,然后停在我面前,呼吸短促而急剧:“陆子,你快走吧。以后好好着。对了,如果缺钱用……”他告诉我几个取钱的地址,也提到伍行浩:“他家住在破胡同里,门外有个传呼电话的牌子。伍行浩的爸爸是个岁数挺大的老不死,不欢迎别人去找,你得装成打公用电话的,混进他家里……”
勇人亮出菜刀,在楼道的暖器上磕了几下,觉得很合手。然后匆匆往嘴里塞进一块巧克力糖,扔掉锡纸。他把持刀的右手背在身后。
我不走,呆若木鸡地站着。
勇人扬起左手,拇指与中指一擦,朝老畜牲打了个响亮的榧子。
老畜牲像战士听到枪声一样掉过头来,脏黑的脸上挂满泪痕。
“什么事?”他昏昏沉沉地问。
勇人迈进一步。由于嘴里有糖,他的口齿不够清楚:“你认识他吗?”左手指着我。
老畜牲的样子远不如昨天凶悍。他好像很困,用眼角扫扫我,无所谓地“唔”了一声。
“把围巾还给我。”勇人不容商量地说,口气强硬。“它是我的女朋友的,也就是我的。你!赔礼道歉!”他说着进屋,我也跟进去,勇人把门踢上。
“赔礼道歉?”老畜牲疲惫不堪,“你到外边打听打听,畜牲五九年开玩,六一年进‘庙里厢’(指犯罪少年管教所)。不懂给姐们赔不是……”
他俩的话都使我心中作疼。
“我是玩主。”老畜牲声音不高地宣称。
勇人说着骂人的黑话:“畜牲,咱们最好都慈气点儿,你别一掐只缩出个头儿!”
老畜牲跺跺脚,生气地咧开三瓣的兔唇:“今天我妹妹……算了,今儿个饶你一回。君子不和牛置气。”这位玩主把自己比作君子,“你们走黑道时留点儿神,别让我碰着,如果碰着……”他轻蔑地说,仿佛我们只不过是他擒在手里的两只耗子。
勇人没回嘴。我盼着他借这个机会下台。这时,只听见外面北风呼呼地刮着。老畜牲弯身俯在灵床上,笨手笨脚地给妹妹扯扯脸上的围巾,好像怕死者着凉似的。
不料,勇人抓住了这个战机,他左腿跨出半步,在空中轮圆右臂,用从上向下的拳击动作,向着老畜牲剁去……
也许刚才不友好的对话,使老畜牲一直暗存戒心,几乎在勇人跨步的同一秒钟里,他警觉回头,本能地举手防护……
手背和刀锋撞在一起……老畜牲厚实的手掌上,现出一条煞白的细长口子,紧接着,血喷了出来。
我向后退着,仰靠在门上。
勇人占了突然袭击的优势后,像猛虎一样往前扑去。他的第二刀不是砍出去的,而是狠狠地往敌人脸上插去,捅去,左拳也猛击过去!
老畜牲招架着……
我像局外的看客,退向一边。
最后勇人飞腿踢向老畜牲的下体,又把没砍出什么成绩的菜刀垂直劈下,老畜牲注意着底下,稍一分神,刀中面部!
老畜牲立刻成了血人,硕重的身体一歪,摔在地上。但是他的一条腿也踹在了勇人身上,使他向后踉跄着……
殷红的血。血从老畜牲脸上汩汩地淌下来,在地板上铺开了左一摊右一摊……两人身上都溅满了血,又粘又稠的鲜血……
勇人像醉酒似地蹲下去,在对手的脸上摸了两把,嘀咕着:“不是致命伤……还好……”然后把嘴里的糖啐在老畜牲的头上,巧克力糖还没怎么化开呢。
勇人的手松开,滴血的菜刀掉地。他语无伦次地说:“奇怪……老畜牲……我怎么打得过,你上手了吗?……陆——子!
“不对了……我一个人,怎能?……司马丽一定上手了,是她砍的……”勇人像梦呓似的说着,晃着到了灵床旁,用血淋淋的手从“32.1”头上抓起淡灰色的围巾。
他说出了一些比较通顺的话:“你快跑吧,把围巾还给司马丽……”
我不敢看死人的脸,也不敢看他。我接过围巾,只觉得一股凉气袭来。
我劝他像昨夜那样逃走。
勇人惨切地摇头拒绝,催我快走。“还给司马丽……”他的眼睛里充满着稀有的高贵的脉脉温情。
我托着围巾下楼。不多时,后面传来人群的喧哗,刺耳的叫喊……
这一切真像发生在梦里。
从古远的洪荒时代起,人类就一直在自相残杀着。少数人打架到规模可观的战争,没有一天停止。时间进入了二十世纪,我们却还像原始人那样,动怒时抓起刀械,在仇人的肉体上,插进钢铁……
传达室外面站着换了便装的勇珍。经过一夜的紧张工作,她的样子又温和又疲倦。看到我,笑容满面地问:“我弟弟呢?看死人不肯下来了?冯明在家一定等得着急了……”
她还不知道楼上发生的事情呐。



勇人被送进分局举办的学习班。冯明消失了,干了坏事以后消失了。司马丽呢……
我完全傻了。我们的宿舍因为缺少勇人显得宽大了许多。我停止读书和写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神不守舍。
我们到底只有十七岁。
后来有一天,我和老畜牲手下的流氓狭路相逢了。那是傍晚,我骑车经过北新桥,迎面有几个衣冠不正的人在马路上溜达。我觉得以前见过这批人,接着我发现他们为首的是那个“鱼眼睛”。我心里一惊,打算拐上便道,来不及了。
于是,我曲起右臂遮脸,同时加大速度,硬从两个面目可憎的流氓之间撞过去,拼命往前骑。这批人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带爹带娘地破口大骂,而且有人认出了我,好像是鱼眼睛在后面大声呼叫:“这回不能让他再跑掉!”
我在马路中央疾驰,同时提防着两旁跳出拦截的人。司马丽说的对,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善良。前面的群众看到流氓行凶,都主动散开给我让路。
我回头看看,只见许多砖头沿抛物线在空中飞着。
我急转弯,到了一个机关大院的门口,没登记便闯进去。记起来,一个小学同学张三的表姐住在这里。她是政法学院的大学生。
我上楼后用力打门。正是这位表姐开的,她很惊奇:“是陆子!有什么事吗?”
“刚才有坏人劫我!”我粗喘着,喊声在楼道里造成回声。
她嘘住我:“我家里有重病人……”话音未落,里面果然传来嘶哑而虚弱的问话:“谁敲门?客人吗?”
张三的表姐引我进去,一面答复病人:“没有谁。是风打窗子……”
我坐定后,她给我张罗吃的。灯光下,我好像看到了多年以前的勇珍,也是这样爽朗,这样意气风发。每次我和勇人放学踢完足球,她都拿出糖和苹果,平均地分给我们。
果腹以后,我们随便聊天。她给我讲解什么是法律学上的“无罪推定”,介绍高等院校的运动,也谈到社会上流传的新闻。她问我目前中学生的思想状况,我答不出。
她道:“你猜我家的病人是谁?就是我那个表弟,张三。”我愣了。张三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想到他就会联想到六一儿童节。他从小喜欢唱歌,嗓子像笛音一样清脆。刚才的破喉咙会是张三?
“你不见他的好。张三有点疯了,精神分裂症……”
我变色道:“啊?一个月前还好好的!”
她很心疼地说:“最近疯的。舅舅和舅妈急得不行,他们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儿子。可是我知道这件事的前前后后……”
我追问着张三的命运。
“十天前,我到舅舅家。因为有急事,我去得很早,没想到扑了空。阿姨说舅舅和舅妈经常在机关里过夜。我要去张三的屋子,又被阿姨慌慌张张地拦住。
“我很奇怪,推开门吓了一跳:张三还躺在床上,似睡非睡。他也不知怎的拼了个双人床,被褥狼藉地卷着。旁边有个很秀气的姑娘,和你差不多大,披襟散怀,正在用铅笔给张三画肖像……”
我暗忖:原来懂美术的女同学挺多呢。
她停停又说:“这是怎么回事,傻子都明白,何况我是学政法的。张三的脸一下变得血红,拿被子蒙着头不敢看我。那个女孩子却还镇静地作画,不过笔法也乱了。这样僵持了几分钟,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们还是小孩,可是这样无论如何是很不道德的。我打算狠狠训他们一顿,又觉得这样效果一定不好。便摔门出去,听听里面的动静:张三哀声叹气,那个女孩却咯咯地笑起来……”
她反感地摇头。我也表示强烈的不满。这时,我发觉桌上立着一张四吋的相片,上面有个比冯明还英俊的小伙子,远景是四季皑皑的雪山。我装没看见。
她往下讲:“真没想到,第二天张三就疯了。那女孩非常突然地甩了他,还把张三骂得一钱不值。张三回家后不吃饭也不理人,独思苦想,傻笑……疯了。我去看时,病情相当重了,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嗓子算是毁了。张三看了我半天才认出来:表姐!我很难受,尽量和颜悦色地和他说话。张三还有一定记忆,他把事情讲得颠三倒四的,很神秘。但我还是听懂了。张三老觉得有人要暗害他,疑神疑鬼。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他,他不觉悟。到最后,他扯着我的衣角,非要我去找那个女孩,劝她回心转意。我看着他那张孩气十足的脸,伤心得很。十年以前,张三也是这么揪着我的衣服,向我要小儿酥,要鸳鸯冰棍。我怕他的病情恶化,迁就地按他说的地址去找。真胡闹。有个人(她不自觉地瞟了那张照片一眼)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爱情应当是两颗心相击闪出的火花,而不应是一颗心硬叩另一颗心,勉强敲出的声音。’我记着他的话,永远难忘……”
那人的话真富有诗意,可惜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和司马丽击出了这样的火花,它熄灭得多么快啊。
“这个女孩的父亲是个有名的统战对象,家里的庭院挺大。我从院里穿过时,有个戴着法兰西便帽的老头子正打太极拳。他看看我,那目光里透着不善。”
我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
她说:“我和她谈到很晚很晚。我不想为张三说项,而是想知道这些堕落的中学生所想往、所追求的是什么。这个女孩的思想相当复杂。她对张三得病感到歉意,还说对张三‘厌倦’了,要弃旧图新。这个女孩多奇怪呀!我们机关里也有一些很轻浮的小女孩,打扮得花枝招展,每天出去,谁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很晚才回来,有的干脆夜里也不回来。男孩们天天在背后议论她们,还模仿中世纪爱冲动的骑士,动不动就举行决斗。他们把这叫什么,一个奇怪的专用名词……”
“单挑。”我提示说。
“对。这些小孩傻乎乎的,头脑简单。张三那个女朋友不是这种情况,她说她的身心都受过严重的损害,什么损害,却又不讲。她说自己就像坐在滑梯上,只能走下坡路,并且承认只想拿张三开开心。我对她说,你和张三还小,都应该走正路,干好事,永远进步。在恋爱中应当严格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堕落是没有前途的,迟早要被社会所淘汰。淘汰的方法有几种,像张三那样发疯甚至自杀;再就是你们自己去犯罪,毁灭自己。法律审判是严峻无情的。……这女孩看过不少书,说话时喜欢偷换概念。她不承认这是堕落,胡说这是体验生活,艺术的尝试……我质问她,这种尝试代表了哪个阶级的伦理观?会不会使人堕落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些行为多么肮脏啊!陆子,任何诡辩术都会被阶级分析的照妖镜揭穿。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人,千方百计地拉拢青少年下水……”她审察地看着我,忽然说:“你胸前少了一颗扣子,第三颗。你以前没发现吗?”
“……”我无话可说。
她从抽屉里取出一颗纽扣,又穿针引线,给我缝上。
“张三,现在好吗?”我担心地问。
“他会好的。”她乐观地说。“舅妈把他送到我家,换了环境,不接触过去的人和事,马上就好了一些。所以你今天和他见面不合适。舅舅说过些天送他回农村老家,干干农活出出汗,什么精神病都能好。这些人呐,就像十九世纪文学里的‘多余的人’,对社会毫无贡献。整天无所事事又不太守法,吃饭太容易,往往会平白生出许多病……”
我称赞张三优美的歌喉。然后,我和她轻声地一起唱歌——《小路》: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我变低,而她改用悦耳的高声,我们重复: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
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然后,她直瞪瞪地望着那张相片,上面那英俊的小伙子也在看她。我们各自想着心事,谁也不说话。
“那个女孩子还是有些才气的。”过了许久她又说,“她和张三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几十张不坏的肖像素描。她把张三的每个姿式都画了下来,立,坐,躺,卧,好像张三是著名的体操运动员。听说,这个女孩最喜欢阿依瓦佐夫斯基的名作《九级浪》……”
我手里捏着冷汗,“说了这么半天,她叫什么名字?”
“司马丽。你听说过吗?司马丽!”
我觉得地板晃了一下。接着,整个楼房也晃了一下。震动两次。便问:“刚才是地震吧?”
“什么地震?”她诧异的看着我。
我一言不发。
深夜,我和衣躺在长沙发上。她在台灯下看自己的业务书。那翻动书页的声音,窸窸窣窣。
世上有很多心肠极好的妇女。她们能够透视出你善良的本质,而对你接连不断的失足,抱着真切的同情。仅仅出于这种同情心,她们就愿意为你承担各种突然的祸事。近年来,由于时常铤而走险,我亲身感验到女性这种护卫别人的天禀。
我通宵不宁。总觉得墙那边的张三,正在痛苦中呻吟。
一个新问题在我心中崛起:如果举行道德审判,陆子有罪还是无罪?可以肯定,陆子是无罪的,谁也不会比他更好。
天将拂晓,她眼睛浮肿着送我出去。我们握了手,她担忧地怀疑地看着我下楼。
大门敞着,冷风灌进屋里。没有关好的玻璃窗砰砰直响,是风打窗子。



从此,我彻底变了样子。
我常常想起足智多谋的“手套”(就是航空学院的那个风流人物),不能不佩服他对两性问题的明智的见解。他的话成为我研究司马丽走向堕落的解剖刀。但是,当我无情地剖析司马丽的同时,也等于在剖析我自己。
以前我的生活太刻板无味了。其实,我比别人更应当及时行乐。
我先到勇人说的那些人家去取钱,全部落空。他在学习班里已经交代了这些地址。但是,我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探出了一些安全的弄钱办法。熟能生巧——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还在学校住。每天坚持四小时固定不变的学习时间,以更大的热情去读书去写作。我从“手套”失败的教训中得到启示:如果没有人生的全局胜利作为基础,情场上的胜利再辉煌也是靠不住的。
其余的时间,我用来阅人历世。细致入微地观察每一个人的面貌,服装,心灵,思想。努力使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分析万事万物。
单从书本上学习社会科学,是坐井观天。
整个社会就是我的高中,大学,文学研究所。所有的人都是我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
而且,经过自修,我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专家了。
司马丽有时还从楼下经过。在这时,无论天气多么寒冷,我都打开窗子,我们心照不宣地远远地对视着。我相信,迟早有一天,她还会上来的。
冬天和早春这样过去了。四月的暖和的上午。我起床后有些头疼。便对着一面小镜子,自己做着按摩。总不见效。这时候司马丽到了。从前,她走路时步履轻盈,像是从地面滑过似的,没有一点声音。而现在,楼道里响彻的却是沉重而拖沓的脚步声。
她来的恰是时候。我喜出望外。
司马丽入时的穿着洒脱合身的春装。她的体态丰满多了,前胸隆起了,腰围变宽了,走路时微微含胸,腿上也像坠着沙袋……正如“手套”说的那样,我懂了许多事,这些现象瞒不过我的眼睛。只有在冬天,臃肿的棉衣可以掩饰这种标志着某种道德观念的体型。
她的脸庞比从前稍胖,显得有点不正常的容光焕发。几丝没梳入鬓角的黑发垂在额前,随风飘拂着。
我们寒暄着,讲着无关紧要的话,也谈到几个月来的生活。有一点我们相同:她没有停止绘画,我也没有停止写作。读书……
我有些生硬地表白:“我无比老实无比好。”
“不可能吧。”她谅解地说,“你是文人嘛。文人一般都具备双重人格。”
“你变了……”
司马丽还像过去那样喜爱引经据典。“赫拉克利特说过:万物都在变化中,朴素的辩证思想……”
这些话使人厌听。我揭短道:“变化有好有坏。那个嗓子特别好听的张三,他糟极了。”
司马丽脸上泛起一阵绯红。嗫嚅着:“你知道,啊。这无所谓……达•芬奇认为音乐和绘画是嫡亲姐妹。我对张三的希望挺大呢。可惜他是草包。”她作了些解释,删节了对自己不利的重大情节。“他的表姐你认识吗?你见见她才好呢。她是学政法的,有一双惯于审视别人的眼睛。我把她当成法官。我们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我对她说司马丽永远是纯洁的。”
我逼问:“你真是纯洁的吗?”
她强词夺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纯洁的事物,何况是人。严格的说,谁都不纯洁。陆子,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我放肆而得意地说:“当然骄傲。一个人想学坏并不难,但他永远变不成陆子。陆子是中学生里违反常规的特殊现象,他是被各种先天和后天的复杂因素决定的。有很多人比陆子强,也有很多人比陆子差。但是谁也不可能和陆子一样。”
这些全是废话。过了一会儿,我们怀着敬意谈起勇人,都钦佩他的勇敢。
“陆子,我有好多话想讲给你听。”司马丽取出随身携带的铅笔,随便找了张白纸,她说是给勇人画像。
我沉稳地说:“我很想听。不过请说真实的,别把想象和虚构也掺加进去。”我深知水性杨花的女人都爱说谎。
“我不会那么无聊。”司马丽低着头,郁郁地说:“咱们认识有一年没有?没有。现在是春天,花正开放,要等它们落了,才正好一年。光阴荏苒。
爱情。
“我认识你和另外一个人(从她的眼波来看,这是冯明),你很善良,可是太实际了。你的小说里老是那几个平平常常的爬行动物,而我却喜欢能飞的。那个人,他理应比你更实际,可是,他富于想象,是非常聪明的人,真啊!我没见过比他更聪明更博学的人了!可是,他有妇有子。……有人看了《红楼梦》,提出了‘钗黛合一’的痴想,我也幻想过他能和你化合成一个绝好的完人。”这时,司马丽已经画出了勇人的脸部轮廓,挺像的,她的画技又提高了。“我和勇人基本没说过话。但也隐约能够感到,他的心是向着我的。我对他不太注意。啊,我再说那个人。有一次我们在北海划船,他把双桨并放在船沿,站在上面跳舞给我看。那真是惊心动魄的舞蹈,好几次船倒向一边,倾进水来。记得《九级浪》吧,他时刻都有成为溺水者的危险。他给我讲他过去的生活,他不幸福。陆子,你永远猜不出他是谁,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人深谙音乐。他能够用诗一样的语言把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表达出来。他为我淋漓尽致地分析《第三交响曲》也就是《英雄交响曲》,分析英雄的生死,英雄的理想。还别有用心地讲解:乐曲中的正主题和副主题怎样经过交锋达到和谐的统一。
“贝多芬的精神力量是惊人的。他年青时抱吻过一具素不相识的少女的尸体,这种热情庸夫俗子永远无法理解。大作家和大艺术家的神经类型往往与众不同。贝多芬耳聋以后和一个匈牙利的伯爵小姐热恋了很久,他的精神状态因此出现一个特别均衡的时期。这是他智慧最成熟的英雄时代。……那个人用这些故事暗示我。我虽然同情他,但从未对他让步。”
司马丽轻轻喘着,依照从前的习惯,她按着胸口。“生活里有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呵,你竟然和鼠窃狗偷的事情有瓜葛。那天晚上我伤心地哭了,眼泪流进了嘴里,原来它和海水一样,也是咸的。海……
“后来咱们遇上了那个大流氓。一群老工人救了我,真谢谢他们呀!我受了那么大的刺激,觉得自己的精神紊乱了,疯了。我到了那个人家里。我需要温暖,他慷慨地付给了我。然而他向我提出了更甚的要求,我,我也没拒绝他。感情,本来我们就难以克制,何况这感情还是被艺术魅力煽动起来的,更何况是在那种精神恍惚的时候。”司马丽目光发滞,“夜里刮风,很冷。他压得我透不上气来。这时候,天上闪现出一颗非常明亮的流星。
“流星。不知怎的,我总疑心有人在窗外偷偷窥视着我们。太心虚了。我痛苦而又幸福地想: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极致?
“空中那一闪而过的炽白的光带,给室内带来了一瞬时的光明。与此同时,我迈过了最重要的生理上的界限。我误认为这是很神圣的灵肉的结合……”
我心里又苦又涩。
“可是,凭借这一瞬的光亮,我看见他的表情竟是那么冷漠,就像医生给病人动最简单的手术一样。他换用了几种姿式,不管我是不是承受得了。于是,幸福的感觉没有了,我痛苦又痛苦地想:难道这就是爱情的极致?
“他压着我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就变脸了,疑神疑鬼,对我发脾气,骂人,说我要毁灭他和他的家庭。他甚至用很粗鲁的话侮辱我的妈妈。我只说了句‘那你为什么还要爱我’就噎住了,万分痛苦地离开了他……
“我像夜游病人似的在街上乱走。我如果见到任何一个男人,都会毫不迟疑地扑过去。在这种神智失衡的状态下我遇到勇人。其实在他之前,我看见了驾驶清早第一辆电车的男司机,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他们真不算是男人……”
司马丽举起业已完成的勇人的画像。“他是正人君子。那么周到细心地服侍我,为我去冒险……他是好人。陆子,你也是好人。”
我不言语。
“我爱你,”她熟练地说。接下去:
“我爱你,但我更爱我的自由。”
这是梅里美小说里的原话。作者用不朽的笔触,塑造了嘉尔曼这样一个酷爱自由而且永远自由的文学形象。但是司马丽画虎类犬,她需要的是杯水主义的自由。
对女人来说,用情不专是可耻的。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也爱你。‘听着,这样的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今天不发生,明天也要发生,明年也要发生’。”这些话来自《苦难的历程》,那个颓废派诗人贝索洛夫就是这样欺骗达莎的。我起着唱片的作用。
“陆子,我回想起咱们在那个小公园的每一个晚上,真有如隔世,如果你以此写小说,应该写得含蓄,写得多情。我如果作画,就在画布上涂满单纯的一抹长天的颜色——蔚蓝色——蔚蓝色。”
我们接吻,双方都觉得索然无味。我有些失望,不禁想起第一次与女朋友亲吻的扣人心弦的情景。那是在景山半腰的树丛里,我慌里慌张,但心里乐不可支。而她,总是闪躲,结果甩起来的辫子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鼻骨也蹭疼了她的眼睛。后来她哭了,用温热的泪水依次打湿了我的前襟、肩部和领口。忽然,我发现附近有一条通往山下的绿草茵茵的小路,远处站着几个目瞪口呆的爬山的人。看到他们,我们反倒镇定了,索性手搀着手走下山。那些目击者肃然地望着我们,没有半点讥讽的意味。
……接着是第二次、第一百次,我终于磨成了喜欢逢场作戏的油条。这是因为,再亲密的女友,彼此也仅仅是对立的统一,不可能出现绝对的统一。
最爱我们的是母亲——妈妈。
司马丽侧身倚着我,右边的太阳穴紧紧贴着我的下颌,她的血脉在缓慢地搏动着。
冷场。谁都不再说话。那些公式化的甜言蜜语,对于失去了纯洁和幼稚的我们毫无用处。
我把她推开一点儿,翘起右手的小指,撩开她胸前的扣子。我心里激起一线莫名的情愫。
司马丽把内衣向上推去,给我让出了放手的地方。我没有及时地把握时机,因为不愿意把握,我很想知道,我们之间除了生理上的互相利用以外,还存留着什么。
我注视着她半天也不交睫的眼睛。她的目光暗淡。这种似曾相识的眼神,我在老畜牲的妹妹那里见过。老畜牲的妹妹不是坏人。司马丽,也许她的品质并不坏,仅仅由于空虚到了顶点,才一次次背叛自己的。也许她患有精神分裂症。谁知道呢。……这双眼睛里,没有任何的向往,也没有亢奋的欲求。什么都没有。用她的话来说,这也许是美的几何图形,但不是美丽的人的眼睛……病理死亡和精神崩溃有相似的地方……
“你怎么老是发呆?”她在我耳边怪嗔地说。
我忽然发现自己太爱沉思了。再热烈的欢情,也时常被它突然中断。这样的力不胜任的沉思,对于身心健康,肯定是有妨碍的。
我的十指谨慎地在她的前胸擦过。司马丽的胸衣上,独出心裁地纫着丝光闪闪的流苏。我扯下它,看到胸衣上有一两个不显眼的烟洞。这是她还是别人烫的?很难说了……
她的鬓角深处有几茎白发。我把它们拨出来单独集成一束,缠在她的发辫上,像是系结上一条白头绳。
未老先衰似乎是早熟的必然结果。我捻着白发,为我们仿佛已经过去了的青春伤悼。
司马丽不会理解我的心情。她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度贴在我身上。她的皮肤很滑腻,有些地方的香脂没抹均匀,那颗有毛病的心脏仍然缓慢地跳动着,并不因为我的揉搓而加快……
我怀中也像是一具女尸。
我感到愤懑。本来我是可以追上流星的,而现在得到的仅仅是陨石。其实我的实力未必不如冯明,是错过了机会。我感到愤懑。
于是,我挽起袖子,准备全力以赴地冲撞她、虐待她,把她毁灭——也可能是同归于尽……
我的双手有些战栗。和这样薄命的女孩搂抱,即使在三伏暑天,你也会觉得周身发冷。
领略人生。年幼的时候,我是那样渴望洞晓红尘。现在,我什么都懂了,也不过如此。失望。失望。心灰意冷,冷得未免太早了……
晚上,我把司马丽的最新作品送到勇珍家,听到了这样的话:明天勇人就要回来了。



第二天的下午,我和勇珍去接勇人。在分局的传达室里,一位年纪轻轻的公安人员接待了我们。他操着东北口音告诉我们,勇人这几个月学习和交代的时间是好的。他的问题虽然严重,但是有了认识,可以得到从宽的处理。希望“勇人同学”能够继续进步……
勇人提着行李出来了。他的脸白净了些,行动不如从前迅疾。我们默然地往回走,替换着拿那几件不重的东西。这时,分局的扩音喇叭播送着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一个唱段,随着雄壮的钢琴声,十七岁的李铁梅唱出:

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
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
我跟你前进决不彷徨,
红灯高举闪闪亮,
照我爹爹打豺狼,
祖祖孙孙打下去,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我们互相看看:勇人满脸羞赧,勇珍低着头,好像在地面上寻找失物。我也感到无地自容。
共产党,对我们来说有特殊亲切的含意。在党的爱抚下我们长大成人,我们怀着血亲之情热爱党。但是我们背离了党指引的道路,陷进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泥潭,而且很深……
在路上,我和勇人背着他姐姐悄悄说话。勇人直截了当地问:“司马丽现在在哪儿?”
他一直在想她呢。我没答复这个问题,而是提议晚上在新侨饭店给他接风,请司马丽也来。最近我父母相继解放了,钱的来路合法,请放心……勇人点着头。
我给司马丽打电话,勇人在隔音间外边等着。不料她听完我的邀请,声音喑哑地说:“陆子,我去不了。昨天夜里我发烧了,……你们那间屋里有冷气对流,而且,你做的也太过分了。医生让我绝对卧床休息一周,今天去不成了,谢谢你的好意。……你怎么样?到新侨多补充些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不要吃凉菜,别自残身体……”
我挂断电话。想了想,然后扮出笑脸,对勇人说司马丽保证准时到。
晚上我和勇人去新侨。这里西餐部的地方并不大,供应着不是俄式也不是英美式的西餐。顾客很多,有精神世界的人和没有精神世界的人混坐在一起,在饭桌旁不容易区别他们。我们意外地发现伍行浩一个人正在喝酒。
老伍还很瘦,穿得仍然很体面。他面前摆着一瓶打开塞子的好酒和几个同样的冷盘,这排场比起他父亲的大多了。他还在偷窃,否则不可能保持这样高的生活水平。伍行浩笨拙地使用刀叉,突出的颧骨上沾着一点色拉油,这使他更像生活中的丑角。
他客气地站起来敬烟,我们谁也没接。勇人憎恶地从上到下看着他,然后走到一边去了。我却兴致勃勃地和他聊天,有意把话题往伍老头身上牵。
老伍边吃边谈:“陆子,我家老头子不是个东西。他从小胡嫖乱色,不干好事。大家都瞧不起他。他认识一些名人,那些名人却不认识他。”他将奶酪当作菜肴放入嘴里,嚼出很大的响声。“去年冬天有天夜里,老头子碰到一个来打电话的小白脸。他俩聊得挺红火。第二天一早,老头子发了威,说那个小白脸多有礼貌,见多识广,比我强百倍。让我向他学。哼哼,那个小白脸儿真是混账东西……”
我沉住气,他骂的是我。
“我呢,老虎拉车——不听那一套。我也大骂:‘养不教,父母过。’嘿嘿,我家有本三字经,我记着这么两句。”他很骄傲地卖弄着,以读书人自居。“我起小就爱看课外书。以后,老头管我,我就骂他:你也配说我,做梦娶媳妇——净想美事。你这穷光蛋!我娘也常骂他,说急了还打他几下。想当年他也玩过不少洋女人,到头来挨老婆的揍。哈,这老杂种……”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听着这席话。
“你听说过‘九级浪’吗?”忽然,伍行浩眉飞色舞地问。
“听说过;《九级浪》是伟大的俄国海景画家阿依瓦佐夫斯基的代表作。”司马丽从前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记得。
“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画儿。”老伍很知内情似地说:“这是一个‘圈子’的外号。她被好多男的砸得跟漏勺一样。听说不向男的要钱,还倒贴一些画。真是狗肉包子——独一份。叫司马丽……”
我心里乱糟糟的。
“‘九级浪’是特浪的姐们,你知道她妈妈是干什么的吗?”职员出身的老伍优越感很强。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盯着老伍那不堪一击的瘦脸,忍不住想打他几拳。
那边,勇人找到了座位,向我频频作着手势。我过去后,他吩咐服务员摆上三份餐具。他郑重其事地和我谈话,并且不时地看看门口,等待那个绝对不会出现的司马丽。
“通过这次学习我得到很大的收获。”他用中等速度说话。“过去我犯了许多错误,干了不少坏事。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是犯罪。我们从前怎么没认识到这是犯罪呢?我们是瞎子,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不到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整天接触社会渣滓,这样下去危险极了!”他的语气加重了。
我同声附和。
“这都是我们自己不好。”勇人悔过地说:“我们受封、资、修思想的影响太深了。如果不长期到工农中去,就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咱们一定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进行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我端详着勇人。他满头黑发里也间有鲜明的白色。
谁知,讲完这一段后,他先对我说:“陆子,你有白头发了……”
“你也有。”我苦笑着说。
它们是在起居不定的畸形生活中变白的。这些白头发似乎在嘲笑毫无出息的我们:对不起恩深似海的爸爸和妈妈,也对不起自童蒙时代就牢固确立的成大器的理想。
人世的变化总是大的。理想不过是理想。或许我们不但终身一事无成,还要把在握的某些既得利益也输个干净,成为毁家败业的罪人。这是最大的悲剧,最大的不幸。
“你的眉毛有些散。你好像很累……”勇人关切地说。
我完全疲了。我在想:假如人生只是这饮食男女的千次万次的重复,它的价值何在呢?到了桑榆晚年,我们当真不会后悔吗?自我陶醉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很痛苦。如果不是在公共场所,我会落泪的。我可以无动于衷地接受全校师生的批判,但是受不了哪怕最轻微的良心的谴责。良心谴责使我变得烦躁健忘,使我有时一觉醒来,在贴身被褥的边角上,发现一行行悔恨的牙印……
我越来越怀念旧日,越来越易于伤感。也就是说,我不幸福。
别人呢?那些年龄和我相近的中学生……
旧中学生,六六年时他们分散在从初一到高三的各个年级上,孕育着各不相同的梦想。几十年以后,谁能在这茫茫的人海中挺立,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显示头角?
勇人认为谁也不能。他分析说:“中学生的水平太低。志大才疏的多,真有才干的少。踏踏实实的学风不受大家欢迎。许多人自命不凡,实际上并没什么本领。另有一部分人是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分子,他们早晚要倒大霉。”
我认为个人的能力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青年不是一个整体。不用多久,他们将暴露出各自的阶级属性,把今后百年内不会熄灭的阶级斗争继续下去。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人们必将被历史车轮压碎。一个人哪怕有天大的才能,如果选错了所服务的阶级,就只能给自己的命运安排悲剧。前例俱在,令人毛骨悚然。
我喃喃道:“我一定要做无产阶级的红色接班人。”
如是,我衷心地复述了几次。
我无限痛苦地问勇人:“像我们这样十几岁的人,世界观究竟有没有最后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显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如果是资产阶级的该多么可怕,可怕极了!”
勇人皱着眉想了半天才说:“我不知道。”他也被我的情绪感染了,心惊肉跳:“是可怕啊。……我们还这么年轻,就替没落的资产阶级殉葬,太可怕了……”
我们沉默了很久,很久。
勇人对许多问题有了较深的认识。当我试探地提起司马丽时,他这样说的:“我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她的保证和诺言说不定会变的。在学习班里,有个挺风流的干部子弟问我:‘勇人,听说你有爱人了?’我否认。这个人很聪明,他马上换了一种问法:‘勇人,听说你有对象了?’我没表态。他悠长的吁道:‘嗳……以后的麻烦事还多呢!’”
我心里很畏怯。昨天我亲手给勇人戴了绿头巾,现在后悔了。勇人能原谅我吗?
生活和文学不一样。小说里,只需一句话就可以把矛盾全盘概括(所谓“爱情的多边形”);而我们这里,事情却这样纷乱如麻……
勇人很注意地看着我。“陆子,你是第一个和司马丽好,我是第二个……”
冯明是第一个。我们都在步他的后尘。——但是我不敢说。
“你还写小说吧?”勇人鼓励地问。
“写。除了写小说,还写读书笔记,日记。给女人写信。另外,我写了连篇大套的检讨书,分别交给学校保卫组,交给家属委员会,交给警察叔叔……我苦苦切磋写作技巧。”
勇人笑了。
邻桌有几个中年人大声地争辩着:按照正规的西餐吃法,遇到鸡能不能上手?接着他们扯开了,又谈到西欧北美,国外的情形……
在国外,苏共二十大以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猖獗一时——假共产主义,实证主义,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它们不可避免地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了阴暗的逆流,也在不同程度上侵袭着中国青年,我们必须警惕。
“《九级浪》……”我想起这幅海景名画。我的迄今为止的坎坷遭遇似乎都被画在其中了。
勇人紧接着说:“你改邪归正吧。《九级浪》这幅画正好描绘出咱们这几个落水者。你改邪归正吧。”他责问:“陆子,你干了不少缺德的事吧?好多人都骂你是人面兽心的流氓。”
“随他们骂去。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拈花惹草是唯一的嗜好。我是大正数。多多益善。”我兴高采烈地说,有些忘形了。
他不安地盯视着我:“你好像有些精神分裂症哩。”
我微微一笑。这时,一个酝酿已久的想法在心里明朗了:认真地写一部小说,回答那些虚伪的道学君子。我想这将是一个中篇,但是它不会比长篇小说小。由于写的是日常生活,保证细节的真实轻而易举。关键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对整个故事作富有哲理的叙述。这很棘手,然而我一定要写,要含着微笑,和目前的生活方式告别。也许这一部还很幼稚,但是第十部、第一百部时会深刻得多。题目不必商榷——《九级浪》。
我越想越具体。放在桌子上的右手,也不安分地动来动去。我甚至想在这雪白的台布上写下未来小说的第一行字。
但是,勇人马上把我从云端拉了下来,落在坚硬的土壤上。“司马丽怎么没来呢? 时间早过了,你到邮局打个电话问问,好不好?你认识东单邮局吗?”
我怎么会不认识呢,我一直玩世不恭地鬼混着,除了托请别人介绍以外,还直接在大街上认识“马路天使”。我喜欢在用功后和那些花瓶式的女同学轻薄一番,借以调节大脑神经,消除读书和写作的疲劳。把她们约在东单邮局相当合适,那里四面交通发达,而且附近有好几家电影院,可以随时找到一个黑暗的谈话场所,躲开熟人的视线。我研究了这些人的心理特征,把她们的年龄、智力和做人态度对照起来,终于从一般现象中,发现了规律性的东西,这也是一项社会调查。
改邪归正,唉,改邪归正。
我不知所措地走出新侨,看见伍行浩正站在马路沿上擦汗,心里陡然有了办法。
我跑过去,亲热地搂着他细长的脖项,骗他说我非常想他,现在有要紧事要和他单独商量。我指着一个没人影的暗处,让他到那边去等我……
老伍受宠若惊,十分顺从地去了。我冷笑一声,拾起一块棱角尖利的砖头,准备等会儿把它拍在老伍的脑袋上。那个碌碌无为的伍老头,又会奇怪儿子为什么在外面挨打,又得挨到半夜给他喂中药,煮鸡蛋……
我蹒跚地往前走。在我的内心深处,一个巨大的浪涛呼啸着卷起,这当然是——九级浪!它仿佛要冲刷掉我总在沉思的那些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还没完全成熟呢,我在这风暴般的动荡生活中积蓄力量——为了将来。
……是为了我的英雄时代。
我持砖在街上走。到了东单开阔的十字路口,我茫然地站住,不知道前面哪一条是我应当循进的道路。

※ ※ ※

“啊啊……哈哈……啊…… 哈啊…… ”
原来苟老太太非但没有走,还引来一帮我没见过的人,堵在我家门口,尽情地嗤笑着。
我生气地站起来,准备把他们统统喝走,但是仔细想了想,又忍耐地坐下。
忍耐是希望的依属。
于是,我放下司马丽的来信,嬉皮笑脸地喊道:
“请客人到俺们屋里喝水吧!苟奶奶。”

——完
1970年深秋 整整20岁 录此为念


2009年将赵一凡先生翻拍的微缩胶片(共84帧,原缺第53页)扫描
原件现藏香港城市大学 邵逸夫图书馆 “《今天》特藏”
2015年将扫描图片整理录入 文稿残缺820余字
2016年经作者授权 使用残缺手稿扫描图片(共120帧,原缺16页)
原件现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手稿目录 DG00004327
与手抄本综合勘校 文稿残缺减至34字
2017年8月 陈思和、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史料与阐释》以《九级浪》文学史料专辑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8年初 经作者手订 (文稿中红色字体 共计40余字)
鄂复明 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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